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行政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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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内外兼治；椎动脉型颈椎病；治疗方法

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进展缓慢的退行性多发性骨疾患，多见于中老年人。我国每年100万脑血管病人中的25%是因颈椎病诱发的。其基本病机为本虚标实，肝肾不足、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为本；风寒外侵、血脉瘀结、风阳上亢为标。轻者头、颈、臂、手、背疼痛，酸软麻木、头晕、耳鸣，重者一过性脑缺血猝然晕到。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正常工作和日常生活。目前对本病的治疗多采用非手术治疗，笔者运用中医内外兼治法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21例，收到满意疗效，现将治疗方法报告如下。

1一般资料

21例中，男13例，女8例；年龄最大60岁，最小28岁；病程最长10年，最短3个月，所有病例均经临床确诊。

2临床症状及体征

间歇性头疼或偏头疼、头晕、有时突然晕到，过时清醒。部分患者有上肢酸麻无力、记忆力减退、耳鸣、失眠等症状。压顶试验、臂丛牵拉试验阳性，棘突部位压痛明显。X线检查：椎间孔变小、颈曲异常、钩椎关节侧方增生。多普勒检查：椎动脉走行异常、管径变小、每分钟血流量减少。

3治疗方法

3.1中药内服：①风寒湿阻型：以疼痛重滞为主，每遇天气阴冷变化时症状加重，项背不舒，舌淡、苔薄白，脉沉紧。治法宜疏风散寒、温经通痹，方选桂枝加葛根汤和羌活胜湿汤加减。②肝肾不足型：每遇劳累症状加重，头晕目眩，腰膝酸软，形体消瘦或头皮麻木，舌色淡而瘦小、脉迟、细、弱。治法宜补益肝肾、温阳通痹。方选独活寄生汤和阳和汤加减。③气血亏虚型：肢体乏力，面色少华，声低言微，精神萎靡，纳差多汗，舌淡白，脉细弱。治法宜补益气血、和血通痹，方选八珍汤和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减。

3.2推拿理筋：①先分别按揉风池、天鼎、缺盆、肩井、曲池、手三里、小海、内关、神门穴位5～10分钟；②后用磙法放松颈部两侧肌群及肩部、背部的肌肉5～10分钟。③以手掌大鱼际部位循膀胱经和督脉，从腰部单方向推至大椎穴5遍，以患者感到局部发热为宜。④拇指上下推揉颈两侧棘间韧带、斜方肌，并配合推桥弓至肩部，初步放松后进行拔伸法。⑤理指、抖搓上肢，掌叩击背部2遍，提拿两侧肩井穴3次结束手法。

3.3针刺艾灸：常取绝骨、后溪两穴，再佐以大杼、天柱、天井、魄户等穴留针12～20分钟，每日针刺1次。阴骨穴用毫针快速进针，“得气”后留针5分钟，捻转1次。留针期间，取直径2～3厘米、厚约0.2～0.3厘米鲜姜一片，中间以针穿孔数个，放在突起的棘突上，再将艾炷放在姜片上点燃施灸，施灸部位皮肤红润而不起泡为度。

3.4穴位注射：川芎嗪注射液4ml、维生素B1注射液100mg加入5%葡萄液10ml，皮肤常规消毒后，取5号针头，垂直刺入颈夹脊穴和阿是穴30mm，“得气”后回抽无血，每穴注入0.5～1ml，每周3次，10次为1疗程。

4治疗结果

4.1疗效标准:治愈：症状和体征完全消失，恢复正常工作、可从事重体力劳动。好转：症状和体症明显好转或基本消失，可以从事轻体力劳动，劳累后有不适感，经休息或服用药物消除。无效：症状和体征无明显改善，治疗前后无变化。

4.2治疗结果：治愈8例，好转10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85.72%。

5病案举例

张某，男，38岁，2007年8月3日初诊。颈肩痛3月余，自觉颈部肌肉僵硬，活动受限，有时头痛、头晕，恶心、耳鸣。X线提示：颈部生理曲度改变、椎间孔变小、钩椎关节增生。诊断为椎动脉型颈椎病。遵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先予以推拿理筋、针刺艾灸、穴位注射治疗方法减除病痛，后以补益肝肾不足，方用独活寄生汤、阳和汤加减内服，治疗3周后症状大为改善。为巩固疗效又治疗3周，随访至今未复发。

