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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校/礼仪教育
【正文】
目前,学校礼仪教育正呈方兴未艾之势。不少学校不仅将礼仪教育纳入了一、教育内容的统筹安排
学校礼仪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理应从娃娃抓起,并贯穿学校教育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全过程,因此必须对各级学校、各个阶段礼仪教育的内容进行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形成一个完整的礼仪教育的系列。否则,就难免出现相互脱节、各自为政因而导致教育内容交叉、重复或缺失、疏漏等情况。
事实上,这些情况已经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以出版为例,如中国妇女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我们是礼仪之邦书系》。这套书系包括《幼儿礼仪》、《小学生礼仪》、《中学生礼仪》和《大学生礼仪》四个分册,应该说,在内容安排上还是比较注意并且也是处理得比较好的。但尽管如此,不少内容还是出现了多次重复的情形,如仪容礼仪和举止礼仪,不但四个分册都涉及到了,而且《中学生礼仪》和《大学生礼仪》两个分册中还出现了不少陈述雷同的地方。诚然,诸如此类的礼仪规范,无论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都应该学习和遵循,但作为教育内容,却可以而且应该将相关的内容集中安排在某个阶段,或者对相关内容作出不同层次的分解而分别安排在不同的阶段,尽量减少或避免内容上的重复或交叉。
一方面,是内容重复或交叉,另一方面,则是内容缺失或疏漏。但无论是重复、交叉,还是缺失、疏漏,其原因都在于缺乏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今天,礼仪教育正在大踏步地走进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校门,应该说,对礼仪教育的内容进行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二、教育方式的多元选择
礼仪教育不是单纯的知识教育,它具有十分鲜明的操作性和实践性。所谓礼仪教育的操作性,是指礼仪教育与实际操作密切相关。对于具体的礼仪规范,了解它是一回事,而进行实际操作又是一回事。如果把礼仪规范只是当作一般知识来传授,“光说不练”,是行不通的;只有经过实际的训练,礼仪教育才能收到较好的成效。所谓礼仪教育的实践性,是指礼仪教育具有知行统一的要求。学了礼仪,知道了礼仪的规范和要求,就应该付诸行动,按礼仪的规范、要求去做。如果学了礼仪之后,掌握了有关的礼仪知识,并且也会实际操作,但就是不愿身体力行;学的是一套,而实际做的则是另一套,这样的礼仪教育肯定是不成功的。
由于礼仪教育具有操作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就不应该只是采取单一的课堂讲授的方式,还应该与模拟训练和日常养成等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说,课堂讲授重在传输礼仪知识,那么,模拟训练则重在体现礼仪教育操作性的特点,而日常养成则重在体现礼仪教育实践性的要求。理想的礼仪教育模式,应该是这三种教育方式珠联璧合的结晶。
与教学方式相联系的,还有教育考核及其标准的问题。既然学校礼仪教育需要综合采用三种教育方式,那么这种教育的考核,当然也就不可能只是采取通常的卷面考核的办法,还应该考查实际操作能力和水平,而尤其要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实际考核学生是否已经养成了良好的礼仪习惯和礼仪风范。只有这样,才可能对学生的礼仪学习情况作出真实、全面、准确的考核和评价。
三、教育重点的分段把握
礼仪教育虽然具有十分鲜明的操作性的特点,但这决不意味着礼仪教育只需要学习具体的礼仪规范,礼仪教育的理论层面,包括礼仪的性质、礼仪的起源和发展,礼仪的规律及礼仪的真、善、美等,也是礼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礼仪教育中,既应当让学生“知其然”,知道应当怎样做,还应当让学生“知其所以然”,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礼仪教育如果只是单纯传授礼仪的规范和具体操作的要求,而不注意对礼仪理论及其文化底蕴的探讨和说明,那么这样的礼仪教育,实际上也是残缺不全的。这样的礼仪教育,虽然在培养学生循规蹈矩、照章办事方面可以立竿见影,但却不利于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充分发挥灵活自主的创造精神,达到礼仪应用的更高境界。因为具体的礼仪规范即便包罗万象,也不可能对所有情境中的礼仪都一无遗漏地作出明确规定,而且许多杰出的礼仪典范,例如的许多礼仪风范,都是现代的礼仪规范中不可能找到先例的。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对礼仪文化的深层把握。只有透彻掌握了礼仪文化的深刻底蕴,才有可能在无论怎样复杂的情境之中,面对无论怎样怪异或突发的问题,保持一种雍容大度、应付裕如的礼仪风度,而不至于无所遵循,无所措手足而导致礼仪失范。
