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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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安徽省紧临江浙沪等沿海发达省区，区位优势明显；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农业资源富集；作为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影响颇为深远。在30余年改革探索的实践中，乡村经济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潜在优势初现端倪，农业发展方式迅速转变，农民收入构成呈多元化发展态势，适应高科技发展的现代农业初具规模，从而为安徽顺利推进美好乡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基于传统因素，安徽村舍空间布局、乡村人口结构及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明显失衡。村庄的密度和规模由西北向东南总体上呈减量态势，而乡村环境和经济发展却呈增量态势：皖北和皖西北以平原为主，村庄密度高、规模大，但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降雨量少、气候干燥，农业发展的盲目性、无序性对乡村环境的破坏相当严重；皖中及沿江地区以丘陵为主，村庄密度较高、规模较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势低平、河流布网，由于工业“三废”处理的随意性、趋利性，对土质、水体等的污染面积较大；皖南地区以山地为主，村庄密度偏低、规模较小，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植被覆盖率较高，降雨量多、气候温润，工农业发展对乡村环境的破坏程度低，适宜人居。总体上看，安徽乡村发展分区差异明显、村庄村舍规划不成体系、基础设施配套尚待完善，这些都是乡村建设中不尽人意之处，离乡村“三美”的总体目标还有相当的差距。亦如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推崇者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故乡村状况的好坏，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从事其他建设的根本前提”。安徽美好乡村建设不是纯粹迎合时展的乡村重建运动，更不是“返景入深林”的复古造势运动，而是在保护乡村生态环境资源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山林水体、民俗文化等乡土优势资源，推进乡村产业和经济快速发展，提高村居生活的品位和档次；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凸显乡村山水风貌和人文地域特色，完善中心村道路、电力、供排水、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有效处理产业“三废”和农村生活垃圾，不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营造一道“绿水蓝天、文化和谐”的乡村美丽风景线。
二、美好乡村建设需要政府提供保护环境的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指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或难以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个人或企业提供而主要由政府提供以满足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或服务。从供给方面看，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即“非排他性”的特征；从消费方面看，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的特征。依据满足公共物品属性的程度，可以将其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相较于其他公共物品而言，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环境公共物品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亦是从事生产经济活动的重要基础。从供给渠道来看，环境公共物品可以分为两大类：或基于“上天恩赐”而形成的自然物，如江河湖泊、高山深谷、海洋空气、动植物群等，是每个人都可以享用的；或基于特定需要，必须由行为主体（譬如政府）来提供的公共环境设施（譬如防洪工程、污水处理器材等“硬件”设施），环境“软件”（譬如环境制度、环境信息、环境文化、环境政策，等等）。从消费角度而言，有些环境物品可以看作纯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即一个人消费无法阻止其他人或集体的消费，譬如正常情况下人们对空气的利用；有些环境物品是准公共物品或拥挤物品，消费中不排除集体行为，但超过其承载量就会产生负效应，譬如过度放牧会造成草场资源破坏，过度抽取地下水会导致水源枯竭，等等。然而，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初期阶段，由于趋利避害的人性使然，环境资源的配置往往是低效率的。这种低效率主要表现为外部不经济性，“当生产或消费的所有副作用没有被包括在市场内时，外部经济效果就发生了”，这就是所谓的环境资源成本的外溢现象。环境资源成本的外溢扭曲了环境公共物品的真实价值，也使环境公共物品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就我国而言，市场失灵诱使环境公共物品成为稀缺资源最早产生于经济发达省区或资源富集省区。而经济发达相对滞后的省区则是在模仿和承接发达省区产业转移的进程中，出现了环境资源稀缺等诸类问题。安徽省紧临东部沿海的发达省区，在中部崛起的战略架构中，始终面临着跨越发展的强大压力。为了赶超东部发达省区，切实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环境资源的透支消费演化为一种时尚，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在此背景下，乡村环境资源保护也被极大地忽略了，片面追求产业的发展，对环境稀缺资源消费远远超过了其承载的最大阈值，乃至酿成了诸多环境问题。无可争辩的是，乡村环境治理作为推进美好乡村建设进程中的复杂工程，解决之尚需要政府提供保护环境的公共物品。
（一）政府需要为环境公共物品生产提供制度保障诸如环境公共物品这种“对每个人都有益的事情，只能通过集体行动来完成”，政府拥有庞大的行政资源，无疑是集体行动中最强力的组织单位，如果积极作为是能够满足社会民众对环境公共物品需求的。站在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无疑是环境公共物品的最佳提供者。安徽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证明，当前政府最迫切需要做的就是为环境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制度保障。任何一种游戏，要能持续进行下去，离不开相应的游戏规则，生产环境公共物品犹如一场游戏，又何尝不需要规则呢？诚如奥尔森所言，在提供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中，正式约束或外在的制度往往是解决集体行动困难的重要保证。笼统地说，环境制度体系包括环境法律法规、政府行政命令、环境政策规章和环境质量标准等一系列带有强制性、约束力的制度规则，在维护环境公共物品正常生产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美好乡村建设涉及道路硬化、村旁绿化、景观设计、垃圾处理等多项举措，均与乡村环境治理有着直接的联系，需要大量的环境公共物品。而这些环境公共物品牵涉面太大，社会自助、他人自觉又带有较大的盲目性、趋利性，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些无济于事。但是，带有强制力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不仅可以引导环境公共物品生产，而且还可以为环境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制度性保障，从而使其提供变得更加快捷、高效。
（二）纯环境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或生产纯环境公共物品具有完全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其内容复杂性、生态系统性和利益普适性，是不能排除消费上搭便车行为的。况且，有些纯环境公共物品（譬如环境保护政策、环境信息等）是个人或社会很难提供的，而有些纯公共物品（譬如平衡生态系统、净化空气等）虽然可以由个人或社会生产提供，但却难以从生产中获取利润，甚至连收回成本都存在很大的困难，个人或社会也自然而然没了生产、提供环境公共物品的动力。因此，此类环境公共物品一般是由政府生产或提供的。安徽省在推进美好乡村建设进程中，纯环境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就政府层面而言，需要做到：其一，加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就全省范围言，除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城郊和东南部经济条件较好的乡村以外，绝大部分乡村没有实力雄厚的经济实体，也难以为乡村基层组织提供比较稳定的税收，因此乡村基层组织的经济自助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基层组织将大量资金用于纯环境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是不现实的。其二，产、学、研相结合，加大对纯环境纯公共物品的科研投入。提供纯环境公共物品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也有助于美好乡村建设的顺利推进。但是纯环境公共物品是关系到能否合理利用资源和科学保护环境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涉及到生态学、环境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技术知识。因此，生产或提供适合美好乡村建设的纯环境公共物品，需要将产、学、研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其优势，避免单向度作业。其三，制定适宜美好乡村建设的环境监测标准和环境政策。与城市相比，乡村环境承载量大、自我恢复能力强，将适合城市的环境监测标准、环境政策和环境治理模式原样套用于乡村环境的治理，无疑是不适合的。如果这样，只能导致乡村更大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
（三）生产或提供准环境公共物品也离不开政府协作准环境公共物品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局部的排他性的特征，只有达到了某个临界点，才会出现拥挤的现象。也只有在此情况下，继续消费才会导致低效率。换句话来说，准环境公共物品如果利用得当就有利润空间，也自然能够激励个人或企业生产或提供。当然，这需要政府借助法律法规等制度体系给予适当的安排，才能调动社会力量生产或提供准环境公共物品的主动性、积极性。退一步说，政府部门作为利益阶层中“相对独立的一元，产生了独立的利益诉求。这就导致了政府及政府官员可能在理性经济人的支配下，进行权力设租、寻租现象，使公共产品的供给违背初始目标”，继而在提供准环境公共物品上出现“政府失灵”。因此，就准环境公共物品生产或提供而言，适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让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其中也是十分必要的。而政府与社会力量协作即是其间最有效的运行方式：政府可以通过契约形式，对准环境公共物品（譬如美好乡村建设中的村庄规划、排灌河渠维护、村旁绿化和垃圾处理等）的数量和质量作出明确要求，同时将其生产权让渡给企业或非营利性组织，由其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政府也可以通过财税补贴的形式，对利润空间较小的项目给予适当减免或优惠。尚需要提及的是，合资共建也是值得探讨的协作方式。在此方面，浙江临安市美好乡村建设中合资共建项目的一些成功做法，其经验有借鉴价值。
三、美好乡村环境治理，“有所作为”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前，乡村环境不容乐观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一致共识。乡村环境治理的难度不亚于城市环境治理，此即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况且，基于乡村环境法规不完善、民间环保组织严重缺失、民众环保意识整体性不高以及乡村环境治理的强外部性特征等复杂因素“决定了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农村环境的地域性特征进一步要求地方政府尤其是县及乡镇政府应该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作用”。美好乡村环境治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需要切实履行职能，准确定位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到有所作为、善于作为。
（一）进一步明确并适度强化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职能理论上言，中央和地方环境管理权限的合理划分，既利于环保主管部门的集中统一管理，又助于各级环保部门结合自身地方实际，充分实现优势资源互补。但由于县乡等基层环境管理权限散落于多个行政部门中，权、责、利等权限的划分也较为笼统，多地环保部门形同虚设，实际职权却被发改委、水利局、林业局、住建局、农资委等肢解了。一旦出现较为严重环境问题，必然导致部门间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因此，实现乡村环境有效治理，明确各行政部门职能并适度强化环保部门职能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明确政府环境管理职能，有助于发挥政府的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和节省交易费用等优势。政府在作出决策时才能将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起来考虑，尽量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反之，如果行政部门充当地方经济利益的代表和执行人，作出的决策就可能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即便结果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乡村环境治理也是丝毫无益的。具体而言，在推进美好乡村建设的进程中，县乡等基层行政部门在决策系统中应当增加环境权重，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加强环境监管，重视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引进“三低一高”（即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新型产业发展，逐步引导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坚持规划引领、示范带动，稳步推进乡村环境改善长期以来，由于乡村建设缺少权威性的指导文件，也没有村庄建设的整体规划，随心所欲地盲目建设弄得乡村千疮百孔、满目疮痍，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的原貌。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修建的灌溉渠、预留的可耕地、承载生物多样性的湿地或沼泽地等资源在注重效率、“增产增收”的运动中，一批批地变成了良田；21世纪伊始，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一栋栋高楼在良田中拔地而起。随着时间流逝，美丽的田园风光正在消逝，也警示着人们：乡村环境治理需要权威性的规划引领，需要树立示范村、“样板村”，发挥其示范带动效应。《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规划（2012—2020）》的应时而生，为美好乡村建设提供了指导性文件。丘陵平原各领千秋，山寨村郭各具特色。中国乡村，“政府机构在环境污染的控制与整治方面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为此，乡村环境治理中要果断地摒弃奇思妙想，而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不得做什么”，以《规划》为引领，规划建设中仿效云南丽江古城、湖南湘西凤凰古城，充分借助山势水体走向，在保持乡村田园风光的前提下，体现浓郁的乡土气息。村口环境治理重在绿荫成行、植物造景；河道整治旨在疏通水系、改善水质；庭院环境设计讲究特色、营造和谐。具体实施当中也要坚持试点先行、量力为之，在试点取得显著成效以后才能逐步推广，切忌脱离实际、盲目蛮干。
（三）完善基层政府的乡村环境考核激励机制2005年11月23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建立科学评价发展与环境保护成果机制，将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定期公布考核结果，严格责任追究制”。尽管国家层面明文规定将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但是基于乡村环境治理初始化投资量大、盈利空间较小，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地方政府在考核具体操作中，GDP的权重仍然有些偏高，环境保护、能源消耗等作为考核体系中的软性指标，基本上没有落到实处。如此以来，乡村环境治理反倒成了基层政府唱起的“高调”进行曲，滥用环境资源的丑恶现象却是屡禁不止。因此，乡村环境治理需要省市行政部门通过有效制度安排，设计出一套关于环境考核的激励机制，才能使县乡基层政府、环保局等部门有足够的动力去加强保护环境、履行环境监察等职能。
