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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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界定：
Sheldon首次提出了企业所要履行的各类社会责任（包括道德因素）需要与企业经营服务范围内满足需求的责任联系在一起；Bowen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为实现社会目标和责任所采取的行动和义务；Davis and Blomstrom提出企业追求利润同时有义务增进社会整体福利。
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研究：
温素彬和方苑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张兰霞等从股东、员工、供应商、债权人和政府五个方面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arroll综合了学者们的观点，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一定时间内对企业的经济、法律和慈善等方面期望效益的总和，企业应当履行其社会责任，即在创造利润、提高财务绩效的同时承担起对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和国家的责任。
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研究有三类观点：一是正相关关系。Aupperle et al.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着提高财务绩效。张兆国等采用系统GMM方法对中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显着相关。徐光华和张瑞系统分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演进过程并建立了相关模型，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显着正相关。二是负相关关系。>>>>>评审专家吐槽博士毕业论文：作者应该回炉深造
Yuhei et al.以ROA和Tobin’s Q为财务绩效指标对四大旅游相关行业进行实证检验，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能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李正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否提高财务绩效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负相关。三是无相关关系。Makni et al.以加拿大179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不相关。Mcwilliams et al.用KID指数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证实企业的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之间没有关联性。陈玉清等以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16个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发现两者相关性不显着。张川等以ROA为财务绩效指标对2007-2011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不相关。
导致上述三类观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1) 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的界定不同；
(2) 企业社会责任的量化方法不同；
第2篇
一、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内生”出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独特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经济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成就迄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该书以中同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为切入点研究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留学生博士论文对经济学的贡献。作者论述了留学生博士论文在理论经济学、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农业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工商管理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贡献，是一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二、挖掘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学科一百多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外文文献资料少有运用，存在文献收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同近代经济思想特别是民国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许多经济思想没有系统加以研究。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大中、蒋硕杰、林霖、何廉和方显廷等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没有列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创新，也要有史料的新发现。作者利用从欧美各国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在欧美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两方学者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其中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且第一次运用。
三、提出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观点
第3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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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风险的定义是一个极具广泛而又深刻的含义，早在 1955年，A. H. Mowbray 等研究定义为“风险就是不确定”；
要想准确把握风险的概念，我认为必须从这几个角度出发：
①辨别清楚风险与危险的区别。风险主要和人或组织的行为有关，而危险则不是；
②把握风险的成因。风险主要是客观引起的，客观条件的发生和发展虽然人们无法控制，但可以认识和掌握其规律性，对风险的管理和控制起到重要作用；
③风险是可能的结果与目标所发生的背离，不同的诱发因素，背离程度不同，在实际工程中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会计博士毕业论文写作难点怎么攻克
④风险负偏离与正偏离，大多学者对风险的负偏离研究居多，正偏离研究居少，但它属于风险收益的范畴，所以也要予以重视，鼓励人们勇于承担风险，获得收益。
1983 年，日本学者武井勋在其著作《风险理论》中，提出风险定义具有的三要素：
①风险与不确定性有差异。
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③风险可以被测算。在此基础上风险的新定义为:“风险是在特定环境和特定时期内自然存在的导致经济损失的变化” ；
第5篇
加年前岳父未竟的诺贝尔梦想，20年后终于被女婿实现。在蒋文宁看来，能够摘得诺贝尔奖这顶学术桂冠，与自己家族近百年的学养传统密不可分。
正宗的华人女婿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当晚，蒋文宁第一时间接到了美国亲戚的通知：堂姐夫彼得・汉森摘得桂冠，他们全家都感到非常高兴：“汉森圆了四伯父蒋硕杰的夙愿：用经济学推进社会，并得到世人高度认可。”第二天，蒋文宁全家就向汉森发去了贺电。
今年61岁的拉尔斯・彼得・汉森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和社会科学资深讲座教授。而蒋文宁作为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理事，谈起汉森的学术贡献显得十分专业：“他的成就主要是开发了一套统计方法，可应用于验证估算资产的理论，这套统计方法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和评估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蒋文宁向记者讲述了汉森与堂姐的相识趣事：上世纪80年代，风华正茂的汉森已经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并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当时他教的班上只有一位华人女孩，就是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之女蒋人瑞。
当时汉森主讲的经济学课程非常艰深，课堂气氛相对沉闷，汉森为了调节课堂气氛，一天在课上讲了一个蕴含着经济学知识的幽默故事。没想到故事讲完后同学们都没有反应，唯独蒋人瑞笑了，这让汉森开始留心起这个理解力超强的华裔女孩。而蒋人瑞也对年轻有为的汉森倾慕有加，一场“师生恋”由此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展开了。如今蒋人瑞也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的一名经济学教授。
蒋文宁说，堂姐蒋人瑞很小就去了美国生活，中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回乡祭祖时的发言也由姐姐代劳，反倒是汉森因为经常去台湾讲学访问，说了一口好中文，而且这个娶了华人老婆的经济学巨子，对中华文化也有着深厚的情感。
一家两代经济学巨擘
蒋文宁告诉记者，汉森今天的成功与蒋硕杰这个华人著名经济学家岳父的指点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晚年的蒋硕杰定居在芝加哥，与汉森和蒋人瑞一起生括，这对汉森在经济学上的研究很有裨益。
1918年生于上海的蒋硕杰，是元老蒋作宾之四子。在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他赴日本求学，后又来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攻读哲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并继承了导师的经济学精髓：“除管制、自由化”、“反对凯恩斯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早在跟随哈耶克学习期间，蒋硕杰的才华便开始展现。1945年，他的博士论文以全校最佳论文获得了当年的“哈奇森银质奖章”。在1947年执教于北京大学期间，29岁的蒋硕杰就与等几位经济学泰斗一起，被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和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提名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40岁那年，他被台湾地区“中研院”院长亲自提名，与梅贻琦一起获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既是第一位经济学院士，也是人文组最年轻的一位院士。
上世纪60年代至上世纪80年代，蒋硕杰相继担任台湾经研所所长、“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等职务。经济学界一致认为，他的经济学理论为台湾地区走出经济困境和经济起飞作出了巨大贡献。“亚洲四小龙”中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用了蒋硕杰的经济理论。
1993年，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友仁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联名向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他提名，申请他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第一次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者。但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当各种材料正在申报之中时，突然传来他去世的消息。诺奖只能颁给在世者。第一次也是最有可能拿到的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就这样与中国学者擦肩而过。张友仁曾在悼文中说：“蒋硕杰教授在货币金融理论和实践上有着突出贡献，他的理论是当代货币金融理论的最高成就，他应当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恰当得主。”
第6篇
一、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
（一）竞争与垄断产生的负面影响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竞争尤为普遍，这种竞争不仅仅存在于产业模式之中，更是对金融实力的竞争，很多互联网金融模式在碰撞的过程当中，最终产生了竞争性垄断，而这会直接影响到社会融资模式以及投资模式的单一性，从而不利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的稳定。例如在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支付手段已经逐渐产生了竞争性垄断的局面，这有可能会使得互联网金融格局出现服务同质化的现象，并且有少数金融机构垄断大部分市场份额的现象也不利于市场稳定。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但随着竞争产生的负面影响十分广泛，例如很多金融机构利用网贷产品，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加速了贷款公司的倒闭，而这种倒闭，由于受到服务同质化以及监管不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最终使得互联网金融发展出现竞争性垄断。
（二）资源重构过程中存款与贷款风险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资金的投放以及吸纳互联网资金的这一部分人群里也有存在对于金融风险意识相对较低的人，他们往往会在投资过程中产生一些非常不理性的行为，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性，这种现象涉及的人群数量较大，且会对社会产生十分不良的影响。很多贷款人群在对资金链条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一些银行无法获得小微企业或是个体工商户的融资，而一些传统商业银行在对资产以及风险进行评估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些用户存在着一定的经营风险，也无法较为顺利地完成最终的评估，因此互联网金融在对资金进行投放的过程当中，没有对客户的信息进行评估，这也会直接导致一些客户不能够正确使用资金，最终影响到互联网金融贷款偿还的及时性，不利于资金链条的运营。因此，如果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进行放贷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考虑各项因素，没有对经济周期进行探索，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存贷款模式时期出现失效，进而影响到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稳定性。由此可见，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很多运营者都应当正确判断贷款风险，有目的的提高客户的黏性，从而有效规避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与此同时，为了确保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对这一行业的监管力度。
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产业经济学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理论指导
在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当中，产品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在范围经济还是规模经济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是一门较为成熟且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重要学科，而产品经济学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无论是理论思想还是发展趋势都与经济学趋于一致。产品经济学理论主要有以下两个元素构成，分别为需求方形成的规模经济以及供给方形成的规模经济，在规模经济逐渐形成的过程当中，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尤为重要，在经济与当下互联网金融进行融合的过程当中，完成了资本与劳动力这两者的转换。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经济学的知识要素以及技术要素也在不断增强，在成本呈现递减趋势的背景之下，该理论所创造的收益却呈现着递增趋势，这也说明在互联网金融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传统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供给方规模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了突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盈利效益，提升了互联网经济的示范能力，因而互联网金融的价值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其次，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成本经济应运而生，互联网金融凭借着成本优势，在大幅扩大产品种类的同时，也使得利基市场得到了开阔，这与范围经济有着相似之处，与此同时，这也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无法用理论解释的现象。由于互联网金融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处于链条的长尾位置，因此也进一步衍生出了普惠金融这一类产品，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也凭借着这一形态在很多金融业务中获得了延伸，逐渐使得金融成本控制变为可能。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很多事物都可以通过信息复制来完成，这不仅仅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成本，还能够吸引顾客进一步占领市场份额。
（二）金融中介理论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理论与产业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理论中重要的部分，在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之中，金融中介理论也在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首先，金融中介理论在对信息进行筛选的过程当中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互联网信息具有繁杂、无序等一系列特征，这也不能够使得相关工作人员准确控制信息、完善信息对称等问题，因此很难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有效的信息以及时应对这一问题。金融中介理论不仅仅能够快速完成互联网金融主体的信息筛选、处理、判断，还能够运用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为顾客在进行判断决策的过程当中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顾客在对信息选择以及决策过程中的准确性，提升了顾客对于互联网金融的信任程度，进一步控制成本交易。通过对金融中介理论的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两者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信息资源复制以及应用的影响，成本表现出了递减规律，因此想要在海量的互联网信息中选出对顾客有用的信息，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中介理论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应用一方面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提升信息筛选质量，提高成本控制效率。
（三）信息经济学对互联网金融理论的影响
通过将信息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无疑对互联网金融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在应用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过程当中，在搜索理论以及声誉理论的共同影响之下，互联网金融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积极的影响效应，这种影响效应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进步，再者，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互联网金融造成十分行深远的影响，例如如果在互联网金融进行活动的过程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一情况，可能直接给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而通过应用信息经济学理论能够有效控制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经营风险，从而帮助很多贷款公司规定了逆向选择风险，在稳定企业发展的同时，又能够提升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整体进程。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相关互联网金融的运营者以及监管者应当准确意识到互联网金融以及传统金融这两者之间的差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应当加大其发展稳定性，通过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结构以及模式问题，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的稳定性以及竞争性，因此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逐渐到来之前，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应当根据当前的市场需求，对经营状况进行针对性的调整，避免盲从金融时代的特点，从而提高自身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1］陈一稀,魏博文.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研究［J］.南方金融,2015（1）.
