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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要提高大学生科普能力,高校应该发挥其孵化器的作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平台,更多地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文章认为大学科技园建设与提升高校大学生科普志愿者能力有紧密联系,从而分析了北农科技园运作制度、体系与承担的科普教育职能等基本问题。北农科技园的科普教育职能主要体现在园区功能分区、园区发展环境、园区科普旅游开展三个方面。最后讨论认为:北农科技园运作是生态农业科普教育与科普旅游的良好载体,兼顾经济效应、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合理运作之后具有一定文化辐射带动作用。
【关键词】高校科技园;科普教育;北农科技园;都市型农业;辐射带动
为弘扬和践行“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市属高校青年教师成立社会实践团”,暑假期间深入企业、社区、农村开展“见证辉煌成就,践行北京精神”首都城乡社会体验日活动。2012年7月20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高校青年教师代表、中央和市属媒体代表共10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青年教师张祖群副教授与王波博士研究生等一行6人参加了上述活动,2014年下半年补充进行调研与电话访谈,重新补录文献分析,本文主要围绕“十二五”、“十三五”的转型时期北农科技园运作制度、体系与承担的科普教育职能等方面进行思考,主要目标是如何探索出一种兼顾经济效应、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农业科技园区发展新模式这一问题。
一、科普教育综述:如何提升大学生科普能力?
2010年我国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以显著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重要目标,要求进一步普及科学技术教育。因此,我国高校急需加强大学生科普教育,提升其科普能力。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早已经开始了。王晓红(2001)[1]提出高校应积极组织学生投身科学实践活动,营造校园的科学氛围,重塑大学生科学精神;薛世平(2002)[2]提出高校应开设科普创新课程;廖洪元(2002)[3]等认为,通过建立现代科普理念、弘扬科学精神,来引导大学生参加科学实践,提升大学生的科技素质;杨东铭(2003) [4]指出高校科普现状存在一定的盲区;王欧(2003)以2002年统计年鉴数据等,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部分国家农业园区效益进行综合性评价[5];叶华松 (2005) [6]认为,应使科学精神的培养成为大学生教育的主题;赵大中(2006) [7]针对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指出要普及科学知识及弘扬科学精神,应广泛开展大学生科普活动,并建立科普活动的长效机制;许志峰(2007)[8]认为应借鉴国外成熟科学素质理论和先进经验,建立大学生综合性科学素质评价体系和培养体系;王宇良,沈瑶琴,戚敏(2008)[9]认为高校科普人才严重短缺、科普能力被忽视,并思考“高校大学生不仅是科普的受众体,还是科普的传播者”;李同升、王武科(2008) [10]以“技术创新-中介平台-技术受体”之间关系为研究框架,分析了杨凌示范区农业科技园技术扩散系统、动力机制、主要类型。
近年来很多高校启动了“高校科普工程”,其目的和宗旨在于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以达到传播科学思想、培养大学生科学意识、丰富大学生的课余活动的效果。很多地方政府、企业与之合作,成立了大学生科普志愿者服务站、实习基地等,在全国高校建立大学科普橱窗,因地制宜开展各类高校大学生科普活动。对提升大学生科普志愿者的工作不应仅仅限于从高校的视角来研究,更应拓宽研究视角,在兼顾多种效益的同时提升大学生科普志愿者的科普能力。
综上所述,要提高大学生科普能力,高校就应发挥其孵化器的作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平台,更多将理论转化为实践,而大学科技园就是发挥高校孵化器作用的一条很好的途径。大学科技园与科普教育是紧密关联的。一方面,大学科技园为科普教育提供了实践教学的平台,大学科技园实际运作中的基础设施为科普教育提供必要的硬件服务,大学科技园的专家学者大多是高校教师,又为学生提供了软件服务,大学生在完善的硬件和软件的平台下,将会发挥更好实践能力,提高自身的科普能力,完善我国的科普教育。另一方面,大学科技园的发展需要高校的支撑,高校为大学科技园提供高科技和科研技术人才,高校的教师和博士生研究生、研究生及本科生等都促进了科技园的发展。因此,大学科技园建设完善与提升高校大学生科普志愿者能力之间有紧密联系。
二、北农科技园的运作与科普教育的有机结合
(一)功能分区
北农科技园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亭自庄村西,其始建于2008年,至2011年8月学校总投资5000余万元,已初步建成了一个水电路暖通讯等基础设施齐全、功能相对完善的实践教学基地。科技园总占地面积1023亩,其中1号地373亩主要是设施种植、设施养殖、农产品加工、综合服务,2号地186亩包括主要是设施果树、蔬菜园艺种植,3号地234亩主要是大田作物、精品种子实验区,4号地230亩主要是特色园林花卉植物苗圃种植区。
北农科技园通过对功能区的划分,一是便于对园区的管理,二是便于科普教学。不同专业领域的学生可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实践研究,增加其对理论知识的认知,在专业领域里研究的更深入。北农科技园的园区功能分工明确,不但有种植区、养殖区,还有农产品加工区、综合服务区。科技园不但可以培养学生在种植、养殖方面的技术,进行科学种植、科学养殖,而且还为学生提供了现代科技中的农产品加工的教学实践环节。科技园功能区包括设施种植、露地种植、养殖区、农产品加工区等,对提高学生的科普教育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二)园区发展环境
北农科技园具有极强的教育职能,它不但在基础设施上满足了大学生进入到实践活动中的硬件要求,而且在技术指导和实验研究方面,有高校教师和专家、企业也可以满足大学生实践的软件要求。因为农业技术属于准公共产品,因此农业技术推广可以分为公益型、市场型和两者混合型三种类型。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推广属于公益与市场混合型的农业技术推广类型[11]。管理部门对入驻北农科技园的企业有特殊要求,一般入驻园区的企业负责人同时身兼教学厂长(主任)、项目经理、项目研发合作伙伴三个职位,体现产、学、研“三位一体”的角色扮演[12],为北农科技园在提高大学生科普能力、进行农业技术推广技术孵化、发展科普旅游科普示范功能、辐射带动周边社区发展等创造了条件。
一个良好的园区发展环境是科技园区良好运行、发挥功效的外部保证,而能否理顺管理体制、兼顾各个利益主体、融合现代政府治理与现代公司治理等是科技园区能否良好运行、发挥功效的内部保证。北农科技园目前入驻企业平均亩产值只有3000-4000元,与国内同类园区企业相比处于中游水平,发展潜力、目标与创新空间还很大(从4000上升到10000元)。已有研究表明,农业科技园区基础设施环境、园区政策环境、园区市场环境和园区金融环境等直接影响到园区的绩效创新,并间接影响园区创新能力[13]。只有以现代政府治理方法与现代公司治理理论为引领,培育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才能为农业生态科技创新提供体制动力,从而创造一流的农业生态效益和农业经济效益[14]。
以小汤山农业科技园为对比,它作为目前北京市唯一的国家级农业科技园,早在8年前,田新豹(2007)从总部经济的视角来对小汤山农业科技园进行分析,将加大吸引企业入驻的力度作为解决转型发展问题的突破口[15]。8年过去了,小汤山农业科技园的转型取得了可喜成绩,而北农科技园的辐射还不够,要辐射全国,需要从北京市级大学科技园跃升到国家级平台,积极申报国家级农业科技园。2014年12月,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在北京成立,这是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三级农(牧)业、农垦科学院共同参与的全国科技创新协作平台,使联盟成为国家农业科研联合攻关的核心平台、国家农业科技创新的骨干网络以及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16]。作为一个北京市属的农业科技园,北农科技园应该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中扮演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三)园区科普旅游开展
北农科技园因为区位相对优越,除接待北京市内农业高校学生在此实习以外,也欢迎其他非农业高校、非北京所在地的高校学生到北农科技园参观体验。例如北京大学团委就于2012年上半年组织学生参观了北农科技园日光节能异型温室、灵芝虫草研究孵化基地、智能有机奶牛和家禽养殖场、葡萄酒和牛奶生产加工车间、特色蔬菜种植、生态鸡场和生态奶牛养殖场等典型园区,了解生态农业,体会到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思想。北京市教委多次组织市属高校青年教师、相关专业大学生下基层,到北农科技园进行社会服务实践。