（四）加大环保宣传力度，着力提升民众的生态环保意识美国学者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写道：“沉重的决策担子，最后将不得不通过广泛的民主参政来分担解决，否则政治制度无法维持。”乡村环境治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乡村环境治理若没有民众的主动参与、积极行动，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为此，政府要有效推动乡村环境治理，提高民众环保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纵向比较，民众的环保意识的确有明显的提高。但是，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彻底改变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加之民众普遍缺乏环保知识，客观上也需要县乡基层政府做好环保知识的普及工作。为此，需要基层政府结合地域特色，精心策划，拟定出操作性强的宣传方案。譬如，开展以环保宣传标语上墙、环保观念入脑为内容的“环保知识下乡”活动，举办环保知识培训或环保知识竞赛，指导“绿村化林”创建活动，播放警示环境影片或展示“震撼性”的环境宣传画，等等。为了便于宣传活动的开展，凸显环保宣传的效果，可以采取“传、帮、带”，或“传接力棒式”等多种方式进行。“传”即由资深环保专员将环保知识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授给觉悟相对较高的乡村干部，然后由乡村干部带着环保知识去做广大村民的工作；“帮”即由接受能力较强的村民或充分发挥中小学的教育职能帮助环保意识较差的所谓“后进者”；“带”即充分发挥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乡村的示范带动作用，逐步形成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继而以点连线、以线筑面，有序地带动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在亲历生态环境变化的实践中提升其生态环保意识。
第2篇
（一）目前大龙山镇的环境现状随着近年来经济的迅猛增长，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城乡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乡差距也呈缩小的发展态势。但就环境的角度言之，农村与城市相比，差距依然明显，农村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工业污染、农业废弃物等亟待治理，也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随着安庆师范学院、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安庆黄梅戏学校、安庆技师学院和宜秀区政府等行政教育单位整体搬迁至大龙山镇，这里已经成为安庆市的高教园区和宜秀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随着新城明都、大地凤凰城、宜秀山庄、大龙山水等房地产项目的动工建设和相继开盘，这里正逐步成为安庆市的高端住宅区；随着一批文化旅游项目和商贸物流项目的引进建设，这里又必将成为安庆市的环保经济区。不知不觉中，大龙山镇村民赖以工作或生活的这片美丽乡村已经由传统的以农耕为主的城郊小镇演变成如今的安庆北部城市组团。不可否认，城市的改建扩容带来了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纵横铺陈的宽广马路、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和喧嚣涌动的繁华人气。但是，也应当看到，城市管理、环境治理等现实课题孕运而生，譬如垃圾乱倒乱扔、污水乱流乱排、车辆乱停乱放、路边乱挖乱种、商铺乱布乱摆等种种不文明现象。这些与乡村“三美”（即“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的总体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已经严重影响了安庆新城的美丽。由此观之，大龙山镇的环境治理是美好乡村建设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也是一项惠及镇区居民、造福子孙万代的宏伟事业，使命崇高，任务艰巨。建设“美好乡村”需要大家携手共同完成，树立起坚定的信心和迎难而上的决心，积极开拓进取，以期扎实有效地推进工作。
（二）调查对象及问卷回收的基本状况本次实地调研的重点对象是大龙山镇中心、燎原、总铺、桃元等4个社区的居民。对大龙山镇美好乡村建设中的相关环境问题采取了问卷和现场走访等形式展开调查，力求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广大村民对美好乡村建设的心理需求和良好愿望。调研采取随机入户访谈、匿名填写问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1000份，有效回收率为94％（为便于调研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均以10人作为制图的标准单位）。同时，就调研对象的性别、年龄、村庄、职业、文化程度等也进行了综合考虑，做到重点突出、总体均衡。
（三）统计数据的整理与分析1．居民对美好乡村建设的看法从调查中了解到大龙山镇的居民对美好乡村建设知之甚少，大部分人也只是了解一点或只是听说过而已，占总调查居民的83％。而对对美好乡村建设非常了解的也仅占10％（见图6）。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大部分被调查居民认为美好乡村建设在经济、生态、文化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方面（见图7），当然居民也认为在美好乡村建设过程中变化最大的是生态环境和公共设施方面（见图8）。另外，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调研主题，90％的居民认为既要抓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环境保护，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仅3％的居民认为要先搞好经济再发展环境；7％的居民认为应当在环境优先的前提下发展经济（见图9）。总体看来，大龙山镇的美好乡村建设与经济、环境等关系较为紧密，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推进建设进程，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2．居民对乡村环境问题的看法根据调研资料获悉，大龙山镇的环境问题有些不太乐观，总体仍呈现“脏、乱、差”的局面。从图10可以看出，居民最关心的环境问题是环境卫生的改善，占到调研总量的50％。从图11可以看出，只有20％的被调查者认为大龙山镇各社区的环境总体质量较好，80％的调研对象认为环境总体质量一般、较差甚至非常差。3．居民环境法律意识薄弱，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偏低问卷与访谈的调查数据结果均表明：居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对环境知识获取的渠道较少，无法熟知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款，造成了他们环保意识总体偏低，环保活动主动性较差，导致村民环保参与能力不足。依据图12所示，只有1％的调查对象非常了解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17％的居民有某种程度的了解，另外76％的调查对象停留在听说过或者一点都不了解的状态，不仅环保知识极度匮乏，而且参与环保活动的意愿也处于偏低水平。同时，从图13所示，约有24％的调查对象表示愿意参加政府开展的环保公益活动，另外还有75％的调查对象表达了不会或者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思想倾向。座谈中还进一步了解到，居民参与环保活动的动机主要出于个人利益需要，出于环保责任促动的甚是寥寥。居民参与环境保护的上述态度，无疑成为当地环境卫生改善与生活环境质量提高的又一“拦路虎”。4．乡村环境问题是诸多因素合力导致的，且治理中障碍性因素亦是交叉错置调查结果显示，造成大龙山镇环境问题复杂的污染物来源广、种类多（见图14）。其中，生活垃圾与污水排放占29％，乡镇企业废弃物任意堆放占36％，农药化肥、塑料等占12％，畜禽养殖的污染物占10％，城市转嫁的污染物占36％，噪音、粉尘、震动等污染占2％。不仅如此，对调查数据进一步分析获知，在940位有效调查对象中，认为科技发展水平低阻碍环境改善的占13％，居民文化素质低、环保意识较弱的占18％，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占13％，当地政府管理不善、环境宣传力度偏弱的占6％，交通滞后因素占11％。另外，缺乏专业人士指导和法律法规执行不到位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分别占16％和22％（见图15）。此即表明，大力发展教育，提高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提高当地居民的文化素质、环保意识以及加强政府主导、扩大环保宣传治理力度、加强执法等措施势在必行。5．居民生活垃圾种类多且处理方式欠妥调查发现，居民生活垃圾主要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毒有害物质以及其他方面。依次所占比例为38％、35％、6％、21％（见图16）。另一方面，居民对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复杂多样，其中废品回收占25％、填埋地下占19％、堆放地表占35％、倒入低洼地段或河道路旁占24％、焚烧后堆肥占4％、其他占3％（见图17）。由于缺乏环保专业人士指导以及自身环保意识偏低等因素限制，居民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着不规范、随意化的现象。例如，部分当地居民将生活垃圾直接堆放地面或倒入河洼之地，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成为环境质量改善的制约性因素。6．污染环境的潜在因素凸现，生态破坏呈恶化态势随着大龙山镇及其周边乡镇发展驶入快车道，一方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引发的资源、环境等压力增大，另一方面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材料需求量也急剧增加，又进一步加大了环境压力。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各类相关的工矿企业数量不断上升，如水泥厂、发电厂等。而且由于政府相关部门管理不善或者管理不到位，企业缺乏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以及企业附近居民对各种污染物的漠视态度等等，使得各类污染以企业生产地为中心，如野火般向周边蔓延。这些都是造成污染环境的潜在因素，是人居环境变差变坏的又一原因。另一方面，企业为了解决扩建中所需要的空间、土地等资源，也采取砍伐树木、挖走山体等极端方式进行处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的生态植被，导致部分水土流失和生态的破坏。
二、大龙山镇环境治理的对策建议
大龙山镇基于自身实际，针对美好乡村建设提出的总体建设目标是“一年起好步，两年见成效，三年大变样，五年全覆盖”，力争通过五年左右的努力，把大龙山镇打造成居民的美好家园、市民的休闲游园、客商的兴业乐园①，而其间环境治理是重要突破口。要结合农村清洁工程、农村危房改造、集镇环境整治等各类工程的推进，突出抓好环境整治工作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紧紧围绕“路通起来、树栽起来、垃圾收起来、沟塘清起来、秩序管起来”的目标，集中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就大龙山镇的环境治理，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以“美好乡村”建设为契机，增强村民环保责任意识上述分析获知，大龙山镇的绝大部分居民认为其居住的环境存在问题，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在改善中逐步提高。然而，美好乡村建设对于大部分村民而言并不十分熟悉，其中的利弊得失也只是凭个人主观感觉、好恶而定。当前，大量陋习仍然在居民生活中挥之不去，并且成为乡村环境治理中难有根本成效的最大障碍。譬如固体废弃物乱弃乱放，秸秆焚烧还田的现象屡禁不止，极端行为甚至将农业生产中有害的残留物不作处理而直接倾入池塘、河道等低洼之地。这充分表明，广大村民的环保意识尚需要大幅提高。就此，大龙山镇需要以“美好乡村”建设为契机，彻底改掉村民的一贯陋习，提高他们环境环保责任意识。提高村民环保意识，宣传作用不可小视。宣传部门要利用好报纸、网站、宣传栏、横幅、简报等各类宣传载体，加大“美好乡村”建设的宣传力度，强化村民对“美好乡村”建设和乡村环境保护的知晓度、认可度、参与度，鼓励和引导广大群众自助自愿投工投劳投资，建设美好家园。对广泛宣传“美好乡村”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或先进经验，要加大宣传，积极推广，以营造“美好乡村”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社会氛围。值得一提的是，乡村环境治理中亦可以学习和借鉴日本、韩国等周边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环境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的系统中［1］。通过建设环境教育设施、编制通俗环保读物等多种方式来提高公民环保意识，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管理。同时，实行环境行政管理政务公开，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发展民间环保组织，动员工会、妇女组织、青少年团体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等都是提高居民环保意识的有效方式。
（二）建立健全环境治理的法规制度，有效规范、约束村民行为当前，乡村中绝大部分居民的环保素养仍然不够高，对环境知识获取的渠道少而单一，无法深入了解各类环境保护法规制度，造成了他们环保意识偏低，环保活动主动性较差，参与能力不足。如此状况，无疑给当地环境质量改善和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带来了压力。也就是说，建立健全乡村环境保护的法规制度，加强环保法规知识的宣传教育，规范并有效约束村民行为是“美好乡村”建设中迫在眉睫的任务。农村环境保护，事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事关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事关全国人民的福祉和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切实把农村环境保护放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实现农村经济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2］。就大龙山的环境实景而言，建设乡村文明，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善民生，也迫切需要加强乡村环境的保护工作。乡村环境治理作为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建立健全农村环境法规制度、变革农村环境法律理念、健全农民环境权利法律保障机制等为重要途径，推动乡村环境质量逐步改善。
（三）遵循“拆迁与整治并举”原则，积极开展村庄环境治理针对影响当地环境的因素复杂及居民生活垃圾多样、整体环境“脏、乱、差”的现象，并结合潜在因素的影响，乡村环境治理任重而道远。首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水、电、路、通讯、文化休闲广场、生活垃圾处理等配套设施服务功能。争取实现所有建成中心村各项基础配套设施全覆盖，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等通村到户，并逐步实现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卫生改厕等全面覆盖。其次，美化绿化村庄，开展以“干净、整洁、有序、美观”为主要目标的整洁行动。在村庄整治的行动中，建立并完善违法建设的三级防控体系，依法拆除违法乱搭建筑物，对可视范围内有碍观瞻的残垣断壁、破旧房屋，秉持“能拆则拆，不拆则改”的原则，使其更换新颜、展现新貌。同时，积极开展以村庄道路、家庭院落等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环境建设，实施村内主干道、公共场所、人行道等公共场地的美化绿化工程。再次，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在规定期限内，清理村内、村外生活垃圾，清除河道、沟塘内废物渣土；治理村内柴草、杂物乱堆乱放，村道两侧的私搭乱建；加强村庄环卫专业队伍建设，采取“户集、村收村运、镇处理”的模式，实行垃圾集中处理。每个行政村垃圾处理要有保洁队伍、环卫设施、经费保障、工作制度，确保农村垃圾处理实现全覆盖。努力将所有村庄建设成村容洁净、生态良好、空气清新的美好乡村。最后，规范畜禽养殖工作，控制畜禽污染，鼓励废物综合利用。鼓励发展大型畜禽养殖工厂，实现动物粪尿、沼渣、圈舍废弃物制肥的规模化；严格控制农村地区工业污染，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地区转移；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使用生物农药或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等。
