健康经济学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健康经济学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京外地区获奖名单

一、先进学校名单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高级中学

贵州省赤水市第二小学

吉林省梅河口市第三中学

二、先进个人名单

一等奖

安徽 徐晓玲 福建 林秀钦 广东 邓绍宏 广西 许媛 贵州 范本艳 河北 赵 欣 湖北 龚伦军 云南 杨红 浙江 范源清 顾俊芳

江苏 周国伟 王建忠 孟 军

二等奖

安徽 梁 好 福建 林 盛 廖友国 柯碧田 唐惠煌 庄春凤 陈建杰

广东 邓 旭 广西 许 媛 何 珍 冯 平 陈贺允

贵州 穆 菁 罗 艳 曾利和 河北 付会玉 赵 欣

河南 罗保爱 湖北 龚伦军 方莲英

湖南 王菊红 吉林 苏丽华 张 硕 李和义

江苏 陈 枫 束丽文 谢鸿瑾 山东 黄艳艳 程显龙 孙 娜

上海 刘金艳 四川 徐小琼 梁 岗

天津 刘 越 浙江 吴樟英 王军女

三等奖

福建 林 盛 肖婷婷 柯碧田 庄进平 杨苍洲 王建鹏 陈佳民 陈姗菁

康丽芳 许长安

甘肃 刘晓峰 王红萍 周根旺 广东 陈少贞 邓绍宏

广西 许 媛 陈贺允 冯 平 何 珍 贵州 王高良 陈 英 罗利琼

河北 郭海红 秦 梅 史建勋 河南 朱 丽 庄凤平 罗保爱

黑龙江 张雪梅 李翠敏 李 萍 湖北 万 晶 王凤英 张建新

湖南 黄明勋 吉林 李伟芳 王文娟

江苏 张 珊 辽宁 赵艳英

山东 陈立功 四川 梁 岗 徐小琼

云南 余晓洁 杨晓玉 重庆 卢 璐 唐 英

浙江 范源清 闻洪波 方祝发 宋伟仙 许伟泽

北京地区获奖名单

一等奖

白 敬 毕小芊 柴振荣 陈丽辉 程 芬 崔长友 崔 琳 邓丽群 范宝东 范秀清 冯 帆 高奇越 高 颖 龚学志 郭俊彬 韩沁彤 韩向华 郝梅梅 郝向荣 何丽芳 胡文杰 胡玉强 黄小梅 贾慧蓉 贾 婷 姜 畔 解 薇 康菁菁 亢学丽 李 超 李海燕 李海颖 李浩敬 李 婕 李 静 李 磊 李 晓 李学会 李永辉 刘海娜 刘 静 刘俊凤 刘 凯 刘 丽 刘 沙 刘 舒 刘学惠 刘一成 楼 桦 马文丽 潘雪飞 彭玉华 祁永博 秦山丹 任 荟 邵立平 沈景娟 宋 辉 宋子男 孙铁民 孙 薇 孙雪梅 孙雪巍 孙 艳 孙治英 唐 燕 陶小苏 田 虹 田 彤 佟会敏 王爱国 王长青 王东红 王建富 王 晶 王 静 王丽娜 王 楠 王荣海 王 瑞 王世华 王香玲 王晓菁 王晓菁 王晓静 王晓琼 王秀琴 王 艳 魏贺淼 魏 然 吴恭平 武 月 席蓉蓉 晏 洁 杨 洋 易 静 尹红芳 于淑敏 苑 静 张贝迪 张慧萍 张景芳 张留英 张伟华 张晓军 张彦华 张依雯 张玉梅 赵立伶 赵明勇 赵荣旺 赵鑫馨 赵 燕 朱 彤 庄春妹

二等奖

艾天燕 爱 丹 安晶卉 安欣颖 安雪飞 白凤稳 白秀梅 白雪梅 鲍 玮 薄淑红 蔡明艳 曹冬生 陈彩霞 陈海芳 陈金成 陈 瑾 陈立娟 陈丽辉 陈丽娟 陈 雪 陈玉梅 程 旭 仇凤霞 崔婷婷 代 莹 邓 晶 邓科军 狄永杰 丁 燕 董金凤 董淑萍 窦长颖 杜艳艳 段海娟 方春梅 冯 琦 付海红 高贵平 高海伶 高 静 高 梅 郭春梅 郭海波 郭红兵 郭新刚 郭迎滨 郭 颖 韩春霞 韩 鹏 韩晓慧 郝婉华 何 淼 何 伟 胡秀杰 胡 燕 黄 杰 黄小梅 黄秀英 黄 英 霍永跃 纪爱朋 贾娜娣 金 迎 康梦兰 赖妙琼 郎海英 雷米新 雷米新 李宝兰 李赤瑜 李东颖 李 端 李方亮 李国青 李海波 李海霞 李 浩 李浩敬 李宏爽 李建敏 李金梅 李金荣 李 静 李 黎 李 同 李雪玲 李雪梅 李雅娟 李 岩 李艳辉 李艳军 李燕云 李一佳 李 影 李永莲 李子路 厉江南 梁 好 梁秀敏 林翔宇 蔺玉松 刘东芬 刘凤艳 刘 福 刘洪发 刘鸿雁 刘 辉 刘建萍 刘进波 刘 军 刘丽娜 刘 敏 刘 铭 刘守宏 刘 硕 刘艳萍 刘 颖 刘元元 刘 震 路凤敏 路 宁 吕 媛 马 芳 马加良子 马立红 马 蔷 马稳盼 马稳盼 门卫华 孟祥阳 孟雪莲 孟 灼 闵 敏 那 敏 牛卫忠 牛彦芳 牛 彦 庞 晖 祁金花 祁有娟 钱磊俊 邱立君 荣 旭 茹建伟 芮爱忠 沙 莎 邵立平 申秀红 沈嘉煜 沈金瑞 沈景娟 石京丽 史天慧 舒 芳 宋丽荣 宋应富 宋正红 苏 晶 苏 珂 苏 娜 孙 浩 孙红梅 孙乐芩 孙佩琴 孙 萍 孙婷婷 孙治英 孙 忠 谭 强 汤 平 唐凤萍 田光华 田亚军 脱国梅 万 静 王 哲 王彩莲 王长青 王 超 王 琛 王翠菊 王桂凤 王 涵 王好生 王会红 王建华 王 建 王 静 王 娟 王 蕾 王 丽 王丽娜 王连长 王琳娜 王 楠 王 琪 王 茜 王 清 王群英 王世强 王栓保 王 维 王香玲 王小平 王晓燕 王 新 王雪丽 王亚玫 王彦军 王 英 王园园 王月青 王跃梅 王 蕴 魏秀娟 文春宇 吴 然 吴 双 吴 思 吴雅丽 夏换龙 肖光耀 熊丽平 徐 静 徐 平 徐学宏 徐峪森 徐志钦 薛长浩 闫立娟 闫艳华 晏玉香 杨 斌 杨海涛 杨 洁 杨 静 杨丽苹 杨 敏 杨 铭 杨松珍 杨小丽 杨秀艳 杨云华 姚静薇 殷 毅 尤 飞 尤晓宏 于大哲 于 澜 于丽萍 于姗姗 苑 静 臧超英 曾 莉 张爱军 张春梅 张改莲 张海燕 张 健 张 杰 张金朋 张 昆 张莉萍 张 利 张 庆 张 蓉 张如燕 张升军 张素艳 张 威 张文娜 张小刚 张晓红 张亚坤 张 艳 张艳霞 张 燕 张倚天 张 颖 张 芸 赵海娜 赵继莲 赵丽华 赵 琼 赵 蕊 赵婉丽 赵万超 赵雪娇 赵 艳 赵艳梅 赵燕武 赵玉娟 赵云红 郑红丽 郑云杰 周 蕾 周苏平 周卫东 周宗文 朱 红 朱建玲 朱 莉 朱 迎

三等奖:(略)

关于获奖名单的说明:

1.获奖名单中省份、人名均按拼音顺序排列。

2.如发现有错、漏等问题请与组委会联系。组委会将陆续予以更正。电话:010-82563556,电邮: 。

第2篇

关键词：小学生；经典文化；心理健康教育；教育策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的沟通融合，当代小学生大多生活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物质上享受着丰富的成果。但心灵世界是否也一样丰富而美好？2017年，《中国青年报》对北京12所小学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数据表明，普遍小学生思想活跃，自我意识强烈，然而集体观念与社会公德意识淡薄；他们的道德取向多元化，然而更看重功利，有的甚至把家庭经济条件、生活消费层作为个人价值的体现。这些思想表现，折射出来的正是小学生疏于心灵修养，缺失精神寄托的根源。基于此，成长于当代的小学生更应该到先贤处寻经问道，读文化经典著作，学先贤圣人的优秀思想，涵养心灵世界。

近年来，总书记倡导弘扬社会先进文化，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自此，经典文化走进了校园，走进了课堂，教授圣贤经典已成为学校教育教学一项重要工作。学生如何产生学习的愉悦感？如何能领会先贤经典著作中蕴含的思想精华？经典文化的魅力如何展现？而凝聚在传统文化经典之中的先贤思想脱离了学生的现实生活，割离了当代社会，如何内化为学生的品德意识？如何外化为学生的规范言行？这些问题都是对小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否则就很难达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品德素养提升的目的。

那么，怎样开展传统经典的课堂教学，以其厚重深远的文化魅力，高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呢？这正是班主任工作值得深入思考的关键处。笔者认为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更能见成效。

一、挖掘经典内涵，立足于先贤思想的现代价值思考

经典文化的著作内容繁多，浩如烟海，我们不可能给学生推荐大量的阅读篇目。因此我们要精选学习内容，挖掘精选篇章的内涵，或延伸拓展，补充现实材料；或立足先贤思想的现代价值思考，进行现实意义的探究。

（一）选择能引起学生阅读兴趣的经典篇章

兴趣是最大的老师，没有兴趣的阅读，是没有实际效果的。因此，我们以兴趣之文入手，选择能引起学生阅读兴趣的传统文化经典篇章。例如《史记》中关于韩信的篇章，韩信年轻时受辱之事，拜将时卓越之论，战斗时灵活用兵之道，以及司马光对其“市井之志”“功利之徒”的评价，都很能引起学生们的阅读兴趣。紧扣韩信从无业游民到无双国士的传奇之路，抓住学生的兴趣点，引导学生从人物的才能与气量、性格与人品、理想与前途等角度入手分析人的立世之本。这样，透过韩信的这个人物，也能得到为人处世的深远启示；从感兴趣的篇章入手，学生就不会觉得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当然，学生的兴趣又是各异的，对于小学生来说，老师更要引导他们从传统文化经典中发掘兴趣点。

（二）选择能引起学生思考，给予学生启迪的篇章

当代小学生，很有自己的思维与看法，我们选择的经典篇章，要能体现中国传统的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等基本精神，能启迪他们思考并关注现代价值取向。这样，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既可训练与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更能让他们从经典篇章中获取思想进步的养分。如《礼记》：“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启示学生儒者“信用为先，忠信为宝”的精神操守。又如《礼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琢玉成器”的说法给予学生学习方能成才的启迪。还如《礼记》以“君子慎其独”，“过隐恶扬善，执两用中”，“中立而不倚”，“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等段章给予小学生修养性情的启迪；《礼记》以“柔色以温之”，“孝子之养老也”等给予小学生孝敬父母长辈的指示；《浮生六记》以生活逸趣的选录，告之小学生“情之所钟，虽丑不嫌”的至理之道……如此，精选学习内容，挖掘圣贤经典的内涵，探讨为人处世的准则，这样才能展示经典文化厚重深远的魅力，润泽小学生的心灵，使他们的内心世界更纯净，更成熟。

二、培養学生良好的学习品质，让课堂“动”起来

选定了研读的经典文化篇章，就要着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品质，让他们在课堂上动起来，活跃起来，才能使经典文化的学习更有效果。

（一）指导学生从“经典文化内学习”向“经典文化外实践”过渡

经典文化，是先贤圣人的思想结晶，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传统经典的观点。那样只是意味着我们仅仅是用作者的头脑去思考，不论读多少书，记住多少经典名句，都只是在自己的头脑中装进各种各样别人的思想，而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更不能外化为与之相符的言行举止。阅读经典篇章，并善于独立思考，才能对先贤圣人的思想进行分析，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并把它变成自己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外显。

因此，课堂上老师不能一味灌输自己的理解，而应建构一个学习的空间，在学生学习经典文本的过程中起引导、点拨、启发、示范、答疑的作用，把握学生自学、理解、分析、拓展、探究的学习进程。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他们开口质疑解疑，抒发独到见解；动手笔记，记录思考的轨迹和思想的成果；动脑思考，做到“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慢慢理解圣人思想的精妙之处。例如《寿康宝鉴》一书，劝人戒邪、节欲望、修养身心，我们可以由书中所述身体欲望拓展到物质与心理欲望，获得“清净为基，存诚为用，坚忍为守”的人性启示，引发学生进一步思考如何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克制欲望、守住本心。

（二）夯实养成教育，让“五常之道”浸润学生心田

经典文化是一种偏重于怎样做人的文化，对于小学生良好品格的培养，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把“五常之道”浸润在学生的心中，个人愚见，不妨从下列方法入手。

其一，营造气氛，润物细无声。对校园硬件进行文化布置和宣传，从显性文化上营造文化氛围。如我校在校园橱柜宣传栏张贴宣传中国经典文化和历史故事；校园内的装饰如台阶、教室走廊上张贴和悬挂国学经典，教室内悬挂国学经典片段，进校电子屏上不时滚动国学经典片段，《弟子规》遍布校园各个角落，甚至还有一面《弟子规》的文化墙，使学生时时刻刻受到优秀国学文化的熏陶。只有让学生在无形中接触了优秀的国学经典，才能进一步理解“仁义礼智信”的思想。

其二，用榜样去示范。在笔者所带的班级中，开展的“身边榜样”活动，让中华古圣先贤、当代道德模范指引，引领学生践行“仁义礼智信”的美德。采用演讲、写读后感、做手抄报等形式，鼓励班上的每一个学生培养良好的品格。

其三，用民族节日去润泽。巧用不同传统节日契机，对学生进行经典文化的润泽。抓住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中华传统节日契机，祭先人、吃粽子、赏明月、大拜年等传统习俗，以班会或活动的形式，在学生中开展讲故事、说习俗、论传统等活动，让学生归纳总结在节日中所体现出来的经典文化中的“五常之道”，培养学生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情节，培育具备良好品格的炎黄子孙。

开展经典文化课堂教学，旨在深入挖掘圣贤经典内涵，展示其厚重深远的文化魅力，涵养小学生的心灵世界，使先贤经典内化为道德素养，外化为规范言行。相信师生共同努力，定能在经典文化课堂教学的平台上，共同享受阅读传统文化经典的心灵愉悦，提升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国情怀的品德素养。

参考文献： 

[1]王丽.关于加强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与思考[J].吉林教育，2014（23）. 

[2]张忠华.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健康教育价值[J].现代大学教育，2005（05）. 

