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保护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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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的迅猛发展，将人类文明带入一个新的信息时代。国际互联网络是数字技术与计算机通讯技术日益发展和密切结合的产物，作为一个巨大的通信网，其把全世界联结在一起。在网络环境下，版权所保护的作品有了新的传播方式，公众获得创造性文化产品的途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更，这对传统的版权保护制度造成很大的冲击。由于网络传输对版权人的利益有重大影响，因而该问题引起国际知识产权界的关注与兴趣。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组织专家研究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问题并找出相应的对策，如美国、澳大利亚、欧盟、加拿大等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于1996年底推出了两个新公约，解决网络传输纳入版权保护体系的问题。论文百事通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到1998年底我国Internet上网计算机已达74.7万台，用户达210万。且目前其发展极为迅速，因此网络传输对我国传统版权保护体系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版权制度是随着新技术的变化而不断完善的，我国的著作权法也应予以调整以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从重新界定合理使用和加强集体管理的角度，找出保护网络传输权利的对策，并提出对我国著作权法相应的修改建议，以期促进网络环境下对版权的保护。
二、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
计算机网络化给以往的作品传播形态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几乎所有传统传媒介质的作品都可以通过二进制数字编码在网络上传播，通过网络交换得到的作品与原始作品有完全一致的效果，且使用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于数字化后的信息很容易地改变或加工其内容，或插入其他信息。这种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对著作权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从本质上说，其仅仅是为权利人增加了一种传播作品的方式而已，并未动摇著作权保护的基础──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而不保护其思想内容本身。因而要使网络运行规范化，也不必对著作权法作根本的变更，只是应对现有规定作适当调整和补充。其中，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问题是规范网络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对于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学者多有论及。但大体有以下三种见解：
1、网络传输是一种发行行为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的规定，发行是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的行为。而网络传输中，与传输的网络联网的用户即可从其计算机终端上卸载作品进行阅览、储存、打印或以其他方式进行使用。因此这种向公众传输的结果和经济影响与传统意义上的“发行”有相似之处。计算机程序可以从一台计算机传输到十台计算机，当传输结束时，原件保留在发出传输的计算机中，复制件则存在于每一台计算机的内存或存储装置之中，传输的结果本质上与发行十个复制件相同。以网络传输向公众发行作品复制件与以其他传统方式发行并无区别，因此网络传输是一种发行行为。美国1995年公布的信息基础设施工作组“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作组关于知识产权的报告”，即通称的“白皮书”就建议，美国的版权法明确承认网络传输属于向公众发行，在版权人专有的发行权之内。我国有的学者也持此观点，认为网络传输事实上是在社会公众中发行作品的一种新方式。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主要原因在于网络传输过程中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复制行为，与传统的发行行为的内涵不符。从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的规定看，发行是与复制行为相联系的，复制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成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这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复制，此外还存在意义更加广泛的广义复制。这种广义复制实质上可以把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全部经济权利的行使方式都包括进去了，因为可以认为一切“再现”原始作品的行为都是复制，而不仅仅是原封不动的复制，翻译、改编、录制等都是作品的再现，只是改变了表现方式。但这种广义复制在著作权法上意义不大，且易造成权利混淆，故一般并不采用。对于网络传输，有的学者认为也存在复制过程，即通常所说的“暂时复制”。暂时复制是指作品仅进入了计算机内存，没有固定在任何有形媒体上，这在网络传输中是广泛存在的。美国的白皮书就认为暂时复制是一种复制行为，此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12月在日内瓦举行了外交会议，由于暂时复制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在版权条约的最终文本中删去了包括暂时复制的复制权的内容。关于暂时复制的主张实质上就是一种广义上的复制，这种主张并无太大的积极意义，相反还易导致网络运行各主体间权利义务的不确定，且其对于作品的使用，对于信息的流通，都会构成不同程度的障碍。因此网络传输过程中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复制，不是发行行为。再者，即使将网络传输行为看作是发行行为，也会产生与“发行权穷竭”原则的矛盾，应对该原则作例外规定。因为传统的作品的有形物经发行后，该有形物的发行权便用尽，而网络传输的作品是与有形物相脱离的，再适用该原则就会产生矛盾。
2、网络传输是一种类似广播的行为
网络传输是与广播相类似的公共传播行为，其同有线电视传输没有本质的区别。家庭录制设备的出现同样遇到网络传输今天遇到的个人大量复制的问题，但是对于个人复制广播电视节目，并未将广播权解释为发行权；而且采用公共传播理论，可以避免“发行权穷竭”原则的矛盾。但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的规定，播放是指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播放方式包括无线播放和有线播放两种。依该规定及伯尔尼公约的相关规定，只有有限种类的作品和有限种类的传播方式能包容进去。因此可以通过对播放权含义的扩充，从性质上确认网络传输是一种公众传播行为，是属于作者的一种专有权利。但需对播放的范围予以扩展，从播放对象看，既包括现场的表演和展出，也包括音响作品、动画作品、电影电视作品、文学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等各类作品的数字形式；从采用的技术上说，既包括通过无线电波和有线电视系统的播放，也包括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络的播放；从传输方式上说，既包括一对多的播放，也包括一对一的播放，即点到点的传输。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网络传输与有线电视传输确有技术上的相似之处；但二者毕竟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在运行主体、传输内容、传输目的、法律责任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将网络传输作为类似广播的行为予以保护，亦不甚可取。
3、网络传输是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增设网络传输权予以保护
网络传输具有不同于其他作品使用方式的特点，它通过联结千家万户的网络，利用计算机处理信息速度快、效率高、范围广的特点，向公众信息，传输作品，使得信息的流通产生了质的飞跃，因而应增设网络传输权予以保护。目前国内有些专家学者持这种观点。且1996年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的版权条约、表演和唱片条约规定了作者在网络上的权利，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这两个新条约规定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即网络传输权。
笔者同意这种观点。根据传统的理解，作品传播给公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公开传播，二是发行。网络传输行为尽管与这两种方式有某些可比之处，但不能将其简单地定性为公开传播或发行行为。只是可以作为立法上的参考，在司法实践中，在法律尚无明文规定之前，甚至可作某些类推适用。但从本质上说，网络传输行为与传统的传播方式完全不同，因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新条约中规定了网络传输权，也就是说，作品的传播目前应有三种方式，传统的公开传播、发行和涉及网络传输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作品在网络上向公众传输，属著作权人对作品实现经济权利的使用方式之一，具有和“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随着计算机网络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普及率的不断提高，作品通过计算机网络向公众传输，可能会成为作者使用作品的主要方式，而且这种方式的经济价值会越来越大，甚至会超过传统的作品使用方式。把作品搭载到计算机网络上向公众传播作为著作权人的一项专有权利，并在法律中规定，是计算机网络化健康、规范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目前国内网络传输的情况看，在版权保护方面基本上是无序状态。如果不尽快在著作权法中增加网络传输权的内容，司法机关会因法律的不明确而无法操作，侵权行为也得不到制止，长此以往，会使公众误以为任何作品都可以随意上网并免费使用，这种习俗一旦形成，将难于纠正。这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保护、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应在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增加网络传输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公开传播，包括将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其作品的权利。
因此，笔者认为，网络传输行为既不是发行行为，也不是类似广播的行为，而应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予以规范和保护，我国著作权法应尽快增设网络传输权，以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但同时也要注意维持著作权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
三、网络传输与合理使用
明确了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如何保护著作权人的网络传输权，这首先涉及到重新界定合理使用的问题。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一项的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可以合理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所谓合理使用，是指他人依法律的明文规定，不必经著作权人的许可而无偿地使用其作品的行为10.这对于一般传统作品来讲，是容易理解的。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作品通过网络传输，在网上以点对点的形式传播，如果依照传统著作权法，这种使用属于私人使用，应划归合理使用的范围。这样，无疑会给网络传输作品的著作权人带来巨大的损害。在著作权法中确定网络传输权，个人在网络上获取作品固然将受到该权利的控制，但同时也应对合理使用的规定进行适当修改，应加上网络传输环境的例外规定，使之适应网络环境的要求。
四、网络传输权利的行使
即使法律规定网络传输作品的著作权人的网络传输权，著作权人要真正实现这一权利也是有困难的。因为著作权人无法知道自己的作品被谁利用了，如何利用了，利用了多少次，更难以发放许可和收取报酬。从现存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和国际上通行的作法来看，解决数字技术环境下的著作权行使问题，除通过著作权人个人行使权利外，主要是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来解决的。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人、邻接权人或者其他权利所有人授权有关组织，代为集中管理著作权、邻接权的行为。由于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作品的使用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国际化，著作权人对作品的被使用情况很难了解，因而出现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从事著作权、介绍，或者信托活动，其最早诞生于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集体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监督有关作品的使用情况，与作品使用者谈判、签约，发放使用许可，收取、分配使用费和追究侵权责任等。其中通过集体管理机构行使著作权最多的是音乐作品。网络传输作品也可采取设立集体管理著作权的机构的方式，以对之有效保护。网络传输的著作权人可将权利以信托的方式转让给管理机构，由管理机构与作品的利用者缔结合同，或由管理机构对侵权者依法采取对策。通常每一侵权行为的损害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每个权利人对这类侵权行为一一诉诸法律，事实上也十分困难。如果由管理机构将大量的权利集中，以规模化的利益为目标开展工作，则无论是监视侵权，还是进行诉讼，均成为可能。同时，从作品使用者的角度，也易知道谁是权利人，许可的条件是什么11.因此，著作权集体管理是适用于网络环境的。
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提及著作权集体管理问题，只是在实施条例第54条中规定，“著作权人可以通过集体管理的方式行使其著作权。”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所以我国目前的集体管理活动受到较大的制约，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是我国目前唯一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我国应在著作权法中确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法律地位，对著作权法予以修订。因为集体管理制度作为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有效途径，不仅表现在数字技术引起的问题上，而且表现在其他新技术，如录音录像、静电复印、电缆电视等技术引起的著作权问题方面。可见，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在现代社会，尤其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应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因为毕竟集体管理在我国属全新的事物，公众乃至司法人员对之了解甚少；此外还可以针对网络传输的情况，规定网络传输权应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实现，因为这是在数字技术时代保护著作权人利益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因此，为有效保护网络传输作品作者的著作权，我国应修订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网络传输权，重新界定合理使用，并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但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著作权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文化、经济事业的发展。保护作者的权利，固然可以激励他们进行再创造，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是著作权法还涉及作品的传播者和使用者，因此应选择一个利益平衡点，既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又不至于损害公众利益，阻碍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对于网络传输问题也是如此，既要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又不能影响公众通过网络利用信息，既不能造成免费随意使用信息的习俗，又不可对著作权人进行过度保护而影响社会公众的利益。且从世界范围来看，1997年8月德国开始实施全世界第一部规范计算机网络的服务和使用的单行法律──为信息与电信服务确立基本规范的联邦法12.其中第七章规定了著作权法的修正问题，主要规定了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尽管对网络技术对著作权保护的影响基本未涉及，该法仍是一个值得赞许的探索，对各国的信息立法工作会发挥重要的参考作用，我国修订著作权法也可借鉴该法。
第2篇
现代设计艺术的范畴与时俱进，它包括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染指服装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诸多学科。对于设计作品的版权保护，将围绕设计创意、美学思想以及构成设计作品的各种感官因素展开。其中感官因素又包括设计形状、图案、色彩、文案、声音、触感等。在我国，版权即著作权，设计作品因具备线条、色彩等方式构成的审美意义而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产生。以产品设计为代表的设计作品也同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包括产品形状、图案或者富有美感并适用于工业生产的新设计。为与他人商品区分开来，代表自然人、法人或组织的商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保护，包括文字、图形、颜色组合等。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冒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与他人知名商品引起混淆。
有关知识产权最早的两部国际公约分别为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6年《保护文学与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它们被称为保护世界经济与文化的两部“基本法”《。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对产品外观、商标等方面提出对设计作品产权的保护《；保护文学与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强调图画、实用艺术、建筑等有关艺术创作的作品均享有版权。1967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同盟的国际局与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同盟的国际局合并，会员国共同签订了《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WIPO）》，该组织成为联合国保护知识产权的一个专门机构。为通过国家间合作促进世界知识产权保护，又分别诞生了多部世界公约，其中有关设计版权最重要的公约为，1952年《世界版权公约》、1994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和1966年《发展中国家商标、商号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示范法》。
2数字技术对设计版权的挑战
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戈登•摩尔曾说，当价格不变时，半导体晶片上的组件每隔18个月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随之提升。这条定律揭示了信息时代下数字技术发展的速度。数字技术可以更快速、准确地连接市场与消费者，互联网促使消费者可以不再通过实体媒介获取设计信息，无线网络的发展又进一步拓展了人们接收设计信息的终端。传统的版权制度，主要针对出版社、印刷厂等以版权作品作为盈利目标的实体销售商，在当下数字时代，设计版权保护的责任更多地需要信息社会服务提供者来担当。信息社会服务提供者主要有四种，即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缓存服务提供者、宿主服务提供者和信息搜索服务提供者。
其中宿主服务提供者即为当下人们所使用的博客服务、电子商务、网络视频等应用中介；信息搜索服务提供者指在网络中提供检索信息功能的服务提供者。例如，谷歌、百度等公司。这两类信息服务提供者是直接面向公众的媒介与平台，它们涉及各类设计成品的展示，个人用户只需简单的操作即可获得作品的副本。因此，作为网络传播服务端，信息服务提供者的版权维护行为与设计成果保护息息相关。但由于技术层面上的争议，目前很多国家版权法对网络环境下版权责任承担没有明确条文，这两类信息服务提供者没有完全承担阻止侵权的任务，而更多的是担当一份社会责任，对潜在侵害设计版权的图文信息做出相应限定，在一些特定环境下，为维护版权执行删除和屏蔽职责。
3版权与设计师权利保护的策略
（1）增强版权意识，保护设计创意。设计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其成果成为消费的具体对象。因此，设计所蕴藏的创意可以直接转化为有形的经济价值。对于设计创意的保护，应首先明确版权保护的意识。不论是设计个人或公司，应执行严格的作品管理制度，在与委托方的沟通过程中，保护好设计方案，设置必要的防护措施，拒绝网络传输或任何拷贝行为，避免因管理疏漏而产生产权纠纷。同时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在未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不轻易提供任何设计预案，拒绝无序比稿和非公正的招标行为。（2）强化法制，完善设计版权管理。设计是艺术与科学的结晶，它同时具备人类科学实践的理性和艺术创造的感性。设计作品所包含的感性因素，使作品借鉴与抄袭变得没有明确界线，难以取证，这使设计产权保护变得异常困难。有关设计作品版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条文尚未细分，法律惩治侵权与抄袭行为力度较轻，这使一部分经不起物欲诱惑的人铤而走险，无视相关法律存在。维护设计师权利离不开国家相关法律的实行，构建作品侵权监管机制，完善设计作品版权管理，成为当下设计维权建设的重要途径。（3）提倡创新，反对设计抄袭。近代以来人类文明获得了可观的成果，这得益于思想、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创新的理念引领人类从原始走向现代。
第3篇
一、网络环境下MP3版权保护的困境
1.1权利主体的难以认定
在《电脑商情报》侵权一案中，在侵权行为已定性的情况下，争议的焦点却在于如何证明本案的原告是网上作品的原著作权人，在网上该作品署名为"无方"。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第11条第3款，"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单位为作者。"但这一规定在审理网上作品侵权案时很难操作，因为在网上使用笔名是司空见惯的。当作者将作品上载于自己的主页时，他们尚可能通过对主页的勘验证明网络作品原作者的身分，毕竟主页的注册人会拥有该主页的帐号和密码；但如果是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作者署笔名以电子邮件形式直接向网站投稿，更进一步说，如果网络使用者直接在BBS上发表署笔名文章，那么在既无密码又无帐号，甚至连电子邮件可能是伪造或不存在的问题下，如何确定作品的原著作权人呢？传统的举证分配机制在这类情况下已显力不从心。这对于那些想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版权的网络创作型人才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我国蓬勃的文化产业，是我国原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环境变的虚假横行，抄袭遍地。