礼仪文化的深层把握既然如此重要,那么是否在学校礼仪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要突出这方面的内容呢?显然不是。这里所涉及的,实际上是礼仪教育的操作层面和理论层面,在礼仪教育过程中如何把握的问题。如果从实际情况出发,那么不同阶段的礼仪教育,其重点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一、职业教育特别是高中阶段和高中后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以及大量从业人员岗位培训,这是21世纪相当长时期我国人力结构和教育结构调整时必须考虑的关键环节,它的发展关系到行业和的生存、发展以及主义建设的全局。
(一)21世纪我国、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必将对我国人力结构和教育结构体系产生重大,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就是对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初中级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我们国家并在相当长时期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21世纪的挑战,我们面临着加快实现化和迎接知识经济的双重任务。从经济发展形态来说,目前全国实质上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及处在萌芽状态的知识经济等多种状态并存的状况。不同的行业、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产品的技术含量、生产组织方式、自动化机械化程度都很不相同,对人才的层次、规格、类型的要求也是多样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是我们教育结构体系的重要依据。最近,我们组织了8个包括农业、、电力、冶金、建筑、铁道、商业、等不同的行业领导部门的有关领导和专家,研究各个系统人才的整体结构,并且注意他们合理的配比关系。结果表明,家(包括基础研究和研究)以及能进入世界高新技术前沿攻坚和不断开拓新的领域的科技带头人以及高级管理人才,在行业和企业发展中起统帅、引导作用,这类人才在人才总量中虽然只占少数,但他们的全面素质和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水平,乃至国家的综合国力水准,目前这方面的人才不足,已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研究我国教育结构体系和人才培养,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生产的发展和提高,还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在产品研究开发和生产组织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应用型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在当前仍然还是我国教育结构中的薄弱部分,它使我国大量先进技术只能停留于样品、展品而无法转化为产品。同时,任何时期也不能忽视劳动者也即大量操作人员的培养。人们可以从外国买到科研成果,但买不到生产的质量,这是靠生产者的技术、知识和正确的劳动态度创造来的。在这方面,本文拟多用一点篇幅。以农业生产为例,全国种植业生产的人力结构,目前仍以两亿农户为主,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特征。当然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农户家庭也发生很大变化,根据调查,按农户的经营规模、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大体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1)企业型农民。这些农户从事的农业生产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程度较高,他们所受的文化与专业教育的程度也较高,大部分是中专和大专生。这是未来农业劳动者发展的方向,但是现在为数还很少,仅占10%左右。(2)技术经营型农民。这些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较高,产品有较大的专业性和商品性,接受新技术能力强,是采用新技术和进行专业生产联合体的骨干。这类农民的素质,一般应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具有一定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和技术操作及经营能力。1998年这类农民的数量约占20.2%。(3)初级技术农民。他们具有当地农业生产的一般知识和掌握一般的生产技术,能在上述科技示范户的带动下,较快地采用新技术、新成果。这类农民应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并经过一定的农业推广培训和应用技术的与实践。此类农民在相当一段时期仍是多数。(4)普通农民。是指较多地使用传统生产经验和知识技术的生产劳动者,目前一般是小学毕业或文盲。其数量将逐年减少,到2010年都应达到初级技术农民水平。1999年,我国农业劳动者中,具有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9.5%(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及文盲半文盲占46.75%)。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日本,农民中受过高中阶段和高中后教育的已达80%以上。在提高我国农业劳动者素质方面,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存在着巨大的需求。
