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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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佛教于西汉末年从古印度传至中国，作为外来的唯心主义神学与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偏爱的唯心主义哲学一拍即合，因此传人伊始便与当时流行的道术、玄学互相补充，彼此交融。为了加快与中国文化的同化，佛经的中文译本就应运而生。佛经的翻译形式也经历了从最初的个人僧侣翻译发展到寺庙集体翻译再到官方译场翻译的过程，翻译人员主体也从汉语不熟练的外来僧侣转变到通晓梵文经典的中国人为主。两汉三国初期：东汉年问汉明帝求法，为两位从古印度而来的高僧建造了一座寺庙一即今天的白马寺，自此他们就在白马寺开始了译经活动。这便是关于佛教初传的最普遍的传说。今天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相传是迦叶摩腾于白马寺译的《四十二章经》佛教传人中土初期，翻译者多为从西方来到中土的高僧或是胡裔(今新疆地区)僧人，而以汉族知识分子信徒为辅助力量。最初的佛经翻译往往全屏口授，即由外僧背诵佛经，一人口译成汉语，叫做“传言”或“渡语”，另一人或数人“笔受”，即笔录成汉文。再进行修饰。因此翻译时往往不只一两人完成，而是由中外僧侣集体完成，这便是“译场”的雏形。在早期翻译过程中，负责传言的人既要熟悉梵文佛经又要汉语功底深厚，而在当时这种人才基本上是凤毛麟角。从翻译方法来说，由于当时处于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这一时期的佛经译作可能会出现汉语句法扭曲(梵文和汉语的语法结构差异大)，还有大量按发音直译过来的内容，从而使得译文晦涩难懂，不易于没有宗教基础的人理解。两晋南北朝发展期：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异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又极端残酷。南北两方统治者都把佛教作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因此佛教在南北两方都得到发展。佛教的流行与佛经的翻译事业是密不可分的。由于统治者的日益重视，对佛经翻译的支持力度也得到加强。从东晋开始，佛经翻译逐渐从民间个体走向官方支持，“译场”的规模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译场的人员分工也更加明确，除了口授梵文加以传译为汉语之外，还添加了记录原梵文人员、证义汉语的人员以及最后校对的人员。另一方面。此阶段的翻译文本也不再像以前单纯依靠胡裔僧侣的文本，而是直接有从天竺求经而传回的梵文原本。这样多个版本互相补充，相互校勘，使译文更为正确。在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研究上，由于佛教发展到这一阶段，兼通汉语和梵文的人越来越多，加上分工明细有具有文学修养的人员加以辅助，因此译文基本上通过意译，对文法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文字进行适当润色，译文质量比前一阶段有了提高。隋唐鼎盛期：隋唐时代，佛教终于摆脱对中国原有文化(如儒学、道术、玄学等)的依附，成为独立自主的宗教，对佛经的翻译也到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一时期隋唐统治者与佛教相互拉拢，统治者企图借由佛教控制人民，佛教“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极力巴结统治者。因此由官方主导的译场制度，到此时期发展更为完备。

隋代在上林园设置翻经馆，那就成为常设机构了。就译场而言，论翻译组织之发达完备，翻译人才之精粹汇集，分工之细密精巧，还当以唐代为最。所有经费由国家供给，而且还诏集天下英才，建立严密而完善的译经组织。能够进人译场的人都经过严格筛选。大多是具备能力的僧侣或是朝廷官员才能参与翻译。唐朝国力鼎盛时期，对外交流甚多，各国高僧纷至沓来传道授业，同时更有不少中国僧侣远赴西方取经。他们跋山涉水，走遍圣迹，将各种佛经带回大唐进行翻译。此时对佛经的主译者已经转变为以中土僧人为多，他们都精通梵汉，深晓佛理；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选择者极少，往往翻译全集；所译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也大大超越了前代。在这些大唐高僧中更是出现了一位纵横千古的伟大翻译家一玄奘。在唐太宗的支持下，他组织译场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佛经翻译活动。译出经论达1335卷之多。在翻译技巧上，他巧妙运用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秉承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使得他的译文严谨而不失文采，成为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宋朝以后衰落期：晚唐以后佛教在印度衰落，而在中国南方的禅宗在唐朝勃然兴起。它提倡不持戒，不坐禅、不读经，但求顿悟，把佛教改造得完全适合中国士大夫的口味。由于不重读经，不遵戒律；加上五代十国社会动乱，很少有人去印度求法求经；佛教经典大都已经介绍过来了，僧徒把精力转向探索佛理，根据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来改造佛教，对译经的兴趣也就不大了；加上统治阶级无力提倡和支持翻译，北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虽然佛教已不再流行，但是宋朝还是设立有译经院，从事翻译事业，翻译主体多为外来僧侣。最终由于缺乏新的梵文经文，译事时断时续，其对佛教的贡献无法与唐代相比。此后，我国佛经翻译活动开始迅速衰落，自此译场时代也走向尾声。

二、中国古代佛教典籍翻译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历时千年之久，在这一千年中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不仅极大063地推动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为后来形成儒释道三家贯通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还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以及魏晋之后的文学创作了起到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佛教典籍翻译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佛经翻译出现以前，中国古代的翻译大都还是中央雅言和地方语言间的转化，文言文的表达也大都更好地为上层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所用。佛经翻译的出现，不仅大大增加了汉语的词汇量，同时对文言文的语法结构也产生了影响。语言学家们现在通过仔细分析得出结论：汉语中约有35000单词出自佛经翻译(日本《佛教大辞典》中，所收人佛教的词汇也多达35000余条)，除直接与佛教相关，如“佛”、“塔”、“和尚”、“菩萨保佑”、“佛法”、“佛经”、“禅师”、“僧人”、“涅”、“般若”、“参禅”等，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如“回忆”、“世界”、“现在”、“因果”、“执著”、“虚空”、“迷惑”、“真实”、“圆满”、“心田”、“刹那”等等。拿“魔”一字来说，它本身佛经中一个恶神的名字，后来被汉译成“魔”，进而发展出“着魔‘色魔‘人魔”等等新的汉语表达。佛教中过去世、现在世、未来式的引人，也使得汉语中出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另外现代汉语中存留下来的很多四字成语或是习语，很多都有佛经汉译的色彩。因此魏晋之后，大量的四字习语纷纷出现，它们至今还为现代人所引用。例如如“天花乱坠”(《心地观经•序分》)、“作茧自缚”(《妙法圣念处经》)、“随机应变”(《金光明最胜王经》1，还有习语如“无事不登三宝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第二，佛经翻译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促进了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前文中说道，佛经的汉译偏于口语化、白话化，这与当时两汉魏晋时流行的文笔华丽的骈文有很大不同，促使了文坛出现了“变文”的形式。变文即晋宋以来僧徒的转读经文发展到讲唱佛经故事的新文体(以散文，韵文混和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载体)。到了宋代，宋人“说话”用的说话本子，就成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开端，而小说的发展，才促成了章回小说的出现，使得小说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分庭抗礼。在文学素材上，古印度文学丰富的想象力和瑰丽的文学表达力，都深深地刺激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创作灵感。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乐府诗集中的《孔雀东南飞》就有它的影子。佛教引人的“生死轮回观”、“因果报应”的佛教观念，也催生了六朝志怪小说，使古代文学获得了解放。可见佛经的汉译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乐土。极大了促进了古典文学的发展。第三，佛经翻译使得佛教思想深植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终与儒家、道家一起汇成一流，形成了以儒道佛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佛经汉译以前，中国统治阶级惯以儒家思想统治人民，并且道家思想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此汉、晋时期佛教初人，中国人把它看成一种神仙方术来崇拜。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人进一步把佛教思想和儒、道思想相融合，开始创建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达到鼎盛。佛教逐渐中国化。宋明以后，佛教才真正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

佛教传人以前，中国士大夫阶级崇尚儒家思想，积极“人世”。他们渴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佛教的传人，引人“空”的概念，相反推崇人们保持心灵明静，鼓励“出世”，要看破红尘修炼成佛，最后涅桀重生。这些观念最终同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无为”相互融合构成了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与世无争、以和为贵，并建构了中国人特有的那种集体“无意识”。佛教经典中推崇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慈悲观”都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并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努力做好事积善德，以期望来世有好的宿命。同时社会风气也鼓励恶人回头是岸，劝诱坏人苦海无边，悬崖勒马。可以说经由佛经的汉译，佛教思想传人中国，它成为最具有民众基础的普世价值观念，历经千年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之中。

三、结语

第2篇

从形态类型的角度语言可以分为粘着语、屈折语、孤立语和抱合语四种，日语属于粘着语，汉语属于孤立语。粘着语(膠着語)的主要特点是依靠助词或助动词的粘着(附加)来表示每个词在句子中的地位和作用。汉语作为孤立语，每个词都有它独立的含义，词在句子中所表达的意思及所起的作用不是靠助词，而主要是靠位置和词本身的意思来决定。由于汉语和日语有这样的不同，因此，对于日语学习者来说助词、助动词的用法非常重要。尤其是初学者，常常被一些格助词的用法搞得晕头转向。这主要是因为语言类型的不同导致表达习惯上的不适应。比如，汉语的“登山”，日语却有「山に登る和「山を登る两种表达方式，其中，格助词用「に还是用「を意思是不同的。用「に表示对象，意思是朝着山上或往山上登;用「を则是表示经过路线，意思是顺着山路往上登。再比如汉语的“在院子里走”，日语既可以说成「庭で歩く，也可以说成「庭を歩く。用「で是强调活动场所，用「を则是强调经过路线。由此可以知道在日语里格助词决定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并且决定整个句子的意思。怎样记才能科学有效呢?死记硬背不符合认识规律。世间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语言每个词条的意思之间也存在着连续性，正因为这种连续性的存在才使得词汇的意义扩展成为可能，比如像下面的例子。〈具格的〉:1．ハサミで新聞を切る2．片手で網を引っぱる3．クーラーで書斎を冷やす4．雰囲気で観客を圧倒する〈原因格的〉:5．頭痛で学校を休む格助词「で从表示具体的工具到表示抽象的原因存在扩展关系，这种扩展在3、4体现出了连续性。通过对这种连续、扩展的理解，有利于形成记忆网络，提高记忆效果。连续、扩展是一种普遍现象，它不仅体现在一个词的多义性上，还体现在多个词之间的意义联系中。比如上面我们讲过「で「を都可以用在移动动词句中，「で表示活动场所，「を表示经过路线。「で和「を之间的连续在于二者都表示动态移动这样的意义特征。「に和「を在表示移动意义上也是有联系的，只是二者强调的侧面不同，「に强调移动的着点，句子呈静态特征，「を则凸显经路，句子呈动态特征。而「に和「で的连续性在于都表示场所。在静态、动态上二者有区别，「に表示静态，「で表示动态。所以，「会社に勤めている表示一种状态性，而「会社で働いている则表示一种动作性。「に和「で在静态、动态上也是有联系的。比如「病院に勤めている也可以说成「病院で勤めている，就是说「で也可以表示静态意义。「に「で「を三者在静态、动态方面的连续性可以表示如下。静态动态にでを日语中许多微妙的意思都可以通过格助词来加以区别。比如「太郎に行かせる和「太郎を行かせる，虽然都用了使役态，由于格助词的不同，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使役对象用「に来表示，可以理解为对象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即对象「太郎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后者使役对象用「を来表示，可以理解为对对象的一种强迫性，即迫使对象「太郎去。这样的句子用汉语表达时只能用动词加以区别。比如前者可以译为“让太郎去”，后者可以译为“打发太郎去”。由此可以看出日语格助词在句子中的重要作用。表示非意志性主体的行为用「から，如「火が裏口から出た，而表示意志性主体的行为用「を，如「泥棒が裏口を出た。这样的句子译成汉语可以译成“火从后面出来了”“小偷从后面出来了”，就是说汉语中主体的意志性和非意志性没有加以区别，都可以用“从～出来”表示。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别，只能用动词。如“火从后门冒出来了”“小偷从后门溜出来了”。所以，日语的格助词在区别句子的意义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汉语却只能靠具体的词汇来完成这样的功能，从中也看出了日语粘着语和汉语孤立语语言类型的不同。如果说在语言表达上日语每个词都要明确它在句子中的地位作用，那么在文化习惯上，日本每个人都要清楚自己在集体中的角色。在公司里更是强调团队精神(チームワーク)，注意整体配合。怎样才能配合好呢?那就需要每个成员必须明确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在生活中日本人也非常注重和周围的协调，以免发生摩擦。由于这样的一种文化习俗，使得日本社会秩序井然，人们彼此谦让，各行其道，各尽其职，社会和谐畅通。反之不利的一面，则使得日本人常常是看人家眼色行事，并且人们缺乏独自性和创造力。汉语每个字都有独立的意思，并且在句子中也起相对独立的作用。在文化习惯上中国人讲求独自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主张，并且乐于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不利的一面就是在团队中克服个人主义，争强集体的战斗力。