以科技园、公园、植物园等为依托开展科普旅游已逐渐成为都市人追求的一种时尚。例如2012年5月,在北坞公园、海淀公园和上庄镇举行“乐活农耕,播种希望”主题的京西御稻插秧节,开展京西稻文化推广和市民农耕体验大型活动,该活动深受家长与孩子们的欢迎[17]。2013年杭州植物园为拓展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建立农耕科普园,向学生展示粮食作物、蔬菜作物、纤维作物和油料作物的区别,展示农业轮作、间作制度和生物固氮等科学机理,从农作物展示和农耕体验两方面开展农耕科普旅游,达到了极好的科普教育效果[18]。相比较而言,北农科技园做得更出色。北农科技园还积极开展针对小学生、儿童的亲子农耕体验,推出农耕类、创意手工类、厨艺类、游戏拓展类、科普实践类等40多项体验活动,不同数量家长与孩子的组合可选择不同的套餐,如周六欢乐之旅、周日芳香之旅等。家长与孩子一同喂奶牛、采摘蔬菜,栽盆栽,学习农业知识,享受田园绿色生活。北农科技园还与旅行社合作,推出亲子科普旅游产品。一对夫妻带着孩子一家三口一天体验特价326元,若加一名儿童一家四口则是480元,每5个家庭就成团。主要活动包括:参观蘑菇基地、牛奶养殖场、有机餐厅、栽花、采摘蔬菜、喂羊、田野荡秋等,在家长、孩子与泥土亲近活动中,增加了孩子对泥土的自然情感、对父母的亲情以及与其他小伙伴的团队合作精神。这种亲子农耕体验推广了古老农耕文明,普及了农业科技,启发了儿童的科学探索精神,倡导了绿色生活理念,取得了极大成功。当前主要有“下乡体验式农耕”和“农业进城的都市农耕”两种农耕体验方式,前者更亲近泥土,后者因为交通通达性较好、来回时间可受控,更受家长与孩子欢迎。总之,城市家长带着孩子的农耕体验不仅拉近了市民和农民之间的距离,更拉近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距离和人与土地之间的距离。这实际上是践行一种“人本、生态、和谐”的生活方式,具有统筹城乡、追寻绿色田园生活方式的重大意义[19] [20]。
三、结论与建议
北农科技园以种植、养殖、加工、循环四个产业平台为基础,合理搭配,做到上、中、下游结合,打通全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探索出一种经济效应、社会效益、科普教育职能、生态效益良好的新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使之在中国诸多农业科技园中成为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北农科技园良性运作是提升科普教育的基础
北农科技园对生态猪场、生态奶牛教学示范牧场、生态养鸡教学示范场、农业种植、园林果艺等生态养殖和培育技术的运作,不但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科技研究能力,而且可以充分发挥北农科技园的生态养殖技术的辐射作用。科技园本身可以借助其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优势指导生态养殖及农业种植,运用高科技的生态养殖及种植技术增加产品的产量,提高产品的品质,为专门从事养殖和种植的人员提供示范作用。
如北农科技园的生态养鸡的教学示范场,鸡场以“生态农业、健康绿色”为出发点,建立了统一品牌、统一育雏、统一防疫、统一饲料、统一销售的五“统一”生产体系的现代化鸡场,对养殖区、种植区进行科学合理布局,创造性地把现代化鸡舍建设和农业设施相结合,在保障鸡蛋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有机鸡蛋的现代化、规模化和可持续生产。生态养鸡,是指在动物福利思想指导下,把鸡放养在果园、山林和菜园,让鸡群在自然、自在、自由的环境中生活、生产。鸡群能够享受到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洁净的饮水,有广阔的活动场地,符合鸡的喜好,有利于鸡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养殖出的鸡适应性和抗病力强、食性杂、耐粗饲、节省粮食、易于管理、体型清秀、黄羽或黑黄相间羽色、柴鸡特征显著,鸡蛋品质也更加健康。又如生态奶牛教学示范牧场,牧场的占地面积是50亩,最大容量是120头牛,牛的品种主要是荷兰牛和本地牛,学名叫荷斯坦牛,俗称黑白花牛。牛场设计风格采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建筑风格,在牛棚内部安装了风扇、喷淋、自动喷射系统、TMR的日粮搅拌机等基础设施,并装有阿拉伯挤奶系统,牧场采用的是科学养殖技术,整个养殖过程都是机械化的。整个牛场只有两个管理人员,并且管理比较人性化,牛棚外面是运动场,而且配有音乐和自动挠痒的设配,牛用过餐后可以出来散散步、听听音乐。北农科技园对牛奶质量也可以进行全程跟踪,只要扫描牛奶包装上的二维码,通过物联网技术就可以追溯每个家庭喝的每一袋牛奶是哪一天从哪一头牛身上挤出来的、这头牛吃的草生长在哪里、挤奶工人是谁、配送员是谁、牛奶的营养价值多少等多重信息。这种高科技的生态养殖对专门从事养殖业的人员起了模范作用。这种生态养殖的产量很高,每头牛每天平均产量大约是四十公斤,产下来的奶被直接运送到乳制品加工车间进行加工生产。这种集养殖、加工的一体化生产模式是一种示范的典型。
(二)对扩大科教职能的建议
北农科技园科普的辐射作用未来将表现在三方面。
1.北农科技园将高科技的科研成果与大学生参加实践活动、科研实验结合起来,提高大学学生的科普能力,实现高校“产、学、研”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职能。
2.科技园内的企业及其员工的企业辐射功能。科技园实现了将其科技成果和运作模式辐射给科技园里的企业,提高企业对科技应用的观念和科学的运作模式的思路,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且提升企业员工的科学观念和科技思维,进而提高企业员工的科普能力。
3.北农科技园可以将其与运作模式及科普教育职能辐射给周边的企业、高校及中小学。从事养殖、种植的企事业,可以参照北农科技园的运作模式,应用科学技术从事生态养殖及种植,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提高人们的科普能力。周边的高校中小学可以在学校的组织下到北农科技园参观实习实践,增加科普见识,使科普思想和科普精神深入到学生的价值体系当中,提升学生的科普观念,进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科普素质。
所以从国家科普教育的角度以及提高全民的科普素质和能力方面来看,可以把北农科技园的这种运作模式看作是生态农业科普教育的载体[21]。未来北农科技园的科普教育、农耕旅游体验活动将开展得更加精彩。
四、结束语
北农科技园后期发展应该在高层次研究平台上下功夫,重点增强其科普教育的辐射功能。在积极争取申报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中,对自己未来转型发展正确定位,扬长避短,与北京其他科技园区保持良好“竞合”关系。北农科技园在区域经济发展、企业的科技运用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的辐射作用还比较小,在以后的运作与发展中,应加强高校、政府与科技园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发挥各自的优势,增强其辐射带动作用,给各个利益主体带来更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创造更好的生态效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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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观光农业园;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景观规划
[引言]: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和逆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逐渐在经济转型的道路上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人们对于农村和农业也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知识,农业观光园也就随之诞生了。
1、杨凌创新园景观节点及现状分析
杨凌区位于八百里秦川关中平原的腹地,宝鸡与西安的中心位置。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经国家批准的向亚太经合组织开放的十大科技工业园区之一, 也是国家重点支持的五大高新区之一,号称中国农业的“硅谷”,因此杨凌农业园是中国观光农业发展的缩影,是了解中国乃至亚洲观光农业的钥匙。创新园是杨凌观光农业园之一,也是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园区。
现在创新园是杨凌各类观光农业园的集中体现,其中包含了农业科技展示,休闲住宿、农业采摘和农产品养培育研发等因素内容。创新园包括不同功能区,主要为四大区,观光温室、后勤服务区、创意艺术集装箱酒店和大棚采摘区。其中观光温室依据不同的功能,分成八个不同的场馆。依次为:梦幻花卉馆、工厂化育苗馆、梦幻花卉馆、无土栽培馆、盆景馆、南方果树馆、现代农业创意馆,西部特色展示馆、超级菜园。
2、杨凌农业园景观优劣分析
2.1观光农业园景观设计的弊端
每地区因多种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都有其独一无二地方自然风貌。但是创新园内的创建缺忽视甚至破坏了这“独一无二”,这个问题是观光农业发展的普遍病症。除温室景观外,园区缺少景观必备的园林建筑、小品景观和基础设施,如供游人休憩用的桌、椅、凳等设施在园区很少存在,即使存在,在园区内的摆放也过于集中,设备大多都达不到使用的要求,质量低劣,处于闲置状态道路方面,园区道路的设置没有主次道路之分,特别是在温室景观中,园区并没有利用道路的大小、材质等因素去引到游人,从而导致浏览线路混乱。
2.2园区景观设计的优势