(二)从我国各行业现有人力结构学历水平来看,初中及以下阶段学历层次从业人员还占较大比重,对发展高中阶段和高中后职业教育存在着巨大的需求。
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在全国6.79亿从业人口中,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占73%左右,同时还存在10%左右的文盲率。这两者所占比例高达83%。以铁路运输系统为例,到1997年底,受过大专、中专、技工等专业技术系统训练的仅占26.5%;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员仍高达42.3%以上。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提高在职人员的素质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对发展各种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出了巨大的需求。
从当今世界情况看,根据1998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28个国家和亚太经合组织11个国家共39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初中后分流(即高中阶段教育分为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两种)的国家和地区有29个,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波兰、俄罗斯、西班牙、瑞典、瑞士、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韩国等等;高中后分流的国家有4个,包括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小学后分流的国家有5个,包括爱尔兰、墨西哥、菲律宾、智利、巴布亚新几内亚(其中智利、巴布亚新几内亚小学教育的学制为八年)。这些都说明,当前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需求。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如果忽视或者削弱中等职业教育将会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二、大力发展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是当前和相当长时期我国教育结构体系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紧迫任务。
(一)由于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以及我国正处于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学龄人口的高峰,发展高中阶段和高中后各种层次和形式的职业教育,显得更为紧迫。
去年初中在校生已达到5811万。根据1999年当年的统计资料,全国有1589万初中毕业生,尽管当年普通高中招生增长10.23%,高中阶段各类学校共招生779万,其中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招生383万,将近1/2。特别是高等学校当年招生年增长率高达47%。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还有810万初中毕业生(占初中毕业生总数50%以上)和174.5万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中阶段各类学校和高等学校,需要在就业前进行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因此发展高中阶段和高中后职业教育的任务将是十分艰巨和繁重的。
(二)在业人员和非在业人员的职业培训任务将十分繁重。
前面已经谈到全国6.98亿从业人口文化程度总体上较低的状况。另外,据1995年的统计资料,全国尚有近两亿16岁以上不在业的劳动力人口,约有1500万人有寻找工作的要求。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以及他们不同的志趣、爱好和特长,进行有针对性的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不仅有利于他们个人的生存、发展和提高,而且对促进各行各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对和改革职业的几点建议