（四）规范、引导基层政府财政使用，加大乡村环境治理的资金投入影响美好乡村建设及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经济来源不充分是重要制约因素。各项建设的有效展开需要到位的资金，否则再美好的规划、设计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乡村环境整治要见到实效，资金投入尤为重要。为此，市、区、镇三级政府必须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整合涉农项目资金，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专账管理、统筹安排、各司其职、各记其绩”的原则，整合财政、发改、住建、国土、农业、环保、水利、交通、体育、文化等部门涉及的农项目资金，集中投放到农村环境的治理活动中。环境治理中，要从改水改厕、垃圾处理、绿化美化等广大村民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着手，本着“积极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乡村环境整治。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应当安排一定的配套资金，待环境整治工程验收合格以后，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再次注入适当资金，以提高社区单位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乡村各项资金使用存在不规范等问题，在规范资金拨付程序的同时，进一步明确涉农资金的用途，加强环境治理资金的监管，以确保专款专用。
第3篇
[关键词]公共选择乡村关系治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浪潮的推动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民主法制等逐步深入基层社会。在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型期，建设一个和谐的乡村社会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乡村关系治理的现实实践中，乡村关系到却出现了一些失范现象。其中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和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改革和发展的难题，严重制约了乡镇行政效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一、公共选择理论阐释乡村关系失范
公共选择理论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作为行政管理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它将公共选择的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管理活动及各个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公共选择即非市场的集体选择，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市场制度中人的行为与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为纳入同一分析轨道，即经济人模式。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定是：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经济人。公共选择理论家基于这个出发点，分析了公共管理组织的行为，他们认为，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组织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充满公益心，相反他们的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和组织机构的利益，然后才会照顾公众的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假定适用于不同的领域，既适用于政府部门组织也适用于非政府部门的自治组织。
乡村关系失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具体说主要集中在对村委会人事权、财政权以及农民生产经营自的非法干预上，体现在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各个环节之中；二是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和“过渡自治化”，前者指村委会成为乡镇政府的一个下属办事机构或一级“准政权组织”，后者指村委会单纯从本社区利益出发，不愿接受乡政府指导，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
从乡村关系失范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两个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公共管理组织都力图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将自身权益影响或扩展到对方。当然，在追求自身组织利益而努力去影响或限制它组织利益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组织中的人，是受到他们自身利益的驱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从而造成乡村关系失范。
二、乡村关系失范的影响因素
公共选择是相对于市场选择而言，一般来说，在市场选择中当市场机制不健全或市场还未成熟时，经济人就会在市场缺陷中寻求利益最大化，抑或投机，而不是靠公平竞争获利。同理，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也给公共组织或公共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可乘之机。
(一)压力体制下乡镇政府强权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乡村地区基层政权组织，处于我国权力运作体制中的最末环节。长期以来我国权力运作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压力型体制，其主要特征在于各级政府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经济赶超指标，采取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绩效评价体系。这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任务最终要靠乡镇政府加以贯彻落实，也迫使乡镇领导和乡镇干部想方设法去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如计划生育、征兵、粮食种植，税款征收等。为此，乡镇利用对村干部的去留决定权和工资报酬权将指标再度分解分配给村民自治组织特别是村委会，并利用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督促其执行，这就造成村民自治组织自治权限大大缩小，从而使乡政府与其的角色关系扭曲。
(二)乡村治理法制建设存在缺陷
实行村民自治之后，理论上说村民自治委员会与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二者只是工作上指导与合作关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情。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对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关系的规定是非常粗略和原则化的，既没有对“指导、支持和帮助”的范围给以合理确定，也没有对村民自治的领域给以明确表述，这在客观上导致规范乡村关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给不足和空隙过大。乡镇政府拥有比村民较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资源，再加乡镇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制衡。这种制度的空隙客观上成了基层干部利益群体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空间，他们能较便利的利用制度空间去对村民实现制度侵权。
(三)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
村委会作为法定的村民自治组织，是经过村民授权来控制与管理社区资源，体现和维护村民利益并通过为村民服务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实际中村委会又承担了乡政府分配给某些行政职能。这样，村委会便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要贯彻上级方针政策，代表乡镇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属于自治范围内的工作，分别体现乡镇意志与村民意志。虽然在人民的国家内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因为中国所要实现的后发外向型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强制的现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即适应并接受原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很长的时间内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因此必然有大量不受村民欢迎的国家任务和要求要通过村委会去强制执行，同时，乡镇政府自身利益的也会搭上制度化转型的便车进行扩张。双重角色必然产生双重对策，一方面村委会顺从乡镇政权，成为乡镇政府的办事机构执行命令或进一步搭便车“自我扩张”，另一方面从自身利益出发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进行游说、消磨甚至抵制，村级反控制力量的成长使乡村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三、对乡村关系失范的治理
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中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在公共部门中恢复竞争，引入市场机制，打破政府垄断，从而将政府的一些职能释放给市场和社会。从总体上看，乡村关系失范主要在于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合法权益的侵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治理的关键在于乡村双方的良性互动：
(一)完善法律法规，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职责权限
要实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良性互动，首先要确立二者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是无直接隶属关系的平等法人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期且地区发展不平衡，乡镇与村集体的利益边界和权限范围往往是模糊的、变动的，现行的法律只是设计较为宽限的法律框架，并没有程序性规定。要明确乡镇与村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理清二者的职责权限，一是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的乡政村治原则精神，各级人大制定关于乡政村治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实体性法规，明确划分乡镇和村的利益边界及管理权限，哪些事项需要乡镇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哪能些事项需要村委会“协助工作”。明确的外延和内涵使国家的法律法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乡镇政府得以顺利贯彻，村民利益通过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实现。这样乡镇政府的依法行政得到村民的认可拥护，违法施政被村民合理拒绝，同时村委会的双重角色大体平衡，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制度规范上有机衔接起来。
(二)重塑政府形象，建立服务型乡镇政权组织
改变政府形象，规范政府作为，首先要在体制上解放乡镇政府，根本的是要改革压力型政治体系，使乡镇从繁重的数字化指标任务中解脱出来。再造政府基层组织体系方面不是继续精简，因为现有框架下精简已经走到末路，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绩效而不是裁减人员，乡镇改革的目标是让乡镇只有最基本的社会事务管理功能，如土地管理、治安管理、救灾、优抚等。乡镇政府不应该对经济增长目标负责，也不应该对自身财政负责，更不应有自我扩张和资源掠夺行为，乡镇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民间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更多地投在提高公共服务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领域，提高服务能力。
(三)培育自治组织，增强村委会自治能力
民间自治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公民重要桥梁。政府与公民良好合作常常需要一个中介组织的协调，一方面各种民间组织及时把其成员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传达给其成员。同时民间组织对政府行为构成强有力的制约，适应了农民丰富多彩的社会需要，民间自治组织大量成长，政府就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制约，可以抵制、克服政府组织不合理的甚至侵犯群从利益行为。因此国家应从体制上消除对民间组织不合理限制，使各种形式各种功能的农村民间自治组织有宽松的成长发育环境，如村委会、各种农民协会、养殖协会等。在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实施规范管理的新体制，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良性互动关系。村委会作为村民法定的自治组织，在村务管理方面更应担负起责任，只要不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对村庄重大事项具体负责实施并自觉接受村民监督，加强自我决策和自我管理能力，增强村庄“自主性”，这样才能理顺村庄和乡镇政府关系。
(四)提高乡村人员素质，实现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
在处理乡村关系过程中，人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乡村关系不协调很大程度上同乡村干部素质低下，农民觉悟不高有关。表现在乡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众、、人治观念、，表现在村民群众中则是文化水平低，觉悟不高，缺乏契约合作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放任主义倾向。因此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在乡村社会树立现代民主观念、法制意识和契约精神，乡镇干部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提高认识，改进方法，依法履行“乡政”职责，充分认识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对乡村管理应更多的采取法律的、经济的、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应尊重村民自治权和村委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服务意识、公仆情结；村干部要依法履行“村治”职责，加强自身建设、增强自治能力，自觉协助乡镇政府做好各项工作，引导农民用好民利，做好村民的“当家人”。从根本上说，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由理性的“经济人”向为民服务的“社会人”转变，实现乡镇民主管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共同建设和谐的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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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效果 实践 创新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向当代大学生传授中国化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学生不断提升自身的观念、认识以及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还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良好的高校课堂的建立，同时也阻碍了学生个人的发展。只有不断改革和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理念以及方式，才能不断提升相应的教学效果，从而达到对学生的人格形成、习惯养成等方面的良好促进作用。
一、高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现阶段我国高校课程中的一门必修课程，有着极其重要的课程意义。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高校的思想政治课没有成功地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课程成为一种形式和任务，相关的教学内容演变为考试重点，对课程中蕴含的深刻的理论基础没有进行很好的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老师是课堂的主导者