第3篇

论文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主成分分析

 

一、引 言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令人关注的焦点，成为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为2.57：1，1983年一度缩小到1.7:1，而后的十几年间，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2.8∶1经济学论文，2007年则达到3.33∶1。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仅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也使城市和农村形成强烈反差，构成了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最终会阻碍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因此，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解决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中，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诠释，但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资源性原因（吴敬琏、温铁军、李朝林等），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源于农民增收困难，而制约农民增收的根本矛盾是人地关系矛盾，即大量的农民劳动力与稀缺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论文开题报告范例。二是制度性原因（陈锡文、易秋霖、吴光炳、李伯霞等），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偏向的政策造成的，他们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村财政和税收制度分析了制度的不合理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三是市场性原因（于凤芹、彭腾等），认为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完善、农业信息渠道不通畅、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以及农业投资过少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四是观念性原因（吴碧君、于凤芹等），认为整体上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科技素质低，直接影响了科学种田经济学论文，也不利于寻找其他就业机会，导致农民整体收入增加困难，因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这些结论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甚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现象，但是，城乡收入分配研究无论是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上，还是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上，还存在一些不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描述和预测缺乏系统、科学的指标体系；没有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有充分地理解；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传导机制并不十分清楚等。本文利用1980～2007年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作实证分析。

二、城乡收入差距模型分析

（一）测度指标

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但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发展类因素；二是二元化类因素。发展类因素主要包括物价水平、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经济实力、投资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和外商投资情况等方面的指标。二元化类因素则主要包括城镇化水平、农村工业化水平、财政支出结构、城乡投资对比、农业贸易条件以及惠农政策等方面的指标。经过比较、甄选，结合指标数据获取的可行性原则，最终选取15个统计指标作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体系（表1）。

表1 城乡收入差距测度指标体系

 

影响因素

主要指标及代表符号

主要指标解释

发展因素

CPI

反映物价水平

人均GDP

反映经济发展总体水平

一产占GDP比重

二产占GFP比重

三产占GDP比重

财政总收入

反映经济实力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反映投资发展水平

进出口占GDP比重

反映外贸依存度

实际使用外资额

反映外商投资情况

二元化影响因素

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反映城镇化水平

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农村人口比重

反映农村工业化水平

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反映财政支出结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城乡比

反映城乡投资

工农商品综合比价指数

反映农业贸易条件

第4篇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范文一：工商管理对房地产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摘要：

随着我国房产税改革方案的提出以及沪渝两市的试点情况，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必将迎来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工商管理对规范房地产经济发展，平衡行业内部竞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文章对工商管理的特点进行了简单分析，针对房地产经济和工商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剖析，探究了工商管理对房地产经济的促进作用，以期对相关工作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关键词：工商管理;房地产经济;内在联系;促进作用

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好坏和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具有直接关联，其既是国家宏观政策的体现，也是市场环境的外在表征。工商管理是对各行各业的监督约束，通过明文规定对行业内的各种行为进行检查和规范。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通过工商管理加强其行业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对维持房地产经济持续发展和保证市场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工商管理特点分析

工商管理从其性质上看属于政府职能部门，但是，其和常规的职能部门又存在一定差别。工商管理的核心工作是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对各行各业进行监督管理，以此确保各行各业经济发展科学合理。通过工商管理的定义不难看出，其只是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并不具备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因此，可以说工商管理是市场经济的框架，市场经济只有在工商管理的范围内才能确保良性健康的发展，一旦超出工商管理的范围，就可能导致一些违背市场规律、法律法规的行为出现，最终对市场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从实际工作看，工商管理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对于不同经济体或是不同的行业，工商管理可以采取不同措施手段展开相关工作。但是，在这高度的灵活性当中，又有一部分维护不变的核心内容，比如我国经济政策、相关法律法规等。只有以我国的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作为不变的核心，以此构建灵活多用的工商管理工作模式，才能取得最好的工作效果。工商管理从范围上看是很大的，其不仅涵盖了各行各业，在管理形式上也可以分为有形监管和无形监管两种。有形监管就是工商部门通过既定的准则、确定的流程等展开相关工作。而无形的监管主要是凭借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等对各行业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管，以此实现市场经济平稳发展。

二、房地产经济和工商管理的内在联系

(一)房地产经济是工商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

在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下，房地产经济也表现出了强力的增长。尤其是在我国经济水平整体提高之后，普通居民对住房的需求不断增长，直接刺激我国房地产行业大幅进步。但是，在房地产行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也表现出了不少问题，尤其是在房地产规模迅速扩大之后，对应的监管制度和措施缺少，导致房地产行业出现了一些乱象。因此，作为工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经济对工商管理工作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是工商管理工作不断进步的重要基础。

(二)房地产经济和工商管理可以实现互补互助

房地产经济想要快速、健康、稳定的发展，离不开工商管理的监管约束。同理，工商管理工作的进步发展也离不开房地产经济的支撑。房地产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其具有风向标的作用，通过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情况，就可以对其他行业的发展情况作出基本预测。而工商管理是保证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即工商管理工作不断发展进步，就可以促进房地产经济进步发展，而房地产经济发展进步又可以反向推动工商管理进步。所以说，房地产经济和工商管理具有互补互助的作用，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三)工商管理为房地产经济发展助力

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具有许多关联因素，比如市场需求、行业竞争、关联行业发展以及工商管理等。在这些众多因素中，市场需求和行业竞争等都属于房地产经济的直接关联因素，而工商管理属于外部刺激因素，这两类因素在不同的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虽然工商管理自身也存在一定缺陷，无法全面地对房地产经济发展起到监管作用，但是，其仍然可以通过现有的制度和政策对房地产经济发挥推动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发生房地产泡沫之后，我国更应该加强工商管理在房地产经济发展中的监管作用，以便为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助力。

三、工商管理对房地产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分析

(一)促进房地产市场更加规范合理

房地产市场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少不合理的行业现象，给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不小的限制。基于此，通过加强工商管理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管，可以有效减少这些不合理现象。比如，拿地是房地产企业规划布局的重要环节，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个环节。但是，在某些地方，房地产企业拿地存在一些暗箱操作，或是一些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这给整个房地产市场带来了一股不正之风，扰乱了健康有序的房地产市场。因此，通过工商管理的强力作用，依据各项规章制度对房地产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监管，对其中存在的不合理操作进行严厉打击，以此逐步规范完善房地产市场，促进房地产经济良性发展。

(二)维持房地产经济发展秩序

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打破原本有序的经济发展局面。加之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冲击，进一步扩大了经济发展有序局面被打破的问题，导致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出现混乱。出现混乱会导致不正当竞争加剧、消费者利益受损、房地产企业经济效益下滑以及关联行业发展前景走弱等问题。因此，基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工商管理确保这些政策在房地产经济发展中得以落实，对恢复并维持房地产经济发展秩序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不仅如此，通过工商管理的强力规范作用，还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房地产行业中的一些风险因素，确保房地产经济可以实现有序发展。

(三)有效的风险防控

风险防控是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发展中所必须予以重点关注的问题，但是如何全面完善风险防控，却有待进一步研究。对房地产经济发展而言，风险防控的对象因素众多，各种规章制度都会对房地产经济造成影响。风险防控不仅仅是企业的事情，也是工商管理的重点工作，因为保证企业安全、良性的发展是工商管理的职责所在。于工商管理而言，其风险防控相关工作主要是从监督管理的层面入手，发现房地产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风险因子，并及时提出对应的风险应对措施，或是责令企业对存在风险因素的方面进行整改。

(四)保证消费者利益

工商管理的意义不仅在于维护行业的经济发展，其还需对消费者的利益进行保证。就房地产经济发展而言，消费者利益受损的事件出现频率颇高，各类新闻中均报道过相关新闻。在房地产行业中，消费者遭遇最多的问题就是房屋质量问题。相对房地产企业而言，消费者属于弱势群体，其在利益受到侵害时难以得到客观公正的对待。因此，通过工商管理打击房地产经济发展中侵犯消费者利益的问题，可以较大程度保证消费者利益。

(五)指引房地产经济发展方向

工商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政策制度的反映，其可以体现出国家未来经济发展规划的动向。不仅如此，工商管理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具体手段，可以从外部对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在房地产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通过工商管理指引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对房地产经济的进步具有积极效用。

四、结语

房地产经济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在房地产市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工商管理的作用逐渐凸显。在房地产经济中加强工商管理的相关工作，可以对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市场秩序、风险防控以及消费者利益等方面都发挥出显著效果。

参考文献：

[1]童伶,明伟菊.探究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J].现代商业,2014(09).

[2]李国瑞.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J].商业经济,2014(08).

[3]曾美英.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探究[J].东方企业文化,2014(10).

[4]陶连辉,苗博凯.论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19).

房地产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房地产经济管理问题及改善措施

1我国房地产经济管理中常出现的问题

1.1房地产出现了泡沫经济

房地产的经济泡沫，还影响到了其他行业，比如金融业，因为对房产的需求很高，导致了房产的价格飙升，而这种非正常的飙升直接的刺激了金融、信贷，从而也产生了金融、经济方面的危机。同时，这种过度膨胀还对购房者和房地产企业产生了错误的引导，使得房产的供求严重的不平衡，新房产积压，这就是房地产泡沫经济。

1.2政策缺乏科学性

如今，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管理目标已经变成了尽快实现房地产市场供需的总体平衡，以及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但我国的房地产经济管理因为政策缺乏科学性，所以存在不稳定、波动性大的特点。比如短期政策和长期规划的思路不一致，这不仅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消费者。

1.3利益中的冲突

因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土地资源稀缺，而且近几年来，人们对房产的需求超过了供给，这使得房地产商品越来越短缺，价格也渐渐的上涨。这样一来，开发商就成为了设计、施工、监理、业主等市场主体追逐的目标，从而形成了市场的强势主体和利益核心。房地产企业垄断了市场，实现了房地产项目自主、封闭式的管理，造成了房地产企业和业主在房地产信息方面不一致、不对称。

1.4盲目投资

一些企业或者看人看到房地产企业的利润很高，便盲目的投入了进去，既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也没有对技术和财务进行分析。一部分开发商以市场变化不定为借口，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使得项目市场定位不合理，还耗费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同时开发出来房产也不符合业主的要求，这也是我国房地产经济管理常常出现的问题。

2解决房地产经济管理问题的对策

2.1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如今，我国房地产经济出现的问题都是因为政策不合理，因此，必须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调整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能。首先要制定房地产产业的发展规划，以此来完善产业政策，完善房地产市场。其次，国家要从创新体制入手，不但必须消除房地产行业不公平竞争的障碍，还要使房地产机制能够良性的运行。最后，必须调整整个房地产经济，使经济收入格局合理而科学，从而真正做到公平、公正。

2.2控制房地产开发成本

房地产行业的经济管理，重点在于控制开发成本。如今，控制成本已经越来越难，其他相关业务也具有比较大的弹性，尤其是报账的标准，更是难以控制。但必须采取措施将房地产开发的成本控制下来，才能够优化房地产市场，使房地产市场运行更加的规范与合理。

2.3在项目定下来之前完成预算

预算是房地产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只有完成了预算，才能够实现经济利益。因此，必须把利益指标算入预算中。要检验一个企业的业绩和竞争力，首先要看的便是企业的利润，另外，这也是一个企业的发展基础，更是促进房地产经济健康和谐发展的首要条件。

2.4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国家要从管理体制入手，强化房地产市场管理，维护房地产市场的秩序。首先，国家要强化税收在房地产经济中的作用，然后要采取税收措施来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最后，国家还要制定房地产市场机制，设置政府管控机制，调控土地的价格，避免土地价格被垄断或者受到不良影响，这样就能缓解房价带来的压力。

2.5建立预警预报制度

国家可以建立房地产预警预报制度，对房地产信息、数据、资料等进行收集并分析，再根据当前的市场运行状况，对房地产经济现状作出科学的判断。同时，这样也能够为国家引导房地产提供一些可靠的依据。此外，还要建立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根据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规律，构建适合当地的房地产预警指标体系，从根本上避免房地产经济泡沫的产生。

第5篇

在许多孩子的心中，母爱才是最伟大的，可我认为，父爱同样伟大。

我的爸爸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写的经济分析文章、调研报告曾获得全国经济学论文一等奖、《求是》杂志调查报告一等奖。然而，正当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两年前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使我的爸爸脑部严重受创，生命垂危。幸运的是，在经历了两次开颅手术、两次口腔颌面手术以后，爸爸完全恢复了健康，思维能力和记忆力也基本得到了恢复。每当想起爸爸手术后头缠纱布、身上插满各种管子的样子，我的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疼。我曾问过爸爸，手术以后会不会痛，爸爸说：“不痛，我就想着自己一定要好起来，还要照顾好你和你妈妈。”听着爸爸的话，我的鼻子一酸，不争气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第一次感受到，爸爸对我的爱是这么厚重。

因为妈妈工作繁忙，近一年来，爸爸除了工作以外，还承担了照顾我生活、辅导我学习的全部责任。每天早上六点半，爸爸准时起床，买菜、帮我做早餐、准备喝的水、拿衣服，督促我起床早读，……下午一回家，他马上为我做晚餐、收拾碗筷、搞卫生，细心地为我检查作业，耐心地为我讲解我做错或不懂的地方。我洗完澡，他又帮我洗衣服。周末的时候，他还专门陪我去看电影。我感觉到爸爸既像我学习和生活中的老师，又像一个亲密的朋友。

每次我生病的时候，爸爸总是非常紧张，带我看医生、帮我煎药、提醒我按时吃药，忙个不停。一天晚上，我因脚踝拉伤在家里用中药蒸脚，一不小心脚掉进了滚烫的药水里，爸爸听到我的尖叫，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洗手间，一把把我从凳子上抱起来，迅速打了一盆凉水给我浸脚降温。然后把我扶到床上，飞快地冲出去为我买烫伤药。买回药后，他一边喘着气，一边给我涂药，还一边用嘴给我吹烫伤的脚背。一个晚上反反复复帮我洗了涂、涂了洗，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他又早早起床，帮我准备好早餐、收拾好书包，扶我去上学，下午放学，他又准时到校门口接我……直到我的脚完全不痛了，他才放下心来。

第6篇

有关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一：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探析

摘要：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对现代服务业充分认识，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强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长期伴随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服务业。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国民经济

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逐渐深化的过程中，国家要想在国际上占有优势，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提升自身的经济水平，而生产过程的同化导致服务水平的差异直接决定其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占有份额，所以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分析

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新型服务业，其利用现代化新技术、新服务方式和管理理念，使传统服务业的业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能够向其他行业释放较强外溢效应，是对整体经济竞争力具有提升作用的服务行业的集合体，其需要去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及生活服务，由此可见其具有现代性、高新技术性、知识密集性、动态性、生产性等特点，其是信息化、现代化经营理念的发展成果，公共服务职能愈加突出，所以现代服务业不同于第三产业，其广泛分布于三大产业之中[1]。

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波及效应

首先市场上对现代服务业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其产品生产中所需要的相关产品行业的发展，形成相互消耗式的波及效应，例如现代服务业中的物流业发展会带动汽车生产企业的壮大，现代服务业中的房地产业发展会带动钢筋、水泥等企业的生产等，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消耗会波及相关产业，而相关产业的消耗又会形成现代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波及，以此推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其次，受消费者以此购齐消费心理的影响，现代服务业会形成配套需求式波及效应，例如消费者最初购买智能手机的目的是观看直播球赛，但其在业余时间可能会利用智能手机拨打电话、观看付费电子小说、付费视频，玩付费游戏等，为满足这种配套消费需求，现代服务业的产品会自觉与相关产品形成互补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除此之外，由于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科技和现代管理理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属于新兴产物，所以其具有示范作用，形成示范波及效应，例如其自身的特色决定会出现咨询、管理等新的行业形式，会在信息传播交流速度逐渐加快中影响人的消费观念，以此引领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二)现代服务业激发生产者新的投资需求

首先，随着现代物流业、信息传输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出现和发展，生产者舍去了建造仓库、配置车队、信息交流、寻找市场等环节的成本开支，使其生产成本相比过去得到明显的提升，为生产者队伍壮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其次，金融业的发展、技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生产者的融资渠道扩宽，例如民间小额贷款，为中小型生产者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使生产者产品升级、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等方面更有保证，这不仅有利于生产者开拓产品相关产业，也有利于其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结合市场需求扩大规模，以此拉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再次，现代服务业中的市场调查服务、会展服务、媒体宣传服务等可以使生产者及时、全面的了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从而针对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的开发和改进，为生产者提供展示自身产品、服务优势的平台，使其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得到加强，从而为生产者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除此之外，现代服务业中的调研、策划、咨询服务及保险业使生产者的投资风险在事前事后都得到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可以使生产者的生产难度降低，而生产利润增加，由此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现代服务业激发消费者消费需求