二、指示代词

在日语中，指示代词也不可小看。无论是日本的日语能力考试还是中国的大学日语考级，它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无论是在初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都要面对的问题。在初级阶段有「こ「そ「あ「ど体系，近称、中称、远称等比较复杂的使用方法。对于中国日语初学者来说也是个较难理解的问题。所谓难就难在缺少对应性和可比性。汉语的指示代词体系没有那样复杂，运用也不那样广泛。比如，日语用「こ「そ「あ「ど分别表示近称、中称、远称，而汉语只有“这”和“那”两个指示代词。中日之间的对应关系是:这こ、那そ、あ，就是说汉语中中称(そ)、远称(あ)不加区分，都用“那”表示。这样，中国人日语学习者就难以区别中称和远称。这种中、近、远的区别不仅是表示空间距离，还表示说话者相对范围的界定。这种范围界定可以用下图表示。从这种范围界定我们可以看出日语指示词的运用也是很注重彼此的相互关系的。在文章中，指示词的运用更充分体现了日语语言表达的相互关联性。下面这段文章摘自芥川竜之介的『羅生門。それから、何分かののちである。羅生門の楼の上へ出る、幅の広いはしごの中段に、一人の男が猫のように身を縮めて、息を殺しながら、上の様子をうかがっていた。楼の上から差す火の光がかすかに、その男の右の頬をぬらしている。短いひげの中に、赤く膿を持ったにきびのある頬である。下人は初めからこの上にいる者は死人ばかりだとたかをくくっていた。それがはしごを二、三段上ってみると、上ではだれか火をとぼして、しかもその火をそこここと、動かしているらしい。これはその濁った、黄色い光が隅々にくもの巣をかけた天井裏に、揺れながら映ったので、すぐにそれと知れたのである。この雨の夜に、この羅生門の上で、火をともしているからは、どうせただの者ではない。『羅生門像上面这篇文章一样，如此频繁地使用指示代词对于中国人来说会感到摸不着头脑，而作者就是通过这些指示代词把读者拉到文章中去，使你具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指示代词在文章中指代的是文章中先后出现的人物或事件，使整个文章前后照应成为一体。指示代词的广泛使用也体现了日本语言文化整体性和相对性的特征。另外，对初学者来说疑问代词作主语用「が而不能用「は也是个难解的问题，比如「どこが食堂ですか不可以说成「＊どこは食堂ですか。使用疑问代词是说话者对未知情况进行提问，这就说明话者和听者对这一情况不是彼此都知道的共有情报。对日本人来说非共有情报就不能用「は。所以，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看出日语表达是非常注重彼此关系的。

三、敬语

日本是个金子塔社会，上下关系层次分明。这种社会关系在语言上的反映就是敬语的广泛使用。敬语分为尊敬语、自谦语、郑重语三种表达形式。尊敬语主要是表达对话题中出现的人物尊重;自谦语则是表示对话者自身行为的谦让;郑重语则是表示对听话人的礼貌。敬语的使用不仅能体现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也能反映出说话者、听话者以及话中人物的亲疏远近关系。对自己的上司说话要用敬语，而和外人说起自己的上司时就不能用敬语，因为上司和说话者同属于一个圈内的人。由此可见，敬语表达体现了日本的人际关系泾渭分明，上下里外层次清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语言文化背景，使得日本社会礼貌谦让，秩序井然。敬语反映了话者、听者和行为者等的相互关系，所以可以说敬语也是日本语言相对性的一种体现。在汉语里我们一般说“我等你”“你爸爸是老师吗?”这样的话，用人称代词来区分彼此，这样显得很直接，而日语一般说「お待ちします「お父さんは先生ですか，不是用人称代词来区分你我，而是用敬语来表达彼此的相对关系。日语的这种相对性在授受表达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汉语说“给你买”，“给我读”，一定要加上人称代词“你”“我”才能表达清楚谁给谁做什么;而日语就可以说「買ってあげる，「読んでくれる，不用人称代词，只用「てあげる，「てくれる这种授受补助动词就可以表达清楚。所以，在日语学习过程中要充分理解日语表达的这种相对性，注意区别汉语的这种直接表达方法，克服母语干扰，以免发生误用。

四、时态体态

日语可以用助动词的变化来表示时间。日语的这种形态变化能够表达比较复杂的意义特征。而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所以有些日语的表达形式汉语中找不到相应的对应形式，这样，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就会感到难以理解。比如，「犬が死んでいる「犬が死んだ这样的句子，翻译成中文都是“狗死了”。就是说在这里「ている和「だ在汉语中都用“了”来表示，没有加以区别。这样我们的学习者就难以区别二者的不同。实际上日语的「犬が死んでいる表示的是狗死了之后的一种状态，这种死后的状态被发话者所看到，是一种场景描写句。而「犬が死んだ只是一种表示完了的叙述句。再比如「父は死ぬと思う「父は死ぬと思っている，前者「思う的动作主体是说话者，即话者认为自己的父亲会死;而后者「思っている的动作主体是父亲，即父亲认为自己会死。这里助动词的形态变化又表示了一种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区别。终止形的形式表示一种主观性，是说话者的一种主观判断，所以，「父は死ぬと思う译成中文是“我认为父亲会死”;「ている形式表示一种客观性，「父は死ぬと思っている表示的是父亲认为自己会死这样一种客观状态事实被发话者观察到，说话者对这一客观事实进行直接描述。这种主观性和客观性不仅在动词上，在形容词上也表现的比较明显。比如，日语可以说「私はうれしい，而不能说「＊彼はうれしい，因为「うれしい是一种主观性表达，只能表示说话者的心情而不能表示别人的心情。但是，如果把它变成过去时态「彼はうれしかった就可以成立。所以说主观性客观性与体态时态是相关联的。就是说基本型表示说话者的主观语气，所以「父は死ぬと思う「私はうれしい中的「思う「うれしい对应的是说话者「私，而持续体和过去式可以表示客观语气，所以「父は死ぬと思っている「彼はうれしかった中的「思っている「うれしかった对应的是第三者「父「彼。从上面我们可以知道日语通过助词的形态变化来表达复杂的时间关系以及主观性客观性，而汉语缺乏这种形态变化，所以二者之间不成对应，这就使得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对这些问题难以理解。

五、动补结构

从语言类型上说，汉语属于「する型语言，日语属于「なる型语言。「する型语言强调动作者的动作过程，句子往往表示“～干什么”;「なる型语言强调动作的结果，句子往往表示“～怎么样”。从认知文化的角度讲，汉语是以人以及人的动作为中心，表现为一种主观性;而日语则是以事态以及事态的结果描写为中心，表现为一种客观性。汉语和日语这种语言类型及认知文化的不同也表现在结果表达上。比如“那本书，我买了半年才买到”这样的句子直接译成日语「＊その本は私は半年買ったが、ようやく買った就不成立。中日这种差异性有动词意义、助动词等多种原因。但从语言类型及认知文化的角度看，汉语习惯于用“～干什么”这样的表达，所以“买了半年才买到”就很自然地使用;而日语则不习惯用“～干什么”这种形式表达，所以「＊半年買ったが、ようやく買った就很不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日语习惯以「半年かけてようやく手に入れた这种形式表达。「手に入れる表示某物最终弄到手，是个结果性表达。所以，从这个句子中也反映了日语表达注重结果这一习惯特征。再比如，汉语中“我听懂了、他喝醉了、杯子打碎了、衣服穿破了、眼睛哭肿了”这样的句子，都习惯于用动词做谓语成分来表达，而日语如果一定要加上谓语动词来表达就显得很不自然。如「＊私は聞きわかった、＊彼は飲み酔った、＊コップは叩き壊れた、＊服は着破れた、＊目は泣き腫れた这些句子就难以成立，而习惯于用「私はわかった、彼は酔った、コップは壊れた、服は破れた、目は腫れた这种结果状态的形式来表达。Talmy(2000)指出，汉语属于〈卫星框架语言〉(satellite－framedlanguage)，日语属于〈动词框架语言〉(verb－framedlanguage)。汉语的动补结构如此发达也恰好符合〈卫星框架语言〉的特点。日语作为〈动词框架语言〉，它在语言表达上和汉语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汉语可以说“头发染红了”“坑挖深了”“衣服洗干净了”，完全用动补形式表达，而日语中的对应表达形式是「髪は赤く染まった「穴は深く掘った「服はきれいに洗った，就是说日语中表示结果意义的副词性成分「赤く「深く「きれいに只能作为动词的修饰语出现，并且这种修饰语的出现要受到动词意义的极大限制。比如「きれいに洗った可以说，「＊汚く洗った则不可以说。而汉语则不同。汉语既可以说“洗干净了”，也可以说“洗脏了”。中日这种差异性显然是由于结构不同所导致的。汉语的结构是动词在先，补语在后。从象似性(iconicity)角度看，动作完了后引起什么样的结果都是可能的。所以结果补语的意义就比较自由，不受约束。另外，日语结果性副词成分因为是限定性成分，它在时态上也从属于动词，所以，日语可以说「髪を赤く染めている「穴を深く掘っている「服をきれいに洗っている，即用进行时态也可以。而汉语则不可以说“＊正在染红头发”“＊正在挖深坑”“＊正在洗干净衣服”，因为汉语是动作完了之后才出现结果，动作和结果不具有同时性，所以不能用进行时态。下面的例子也反映了中日〈卫星框架语言〉和〈动词框架语言〉的区别。a太郎がとても大きな円を書いたので四角が円に入った。(kita1999)b太郎画了个很大的圆，所以方块儿进了圆内/所以方块儿画进了圆内。日语用一个动词来表达结果状态，句子很自然。而汉语如果也用一个动词“进”来表达这一结果，句子就很不自然。汉语必须用动补形式“画进”，句子才显得自然。

六、结语

第3篇

了解一定的西方本土俚语的表达习惯和说话规则是我们有效交流中的重要部分。说话者除了要有标准的发音、准确的语调外，还要注重场合。例如，一学生在做完一场英语演讲后，希望外教对自己有所指点。他说：“I’mdesirousofexploringyourfeelingonthelecture.”外教听了非常惊讶回答道：“YourEnglishistoobeautifultobetrue.”但这位学生不太接受这样的评语，他说这个句子是用的书本上的语句。那位外教接着解释说：“像desirousofexploringyourfeelings这样的短语在口语中是不适合的，一般都说成‘I’dliketohearyourviewsonthelecture.’或‘MayIhaveyourviewonthelecture？’。”英美国家的文化中有着浓重的宗教色彩，在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之下，习语中难免会被蒙上一层宗教色彩。主要来源于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古典的寓言和故事，历史大事件，体育娱乐以及农业和日常生活等。俚语的理解难度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其原因就是它的地域性过强。通过了解英美国家的传统文化背景，地理文化环境，民俗民风是认识和提高英语口语的关键所在，也是突破英语口语的关键所在。

2.西方文化对英语阅读的影响

谈到阅读，就更不能忽视对英美西方国家文化背景的了解。因为阅读是针对大篇幅的文章进行解读和赏析，若是没有较好的文化知识背景，许多内容将无法掌握，阅读是综合了一个人的语言知识、专业知识、文化背景了解以及校正能力的过程。如果对西方文化了解的太少，则会影响到阅读时达到的效果，离欣赏就更难了。所以，想要在阅读方面有所提高，光有词汇跟固定的语法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多了解更多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多看一些跟西方文化背景有关的文学作品以及杂志等，并留心和相应的积累一些历史方面以及民俗方面的素材。

3.西方文化对英语写作和翻译的影响

此外，了解西方独特的文化对我们进行英文写作与翻译也不小的促进作用。因为文化习俗大不相同，同一件食物当其处于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不文化背景之中时往往引起出乎我们意料的差别十分明显的意义，那么它所代表的文化形象也就不同，即使是相同的表达法，在意义上也会大相径庭。在数字范畴、颜色偏向上都可以得到验证。英语西方国家认为单数吉利，如onehundredandonethanks(千恩万谢)，haveonethousandandonethingstodo(日理万机)等；基督教文化之中的特殊存在“三位一体”(theTrinity)明确了“三”所包含的的深奥文化，人们经常性的把事情的整个发展的过程一分为三，以图吉利，因而有“Allgoodthingsgobythrees.”(好事成三)一说。“三”被寓意为“完美”。但在中国，文化习俗中崇尚偶数，“二”有成双的意思。由此可见汉语的“二”与英语的“two”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我们不能将这些词直译出来，不然很难被英语文化所接受。在英语和汉语里，颜色偏向上有很明显的不同，如brownbread是黑面包，brownsugar是酥糖，blacktea是红茶，green-eyed是红眼病。

