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道德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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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摘要：“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两者在界限上应当保持清晰，在数量上应当保持协调，以实现良性互动。
权利不仅是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一个因子，而且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纽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权利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总是希望享有穷尽所有的权利，理论界亦热衷于从法律规范中寻找权利推演的可能性，继而凝炼出某种权利并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将一些道德权利甚至难称之为权利的“权利”制度化。这种权利“泛道德化”倾向最终会走向了问题的反面——权利庸俗化，是导致“人权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时，权利的实现又离不开理性制度的支持。鉴于此，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界线划分，即，权利的制度化便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
在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前，首先需要对相关的概念作一下解释和澄清。第一，所谓“权利的制度化”，是指将权利观念客观化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准则，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利制度，确认已经存在的某些习惯权利或道德权利具有规范约束力，以使这些“权利”得以有效实现的过程。我们将这些经过制度化的权利称为“制度性权利”。“制度性权利”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在狭义上指的就是法定权利或法律权利；在广义上除了法定权利外，还包括村规民约、政党与社会团体的政策、纲领与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确认的权利。本文取其狭义：权利的制度化与立法或者说道德规范法律化密切相关。第二，所谓“制度性权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权利与道德性权利的界域，任意扩张制度性权利的外延，以致将一些条件不够成熟的道德权利强行制度化的现象。
“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讲，制度权利是道德权利客观化的产物，是道德权利物化形态。道德权利的存在早于制度性权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护的时代，道德权利只是主体的自我主张，只能凭借主体自我力量予以维护，所以只具主观性，这是不完善的权利。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认识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渐确认各种主观性的道德权利，于是形成了法律权利。法律权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属性，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利。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某些道德权利的确定性需要主体以外的力量来维系，社会就会产生保障道德权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说，法律权利的产生是道德权利保障需要的产物，它使主观的、不完善的、确定性差的权利变为客观的、完善的、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权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权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从哲学意义讲，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稳定性的数量和界限，反映了质与量的统一。制度的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个人、社会的活动和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以协调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制度对于人权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它给与道德权利以较为稳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权离不开制度，它并最终要以制度的形式来保证其实现。
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按照权利的保障依据所作的一种分类。道德权利是先于或独立于任何法规或规章而存在的权利，它“诉诸于某种道德直觉或道德理想，诸如基于对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对人之为人的道德条件的判断，基于某种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义要求等等”。［1］虽然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在权利内容、形成条件、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两者完全可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同存共生，道德权利以人们期望用法律权利形式得到认可而事实上并未如此的形式出现，对它的尊重由人们的内心自律力来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权利带来的仅仅是“无法与其他人进行正常交往的恐惧”。然而，随着人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体的权利要求为根据，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由法律制度来体现道德权利的内在规律，由法律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这便是权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将这个问题作极端化处理而任意扩大制度的统摄范围。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也是不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同时又会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权利类型。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要动态地与同时代普遍的道德观念相容，虽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发展变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法律的制定先于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超越现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发生。但是，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价值目标上应当相容，并且这种道德规范在大多数人身上能够得到实现，如果现行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现行法律的制定极度超越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那么，这些制度性权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当中，权利在总量上也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平衡，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在数量上也是此消彼长的。两者在界限上应当清晰，在数量上应当保持适度的协调，以实现二者间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如果道德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将人权与空乏的人道混同，侵犯权利不会导致法律后果，制度的价值难以体现，被侵害的权利难于得到矫正；反之，如果将过多的道德权利制度化，法定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古代的“以礼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执行这种“法律”必然以德治为之,这对于现代的社会则是绝对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法定权利与道德权利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就会发生两者之间相互侵犯而两败俱伤的情形：要么法定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不了；要么道德权利难以得到实际保障。二、道德权利的存在形态
“无道德便无社会生活”，道德权利软化将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然而，一个国家的道德权利制度化的程度并不取决于立法者的主观意图与愿望，它受到该国客观存在的法律体系、道德伦理、国民素质、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是复杂和多种多样的，而法律所关注和调节的只是某些通过立法选择而确立的比较重大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利益关系都需要借助法律的手段予以调节，当一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其权利主体如果不享有就会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以致如果不加以法律保护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紧张以及社会秩序的紊乱，同时，当权利主体享有此项法律权利的时候又不会造成不同法律权利间关系冲突，整个法律权利体系混乱的时候，就有必要将这种道德权利制度化为法律权利了。否则，法律制度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反之，如果这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还远未发展到如此程度便硬要将其制度化，就会打破当前的平衡状态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权利都需要被确认为法律权利而由法律加以保护，法律规范不可能也无必要穷尽一切权利规定。根据康德的观点，一项行为准则只有当每个人永远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和每个人总是不服从它是不可能的时候，才可以被接受为普遍法则，如果某种行为归属于一项可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去从事它；如果它归属于一项无法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不去服从它。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认为，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道德规范：第一类道德规范是保障社会有序化运行所必要的，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应付的任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避免杀人和伤害就属于这类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大大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仁慈、博爱和大公无私等就属于这一类道德规范。［2］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规范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强制实现的性质。这些道德权利的约束力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而实现的，曾经作为道德权利的生命权、人身安全权等被制度化为法律权利。而对第二类的道德规范所确立的“请求无私捐助权”等，法律只能做出鼓励性规定甚至不作明确的规定，以激励的方式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扬善抑恶，而不能将其提升到法律权利来强制保障，因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不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由于它们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甚至否定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和财产自，如果将这些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以外在强制的手段迫使人们行善，结果可能是取消善行。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的道德都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的特征，在横向上包括社会共同体成员遵循的共同道德、个别共同体成员遵循的特殊道德；在纵向上又有层次高低之分。其中，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旨在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须共同遵守的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如果缺乏这种道德规范，社会就有崩溃的危险。这些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又被称作为“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它构成道德权利制度化的逻辑起点，法律权利只能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所保障的道德权利相邻接并处于其下。无论是在国际领域还是在国家内部，人权的制度化保护只能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做起。因为只有这种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才能够作为一种受到广泛认同的标准，从而具有普适性。所以说，人权的制度化是一个从共同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做起，标准又逐步提高的过程。三、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必然要追问：中国当下人权的制度化保护从何做起？考虑到法律体系、道德伦理、经济状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实际状况，更重要的是考量法律权利如何在现实中得以更好的实现。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应该确定为“不损人利己”、“不假公肥私”、“不损害环境”，这三种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以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这三种道德规范分别从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三个方面维系着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生活的安宁和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如果这一层次的道德沦丧，不但要引起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崩溃，而且会导致普遍的社会混乱。因此，这一层次的道德规范应该成为我国目前权利制度化的依据和逻辑起点。在当前的此种情况下，将“舍己救人”、“大公无私”或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英雄主义的、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法律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的社会化程度及道德水平逐步提高，这些道德权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不排除将来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的可能性。例如：在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弱势群体问题的日渐成为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发展能否持续的重大问题，将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从一般民政救助提升为人权层面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现实性命题，［3］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现在的强势群体将来沦为弱势群体的可能性亦在增大。如果一个社会共同体想要持续存在下去，它就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所以，“弱势群体福利权”当在某些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权利领域转入到强制性法律权利的范围。
参考文献：
［1］余涌.道德权利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4.