［2］汪炜,郑扬扬.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J］.经济问题探索,2015（6）.
［3］樊淑虹.关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2019（2）.
第7篇
张先治教授睿智求索，逐步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以经济效益为研究中心，以公司理财为研究方向，以会计信息为研究基础，以国有企业改革为研究对象，以财务分析、资本经营和管理控制为研究重点的完整学术思想体系。他先后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其中国家级50余篇；出版专著10部、教材20多部；承担包括国家最高级别的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各级科研项目近20项，获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20余项。特别是，在2005年辽宁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首届政府奖）评选中，他的著作《内部管理控制论》获由辽宁省政府颁发的“优秀著作一等奖”；2006年，该著作再获教育部颁发的“第四届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三等奖”。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张先治教授还特别注重将研究成果与生产和管理实践紧密结合，深入分析和论证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和国有企业改制问题，其在国有企业改制、国有资本管理、监督与营运机制研究、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如近期由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研究”（2006年）、辽宁省重大决策项目“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政策与措施研究”（2007年），以及大连市软科学项目“大连市国有资本经营政策与策略研究”（2008年）等，均紧密结合中国改革与开放的环境与需要，为国家制定政策及指导国有企业改革起到重要参谋作用，其研究成果受到各级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研究”的研究报告被撰写成“成果简报”，报送国家重要决策部门领导审阅。此外，他在管理控制、预算控制和财务分析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被一汽大柴、沈阳机床集团、大连亿达集团、大连创新集团等企业所采纳，转化为生产力，为这些企业的现代化管理保驾护航。
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来，张先治教授不断创新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方法。他所带领的财务分析课程组在创建精品课中成绩显著，2004年，财务分析课程被辽宁省教育厅评为“省级精品课”，同年，又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精品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学习。“全方位、立体化财务分析教学资源系统”这一教学成果2004年被评为辽宁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年，获教育部“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在培养研究生方面，他以研究工作室为单位，采用基于导师制的项目教学法培养学生。他还着手组建了资料信息库，编写会计研究动态，供研究生学习使用。教学改革与教学方法的创新取得很好成效，几年来，一大批博士、硕士在他的指导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2003年，首届国家杨纪琬奖学金评选中，他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获优秀论文奖，同时，张先治教授荣获指导教师奖。2005年，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获得杨纪琬奖学金优秀博士论文奖。
张先治教授作为负责科研的副院长，先后筹划和组织了首届中国会计学博士生联谊会、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讨会、中国会计教授会、全国部分高校实证会计研讨班、全国会计学研究生导师联谊会、东北暨内蒙古高校会计学教师联合会、审计理论与实务国际论坛、中国财务学年会、中国会计学会信息化年会等大型学术交流会议及活动，他还积极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及香港和台湾地区进行合作研究并组织青年教师参加学术会议。这些活动的开展，为全国会计学科的科研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对促进中国会计学术发展，提高会计科研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8篇
一、应用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体系要素“本科化”色彩较浓
如果应用经济性的理论知识较多的话，不仅会导致本科的教学内容重复出现，还会让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逐渐降低，甚至师生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除此之外，因为相关的考核机制以及职称的晋升不够合理，导致教师们对于学生们的要求逐渐降低，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转移到自身的课题研究以及文章发表之中。而对于应用经济学的课程实施来说，它不仅要培养学生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更需要对教师们的相关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有一定的要求，然后要可以有效地促进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
（二）课程设置要求“统一化”倾向突出
我国的应用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体系除了课程体系要素的本科化色彩较浓之外，课程设置要求统一化倾向较为突出。一般来说，学校为了方便管理而要求所有的研究生管理部门严格按照相关的文件并统一要求所有专业进行规范统一化的课程设置，这样就导致不同专业失去了本专业的学科特色。除此之外，在同一个专业之中因为许多学生们进行互相抄袭或者教师们的检查不够仔细，导致学生们失去了个性化的培养，也违背了相关的教育原则。
（三）课程体系结构“学科化”特征明显
在我国的应用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中，课程体系结构的学科化特征明显也是目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因为相关的应用经济学课程体系建设缺少教学团队的支持，所以使之学科发展范围的局限性较大。此外，应用经济学的课程体系结构不能够与我国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经济形式相结合，进而导致对相关的实践能力重视程度较低。
（四）课程实施过程“应用化”倾向不足
除了上述的一些问题以外，目前我国应用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所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课程实施过程中应用化的倾向严重不足。因为我国的应用经济学课程的理论知识较多而理科的知识占比较少，所以导致学生们的思考探索能力有所欠缺。除此之外，应用经济学的教师们本身的理科知识水平不足也是导致理科知识无法在应用经济学之中有效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教师们在设置课程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学生们对其课程的探索和应用，进而导致学生们的实践能力逐渐降低。
二、应用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实施方式
（一）课程审查机制
对于我国的应用经济学课程开展而言，课程体系的建设一定要严格规范相应的审查机制，在课程开展之前要对相关的师资力量、教学的对象、目标以及教学的内容和考核方式等进行全方面严格的审核考察。此外，还需要对已经开设的课程进行一定的监督和审查，以此来有效地确保所有课程的高质量进行，并且可以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
（二）研究生选课管理
应用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实施还需要注重研究生的选课管理，学校一定要对研究生们的课程学习计划进行高度的重视，然后对实际的执行情况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以此来充分发挥相关教师的指导作用。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所有研究生的兴趣和特点来开设开放性的课程，以此来充分发挥所有学生们的能力并促进其综合性的发展。
（三）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
应用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有效实施还需要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只有有效地加强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师生之间的互动，才能够根据实际的教学情况来调整教学方式并促进学生们的发展。所以，教师们一定要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优化和完善，然后加强研究生在教学设计和评价方面的参与度，然后通过交流互动来为学生们提供更加有效的教学辅导并为学生们答疑解惑。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教师们的专业素养，教师们要可以耐心地为学生们进行教学，并且可以自身不断潜心研究教学和课程，以此来促进自身教学能力的提升并为学生们进行更好地引导和教学。
三、应用经济学研究生教学考核和评价方式
（一）创新考核方式，严格课程考核
对于我国的应用经济学研究生教学考核和评价方式而言，教师们一定要创新考核方式并严格课程的考核。在此过程中，教师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对于应用经济学的考核，并且要把考核与教学进行联系，然后建立较为完善的教学课堂考核制度，通过结合所有课程的具体教学要求以及教师们的教学方式来制定不同的教学考核方式，着重加强并严格落实教学考核的奖惩制度，对于一些成绩优异的研究生予以奖励而对那些不符合课程要求的研究生进行适当的惩罚，以此来让所有的研究生都重视教学的考核。
（二）探索建立课程学习综合考核制度
我国的应用经济学研究生教学考核除了要创新考核方法并严格课程考核以外，还需要探索建立课程学习综合考核制度。比如说，教师们可以在期末考试的时候根据研究生的学习情况以及学科的目标来进行合理的教学考核，然后通过补考和重修的方式来对学生们的层次进行划分并淘汰一些不合格的研究生，以此来增强研究生对于教学考核评估的重视程度。
（三）严格课程教学管理
想要有效的促进应用经济学研究生教学考核和评价还需要严格课程教学管理监督，通过建立完善的经济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制度来建立经济实验室。首先，学校领导一定要严格要求相关的教师们严格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然后互相督促并严格执行。除此之外，在研究生的课程开始之前需要相关的教师们根据学生们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备课，然后制定较为合理的教学安排和教学目标，以此来促进学生们的全面性发展。最后当备课方案出来之后，必须要交予相关的教学部门来进行考核和备案。
（四）完善课程教学评价监督体系
想要有效的促进应用经济学研究生教学考核和评价还需要完善相关的教学课程评价监督体系，然后不断明确考核评价的标准并进行定期的考核。在此过程中，考核要根据实际的教学情况并对考核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然后还需要进行一定的考核反馈，教师之间可以进行积极的沟通交流并吸取一些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大家共同监督并共同进步，以此来提升整体教学团队的专业素养。
（五）积极创造条件，充实学科建设队伍
为了能够有效地确保应用经济学的课程建设质量，那么就需要积极的创造条件并充实学科建设队伍，只有保证应用经济学专业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才能够有效地建立一支学科队伍。所以在此过程中就需要在各方面提供更多的福利待遇，以此来吸引社会上或者其他学校的一些高学历、高素质、专业性的人才来进行学科建设，进而才能够为学校的经济学的学科建设组建良好的师资团队，进而可以为学校培养更多的人才。
（六）深度结合实际，凝练学科研究方向
想要有效的促进应用经济学研究生教学考核和评价，除了上述的一些措施以外还需要深度结合实际并凝练学科的研究方向。因为应用经济学的实践性非常强，并且与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因此在进行应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们一定要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然后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其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再者还需要不断凝练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以此来有效的促进教学质量以及考核质量的提升。