4.如何更好地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西方文化

由以上可见，西方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在英语语言的学习过程中是很重要的，想要更好的了解英语，就必须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更多的了解西方文化，多看一些报刊或者反应西方独特文化的杂志，电影电视，体验异国的文化气氛，在与外国人交谈中更好的留心和积累一些西方文化方面的知识。通过实践活动，了解由于生长于不同的国度，生活习惯以及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文化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无论是神话还是一些生活习惯，都值得学生学习与借鉴，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知识面的拓展有着不小的作用。也提高了自身的写作和阅读能力，并且更好的了解到了西方国家的文化之后的故事。

5.结语

第4篇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表述或理论语词，使得“范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在当今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时代里，原来所坚守的宏大叙事、本质论等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势思维及理论表述的局限，找寻新的但又不会造成束缚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成为学者标举“范式”而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炜在《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已没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欧阳友权也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是文学研究新的增生点。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须进行转换，强调从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虽然在具体的应用中，范式与模式两个词在意义使用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我们还是预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范式则强调自觉性，或者说使用者具有自觉的“范式意识”，且还具有革命性的内涵———托马斯•库恩在谈及范式转换时说:“当每次科学革命改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影响革命之后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受思维习惯等因素所致，某种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会称其为“范式”。因此，我们在提到某种范式时多强调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种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较强的生命力。这是“范式”成为学者语词新宠的一个原因。“范式”一词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还与知识资源的更新方式有关。知识资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为原有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模式不能适应相应研究领域的发展需求。知识资源的更新最明显地体现在话语模式或者理论语词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识资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体”的认可，体现新知识的语词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这些语词的内涵就需要从它最先使用的学科领域中延伸出来，成为诸多学科领域可以共享的语词，这就是语词的迁移现象。语词的迁移是当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当某一语词由某一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来使用时，该词的主要内涵不变，且与新领域的知识资源相结合，为新领域研究中的理论增生提供话语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一词，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诸如精神分析社会学、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哲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学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这样的语词，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相结合形成了各种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尽管“范式”一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在我们强调差异性的时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学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语词充斥的语境压力中，人们都试图依托“范式”这一话语共同体来争先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诚然，理论观点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强调的每一种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体，“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止互相反对，互相否定”，因此，文学研究的不同学者会立足于自身学科范式的基础之上，有可能造成对整体语境的忽略，这样也就形成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与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两篇文章，尽管分别是从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诠释，探讨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但他们都认为，对于文学的解读、对于文学史的重写都应该放在某一个视野之下来观照，从而建构既能还原文学现实又能探讨文学真正本质的文学研究范式。叶舒宪认为应该放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之下，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是一种宏观的整合性的文学视野”。同样，雷世文则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认为“以单行本构筑的文学史至少掩盖了某些东西。作家选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们再也无法从单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整个“复调的文化氛围”。其实，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站立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但终究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的建构与言说上，即便对文学的研究有一些本质的解释，但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是对文学现象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形成了一种立场。但这种立场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场。目前文学研究的诸种立场都是以范式为学术话语来涵盖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这就导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终却不过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语词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论，实质却是相通乃至相同的: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的强调以便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相背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范式与传统的是完全“隔”的，毕竟对于范式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忽略新旧理论之间的承袭关系。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多被认为是文学研究方法或者对文学解释的不同角度，那么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论、作品论乃至读者论等等概念虽然是从文学的本质为根本切入点的，但这些角度也是解释文学的角度。

第5篇

关键词：跨文化 元话语 农科学术论文

一、引言

结论部分是对整个研究做出总结与评价，并在前文基础上进行演绎推论，包括指出研究的重要性与局限、对未来的研究给出建议（Yang&Alison，2003）。因此，结论部分在学术写作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也就要求作者要慎重考虑语言的选择问题，才能做到简洁有力地收尾。

元话语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Harris（1959）提出，此后，不同的学者对它有不同的定义。其中，Hyland和Tse（2004）认为，对元话语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观点强调元话语的组织篇章的功能；广义的观点是，元话语体现了作者在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运用语言和修辞的方法，以及把话语组织和话语含义结合起来的方法。

在元话语的分类上，前人从词语、标点、视觉等不同视角出发对其进行分类。Hyland将元话语分成两大类十小类，两大类分别是文本交际型元话语（interactive metadiscourse）和文本互动性元话语（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前者发挥语篇衔接功能，后者则帮助作者建立起与读者的良性互动关系。基于更细微的功能差别，文本交际型元话语又可分为：过渡标记（transitions）、框架标记（frame markers）、内指标记（endophoric markers）、证源标记（evidentials）和解释标记（code glosses）；人际互动型元话语可分为：模糊限制语（hedges）、强调词语（boosters）、态度标记（attitude markers）、自我提及（self mentions）和参与标记（engagement markers）。

近些年的研究显示，元话语研究领域更加宽泛，研究内容日益深化，研究对象也愈加精细化（付晓丽、徐赳赳，2012），而跨文化的元话语研究便是其中的一大趋势。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元话语研究主要聚焦于英语论文的对比分析：Abdollahzadeh（2011）探讨了英美作者和伊朗作者所写的英语论文中的元话语使用差异，结果显示，差异主要体现在互动元话语上；Perez-Llantala（2010）在研究中采集了三方语料，即1/3由北美作者撰写的英语论文、1/3由西班牙学者写的英语论文及1/3由西班牙学者撰写的西班牙论文，综合考量了跨文化和跨语言因素对元话语使用的影。国内跨文化视角下的元话语研究不及国外丰富。鞠玉梅（2013）对比分析了英汉学术论文，发现汉语论文元话语使用少于英语论文；徐江、郑莉、张海明（2014）以中国大陆学者和英语本族语学者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上的英语论文为语料，集中讨论模糊限制语，研究显示前者对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比例略高于后者。无论国外还是国内，跨语言视角下的研究都更为丰富（Peterlin，2008、2010；Abdi，2009；鞠玉梅，2013），相比之下，跨文化视角下的元话语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本研究从跨文化角度出发，研究英汉学者所撰写的英语论文中元话语使用的异同，以期丰富这一视角下的元话语研究。

在研究领域上，国内外的元话语研究涉及的学科都较为广泛。Hyland（2001）对机械工程、物理、哲学、社会学等八个学科学术语篇中的元话语进行了研究。M.Milagros del Saz Rubio将Hyland的元话语与Swales的CARS模型相结合，研究了农科科研论文引言部分的元话语。国内学者对元话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科，如鞠玉梅（2013）所选取的语料来自于《外国语》等语言研究期刊，而近年来随着传媒的发展、元话语研究领域的拓宽，新闻中的元话语逐渐得到重视（穆从军，2010；黄勤、熊瑶，2012）。可以看出，国外的元话语研究虽然涉及的学科较为广泛，但针对农科的研究并不多，国内的元话语研究在农科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本研究的语料来源为农科科研论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术论文元话语的学科领域。

从数据的容量来看，国内外元话语研究样本数量小。例如Ting Li&Sue Wharton（2012）的研究选取了80篇中国学生所写的英语文章，从跨语境、跨学科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元话语的使用情况；周岐军选取了60篇学术论文，对比了文理科学术摘要中元话语使用的异同。不同于小样本的研究，本研究依托大数据，组建的语料库由286篇学术论文组成，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了偶然性结果出现的可能。在研究方法上，McEnery&Wilson（1996）曾指出传统意义上以数据库为基础的定量研究过于依赖计算机而忽略了具体语境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因而，本研究将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既借用大数据的优势，又通过人工判断减少误差。

无论是从研究视角、学科还是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对元话语的研究都趋于成熟，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学者对学术语篇元话语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相较于国外，无论是跨学科还是跨文化视角，这一领域的研究都值得不断拓宽、不断深入。本研究从跨文化视角出发，探究英汉学者在动物科学、植物科学、水产科学和园艺林学这四个农科学科的学术论文结论部分的元话语使用异同，并尝试在教学层面为中国学者提出一定建议，帮助其提高英语学术论文写作能力。

二、语料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华中农业大学语料库HZAU CQPweb为语料来源，选取动物科学、植物科学、水产科学、园艺林学四个子库中的结论部分，组成农科英语科研论文的结论部分。其中又分为两个库：专家库和学习者库。专家库收录英语母语者发表的期刊论文，共40835词；学习者库收录中国农科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撰写的英语学术论文，共17418词。

本研究根据Hyland（2005：218-224）给出的元话语列表分别对专家库和学习者库进行检索，统计出十类元话语的使用频次，在此基础上进行对出现次数的统计，判断英汉学者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并统计出十类元话语中高频词的使用情况，从跨文化角度解释造成差异的原因。

三、数据结果与讨论

（一）专家库和学习者库在英语学术论文结论部分文本交互型元话语的使用情况

2.黑体字代表差异显著

3.“+”代表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使用得多，“-”代表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用得少

如表1所示，专家库中使用文本交互型元话语的比重是32%，人际互动型的比重是68%，而学习者库中使用文本交互型元话语的比重是39%，人际互动型的比重是61%。在文本交互型元话语中，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用得多且差异显著（sig=0.000-），其差异主要是在于框架标记、过渡标记、内指标记和证源标记。

1.过渡标记

根据语料库检索结果，中国学者比英语国家的学者在论文结论部分使用了更多的过渡标记（sig=0.002-），差异显著。过渡标记是表达句与句之间的各种连接关系，如添加、因果、比较、对照等，是一种基于语篇内部的元话语，帮助读者理解观点之间的连接。（鞠玉梅，2013）

在过渡标记的高频词中，英汉学者的前五类高频词基本一致，都是“and，also，but，however，further”，只是具体的排序有所差别。从各高频词的每万词的频率来看，中国学者使用的频率都更高。

2.框架标记

数据显示，中国学者比英语学者在论文结论部分使用了更多的框架标记（sig=0.000-），差异极其显著。这一结果和过渡标记的结果一致，这两类元话语都属于组织篇章结构的显性衔接手段。在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长期以来对它们的强调可能造成中国英语学习者过度使用这类显性的衔接手段，即过渡标记和框架标记，因而往往忽略了隐形的衔接手段，如使用同义词、上下义词、替代、重复等手段来组织语篇的结构。这一研究结果应当引起英语教学者和学习者的注意。

框架标记又分为四个小类：顺序标记（first，finally，then）、阶段标记（in conclusion，in summary，overall）、目的标记（focus，objective，purpose）和话题转移（well，return to，with regard to）。具体的使用情况如表2，阶段标记是造成差异显著的主要原因，故而只分析阶段标记的使用情况。从阶段标记的高频词来看，中国学者倾向于并集中使用“In conclusion”（中：17.80>英：3.67）和“In summary”（中：8.61>英：1.71），这也表明了中国学者在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还可以使用一些其他的阶段标记，如“overall，in brief，all in all，to sum up”，增加用词的丰富性。

3.内指标记

数据显示，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使用更多的内指标记，且差异显著（sig=0.048+）。内指标记用于标示语篇中的某个成分跟其他部分之间的一种相互照应的关系（鞠玉梅，2013）。具体来看，专家库与学习者库前4个高频词都是“Fig，Figure，table，above”，说明在用词类型上，英汉学者比较相似。但是，专家库中的每一类高频词的每万词频率均高于学习者库中的数值，这表明在每类词的数量上，中国学者使用较少。因此，在英语学术论文写作中中国学者应适当增加内指标记的使用数量，提高用词多样性，但应避免过度使用。

4.证源标记

数据结果显示，专家库和学习者库中证源标记的使用差异显著（sig=0.019），英语学者使用更频繁。证源标记是指标示其他渊源的观点，即来自其他语篇的信息，主要功能在于引导读者理解并且建立作者对信息的控制。在学术语篇中，主要是指来自同类其他文献的资料，可用于支持作者的论证（鞠玉梅，2013）。由于在结论部分主要是阐明自己的发现与总结，所以在两个库中，证源标记使用均较少，专家库中出现次数为53，学习者库中为11。并且，在专家库中，绝大部分证源标记以（姓名，日期）的形式出现，如“Videos from the detector were recorded at a speed of 17 frames/s as previously described（Bai et al.，2013）”，即在观点或论点后标明出处。除此之外，“according to”“quote”和“said”数量极少。而在学习者库中，“according to”出现10次，（姓名，日期）形式仅为1次。相较于英语学者，中国学者证源标记使用数量少可能会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推测学习者在结论部分引用较少。第二，学习者有一定数量的引用，但由于z漏或者欠缺必要的学术论文规范的知识而没有将应该标记出来的地方标出来。故建议中国学者在进行英文学术论文写作时要注意论文格式与规范，避免一些不应出现的错误，提高英语学术论文写作质量。

（二）专家库和学习者库在英语学术论文结论部分人际互动型元话语的使用情况

如表1所示，在人际互动型元话语这一大类中，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用得多且差异显著（sig=0.002+），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模糊限制语和参与标记（两者的sig值均小于0.05）上。中国学者对模糊限制语和参与标记的使用量不及英语学者。这说明中国学者在农科科研论文写作中对人际互动型元话语使用不够恰当，缺乏与读者互动的意识。