第2篇
在当下社会中，中国人也有一种用民俗习惯解决问题的依赖与传统，以农村结婚为例，尽管《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包办和买卖婚姻，但这种规定并不能完全改变一些农村地区实行的早婚、订婚的婚俗习惯，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其婚姻事务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习惯。在许多乡民的意识当中，只是履行了法律手续并不足以使婚姻“生效”，经过民间习惯所认可的“土方式”，婚姻才能为他们所接受。特别是国家法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着难以克服的自身缺陷，如供给不足、路径不畅、成本太大、预期不明，如有学者指出的，“很多法律只是看上去漂亮的“间架性结构”。
民俗习惯之所以能产生作用，人们之所以尊奉民俗习惯，显然是以民俗习惯能有效地应付社会生活为基本的前提，民俗习惯根植于当地生活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人们对它有着基本的认同和认可之上，它能为社区成员带来好处。国家法律和民俗习惯之间存在的“差异”和“断裂”成为我们必须面临的实际国情。
如今的中国仍然是个政治、经济、文化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乡土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封闭性，仍处于与中心城市相对应的边缘地带，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传统农耕的生活环境下，他们接受和运用法律的能量、频率不是太高。我们还不能完全指望通过国家法来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面面俱到和事无巨细的触及，国家法无法像民俗习惯那样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民俗习惯还有它的实用功能。
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民俗习惯深深根植于民族的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之中，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感染、传承，相沿成习，已经被模式化为一种带有遗传性的特质，它被特定社会群体所选择、认同和接纳，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净化才得以绵延、传递，凝聚着民族的心理、智力与情感，积淀着祖辈们长期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智慧和经验，有着巨大的、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事实上已经成为乡土社会更为常用、更为容易接受的法律样式。民俗习惯存在的这种社会基石，是国家法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正所谓民俗习惯是国家法的重要渊源，国家法也应当建立在民俗习惯的基础上，依托和衔接好民俗习惯。
由此，带给我们思考的问题在于，国家法的制定和实施不能任意妄为，国家法要产生作用，得立足民间，要受到民间社会的检验与评判，要有社会效果。如果法律偏离了民俗习惯和其他社会规范，法律运作的成本就会提高很多，甚至根本就得不到执行。这就是萨维尼说过的，在每个民族中，逐渐形成了一些传统和习惯，通过不断地运用这些传统和习惯，它们才逐渐地变成了法律规则，法律就是内在的、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民族的共同意识。民俗习惯需要国家法作为后盾的支持以显示其权威性，而国家法又需要借助民俗习惯帮助其规范秩序，形成扩展。
过分倚重于国家法的控制手段，轻视民俗习惯的作用，社会控制机制就有可能失衡，不利于圆满地解决问题。一方面，法律数量的空前繁多，法院解决纠纷的社会效果和社会认同度不高，另一方面对社会丰富多彩的惯例和民俗习惯视而不见。一个社会如果把解决争端的重担全部诉诸法律，结果可能会诉讼成灾，积案如山。
我们应该注意到国家法与民俗习惯的这种互动与相容的复杂关系，国家法完全偏离甚至背离了土生土长的民俗习惯，没有接上“地气”，国家法有可能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花瓶”，而另一方面，国家法对民俗习惯进行硬性的、不切实际的干预与压制，法官在执法中完全无视民俗习惯的价值，不管乡民的承受能力，盲目兜售甚至强制推行国家法，都有可能适得其反。
第3篇
论文摘要：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叉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上困难、生理上残缺、智能上低下而叉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突出的特点，即物质保障的现实性、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并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蕴含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中国法律援助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困难、生理残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而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减免诉讼费在内在的整个法律程序的各个环节上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帮助。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社会的贫困者、弱者、残疾人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同国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中国法律援助物质保障的现实性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不同于资本主义法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们的法律既规定了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实体权利，又规定了为实现平等实体权利所必须的平等程序权利，而且特别强调为实现这些权利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权利的实施机制，切实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以真正贯彻实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区别。总而言之，中国的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范围广、后盾强，有保障，是一项大有发展的公益事业。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探索、解决和完善。
(二)中国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
在中国，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行为。法律援助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责任。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目前还缺乏大量的社会援助组织，没有形成稳定、可靠、充分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而律师又已成为法律服务资源市场的竞争主体。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全面参与和组织领导，单靠社会和律师个人的力量，要形成一种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活动的有效制度并维持整个法律援助机制的统一、有序运行，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而且还可能导致法律援助活动出现各自为政、孤军奋战、管理失灵、形式混乱、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法律援助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特点，也是其优点。我们在确立法律援助为国家责任的同时，也没有排斥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法律援助活动。这种以国家援助为主，社会组织和个人援助为辅的法律援助机制，不仅体现了国家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而有些国家或仅仅把法律援助强调为一种国家责任，或只认为法律援助是社会组织和律师个人的人道行为。这两种作法，或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或易导致法律援助工作的失控。
(三)中国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
首先，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来看，包括如下:刑事辩护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及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而一些国家的法律援助则仅限于特定的刑事、民事案件的辩护及简单的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咨询。
其次，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来看，只要是公民、法人确因经济困难或其它特殊情况，以及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许多国家则完全排除了法人和外国人的法律受援权。
再次，从法律援助的主体来看，中国法律不仅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师的应尽义务，而且还要求公证人员、墓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也应为维护社会弱者的法律权益提供法律援助。而在一些国家，法律援助被认为仅仅是公设律师的工作和少数具有正义感的私人律师的善举。
二、中国法律援助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
(一)实现和保障人权
认为，人权就是一切人，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一定社会中的一切成员或一定国家中的每个公民，不论其种族、民族、性别、语言、、政治主张、财产收入、教育程度等状况如何，其所受到认可和保障(主要是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的能够实际拥有的实然权利和应当拥有，但因目前种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还无法拥有的应然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权利等，不仅在资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应当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条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法律就是人权法。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无论是宪法，还是各部门法，对人权的保护还仅仅是一种立法上的承认，而对人权的真正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于使这些法律规定的权利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一般而言，人权的实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来直接实现其实体权利;二是人们在司法救济中通过行使程序权利(诉讼权利)来保证实现其实体权利。以上两种实现人权的途径，随着法律规范的繁多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性的法律服务。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资源的有限性、有偿性往往导致社会弱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获得相应的法律服务。因此，传统的人权保障措施已远远不够，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所以，无论是从道德及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公正、平等的法律价值与评价的角度，或是从人权的角度，中国都不仅应当实行法律援助制度，而且中国的法律援助都应当比外国实现得更好。
(二)凸显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拥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要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来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要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性。一般把前者称作实体正义，把后者称作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有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靠司法人员的秉公执法也是不够的，还要有对社会弱者的法律援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司法公正特别是对程序正义的种种障碍，其中包括社会弱者在寻求法律的平等保护时遇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困难。具体而言，这些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上的障碍;知识与信息上的障碍;权利和义务观念上的障碍;沟通交流上的障碍;法律服务资源上的障碍;生理上的障碍;人身自由上的障碍。以上诸种妨碍司法公正的障碍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从而导致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则是保障这两种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
三、中国法律援助蕴涵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适应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需求而产生的。‘言首先是在西方社会出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平等”诺言，积极支持在有关法律制度中订立给予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内容。如法国1851年确认法律援助制度，英国1903年颁布《保护穷人囚犯的法案》、1949年颁布《法律援助和咨询法案》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享有法律服务特权的否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并没有改变其维护资产者利益的阶级本质，且他们所宣扬的人权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人权，所以其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使资本主义法律成为普遍保障广大穷人利益的工具。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穷人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现象仍到处可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应该提供法律帮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同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样，反映了人人要求乎等、铲除人间不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然而，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它既反映了中国全体社会成员大都具备的或是能够接受的传统道德价值，又体现出了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必然联系。中国的法律援助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体现仁爱积善
孔子云:“仁者爱人”，这是中国占代早期的人道主义。孔子从爱护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伦理立场出发，认为作为一个仁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问题，认为“良知”即“不虑而知者”，可与“良能”、“良心”视为同义语。“良能”，是指天赋为善的能力，也就是天生愿做好事;“良心”，即善良之心，不忍加害他人之心。且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积善”亦即多做好事，与人为善。铁面无私的包拯、刚正不阿的海瑞等为民请命、为民伸冤的壮举，流芳千古，可歌可泣，都是传统道德价值观在司法活动中的典型表现。