1.2证据效力的不确定
在因特网版权侵权纠纷中，直接来源于案件的证据往往是电子邮件，因此认定电子邮件的原始证据效力就成为查证侵权事实的关键。根据民诉法有关证据的理论和审判实践经验，原始证据一般要求是原物和原件，以确保与案件本来情况相符。但电子邮件是一种数字化信件，从技术角度来看，极易被篡改和伪造，且这种篡改和伪造可不留痕迹。因此确定诉讼当事人提供的电子邮件是否为原件就很困难，电子邮件在审理中作为法律证据的效力十分有限。这就给MP3版权保护带来了很多现实中难以操作的问题。
二、网络环境下MP3版权侵权责任的认定
网络时代，MP3的版权问题一直是困扰业界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早在20__年，国内数字音乐市场因为版权问题纠纷一度出现停滞。也就是这时候，各大唱片公司针对百度的MP3侵权诉讼纷至沓来。20__年7月，环球、华纳、滚石、索尼-百代、正东、新艺宝和金牌娱乐等香港七大唱片公司，联合状告百度公司未经允许在其经营的网站上对涉案的137首歌曲进行在线播放和下载服务，并为此向百度公司索赔经济损失167万元。20__年8月，环球唱片、华纳唱片、索尼唱片三大国际唱片公司将百度告上法院。这些唱片公司认为，百度提供的MP3搜索链接服务侵犯了它们的著作权。三大唱片公司列举了128首流行歌曲，要求百度立即停止侵权，并索赔6350万元。
2.1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2.1.1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的概念
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是选择某类信息上网供公众访问的人，如为用户发送信息的电子布告板系统经营者、邮件新闻组及聊天室经营者。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完全控制网页上的信息，公众一般只能浏览或下载而无法改变其提供的信息。因此他们的地位类似于传统的出版者，应为其提供的所有信息承担类似于出版者的版权责任。
2.1.2我国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的认定
最高院的《解释》第5条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在主观上没有过错的时候就不构成侵权。根据过错责任原则，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在权利人一方，著作权人必须证明加害行为的违法性、侵权事实、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加害行为与所造成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四个要件同时具备，才能认定侵权行为成立，否则其权利就得不到救济。而相对于权利人来说，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更容易找出种种无过错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如网上信息数量巨大，无法审查每一部作品的版权情况，即使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仍无法知道其网上的信息是侵权作品等等。因此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追究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的结果往往是使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有机可乘，实际上是降低了版权保护的水平。笔者认为，在网络环境下仍然固守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不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会抑制人们创作的积极性。
2.1.3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的认定
相比之下，欧洲、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版权制度则更为完善。
在他们的版权制度中，对直接侵权行为适用的都是毫无疑问的严格责任，即侵权责任的成立不以过错为要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侵权行为不论其主观上是否有过错都要承担责任。如英国著作权法第97条第（1）款规定，在著作权的侵权诉讼中，如果事实证明被告在侵权之时不知道，也没有理由认为其所及之作品享有著作权，原告则不能请求损害赔偿，但不影响其要求采取其他救济方式。日本著作权法第114条规定，侵权人因故意或过失侵犯著作权人利益理应赔偿著作权人的损失。但是，若侵权人既非故意也非重大过失，则法院可斟酌裁定损害赔偿的数额。
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也明确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的严格责任，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须履行国际义务，与协议的内容相衔接，因此在我国著作法中规定侵犯著作权的严格责任势在必行，这既是版权保护的客观要求，又是与世界各国接轨的需要。
2.2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2.2.1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的概念
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是指提供除内容服务以外的其他种类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如网络基础通讯服务者、接入服务提供者、信息搜索工具提供者等。他们的作用在于为信息的传输提供基础设施和基础的通讯服务等，以维持网络的正常运行，支持网上的信息传输。
2.2.2我国对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的认定
最高院的《解释》对此没有规定，但从其内容来看，显然对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的规定是非常宽松的，即使在著作权人提供了一切必要证明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可以不采取任何措施，而且不需承担任何责任。我国法律目前之所以没有对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的描述，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如前所述，"信息在网络中的传输是一个不断传输的过程"，因此当含有侵权内容的信息在网上传播时，同样不可避免的会在中介服务提供者的计算机系统或其他设施中留下复制件，这是否构成对版权人专有权的侵犯呢?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并不能控制网上传输的信 息内容，自始至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其次，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不是侵权材料的发送人，对侵权材料的存储和传输是由其技术特征所决定的，是对侵权人的要求所作出的一种自动反应。因此让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为难以预料和控制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是不明智的，不利于整个互联网的发展。
2.2.3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的认定
美国、澳大利亚、欧盟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都不同程度地对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作了限制性的规定。但是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并不能免除所有责任，当在其系统中发现版权侵权材料时，该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有责任采取措施，使侵权材料停止传播;而且也非所有的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都可以享受限制责任的待遇，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从而避免一些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以此为理由，逃避法律应有的约束。
2.3网络用户的侵权责任
对于网络用户侵犯MP3版权，业内人士表示：百度以前是免费下载为主，跟谷歌的竞争中，免费下载积累了大量用户。但是免费下载没有给版权方、唱片公司或音乐人合理的收入，这就养成了很奇怪的用户习惯，90%以上的用户每天都在网上听音乐，但是付钱的很少。现在唱片根本卖不出去，最好的歌手也只能卖几万张唱片而已。
三、我国MP3版权保护的现状分析
3.1MP3版权保护的现状
因为"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网络MP3的著作权没有明确的规范"，关于网络MP3的版权问题其实一直都处于争议之中。
20__年9月3日,文化部对外了《文化部关于加强和改进网络音乐内容审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网络音乐的经营单位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建立专门部门负责音乐内容的合法性审查。而在关于网络音乐经营行为的定义中,"直接提供音乐产品链接方式"赫然在列。文化部副司长庹祖海在解读《通知》时表示："网络音乐搜索向网民提供的结果,应当是经过文化部审查、其他合法单位提供的合法产品,而’不得提供非法单位的非法产品’"。《通知》的和庹祖海司长的解读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各大音乐搜索引擎的关注,百度mp3、搜狗音乐等搜索引擎的经营方式和版权对策将走向何方成为业界普遍关心的话题。事实上,关于中国音乐搜索引擎服务是否合法的争论由来已久,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以提供免费音乐搜索及支持免费音乐下载来获取流量和广告收入、不对音乐来源的合法性负责为特征的经营方式是否侵犯了内容提供商的版权利益。百度mp3可以说是在国内较早采用免费+支持下载经营方式的搜索引擎,从20__年底创始以来一直未有根本改变,并且凭借这种经营模式完成了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上的早期积累。可以说,百度之所以在搜索引擎市场独领如此多年,百度mp3功不可没。然而,与百度mp3独特的市场地位相伴随的,是其自诞生以来就难以摆脱的版权纠纷。众多版权所有人如唱片公司、独立音乐人等不仅坚定地认为百度mp3提供免费音乐链接的行为侵犯了版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在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上也同样坚定,在司法实践中历经多次失败后仍然锲而不舍。虽然内容提供商们屡战屡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版权保护的力度日益严紧,音乐创作者的权益日渐得到人们的尊重将是大势所趋。
3.2关于MP3版权保护的对策与建议
20__年12月1日，百度正式对外公布：曾任环球唱片中国区总经理的梁康妮加盟百度，就任百度娱乐总经理。关于梁康妮的职场变动，引发了业内广泛关注，就在20__年，环球唱片与百度曾因MP3版权等问题一度引发诉讼。此举被外界看做是百度欲整合其苦于探索的数字娱乐领域的一大新举措。据介绍,梁康妮有多达15年的音乐产业经验及丰富的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经验,加盟百度前任职环球唱片中国区总经理,曾带领环球唱片和中国移动、各主流互联网公司结盟,积极探索各种数字音乐商业模式。百度品牌公关负责人表示,百度此举主要还是为推动传统唱片公司与数字娱乐的结合,"百度一直寻求和环球、百代、华纳、索尼四大国际唱片公司进行合作,并尝试’泛音乐联盟’,其中部分音乐机构已授权百度使用其所有华语歌曲,供网民在百度MP3搜索上免费试听,所得的广告收入双方分成。"
由此一种解决途径逐步进入人们的视线--免费试听+广告收入分成。早在20__年，国内数字音乐市场因为版权问题纠纷一度出现停滞。也就是这时候，各大唱片公司针对百度的MP3侵权诉讼纷至沓来。直到百度推出"音乐试听+广告收入分成"的商业模式，这一问题才得以基本解决。在20__年，全球四大唱片公司之一的百代唱片与百度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共同拓展中国数字音乐市场。百代授权百度使用其所有华语歌曲，供网民在百度MP3搜索上免费试听，百代和百度通过广告商的赞助进行分成。
这一商业模式，随后得到了众多唱片公司的支持，为全球数字音乐的普及推广，提供了具有导向意义的尝试。继百代之后，滚石、英皇、华谊、海蝶等近百家唱片公司相继加入签订合作协议。
这一模式也被世界乐坛最负盛名的格莱美奖的负责人、美国唱片艺术和科学协会主席尼尔o保特诺称赞："百度所独创的以广告分成为基础的数字音乐推广模式，代表着音乐产业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值得全球借鉴学习。"
笔者认为，光有如百度这样的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的努力还不够，同时要发动广大群众即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的力量，毕竟他们是网络环境中最基础的部分。而要发动这部分群众的力量就离不开关于版权保护的法制宣传，这不仅需要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做好对于版权保护法律的探讨和完善，还需要加强与人民群众的互动，使版权保护的意识深入人心。让那些版权拥有者对我国的文化环境放心的同时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1]周友军,《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载《理论探究》20__年第3期.
[2]薛虹，《网络内容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学术论坛，20__（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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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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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调查报告、新闻报道类：
1．文化部关于加强和改进网络音乐内容审查工作的通知．新浪科技，20__.03.03．
第4篇
论文关键词：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行为；法律责任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构成要件及归责原则
网络服务提供者，英文简称ISP，一般称为网络服务商。从广泛意义上来讲，指一切提供网络服务的个体和组织。它包括两类主体：网络内容提供者和网络技术提供者。网络内容提供者(ICP)，是指“经过有关机构认可的、有目的地选择信息(网络版权法律关系中专指作品)，并利用网络向不特定对象提供的主体。”…在网络传播作品的过程中，网络内容提供者的职能是负责编辑和处理作品，在网络作品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另一类是网络技术提供者，它与网络服务内容提供者不同，仅按照网络用户的选择传输或接受作品，并不对作品的内容做任何改变。包括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IAP)和网络平台提供者(IPP)。
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侵权，要看该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三个构成要件，即：有无网络版权违法行为、有无网络版权损害事实发生、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2005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上海步升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百度侵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经营的网站上向公众提供胡彦斌、许巍、花儿乐队等歌曲的文件下载，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在这起案件中，被告的行为即符合侵权的三个要件。首先，从违法行为上来说，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和授权，擅自在其网站上提供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歌曲的下载服务，并在明知侵权的情况下却仍把歌曲提供给了网络上不特定的公众，侵犯了原告的录音制作者权益，因而确认被告的行为是违法的这～点毫无疑问；其次，由于被告提供的免费下载服务影响了原告传播其作品的市场效益，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产生了确定的损害事实，而这一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也是存在直接因果联系的，因此，被告的侵权行为成立。最终法院作出了要求百度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相应的民事责任的判决。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归责原则可以分为两类：即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它们以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为区分标准。目前从网络司法实践来看，对网络技术提供者，应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这是基于平衡社会利益和权利人利益而言的。如果对仅是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的技术提供者采取过于严格的限制，可能会阻碍网络信息传播行为，影响新兴产业的发展势头。但是对网络内容提供者而言，则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网络服务商无过错责任是指网络环境中在特定的环境下侵权行为的成立，不以网络服务商的行为是否有过错为要件，就损害的发生，网络服务商虽然没有过错，也要承担责任”。之所以要对网络内容提供者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是由于网络内容提供者是网络信息传播的“过滤者”和“守门人”，它对信息内容具有编辑和控制的能力，因此为保护网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需要对网络内容提供者的行为加以限制。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形态及责任认定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形态
依照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实施是否直接涉及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可以分为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两种侵权形态。
1．直接侵权
“直接侵权”的概念是与构成著作权权利内容的一系列专有权利密切相关的。每一项专有权利都控制着一类特定行为，如复制权控制复制行为，发行权控制发行行为，表演权控制表演行为等等。如果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又缺乏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抗辩理由，而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即构成‘直接侵权’.这就是说，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直接侵权，关键就在于这一行为能否受到专有权利的控制以及是否存在免责的法定事由。在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诉搜狐一案中，被告非法传播原告的电影作品，其行为即构成了对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由于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已明确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一项重要的著作权财产权利，同时我国相应的行政法规中也给出了详细的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规定，原告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受到法律的直接保护的，被告对此项权利的侵犯即是构成了直接侵权．
2．间接侵权
“‘间接侵权’是相对于‘直接侵权’而言的，它是指即使行为人并未直接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如果其行为与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特定关系，也可以基于公共政策原因而被法律界定为侵权行为。”‘间接侵权与直接侵权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该特定侵权行为是否直接受专有权利的控制。间接侵权所指向的行为并不在著作权专有权利的范围之内，只是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间接侵权中，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是构成侵权的要件。如日本一家计算机游戏生产销售企业，指控美国某经营公告板的公司在其公告板上，设有未经原告许可即可下载原告公司产品的区域。而被告辩称下载原告的软件是用户行为，并不是被告直接所为。在这个案例中，虽然被告的行为不是直接受专有版权的控制，但是被告明知存在侵权，却仍主动为用户侵权提供条件，构成了间接侵权。
(二)国际上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
1．美国
美国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问题研究，主要体现在几个法案中：(1)1998年2月的《在线版权损害责任法案》，该法案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利益，避免因用户侵权而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担过重的法律责任。
(2)《数字版权和技术教育法案》，该法案中规定，除ISP在收到著作权侵权通知指控其侵权外，没有编辑、控制传输内容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单纯提供联线服务的网络技术提供者，都不承担任何侵权责任。(3)1998年10月的《数字千年版权法》，该法案中新增的512节主要是关于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
2．欧盟
2002年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共同体内部市场的信息社会服务尤其是电子商务的若干法律方面指令》(简称《电子商务指令》)，该指令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了明确规范和协调。首先，对在线网络服务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在序言中概括性描述了信息社会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信息社会提供者，包括信息存储服务提供者，在注意到非法行为时，必须迅速删除所涉及信息或阻止他人访问该信息。
3．英国和德国
作为欧盟的成员国，英德根据欧盟的指令，都对网络版权问题作出了法律上的调整，其中也涉及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一些相关规定。2003年英国按照欧盟的指令修改了本国的版权法，通过了《版权法修正案》，该法案主要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作了详细规定，其中包括对网络服务商行为的规范。法案按照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的要求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包括相应的通知和反通知程序。德国则在其《电信服务使用法》中，规定电信服务提供人就其本身和他人提供(明知或者足以制止他人将该资料内容上传的范围内)的资料内容承担法律责任。