创新园的温室每一间温室都是一片不同的“天地”,根据功能和主题的不同,景观设计也相对具有其特色。每一处温室都能全方位的满足人对自然的体验、对自然的渴望。而且馆内每一处景观都是利用不同植物的不同特性所组合搭建,植物配置上既考虑到了植物的观赏性,还考虑了生态学特征,切通过立体种植,平面种植和人造景观种植等方式加以地方的民俗、民风和农耕文化和历史典故等元素元素通过并置,冲突,融合等方式增加了管内观光内涵并给游人造成都市景观所不可能拥有的视觉感受。
3、观光农业园景观改造建议
3.1人文景观的改造
文化是园林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在园林景观中它是无影无形的存在,但是我们可以在景色中感受到它的存在,文化是一个地方的铭牌,是这片地区在时间长河中的积淀,没有文化的园林则是毫无特色,失去地域灵魂的园区。只有充分的发掘和研究关中地域的民俗和人文历史的传统,经济发展的情况,满足当地自然景观,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的基础条件下保留园区内的应该存在的农业特色,在园区主要景观和景观节点的设计上继承当地的农耕传统文化,在结合现在造园技术的前提下再现传统民俗,农业园的发展才会长久。
3.2自然景观改造
观光农业园自然景观改造应当遵守因地制宜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园区的景观空间的设计上一定要遵守杨凌当地的自然生态、地理环境。保留、还原杨凌的平原地貌特色和植物景观特色。在植物的选择上应选择当地常见、且有地方特点的景观树种或者农作物,把农作物的观赏价值通过组团等园林种植常用的手法表现出来。
3.3完善全区基础设施的建设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的高低,是园区景观设计细节的体现,细节的完整与否又决定着这一园区旅游观光品质,以及人性化程度。增加基础设施在园区内的布局是当前园区建设或改造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农业特色的观光园区,设施在满足功能性的同时,在基础设施的完善上可以在基础设施的设计上更加本土化,包括外形设计的本土化和材料使用上的本土化,可以使用乡土的自然材料,如乡土植物、当地出产的石头、木材等,既满足了因地制宜的原则,又不需要二次加工而直接用于园林基础设施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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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冷畅俭 陈友富 罗广宇 谢浩波 邓志辉・大学博览园景观设计[N]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2005年 第22卷 第4期
论文关键词:广西火桐,濒危植物,群落特征
广西火桐(Erythropsis kwangsiensis)为梧桐科火桐属(Erythropsis)植物,分布区域狭窄,仅分布于广西中部至南部的石灰岩地区。其树干挺拔通直,材质轻、韧,易加工不开裂,为优良的工艺用材;花色金黄艳丽,花期长,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亦是珍贵的园林观赏树种。由于人类的过度利用,广西火桐野外种群和个体数量稀少,已处于濒危状态,在1999年8月国务院批准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中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1]。目前,国内对广西火桐的研究甚少,仅对其资源分布状况和育苗技术进行了初步探讨[2-3],有关其群落特征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应用植物群落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对广西火桐群落的种类组成、区系特点、群落结构及种群动态等进行研究,揭示其群落学特征,以期为濒危植物广西火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调查区域及其自然条件
调查区域为广西来宾市、靖西县等广西火桐野生资源数量相对较集中的地区生物论文,地理位置约106°27′~109°10′E,23°00′~23°57′N。该区域地处南亚热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根据广西气象局(1961~1970年)的气候资料,来宾市年平均气温为20.7℃,极端高温38.7℃,极端低温-3.3℃,年平均降水量1377.2㎜;靖西县年平均气温为19.1℃,极端高温37.8℃,极端低温-4.1℃,年平均降水量1546.3㎜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广西火桐分布于海拔800 m以下的山沟、山谷、山坡中下部及农耕地旁,土壤为石灰岩发育而成的石灰土,土层较薄,有机质中等。
2. 研究方法
2.1 样地调查
由于广西火桐成片分布少,通过调查目前仅发现3个数量较多的种群,因此根据实际分布情况,设置3个典型样地,样地环境资料见表1。各样地面积20m×20m,每个样地划分为16个5m×5m的小样方,记录样地内所有高3m以上乔木树种的种名、高度、胸径、冠幅、枝下高等。样地内按对角线分别设4个5m×5m的灌木样方和2m×2m的草本样方,记录每种灌木和草本植物的种名、多度、高度、盖度等[4]。
表1调查样地环境资料
编号
样地
取样面 积(㎡)
海拨(m)
坡向
坡度
覆盖度
Q1
来宾北五乡回龙村
400
263
W
5°
90
Q2
靖西化垌乡维新村
400
784
WN
20°
95
Q3
靖西湖润镇新灵村
400
464
EN
关键词:土壤;氮检测技术;废水的利用
中图分类号:S15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1132037
前言
要保证农耕质量,就要对农耕土地的养分量予以z测,以对农业施肥工作提供可靠的参考数据,以农田耕作中做到节约使用、适当施肥的目的。
1 对土壤中的氮元素检测的基本方法
1.1 采用开氏法进行氮检测
开氏法是土壤氮元素检测中统一使用的标准检测方法。多年来,这对土壤中氮元素的测定的问题,科学研究者都不断地进行技术改进,包括硒粉-硫酸铜-硫酸消化法、重铬酸钾-硫酸消化法等,都可以获得较为准确的氮元素检测结果,但是,开氏法以其检测数据稳定而且具有较高的检测准确率而被广为利用[1]。但是,这种检测方法的具体操作中,程序繁琐,检测的时间相对较长,大约需要1h的时间。开氏法对土壤样品尽心检测,适合于小批量的样品检测,且土塘中如果含氮量很高,特别是固态氮、硝态氮具有较高的含量,就难以获得准确的测定结果。
1.2 采用双波长法进行氮检测
如果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硝态氮,就可以采用双波长法进行氮检测。双波长法在氮元素检测中具有较高的灵敏度,而且可以结合采用反射仪法或者流动分析法进行检测。如果三者对土壤中的氮元素检测结果不存在显著差异,就说明测量结果准确。
1.3 采用ASI法进行氮检测
ASI法被称为“土壤养分状况系统研究法”,是近年来的土壤肥料检测中所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对土壤中所含有的养分进行检测的时候,不仅快捷高效,而且可以获得较为准确的检测结果,所以,在世界各国都广为使用。使用ASI法对土壤中的氮元素进行检测的时候,对土壤的性质也具有针对性。如果土壤为酸性土壤、碱性土壤、中性土壤或者石灰性土壤,就适合于采用ASI法进行氮检测。
2 近红外技术(NIRS)检测方法的研究
采用近红外技术对土壤的样品进行检测,就可以针对所获得的红外漫反射光谱进行分析。在光谱的3600~7600cm范围内,土壤样品对光谱的吸收能力是比较强的。对近红外光谱检测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化学计量分析,对所获得的数据处理为数学模型,就可以将土壤样品中所含有的氮元素测量出来。具体应用中,如果对种植小麦的土壤进行检测[1]。检测的内容为土壤施肥之前2h以及施肥之后2h的小麦长势,采用高光谱的遥感航空影像装置进行拍摄获取信息,与相应的土壤样品检测数据进行比对,就可以对土壤中的氮元素累积情况进行检测,而对农田中的肥力状况以及农田的污染情况都有所了解。
对于农耕土地中的氮元素含量采用近红外光谱技术进行分析,还可以对土壤中的氮元素浓度的变化情况进行预测,即根据土壤的形成情况,土壤受到污染后的退化情况等的测定,就可以利用光谱技术对土壤中的氮元素含量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
针对近红外技术对土壤中的氮元素检测的相关问题研究,徐永明等采用了回归运算方法针对土壤光谱的吸收带所呈现出来的特征以及总体的氮元素含量进行测算研究,得出结论,氮元素与吸收带特征密切相关,而且吸收带的变化,可以通过土壤反射率实现出来。这就意味着,采用近红外技术,可以将土壤所含有的氮元素的含量快速而准确地测算出来[3]。李鑫等对种植水稻的土壤中所含有的氮元素含量采用近红外光谱法进行测试,所使用的仪器为Nicolet公司的傅里叶变换近红外透射光谱仪,对种植水稻的土壤的光谱值采用偏小儿乘回归测算法(PLSR)获得土壤中氮元素含量的测算数据并将相关的模型建立起来,而且模型的运用对于土壤中含氮量的测算结果相对稳定。
3 总结
综上所述,对土壤中的氮进行检测,如果依然采用传统的检测技术,很难获得良好的检测效果,不仅检测难以达到实时性,而且还存在着污染性。采用先进的氮元素检测技术,比如近红外技术(NIRS),不仅操作简便,而且检测成本相对较低,而且不会对土壤中的氮成分造成破坏。
参考文献
[1] 徐燕,徐茜,余鸿燕.Mehlieh 3法、ASI法与常规方法测定土壤养分的相关性[J].江苏农业科学,2012,40(3):296-298.
[2]鲁珊,毛彩云,肖荷霞,等.土壤中氮检测技术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4,42(18):5789.
首先,我们认真地阅读了学校分发下来的"种种蔬菜莳植技术要点""水产健康养殖与病虫害防治"等种种有关农业科技知识的资料。一开端,我们心中都满盈疑团。难道一位拥有几十年农耕经验的农民与一位同样恒久从事水产养殖的乡民比不上我们这些对农业一窍不通的大一学生?