(一)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首先要转变对人才的观念。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但究竟什么是人才?则有不同的人才观。我国劳动和保障部等部门,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于1999年5月编制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我国职业划分为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细类。这些不同类别的职业活动都是我国和社会发展中相互关联、相互服务、不可缺少的社会活动,并都具有相当长时期的稳定性、规范性和群体性。这些不同的职业岗位对人才的知识和能力结构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同志最近强调指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是有深刻意义的。对所有的儿童、青少年和社会成员来说,只要对社会对人民有强烈的责任心,勤奋,努力工作,刻苦钻研,无论在哪一行,都会成为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人,都会对社会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成为人们尊敬的人才。有位教育家数十年教育工作的经验说,“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我认为是说的很有道理的。树立新的人才观,首先是我们教育部门的任务。当今世界,在教育观上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或者革命。教育的空间已由学校扩展到家庭、社区以及工作场所,教育的时限已由在学校学习,延续为每个人的一生。教育的价值不再仅是培育少数“精英”,而在于能否为各种不同潜能的人提供平等的、能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才能的机会和途径,把成才之路铺在每个人的脚下。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教育改革的先导,发展职业教育也是如此。
(二)随着技术飞速发展和学习的终身化,职业教育也面临新的挑战。
为了使职业教育能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和,应当进行改革。这里我想突出强调两个。
(1)要紧密结合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办出特色。首先要对学生进行择业观的教育,使学生有面向生产、服务第一线,做有觉悟、有技术能力的劳动者和各类技术、管理、服务人员的志向和意识;要大力加强和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紧密联系和结合;在教学工作中重视对学生的技术能力特别是新技术能力的培训。
(2)根据当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变化比较大的特点,要根据终身教育的思想,进行重大的改革,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特别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不断更新自己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他们一生的工作接收继续培训和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
(三)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融合和衔接,努力构建和发展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成员对学习多样化需求的终身教育体系。
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从初中阶段开始,就把职业指导作为学生的必修课。1991年6月美国劳工部发表了《2000年的美国,要求学校做什么样的工作》的报告。该委员会对所有学校和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无论直接参加工作的学生,还是计划进一步接受教育的学生都应获取五种基本能力(合理利用与支配各类资源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获取并利用信息的能力、综合与系统能力、运用各种技术的能力)和三部分基础(基本技能、思维能力和个性品质)。对这八项都制订了详细明确的标准。这份报告反映了美国用人部门对包括普通高中学生学习的要求。不少国家的初别是普通高中都相当普遍地开设各种职业选修课,以满足一部分学生进入社会的需要。同时,在许多国家的教育体系中,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有经过中间教育机构的文化补习,进入上一级学校学习的机会;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也有通过一定的教育机构的培训进入社会就业的机会。逐步缩小中等教育阶段普通学校与职业学校的差距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这对我国来说,可能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发展过程,但是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和衔接,对我们来说则是十分紧迫的。