首先，现代服务业重视产品的研究开发，而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个性化、品牌化的追求愈加旺盛，生产者为追求经济利润，积极与现代服务业相关服务相结合，使其产品供应相比过去更加具有吸引力，以此激发消费者消费;其次，随着现代服务业分期付款等服务形式的出现，使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由传统的先赚钱后消费向先消费，后付款转变，而且使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更加旺盛，使房地产、汽车行业等一次性消费成本较多的产业在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以此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再次，随着现代服务业中的各种保险服务的出现，使消费者对工作、健康等方面有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恐惧心理得到缓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最后，现代服务业中为消费者提供的多种支付方式，如信用卡、网上交易等，使消费过程的安全性、便利性等更有保证，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名经济增长。

(四)现代服务业的就业机制

现代服务业的显性就业机制和隐形就业机制都非常明显，显性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中创造了庞大数量的就业机会，例如淘宝行业作为现代服务业中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截止2014年向社会提供近20万的就业岗位，而且仍以每月5000个新店铺开张的速度持续增长，而隐形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对其相关产业就业机制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对就业收入产生的乘数效应、因推动技术进步而创造就业机会、对供需结构的调整，从而使就业结构发生变化等方面，例如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劳动力市场运行不稳定等，以此扩大就业的空间，在现代服务业刺激消费者需求，推动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由此推动国民经济增长。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对现代服务业充分认识，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强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长期伴随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服务业。

参考文献

1、论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张术环;学术论坛2006-04-10

2、坚持教育创新 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培养质量林木西;张今声;马树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05-15

有关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研究

摘要：通过研究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增加值与GDP的比重以及旅游产业的贡献率等指标，分析出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发现旅游产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关键词：旅游产业;国民经济

一、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贡献分析

(一)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的东北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旅游产业作为朝阳产业迅猛发展。1996年9月，黑龙江省召开旅游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把旅游业作为全省新兴经济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出将黑龙江省打造成北国风光特色旅游开发区的目标，要求充分利用黑龙江省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整合旅游资源，把哈尔滨、五大连池、镜泊湖、扎龙湿地、神州北极、兴凯湖、小兴安岭、抚远华夏东极、大庆温泉、鹤岗黑龙江界江等十大旅游地作为黑龙江省旅游业发展重点，辐射全省。目前我省有旅行社613家(其中5家入选全国百强旅行社，位居东北三省之首)、星级饭店309家、家庭旅馆230家、景区景点1000余个(其中包括国家A级景点175家)、中国优秀旅游城市9个、S级滑雪场29家。黑龙江省20082013年度旅游产业发展良好，旅游收入稳步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18%左右。

(二)研究方法

采用旅游增加值进行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分析。然后，使用贡献率指标并加以修订，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其间接影响。

(三)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影响

1.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直接影响。以往对于黑龙江省旅游产业与国民经济的比较，采用旅游总收入和GDP直接比较的方法。旅游总收入是一段时间内黑龙江省旅游业的全部旅游收入，而黑龙江省GDP则是这段时间的生产总值，是所有产业的增加值之和，其与旅游收入属于不同的统计口径，如果将两者进行比较，会夸大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鉴李江帆、李美云在1999年发表的《旅游产业与旅游增加值的测算》中提出的旅游增加值概念，将旅游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较，从而得出结论。黑龙江省旅游总收入除2005年增长缓慢外，2006-2013年均稳步上升。旅游增加值也呈逐步递增趋势，其中，虽然2004、2005年受到非典影响、2011年全球经济复苏导致升幅略有下降，但总体发展情况较好，绝对数值稳步提升。旅游增加值绝对数值的增加并不能完全说明旅游产业的发展情况，只有旅游增加值占黑龙江省GDP的比值增大才能充分说明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通过计算得出，旅游增加值占黑龙江省GDP的比例基本呈上升趋势，其占第三产业GDP的比例达到支柱产业标准，说明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贡献较大。虽然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趋势较好，但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尚有差距，这与地理位置、环境、资源等因素相关。因此在制定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时应有针对性地进行部署规划。除了从旅游增加值的角度研究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外，通常还需运用贡献率指标分析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贡献率是指某产业的产出量与投入量之比，借此了解这一产业生产的产值利用中间消耗的比例。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在1.4%~11.6%之间上下浮动。受2003年非典影响，2004年黑龙江省旅游收入下降，2005年开始回升，又由于2008年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导致2008-2011年旅游经济再次陷入低潮，直到2012年有所好转。这是由于旅游产业的特殊性质，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有所波动。总的来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水平逐步上升，说明旅游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2.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间接影响。旅游产业自身收入是对黑龙江省GDP的直接贡献，而其通过间接消费和诱导消费又为旅游目的地做出进一步的经济贡献，即旅游产业对GDP的间接影响。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旅游收入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间接影响。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a+bx，设黑龙江省GDP为y，历年的旅游收入为x。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显著性水平小于0.05，可以认为所建回归方程有效。R方的值是0.993，R方的值越接近1，说明回归方程对样本数据点拟合得越好，表明旅游总收入与黑龙江省的GDP关系密切。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回归平方和为111400000，残差平方和为799502.325，总平方和为112200000，F统计量的值为1114.759。F值检验目的是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否显著，是否可用线性模型来表示。F值越大，说明自变量造成的因变量的线性变动越大于随机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越显著。这里F值较大，说明旅游总收入造成的黑龙江省GDP的线性变动远大于随机因素对黑龙江省GDP的影响，二者之间的线性关系较显著。根据回归方程计算结果，每产生1个单位旅游收入，黑龙江省GDP增加8.326个单位，说明旅游收入对黑龙江省GDP的间接影响显著。

二、结论

通过研究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增加值与GDP的比重以及旅游产业的贡献率等指标，分析出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发现旅游产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选用旅游增加值这一指标与全省GDP相比较，避免了用旅游收入与GDP相比较带来的数据夸大。贡献率弥补了旅游增加值的不足，体现了旅游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运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间接影响，得出每产生1个单位旅游收入，会使黑龙江省GDP增加8.326个单位的结果。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总体来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趋势良好，但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餐饮业、住宿业、零售业等旅游关联产业的支撑能力不足。因此，必须提高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才能提高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此外，还应逐步完善旅游产业的统计数据，建立健全旅游业的法律法规，针对黑龙江省特点制定旅游发展战略规划，整合旅游资源，创新旅游商品，保持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第7篇

关键词　药物经济学　药品费用　控制

近年来， 我国的医疗费用每年以30% 的速度增长， 远远地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10% 左右的增长速度，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增长已成为大家所关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药品费用是医疗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整个医疗费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是影响医疗费用急剧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医院的业务收入中有50% 左右来源于药品， 因而医疗费用的控制焦点之一就是如何控制药品费用的迅速增长。

控制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关键是弄清楚药品费用上涨的原因， 然后对症下药。造成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因素很多， 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是合理因素即不可控因素， 如人口增加和老龄化、疾病谱改变、慢性病增加、居民保健意识增加、药品成本提高等； 二是不合理因素， 如价格管理存在漏洞， 医疗补偿机制不完善， 以药养医、用药管理松懈， 现行的医疗制度存在弊端和不合理用药等。

药品费用控制要从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即医院， 付费方、需求方即病人等方面着手， 重点是在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的基础上控制费用上涨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 核心是合理使用有限的卫生资源， 保证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特需性。

目前国内外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 如药物利用评价[1 ] ， 药品价格控制， 风险共担合同[2 ] ， 制定基本医疗目录和医疗保险用药目录，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 改革城镇职工医疗制度即费用共担[3 ] ， 以及职业道德教育。这些方法对控制药品费用的上涨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一是它更多地考虑药品的价格， 而忽视了药品的成本效果， 因而其在控制药品费用短期上涨的同时，可能带来药品费用的长期上涨； 二是它对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的控制带有一定的强迫性， 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药物的经济学评价可弥补这一缺陷， 它从药物的成本和治疗效果两个角度出发， 综合评价药物治疗的成本效益。

一、药物经济学。

（一） 定义： 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 ics） 是指药物治疗对卫生保健系统和人类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和产生效果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地说， 药物经济学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手段， 结合流行病学、决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 全方位地分析不同药物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方案与其它方案， 如手术治疗以及不同医疗或社会服务项目， 如社会养老与家庭照顾等的成本、效益或效果及效用， 评价其经济学价值的差别。药物经济学的服务对象包括医疗保健体系的所有参与者： 政府管理部门、医疗提供单位、医疗保险公司、医生以及病人。药物经济学目前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 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

（二） 研究方法： 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4种： 最小成本分析（co stm in im izat ion analysis， CMA ） ，成本效果分析（co st effect iveness analysis， CEA ） ， 成本效用分析（co st u t ility analysis， CUA ） 和成本效益分析（co st benef it analysis， CBA ）。

1. 最小成本分析： 最小成本分析是在临床效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 比较何种药物治疗， 包括其它医疗干预方案的成本最小。它首先必须证明两个或多个药物治疗方案所得结果无显著性差异， 然后通过分析找出成本最小者。由于它要求药物的临床治疗效果， 包括疗效、副作用、持续时间完全相同， 应用范围较局限。

（h t tp: ??w ww 1hi1381net）2. 成本效果分析： 成本效果分析是较为完备的综合经济评价形式之一， 比较健康效果差别和成本差别，其结果以单位健康效果增加所需成本值即成本效果比值表示。其特点是治疗结果不用货币单位来表示， 而采用临床指标， 如： 抢救病人数、延长的生命年、治愈率等。成本效果分析的比值通常采用两种表示方法： （1）成本与效果比值法： 成本与效果比值， 即每产生一个效果所需的成本。（2） 额外成本与额外效果比值法： 是指如果给予一额外成本， 是否能产生额外效果， 成本效果分析虽然受到其效果单位的限制， 不能进行不同临床效果之间的比较， 但其结果易于为临床医务人员和公众接受， 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常用手段。

3.成本效用分析： 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效果的发展， 与成本效果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讲， 两者均用货币来衡量成本， 并且测量结果也都采用临床指标作为最终结果的衡量参数。所不同的是成本—效果为一种单纯的生物指标， 如延长寿命时间、增加体重、降低的血压数等。相反， 成本效用分析中的结果却与质量密切相关， 注意到病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 采用效用函数变化， 即常用单位是生活质量调整年（qualityadju sted life years，QAL Y） ， 而非健康结果变化。可以进行不同疾病药物治疗措施的比较， 是近年来受到推崇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然而， 不同疾病影响病人生活的不同方面， 通用的生活质量指标不能反映疾病的特殊性， 因此， 药物经济学研究界对于成本效用分析的合理性尚有争议。

4. 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成本和结果均以货币单位测量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与成本效果分析所不同的是结果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 它不仅具有直观易懂的优点， 还具有普遍性， 既可以比较不同药物对同一疾病的治疗效益， 还可以进行不同疾病治疗措施间的比较， 甚至疾病治疗与其它公共投资项目， 例如公共教育投资的比较， 适用于全面的卫生以及公共投资决策。然而， 许多中、短期临床效果变化， 例如患病率、死亡率、残疾状态难以用货币单位衡量， 有关长期效果的数据资料很少或者很不全面， 而且经济学家以外的临床医疗人员和公众很难接受以货币单位衡量的生命、健康的货币价值。所以， 成本效益分析在卫生经济学以及药物经济学研究上的应用远远少于成本效果分析。

（三） 实施步骤： 药物经济学分析的实施需要10 个步骤来完成： （1） 明确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问题； （2） 确立研究的观点； （3） 治疗方案和结果的确立； （4） 选择恰当的药物经济学方法； （5） 结果的货币价值； （6） 资源的区分； （7） 确立结果事件的概率； （8） 决策分析； （9）进行成本兑现或敏感性或增量成本分析； （10） 结果表示。

必须明确药物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观点。

药物经济学的观点可来自于社会、付费方、机构、部门、病人、任何或所有这些方的一个结合。其次， 必须区分治疗方案和与它们相关的积极或消积的后果。选择药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将其治疗结果用货币价值来表示。药物获得成本与医疗成本包含在与临床效果直接相关的成本之中， 也可来源于文献或者历史记载， 也可以将其建立在合理的假设基础之上。

二、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控制药品费用上涨方面的作用。

药物经济学不仅注重药物治疗的成本， 同时也关注药物治疗的结果， 因而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药物经济学的作用主要通过下面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 指导新药的研制生产：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中， 商品的需求取决于商品的价值和质量。药品虽作为一种特殊商品， 但其仍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 其需求同样的取决于药品的价值和质量（效果）。药品的成本效果（效益） 越大， 其需求量也越大。因此， 对研制生产药品的厂商来说， 必须尽可能研制生产出成本—效果好的药品， 从而获取所需的利润。药品生产厂商可根据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 作出是否生产某种药品或在遵循药品价格制定原则的前提下适当降低药品的价格以提高药品的成本效果。

（二） 用于制定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用药报销范围： 目前我国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主要是根据临床医疗需要来考虑的， 即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经济因素、价格因素考虑较少。该药物名录适用于全民， 主要是指导和规范临床用药行为。基本医保医疗用药核销范围的药物遴选是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基础形成的。用药核销范围既考虑临床需要， 又考虑经济等综合因素。其经济因素主要指药物的疗程价格， 它没有考虑药物治疗过程中的其它费用， 如检查化验费、住院费等； 它也不考虑药物的成本—效果比或成本效益比，因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目前国外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确定药品报销范围时， 除了要求厂商提供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外， 还要求厂商提供该药与国内治疗同样疾病的最常用药物或以适当的非药物治疗措施作为对照比较物的药物经济学结果， 国家指导委员会将参考药物经济学的结果来作出是否给予报销的决定。

（三） 帮助医院制订医院用药目录、规范医生用药：

目前我国许多省市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上涨， 开始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政策。其基本思想是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 降低医院的药品收入， 使药品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政策的推行，对医院的药品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医院尽可能使用疗效好、价格低的药物， 即成本效果好的药物，将成本效果好的药物纳入医院的用药目录中， 以便药物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药物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医院将那些成本效果好的药物选进医院用药目录中。同时， 医院用药目录的制订可规范医生的用药行为， 阻止不合理用药。

（四） 确定药物的适用范围： 任何药物都不是万能的， 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对患某种疾病的某一人群有效的药物对另一人群不一定有效， 其成本效果也是低的。例如， 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高胆固醇血症病人， 是公认成本效果好的治疗措施， 而用于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 则成本效果不佳。若将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许多没有危险因素的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 则不但不能降低医疗费用， 相反将引起医疗费用的上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是特定人群特定疾病药物治疗的成本效果， 因而其针对性较强， 目的比较明确。

（五） 帮助病人正确选择药物：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医疗体制的改革，病人的自我保健意识将逐步增强， 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也将因此有所改变， 不会纯粹是医疗服务的供方市场， 尤其是药品服务， 越来越多的病人将会自己到医药商店选择和购买药品。因此， 病人对有关药品信息的需求将会增加， 尤其是药品的价格、效果和成本效果。

病人希望得到成本效果比较好的药品， 药物经济学研究可满足病人这方面的需求。

药物经济学可从多方面来控制药品费用的迅速上涨， 在我国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必须给药物经济学在控制药品费用中的作用以一席之地。目前， 我国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人对其还不了解， 知之甚少， 国家在制订《公费医疗用药报销范围》没有完全考虑药品的药物经济学特性。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大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的宣传和研究工作， 并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家一样将药物经济学研究纳入有关的规定中， 充分发挥药物经济学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查仲玲1 药物利用研究1 药物流行病学杂志， 1996， 2: 112.