中国的法律援助，给在犯罪案件中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给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而无力支付律师费者，给请求给付抚恤金、保险金或与此有关的公证而无力支付费用者等等自然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也给某些经济上有严重困难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可谓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好事，同情弱者，扶贫帮困助残，充分体现了仁爱积善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历来被人们看成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基于各种原因，社会上总会存在一些弱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因经济贫困或其它原因，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对弱者的法律援助，不仅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制度，也是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之一。为社会弱者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援助，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体现。
(二)强调义务，淡泊利益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居于传统道德价值观主一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重义轻利。它主张“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则“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抵制贪欲、战胜邪恶的武器。在法律不断受到金钱腐蚀的今天，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的话掷地有声:“做律师就不能为了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是律师至高无上的准则。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己使许多当事人受益。法律援助，为贫弱者减免服务费，不正是重义轻利这种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吗?
(三)注重尊老爱幼
世界各个民族都具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中国古代不仅有系统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有较完整的教育体制，向国民灌输尊老爱幼等伦理道德的观念。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把尊老爱幼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给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赡养协议、抚养协议的公证提供法律援助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价值观。
第4篇
1.法律教育部分的教材编写
（1）具体法律内容稍微不足。
与2010年修订版的内容相比，“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3年修订版进一步删减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关内容，与2009修订版、2006修订版相比，具体法律内容更是少之又少。鉴于当前我国依法治国理念的逐步深入，笔者认为应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法律内容，而不应一味的删减。
（2）教材编排较为死板。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两课”教材之一，有必要保持一定的严肃性，但是纵观历年修订版本，教材编排在排版、内容形式、用语等方面没有实质性进步，书中充斥着大量死板的教条、概念、条文等。这不但较难激发学生学习这门课的兴趣，而且不能很好地去影响学生，无法达到国家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的目的。
2.法律教育部分的教学
（1）教师教学方式。
在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进行讲述的过程，往往以教师单方面的授课为主要方式，缺乏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加之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不深，思想上不够重视，经常有逃课或不认真听讲的情况发生，课堂效率较低，学生们往往都是在老师的灌输下被动地接受法律知识，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
（2）课程设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在2006年课程改革之前是分开的两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但是在两门课程合二为一之后，由于将“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排在“法律基础”之前，教师在授课的过程往往习惯于把教学重点放在教材的前半部分“思想道德修养”上，而忽视了有关法律知识的教学，教师的不重视就导致学生对于这部分知识的忽视，甚至是无视。除此之外，教材中有关“法律基础”部分的知识编写不够精确、概念含糊不清，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再者，整本教材通篇采用文字形式进行编写，理论概念性较强，知识分布过于紧密，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疲劳感。
二、改善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问题的措施
1.教材改革
（1）保障教材编写的严肃性。
（2）增强法律部分教材的趣味性。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平衡性。
2.教学改革
（1）完善我国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机制。
根据我国目前法律教育发展现状，建立起一个从小学开始至初中、高中、大学的完善而衔接有效地法律教学体系，从小就开始培养学生一种法律意识，真正地体会到法律学习的重要性，自觉地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提高教师队伍建设，积极对授课老师进行培训。
加强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重中之重就是授课者的法律素养。目前，高校中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可能会出现知识断层的现象，由于他们往往自身并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对于我国法律制度、法律变革也不甚了解，因此，高校就需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培训工作，随时更新他们的法律知识体系。
（3）活跃课堂气氛，改革授课方式。
第5篇
13年版教材，是在党的十召开后第一次对“基础”课所作的修订。为了更好地贯彻十八精神，根据课程特点，将十八报告中一些新的概括、新的提法和新的观点，及时充实到新版教材之中，比如：在“绪论”中，及时补充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在“大学生的历史使命”中，及时补充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共同理想”中，及时补充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论述等等。
二、完善“基础”课教学专题的新构想
随着13年版教材内容的更新，“基础”课教学专题的设置也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加以跟进和完善。但是，在修改、完善作为课程的教学专题时，并非简单地增减一两个专题，也不是简单地给个别的教学专题换个名称而已。在修改、完善作为课程的教学专题时，至少应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一）根据性
专题的设置首先要考虑的是课程的教育目的。“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行动，是选择有效的教育手段和方法达到教育目的的过程，它不同于自发的教育过程。”[1]对于“基础”课来说，贯彻和实现课程教育目的的就是统编教材，它是学生在校获取系统知识、提高思想品德的重要工具，也是教师进行教学的具体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在13年版教材对教材进行修订特别是对某些章节作出重大调整和修改之后，急于完善“基础”课教学专题的根本原因。
（二）同质性
专题教学，顾名思义，即根据开课的宗旨、结合教材的内容，紧紧围绕某一话题或主题进行深入的研讨式学习。这里，“某一话题或主题”中的“话题或主题”，在内容或性质上，应当具有相同性、或同类性，即同质性。只有注重了教学专题的同质性，才可能在具体教学专题的设计上和教学中，更好地在有限的学时内，突出重点，整合内容，加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从13年教材来说，教材的第五章，既有宪法的内容，又有法理学内容；第六章，主要涉及的是法理学的内容。根据教学专题同质性的要求，如果把第五章中的宪法部分作为一个独立专题，而把第五章中法理学的部分与第六章合并成另外一个独立专题，这样，专题的内容不仅相对集中、完整，而且在实际教学中还可能更加易于操作，结构更加合理、顺畅。
（三）稳定性
长期以来，特别是“05”方案实施以后，各高等院校“基础”课基本上都采取的是专题式教学方式，并形成了相应的教学专题。设置和完善教学专题，应注意保持专题的相对稳定性。稳定的专题，有利于教师深入钻研专题内容，广泛收集专题资料，高度关注专题前沿动态，仔细琢磨专题教法，进而提高专题仍至整门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13年版教材，虽然修改的地点比较多，个别章节的变动也比较大，但从总体上说，有些章节的整体框架变动不大。比如，13年版第一章“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下设三节，即：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长成才；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架起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前五版第一章不仅章的标题完全一样，而且节的标题和数量也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个别“节”的“目”的数量不同，相关内容的提法和论述不同。还如13年版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在前五版中，章的序位、标题和节的数量、标题也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个别节中的“目”的调整和有关内容的提法、表述的不同。因此，对于教材中这些整体框架结构变动不大的章节所对应的教学专题，完全可以在仅对个别内容进行修改、调整的基础上，保持其专题的稳定性，至少是保持原来专题主题和结构的不变。
（四）前瞻性
在设置教学专题时，作为一线教师应认真体会课程目标、仔细研读教材内容，做到既以教材为依据，又不拘泥于教材的束缚，尽量以战略和发展的眼光，使教学专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比如，在“基础”课06年版教材出版后，根据当时教材的内容，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将教材第五章“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与第六章“培育职业精神，树立家庭美德”两章，合并为一个教学专题，即“三大生活中的道德要求与法律规范”，这种处理既有教材上的根据性，又有专题教学的特色性，还为13年新版教材证明了其所具有的前瞻性。根据13年版教材，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在对原定教学专题进行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新的教学专题，即：第一讲：话说大学生活；第二讲：理想与信念；第三讲：漫谈爱国主义；第四讲：人生三论；第五讲：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若干重要问题；第六讲：三大生活中道德要求与法律规范；第七讲：宪法略论；第八讲：法理概要。
三、新专题在实施过程中应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一）思修部分与法基部分的关系
“基础”课的内容客观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即思想道德修养（简称“思修”）部分和法律基础（简称“法基”）部分。在实际教学中，有的学校思修部分由一个老师上，法律基础部分由另一个老师上；大部分学校是一个老师同时将一门课承担下来。由于教师专业背景或知识结构的差异，导致老师在对思修与法基部分内容的处理上主观随意性过大，存在失衡现象，要么偏重思修部分，要么偏重法基部分。由于修养部分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等内容，学生平时了解比较多，讲好不容易，而法基部分的内容特别是有些部门法的内容，知识性和实用性较强，因学生平时接触不多，稍加深入并结合案例进行教学，学生就会很感兴趣。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有的教师往往容易弱化思修部分，强化法基部分，特别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98方案”实施期间，同时担任过“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这两门课程的教师，更容易出现上述情况。就13年版教材来说，对于法基部分，删除了原来对实体法律制度和程序法律制度具体内容的了解，强调的是对法律精神、法治理念和法律权威的教育，因而在实际教学更应正确处理好思修与法基两个部分的关系，在思修部分下功夫，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寻找切入点、紧扣关注点，破解一般化、简单化，提高针对性、实效性。而不能像讲授法学专业课那样，对具体部门法和程序法花费很多学时讲授，不仅学时不够，而且也不符合“基础”课的教学目的。13年版教材要侧重根据党的十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对当代大学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维护法律尊严，从思想意识上引导学生知法、守法和用法，最大限度地发挥课堂教学的效应。
（二）表面热闹与课堂实效的关系
在教学中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课堂比较沉闷，学生的参与度不高，教师试图营造一种轻松、民主、活泼的教学氛围，虽经努力，但效果仍然不佳。究其原因，除了学生方面的因素之外，可能与教师的积极性、持续度、所提问题的质量以及方式方法有密切的关系。而同一教师的其他课堂，稍加鼓励和发动，学生的参与性很强，发言的积极性很高，个别同学在同一节课中，数次举手发言，甚至有时在某一同学发言的前后，其他同学自发地为其喝彩助威或鼓掌加油的局面，可谓气氛活跃、热闹非凡。课后想想，发现热闹的背后，就发言的动因来说，有的可能因发言加分而言之，有的可能因面子观驱使而言之，当然也有不少同学因确有自己的想法而言之；就过度热闹的场面来说，有时可能是因不同专业的学习习惯而产生，有时可能是因学生发自内心的赞许而产生，有时也可能是因课堂的失控而产生。因此，作为教师要善于看待、分析课堂上的“热闹”场面，区分不同情况，在充分保护学生发言热情的基础上，对个别极具功利性的发言和失控状态，有技巧性地加以因势利导与合理管控，提高发言质量、确保教学实效，努力克服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推进课程改革的进程中，课堂教学曾一度出现不问效率不讲质量的无序状态，表面上看，课堂上热热闹闹，气氛活跃，实质上是虚假的‘繁荣’”[2]状况。
（三）知识性学习与提高素质的关系
“基础”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它有自身特有的范畴、观点和知识体系。对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很好理解和把握。但是“，基础”课的重点并非简单的知识性学习，它是在综合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其他三门课程的原理、知识和观点的基础上，解决学生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道德品格、法律意识等方面有关现实和深层次问题，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知识性的学习相对来说较为容易，解决人的道德品质和思想意识的问题则困难得多。因此，教师在专题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作用，通过研讨式、启发式、问题式、交流式、论坛式等各种方式，从开课宗旨出发，正确处理好知识性学习与提高素质的关系。
（四）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第6篇