(四)积极发展非正规(非学历)职业教育。
我国当前初中和高中后教育结构存在某些混乱,同社会需求存在某些不相适应的问题之一是教育结构中过于学历化的倾向,加之教育管理又常常以学历教育规范各类教育,这就促使许多本应由非学历教育承担的教育培训采取了学历教育的形式,造成了教育结构的混乱和教育资源的浪费。大量事实表明:在社会从业人员中,需要在初中或高中毕业文化基础上通过正规学历教育就业的只是一部分,相当数量的则只需要通过非学历教育培训。我国江苏阳光集团、三毛集团是我国最大的化的毛纺集团之一,企业的装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年销售额连续几年都在一亿元以上,从人员构成来说,三毛集团职工6000人,其中生产第一线工人有5000人,据这个企业的总经理说,由于设备自动化程度很高,对工人在操作上的要求比较简单,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初中毕业生经过三个月培训,就可以上岗。这个总经理诙谐地说,如果招大学毕业生做这个工作,不仅对这些学生是大才小用,而且这个企业也会因生产者没有积极性而倒闭。同时,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终身教育思想的实施,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更为广泛和多样,单一的学历教育不可能满足日益增加的社会教育需求。在普及基本教育的基础上,着重发展各种非学历非正规教育,是适应社会对教育多样化和终身学习需求的必然趋势,应该确立其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五)机、多媒体和技术的发展和,为发展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并为构建和发展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沟通和衔接、社会化、多样化的终身教育体系,提供了难得的良好机遇。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机遇。
是经师也是人师是老师也是朋友
立法委员洪秀柱首先指出:过去,国人对于“老师”这个角色一直非常看重,例如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天地君亲师”的说法。这两句话中,将老师看作是父亲或是仅次于双亲的角色,地位崇高而重要。
随着社会的变迁,师生关系有相当大的转变。过去把老师奉为威权化身的观念逐渐解体,在“自由”、“民主”意识普遍抬头之下,学生对老师行为不满,敢公然提出抗争,这无疑是对老师的一记当头棒喝。解决校园问题的根本之道,是从现代师生关系的定位谈起。
洪委员认为,重新定位师生关系时,一方面打破了老师威权的偶像,另方面对老师角色的期许,也得随之而调整。过去,一直把教人读书及做人的老师看做是“神”。既是神,便不会犯错。可是老师毕竟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如果老师做法失当,只要愿意承认错误,仍然可龋今天的学生不再像过去只愿做个听众,不敢表达。因此,尊重学生自由意志,成为现代老师必须接受的新观念。当然,尊重学生并不表示老师得一味顺从学生意见而放弃管教责任。今天学生的特质已是:活泼有余,自我控制能力不足;抱负水准提高,受挫能力、忍耐力、包容力、勤奋精神均降低。根据一项统计,台湾9--13岁学生的科技、数学能力名列世界前13名,而道德判断力却瞠乎其后,面对此种辅导学生性质的转变,老师的管教更显重要。
管教学生是老师的责任。老师与学生应建立亦师亦友的观念,不妨多关心他们,多用他们的语言与之交谈,尽量使学生愿意与老师亲近。去除他们对老师威权的防线后,学生便很愿意向老师倾吐心底的话。
老师除了改变观念之外,还应接受再教育,做老师的不要以为教书就可以不必读书了,现在孩子接受四面八方资讯管道多,老师亦非唯一的资讯来源,唯有老师不断学习,跟着知识的发展脚步而自我成长,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才能立于不坠之地。
另外,强化老师的辅导观念与技巧亦属迫切。如果教学方式、教材内容能随时更新,适合学生的需求,则教育效果当会更好。
在增进师生互动方面,校方应主动设立一个具公信力、公正、客观的申诉管道,使学生得以表达意见,宣泄不满情绪,或许可以降低师生关系紧张的程度。
归究起来,校园问题的发生,家庭、学校与社会三方面皆有责任。根据青辅会出版的青少年白皮书所作的统计,近6年青少年问题的产生,以家庭因素居首,约占40%,社会因素居次,占20%--24%,包括交友不慎或社会环境不良等情形。
再其次是心理因素只占5%--9%,可见家庭教育责任之重大。
社会方面造成的青少年问题颇值得深究的是大众媒体所塑造的暴力现象,常使是非不明、价值观念混淆的青少年不自觉地受到潜移默化。
家庭教育不健全,社会环境不良,光靠学校如何能教育出健康的下一代。教育下一代不只是学校的责任,出现有问题的学生,也不仅仅是学校的错、家庭、社会都难辞其咎,当然学生本人也该检讨。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是个经师,更是个人师。任凭社会变迁,应该还是不能摇撼传统老师的角色。如果未来的校园像一个超级市场,老师是售货员,资料与课本是产品,学生是顾客,买方视需要而定,向卖方买取国文、英文、数学等产品,学成后,银货两讫,互不亏欠。如果校园这样的商品化,非但不具人性,而且悲哀。