6注意事项

①此病的诊断必须与影像学检查相结合，不可单靠临床症状和体征。②脊髓型颈椎病、椎管内肿瘤、颈椎结核、颈椎骨折脱位、皮肤溃破感染等，严禁推拿治疗。③穴位注射时严格遵守注射部位、注射器具的无菌性操作；注射药物选择临床常用、安全无毒副作用的针剂；掌握注射穴位的准确性及深度，避免血管和神经的损伤。④对伴有严重心脑疾患的患者在施治时循序渐进，避免高强度的刺激性治疗，防止意外的发生。

第2篇

男性不育症是中医男科的常见病症之一，有资料表明不育夫妇占已婚育龄夫妇的10%～15%，其中由男方原因引起不育者约占40％。近年来，随着中医药工作者的不断探索，对男性不育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治疗上本着治病求本的原则，或补虚或泻实，运用不同的治疗法则，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现将有关资料综述如下。

1辨证分型论治

迄今为止，研究者对不育症辨证论治的认识不尽相同，尚未建立起统一的不育症基本证型和治疗法则。赵丽华等［1］分6型治疗男性不育症56例，肾气虚弱型治以益肾养精；湿热下注型治以清热利湿、解毒养精；肝肾阴虚型治以滋补肝肾；肝气郁结型治以疏肝解郁、益气养精；痰湿阻滞型治以健脾化湿、行气涤痰；精道闭阻型治以活血化瘀通精。结果：痊愈34例，临床治愈12例，有效8例，无效2例，治愈率为82.1％，总有效率为96.4％。夏春风等［2］分7型治疗男性不育症68例。肾阳虚型治以补肾壮阳、益精生髓,方选景岳赞育丹加减；肾阴虚型治以滋阴补肾、生髓潜阳，方选五子衍宗丸合知柏地黄丸加减；气血两虚型治以大补气血、育阴壮阳,方选十全大补汤加减；肝郁气滞型治以疏肝理气解郁，方选柴胡疏肝散加减；痰湿内蕴型治以燥湿化痰，方选平胃散合二陈汤加减；气滞血瘀型治以活血祛瘀通络，方选血府逐瘀汤加减；湿热下注型治以清热解毒除湿，方选萆薢分清饮合四妙散加减。结果：治愈18例，显效31例，有效10例，无效9例，总有效率为86.77%。周长金［3］治疗异常120例，肾阳不足，肾气衰少（58例）治以益肾温阳法，用金匮肾气丸加仙茅、羊藿、巴戟天、鹿角胶、海狗肾等共奏温肾填精之功。寒滞血瘀，肾精不通（32例）用血府逐瘀汤加鹿角片、女贞子、覆盆子、枣皮等品治以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兼以补肾填精。湿热下注，难化（不液化）（30例）治则清热利湿，药用萆薢分清饮加蒲公英、败酱草、生地、丹参、白花舌蛇草、枣皮、苦参、土茯苓、川楝子、荔枝核等，清热解毒，利湿别浊，使之液化。治疗结果：临床治愈74例（61.7%），显效19例（15.8％），有效17例（14.2%），无效10例（8.3％），总有效率91.7％。谭青蓝［4］分3型治疗不液化症42例，阴虚火旺型治以滋阴降火，用知柏地黄汤加减（知母12g，黄柏、生地黄、熟地黄、天冬、石斛、枸杞子、山茱萸、菟丝子各15g，山楂30g，麦芽30g，五味子10g）；湿热下注型治以清热利湿，用龙胆泻肝汤合萆薢渗湿汤加减（龙胆草10g，黄柏l5g，黄芩12g，泽泻15g，萆薢20g，车前子20g，薏苡仁30g，栀子15g，牡丹皮12g，土茯苓30g，虎杖15g，山楂30g，麦芽30g）；瘀痰阻滞型治以化痰祛瘀，用导痰汤合少腹逐瘀汤加减（胆南星10g，半夏10g，丹参20g，赤芍15g，小茴香3g，牛膝15g，蒲黄10g，当归10g，路路通20g，川芎6g，五灵脂10g，山楂30g，麦芽30g）；对照组36例用α-糜蛋白配合口服维生素E、复方新诺明及葡萄糖酸锌治疗。结果治疗组治愈率为54.8％，总有效率为85.7%；对照组治愈率为33.3％，总有效率为61.1%。两组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0.01）。