第8篇

【摘要】激励性规制是规制经济学论文" target="_blank">经济学的内容，但在食品安全规制领域却无法实现保障安全的作用。行政法以规制主1的新内涵，使激励性规制能够真正实施保障食品安全的功能。

【关键词】食品安全 激励性规制

规制主体 规制程序。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探源。

日本学者植草益认为，所谓激励性规制，就是在保持原有规制结构的条件下，激励被规制企业提高内部效率，也就是给予受规制企业以竞争压力和提高生产或经营效率的正面诱因。①激励性规制给予受规制企业一定的价格制定权，让其利用信息优势和利润最大化动机，主动提高内部效率，降低成本，并获取由此带来的利润增额。

从规制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可以定义为激励被规制食品生产企业提高内部效率，给予受规制食品企业以竞争压力和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的正面诱因，以激励其降低成本，获取超额利润的行为。至于食品生产企业有没有制造伪劣食品，并不在激励性规制的考虑范围内。其实质上属于传统的经济性规制，而非社会性规制，显然无法达到保障食品安全的目的。如就“三鹿”

奶粉生产厂商而言，运用规制经济学工具分析，其生产效率不可谓不高，经济效益不可谓不好，应是一个成功的激励性规制案例，但其社会效益却相当糟糕。因而有必要对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予以新的解读。

行政法学以规制主体的权力运行机制为研究对象，立足于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的核心价值———安全，强调规制主体的合法性、规制理念的先进性、规制程序的开放性，故能较好地弥补规制经济学只注重经济效率而忽视社会效益的缺陷，赋予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新的生命力。因此，行政法视野下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可以定义为：国家食品安全规制主体，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通过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促进食品安全参与主体遵守法律规范，以维护食品安全的行为。对此概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解读。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的合法性。

规制经济学一般不研究规制主体的来源、组织机构、职权构成，而行政法学却非常注重行政组织理论的研究。

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人是一对基本范畴，据此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的合法性应包括两条主线：

一是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的合法性。在我国，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就是行政主体，其权力来源于组织法或者单行法的授权，由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其性质是法律执行机关，而法律是公民意志的体现，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的实质就是公民的委托代言人，主体性质的合法性意味着其规制行为必须满足公民的要求，保障公民的权利。二是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对象的合法性。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对象包括规制主体自身、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对规制主体自身的激励新规制“更在于使政府中每一工作人员的内在潜能得到最高的发挥；不重在以督策与管束方法处理人事问题，而重在以科学的知识技术及‘人性’的观点，促进自动自发的服务精神”②。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事故的第一责任人，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频发，归根结底都是由于食品生产经营者法治意识淡薄，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漠视他人生命健康权，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所致。传统的规制手段以事后惩戒为主，面对我国食品产业准入门槛低，从业人员众多，存在数十万家中小食品生产经营户的现状，难以起到良好的规制效果。故有必要运用激励性规制手段，促进食品生产经营者自觉守法经营，生产销售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食品，进而通过食品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将伪劣食品生产商逐出市场。由于食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消费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很容易成为伪劣食品的受害者。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要通过强制食品信息披露和普及食品科学知识，防止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的损害，促进消费者合理消费，远离假冒伪劣食品，最终使其自然消亡。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理念的先进性。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理念的先进性，必须依靠其背后的价值支撑。规制经济学的价值基础是效率，在食品安全规制中，即便实现了效率价值，也无法防止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对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的保障无济于事。而行政法产生的基础是“主权在民”和“分权制衡”，按照代议制理论，行政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授权，其运行的价值基础是人权保障。在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中，食品的安全性就是基于人权保障这一价值而产生的先进理念。

安全作为一种价值观，历来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安全价值的重要性，英国功利主义法学派边沁认为，立法者要想保障社会幸福，就必须努力达到四个目标，即保证公民的生计、富裕、平等和安全。③边沁所说的安全包含着身体、名誉、财产、职业不受内乱外患的侵扰。博登海默对安全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追求安全的欲望促使人类去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对一个人的生命、肢体、名誉和财产所作的非法侵犯。”④这里，博登海默把安全的内涵界定为使一个人的生命、肢体、名誉和财产免受非法侵犯。那么，安全价值的含义是什么呢？我国学者卓泽渊认为：“安全价值是指，能直接确认和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自由等，保证人们的安全，满足人们的安全需要。”⑤“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人权，生命健康权的保障是安全价值的最核心的内涵”，⑥树立科学的食品安全激励规制理念就是把生命健康权的保障作为基本原则，贯穿于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的始终。显然，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通过具体行政行为的运行，促进规制主体、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依法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必能将体现于行政法中的食品安全理念变为现实。 转贴于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程序的开放性。

行政程序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作出行政行为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期间的总和。规制经济学理论不研究程序问题，对于所提出的激励性规制的特许权投标制度、区域间比较竞争、价格上限规制和社会契约等制度，也并未探讨其实施程序。而行政法可称为程序法，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程序被称为“看得见的正义”，人们普遍坚信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行政法基本等同于行政程序法，如美国最为重要的行政法就是1946年颁布的《联邦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具有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合法行使、保障相对人的人格尊严、促进行政权合理行使、提高行政效率等功能。自从规制运动产生以来，规制程序体现了相对民主参与原则，就“监管权力运行的程序而言，也从单向式的监管程序发展为开放式的、互动的公众参与机制。”⑦在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中，无论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还是消费者的激励，均是通过开放性程序实施，表现为以下几种公众参与程序。

首先是公众立法参与程序。《食品安全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是宪法中公民参政议政权的具体体现，只是原则性太强，操作性不足。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是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法律、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也包括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范围相当广泛。不管什么主体立法，在颁布以前都应当通过网上问卷、开立法听证会、发调查问卷等方式大量听取公众的意见。尤其是涉及到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问题，更应当满足大多数公众的要求。

其次是公众协助执法程序。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关系到社会大众的生命健康权保障，也关系到公共卫生安全的维护，监管机构和公众对此都有共同的利益，这算是行政监管工作中最得民心的项目。为此，我们应当打造公众协助执法机制。比如，建立简便易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举报制度，第一时间把有关安全监管信息传达给监管部门，让违法食品厂商无处可逃，将监管权力覆盖到整个食品链条中。

第三是社会团体参与程序。现阶段对于成立社会团体的程序要求过于严格，明显具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比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但是实践中很多社会团体无法确立业务主管单位，即便有业务主管单位也难以得到审查同意。因此，应简化设立社会团体的程序。同时，通过立法授予社会团体食品安全监管职权，如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食品安全的检测、风险评估、信用评估、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权等。唯有如此，才能保障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程序的开放性。（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注释。

①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朱绍文，胡欣欣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51～153页。

②罗豪才，宋功德：“现代行政法学与制约、激励机制”，《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第86页。

③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4页。

④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4页。

第9篇

产业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一：中外合作办学产业经济学论文

一、理论基础:产业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1.潜在的新进入者的威胁

根据波特的定义，潜在进入者是指希望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与之相竞争者的情况。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开始扩招的几年，由于市场需求的原因，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取得了一个突破，但随着近年来的扩招的放缓，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已经基本稳定，因此，新的进入者会与现有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和组织发生市场份额的竞争。

2.替代威胁

在波特看来替代威胁主要为同行业或不同行业中的其他组织或者公司所生产的与现有组织或者企业生产的可以相互替代产品，从而导致与现有组织或企业形成竞争性的行为。在此，我们将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之间的替代威胁界定为除国内高等教育机构之外的其他教育方式，包括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学视频、境外高等教育的远程教学、国外机构在国内注册的教育培训机构等。

3.买方议价能力

在波特的模型中买方议价能力指的是为消费者、下游组织或者企业以较低的价格来获得与其预期相应的较高的服务质量或产品，对行业中现有组织或者机构的营利产生影响的能力。在此，我们认为买方议价能力主要是指学生或者家长期望的与交付学费相适应的服务和教育教学质量、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等。

4.卖方议价能力

在波特模型中卖方议价能力指的是这样一种能力，即为行业中的上游组织或企业通过其提高投入要素价格与降低单位价值质量，来影响行业中现有组织或企业特别是下游企业的营利能力和产品竞争力。据此，我们认为在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中的卖方议价能力是中外方办学机构利用其资源优势和独特性，对教育对象收取的服务价格(即学费)和提供的教育教学以及服务质量能力。

5.行业内竞争者现有的竞争能力

在波特模型中指的是行业中现有的各组织及企业为使得自己获得竞争优势，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的能力。

二、基于五力分析框架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快速发展的因素分析

在上述框架基础上，我们来分析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快速发展的背景和环境。

(一)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随着我国高校规模的稳定和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正经历由规模的扩张向以提升质量的内涵发展战略转变。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有了更加理性的态度，对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更是如此。如果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得不到应有的体现，教育质量得不到保障，办学目标不能真正体现教育的公益性，就会导致人们对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认同危机，如果这样，境外高水平教育机构与国内有关机构合作办学的诉求就会越来越强烈，就会形成潜在进入者的威胁。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目前的整体趋势来看，由于世界一流大学一直秉承历史传统和精英教育模式，基本上还是在本地区进行办学，对进入中国教育市场的兴趣不大，国内的一流大学同样关注国内的优质生源，与境外的教育机构合作的兴趣也很低，因此，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是以合作项目为主。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要求，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审核将越来越规范，条件将越来越高，因此，新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幅度不会太大。由此可见，一方面由于现有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以合作项目为主，目前的竞争格局变化不大;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坚持依法办学、突出公益性和鼓励引进优质资源等，新的具有强大影响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也难以出现，因此，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的潜在进入者威胁并不严峻。

(二)替代威胁境外知名大学的教学视频

远程教育模式和境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以及各种资格认证制度可能对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构成替代威胁。一些国外大学通过远程教育方式来对国内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教学，以此来减轻受教育者的教育成本。有的学生在国内的大学学习的同时，通过国外的免费视频教育教学资源来接受国外知名大学的教学。例如，MIT就把本校最优秀的教育教学资源进行免费共享，可以实现在家里接受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学。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免费视频对学习者英语学习水平和相关专业知识要求较高，使用这种方式进行的学习还是比较有限的，国外培训机构在国内进行的培训对于经济要求较高，相对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来说可能付出的经济代价更大，这些形式相对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来说，并不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在短时间内其替代威胁并不强。

(三)买方议价能力

买方议价能力指的是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新兴的教育模式，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广大考生和学习者的眼球，以此来招收更多的学习者参加学习。教育消费是发展人性、培养人格和改善人生的过程。在信息处于买方市场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注意力成为决定文化教育市场价值的决定性要素。人才的培养质量是教育和办学的根本所在。由于高等教育不属于完全公共产品，其消费需要学习者自己进行购买，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成本需要由学习者进行分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对学费进行明确的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依照国家有关政府定价的规定确定并公布;未经批准，不得增加项目或者提高标准。因此，对于买方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进行议价的空间可言，更多的可能是通过缴费获得满意的教育服务。这就对办学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通过切实落实优质教育资源吸引更多学习者的关注，达到吸引更多学习者进行学习的目的。在这方面，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因为拥有其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使自身具有了竞争优势。

(四)卖方议价能力卖方议价能力是指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过向学习者提供切合学习者需要的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和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来提高自身价格水平的能力。中外合作方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和影响。首先，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选择的教育内容，聚焦于当前社会上的热点，设置的专业和项目都是当今社会关注的重点，同时也是最适用于当今社会的实践性强的专业和项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当今以就业为中心的大学教育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其次，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机构选择，注重双方的影响力和实力。如2006年成立的西交利物浦大学。名校的选择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增色不少，使得其具有更鲜明的竞争优势。最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师资选择，注重引进世界优秀教师进行教育教学工作，以保障其人才培养质量。例如，西交利物浦大学，按照世界知名大学标准面向全球选聘教师，80%为外籍教师;宁波诺丁汉大学以引进国际优质教师资源为核心。正因为在教师引进、教育内容和合作机构的选择上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做到了价值的提升，因而拥有了更强的议价能力。

(五)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

随着大学教育国际化的推进，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进行竞争的对手主要来自于国内外知名大学。由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必须设立在国内，人们认为在国内并不能真正感受到国外的文化，也就不能真正感受国外的高等教育，而且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也不低，因此，家庭有条件的家长可能更多考虑送孩子直接到国外接受教育。另外就是国内的一些进行双语教学的大学，开设的一些专业课聘请国外著名教师用英语授课，而学费相对要低得多，因此，也会给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带来竞争压力。特别是随着大学教育国际化的进展，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加快，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的竞争也就更加激烈。

三、启示对照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现状

反思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的环境和发展要素，我们认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切实树立以培养高质量的国际化人才

为根本目的的国际化教育理念。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不论基于何种考虑，最终都应落实到以培养高质量的国际化创新型人才上。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举办者都应围绕质量提高，根据国际化教育的思路，在生源质量保障、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设计以及质量监控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质量保障。如在教育培养过程中可以借鉴国际高等工程教育CDIO模式的先进理念，让学生以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工程，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质疑精神。

(二)遵循共同治理的理念建构

适应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规律的有效的治理结构。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应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但同时因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引入了包括外方教育机构在内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具有不同国内高等教育的一些特征。在办学过程中，需要根据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和共赢的思路和理念，建构与之适应的共同治理的内部和外部治理结构，以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三)建立起可持续发展观与质量观

切实保障人才培养质量。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必须在思想观念、发展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彻底的变革，跟上全球化的步伐。开展国际合作办学，引入资金和先进的教育机制，了解、吸取国际上通行的办学模式、专业课程设置、师资培训、质量保证等方面的经验，这是尽快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和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对于外方教育机构，在办学过程中遵循可持续发展观和质量观，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提升其国际声誉、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途径。

产业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二：白酒产业经济学论文

1赤水河地域价值概况

赤水河流域气候类型

属中亚热带-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具有温暖湿润、无霜期长、降水量大的特点。赤水河流域是目前世界上酿造名白酒最多的流域，赤水河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自然景观最美、革命历史最悠久的河流之一，是长江流域唯一没有筑坝并且污染较轻的干流，其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全球意义，地位十分重要。

2白酒工业经济发展现状及影响

2.1白酒工业产值

据初步统计，贵州赤水河流域白酒企业有1400家，白酒产能达到40万kL，其中酱香型白酒产能约30万kL，现行白酒产量占贵州省的85%以上;现有贵州茅台酒和仁怀、习水、金沙、七星关区、赤水等白酒产业园区，培育了一系列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白酒品牌。2012年，白酒业经济产值达319.89亿元，占流域GDP的53.3%，在白酒产业集聚区仁怀市这一比重高达65.4%，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2.2对人均GDP的贡献

人均GDP是体现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准的综合指标。在国际上被广泛用于评价和比较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根据2012年流域各县市统计年鉴统计(102个乡镇)，流域内人均GDP为1.60万元，基本达到同期贵州省平均水平，但仅占全国平均水平(3.50万元)的45.7%。上游七星关、大方、金沙人均GDP为1.13万元;下游习水、赤水人均GDP仅1.09万元;中游仁怀、遵义、桐梓人均GDP达2.53万元，超过贵州省平均水平。作为白酒产业集聚区，中游是流域内经济发展最好区域，流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差异，与白酒工业分布格局基本一致。

2.3对产业结构影响

流域国内生产总值为600.17亿元，三类产业产值结构比为14.2∶53.3∶32.5。其中，流域白酒产业占第二产业比重90%以上，基本接近第二产业值。第一产业较贵州省(12.7∶40.9∶46.4)高1.5%，较全国(10.0∶46.6∶43.4)高4.2%;第二产业已超过贵州省及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从不同区域来看，流域上游对农产品的依赖程度较高，较为贫困，产业结构比为30.1∶39.4∶30.5。中游因特殊的水质与气候环境，白酒酿造业发达，带动整体经济发展效应显著，产业结构比为6.1∶63.1∶30.8。下游区随着赤水丹霞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旅游业迅速发展，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比为14.8∶44.6∶40.6，但与全国相比仍有10年的差距。