师大附中校长苏清守表示:师生冲突一事,古今中外皆然,并不能因为特殊案例,而使老师找到放弃职责的借口。一般而言,老师具有训导、教育、辅导的义务。师生发生冲突,应找到原因,寻求解决之道,决不能放弃自己应尽的职责与义务。
之所以发生校园案例,大半是不明事理的学生、家长碰上不称职的老师造成的。如果有好学生、好象长、好老师,岂能有不正常的校园文化。不要一有问题发生,就拼命揭人隐私。只看到校园的阴暗面,对于那些发挥人性光明面的感人事迹,既不闻问,也不鼓励。要知道老师也需要家长及社会的肯定与鼓励,这样老师才会愈教愈起劲。
就文化观点来看,东西方文化有所不同。东方文化是仁道的思想,强调人情、伦理;西方文化较为理性,强调科学、民主。近来欧风东渐,许多人想放弃自己的伦理、道德、却又无法尽取西方文化理智之精髓,社会的价值观将随之而混淆。
太过强调西式“速食文化”的结果是:学校、家长都渴求教育的成果,特别是以升学率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指标。须知辅导、教学、训导无法速成,要靠长期耕耘,才能见效。
就伦理方面来看,现在的社会是“父不父,子不子”,伦理已趋破产。虽不敢说有家庭问题的孩子,必然产生不良行为,但却可归纳出:有不良行为的孩子,必然源于有问题的家庭。例如夫妻感情失和、分居、意识不同、管教不一致的家庭,孩子缺乏父母之爱,行为必然乖戾,问题便显现于学校。
人口政策也与学生行为有关系。现在“两个正好,一个不少”的时代政策下的宠儿,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由早期的“重量”转变成“重质”;由于子女数少,家长格外宠爱。过分宠爱、溺爱的结果,就宠坏了小孩。其实,小孩犯错,就应该管教、纠正,不应该因为生得少,就把他当宝贝而宠坏了他。
家庭是孩子最早社会化的机构,孩子的行为,最早是向父母学习而来。如果父母亲的管教强调自我管理、自治,孩子也会懂得洁身自爱,自我约束;而如果父母放任小孩的行为,小孩便会目中无人,无法无天。在家里如此,在校亦然。
现代家长得从自身做起,身教更重于言教。
社会化的每一个过程,的确影响到学生的行为表现,因此,有怎样的社会,也就有怎样的学校;有怎样的文化,也就有怎样的次级文化。我们的社会,尤其媒体及商业活动,处处充满了不良示范,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缺乏是非判断力的学生而言,容易受到蛊惑;而新来文化与原来学得的文化未必相容,导致角色混淆,价值观益加模糊。对于这样的次文化,老师更不能放弃辅导的责任。
学校教育讲求五育并重,各校落实此一理念的情况不一,为使学生五育均衡发展,校方应重视个别差异,因材施教,鼓励每位学生视性向而定,发展自我才能。不论德育、体育、群育、美育都与智育一样重要。只要在任何一项领域里,有杰出的表现,都值得鼓励、如此一来,学生各有其才,各展所长,便能减少校园问题之发生。
增进师生互动,固然是减少师生冲突之道,但是师生间的关系仍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系,并非平行关系。教育本来就是一种具有价值判断的活动,老师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引导学生改过迁善。不过师生之道,仍有其分际,不能全然打破。
欲解决校园问题,学校应建立一套由资深老师、辅导人员、训导人员所组成的网络,适时共商合宜的解决办法,以求化问题于无形;此外,校外的资源及家长会的功能,也应多加发挥,可使校园冲突降至最低点。
全华国中寇师林孟华的教学心得是:媒体的报道,经常有失公允、客观。只要老师对学生的管教稍加严格,即大加挞伐。相反,对于受学生恶言恶行相待的老师,媒体却不讨论学生的做法有无可议之处,反以双重标准只追究是否老师管理过当,否则怎会招致学生如此对待?她期待具社会责任观的媒体,能够多站在老师的立场也为他们说说话。
林孟华说:“老师兼导师的苦,没人知!老师每天7点半进教室,陪学生早读、整理教室,8点钟开始上第一堂课。到了中午得陪学生午修,自12点40分起至1点10分,下午4点30分放学,又得陪学生搞卫生,一天要忙上9个钟头,已逾越了劳基法每日工时的规定了!”
以1:40的师生比例而言,老师的工作责任真是太重了。国中生是人格最具有可塑性的时期,也最容易情绪激动。每位学生都是一个“风暴”。40位学生轮流来个周期性风暴,那做老师的简直要疲于奔命。
在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下,出现了一群有别干传统思维、行为的“新新人类”。
他们特异的穿着打扮与崇拜明星偶像的心态,转移了他们对课业的注意力。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新新人类对物不珍惜,对人不关怀的冷漠感,使老师教起书来不但难上加难,而且毫无成就感。
为走向教学正常化,学校以常态分配方式编班,不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完全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教材教学生。为使资质平庸的学生都能听懂,老师教得浅显,又使得资优的学生感到不满足。若要满足他们的需求,课讲得太深,则又使资质平庸的学生跟不上进度。常态编班的结果是顾此失彼。
我们当老师的绝对愿意付出爱心、耐心,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小孩一样来教。
可是面对社会对老师常有些不平的怨言,实在令人心灰意冷;究竟什么时候大众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老师这个角色?我们也是人,同样需要关爱!