（一）有利于增强课程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提高教学的实效性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方法一般多是采用传统的讲授法。这种教学方式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样的教学结果是课程缺乏吸引力、感染力，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少了思考，也没有兴趣思考，更别说创造性思维的激发了。而启发式教学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本，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究，凸显学生在教学中的作用，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有利于增强课程的说服力。该课程在大学生素质培养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只有不断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引导学生正确的看待自己、社会，才能最终达到教育目标。
（二）有利于发挥大学生的能动作用
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曾指出，培养创造性思维，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一个人的潜力，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一句寓意深刻的话：“理想的教育其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于教学生学。”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调动学生积极、主动地思维，启发式教学始终把学生作为教育过程的主动参与者。教师适时地采用多种引导方式，有计划有目的地展开教育，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同时学生通过思考、反省、评价掌握了知识，并提高学习能力和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学生的终身学习及发展。可以说启发式教学强调师生的互动与双向交流，既强调教师的“启发”、“点拨”、“诱导”，又注重学生的“愤悱”理性自觉，“反求诸己”“内省”“反思”。
（三）有利于促进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
推动教学相长启发式教学要求教学过程的双向性，即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之间的互动性。在启发式教学中，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引导者和管理者，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变成了合作关系，和学生一起思考、分析、讨论问题，在相互配合中进行良性互动。同时，启发式教学还有利于教师和学生的思考，推动了双方的学术研究。德国教育学家洪堡也曾说过:“大学教授的责任并不是‘教’，学生的职责也不是‘学’，而是从事研究，教师应诱导学生研究的兴趣，进一步指导学生研究。”教师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向学生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和科研方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带动学生进行学术探究，学生的思维往往是很活跃的，一旦被激发出来，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当学生不断的提出一些新问题后，可以促进师生一起去研究，也可以带动教师做更广、更深的研究，从而形成教学与科研、教师与学生的良性互动。
二、启发式教学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的运用实施启发式
教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求教师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并掌握一定的教学技巧，还需要一定的实施条件。启发式教学不是说几个案例就可以了，启发式的形式应该是灵活多样的，需要教师不断总结探索。这里，介绍几种启发式教学的基本形式，供大家相互学习。
（一）设疑启发向学生提问
然后引发他们思考，是很多教师惯用的启发方式。教师适时地向学生提出一些难度适中、新颖有趣的问题，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进行思考，最终找到问题的结果。但是目前很多教师提问没有精心准备，随意性很大，深浅过渡，不能很好的激发学生的思维。因此教师运用此方法前，一定要认真准备，给学生一些富有挑战性的能激发他们思考的问题，才能达到教学目的。例如，在讲大学生诚信的问题时，笔者问了这么几个问题，考试作弊是不诚信的表现吗？有多少人从来没有作弊过的？除了考试作弊，大学生在校园中还有哪些不诚信的行为表现？善意的谎言你能接受吗？通过这一系列的问题，让学生对大学生诚信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同时引出大学生诚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话题。
（二）讨论启发讨论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主要方式之一
它的特点是答案的不唯一性。在进行讨论前，教师要精心制定讨论的话题，题目给大家后，教师要适时地对学生的发言进行点评，以免学生的思路偏离了轨道。例如，笔者在讲大学生就业择业的问题时，并没有直接照搬书上的内容，而是让学生讨论这么几个话题：你认为咱们医学生的就业情况如何？影响医学生就业的因素有哪些？医学生要想获得一份满意的工作，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医学生创业，有哪些方向可以选择？学生在进行小组讨论后，充分认识到当前大学生就业的现状，了解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所在，并明确了自己的生涯规划。在比如讲授公民道德时，组织学生讨论大学校园里不文明现象及如何提升大学生道德素质进行讨论，使学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及怎样完善自己。
（三）案例启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理论性比较强
为了让学生更轻松的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可以通过案例进行启发。案例教学法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向学生呈现精选的富有代表性的案例，引导学生对这些案例进行研究，从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同时启发学生积极思维，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理想信念的作用时，笔者引用了以下案例，让学生自己分析讨论案例，效果较好：清华大学高材生考过600分也不易，可一个每天三顿为清华学子切菜卖饭的农民工，头回上场就爆出冷门———北京日报报道，清华园里人才济济，但学生食堂的师傅张立勇，也为许多人知道，就不能不说是件新鲜事了。他的艰辛，他的刻苦，他的顽强，让清华学子动容。水木清华BBS上，头一回为一个农民工的坚韧好学掀起波澜。张立勇，做农民工10年，如今即将拿到北大国际贸易专业大本文。在案例看完后，我给学生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1）张立勇为什么高中读完后不直接考大学？（2）他为何选择去清华打工？（3）食堂工作很幸苦，他为什么还要继续学习，并且挑战国内知名高校？学生对这样的事迹显得很有兴趣，他们都踊跃参与讨论，积极阐述自己的观点，有的学生还讲到听过他的演讲，被他的追求理想的精神所打动。
（四）比较启发在教学中
第7篇
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是帮助大学生树立人生观和价值的观的教学。但是目前大部分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只是理论教学为主，没有进行深入的实践教育环节,填鸭式的教育使学生在课堂当中产生比较严重的烦躁情绪。
（一）教学内容的单一性。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是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教材，是在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上的一门重点难点课程。以往的思想道德教育在教学内容上都是局限于道德领域上的灌输，课程的教学模式也是采取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使得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脱离了实际，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中没有没有显示的依托是脱离实践的教育，使得学生们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不懂得学与致用，造成学生道德观念的模糊性，不能及时对道德现象进行及时的判断，从而到学生们会表现出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因此在以往教学内容上更加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建立、健全与当代大学生实际身心相结合的教学内容，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成果性。
（二）专题教学不突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是围绕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进行的教学活动，对大学生人生观的培养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目前许多高校的思想道德以法律修养这门课程专题教育不突出，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教学理念模糊，对培养大学生的正确的人生观存在一定的难点。
二、完善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的途径
（一）教学内容因与时俱进。高校思想政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内容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教学内容，达到教学内容与时代进步相统一，现有的的教学内容大多是理论教学的知识，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比较缺乏，学生的积极性比较散漫，课堂上学习的效果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中，要把社会的热点问题融入到课程中，针对社会的的热点难点进行详细的讨论和分析，引导大学生学会分析社会存在的问题。教学内容可以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入其中，让大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同时也要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一直是热门的课题，随着社会经济的速发展，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逐步的凸显，在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过程
（二）优化教学手段。在科技快速的发展过程中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应该运用高科技手段，互联网技术结合课本的相关知识收集相关的视频、图片等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形成一定的政治观，建立起鲜明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情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掌握基本知识，让学生学活，用活的理论知识应用大众媒体中，提高学生的内容学习的信息量，促进学生的思想健康教育。传统的教学手段，课堂上单向给学生灌输知识，学生被动的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学生没能形成很好教学实践效果。改变教学手段，使学生达成相应的教学目标，要让学生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能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
（三）提高教师技能。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是人与人的交流的工作，而不是机械交流，没有感情的教育是无法让人信服的。针对学生存在的实际问题要进行解释根据学生的特点去解决学生实际存在的问题。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课程，对教师的教学技能要求很高，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就是提高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方式方法。教师要借鉴国外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成果的经验，根据学生的实践情况，确定教学目标，积极的引导学生投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
三、结束语
第8篇
1．重视前期申报，忽视后期实际应用和推广。目前全国各个高等学校普遍重视对精品课程的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一门公共基础必修课程精品课程建设更是重中之重。各高校之所以热衷于精品课程的申报，一方面可以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因此，在精品课程建设申报期各高校在财力、物力、人力上都给予大力的支持，使得前期的申报工作能够顺利完成。但是当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后，相当多的精品课程被束之高阁，只有参加申报的教师能够运用，没有及时进行推广;有的虽然进行了推广，但是由于教师水平和个人认知和接受程度的问题，教学思路教学方法没有全部推广出去。虽然精品课程得到了建设，但是没有落地、生根、发芽，违背了精品课程建设提高教学质量的初衷。
2．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运用不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是一门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涵盖内容丰富，可以运用的教育教学方法多样，但是精品课程的建设中，明显感觉，教师对网络等新的教学资源运用不够，通达式教学、情景式教学、探究式教学等教学模式运用较少。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高校推广不够，另一方面是教师的问题。有的教师单纯的接受教学方法，教学思路理解不够，难以掌握精品课程的精髓。有的教师对先进的教学仪器、教学方法，掌握不了，或不屑于掌握，影响了精品课程的推广。
3．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后的持续改进不足。目前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的教学中，发现一些申报成功的课程，过了三年五年还是申报成功时的状态，教学内容方法，没有丝毫改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频繁更新，各种新技术更是日新月异，一些新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已经走进了高校的课堂。有些地方精品课程更新不及时已经失去了“精品课程”的意义。
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中教师学术交流探讨不足。对一件事物的看法，可能百人有百样，更何况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内容比较多，单单依靠教师通过自身努力在教学思路、教学方法等方面达到百分百的掌握，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现实工作中，精品课程学习培训少，交流沟通少，主要依靠教师自己掌握，自己学习消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精品课程的建设效果。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中的一点建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是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突出教学特色，是集科学性、先进性、教育性、整体性、有效性于一身的主干课程，精品课程的建设意义重大。我认为要建设好，就要做好以下几点:
1．科学有效规划，严格全程监管。精品课程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课程在建立之初就要从学科、学校的实际出发做好长期规划，注重实际效果、实际运用，以提高教学质量作为根本目标。在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后也要适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推广规划，使精品课程成为真正的精品，使更多高校大学生收益。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只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开始，而不是终结。精品课程建设政府部门要有规划、有目标，适时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学校在精品课程建设上要有计划、有步骤、有主管部门、有责任人，能够合理有效持续建设。精品课程建设要建立政府部门监督检查，学校自查，学生评定的有效动态管理机制。政府、高校要形成精品课程建设的全程监管和服务体系。