在我国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由于教学观念方面的落后，使得老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是主导者。老师对教学的相关进度、内容和方式进行安排，学生只是在被动的参与，这是一种对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化教学理念的一种背离。老师是课堂的主体，使得课堂只是在一种“教”的氛围中，而真正参与“学”的学生没有进入到学的状态，与老师的教学相脱离，从而使得学生没有从课堂上吸收到相关的知识内容。
（二）理论与实践相脱离
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相关政治理论是我党、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并且借鉴各民族、国家的优秀思想成果而得出的，具有坚实的现实土壤，是经得起检验的真理。理论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不断的更新，加深实践者对其的认识和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我国的现阶段教学中还是以一种注重相关的理论知识教学的方式在开展，学生也主要是从课程上学习到相关的理论成果，而对于实践环节少有接触，这使得学生在认识相关理论知识的时候是理论与实践想脱离的，不利于学生对相关理论知识的深化认识和理解。
（三）教学方式枯燥，课堂气氛沉闷
教学方式比较枯燥，课堂氛围沉闷，是现存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又一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相关的教学方式和内容还是枯燥和陈旧的，课堂氛围不浓厚，使得学生的参与程度不高，没有积极的学生互动，从而使得教学效果不能达到预期。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改进建议和措施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由于教学观念、方法等方面的认识不足，导致教学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阻碍教学发展的因素，影响实际的教学效果。在高校不断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是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的重要方面。
（一）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也应该不断融入一些具有时代特色和增加课堂活跃度的一些新兴的教学方式。比如运用网络进行相关的教学内容，不仅能够丰富课堂内容，还能够带动学生的积极参与性，并且能够结合到当今的热点话题，引发讨论，从而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创新，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面貌和精神的塑造作用。
（二）积极互动教学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还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应该积极的增加学生的互动，通过学生的参与，改变课堂的氛围，并且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从而促进教学效果更好的达成。互动会使得整个课堂更加的生动和有趣，是一种真正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
（三）增加实践环节
理论产生于实践，也运用于实践，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不断巩固相关的理论基础，才能真正学到和用到相关的知识。在高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应该鼓励学生对相关理论知识的积极实践，并且分享实践的心得和成果，使得学生能够更加近距离地去接触到相关的政治理论，更加深刻地理解相关的内涵基础，提高教学的效果。
三、总结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于学生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一门有着深厚理论和实践基础的课程，其教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但在当前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中还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对学生主体地位的认识不明，没有相关的实践环节以及教学方式的陈旧枯燥等，这些问题都影响到了高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效果。通过相关制度和教学手段的改革，进行形式多样的教学过程，增设更多的互动参与环节，以及鼓励学生的实践认知，能够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变现有的教学面貌，从而真正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5篇
【关键词】高职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3c－0097－02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培养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现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目前，工学结合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探索与实践工学结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成为新时期高职院校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而这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思想、教学观念尚未根本转变
在就业压力和市场竞争下，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功利价值取向日益明显，高职院校在普遍强调“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同时，仍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及人文素质教育，一般表现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实践(实训)教学往往围绕专业和市场而动；国家规定必须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被各种“根据学院实际情况”或是“根据专业特点”理由予以削减或减弱；思想政治理论领域获得科研立项相对难度大且经费投入偏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经常面临各种形式的边缘化尴尬境地，更有甚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事情，与己无关。凡此种种，必然导致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得不到重视，进而影响课程的吸引力。
(二)实践教学活动保障机制不健全
实践教学活动保障机制不健全是实施实践教学的最大障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阐述“理论联系实际”，而应是走出校门进入社会，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和发挥学生的创造能力。比如带领学生到工厂、农村、社区进行参观访问、调查研究，聘请行业、企业的专家给学生做专题报告，组织学生参观革命纪念馆、博物馆等，或在校园内举行知识竞赛、专题辩论会等活动。顺利开展这些活动，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费问题。虽然高职院校基本上都按照教育部、教育厅的相关文件要求，按照学生人数配备了相关的实践经费，但真正开展活动起来这些经费还是捉襟见肘杯水车薪。
(三)难以建立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
目前，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的缺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有的学校虽与外单位挂了牌建立了教育基地关系，但实际利用率不高，缺乏长久规划。已经建立了联系的企事业单位也普遍认为，经常接待学生的社会实践麻烦多、负担重，没有对应、合适的人员、时间及精力来接待学生。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出去联系实践教学场所比较难，去陌生的单位联系就更困难。而失去了稳固的课外实践教学基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进行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二、加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对策
(一)教学内容应更符合工学结合的特点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除了传授基本的理论知识外，更应从工学结合的实际需要出发，从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出发，围绕职业岗位(群)所需要的能力，确定学生所关注的问题，从而增强学生对职业道德的理解与认同，逐步形成职业道德的自我选择、自我养成、自我完善的良性发展态势。
1.重视职业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决定高职院校能否培养出受社会欢迎的高质量的、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人才，关键在于对学生的思想素质、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行为等方面培养与教育的程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点，在于学生通过自身感受。逐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养成优良的职业品质和职业心理，进而逐渐内化为自己的理想信念、鉴别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2.强化创新意识的培养，提高职业素质。根据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应有重点地培养学生的生存和发展技能，积极开展以“就业为导向”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实践教学。强化职业技能教育特色，注重培养学生的规范意识、创新意识、协作意识、组织管理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3.引入企业文化理念，增强学生的职业价值认同。在教学中，要把现代企业文化融入教学内容中，注重突出爱岗敬业、团结创新、服从守时、沟通协助、吃苦耐劳等职业态度的教育与培养。
(二)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保障机制
应做到学院各级领导重视，实践教学计划落到实处，实践教学经费有保证，实践教学时间安排充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对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学生自觉地将个人成长与国家、社会需要结合起来有着区别于与高于其他专业课程实训、实践的意义和功能。因此，学校领导、部门领导和教学管理部门应充分领会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意义，不能再停留于仅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看做课余活动来点缀，而是应致力于实践教学的拓展，把实践教学环节纳入教学计划，当做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载体和延伸，具体落实到每个专业、每个班级、每个学生头上。学院应像对待专业实习、实训一样，统一组织，统一管理，合理安排必要的课时，合理量定学分。同时，各类社会实践活动都需要教师、学生投入相应的体力、精力和财力，因此，学校应提供相应的实践教学活动经费，以确保实践教学的最终落实。
(三)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目前，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普遍缺乏相对固定的基地，实践教学活动难以全面、稳定、顺畅地开展，随意性强，可操作性差，学生大多数时候只能分散进行实践，给教师的指导、监控及成绩考核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高职院校应加强社会联系，有条件的学校应抓住机会，没有条件的应创造条件，想方设法和社会上一些有关单位协商，充分利用学校所在地及周边城、镇、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典型及革命历史教学资源，以学校的名义与那些具有典型意义、学生感兴趣的组织、单位签约，建立相对固定的若干个实践教学基地，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环节的实施场所相对稳定。而学校则可以利用其科研、人才、人力优势为基地单位提供相关服务，形成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
广西的高职院校应抓住当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和自治区关于打造14个千亿元产业和4大新兴产业的契机。抓住服务广西新发展的契机，加强校企合作，争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方面有一个突破。另外，各个高职院校之间也要实现资源共享，可以互相到对方的实践基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这样既能拓宽实践领域，又可以节约实践经费，一举多得。相对固定
的实践教学基地的建立，可以大大减少实践教学的不可预测性、随意性，更有利于教师及时总结经验，探索、形成一个开放、协调、优质的教学模式。
(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安排应与专业实践(实习、实训)相融合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专业实践(实习、实训)相融合，既能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渠道，又能使有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经费、实践教学时间、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地发挥效用。这种融合，更重要的是摈弃以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专业实践学习“各自为政”的旧思维，是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并打开局面的一种方式途径。这首先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主动出击，了解相关专业课程实践教学的计划安排，抓住时机确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题，在相关专业课程布置实践任务的时候及时跟进布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任务，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相对自成体系的专业实践(实习、实训)中，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针对性。
(五)构建科学的考评体系
在不断探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与实效性的同时，许多高职院校在教学考评改革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教学考评的内容与形式正从单一走向多样，从静态变为动态。但这种改革在办学体制与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发生变化的高职院校仍然显示出它的不足。最明显之处在于，这种考评仍以传统的课堂为中心来考查学生，忽视学生在工学结合工程中“工厂车间、服务场所和田间地头”的表现。因此，应积极改变这一传统的考评方式，构建出符合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学考评体系。《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高等职业院校要强化质量意识，尤其要加强质量管理体系建设，重视过程监控，吸收用人单位参与教学质量评价，逐步完善以学校为核心、教育行政部门引导、社会参与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考评方式方面，可以将学生课堂实践教学汇报、企业调研报告、实践教学的态度和任务的完成情况等考评依据综合起来。评价由学习的过程、结果、学生评价和教师评估等构成。学习过程评价方式包括考勤、态度、学习效果等；学生自我评价方式包括自我评价问卷、学习档案等；教师评价方式包括作业、论文、评语、鉴定意见等。
第6篇