三、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制度的立法构建
近年来，在规范和保护网络版权方面，我国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其中大量涉及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一些问题，对于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有着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相关法律规范在我国仍是探索阶段，难免存在瑕疵，有待于我们在借鉴他国成熟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立法状况
1．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该解释的第四、五、六、七条都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如解释的第五条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
2．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
根据2001年新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对2001年的《解释》作了相应修改。其中《解释》涉及到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问题，归责原则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的条件和范围也作了明确规定。
3．2005年的《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
该规章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其中规定了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协助义务以及各自的担责、免责情形及处罚规定。同时在该《办法》中，为协调著作权人与互联网内容提供者之间的利益，首创了互联网内容提供者的通知和反通知制度。
4．2006年国务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该条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都作了进一步的规定。首先，该条例在第十四、十五、十七条详细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其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需承担责任的情形。如第二十五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或拖延提供涉嫌侵权服务的姓名、联系方式等资料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没收主要设备。再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情形。如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搜索、连接服务的，在接到权利人通知后立即断开与侵权作品的链接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二)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相关规定的完善
1．立法模式
“中国的立法模式表现为大法管小法，小法管规章，法与法之间级别分明；国家法律只作原则性规定，具体适用问题由实施细则解释，实施细则解决不了的由部门规定解决。这种模式往往造成实施细则与部门规章不能很好的解决国家法律中的问题，使一些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中国的立法修正采取阶段性修改的做法，修法往往以重大事件出现为必要条件，而且要等若干年的时间。这种做法导致了立法不能及时出台，而仅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来补充，无法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不足。如我国的《信息传播权保护条例》迟迟不能出台，而仅以2002年、2003年的司法解释来做说明，致使关于网络设链者的法律责任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在这点上，我国应该借鉴美国及时修法的精神。
2．立法体系
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规定，目前仅是停留在一些零散的条文中，尚未形成体系，在民事、行政、刑法上都缺乏相应的调整。从民事角度而言，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问题存在瑕疵，而欧洲国家这方面的立法对我国立法是有一定启示作用的。欧洲法律将网络上发生的非法行为产生的责任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分开处理，这样就避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不必要的责任。从刑事调整角度而言，难以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违法行为给予实际的刑事处罚。我国在《信息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规定，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我国刑法中并没有与此相应的罪名。从行政调整方面来看，保护力度不足。如在《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中，适用范围存在不合理，仅局限于对网络技术提供者的行为。
第5篇
关键词：产权；分析；法律保护
一、民办高校产权现存问题及其影响
民办高校存在的问题表现在民办高校的产权不明晰，产权的不合理分割，产权要素重组的不对称，部分产权要素主体虚设和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产权不明晰制约了民办高校的发展。
1．产权不明晰的因素分析
由于民办高校资源的稀缺性，使得不同的主体在使用着不同渠道的民办高校资源以及同一民办高校资源具有的不同属性。这一复杂的现状使得现实中的民办高校产权显得十分复杂，不同主体拥有的民办高校产权既受到多方的限制，又难以得到明确的界定。主要表现在：
(1)办学主体多元化导致民办高校产权主体的多样化。在我国民办高校中，办学形式多种多样，有社会承办学校、公立“转制”学校、私人办学、事业单位办学、股份制办学、教育集团办学、中外合作等办学形式。由于办学主体办学资金来源渠道不一，且资金的性质也各异，使得民办高校产权主体多样化，产权本身的组成形式繁杂，公有与私有成分混杂，使产权的界定成本太高。
(2)民办高校资金的投入也是多渠道的。从目前民办高校的资金来源来看，主要有政府资助、国有和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社会资助、港澳台工商业者捐助、外资和华侨出资办学、公民个人出资办学等形式。投入的多渠道导致产权界定缺乏明确的标准与依据。
(3)很多民办高校在初创时期，属于“三无”学校，主要是通过滚动发展，民办高校产权没有得到初始界定，民办高校的整体产权属性在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徘徊。在民办高校不断发展壮大之后，民办高校本身包括着更多的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因素，这使得社会各界对民办高校产权有着不同甚至是矛盾的认识，在具体政策层面对民办高校产权的归属划分也存在着分歧。
(4)民办高校的办学积累，包括教育机构中的由于国家政策的优惠而形成的，或由国家直接投入的资产、社会各界的捐赠、个人或企业投入到教育机构及在办学过程中所形成的办学积累。办学过程中积累的资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生交纳的学杂费及其他费用超过教育机构对其所使用的教育成本的部分；二是教育机构将资金用于其他经营的所得。办学积累也是民办高校产权界定的一个难点。
2．民办高校产权不明晰的影响
(1)为新的投资主体进入造成障碍。产权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举办者对预期收益的不明确，国家对此也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影响资本进入民办高校领域。
(2)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作为教育投资，属投资大、资产专用性高的产业。民办高校的产权不明晰，其激励与约束机制也就无法有效运转。投资是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寻利行为，投资主体目标具有资本增值或寻利倾向是无法掩盖的，它也符合国家提倡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统一。但是，产权模糊将使民办高校产权处于公共领域，这部分资产的使用必将面临使用效率降低的问题。产权模糊使得各主体与经营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尤其是举办者的收益权的不明确，导致举办者事实上缺乏动力。由于国家相关的制度法规没有对产权明确界定，所以举办者与经营者都难以产生稳定的预期收益，这既不能激励对民办高校的规范管理及进一步投入，也不能从利益关系角度对他们进行约束。
(3)资源配置效率低。国家的相关法律对民办高校的终极所有权不明确，收益权、处分权也就更难保障，这种产权关系的不协调必然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效益。民办高校所有权主体虚置和缺位还导致举办者追求短期效益，为学校埋下了民事责任和侵权债务等诸多的隐患。
二、民办高校产权的法律保护
为了建立适合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产权制度，使民办高校摆脱目前产权关系不明晰的状态，迫切需要在法律上界定以下几个问题。
1．民办高校营利与非营利的区分
目前，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不加区分地对所有民办高校和非学历民办高教机构实行同等的优惠政策，让投资办学特别是回报率很高的办学与不要任何回报的捐资办学，即营利型与非营利型学校，享受同样的免税优惠。这不仅未起到提倡和鼓励办学的作用，而且严重挫伤了社会捐资办学的积极性。投资办学与捐资办学的不分，营利民办高校与非营利民办高校的不分，将不利于民办高校的发展。“区分私立教育机构的营利和不营利，比传统的区分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更具有实际意义。因为非营利的私立教育机构从它们的使命和结构来看与公立教育机构经常是非常相象的”。应严格界定投资办学与捐资办学、营利与非营利的区别，对营利性民办高校依法征税，用税收杠杆加以调节，根据我国民办高校筹资运行状况分类进行管理。首先以是否捐资办学为基准，把民办高校分为捐资举办的民办高校和投资举办的民办高校。捐资举办的民办高校，一般由捐资形成的财团法人举办，又称非营利型民办高校，而投资举办的民办高校又以是否合作投资为标准分为独资举办的民办高校和合资举办的民办高校。其次，在投资办学中，根据民办高校的教育服务类型以及学校盈余的分配状况，又分为准营利性民办高校和营利性的民办高校。非营利民办高校是指由捐资形成的财团法人举办的民办高校，这类学校不以营利为目的，学校的盈余只能用于民办高校的再发展，不得在举办者及管理者之间分配。准营利性民办高校一般是由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举办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可以获得适当回报的民办高校，如有一定结余，学校可以在保证学校发展的基础上，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回报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及管理者。这应是我国在特殊时期的一种过渡状态。营利性民办高校，特指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各种教育培训服务的教育机构，这类学校一般由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或个人、合伙人举办，学校的盈余由学校内部解决。当前，在不明确民办高校是捐赠资产举办，民办高校的财产所有权归非营利法人而不归举办者(捐赠者)个人的前提下，单纯限制民办高校的举办者不得对学校的收益或盈余进行分配，不仅在实际中做不到，而且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
分清民办高校的性质后，国家对不同性质的民办高校应给予不同的免税优惠和资助。对于非营利性学校，即以捐赠资产举办，履行非营利法人登记手续并把捐赠资产转交非营利法人所有，捐赠人和与其有关系的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取得回报，分配办学结余，学校解散时剩余财产不得归属任何人和营利组织。这类学校才能享受政府给予的各种免税，如所得税、土地税、房产税等优惠，才能接受社会和个人依法以扣除税收的捐赠，才能得到政府的资助。因此，只有实行非营利法人制度才可能解决民办高校的产权问题。从美国等国家的实践看，民办高校要依法进行非营利法人登记，即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将办学资产依法转交非营利法人进行登记。在登记后，营利性民办高校和其他民办高校方可招生，只有教育主管部门对民办高校提交的全部材料和证明进行审查并进行必要的实地调查后，才能确认其营利性质和是否具备营利法人条件。
2．明确界定民办高校不同性质资产的所有权
根据产权的性质及其功能，对民办高校资源的不同属性应交由不同主体使用，对各方主体的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进行必要的界定，明确民办高校的各产权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保证民办高校资源配置的效率及形成有效竞争激励机制。产权明晰，指的是产权归属主体的明确和财产权内容的明确，以及权能范围的界定。民办高校产权主体的明晰，不仅要做到所有权、占有权、收益支配权、使用权等四大权利的合理分割与重组，保证产权的充足权能，而且要做到各产权要素内部的相对完整，以便产权分割和重组的各产权要素能独立发挥作用。产权是否明晰不仅影响个人、社会投资方面兴办民办高校的积极性，而且也影响民办高校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政府无力给民办高校很大资金支持，在大力提倡社会力量捐资举办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同时，政府也应允许个人或企业投资举办营利性的民办高校及社会力量混合集资举办准营利性的民办高校。准营利性和营利性的民办高校的财产归属权的初始界定应坚持收益与风险、权利与责任匹配的“对称原则”。民办高校筹资的来源及其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办高校产权的界定，而民办高校的产权界定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力量对民办高校的筹资规模与多样性。根据我国民办高校发展的实际，确定各类各级民办高校组织的性质，明晰民办高校组织的产权，对于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保障民办高校健康有序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归纳起来，民办高校的财产主要由四个方面组成：(1)举办者的投入；(2)社会各界捐资赞助；(3)国有资产；(4)办学积累。
3．明确界定民办高校剩余财产的分配办法
首先，因享有国家优惠政策所形成的资产在学校存续期间归属学校所有。《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36条规定，民办高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民办高校接受的捐赠的使用和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于增值部分的财产，按照条例，归国家所有。这显然忽视了对举办者利益的保护。如果违背了比例风险与收益相一致的原则，不利于发挥举办者的积极性。当然，将全部的剩余财产权全部归举办者也违背了教育公益性原则。因此，可以确定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比例或方案。产权分配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在进行民办高校产权分配时，必须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促进学校发展的原则，所有的收益分配或资金预算方案，都必须要以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投入的资产与增值资产的主要部分应用于学校的再发展。二是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的原则，学校拥有财产的使用权，但所有权全部归举办者各方。三是比例风险与比例利益原则，举办者对资产增值的拥有比例应与投资比例相当，增值部分每年应由国家进行审计，并按比例进行所有权分摊。这相当于产权的再分配。
其次，要体现公平与效率。应明晰产权，发挥产权的激励功能，激发举办者的投资兴趣，使民办高校稳定、健康、持续地发展。《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的处理剩余财产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对民办高校的投入所形成的财产和民办高校受赠形成的财产，由审批机关统筹安排，用于发展民办高校事业；由举办者出资(不是捐资)形成的财产，返还举办者。当然，在目前以投资而非捐资为主的办学形势下，允许学校在终止清算并有剩余财产的情况下返还原始投资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竞争法则的，有利于鼓励教育投资和保护私有财产。遗憾的是，这些原则还缺乏可操作性。出资人的收益权在现有法律规范下，事实上都是得不到保障的。实际上，民办高校的出资人所关心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出资人对其投入部分所形成的校产是否拥有所有权与收益权；二是出资人对办学增值的校产享有什么权利。在澄清民办高校财产权法律关系的权能上，要区分举办者、管理者的各项权、责、利，特别要归还他们对财产的所有权和收益权。
4．明确负责民办高校资产监管的主体
办民办高校与办其他事业不同，学校需要稳定，而举办者又需要减少风险。国家规定举办者为办学而进行的投资仅作学校存续期间使用，其产权归属举办者所有，学校以其办学收益回报举办者以作补偿。这里有一个重要前提，即政府对民办高校资产流向的监管。这是政府监管民办高校的最重要的方法，其核心不是学校的经费如何使用，而是学校的产权是否明晰，收支是否清楚，以防学校不正当盈利。目前，我国民办高校的财务实际上是比较混乱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民办高校的财务开支基本上不过问。在这种情况下，健全和完善民办高校财务监管的法规和规章至关重要。
因此，国家在不干涉民办高校办学自的情况下，应该对民办高校的教育教学和财务拥有监督检查权和评估权，对其资产有审计权。
5．健全民办高校的学校法人制度与内部治理结构
法人是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法人应当属于民办非企业法人。虽然非营利民办高校的财产归学校法人所有，学校法人对它所拥有的财产依法享有独立运用和支配的权利，但学校法人本身无法行使财产权利，必须通过一定的法人组织机构来行使，即通过董事会、监事会等相互分离又相互制衡的机构来行使。民办高校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指民办高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在举办者(出资人)、决策者、管理者和教职工等权益相关人之间建立的有关学校运营与权利配置的一种机制或组织结构，以及通过这种组织结构形成的责权利划分、制衡和配套机制等一整套制度安排。在这种组织中，不同机构依据不同的职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与制衡，以保障学校的正常决策和管理秩序。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既要遵循法人治理结构的一般原理，又要受到教育规律的制约。违背教育规律所构成的高校法人治理结构，既不能体现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又不可能适应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体制的最大优势是形成一个责任明确、权力制衡的民办高校决策与管理体制，各司其职。所以，健全和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对产权的有效运行有重要的意义。更进一步来说，学校的内部产权治理的建立就是把属于学校法人的那部分产权权利在学校内部进行再配置，即通过有关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职能划分，使围绕着学校法人财产所形成的权利义务一体化，提升学校内部资源和资产的经营效益。在学校管理体制的一般模式中，学校内部的产权治理结构一般表现为，学校的法人代表一般赋予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长或校长，在出资人或举办者多元化的情况下，所有权的分散导致所有权人组成董事会，并确立董事长作为所有权的代表。
第6篇
关键词：网络版权、网络复制权、数字化、网络传播权
随着电子计算机与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正以飞快的速度进入寻常百姓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上的侵权纠纷案也与日俱增。传统的版权法在保护网络环境下版权主体的权利时已显得力不从心，如何实现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网络版权面临的挑战
当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日渐突出，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特点。
1.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专有性面临挑战
专有性也叫排他性，是指权利人对其智力成果享有独占性，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而信息一旦上网则变成公开、公知或公取的信息，而且信息的传播不再依赖载体，因此很难被权利人控制。
2.信息交流的迅捷对知识产权时间性的挑战
知识产权保护有一定的期限，一旦保护期届满，权利即宣告终止，这样既保障权利所有人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享受其智力成果，获得合理回报，又防止因保护时间过长而阻碍信息传播和社会科技文化事业的进步。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的传输速度极为迅速，且范围更广，这使得权利人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授权而获利。例如，以前也许用几年时间才能销售几万册图书，在今天通过网络只要几个月便可实现，而且销售范围更广。因此，知识产权的法定保护期有越来越短的趋势。
3.网络对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形成挑战
一般说来，一国的知识产权只能在该国法域内受到法律保护，除非该国加入的国际条约和与它签订的双边协定另有规定外，任何国家都不自动保护他国的知识产权。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信息很容易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这就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由于各国法律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和水平各不相同，这就会使得网络上的侵权行为难以认定，执法主体难以明确。因此，时代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各国统一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标准。
二、目前网络环境下版权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的飞速发展以及作品的数字化，作品的传播形式发生了变化，速度也更加迅捷。对于网上作品的版权是否应该保护，该如何保护的问题人们争执不休。我国现有的《著作权法》和《民法》对此均没有明文规定，国际上虽然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1996年12月通过的两个涉及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条约，即《WIPO版权条约》和《WIPO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但是批准加入的国家还很少，因此，目前网上版权保护的直接法律还是很欠缺，许多问题仍在探讨和研究当中。