台北师范学院初等教育系杨龙立教授指出:以前和现在一样都有校园问题,只不过过去未加报道,局外人不清楚。其实,古今校园问题不同之处还在于问题的严重程度。目前师生关系的紧张程度的确令人心忧。
校园师生关系的转变,可从师范教育的方式说起。五六十年代,培植师范生的方式为军事化管理。他们逆来顺受,责任心强。当这群师范生毕业踏入校园执教后,对于校长的要求也是唯命是从。即使负担过重,还是二话不说,一肩扛了下来。不过,现在的师范生,要求自主、自律的声浪大为提高,所受教育环境及方式有别于从前。当老师后,对于校长的要求他不照单全收,而是衡外情量己力,老师对上级的关系已有所转变。
尽管老师之于校长的自主性提高,但在对下的权威上也逐渐丧失。从前自校长老师学生顺向发展,现在则是校长、老师都丧失了对学生的权威性。因此,校园不再像过去由上而下那么单纯,每一角色多少都对上有些反作用力,使得冲突时有发生,愈演愈烈。老师逐渐丧失权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生自主性的提升,另方面也是资讯多元化的结果。现在学生的资讯来源可多了。从小家长就把孩子送进才艺教室、科学教室。长期下来,某些学生在某单项学科的能力可能已超过老师,老师的权威性自然丧失。还有在外补习功课的学生,受补习班老师的影响甚深。传统的教学方法及内容已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对老师的依赖度、信赖度已大大降低。
再者,学生对知识不看重,也导致师生关系疏离。从前的学生执著于课业,认为以后的发展与所学密切相关;现在的学生则轻视课业。认为书念得好不一定有成就,而且在他们所崇拜的偶像之中,有很多不见得书读得好,因此更增加了他们不必靠读书求成功的信念。
在如何减少冲突方面,杨龙立指出:老师的观念得改变。必须认清“学生不像从前一样会言听计从”的事实。在向学生传达命令之前,请先以他的立场想想:“真的是对他好吗?”其次,以前直来直往的教学方式亦得调整。现在的教学,不要以为有传播,必会有效应。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运用说服技巧,巧妙地使学生经由认知而改变其态度,进一步改变其行为。这些说服的技巧与理论,可以经由老师再教育而得,所以老师也不能停止学习。
在学生方面,如果对老师某些做法感到不满时,可以先向老师反映,如果确有其事,他却不虚心接受,反而有些失态,学生不要立即与老师正面冲突,退让一步后,再适时向训导人员报告,在理字上站得住脚,在事件上学生已拥有较多的优势。有一位体育老师处罚女学生事件,曾被公诸报端。固然老师处置过当,但追究事件发生的原因,女学生也难辞其咎,因为在事发之际,她并未退让,也恶言恶行以待。所以在整个事件上,她虽是受害者,却不全然是个赢家。
要重建校园伦理,师生双方必须定出合情合理的规范,双方在游戏规则的制约下互动,只要彼此不逾矩,师生冲突的事件,即能化弭于无形。
重建校园伦理,不单是学校的责任,追本溯源得从家庭做起。在家庭中,家长对于小孩不能大放松,也不能大严苛。要让他们养成自津的习惯,看似自由,其实又有规范,这样的管教技巧,父母有必要学会。
学校则要主动教导学生如何判断是非,并循正常管道反映自己的意见。至于那些不配当老师的人,主管机关及学校应该把他清除出去,以保持校园的安定与健康。
天真可爱,在他们的眼中老师是个神;师生之间除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外,国小学童与老师更有“亦亲”的关系。平常,老师像是孩童们的家长一般,无微不至地守护着他们。
对于近来时有所闻的校园事件,毛颖芝的看法是,个案不足以推断所有的校园皆如此,就像父母虐待孩子的事情也频频发生,但是否就可推断天下父母都会虐待孩子呢?事实上,大部分老师仍是敬业乐群,认真负责的。只是新闻报道多持“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原则,致使外界对优良教师的事迹一无所知!
随着都市化的发展,校园的班级数目增多,学生人数增长快速。因此,学生呈现一种“匿名性”的倾向。心想除了班主任、授课老师外,大部分老师及训练人员都喊不出他的名字。任何不适当的行为,反正也不容易引起老师的注意。于是校规形同虚设,管教学生益加困难。
教小孩并不困难,得降低自己的心理年龄与小孩谈话。大人们不能用自己经验内的事物和他们谈,这样便无法交流,另一方面,爱心、耐心仍是教育孩童的不二法门。该童的智慧是逐渐增长的,并非一蹴可就。大人千万不可过于急躁。
事缓则圆,等他的年龄到了,开了窍了,自然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教导小孩时,遇事如何能疏通自己的情绪也颇为重要。在学得这些方法后,便能在不伤害人的情况下宣泄情绪,也能减少与人发生冲突的机会。
专业作家温小平指出:父母亲的价值观有别子小孩,对于一些牵涉孩童事物的问题,常会以主观想法做价值判断。就拿交友这件事来说,父母亲多半会要求小孩与好孩子一起,不要与坏孩子做朋友。但什么是好孩子,什么又是坏孩子?