2．加强学习沟通，建设好教师队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是涉及思想道德、心灵深处问题的课程，内容涵盖广、意义深，不单纯是知识性的教学。教师要想将精品课程传授好、表达清，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地汲取好的教学方法、思路。在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学校、政府要提供一个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政府组织精品课程院校特别是国家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团队到各高校开展培训，组织各高校到精品课程院校学习。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技术交流活动，为教师提供学习提高的机会。另一方面，要在教师队伍中开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学习培训。学习是提高知识和教学能力最有效的手段。学习培训可以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教师要努力掌握新的学术信息，自觉的将学术研究新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拓宽教学深度和广度，丰富课程的学术内涵，使课程具有时效性和针对性。通过学术交流、培训学习，最终达到提高精品课程的含金量，使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到教学中，使教学形式更加生动、形象、鲜活，以期达到好的教学效果的目的。
3．有奖有罚，建立健全奖惩机制。各高校要积极鼓励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积极参与到精品课程实施中，明确申报成功不是目的，充分有效运用到教学中，提高教质才是目的。各高校要结合学校实际，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立健全一套切实可行的奖惩机制，每年对课程进行课程评定和检查评估。检查该课程在建设过程中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教学到位与否，即在师资质量、教学理念、教学模式等方面是否与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相符，学生是否喜欢该课程，学生是否能从中获益，是否提高了理论素养，改善了行为习惯。在课程建设上要从师资准备、教材整合、教法创新、教学管理、成绩考核五个方面进行考评。对于考评合格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于不合格的要给予一定的处罚。通过奖惩来激励教师，不断提高改进，保持精品课程的先进性、科学性。
三、小结
第9篇
高校思想政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内容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教学内容，达到教学内容与时代进步相统一，现有的的教学内容大多是理论教学的知识，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比较缺乏，学生的积极性比较散漫，课堂上学习的效果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中，要把社会的热点问题融入到课程中，针对社会的的热点难点进行详细的讨论和分析，引导大学生学会分析社会存在的问题。教学内容可以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入其中，让大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同时也要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一直是热门的课题，随着社会经济的速发展，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逐步的凸显，在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过程
（二）优化教学手段
在科技快速的发展过程中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应该运用高科技手段，互联网技术结合课本的相关知识收集相关的视频、图片等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形成一定的政治观，建立起鲜明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情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掌握基本知识，让学生学活，用活的理论知识应用大众媒体中，提高学生的内容学习的信息量，促进学生的思想健康教育。传统的教学手段，课堂上单向给学生灌输知识，学生被动的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学生没能形成很好教学实践效果。改变教学手段，使学生达成相应的教学目标，要让学生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能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
（三）提高教师技能
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是人与人的交流的工作，而不是机械交流，没有感情的教育是无法让人信服的。针对学生存在的实际问题要进行解释根据学生的特点去解决学生实际存在的问题。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课程，对教师的教学技能要求很高，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就是提高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方式方法。教师要借鉴国外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成果的经验，根据学生的实践情况，确定教学目标，积极的引导学生投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
（四）结束语
第10篇
优化思想政治课教学手段
可采取以下教学形式：（一）阅读讲解法：主要针对一些有关条例、概念、意义等加以记忆的法律知识，可以采取学生自我阅读，熟悉内容，质询探索，教师讲解释疑，指点迷津。学生在反复阅读理解的基础上掌握应熟记的内容。（二）案例教育法：主要针对部门法专题、程序法专题的有关法律知识采取案例分析，在此教学期间可利用幻灯片、电视、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使学生对案例有更透彻的了解，调动学生积极主动探讨分析问题，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法律知识，提高理论联系实际、辩证看待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温故知新法：主要针对记忆性的法律知识，既有书面练习，也有口头练习，可以相互提问，一问一答，也可通过多媒体手段播放是非或选择题，要求集体回答，其次不定期地进行拈阄答题，表现最佳者将获得小小的奖品，促使学生在紧张刺激的课堂氛围内集中精力学习。
多种多样的练习方式使学生们得到充分的锻炼，知识掌握牢固，规范他们的言行、指导他们的实践。活动深化法：开展法律知识竞赛、学生自编自演法律小品、模拟法庭、辩论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寓教育于趣味性、娱乐性之中，并能使学到的法律知识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吸引学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吸收，使每一个学生都成为课堂的主人。
优化思想政治课外的法律文化环境
第11篇
一､新闻报道权的概念
新闻报道权是指新闻媒体及记者自由地搜集新闻信息并将它们报道出来的权利,也是让受众享受“知晓”的权利｡新闻报道权包括采访和报道两个环节｡采访是新闻报道的基础环节,也是新闻记者的最基础性权利｡采访权是对一切可公开报道的新闻事实,新闻工作者有权通过法律允许的手段获取材料并通过新闻传播媒体真实新闻的权利(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闻事实除外)｡报道是采访权在出版环节的实现｡新闻报道的可以是信息的通告,消息的披露,也可以是批评或评论｡
首先是采访权｡有的也称为新闻采集权､新闻接近权和知察权等指新闻工作者搜集新闻素材的活动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活动中的权利｡新闻工作者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搜集信息和传播信息,搜集信息的过程就是行使采访权的过程｡采访是一种带有目的的观察､聆听､谈话､询问､体验､记录､查阅､录音､录像等的行为｡新闻记者行使采访权,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代表人民行使民利,是为了公众获得知情权而进行的信息采集｡其次是舆论监督权｡舆论监督权是传媒权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新闻报道权的核心内容,体现新闻的重要功能,是法治社会正义､自由和公正的象征｡舆论监督权不具有公共权力的性质,没有强制力,是一种软监督,但这种权利常常起到社会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再次是新闻记者的人身权｡诚然,每一个新闻记者都享有民法上一切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其中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以及人身自由权｡这里的人身权更偏重于新闻记者行使采访权,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作为记者,其采访权受到保护,作为自然人,其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也受到与其他民事主体一样的严密保护｡任何侵害记者人格权的行为,都是法律制裁的对象｡
新闻报道权的本质是权利,是一种宪法权利和政治权力是人民权利的实现,从法理上讲报道权不是记者的专有权利,记者作为“拟态公众”代表人民在行动如果不代表人民利益便失去了合法性｡当然,从司法救济上,现实中新闻记者以“拟态公众”,身份的司法请求权没有法律依据,新闻报道权受到侵害,记者必然从“神”回归为“人”要以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进行救济｡
二､新闻报道权的法律渊源
新闻报道权的法律渊源是指规定､确认和保护新闻报道权的法律规范的基本存在形式｡
现代民主国家或明示或默示,均承认新闻报道权为新闻机构的一项基本权｡许多国家的新闻专门法规定了记者报道自由的权利｡在我国新闻报道权作为传媒所拥有的主要权利,目前在我国立宪上不是一种独立的权利,而是公民权利的延伸,其法律渊源在于公民依照宪法享有的言论自由权､新闻自由权和知情权｡公民的言论自由通过传媒的新闻自由权获得表达渠道,而新闻报道权是实现公民知情权的具体化｡
宪法上的表达自由｡宪法里的言论出版自由条款有学者也称为表达自由,是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之一｡表达自由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使用各种媒体或方式表明显示或公开传递思想､意见､观点､主张､情感,或信息､知识等内容而不受他人干涉､约束或惩罚的自主性状态｡表达自由的概念较广,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和艺术表现自由等｡
1789年著名的法国《人权宣言》在其第11条中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这个条文成为后来许多国家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参考的典范,保障言论自由成为所有立宪国家的重要原则之一,标志着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许多国家的成文宪法并没有“新闻报道权”字样的明确文字表述,但都确立了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则,这个法律原则成为新闻报道权最重要的宪法渊源｡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有如下文字:“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
总的来说,表达自由包括三个方面的自由:寻求､接受信息的自由;思想和持有主张的自由;以各种方式传递各种信息､思想和主张的自由｡言论自由是人们认识､接受､发展和传播知识､经验以及真理的重要形式,保障言论自由是对人的关怀和尊重｡它与其他自由和权利一起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现代国家立国的基础｡因此,新闻报道权来源于公民的表达自由权利,国家以法律形式充分保护传媒这一为公民提供行使表达自由的平台｡
知情权｡知情权英文为the right to know,又称为知晓权､知悉权､了解权和获知权等｡狭义的知情权主要是指获取官方的消息､情报和信息的权利,是当代情报自由法所涉及的基本制度,当代情报自由法的目的在于实现政府公开化和保障公民获取政府情报的权利｡广义知情权是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包括从官方或非官方知悉､获取相关信息｡知情权的内涵,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都与新闻业密不可分,国家通过的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就成为新闻报道权的基本法渊源｡“随着知情权外延的不断扩展,知情权既有公法权利的属性,也有民事权利的属性,特别是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是公民作为民事主体所必须享有的人格权的一部分｡”①知情权既是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也是公民的民事权利,其内容涉及公法､私法两个领域｡
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也得到了国际法的保护｡1946年联合国通过的第59号决议､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都规定了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虽然我国已加入了两大国际人权公约,但知情权在我国的法律保护仍处于缺位状态,知情权还只是公民言论自由权中的潜在权利｡
新闻报道权的其他法律渊源｡包括行政法规中的有关新闻报道权内容｡我国目前虽无专项的新闻法基本法律,但新闻工作并非无法可依,除了前述的法律渊源外,还有专门的行政条例和行政规章等｡如《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子出版物管理条例》､《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这些部门法规就间接或直接涉及了新闻报道权｡
此外,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一些司法解释,其中有的涉及新闻报道权,也是其重要的法律渊源｡例如《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等｡
三､结语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法制建设刚刚起步,新闻法律渊源亟待完善,一些较突出的问题集中体现为:(一)权利救济制度缺失;(二)权利的保护配置失衡;(三)立法取向有待调整｡从当前侵权事件甚至于恶性犯罪事件的此起彼伏中,我们不难发现侵权和维权是一对矛盾,正如正邪势不两立,不是邪压正,就是正压邪,立法必须体现正义,司法必须维护正义,为此,法律必须达到补偿､制裁､教育和预防功能｡
注释:
①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 1997年版,第90页｡