（一）作品的数字化问题
数字化技术是依靠计算机技术把一定形式的信息输入计算机系统并转换成二进制数字编码，再进行组织、加工、储存，采用数字传输技术传送，根据需要再把这些数字化了的信息还原成原来的文字图像等信息形式。作品的数字化是将传统作品转换成计算机可识别的语言，其目的并不是要创作另一种形式的作品，数字化属于间接复制行为。
（二）网络传输对版权人经济权的影响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传播形式，人们称之为“第四媒介”。与此同时，大量的版权作品被数字化并在网络上传播，相应的问题也因此产生了，那就是将数字作品搭载到计算机互联网上向公众传播是否属于著作权人的一项专有权利。从版权保护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它一直随着传播技术和方式的发展而发展，从印刷术到无线电广播、电视，无不伴随着版权制度的沿革，因此也有理由将版权人经济权益的保护延伸到网络环境。
1.网络传输与传播权。为了适应网络环境下版权和邻接权保护的需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12月签订了两个新条约，这两个条约分别为作者、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规定了一项新权利即公共传播权，分别授权作者、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包括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时间和地点的方式）将其作品向公众传播，这两个条约使得网络传输有法可依，使版权保护扩展到网络空间。而我国《著作权法》第5条对“播放”的解释，指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对“摄制电影、电视、录像作品”的解释，指以拍摄电影或者类似的方式首次将作品固定在一定的载体上。这两种规定过于具体，无法把网络传输包括在内。
2.网络传输与复制权。1995年9月通过的美国白皮书认为在信息网络环境下，版权人的复制权相当广泛，绝大多数计算机之间的传播都涉及复制。根据美国法律，版权材料一旦进入计算机内存就是对该材料的复制。1996年12月通过的《WIPO版权条约》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没有将“暂时复制”包含在复制权内。我国的《著作权法》所规定的著作权人的复制权未包括网络传输复制。
3.网络传输与发行权。美国的版权法明确承认网络传输属于公众发行，在版权人专有的发行权之内。《WIPO版权条约》和《WIPO表演和唱片条约》也均承认版权人在网络环境下的发行权。而在我国著作权法及其有关规定中“发行”指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由于我国《著作权法》不承认“暂时复制”，这里的“复制件”仅指有形物体形式的复制件，因此发行权不适用于网络传输。
由此可见，我国《著作权法》没有涉及到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有关问题，这表明我国在这方面已明显滞后于时代的发展。虽然我国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能根据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有关法律来处理类似的问题，而不是仅仅依据《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但是立法相对滞后却为社会上那些善于捕捉法律漏洞的人创造了机会。因为他们往往会以我国有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由，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不清，其结果只能是浪费人力、物力。法院由于没有现成的法律来规范类似的问题，造成裁决不及时、不统一，而网络传播的速度是惊人的，在短短的时间内，版权人的利益就有可能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我国应当加快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立法，以便及时有效地保护版权人的利益。
4.网络传输与合理使用。合理使用指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他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同意，不向其支付报酬，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但必须指明作者的姓名和作品来源。版权保护应当延伸到网络空间，但也不能无限制地扩张，过度保护反而不利于社会文化传播与文明的发展。合理使用的目的就在于确保公众对社会信息的知悉权，其作用也就在于合理地调节作品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冲突，力图实现在维护作者权益基础上的三者利益的均衡，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繁荣与文化进步。
（三）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难度加大
1.数字化复制的便捷使得版权保护难度加大。传统的版权法限制大范围使用以获得经济收益的违法商业行为，而忽视小范围的复制行为。因为传统的版权法假定复制技术是有限的，且成本高昂，同时商业利益的非法复制行为易于观察。
这种假设在传统的出版和传播技术下基本可行，但网络技术出现后，要将数字化的作品进行复制并大范围传播，变得非常容易而且成本低廉，网上版权的保护不能再像传统的做法那样可忽略个人的小规模复制和传播，因为这种行为在互联网时代的影响要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版权人要想在网络环境下充分履行其版权，也变得十分困难。
2.保护费用高使得版权保护的难度增加。从理论上讲，只要版权人掌握了最先进的网络跟踪技术，倾尽全力来搜索网上的非法复制和使用行为，就可以掌握到大量的违法事实，从而并得到赔偿，但这样做要花费无数的金钱、时间和精力，版权人由此付出的费用很可能会大于所获得的收益。
三、网络版权合理使用的方案
（一）网络版权的合理使用应当比网下版权的合理使用宽松
提出这一论点有不言而喻的五项依据：第一，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看，任何阶段的文明均与文化、知识、技术的传播有密切的联系，传播促进人类文明，人类文明孕育新的传播形式，也孵育一代代的版权人与技术垄断者。但是没有对版权与技术垄断的限制，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迅速发展；没有对版权与专有技术的合理使用，就没有新的作品与新的技术的诞生。第二，从人类传播的历史看，网络传播是比语言传播、文字传播、报刊传播更高阶段的传播形式，历史上任何更高阶段的传播，均比低一阶段的传播形式更少一些受到人为的限制，这是由网络本身的特性决定的；而传播形式的少受限制，即意味着合理使用的范围的扩大。第三，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交融看，人们希望突破文字传播、报刊传播、电视电台传播等单一传播的局限，最大限度接受多媒体作品的呼声与趋势日益强烈。而网络版权使用的过分限制（如比网下传播限制更多），无疑不能满足各国人民对文化交流渴望的需要。第四，从网络环境的技术与特性看，任何新技术的使用都意味着冲破传统版权束缚的努力，尽管每一次努力都带来对其束缚的加强；但每一次努力也都撕破了传统版权所构筑的某些藩篱。第五，从知识产权立法的宗旨看，设立知识产权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利益，鼓励其对专有权的专用；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鼓励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进步，为人类与社会谋求更大的经济福利。
网络版权合理使用当顺应时代，顺应民意；任何限制网络版权合理使用，甚至缩小网络版权合理使用范围（比较网下版权合理使用而言）的任何行为，都是既有碍于中国网络事业与网络经济的发展，又有损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纠正2002年解释所造成的偏颇及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03年12月23日第130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2000年解释的决定。该决定对第3条的修改，除了将原第3条“上载该作品”改为“报社、期刊社”及删去“网络”（转载）两字外，没有其他有关网络转载、摘编作品的性质上、程序上或支付报酬上的任何实质意义的改变。因此，可以认为，这一修改，实际上仅仅是对2000年解释第3条的一种确认，令其成为有效的一个法律条文，继续对网络转载、摘编行为起规范作用。
(二)网络版权的复制权例外要有明确规定
《伯尔尼公约》第9条“复制权”第1款“原则”规定作者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复制该作品的专有权之后，在第2款即规定了复制权的例外：“本联盟成员国的立法可以准许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复制上述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不与该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也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理权益。”（注：参见刘波林译：《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这一规定，显然是授予成员国一种可以通过国内立法削弱专有复制权，即准许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复制作品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必须以“不与该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理利益”为前提。如何理解这种专有复制权的限制及其适度的例外，特别是这种限制在网络上的例外，学术界迄今并没有明确达成共识。笔者以为，网络上的复制权例外，目前起码在非营利性质的远程教育、教师教学、教育性音乐、教育广播材料、录像、数字图书馆版权保存等方面，应有明确的规定。
1.远程教育方面。新《著作权法》第22条第6款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为合理使用，但强调“不得出版发行”。这是符合《伯尔尼公约》第9条的“指南”精神的。这里，当我们将远程教育视为扩大的“学校课堂”时，这种合理使用当适用于“远程教育”；然而，它发生了一个重大冲突，即“学校课堂”规定的是“少量复制”，远程教育一经上网，就不是“少量复制”所能控制的了，起码，全世界各地计算机生成的临时链接，就须以成千上万计。笔者以为，对远程教育的“复制”限制，为资源共享与知识传播的目的，恐怕只能通过技术手段，允许读者阅读，但控制其下载而已。至于整部作品打印所发生的问题，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这种下载打印恐怕比到新华书店购买一部作品的成本要昂贵许多。
2.教学、教育性音乐方面。网下宾馆大厅的“场景”音乐实行收费之前，教学、教育性音乐方面的合理使用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场景”音乐收费之后，这个问题将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目前尚未有人对此提起疑问，但这种质疑是早晚的事情。因为，宾馆大厅的场景音乐就其大厅服务本身而言是非经营性的，它不会因为你进入大厅听了某一段乐曲而向你收取音乐版权费；但是，当大厅的场景音乐以宾馆客房收费及营利联系起来实施版权收费的时候，任何学校的课堂教学、教育即都可以与这座学校的所有有关的各项收费联系起来，而对有关课堂教学的“合理使用”收取费用。网站也是如此，从学校课堂到网站，仅场景不同而已。在音乐版权保护日益提高的今天，专门制订网上教学、教育音乐的合理使用规定，既很有必要，也刻不容缓。
3.教育、广播材料方面。非营利性的教育广播材料也由于陈佩斯、朱时茂小品作品案（注：参见沈木珠：《国际贸易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624页。）的影响（注：笔者并非认为此案判决有误。这里“影响”的含意，仅限于指它引起人们对录音录像制品的教育广播材料的关注。）而呈现某种程度的版权保护“竞高”趋势。随着网络的发展，更多新型技术的应用与推广，网络非营利性教育广播材料的运用将会更加广泛而有效。陈佩斯、朱时茂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表演作品为中央电视台属下文化公司制作成光盘出售，当以复制侵权的数量计算赔偿金额，而文化教育或戏剧欣赏网站非营利性教学如复制陈佩斯、朱时茂的作品是否侵权？如属侵权，当如何计算侵权赔偿数额？如不属侵权，又当如何保护版权人的权益。这其中当采取什么保护措施与限制网站使用的措施？特别是，当收费网站的不收费网页进行非营利性的教育广播，如何区别其经营性质？按近年网络信息传播案例的判决及舆论，某些不收费的网络行为往往被追究其“为提高网站的点击率”而强行与“经济效益”挂勾，如此，则不可能有纯粹的无任何经济联系的“非营利性教育广播材料”可言。
(三)重视信息网络展示权及其合理使用的研究与界定
LeslieKelly案提醒人们注重网络展示权利及其合理使用。（注：我国学术界目前尚将“展示权”与“展览权”视为不同国家用词不同的同一权利。）尽管该案涉及的是图片，传统的版权法的展览权主要指的是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等享有的经济权利。在传统的版权时代，展览权的经济利益并不明显，一方面由于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展览范围与数量，比较文字作品的传播既小且少；另方面由于真正涉及侵犯展览权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并不太多。因此，并非所有国家的版权法都规定了此项权利。但是，在网络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由于链接及“取景”技术的采用，网络上传播的文字作品，也发生了如同网下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展览般的展示权利的问题。刘京胜案、叶延滨案的判决之所以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就是法官忽视了他们的作品在链接环境下遭受“展示”的权利。例如叶延滨案，被告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可以对原告叶延滨案前的通知书置之不理，诉讼中又可以“从未将原告作品直接上载，也就无从停止”为由，理直气壮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法院之所以能够默认被告辩称的原告“著作权侵权通知书因其自身缺陷不具备法律效力”，判决连刘京胜案都不如，（注：在刘京胜案判决中，法官尚念及原告发出侵权通知书后被告置之不理，没有断开链接，因而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元。叶延滨案判决书则否定原告发出的侵权通知书的法律效力，判被告全胜，连诉讼费也由原告自己承担。）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只将眼光盯住复制（直接上载）侵权，而忽视了通过链接的“展示”侵权。在今天的互联网络，只要通过线内链接技术与“取景”程序，在布满自己网站的文字、广告、标语的网页中展示他人的作品的行为就属于侵犯他人的展示权及侵犯他人的其他经济利益的行为。
诚然，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8款规定的展览权仅指“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连个“等”字也没有，无法含括文字作品，更不包括信息网络上的文字作品；《伯尔尼公约》中虽然也曾出现“展出”的词语，但尚未对展出权利作出规定。因此，要承认网络作品的展示权，要么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中含括网络展示权，要么在展览权中含括网络作品；同时，对信息网络展示权的合理使用与侵权行为作出界定。我国有学者认为新著作权法第10条第8款规定的展览权已“为我国将来处理类似的案件留下了制度空间”的说法，（注：参见谢惠加：《网络版权复制权展览权合理使用规则初探》，《知识产权》，2004年第1期。）一方面是没有看到该款规定并不含括“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之外的任何作品，是“列尽”，不是列举；另方面是尚未看到网络链接对作品的展示，不仅仅局限于图片，而是应当包括文字。而且笔者以为，从民众的接受和社会理解程度看，展示与展览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
第7篇
关键词：版权管理；电子信息；立法保护
Abstract:electronicrightsmanagementinformationwiththeInternetdevelopmentinthenewsituationandtherightsofthepeopletakentoprotectcopyrightandneighboringrights,thedestructionofinformationwillleadtodirectalargenumberofactsofcopyrightinfringementhavetoprohibitthedestructionofelectronicrightsmanagementinformationintheworldWIPOandthelatestmodernnationalcopyrightlegislationanimportantpart.Thisarticleinthe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comprehensivesurveyoftherelevantinternationaltreatiesandadvancedcountriesinthecopyrightlegislationforelectronicrightsmanagementinformationbasedonChina’scopyrightlegislation,howtodefinetheelectronicrightsmanagementinformation,destructionofelectronicrightsmanagementanditsviolationsofthelegislationthatmadeperfectBytheauthor.
Keywords:rightsmanagement;electronicinformation;legislationtoprotect
一、版权管理电子信息的界定
版权管理信息有两种基本分类方法。依管理权利的不同种类划分，可分为著作权管理信息和邻接权管理信息。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12条第2款规定，版权管理信息是指识别作品、作品的作者、对作品拥有任何权利的所有人的信息，或有关作品使用的条款和条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种信息的任何数字或代码，各该项信息均附于作品的每件复制品上或在作品向公众进行传播时出现；[1]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唱片条约》第19条第2款规定，邻接权管理信息是指识别邻接权主体（如表演者、录音制作者等）、邻接权保护对象（如表演者的表演、录音制品等）或对邻接权保护对象拥有任何权利的所有人的信息，或有关使用邻接权保护对象的条款和条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种信息的任何数字或代码，各该信息均附于邻接权保护对象的复制品上或在这些保护对象向公众提供时出现。[2]依版权管理信息的存在形态划分，又可分为版权管理电子信息和版权管理非电子信息两类。前者又称为数字形态的版权管理信息，应用于网络环境；后者又称为非数字形态的版权管理信息，体现为文字编码，主要应用于非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或邻接权管理。我国著作权立法规范的版权管理信息仅指版权管理电子信息，其根本立法宗旨是解决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协调网络环境中作者、其他著作权人、邻接权人和网络用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版权管理信息源于传统著作权制度下的著作权标识制度（Copyrightnotice）。其基本内容是，法律允许权利人对作品加注著作权标记，以向公众表彰著作权主体权利存在及权利状态。其立法体例分为自愿和强制两种。大陆法系国家和主要的版权保护公约奉行著作权自动保护制度，即著作权产生于作者的创作活动而不取决于是否履行任何手续和完成特定的形式，当事人可以自行决定作品的著作权是否公示以及公示的方式，除行政管理规则（如出版物）要求之外，著作权公示并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2款规定：“这些权利的享有和行使，无须履行任何手续，并与作品的来源国给予的保护无关。”[4]英美法系国家曾实行著作权强制标识制度，但随着英美法系的主要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加入伯尔尼公约，[5]著作权强制标识制度逐渐被自愿标识制度所取代。我国著作权立法承袭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精神，没有著作权标识的强制性规定，在新修订《著作权法》之前也无版权管理信息的任何法律规范，只是在有关出版管理的行政法规中有“行政管理信息”，如1997年2月1日生效并于2001年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物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载明有关作者、出版者、印刷者或复制者、发行者的名称、地址、书号、刊号或出版号，出版日期、刊期以及其他有关事项。这些行政管理信息客观上也具有标示权利的作用，在发生纠纷时这些信息甚至还具有证明权利主体的证据价值，但这些信息与现行《著作权法》中的版权管理信息仍有重要区别：首先，标示这些信息的主要目的在于查处非法出版物、制止倒卖书号、版号、制裁盗版活动，信息标示也是出版者的义务，而非出版者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主动采取的措施；其次，这些信息绝大多数都是非电子形式出现的。
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与版权的技术保护措施关系十分密切，电子签名、电子手印等技术措施本身就能起到版权管理信息的作用。因特网上的版权管理信息都是电子形式的，它们被嵌在电子文挡里，随同文件一起来到用户。它们不仅能够标示版权权利人，按预定条件许可用户使用，而且能够查找侵权行为，监控用户的使用，能起到保护版权人或邻接权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作用。
二、版权管理电子信息的立法
非数字形态的版权管理信息具有固定性和永久性，作品的权利人与利用人之间的授权关系往往通过出版商或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得以建立，出版商或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可依据大量的版权管理信息寻找著作权人或有关权利人，并代为处理授权许可和著作权转让事宜。所以，传统的版权管理信息仅具有确认作品权利和公示权利状态的功能、并不具备授权功能。而网络改变了这一切。网络传播的特征之一就是变化速度快，网上资料会随着时间变迁而发生变动，甚至完全消失，人们利用网上资料多有不便，寻找权利人授权更为困难。因此，著作权电子商务应运而生。与之相随，在实务中，国际上协助处理著作权人权益并具有授权功能的电子著作权版权管理系统在全球逐渐产生，如美国的著作权交换中心（CopyrightClearanceCenter，CCC）、英国的作者授权及收费协会（AuthorslicensingandCollectingSociety，AlCS）、欧洲
的非常广泛权利信息资讯（VeryExtensiveRightDataInformation，UERDI）和日本著作权信息服务机构（JapanCopyrightInformationService，J-CIS）等。为了保证网上电子交易系统能够正常运转，网上标示权利人、许可条件等的信息必须具有完整性和真实性，如果别有用心的人改换了版权人的姓名，或者把“版权所有”改成“自由使用”，不仅会导致损害版权或邻接人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直接大量产生，而且还会使上当受骗的用户对电子授权系统失去信心，从而损害网上版权交易的发展。因此，保护电子形式的版权管理信息尤其是因特网上的版权管理信息是完全必要的。[8]
