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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城镇化 农村 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我国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而城镇化则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传统特征的农村政治文化也必将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而实现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农村“依附型”政治文化将逐渐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一、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的传统性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质上属于农耕文化,它萌芽于夏商周时期,定型于秦汉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全过程,甚至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象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村地区,这种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一)王权主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王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它控制和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王权的至高无上性和不受制约的性质,使得社会严格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进行排序,社会资源的分配也是按照等级地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来进行的。在传统农业社会,地位卑微的农民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自然处于最不利的处境,他们不得不接受来自于上层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同时也不自觉地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意识和依附观念。在传统政治结构下,这种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从而成为千百年以来根植于中国农民内心深处的坚固的政治意识。近现代以来,中国先后进行了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权利状况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正在朝着民主法治社会的目标迈进。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思想依然在我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影响和制约了农村民主政治文化的成长。
(二)宗法观念
宗法观念起源于家长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长为核心的家庭管理模式,同样适用于家族、乡里、郡县以至于国家。在这种模式中,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身上,并且通过血缘或其它古老的形式得以传承,而其他人必须接受和认同家长的权威。家长制的这种等级意识和人治传统,就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观念。宗法观念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主张三纲五常,主张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统治整个社会,实现社会的和谐。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尊卑有别的思想,实际上绘制了一幅礼治的经纬图。宗法观念在以家族为基本构成单位的传统社会是有重要意义的,它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今天的农村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和发扬,对维护社会风气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而言,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家族式集权管理的模式却是不适应当前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因为它忽视甚至抹杀了农民个体的权利和自主意识;同时过分强调血缘关系也会导致农村政治生活中徇私舞弊和裙带腐败的产生,甚至会造就一些横行乡里的“村霸”行为。这些现象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农村民主政治的成长,还直接危害了农村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因此,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宗法观念”,必须秉持“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平均主义
在生产力低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平均主义是贫苦百姓最美好的政治理想,也是统治者巩固其王权的政治策略。所谓“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统治者对社会期望的基本认识。因此,无论从百姓角度看,还是从统治者角度看,平均主义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这反映了人对于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最基本期望。然而,对平均主义过分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锅饭”现象和对个人利益的否定,这在今天注重生产效率的时代背景下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基本政治原则。因此,必须将“平均主义”的政治文化逐渐塑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城镇化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
农村地区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坚固的阵地,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求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求逐渐消除传统政治文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塑造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特征的政治文化。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接受了现代城市文化的熏陶,其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政治认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政治行为也显得更加理性。这些劳动力在返乡之后,会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发挥一定促进作用,加之农村自身现代化水平也有了一定提升,因此,现代政治观念引入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促成了当前我国农村政治文化正在逐步实现现代转型。概括来说,城镇化进程主要在以下方面对农村政治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增进了农村公民的权利意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王权主义”思想留给中国农民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意识,即在无条件服从权力的同时忽视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形成了对个人权力的盲目崇拜。这种观念不仅不利于公民权利的维护,而且会助长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不正之风。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在参与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诸如拖欠工资等许多侵害自身权益的行为,在他们团结起来维护切身利益的过程中,实际上正是其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成长的过程。而公民权利意识的成长,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之一。