1.模糊限制语

根据语料库搜索结果，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在论文结论部分用了更多的模糊限制语（sig=0.006+），差异显著。在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数量上，本族语学者除论文结论部分使用的模糊限制语总体比例高于大陆学者外，其余各部分使用总体数量均低于中国大陆学者（徐江、郑莉、张海明，2014）。科研论文中，结论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通常需在前文所述的研究数据的基础上在此部分提出新的命题，而根据Hyland的观点，模糊限制语可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命题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使论文作者为自己以及其他持不同观点者保留余地。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动物科学等农科的论文写作中未能充分利用模糊限制语降低话语肯定程度，保护自己的观点。因而，为提高农科科研影响力，中国学者需在论文中恰当使用更多的模糊限制语。

英语学者与中国学者在高频词的使用上的差别不大，都用到了“may”“could”“would”“might”，但有所差别的是各自的使用比例，如在学习者高频词列表中，“could”在每万词中的数量为2526.12，是专家列表中相应数据的两倍多，这表明中国学者存在过度使用“could”的趋势。虽然同为模糊限制语，且这前五位多为情态动词，但这些词实则在使用上有着细微差别。以“might”为例，Hyland和Milton（1997）就曾认为，用“might”表达可能性似乎太弱而无法表达说服意图，从而使作者显得“模棱两可、缺乏自信或者幼稚可笑”。而根据上表，中国学者有过度使用“might”的倾向（861.18/每万词>759.15/每万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学者在对模糊限制语尤其是情态动词的使用上不够精准。这可能是因为中学是我国学生集中学习情态动词的主要阶段，大学基本不再涉及，然而中学英语教学由于教材等原因往往只是有选择性地对情态动词的用法进行讲解（程晓堂、裘晶，2007），加上情态动词的使用较为复杂，中国学者在后期英语论文写作中便容易误用。

2.参与标记

总体而言，专家库中的每万词频率高于学习者库，且差异显著（sig=0.000）。参与标记用于明显地建立与读者的关系，用于直接地与读者交流，目的在于聚焦读者的注意力或者将他们视作语篇的参与者，与读者建立某种直接的关系（鞠玉梅，2013）。这说明在结论部分，英语学者更加注重读者的参与，引导读者去思考，将其看作整个研究的一部分，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以便其更能接受自己的观点。从高频词（如“use，develop，increase”）来看，英汉学者都更倾向于使用动词。

四、结语

本文探讨了英汉学者在元话语上的差异，原因如下。教学过程中，对过渡标记，框架标记等极其显性的连接手段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中国学者比以英语学者更频繁使用这两种元话语。在语篇内部的连接上，中国学者可能较为缺乏以此引导读者阅读的意识，以及正确引用他人研究成果的方式，因此造成对内指标记和框架标记的使用不足。对自身研究成果过于自信，缺乏严谨性会导致模糊限制语使用较少。对读者的忽视会导致参与标记的使用不足。

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明确各元话语的作用，避免对某几类元话语的过分强调而忽视其他元话语。中国学者也应尽量多阅读规范的学术论文，学习规范的学术论文写作模式。在学术研究态度上，要尽量严谨，避免绝对，学会为自身研究成果保留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此外，应充分考虑读者，让读者参与其中，毕竟这关系到自己的研究能否为人所理解。

本文是华中农业大学2016年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SRF）项目[项目编号：2016313]。

参考文献：

[1]Hyland，Ken.Metadiscourse[M].London&New York：Continuum，

2005.

[2]Hyland，K&J.Milton.Qualification and Certainty in L1

and L2 Students’Writings[J].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1997，（2）：183-205.

[3]Hyland，Ken and Polly Tse.Metadiscourse in Academic

Writing：A Reappraisa[J].Applied Linguistics，2004，（2）：156-177.

[4]McEnery，T.&Wilson，A.Corpus Linguistics[M].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6.

[5]Yang，R.&Allison，D.Research Articl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Moving from Results to Conclusions[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3，（4）：365-385.

[6]鞠玉梅.英h学术论文语篇中的元话语研究――从亚里士多德修

辞学的角度[J].外语研究，2013，（3）.

[7]徐江，郑莉，张海明.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大陆与本族语学者英语

科研论文模糊限制语比较研究――以国际期刊《纳米科技》为例[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4，（2）.

第6篇

论文关键词：语言学学术论文,英文摘要,名词化

摘要是对研究者的学术研究过程及成果的高度概括，能直接反映论文质量高低，影响论文的传播和影响力。目前，对英文论文摘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方面：对英语摘要从学术规范的角度（例如，在时态、语态、句式等方面应该遵循的规范）进行研究；从跨文化的角度进行对比研究中西方学者英文摘要差异，或是研究不同语种英文摘要差异；对某一学术领域论文（如财经类、医学类等）摘要的结构进行研究。学术论文摘要需要具备特有的客观、严谨、学术的特点，朱永生、董宏乐曾指出，在正式的语体中使用名词化结构可以增加语篇的理性、技术性和客观性[1]，这无疑与英文摘要的要求不谋而合。因而近年来有学者开始从语法隐喻的角度对论文摘要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为学术论文摘要的写作和翻译服务。本文将聚焦于语言学类学术论文英文摘要，试图为语言学类学术论文英语文摘要写作教学提供一定的思路。

1 名词化概念隐喻

语法隐喻理论认为隐喻除词汇层面外还发生在语法层面，即语言意义未发生变化，只是在隐喻化过程中发生了语法性状的变化，可分为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两种形式。韩礼德曾明确指出概念语法隐喻主要表现为名词化，即本应由动词和形容词体现的过程（一致式）和特征由名词或名词词组（隐喻式）来体现[2]。很多学者指出语法层面上的隐喻度越高，语言正式化程度也越高。由此可见，名词化隐喻式常见于相对正式的书面语中。

摘要是对学术论文主要内容的高度概括，其语言需要符合简练、客观、逻辑性强，而名词化是将复杂的小句成分“浓缩”为名词或名词词组，使得语言结构更加凝练、紧凑。由此可见，名词化语法隐喻恰恰迎合了英文摘要写作的要求。聚焦于学术论文摘要中名词化语法隐喻特征对摘要的英译与写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 语言学论文摘要中名词化现象总体情况

有些学者曾从实证的角度对其他类学术论文英文摘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学术论文英文摘要中名词化现象非常普遍。杨信彰[3]指出，以名词化为特征的语法隐喻的出现是为了满足科学方法、科学论证和科学理论的需要。语言学类学术论文摘要同样存在大量的语法隐喻，陈兰[4]选取从国内外的核心期刊上随意挑选了20篇字数上较为接近的语言学论文的英语摘要，发现以英语为母语的语言学论文摘要的名词化频率平均值为10.6%，就说明每100个单词中出现10.6个名词化结构；而以汉语为母语的语言学论文摘要的名词化频率为9.13%，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本文按照“-ion等名词后缀及其变体的相应名词进行检索统计发现中国作者的使用频率（33.7%）比英语为母语的作者（19%）高得多，可以看出这方面中国学者存在一定的过度使用的问题。以上两点值得研究者加以重视，小学英语 论文以期在语言类学术论文摘要的书写中提升名词化语法隐喻意识，同时尽量纠正不良倾向。

3 名词化隐喻在语言学论文摘要中的构建功能

名词化语法隐喻对于语言学类论文摘要的构建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实现摘要简洁凝练的文体特征

语言学学术论文摘要力求以最短的篇幅，用最凝练的语言传递最丰富的信息量，向其他研究者介绍其研究的背景、内容、方法等。表示过程的“动词”和“形容词”（即“一致式“）经过名词化（即”隐喻式“）后，信息打包重组，在表述相同的内容时，可以有效地提高语篇的信息密度，真正实现了语言学学术论文摘要的简洁性和概括性。

3.2 实现论文摘要术语化、客观化的文体特征

术语的大量使用是论文摘要的一个显著特征，可以增强摘要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语言学类学术论文摘要可以通过语法隐喻把信息量繁多的小句凝练为名词或名词词组，从而实现摘要术语化的文体特征。同时，语言学论文的英文摘要应该客观表述研究内容，尽量避免出现显示出主观臆断色彩的表达方式。在名词化隐喻式中，名词化的使用使得动作的参与者信息得以淡化或是隐藏，从实体概念向抽象概念转换，可以脱离时态和情态的限定。因此，名词化结构可以避免行文的主观色彩，增强摘要的客观性。

3.3 提高摘要语篇的连贯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句子有主位和述位两部分构成。主位是话语的出发点，表现已知信息。述位是主位之外的成分，传递新信息。如果将前句述位部分隐喻化，作为后句的主位。通过“主位—述位”的承接可以加强语篇的连贯性。

4 本研究教学启示

理解语言学类学术论文英语摘要的名词化特征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更重要的意义是可以更好地为学术论文摘要的写作和翻译服务。基于以上研究，笔者提出以下可供借鉴的训练方法：

4.1 “以阅读带动写作”提升学生名词化语法隐喻意识

首先要培养学术具有名词化语法隐喻意识，阅读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在英语专业精读教材，特别是高级阶段的教材中，政论性的问题和演讲文体占有很大的比重，在这样的文体中，语篇中大量的名词化隐喻是一种典型的“动因的突出”，是作者为顺应某种交际目的而使用的一种语言策略。教师可从体裁分析的角度分析大量的典型范文让学生了解名词化隐喻与文体正式程度的相关性。

4.2 提供一定量的范例语料加以分析与模仿

教师可从体裁分析的角度分析大量的典型范文让学生了解语言学类论文摘要的语言特征，教师也可提供国内外不同学术杂志进行英语本族语学者与非本族语学者英文摘要的主要差异。然后学生通过模仿所分析的范文提高英文论文摘要的写作能力。主要模仿对象为常用名词化句式，使得学生能够掌握一些模式化的可供直接借鉴的语料在学术论文摘要翻译和写作过程中直接使用。

总之，学术论文英文摘要通过使用名词或名词词组等名词化隐喻手段，具有高度的浓缩性和概括性。语言学类学术论文摘要语言要求简洁凝练，具有正式性、客观性，同时语篇需要具有衔接性和连贯性。研究语言学论文的英文摘要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摘要这一特殊语体的理解，从而撰写出更具学术性，语言规范、得体的英文摘要。

【参考文献】

[1]朱永生，董宏乐.科技语篇中的词汇隐喻、语法隐喻及其互补性[J].山东外语教学，2001（4）：5-8.

第7篇

论文关键词：英语教学；文化

翻开近年英语课本，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大量的情景对话和介绍英美国家的课文取代了往日枯燥的句型和单一的汉字译文，在教师的教参加也越来越多的附有许多文化现象的解释，这无疑在学生和教师共同的教学过程中注入了更多语言之外的文化知识，拓宽了彼此的视野，尤其使学生强烈地感受到了两种文化的差异。

文化，从广义上晓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历史财富和精神财富，而狭义上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组织机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语言与文化几乎密不可分：语言在语音的物质外壳下，在词的建筑堆砌中，在语法的结构规律包围的同时更鲜明地反映了该社会的一一切文化现象，它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人们用其表达、传承民族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因而语言是文化真正的载体和结晶，语言的存在是为文化服务的。“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英语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准确流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人进行交流，然而仅仅靠掌握语言的“物质”外壳～—纯正的发音，大量的词汇和准确尢误的语法知识，而不对其文化和习俗做深入的了解就往往会令人啼笑皆非，产生许多误解。因而语言教学不能仅仅拘泥于学生听说读写的训练，而应在教学的一开始就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尤其在英语语言的初级阶段，让语言和文化“齐步走，两手抓”，使学生清楚地明白他们即将面对的语言来自哪里，哪些人在使用他们，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又和我们有什么不同。让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到课堂当中去开发、生成、利用教学巾的文化资源，给他们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形成对文化特有洞察力，做语占真正的主人，做最自信的交流。

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英语文化无处不在，教9币应有计划地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教学生大量地接触英语国家文化，尽管这很不容易，但对于英语教育工作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充分开发身边的文化因素，通过多种形式自然生成文化，并巧妙地运用文化资源。

一、以教材为依托，开发多种文化资源

1、“无声”的教材

“无声”却又丰富多彩的教科书是学生接触英语的最基本的“来源”，课本里那些精心设计的系统知识循序渐进地向学生传递着信息，他们从这里迈进了学习英语的第一步，并破教材中的每个部分深深地吸引着去读，去写，去和同学交流。教材的作用就到此为止了吗?不，教材中蕴涵着的大量的背景资料还有待于我们去留意和发现，更多的文化背景需要挖掘，更多的社会价值需要补充：寻找与英语国家相关的资料，为学生提供较为清晰的国家概况、地理气候、国家象征、社会概貌等；针对学生从未有过的生活体验，尽可能地提供直观的图片资料，实物样品，用以辅助教学，加深印象；抓住文化的主干资源，如西方人的习惯用语、生活习惯以及风俗节日等。举例来说，在学习不同国家的名称时，学生会仅仅满足于“美国”这个词怎么说吗?在这个日益缩小的地球村里国与国之间早已打破了由于地理位置而产生的距离，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美国：找一下地球仪中美国的位置，画一面美国国旗，勾勒一幅美国国土轮廓，下载一些风景名胜，准备一次国家节日的小讲座，抄写几条简单易懂的成语，一个“鲜活”的美国就在孩子们的心里扎下了根……

语言的社会价值还体现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同样一·个表达的语句由于使用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包含了不同的内涵。

如果学生能及时地从课堂中汲取经验，分析不同的语境将更有助于他们正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于是当询问他人情况时就不会出现随意问女士的年龄的情况，当他人称赞自己时也会很自然地说“T hank You!”(谢谢你。)而不会回答“Where，where!”(哪里，哪里。)

2、良好的环境

充满英语学习气息的学习氛围将极大地提升英语的使用价值。学生看到的是用英文书写的当日课表，天气预报和小伙伴制作的精美墙报；听到的是英文歌曲，新闻广播及同学间的日常交流；阅读到的是充满童趣的英文刊物。在鲜明的环境烘托下文化得以体现，当我们要求孩子用英语国家人们既定的方式去处理日常事务又何尝不是一种传播文化的体现呢?