四、建设应用经济学实验室
当前我国的许多经济学教师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往往会忽略学生们的实践能力，他们经常认为教学的理论性高于其实践性，这样的思想是错误的。缺乏了实践能力的支持，理论知识无法得到有效的证明，并且如果教师们的理论知识讲解较为枯燥无味，学生们也会逐渐失去学习的兴趣。而经济实验室的建设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们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可以同时提升学生们的实践能力和理论知识，进而促进学生们的综合性发展。
（一）充实实验室软硬件，提高实验室资源利用效率
对于应用经济学实验室的建设而言，应用经济学实验室内部的所有资源以及技术和教材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们一定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教学内容的设计，然后还需要根据学生们的实践能力来选择正确的实践教材，通过引导学生们理论知识的学习来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以及通过不断的实践来巩固并验证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并使其逐渐地成熟和熟练。除此之外，教师们还要积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通过趣味性的课堂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并且通过硬件资源的利用来提升学生们的能力，以此来让学生们达到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平衡。
（二）丰富实验方式
除了要充实实验室软硬件并提高实验室资源利用效率以外，想要有效的建设应用经济学实验室还需要丰富实验的方式。近些年来，在应用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中如何合理的设计课程内容并使之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以及如何让应用经济学可以符合当前时代的特点并合理分配理论与实践的教学一直教师们经常思考并想要实施和改变的难题。因此，只有教师们不断的优化并创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通过不断的经验积累逐渐丰富实验的方式，进而可以把理论知识融入实践练习之中，以此来提升学生们的能力。
（三）优化实验教学方式，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因为应用经济学的课程范围较广且内容较为抽象，因此教师们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积极优化教学方式并紧跟时代的脚步，同时学校还需要注重引进具有专业素养以及教学能力的师资团队，以此来加强对于人才的培养并发展相关的实验室学科带头人才，进而确保可以在有效提升应用经济学实验室软实力的前提下来增强所有教师们的教学能力。除此之外，应用经济学实验室的相关管理人员还需要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在确保应用经济实验室正常运行的同时并为学生们的学习和教师们的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简单地说，应用经济学实验室的建设就是教师们把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相结合的教学，以此来促进学生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有效提升，进而提高学生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
五、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实行，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应用经济学的实践课程进行了高度的重视。所以这就需要所有的相关教师们根据实际的教学情况和学生们的学习情况，积极的优化并完善相关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然后严格加强对于学生们学习情况和教学考核评估的监督管理，并且要以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为基础进行开展教学活动，以此来促进学生们的综合性发展，并且使其逐渐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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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第1章 绪 论 1
略………
第2章 论文相关基本理论综述 14
略………
第3章 服务业的性质地位及国际比较 36
略………
第4章 黑龙江省服务业现状、发展目标及基本原则 47
略………
第5章 黑龙江省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模式 62
略………
第6章 黑龙江省服务业产业组织优化模式 100
略………
第7章 黑龙江省服务业地区布局合理化模式 128
略………
第8章 黑龙江省服务业市场绩效分析与评价 156
略………
第9章 黑龙江省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171
略………
结
论 183
参考文献 185
第1章 绪 论
1.1 论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1.1 论文研究的背景
1．服务业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服务业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加快了社会生活质量、社会精神文明程度和社会控制程度的提高。服务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门类越来越全，就业人数越来越多，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也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之间具有相关性。经济发展过程也是经济结构变革的过程，发达的经济都有很高的服务业就业人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现象，是劳动人口从农业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移。产业革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金融、运输和通信等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相对地位的提升只能放在与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结构变化中去考察理解。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并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服务业已经或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的支撑。到2000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62%，其中34个低收入国家为34.5%，48个中等收入国家为52%，22个高收入国家为65%；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口的比重，发达国家为60%--78%，中等收入国家为45%--62%，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为30%--45%（见表1.1）。
略………
结
论
本文对黑龙江省服务业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从服务业的性质、地位、作用、发展目标、结构优化、重点产业选择、组织模式、企业运行机制、区位布局诸方面，构建了黑龙江省服务业产业发展模式的新体系，研究表明，改善传统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提升黑龙江省服务业的竞争力，对于黑龙江省经济振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我国服务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通过对我省服务业的发展模式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
略…………
：136000多字的经济学博士论文
有目录、表、参考文献
第10篇
1997年邓亚萍退役，以英语专业本科生身份进入清华大学学习。第一堂课英语老师问她：“你的英语水平是什么程度?”邓亚萍嗫嚅道：“我能写出26个英文字母。”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总算写出了有些是大写，有些是小写的26个字母，她不好意思地对老师说：“我现在也只有这个水平了，不过请老师放心，我一定会努力，也会赶上其他同学的!”
在当天的日记中她写道：“现在我是清华大学最差的学生，但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会成为清华最优秀的学生。”
但对于只上过小学二年级的邓亚萍来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谈何容易?读书的清苦和孤独，虽然不同于球场的折磨，但面对天书般的英文单词，她需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辛劳。以至后来每天清晨起床，她都会发现枕头上掉下大把大把的头发。
后来她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上学和打球完全是两码事，为了赶上课程，就拼命地学，导致睡眠不足，上课总是犯困，眼睛老也睁不开，恨不得用根棍棍把眼皮撑起来。在打球时，两眼视力都是1.5，毕业时，一只眼已下降为0.6了。”
邓亚萍不仅以优异成绩获得清华大学英语学士学位，后来还获得英国诺丁汉大学硕士学位。
一次，邓亚萍回清华看望英语老师，老师对她说：“按你现在的英语水平已算很不错，但作为一名奥委会委员，还需进一步提高。国内的语言环境决定你在英语水平上不会有大提高，我看还得再把你扔出去一回，去剑桥大学读博士!”
上剑桥大学是邓亚萍做梦也没有梦过的，老师的话禁不住让她心潮起伏，她要先去剑桥大学实地感受一下。
邓亚萍首次踏上剑桥城时，恰逢剑桥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全城街道挤满了熙熙攘攘衣冠楚楚的人，他们是剑桥的毕业生和庆贺的亲朋好友。不论男女毕业生，一律都是白衬衣、黑皮鞋，本科生披着白色的羽毛，博士们则是披着大红色的呢子。当校长宣布毕业典礼开始后，剑桥城里所有教堂的钟声同时响起，热闹的街道霎时庄严肃穆。邓亚萍被眼下的场面深深打动，她足足看了一个钟头，对这些骄子们充满了羡慕，自己心中上剑桥读博的火焰也腾腾燃烧起来。
邓亚萍拿着清华老师的推荐信，迫不及待地拜见了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理查德，把读博的想法和盘托出。理查德对她说：“剑桥只招收最优秀的学生。虽然你是世界顶尖级人物，但学术背景一定要过硬。当然，我们还会考虑别的因素，比如推荐信、个人求学计划、面试表现等等。如果能让萨马兰奇给你写封推荐信，那当然再好不过。”
邓亚萍觉得，让萨马兰奇写封信不算什么难事。但令邓亚萍意外的是，萨马兰奇并不支持她上剑桥，对她说：“你已拥有了两个学位，应该马上回国效力，而不是读什么剑桥博士。”
她诚恳地对萨马兰奇说：“请您放心，即使我读完剑桥博士，也绝对要回到我的祖国去，我之所以要上剑桥，是为了以后更好地为我的祖国效力。”
萨马兰奇被邓亚萍的诚恳和决心所打动，为她写了上剑桥的推荐信。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又是一个艰难的起步。最初几个月，邓亚萍很难适应剑桥的环境，总有一种“云山雾罩”的感觉。她买了一辆自行车，第一天，让房东领自己从出租地到学校走了一遍，第二天却怎么也找不到路了，只好边走边问路到了学校，但还是迟到了，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让她很是窘迫。
邓亚萍拿出打球时不服输的劲头玩命地学习。把研究方向定位于“2008奥运会对当代中国的影响”。2004年春节，她为了赶写剑桥大学博士论文，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机会。买来一堆速冻饺子，伴她度过了假日。朋友们劝她：“你得到了那么多令人羡慕的荣誉，不攻读剑桥博士学位，以后照样可以生活得不错，即使读学位也不必和自己较真儿，找个‘’写论文不也能过关吗?”但她说：“在你们眼里，我纯粹是自讨苦吃，我读博绝不是为了‘镀金’，我既然上了剑桥，就绝不投机取巧走捷径，更不会弄虚作假!我盼望着那一刻，当我戴上剑桥博士帽时，剑桥大学城里所有教堂的钟声都为我响起来!”
2008年11月29日，当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在学校礼堂前的草坪上亲自授予邓亚萍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为她戴上剑桥博士帽时，剑桥大学城内所有教堂的钟声顿时响起来，在丈夫林志刚和两岁的儿子林瀚铭以及当地朋友的陪伴下，邓亚萍按照剑桥的古老传统完成了全部仪式。那一刻，她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在经历了11年的艰辛后，今天终于圆了剑桥博士的梦，激动的心情绝不亚于夺得奥运会的金牌。”
日前，邓亚萍应邀参加央视《咏乐汇》的访谈节目，有观众问她：“你是剑桥大学建校800年以来唯一一个拥有世界冠军头衔的博士，支撑你实现这一目标的力量是什么?”