后来,我们放下心中的疑团,开端上彀查询更细致的科技下乡知识。经过了解,晓得许多高校在历年的"回乡大学生农业科技下乡活动"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大部门农村都在下乡大学生的宣传与资助下使得农业失掉了一定的生长,进步了农业收入,避免了不必要的病虫害要挟,收获倍增。
根据村村民反应,村里农业经济单一,反季候蔬菜种类少,有的莳植方法不迷信,导致许多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蔬菜不得不以贱价卖出,乃至倒在渣滓堆里。我们运用学校的资料以及自己从网上所掌握的知识跟农民们细致地讲解了豆角,黄瓜,苦瓜等蔬菜的迷信莳植方论文法与病虫害防治措施。在我们讲解的过程中,农民们也加入了自己的讨论以他们丰富的农业经验驳回我们的一些错误观点。如许一来,我们自己也从农民身上学会了很多。
在这次农业科技下乡活动中,我们遇到了一些贫苦。例如我们不能辨别哪些土壤通风性好,酸碱度的巨细,同时我们也不能清楚蔬菜生长的本文来自免费范文大全网各个时期如抽蔓期,结荚期的各个特征。于是追随着农民们到田里去观察。而对于种种病虫害,固然我们能从资料的细致讲授中大概得知病虫害的具体症状,但总是有些模糊的,后来我们亲眼眼见了它们在蔬菜上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中原地区;食文化;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
自春秋战国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地域概念基本形成,不同朝代涵盖的区域范围略有不同,但大体上都是指以河南省为核心区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现代的中原地区更多使用的是广义的概念,是指以河南省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周边的山西省东南部、山东省西部、河北省南部和安徽省北部等地域。2011年,我国提出了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国家战略。《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指出,中原经济区主要包括河南省全境,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阳市、亳州市、蚌埠市和淮南市凤台县、潘集区,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和泰安市东平县,区域面积28.9万平方公里[1]。中原经济区所涵盖的区域,与广义的中原地区涵盖的区域范围基本相同。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由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相互碰撞、吸收、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魅力,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2]。“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为了生存所必须进行的基本生活行为,因此,饮食文化在中原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有关中原地区饮食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论文、论著、研究报告及一些门户信息网站上[3],但围绕饮食文化这一主题进行的特色数据资源库建设较少。因此,笔者对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原则、主题构成和类型构成进行了探讨,以期推动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1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意义
1.1保护中原地区食文化资源
中原地区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演变、融合与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原地区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冲击,其文化资源生存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例如,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对方便食品的需求越来越高,洋快餐普遍受到年轻一代的欢迎,这些都对我国的传统饮食习惯有一些影响,对中原地区食文化有一定冲击。同时,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饮食文化也对中原地区食文化有一定冲击,法国美食、地中海美食、墨西哥传统饮食、日本和食及韩国泡菜文化等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美食也在中原地区得到传播,中原地区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4]。中原地区食文化本身就是在交汇融合多个民族饮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在吸取其他国家饮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饮食的优点,对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已刻不容缓。近期,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在编制《河南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食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建设中原食文化数据库能为政府机构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推动中原地区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的持续开展。
1.2促进传统食文化资源产业现代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原地区许多传统食品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华老字号企业,已无法跟上时展的步伐,出现了经营状况不佳甚至亏损的局面,依托其上的一些传统中原美食也濒临消失。因此,如何推动传统食品企业实现现代化转型,推动中原地区食文化的良好传承和健康发展,是政府、食文化研究人员、传统美食生产者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原地区的食品企业都在努力创新,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白象食品作为河南省的重要食品企业,是全国方便食品企业的领头羊。为了发扬传承中原地区食文化,白象食品将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现代营养学理念融入传统食品中,开发了大骨汤面、河南烩面等食品,吸收了中原传统饮食文化的精髓,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能从一碗香喷喷的面中找到“家乡的味道”。因此,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能为传统食文化资源产业实现现代化转型、升级发展提供支撑。
2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原则
2.1特色突出原则
特色突出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相关部门应加大对中原地区食文化资源的挖掘力度,突出中原地区食文化的特色,充分发挥特色数据库的资源优势,增强中原地区食文化的实力,推动中原地区传统食品产业的升级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2.2共建共享原则
为了避免信息资源建设的重复、浪费,相关部门应在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过程中遵循分散建立、馆际合作、共建共享的原则,统一数据库的建设标准和评估体系,充分整合资源,实现资源的互通,为中原地区读者提供特色鲜明、资源全面、检索便利的信息资源库,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效能。
2.3实用性原则
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相关部门要依据实用性原则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在尽可能节约建设成本的前提下收录重要的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多元化需求,实现投入效益的最大化。此外,相关部门还要加大对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宣传、推广力度,引导更多的读者了解数据库、使用数据库。
2.4先进性原则
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作为数字化大背景下的产物,需要先进信息技术与成熟管理方式的支撑。因此,相关部门可采用“区块链”技术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将其建设成容量大、兼容性高、安全性强、搜索便捷、速度快、准确度高和扩充性强的新型数据库,保障数据库的先进性。
3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主题构成
3.1食文化风俗
食文化风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环境的影响,在食品原料选用、加工生产、食用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普遍、独特的传统习惯。中原地区食文化古老、活跃,特色鲜明,主要体现在原料选择、加工方式、饮食礼仪等方面。原料选择主要体现在平原地区对小麦、大米等大宗粮油的选择,偏远地区对玉米、小米等杂粮的选择,中原西部地区对牛羊肉等原料的选择等;加工方式主要体现焦作地区的土炒面馍、武陟的炒制油茶等;饮食礼仪主要体现在中原地区民众根据《礼记》对进食的规律、礼数、章法和禁忌等进行了规定。这些习俗都有明晰的总结和具体的守则,现代人在就餐时仍然能够遵守这些习俗,如主客座位的安排、敬酒时的端杯方式等。食文化风俗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风俗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3.2特色饮食
中原地区不同区域有其独特的地方特色饮食,如:河南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马豫兴桶子鸡、真不同水席、逍遥镇胡辣汤、黄河大鲤鱼等,河北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碗、永年驴肉等,山西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上党腊驴肉、晋城过油肉、石子饼,安徽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丁里羊肉汤、濉溪双堆面鱼、太和板面、利辛撒汤和公山豆腐宴,山东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高唐驴肉、定陶焖子和泰安煎饼等。地方特色饮食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这些地区特色饮食来源、制作方法、食用方法、民间传说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3.3食文化遗产
中原地区食文化遗产是指中原地区具有鲜明地域风格的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历史文物、建筑、人类文化遗址,如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新密李家沟遗址、淮南八公山淮南王炼丹遗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被广泛认可的能够体现中原地区食文化特点的文化活动、文化表演、知识、技能等,以及承载食文化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等,如淇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原农耕文化”中收藏的三千多件中原地区的农耕老物件,仰韶文化遗址中保存的酒器、酒具,《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酒楼、饭馆、食店、茶肆等。食文化遗产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
3.4食文化名人
在中原地区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孕育出一些食文化名人,他们提升了各个时期的食文化水平,在传承、发扬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食文化名人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名人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4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资源类型
4.1出版文献