2基本方为主随症加减治疗

目前对不育症的治疗，多数医学同行采用在基本方基础上随症加减治疗。刘长振［5］自拟生精活力汤（组成：黄芪25g，党参、苡仁、黄精、菟丝子、枸杞各15g，茯苓、怀牛膝、怀山药各12g，沙苑子、熟地、羊藿、紫河车、何首乌、车前子各10g。），湿热甚者去熟地、何首乌，加苍术、川朴各10g；血瘀甚者加丹参、益母草各10g。每日1剂，水煎2次，首煎与次煎各200ml，混合后分2次温服治疗少精弱精性不育，结果120例患者经治疗3个月后，治愈38例，显效35例，有效32例，无效15例，总有效率87.6%。赵创等［6］用加味地黄汤治疗男性少精、弱不育症200例，（基础方：熟地15g，山萸肉12g，山药15g，丹皮12g，茯苓15g，泽泻15g，仙灵脾15g，大芸12g，女贞子12g，沙苑子12g，首乌12g，黄芪15g，当归15g，川芎15g，地龙12g，鹿角胶10g）每日1剂，分2次水煎服，每次150ml，30天为1个疗程。根据临床出现的不同症状可随症加减：偏肾阳虚者加制附片、肉桂；偏阴虚者加麦冬、知母；湿热明显者的加黄柏、龙胆草；瘀血明显者加桃仁、红花；湿盛者加苍术、砂仁。结果：治愈84例，有效98例，无效18例。欧阳洪根等［7］采用自拟生精方治疗少症50例，随症加减。结果：恢复正常40例，好转6例，总有效率为92.0％。韩兰英等［8］用自拟生精汤为基本方治疗异常不育症87例，随症加减。结果：治愈12例，显效48例，有效19例，无效8例，总有效率为90.8％。王祖龙等［9］用育嗣汤（组成：黄芪30g，当归15g，白芍15g，川芎10g，熟地黄20g，菟丝子30g，枸杞子20g，覆盆子15g，五味子10g，车前子10g，仙茅10g，仙灵脾10g，川断15g，香附15g，砂仁10g，川牛膝15g）每日1剂，水煎取汁500ml，分2次温服。3个月为1个疗程。治疗少精弱精症300例。结果：少精症30例，痊愈9例，有效18例，无效3例，治愈率30％，有效率90％；弱精症90例，痊愈68例，有效18例，无效4例，治愈率75.6%，有效率95.56％；少精弱精症180例，痊愈117例，有效46例，无效17例，治愈率65％，有效率90.56％。何益新［10］用活精种子汤（黄芪30g，山茱萸12g，菟丝子15g，枸杞子15g，肉苁蓉12g，桑葚子30g，仙茅15g，羊藿30g，水蛭5g，鹿角胶15g，甘草10g）为基本方治疗活力低下不育症168例，阴虚火旺者去鹿角胶、仙茅、羊藿，加知母10g，黄柏15g，龟版胶15g，旱莲草30g，女贞子30g；有湿热者去鹿角胶、羊藿、仙茅，加土茯苓30g，败酱草30g；精索静脉曲张者，加紫丹参30g，赤芍12g，参三七10g。经过1～3个疗程的治疗，怀孕61例，治愈82例，有效14例，无效11例，总有效率为93.4％。邹强等［11］用虎杖丹参饮（虎杖、蒲公英、紫草、黄芪、丹参、赤芍、当归、何首乌、女贞子、生地黄、羊藿各15g，红花10g）治疗男性抗抗体阳性不育症50例，湿热偏重者加败酱草20g，黄柏9g，肾虚偏重者加巴戟天l5g；对照组采用泼尼松治疗35例。结果治疗组有4l例转阴，转阴率为82.0％；对照组有19例转阴，转阴率为54.3％，两组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陈其华［12］将72例免疫性不育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40例和对照组32例，治疗组运用自拟益气除湿汤（黄芪30g，人参10g，肉苁蓉10g，黄柏10g，龙胆草5g，车前子10g，山药15g，生地黄10g，甘草5g，并随症加减），同时给予口服泼尼松治疗；对照组单纯口服泼尼松治疗。结果：治疗组痊愈率为52.5％，总有效率为90.0％；对照组痊愈率为19.0％，总有效率为69.0％，治疗组治愈率及总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3专方治疗