第11篇
自读研，黄国华开始接触统计专业以来，到现在刚好过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他驰骋于海关统计领域，与数据以及由数据而来的分析、预测预警报告相濡以沫。海关统计系统几项具有填补国内空白意义的项目，由他设计、组织、参与完成。这二十年，开拓，是考验和成就他的重要词汇。
工作对象的最基本素材便是数据。黄国华经常和同事们说，我们的报告需要有灵魂，那就不仅仅是把数据简单地摆出来，必须要像艺术一样有创作性，要让数据出思想。
工作之初，黄国华组织完成的统计分析报告，经海关总署报国务院，逐渐成为影响外贸政策的重要依据。“成就感由此而生，组织撰写分析报告的干劲就更足了了。”
好的统计报告要不刻板、有思想而又清晰精炼，出这样的报告是黄国华的长项，这源于他“文理兼修”的学生时代的锻炼与积累。1988年，黄国华考入北京科技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完全的工科专业。但同时他又是学校文学社的风云人物，典型的文学青年，诗歌、小说、散文经常在文学杂志上发表。199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跨专业地学了统计学。统计是经济学中与理工科较近的专业，黄国华的选择是不想彻底弃理从文，他还是要文理兼具。期间，边读书边做兼职记者。通过对企业、企业家的采访，他一方面用当下的社会现象来印证所学理论，另一方面也用所学理论来剖析社会现状。这是他理论学习尽快升华的过程。
黄国华来自湖北农村，成长的年代正是农村经历重大改革的时期，因此对农村的经济变化比较了解，但对城市相对陌生，无论是经济现状还是生活本身。通过采访，增加接触社会的机会，让他对都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
和所有经历过这个时期的人一样，大学和研究生这七年，是他知识、学识与对社会认知全面成长的时期。文理并进，黄国华主动锻炼了自己既严谨又灵活的思维习惯，不散漫又不拘泥。“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视野开阔的世界观的基础。”除却年少激情和内心挥洒的需求，对文学、文字的热爱让黄国华在统计学的学习与工作中，更勇于创新、开拓，甚至漫卷不羁。
1995年，黄国华毕业的时候，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渴求明显。市场中人才缺乏，名牌大学的硕士，有很多可以选择的职业道路，比如出国，跨国公司、大国企，部委公务员等。对改革开放有所认识的黄国华认为，开放必将是我国长久坚持的大方向，海关系统可以接触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信息，因此，他选择了海关。
刚到海关总署统计司的时候，尽管计算机已经有所应用，但传统工作方式依然占主流，不少人单手单指在键盘上动作，做的也就是打字写报告的工作。而数据的电子化、网络化都远没有普及，查询、分析功能更是困难。不过，黄国华还是积极写报告，出研究统计分析的产品。真正能够将快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与数据挖掘工作结合起来，实现人机互动，并取得显著成果，还要到本世纪之初。
1998年，黄国华有机会去日本学习。那是一个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京举办的，面向全球招生的专业学习课程，在中国只录取了六人。当时，黄国华以满分的考试成绩，成为其中一员。国际专家授课，黄国华全面系统地接触了西方的经济学和政策科学理论，这与他在研究生期间学习的带有计划经济转型时期的经济学内容有很大不同。新知识只是收获之一，更重要的是开阔了视野。世纪初的日本正延续着经济辉煌，日本的社会以及国际化的课堂，都让黄国华斩获颇丰。
2000年，日本的学业结束。在职业道路上，黄国华再次面临艰难选择。与研究生毕业时的选择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更突出物质的诱惑。这个时期，正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快速发展的阶段，企业对高端人才的需求迫切。像黄国华这样有外贸工作经验、有经济学专业背景，有对国内进出口企业和市场数年的了解，确实是企业需求的最佳人选。不过，最终黄国华还是放弃了留在国外和跨国公司的机会，继续回到海关统计司工作。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他更加坚信，进出口统计分析、监测预警等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愈加重大。海关统计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这是当时黄国华不断思考的问题。
监测预警，是他思考的一个火花。2002年，中国海关开始独立开发进出口监测预警系统，黄国华是这一项目的组织者和主要完成人。“在项目建设之初，希望能够得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和经验支持，但被婉拒了。”黄国华说。因此，这套系统完全由海关自行开发设计，三年后建成并运行。采集基础数据，通过统计描述、分析集成、模型运算，发出市场预警信号，准确及时有效。运行之后，迅速成为对外贸易行业最重要的数据源和权威的分析信息。对国家宏观调控和外贸行业企业来说，这套监测预警系统意义重大。目前，第二期也正在着手开发。
期间，黄国华取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学历和学位，其博士论文便是《国家进出口预警理论及实践》。
在此基础上，中国海关又建立了监测预警应急机制，在全国各地建立起立体的监钡4分析网络，对外贸进出口进行实时监测，快速反应，科学预测和动态预警。
海关统计对外贸形势的分析报告独家、专业、权威，得到其他部委的广泛认可和媒体的关注，影响力越来越大。2008年金融危机后，海关统计分析报告预测2009年出口将下降16%左右，一时轰动。媒体大都认为海关统计有些耸人听闻，因为人们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估计不足，或者认为外贸增长一般会保持与GDP同步。但事实上，最终2009年的出口确实下降了16.0%。
“今年，我们将会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就如同外贸领域的天气预报，是企业、行业、政府制定战略规划、措施政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黄国华信赖这些数据以及由此而来的分析预测。
在进出口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期间的2003年10月，黄国华开始任统计处副处长，2006年4月升任处长。在这样的岗位上，他更强调团队的力量。这些年，全国海关培养了一支强大的“统计分析队伍”，专兼职人员达1080人，专业小组人员75，应急机制小组46人。
黄国华说：“要把统计分析、监测预警当事业去干，而不能仅当事情来做。只有当事业，才会有爱，才会执着，持之以恒才能出成绩、见效果。”这是他对同事们的要求，也是自我勉励。他希望海关的报告要经过思考、提炼、创造，这样，分析的价值才会提高，报告才具有高附加值。
第12篇
假如你在2012年突然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必不能忽略43岁的梁建章。这位斯坦福经济学博士具备当代国际化学者典型特征：受过纯正西方学术训练，善以新视角反思社会问题，在颇具影响力的新浪微博上言辞辛辣。
6月，梁建章怒评陕西安康孕妇被强行引产事件，发表系列文章，五天内转发量逼近两万。梁呼吁各界人士重新认识在中国推行了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认为人为的人口限制已威胁到经济良性发展。
三年来，梁建章一直致力于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2010年，他自制纪录片《中国人可以多生吗？》；去年，学成归国成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在安康事件爆发前两个月，他和北大社会学教授李建新合著出版《中国人太多了吗？》，在引言中，他写道：“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这个为自己的理想奔走疾呼、不遗余力的学者，在日常谈话中却判若两人：语速缓、语气轻、语调低沉——这种双重性或许更符合梁建章所担负的两种角色。在学者形象背后，他从未更改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时的那个身份：携程网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假如你关注2003年的中国商界，亦无法错过34岁的梁建章。这年12月，创立四年的携程成为首个登陆纳斯达克的中国旅游企业，IPO当日股价涨88.56%，刷新纳斯达克三年来的首日涨幅纪录。当时，这位商界新秀正在倒时差，于熟睡中体验了“一夜暴富”。
对那个时代的中国商界来说，梁建章和他的合作伙伴的确创造了一个财富神话，2004年携程总营收增速94%，获85%毛利率和40%净利率。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创建了一种将传统酒店预订与IT相结合的商业模式，由此参演IT业的风起涌云。
2006年的携程已成为在线旅游市场当之无愧的“黑马”，该年总营业收入8.3亿元，同比增长49%——就在所创企业渐入佳境时，梁建章突然决定赴美读书，为同代企业家中独一无二的选择。
就在梁建章攻读博士学位的数年间，中国商界发生巨变。携程的注册用户在2011年已突破5千万，全年总营收5.9亿美元，其业务也从酒店预订延伸至包括机票、度假预订、商旅管理及旅游资讯在内的全方位旅行服务。但在规模接近顶峰的同时，携程也不可避免地遭遇瓶颈期。
2012年第一季度，携程净利率跌入20%以内，营收同比增长只有19%；5月，其股价三年来首次跌破20美元。更重要的威胁在于，由于携程业务日益多元，全线作战的方式导致竞争白热化。微博化的舆论氛围更无情面可留，“增长神话破灭”“错失团购良机”等评论不绝于耳……单纯的学院生活彻底终结了，这是企业家梁建章要面对的商业现实。
身兼学者和企业家双重身份，梁建章于2012年高调重返公众视野，他有能力同时演绎学界和商界的双重革新吗？
梁建章向来自信。
新起点
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对梁建章并非唐突之举。复旦大学少年班出身的梁建章，20岁便获得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在攻读计算机博士过程中觉得“做企业更有意思”，进入甲骨文公司的硅谷总部。突然改变当下状态，是梁建章挑战自我的惯用方式。
关键是做出选择的时间。2003年底，携程赴美上市之际，刚刚度过艰辛初创期，梁当时认为最大挑战莫过于“将携程做大10倍”。
尽管1999年携程获得来自IDG、软银、晨兴集团、兰花集团的两笔融资，但起步期却并未找到有效的盈利模式。在“烧钱”营销将携程逼到悬崖时，梁建章做出战略性调整：收购传统酒店预订公司现代运通，以酒店预订业务为盈利基点，嫁接到互联网。
坦白说，携程在2000年后的成长超出了梁建章预期。市场占比领先第二名艺龙近40个百分点，而“去哪儿”等网站当时刚起步，难成气候。日趋成熟稳定的内部架构和良好外部环境，使携程在在线旅游市场一枝独秀。
梁建章的个人工作也随之趋于常态。朝九晚五，鲜有加班；日常管理交给团队，只有关键的企业文化建设和人事制度安排才事必躬亲。即使不再长时间地深入参与，公司依然正常运转。同时，人称“携程四君子”的联合创始团队成员，都开始尝试新的探索：2002年，前携程总裁季琦创办如家连锁酒店，三年后，前首席财务官沈南鹏离开携程，加盟红杉资本。
梁建章的内心开始渴望一些“ 新东西”——“总觉得自己还能再干点什么，学点什么，研究点什么。”做投资？梁建章认为那无法使他获得深入参与公司建设的愉悦感；像季琦那样再度创业，去做一家超越携程的公司，又着实困难。于是，这位携程首席执行官又想起了从企业回到大学校园。
从2006年萌生退意，到次年读博，梁建章花了近大半年时间在美国游学。从哈佛、波士顿到麻省理工；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这位曾经的甲骨文中国区咨询总监一路旁听下来，希望找到一个能结合其管理经验和多视角学术钻研的学科。
最终，梁建章将目光聚焦经济学。他认为这门学科研究内容与管理相关，研究方法与他多年思维习惯和理工科教育背景契合，加之兼具数学、社科、文化、历史等多领域知识，梁觉得“可以把很多知识串起来深入学习”。
大半年的游学期，不仅让梁建章选到心仪的研究方向，也让携程慢慢适应了梁退居幕后的日子。梁建章与现任CEO范敏平稳交接，携程高端旅游部营销总监华丽回忆说：“James（梁）关注战略布局，范总有丰富日常管理经验，恰当的人在恰当的职位，大家都很放心。”对于“公司老板突然跑去美国读博”这种奇遇，华丽笑说放到梁身上“再正常不过”——大家都觉得他非常适合做学术。
斯坦福欢迎你
当年，梁建章所申请的斯坦福经济学项目只有四个录取名额。从开始考核到最终确定录取，校方找梁建章交流过多次。斯坦福经济学博士的竞争环境和学习压力可窥一斑。
37岁入学的梁建章考试成绩常列前三，尤擅长基础模型和数学。不仅如此，由于他经历丰富，常帮助更年轻的学生分析未来的职业规划。在这个过程中，梁建章也对自己此前的创业经历做出深入思考。