第12篇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和平稳运行的必要保障。纵观我国的传统法律教育模式，其已经很难适应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人们也越来越对高校法律教育的改革倾注了非常大的关注度。我国高校法律教育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相分离从属性上来看，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规范中调整、约束人们行为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从善与恶、好与坏的角度，通过人们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约束和调整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法律则是利用强制性来规范、确保人们行为的合规合法，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道德和法律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不可偏颇。道德强调的是自律，将被动的遵守变成主动约束。法律强调的是他律，其通过强制性和威慑性约束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道德和法律运用不同的约束形式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从本质上看，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我国传统教育中，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通常是被割裂开来，往往偏重于道德修养教育，因此很难使学生持续性地形成稳定的法律信仰，而这又会反过来对道德认识产生负面的作用，最终影响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法律学科课程和法律活动课程相分离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特别看重学科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而忽视活动课程的作用，认为活动课程会扰乱在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还与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不相符。因此，在我国高校的法律教育中，学科课程的比重大大超过了活动课程，有些甚至都没有开设相应的活动课程。高校法律教育老师，往往只重视对法律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传授，而忽略对学生法律素质以及相关能力的有效培养。在法律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学生对法律知识认知，学生往往都是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法律知识的，对相关法律问题和法律情景的分析涉及过少，师生间缺乏互动。但是归根结底，法律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教师只阐述某一具体规定，而未能让学生掌握和领会该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的话，一旦学生遇到真实情况的发生，如果缺乏具体的明文规定，往往会束手无策、无法灵活应用，甚至造成学生自身的违法犯罪情况的发生。
（三）法律教学避重就轻，对法律运用能力的培养力度不足长久以来，因为我国古代法制的特点，程序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往往只知道实体而不知道程序，将程序法视作实体法的附属品，可有可无。受此影响，在我国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现象普遍存在，在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教师为了迎合学生的兴趣和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往往会有意识地增加更多的实体法的内容以及相关案例，占用了本该是学习程序法的时间，另外因为学生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也未曾经历过相应的法律执行程序，因此学生对程序法的感知会更加的模糊。这就导致高校法律教育的成效有所影响，使得学生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法律基础知识，进而影响了学生对法律实际运用的能力的有效培养。
（四）法律教学偏向义务本位，权利意识的培养力度不够从我国法治观的发展演化历程来看，我国的法治观还是侧重于“义务”的规定，强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社会控制。在我国传统的高校法律教育实践中，仍然还残存着义务本位思想的影子，具体表现在法律教育内容编排上，往往强调学生的守法教育，而忽视对学生用法能力、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的培养。在以义务本位思想为指导的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教学主体即老师是以预先设定学生是“恶”的前提下开展相关教学活动的，其教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课堂的法律教育活动，使学生知道不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这种教学活动几乎完全抹杀了学生在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生对于相关法律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对增强学生的法律素质产生加大的负面作用，甚至会造成学生对法律的片面理解从而产生不良的情绪。
二、高校法律教育的素质教育发展新取向
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时展节奏，经济建设要有现代化的思想，相应地教育也应当有现代化的理念和策略，在人们思想观念向现代化不断转变的同时，社会的法治建设也要走向现代化。现阶段我国高校法律教育已经出现了在要求学生掌握法律知识和规范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情感价值观目标培养，通过引导和鼓励学生开展法律实践体验，使学生在遵守法律、守护法律、运用法律的前提下，对法律内涵和法治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去的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发展新趋势。高校法律教育的理念发生了重大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渐致力于学生法律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法律素质的全面培养法律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法律现象的想法、观点、心理反应等的总称。作为将来市场经济的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是当代大学生未来立足社会的必要条件。据有关调查显示，现阶段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在出现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后能够拥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能够诉诸法律。学生已逐渐将法律知识、思维以及信念融入自己的主体范围之内，将被动转化为主动，进而养成良好的法律运用能力和法律信仰，从而使得学生法律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逐渐致力于对法律刚性特征与现实社会纷繁复杂性之间的调和众所周知，法律是具备强制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就像俗语讲的“法律是完全没有感情的”，但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却与法律的刚性之间往往会出现差异和不适用的地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法律的制定、执行、监督等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更高的要求。这同时也要求在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要致力于向学生讲解法律的刚性和实际社会情况的多变性之间的协调，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律运用的灵活处理。
（三）致力于法律理论教育和学生实践的有效结合单纯的法律理论知识的灌输对学生形成良好的法律素质的养成是不足的，尤其是对学生正确运用法律能力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现代高校法律教育新理念要求教师重视学生对法律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在实践运用的过程中对法律理论知识加深体会和掌握，进而有效地提高学生对法律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的活跃度，对高校法律教学课堂学习进行巩固和补充，进而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的目标。
三、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
法律素质教育导向下的高校法律教育，最终是要依靠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得以实现，要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促进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增强，形成正确的法律体会、法律情感以及法律信仰，进而提升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从而达到高效法律素质教育的最终育人的目标。
（一）将法律情感教育逐步融入高校法律教育中法律情感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法规所持有的情绪反馈以及形成的有关体验。大学生的法律情感，只有通过特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逐渐的内化，才能真正培养起来。一个学生是否具有正确、坚定的法律信仰，能够在充分理解法律知识的额基础上信任法律，进而在主体性作用下对法律加以灵活运用，是衡量一个学生具备法律素质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在高校法律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明确法律情感教育的培养思路，尽量将法律情感教育有机地融入到整个法律教学过程中去，才能真正地提高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实效性，才能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科学、健康的发展模式。
（二）将个性教育逐步融入高校基础法律教育中高校素质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人，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对学生个性的培养和个人潜能的挖掘。个性发展和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是内在统一的，个性发展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对学生个性以及潜能的挖掘、发展，摒弃了传统教育中的平均主义，根除了教学内容单一、教学形式固定、教学方法老旧等弊病。素质教育理念引导下的高校法律教育，就是要充分重视个性教育的思维的融入，根据学生具体的情况，因材施教，善于利用不同学生对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不同兴趣和特长，从而真正有效地提高学生整体的遵法、守法、用法的能力，使学生养成较高的法律素质和能力。
第13篇
一、猎头顾问的法律约束与道德标准
1993年3月，中国本土第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猎头公司泰来猎头事务所成立。此后，大批的猎头事务所（公司、机构）随之出现。他们以公司化的运行方式，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猎头行业的产业化进程。20年以来，中国的猎头行业处在快速发展期。但是，企业对猎头服务还处在认识阶段。顾问和机构本身也都处在成长期，不规范的市场现象时有发生。为了进一步规范猎头行业，中国政府颁布了相关的法律，一些有责任感的大型猎头公司也纷纷呼应，迅速发起制订行业规范的倡议。
（一）法律约束
1.国家法律对猎头顾问的约束。近年来，猎头业在我国快速发展，为了规范管理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维护我国人才流动有序进行，2003年10月，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人事部、商务部等部门出台了《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管理暂行规定》。《规定》明确指出：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招聘人才出境，应当按照中国政府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在这当中，不得雇佣正在承担国家、省级重点工程、科研项目的高级工程师和高级管理人员，未经人才所在单位同意的，在职国家公务员等人才出境。
国家的法律是红线，不遵守规则，势必将危及生存，又谈何利益？英国著名的猎头公司雷文国际顾问管理公司就是因为没有遵守中国的法规而黯然退出中国。当时雷文为给一家法国水泥厂“猎”一个高级经理，挖了北京某国企的骨干，结果被该国企告上法庭。在那个没有几个人真正知道猎头公司是怎么回事儿的年代，这场官司对雷文声誉的打击可想而知。
2.地方法规对猎头顾问的约束。上海市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猎头行业也处在快速发展的上升甬道。2006年，上海市人才中介行业协会首次针对猎头行业《上海高级人才中介服务行业行规（试行办法） 》 ，对上海所在的猎头公司实行制度化管理。业内人士认为，行规出台的意义在于抵制个别猎头顾问在利益的诱惑下产生的不符合行规的操作，提升整个猎头行业的运行水平和形象，保护用人单位、候选人、猎头公司三方利益，促进猎头行业高效、健康发展。
（二）猎头顾问的道德标准
作为猎头行业最重要的一员，猎头顾问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还必须遵守猎头顾问的从业道德标准。行业规则不仅仅是猎头顾问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也是猎头顾问能够顺利开展业务的保障。我国猎头行业经过长期的实践以及借鉴外国先进的经验形成了一套基本的道德标准，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维护公司利益与形象。猎头顾问作为猎头公司的代表，必须时刻注重维护公司利益和形象。在收取猎头佣金时，猎头顾问必须按照猎头业内的惯例进行收费。为了在业务竞争中取胜，一些猎头顾问不惜恶意压价、降价，这样的做法不但给业内同行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而且搜寻的人才不能保证质量，用人单位的利益也容易受到侵犯。长期发展下去，不仅会影响公司的整体利益和形象，甚至会对整个行业的整体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2.保护候选人平等参与竞争。候选人大都是在某行业中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先进的管理经验、敏锐观察力的高级人才，而且在公司中担任重要职位。猎头顾问在推荐候选人时，必须以客观、不带任何偏见的态度推荐求职者，不能因任何原因偏向某位候选人。同时，在与客户签订合同之前，为候选人保密，不向客户泄露候选人的任何资料。这样做不但能够保护候选人能够平等的参与竞争，而且能够保护候选人落选时能够继续留在原有的公司任职。
3.充分尊重客户。猎头顾问在向其客户提供候选人资料时，只能向一个客户推荐， 即人才资料专送;而不能把一个候选人的资料同时向多家客户推荐，以体现猎头公司对客户的尊重与负责。而且，猎头顾问为客户提供的服务必须让客户满意，否则将严重影响自己的声誉。当推荐的候选人到任后不能满足客户的需要时，猎头顾问必须实现自己的承诺，进行新一轮的寻访工作，直到为客户找到满意的候选人为止。
二、中国猎头顾问的道德现状
随着人才市场的活跃，猎头行业有着诱人的发展空间和利润空间，猎头公司也大量涌现。与普通的人才招聘机构相比，猎头公司更加注重保密性和针对性，但猎头公司鱼龙混杂，仍然存在少数操作不规范的公司。目前，中国猎头顾问在经营业务时所出现的不规范操作主要如下：
（一）信息歧视
猎头公司一般搜猎的都是中高层的企业管理人员，所以对于候选人的要求是“高学位”、“高职位”、“高价位”三位一体。当猎头顾问在给客户推荐候选人时，有些猎头顾问会优先推荐高学位甚至是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候选人，而将低学位的候选人放在最后推荐。这是对候选人的信息歧视。候选人的学历并不能跟能力划上等号，猎头顾问应该以平等为原则，对于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候选人，应该优先推荐，不能以任何理由而故意延后。
（二）收取候选人佣金
根据猎头业内的现行规则，猎头公司会在候选人成功地任职后向企业收取候选人年薪 25-%30%左右的佣金。但有些猎头顾问在利益的驱使下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会以各种名义向候选人收取佣金。这是违背猎头顾问职业道德的，也会对公司的形象产生负面的影响。猎头顾问在短期内也许尝到了甜头，但长期下去，猎头顾问不仅很难开展业务员，甚至会陷入被驱逐猎头行业的窘境。
（三）简历造假
为使用人单位对候选人满意，有些猎头顾问甚至通过简历造假的方式伪造候选人的学历、工作经历等信息，造成有些经猎头公司推荐的候选人在入职前的各项测试过程中表现良好，到任后却发现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情况。比如，某用人单位需要招聘一名运营总监，但猎头顾问在短时间内找不到合适的候选人。为了应付客户，猎头顾问利用简历造假的方式“制造”出一位合格的运营总监：将一位运营经理的工作经历稍微进行更改和润色，把现任职位改成“运营总监”。
根据相关报道，目前国内猎头行业的整体水平大致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20世纪 80 年代的发展水平。由于客户对人才需求的快速增长，使 得很多猎头公司一拥而上争抢这块“肥肉”，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而猎头行业中猎头顾问存在的不规范操作，是对猎头顾问职业道德的藐视，不仅会造成用人单位和高级人才对猎头机构专业能力的怀疑，而且这种不正当竞争也会导致业内的恶性循环。
三、对策创新与发展建议
近年来，随着人才市场的日益全球化，国际猎头开始倾向于独资开办新网点。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洋猎头”在本土化战略方面存在问题。尽管国际猎头占据了中国内地市场的绝大多数份额，但由于 本土化优势，国内的中小型猎头公司，仍然忙得不亦乐乎。也就是说，国内猎头公司仍然有广阔的运营市场和上升空间。
根据《AESC职业道德公约》，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领域：
（一）加强行业规制与引导