关键词：现代学徒制模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5-0038-02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担负着为社会培养高等职业人才的重任，学校所要培养的不仅仅是思想政治（以下简称思政）水平合格的普通公民，更是政治立场坚定，并具备较高思想道德修养的高等职业人才。由于诸多因素，现有的思政教育不是很理想，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挑战越来越大，越做越复杂。面对这种情况，高职院校纷纷转变思路，对基于现代学徒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探索，以充分发挥思政理论课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满足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要求。
一、现代学徒制的内涵
现代学徒制是对传统学徒制的一种继承与发展，它是将传统的“师傅带徒弟”培训形式与现代化教育相融合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校企合作这一平台，来达到培养学生实践工作能力和提高综合素养的目的。一般来说，现代学徒制模式有以下特征：①这是一种融合了学校教育与企业协助的双主体职业教育体制，培养人才这一任务由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共同完成；②现代学徒制模式下的学生具有双重身份，他们不仅是企业学徒工，同时也是高职院校的学生，学生和学校都需要和企业签订合同，形成一个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一体化教育体制；③实施校企双主体育人模式，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双主导教学，学校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毕业时能够同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而对于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现代学徒制模式为其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改革。
二、现代学徒制模式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新问题
1.教学目标“传统化”。由于受到传统的教育经验以及教学理念的影响，高职思政理论课的教学目标也相对简单，基本定位于“四有新人”的培养方向。然而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尤其是现代学徒制模式在高职教育体系中深入应用的情况下，高职院校不仅仅要培养政治立场坚定和良好人格品行的技能型职业人才，更需要进一步发展学生的现代化职业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显而易见，现有的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的定位已与时代逐步脱轨，如不及时对教学目标进行完善和调整，将严重影响到思政理论课在高职教育体系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和地位。
2.教学内容“一本化”。根据国家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都需要使用同一版本的教材，以确保思政教育的内容统一、体系完整。这种“一本化”的模式虽然可以有效保证思政教学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对于奉行“实用主义”的高职院校来说却无法满足其实际需求。这导致了如下问题的发生：绝大多数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形式课程，自己只需要学习好就可以了；有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抽象、空洞，理论上的说教多，与社会实际存在^大差异，与自己的专业学习和就业前途没有多大关系，离自己很远；更有甚者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只要管好自己、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行。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思政理论课被学生忽视，教学水平停滞不前，教学效果也大打折扣。
3.教学方法“单一化”。相比于普通高校、综合性大学，高职院校的学生在理性思维方面相对欠缺，他们的思辨性较差，更偏重于感官认知和直观感受。教师在进行思政理论课教学时，过于强调教学任务的完成度，而没有把教育活动和学生的实际进行有机整合，使得教师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时，墨守成规，即“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学生主体地位无法得到呈现。这种单一化的授课模式已难以满足学生的兴趣需求，教学效果不明显，处于为难的境地。
三、现代学徒制模式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策略
1.优化教学目标，满足学生“双重身份”要求。现代学徒制模式下的学生具有双重身份，他们不仅是企业学徒工，同时也是高职院校的学生。要想全面提升思政理论课教学质量，增强学生思想觉悟和意识，就必须要脱离传统教学理念的禁锢，针对思政理论课教学现状，优化教学目标。（1）高职院校以坚持以德立人的根本目标，在实施教学活动时，确保学生可以学习党的先进性，并在学习人类发展历史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在企业中能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2）要坚持以技能立世、能力立信的目标。这要求教师在教学时，能够在确保学生掌握专业技术、了解岗位需求的基础上，结合课本中的政治、道德等理论知识加以实践。此外，还要强化以能力立信的目标。在教学时，确保学生具备基本的专业技能和合格的职业道德水平。
2.改变教学观念，改革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思政理论课是一门能够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作用的学科课程。现代学徒制模式下的思政理论课教学要遵从科学性、灵活性和特色性的原则，不仅要考虑到教师教学的差异性，更要关注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学校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可以采用六分“理论”四分“实践”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深层次的思想政治渗透教育，以实现对传统思想的延伸。在课程教学内容的设置上，结合我校思政理论课程设置来看，要想增强教学实效性，就必须建立起面向不同学生、不同专业的立体化课程体系，体现出高职学生职业性、实践性。在授课的过程中，教师要适时引入学生所学专业的职业操守、职业前景、法规制度等培训内容，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
3.科学设置学时，适应“工学交替”模式需求。现代学徒制模式下，高职学生在校的学习时间不再是固定的。针对这种情况，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安排也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从课程目标设定、教学工作安排、教学管理三个角度进行调整和改革。首先，要重新制定教学目的。现代学徒制模式下的思想政治教学不再仅仅是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还要更好确保学生的职业人才素养水平得以提升。其次，重新安排教学课时。结合高职院校不同专业的实习安排，教师需要结合各专业学生的在校时间，进行合理的调整。最后，高职院校还要把学生的“学徒”身份纳入课程考核内容之中，以此保证教学工作获得理想的成效。
4.与时代俱进，教学工作者育人不落窠臼。随着现代学徒制模式在高职教育体系中的深入推进和应用，给思政理论课教学注入了新的思路，教育工作者作为教学活动的实施者，必须要正视自身能力的不足，接受被权威挑战的现实，并积极主动学习前沿的新知识、新理念，这样才能做到与时俱进、知己知彼，才能适应思政理论课教学工作的新需要，使教学不落窠臼。当然，思政教师作为双师型教师，不仅要根据现代学徒制模式下德育工作的需要，不断更新自身知识储备、拓展教育视野，对自身的教学模式、教育方法进行完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到企业指导学生实习的工作中去，深入学生群体，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洞悉学生在生活、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和帮助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判断、分析和解决，以切切实实提高思政理论课的教学成效。此外，学校也可以聘请企业的一些中层领导主管或者爱岗敬业的师傅，到学校兼职上思政课。这样的双向教学不仅可以使学生深入企业的岗位实践中，还能把思政理论课与实习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达到现代学徒制模式下的教学要求。
第7篇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改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主观不认同，存在不安全感
首先，职业角色认同感低。在高校中，由于大环境的影响，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枯燥难懂，无论怎么改革学生也难以喜欢，教师的社会地位也难以提高，致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其职业角色认同感非常低。
其次，懒于改变惯性。人们都习惯自己原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由惯性而产生惰性，从而阻碍变革。教师都有自己的“舒适地带”，有自己熟悉的活动范围、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经验等，甚至不用备课也能对上课方式、方法和内容驾轻就熟，这使其觉得轻松和愉快，有这样的捷径可走，在人的惰性的支配下，教师就会抵制课程改革，而停留在自己原有的“舒适地带”。
最后，信心缺乏导致无安全感。人们面对新生事物时由于缺乏信心而产生不安全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课改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人对未来不确定事物的恐惧，不清楚在发生巨大变化的课程体系中能得到什么，而会更加担心失去即得利益，因此也会参与课改但由于心态问题而表现出表面积极而实际消极的状态。
（二）客观上能力不足
开展课程改革，就要进行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理念的转变，教学知识的储备。思想政治理论课其实是政治理论性很强的课程，要上好思政课，不仅要求思政课教师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求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专业素养要求其实比一般教师要高。但是，有不少思政课教师是从学校党政机关和相近专业抽调出来的富余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难以很好地完成教育教学改革任务。
（三）高校政策支持不够，缺乏资金
学校为了响应上级政策，开展课程改革，只是要求教师进行课程改革，却没有在政策上真正给予支持。教师要进行改革，打破常规，就要有必要的经费支持，如课程研究的确要花费金钱：如材料、顾问、合作、印刷、装备、参加会议、调研等都需要资金。由于资金的缺乏，导致教师无法真正进行课程改革。
（四）教师培训进修机会少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进行改革，首先教师要进行学习，自我提高。但是，很多高校认为这门课，不能马上带来看得见的经济效益，缺乏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训，即使参与培训进修，时间也较短。从整体上看，高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素质提高，还是投入不足、激励不足、力度也不够。
二、改进的对策及建议
（一）教师要加强自身学习，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首先，要不断学习，充实知识。学习是提高技能和境界的过程。思政课是内容磅礴的一门课，在研究上除了讲“专”和“深”之外，讲课的内容还要力求丰富，讲“博”和“广”。除了要研究经典的著作之外，还要涉猎各类学科和知识，随时关注时事政治和重大事件，保障教学内容的前瞻性和透彻性。同时，还要注意围绕课程内容精心搜集资料，结合理论精心运用资料，运用资料来恰当地解释理论，并注意引导学生运用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做到“以理服人”，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积极探索启发式教学、参与式教学、专题讲授、案例教学等教学方法，通过研究与比较确定哪些教学方法更符合所教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不同教学方法的运用，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内在动力，发挥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再次，参加各种教学比赛，增强竞争能力。高校每年都会定期举办各种教学比赛活动，符合条件的思政课教师应积极大胆的参与。通过参加比赛活动，不仅可以开阔视野，也能向他人学习，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促进自己教学水平的提高。
（二）加强对思政课教师的培训，改善其知识结构
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就必须重视和加强对思政课教师的培训，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培训体系，不断改善教师的职称和知识结构，使教师不仅在数量上，更为重要的是在教育理念、知识结构、实践能力与教学水平等方面都能够适应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要求。
加强职业培训，提高教师专业素养。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要想适应新形势、新情况，使思政教育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加强对思政课教师的职后培训就是必不可少的。针对高校的实际，在思政课教师的职后培训方面，应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重视学历进修和培训，鼓励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通过脱产、半脱产、在职等形式进修完成学业，提升队伍的学历学位层次。二是开展社会实践，并逐渐形成制度，要创造条件让思政课教师参与社会实践考察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开阔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见识，最大程度地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理论素养。三是开展校内培训，各院校应定期组织思政课教师进行理论学习和研究，如定期组织备课会和研讨会，促使思政课教师及时更新知识、交流经验、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同时还可以聘请重点大学的思政课专家、教授到学校讲学或指导科研工作。四是加大对中青年教师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和选拔力度，对于一些道德品质好，业务能力强的中青年教师在教学科研中应大胆起用、重点培养，使他们的业务素质“更上一层楼”，改善目前很多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人才“断层”的局面。
（三）加大支持与投入，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
第8篇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考核评价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5-0134-03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培养当代大学生成为具有社会主义高素质人才的重要课程。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方式分为理论课和实践课两部分，理论课主要是让学生掌握的思想理论，养成的科学思维；而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实质上是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与鲜活的生活实践和学生个体的思想认识、直接体验相结合和相统一的过程，有着自己特有的目标。所以思想政治课的实践教学对于高校大学生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目前的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不能高标准地达到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的要求，不能有效地培养大学生的各种能力。通过构建良好的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采取一系列措施优化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模式，实现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目的。