在梁建章看来，企业经营时刻考验决策者的判断力，上要担负公司发展使命，下要考虑员工生计，做企业“像走钢丝”。相比之下，读书生活对他则是人生难得的惬意。
在斯坦福读书的日子，梁建章和家人住在离机场不远的一座小山坡上。他常常看着飞机在山间起降的景象，完成了许多关于企业和学术的思考。没课的时候，他会在家里等着上小学的儿子放学归来，一起学习或运动。
梁建章的人生轨迹却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原本，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学研究。这篇论文他在博士第三年已完成，但因感觉意犹未尽，他选择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后。在这两年中，梁建章师从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把研究方向聚焦于创新创业与人口。
对这个话题的关注根植于梁建章在携程的一线管理经验。在艰难时光中，梁思考过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根本，正在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研究的时候发觉中国这计划生育政策很荒唐。”“中国千万不能以减少小孩为代价，来抵消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年轻人口在整个人口结构中的比例锐减，在梁建章看来，对一个国家的创新创业潜力有着难以预估的巨大隐患。现在，中国生育率低于1.5，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人口是负担”的担忧早已转化为“老龄化社会”的焦虑。
为了印证这种理论假设，梁建章开始了广泛的社会调研。印度和日本是梁常去的两个国家。拜访学者，找相关的企业高管做访谈，了解年轻人口的创新创业现状，在聊天中获得思路启发，再用已有数据建模，印证观点。与一般学者相比，梁建章的优势或许在于“找企业高管聊天会容易点”。
一向稍显腼腆的梁建章谈及学术时，会变得健谈起来。但读博期间，梁建章并未忘记携程，他与高管时有电话联系，暑假期间回国集中参加公司会议。学期与假期的自然分割，让梁建章在企业家和博士生这两重身份
之间，穿梭自如。同时，梁开始着力于寻求学术与商业最有效的粘合方式。
一方面，梁建章希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先把学术成果在携程内部推广。他认为许多公司随着管理层相对固定化，可能会存在惯性思维的问题，晋升机制和言论通道常会闭塞。如何鼓励年轻人发声，并促进部门间沟通，是梁建章正在研究的课题。其中一个可能是，“由高层参与做一个创新委员会”。
另一方面，严格的学术思维训练，也使这位携程董事局主席在公司战略布局上更高瞻远瞩。“宏观经济搞得更清楚，对企业经营和投资都有帮助。”2008年金融危机时，携程进行了一些投资，比如对经济型酒店汉庭
和如家，回报都相当可观。
今年3月，携程正式对外推出的中国首个顶级旅游品牌“鸿鹄逸游”，其实始于2010年上半年，携程首次推出针对富豪消费群体的旅游产品，“环游世界60天”，报价50万。当时对该产品销路的质疑不止来自于外部，携程员工也担心“曲高喝寡”。谁知，十几个名额在开通订购专线的9分钟内全部售罄。去年续推“环游世界66天”报价66万元，则在30余秒内抢购一空。今年推出的101万元环游世界80天，价格和旅行天数均创新高，全部名额在17秒内就秒杀完毕。
良好的市场反响印证了梁建章和其他高管对高端旅游市场的预判。无论这个细分市场日后格局分散还是垄断，携程都要做这个市场的定义者和领导者。为此，携程与台湾易游网和香港永安旅行社开展战略合作，为顶级旅游市场设置了一个极高的准入门槛。
这一切是在2009年悄然部署的，恰是梁建章在美读博、远程参与公司管理的时期。“顶级旅游，虽然去的人不多，但是对公司品牌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值得一做”，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梁建章对本刊说。
“虽然很少有人能既做这个又做那个，但如果有条件，这样做真是蛮互补的。我的idea，人口与创新，一定要在企业做过，才有这个感觉；而学术中一些更加严谨的方法确实可以用到公司决策中”——对梁建章来说，在学术与商业的经验互补，是自我成长的必经之路。
理性与坚持
无论是求学，还是管理公司，梁建章都习惯先进行多元化的思考，做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之后在一个方向上不遗余力地“深入”下去。
携程网初创时，管理团队除了旅游也设想过金融、搜索，或京东那样的电子商务，“但分析以后，觉得做旅游比做其余的都优势更大，便没有做别的尝试”，梁建章回忆说。
在斯坦福读博初期，许多有趣的课题摆在面前，究竟选择哪一个兴趣点作为研究方向，着实花了梁建章一番心思。“选择的时候得经过考虑，你做得成什么，利用已有的优势去选”。对梁来说，经验是学术的起点，也是后者的归宿。接下来，则要靠坚持的力量。
《中国人太多了吗？》的合著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被梁建章坚持的勇气吸引。“这个（计划生育）问题，能身体力行去号召的学者，并不多”，作为中国人口学界罕见的公开反对计生国策的学者，李建新没有想到会与一位企业家出身的经济学者殊途同归。合著过程堪称顺利，一年书稿便基本成型：李从社会、婚姻家庭和综合国力等角度综合论证，梁从经济、资源、创新创业等角度深入阐述。在经历了改书名、删内容等多番磨练后，历时半年，这本新书终于问世，难掩锋芒。
大多数时候，梁建章都希望以理性融合各种不同的经验和思考。在具体的学业或管理工作中，这也成为梁极为鲜明的个人特色。
携程副总裁孙茂华记得，2003年SARS期间，许多公司纷纷裁员节省开支，但梁建章坚决不裁员。他当时做了一番分析： SARS先发烧后传染，而非先传染后发烧。只要政府采取有效隔离，很快就会被有效控制。
一整天都没有业务，日复一日地等待，有些部门上半天班，发60%的工资；有些技术和服务部门，开发程序或者做培训——SARS风波并未持续很久，裁员的公司重新营业便急迫招聘，而携程很快回复正轨，年底如期上市。
2012年，携程或许比以前更需要梁建章的理性与坚持。
如今的携程面临了诸多挑战，除了业绩下滑，股价下跌，还包括被高度竞争中被拖入价格战。梁建章坚信，中国人均旅游投资在不远的未来会超过人均电商消费，在线旅游收入仍是电子商务中的翘楚。这个过程定会催生一到两个伟大的企业。携程致力于此。“不要只看外面有多少种新模式，自己内部的事可以改进的还有很多，先修内功”，梁建章的这句话给孙茂华很深印象。孙茂华自2000年加入携程，经历了期间的盛衰。
只是，携程的规模已是当年的数倍，挑战也成几何级数增长。
互联网技术刚刚起步、网络支付环境尚不成熟的商业环境一去不返。当年，携程依靠网络汇聚酒店、机票预订信息，再通过人工电话服务和前台支付的模式迅速崛起。如今，移动互联、社交媒体已从根本上改变了IT产业，酒店预订新模式层出不穷，艺龙等竞争对手的价格战更是花样翻新；去哪儿、淘宝等平台的涌现，给航空公司直销提供多样化渠道，也威胁着携程的OTA业务。酒店和机票预订仍在2011年为携程带来40%和39%的营收，但二者增速均已低于20%。庞大的呼叫中心和高昂的研发费用，同时侵蚀着利润。虽然携程度假旅游业务有41%的营收增速，但深入开发线下旅游资源、拓宽产品线的同时，却也几乎要被人忘记“我们是一家互联网公司”了。
第13篇
综上所述，作为我国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民族企业的发展壮大既是一个关系到企业兴衰成败的紧迫实际问题，又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良性运行和发展，需要学术界认真分析和严肃回答的重大理论课题。在研究这一课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对民族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竞争的研究做一下回顾。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1． 从跨国公司的角度研究市场进入和竞争策略。西方学者一般用跨国投资理论来分析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动机。其中比较著名的主要有：196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斯蒂芬·海默在其博士论文《民族厂商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提出跨国公司是市场不完全性的产物，他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为理论前提，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垄断原理用于对跨国公司行为的分析，形成了垄断优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弗农则在1968年他的论文《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中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邓宁在综合以往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解决了以往理论的片面性，更系统地阐述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和条件，在西方国际投资理论界影响很大，被称为“通论”。但折衷理论只适宜于解释规模大的跨国企业，而不适宜于解释中小跨国投资企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iyoshi Kojima）根据日本对外投资的特点，创立了“小岛清模式”，是一种从企业比较优势的动态变迁角度来解释日本企业国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阐述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
2． 国内文献回顾。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对于中国市场环境、中国企业以及在华跨国公司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更多关注，包括各种实证研究，例如对管制条件下的环境及其对战略形成的影响，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环境特点，文化比较以及跨文化管理以及许多特殊的环境因素都有探讨。
上述文献主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民族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没能就特定市场环境对产业中企业之间竞争的影响进行详细阐述。脱离中国的特定背景和环境来谈企业竞争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本文在分析民族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之前先引入了一个前提的分析——即中国民族企业跨国公司竞争的不对称性。本文接下来的内容都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在分析民族企业跨国公司竞争之前我们首先对这种不对称竞争进行定义和描述。
二、 中国市场竞争的不对称性
中国民族企业在本土面临着与世界级企业的竞争，中国民族企业也采取种种措施提升竞争能力，求得生存与发展，展开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要在同世界级企业博弈中培育能力、持续成长。这一过程自然离不开中国这一大的背景，民族企业在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时所面对的内外部条件是不一致的，也就引出了不对称竞争的概念。不对称竞争是源于生物学的概念，是指在两个物种之间竞争时，如果一方的繁衍速度和能力远远超过另一方，这样，这一个物种就会很快占领另一物种的生存空间，直至将其淘汰。这种竞争过程就叫不对称竞争。将这一概念引入到企业竞争领域，我们就可以将不对称竞争定义为：当企业在竞争过程中，参与竞争的企业在竞争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实力相差悬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这种竞争成为不对称竞争。然后我们将这一概念引入到民族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来，我们会发现民族企业和跨国公司面对着大量的不对称竞争状态，具体说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生产成本的不对称。