1.从产业政策来说，我国政府应该将预付型猎头公司从人才中介机构中脱离出来，减轻税收负担，鼓励其快速发展。同时，适当刺激猎头公司向规模化和集团化方向发展。比如，根据国际惯例，猎头公司和企业数量的比例应该为1∶200，所以中国市场猎头公司的数量至少应为5万家。而目前国内最多只有7000家专业猎头公司，离饱和状态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总体上，我国政府以刺激鼓励政策为主，但在结构上仍然要确保猎头公司的优质高效。
2.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组建相对宽松的全国性猎头联盟和在重点城市试点区域性的行业协会、产业协会，融合全国的资源平台、形成本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并逐步向国际猎头市场进军。与此同时，应当预防可能出现的非自然垄断现象，有效控制整个行业的市场成本和消费价格。
3.加快行业规则的制定。除了政策限制外，我国猎头行业的进入门槛很低，充斥着“无资料库、无服务规范、无质量承诺”的“三无”猎头公司，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声誉，并对一些运作相对规范的公司造成冲击。为了促进猎头行业的发展，中国猎头行业迫切需要加快行业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实现猎头业逐步由低级阶段向规范化过渡，逐步实现资讯建设的专业化、咨询人员的专业化和行业分工的专门化。
（二）提升猎头顾问素质
1.提高自身水平。猎头是一个操作性极强的职业，必须在“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因此，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猎头顾问，必须沿着“接单、分析客户需求、寻访候选人、推荐面试、背景调查、协调上班、后期跟踪服务”等一连串的“作业链”点点滴滴积累经验教训。熟悉猎头市场运行规律，掌握良好的辩术，既不得罪客户，又能维护自己的权利，更要为所在公司创造出高额的利润，是当今猎头顾问必备的素质。
2.良好的职业道德。好的猎头顾问除了必须具备基础素质之外，还应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猎头顾问应该具备品行优良、诚实负责等特性，能够提供招聘单位的真实情况并能提供坦诚的建议，而不是为了赚钱骗你没商量。
3.主动沟通人际关系。猎头顾问还需具备娴熟的人际沟通能力、持久的忍耐力等。即使人才今天对跳槽可能并不在意，但明天可能就会改变主意。可以说，猎头并非易事，时刻充满变数，没有持久的忍性和亲和力，到嘴的“猎物”也会失去。
（三）重视公众沟通
1.适度披露公司经营情况。猎头行业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一个披着神秘面纱的行业，而猎头公司日常的工作和业务流程不透明所带来的种种猜测和质疑从未停止过。为此，猎头公司可以适度披露公司的经营状况，比如锐仕方达公司率先宣布公开自己的运营数据。通过类似的方式，进一步增强猎头行业的透明度，打破传统猎头公司在求职者和客户心目中的神秘感，减少外界对猎头顾问的误解。
2.适当组织公益活动。作为中高端人才服务机构，猎头公司可以通过组织开展相关的公益活动，进一步提高公众对猎头行业的认识。比如，猎头公司可以联合举办猎头行业发展研讨会介绍雇主如何与猎头机构高效合作等方式增加雇主对猎头业务的认识，加强与猎头公司的合作。
总之，作为经营高级人才的战略性产业，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猎头行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政策的引导，有效规范猎头行业的发展。而一名优秀的猎头顾问，必须在掌握了相关猎头经验的基础上，严格遵守我国政府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猎头行业道德标准，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服务水平，推动我国猎头行业朝着规范化、专业化的方面迈进。
参考文献：
第14篇
关键词：转喻；转喻式翻译理论；法律文本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6.17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迅猛发展，学界开始讨论其与翻译学之间的关系。Shreve和Angelone[1]出版了《翻译与认知》，标志着认知翻译学逐步形成。谭业升曾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创造性翻译研究的几个核心问题，对认知翻译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做了有意义的探索[2]。王寅曾提倡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建构翻译理论的思路，提出“认知翻译观”和“认知翻译研究”的新兴边缘学科[3-4]。在认知翻译学框架下，一般认为，翻译与转喻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翻译的本质是转喻性的，是源语言与译入语之间的一种语言转换。Tymoczko曾提出“翻译转喻学”（metonymics of translation）和“翻译转喻”（metonymy of translation）等术语，并认为，翻译的转喻性主要体现在翻译的联系/创造（connection/creation）功能以及翻译的局部性（partiality）这两个方面[5]41-57。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篇类型，法律文本的翻译也离不开这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法律文本具有正式性、严谨性、专业性、规范性等特点，法律翻译必须把握这种文体特征，使译文映现源语言的“味道”。对法律翻译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当属克罗地亚法律翻译学者Susan arcˇevic'。国内近十年法律翻译的兴盛与这位学者是分不开的。国内学者研究法律翻译的视角比较多样化，包括译者的创造性（黄巍[6]）、法律交流原则（杜金榜[7]）、翻译策略（张法连[8]、刘法公[9]、穆可娟[10]）、语用视角（张新红、姜琳琳[11]，马莉[12]，韩健[13]）、文化美学（王同军[14]）等。纵观研究现状，学界基于认知角度对法律翻译的探讨着墨较少，鲜见认知转喻对翻译的研究路径。本文将在转喻式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其对法律翻译的指导作用，试图探索基于转喻式翻译理论的法律翻译策略。
一、转喻式翻译理论
涉及认知转喻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主要体现在对比喻性语言的翻译上。从传统修辞学角度看，这种语言现象的翻译很少，因为转喻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格。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这种语言现象俯拾皆是，因为转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工具，在语言中无处不在。本文中的转喻式翻译理论（a metonymic theory of translation）把转喻视作后者。
英、汉语的词汇大多具有交集特征，意义仅部分等同，这就是造成“部分代整体、部分代部分、整体代部分”转喻机制的认知基础[4]20。Denroche进一步强化了翻译的转喻性本质，提出了转喻式翻译理论[15-16]。他将比喻性语言看作翻译可行性的基本对象，但它并不主要关注比喻性，而是重点关注源语文本与译文初稿、译文初稿与译文终稿之间紧密相关的意义转换。这种理论可为翻译研究提供一种新范式。依据这种理论，转喻处理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语言之间以及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之间的转喻关系使翻译成为可能。翻译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语际迁移阶段（从源语文本到译文初稿），二是语内修正阶段（从译文初稿到译文终稿）。这两个阶段具体包括：理解源语文本意义，对比源语与译入语，作出由转喻框架激活的词汇选择，修改译文初稿直至预期。翻译即是通过转喻关系处理这个过程。从源语文本到译文初稿充满了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而从译文初稿到译文终稿中某些句子的转换其实就是转喻转换。再到译文终稿中所做的词句微调，其旨在关注语篇连贯，也是转喻处理在发挥作用。
同样在2015年，常年关注隐喻能力的伯明翰大学教授Jeannette Littlemore在其新著《转喻――语言、思维与交际背后的“缩影”》中也谈及了转喻与翻译的关系，为转喻式翻译理论做了有益补充[17]。她指出，译者在将源语文本译成译入语文本时可能会涉及转喻表达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将这些转喻表达按照恰当的翻译策略译出。在国内，卢卫中曾专门研究了转喻的翻译策略，并指出，转喻的翻译可采取“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译入语特有喻体翻译”、“源语喻体+喻标”、“源语喻体+注解”和“源语喻体的舍弃”等策略[18]。
简而言之，转喻式翻译理论认为，可以从转喻的视角界定翻译。具体来讲，包括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前者指具体转喻表达的翻译，其翻译策略要视语境而定，采取“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的翻译策略；后者意指源语与译入语之间的关系本质上讲是转喻的，译文初稿与译文终稿之间的关系也是转喻的，这是转喻式翻译理论的宏观把控与指导原则。
二、转喻式翻译理论对法律文本翻译的指导作用
（一）转喻式翻译理论指导法律文本翻译的可行性
从微观上讲，鉴于法律文本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法律语言庄重、严肃等特征，在法律文本翻译中，译入语对源语的忠实性、一致性方面要高于其他类型的文本翻译。但是，过度强调法律翻译的忠实性与一致性势必会招致法律翻译过度直译之嫌。法律翻译译者一直在忠实于语言与忠实于法律内涵之间摇摆。尽管如此，鉴于英、汉两种法律语言的不同特征，进行双语转换时难免存在词汇在形式与意义上的部分等同，这即体现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转喻机制。因此，从微观上讲，转喻式翻译理论对法律文本翻译有指导作用。
从宏观上讲，尽管法律翻译所体现的主观能动性相对较小，无须进行过多转换，法律翻译毕竟也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其中包括典型的句型转换。正如Susan arcˇevic'所说，法律翻译就是语言转换与法律转换同步进行的活动[19]。依据转喻式翻译理论，从源语到译入语以及从源语法律到译入语法律的这两种转换背后的认知机制即是转喻运作。这里的转喻即是发生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内的源语与译入语之间的认知操作，也包括发生在同一法律框架下源语法律体系的法律法规与译入语法律体系的法律法规之间的认知操作。正是由于转喻机制的潜在指导作用，促使译者在法律翻译过程中灵活把握法律翻译策略，合理运用符合译入语规范的句型，实现两种法律在语法、功能等层面上的一致性。因此，从宏观上讲，转喻式翻译理论对法律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译文：业主特此立约保证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按合同规定的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总价，或支付合同规定的其他应支付的款项，以作为本工程施工、竣工及修补工程中缺陷的报酬。
源语中的“therein”是一个简化形式，代指“in the Works”。所以译文将其译为“工程中”，这种翻译方式体现了整体形式代部分形式的转喻关系，实现了译入语中法律语言的规范化。
例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译文：The Law of the PRC on Chinese-Foreign Equity Joint Ventures
Article 1 With a view to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mits foreign companies， enterprises， other economic entities or individual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oreign parties） to incorporate themselve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o equity joint venture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enterprises or other economic entiti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hinese parties）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nd subject to authorizatio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上例中，针对同一个“中国”，汉语法律中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译者将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译作“PRC”，将第二、三个译作“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这种译法体现了语言的多样化特征，“PRC”与“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部分形式代整体形式的关系。同时，依据“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的策略，“PRC”的译法属于部分地直译，未能充分体现汉语法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严，可进行合理的转喻转换，并调整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对等性是体现转喻式翻译思路的重要依据，法律语言中也存在这种不对等性。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等性造成了源语与译入语词汇之间存在部分代整体或整体代部分的转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多采用“译入语对应喻体”的翻译策略。
例5：各成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中，应避免对任何国家的或政治独立进行威胁或诉诸武力，应避免采用任何与联合国宗旨不一致的其他方式。
译文：All Members shall refrain in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any state，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Purpose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上例中，源语中的“成员国”与译入语中的“Members”构成一种形式上的词汇缺失现象。一般来讲，“成员国”译作“member states”或者“member countries”，而译文则将其处理为“Members”，这种译法既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也切合了法律语言的简洁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部分形式代整体形式的转喻关系。
2.法律文本中句型的转喻翻译策略解析
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对等性不仅体现在词汇层面，也体现在句型方面，这种不对等性正是转喻式翻译理论的重要依据。汉语法律文本中的句型不能与英语法律文本中的句型完全对等，只有通过有效的转喻转换，才能达到法律文本翻译的标准。
第一，首尾互换的转喻转换。
为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表达规范，在必要情况下，需要调整源语的语序，进行必要的转喻转换。
例6：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2， the General Assembly may recommend measures for the peaceful adjustment of any situation， regardless of origin， which it deems likely to impair the general welfare or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including situations resulting from a viol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Charter setting forth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译文：对于联合国大会认为可能损害公共利益或影响国家间友好关系的任何局势，包括因违背本确定的联合国宗旨和原则而造成的局势，无论什么原因，联合国大会可以提出和平调解的建议，但不得违背第12条的规定。
英文的语序讲究突出主题，把重要的信息放在句首，如原文中的“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2”，而在译入语中，则将其放在句末，这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该例中的语序转喻转换较好地体现了转喻式翻译理论的宏观指导作用。
例7：为规范公司付款管理，特制订本办法。
译文1：To st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payments， these regulations are formulated.