一、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式，通过实践教学可以培养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能够有效地调动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社会活动能力，培养大学生的求真务实精神。通过开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可以锻炼大学生的各方面能力，有利于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交流能力、组织能力的培养，帮助大学生更好的认识社会，了解世界，建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是提高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环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有自己的思想政治理论指引社会的发展，大学生的思想觉悟状况直接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所以说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一个重要教学环节。不光让大学生从理论上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而且要让大学生在具体的实践中真真切切地理解体会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由于对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认识不足，缺乏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和教学考核评价体系，使得我国高校思想政治课的实践教学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1.缺乏对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正确认识，对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投入不足。我国的高校正处于一个发展阶段，高校教学对于思想政治课的实践教学缺乏一个系统的认识，对于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缺乏一个正确认识，从而对于高校思想政治课的实践教学缺乏相应的投入。高校教学中只是片面注重高校思想政治课的理论教学，而没有注重理论实践教学对于高校大学生能力和思想培养的意义。在高校思想政治课的实践教学中只是做一种形式，没有深刻的理解实践教学对于整个高校教学体系和大学生能力培养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在高校教学中对于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认识不足，从而使得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中的投入不足，缺乏相应的投入来支持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使得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不能够顺利的开展。
2.缺乏专业的实践教学教师，教学活动缺乏规范性。因为高校的思想政治课实践专业老师需要专业的实践经历，只有老师具有专业的实践经历才能在具体的实践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相应的指导工作，但是由于思想政治课老师自身的能力不足，使得实践教学的目的难以实现。在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中的教学计划中设置了实践教学部分，同时还明确了实践教学的各种教学方式，但是在具体的实施实践教学的时候没有特定的教学大纲进行规范，在进行实践教学的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内容、目标、方式和要求，使得实践教学在实际教学中的随意性增大。由于没有相应的标准使得实践教学活动没有能够达到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目标，其结果只能使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流于形式。
3.缺乏科学的实践教学指导，考核评价体系不够完善。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不同于一般的理论课教学，对实践教学进行评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涉及到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各个环节和因素的顺利进行和保障是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一个良好手段，但是由于对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认识不足，从而使得整个实践教学缺乏科学的指导，让实践教学的具体工作落实不到位，缺乏一个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让整个实践活动和实践教学不能全面的开展，对于整个实践教学缺乏有效的指导，对于整个实践活动缺乏相应的具体实施措施，从而使得整个实践教学的意义很难在实践活动中得到实现。目前许多高校的实践教学考核方法过于陈旧，不够完善、科学，忽视过程性评价，强调结果性评价。考核依据主要是查看学生是否参加实践活动，检验学生实践报告质量，对学生在实践课程中的具体表现没有足够重视，从而导致学生不够重视实践教学课，只专注于文字资料的收集整理，忽视实践课的参与过程，甚至于对实践活动敷衍行事，实践报告抄袭了事，更有甚者是不参与实践活动的学生成绩反而比参与者的好。
三、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
第9篇
关键词： 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 存在问题 对策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以教师课堂传授理论知识为基础，以学生参与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教学模式，是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的延伸。当前，许多高校在思政课实践教学中积极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存在一些问题，致使实践教学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一、存在的问题
（一）实践教学管理不规范。
当前，许多高校对开设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没有硬性规定，缺少具体可操作的实施方案，无课程计划，无教学大纲，实践教学随机性强。即使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往往也是浮于表面，流于形式。
（二）实践教学形式单一。
高校开展实践教学的形式单一，主要局限于校外社会调查、社区服务、校外参观访问等常规性教学实践活动。如何根据课程要求选择不同的教学方式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实践教学与学校团委、学工处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易冲突，协调整合困难。
（三）学生参加实践教学缺乏系统性与广泛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授课方式一般采取合班上大课、系统讲授的模式。学校在校外组织开展志愿服务、参观考察等社会实践活动时，因经费和安全问题，只能安排一部分同学参加，难以保证学生参与实践教学的广泛性。实践教学作为正常的教学环节，应根据教学计划持续开展，但许多高校实践教学随意性较强。
二、原因分析
（一）对实践教学的认识不统一。
只有认真搞好实践教学，才能大大提高理论课的吸引力。在开展实践教学过程中，因为认识上的不统一，致使实践教学的安排不协调，达不到实践教学的效果。有的领导认为思政课不是专业课，不重视，造成上级主管部门对思政课的相关要求和制度落实不到位，实践教学过程不规范，统筹安排随机性强，教师的积极性不容易提高，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教务部门认为如何搞好实践教学是教师自己的事。教师认为需要领导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才能顺利开展实践教学。在社会上，很多用人单位看中的是专业水平，不关心思政课学得怎么样，影响学生学习思政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实践教学资源不足。
实践教学需要足够的教学资源。由于部分高校缺乏足够的教学资源支撑，实践教学很难有效开展。第一，教师少。由于高校扩招，生源倍增，教师数量严重不足，不能够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第二，活动经费少。实践教学作为思政教学的一部分，每个学生都应参加。志愿者服务、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最基本要有路费、食宿费等。目前，经费不足是导致实践教学难以有效展开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实践教学基地太少。实践教学不但需要充足的实践基地，而且需要不同类型实践基地的保证，才能满足不同的实践教学需求。高校思政课的实践基地太少，有的在校外没有固定的实践基地，远远不能满足实践教学的有效开展。
（三）实践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
目前，不少高校对思政实践教学缺乏科学评价。对教师的评价标准主要看实践活动是否开展、课时数量是不是达标，但对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考虑不够。对学生的评价只看是否参与社会实践，对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表现却没有纳入考核。有些学校在实践活动Y束后，没能及时将考核情况反馈到班级，学生不能及时了解自己在教学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影响了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三、提高实践教学质量的对策
（一）提高认识，突出实践教学的地位。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计算机、手机的普及，大学生接触信息的渠道畅通，获取新知识又快又广，传统教学模式难以适应新常态。只有加强实践教学，才能提高思政教学的实效性。实践教学能否有效开展，关键取决于学校领导、部门领导和教师重视程度的高低。无论校领导还是师生，都要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正确认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学校要建立领导机制，为实践教学提供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确保实践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思政理论课教师要大胆实践，制订科学的实践教学计划，并在教学方法上精心准备、合理安排。
（二）拓宽思路，运用不同的教学形式。
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主要分为校内和校外两种形式，具体表现为：社会调查、公益活动、案例教学、校园活动等。正确运用不同的教学形式，充分发挥各种教学手段的优势，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是加强课堂实践教学。把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和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惑作为案例引入课堂，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与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办法，将课堂知识进一步活化，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
二是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充分发挥各个学生社团的作用，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结合，寓教育于校园文化活动中，让学生在参与校园文化活动中逐步提高素质，增强沟通协作能力。
三是认真开展社会实践。通过组织开展志愿者服务、勤工助学等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接触社会、体验生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逐步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服务社会的能力。组织学生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围绕当地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认真开展调研活动，形成调研报告，为当地社会发展积极献计献策，进一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三）完善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相关保障措施。
制定完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管理制度要做到目标明确、过程规范、管理科学。一是要制订实践教学规划。为了给实践教学提供可靠依据，要详细制定实践教学的基本内容、授课计划、组织实施形式、考评办法等；二是要把实践教学成绩纳入日常教学管理范围。三是学校要组建专门的实践教学管理部门，负责协调学校实践教学相关工作。
增加实践教学专项经费的投入。没有充足的经费保证，难以有效开展实践教学。实践教学的开展比课堂教学要复杂。实践教学还涉及组织、场地、交通、住宿等一系列问题。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组织工作难度大，学生活动的范围广，需要的活动经费多，学校应增加实践教学专项经费的投入，解决实践教学中产生的场地费、交通费、讲课费等费用问题，确保实践教学工作的有序开展。
加快建设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好校内校外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是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要保证。在校内，要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结合学生社团认真组织开展演讲赛、辩论赛、座谈会等课外学生实践活动。利用校园网、QQ群、微信群开辟论坛，引导学生围绕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在讨论中明事理、学知识、长见识，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校外，学校要利用各种资源，加强与校外相关单位的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逐步形成多个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学校应加强与展览馆、博物馆、福利院、纪念馆等单位的联系，建立“立德树人基地”，组织学生经常参观、访问、开展志愿服务等活动。学校还可以考虑把学生的实习基地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基地，使学生的专业实习不仅成为他们提高专业知识水平的有效途径，而且是他们了解国情、了解民情的窗口。
（四）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
制定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有效开展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一是成立实践教学评估小组。实践教学评估小组由校领导、教务部门和思政教学专家组成，负责督导学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开展，对实践教学经费的投入与使用进行指导监督，对实践教学效果进行监测，确保践教学各环节的有序开展。二是对教师的评价。对教师的评价主要看实践教学的选题是否科学，组织是否周密，成绩评定是否认真，教学成效是否显著等。三是对学生的考核。对学生参与实践教学的评价，既要注重对学生实践报告的评定，又要注重对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合作意识、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的评价。将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成绩纳入日常教学管理的范围，作为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发展学生党员及各种评优活动的重要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黄焕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界定[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2]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探索与思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刘淑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刍议[J].高教论坛，2008（2）.