第一方面是劳动力成本（包括自然资源）的不对称。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数量也是世界第一位，随着人口总量不断增长，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力总量呈逐步上升趋势。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尽管一国在所有产品上劳动生产率都比较低，但仍可以通过生产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而获利。资源禀赋理论进一步认为，由于各国所拥有的资源是不同的，各国生产相对密集地使用其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具有比较优势，可以获得比较利益。按照上述理论，虽然在许多行业，国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高，但仍应该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劳动密集环节上积极地利用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任何国家的企业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
另一方面是规模经济导致的生产成本（包括运营成本）不对称。借助全球化链条，跨国公司能进一步营造类似于他们本土的商业环境，他们在商业价值链上互为客户，并通过重新整合供应商与销售渠道的纵向联系直接获取低成本优势。而国内的民族企业由于相对规模较小，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较弱，因此在这方面会造成生产成本较高。此外，跨国公司可以获得有保证的质量高而且成本低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其他投入以及低成本融资。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先进的高效率的生产工艺技术与机器设备，从而大大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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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水平的不对称。这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拥有先进的并在法律上享有垄断特权的技术，当地民族企业无法与之相比；而且，还体现在这两类企业的动态技术来源上，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在缩小与外资企业之间巨大的技术差距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劣势，因为外资企业不但具备较强的研究与开发功能，而且还可以从其所属总公司的研究开发基地获取先进技术，而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大都不具备研究与开发能力，并且在技术引进中还可能受到差别性对待。
3． 中国市场结构的不对称。波特认为：不管任何公司，其为服务于某一细分市场设计的价值链对另一细分市场来说，不可能是最优的，如果再同时为两个细分市场服务则会损害其服务于其中任一市场的能力，从而产生折衷成本。跨国公司不可能覆盖整体市场的方方面面，即使全面涉及，也不可能绝对占优。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投资、生产、营销主要是根据对目标市场需求情况的理解和分析作出的。这种以目标市场需求为基本出发点而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营销经验是否有利于建立起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目标市场需求状况的分析。中国由于幅员辽阔、文化差异大、收入水平不均等情况形成了独特的市场结构。因为不同区域的消费者的规模、购买力不尽相同，消费者偏好也不相同，企业应该设计适合不同区域的营销策略。
4． 品牌优势的不对称。大量成功企业的经验表明，企业的核心能力往往要通过品牌优势来形成核心竞争力。综观全球500强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人们不难看出，品牌效应为500强企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500强企业规模和效益的提高有进一步提升了其品牌的知名度，提升了企业的无形资产，增强了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品牌产品和服务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资本，是比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技术资本更为重要的核心资本。
中国企业由于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时间不长，起步较晚，对品牌的培育重视不够，品牌效应不明显，品牌知名度不高，与西方企业相比差距很大，与全球500强的品牌影响力相比相差很远，中国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已成为当务之急。
5． 地缘优势的不对称。国内民族企业与国外跨国公司企业相比在了解国内市场上占有许多天然的优势，如地理位置上的毗邻、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传统和习惯。跨国公司即使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或工厂，甚至雇佣了很多国内的管理人员，但由于最高管理层和决策层都来自国外，很难完全、深入地了解国内市场。
与跨国公司相比，民族企业尽占地利、人和之优势，民族企业的亲和力与人脉关系是跨国公司所远远不能企及的。中国市场的渠道结构十分复杂，虽然这几年跨国公司发展很快，但在中国很多地方，传统的市场、区域强势的经销力量还是广泛存在，从而与跨国公司形成不对称的格局。
6． 政府作用的不对称。民族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政府政策的作用。原因在于：第一，不能将国内企业间竞争等同于国际竞争，不能忽略民族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的特殊性；第二，不能忽视我国民族企业与跨国公司在竞争力方面存大巨大差距的事实，在不同条件下按照相同的游戏规则竞争，这种竞争是一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竞争；其三，“以市场换技术”，并非意味着要让出巨大的市场份额，技术是稀缺的，然而，市场更稀缺，所以，只有当我国出让市场份额的边际成本小于技术边际收益时，才是有意义的。同时，国际经验已将掌握外国先进技术只有对外资大量出让市场这一命题证伪：日本、韩国等在没有出让大量国内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就拥有并超过了外国先进技术，而许多发展中国如墨西哥、巴西等在不断失去国内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并没有掌握外国先进技术。
我们认为保护民族工业与利用外资并不存在矛盾，而是要找到两者的均衡点。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是一个动态、模糊的过程。
参考文献：
1．Jonathan M Levine，Mark Rees．Coexistence and relative abundance in annual plant assemblages：The role of competition and colonization.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Chicago：Oct 2002，160（4）：45．
2．戴金平．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国际经济合作，2003，（5）：41-43．
第14篇
内容摘要：政府采购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WTO承认的保护国内产业的“合法手段”。为此，各国普遍在本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中规定了购买“国货”的原则。我国《政府采购法》也有相应的规定，但没有制定具体的标准，致使在实践中出现采购部门规避法律，专门购买昂贵的“洋品牌”的现象。因此，亟需在政府采购制度中确立原产地规则，以确立“国货”标准，使政府采购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关键词：政府采购 原产地 国货
政府采购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政府采购的概念与功能
政府采购是公共资金支配者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使用公共资金购买货物、服务或工程的行为（肖北庚，2005）。政府采购行为兼具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双重性质。其以民事合同的形式，利用公共资金，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是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采购具有以下几个功能：
1.通过政府采购保证政府日常政务需要，采购到质优价廉的货物、工程和服务，并且通过公开采购方式，防止腐败。这也是政府采购的基本目标。
2.政府财经政策工具。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尤其是财经政策的变化，政府采购也从单纯的维护经济平衡功能拓展到了社会经济政策功能，政府采购已成为政府增加就业机会、环境保护、对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实行特殊优惠或实现其他合法的政治目标的干预工具。
3.执行一国的产业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在国际上，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购买外国产品冲击本国企业，是不符合本国纳税人利益的。因此，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这是各国的通行做法，也是WTO规则所允许的，旨在鼓励本国货物，从而使政府采购成为WTO少数合法的保护国内贸易的政策。
（二）政府采购本国产品的必要性
1.在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利用政府采购这一“合法”手段保护国内产业已成为通行做法。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关税壁垒已基本消除，同时，非关税壁垒也在不断地消除中，政府采购成为少数“合法”的保护国内产业的手段。虽然GPA协议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但其标准相对较低，并且规定了许多适用例外，以允许一国在适合的条件下对国内产业的保护。
2.发挥政府采购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政府对经济实行必要的干预和调控。但是，虽然社会资源很多，政府真正能调控的非常有限，通过政府采购进行引导是主要方面之一，主要目标有：购买国货，支持本国企业，特别是新兴产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就业；保护环境；保护妇女权益等。
3.国家安全的需要。联想在美国的“安全门事件”给我们提了个醒。联想在与美国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签订“国家安全协议”以后，才获准参与美国政府采购。而且，联想不得直接向美国政府销售产品，必须通过第三方销售；联想必须接受美国安全部门对其信息系统使用情况的检查，不能直接向美国政府提供售后服务（王宗玉，2007）。在涉及国家安全的产品中，我国应采购国内产品，这是GPA协议明确规定的例外适用规则。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前提是对民族产业的适当倾斜。即使参加了GPA协议的国家，在政府采购中采购外国产品的数量也极为有限。统计表明，美、日、加、西欧的政府采购中，外国产品所占的比重都不高，加拿大为20%，日本为16%，美国为9%，西欧只有1%（李国强，2004）。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综合处处长高志刚在农科院举办的政府采购培训班上告诉学员：“一个企业不是从一开始就强大，一个产品也不是研制出来就十分成熟，美国的硅谷是在政府采购的大力支持下才有今天的成就的。采购人在提需求时，要本着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就是支持自己的态度，认识到采购行为的重大意义。”