译文2：These regulations are formulated to st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of payments in the company.
译文2的语序转换实现了译入语的通顺与连贯。
第二，句中成分的转喻转换。法律文本中的句型互换不仅包括首尾互换，还体现在句子中的成分转换，这种转换既体现了法律语言的文体特征，也符合法律文本翻译的指导原则。
例8：合营企业所需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应尽先在中国购买，也可由合营企业自筹外汇，直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摘自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译文1：An equity joint venture should put the purchase of the required raw and semi-purchased materials， fuels， auxiliary equipment， etc. from Chinese resource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may also raise its own foreign exchange funds to buy those directl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译文2：In its purchase of required raw and semi-processed materials， fuels， auxiliary equipment， etc.， an equity joint venture shall give first priority to Chinese sources， but may also acquire them directl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with its own foreign exchange funds.
法律语言的艰涩难懂，多“归功”于其包含的大量生僻少见的法律术语与复杂冗长的语法结构，没有一定法律常识的读者往往会望而却步。按照翻译的基本原则，法律语言在句法上应表现为结构简单、表意清晰。依据转喻式翻译理论，译者应时常提醒自己及时对第一稿的用词与句型进行合理的转喻转换，化繁为简，化散为整，以确保译文简洁易读的翻译效果。上例中，译文1是翻译初稿，全句使用了“put ”与“raise”两个并列谓语动词，突显了“尽先”与“筹”的动作，突显前者符合汉语法律试图表达的意思，而突显后者则有点“喧宾夺主”的意味。另外，“put”的宾语过长，有点臃肿。相比而言，译文2进行了一定的转喻转换，将这个宾语的位置转换到句首位置，并将“筹”的工作置后，转换为方式状语的做法既突出了源语主题，又符合英文表达习惯。这样的转喻转换保持了源语法律的“本色”，又恰当地实现了语言的简洁，进而构建了译入语的连贯性。
三、结束语
法律文本是识别度较高的一种特殊文体，因此法律翻译译者需要同时具备较强的双语转换与法律转换的能力。法律翻译的开展需要多种翻译理论及策略的有效支持，本文中的转喻式翻译理论便是其中之一。研究表明，在转喻式翻译理论的指导下，针对源语法律文本与译入语法律文本中的词汇意义或形式的缺失，应当按照“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策略进行翻译；针对双语法律文本中的句型，则需要根据语境进行必要的转喻转换，以保证源语法律文本与译入语法律文本的“本色”。当然，转喻式翻译理论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其对翻译的指导作用还需进一步细化。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对此理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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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关键词：器官移植；供体；人格保障；来源；分配；知情同意权
【中图分类号】R541.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7526(2012)04-0366-01
据全球移植中心名录统计,目前全球已有70余万身患绝症者通过器官移植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我国,目前器官移植已超过2.5万例。其中肾移植46002例次,我国肾移植数量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但我国器官移植规模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我国目前每年进行肾移植约3000余例,而需求者达30余万人。在全国500万盲人中,有近3万人可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因供体缺乏每年只有不到1200个病人能接受角膜移植。我国约有1亿肝病患者，30%的肝病患者最后会发展成肝硬化,而肝的供给比肾还紧俏。到底是什么制约了器官移植的广泛开展呢？下面将从供体的人格保障，供体的来源，器官的分配，供方和受方的知情同意权以及特殊器官移植五个方面简要阐述现今器官移植中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供体的人格保障
自然人享有人格权，是自然人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任何人均是其身体及各部分的所有者,应能自由地以自己意思处分,从现代思想出发，人的自己决定权是意思自治理念在人格权领域的具体体现，所以对于人在生存中，做出承诺从自己身体上分离一部分(如器官)的行为，自然应被视为该人行使其人身自决权的一种体现。活人是具有法律人格的权利主体，故具有处置其人格利益的自己决定权。
2供体的来源问题
（1）无偿捐献问题——捐献的范围。首先要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器官捐赠这种纯粹使提供者负担肉体的不利益场合，无论如何也不得由法定人行使行为能力欠缺者的器官处分权。其次是遗体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是物权法的客体，归属于生前的本人和继承法理下的其他人，在法律限制流通的范围内可由权利人进行处分。
（2）允许死刑犯捐献器官，扩大供体来源，以缓解现在供受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允许死刑犯自愿捐献器官,可满足患者对人体器官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满足了死刑犯悔罪的愿望,有利于实现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死刑犯是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具有按照法律规定和自己的意志立遗嘱的能力和权利。按照《刑法》的规定,死刑犯也并没有被剥夺捐献人体器官的权利。
（3）严禁买卖器官。与“无偿捐赠”相比，市场操作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人体组织提供者的利益分享，能有效的解决人体组织和器官的供需矛盾问题，但是将会带来人的商品化，医疗关系和研究关系的扭曲，影响供给源的纯净，甚至会危及当事人“知情”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与我国的利他主义观念也严重不协调。综上，我们有绝对的理由禁止器官的买卖。
3器官的分配问题
因为来源有限，供给紧张，怎样分配供体也是个棘手问题。美国的分配标准包含了社会标准和医学标准。美国议员伦理委员会曾制定合理分配器官资源的若干原则，大致是:回顾性原则，即照顾病人过去的社会贡献；前瞻性原则，即考虑病人未来对社会的作用；家庭角色原则，即家庭中的地位；余年寿命原则，即考虑病人的年龄状况;科研价值原则，即有科研价值者优先于一般病人。此外，还有一个广为采用的原则，即排队原则。韩国器官分配网是集中分配器官的组织，对受体选择的优先机制有:①病人是否捐献过器官；②年轻人先得；③先来先得。我国《条例》第六条规定，国家通过建立人体器官移植工作体系，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推动工作，确定人体器官移植预约者名单，组织协调人体器官的使用，同时规定人体器官移植预约者名单制度以及按照公正、公平、公开原则确定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患者的排序制度。相比之下《条例》的规定很模糊，没有具体如何操作的原则，这也就是《条例》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应在此增加相关具体的操作标准。
4建立知情同意制度
器官移植术是具有高技术性和高风险性的医疗技术，三方当事人掌握的信息并不对称，医方具有相关的丰富专业知识，而捐赠人或接受人甚至对医学术语一窍不通,因此他们实质上并没有处于平等地位。故而，器官移植立法应贯彻利益权衡的民法理念，对信息弱势者予以特别保护，寻求实质上的公平和平等。知情同意制度就是要求在器官摘取或器官植入前，必须由专业医生对捐赠人或接受人进行器官移植术相关信息的充分说明，使之在信息平等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真实意志做出拒绝或同意接受器官移植术的意思表示。
5特殊器官的移植——生殖器官及脑移植中涉及的问题
1978年美国silbe首先进行了人体移植，对一例先天性无睾症患者采用孪生兄弟同质移植。术后第8日受体中出现活动，2个月后数与活率达到正常人水平。2年后该受者的妻子分娩一健康男婴。在我国，湖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1984年首先进行了一例双侧外伤性无睾症患者采用父亲供睾进行同种移植术，获得成功。同时卵巢、子宫移植也在一些大医院展开并获成功。生殖器官的移植中身份权的认定成了争论焦点，现在大多数倾向于依传统的血缘、婚姻为基础确定身份关系，而不是以受者子女的基因信息来确定亲子关系，即无论供者与受者是什么关系，受者都是其生育的子女的父亲或母亲。
脑组织移植是择取供体脑组织一定的神经元或特定区域的细胞群植入宿主脑内,使其存活、生长分化，并与宿主脑组织整合，以替代受到损害或变性的神经元进而重建其神经环路,并产生神经递质等物质,达到调控神经功能、改善症状的目的，并不会使受者丧失原来的意识继而被供者的意识取代，即生物学上的受者成为社会学上的供者，因而也不会带来继承、债务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变更。
在医学领域中不断寻求更新、更好的挽救患者生命方法的同时，医学法律与伦理的研究也要跟上医学的发展步伐，只有这样，才可为拯救人类之伟大事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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