3白酒产业发展制约因素

3.1流域水量逐年减小

赤水河流域贵州境内设置有赤水河站(入境)、茅台站(中游)、赤水站(出境)3个水文站。根据监测数据，2009～2011年各个断面年平均流量呈减少趋势，分别减少23.7%、34.6%和37.1%。急剧减少出现在2010～2011年。与2010年相比较，2011年入境赤水河站年平均流量减少13.7m3/s，减少34.9%;茅台站年平均流量减少30.1m3/s，减少36.9%;出境赤水站年平均流量减少80.1m3/s，减少39.0%。由此可看出，受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上游来水量在减少;但从茅台站开始水量减少幅度明显增大，茅台站到出境之间白酒工业取水对水量减少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3.2水质变差

根据赤水河干流设置的8个水质监测，采用2012年平均水质数据(由贵州省环保厅提供)，用单项污染指数法评价各断面水质。赤水河流域贵州段COD值、氨氮、总磷均达到规定表水功能区划的水功能要求，但总磷存在严重超标现象，上游清水浦断面浓度最高，而随着河流流至茅台河段，总氮超标量呈减少趋势，这得益于河流自净作用，另一方面，可能反映该河段总氮污染主要源于云南和四川。同时，贵州境内坡耕地比重大，垦殖率高，施用的化肥部分顺坡而下进入了赤水河，可能致使水体大部分总氮超标。

3.3白酒产业自身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

根据全省白酒产业发展规划，到2015年底，白酒产量要达到80万kL，赤水河流域为白酒业发展的主要区域，届时从赤水河年取水量将达3200万t，新增废水2560万t;即使污水100%达标排放，到2015年也将新增排放COD2560t、氨氮384t;2020年将排放COD4320t、氨氮648t，所带来的环境压力非常惊人。到2020年，白酒产量规划达到135万kL，从赤水河年取水量为5400万t，产生废水4320万t。赤水河白酒工业生产用水高峰时间集中在每年8～10月，也就意味着到2020年在平均流量不减少的情况下，在这3个月，赤水河流量的1/3要被取走。水量减少导致水环境容量急减，而污染物排放增加，流域水质必定超标，水环境必将遭受严重污染。

4可持续发展方式与布局

4.1优化水资源配置，合理分配排污空间

水质水量作为赤水河白酒工业发展的基础，是白酒产量和品质的保障。应加强流域水资源支配和管理，限定不同河段取水口位置和数量，推行取水收费制度;在保障流域水环境质量状况下，划定流量安全阈值作为红线，合理分配取水量及安排取水时段;加强白酒工业污染物排放管理，规范排污口位置、数量，实行区域管理责任制;推行污染物排放空间权限管理与控制监管，根据不同河段水环境质量目标、环境容量、污染状况，推算出污染物最大允许排放量，将其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污权空间，并分配到流域内各县(市、区)，再分配到辖区各企业，形成流域整体-区域-企业一体化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模式。同时，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取水收费和排污权交易收益可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补偿。

4.2发展白酒关联产业，延长产业链

赤水河流域以贵州茅台为领导品牌的优质酱香型白酒，在国内外赢得美誉，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但总体上，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产业链短，产业集群效应不明显，缺失白酒产区的文化，极易受突发性事件或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依托白酒工业园区、旅游园区、农业园区等工程建设，将白酒产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相融合，实现三产业联动，以白酒产业激活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带动旅游产业、旅游产业促进白酒产业的内生循环，大幅拉动当地的整体经济水平。在赤水河流域酱香型白酒健康酒的背景下，赋予不同白酒以鲜明的品质特色和文化个性，使白酒成为生态、文化、服务等产业价值的重要载体。

4.3合理整合生产要素，构建白酒产业集群

以国酒茅台为龙头，带动习酒、金沙回沙酒、茅台迎宾酒等系列优质白酒产业快速发展。通过参股控股、重组等多种方式，整合流域内白酒企业，培育一批重点品牌和核心企业，带动酱香型白酒的全面发展，形成高中低档产品并举、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发展格局。在仁怀国家名优白酒产业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习水白酒工业园等园区基础上，带动与白酒产业关联的农产品生产、包装、运输、物流、商贸、金融服务等上下游企业，形成强大配套能力，实现产业集群发展。

第10篇

关键词：苏格兰启蒙运动；古典政治经济学；财富；自由；美德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46-05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正全面、加速推进，形成了有关转型的诸多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不断推进的同时，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道德等成为经济学界热议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及其在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中便有体现，其取得的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思想启蒙，尤其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塑，被《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们视为“最重要的贡献”与“最不朽的遗产”。因此，重温苏格兰启蒙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及特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现代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认识，而且能够为在深刻领悟当前我国转型时期经济、政治、社会、伦理问题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参考。

一、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动政治经济学摆脱了“政治计算”

卢梭在对“政治经济学”一词进行词源学考察时指出，“经济学（Economy）这个名词起源于希腊文oikos（家）和nomos（法），本来的意思是贤明合法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幸福。后来这个词义扩大到大家庭——国家——的治理上。为了区分这一名词的两种意义，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的经济学或家庭经济学，把后者一般称为一般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看，从家庭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型过程，也是伦理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不断融合与分离的过程。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言，“经济的诞生体现为一种分化与混合的双重运动。”

经济学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历史学家色诺芬就曾提出重视农业和分工的思想。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分工、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必须依托于货币，但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尺度，而不应作为贮藏的手段。柏拉图对商业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图认为商业具有一定的作用，应当允许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商业是不道德的，应当加以限制，尤其应当禁止雅典公民从事商业。亚里士多德对一些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财富二分的思想，即以有限性或无限性为标准，把财富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用物（即使用价值）的总体财富，它是有限的；另一种是作为货币积累的财富，它是无限的。与此相对应，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两种科学，即经济学和货殖术。经济学研究如何取得对于生活必需、对于家庭或国家有用的东西；货殖术研究如何取得货币形态的财富，即用货币来赚取更多的货币。然而，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贬低货殖术，认为追求货币财富是违反自然的，是可恨的。可见，古希腊时期的经济学只是家庭经济学或家政管理。

近代经济学的产生是从否认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与货殖术的区分开始的。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奇里梯安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经济与政治从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以获取物品为目的的经济学对于家庭和国家来说都是有益的，经济的政治性、公共性开始为人们所认同。然而，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洞察的，政治与经济的过度结合使诸如威廉·配第等后继者们“都是从权力的观点来思考经济”，“实际上从未真正关心过经济理论本身。他们未曾寻求对整个经济过程做一个总体的解释。……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只是人口统计和农业统计汇编”，只是“政治计算”，而非“财富的科学”。因此，在皮埃尔·罗桑瓦隆看来，“直到18世纪至少在亚当·斯密之前几乎不存在经济学。人们只知道一方面是贸易，另一方面是政治”；然而“政治计算的主体是君主，贸易的主体是商人，那么，没有真正的市民社会，经济就没有主体”。因此，“英国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比法国政治经济学‘先进’，也仅仅在于英国的市民社会领先于法国的市民社会。”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更为宽容。他并没有像罗桑瓦隆那样将威廉·配第的经济学也列入政治计算的行列，而是认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古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开始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而“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研究转向生产领域意味着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使经济日益挣脱了重商主义而成为新的自主活动。

但是，不论把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定格在哪个具体时段，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意义都是无可争议的。相对于重商主义甚至重农主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的最卓越贡献在于，他们推动了经济的“非政治化”，从而与政治非伦理化、伦理非宗教化结成一体，形塑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贡献描述为：“苏格兰人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于，经济生活是自我调节的，经济成长是一个能动的、自我持续的过程。正是休谟以其刺激性的，但却是零碎的经济学论文发动了这场辩论。詹姆斯-斯图亚特在其《政治经济原理》（1767年）一书中，试图既回答休谟的论点，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总体的论述。不幸的是，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明显使斯图亚特的著作黯然失色。……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可能仍然只是‘一位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国富论》可以单独地理解。它比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原理》——或欧洲的其他著作：魁奈的《经济表》（1758—1759年）和杰诺韦西的《商业演说》（1765年）结构更严密，更通俗易读，更令人信服，而且坦率地说，也更加智慧——它以自己的立论创立了政治经济学。”

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确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市场的地位

尽管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仍然将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甚至在学科门类上还归属于政治学，但是正如很多学者所分析的，这一提法的主要用意是对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政治权力与政治行为进行划界，使他们从其热衷的政治计算中走出来，从而将政治经济学带进其所认为的科学发展的轨道。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长期无法摆脱干涉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其无法科学解答这样一个理论难题：如果没有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手，社会经济秩序如何保证？社会公益是否可以实现？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霍布斯及其之后的重商主义者还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都没能给出科学的解答。前者认为，只有在君主掌控的国家下，私利才能形成公益。重农主义者虽然心仪自然秩序与自由放任主义，然而他们又依托政府来维护和实现这种自然秩序，因而不仅赞成政府干涉市场，而且试图在制度化的设计中将君主的利益与经济体制捆绑在一起，甚至提出将国民财产的一个固定份额给予君主。

与干涉主义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指出了市场本身的独立性与自组织性，以及私利与公益之间的通融性。对于市场不依赖于国家的独立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主要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相区分的思路框架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从多个层次予以解答。如，在人性伦理层次，休谟认为，每一个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有限慷慨的一面；斯密认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弗格森认为，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联盟的天性；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不会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在社会观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的生成与有序化是自发的，不是契约论者所主张的需要人为的理性建构，经济运行能够实现自我调节，这是由分工、交换、自由竞争等作用的结果。其中，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的论述最具形象和说服力。

在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时代，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当时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关系到财富分配的社会后果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认识与评价。对于私利与公益问题，曼德维尔率先通过蜜蜂的寓言，诠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私恶即公益的思想，但其寓言式分析和悖论式逻辑使其理论说服力大打折扣。后继者休谟、斯密、弗格森在对曼德维尔“低调的人性”改造的基础上，从情感主义的维度对私利与公益的相通性进行了深入阐述。按照他们的看法，人是情感的动物，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能够通过情感的相互认同而协调各自的行动与利益，从而形成公序良俗。

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非常重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由于理顺了政治学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伦理学中私利与公益的关系问题，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使经济学日益摆脱了干涉主义和僧侣式德性的束缚，并成为“财富的科学”。然而，这并不是说作为“财富的科学”的经济学从此远离乃至排斥政治学与伦理学；恰恰相反，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任何时候，“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因为，经济学中一些根本问题的解答依赖于伦理学：一是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即“伦理相关的动机观”。二是社会成就的判断问题，即“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也是基于这一认识，阿马蒂亚·森严肃批评了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限于篇幅，这里简单阐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中两个根本问题的分析。

（一）经济行为的“伦理动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经济人的解释模式，甚至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首先提出了这一人性假设。诚然，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承认自私是人性中最为基本的方面。即使有着社群主义倾向的弗格森，也认为人最倾向于“只关心自己的”，并极力强调人的社会性也是为了消解这种自利的取向。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反对对人性自私的过分渲染，而且在人性论上秉承着一种辩证的态度。因此，在经济生活中，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人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但是不能据此对其进行极端化与庸俗化理解，将人的自利与利己的一面推向唯利与利己主义。对此，莱昂内尔·罗宾斯曾对斯密的人性论做了非常精辟的辩护：“在《国富论》的全书中，自利并不意味着自私。它的意思只是说个人的利益是一个人最密切关心的事。它们当然可能只是他个人的幸福；但也同样可能包含了家庭情爱、社会义务、朋友情谊，甚至还包含在他看来具有中心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将自利解释为一定是‘物质的’，也同样是一种曲解。随着购买力的提高，‘仅仅出于物质性’的关心——不管物质性一词作何解释——的吸引力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

（二）对于“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卓越性在于，他们既充分肯定了财富的积极效应，也客观评价了财富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对财富及其增长采取了科学和辩证的态度。对于商业文明的积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了商业文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经济上，财富的增长能带来日益精致和舒适的物质生活。在政治上，工商业与技艺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与壮大了中产阶级，从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业社会的政治形态。在精神生活领域，商业文明能够敦风化俗，有助于重诺言、守时间、爱秩序、节约、谨慎等商业精神的成长与发育。对于商业文明的消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现代市民社会发生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其潜在的问题与危机：一是社会分工容易导致人的片面化与单向度发展，使得每个人“就像是一台发动机上的零件”。二是追求财富的欲望具有腐蚀道德的倾向，会使人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私利而非道德上，而没有德性支撑的财富崇拜容易将人引向感官享乐主义、物欲主义的深渊。三是在过分商业化的社会中，私人化特征极其明显，人们容易蜷缩在狭小的自我圈子中患得患失。四是公共精神的缺失、政治冷漠的蔓延会增加极权主义、政治奴役的风险。

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特质的诠释及启示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家庭经济学和15～16世纪的重商主义，也又有别于19世纪末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一般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三个重要特质或维度：一是人本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与理性人假设的信奉者；相反，他们从情感主义的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客观公允地评判人的自利情感与社会性情感，以及两者互动共融的心理基础与协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论辩了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从而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基础。二是政府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最小国家”理念的笃信者。尽管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架构中，一方面着力强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极力排斥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行政干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走向极端，而是有着浓郁的制度主义特色。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强调政府作为“竞赛规则”制定者与裁判者的对于“看不见的手”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市场机制的缺陷，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因为“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甚至提出政府应当承担社会建设与社会保障的职能。如，弗格森认为，政府应当“保证家庭的维生之计和住所；保护勤劳的人从事自己的职业；调和公共秩序的限制条件、人类的社会公德心和他们各自为个人打算的追求间的矛盾。”三是伦理维度。与阿马蒂亚·森所批判的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既重视分析“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又注意探究“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把财富与德性共同置于研究的重心。

然而，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基本被抽空了，只剩下对于某些局部经济行为或经济领域“精细”的技巧性分析，丢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多重的分析维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无视经济分析的道德伦理维度，仅仅围绕经济人的自利假设展开研究，反而为现实社会中的不道德经济行为提供了依据。我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马克思”到“斯密”的转变过程。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对斯密以及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市场原则与市场精神也存在很多误解与偏差，也存在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经济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为以经济人、自由放任、“守夜人”国家、价值中立等为特质的“斯密主义”的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过度市场化、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凸显。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根据我国实际，以经济学为指导，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总结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和规律，还要反思问题和教训，突破对市场运行机制的偏狭化理解，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理论基础。因此，在这一背景下，重温和思考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有助于我们突破形形的“斯密主义”，理顺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德性等相互关系，真正理解与践行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的理念，从而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7]米勒，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739，739.

[2]卢梭.政治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

[3][4]皮埃尔·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50.150-16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6.

[8][1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253.

[9]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10.

[10]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中主要理论的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7-38.