3、学生的求知欲望

不要忽视学生发现文化资源的能力。身为特定社会的一员，学生自身的生活体验是一笔财富。每当新知识开始灌输时，他们总会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国家的情况与英语国家做比较，在强烈的学习欲望的驱动下，他们带着自己的不同的需求去搜集资料，并将其归纳分析和整理，最后用自己不同发现的来告诉其他人自己发现的那一段特殊的文化背景，尽管在开发的方式上显得有蝗间接，但同样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以培养对文化的洞察力为目的，生成多元文化

文化生成并逐渐渗透到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异族文化的一种洞察力。但与较高级的英语学习过程相比较，在英语学的初级阶段，这种洞察力又仅仅是一种“感性”的能力，一般表现为二种不同的层次，因而也就有三种不同的生成方式。

l、交际中生成

中专生具备了初步的浯言交流能力。他们从问候、购物、聚会、问路、人物介绍等各方面的表达中熟悉了英语国家的生活常识，这其中不仅仪掌握了语言的听说读写的基本技巧，更随着语言知识的丰富了解到一些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语言差异，如电话用语等。潜意识里，学生养成了对这些文化现象的正确使用方法。

2、角色转换中生成

汉语里有“身临其境”这样一则成语，是说将自己放置干特定的环境下能感受到特有的气氛，它同样适用于英语学习，培养学生逐渐将自己置身于英语国家人的角色中，用他们看待事物的眼光去看待问题，结合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进而更好地认识这些国家的风俗和习惯。

3、思维转变中生成

形成对文化的洞察力的较高层次表现为结束了“用中文思维”的二度转换，而直接用英语去考虑英语，这需要学生对英语语言知识有较熟练的把握，同时拥有一些与说本国语言的人的语言交流经验，进而在不断的思维训练中纠正自己对某一文化的理解，使语言的使用直接建立在对文化熟知的基础上。

第8篇

一般来说，汉字是两种文字的混合应用。在日语的文字中，其假名主要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其中平假名主要是从汉字的楷书中发展而来的，而平假名则是日本日常书写或者出版物中应用到的，片假名则主要是对一些外来词或者是象声词的标注。从日本的出版物或者是相关书籍中，汉字在其内容中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根据日本的某官方杂志中说明汉字对于日语文字的影响是不可言喻的，在日语语言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管是在日常还是在其他方面的应用，汉字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小学阶段的教育中，学生也需要对基本的汉字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还需要掌握基本的汉字书写技巧将其应用在日常生活中。随着日语语言文化的不断发展，汉字在日语中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在日语体系形成的过程中，汉语是重要的基础。通过对日本一些文献的研究就可以发现，其中的文字基本都是运用汉字进行记录，发展至今汉字的使用仍旧没有消失。同时这些保存的文献有着非常高的研究意义，可以说汉语的缺失将会对日语的语言文化造成严重的影响。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我国汉语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日本同样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儒家思想的应用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汉字已然成为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在文字的书写方面，汉语的影响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日语中的平假名是在草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片假名则是在楷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日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汉字，因而日语对书写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现阶段，日语中的文字书写主要是从汉语中的行书、草书、楷书等三种书写方式延伸而来，同时在日语的书写中也有简体和繁体的区别。日本对于小学阶段的文字要求是非常高的，甚至有的小学开设了书法的课程，让学生在小学阶段就规范其汉字的书写。随着汉语的语言文化和日语的语言文化的联系日益密切，我国的优良文化在日语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扬，同时也体现了我国文化的重要性。

二、汉语中文字所表达的含义使得日语语言文化更加具体

不同国家有着自身的文化特点，在语言含义上也有着特殊的理解方式，其中习语的理解是非常精妙的。一般来说，习语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特定表达方式，这也是一个国家或者是地区语言特色的展现。习语一般是由成语、俚语、歇后语和俗语组成，这些语言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同时也有着其隐含的意义。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这些语言大多非常优美，虽然简单但也潜藏着深刻的含义，对于人们的沟通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的习语是非常多的，也是国外一些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很多学习汉语的外国朋友就表示中国的习语既是学习的难点，同时也是文化的融合。在日语中也存在着很多习语，这些习语的表达和中国的习语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例如我们常说的吃一堑长一智，在日语中所表达的含义基本是一样的。学习过汉语的人都知道其表达方式非常特别，不能只了解语句的表面意思，往往语句中的深层含义才是其要真正表达的意思，这就需要去研究和揣摩。在汉语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汉语的语言文化也逐渐丰富起来，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体系。日语本身就跟汉语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因而在文字的表达含义上也是极为相似的，日语中很多语句的表达方式都有着汉语的特点，在表达形式和含义都有着共同之处，日语中很多语句的表达都非常简单，但是其真正的含义还需要人们仔细的分析，从而理解说话者真正要表达的情感。特别是一些反问句疑问句的表达，这其中往往掺杂着一个国家的文化。

三、汉语中的书写格式促进了日语语言文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汉语中文字的书写格式有着严格的要求，特别是在书信中都有着具体的规定。而在日语中其书写格式也受到了汉语的深刻影响。通常汉语的书信来往会在开头运用尊称、敬称或者是礼貌用语等，从而来表达自己真诚的问候和感情，这已经成为书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在日语的语言文化中，这种形式也是存在的，在书信的开头添加礼貌用语已经成为书信往来的习惯，也成为书信中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信电的表达同样有着其具体的形式，在互联网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时，信电是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交流方式，通过对日语中信电的表达来看，也跟汉语的表达有着相同点，比如在信电的封面，地区的邮编、地质等都是不可缺少的部分，由此可见汉语对日语语言文化的书写格式有着极其深入的影响。虽然现阶段书信和信电已经逐渐被网络取代，但是汉语在其中的影响仍旧存在，这种书写方式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在书信和信电中，已经深入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汉语对于日语语言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也是日本一些学者和专家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原因，同时这种影响也便于我国的文化研究者来了解我国历史文化的传播。

四、结论

第9篇

中英词汇以及习语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中文中的黄色影片在英语里可用bluefilms来表达。Blue翻译成中文是蓝色的意思，和中文中的黄色含义截然不同。好多英语学习者因为不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可能会用Howoldareyou?来表示对英美人士的关心，或者是在没得到允许的前提下翻看英美人士的相册，这些事实上都侵犯了其隐私，成为跨文化交际的阻碍。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在于交际。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当我们与西方人交流时,我们所面对的是陌生的国家文化、思维模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这时交际就不单单是掌握一门语言知识那么简单了，还要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因此，英语学习者必须深入了解这些差异才能使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

二、西方文化教学的必然性

不同的民族可能在与大自然的共同斗争中有相似的经历或者体验，这就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例如：中文中有“同舟共济”，英文中有“inthesameboat”；中文中的“蓝图”，英文用“blueprint”来表达。但是，由于不同的民族由于处于不同的地域或者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导致他们对相同的事物和经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英文中的Heisawolf表达的含义是他是一个好色之徒，但不过英语学习者不知道相关的文化背景就会以为“他是一个很凶的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和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这就要求我们在不断增强对西方各国的文化深入了解的同时，不断强化英语水平，这也是对我国英语教学提出的要求和目标。文化的载体是语言。任何一种语言的背后都是某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文化。我们只有了解了语言中隐含的文化内涵，才能真正了解语言所承载的真正含义，我们才能够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目前，由于大部分英语教师在英语课堂上过分侧重语法、词汇的讲解，而忽略英美文化的灌输，导致我国大部分英语学习者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较为低下，对西方文化了解甚少，这是我国目前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西方文化了解的匮乏，导致英语学习者对中西文化差异缺乏敏感度、洞察力和识辨力。例如，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对一名美国女士说Youlookstrong，这种说法让这名美国女士感觉心里非常不舒服，因为strong这个词过于男性化，如果把strong改为healthy则表达的更准确，也会让这名女士感觉很开心。因此不进行文化教学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在交际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误解；另一方面，使用中文习惯进行表达，造成语用失误、交流受阻。因此，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我们不但要强化英语运用的能力，还要不断增进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语言有各种适用的场合。我们要用心体会语言的真实语义，就需要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什么情形下该说什么样的话，什么话题是禁忌话题，都和他们的文化背景有深刻的关系。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文化，同时跨文化交际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世界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英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相当重要，因为英语学习者只有了解了西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含义，才能对西方人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等深有体会，才能掌握地道的英语。

三、西方文化教学的新途径

西方文化教学的进行可以通过以下途径。首先，我们应树立正确的文化观。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某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有优势或劣势。我们在继承、发扬和传播我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要不断了解西方各国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其次，英语教师应在课堂教学中不断融入西方文化教学。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除了明确语言点以外，还要明确文化点。文化点应主要围绕影响语义和语用的各种文化因素进行讲解，包括语言承载的文化内涵以及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等。教师在课堂上应强化学生语言的运用。教师应充分利用课堂时间让学生进行分组会话、分组讨论或演剧目等。在进行不同典型话题的语言运用过程中，比如如何问候、表达谢意祝福等，学生会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教学方法能够培养学生对语言所蕴含文化的敏感度。大量阅读西方文学经典作品。通过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佳作，学生不但可以了解该作品体现出的某个民族的文化，还可以学会如何鉴赏文章。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应该相互渗透，有机结合。最后，教师在充分利用课堂时间之余，还应多组织英语课外活动，例如举办英语晚会、英文歌曲比赛、英文脱口秀、英文话剧、英语知识竞赛、英语辩论赛、英美文化专题讲座等。但这些活动的组织安排也应遵循一定的规则：英语课外活动应与课堂教学同步进行；教师只是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学生才是参加者和主导者；一切的活动要尽量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时间的安排要恰当合理。

四、英语教学改革的启示

传统的只强调语法、词汇等的英语教学已经不再适合时展的需要，我们需要对英语课堂教学进行改革。1.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教师想要向学生渗透西方文化，就必须自己先找到相应的文化点，并具备介绍和说明这些文化点的能力。因此，教师在具备扎实准确的英语语言基本功的前提下，了解西方文化，尤其是英美国家的文化，同时也要让学生不断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学生只有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才能达到用英语交际的正确有效。2.教师应加强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教师应努力培养学生的自学意识，尤其是培养在课后积极主动丰富西方文化知识的意识，这种意识的提高会增进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使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3.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教学任务的决策者和教学内容的改革者。教师应充分发挥自己的指导作用，不断加强对学生西方文化知识的灌输，并通过制定合适的教学任务和实行可行的改革方案来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4.教师要加强研究文化与语言、交际及英语教学工作的关系，不断丰富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教师在课堂上如果只教授英语的单词和语法，忽略文化知识的传授，学生就会感到枯糙乏味，跨文化交际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再加上我们的学生身处中国，很难有机会去英美国家学习英语和感受英美国家的社会文化，所以教师应尽力引导学生沉浸到英美文化中，最大程度地理解英美文化的内涵。教师的英语教学应针对课本内容和日常交际需要进行，将中西文化共性和中西文化差异融会贯通，从而使文化学习和语言学习有机结合。在课堂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教师应尽最大可能在教学中融入英美国家历史和社会生活全貌，最好配备DVD光盘，通过影像和声音传递文化信息，使语言教学的内容形象化、具体化。具有新颖性和趣味性的影像资料应展现英美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自然景观、民俗风情等。这种展示将有利于学生了解英语在实际场合中的应用。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还应设置合适的语境，组织一些可涉及英美国家社会文化层面的分组讨论或会话，话题尽量是学生感兴趣的，激发他们讲英语的欲望。