第10篇
建设部等有关部委定于20*年8月28日-29日在北京举行“20*第六届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发展部长级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和水处理新技术与设备博览会”。为推进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在本次大会上将举办“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和“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要议题
“乡村及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针对我国不同区域和经济发展程度的村镇水环境治理技术经济政策和适用技术，围绕村镇水环境治理规划、村镇污水排放适用标准，以及村镇排水收集设施，村镇生活污水生物处理、人工湿地与塘等生态处理技术，粪便厌氧沼气化及其综合利用，村镇水体生态修复与水质改善技术等议题，将邀请村镇建设管理人员、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以及设计生产单位介绍乡村及小城镇水环境治理方面的成功管理经验、适用技术和应用实例。
“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与制度论坛”由我部与日本厚生劳动省共同举办。针对小城镇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的特点，围绕小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现状调研与评估、规划和管理，水质监控、预警与应急技术，以及小城镇饮用水预处理、强化常规处理和深度处理、饮用水一体化设备开发、输配水安全保障和管网水质控制等议题，将邀请小城镇饮用水建设管理人员、著名学者、知名设计单位、自来水公司和来自日本政府、企业和研究部门的诸多专家介绍小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方面成功的管理经验、适用技术、应用实例。本论坛将特别介绍日本针对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特殊供水制度——简易供水制度以及相应技术，并探讨中日在小城镇安全供水方面的技术与资金合作机会。
二、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
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8月28日下午
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8月29日上午
报到时间：20*年8月27日。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三、参会人员
各地建设部门有关人员，全国主要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村镇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乡镇负责人，供水和排水管理部门、水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或代表，水处理项目筹建和工程建设管理单位代表，供水和排水企业的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市政设计单位、有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水处理工程公司、水务公司、咨询公司、金融、投资机构和水处理技术与设备研究开发单位的代表。
四、论文征集
会议面向全国征集与“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和“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议题相关的论文，论文要求及投递方式详见会议网站
五、其他事项
（一）收费标准
第二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和水处理新技术与设备博览会将统一收费。20*年8月15日前注册的，会议费为1200元/人；20*年8月15日以后及现场注册的，会议费为1800元/人。会议统一安排食宿，宿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报名、会务等联系人：
论文征集联系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邮箱：
会议网址：
第11篇
会议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地理学会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主办，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南方喀斯特研究院和贵州省地理学会承办。会议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对我国农村土地整治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热点、焦点和关键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
会议设置了大会主题报告和分会场交流。佘之祥、蔡运龙、刘彦随、熊康宁等4位知名专家分别作了题为《城市化与农村土地问题》、《农业与农村的多功能性》、《统筹城乡发展与土地整治方略》、《喀斯特高原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与技术集成》的大会主题报告。
大会设立了两个分会场，共有近40位专家、学者作了大会或分会场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采用了“报告+提问+辩论+评述”的方式进行学术报告，强化了学术交流的灵活性与互动性。
为了激励土地资源青年科技人才，本次大会设立了“全国土地资源研究优秀论文奖”。由河南大学乔家君提交的论文《河南省农田利用集约度时空变化及其影响环境》等20篇论文荣获一等奖，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婷婷提交的论文《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时空演变格局研究》等22篇论文荣获二等奖。
本次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农村土地整治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将于2012年8月由贵州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论文集收录了经严格筛选的学术论文75篇，计120余万字，涉及农村土地整治理论与方法、农村土地整治规划及案例、农村非农化及其土地流转、统筹城乡土地利用及政策、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现代农业、城乡协调发展与土地资源战略、喀斯特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乡村发展等前沿领域，展示了当前我国土地资源与乡村发展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研究新进展。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石玉林为论文集出版作序。
第12篇
2020年积极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心得体会理论文章课题论文
乡风文明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x特色文明乡风是我省农村精神风貌的总体体现，是x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要通过加大乡村文化保护力度、加强优秀文化宣传、增加乡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等，积极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没有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就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使命。x特色文明乡风是我省农村精神风貌的总体体现，凝聚着x大地的乡土之美、人文之美，是x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我省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的重要价值
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可以为农村“生态宜居”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文明乡风与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是互促共进的孪生体。农村的生态宜居既需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乡风文明蕴含着尊老爱幼、守望相助、勤劳朴实、诚实守信、邻里和睦等优秀传统，是乡村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生态宜居”的重要保障，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强大动力。
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可以为农村“治理有效”创造有利条件。乡风文明在农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且积极的引领作用，乡村治理的全过程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全景式呈现。如村民通过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实现邻里互助、尊老爱幼、孝敬父母，不仅彰显了乡风文明，还为农村“治理有效”提供有力支撑。
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可以为农民“生活富裕”提供更加丰富的内涵。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能够赋予农产品更多的文化价值，从而有效提升农产品文化品牌效应，提高农业和农产品品质及附加值，实现文化禀赋和生态资源的深度有机融合，有效促进农民增收。x特色文明乡风的培育还会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思想素质，转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达到“既富口袋，又富脑袋”的效果。
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的路径选择
加大乡村文化保护力度。一是开展x乡村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明确牵头单位，并会同专家学者、民间艺人等对全省乡村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和现状进行登记造册。二是立足全省，制定保护和传承规划，研究制定分类保护、分级管理方案和相关政策，同时对各职能部门的权责进行相应划定，构建高效的联动机制。三是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文化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宣传教育、资金支持、荣誉奖励、建立乡村博物馆等形式，让村民认识到文化保护与传承是一项“惠及当代，造福子孙”的工作，增强人们对乡村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和保护意识。
加强x优秀文化宣传。一是在农村地区大力弘扬主旋律，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深入挖掘x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引导农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二是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载体。利用各种新媒体工具，把乡风文明宣传融入农民生活。积极组织开展体现x特色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形成鲜明的舆论导向。三是发挥先进典型示范激励作用。引导农民群众对标先进，反思错误或落后的思想观念，形成学先进、赶先进、做先进的浓厚氛围。
用优良党风政风引领乡风文明。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培育文明乡风，优良的党风政风是关键所在。要以基层微权力腐败治理为抓手，通过制定微权力清单、规范村务运行流程、健全村务公开制度、培育多元监督体系等举措，实现正党风赢民心树新风的效果。充分发挥党员的率先垂范作用，鼓励和监督党员干部带头践行村规民约，以良好作风带动乡风文明建设。
第13篇
[论文关键词]农民 组织化水平 乡村 治理结构
[论文内容提要]我国农村弱质性的社会基础以及农民组织化水平低的基本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所以，要在尊重农民权利和自由、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对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村治理结构的改革。因此，要不断扩大农村自治体的规模，逐步实现乡镇自治，实现农村社会自主治理和民主治理。
在我国，农村居住分散情况十分普遍，农民原子化现象十分严重，农民相互分离，处于散漫的低组织状态，这是一个不争的农村现实情况，人们常常用“一盘散沙”来形容。然而，农民的这种低组织状况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理解为中国农村社会基础再造的过程，针对当前的社会理想、国家目标或现代化导向，有目的、有意识地对农民之间的连接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农民与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造，使得二者之间能够有高度的契合，能够实现顺利的对接。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农民如何形成一致行动的能力与国家力量相配合实现国家目标并获取自身福利的实践过程”。而农民与国家、市场高度契合、顺利对接、形成一致行动能力的结合点就是农村组织化的社会基础。
一、当前农村组织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组织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农村，要在尊重农民权利、保护农民权益的基础之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因为“现代的个体都是权利主体，它们之间因权利而平等，彼此之间的联系只靠契约建立。为了实现权利，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普遍的社会交往成为必需”。。然而，在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仍然比较低，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我国农村社会，非正式组织的数量少、种类单一。有学者把我国农村组织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认为“在我国农村社会，正式组织包括乡(镇)党委、乡(镇)政府、村支部、村委会等；非正式组织则主要包括宗(家)族组织、宗教组织、农民自发的维权组织以及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等”。。然而，就我国广域的农村社会和庞大的农民数量而言，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数量显然很少，组织种类也比较单一，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第二，从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趋势上看，一些组织出现衰微趋势，而一些组织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还不稳定、不成熟。首先，就农村社会中的宗族组织而言，虽然宗族组织和宗族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仍会在以后很长时间影响基层农村社会，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民工潮的出现，因为农民再也不会被固定在生他养他的血缘和地缘社会，宗族势必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千年基础”，因此，宗族会不断地瓦解，不断地浑蚀其固有的劣根性。其次，对于农民的维权组织来说，只能算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它为维护农民的权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权益得到解决便自行解散。至于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由于它产生时间短，所以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成熟，而且数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组织在农村社会迅速复兴，填补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农村成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人教人数不断增加，但即使这样，宗教组织也没有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导组织。
第三，就正式组织而言，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组织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没有发挥应有的组织功能。首先，从国家与社会层面上看，由于农村实行和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以及国家在农村推行“乡政村治”，农民开始自我管理，实行村民自治，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逐步分离，尤其在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以后，村民自治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撑，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已经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其次，从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运行机制来看，“村两委”相互掣肘，影响村级组织的有效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村党支部作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样，“村两委”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就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抱怨是双重的，党支部方面认为村级直接选举削弱了党的领导，村委会方面认为组织法不落实”。加之“组织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够，组织运作的规范性、统一性、灵活性还都很差”，因此，“从改革之初到现在……一套真正体现乡村经济社会内在要求的组织体系还远没有建立起来。……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组织体系的适应性提高，也没有有效地保障乡村社会经济的协调运行”。。最后，从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组织与村民的关系上来看，农民对村级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从乡村生活的观察出发，我们没有办法得出基层组织对于农民的服务越来越好、农民对于基层组织越来越亲的整体判断。相反，农民和基层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这已经被一项“农民对村组织、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调查所证实。
从一些数字可以看出，村民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点不可信”和“有点可信”之间，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组织；更严重的是，在农村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败、不检点的行为也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和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动依靠的不是权威而是权力。农民对村干部和村组织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碍了“村两委”组织功能的发挥和乡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观地说，基层组织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是强大而积极的，但比较而言，在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强人意。或者说，目前的基层组织体制，如果说在动员和组织经济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乡村治理方面，是基本不相适应的。所以，改善乡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检讨的，是改造基层组织体制”。“基层组织改革必须有大动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再造基层组织体系”。再造农村社会基础，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二、农村(民)组织在农村基层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为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创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要在现有的农村经济政策的空间里改造基层农村社会基础，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在农村社会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这有利于促进基层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具体体现在： "
首先，在基层农村政治建设上，农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的成长，有利于农民利益表达和民主参与过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对国家权力社会监督的机制化。从民主管理的角度看，农民组织可以平衡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制约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力，防止强势群体侵犯农民权益，“必须让社会中的主要利益团体联合参与政府组织，以此来防止任何一个利益团体可能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利益集团”。。从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动，农民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许多社会矛盾和经济纠纷，就需要农村有相应的解决机制。而单个农民的利益表达和诉求就显得“软弱无力”，在整个政治参与体制中处于劣势；而且，作为单纯原子化农民的政治参与，容易带来政治参与的失序和低效，需要农民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建立与国家政权的联系通道。从农民组织的公益性来看，它会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关注社会的多元化需求，统筹社会各方，兼顾弱势群体，发扬民主，实现社会公平。广大农民应该组织起来，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结成各式各样的农民组织，集中农民意见，代表农民利益，和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对话，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以增强农民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博弈能力。
其次，在基层农村经济发展上，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设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向科学化、商品化、集约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经营的有序竞争，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宏观组织。应该把原子化的农民个体结成代表农民权益的组织，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也可以以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社、农民互助协会等形式，参与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贸易和流通体系建设中去。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和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电话、电脑、网络等现代信息传输工具在农村的使用，农村市场服务型中介组织发展很快。这些中介组织在市场营销、信息服务、农产品加工、储藏和农资采购经营等方面提供了许多便捷服务，有利于农民r解市场信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规模，避免盲目生产}在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
最后，在基层社会和文化建设方面，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对于农民个体来说，一方面，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减弱，使得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产生对各种社会组织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农民自发结成各种组织，如生产帮扶组织、特困户救助组织、儿童上学接送组织等。这些农村社会组织在社会互助、公共援助、社会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户进行生产，大多数农村家庭很难备足各种农具，很难具有足够的资金、技术，或因家庭劳动力不足等原因，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种农村组织的帮助。除了在物质利益方面需要实际帮助以外，农民在体育、卫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还需要组织实体，以便于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卫生活动、文化活动等。这些活动既能满足农民的社会情感需求，也能满足他们的精神信仰需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组织的各种活动，不乏有迷信活动、非法宗教活动以及违法活动。所以，我们要对农民进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素质，使广大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消费观、婚育观，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让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既然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那么，就应该给予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组织相应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在基层社会的活动，提高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国内有关乡村治理理论和农村(民)组织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
国内理论界对于乡村治理理论的研究以及乡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径选择，大多是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立足于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而很少有专文从尊重农民的权利、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的视角，提出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影响，而这恰恰是解决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所在。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在于改造农村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农民的联结和组织方式。针对我国目前农村组织化水平低、农民居住分散以及农民群体具有散漫性的特点，乡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农民组织，再造农村基层组织化的社会基础。理由是：
根据多中心治理理论，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式各样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使这些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心，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治理，实现基层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去；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控制权”。在经济上，这些组织参与基层社会的经济管理，可以把乡镇政权从繁重的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切断了乡镇政府作为“谋利性政权人”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这些组织参与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建设，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这样，乡镇政权可以从传统的政治管理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而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是服务的直接供给者而是调停者、中介人甚或裁判员”。这样就切断了上级政府可借以利用的压力型体制的通道。在社会文化建设上，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可以为村民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活动和互助活动，实现农民的自我教育、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这样，乡镇“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了网状管理系统”。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及其他社会主体就能以平等的身份，通过对话建立合作关系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
从国家对农村社会政治整合的转型来看。由于实施城乡一体化和“工业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的农村战略，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以农业税费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为标志，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开始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给式整合”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国家应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维护农民的权利和自由，保护农民权益，对农村社会应该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挖掘基层社会的内在潜力，为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提供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借助于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外在力量的推动，使农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坚实的社会组织基础。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组织在基层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中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农民的各种权利，以便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乡村治理。
显然，上述的治理结构必然涉及到乡镇政权改革的未来走向问题。从现有的对未来乡镇改革的各种观点来分析，其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乡镇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一方面反映出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艰巨任务，不仅仅是因为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数量庞大、农村生产水平低下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所形成的黏滞性给治理带来难度；还因为我国以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到现在也只有不到30年的时间，而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理顺乡村社会的各种结构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各种新的政策、措施会不断出台，各种新的情况也会不断产生。所以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调适过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所采取的立足于解决乡镇现实问题的乡村治理路径，都难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因为随着一个问题的解决，难免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同时又产生解决新的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乡镇问题，就要寻找产生乡镇问题的根源：农民组织化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弱社会。
第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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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琮主编《西欧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页。
③ 周弘《福利的解析――来自欧美的启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④ T.H.Marshall， social policy， London， Hutchinson univ. library， 1965，p.7.