2.培养了农村公民的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建设法制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我国农民由于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加之长期以来农村法制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造成了农民的法治观念淡薄,缺乏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往来加速,观念和思想的交流融合也进一步加深。已经在城市地区成长起来的法治观念也逐渐影响到了农村公民的思想意识,促使他们逐渐树立起了尊重法律和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观念,也使得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变得更加理性和克制,这对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维护是非常有利的。
3.激发了农村公民的创新精神和注重效率的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不再是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农村公民在城镇化进程中深度参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培养和锻炼了他们开拓进取、坚忍不拔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同时也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中注重效率的基本认识。这一观念的形成,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快节奏,也更加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并在政治生活中认同他人的才能。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城镇化进程为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带来了契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首先,城镇化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城市地区,给农村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带来了主体缺失的根本性影响。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使农村地区丧失了政治文化建设的最活跃的生力军,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次,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频繁,城市中流行于一小部分人的腐朽堕落的思想也随之影响到了部分农村人口,特别是在城市打工的年轻人,从而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些消极影响都是今后应当着重注意预防和消除的,但总体来说,城镇化给农村政治文化带来的更多是积极和正面的影响,我们应当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三、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路径思考
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目标,是将传统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转变为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在城镇化进城中,要实现这一转型,必须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路径:
(一)完善农村政治参与机制,营造民主政治氛围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农村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平台,长期以来承担着农村社会自我管理的功能。但由于在许多农村地区,政治参与的制度和实践经常脱节,导致村民自治制度并未能普遍促成农村公民民主习惯的养成。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真正将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形成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管理的民主政治氛围,从而促进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
(二)加强学校教育,提高农村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
从现实情况来看,学校教育是当前我国农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也是提高农村公民政治认知水平的最有效的途径。而政治认知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公民文化形成的基础。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公民的政治法律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的人员和资金投入,努力实现教育公平,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为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打造良好的基础。
(三)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合理“扬弃”,使其融入现代政治文明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虽然整体上是一种“依附型”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原则不相符,但在某些具体内容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如对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重视等。因此,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应当注重现代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的适当结合,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法治的农村政治文化。
(四)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农村社会的整体转型创造条件