第11篇

论文关键词：居民消费，财政支农支出，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转型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内需不足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消费率明显偏低，已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健康运行的隐忧。伴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以及中国改革向纵深推进，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因此，深入研究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丰富政策蕴含的命题。

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农村。本文对传统的居民消费模型进行修正，研究了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把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变量引入模型。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水平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财税对策。

二、文献综述

（一）外文文献综述

关于居民消费需求的研究文献较多，如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以莫迪利亚尼为代表的生命周期假说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持久收入假说。霍尔第一个正式把理性预期假说和LCH／PIH结合起来，得出了不确定性下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随机游走模型。但Campbell和Deaton也提出了消费的“过度平滑性”，用以说明随机游走假说与实证结果之间的矛盾。随后发展起来的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采用了更符合现实的不确定性假定来研究消费最优化行为。

在研究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影响方面，Fatas和Mihov、Blanchard&Peroti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对政府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做了考察，结果表明财政扩张会导致产出和居民消费的显著增加。

在研究预防性储蓄对消费的影响方面，哈波德认为社会保险可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首先，因为在居民面临大额医疗支出或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在困难时期保障的存在降低了家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由此可以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菲尔德斯坦提出养老社会保障对居民储蓄的替代效应和引致退休效应。他运用扩展的生命周期假说模型，考察了美国居民消费养老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

（二）中文文献综述

我国对于消费需求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影响居民消费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居民收入对其消费的影响。在诸多研究当中，众多学者都认为收入水平一直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地均衡。陈天祥、李贵荣（2001）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认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可归结为三类：较低的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宏观经济发展，其中收入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取决定性的影响。黄少安和孙涛（2005）从家庭伦理、道德习惯等非正规制度的角度分析研究了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居民消费和储蓄的特点，并沿用和扩展代际交叠模型，用最优化条件分析了我国居民在储蓄和消费行为等方面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

二是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综述。吴敬琏（1998）指出，在社会生活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经济学论文，要想扩大消费首先要让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越来越好。刘钧（2000）认为社会保障问题制约着消费启动的作用力度，完善的社会保障运行机制可以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可以替代居民用于养老和防止意外事故而进行的储蓄。王云、辜萍（2001）通过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消费观念等消费行为的影响，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有利于扩大城乡居民消费，推动经济增长。

三是财政支农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综述

国内学术界对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也进行了一些研究。许允彬、赵卫亚（2007）使用半参数模型考察了农村产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财政农业支出、农村产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等农村经济变量之间是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的，财政农业支出的政策效应也会随时间动态地变化。张阳、杨宏崭（2010）利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山东省财政支农支和农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山东省的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消费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同向变动关系和相互促进作用。

四是预防性储蓄方面。不少学者认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越大，预期未来的消费增长就越大，预防性储蓄就越多。刘丽敏（2004）认为思考中国农村居民储蓄行为及影响因素必须要结合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还有不少学者研究了城乡居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问题，认为流动性约束太强和消费者短视行为是造成我国目前消费疲软的根本原因。

还有众多学者分析研究了就业、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施祖辉（1997）通过对就业率与居民消费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了就业对消费的影响。[1]

三、山东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情况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如下图所示，山东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也呈现出大幅增长的趋势，从1978年的农村人均消费仅为93.69元，增长到2008年的4077.05元，并且在1995年及其以后年份出现一个人均消费快速上升的趋势，并且在2006年之后又进入了另一个快速上升的阶段。

图1 1978-2008年山东农民人均消费线条图

以上只是对历年数据中山东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规模大致分析情况，关于山东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背后增长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以下将引入一些列影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变量对其进行定量实证分析论文格式。

三、数据与模型设定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1978—2008年的年度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2008）及山东统计信息网，根据相关理论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山东省农村人均消费支出（ct）为被解释变量，农民人均纯收入（yt）、财政支农支出（gt）、农村消费价格指数（pt）作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解释变量。

其中，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主要包括：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等。农村消费价格指数采用的是以1977年为基期，1977年的农村消费价格指数为100。

同时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变换后不影响原序列的相关性。分别用Lnct、Lnyt、Lngt和lnpt表示取自然对数后的农村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农村消费品价格指数。

四、多线段回归模型

通过观察分析山东省农村人均消费水平及其线条图可知，数据在1995年、2006年有两个显著的突变点，可以建立关于人均消费水平与时间变量的多线段回归模型进行研究，以下将对其进行分析。

建立模型：

其中，T为时间变动量，当时间为1978年时，T=1；当时间为2008年时，T=31。D1、D2为虚拟变量，在1995年以前（不包括1995年），D1取0，D2取0；在1995-2005年，D1取1，D2取0；2006年之后，D1、D2都取1。

运用Eviews 6.0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Ct=-110.366+62.913T+103.903(T-18)D1+474.085(T-29)D2

t=(-1.332) （9.041） (6.322) (4.703)

=0.977 F=381.556DW=1.490

从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如下分析：t检验值(除常数项外)、F检验值、呈现出高度的显著性，并且不存在明显的自相关问题。可见，可以从1995年、2006年进行分段。

按1995、2006年进行分段，可得到以下分段回归线性函数：

五、实证回归分析

（一）ADF检验

在运用经济变量建立模型时，通常要求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否则，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回归分析结果可能是毫无意义的伪回归，而经济时间序列常常是非平稳的。

运用Eviews6.0对时间序列lnct和lnyt、lngt、lnpt进行ADF检验，以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若ADF值大于临界值，则意味着变量时间序列含有一个单位根，即变量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否则，若ADF值小于临界值，则认为变量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

ADF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ADF检验值表（lnct、lnyt、lngt、lnpt）

 

变量

检验类型

ADF检验值

5%临界值

结论

lnct

(C,T,2)

-3.013053

-3.574244

非平稳

Dlnct

(C,0,2)

-3.776756

-2.971853

平稳

lnyt

(C,T,2)

-2.881591

-3.574244

非平稳

Dlnyt

(C,0,2)

-3.519626

-2.971853

平稳

lngt

(C,T,2)

-2.089553

-3.568379

非平稳

Dlngt

(C,0,2)

-3.481609

-2.967767

平稳

lnpt

(C,T,2)

-2.586008

-3.568379

非平稳

Dlnpt

(C,0,2)

-4.834808

第12篇

关键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发展；问题；措施

林业经济管理学是我国林业建设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促进林业经济管理学科进步的方案策略。为了更好的推动现代化建设中生产要素的增长和各要素之间的组织利用率的提高。所以，在加大建设林业管理学科，进行创新理论实践指导，加大培养在林业方面的高素质实业人才，都具有重大意义。

1 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发展不但关系到能否为社会经济的而发展提供专业人才，同时也对林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决策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最终也会对我国新时期林业经济的发展目标能否顺利的实现带来影响。

1.1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缺乏人才

在市场经济基础下，林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林业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森林防火取得重要成绩，进一步开创了林业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在学科领域中，林业经济研究的发展方向就是向科学化和现代化转变。但是现在因为一些传统原因和遗留问题，以至于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中研究人员的理论水平普遍较低，并且他们的林业实践能力也很差。在林业领域中，缺乏大量的人才，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也没有很大创新，培养模式不够先进，人们很难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和能力，以至于新时期我国的林业出现了很多问题。

1.2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理论的缺陷性

一个学科的出现，需要研究人员的灵感和创造。而一个学科的发展，则离不开雄厚的理论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科而言，在缺乏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其发展和建设就成了无根之水。然而，由于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产生的时间比较晚，发展起点也比较低，发展时间也比较短，使得学科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缺陷。从整体情况看，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理论比较零碎，形不成系统性和逻辑性较强的体系。而且，由于不同的理论研究人员采用的研究标准也不尽相同，导致研究出的成果难以被有效地被整合起来，自然也就形不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很多研究者在开展学科研究工作时，基本上是处于缺乏理论的状态下进行的，导致研究成果缺乏较高的使用价值。除此之外，理论研究系统性缺乏造成研究视角狭窄，成果难以实际应用，很多研究也仅仅局限于简单的重复，使得理体系长期得不到完善。

1.3 学科研究方法不够先进

研究方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研究结果。一般来说，研究方法越先进，研究手段越丰富，越可能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当前情况看，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特别是在研究体系的整体建设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非常明显。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并不注重与国外先进研究团体进行经验交流，而专注于闭门造车。这不仅导致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长期得不到提升，也造成研究成果缺乏时效性，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比较低。总而言之，学科研究方法的落后，直接导致研究水平普遍不高，多数研究难于与国际接轨，也落后于国内的其他相关经济管理类学科，一些复杂问题研究难以进行。

2 加快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对策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是为了能够顺利开展学科建设工作，这门学科应该需要一个偏重点。完善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发展体系，把重点解决林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学科的主要任务，大力的推动定量分析方法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中的使用，从而促进新时期下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快速发展。

2.1 加强学科人才的培养

学科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各种“硬件”，“软件”建设也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加强学科人才的培养，是提高学科研究水平的关键。首先，国内林业经济管理部门要协同各高校建立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将人才的培养提上到学科建设的战略层次上。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科的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充足的相关人才；其次，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要革新培养理念。在世界范围内，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其发展速度更是日新月异。故而，传统的人才培养理念已经不适合当代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要求，因此要积极革新培养理念，将培养的重点由理论到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上来；最后，学科人才还要积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吸收国际先进研究成果，在提高我国研究人才自身素质的同时，增强我国学科学术的综合竞争能力。

2.2 加强科学理论研究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注重将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林业进行关联和结合，学科融合不是简单的叠加，也不是在原有水平上的填平补齐和拾遗补缺，而是以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导向的学科升级和发展。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技术向高度综合化、整体化发展，呈现出多学科联合攻关、学科思想互补、学科边缘拓展、产生横断学科趋势的产物。针对林业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和热点领域，加强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管理与政策、区域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资源环境经济理论与方法等重点研究方向的研究，加强森林资源核算及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林业可持续发展及林业生态建设的管理与政策、森林资源经济、现代信息技术在林业上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2.3 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在国内方面，应该加强和农业经济之间的交流，或者是和生态环境等相关学科的交流，以便能够寻求科研合作的机会。在国际方面，应该和国外同领域的人开展学术研究，以便能够引进先进的林业经济管理知识，从而提高我国林业学科的国际影响力。为了让林业学科有更为健全的组织保障，那么就应该构建完善的科研体系，创新对人才的培养方法，以便提高人才的实践能力和水平。

结束语

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亟待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促进学科稳定、健康、高效发展。为了有效促进学科发展，应该建设高素质学术团队，重视人才培养，开展科学研究，建设理论与实践结合、人才培养符合社会选择、学科理论研究与社会需要相符的新时期林业经济管理学科。

参考文献

[1]王凤革.浅谈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现状和实践之中应当整改的问题建设[J].华章，2013（10）.

[2]蒋启德，刘诚，赵世华，等.从林业经济学论文看林业经济学学科的发展[J].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2：187-195.

第13篇

关键词：区域旅游；合作；动力机制；利益。

区域旅游合作是指不同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根据市场的需求，依据一定的目标、原则和制度，将旅游系统各要素在地区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整合与优化，形成规模更大、品牌更鲜明、效益更佳的区域旅游联合体的旅游经济行为。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是区域旅游经济协作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和运转方式（马海鹰，2004）。完善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有助于促进旅游合作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探讨区域旅游合作的动力机制问题。

一、区域旅游合作的宏观驱动力。

区域旅游合作是通过旅游业要素的流动、共享，达到旅游经济增长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之目的，最终扩大地方就业，增加外汇收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改善国际关系，提升区域形象和地位等，其主要的宏观驱动力有：

1.资源互补，市场共享。

由于自然条件与自然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作用及各地区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旅游资源的分布具有不可移动性、地区差异性的特点。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旅游资源数量、结构、质量、分布不可能完全一样，主导旅游资源也会有显著差别，区域之间的资源具有互补性。资源互补通常是区域间旅游业联合的基础，实行区域之间的合作，可以跨越地理范围限制，充分利用区域外的资源，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区域旅游资源的区域差异较大，互补性较强，为区域之间开展旅游合作，形成丰富、完整的旅游产品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扩大要素流动范围，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区域旅游业在其成长过程中，经济总是和规模不断扩张，市场范围逐渐扩大，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逐步加快。

原有区域空间越来越不能满足要素扩张的需要，需要寻找新的更大的空间。特别是区域旅游企业营销网络的扩大和客源市场半径的增加迫使要素突破本区域限制，向区域外更大范围流动。区域合作为这种扩大的要素流动提供了发展空间，使不同区域的旅游产业要素相互融合，形成最佳的配置效率。发达地区的大量资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项目和投资区域，一般选择资源、劳动力丰富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作为合作的对象，以实现其资本增值之目的，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劳动力与发达地区的资本、技术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机会，当地的资源得以开发利用、劳动力价值得以实现，两者的联合提高了双方要素的配置效率。国际上，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以著名的饭店集团为主）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渗透、联合，为这些国家的旅游接待业和旅游经济增长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就是这种动力机制的有力证明。

3.加强旅游信息共享和交流的需要。

21世纪是信息经济时代，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直接影响生产。旅游行业同样也离不开信息，有些产业甚至把信息作为赢利的核心，如旅行社业。旅游信息的不及时和不准确很容易造成旅游资源的重复开发和浪费。行政区的封闭式旅游发展忽视旅游信息的重要性，既不主动了解外界旅游信息也不向外旅游信息。这样就不能及时依据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开发一些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因此，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信息的共享与交流。

4.合作开发与共同管理，实现区域旅游的“多赢”。

许多旅游资源的分布具有跨区域（特别是行政区域）性特征，也就是说许多地理位置邻近的区域会共同拥有某些独立旅游资源实体的一部分，如一条风景河流流经几个区域（地区或国家），一座山脉跨越几个区域，一片森林覆盖地涉及到几个区域，等等。这样，相邻的区域因为共同拥有某种旅游资源而成为联合的对象，需要合作开发资源，共同管理资源。如果不进行区域协作，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相邻区域要么没有能力（如缺少资金、技术、人才）开发，要么不愿意开发或暂不考虑开发（由于利益难以协调的缘故），最终共有的旅游资源得不到开发，失去其应有的旅游价值，这是各区域都不愿出现的结果。二是由于资源的跨地域性，各方为了各自的利益互不相让、互不妥协，无法达成合作，也无法实现资源开发；或者都只是在各方境内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开发，而不顾及到其他区域，最终导致旅游资源的破坏。这种“不合作”多以第二种形式出现。一旦出现这种混乱局面，区域之间最终会“艰难”地走到谈判桌旁，开始不情愿又不得已的合作。无论这种合作出于什么目的，对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本身都是有益处的。随着合作的深入，区域之间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消极被动到积极主动，最终形成旅游资源合作开发、旅游业的共同管理的内在动力机制。

5.减少地区冲突，缓和区际关系，保持社会稳定。

每个区域都有着各自独立的利益，且有着各自的发展目标和模式，在复杂的经济及社会交往中会触及其他区域的利益，由此产生区域冲突。在旅游业发展中，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旅游设施和项目的建设，旅游服务的提供与市场秩序的稳定等方面如果处理不好便会产生区域矛盾和冲突。为了减少冲突带来的利益损失，区域之间常会选择协商方式实现联合协作，共同解决产生冲突的问题，以缓和紧张的区际关系，保持各自的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间的联合不仅具有经济的目标，更具有政治意义。

6.经济、文化、政治相互融合。

旅游业区域合作，政府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在区域合作与发展中的目标是全方位的，即在进行旅游业合作中，谋求区域经济的增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政治上的信任与联盟。有的区域合作目标是要在合作的范围内实现区域一体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高度融合、共生共存、和谐统一。如欧洲联盟的合作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欧洲地区，以与北美和亚洲抗衡。近年来，东盟的区域合作进程加快，合作范围扩大到非东盟组织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日、韩三国。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经济自由化、政治一体化、文化区域化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旅游业成为“10+3”组织最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旅游业合作是促进“10+3”经济、文化、政治相互融合的主要手段和重要途径。

此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态势下，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体不断涌现，而区域旅游合作也呈现出了迅猛发展的态势，区域之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根据区域利益主体的需求开展不同层次的合作已成为必然。

二、区域旅游合作的微观驱动力。

旅游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是实现区域旅游发展目标的实现者和核心力量，是区域利益的主要实现者。区域之间的企业联合协作构成了区域合作的主要内容。旅游企业作为合作主体，在跨区域旅游合作中的驱动力主要有：