⑤ 韩枫《大众媒体与乡村文化福利构建》，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⑥ 吕效华《流动人口文化福利支持机制构建研究》，《理论探讨》，2012年第1期。
⑦ Cultural Well-Be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Report 1： Definitions and contexts of cultural wellbeing。http：//mch.govt.nz/search/site/cultural%20wellbeing，2012.
⑧ 胡象明《广义的社会福利理论及其对公共政策的意义》，《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⑨ 同⑥。
⑩ 李占乐《现代城市社会福利事业的兴起――变迁与模式转换――以武汉市为个案的制度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B11 侯志阳、孙琼茹《农村文化福利资本与文化福利治理》，《改革与发展》，2013年第3期。
B12 方福前、吕文慧《中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管理世界》，2009年第4期。
B13 Jarrod M. Haar，Dave M. Brougham ：An Indigenous Model of Career Satisfaction： Exploring the Role of Workplace Cultural Wellbeing ，Soc Indic Res，2013.110：873890 .
B14 也包括在城镇、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以及短时居住在城镇的居民。
B15 欧文・休斯认为对于公益性部门的绩效评估除了应该有关于目标的全面进展情况，或者关于财政目标的成就指标之外，还应该有关于顾客或委托人满意程度的指标。[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ownsfolk's Cultural Benefit Level in China：
Based upon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Opening for Free
CHEN Bo
（Research Center of National Cultural Innov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第15篇
关键词：公共品博弈；囚徒困境；合作；强互惠
一、传统公共品博弈的均衡结果
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合著了《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它标志着现代博弈理论的形成，博弈论思想也由此被正式引入到经济学领域。随后几年，纳什（Nash）在1950年和1951年提出了纳什均衡理论[2][3]，泽尔腾（selten）于1965年发表了关于完全性的研究成果，哈萨尼（Harsanyi）则于1967年展开了对不完全信息的研究，而这些成果都使博弈理论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尽管博弈论被引入经济学界的时间很早，但经济学家们真正开始重视博弈论却是在上世纪70年代左右，这时他们的研究重心已逐渐由一般均衡转向对拥有有限信息的个人行为的分析，而将博弈论应用于公共品问题的论文也是在这之后才大量出现的，且由于公共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征，公共品问题一直都是历代学者试图解决的难题之一。
传统的公共品博弈可以描述如下：
假设共有n个人参与到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之中，每人都有y单位的钱且同时决定投资某个公共产品，gi表示参与人i投资的数额，a表示个体的边际报酬率（0
πi=y-gi+a∑nj=1gi（陈叶烽，何浩然，2012）[4]
在完全理性人假设的条件下，每个参与人都会选择搭便车，因为只有这种选择才能使个人利益最大化，此时gi=0，但若所有人都采取这种选择，那么必然会导致公共品供给失败，使集体陷入无人合作的均衡结果中，而这种博弈均衡结果一般被称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非零和博弈的经典例子，它反映了个人选择与集体选择的差别与矛盾。我国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引入囚徒困境的概念，那时很多学者都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张维迎（1985）[5]曾在文章中写到，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李子江（1995）[6]也指出，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点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当所有人都采取自己的最优策略时，整个系统的收益却将处于低点。
做为经典博弈理论关于完全理性假设的最经典应用，囚徒困境这种博弈均衡结果排除了任何合作的可能，即每一个理性人在面临选择时都会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标准从而做出背叛的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遥远的历史还是现在，个体间的合作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的，无关民族无关国家更无关教育程度，没有契约保障的合作显然具有普遍性，农村居民可以共同筹资修水渠，城市居民也会达成一致共同购买保洁服务以确保住宅共有部分的干净卫生，而这显然与理论上的公共品博弈均衡结果不符。
二、对完全理性假设的质疑
事实上，传统博弈论中的完全理性假设自诞生时起就不断遭受质疑，例如，Daniel Kahneman于上世纪六十年表的论文中就详细研究了人的认知能力[7][8]，并得出人某种情况下会存在认知不足的结论。Fehr与Schmidt（2005）[9]指出，人既有理性自利的一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利他之意。Cardenas和Carpenter（2008）[10]总结的大量公共品博弈实验数据更证实了人的行为会偏离完全理性假设。
国内学者陈叶烽（2010，2012）写到[11][12]，近几十年来的大量实验结果表明，现实个体并非都是理性人，而是具有异质社会偏好的个体。蔡晶晶[13]在2010年的文中也介绍过此类研究，并说明那些完全不了解搭便车概念的人，往往能在互信互惠的基础上形成复杂的合作系统。
现实中的人之所以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除了受限于本身的认知能力外，还受到诸如自我形象、社会评价和个人信仰等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在乎的不仅仅是物质，还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需要。正如马斯洛对人的需求所进行的分层，人们不仅在乎生理上的需要，安全、爱、他人尊重以及自己的社会实现也都非常重要，而这些需要共同驱使个体的行动，也正是因此，现实中的囚徒困境才不是绝对存在的。姜树广与韦倩（2013）[14]曾说，在博弈过程中，参与者的效用不仅取决于最终物质支付，还受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影响。唐兵（2009）[15]曾指出，社区内部长期形成的社会机制，诸如声望、信誉、道德、舆论等，都形成了对其成员的无形约束，而这种约束的存在，使得个体间合作提供公共品成为可能，并在面对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等因素的诱惑下，取得集体的共同利益。
三、能解释公共品博弈合作均衡解的一些理论
目前理论界有很多解释现实个体间合作行为的理论，这些理论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合作现象出现与维持的原因，其中的群体反复博弈理论（Fudenberg D，Maskin E，1990）、亲缘选择理论（Hamilton W.D，1964）和群体选择学说（Traulsen.A，Nowak M.A，2006）等都是不错的理论成就。在我国也涌现出了很多类似理论，其中于显洋在1991年发表的论文中，就指出了我国城市单位小区的特点，他说在这种单位小区中，个体意识更多地表现为私人关系意识、盲目服从意识和追求身份意识等[16]，而这种显著的同群意识[17]建立起来后很容易形成合作解，并使个体较顺利地提供集体所需的公共品。同样地，在乡村社会中，乡村居民相较城市居民更倾向于长期生活在一个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熟人社会中，长期重复博弈使个体更看重长期效用，也更看重自己的声誉，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公共品供给上的困境[18]。
在诸多对合作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中，基于对未来利益的期望而采取合作选择的互惠机制最引人瞩目，它包括直接互惠、间接互惠[19]和基于奖励或惩罚的强互惠理论[20]。这种互惠理论并非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经济学界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Croson[21]就利用公共品博弈实验进行了检验，认为个体间合作行为中存在着互惠关系，他在2007年的分析结果也表明个人的互惠偏好能得到有力支持[22]。周业安，宋紫峰[23]也曾运用公共品博弈数据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认为互惠理论可以部分解释显著存在的公共品供给。
互惠理论中的强互惠概念为，人类之所以能维持合作关系，是因为很多个体在采取合作抉择后，常常会不吝惜成本而去惩罚不合作者或者奖励合作者，作为一种具有明显正外部性的利他行为且惩罚机制较奖励机制更为普遍，它也被称为利他惩罚。早在1992年，人类学家就发现惩罚不合作者是早期人类社会维持合作的重要机制[24]。1995年动物学家也证实，惩罚是社会性动物维持合作的重要手段[25]。2004年8月《科学》杂志的研究报告更显示，人们已经通过正电子断层扫描（PET）技术发现了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26]。
国内学者也进行过惩罚机制的相关研究，蔡晶晶在2010年[27]的论文就表明，惩罚的作用在可以交流的实验对象中较之不能交流的对象中更为显著，这说明人们能通过交流建立有效的惩罚机制。宋紫峰[28]就曾指出，当群体中不同个体获得不均等公共品单位收益时，会增加个体合作难度，但惩罚对合作的影响仍然明显。
强互惠较之其它理论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对于任何一个无法形成合作均衡的公共品博弈，似乎都可以通过构建合理的惩罚机制来形成并维持合作，但这种惩罚机制必须尊重个体意愿，且经济惩罚这种方式显然并不具备普适性，除了有益物品等被政府认定为必须保证供给的可以强制征税外，普通公共品并不适用经济惩罚。但无论是城市集体还是农村集体都可以参考以上诸多理论，将惩罚机制建立在保证反复博弈的长期性、形成熟人社会、形成同群效应或共同信仰等基础上，在此时，惩罚也将演变为一种心理上的效用，只要人们在意自我形象、他人评价、声誉或者集体信仰，自然会被他所生活的集体所约束，为了共同利益而自愿参与到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之中。
其实这种惩罚机制在城市居民社区中已经出现雏形，例如在某些居民互相熟识且没有物业管理的老旧社区中，业主们往往会共同筹资雇人打扫社区内部共有部分，以保证所有人的卫生健康需求。尽管这种筹资方式不具备强制性，但因为居民间的熟识程度和保洁费用的小额性，使得搭便车成为一种为人不齿的贪小便宜行为，这就造成社区内大部分居民最终都会选择一起负担这种公共品。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惩罚机制维持合作的作用其实是明显的，政府完全可以建立相应平台针对不同的社区进行引导和培养，只要发现某个集体拥有共同需要，就可以采取相应引导措施，指导集体自发提供他们所需的且个体自愿并有足够能力承担的公共品，只要合理的惩罚机制建立起来，这种自发供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政府供给公共品的不足，并在更高程度上满足集体需要。但同时，政府也需要做好对公共品供给状况的监控工作，惩罚机制虽然能在促进合作方面起到明显效果，但却需要政府的管控力才能被束缚在合理的范围内，一旦惩罚演变成过分谴责或恶意诽谤，就会对公民的名誉权造成侵害甚至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这就违背了公共品供给最开始的自愿原则，因此政府管控也是必需的。（作者单位：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Neumann，Morgenstern.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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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叶烽，何浩然.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自愿合作水平.经济学家，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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