五、结语

第10篇

(一)两书简明评价书一整体结构合理

写作思路清晰，每章的小结部分简明扼要，易于理解。作者抓住首章所提五个观点，从社会文化对人类学习的变化影响角度回答了以下问题:1．教师如何学会教学;2．教师如何认识语言;3．教师如何教授第二语言;4．在语言教师职业中始终存在并一直变化的更广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宏观结构;5．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由什么构成。紧紧围绕教师这个主体，以社会文化的影响为根本立论，从教学方式、内容、理念、环境等因素入手，解答了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面对语言教师的发展诉求和困境，其理论与实践范例具有较强指导意义。书二为论文合集，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支持，研究内容丰富，涉及文化意识强化、教师身份认同、教师概念发展、教学理念转化、策略性中介手段、教师发展范例、课程改革实践等。多篇论文以个案研究为例，从理论综述到实验过程，记述详略得当，使读者能够把握研究步骤、明确研究目的，为进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本书虽研究视角多样，但社会文化理论却表现出强大的解释力，将研究内容与理论有机结合给读者启示。

(二)两书理论、实践层面的指导意义

理论层面上，两书皆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将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调节理论(也称中介理论，Mediation)、活动理论、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和“支架”理论(Scaffolding)等与实例结合进行诠释。该理论源自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20世纪30年代所创立的学说，认为个人的学习与一定的文化、历史和风俗习惯背景密切联系，知识与学习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知识源于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高艳，2008)Vygotsky在人类心理和社会环境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关系，认为高级认知功能的发展依赖于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以及语言与其他社会文化符号产物的调节关系，这就是调节理论，其要义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工具中介的。教师如何利用语言作为调节中介开展教学活动来提高授课水平，成为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重点。活动理论强调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在个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关注“个体或者群体在特殊情境下采取哪种活动”。该方向的研究从活动、行动和操作方法三个层面进行。活动是情境，行动是以目的为导向的行为，而操作方法是完成一个活动的方式。(秦丽莉、戴炜栋，2013)语言教师的教学涉及了活动理论的三个层面:课堂教学是情境，围绕教学目的实施的教学步骤是行为，而利用教学手段组织的课堂活动是操作方法。因此关注语言教师教学实践以促进专业发展与活动理论息息相关。最近发展区是指“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实际发展水平是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潜在发展水平是在成人指导下或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Karen＆Paula，2011:6)ZPD涉及学习者的当前能力水平和潜在能力水平，而这一潜在能力水平达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即:有能力强于该学习者的他人，如教师、家长、同伴等的协助或引导。(刘学惠，2011)这一情形常被喻为“支架”，通过搭建“支架”，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形成互助、合作、引导等关系，可以促进教学、增强交流。实践层面上，两书提供大量个案研究，从数据的采集到分析都给出详尽的描述，所提及的开放访谈、课堂观察、刺激回忆、反思日志、教师自述、集体会议、教学计划等数据收集方式，具有较高参考价值。重点介绍的专业发展范例，如:批判性朋辈小组、课例研究等讨论了教师自述的本质，实验结果证明这些范例对于教师反思教学行为、发现教学弊端、增强师生互动、提高课堂效率等效果显著。作者呈现的案例，从问题提出、理论阐释、实践过程到结果讨论，给教师教育的实施者、语言教师自身等进行专业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二、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启示

在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个人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探索实践的过程，同时需要宏观环境、客观条件的支持。通过两本著作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语言教师要重视自身概念的发展和认知的提高。两书都强调语言教师概念的发展和认知的提高，例如:书一第二至五章，书二第五至七章。语言教师的概念和认知涵盖多方内容，如:认识论的转向、学习的概念深化、教师身份的认知、语言的特性等。教师概念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早期学到的关于语言、教学等的知识，影响着教师教学行为的实施，伴随教学活动的开展，教材内容、学生反映、教学要求等会冲击教学观念。在社会文化视角下，作为受文化、历史、社会影响的个体，教师的学习、教学源自其在课堂和学校的社会性实践。面临来自学校环境、专业水平、学生需求等各方面的挑战，作为语言教师要及时调整心态，提高教师身份认同，将自己融入社会文化情境中，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概念和认知，才能实现专业持续发展。

2．合作和反思是语言教师专业发展实践的有效途径。两书用了较多篇幅论述了合作和反思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从理论框架到具体实施形式都给以深刻启示。教师间的互助合作为彼此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观察、评价的伙伴，反思、倾诉的对象以及提高、发展的机会。教师可以互为观察者、指导者、协调者、辅助者，通过组对进行课堂观摩、集体备课、彼此评课、互相访谈等，在交流、反思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同事间的交流也可以建立一个发泄不良情绪、缓解心理压力的平台，寻找身份认同。合作式的教学，既可以分享丰富的教学资源和经验，又可以共同面对困境，在心理上有一个同舟共济的伙伴，营造合作文化。反思可以是同伴之间的，也可以是个人的，而撰写教学反思日志是促进教师教学和自身发展的有效途径。反思日志包括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教师对于授课思路的整理、教学内容的分析、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个人教学困惑甚至是教师情感的流露等等。反思日志可以为教师提供一面审视个人的镜子，既可以重新梳理教学过程，也可以直面自身问题，在反思中不断调整自我，提高教学水平。

3．重视语言教师培训以助力教师专业发展。在两书探讨的多个案例中，不难发现国外极为重视教师培训，项目重实践、内容多元化、制度常态化，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相比而言，国内语言教师无论是职前教育还是职后培训与国外差距甚大。我国语言教师多为语言专业毕业的学生，无论是理论层面的教学概念、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知识的储备，还是实践层面的教学任务设计、课堂活动组织、管理手段等的学习，都缺乏系统训练。而书中提到的培训方式，如:短期集中培训、学术论坛、网上学习与交流、参观教育项目等，都是值得借鉴的。重视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可以在语言教师进修、访学、交流、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对于教师进行的课程改革和专业发展研究项目给予资金帮助和管理制度上的倾斜。只有客观大环境认识到教师教育的意义，不断完善服务条件，助力教师专业发展才能实现。

三、结语

第11篇

论文摘要:语言文字除了需要规范、标准之外，还必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没有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规范就只能是僵死的、停滞的条条框框，也就不能更好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无法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服务，因此，任何规范标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社会在发展，科学在发展，文字语言就必须是动态发展的，对规范标准应适时进行修订和完善。这就是文字规范、丰富和发展的记辩证关系:规范是发展的基础，丰富是发展的渠道，发展是规范的前进，三者相辅相成，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转化。

1我国文字规范的形成及现状

汉字产生之前“上古结绳而治”，自然是没有规范的。后世从图画和契刻受到启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约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规范。

汉字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范。旧中国长期以繁体字为正体，那么，以繁体字为代表的正体字也就成了当时的规范字。虽然当时以繁体字作为规范，但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手头字、俗字已经开始流行。这便是对汉字的丰富和发展。

两表的调整表明我国语言文字规范的一个立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没有终止的时候，需要从语言文字的自身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国情出发，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使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成为积极引导规范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研究了目前作为字形规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认为此表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在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

1.1笔形的变化规律不够统一

①末笔是横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横变成提，“车”和“牛”作左偏旁时改变笔顺把横变成了提，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革”字作左偏旁时也应改变笔顺把横变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时末笔不是横，四点上面部件的横不应该就提。

②末笔是竖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时，竖变成撇，如:翔、邦、等，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韩、郸、韧等字也可以变，特别是“”变“艳”字，左边部件与“邦”相同，理应变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时撇变成竖，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却没变。

④“木”字做底时，如果上部是撇捺对称且覆盖“木”字的部件，要把捺变成点，如:条、茶等。如果上部不与撇捺对称的部件为邻，则不必改变捺的笔形，如:桌、梁、棠等。可是“杂、亲、杀”三个字本属后种情况，却按前者的规律把捺变成了点。考查这三个字的来历，原来它们在繁体字时代只是该字的左边部件，简化时把右边简掉，却没有把作为整字时“木”字该有的捺恢复过来。与此相反本应根据避重捺的原则把其中的“米”字的捺变成点，然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却设计为两个捺。

1.2笔顺的规则也不够统一

汉字的笔顺基本上是按人体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点和视觉审美要求约定俗成的，这叫作自然笔顺;规范笔顺是在自然笔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制订出来的。规范的笔顺主要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外到内和先外后内再封口等几条，除此之处，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但一般都应该符合人的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性。

汉字的历史太久远，形成的因素太复杂，要想通过几条规律把它们统一起来，简直是办不到的。不过，作为汉字的规范标准，是文字继续丰富和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有规律、越容易掌握，推广起来就越有效率。我们应该从“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原则出发，尽可能地使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现状得到改善，使汉字构形及组合时的变化规律趋于统一，为语文教学、社会应用和对外汉语教学开创新局面。

2文字规范发展的方向和措施

汉字喜逢盛世，必须抓住机遇，尽快适应世界汉语热的需要、中国加人WTO后因交际的需要、科技发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发展速度。

2.1调动国家与民间两个个积极性，加大汉字研究的力度

国家“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民间的积极性调动得不够充分。汉字产生于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生活，如果只有国家主管部门的研究而没有民间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只盯着民间用字出现混乱现象的消极因素，而忽视人民群众使用和创造文字的积极因素。语言文字的政策应该适当放宽，鼓励民间建立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并积极征求汉字使用者特别是语文教师的意见，吸收民间汉字研究的成果，使语言文字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

2.2制定对内汉语汉字考试等级制度

第12篇

论文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言语行为；语用失误

一、引言

我们生活在言语的世界之中．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制造“言语行为”．实施的言语行为也是多种多样的．很难想象没有言语行为我们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为语言的调查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言语行为理论是以句子为中心的。言语行为会凶文化模式，地域，价值观，传统，以及思维方式有所差异．而这为交际带来困难意识到这些差异之处对于我们认识交际活动和改善交际状况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在与英语国家人民进行交际时总会无意识地用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准则，社会规范，社会语言规则来判断和解释别人的言语行为．因而语用失误在所难免。

二言语行为理论框架

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研究的发展可以说有杰出的贡献。根据奥斯汀的解释，一个话语的言语行为是同时由三个次行为来实施的：言内行为illocutionm’yact)、言外行为(iUocutionaryact)~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ac0。言内行为泛指一切用声音说出的有意义的话语：言外行为涉及说话者的意图，为断定、疑问、命令、描写、解释、致歉、感谢、祝贺等；言后行为涉及说话者在听话者身上所达到的效果为使之高兴、振奋、发怒、恐惧、信服。促使对方做某件事或放弃原来的打算等。达到了说话的效果，这是言后行为。也就是说．言内行为是通过说话表达字面意义。言外行为是通过字面意义表达说话人的意图。如果说话人的意图能适当地被听话人所领会。便可能带来结果或变化，这便是言后行为。但是，说话人的意图未必一定被听话人领会．因而说话人希望出现的结果并未发生．这时候就会导致交际的失败。

三、文化差异与语用失误

语用失误的研究始于JennyThomas她在1983年发表的《跨文化语用失误》一文中首次提出语用失误这个术语，专门指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对语用意义做出不到位的理解或不恰当的反应。它不是指一般遣词造句中出现的语言运用错误，而是指说话不合时宜、说话方式不妥、表达不合习惯等导致的交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失误。这种语用失误是语用规则迁移所造成的．即不同文化的们在相互交际时直接把自己语言的话语翻译成目的语．而不考虑这些话语应该遵循的交际规范．其结果是一种言语行为的施为之力在不同文化中失去作用。说话人的言外行为不能完满地被听话人所正确理解．形成多义、歧义。言后行为不能圆满完成。使言语行为的表达意图与效果之间出现矛盾。

四、几类具体言语行为中由文化的差异产生的语用失误

人们在实际交往时所实施的言语行为会因为文化、区域、地区、职业、性别、乃至个人不同，为交际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在那些较为程式化的言语行为中，如问候．请求、恭维等等文化差异就更加突出了。

(一)招呼言语行为中的语用失误

招呼语在人际交往中是非常重要的。它往往是言语交际的开始．其使用恰当与否有时会直接影响到交际过程能否圆满完成，一句不合时宜的招呼语有时会直接导致交际的失败。不同文化背景下．招呼语的使用及其功能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人问候他人，内容并不一定就是说话人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你吃了吗?”并不表示说话人真的关心你是饿还是饱，言外行为不过是打个招呼、问候一下对方。在中国人看来．对他人表示关心和热情是礼貌的行为．甚至初次见面也会相互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情况、职业、收入等等。他们认为．相互询问一些情况可以缩短彼此之问的社会距离。我们看下面一段对话：

我：你多大了?

同乡：十九。

我：参加革命几年了?

同乡：一年。

我：你是怎样参加革命的?