一般而言,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成绩好,最好还是模范生。基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他们便希望小孩与这类自己认为是“好孩子”的人做朋友。不过换个角度来说,小孩则不认为成绩好、有钱有地位家庭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因此做父母亲的也得设身处地用小孩的想法来看事情,不要只重成绩,不重操守。
如何增进师生互动,家长也有责任。例如联络簿扮演师生沟通桥梁的重要角色,许多家长往往只是签名了事,从不利用它与老师作进一步沟通;甚至有的让小孩自己拿了图章盖,从不过问小孩学校的事。而家长会,顾名思义应该是由父母亲共同参与的盛会。教育不单是妇女的责任,男女共同参与,可以帮助老师与学生的互动。
另外,家长应该安排固定时间与小孩聊天,主动谈他的学校、他的老师、同学,不要以为把他放到才艺班就是对小孩好,父母亲若能经常和小孩谈心,可以掌握到小孩成长的脉动及分享他成长的喜悦,不会和他成长的经验脱节。等到小孩长大,才赫然发现他怎么改变那么多,甚至变得有点陌生了。
小孩也有双重性格的特征,如果为人父母不主动了解小孩在家与在校的行为,将只能了解在家里的表现。有些小孩在家懒散,可是在学校却热心公益。做父母的如果不主动向老师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现,也不与他谈心,便以为小孩不乖,经常给予苛责,小孩的心里将难以平衡。原来父母对他的行为只有批评,得不到赞美,因此在家不愿做家事,说不定连带影响他在学校服务的意愿。
小孩非常希望他人的认同及肯定,父母亲或老师如果经常只给他批评,而不给他赞美,小孩的情绪便大受影响。根据许多学生的反映,毕业后还会怀念的老师,通常都是能够以他们的心态和学生相处的老师,可见了解小孩的需求非常重要。
小孩最天真无邪,内心世界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幻想,可以通过演讲、作文、绘画、周记等多种渠道表达出来。学校愿主动为学生设计一些比赛活动、观摩活动,让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得以尽情发挥,借以培养出孩童的自信心。
目前各校的辅导人员极为缺乏,每15班才配备一位辅导人员。如果能在现有导师制度之外,每班再加一位辅导老师专门管理学生的生活,由于没有分数压力,师生关系或许更为融洽。
大众传播媒体具有议题设定的效果,荧屏或语言所塑造出来的形象经常构成青少年的价值观。在媒体一片崇尚金钱主义、崇拜偶像声浪的影响下,青少年的次文化也以此为核心。倘若媒体能因拥有如此巨大影响力而激浊扬清,隐恶扬善,则功利主义的青少年次文化便可改变,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必须双管齐下,教育才能产生效用。
教育部训育委员会第三组主任郑崇趁表示:校园出现问题,事实上必须由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共同负责。因为学校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自成一个体系,家庭则是构成社会的最基础单元,与学校具有密切的联结关系。
据研究,青少年犯罪率与成长率均较成人为低,显示青少年问题不如成人问题严重,更何况青少年的犯罪倾向,也多半是向成人学习而来,因此把青少年问题一味归给学校颇不公平。
为改善校园问题,教育部已制定辅导工作7年计划,自1991年7月开始实施,至1997年6月截止,活动重点分短期、长期两大项。就短期而言,系针对中小学老师开办辅导进修课程。课程分三种:(一)基础辅导知能的研习,提供辅导课程的训练,使具有初步辅导观念、辅导态度;(二)在师范学院开设辅导学分班,鼓励更多老师修辅导学分;(三)举办主题辅导工作坊研习会,把一些老师们耳熟能详的辅导理论,借由工作坊研习,实地应用出来。
就长期而言,有三项努力重点:
一、建立辅导网络。解决青少年问题,光靠老师力量并不够,若能结合学校辅导人员、社区服务社会工作人员、综合医院心理治疗人员、心理卫生单位心理卫生人员、热心辅导的社会义工组成一个网络,利用电话语音系统或服务手册分发的方式,提供各级学校、学生利用。
二、加强办理生涯辅导。学校辅导学生的层面包括心理、学习、生活、生涯四个层面。前三项属补救性工作,只有生涯辅导是预防性的工作。由于教育本意在于“预防甚于治疗”,生涯辅导遂成为辅导工作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