转贴于中国中国中国美国1992年《家用录音法》和1995年的《录音制品数字化表演权法》规定了版权管理信息的保护，但其范围仅限于数字化音乐作品和录音制品。美国是电子信息产业强国，从1993年开始克林顿总统任命并组建了信息基础设施工作机构（IITF），以推动信息技术在美国的发展和应用。工作机构负责知识产权的工作组于1994年提交了草拟的报告（“绿皮书”），在广泛征询各方意见后，于1995年9月公布了《知识产权和国际信息基础设施》（IntellectualPropertyandthe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简称知识产权白皮书或百皮书），阐述了信息时代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基本政策。白皮书则建议版权管理信息保护普遍地适用于各类保护客体。除美国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对国际互联网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版权管理信息、技术保护措施及其他问题都相当重视，一系列信息化政策或法规纷纷出台，如俄罗斯《联邦信息、信息化和信息保护法》（1995年）、日本《著作权审议会多媒体小委员会工作小组研究过程报告》（1995年）、欧洲共同体《信息社会的著作权与邻接权绿皮书》（1995年）、德国《信息社会和通信服务规范法》草案（1997年）、新加坡广播管理局《互联网络管理法规》（1996年）等等。这些政策法规有的对版权管理信息保护没有涉及，有的对版权管理信息的界定及其保护措施存在不同的理解。为了协调各国网络时代的版权立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密切关注网络发展对传统版权法的影响并致力于研究法律对策。世界知识产权专家委员会向1996年日内瓦外交会议提交的实质性建议受到美国白皮书的重要影响。经过认真的磋商和讨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12月20日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唱片条约》（WPPT）都专门规定了权利信息的保护条款。WCT第12条第1款规定：“缔约各方应规定适当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制止任何人明知、或就民事补救而言有合理根据知道其行为会诱使、促成、便利或包庇对本条约或《伯尔尼公约》所涵盖的任何权利的侵犯而故意从事以下行为：（i）未经许可去除或改变任何版权管理的电子信息；（ii）未经许可发行、为发行目的进口、广播、向公众传播明知已被未经许可去除或改变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作品或作品的复制品。WPPT第19条第2款对有关邻接权管理电子信息的保护也作了上述类似规定。WCT和WPPT为各国在网络环境下重建版权和邻接权管理规则提供了合理的模式和立法契机，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修订著作权法过程中纷纷予以吸收和借鉴。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最早援用WCT规范版权管理信息的法域，1997年6月27日生效的《版权条例》第IV部科技措施与一般条文中—版权管理资料第274条规定了就干扰版权管理资料的不合理作为而具有的权利及补救措施。1998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千禧年数字版权法》（DMCA）作为新增加的《版权法》第1202节对版权管理信息的界定、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免责事由及其法律责任均作了较详尽的规定。[10]除出版行政管理法中涉及出版物的行政管理信息规定外，我国早期著作权立法没有版权管理信息保护的任何规定，但WCT和WPPT的通过及各国著作权法相应修正也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和法院系统的密切关注。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4项对”故意去除或者改变著作权管理信息而导致侵权后果的行为构成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权威解释，[11]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第47条第7项进一步明确了下列行为属于应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的侵权行为：”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版权管理电子信息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该规定为认定和制裁故意删改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侵权行为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但由于该规定过于原则，与我国香港地区或美国的DMCA法案相比，仍缺乏对版权管理信息的界定、侵权免责事由等具体规定，因而我国有必要尽快出台专门规范网络版权，其中包括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保护规定的行政法规。
三、删改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侵权行为的认定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第7项的规定，删改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如下：
（一）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这里的著作权人包括作者、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权的单位或个人；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要是指表演者、音像制品制作者等邻接权人。在WCT和WPPT的相关规定及各国立法中，均未明确涉及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能否采取版权管理管理电子信息保护措施问题。鉴于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和管理著作权或邻接权，并且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被授权后，还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主张权利、签订合同以及独立参加诉讼、仲载活动，因而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也应是采取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保护措施的合法主体。未经权利人及其授权主体许可删改版权管理电子信息的行为，表明了侵权行为人违背权利人意志的特征。
（2）主观上由故意构成。行为人明知删改的版权管理电子信息将造成危害后果，并希望或放纵这种后果的产生。与版权技术保护措施的立法不同，WCT和WPPT均明确规定这种侵权行为的主观要件是故意。美国DMCA法案也明确规定禁止伪造消除或变造版权管理信息的主观要件均为“故意”，如1201条（a）款规定：“禁止任何人在知道状态下，故意以下述手段引诱、促使、方便、掩匿侵权行为：（1）提供虚假的版权管理信息，或（2）发行和为发行而输入虚假的版权管理信息。”如果广播电台和有线电视网去除或者改动版权管理信息并非故意诱使、促
成、便利或者包庇侵犯版权的行为，不承担侵权责任。
（3）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删除或者改变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与WCT和WPPT以及其他国家版权立法相比，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保护方面的侵权行为表现形式较窄，只包括删除或者改变两种行为。而WCT第12条第1款第（ii）项、WPPT第19条第7款第（ii）项以及美国DMCA法案均规定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还应包括发行、为发行目的进口、广播或向公众传播明知已被未经许可去除或改变版权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作品的复制品或邻接权保护对象及其复制品。这表明我国著作权立法中对版权管理信息的保护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4）没有法律、行政法规的例外规定。如果未经许可故意删改的版权管理信息是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合法行为，则不得以侵权论处。如美国DMCA法案：联邦、州或州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或者有关人员正执法、调查以及其他政府行为中，对版权管理信息的处理属于合法行为。我国目前没有类似免责条款的规定，亟待通过立法完善。
在认定删改版权管理信息侵权行为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删改版权管理信息从性质上讲仅是一种故意引诱、促使、方便、掩匿直接侵犯他人著作权或邻接权的间接侵权行为，但这种间接侵权行为可以独立存在，
并不需要直接侵权行为产生后才作侵权认定；二是版权管理电子信息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权利保护对象，其实质仍然是类似于版权技术保护措施那样维护著作权和邻接权的一种管理措施，WCT和WPPT以及我国著作权立法的相关规定并不意味着会产生一种独立于著作权和邻接权之外的“管理信息权”。正如有学者指出：传统的非电子版权管理信息不容易被去除或改变，即使做到了也容易被人发觉并且被追究责任。而在电子环境下，特别是网络环境中则非常容易做到去除或者改变版权管理电子信息，而且被去除改变后不容易被人发现，甚至会出现真假难辩、真伪颠倒的情况。作品的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一旦被他人擅自去除或者改变，将直接影响著作权人的精神利益和财产收入。因此，禁止去除或改变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仅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通过这种禁止维护作品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14]三是是否采取版权管理电子信息的保护措施是权利人的权利而非义务，不能将其作为版权或邻接权受保护的前提，否则就构成对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2款的违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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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截止2003年10月15日，伯尔尼公约共有15个成员国。英国于1887年，美国于1989年，澳大利亚于1928年加入该公约。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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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鉴于该司法解释第9条的内容已被2001年修正的《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所涵盖，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1月2日又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明确废止了该司法解释第9条。
第8篇
关键词:网络发表;科技论文;版权保护;技术措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256-02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应用的不断发展,高校科技论文的网络发表和共享也得到逐步的发展。高校科技论文的网络发表与共享打破了高校以往的只能通过传统纸质期刊发表科技论文的程序,减少了科技的时间,使高校的科研人员学术交流更加方便、快捷;在推动高校科技信息和知识的快速传播以及科技成果迅速得到共享和应用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科技络发表和共享平台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的事物,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还没有健全 [1],在版权保护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科技络发表与共享平台的高度共享性使得版权保护的难度增大,如何有效保护高校科技络发表与共享平台作者的版权是目前首要解决的问题。
一、科技论文的网络发表与传统科技的版权比较
(一)网络科技论文与传统科技论文版权保护的复杂度
网络侵权与传统版权侵权相比,传统版权侵权是纸质为载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网络侵权是通过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实施的,侵权完成的速度快,复制、下载、传输行为变得简单易行,同时侵权确认的难度大。与传统版权保护相比,网络版权保护变得更加复杂,版权保护的主体、客体及地域性的范围加大。传统版权保护的主体是作者、出版者及其用户。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下的版权保护主体包括科技论文拥有者、科技论文传播者、网络服务开发商以及科技络的使用者。另一方面,版权保护的客体范围扩大;同时由于互联网的无国界,一旦有侵权行为发生,版权保护就十分复杂。如表1所示,二者的侵权复杂程度比较。
(二)网络科技论文与传统科技论文著作权比较
1.发表权和修改权。发表权包含的内容很多,包括是否发表,何时发表,在何刊物发表等。所有这些都应由作者自己来决定,任何他人未经作者授权或委托,都不得擅自决定。但是由于传统期刊需要经过投稿、审稿等漫长的过程,发表的周期很长。所有这些发表权版权人无法自己决定,一旦投稿就没法修改,甚至有些出版社自行修改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 [2]。而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下的科技论文可以随时发表。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这表明,作品可由作者自己修改,也可由取得授权的其他人修改。
2.保护作品完整权。传统纸质期刊发表的论文,科技论文的完整性有时会被忽视,比如对于论文稿件,经专家审稿后,认为论文的内容很好,但由于版面限制等因素,就会对论文进行大量的修改和删除,此种做法就侵犯了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然而相对于网络科技论文,由于作其发表的载体为网页没有任何篇幅和尺寸上的限制,科技时完全可以从其内容本身的完整性编排内容。
3.信息网络传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中国2001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增加的一项权利,保护通过互联网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的著作权权利是网络科技论文传播的一项重要权利。传统科技论文则没有此项权利。
二、高校科技络发表与共享的版权侵权分析
1.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有些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未经版权人的同意或许可,擅自将其作品在网络上发表,传播。比如有些网络平台擅自把一些作者的博客作品在其网站上发表并予以共享,在网络上使用他人作品时,擅自对作品进行修改、删节等;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明确将此种行为定性为侵犯了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2.科技论文作者权益侵权。科技络发表和共享使得复制、盗版和修改变得更加容易,以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发表与共享平台为例,作者发表的论文根据文责自负的原则,只要作者所投论文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有一定学术水平,符合其网站的基本投稿要求,就可以发表。科技论文在线允许文章在发表前,甚至审稿前首先在网上,科技论文在线采用的这种先公开,后评审的论文评价方法使得作者一旦上载的作品没有经过授权或许可,通过科技论文在线进行传播就会存在很大的版权风险。
通过对广西某几所高校的一些科研人员调查发现,80% 的科研人员不愿意在网络平台上发表及共享其科研成果。40%的被访者认为如果网络上发表共享其论文,再次向正规期刊投稿难度会增加,甚至一些正规期刊不接受这样的投稿。20.7% 的认为将会导致盗版现象;7.3% 的认为可能会被用于商业目的;12%的认为可能会损害文章的完整性和署名权;只有20% 的人考虑过将自己的文章公布在网络平台上。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目前存在不少版权纠纷的问题。所以说科技论文在线发表与共享应妥善处理好网络版权侵权。
三、高校科技络发表与共享版权保护的建议措施
(一)科技络著作权人采取的措施
1.增强高校著作权人的版权保护意识。在目前网络版权保护方面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树立高校科研人员的版权保护意识更为重要。目前,高校科研人员科技络发表的著作权意识还比较淡薄。即使自己的作品被侵权,很多作者没有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从而导致现实生活中任意转载、改编等方式使用科技论文的现象很普遍。因此要通过各种方式,开展版权教育,增强版权自我保护意识。高校应加强版权保护这方面的宣传,在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上登载相关著作权保护知识,利用一切可能的媒介和渠道宣传版权保护的相关知识。
2.采取技术措施。版权的保护措施是指版权人主动采取的,能有效控制进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并对版权人权利进行有效保护,防止侵犯其合法权利的设备、产品或方法 [3]。目前,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应对网络中的侵权现象,版权人采取的技术措施通常包括采用反复制设备、访问控制技术、数字水印、数字签名或数字指纹技术等保护网络科技论文的版权。
(1)反复制设备(anti-cope devices);由于网络作品的复制非常容易,目前版权人一般采取反复制设备就是阻止复制作品的设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SCMS”系统(serial copy management systems),该系统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不仅可以控制作品的第一次复制,而且可以控制作品的再次复制,避免数字化作品的复制件被作为数字化主盘。(2)访问控制技术;即控制进入受保护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如登录密码)。它允许用户对其常用的信息库进行适当权利的访问,限制用户随意删除、修改或拷贝信息文件。(3)数字水印、数字签名及数字指纹技术;为了防止网络作品的易修改,易盗版现象出现了数字水印、数字签名或数字指纹版权保护技术。数字水印是利用数字内嵌的方法隐藏在数字图像、声音、文档、图书、视频等数字产品中,使得用户只能在屏幕上阅读,而无法复制。这种技术可以用以证明原创作者对其作品的所有权,并作为鉴定、非法侵权的证据。数字指纹是指同时在数字作品中嵌入的是作品传播者和使用者的标识信,和数字水印技术相反,当某个用户将其拷贝非法的传播到外界,版权所有者就可以通过提取拷贝中的指纹来追踪非法用户。数字签名技术即进行身份认证的技术,防止伪造,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其他技术措施比如防火墙技术、认证技术(CA)、追踪系统、标准系统、电子版权管理系统等。
(二)完善版权保护法律制度
中国在著作权的网络立法方面,其法律文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保护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等一系列涉及网络版权保护的文件,为技术措施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中《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是2005年由国家版权局与信息产业部联合实施的,对网络环境下的科技论文版权保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政府应加快对《著作权法》的修改、完善,并制定保护网络著作权的专项法律或行政法规。法律保护是一种事后控制的手段,即只有在发现侵权行为之后,法律才能进行干预,一旦有版权侵权,高校科研人员应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加大版权保护力度
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应增强维权意识,对抄袭剽窃他人论文成果侵犯版权的行为予以严惩。以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为例,其网站上设有学术监督栏,对一些侵犯版权的作者取消已发表的论文,收回刊载证明,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网站上予以谴责,并禁止三年内在其网站上,对维护版权所有者的权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对于网站在保护版权方面还是不够的。对于一些复制、盗版其网站上的论文在其他网络平台上发表或者在科技期刊上发表,则没有相关的政策。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应当充分重视作者的论文版权保护需求,保护作者的著作权权益。
高校科技络发表与共享版权保护要得到增强,首先要增强高校版权人的版权保护意识;其次则必须及时更新、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快网络版权保护的立法,最后要提高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的技术保护水平。只有作者的版权得到有效的保护,才能提高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和质量,推动高校科技论文的网络发表与共享。
参考文献:
[1]金勇,王小东.网络科技论文共享平台建设研究:第35卷[J].湖南农机,2008,(11):147-148.
第9篇
论文关键词：版权期限，版权贸易，最优值，有限性
版权法又可以称为文学艺术产权法，它是一部形成一国社会文化的法律。版权属于知识产权体系，其保护的标的是思想的创造物，这就决定了版权必须赋予权利人一定的专有权利来达到和实现激励创作者尽心创作的目的。同时版权又兼具了增进知识和学习的宪法性目的，因此它需要通过设定一些公共领域促进一般的社会公众接触到创新的思想以达到传播作品提高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可见，版权法从本质上就是要在创作者和使用者之间建立一种均衡关系。
保护期限的长短是调整作者与公众之间利益冲突的重要工具法律论文，也是实现版权法目的的一种手段论文范文。根据各国版权法的规定，一旦版权的法定保护期届满，作品将自动地进入公共领域，公众可以自由地复制或者作其他的使用。从这个角度而言，确定版权保护合适的期限是促进各国版权法改革的重要原因。本文运用计量分析方法，以56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版权保护期限与版权贸易的关系，探求版权保护期限的理想平衡点，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完善我国版权保护期限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研究文献综述
一般而言，版权保护期限就是指版权法律保护实施的时间期限。法律赋予版权一定保护期限的目的就在于使得作者在不泯灭创作热情的同时还愿意与公众分享其智力成果，这一规律俨然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则。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版权保护期限经历了从短到长的演变过程，逐步从最初的28 年扩展到现在的作者身后70 年[[1]]。学界为此展开了积极的探讨法律论文，在理论层面上，美国国会[[2]]就Eldred v.Ashcroft[[3]]判决指出，如果不延长现有版权作品的保护期，就没有人愿意对那些即将进入公有领域的但是却具有投资价值的版权作品进行追加投资。因此，延长版权保护期就能使这种追加投资成为可能。美国版权局[[4]]强调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社会应当有一个统一协调的版权保护期标准，现在，欧盟已经通过一个版权指令将其版权保护期延长至作者有生之年加上死亡后70年。如果美国不延长版权保护期，那么，美国在欧盟的利益将受到损失。在实证层面上，Png 和Wang[[5]]调查了1991-2002年OECD 26个国家的样本数据。研究表明，在平均水平上，版权保护期限的延长使得电影产量提高了8.51%（4.60%）到10.4%（4.89%）之间法律论文，并且电影产量的增加在盗版率低的国家显得更为显著论文范文。