1.企业发展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需要。

规模经济，又名规模效益，是指在一个给定的技术水平上，随着规模扩大，旅游企业的生产规模、资产总量、原料来源、市场范围都会不断扩大。在企业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原区域的要素供应、市场需求都不能适应企业的扩展，企业就向外拓展生产要素的供给、寻求新的市场空间、寻找新的生产项目、寻求新的投资区域和合作伙伴，通过兼并、合资合营、收购、重组、特许经营、连锁经营等方式与区域州同类企业或区域内企业进行广泛的合作，扩大自身的规模，占领更大的市场空间，获得规模经济优势。

范围经济是由企业经营范围而不是规模带来的经济优势，只要把两种或更多的产品合并一起生产比分开来生产成本要低，就会存在范围经济优势。在旅游企业规模化发展的进程中，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使企业更具有范围经济的优势。

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多元化经营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将多种旅游产品合并进行开发，获得成本优势；在交易过程中，旅游企业之间互通信息，提高了合作效率，获得了交易效率优势。

2.协调企业间利益关系，加强企业间分工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

在世界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不规范甚至恶性的市场竞争往往使竞争者两败俱伤，严重的会造成企业的破产。企业间一旦采取相互协商合作行动，就会开展分工协作，在竞争中谋求共同利益，减少甚至消除由恶性竞争而带来的损失。通过企业合作，能有效协调彼此的利益关系，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共同丰富产品结构，扩大市场份额，壮大经济实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现实中，许多弱、小、散、差的旅游企业，一些处于同一区域的同类型且实力相当的企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协作联合，如兼并收购、重组参股、战略联盟、特许经营等，弱者变强，强者更强，小者长大，大者更大。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区域旅游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企业实力和品牌的提升以及区域旅游基础的夯实和旅游竞争力的增强。

3.引进管理机制和先进经验，转变思想观念，提高企业综合素质。

许多地区的旅游企业之所以显得弱、小、差，并非其资金、人力资源、区位或客源分布等条件不好，主要原因是企业经营思想观念落后、规划设计和管理技术落后以及经营管理机制不灵活。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表现最为突出。旅游企业要发展壮大，靠自身单打独斗，不进行行业联合、区域协作，就难以创新和发展，难以学习并借鉴世界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思想，难以获得较快的发展。通过企业协作联合，实现优势互补，互相学习借鉴，共同探索、创新。特别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合作，能获得著名企业的无形资产，如品牌、管理经验、经营机制和企业文化等。近年来，国外旅游企业集团携资金、技术、管理和相关旅游资源大举进军中国市场，除了一些国际大饭店已进入中国市场外，其他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如香港永安、日本交通公社、美国运通公司、迪斯尼公司、德国tui集团、凯撒旅游集团、舒曼旅行社纷纷以合资合作方式进入中国，为中国旅游企业提高综合素质、逐步走向国际化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4.扩大资源利用范围，拓展市场发展空间，增强企业实力旅游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不仅包括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还包括人力资源、资金和信息资源等。区域协作联合，可以增加旅游企业利用资源的种类、数量和质量，丰富旅游产品的类型和延长旅游产业链。在竞争激烈的经济时代，单个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变得极为有限，企业要有效地拓展市场范围，只有依靠联合，将其他企业的市场也纳入自身的市场范围才能实现目标。企业联合可以越过地区封锁和市场壁垒直接在合作对象的区域内面向市场开展营销，或吸引区域外的市场来本区域消费。旅游饭店集团的跨国、跨地区合作经营，就是通过在他国或地区建立连锁饭店（或成员饭店）直接吸引当地人，从而达到扩大市场之目的。旅游景区（点）的异地合作，则可以在异地向当地客源市场开展宣传推广，最终吸引异地游客前来本景区（点）进行游览、观光、度假等活动，其市场范围要比原市场要增大许多。

5.联合治理并优化环境，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旅游企业在开发旅游资源、组织旅游线路、建设旅游设施和项目等方面经常会遇到资源分布跨区域，基础设施、旅游线路、环境污染跨区域等问题。如果单个企业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势必因成本、技术、利益关系等因素影响而收不到预定的效果。为了降低开发成本与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成本，克服技术障碍，提高旅游经济效益，企业与企业之间往往联手行动，共同治理环境，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跨境河流、山脉、海域的旅游资源开发和环境治理，跨区域的旅游安全保障、应急事故和公共危机的处理；旅游政策环境的统一协调等领域已方面成为近几年旅游企业跨区域合作的重点。

6.政府和社会的引导与服务，使旅游企业健康发展。

政府为了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增加当地就业、调整经济结构、引进管理和技术经验、促进要素合理流动等目标，增强区域竞争力，为不同地区间的旅游企业合作提供引导与服务，如信息、服务、政策、协调和扶持等，为企业合作营造良好的区域环境，使旅游企业产生合作动力和需求。社会组织也经常为旅游企业的跨区域合作提供便利，如金融、咨询和宣传等，促使区域内的企业健康发展以及区内外企业的合作交流。这些来自于旅游企业外部的环境条件也构成了企业实施跨区域合作重要的推动力量。

总之，区域旅游合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具有内在的发生、发展机制和复杂的外在表现形态。它以区域旅游经济的合作发展为出发点，以区域社会系统（与旅游活动相关联的）的沟通交流为表现形式，最终以地域文化的影响与融合为归宿。这种综合性的区域互动过程不仅有着深刻的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系统科学的理论机制，而且有着直接的宏观的区域主体利益增长机制和微观的经济主体利益扩张机制。通过对外合作，区域旅游经济、社会、文化系统将不断发展、演变，由弱小到强大，由混沌到秩序，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参考文献：

[1]薛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综述[j].人文地理，2003，（01）。

[2]李树民。区域旅游合作的行为模式与动力机制[j].旅游学刊，2005，（03）。

[3]曹扬。进步完善我国区域旅游合作机制[j].商业时代，2006，（01）。

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多元化经营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将多种旅游产品合并进行开发，获得成本优势；在交易过程中，旅游企业之间互通信息，提高了合作效率，获得了交易效率优势。

2.协调企业间利益关系，加强企业间分工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

在世界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不规范甚至恶性的市场竞争往往使竞争者两败俱伤，严重的会造成企业的破产。企业间一旦采取相互协商合作行动，就会开展分工协作，在竞争中谋求共同利益，减少甚至消除由恶性竞争而带来的损失。通过企业合作，能有效协调彼此的利益关系，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共同丰富产品结构，扩大市场份额，壮大经济实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现实中，许多弱、小、散、差的旅游企业，一些处于同一区域的同类型且实力相当的企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协作联合，如兼并收购、重组参股、战略联盟、特许经营等，弱者变强，强者更强，小者长大，大者更大。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区域旅游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企业实力和品牌的提升以及区域旅游基础的夯实和旅游竞争力的增强。

3.引进管理机制和先进经验，转变思想观念，提高企业综合素质。

许多地区的旅游企业之所以显得弱、小、差，并非其资金、人力资源、区位或客源分布等条件不好，主要原因是企业经营思想观念落后、规划设计和管理技术落后以及经营管理机制不灵活。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表现最为突出。旅游企业要发展壮大，靠自身单打独斗，不进行行业联合、区域协作，就难以创新和发展，难以学习并借鉴世界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思想，难以获得较快的发展。通过企业协作联合，实现优势互补，互相学习借鉴，共同探索、创新。特别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合作，能获得著名企业的无形资产，如品牌、管理经验、经营机制和企业文化等。近年来，国外旅游企业集团携资金、技术、管理和相关旅游资源大举进军中国市场，除了一些国际大饭店已进入中国市场外，其他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如香港永安、日本交通公社、美国运通公司、迪斯尼公司、德国tui集团、凯撒旅游集团、舒曼旅行社纷纷以合资合作方式进入中国，为中国旅游企业提高综合素质、逐步走向国际化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4.扩大资源利用范围，拓展市场发展空间，增强企业实力旅游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不仅包括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还包括人力资源、资金和信息资源等。区域协作联合，可以增加旅游企业利用资源的种类、数量和质量，丰富旅游产品的类型和延长旅游产业链。在竞争激烈的经济时代，单个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变得极为有限，企业要有效地拓展市场范围，只有依靠联合，将其他企业的市场也纳入自身的市场范围才能实现目标。企业联合可以越过地区封锁和市场壁垒直接在合作对象的区域内面向市场开展营销，或吸引区域外的市场来本区域消费。旅游饭店集团的跨国、跨地区合作经营，就是通过在他国或地区建立连锁饭店（或成员饭店）直接吸引当地人，从而达到扩大市场之目的。旅游景区（点）的异地合作，则可以在异地向当地客源市场开展宣传推广，最终吸引异地游客前来本景区（点）进行游览、观光、度假等活动，其市场范围要比原市场要增大许多。

5.联合治理并优化环境，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旅游企业在开发旅游资源、组织旅游线路、建设旅游设施和项目等方面经常会遇到资源分布跨区域，基础设施、旅游线路、环境污染跨区域等问题。如果单个企业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势必因成本、技术、利益关系等因素影响而收不到预定的效果。为了降低开发成本与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成本，克服技术障碍，提高旅游经济效益，企业与企业之间往往联手行动，共同治理环境，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跨境河流、山脉、海域的旅游资源开发和环境治理，跨区域的旅游安全保障、应急事故和公共危机的处理；旅游政策环境的统一协调等领域已方面成为近几年旅游企业跨区域合作的重点。

6.政府和社会的引导与服务，使旅游企业健康发展。

政府为了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增加当地就业、调整经济结构、引进管理和技术经验、促进要素合理流动等目标，增强区域竞争力，为不同地区间的旅游企业合作提供引导与服务，如信息、服务、政策、协调和扶持等，为企业合作营造良好的区域环境，使旅游企业产生合作动力和需求。社会组织也经常为旅游企业的跨区域合作提供便利，如金融、咨询和宣传等，促使区域内的企业健康发展以及区内外企业的合作交流。这些来自于旅游企业外部的环境条件也构成了企业实施跨区域合作重要的推动力量。

总之，区域旅游合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具有内在的发生、发展机制和复杂的外在表现形态。它以区域旅游经济的合作发展为出发点，以区域社会系统（与旅游活动相关联的）的沟通交流为表现形式，最终以地域文化的影响与融合为归宿。这种综合性的区域互动过程不仅有着深刻的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系统科学的理论机制，而且有着直接的宏观的区域主体利益增长机制和微观的经济主体利益扩张机制。通过对外合作，区域旅游经济、社会、文化系统将不断发展、演变，由弱小到强大，由混沌到秩序，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参考文献：

[1]薛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综述[j].人文地理，2003，（01）。

第14篇

［摘要］当前幼儿园“小学化”倾向仍然盛行，致使幼儿园课程改革举步维艰，陷入“囚徒困境”。无论从社会评价来看，还是从幼儿的小学适应表现来看，继续实行小学化是当前幼儿园效用博弈的纳什均衡点。建立以幼儿为本、反映本地特色的评价标准与手段，推行“选择性激励”评价制度有助于改变当前幼儿园之间的博弈结构，促使幼儿园真正实行课程改革。

［关键词］博弈论；囚徒困境；幼儿园课程改革；小学化。

一、博弈论与“囚徒困境”。

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是经济学论文" target="_blank">经济学领域中的重要理论，主要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博弈是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个团队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对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1]博弈研究的对象是“理性的”行动者或参与者如何选择策略或如何做出行动的决定。理性的人是对现实的人的基本假设，即假定参与者会努力使自己的目标最大化。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一个经典模型：两个共同作案偷窃的小偷被带进警察局单独关押，如果一方与警方合作，招认并供出自己与对方以前所做违法之事，而对方不招认，招认方将不受重刑，无罪释放，另一方则会被判重刑10年；如果双方都与警方合作，共同招认，各判刑5年；若双方均不承认有罪，警察又找不到其他证明他们以前违法的证据，则只能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惩戒，各判刑3个月。在此假设前提下，这两个小偷如何做出选择呢？显然，其中一方的任何选择都要考虑另一方的选择，两个囚徒之间由此构成了博弈。在此囚徒困境中，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对方会做何选择，所以存在一个惟一的均衡点，即两个囚犯均选择“招认”，这对双方来说是所获刑期最少且相对稳定的均衡结果。

均衡（equilibrium）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所谓博弈均衡，就是得到稳定的博弈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幽默地说过：你可以将一只鹦鹉训练成为经济学家，他所需要学习的只有两个词：供给和需求。博弈论专家坎多瑞（Kandori）引申说：要成为现代经济学家，这只鹦鹉必须再多学一个词———“纳什均衡”。[2]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是博弈分析中的重要概念，在此纳什均衡点上，每一个理性的参与者都不会有单独改变策略的冲动。“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在理论上很好地反映了博弈问题的根本特征，能够解释多种社会现象的内在根源。本文即拟用此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剖析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面临的“囚徒困境”，并探讨摆脱困境的最优策略。

二、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面临的“囚徒困境”。

自2001年教育部颁布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来，幼儿园课程改革逐步从“文本式理论”转向“行动式实践”。国家对幼儿园教育进行了宏观指导，规定了幼儿园教育总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实施原则，并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实施指导意见，鼓励和支持幼儿园开发园本课程。[3]到目前为止，幼儿园课程改革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与制约，改革仍举步维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小学化”的倾向依旧盛行。

幼儿教育“小学化”指幼儿园将小学的办学理念、管理模式、课程资源、教育规范、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渗透或运用于幼儿教育实践中，使之常规化、教学化、状态化，进而普遍化、趋势化的教育现象。[4]幼儿教育“小学化”采取揠苗助长的做法，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不仅会扼杀幼儿天性，严重损害幼儿身心健康，而且与社会要求和小学教育脱节，会对幼儿一生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幼儿园课程改革正是以此为靶标，提出“实施素质教育，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的核心理念。然而，现实生活中“小学化”统领的“穿新鞋走老路”“新瓶装旧酒”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这与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仍处于探索实践中，在以行为目标为导向的量化评价中，接受新理念教育的幼儿不能很好地适应小学的具体科目学习，特别在一些小学招收新生时的“入学测试”中不能取得优异的成绩有关，这对“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来说，与他们希望孩子一入学便“鹤立鸡群”的心理预期也是背道而驰的。这使得家长成为幼儿教育“小学化”最有力和最顽固的支持者。

（二）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形成。

由于幼儿园课程改革所倡导的教学方式、理念与教师以往根深蒂固的教学行为、教学信条有很大的差异，教师若采用新的方式，需付出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教师会因教学态度、任务、行为的不协调而面临生存状态的焦虑，而幼儿园课程改革可能带来的新利益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使得幼儿园和教师最自然的选择必然是“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扎扎实实的应试教育”。

“小学化”正是应试教育的“先锋”，应试教育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从来都没有消停过，“小学化”倾向自然不可能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被顺利清除。

因此，幼儿园和教师、家长均会对幼儿园课程改革进行敷衍，不断回到“小学化”这一博弈的纳什均衡点。“应景式”的教育凭借人们对它的“前理解”，以“柠檬商品”的身份粉墨登场，忽视了幼儿教育的生成品性，然而幼儿园课程改革毕竟是国家和社会所期望的，由此幼儿园课程改革陷入了博弈的“囚徒困境”。

（三）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囚徒困境”。

由于幼儿园课程改革博弈的主体有很多，为方便利用“囚徒困境”模型诠释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处境，本文将选取典型的幼儿园之间的博弈来分析，先设立如下假设条件：一是某地区存在教育资源完全相同的两所幼儿园A和B，两所幼儿园都很理性，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决策的依据，且都面临着是否推进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选择；二是当地一流的初等教育学校稀缺；三是这些小学招收幼儿均以入学成绩为参考；四是幼儿园课程改革可为幼儿的素质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五是幼儿在小学的适应表现与其日后的中考、高考成绩成正比。