目前,中原地区食文化相关的出版文献主要包括图书、期刊、会议文献、标准文献、学位论文和政府出版物等。图书主要包括食文化相关的教科书、科普读物和生产技术图书,如《食珍录》《饮膳正要》《中国馔食文化》《饮食文化》等;期刊主要有《中原文化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等与食文化相关的期刊;会议文献主要包括在国际或国内食文化学术或专业性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如《中原食品文化研究论文集》收录的相关论文;标准主要是指传统食品现代化加工涉及的相关标准,如河南省地方标准《油茶》;学位论文主要包括相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硕士、博士论文,如《仰韶文化时期陶质食器造型设计研究》;政府出版物主要包括中原地区各省、市、县政府部门及其设立的专门机构出版的与食文化相关的文献。
4.2网络信息资源
网络信息资源包括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资源,以及商业数据平台、专题数据库收录的相关信息资源等。门户网站及微信公众平台主要包括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等政府门户网站,以及河南省食文化研究会、山东省食文化研究会的网站、微信公众号等,这些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具有信息更新及时、信息量大等特点。商业数据平台主要包括“超星数字图书馆”“万方数据”“CNKI中国知网”等,用户在这些数据平台以“文化+食”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得到大量中原地区食文化的相关文献。专题数据库主要包括一些公共图书馆及高校图书馆开发的相关数据库,如郑州轻工业大学的图书馆“民俗文化专题数字图书数据库”、河南工业大学图书馆“粮油食品专题特色数据库”等。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以建设世界城市为目标,大力开展生态建设的国际都市。它在国家经济管理、科技创新、信息交流、休闲旅游等方面有着先天的巨大优势。这也为北京的农业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平台和发展机遇。“十二五”期间,北京市政府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充分发挥农业基础性、融合性、创意功能,为世界城市提供生态宜居环境,保障世界城市高端服务需求。发展都市型农业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休闲”需要,提供“绿色”无公害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更重要的是它对北京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论文的研究是通过总结目前北京都市型农业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项目,重点从环境保护方面研究其发展建设中的经验,对北京都市型农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本论文采取实地调查与政策分析、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对都市型农业的发展特点、运行机制和如何最大化的发挥环境保护功能等方面进行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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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都市型农业中环境保护研究综述
1.2.1 国外都市型农业中环境保护研究综述
荷兰是发展现代都市农业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之一,以首都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几大城市借助于发达的设施农业,集约生产经营花卉、蔬菜及奶类制品,不仅满足本国的需求,还以优异的产品质量,成为了出口创汇的主要产业。该国所兴建的现代化温室设施占全世界温室面积 1/4。年生产鲜切花,盆花能够占国际花卉市场总贸易量的 60%,也是世界最大的乳制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全国农业出口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厉为民在《从荷兰看都市农业的发展方向》中研究发现荷兰的都市农业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具有国际化、专业化、优质化和高新技术等特征,其发展目标不再是追求产量,而十分强调农业与环境、自然的协调发展,重视农业的社会责任,这就为荷兰形成“绿色生产力”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28]。德国的都市农业以“市民农园”和林业为主要代表,强调的是“生活”和“社会”功能。政府提供城市或周边地区的公有土地出租给市民。租赁者自行决定如何经营,如种花,种菜,栽树等,形成了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一体的经营方向,让市民享受耕种、体验田园生活以及接近大自然的乐趣。德国是一个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的国家,该国有许多工业城市,为了减少环境污染,政府在城市及周边大量植树造林,因此这些城市又有着“森林城市”之称(邢可霞等,2007)。新加坡的都市型农业是典型的高科技、高产值的都市农业。一是由国家投资开发建设现代化集约的农业科技园,通过招标的方式出租给经营人进行管理经营;二是发展农业生物科技园,主要进行新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三是依靠兴建水产养殖中心和养殖研究所发展海水养殖业,总量上基本保证自给。新加坡的园林绿化是城市发展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整个城市仿佛置身在一个美丽的花园中,其间绿地、花草随处可见,公园、街道宽敞整洁,其园林艺术水平非常之高(甘庆华,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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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都市型农业的概念、内涵及特征
2.1 都市型农业的概念、内涵
2.1.1 概念
都市型农业一词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 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加快,农业与其他产业相互渗透、融合,农业的生产活动是以城市的需求为中心,集中体现了“依托城市,又服务于城市”的理念。当前的都市型农业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承载了生物技术、工程技术和信息技术,是市场化、科技化、集约化、产业化、信息化和人文化的新型农业, 是现代化农业在大城市地区的具体表现。目前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城市的农业都逐步确立起走都市型农业发展之路。都市型农业可以根据地域特点,不仅可以提供新鲜、优质且符合当地市民需求的农副产品,还可以通过农业科技示范园、观光农园、绿色生态村等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农业实践,农业文化展示,农业科普教育的基地,为市民提供农作物种植及采摘、休闲观光等体验农耕乐趣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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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早期会展活动,历史价值,商品经济
追溯人类文明,我们可以发现,会展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是伴随着人类物质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而产生发展的。封建社会的农耕文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的约束下,以商品交换的会展活动形式发展非常缓慢。但是,任何先进的文明形式都会逐渐占据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如原始社会早期简单的物物交换,逐渐被社会大分工产生的集市所取代一样,这种传统形式的会展形式,促进了商品数量的丰富和货币经济的产生发展。
一、原始社会的社会分工引发的会展萌芽
原始社会的诸多因素,如资源分布的不均匀、人口或是部落的差异、生产技术的低下都导致交换的必然产生,人们需要获取自身无法得到的生活物资,开始寻找可行性的方法。论文参考网。于是,部落的边界上,简单的物物交换的弊端制约了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这种边界上的临时的、非固定的交换给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交换带来了很多麻烦,于是集市应运而生了。
尽管早期的集市相当于现在我们见到的小地摊,而且商品种类十分有限,但是这种简单集市的出现,已经证明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道扬镳。当人们学会了青铜器的铸造时,青铜工具(主要是农具、狩猎工具和手工业中的简单工具)被大量生产并搬到集市上进行交换,会展的雏形产生了,因为有的青铜器并不是用来交换的,而是作为纯粹的陈列品摆放出来给人们看,这相当于我们现在会展上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展览或是试用阶段,并不用来进行订单的签订和生意的成交。
二、集市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的出现
集市,作为展会的早期雏形,最早出现于两千多年前,但是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高度发达时期,后来流行的庙会和墟场也是这种交换形式的不同形态。论文参考网。直到现在,我国的许多农村还流行着赶集的传统,即使商品经济高度发达,集市仍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和生存空间。
古代的城池中,集市一般被称为“市”,而农村则称之为“草市”。南宋陆游的诗句“草市寒沽酒”,苏轼的诗句“春江围草市”形象地描绘了作为交换市场的“市”的繁荣景象。值得一提的是,市的发展促进了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又因为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将自身的地位提到一个更加醒目的位置。宋朝的时候,政府逐渐放宽了对民间市的控制,市的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在城市的繁华地段形成了商业区,商业区中从事零售和批发的店铺也逐渐有了固定的场所,但是流动的摊贩仍然大量存在,使得市的概念进一步丰满。
说到“市”不得不说道集,商周时期就出现的“集”,在唐朝后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相对于市,集的主要构成人群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不是纯粹意义的商人,他们既是商品的生产者,又是商品的流通者,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集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会展。
再说庙会。庙会与集和市的区别在于它是定期举行的,城乡都有,流行于唐朝,盛行于明清的庙会有着深厚的民间文化基础。这种形式的商品集会因宗教而生,当初宗教的节日吸引了贩卖香火和供品的商贩来到庙会场所,后来这种形式的集会被扩大化,逐渐形成百货云集的大市场。庙会的商品种类更加丰富,规模更大,它以宗教和寺庙为依托,也促进了宗教文化的发展,因为庙会产生的年代是宗教盛行的时期,它将城乡的许多民众吸引过来,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交流,也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历史价值。
相对于“集”、“市”、“庙会”,后来人们组织的展览活动也曾经出现在我国历史上。比如说:隋炀帝曾举办西域各国的“万国博览会”,唐代陕郡太守韦坚广集各地特产供皇帝观看,元代人们纪念黄道婆而汇集其生前用过的各种纺织器械,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博物馆。
三、近代中国开放眼界参加世界博览会所收获的成就
2010年是我国骄傲的一年,上海世博会让世界再一次聚焦中国。然而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末期,人们对世界博览会的渴望则是被动的,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我们的国门,国人被迫睁开眼睛看世界,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这都是因为我国技不如人,必须向西方学习,而世博会成为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最好窗口。从1840年到1926年,我们国家分别以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身份参加过多次世博会,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在世界博览会上多次夺魁,而铜器、漆器、银器等也非常受欢迎。1878年和1900年,清政府代表着中国参加了两次巴黎世博会,将万里长城、孔庙、北京城等中国著名的建筑展现给了世界。1915年,这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我国共获得1218个奖项,特别是国酒茅台和张裕酒厂的可雅白兰地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世界开始慢慢注意中国这个神秘古老的国度。