关键词:城市精神;品牌文化;精神契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2-0000-02
一、城市精神在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中植入的可行性
关于城市精神,学界和业界有着许多不同的理解。韩非(2006)认为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一种文明素养和道德理想的综合反映,是一种意志品格与文化特色的精确提炼,是一种生活信念与人生境界的高度升华,是城市市民认同的精神价值与共同追求。按照文化的三层次说,认为文化包含最表层的物质文化、中间层的行为制度文化、核心价值观层的精神文化(马华维,2001)。霍夫斯泰德(2010)在《文化与组织》中关于文化的解剖,认为文化包含符号、英雄和仪式的实践活动层和体现精神文化的价值观层[1]。
基于文化层次说,笔者认为城市精神是城市的历史文化、城市形态格局和市民的价值观念、思想情操、道德素养、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等等的集中体现,是城市文化中的精神层。它是在充分考虑城市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平衡下,定位于城市的现实发展,引领城市未来,突出城市魅力,强化市民精神,从城市文化中提炼出来的最本质、最核心的城市文化精髓。
因此,城市精神的形成是提炼、萃取了优秀的城市文化、最能反映城市格局的文化、市民的积极价值观念、优秀的思想情操、良好的道德素养、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和谐的社会风尚等而逐渐修正并将其固定化的过程。并藉以弥补城市视觉污染、城市风格缺失、城市文化自觉精神缺失等城市发展面临的精神文化缺失的问题[3]。其提炼、萃取的过程即是将城市符号、城市英雄和城市仪式等城市外在文化内化为城市内在价值观的过程。
因为城市符号、英雄和仪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城市精神内化的过程中,要在繁芜的形物城市中一一对比、痛苦地筛选并保留少数典型的最能够代表城市文化的符号、英雄和仪式。并且选择适当的渠道将城市精神传递给城市的市民,让城市精神渗透到市民的文化性格中。城市电视台作为城市的喉舌和城市文化宣传的前沿阵地,长期浸于城市文化中,是城市精神传递的最佳媒体选择。
城市电视台通过其擅长的视听语言手段,把城市精神转化为形象的视听语言,传播城市历史、人文、艺术、文学等大量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信息,承载着城市文化的记录,沉淀了城市群体的共同记忆。
同时,因为电视台的生产性质,只能在城市范围内传播,为了实现品牌忠诚度的目的,贯彻李长春同志的“三贴近”方略,以“本土化”作为城市电视台电视节目生产的宗旨,决定了城市电视台是本土文化最具活力的创造者,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承担着城市文化创造的主力军。其生产和传播与城市文化的发展同呼吸、共脉搏,具有与城市文化天然的联系。在城市电视台的运营中不仅传播城市文化,还通过一些有影响的电视节目创造一些城市文化[3]。
以东方明珠电视塔、广州塔、天津广播电视塔、中央广播电视塔、河南广播电视塔、海峡明珠电视塔、四川广播电视塔、龙塔、宿迁电视塔、江苏电视塔、龟山电视塔为代表的一批电视台的建筑物不仅是电视台的一栋建筑,同时还成为了该城市的地标性建筑,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基于种种原因,城市精神的提炼和萃取必将融入电视化的过程。
反之,城市电视台作为城市文化前沿阵地和文化创造的主力军,其品牌文化的形成在内化城市电视台本企业的形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外,还会萃取城市文化、城市形态格局、市民的价值观念、思想情操、道德素养、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等城市典型符号,形成城市电视台的品牌文化。
二、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中城市精神植入的必要性
比较城市精神和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的内化过程发现,城市精神萃取是由外而内的过程,是将能够代表城市文化的形物抽象成内在化的符号标志,再将这些共同的符号标志内化为价值观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的内化过程相同。相同的萃取过程决定了城市精神和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都代表了各自的精华价值观,都表达了各自最深层的精神文化。
在相同的萃取过程中,供城市精神萃取的文化原材料是包含形物城市电视台在内的典型的城市符号、仪式和英雄。同时电视台品牌文化提炼的文化原材料是包含城市形物在内的城市电视台的符号、仪式和英雄。提炼原料的相似性,决定了在同一座提炼工厂加工出来的成品(即城市精神和城市电视台)必然具有的精神契合性。
城市电视台是了解城市精神的窗口,是宣传城市精神的前沿阵地,是孵化城市精神的摇篮。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理论的城市电视台有责任、有义务为弘扬城市精神而贡献。主观的弘扬愿望决定了城市电视台在塑造其品牌时,将自觉地与城市精神投契。
城市精神是城市主流价值观的体现,反映了城市居民的文化意愿。城市居民的这种文化意愿也必将反映在城市居民的电视消费意愿上。他们将追寻那些反映城市主流价值观的节目。城市电视台在强化品牌忠诚度,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时,必将用居民需要的能代表城市主流价值观的城市精神作为生产的要素,这就决定了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与城市精神的精神契合。
三、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中城市精神植入的路径
城市电视台在面临同业的卫视频道和可替代的广播、互联网、移动网、纸质媒体等竞争过程中,致胜的法宝是品牌,正像杨先情(2014)在《地市报业传媒实施品牌化战略的路径选择――以广西钦州报业传媒为例》中所论述的“媒介市场竞争已逐渐成为品牌的较量。”而在城市电视台的品牌文化中城市精神的植入又势在必行。
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形成中的城市精神植入坚持以城市精神为中心,以城市物质制度为支撑点,以城市物质为切入点,以“人才兴台”为立足点,或是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的合理路径。
(一)以城市精神为中心
城市精神是城市制度和城市物质的核心载体,是提炼、萃取过的城市共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集合,包括文化精神、文化道德、价值观念、文化理想、行为准则等。
城市电视台在品牌文化中植入城市精神就要以城市精神为中心,充分解读城市精神,发掘城市精神的内涵,发现城市精神的电视化语言。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调整城市电视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使之与城市精神相一致,并将之作为电视台要达到或实现的最高目标和理想,使之渗透到全体或多数员工使之成为电视台员工一致的行为宗旨,产生与城市精神共鸣的内心态度、意志状况和思想境界。
(二)以城市制度为支撑点
城市制度是城市居民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城市制度是城市物质得以实施的基础,也是城市精神有效提炼、萃取的保证。城市制度在城市精神的提炼、萃取过程中体现出重实际、全覆盖、有效力、可实施、易操作等特点。
正是因为城市制度对城市精神的支撑性,要求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植入城市精神的过程中也要将城市制度作为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的支撑。在城市制度的框架内重实际、全覆盖、有效力、可实施、易操作地把城市制度融入到城市电视台自有的制度文化中。使得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制度与城市制度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三)以城市物质为切入点