1.社会评价决定幼儿园课程改革难以走出“囚徒困境”。

如果明确幼儿园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幼儿的综合素质，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而幼儿园课程改革确实有助于幼儿综合素质的提高，同时由于幼儿园的领导是教育主管部门任命的，幼儿园服从上级要求也切实推行了课程改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评价（家长、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群体对该园幼儿入小学的表现打分）将决定幼儿园的效用。如表1所示，若A、B两园都推行课程改革，均将获得10个单位的效用；反之都仍旧“小学化”，均将获得5个单位的效用。两个效用的差距说明推进课改比“小学化”更能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若A、B两园的选择不同，那么选择课改的幼儿园虽然提高了幼儿的综合素质，但其幼儿的入学成绩或在小学的适应表现相比依旧实行“小学化”的幼儿园的幼儿就有可能大打折扣，此时社会评价实行课程改革的幼儿园的效用就会比两校同时进行“小学化”的时候还要低一些，因而该园只能获得3个单位的效用，而依旧实行“小学化”的幼儿园相比之下会获得额外的效用，共计12个单位。

表1从社会评价看A、B两园的效用博弈。

可见，在上述博弈中存在着“囚徒困境”的难题。A、B两园都在努力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本来两园都推行幼儿园课程改革是一种符合帕累托效用的最优资源配置方式，但是这种决策不满足纳什均衡的要求，致使获得5个单位的效用成为这一“囚徒困境”博弈的均衡结果，即在社会评价的压力之下两园最终都会选择依旧推行“小学化”。

2.幼儿在小学的适应表现决定了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均衡结果。

在生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增强幼儿园的影响力、扩大生源和树立品牌是幼儿园的基本效用，这都将取决于该园幼儿在小学的适应表现。如表2所示，若A、B两园的选择不同，进行课改的只能获得2个单位的效用，而“小学化”的效用则是8个单位，这种情况实际反映了如果A（B）严格推进课程改革，而B（A）却依旧按照“小学化”的模式运作，那么后者幼儿的小学表现将大大高于前者，其效用也将高于前者；若A、B两园都不推进课改，或表面扬新课改之名，行应试之实，则两者均获5个单位的效用；若两园都推进课改，幼儿的适应表现和效用水平均将低于两园同时推进“小学化”时的情况，都只能获得3个单位的效用，但由于两者获得的效用水平相同，因此幼儿园课改并未改变两园的相对效用水平，其结果仍是1：1。可见，这一博弈的均衡解就是A、B两园同时选择“小学化”，各获得5个单位的效用。这也就是说，A、B两园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都将选择“小学化”而非课程改革。

表2从幼儿的小学适应表现看A、B两园的效用博弈。

三、幼儿园课程改革走出“囚徒困境”的最优策略。

目前幼儿园课程改革陷入的“囚徒困境”是由我国幼儿教育体制下的博弈均衡决定的，其博弈结构规定了如下收益：若幼儿适应小学、入学成绩好，幼儿园就能获得荣誉，得到更多的办学资源和经费；对教师就意味着奖金的提升；符合家长“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要求，与家长希望孩子日后进入好的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期望成正比。摆脱这种困境的惟一方法由此是改变目前幼儿教育的博弈结构，从原点推翻“囚徒困境”成立的条件，使其博弈的纳什均衡点能够设为课程改革而不再是“小学化”，为此我们有必要充分利用幼儿园教育评价的积极作用。

（一）以幼儿为本，推行多样化的评价手段。

中国应试教育考试制度决定了幼儿教育“小学化”的长期存在，再加上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需要改革的实际是应试教育影响下的博弈规则，重构一个有利于幼儿全面发展的博弈均衡。目前，我国不少省份都制定了一些具有本地特色、有助于推进幼儿园课程改革的评价标准与手段。例如，上海市一直在推进幼儿园新课改，与上海城市发展的定位相适应，符合国家教育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上海学前教育纲要》的基本精神，较好地解决了将中国国情、地方特色和世界先进理念相结合的问题。在以儿童发展为导向、强调以儿童的经验为切入点编制课程、实现课程“园本化”的基础上，他们将教师的专业发展作为课改理念要点，其中教师专业发展评价又是课改操作的重点。为促使教师与新课程同成长，他们引入了“诊断性个案评价”“教师档案袋评价”与“教师自我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使教师与幼儿园更加注重幼儿问题解决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是走出幼儿园“小学化”的囚徒困境的可行途径，有利于改变课改困境的博弈结构。

（二）建立多元化的“选择性激励”评价制度。

作为一种非合作博弈，幼儿园课改博弈结构的改变还需要第三方即政府的介入。政府是制度的决定者与执行者。制度在协调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时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更好地预测博弈的纳什均衡点。在此，可借鉴曼瑟尔·奥尔森设计的“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理论。

曼瑟尔·奥尔森认为，激励之所以是有选择性的，是因为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要区别对待，实现赏罚分明。这样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工作的人来进行诱导。“制度激励”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实施“监督”和“分级制裁”是必须的，其目的是使准自愿遵从者确信其他人也遵从规则。[5]在克服“小学化”倾向过程中，政府可运用“选择性激励”评价制度（如资源的优先配置使用、荣誉、加分和奖金等）奖励那些积极进行课改的幼儿园和个人，也可制定幼儿园新课程评估制度、督导制度等使个人行为与集体利益相一致的规章制度，对违背者予以惩罚，对积极遵守者予以奖励，以此改变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博弈结构，使幼儿园课程改革成为新的纳什均衡点，最终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

参考文献

[1]张振华。博弈论视野中的素质教育。辽宁大学学报，2007（，9）。

[2]潘天群。博弈生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1.

[3]朱家雄。幼儿园课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40.

第15篇

［关键词］博弈论；囚徒困境；幼儿园课程改革；小学化。

一、博弈论与“囚徒困境”。

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是经济学论文" target="_blank">经济学领域中的重要理论，主要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博弈是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个团队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对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1]博弈研究的对象是“理性的”行动者或参与者如何选择策略或如何做出行动的决定。理性的人是对现实的人的基本假设，即假定参与者会努力使自己的目标最大化。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一个经典模型：两个共同作案偷窃的小偷被带进警察局单独关押，如果一方与警方合作，招认并供出自己与对方以前所做违法之事，而对方不招认，招认方将不受重刑，无罪释放，另一方则会被判重刑10年；如果双方都与警方合作，共同招认，各判刑5年；若双方均不承认有罪，警察又找不到其他证明他们以前违法的证据，则只能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惩戒，各判刑3个月。在此假设前提下，这两个小偷如何做出选择呢？显然，其中一方的任何选择都要考虑另一方的选择，两个囚徒之间由此构成了博弈。在此囚徒困境中，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对方会做何选择，所以存在一个惟一的均衡点，即两个囚犯均选择“招认”，这对双方来说是所获刑期最少且相对稳定的均衡结果。

均衡（equilibrium）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所谓博弈均衡，就是得到稳定的博弈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幽默地说过：你可以将一只鹦鹉训练成为经济学家，他所需要学习的只有两个词：供给和需求。博弈论专家坎多瑞（kandori）引申说：要成为现代经济学家，这只鹦鹉必须再多学一个词———“纳什均衡”。[2]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是博弈分析中的重要概念，在此纳什均衡点上，每一个理性的参与者都不会有单独改变策略的冲动。“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在理论上很好地反映了博弈问题的根本特征，能够解释多种社会现象的内在根源。本文即拟用此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剖析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面临的“囚徒困境”，并探讨摆脱困境的最优策略。

二、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面临的“囚徒困境”。

自2001年教育部颁布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来，幼儿园课程改革逐步从“文本式理论”转向“行动式实践”。国家对幼儿园教育进行了宏观指导，规定了幼儿园教育总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实施原则，并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实施指导意见，鼓励和支持幼儿园开发园本课程。[3]到目前为止，幼儿园课程改革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与制约，改革仍举步维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小学化”的倾向依旧盛行。

幼儿教育“小学化”指幼儿园将小学的办学理念、管理模式、课程资源、教育规范、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渗透或运用于幼儿教育实践中，使之常规化、教学化、状态化，进而普遍化、趋势化的教育现象。[4]幼儿教育“小学化”采取揠苗助长的做法，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不仅会扼杀幼儿天性，严重损害幼儿身心健康，而且与社会要求和小学教育脱节，会对幼儿一生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幼儿园课程改革正是以此为靶标，提出“实施素质教育，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的核心理念。然而，现实生活中“小学化”统领的“穿新鞋走老路”“新瓶装旧酒”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这与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仍处于探索实践中，在以行为目标为导向的量化评价中，接受新理念教育的幼儿不能很好地适应小学的具体科目学习，特别在一些小学招收新生时的“入学测试”中不能取得优异的成绩有关，这对“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来说，与他们希望孩子一入学便“鹤立鸡群”的心理预期也是背道而驰的。这使得家长成为幼儿教育“小学化”最有力和最顽固的支持者。

（二）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形成。

由于幼儿园课程改革所倡导的教学方式、理念与教师以往根深蒂固的教学行为、教学信条有很大的差异，教师若采用新的方式，需付出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教师会因教学态度、任务、行为的不协调而面临生存状态的焦虑，而幼儿园课程改革可能带来的新利益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使得幼儿园和教师最自然的选择必然是“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扎扎实实的应试教育”。

“小学化”正是应试教育的“先锋”，应试教育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从来都没有消停过，“小学化”倾向自然不可能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被顺利清除。

因此，幼儿园和教师、家长均会对幼儿园课程改革进行敷衍，不断回到“小学化”这一博弈的纳什均衡点。“应景式”的教育凭借人们对它的“前理解”，以“柠檬商品”的身份粉墨登场，忽视了幼儿教育的生成品性，然而幼儿园课程改革毕竟是国家和社会所期望的，由此幼儿园课程改革陷入了博弈的“囚徒困境”。

（三）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囚徒困境”。

由于幼儿园课程改革博弈的主体有很多，为方便利用“囚徒困境”模型诠释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处境，本文将选取典型的幼儿园之间的博弈来分析，先设立如下假设条件：一是某地区存在教育资源完全相同的两所幼儿园a和b，两所幼儿园都很理性，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决策的依据，且都面临着是否推进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选择；二是当地一流的初等教育学校稀缺；三是这些小学招收幼儿均以入学成绩为参考；四是幼儿园课程改革可为幼儿的素质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五是幼儿在小学的适应表现与其日后的中考、高考成绩成正比。

1.社会评价决定幼儿园课程改革难以走出“囚徒困境”。

如果明确幼儿园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幼儿的综合素质，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而幼儿园课程改革确实有助于幼儿综合素质的提高，同时由于幼儿园的领导是教育主管部门任命的，幼儿园服从上级要求也切实推行了课程改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评价（家长、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群体对该园幼儿入小学的表现打分）将决定幼儿园的效用。如表1所示，若a、b两园都推行课程改革，均将获得10个单位的效用；反之都仍旧“小学化”，均将获得5个单位的效用。两个效用的差距说明推进课改比“小学化”更能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若a、b两园的选择不同，那么选择课改的幼儿园虽然提高了幼儿的综合素质，但其幼儿的入学成绩或在小学的适应表现相比依旧实行“小学化”的幼儿园的幼儿就有可能大打折扣，此时社会评价实行课程改革的幼儿园的效用就会比两校同时进行“小学化”的时候还要低一些，因而该园只能获得3个单位的效用，而依旧实行“小学化”的幼儿园相比之下会获得额外的效用，共计12个单位。

表1从社会评价看a、b两园的效用博弈。 

 

可见，在上述博弈中存在着“囚徒困境”的难题。a、b两园都在努力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本来两园都推行幼儿园课程改革是一种符合帕累托效用的最优资源配置方式，但是这种决策不满足纳什均衡的要求，致使获得5个单位的效用成为这一“囚徒困境”博弈的均衡结果，即在社会评价的压力之下两园最终都会选择依旧推行“小学化”。

2.幼儿在小学的适应表现决定了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均衡结果。

在生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增强幼儿园的影响力、扩大生源和树立品牌是幼儿园的基本效用，这都将取决于该园幼儿在小学的适应表现。如表2所示，若a、b两园的选择不同，进行课改的只能获得2个单位的效用，而“小学化”的效用则是8个单位，这种情况实际反映了如果a（b）严格推进课程改革，而b（a）却依旧按照“小学化”的模式运作，那么后者幼儿的小学表现将大大高于前者，其效用也将高于前者；若a、b两园都不推进课改，或表面扬新课改之名，行应试之实，则两者均获5个单位的效用；若两园都推进课改，幼儿的适应表现和效用水平均将低于两园同时推进“小学化”时的情况，都只能获得3个单位的效用，但由于两者获得的效用水平相同，因此幼儿园课改并未改变两园的相对效用水平，其结果仍是1：1。可见，这一博弈的均衡解就是a、b两园同时选择“小学化”，各获得5个单位的效用。这也就是说，a、b两园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都将选择“小学化”而非课程改革。

表2从幼儿的小学适应表现看a、b两园的效用博弈。 

  

 

三、幼儿园课程改革走出“囚徒困境”的最优策略。

目前幼儿园课程改革陷入的“囚徒困境”是由我国幼儿教育体制下的博弈均衡决定的，其博弈结构规定了如下收益：若幼儿适应小学、入学成绩好，幼儿园就能获得荣誉，得到更多的办学资源和经费；对教师就意味着奖金的提升；符合家长“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要求，与家长希望孩子日后进入好的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期望成正比。摆脱这种困境的惟一方法由此是改变目前幼儿教育的博弈结构，从原点推翻“囚徒困境”成立的条件，使其博弈的纳什均衡点能够设为课程改革而不再是“小学化”，为此我们有必要充分利用幼儿园教育评价的积极作用。

（一）以幼儿为本，推行多样化的评价手段。

中国应试教育考试制度决定了幼儿教育“小学化”的长期存在，再加上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需要改革的实际是应试教育影响下的博弈规则，重构一个有利于幼儿全面发展的博弈均衡。目前，我国不少省份都制定了一些具有本地特色、有助于推进幼儿园课程改革的评价标准与手段。例如，上海市一直在推进幼儿园新课改，与上海城市发展的定位相适应，符合国家教育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上海学前教育纲要》的基本精神，较好地解决了将中国国情、地方特色和世界先进理念相结合的问题。在以儿童发展为导向、强调以儿童的经验为切入点编制课程、实现课程“园本化”的基础上，他们将教师的专业发展作为课改理念要点，其中教师专业发展评价又是课改操作的重点。为促使教师与新课程同成长，他们引入了“诊断性个案评价”“教师档案袋评价”与“教师自我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使教师与幼儿园更加注重幼儿问题解决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是走出幼儿园“小学化”的囚徒困境的可行途径，有利于改变课改困境的博弈结构。

（二）建立多元化的“选择性激励”评价制度。

作为一种非合作博弈，幼儿园课改博弈结构的改变还需要第三方即政府的介入。政府是制度的决定者与执行者。制度在协调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时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更好地预测博弈的纳什均衡点。在此，可借鉴曼瑟尔·奥尔森设计的“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理论。

曼瑟尔·奥尔森认为，激励之所以是有选择性的，是因为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要区别对待，实现赏罚分明。这样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工作的人来进行诱导。“制度激励”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实施“监督”和“分级制裁”是必须的，其目的是使准自愿遵从者确信其他人也遵从规则。[5]在克服“小学化”倾向过程中，政府可运用“选择性激励”评价制度（如资源的优先配置使用、荣誉、加分和奖金等）奖励那些积极进行课改的幼儿园和个人，也可制定幼儿园新课程评估制度、督导制度等使个人行为与集体利益相一致的规章制度，对违背者予以惩罚，对积极遵守者予以奖励，以此改变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博弈结构，使幼儿园课程改革成为新的纳什均衡点，最终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

参考文献：

[1]张振华。博弈论视野中的素质教育。辽宁大学学报，2007（，9）。

[2]潘天群。博弈生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1.

[3]朱家雄。幼儿园课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