从版权法的基本原理来看，版权期限的扩张是对版权人保护的强化，但同时也意味着对社会公众义务的加重、对公众自由接近知识和信息的限制的强化，这引起学者对版权保护期限不断延长的担忧和焦虑。在理论层面上，Landes和Posner[[6]]认为版权保护期延长所激励是那些还没有被创作出来的作品，而表达成本的增加将涉及到对所有作品的借用，包括现有的和没有创作出来的作品。这是反对版权保护期限延长一个非常有力的判断。美国法官Thomas[[7]]总结认为版权保护60年的垄断权所产生的罪恶会双倍于30年的垄断权所产生的罪恶、三倍于20年垄断权所产生的罪恶。Lypzic[[8]]对版权保护期过长的弊端进行全面的总结：一是作者靠集体文化培养，从中吸收完成自己作品所需的各种要素，因此，反过来，将他们的作品尽快纳入公有领域作为共同财产也是理所当然的；二是超过一定的时间，几乎无法再找到所有的继承人，几乎无法使他们意见一致地按作品的流通市场所需求的速度授权使用作品；三是保护期限过长法律论文，公众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权利的永久化只会有利于继承人，不利于激发创造力；同样，它会使作品难于流通，这不符合公众享有文化的迫切要求。在实践层面上，Landes和Posner[[9]]并采用限制折扣的方法，指出一个永久性版权的现值与25年版权保护期的现值，相差仅约2.5%。法官Breyer[[10]]同样认为版权20年保护期限所创造的收益就占到了永久性保护所创造收益的98%以上。Varian [[11]]认为美国Sonny Bono 版权期限扩展法案所产生的激励效用是不显著的，版权保护期限延长20年的规定，仅仅能创造0.47%额外的补偿，如此低的补偿率不可能对作品创作具有显著影响。Landes &Posner [[12]]调查了1910-1991年美国版权办公室版权续展注册的情况，认为80%的版权作品在首次版权保护期结束之后已经没有商业价值了。Rappaport[[13]]研究了在美国1922-1941年间获得版权的电影在1998年的商业价值，他发现两个趋势：一是距离目前更近的电影更有可能进行商业运作。在1926-1928年的电影在1998年的商业存活率为11%法律论文，1929-1932年的存活率则为40%，1933-1941年的存活率则为65%；二是距离目前更近的电影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在1926-1930年间创作电影的平均商业价值为175,000美元，1931-1934年间为250,000美元，1935-1941年间为400,000美元论文范文。
上述研究成果细致梳理了版权保护期限对版权人、传播人与使用人的各方影响，阐述了版权保护期限对激励作品创作和由于垄断所造成利用不足的两方面效应。可以说，学界目前对于版权保护期限重要性的探讨已经非常深入和翔实，并将关注的焦点和核心放在究竟多长的保护对于确保作者和出版者的经济利益是必要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关于版权法最终能够提高公众福利的经验性研究却极度匮乏，究竟多少激励足以推动创造性活动，何种激励——金钱、控制还是时间？——真正起作用，对此缺乏事实性的必要研究加以分析并做出合理解释。从这个角度而言，目前版权保护期限延长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依旧属于一个开放性命题，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进一步实证分析。
二、版权保护期限与版权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1、相关数据
对于版权保护期限，直接采用各国或地区的版权立法期限为统计变量。对于版权贸易法律论文，由于直接采用一国或地区版权贸易的绝对值往往会忽略各国或各地区规模大小的差异，导致数据失真，因此，采用人均版权贸易额进行修正。研究样本为2006年全球具有代表性的56个样本国家和地区的版权保护期限和人均版权贸易额的数据资料。相关数据参见表1。
表1版权保护期限与人均版权贸易额数据统计表
国家
和地区
版权保护期限ST
人均创意及其相关物品进出口贸易额(美元)CT
国家
和地区
版权保护期限ST
人均创意及其相关物品进出口贸易额(美元)CT
国家
和地区
版权保护期限ST
人均创意及其相关物品进出口贸易额(美元)CT
国家
和地区
版权保护期限ST
人均创意及其相关物品进出口贸易额(美元)CT
匈牙利
70
1605.958
瑞士
70
4166.612
拉脱维亚
70
501.3533
新西兰
50
722.645
荷兰
70
2730.922
阿根廷
70
80.21176
肯尼亚
50
11.10053
阿尔巴尼亚
70
66.27032
智利
50
140.8095
克罗地亚
50
494.4137
丹麦
70
2868.151
韩国
50
1109.034
卢森堡
70
5597.743
葡萄牙
70
647.9537
巴西
70
64.98956
印度
60
39.11031
奥地利
70
2404.444
冰岛
50
1385.601
加拿大
50
1302.102
马来西亚
50
987.572
塞浦路斯
70
1306.344
罗马尼亚
70
219.2006
西班牙
70
776.5571
泰国
50
281.735
澳大利亚
70
980.5365
以色列
70
4294.443
爱沙尼亚
70
1803.927
中国
50
173.2935
法国
70
1290.191
斯洛文尼亚
70
1071.108
捷克
70
1117.213
白俄罗斯
50
116.5495
德国
70
1532.578
斯洛伐克
70
859.9697
波兰
50
342.9795
格鲁吉亚
50
42.68358
意大利
70
1099.275
比利时
70
5964.5
爱尔兰
70
2054.753
亚美尼亚
50
261.7565
挪威
70
1398.058
英国
70
2649.674
日本
50
696.4777
菲律宾
50
47.41103
瑞典
70
2557.999
希腊
70
557.1021
马耳他
70
1424.512
印度尼西亚
50
34.50223
保加利亚
70
165.314
芬兰
70
3451.044
新加坡
50
9334.759
约旦
30
266.7404
美国
70
990.5456
土耳其
70
83.28199
立陶宛
70
571.765
摩洛哥
第10篇
数字出版在中国出版业内名正言顺地拥有一个席位，也不过7年之久。然而在这短短几年时间里，各种数字出版商层出不穷地跃入读者的视线，数字出版迎来了蓬勃发展。有机构统计，中国数字出版产业首次超越传统出版产业是在2009年，当时数字出版产业的总产值已经超过795亿元，而在一年之后，数字出版收入则迅速达到1，051.79亿元，呈现出井喷之势。
“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数字出版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2011年8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2011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上如此表述。他说，中国出版业已经到了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跨越的关键时刻，在此态势下，中国的很多出版机构都将数字出版作为重要发展目标。
有媒体指出，“以行业生命周期指数来看，经过快速发展，数字出版在我国已从幼稚期步入成长期，开启了行业升级换代之路。”然而，中国数字出版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也经历了一些坎坷。作为新型文化传播者，数字出版除了资金匮乏等传统问题外，还面临着版权方面的困惑。
版权之劫
“十余年间，我们公司一直在稳步发展，但是2008年也曾遭遇重创。版权问题对数字出版行业至关重要。”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兼资源总监王胜海对本刊记者说。
他所提及的2008年重创，指的是当年万方连续两次被百余名硕博士告上法庭：2008年4月，500余名硕博士诉万方数据“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侵权；2008年9月，480名硕博士万方数据侵犯其著作权。两次诉讼理由都是万方数据未经许可将其硕士、博士论文建成电子数据库，并且从中获利。
据记者了解，当时万方数据的硕博论文来源于其最大股东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而中信所经国家及高校授权代为收藏管理各高校的学位论文。虽然2003年万方数据与中信所签订了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的协议，但是并未直接与学位论文的作者就版权使用达成协议，因此万方数据作为侵权人在一年内连续两次被，最终均以万方数据败诉告终。
王胜海说，“经历此事后，我们对学位论文的版权有了重新的认识和调整。坦白说，我们认为这也是好事。在一个知识产权不够健全、不够清楚的环境内，做知识服务工作，我们还是希望源头能够清楚。”
记者了解到，万方数据作为一家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因为没有专门的编审人员，因此并不接受作者的直接投稿，学位论文、期刊文章等来自于期刊编辑部、学校研究生院、会议主办单位等，作为使用补偿，公司给合作的源头单位支付一定的费用及一定金额的万方数据库充值卡。
“目前，中国学术论文的版权转让确实不是很规范。”王胜海说，“我们统计过，在与万方合作的期刊中，三分之一的编辑部跟作者签署版权转让协议；另外三分之一的编辑部会有一份版权声明，明确说明在他们编辑部发表文章，版权属于编辑部；剩余三分之一则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中国期刊论文版权现状。
“坦白讲，这种情况有很多模糊地带，尤其对我们开展数据库集成化非常不利。我们更希望版权从源头来讲是非常清晰的，这样才可避免版权问题。因此，现在我们跟编辑部合作时，会跟编辑部签署非常清晰的协议，以确保清晰、明确的版权，避免侵权再次发生。”王胜海说道。
其实，并不是只有万方数据遭遇过版权问题，很多数字出版商都有类似经历，数字版权纠纷案件频频见诸于报端。
2008年之前，主要是著作权人诉数字出版商侵犯其著作权，如2003年著名法学专家郑思成书生数字图书馆侵犯著作权，2005年河北省32名作者中国知网侵犯著作权，2007年自由撰稿人李昌奎超星数字图书馆侵犯著作权等。
最近几年，除了上述数字出版侵权外，还先后发生了几起数字出版商之间的版权侵权事件，如2009-2011年中华书局诉汉王科技侵权、2010-2011年盛大文学诉百度版权侵权、2012年3月书生网络诉盛大文学大规模侵权等。
数字出版版权侵权不仅损害著作权人的利益，更有可能损害数字出版商的直接经济利益，因此，无论是著作权人，还是数字出版商对于数字版权都非常敏感。
中文在线董事长兼总裁童之磊介绍说，中文在线自2005年开展版权保护维权工作以来，已经运作的维权案件就有500余起，涉案作品上万部，其中诉北京邦邦网络侵犯著作权一案，是国内无线网络著作权维权第一案，被视为打响了国内无线阅读产业维权保护的第一枪。而诉“天下网”传播畅销文学作品著作权案，则成为2008年上海十大知识产权案之一。
“目前国内数字出版行业发展还不成熟，依然存在盗版、版权授权不明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出版社和作者参与数字出版的积极性。”童之磊指出，“公司未来进一步发展，首当其冲要解决的是版权问题。”他说，数字出版脱离了实体的介质，说到底是版权交易。版权保护就相当于数字出版的阳光、空气和水。在整个数字出版产业链中，内容的版权授权运营是产业发展的关键。
版权之解
数字出版版权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这是数字出版产业链所有参与者共同关心的话题。
作为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采购者和使用者，宁夏大学图书馆信息服务部主任陈晓波对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有充分的研究和认识。他说，中国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是按照中国特色来运作的，收录的都是别人的出版物，而国外的数据库，如国际上排行第三的数字化期刊平台德国斯普林格（springer），只出版或整合自己的出版物，“中外期刊数据库在内容来源上的差异，反映我国期刊数字出版运营存在着潜在的知识产权问题。”陈晓波指出。
记者了解到，除了像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等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外，我国还有一些非常典型的数字出版商，如：以数字出版平台模式运营的多看阅读网、掌阅网等，通过引进版权的方式提供数字图书、杂志等供读者在线下载阅读；以数字内容运营商模式经营的中文在线、盛大文学、起点中文等，签约了一大批网络甚至知名作家，通过在线写作，实现原创作品的数字出版。
与此同时，传统出版业也不甘落后，纷纷转型并开拓数字化市场，如中信出版社、甚至专业性较强的交通出版社、中国检察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等也都建立了数字出版中心，并以数字图书馆的模式抢占数字出版市场。除此之外，曾经专注于科技研发方面的技术公司也不忘在数字出版市场“插上一脚”，以数字出版技术商的模式做得风生水起，如北大方正先后推出数字版权保护技术（DRM）、版式文档技术（CEBX）等，对数字出版快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己也赚得了满钵金。
虽然中国目前存在多种模式的数字出版模式，但是它们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不同模式经营的数字出版商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的合作关系，如掌阅书城与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中文在线等多家互联网知名小说阅读网站达成合作，获得正版授权。
“出版社自建平台运营数字出版中的版权问题较少，我认为版权纠纷更容易发生在第三方平台内容服务商模式上。”中国检察出版社数字出版中心副主任徐珂表示。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也指出，为避免数字出版版权纠纷，首要解决的是出版社在数字出版产业中的定位问题。根据我国整个大环境和出版社自身条件的限制，出版社应该定位于数字版权人的角色，明确与作者的委托关系，并保证作者的数字版权收益。其次，平台方也应该认识到数字出版产业链各方的利益平衡问题。没有广大作者和出版社提供的数字版权内容，数字出版产业根本无从谈起。“尊重数字内容提供方的合法权益，让数字内容著作权人得到合理尊重和有效保护，是平台方必须考虑的战略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认为，移动互联网的内容生产，在版权保护下得以健康有序地发展是实现文化强国最实实在在的体现，移动互联网发展较快，不断有创新性的产品和盈利模式出现。对于这些新模式，应该一边扶持，一边规范。
张洪波为数字出版产业链参与者支招。他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作者和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时，必须将电子版权的内涵和外延解释清楚；必须明确授予出版社的权利种类、作品的使用方式、传播载体、传播媒介，更为重要的是作品的使用条件与结算，包括预付版权费、分成比例、销售数据的提供与核查、结算方式、授权期限以及日后收益的保障等，而且要遵循权利、义务和责任对等的民法基本原则。合同条款约定只有符合法律才有效，否则数字版权还应该属于作者本人，数字版权交易与传统版权贸易毫无二致。
新时代 新方向
“我觉得当前关于版权规定的内容不太适应如今的出版潮流。”刚刚年满29周岁的徐珂指出。
2012年5月，徐珂来到中国检察出版社任数字出版中心副主任。从一间空办公室做起，在半年多时间里他带领着其他三位比他还小的同事，将数字出版做得有声有色。在这里，数字出版真正实现了无纸化编校，他们将二维码应用到图书文字中，既解决了单纯文字的枯燥，又避免了完整插图的高成本。
虽然真正接手数字出版工作的时间较短，但是徐珂对数字出版行业做了充分的调研和分析，并且对数字出版及其版权问题形成了独到、前沿的认识。
“所谓的版权问题，大部分情况下最终都是源于经济利益。”徐珂指出。
他说，“在互联网传播时代，我看中的并不仅仅是将数字内容作为产品销售，而是通过网络上快速的传播力进行营销，并且从中获利。但是这并不等于互联网时代并不需要考虑版权保护。如今，传统上保护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即作者对作品的署名权等无可厚非，但对于作者的经济权益则可以用更丰富的方式来保护和实现。”
传统方式上，图书出版都是按照千字来计算作者著作权的经济利益，后来又出现了版税制方式。大多数出版社也都是按照版税方式来计算作者应当获得的稿酬。徐珂分析说，虽然版税方式要优于千字计算方式，但是版税是与图书定价相挂钩的。“在互联网模式下，数字出版图书在网上可能只卖到2-3元，甚至有时候还会有免费阅读的情况，这样的话就很难计算出版税，即使仍然按照原来的7%版税率计算，作者也会有很多的不满。”因此，在数字化出版时代，就需要细化分类，用一种比较科学、有机的方法来整合作者的权益，这应该是编辑的工作。
他指出，原来的编辑只是看看稿子，但是在当前，编辑更应该是作者的经纪人，并不是出版一本书就算了事，而是需要对作者所有的可能利益进行规划和管理。即，编辑要对图书在纸质书、网络、移动阅读等各个渠道进行策划，合理分析、规划图书在不同渠道可能获得的经济利益，而非一律按7%的版税率计算。
出版社出版一本书，肯定是出于某种利益需求，无论是纸质版还是数字版，无论是收费发行还是免费发行。既然出版社要获利，那么当然也要考虑作者的利益，如提高其知名度，从而增加发行量，这就是作者管理的内容和目的。这种作者管理，而并不是一味地依靠法律法规制定、法律体系的建设，或者仅仅从技术上考虑如何防止被复制、粘贴，最根本的是要求编辑做作者的经纪人，切切实实地为作者考虑和规划整体经济利益，使双方收益都能最大化。
第11篇
版权制度始终坚守着利益平衡的原则。网络环境下期刊出版信息容量大、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版权保护依然需要继续坚持使用者与权利人的利益平衡,维护社会公众共享信息机制的权利,保证使用者得到最广泛多样的信息,又能保护作者的创作激情,满足权利人在信息网络上的合法权利和商业预期。
网络环境下出版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困境
随着“结构化文本”技术发展、数字新业务的出现给用户提供了形式各样的新作品,造就了无法归类于任一传统形式的纯网络作品,并以前所未有的使用形式广为传播。限于篇幅,我们仅以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为例就科技期刊在当前网络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与困境,结合行业组织、 版权专家、知识产权律师、权利人等提出的解决方案做一些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转载或者使用作品未经版权拥有者的同意。网络是一个极为开放的过程和载体,随着博客、BBS平台等新的传播形式的出现,很多人(尤其专业人群比较集中的网络社区)在使用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拥有版权的作品时并未获得授权,这就需要构建合法的使用机制保护期刊内容的网络版权。《著作权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说明包括著作权法第3条规定的各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均受著作权法保护,已有作品制成的数字化复制品不论以何种形式传播,版权均属于原著作人。除构成法定许可合理使用的情形外,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刊登的作品,需支付报酬并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有研究者指出,权利人将自己的作品上载、传播,未做出明确反对的申明时,可根据网络的实际特征完善网络版权的授权默示许可制度,传播者不必向权利人支付报酬。
无国家层面的版权交易平台支撑版权交易。2006年7月1日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内容、权利限制、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以及免责条款、法律责任等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当务之急是建设全方位、多功能的数字版权服务组织,建立服务模式及国家数字版权交易平台,把版权信息、权利人信息以及交易、认证等汇集到互联网交易平台上,再提供相应的服务。复制权、汇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涉及的作者和使用者众多,需要即时使用而获得授权的时间较长,事前取得单一授权较难实现,比较适合延伸性集体管理。著作权集体管理可解决单个作者没有能力管理自己权益的问题,降低行使其权利的成本。同时促进文化传播、繁荣文化市场,最大限度地解决信息网络传播权难以有效控制的局面,规避市场需求带来的法律风险,为公众提供合理利用作品的途径。集体管理组织集中向使用者发放授权并收取著作权使用费,使著作权人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报酬,收益最大化,在信息技术、通讯技术、互联网领域更充分地保护版权人利益,努力提升互联网版权保护水平。
经济利益的驱使,盗版难以完全消除。2005年实施的《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明确了网络服务商的行政责任。然而,因经济利益的驱使,某些数据库厂商还在非法复制包括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在内的生物医药类期刊的论文并以镜像形式提供给图书馆用户服务以及进行光盘版销售。这需要国家管理部门加大惩罚力度,修订著作权法中有关网络侵权的处罚条款,提高侵权人的盗版成本。另外,对盗版行为恶劣、侵权程度严重的侵权人进行刑法惩治十分必要。依照《著作权法》第47条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是一种侵权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05年11家教育科研机构以侵犯编辑作品著作权和版式设计专有使用权为由将重庆维普公司告上法庭,并最终获赔236万元。
侵权对象的无形性及侵权目的的非营利性导致网络侵权行为认定困难。网络空间本身难定边界,加之P2P、博客、播客、维基百科、临时复制等技术和利用网络方式的发展对网络著作权保护提出了新挑战。尤其是很多上传内容者并未使用真实姓名注册为网络用户,难以清晰界定和判断某一网上活动发生地点和发生结果的确切范围,被侵权人维权行为指向性呈一对多态势。应成立由政府主管部门、行业代表、法律界人士组成侵权行为认定委员会,建立起一套完整、清晰、严格的网络侵权标准。或者强化行业协会的作用,确立组织调研、出具鉴定报告等方面的法定地位和权威。同时,司法机关降低网络侵权的立案门槛,在法院无法查清侵权网站实际经营人的情况下,通过确认侵权并判决关停侵权网站,适当保护网络著作权。
数字版权保护技术不够完善。由于解密手段和技术的不断增强,现有的主要两类技术(以数据加密和防拷贝为核心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数字水印技术)并不能够完全保障信息资源网络系统的安全。目前我国很多大型数据库采取了防火墙加网关控制权限技术,许多网络图书馆采用了信息加密技术,此外,还有向版权控制机构申请CA认证等方式,并未能确保网络环境下著作权法的严格执行。只有各种有效保护版权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突破,才能为各类权利人提供网络环境下实用、便捷的事前防御和保护措施。
用户著作权意识不强。网络信息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是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知识资源商品,任何群体或个人都不能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无偿复制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现实情况是,很多网络用户习惯了免费使用网络资源,因版权意识不强,最终用户无形之中助长盗版的行为,使之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的遏止。我国已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并与国际规范接轨的较为完整的版权保护法律体系,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广大群众网络著作权意识。以智力成果为资源、以知识创新为动力、以受版权保护作品为基础的版权产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加强出版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水平和能力。
综上所述,恰如新闻出版总署科技与数字出版司副司长寇晓伟指出的:我国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和社会应该共同努力,尽快建立起我国数字版权合法、合理使用的保障体系,从法律制度层面提供保障。
科技期刊解决网络版权问题的积极实践
网络出版和传播以无可比拟的优势扩大了传统期刊的传播范围并增加了其速度,提升了文献的使用价值。为了规范和维护网络出版传播秩序,期刊出版单位应不断适应新情况,切实有效地处理与作者、网络数据库之间的关系。
与作者签订专有使用权授权书。国际上的期刊出版商本着尊重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益的原则与著作权人签订书面数字版权的专有使用权合同,在版权保护期内,获得在世界各地以各种语言和各种方式以印刷、电子等目前已知的及将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媒体或新技术对作品进行传播。绝大多数科技期刊的版权页上都印有期刊社得到授权(包括得到数字版权)的声明并加注有版权标记。自1996年始,国内多数期刊社均在著作权法的框架内与作者签署相关的著作权转让书。如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约定作者同意自该论文刊登之日起,将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版权及相关财产权转让给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对论文的部分或全文具有但不限于以下的使用权:汇编权、发行权、复制权、翻译权、网络出版及信息传播权。