专方治疗男性不育症在临床上也较多见，效果也较满意。王治中［13］用五六散（菟丝子、覆盆子、山药各20g，车前子、五味子、枸杞子、熟地黄、山茱萸、茯苓、牡丹皮、巴戟天各10g，王不留行、仙茅、制何首乌各15g，泽泻6g。共研细末，每次10g，每天2次，温开水调服。3个月为1个疗程。）治疗异常不育症89例，痊愈42例，临床治愈16例，好转18例，无效13例。痊愈率47.19％，总有效率85.39％。赵正平等［14］用自拟加味赞育汤治疗少症导致男性不育症150例，对照组50例以五子衍宗汤治疗。结果：治疗组密度上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活力指标改善率治疗组为60％，对照组为24％（P<0.01）；受孕率治疗组为28％，对照组为10％（P<0.01）；总有效率治疗组为65％，对照组为30％（P<0.O1）。提示加味赞育汤对男性少精症导致不育症有较好疗效。危常鹏等［15］用危氏福新嗣育散治疗异常不育症90例，结果：治愈36例，显效25例，有效20例，无效9例，总有效率为90％。刘广程［16］用自拟活血通脉汤治疗精索静脉曲张所致不育症60例，结果：治愈35例，好转15例，无效10例，总有效率为83．3％。朱彤等［17］将44例特发性少症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用生精胶囊（熟地黄20g，肉苁蓉20g，羊藿20g，人参10g，白术10g，菟丝子30g，覆盆子15g，五味子10g，黄芪30g，续断15g，韭菜子10g，巴戟天10g，杜仲10g，鹿茸2.5g，茯苓15g，枸杞子20g，甘松5g，陈皮5g，川芎5g，羌活5g，车前子20g，甘草5g）治疗30例，对照组予口服克罗米芬治疗14例，结果治疗组痊愈率为50.0％，总有效率为90.0％；对照组痊愈率为28.6％，总有效率为71.4％，治疗组治愈率及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

4中成药治疗

中成药由于服用方便，若辨证准确，证型相合则疗效肯定，临床上也为医者所习用。刘习明［18］用生精素片治疗男性不育症153例，并与用克罗米芬和维生素E治疗的51例进行对照观察。结果：治愈率和总有效率治疗组分别为63.4％和94.8％，对照组分别为5.9％和43.2％，两组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0.001，P<0.01）。骆斌等［19］用生精丸治疗男性不育症60例，并与用五子衍宗丸治疗的60例进行对照观察。结果：痊愈率、总有效率治疗组分别为20.00％、85.00％，对照组分别为13.33％、71.67％，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而且治疗组密度、活率、活力以及运动参数和睾酮水平等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尚博文等［20］将330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210例，服用活血生精丸；对照组120例，服用滋肾生精丸。结果：治愈率、总有效率观察组分别为32.3％、96.6％，对照组分别为27.5％、80.08％，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杨南松等［21］用黄精赞育胶囊治疗肾虚精亏兼湿热证型弱症、少症引起的男性不育症302例，对照组用五子衍宗丸及安慰胶囊剂治疗103例。结果：治疗组总显效率为52.6％，总有效率为84.4％；对照组总显效率为20.4％，总有效率为44.7％，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有令人满意的临床疗效，但是，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1）辨证论治方面，尽管众多医家对不育症的辨证分型进行了无数探讨与论证，但至今尚未达成共识，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若能制定统一的辨证分型标准，将有利于提高中医药对不育症的诊治水平；（2）疗效标准随意性较大，不同学者报道的疗效缺乏可比性，尚不能完全反映出临床的实际情况，如能按照统一的标准，将更有利于各种处方或各种疗法的临床总结和筛选出优秀的处方组合，以提高临床疗效；（3）治疗方面，多局限于一般的临床观察，且多为回顾性报道，而临床实验研究较少，缺乏严谨的科研设计和合理的对照观察，使其可信性和可重复性系数变小。今后的研究应从制定统一的诊断、分型、疗效标准着手，在此基础上，按照严格的科研设计、衡量、评价方法进行研究，使中医药治疗不育症的临床研究进一步科学化和规范化。

【参考文献】

1赵丽华，王卫平.辨证治疗男性不育症56例.陕西中医，2004，25（3）：231．

2夏春风，何舰.辨证治疗男性不育症68例.新中医，2004，36（7）：63．

3周长金.中医药治疗异常120例临床观察.中国性科学，2006，15（3）：15.

4谭青蓝.中医辨证分型治疗不液化症42例疗效观察.实用医学杂志，2005，21（5）：540．

5刘长振.生精活力汤治疗少精弱精性不育120例.陕西中医，2006，27（8）：963.

6赵创，张红梅.加味地黄汤治疗男性少、弱不育症．中国性科学，2004，13（4）：18.