四、会展活动作为一种文化所体现的历史价值
2005年7月10日,在郑州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会展文化节”中第一次提出了“会展文化”这一概念。人们开始深入思考会展这个命题,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讨论,纵观我国早期会展的发展历史,我们一直将其置于经济的范畴内进行思考,新的概念赋予了会展活动新的生命力和内涵。
我国早期的会展活动,不断受到政治和经济文化的各种变迁带来的深刻影响,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意义,它是一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合体。我们今天常说的世界博览会,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贸易盛会,不仅仅是商品的集合展览地,而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文化现象,深深地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
总结我国早期会展活动的历史价值我们可以归纳为几点:
早期的会展活动是具有物质实体的事物,它构成了创造文化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通过会展来认知人们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程度,它深刻的反映了每一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并给文化的传承赋予了可延续的物质实体,引导人们的精神生产活动。
人们通过早期的会展活动,逐渐形成具有民风民俗的各种会展文化形式。无论是集市还是庙会,它们无一不深刻揭示着经济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们在早期会展活动这样的平台上展示民风民俗,并彰显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这给现代会展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早期会展还深刻影响了人们构建各种规范和制度的方法和准则。论文参考网。无论是大型的庙会还是近代的展会,每一个会展都需要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每一个进入到会展体系中的个体,都必须遵循相同的行为准则和规章制度,同时,每一个会展中都凝结着合作和互惠互赢的精神财富。
结论
会展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它涵盖着物质、精神和制度等多种文化内容,并影响着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准则、竞争意识,良好的会展文化环境,是会展活动生命力延伸的条件,在当今我国倡导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早期会展活动将被挖掘出更深刻的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1]陈泽炎.会展文化概念辨析[J].中国会展,2005
[2]赵春霞.会展概论[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3]马勇 冯玮.会展管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贵州省文物局启动的“百村计划”,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与“美丽中国·多彩贵州”建设紧密结合,从“五位一体”的高度,推动传统乡村生态文明迈向现代乡村生态文明,实现传统村落的“跨越”发展。它的意义在于:
学习乡村传统生态智慧,建设“美丽贵州”。技术至上带来了工业时代的物质繁荣,同时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物种消失、气候变化等等不可避免的人类生存危机,贵州乡村蕴含的“生态智慧”为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从江“稻—鱼—鸭”世界农业遗产,金沙“石头上植树”奇迹,黔东南林农混作,就地取材的木房子、石头房子和土夯房子等等,都是“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的完美体现,贵州乡村向世界展示了山区资源合理利用的传统生态技术经验。“美丽贵州”建设的核心是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因此,“道法自然”的村落生态智慧为实现“美丽贵州”建设目标提供了最好的生态技术方案。
传承乡村传统文化智慧,构建“和谐贵州”。贵州传统村落文化是整全的传统农耕文化,既有规范村落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文化制度,更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行为规范中,表现出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尊从自然的文化精神。黔东南苗族每年在插秧之际举行“开秧门”:清早到育秧田烧香化纸、祈祷、献供品、酹酒祭拜土地,再采三兜或五兜秧苗,用单数的茅草将秧苗捆扎好,秧根轻轻地沾上从家里带来的油和盐,插在稻田的中央,之后围绕这几蔸秧苗开始插秧。这种仪式是将土地“亲人”化,表达人对土地(自然)的深厚情感,形成珍爱土地、山林、溪水等自然环境的行为方式,破坏自然将受到全体村民的谴责和惩罚,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村落社会的行为规范之中。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消费主义、物质至上、掠夺自然等等相比,怀有感恩(敬畏)自然的村落文化精神,在村落自主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可能关注不破坏当地自然环境的发展方式,形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共生的“和谐贵州”模式。
论文摘要:中西文化差异一直是制约中国人与讲英语国家的人进行交流的重要因素。对中西文化差异知之甚少或缺乏必要了解,在交际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问题,造成误解或陷入尴尬境地。所以了解文化差异的表现及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避免文化冲突显得非常必要。本文主要就中西文化差异和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和比较。
前言
近年来,文化差异研究正在引起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语言文化教育者的普遍关注。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要求。文化差异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培养人们对文化差异的积极理解的态度,是培养不同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和文化交际的技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走出国门或留在国内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时的实际技能。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就中西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和产生差异的原因作简单的论述和比较。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表现
1、思维模式的异同
中国人喜欢站在生命的更高处思考问题,跳出现实,重视对生命的思考,在对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界之间,人的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关系都有深刻的思考。西方人偏重于逻辑思维或者理性思维;中国人属于抽象思维或者感性思维。而西方人更注重于从物质世界入手,去探索和求证问题的本源。
2、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异同
中国人更看重集体利益,包括家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张控制自己的欲望,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往往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富于爱国和献身精神。而西方人更重视个体利益,追求人权,崇尚自由,认为如果连个体利益都无法保障,更谈何集体利益,正是这样的思想认识,最终推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
3、民主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注重精神的自由,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君主权贵的赏赐。所以我们的人民总在渴望青天,希望能有好官的出现为民谋利。而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政出于民,一切的政权只是人民授予,让政府来行使的一种公权力。
4、科学观的异同
中国人更相信先人的经验和权威,相信古人甚至超过相信今人,迷信权威,缺乏创新和探索精神。而西方人重视实践和理论,富于探险精神,倡导理性思维。通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对科学成果进行普及和推广,极大的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也最终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5、中西方的道德观是迥然不同的
西方强调个体本位,而中国人提倡群体本位。中西方道德观的不同,使中西方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具有了不同的特点:西方重契约,中国重人伦;西方重理智,中国重人情;西方伦理重于竞争,中国则偏重于中庸、和谐;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强调个体的道德教育,中国儒家是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
6、法制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主张用礼、道德来约束,通过先贤的教诲和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讲究克己复礼,导致了人格的缺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西方人认为人的原欲是不应该被压制的,对于社会和个人的规范,主张用“法制”,通过制度,如三权分立的组织、政治机构来约束制约,道德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7、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异同
中国人内敛、自省,喜欢“每日三省吾身”,为的是合于先王之道,把修养身心看的很重,推崇中庸思想,导致思想的保守、缺乏创新和开拓进取精神。西方人更热心于公益事业,把服务社会当成自己的职责。
二、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
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全世界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导致它们文化差异的原因很多,本文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
1 、受经济制度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比较安分保守。因为他们依靠一块土地可以活一辈子,文化比较内向。而且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属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属于海洋文明,况且欧洲的农耕远不像中国的农耕在古代社会那样重要,所以欧洲人喜欢向外探索,文化比较外向。而且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很早就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
2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