利用技术系统记录必要信息。科技期刊远程稿件管理系统实现了科技期刊稿件审理与生产从人工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模式的转变,对于加强版权保护有着直接的作用。美国在线出版的《生物化学》杂志在其专用投稿系统页面随时记录个人信息。在线版的每篇正式论文中均注明了其在预览版上的首发日期,既可明确作者的首发权,也便于读者引用。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自主研发并投入使用的稿件远程管理系统后台有强大的日志记录和分析系统,完全能够保证作者在稿件发表之前信息的记录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推动数字对象惟一标识符(DOI)的应用。美国DOI基金组织制定了DOI 标准,组建了相应的解析系统(Handle System)。通过DOI可以将学术论文、著作参考文献直接建立关联,链接不同信息服务商的出版物和数据库,实现国际不同文种信息间的有效融合。国外主要文献出版商已经采用DOI和数字版权管理结合来标识各种类型的内容实体。2009年起,123种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纸本期刊和数字化期刊全部标注DOI,在医学学术期刊领域中率先推动中文DOI的应用,实现对数字对象版权状态的持续追踪,从而达到版权保护的目的。
版权清晰有助于推动数据库网络传播。顺应网络环境下期刊出版的新要求,作为汇编作品的汇编者,期刊社同每篇论文的作者签订版权专有许可使用合同或版权转让合同,获得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使用权、权后,才能授权网站将其印刷版的内容数字化并上网,供读者付费下载。拥有123种医学期刊的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以其办刊历史悠久、学术质量高、期刊影响力大等优势,在广大医务工作者中享有盛誉。2008年2月及2010年6月,中华医学会利用拥有自主版权的信息资源与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两度签署数字化网络传播的独家合作协议,共同打造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数字化期刊服务和检索平台,清晰地解决了版权问题。与此同时,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利用版权资源积极开展与海外数字出版平台的合作,并积极尝试OA出版。
伴随有关网络环境下版权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发展,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将在确保期刊质量的前提下不断扩大集群化期刊的数量规模,凭借雄厚的学术专业出版资源,借助合作伙伴的技术、市场优势向信息服务型企业不断转型和发展,全力打造中国的医学信息航母。
游苏宁系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第12篇
[关键词]开放存取 开放存取资源 知识产权保护
[分类号]D923.41
开放存取运动已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而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则是传统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数字环境下的自然延伸，其滞后于开放存取运动的发展，因而成为影响开放存取运动的主要障碍之一。加强对开放存取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在作者、出版者、用户间建立新的利益平衡机制是开放存取运动快速、健康发展的保证。
1 开放存取资源的版权特点
开放存取是新的学术出版与学术交流模式，其信息资源呈现一些新的版权特点。
1.1 受现行版权法保护
版权所有权由一系列权利组成，作者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但不得背离现行版权法规定的“限制和例外”条款，限制用户合理使用其作品。如《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倡议》(BOAI)并不鼓励违背版权人的意愿或是违反版权法的规定对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进行开放存取，也不倡导突破现有的版权法，而只是在现有的版权法体系内，根据版权人的意愿最大程度地实施开放存取。
1.2 版权保护复杂
开放存取是网络环境下的产物，网络条件给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使得版权保护更为复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保护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可以主张权利的人和机构增加。传统的版权保护主要是调整作者、出版者和用户间的利益关系，开放存取环境下版权保护的主体增加了网络内容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图书馆或学术机构等开放存取资源的建设者，版权保护要求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第二，受保护的客体范围不断扩大，作品种类多样。传统版权保护的主要对象是印刷型文献，而适用于开放存取的文献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电子文档，主要有论文、著作、原始资料、多媒体资料、课程资料等。
第三，开放存取资源的超地域性。地域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确认和保护的知识产权，只能在本国或本地区范围内有效，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发生法律效力。而对开放存取资源而言，全世界任何地方的用户只要通过网络就可以免费存取、自由使用，一旦有侵权行为的发生，版权保护起来就十分困难。
1.3 许可协议是版权实现的主要方式
开放存取资源版权保护主要是通过许可协议来调整各方利益关系。作者和版权持有人通过许可协议让渡部分版权给用户，使得所有用户具有免费、不被更改、全球和永久使用其作品的权利。作者保留保护作品完整权、署名权等部分权利，用户使用开放存取资源时必须注明作者的姓名、作品名称和作品出处等版权信息。
2 开放存取资源建设的知识产权保护
BOAI认为，开放存取的实现途径有两种：自存档(Self－Archiving)和开放存取期刊(Open-access Journals)，这也是开放存取资源建设的主要方式。在开放存取资源建设过程中应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
2.1 作者自存档的知识产权保护
2.1.1 自存档作品的保证 作者自存档的作品不得侵犯他人的版权、商标权、言论自由权、普通法上的权利或其他任何权利，不能含有对第三方进行诽谤、侵犯隐私或其他歪曲事实的内容。如果是合作者，一方行使权利时须与其他合作者达成一致意见。如英国牛津大学机构库Dspace@Cambridge项目规定，当作者向该机构库提交论文时表示作者承认同意这么做，而且，作者有责任确保在向机构库提交资料时不侵犯版权。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会删除非法、有害、、胁迫、骚扰、中伤他人的，诽谤、侵害他人隐私或诋毁他人名誉或商誉的，种族歧视或其他不适当信息，以及与学术讨论无关的内容，对文章不进行学术审核。
2.1.2 自存档作品的版权保护 作者将拥有版权的预印本(preprint)张贴在开放存取仓储中，或存储在个人主页、博客中，不存在任何的版权问题。如果是张贴后印本(postprint)，由于出版者为作品提供了增值服务，根据协议应该取得出版者的许可，否则就有侵权的风险。
这里主要有两个服务项目帮助作者保护自存档作品版权：
ROMEO SHERPA／RoMEO数据库是一个可提供检索服务的关于出版者版权政策的指引数据库，分别以绿色、蓝色、黄色和白色来标注它们对开放存取自存档的政策态度：绿色代表允许作者存档预印本和后印本；蓝色代表允许存档后印本；黄色指可以存档预印本；白色代表没有正式提出支持自存档。根据对414个出版者的统计，有68％的出版者允许某种形式的自存档。利用ROMEO，可以检索作者和出版者的权利分配。
JULIET 许多作者的研究项目都是得到资金资助的，不同的资助者对作者自存档的要求也不一样。为帮助作者了解研究资助者关于开放存取数据存档和开放存取出版的政策，确保研究成果保护与存取的复合环境，SHERPA推出了JULIET服务，作为对RoMEO服务的补充。JULIET便于研究者和其他人清楚了解每一个资助者的要求，简要描述每个资助者的政策，并对照开放存取理念对资助者的政策进行比较和评价。许多研究资助者已规定研究成果必须存放在开放存取仓储中，一些资助者强烈要求存档，或另外提供资金帮助研究成果发表在开放存取期刊或一些出版者建立的混合期刊中。
2.2 机构库与学科库建设的知识产权保护
学术机构、大学、图书馆等是机构库与学科库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在建设开放存取仓储时，应该取得版权持有人的许可，在网页显著位置提供版权声明或免责声明。如著名的学科库“图书情报科学与技术数字图书馆”(DLIST)在其版权政策中声明：DLIST不对版权问题负责，责任应由作者或作品的版权持有人承担。图书馆在提供网络信息服务时，应尽到注意的义务，发现涉嫌侵权的内容应及时移除或断开链接，避免因侵权而承担连带责任。
2.3 开放存取期刊的知识产权保护
2.3.1 赋予作者不同的权利 开放存取期刊是开放存取资源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版权问题主要是作者与出版者间利益的协调和平衡问题，要么作者保留版权，要么作者将版权转移给出版者。任何一种情况，版权持有人将同意出版的作品开放存取。JISC-SURF“合伙人版权”计划的报告提到了被确认的四种不同的开放存取期刊版权政策，分别是：署名许可、独占许可、再使用和改变论文形式的权利限制开放存取许可、作者保留所有或大部分权利等。这是四种不同的版权实践模式，四种不同的权利安排。Horrn E等则归纳了A、B、C、D四种新的版权模式，并对每种模式下作者、出版者和其他人的权利进行了探讨。
2.3.2 推行许可协议制度 许可是开放存取发展的障碍之一，是作者、出版者、用户三者问利益平衡的实现方式。由于许可的形式多样、许可的细节材料较难发现和理解、对同一作品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机构和环境面临不同的许可障碍等原因，许可实施起来比较困难，但它是开放存取期刊版权保护切实可行的制度。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是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C协议提供作者四种许可方式：署名(Attribution)、非商业用途(Noncommercial)、禁止演绎(No Derivative Works)、相同方式共享(Share Alike)。如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和英国生物医学中心(BMC)就使用了知识共享的“署名”许可协议；欧洲地球科学协会(EGU)的期刊采用的是“相同方式共享”许可协议，限制对开放存取出版物的再使用。作者可根据自己的授权意愿，进行自由组合，构成六种CC许可协议：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by-nc-nd)、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by-nc-aa)、署名-非商业性使用(by-nc)、署名-禁止演绎(by-nd)、署名-相同方式共享(by-aa)、署名(by)。我国目前采用的是知识共享中国大陆版许可协议。
3 开放存取资源利用的知识产权保护
3.1 图书馆利用开放存取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
3.1.1 善于利用法律和政策为自己免责 图书馆既是开放存取资源的建设者，又是开放存取资源的使用者和服务提供者，作为后者，图书馆应该自觉遵守有关版权的国际公约和当地的版权法律、法规，尊重版权人的权利，合法地使用开放存取资源，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同时要善于利用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国际组织等有关支持开放存取的政策为自己免责。
2005年1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发展议程中有关图书馆的原则》，规定“政府拥有著作权的所有作品都必须在公共范围内传播”，“由政府基金资助研究和出版的所有作品必须在一个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提供免费公共获取”。
2003年12月5日IFLA管理委员会在荷兰海牙通过《IFLA关于学术文献与研究文献开放存取的声明》，要求全球各地的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网提供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学术文献，确保这些文献的保存，协助用户发现及使用它们，并提供教育课程以帮助用户进行终身学习。
2007年12月26日，布什总统签署了《2007综合拨款法案(H，R，2764)》，其中规定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强制要求其资助的研究人员研究成果之后的12个月之内，将其经过同行评议的原稿电子版存放在美国医学图书馆的开放存取仓储PubMed Central中，通过网络提供开放存取，便于公众获取利用。
《关于申请2008年度博士点基金自然科学类课题的通知》(教技发中心函[2008]16号)第十一条规定：为使博士点基金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能尽快发表和交流，获资助课题负责人结题前，应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上2－3篇(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上发表后，允许同时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并认定与其他刊物发表等同。
《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的声明》中第五条提出“图书馆不为第三方承担侵权责任”。第三方侵权责任是指图书馆采集的知识信息制品本身存在侵权的，以及图书馆的用户在利用图书馆资源过程中发生侵权的。
3.1.2 提醒终端用户 由于开放存取运动的跨国界性，利用开放存取资源的用户并非都是本地的，为了存取开放存取资源去研读当地的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必要。因此，为了保护开放存取资源，图书馆可在其主页上相关的版权政策，让用户一目了然，知道作品保护的方式、保护的程度，从而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
3.1.3 帮助作者管理自己的版权 图书馆要积极宣传开放存取理念，争取作者的支持，帮助作者获得更多的版权。
当作者出版著作或时，出版者往往要求作者签订出版协议转移作品的所有版权，这使得作者失去了对作品版权的控制。当作者使用、再使用或授权其他人使用作品时，就会受到来自出版者的限制。为帮助作者管理好自己的版权，研究机构、图书馆等通过律师等帮助作者与出版者签订版权补遗协议。如由12个世界级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组成的联盟――机构合作委员会(CIC)的教务长于2006年一致签署的出版协议声明及补遗，就是帮助成员大学的作者保留在多种条件下共享作品的权利，包括张贴作品到机构库或学科库中。
由于大多数作者并不非常了解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作者版权补遗搜索引擎可以帮助作者产生PDF格式的版权补遗协议，附在版权协议上，确保作者保留某些权利。
第13篇
关键词：博弈论；信息资源共享；高校；版权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111-02
一、博弈概念简述
1.博弈论的定义。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是研究决策问题的理论，是由匈牙利数学家冯•诺依曼创立的。博弈论主要研究的是理性人的行为，在博弈论主体中，人都是具有理性的，也就是说在博弈论中决策参与人在进行策略选择时必须考虑其他决策人的策略选择才能确定自己的最有策略从而达到博弈的均衡。博弈论是研究理性的决策参与人之间发生冲突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的理论，也是研究理性参与人的决策者之间冲突及合作的理论[1]。
2.博弈论的均衡。博弈的均衡，就是博弈的参与人所选择的最优策略组合，博弈最终产生的结果是一个均衡结局，是在给定的信息条件下的一种必然结果，其中任何一方改变策略而导致均衡的变化都有可能使自己得到一个更差的结果。纳什均衡的思想是参与博弈的任意决策主体，给定其他参与人战略的前提下，每个参与人选择的策略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效用极大化，是自己的最优战略。
3.博弈的典型模型。（1）智猪博弈模型。智猪博弈模型是博弈论中的经典模型之一，在经济学领域是经常应用于市场中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2]。智猪博弈讲的是，猪圈里有一头大猪，一头小猪两头猪。猪圈的一边有个猪食槽，一边有个控制按钮，每踩一下控制按钮，在另一边的猪食槽就会落下少量的食物。如果有一只猪去踩控制按钮，另一只猪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猪食槽落下的食物，这只猪就会付出一定的成本。因此智猪博弈得出的唯一纳什均衡是（小猪等，大猪按）。（2）穷徒困境博弈模型。穷途困境的故事说的是警察抓住了甲乙两个嫌疑犯，但是缺乏足够的证据指证他们所犯的罪行，只能让他们自己招供。警察分别把两个嫌疑犯单独关押在两个屋子里审讯，在穷徒困境中，嫌疑犯甲和乙都被看做是理性的经济人，坦白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最有利的选择，因此最终得出的结果成为纳什均衡是（坦白，坦白）。“穷途困境”就是博弈的参与人同时采取行动并且不了解对方采取何种策略情况下，寻求最优策略的一种静态博弈。（3）斗鸡博弈模型。斗鸡博弈讲的是两个人分别举着火棍从独木桥的两端走向中央进行火并，每个人的策略选择是：继续前进，或退下阵来。这种斗鸡博弈里有两个纳什均衡（一方进，另一方退）和（一方退，另一方进）。
二、高校信息资源共享与版权保护的博弈
1.高校信息资源共享与版权保护的博弈分析。信息资源共享中各高校图书馆在一定的协议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各个高校图书馆博弈的过程。因此，运用博弈论的原理和方法能够分析信息资源共享活动中各高校图书馆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规律，可以为各参与共享的图书馆提供政策和建议，进而能够解决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2]。
2.高校信息资源共享与版权保护问题博弈模型构建。本文以广西高校某地区的两所高校图书馆有理性的进行信息资源共享与版权保护活动，以此类推到该地区的所有高校图书馆的共享情况，进而可推广到中国高校的所有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与版权保护情况。通过对某地区两个图书馆面临着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问题，在没有合理的制度下，缺乏可信的约束机制，这两个图书馆所共享的信息资源有都存在四种情况，一是共享具有版权保护的信息资源，二是共享不提供版权保护的信息资源，三是不共享具有版权保护的信息资源，四是不共享不提供版权保护的信息资源。两个图书馆都不知道彼此提供的信息资源是否提供版权保护，也不知道一方的共享是否可以无条件的被另一方可以享用。假设各种情况下的两个图书馆的效用值（如下页表1所示）。
表1 高校图书馆甲和乙的博弈
显然图书馆甲的类型有两种，T1={A1，A2}，有版权保护记为A1，无版权保护记为A2，同理图书馆乙也有两种类型，T2={B1，B2}，有版权保护记为A1，无版权保护记为A2。并记图书馆甲和乙的策略集分别为S1={L，N}，S2={M，R}。
根据近年来对广西某地区的任意两所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共享与版权保护情况数据调查得出图书馆甲和图书馆乙都提供版权保护的情况下信息资源共享的概率为0.15，图书馆甲提供版权保护而图书馆乙不提供版权保护的概率为0.3，图书馆甲不提供版权保护而图书馆乙提供版权保护的概率为0.3，图书馆甲和图书馆乙都不提供版权保护的概率0.25。即：
P（A1，B1）=0.15；P（A2，B1）=0.3；P（A1，B2）=0.3；P（A2，B2）=0.25
那么根据图书馆甲图书馆乙要想共建共享信息资源各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不损害自己的利益。根据贝叶斯法则：
P（B1|A1）===；同理得：
P（B2|A1）=；P（B1|A2）=；P（B2|A2）=；P（A1|B2）=；P（A1|B1）=；P（A2|B1）=；P（A1|B2）=；P（A2|B2）=。
设图书馆甲在类型为A1时混合策略为（α1，1-α1）在类型为A2时的混合策略为（α2，1-α2）。设图书馆乙在类型为B1时的混合策略为（β1，1-β1），在类型为B2时的策略为（β2，1-β2）。从表1可知，图书馆甲类型为A1时，面对两种类型的信息资源共享情况。在上述规定的混合策略下，图书馆甲为类型A1时的期望收益为：
E11=（α1，β1，β2）=（α1，1-α1）A11（β1，1-β1）T+（α1，1-α1）A12（β2，1-β2）T
=2β1+α1β1+2α1β2+4β2-2α1-3
有贝叶斯纳什均衡的充分必要条件得：
E11=（α1=0，β1，β2）≤E11=（α1，β1，β2）；E11=（α1=1，β1，β2）≤E11=（α1，β1，β2）
解得不等式组为：α1=00
同理可得，从表1可知，图书馆为类型A2时，期望收益为E12；图书馆乙为类型B1时，期望收益为E21，图书馆乙为类型B2的期望收益为E22可解得不等式组。若（α1，1-α1），（α2，1-α2），（β1，1-β1），（β2，1-β2）是该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其充分必要条件是满足由不等式的不等组。其中（α1，α2）可能的九种组合情况，最后得出α1=1，0
从表1中图书馆的效用值可以看出，两个高校图书馆进行信息资源共享是大型图书馆和小型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关系就像智猪博弈模型中的大猪和小猪。所以，大型图书馆是不会选择和小型图书馆共享信息资源的[3]。同理我们也可以分析出当两个高校图书馆进行信息资源共享时，也可能出现穷途困境博弈，也就是两所实力相当的高校图书馆尽心信息资源共享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从博弈轮的角度来讲，也是唯一的纳什均衡。除这个均衡之外，图书馆甲与图书馆乙的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策略选择。因此导致共享的失败，两所高校图书馆就会陷入穷徒困境的现状[4]。 三、高校信息资源共享与版权保护利益平衡思路的构建
1.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之间的利益平衡。高校图书馆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与版权保护需要通过高校间的合作来实现，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高校图书馆联盟作为信息资源共享组织形式，已成为图书馆情报界的不可缺少的模式[5]。
2.高校图书馆与信息资源创造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与信息资源创造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传统版权保护与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合理使用的矛盾。因此，中国在加强版权保护的同时应更加关注高校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首先高校图书馆应该加大共享的范围，政府应加大对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支持和鼓励，包括在经济方面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3.高校图书馆与信息资源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与版权保护的目的是通过减少信息资源的重复配置，提高信息资源保障率，以最大程度的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高校图书馆与信息资源使用者之间必须建立利益平衡关系，一方面可以对高校图书馆提供信息资源给予资金补偿，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费用的高低调控信息资源的利用，对信息资源使用者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进而促进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与版权保护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CLIPPEL G.Values for Cooperative Games with In complete Information：An Eloqent Exanple.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2005，(3)：73-82.