城市物质是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由城市居民所创造出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是城市精神外在最直观的反映,是认识城市精神的基础。电视的表现形式包括音频和视频,其中音频和视频的资源都是文化的物质表现。城市电视台唯有善用各种物质的城市元素才能有效表现城市精神,构筑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体系。
(四)以“人才兴台”为立足点
首先,人才是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创新的源泉。在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形态日渐多元化、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互依存的条件下,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都必须牢牢把握市场脉搏,不断进行技术手段、经营管理和体制机制的创新,才能取得可持续的发展[4]。其次,人才是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第一生产力。在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中,技术手段的革新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还将对城市电视台的经营管理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城市电视台的人才对时代的深刻感悟和创新精神,从而生产出不朽的作品是真正支撑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的原动力。另外载体创新是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创新的手段,经营创新是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创新的关键。所有城市电视台生产力的进步都源自于人才。再次,人才是城市电视台品牌核心竞争力的缔造者。城市电视台品牌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内在机制、作品内容[5]。即通过完善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内在机制、提供更优秀的作品内容、创立忠诚的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培养优秀的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才能使城市电视台品牌具有独特的竞争力,才能在城市电视台品牌市场求得长足发展。可以说,城市电视台品牌的核心竞争力缔造的每个环节都需要人的参与,更需要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人才的探索和经营。总之,人才是城市电视台品牌核心竞争力的缔造者。最后,人才是城市电视台品牌市场化的保证。要改变中国城市电视台品牌的现状,只有了解市场的需要,才能组织好城市电视台品牌产品的生产;精通城市电视台品牌产品运作的过程才能使城市电视台品牌生产有利可图,符合产业发展的态势。人才是了解市场、精通运作的主体,是城市电视台品牌市场化的保证。
参考文献:
[1]GeertHofstede.Culture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2010.
[2]奚洁人.世界城市精神文化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3]汪永辉.城市电视台是传播城市文化的主力军[J].视听界,2011(2).
一、农村城镇化的基本概念
城镇化是指一个国家从传统的农业国步入现代工业国所必然出现的城镇发展过程,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其主要内涵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城镇是城镇化的载体,城镇的数量和规模决定着城镇人口的容量,也就决定了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兴起,是在中国特定的城乡分割制度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特殊国情条件下推动的。一方面,现有的大、中、小城市在户籍、就业、土地、社会保障等方面阻碍着农村人口的进城;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客观上存在着对城镇化迫切要求,这样,农村地域内的广大小城镇就成为了农村人口实现城镇化的主要选择。农村城镇化是中国农民创造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城镇化进程。
二、农村城镇化的基本特点 推进我国农村城镇化的重大意义
目前在我国城镇的8000万流动人口中70--80%的是进城打工的农民,这些进城打工农民基本上是从事第二产业,只要当地条件成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会回到本地从事非农生产。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产业基础和资本积累。改革20年来,我国乡镇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提供的农业剩余,为农村城镇化创造了前提。小城镇建设已具备了现实基础。根据国家体改委等11个国务院有关部委对全国18个省市1035个建制镇(包括县城关镇)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平均每个小城镇(建成区)经营总收入达6.5亿元,拥有固定资产原值3亿多元,固定资产净值2亿多元。农村城镇化是我国整体城镇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我国城镇化整体水平,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根据国际城镇化发展惯例,当城镇化率达到30%以后,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的时期。我国1999年的城镇化率已达到30.9%(2000年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由于调整了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城镇化水平提高到36%)。因此,进入21世纪后,我国就应步入了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的时期。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实施城镇化战略,并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三、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小城镇土地配置现状,于2001年上半年,对全国部分综合改革试点镇的土地利用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分三部分进行,一是结合国务院体改办对小城镇发展考核内容进行实地调研,在陕西省的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中,分别抽取四个小城镇进行分析,主要是研究2000年至2003年的城镇用地规模扩大和人口增加的关系,从中分析人均用地的变化趋势。二是对2000年小城镇用地结构进行了信函调查,对30个小城镇进行了调查,收回有效调查表格15份。三是对邻近山西、河南近几年小城镇发展较快的小城镇土地利用进行实地调查,通过走访小城镇当地政府,市、县、镇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和小城镇居民,采取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座谈会等形式,对小城镇用地管理现状、居民权属概念、土地隐性市场等内容进行了调查。回收了46户小城镇居民的有效问卷,问卷调查设计。
调查结果表明,单一的征用土地配置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积极性,而忽视了对存量土地的管理,导致了诸多小城镇用地不合理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用地粗放,土地利用效率低;(2)大量耕地被占;(3)重平面扩张,轻内部挖潜;(4)用地结构不合理,建筑布局凌乱。
四、建设多元化的小城镇土地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