三、结 语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各自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审美心理的不同而产生的,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我们应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社会风俗习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居住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越来越多。了解不同文化差异,提高文化适应性,对于现代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习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利于我们实现从感性到理性质的飞跃,排除东方思维负迁移的影响,进而使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更有效,更顺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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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炎昌.语言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论文关键词:溪谷滩地,树种选择,造林,设计,探讨
双庙乡位于括苍山下,距仙居县城约20km,区域面积5921.5hm2,林业用地面积4836.3hm2,林业用地占81.67%,是典型的山区乡。双庙溪自南往北注入朱溪港后汇入永安溪。乡域溪流将双庙乡划成东、西二大块,东边的高山峻岭,西边是丘陵山地。近几年来在双庙溪沿岸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平整工作,原本的滩地松林(含杨柳、枫杨)和卵石滩被改造成农田、农地,因其卵石层上所加的山地土壤厚度不足20cm,土壤质地极差又难以耕种,即使种植一些旱地作物收获甚低。因此一部分平整后的土地开始种植桃树、葡萄等经济作物,其效益较佳,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鉴于平整的土地面积较大,也不可能全部栽植桃树等。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双庙溪滩地退耕还林设计作一概述,并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1、实地概况
1.1水热条件
仙居县地处浙江东南沿海山区,属亚热带南缘海洋性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雨水充沛,四季分明,水热同步,光温互补。多年平均气温17.2℃,年均无霜期246天左右,年均降水量1444mm,年均相对湿度79%,年蒸发量1190mm,年均日照时数1786h,年平均风速1.5m/s。4-6月的梅雨季和7-9月的台汛期,这二个时期的降水量占全年的71%,时有山洪暴发,给双庙溪沿岸带来危害。
1.2溪流水系及土壤
双庙溪水系均由括苍山山坑水汇聚而成,括苍山西坡山体陡峭,台汛期的洪水来势凶猛,产流时间极短,汇流迅速,流量较大,暴涨暴落,暴雨停止后数小时溪水回落。因此双庙溪流域的大径卵石较多,泥砂质物质较少,其沿岸滩地、耕地的耕作层下多为大卵石,小径卵石较少,耕作层土体浅薄,多不足15cm。经平整后的农耕地耕作层土壤为丘陵山地的红壤土,保水保肥能力差,肥力水平低,酸性强缺P少K。
1.3双庙溪沿岸森林植被
自下支村至下各镇交界处的双庙溪沿岸有条带状分布的河柳、枫杨混交林。下支村至上的溪河沿岸均无滩林分布,全由乱石抛积的防洪大堤,溪流森林景观极差。
1.4抛荒滩地较多
双庙溪沿岸土地平整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中小城镇转移务工、经商。平整后的土地其土壤肥力水平较低,保水保肥能力弱,种植农作物的经营效益低,故而出现较大面积的撂荒。
2、造林设计
2.1造林树种选择
鉴于双庙溪沿岸滩地土壤条件及立地环境,其湿地森林要达到景观林、用材林、防洪林的经营目的。选择适生性强、耐干燥瘠薄、生长快、抗逆性好、窄冠形、材质优、用途广、经济价值高的树种,如湿地松、池杉、柏木、水杉、枫香、泡桐、樟树、桤木等树种[1-3]。形成常绿树与落叶树混交、阔叶树与针叶树混交,达到集景观林、用材林和防洪林于一体的多功能森林。提高生物缓冲带功能和较高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2.2卵石滩、土地平整后土壤条件差地段
卵石滩和土地平整后土壤条件很差地段,选用湿地松、柏木进行造林。造林配置:2×3m或2×2.5m,初植密度:1650株/hm2、1950株/hm2。苗木规格:湿地松苗高20cm以上,地径粗0.3cm以上的容器苗或裸根苗;柏木苗高25cm以上,地径粗0.3cm以上。造林穴规格:40×40×20cm,捡除穴石块、草根。裸根苗造林加客土栽植,裸根苗造林在2月底前完成,容器苗造林在2月下旬至3月上旬完成。晴天造林裸根苗采用磷肥拌泥浆蘸根,做到苗正、根舒、适当敲实,壅土至幼树根际部。造林后3年内,每年在9月初块状刈草抚育1次,3年后即可成林。
3.2土壤条件较好的撂荒地、农耕地
土壤条件好的地块,可选择池杉、水杉、湿地松、柏木、枫香、木荷[4]、樟树、桤木、泡桐等树种,选用树种5种以上,达到滩地乔木树种多样,增强抗逆性。造林配置:2×2.5m,初植密度:1950株/hm2。按造林树种5个为例,即每个树种苗木比例为20%,阔叶树比重达40~60%以上。苗木规格:一级苗以上。常绿阔叶树在栽植时摘除90%以上的叶片,每个小枝条留1~2片叶子即可,但不能截干截顶。配苗法散生混交造林,把每个树种的苗木按比例分发给栽植人员进行随意定植,但又可适当调整,在土壤瘠薄处选用耐干旱、瘠薄树种。避免机械混交的不足,每个树种在林地分布较均匀,达到高效空间配置和稳定林分结构[5]。针叶树和阔叶树混交造林,逐渐改善林地肥力水平,使之达到动态平衡并得到提高。造林穴规格、常绿阔叶树苗木叶片摘除、栽植技术、造林后抚育等同上。
3.3低洼易积水地段
低洼易积水地段,选用池杉、水杉、落羽杉、桤木、枫香等树种。造林时可排的积水尽量排除。栽植配置:2×3m,初植密度:1650株/hm2。苗木120cm以上,地径粗1.0cm以上,根系发达,无病虫害无严重机械损伤。造林穴规格、栽植时间同上。苗木不能截顶截干,在台汛期只要幼树的顶端高出水面就能保持经常的生命活动。栽植时壅土至幼树根际部呈“馒头状”,有石块的地方用较大石块压在根际部,增强稳固性以利幼树成活[6]。
4、幼中林间伐抚育设计
当林分郁闭度达到0.8以上时,自然稀疏开始出现应及时进行抚育间伐,伐除林分中细弱木、病虫木、风倒木、劣等木,伐除过密处部分中等木。保留优势木群落,只在其外围适当伐除部分中等木,给保留木提供较适的生长空间,提高林分质量和材积生长量。间伐强度(按立木株数计算)控制在20-25%左右,间伐后郁闭度控制在0.6左右。林冠的第一层面不能有较大的破损,做到留大砍少,保优去劣,适当照顾各树种的比重,不能把混交林变成纯林。同时做好保留木的修枝工作,阔叶树修枝高度占全树高1/2,针叶树修枝高度占全树高1/3。当林分再次出现自然稀疏时按上法进行间伐抚育,促成大径材的育成。
5、讨论
(1)双庙溪沿岸疏林地、荒滩经平整后加客土(红壤土)形成的农耕地,土层浅薄,保水保肥能力差。耕作层以下多为大径卵石(溪岩),退耕还林设计选择适生性强、耐干燥瘠浅、生长快、抗逆性强、窄冠型、材质优、用途广、经济价值高的用材树种。使造林树种的生物学特性与当地立地环境条件达到和谐统一,提高造林成效。
(2)撂荒农耕地和正在耕作的农地退耕还林,造林设计推广应用多树种混交造林,即针叶树与阔叶树混交、常绿树与落叶树混交,采用乡土树种为主。设计应用配苗法散生混交造林,使每个树种在林地分布较均匀,避免机械混交的不足,构建高效空间配置和稳定林分结构。根据实地情况混交造林阔叶树比重达40~60%,形成针阔混交林,逐渐平衡土壤肥力水平,使林分具有较大的生长量和蓄积量。
(3)幼中林郁闭度达0.8以上及时进行间伐抚育,伐除细弱木、风倒木、病虫木,给保留木提供较适的生长空间。保留林分中优良林木个体,提高林分质量和生长量。合理的间伐抚育是育成大径材的前提,也是提高滩林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效益的重要举措。
(4)双庙溪沿岸滩地退耕还林设计集用材林、景观林、防洪林于一体。根据立地条件采用了枫香、樟树、池杉、水杉等景观树种,树种的多样性实现春夏浓郁苍翠,秋色鲜明的森林景观,使之成为括苍山下的绿色明珠。
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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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中国的“家国”与西方“城邦”(尤以希腊为例)是两种不同文明滋生下的社会体制,同时也反映出中西方文明文化的差异性。通过中国“家国”文化和西方“城邦”文明差异展开剖析,分析“家国”与“城邦”两种不同文化的构建成因,力图挖掘出文化的背景的差异会滋生出截然不同的“家国”和“城邦”人员聚集模式,了解跨文化交际、中西文化对比学习的根本方法,以求得不同文化文明间的和谐与共识。
引言
中国的“家国”与希腊的“城邦”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是由两种不同的文明所决定的——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导致了“家国”、“城邦”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体制。要想了解这两种社会体制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必须追根于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也就是其背后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内涵。影响“家国”与“城邦”文化构建的成因是有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血缘意识、生活习惯、政治因素以及宗教信仰等等。在这些众多因素中,自然环境是重中之重,是其他因素孕育发展的根源,也是影响这两个文化系统的最根本的因素。
一、文化构建的影响因素
每个文化的形成都有其历史根源的,究其本源都要追溯到它所在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的最初是没有一个完整且系统的文化体系的,而是在其生活与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一种全社会共同性质的意识形态,最终形成这个地区或者民族的文化。而影响人类社会最初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环境。早期人类必须学会适应环境、利用自然使得自身能够完成“适者生存”的历史使命,在此基础上才能谈什么历史谈什么文化;没有这些,人类就只能从生命的长河中淘汰,而无所谓今天如此繁荣的人类社会。因此,决定各个地区人类的文化发展,就是当地的自然条件。中国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其农耕文化的发展,希腊的自然条件成就了其海洋文化的孕育。
1.1中国的“家国”文化与自然环境及血缘关系
中国最早的文明发生于黄河流域,于是有黄河“母亲河”的美誉。黄淮流域与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两大发源地。河流的灌溉,土壤的肥沃,奠定了中国以农耕作为主要生活方式。中国河流众多,除了两条主要河流黄河、长江以外,还有许多支流,比如淮河、海河、汾河、渭河等等,这些流域土壤肥沃,适宜农作物耕种,为早期中国人进行农耕创造了基本条件;同时,中国地域广袤,可作为耕种的土地众多,能够满足人们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温带,气候环境适宜,为农业耕作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古人通过精耕细作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和手工劳动就可以使生活达到自给自足,所以人们安土重迁、牢牢依附于土地,这种心态使得中国的大多数家庭往往在同一地区世代繁衍聚族而居。正是在这样的自然经济结构中,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地位长久地保留下来,并成为为社会结构和家国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于是,“家国”的最初形态开始形成,并在以后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得以发展。正是由于人们安土重迁,在一个地区就会形成一个家族式的生活部落。一个家族往往生活在一起,血缘成为很重要的纽带,人们的亲情意识也变得浓重。尤其是父系传承下的家族关系与血亲远近更是密不可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家庭的嫡、长、别、庶的区分是特别明显的且严格的,他们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和待遇也随之不同。比如在遗产的分配上“分长不分幼、分男不分女”,在婚配习俗上“长子不娶,幼子不娶”;在一些封建大家庭中,“旁支”往往地位很低,即使是儿子也被家庭中其他人看不起,等等。因此,有学者说,中国人的家庭“是个微型的邦国”中国的国家组织机构和政治制度正是由于家族宗法原则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1.2自然、血亲因素催生下的政治体制
“家国”一词最先出处于汉朝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竹林》:“自是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家国安宁。”这时的“家国”已经有了“国家”的含义了。自从夏朝开始“家天下”的统治,国家便不再是一个氏族部落,而成为了一个集中在某个家族或者说某个人手里的一个政治统治体,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一个机构。统治者以“天下为家”的王位继承,后来历朝历代都沿用这一制度,使中国真正进入了“家国”的政治体制。统治者视百姓为子民,视天下为自己之家私有。天下的所有权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整个国家也不再是单纯的社会集合体,而成为了私人的管辖范围。由于农耕文化的影响,人们安土重迁,这也方便了统治者进行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家天下的一个写照。同时,“家天下”的政治形式的形成,也标志着中国“家国”文化的初步构建完成。
1.3蓝色文明与海洋的磨砺