[2]王金龙，刘春丽.博弈论：分析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新方法[J].图书馆学研究，2005，(1)：17-19.
[3]周旖.智猪博弈与信息资源共享中的大小馆合作[J].图书情报工作，2006，(3)：132-133.
[4]孙瑞英，马海群.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博弈分析及管理机制设计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09，(2)：40-41.
第14篇
数据库是一种软件技术，是对信息的搜集、整理、存贮和传播的技术，目前国际上对数据库的定义缺乏一个统一的表述。欧共体委员会（EEC）于1992年通过的《关于数据库版权指令草案》中将数据库定义为：“一种作品、资料的集合，按电子形式组织、存贮、检索以及用于操作数据库所需的电子型资料，如其词表、索引或索取、提供信息的系统。”然而《伯尔尼公约》议定书专家委员会对数据库的理解为“所有的信息（数据、事实等）的编纂物，不论其是以印刷形式、计算机存储单元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存在，都应视为‘数据库’”。这种对数据库的定义范围则比较广泛，依据这个定义，电话号码簿、火车时刻表、电视节目表等，也属于数据库的范畴。
我国对数据库的概念的认识可从《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学和计算机》中反映出来，即认为“数据库是为满足某一部门中多个用户多种应用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数据模型在计算机系统中组织、存储和使用的相互联系的数据集合。”但究其性质，数据库是指按一个特定的目的收集起来的供一个或几个数据处理系统使用，按照一定的规则组织存放在计算机存储设备中，以供检索的一大批信息的集合。这种观点与欧共体委员会相同，在这里，数据库特指电子数据库，不包括印刷型的信息编纂物。但是，国内大多数人对数据库的理解是广义上的，即数据库包括印刷型和电子型两种形式。
二、数据库的版权保护的有关问题
（一）数据库的版权保护条件
知识产权包括版权（著作权）和工业产权，是知识产品所有人对其智力创造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而版权是版权人对其作品所享有的各项权利。数据库是大量信息的集合，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字作品，从版权的角度来看，把数据库看作为版权保护的客体或对象，利用版权保护数据库具有合理性。美国是最早提出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数据库的国家，早在1980年美国版权法修正案就已明确地把数据库作为编辑作品纳入版权的保护范围；日本、德国也是将其作为版权保护的对象。
然而，并非所有的数据库都能得到版权的保护，只有那些具有“原创性”的数据库才能得到版权法的保护。所谓“原创性”原则，是指数据库是作者独立创作的智力成果，在数据的收集、组织等方面具有独创性，并不是简单的复制。根据关贸总协定1993年12月通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有关版权的规定，这里的“数据”不仅包含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还包括非作品的数据。数据库存储的数据不管是否受版权保护，“只要其内容的选取或编排构成智力创造”，便享有版权。1996年12月20日在日内瓦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5条“数据汇编（数据库）”中明确规定：“数据或其他资料汇编，不论用任何形式，只要由于其内容的选择或编排构成智力创作，其本身即受保护。”这些规定所强调的是：凡受版权保护的数据库，必须具有原创性，这在国际上被公认是判断一个数据库能否获得版权保护的唯一标准。
但是，对于“原创性”程度的掌握在实践中比较困难，而且对其能否适应数据库的发展目前也有争议。比如，对于没有原创性的数据库，但其开发过程中却付出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该如何保护。此外，如果过分强调原创性，会促使数据库开发者尽量使用自己的材料或不受版权保护的材料，就会造成浪费，该如何解决？诸如此类问题尚无定论。
（二）数据库的版权归属
由于数据库是数据的集合，是由各种数据汇编而成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第11项中对编辑作品的定义为：“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断汇集编排成为一部作品。”因此，数据库可以作为一种编辑作品来加以保护，版权归数据库制作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关于数据库的版权条约》中指出“凡具有创作性的数据库可以作为汇编作品得到版权保护。”汇编作品在我国版权法成为“编辑作品”。
1996年3月，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欧美以法律保护“在数据库内容的获取、检验核实或选用方面，经定性与定量证明作出实质性投入的数据库制作者。”数据库的整体版权归数据库的制作者，这里的“制作者”并非指作者，是指建立数据库的投资者，亦即以保护投资人利益为核心。但是，在数据库的版权归属仍有一些问题，如对于自动生成的数据库，版权归谁？一些大型数据库其可能有多个投资者，它的版权归谁？现行版权法对其版权的归属尚未明确。
（三）数据库的版权限制
就财产权利而言，数据库制作者有“提取”和“使用”其数据库的专有权利；此外，依据我国版权法，还包括发表权、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有关精神权利。然而数据库制作者享有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为了防止数据库制作者的绝对控制，影响信息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和使用，法律在保护数据库制作者权利的同时，也对其作出了限制。
对数据库的版权限制主要是：合理使用。合理使用数据库是合法的行为。《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合法用户可以根据使用的需要把该软件装入自己的计算机内；可以制作备份复制品；也可以重编、重组和更改，但以不得危及数据库所有者的利益为限。《条例》对其限定条件是：确保非商业性的目的需要，而且使用的目的应仅限于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国家机关执行公务这几类，同时使用的方式仅限于少量的复制。按照我国版权法第22条规定，结合数据库的特性，其合理使用包括：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数据库；为学校课堂教学或科学研究，翻译或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数据库，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将已经发表的汉族文字的数据库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数据库在国内出版发行等八个方面。
（四）数据库的版权保护期
数据库的版权保护期同其他编辑作品的保护期一致，即应依据我国版权法第21条之规定。但是，数据库毕竟不同于其它编辑作品，具有自身的特点：（1）数据库具有动态性。为了保持其生命力，其记录不断被增、删、改，其整体构成是变动的，内容处于不断的更新或完善中。（2）数据库具有较强的时效性。随着科技更新速度的加快和新信息技术应用，其内容则要受到较大的影响。因此，数据库的保护期也是不固定的，其保护期应随着现代信息和技术更新的加快，做相应的调整；或是延长，缩短，或是重新计算，使其具有灵活性，这样更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和使用。
三、不同类型数据库的版权保护
数据库就其内容的性质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自身拥有独立版权的作品组合而成，如非法律和非新闻的全文数据库等；另一类由一些本身不享有版权的信息或事实组成，如论文题录库、书目库、数值库、事实型数据库。
（一）由享有版权的作品构成的数据库的版权保护这类数据库的构成作品本身享有版权，其各作品的版权独立，因此数据库整体版权归属明确。这一点与传统的编辑作品是相同的，所以在国际上就其保护的看法也一致，即把这类数据库作为编辑作品加以保护是没有问题的。“这类数据库的设计者应视为编辑人？他享有与编辑人相同的权利，承担相同的义务，而且他在行使其权利时，不得侵害数据库中所存储的作品的原版权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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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作为新的产业业态，已被各国广泛认可，文化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1]。但文化产业最根本的是以知识为基础，以文化为依托，以创意为根本，具有高度的知识产权属性，其发展与版权版权与著作权是两个含义略有不同的术语，考]到术语使用的一致性，本文所指的版权与著作权系同义用语。密切相关，并受到著作权相关法律的保护。因此，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开始逐渐关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版权法律保护[210]。如2009年国务院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依法加强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规范管理。完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严厉打击各类盗版侵权行为，促进国家文化创新能力建设。”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则提到：“加强知识产权监督执法，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完善维权援助机制”。
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沿线各国、各地区都有着灿烂的文明及悠久的历史，并且文化资源多元，文化创意水平较高，文化交流空间广阔，文化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加之文化产业发展顶层设计利好，因此，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挑战[1116]。文化产业发展版权作为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需尽早规划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版权发展路径，从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版权战略实施的角度推动丝绸之路文化产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基于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加强中国境内沿线区域文化产业合作发展；另一方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产业交流、合作。从这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文化领域版权保护困境，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提出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版权保护路径，以更好地促进中国构建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经济发展。
二、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版权
保护的现实困境（一）内部困境
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中的相关主体对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产品或服务中涉及到的版权没有足够的重视，多数企业未通过申请版权进行知识产权布局；又或者虽在前期做了版权保护，但后期版权的创造、运用和保护程度较低，以至于在最终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遭受重大损失。以2014年版权登记数量为例，西北5省区陕西1 002件；甘肃161件；青海 31件；宁夏136件；新疆1 322件。西南4省市区版权登记数量排名分别为：重庆36 288件；四川2 023件；云南238件；广西173件。2014年全国各省版权申请数量排名前十位的省市里，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各省市中仅有重庆市位列前十。其余省市区版权申请量都非常低。可见，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中各省市对版权保护认知不一，整体呈现重视不够，版权保护意识薄弱的现状。
版权贸易转化的力度较弱，以版权为核心竞争力的知识经济发展不充分。这些问题容易导致中国在“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属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类的知识产权存在流失的风险。例如传统知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版权侵权司法实践中，权利人要么根本无法得到赔偿，要么通过诉讼获得赔偿，但此类诉讼赔偿数额相对较低，依照现行法律，法定赔偿额为50万元以下，根本无法弥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加之维权成本较高，一些权利人在自身权利被侵犯后并不愿意选择法律途径进行维权，这也使得盗版侵权更加猖獗。虽然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送审稿）第76条提到的将法定赔偿金由50万元增加到100万元，但根据之前相关调研，多数版权从业人士认为法定赔偿金增加的额度并不足以打击盗版。因此，中国著作权侵权呈现侵权问题严重，但著作权维权案件少的状况，西北和西南省份版权维权数量更低。此外，行政手段也是版权纠纷解决的途径之一，权利人在证据确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举报的方式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相关部门会对侵权事实进行核查，构成犯罪的将会受到刑事处罚。相较司法手段而言，使用行政手段进行版权侵权维权能较快制止侵权行为，但使用这种方式权利人不能得到赔偿，因此，一些权利人通过行政手段维权的积极性也比较低。
（二）外部困境
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在中国境外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涉及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中东欧、中亚等60多个国家或地区，其中发展中国家居多，大多处在经济发展初期或者鼓励创新、创造的阶段，这些国家对版权保护意识薄弱，侵犯他人及他国版权的现象普遍存在，对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产品的模仿和盗版更为严重，@对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沿线的相关企业保护自身版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版权是在创作完成后自动产生的，并不需要在特定的机关注册或者得到相关机构的授权，这也是版权的地域性与商标及专利不同之处。虽然国际公约能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各成员国的版权保护标准，但该国家或地区仍可以在国家条约允许的范围内根据本国实际对版权救济方式、版权保护期限、版权保护范围等作出不同规定。因此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被侵权的状况，权利人只能根据该国家的法律就相关侵权行为寻求法律救济，同时该国主管机关做出的裁决也只能在该国或该地区范围内有效。因此如何对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沿线国家的版权制度进行系统梳理、熟悉掌握并运用，是版权对外输出的难题。
三、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版权
保护的路径选择世界各国在版权保护方面都做了大量的探索。以韩国为例，韩国版权保护制度最初并不完善，但韩国善于协调版权制度建设与产业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让制度建设服务于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带动制度建设。移动互联网方面的技术和政策的停变动，带动了互联网版权市场也不断发生变化，为此韩国文化部每年都要对本国的版权保护法律进行修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版权市场的需求。为使韩国的版权保护达到国际标准，以解决韩国企业在国外遭遇版权侵权案件不断增多的问题，2008年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一份全面保护版权计划，为韩国企业在国外遭遇版权侵权规划出了详实的线路，最终构建了以企业为主，政府、行业中介等非政府组织和驻外经商机构共同参与的联动机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海外版权保护体系。通过对其他国家的版权制度研究和海外知识产权状况调研，为韩国出口型企业和海外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维权宣传、提供咨询及援助、侵权查处、维权费用补贴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海外维权经验。
因此，我们可以借鉴韩国在版权保护方面的做法，重视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版权保护，时刻注意版权保护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布局不仅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意义重大，对中国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也至关重要，为了保证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中各项经济行为的顺利进行，亟需提前布局相关版权保护事宜，让制度服务于产业发展，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相关制度。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版权保护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企业方面
1.提升企业和个人版权意识
版权创新是文化产业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其本身作为无形资产也是企业竞争力优势的主要内容之一，保护版权就是保护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文化企业的版权理念更为缺乏，版权自我保护工作滞后、意识薄弱。为此，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文化企业须进一步提升版权保护意识，加强版权保护。提高版权意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版权登记作为保护著作权人权益的直接、便捷、有效的操作手段，是版权保护的重要前提，可以通过强化版权登记制度，提升版权意识；第二，通过构建公开、透明、完善的版权交易制度，推动版权交易的市场化，从而提高版权意识，积极开发、利用、保护其所创作作品的商业价值；第三，通过落实版权保护司法制度、执法制度等，形成将侵权盗版行为导致的执法惩罚后果有效地传播至版权作品的创作者、使用者甚至侵权者的认知范围内，起到强大的舆论宣传作用，将大大提升合理、合法使用版权作品的法律意识。
2.制定企业版权战略
企业要充分认识到构建企业版权保护战略对企业发展的重大意义，积极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版权保护战略，不断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第一，要了解当地版权立法和执法的基本情况，同时也应着重了解相关地区有关的立法性文件及其效力。第二，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沿线国家应积极了解英国、美国、韩国等发达经济体在所在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相关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第三，在熟悉与业务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的基础上，制定严谨、科学的企业版权战略，从而根据企业自身的版权特点及优势来制定企业发展战略。
3.培养复合型版权人才
能否培养一支具有高素质的版权管理队伍，直接关系到企业版权保护和运用的成败。第一，沿线文化企业需要加强版权人才培训以及在版权人才交易方面的投入。采取多元化的形式提升版权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升版权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第二，企业需培养既懂得企业创新情况，又懂得国内外版权法律和实务的复合型版权管理人才。同时，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版权人才需要对语言及当地文化的了解也有一定的要求。第三，企业需采用产学研联合的模式，培养专项人才加入文化产业版权管理与开发实践中去，这样既可以推动区域内的文化产业发展，也有助于本土版权人才理论联系实际提升版权专业能力。第四，企业可以引进业务相关国家的版权人才并对外来人才进行本土化培养，加强对本土文化资源及市场的专门培训。
（二）政府方面
1.成立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版权研究机构
版权保护的地域性决定了一旦版权市场经济跨越了国界，版权的创造、运用、保护问题将会涉及国际分工与竞争的问题，因此需要研究沿线国家的版权制度和海外版权侵权现状，帮助相关企业熟悉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沿线国家及国际版权规则，提高企业自身版权保护和运用水平。这样的内在需求要求成立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版权研究机构，建设版权智库，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依据，为企业提供版权辅导和服务。同时，需要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版权法律环境及相关版权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并向相关企业通报。
2.强化版权海外维权援助机制
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所在国的中国企业版权工作指引和产品投向引导，建立健全版权海外维权援助机制，形成与企业互动的版权维权援助工作机制。虽然中国已于2015年建立了较为初步的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中心，但是该援助中心需要进一步挖掘文化企业的需求，贴合市场发展的需要，实现海外维权援助机制真正落地。
3.设立海外维权援助基金
企业海外版权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但是很多企业因为海外维权的高昂费用而主动放弃维权，这种情况在中小企业中表现尤为明显。因此，政府应设立海外维权援助基金，鼓励版权服务行业的发展，在人才、税收等方面提供支持，培育版权中介。同时，针对在国外申请和维护费用高的状况，可以提供一定的补贴或优惠等。
4.强化版权执法措施
针对中国目前的版权司法赔偿额低、版权执法措施软弱无力、权利人维权成本高等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在版权立法上进一步加大对于版权侵权的惩罚力度，赋予版权行政执法机关更加灵活有力的执法手段，严厉打击日益泛滥的版权侵权行为。版权侵权案件数量一直较为巨大，政府应当加大人力、财力等配套设施的投入，保障版权保护工作的正常运行，提高行政执法能力。同时，要形成各部门间版权执法合力，加强各地方版权行政机构建设，理顺执法管理体制混乱现象，保证基层执法队伍的建设。
（三）行I协会方面
在版权战略实施方面，作为同行业文化创意产业的自律组织，行业协会具有针对性强、行业敏感度高等优势，可以为本行业内的企业提供较好的版权保护指引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行业协会是行业内企业交流经验的平台，协会收集所属企业版权信息，将版权保护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与企业进行交流，形成合力以解决所属企业的版权问题。同时，行业根据已有的章程协调所属企业间存在的版权纠纷，并可以对会员被侵权事宜提供帮助。虽然中国目前成立了一系著作权保护协会，如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影像著作权协会等，但由于版权侵权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等问题，版权保护不容乐观，加之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中版权保护的特殊性，因此，需要单独成立相关协会来规范、协调版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四、结语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中文化产业资源层次多样，内容丰富，既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又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兼具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实施，为中国的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在国内，企业和个人要不断提升版权保护意识，制定符合自身需求的版权战略，培养复合型的版权人才，从内部做好版权保护工作。对外而言，中国文化企业走向国际化，进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市场，除了要解决版权交易、版权出版、版权评估等问题，结合自身特点做好版权保护工作外，还在开展国际业务前，企业应对相关国家加入国际公约的情况进行调研，掌握沿线国家和地区版权保护的基本情况，尽量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企业还应详细了解所属国家及地区的版权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尽快实现版权保护策略的“本土化”，尤其应注意通过当地国家的版权登记、版权备案、项目合同等落实版权保护各项事宜，提早规避风险。当企业在面对侵权纠纷时，应积极应对，熟悉所属国的司法保护、行政执法环境，以及当地版权交易、版权出版等方面的习惯，从而选择最优的纠纷解决方式，以达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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