我国政府采购“国货”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我国目前政府采购现状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为振兴经济，解决大量失业的社会问题，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扩大内需，以帮助国民经济度过难关。我国政府也做出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的重大决定。2010年6月九部委发文要求四万亿工程项目优先购买国货。然而，在日益庞大的需求中，自主品牌的国货，往往只能充当“看客”的角色，眼睁睁地看着政府把数额庞大的订单，拱手让给“洋品牌”。2006年12月12日，一些行业媒体了招标公告，内容为江西省一高速公路等单位购买沥青路面修补设备等，涉及政府采购约3000万元，其中沥青路面修补设备等多种设备在“技术规格”一栏中居然明确要求是“国外知名生产厂家原装产品或在国内投资组装”。这种“青睐洋货”，“排斥国货”的现象在政府采购中比比皆是。由此可见，中国政府采购的状况不是过度保护国内产业，而常常是将“国货”排除到政府采购之外。
（二）我国政府采购中崇尚“洋品牌”的原因分析
1.政府采购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政府采购法》已出台8年，但至今仍未有实施细则。政府采购法第十条虽规定了购买“国货”。至于何为“国货”，界定标准，如不购买“国货”的法律责任，以及监督机制都未加以规定。由于没有有效监督，使得该条款成为无约束力的“软条款”，一些政府部门在采购中“只选贵的，不选对的”。
2.政府采购缺乏扶持国产品牌的责任机制。政府在进行采购不仅应考虑产品的性价比，更要考虑经济政策的执行。而在实际的采购中，相关政策的执行责任并未落实到采购部门，采购部门在采购中往往会忽视扶持本国产业的因素，常常用一些无关紧要的借口就规避了法律要求购买“国货”的规定。
3.政府采购有崇洋心结，更存在有腐败问题。近年来，国际知名品牌纷纷参与国内市场竞争，诸多民族品牌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只能采用低价策略来确保市场份额，这样也往往更接近成本，因此可榨取的“油水”就不多了。而洋品牌由于具有技术优势，具有高定价的空间，在客观上也打开了高回扣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采购机制不规范，在一些地方采购的天平自然就开始悄悄向洋品牌倾斜了。
原产地规则在政府采购中的适用
购买“国货”是针对那些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保护成长起来具有对外竞争力的产业，而不是保护落后产业；而保护的手段也应该透明合法，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立法，即在政府采购制度内明确规定原产地标准。
（一） 适用于政府采购中的原产地规则
原产地也就是货物与服务品的原产地（国家或者地区）。货物和服务品的原产地是货物、服务品的国籍，是指为了进行国际贸易而依据一定的标准所确定的生产或制造货物的国家或者地区。原产地规则标准分为整件生产标准和实质性改变标准。前者是指产品完全是本国生产和制造，不含有进口的和产地不明的原材料和部件。后者是指适用于确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参与生产的产品的原产国的标准。
显然，只有对那些用进口的原材料或半成品加工而成的产品才有辨别原产地的必要。对此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采用实质性改变标准，即认为只有当原材料在加工国得到了实质性改变之后才能被认为是该国的产品，一般有三类：增值标准、特定的加工工序标准和税目改变标准。目前，在政府采购中较为常用的是增值标准。
增值标准是指按照出口货物的进口部分与该货物本身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来确定货物的原产地。这种方法可以规定出口货物中进口部分的价值的最高百分比，也可以对出口货物中国产部分的价值规定最低百分比。例如美国《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本国产品的界定实行原产地原则，在美国生产的增值达到50%以上才算本国产品，不能将进口件组装起来就算本国产品。
（二）确立并完善我国政府采购中的原产地规则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原产地制度，于2004年《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条例》确立了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但在《政府采购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原产地规则，两者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
1.确立政府采购中原产地标准原则。针对政府采购的特点和功能，我国政府采购中的原产地规则可采用增值标准，即按货物价值在本地增加的附加值来核定，只要该货物在国内生产或组装，不管其零配件来源国内还是国外，只要其价值在国内增加的附加值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标准，就应当认定为本国货物。
按照国际惯例，本国增值比例为50%以上。但根据不同的产业应制定不同的标准，以体现对不同产业的保护或引资的鼓励。为此，我们应结合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制订电子计算机、移动通讯设备、汽车等产品更高的增值比例，将政府采购作为吸引高水平外资的“磁石”，来“诱导”外商为进入我国巨大的政府采购市场，投资我国相关领域，达到“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例如，为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我国应规定“国产”电子计算机和移动通讯设备的标准是：计算机中央处理芯片和移动通讯设备芯片中所用的集成电路必须在我国进行“扩散”这一高科技工序。这样，我们就能“诱导”外资流向我国集成电路行业（杨毅，2007）。
2.提高政府采购最低限额。WTO《政府采购协议》对政府采购设立了“门槛值”，即规定各缔约方的中央政府机构采购合同的限额为13万特别提款权为其管辖范围。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分别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确定并公布，从各地实际操作的情况来看，限额一般都较低，如上海市《2000年政府采购目录》规定:单项采购金额超过5万元或以一级预算单位汇总统计年批量采购超过100万元的货物；合同金额超过100万元的土建、安装、装饰、市政道路等各类工程；单项金额超过50万元的服务。这意味着上述所列超过5万元、50万元、100万元的政府采购市场都将对其他缔约方开放，这样的规定对保护本国企业而言显然是不利的，也与国际上通常做法相悖。因此，我国在地方政府机构和政府下属机构的政府采购最低限度的规定方面，应将这一门槛价规定到较高的金额，以有利于保护国内市场。
3.制定简洁明确的原产地标记注册制度。原产地标记注册，就是在货物或者其包装上标注原产地标记。只有获得原产地标记注册的产品才能纳入到政府采购的范围，外国企业要取得我国原产地标记注册，从而争取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准入的资格，必须在我国境内办厂，在我国境内完成按我国原产地规则规定的主要加工工序或产品增值，这样在保护我国工业的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引进外资和高新技术。
我国于2001年正式推行原产地标记注册制度，但主要是针对进出口货物，适应进出口管理，对于政府采购领域尚未建立该制度。今后，应该将政府采购中所规定的“国货”产品和服务纳入到原产地标记注册制度。
参考文献：
1.肖北庚.政府采购之国际规制[M].法律出版社，2005
2.王宗玉.对促进政府采购国货的思考[J].中国政府采购，2007(2)
3.李国强.政府采购理论与实践研究.吉林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论文，2004
4.张敏.江西政府采购拒绝国货 负责人称系国际惯例.新华网：省略/：2007-01-07
5.杨毅.原产地规则与我国政府采购[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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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摘要】要提高大学生科普能力，高校应该发挥其孵化器的作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平台，更多地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文章认为大学科技园建设与提升高校大学生科普志愿者能力有紧密联系，从而分析了北农科技园运作制度、体系与承担的科普教育职能等基本问题。北农科技园的科普教育职能主要体现在园区功能分区、园区发展环境、园区科普旅游开展三个方面。最后讨论认为：北农科技园运作是生态农业科普教育与科普旅游的良好载体，兼顾经济效应、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合理运作之后具有一定文化辐射带动作用。
【关键词】高校科技园；科普教育；北农科技园；都市型农业；辐射带动
为弘扬和践行“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市属高校青年教师成立社会实践团”，暑假期间深入企业、社区、农村开展“见证辉煌成就，践行北京精神”首都城乡社会体验日活动。2012年7月20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高校青年教师代表、中央和市属媒体代表共10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青年教师张祖群副教授与王波博士研究生等一行6人参加了上述活动，2014年下半年补充进行调研与电话访谈，重新补录文献分析，本文主要围绕“十二五”、“十三五”的转型时期北农科技园运作制度、体系与承担的科普教育职能等方面进行思考，主要目标是如何探索出一种兼顾经济效应、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农业科技园区发展新模式这一问题。
一、科普教育综述：如何提升大学生科普能力？
2010年我国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以显著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重要目标，要求进一步普及科学技术教育。因此，我国高校急需加强大学生科普教育，提升其科普能力。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早已经开始了。王晓红（2001）[1]提出高校应积极组织学生投身科学实践活动，营造校园的科学氛围，重塑大学生科学精神；薛世平（2002）[2]提出高校应开设科普创新课程；廖洪元（2002）[3]等认为，通过建立现代科普理念、弘扬科学精神，来引导大学生参加科学实践，提升大学生的科技素质；杨东铭（2003） [4]指出高校科普现状存在一定的盲区；王欧（2003）以2002年统计年鉴数据等，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部分国家农业园区效益进行综合性评价[5]；叶华松 （2005） [6]认为，应使科学精神的培养成为大学生教育的主题；赵大中（2006） [7]针对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指出要普及科学知识及弘扬科学精神，应广泛开展大学生科普活动，并建立科普活动的长效机制；许志峰（2007）[8]认为应借鉴国外成熟科学素质理论和先进经验，建立大学生综合性科学素质评价体系和培养体系；王宇良，沈瑶琴，戚敏（2008）[9]认为高校科普人才严重短缺、科普能力被忽视，并思考“高校大学生不仅是科普的受众体，还是科普的传播者”；李同升、王武科（2008） [10]以“技术创新-中介平台-技术受体”之间关系为研究框架，分析了杨凌示范区农业科技园技术扩散系统、动力机制、主要类型。
近年来很多高校启动了“高校科普工程”，其目的和宗旨在于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以达到传播科学思想、培养大学生科学意识、丰富大学生的课余活动的效果。很多地方政府、企业与之合作，成立了大学生科普志愿者服务站、实习基地等，在全国高校建立大学科普橱窗，因地制宜开展各类高校大学生科普活动。对提升大学生科普志愿者的工作不应仅仅限于从高校的视角来研究，更应拓宽研究视角，在兼顾多种效益的同时提升大学生科普志愿者的科普能力。