7欧阳洪根，金冠羽.生精方治疗少症50例临床研究．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05，19（1）：79．

8韩兰英，姚晓涛.生精汤治疗异常不育症87例疗效观察.新中医，2005，37（6）：44．

9王祖龙，王春霞.育嗣汤治疗少精弱精症300例.中医研究，2006，19（7）：39.

第3篇

【关键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问题；解释制度

【中图分类号】R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1-0796-01

1994年9月1日《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条例》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维护了医疗市场秩序，医疗安全得到相应保障。但该条例实施至今已有19个年头，受制于当时的医疗体制和社会经济水平，一些条款设计不够合理，可操作性不强。现结合实际工作，就执法监督和行政处罚过程中该条例的法律适用困难做进一步探讨。

1 问题的主要表现

1.1 概念界定不严谨

《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生院、养老院、门诊部、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医疗机构。”该条例实施细则中的第二条进一步规定，“条例及本细则所称医疗机构，是指依据条例和本细则的规定，经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可以理解为，适用于本条例规定的医疗机构必须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为前提条件[1]。那么打击涉及无证行医的“黑诊所”便无法套用本条例第二十四条与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2]。《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1.2 罚则缺失

在民营医疗机构，有一种现象较为常见。某医务人员的胸牌上标注职称为“主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进一步调查核实，发现该医生仅为医师职称。这种虚假标注胸牌内容的行为明显违反了《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上岗工作，必须佩戴载有本人姓名、职务或者职称的标牌”，但是该条款并无对应罚则，所以卫生监督部门只能在《监督意见书》中责令立即改正，无法做出行政处罚。在检查中还常出现一种情况，即发现医疗机构在其大门处私自悬挂未经认证的牌匾招牌，比如，发现一所肝病专科医院大门外擅自悬挂有一块“某某肝病研究中心”牌匾。违反了《条例》细则第五十一条，“医疗机构的印章、银行账户、牌匾以及医疗机构名称应当与核准登记的医疗机构名称相同；使用两个以上的名称的，应当与第一名称相同”。细则并无与之对应的处罚性条款，所以也只能责令改正。

1.3 处罚金额不适应经济发展

实施《条例》的时间是1994年，距今已经近20年，《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所规定的行政处罚金额普遍在3000元以下，明显不适应今天的经济水平[1]。除了由于时间跨度大造成的罚款数额偏低，法律威慑力差等问题，我们必须留意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条例》细则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3000元罚款，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一）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的诊疗活动累计收入在3000元以上；（二）给患者造成伤害；（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第一项规定，只要机构超范围执业的违法收入累计超过3000元就必须吊销执照。可见3000元的界限成为吊证与否的关键，但是，随着医疗技术不断发展，医疗服务价格不断上涨，很多外科手术一例的项目收费就已经超过3000元。由于3000元标准的易达性和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严苛性，造成法律上限与下限之间缺乏有效过度，不仅从法理上违背法律设置原则，更给卫生监督员在实际行政处罚过程中造成压力。

2 建议与对策

2.1 完善立法

一部运行良好的法律，立法是关键。《条例》及其细则从1994年实施至今，只在2006年由卫生部对《条例》细则的第三条进行了相关修订。所以，由于时间跨度久，法条相对滞后，有必要对《条例》进行一次全面修订，甚至是使其法律化，提高法律效力。从立法层面进一步丰富《条例》的内容设置，完善处罚金额的设定，处理好同《执业医师法》、《母婴保健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性，增强该项法规的适用性[3]。

2.2 强化法律解释制度

时效性是法律的典型特性之一，近几来，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深入进行，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办医模式多样化的特点，《条例》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新问题新困惑，许多新医疗模式无法套用原规定，或者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互矛盾，此时法律解释无疑成为一种有效手段。涉及卫生领域的法律解释主要分为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对此国家应该做好“两个严格”，一方面，应当严格司法解释的主体，保障司法权独立。另一方面，严格控制行政解释权限，避免行政解释成为新法创立。

2.3 出台《医疗机构服务监督管理规范》

2013年10月14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4]，此举将放宽市场准入，加大医疗服务领域开放力度。由于《条例》所涉及的罚则多针对医疗机构执业资质条件不达标，并没有将关注重点放在医疗服务质量上，所以，现阶段有必要形成一部《医疗机构服务监督管理规范》[2]，就医院乱收费，收取病人红包，病历处方管理混乱引起医疗纠纷等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法律约束，配合《条例》，充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赵莉.对医疗卫生监督中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J].现代预防医学，2009，36（14）：2661-2662

[2] 沈志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中行政处罚与执法监督中存在的问题[J].医学动物防制，2007，23（6）：445-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