同乡：大军北撤时我自己跟来的。

我：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同乡：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茹志鹃《百合花》)

这似乎不是在谈话．倒有些像是在审讯．或查户口。但在汉文化里，这却是关心、亲热的表示，不是不礼貌的言语行为。但对操英语的人来说．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有人向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询问这样一些问题．他们就会感到对方在粗暴地干涉他们的privacy。因为西方人见面打招呼时不会涉及到实质性的内容．一般总是说一些纯属客套的问候语。不了解汉文化习俗的外国人并不会认为这是一种起交际作用的问候诏．“问候”这一原有的“言外之力”就会失去比如问对方：“Haveyoueaten、，et?”对方可能认为这不是单纯的见面问候的话，而误认为你在发出对他的邀请当一个中国人见到他或她所认识的美国人时．也许会脱口而出“Whereareyougoing?”如果美国人不懂中国人的语用习惯．误以为是在探究他的行踪和去向．语用失误就发生了，以至于所以他或她对这一问话的反应极有可能是：…ItSHoneofyourbusiness”。

(二恭维言语行为中的话用失误

恭维也是一种礼貌言语行为．是说话人对听话人所具有的某种双方认可的优势或长处积极言语评价的行为．在人们日常交际中被频繁地使用。

根据赫伯特、尔姆斯和沃尔夫森等的调查，英语中恭维语的主要功能一是表示欣赏．二是协调交往中双方关系的“一致性”．即恭维者把它作为一种融洽社会关系、增进彼此感情或交情的手段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恭维语却似乎不是一个有力的协调“一致性”的行为．贾玉新的调查显示．只有占5％的人认为恭维语主要是用于完成此日的汉语中恭维话的功能主要集中在：(1)使对方感觉良好；(2)欣赏；(3)利用他人。因此要确定一句恭维语的功能．必须要依据文化语境和现实交际中双方的关系来分析其次恭维的话题也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男性称赞女性的容貌、身段、穿戴打扮等，可以说是很平常的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上是个禁忌。现在情况虽然有了一些变化．类似对女性外貌方面的恭维逐渐多了起来．但依然要受具体情境中各种因素的限制如果学了汉语的美国男子用“你是个挺性感的(sexy)姑娘”这种话来恭维他见到的中围女孩．特别是第一次见面．这个女孩恐怕因此对这个男孩子产生反感．起不到恭维的效果。然而对美国人来说，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恭维”之力被减弱。美国比较喜欢“变化”、“差异”，因此凡是某种变化、某种新意都有可能受到恭维：而中固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是“趋同”．因此某些变化和差异受到恭维的程度就远远低于美国文化。

(三)请求言语行为中的语用失误

请求这一言语行为是各社会、各群体所共有的普遍交际行为，其特点是听话人有接受或拒绝请求的选择自由。但是由于英汉民族在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礼会规范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所以说请求言语行为也会随着语言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如果我们用自己的社会规范向英语国家人士实施自己的请求行为和解释他人的请求．很有可能请求语会失去请求之力．或者不能正确理解他人的请求意图从而产生语用失误。

在西方社会．即使上对下、长对幼实施请求行为．也通常使用婉转词“Please”以示礼貌；同级或下对上的请求表达更是婉转相比而言．中国人实施“请求”行为之语句在西方人看来或者过于“直接”．或者过于“间接”。对于中国人“直接式请求”的方略，英美人可能会感到过于突兀，视之为缺乏礼貌；而对于中国人“暗示”式的“问接式请求”方略．西方人可能又会感到茫然不解．认为其迂回的说法或冗长的解释会使话语失去“请求”之力。我们看下面的一段对话。思考一下为何谈话的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ChinesePoliceman(A)goestohisBirtishsupeiror(B)andasksforaleavetotakehisgirfriendtohospim1．)

A：Sir?

B：Yes．whatisit?

A：Mygirlfirendisnotverywel1．sir．

B：So?

A：Shehastogointo hospita1．sir．

B：Wel1．getOilwithit．Whatdoyouwant?

A：OnThursday．sir．

B：Bloodyhel1．，man，whatdoyouwant?

A：Nothing，sir．

我们知道．上述对话中的言内行为无论是词法还是句法均毫无差错．言外行为的语用意义则为“CanvOUalowmet0leave?”言后行为应为主管允许或拒绝下属的请求．可以从上述对话中不难看出．由于言外行为未被理解．也就未能对言后行为的预期效果。造成这种失误的原因是说话者误认为字面意义相同的汉英言语．其功能也完全相同．因而就只注意了语的形式或意义，却忽略了受话者由于文化不同而无法准确地把握言外之意。

第13篇

论文摘要：语言文化学作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产物，是西方文论的重要延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对其研究中承载着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尤其是表象理论的发展，其特征、结构对文学、艺术、文化等有了新的阐释，尤其是结构中的定型对文学造型与艺术事实对现实生活的模仿等在文学文化领域有了新的解释，是对当下文学文化现状研究的必然需求。

语言文化学自产生来时，在人文思想上坚持以为文本的理念，对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加以尊重，对文化的内在性、民族性与本然性作出阐释。表象与知识更具有名族地域特色，因此对表象理论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情感倾向、自我文学、艺术等的发展与独特的思维特征。

一、表象理论综述

本文所写的是表象问题，它与知识更具有民族特性，其独特的表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在表现其独特的民族族心智特征上有重要意义。

表象一词并不是语言文化学先发明的，在古老的东西方早有其渊源。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概念来自表象”和“灵魂不能无表象而思维”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表象思想主要表现在《周易》中，其中所表述的“象”更多的是意象，《周易》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角度出发，通过不同的意象来阐述世界本原以及事物的本质。

哲学认为表象是对客观事物的印象留存于大脑记忆中，其产生是由外在的刺激物所引起的。心理学认为在头脑中形成的对感知事物的形象，无论是否受到刺激引发都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里，也就是说，表象在生活中的作用很大，已经潜入到我们的思维之中，不自觉的影响我们的活动，同时表象还具有强烈的民族倾向性与思维特性。因此，对于语言文化学的民族文化研究来讲，表象更具重要性。因此语言文化学的表象理论研究对国际间文化的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表象的特征与分类

1.表象的特征

语言文化学中的表象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表象，包括形象与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意义属性。可见，语言文化学范畴的表象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可以是集体也可以是个体的。表象结构在当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更为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多媒体网络技术所提供的独有形象，其结构所带给我们的直观刺激性、可感性更是让大众感到快意。也就是说，表象在更广范围的国家文化交流中，通过研究民族语言文化的特点，进而探询民族思维和精神世界，达到为国际文化交流服务。

2.表象的分类

表象可以分为集体表象和个体表象，因为表象具有双重性，它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集体的，这是表象特有的个体性和超个体性。具体到个体来说，每个个体都具有各不相同的个体表象，而从个体所属的民族文化角度来看，必然要接受从这一文化共同体中继承下来的民族的共同的表象，这就是集体表象。两者之前的区别研究在语言文化学之前便有：有的把集体意识看做社会成员世代继承的公同的信仰和感觉系统，在这个基础上群体可以产生共鸣；有的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形式，是“一般思想”中的知识，其内容、功能和再现都受社会制约；有的认为社会表象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认知现象，它们是关于行为、思想和价值的多层次系统等。

三、表象的结构

由上文可知，集体表象是语言文化研究的重点，因此，在表象理论中一般指集体表象。在集体表象的结构体系中主要有先例现象、定型、艺术事实与鬼神。

1.先例现象

“先例”或 “前例”，指“已有的事例”或者“可供后人援用或参考的事例”。语言学术语“先例性”，基本是这个含义，表示“己有的可以供后人援用和参考的事例”。

先例现象作为一种表象，自然具有表象的特征，但是又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作为先例现象需要具备几个条件：具有超个体性，在这个个体共同体或者民族文化体中他们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很熟悉，如同常识知识一样熟知，至少知道这些现象存在；在认知层面上这个现象是现实存在的；此种现象在某个民族文化群体的言语中经常出现，带有民族标识。

先例现象具有自己的原型性与单一性，也就是说同一个民族中的先例现象有着相同的原型形象、评价取向及伴随意义。先例现象非常广泛，可以是言语思维活动的各种文本，也可以是非言语类的绘画建筑等。但是语言文化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是语言化先例现象，并按照语言单位本身特点将其划分为先例名、先例语句、先例情景与先例文本。中国的四大文学名著，他们的书名、故事情节、重要人物等被后人时时提起。这些文本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具有先例地位。

2.定型

定型作为一种复杂的现象，可以从社会学、心理学、认知学、语言学、民族心理学与民族语言学等方面加以论述，其中研究最多的就是社会学，社会学家们主张定型是在一定的民族精神需求与文化动机基础上产生的，是同种族行为方式相关的模式，它反映了一定的民族、或社会团体对某个需求的语言化符号，是社会需求的反映，在社会化进程中对个体意识有着典型的促进作用。

定型作为表象主要有情景和表象两种形式，前者是一种行为定型，后者是表象定型。因此定型又可分为情景定型与形象定型，情景定型如排队、交通、考试等情景，形象定型按照事物所属的不同领域有动植物定型、人类定型、职业定型、社会定型与人定型等。语言文化学主要是对反映民族文化的行为定型和形象定型有所关注，如民族行为定型中的传统风俗习惯等。在现实中有的行为定型仍在农村地区多以种植农作物为为主的形式保存着，还有在婚礼中的行为等也有不少不存。形象定型则侧重于更多的动物形象，如在西方文学中，绵羊多指性格上愚钝、倔强或者顺从命运等群体，狗熊是指笨拙、没教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代表。从上可知，定型与先例现象基本相似，都带有民族性标识，是民族文化的表现，是主观对客体现实的反映。

3.艺术事实

艺术事实是现实的模仿，可以算是第二种现实，通常是文学等艺术作品中的人或物，它具有一定的民族标识性，对文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艺术事实主要分为两类：现实生活中的对应物与潜在世界、第二艺术世界，它们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前者以镜子为例，一方面它具有客观属性，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在自我的传说、神话或文学作品中，镜子被赋予了神奇的魔力，能够知道古代、展望未来，这是在前一种现实镜子对照中的艺术事实。后者是仅仅存在于第二重现实中的艺术事实，如《西游记》哪吒三太子烽火轮、乾坤圈等，这些在现实中没有的东西，也只存在于潜在的艺术世界。

4.鬼神

鬼神不具有原型性，同时在唯一性上比较缺少，他们存在于各种形象之中，如西方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文化中的鬼神由于地域民族的不同有着区别。鬼神和先例现象处于原型性和唯一性标尺的两端，具有完全截然相反的两极性质。

参考文献：

[1]丁听.语言国情学的出路一文化语言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4.

第14篇

英语起源于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及罗马人征服古代大不列颠岛后产生的盎格鲁，即撒克逊英语。而英语真正成为民主标准语言是在15世纪时形成的，通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形成统一的、标准的民族语言。二次世界大战将英国文化推向国际化，但此时向国际化发展的英语文化是美式英语。主要是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其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贸易等众多领域的优势，使美国英语成为英语文化发展的主体。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的崛起，这大大促进了英语文化的发展，英语文化在美国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渗透到各个国家中，最终取代欧洲文明本身，成为影响世界的主导强势文化。英语文化发展至今已经非常成熟，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占有绝对的地位。

二、基于文化归属感分析英语文化的文化趋同

文化趋同实际上就是指对不断进步的理念和普遍价值观的追求，是超越本土文化的文化和价值认同。文化趋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文化归属感的指向，是一个民主从众、附和心理和价值取向的真实体现。英语文化这一世界主流文化和强势文化，在现代化的今天，出现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实现英语文化的文化趋同对于我国文化水平的提升有很大帮助。

1.英语文化的文化趋同，为我国文化归属感指明方向

在现代化的今天，英语文化作为世界主流文化和强势文化，在当今占有绝对的领导地位。我国要想在国际中更好地发展，注重英语文化的文化趋同是非常必要的，其能够促使我国文化更加向国际化文化发展方向靠拢，以辅助我国在国际化这条道路中前进。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经历时间考验的英语文化更加具有民族特色，促使其归属感更加强烈，其能够将一个民族的从众、精神、价值取向、附和心理等方面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而这正是我国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为此，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为出发点，积极主动地进行英语文化的文化趋同，使其为我国文化归属感指明方向，促使我国文化不断向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进行。

2.英语文化的文化趋同，促进我国文化多元化

文化归属感往往体现出一个国家的从众、精神、价值，也能与世界大国及主要民族国积极倡导文化多元性相吻合。从此观点出发，就英语文化进行分析，可以确定的是英语文化的文化归属感特别强，能够在现代化的今天成为世界主流文化。在我国文化向外延伸的今天，注重英语文化的文化趋同是实现我国文化多元化的有效措施，将我国文化与英语文化融合在一起，我国文化会具有多元性、丰富性、国际化，有利于我国文化更好地发展。所以，从文化归属感出发，英语文化的文化趋同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得以实现。

3.英语文化的文化趋同，提高我国文化的重视度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国民了解的信息更加广泛，对于民族文化的重视已不复从前那般重视，这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很大影响。为了促使我国文化能够一直传承和发展下去，基于文化归属感出发进行英语文化的文化趋同是非常有效的措施。英语文化这一主流文化和强势文化与民族文化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能够大大增加民族文化的影响力，让国民将目光落到英语文化方面的同时也关注着民族文化，这将大大提高我国文化的重视度。所以，英语文化的文化趋同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很大帮助，值得在我国有效地实施。

三、结语

第15篇

【关键词】文化图示 侗族传统文化 英译

Abstract： The study on China’s Dong nationality’s folk culture is the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time. This paper， taking China’s Han nationality’s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bridge， analyzes the cognitive comprehension of Dong nationality’s folk language and culture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schema and probes into the strategie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ong folk culture’s publicity materials from the levels of schematic correspondence， schematic conflict， schematic default and schematic mismatching so as to provide some essential help for the elimination of cultural barriers in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used by cultural variety.