综上所述，要提高大学生科普能力，高校就应发挥其孵化器的作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平台，更多将理论转化为实践，而大学科技园就是发挥高校孵化器作用的一条很好的途径。大学科技园与科普教育是紧密关联的。一方面，大学科技园为科普教育提供了实践教学的平台，大学科技园实际运作中的基础设施为科普教育提供必要的硬件服务，大学科技园的专家学者大多是高校教师，又为学生提供了软件服务，大学生在完善的硬件和软件的平台下，将会发挥更好实践能力，提高自身的科普能力，完善我国的科普教育。另一方面，大学科技园的发展需要高校的支撑，高校为大学科技园提供高科技和科研技术人才，高校的教师和博士生研究生、研究生及本科生等都促进了科技园的发展。因此，大学科技园建设完善与提升高校大学生科普志愿者能力之间有紧密联系。
二、北农科技园的运作与科普教育的有机结合
（一）功能分区
北农科技园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亭自庄村西，其始建于2008年，至2011年8月学校总投资5000余万元，已初步建成了一个水电路暖通讯等基础设施齐全、功能相对完善的实践教学基地。科技园总占地面积1023亩，其中1号地373亩主要是设施种植、设施养殖、农产品加工、综合服务，2号地186亩包括主要是设施果树、蔬菜园艺种植，3号地234亩主要是大田作物、精品种子实验区，4号地230亩主要是特色园林花卉植物苗圃种植区。
北农科技园通过对功能区的划分，一是便于对园区的管理，二是便于科普教学。不同专业领域的学生可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实践研究，增加其对理论知识的认知，在专业领域里研究的更深入。北农科技园的园区功能分工明确，不但有种植区、养殖区，还有农产品加工区、综合服务区。科技园不但可以培养学生在种植、养殖方面的技术，进行科学种植、科学养殖，而且还为学生提供了现代科技中的农产品加工的教学实践环节。科技园功能区包括设施种植、露地种植、养殖区、农产品加工区等，对提高学生的科普教育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二）园区发展环境
北农科技园具有极强的教育职能，它不但在基础设施上满足了大学生进入到实践活动中的硬件要求，而且在技术指导和实验研究方面，有高校教师和专家、企业也可以满足大学生实践的软件要求。因为农业技术属于准公共产品，因此农业技术推广可以分为公益型、市场型和两者混合型三种类型。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推广属于公益与市场混合型的农业技术推广类型[11]。管理部门对入驻北农科技园的企业有特殊要求，一般入驻园区的企业负责人同时身兼教学厂长（主任）、项目经理、项目研发合作伙伴三个职位，体现产、学、研“三位一体”的角色扮演[12]，为北农科技园在提高大学生科普能力、进行农业技术推广技术孵化、发展科普旅游科普示范功能、辐射带动周边社区发展等创造了条件。
一个良好的园区发展环境是科技园区良好运行、发挥功效的外部保证，而能否理顺管理体制、兼顾各个利益主体、融合现代政府治理与现代公司治理等是科技园区能否良好运行、发挥功效的内部保证。北农科技园目前入驻企业平均亩产值只有3000-4000元，与国内同类园区企业相比处于中游水平，发展潜力、目标与创新空间还很大（从4000上升到10000元）。已有研究表明，农业科技园区基础设施环境、园区政策环境、园区市场环境和园区金融环境等直接影响到园区的绩效创新，并间接影响园区创新能力[13]。只有以现代政府治理方法与现代公司治理理论为引领，培育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才能为农业生态科技创新提供体制动力，从而创造一流的农业生态效益和农业经济效益[14]。
以小汤山农业科技园为对比，它作为目前北京市唯一的国家级农业科技园，早在8年前，田新豹（2007）从总部经济的视角来对小汤山农业科技园进行分析，将加大吸引企业入驻的力度作为解决转型发展问题的突破口[15]。8年过去了，小汤山农业科技园的转型取得了可喜成绩，而北农科技园的辐射还不够，要辐射全国，需要从北京市级大学科技园跃升到国家级平台，积极申报国家级农业科技园。2014年12月，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在北京成立，这是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三级农（牧）业、农垦科学院共同参与的全国科技创新协作平台，使联盟成为国家农业科研联合攻关的核心平台、国家农业科技创新的骨干网络以及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16]。作为一个北京市属的农业科技园，北农科技园应该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中扮演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三）园区科普旅游开展
北农科技园因为区位相对优越，除接待北京市内农业高校学生在此实习以外，也欢迎其他非农业高校、非北京所在地的高校学生到北农科技园参观体验。例如北京大学团委就于2012年上半年组织学生参观了北农科技园日光节能异型温室、灵芝虫草研究孵化基地、智能有机奶牛和家禽养殖场、葡萄酒和牛奶生产加工车间、特色蔬菜种植、生态鸡场和生态奶牛养殖场等典型园区，了解生态农业，体会到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思想。北京市教委多次组织市属高校青年教师、相关专业大学生下基层，到北农科技园进行社会服务实践。
以科技园、公园、植物园等为依托开展科普旅游已逐渐成为都市人追求的一种时尚。例如2012年5月，在北坞公园、海淀公园和上庄镇举行“乐活农耕，播种希望”主题的京西御稻插秧节，开展京西稻文化推广和市民农耕体验大型活动，该活动深受家长与孩子们的欢迎[17]。2013年杭州植物园为拓展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建立农耕科普园，向学生展示粮食作物、蔬菜作物、纤维作物和油料作物的区别，展示农业轮作、间作制度和生物固氮等科学机理，从农作物展示和农耕体验两方面开展农耕科普旅游，达到了极好的科普教育效果[18]。相比较而言，北农科技园做得更出色。北农科技园还积极开展针对小学生、儿童的亲子农耕体验，推出农耕类、创意手工类、厨艺类、游戏拓展类、科普实践类等40多项体验活动，不同数量家长与孩子的组合可选择不同的套餐，如周六欢乐之旅、周日芳香之旅等。家长与孩子一同喂奶牛、采摘蔬菜，栽盆栽，学习农业知识，享受田园绿色生活。北农科技园还与旅行社合作，推出亲子科普旅游产品。一对夫妻带着孩子一家三口一天体验特价326元，若加一名儿童一家四口则是480元，每5个家庭就成团。主要活动包括：参观蘑菇基地、牛奶养殖场、有机餐厅、栽花、采摘蔬菜、喂羊、田野荡秋等，在家长、孩子与泥土亲近活动中，增加了孩子对泥土的自然情感、对父母的亲情以及与其他小伙伴的团队合作精神。这种亲子农耕体验推广了古老农耕文明，普及了农业科技，启发了儿童的科学探索精神，倡导了绿色生活理念，取得了极大成功。当前主要有“下乡体验式农耕”和“农业进城的都市农耕”两种农耕体验方式，前者更亲近泥土，后者因为交通通达性较好、来回时间可受控，更受家长与孩子欢迎。总之，城市家长带着孩子的农耕体验不仅拉近了市民和农民之间的距离，更拉近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距离和人与土地之间的距离。这实际上是践行一种“人本、生态、和谐”的生活方式，具有统筹城乡、追寻绿色田园生活方式的重大意义[19] [20]。
三、结论与建议
北农科技园以种植、养殖、加工、循环四个产业平台为基础，合理搭配，做到上、中、下游结合，打通全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探索出一种经济效应、社会效益、科普教育职能、生态效益良好的新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使之在中国诸多农业科技园中成为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北农科技园良性运作是提升科普教育的基础
北农科技园对生态猪场、生态奶牛教学示范牧场、生态养鸡教学示范场、农业种植、园林果艺等生态养殖和培育技术的运作，不但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科技研究能力，而且可以充分发挥北农科技园的生态养殖技术的辐射作用。科技园本身可以借助其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优势指导生态养殖及农业种植，运用高科技的生态养殖及种植技术增加产品的产量，提高产品的品质，为专门从事养殖和种植的人员提供示范作用。
如北农科技园的生态养鸡的教学示范场，鸡场以“生态农业、健康绿色”为出发点，建立了统一品牌、统一育雏、统一防疫、统一饲料、统一销售的五“统一”生产体系的现代化鸡场，对养殖区、种植区进行科学合理布局，创造性地把现代化鸡舍建设和农业设施相结合，在保障鸡蛋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有机鸡蛋的现代化、规模化和可持续生产。生态养鸡，是指在动物福利思想指导下，把鸡放养在果园、山林和菜园，让鸡群在自然、自在、自由的环境中生活、生产。鸡群能够享受到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洁净的饮水，有广阔的活动场地，符合鸡的喜好，有利于鸡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养殖出的鸡适应性和抗病力强、食性杂、耐粗饲、节省粮食、易于管理、体型清秀、黄羽或黑黄相间羽色、柴鸡特征显著，鸡蛋品质也更加健康。又如生态奶牛教学示范牧场，牧场的占地面积是50亩，最大容量是120头牛，牛的品种主要是荷兰牛和本地牛，学名叫荷斯坦牛，俗称黑白花牛。牛场设计风格采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建筑风格，在牛棚内部安装了风扇、喷淋、自动喷射系统、TMR的日粮搅拌机等基础设施，并装有阿拉伯挤奶系统，牧场采用的是科学养殖技术，整个养殖过程都是机械化的。整个牛场只有两个管理人员，并且管理比较人性化，牛棚外面是运动场，而且配有音乐和自动挠痒的设配，牛用过餐后可以出来散散步、听听音乐。北农科技园对牛奶质量也可以进行全程跟踪，只要扫描牛奶包装上的二维码，通过物联网技术就可以追溯每个家庭喝的每一袋牛奶是哪一天从哪一头牛身上挤出来的、这头牛吃的草生长在哪里、挤奶工人是谁、配送员是谁、牛奶的营养价值多少等多重信息。这种高科技的生态养殖对专门从事养殖业的人员起了模范作用。这种生态养殖的产量很高，每头牛每天平均产量大约是四十公斤，产下来的奶被直接运送到乳制品加工车间进行加工生产。这种集养殖、加工的一体化生产模式是一种示范的典型。
（二）对扩大科教职能的建议
北农科技园科普的辐射作用未来将表现在三方面。
1.北农科技园将高科技的科研成果与大学生参加实践活动、科研实验结合起来，提高大学学生的科普能力，实现高校“产、学、研”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职能。
2.科技园内的企业及其员工的企业辐射功能。科技园实现了将其科技成果和运作模式辐射给科技园里的企业，提高企业对科技应用的观念和科学的运作模式的思路，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且提升企业员工的科学观念和科技思维，进而提高企业员工的科普能力。
3.北农科技园可以将其与运作模式及科普教育职能辐射给周边的企业、高校及中小学。从事养殖、种植的企事业，可以参照北农科技园的运作模式，应用科学技术从事生态养殖及种植，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提高人们的科普能力。周边的高校中小学可以在学校的组织下到北农科技园参观实习实践，增加科普见识，使科普思想和科普精神深入到学生的价值体系当中，提升学生的科普观念，进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科普素质。
所以从国家科普教育的角度以及提高全民的科普素质和能力方面来看，可以把北农科技园的这种运作模式看作是生态农业科普教育的载体[21]。未来北农科技园的科普教育、农耕旅游体验活动将开展得更加精彩。
四、结束语
北农科技园后期发展应该在高层次研究平台上下功夫，重点增强其科普教育的辐射功能。在积极争取申报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中，对自己未来转型发展正确定位，扬长避短，与北京其他科技园区保持良好“竞合”关系。北农科技园在区域经济发展、企业的科技运用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的辐射作用还比较小，在以后的运作与发展中，应加强高校、政府与科技园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发挥各自的优势，增强其辐射带动作用，给各个利益主体带来更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创造更好的生态效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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