Key words：cultural schema， Dong traditional culture， publicity material translation

引言：

通过关键词和主题搜索，当输入“外宣资料英译”、“民族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英译”、“侗族民族文化的英译”等词时，我们从中国知网2000-2012年不完全数据统计获悉，涉及外宣资料翻译或英译的论文有34篇，涉及少数民族文化英译的论文6篇，涉及侗族语言文化英译的为0篇。根据笔者对国内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虽然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出版了大量优质中国典籍英译本，但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方面的产品较少。同时综观作者所在省市涉外侗族民俗风情旅游区，有关侗族民俗风情的译文也较少，现存的译文对大家所熟知的侗族文化标识的英译存在不统一性和随意性，对侗族民俗文化特有的且不被大家所熟知的文化标识的英译资料更是微乎其微。因此选择从文化图示视角探讨侗族文化与西方文化构式的异同，深入研究侗族传统语言文化的英译策略，不仅可以弥补民族典籍英译在侗族方面研究的空白，而且可以为后期侗族典籍的英译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和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文化图示在翻译过程中的运用

“ 图 示 ” （schema） 最 早 是 由 英 国 心 理 学 家 Frederick Bartlett（1932）在他的作品Remembering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经验的反映或对过去经验的积极组织。[1]图式作为人们从自身的经历中获得的一种背景知识，在翻译的理解与表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示主要分为四类：即内容图示（关于世界的基本知识）；形式图示（关于不同文体的修辞结构的知识）；语言图示（关于语言词汇和语法的知识）及文化图示（关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 博迪（Bedir）也提出了文化图示的概念，即所习得的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bout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being learned）。[2] 简而言之，文化图示是指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包括风土人情、历史背景、民族心理等内容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

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约翰所说“特定的社会语言是这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的事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3] 翻译，已不仅仅被看做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对原语的文化图式进行正确的解码，并将其移植到目的语中去，才能有助于译语读者的正确理解和语言信息的充分转换，因此，译者应该了解语言并使用的“文化图式”，才能使译文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

二、侗族传统民俗文化外宣资料英译

侗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表现在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始古朴文明典雅风趣而且带有几分神秘；侗族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普遍存在于侗族人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饮食到居住穿着，从文学艺术到，从社会组织到社会生活和生产，从体育到医药等等，浩如烟海，独具特色。由于语言的隔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迄今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对外翻译的现状更不容乐观，在多元文化受到高度关注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侗族这个少数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英译，对增进各民族间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沟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侗族作为中国民族文化标签的一支，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在进行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时，必须对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充分而正确的理解，激活内化在记忆中的两种相关的文化图式，找到对等的文化信息，然后转换成目的语读者所能接受的语言信息，并尽可能保留原文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以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侗族民俗传统文化往往涉及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神话传说等，不一定在英文中能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试从以下四个角度，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图示对应

不同民族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沟通，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共同的文化风俗习惯，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会有着共同的文化认知基础。[8] 例如：侗文化与汉文化就有许多融合或相似之处，而汉文化与英美文化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所谓图示对应就是指用目的语中能准确、全面表达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现成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的文化图示。在这种图示下，采用直译法可能是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相对简单，而又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译者可以直接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对应的词汇。如在汉译英过程中，侗族传统文化中对于“烟”一词的描述为“烟作为侗族人民传统的生活调剂品，对烟具十分讲究，素有‘茶三酒四烟八杆’之说。” 所谓的烟具就可直接英译成“smoking gadgets”；此外，鼓楼（drum tower）；侗族大歌（The Dong Big Song）等词语均可直译。这些译文不仅表达简洁，而且建立在汉英民族相似文化图示的基础上，因此有利于跨文化的有效交流、减少文化冲突。

此外，英侗民族因地域条件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生存方式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表现为开放流动性与封闭稳定性两种不同类型。每个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由此而形成了建立在民族心理基础上的民族差异。英伦三岛四面环水，水产捕捞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鱼对大英民族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侗族和汉族同为农耕民族，既没有游牧“马背民族”的那种疆土扩张意识，也没有“海洋民族”的那种海外扩张意识。汉族文化和侗族文化均为“内陆型”，但是鱼却是侗族的主要图腾之一，在侗乡处处可见鱼的形象，以鼓楼的雕饰彩绘最为常见。在贵州黎平、榕江一带还有一种酷似汉族道家太极图的“双鱼图”（Double fish patterns）。在汉族神话中，鱼是生殖崇拜的反映，如“鲤鱼抱子”（carps bring a son to you），侗族也有同样的鱼文化内涵。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西方文化中与fish有关的词语进行英译。至于在侗族人民的心目中，把山、水、火、土、太阳、月亮和风、雨、雷、电都当作神灵，则与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相通。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希腊神话中相对应的神进行英译。当然，直译法并不是万能的，也有行不通的时候。例如：“蛮夷之地” ，倘若直接翻译成“the savage land”，从译文读者角度理解，该译文容易被误解成“荒原” 或“原野”。 笔者结合“蛮夷之地”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认为将其译为“the untouched area”较适宜，这样既不会让读者误解该词的含义，同时更易于让读者接受，从而可以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

（二）图示冲突

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可能有共同点，但由于人们对不同事物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对同一事物在表达方式上会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在两种文化进行匹配的时候产生冲突。此时我们可以采取交叉法，即用目的语中能表达出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同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中的文化图示。这种方法要求译者要正确地对源语文化图示进行解码，同时又具备大量的目的语文化图示。下面来探讨一下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伦理道德实践上存在的图示冲突：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在个体充分的道德觉醒的基础上，自觉地去履行社会伦理纲常，把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付诸实践。诚如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舍生取义”则代表了一种更崇高庄严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侗族也有与其相似的伦理道德，不过尚未褪尽其原始氏族文化色彩。侗族的道德义务感体现在“补拉”文化中。补拉组织是远古父系氏族组织的次生形态，至今仍在侗族普遍存在。补拉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履行道德义务。如在补拉的自治规约的五个功能中，第一个功能就是互助功能。从添子到办三朝酒，到结婚办喜事，从建房扛树、树屋架，到老人过世的治丧，都要全补拉成员出动，并且不计报酬。这种一家有事大家相帮的习俗，侗族叫“尼补拉”，它其实就是一种原始古朴的道德义务活动。侗族补拉成员互助的最高形式是“血族复仇”，它表现了一种“原始形态”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叫做“起补拉”的“血族复仇”，是基于外人对本补拉组织的人或物的严重侵害而产生的。后来，它与抵抗官府对侗族的迫害、进剿的斗争又重合在一起，更体现了侗族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4]不管西方文化还是中华文化，都有家族的概念，只是在西方文化中，家族是带资本主义色彩的而中华文化中的家族则更带有封建意味。不论是在侗族传统文化还是汉族传统文化中，世仇都是易结难解，涉及后代子子孙孙的问题。然而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不存在世仇一说，只有血仇。由于受西方传统文化内涵――独立的影响，仇恨只涉及本人这一辈。所以在介绍侗族“补拉”文化时，首先宜将“补拉”直接音译成“Bula”，然后用描述性语言，借鉴现有的汉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的英译本中涉及“大家庭”文化的文本选择性的加工和应用。在涉及“血族复仇”之类翻译时，笔者从译文读者角度考虑大胆借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与凯普莱特家族的典故，将侗族文化的“补拉”“血族复仇”英译为“the feudal culture of Family Montague and Capulet in Dong Nationality”.这样不仅能有效地表达“补拉”所承载的侗族传统民族文化内涵，也避开了将“复仇”直译为“revenge”时呈现出血淋淋的画面，从而使译文读者心理更容易接受。

（三）图示缺省

由于不同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有时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图示在另一种语言里会产生缺失或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在译者大脑中也无法建立相对应的文化图示，这时就会出现文化缺省，因此需要译者清楚地了解目标语国家和译入语国家所处在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结合特殊的文化背景，大胆地对源语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比如：侗族人民信仰萨满祖神，侗族各个村落纪念这位萨岁神的活动被称为“祭萨”，在西方传统文化词汇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无法用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将其音译为“The ceremony of Sa”或“the ceremony of worshiping Sa”，并加注：“the ancestral god of Dong nationality”；侗族特有的巫傩文化，在西方传统词汇中也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则宜将其译为“Wu Nuo culture”并加注：“the specific religious culture”。除了音译加注法能够帮助译者构建新的图示外，意译法也能帮助译者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简单描述性的短语将原语的词义信息译出来，达到引导解释新图示的目的。如侗族传统木艺手工床：花床可英译为“well-sculptured bed”；千工床则可译为“A bed manufactured throug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days” ；侗族女性始祖“萨”一直是侗族人民崇拜的始祖神，几乎无所不能，翻译时笔者避开音译借用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将其意译为“the female Zeus”。再者，侗族人主要信仰自己近似原创的巫傩文化，有极具的特色“赶尸”、“撑杆立米”、“晃鸡定棺”、“巫师唤魂”等标签，在外宣过程中，宜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来翻译，上述词语可分别英译为“carrying corpse back to the home village”、“using a scale pole to hold up a jar of rice”、“roosters standing fixed on the top of shaking coffin”、“witch master calling back one’s soul”以保留侗族原有的文化特色。

（四）图式错位

图式错位指的是相似的意义在不同文化中以不同形式体现出来。由于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不同，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会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类似的观念。译者只有较好地掌握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才能呈现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色彩，而且不会歪曲语言中的文化意象。一般来讲，直译加注或代换法适用于这种文化图示下的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例如，侗族、汉族及西方社会神话中都有关于人类诞生的神话，由于信仰和其他因素，三者拥有不同的人类诞生神话。西方神话坚持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用泥土先造了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塑成夏娃，他们便是人类的祖先。而侗族的人类初生神话类似汉族女娲造人。祖婆萨巴天从自己身上扯下四颗肉痣，变成四颗蛋，然后孵化出人类的祖先松恩和松桑，两人成亲，养育后代，产生人类。笔者考虑到三个民族人类诞生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采用直译加注将侗族的人类诞生神话概括性地翻译成“Sa ba（the god of Dong nationality） made her four flesh moles into four eggs，then the ancestors Song En and Song Sang of Dong nationality emerged out of the eggs.”

不仅如此，侗族神话体系中，还有类似的创世神话。与西方《生物进化论》不同，侗族的创世神话《人类的起源》中，侗族先人用“混沌”（侗语中指似云霭、雾气、烟光而弥漫未分的物质）的原始物质作为宇宙万物的最初的元素，然后向生命的不断进化。侗族神话从个别具体的事物入手，叙述沿着卵（神话人物棉婆孵的蛋）或由树蔸白菌蘑菇虾子额荣（浮游生物）七节松恩（人）发展，构建了一个初级的、幼稚的发展链条，链条中的部分环节的代表物仍能在当今找到活体，有的则已无迹可寻，所以在英译时不能直接搬用西方生物进化论中约定俗成的生物进化的大致过程。笔者倾向坚持保留侗族生物链的特殊性对个别词采用音译附加类别词的翻译方法，将其英译为 Egg （or Stump） Trametes AlbidaMushroomShrimpErong（kind of plankton）QijieSongen（ancestor of Dong nationality）。由于侗族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将文化和史诗传承，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跨度巨大，需长时间地溯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译者只能对上述生物进化链进行尝试性翻译。

三、结语

综上所诉，在进行侗族传统语言文化外宣资料英译时，针对不同类型的侗族传统语言文化，从不同的文化图示视角，遵循不同的原则：侗族语言文化与汉语语言文化及英美语言文化相同或相似，既文化图示对应，可采用直译法或半直译附加意译的翻译方法；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文化中难以找到内容形式完全一致的表达，既文化图示冲突或文化图示差异，可采用套译法、直译附加类别词法、意译法，直译加注法等；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既图示缺省，译者可以大胆创新，对文化缺省的翻译进行文内、文外补偿，文内直译，有关文化缺省的说明则放在注释中或结合语境采取意译。但是，译无定法，译者应在明确外宣资料旨在尽可能的介绍给英语读者的前提下，既忠实于“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的核心”又不一味地采用“归化”，更好地传播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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