于中国的地缘形态不同,希腊作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正位于南欧的地中海。这里海岸线绵长曲折,海岛众多,陆海交错,港湾林立,既没有广阔的草原,也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即使是进行农业生产,也没有足够的土地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加之这里的气候为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天温暖潮湿、夏天炎热干燥,非常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农业在这里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而这些星罗密布的陆地之间唯一的纽带就是蓝色的海洋。为了谋求生存,人们不得不把眼光投向茫茫的大海。自然环境的限制,逼迫希腊人民走向海洋,去探寻生活的希望。而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无奈,却最终造就了西方海洋文明的灿烂。希腊周围的地中海是一个半封闭的内陆海,位于北纬30°—50°之间,它有着独特的水文性质,海内潮汐很小,海面很平静。同时,它三面被大陆环绕,航行距离较短,加之周围海岸线曲折,有很多优良的天然避风港,使得当时航海技术并不发达的希腊人民成功渡海成为可能。但是,海洋并不意味着生存的财富,它还带有无尽的神秘与危险。这就意味着,希腊人向海洋要生活就必须拥有拼搏的勇气和不断探索的精神,这就与中国人安土重迁、保守求稳的观念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而这也是由于两者自然环境、地理因素所决定的。
而向海洋讨生活就必须面对着未可知的危险与挑战,这也不可能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因此出海航行的大多数都是年轻力壮的人,而大多数的老人和儿童就必定要留在家里。这也导致了希腊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形成一个庞大的家庭体系,因此每个人对于血亲的观念也不像中国那么浓厚。中国人注重的是“守家”:“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晋商无论在外面挣到了多少金银,最终都要回到山西修葺古宅,扩充门面。这是一种文化根源下的“寻根心理”,同时也折射出深深的血脉情感。而对于希腊人而言,能否活着到达海洋彼岸还是一个未知数,自然也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古典学者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腊城邦的兴起是因为人类更早的两种结合形式,即家庭和较大的血亲团体,无法满足其成员的合理需求。于是,希腊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海上航行,起初他们航海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贸易,而是通过海岛活动进行掠夺,后来随着人民生活意识不断觉醒,他们开始利用本土的特产进行海上贸易。大海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希望,还有无尽的潜在危险。因此,这种出海就绝对不可能是全家老少举家同行,就算是亲属结伴出行也有被分散的可能。于是人们分散到各地,与其他同样来自各地的人们结合成一个新的社会团体。在这种情况下,亲情、血缘关系就不可能像中国家族宗法那样牢固。于是,以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团体就取代了原来的氏族体制。这就为“城邦”文化的构建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1.4海洋文明折射下的“城邦”体制与“商业文明”
“移民”在希腊城邦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是起到很重要的因素的。一个城市也不可能无限制的容纳人民,由于农业的限制,使得粮食供应根本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进行大规模的移民,用来保证原有城市的稳定,于是,人口不断地向外移,在新的地方建造新的城市,再随着人口增加再进行移民,再建造新的城市……于是,城邦制度就开始形成了。大规模的移民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组织遭到更彻底的破坏。再加之城邦里的人们来自各个地区,根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选出家族里最年长最威望的人来进行统治,至此,必须要找到一个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统治方式来使得社会稳定。于是,民主制政治体制也随之而来。
由于农业生产不能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人们开始走向大海,通过海上贸易的形式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最初的海上活动其实是海盗行为,但随着人们生产力的发展,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能够利用岛上的特产进行物与物的交换,于是,海上贸易渐渐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西方“商品经济”的雏形,成为其“商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商业活动的频繁,使得“信用”特别受到人们重视,大量契约开始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围绕着“契约”而言。而这些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现代欧洲人特别重视经济活动中的信用问题。
二、“家国”与“城邦”体制下的文化内涵
2.1中国“家国”文明与儒家文化
中国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是很丰富的,形成“百家争鸣”的状态,可是到了汉朝,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形成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这是与“家国”政治文化分不开的。“家国”文化就是统治者“家天下”的文化,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必须找到一个符合他利益的思想文化统一人民的思想,于是儒家文化成为其不二人选。儒家文化中“忠孝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近代学者钱穆、梁漱溟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这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对于“家国”统治而言,忠孝思想对于安抚人心、巩固统治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一个家族的长者(往往是男性)是出于统治地位的,他的儿孙必须要遵从孝道,这对于维系家庭中长幼尊卑名分、维系社会伦理关系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人的思想纲领就是“以父为刚”、“以君为纲”,这种道德信仰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了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形成了事君如事父,移忠作孝的君臣、君民关系。使得“家国”的统治体制更加牢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统治者在思想方面控制了百姓,同时也使得中国成为“礼仪之邦”,后世的中国的中庸思想、长幼尊卑的礼法观念也得益于此。
2.2西方“城邦文明”与“人文主义”精神
由于城邦的根本在于“人”,因此希腊比中国更注重人的价值,能尊重人的价值。这就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有着文化意义上的区别。与中国传统的忠孝文化不同,因为他们的血缘家族体制被严重的破坏,更无所谓谁尊谁卑,也无所谓忠谁孝谁,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因而,希腊人更注重的人的个性与自由,独立与平等。这一点是他们文化思想的所在。同时,由于海洋的磨砺,大海的神秘与危险更加刺激了他们探索的精神,和想要征服一切的斗志,使得海洋文明得以创造。与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不同,他们更多的主张个性的张扬与人生的拼搏,这是与他们生活条件密切相关的。而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也使得人们更加重视契约意识,更重视信誉。同时,契约意识也使得公民作为平等的个体在社会上实现他们所拥有的权利与利益,进一步促进的民主化进程。正是由于这些,造成了中西方文化上的根本差异。
总之,中国的“家国”与西方“城邦”文化的根本区别是受其自然环境、血缘关系、地缘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而形成的。在研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的文化的时候必须要把它放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一个文化的产生都是有其历史意义的。通过对家国与城邦的文化形成比较分析,使得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比更加明晰。在当今世界进程一体化的时代,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在存异中寻找文化的共同之处,这是研究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来说仍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他的人文主义、求实精神、以及民主体制。但是这种文化内涵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中国有中国几千年来积淀下的文化与观念,不可能让中国人照搬照抄地模仿西方的那一套理论,更不可能生搬硬套的学习、应用。一切文化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来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髓,以达到文化的交融与合作,这是当今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了解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对于国人对外交往的过程也有着帮助,使得双方都能够尊重对方的民族习惯与文化观念,使国际交往更加顺利与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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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利用固态肥料代替传统无土栽培营养液,具有节水、节肥、省工、高产优质、不受地域限制和产品洁净卫生等特点。特介绍黄瓜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技术,主要包括设施构造、无土育苗、定植、日常管理等内容,以期为黄瓜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的推广种植提供技术支撑。
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是由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无土栽培研究组郑光华等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到1993年北京海淀区农科所有关科技人员加入研究,经多次试验总结制定出完整的技术方案,于1996年正式定名为“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该技术利用农业副产品及废弃物,将其转化为植物所需营养源及栽培基质,是我国首创的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新技术。
1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技术特点
(1)栽培的植物营养源大部分或全部来自农业副产品及废弃有机物质,资源丰富,能再生,为传统无土栽培从无机化走向有机化开辟了道路,不仅可解决土壤障碍问题及非农耕地开发农业生产,更是生产绿色食品的市场需要。
(2)有机基质是重要营养源,需加添的营养元素,可施用固态肥料,可省去营养液的配制及供应系统,故设备大为简化,较无机营养液无土栽培投资节省70%以上,在经济上为大量推广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3)营养供应可根据所需生产的农产品等级,施用不同类型的肥料,如生产绿色AA级农产品可全部施用有机肥,生产绿色A级农产品可施用有机肥加部分无机化肥。
(4)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设施的商品化,可加速推广该项技术,可使得该栽培技术更简明,施肥配方化,管理规格化。宜发展成工厂化、产业化生产,增加规模效益。
(5)该项技术应用于设施园艺栽培,可有效克服土壤连作障碍,生产特种、珍贵的花、果、菜,产品质优、高产,可达绿色食品标准,在瓜、果、叶菜类上均表现味浓纯正,外观形正色亮,仅用眼、鼻感官就可鉴别,产量一般比土壤栽培高50%左右,有些超过1倍以上。
2黄瓜无土栽培技术
2.1无土栽培的设施构造
利用日光温室,室内安装无土栽培系统,包括栽培槽、灌水设施、栽培基质。
(1)栽培槽。温室内北面留70~90cm作为走道,南面余30cm,用砖砌成南北走向的栽培槽,槽内内径50cm,槽连框高24cm(平放4块砖),槽间作业道40~60cm。也可直接在地上挖半地下式栽培槽,深12cm,两边再用2层砖垒起,在槽的基部铺一层厚0.1mm的塑料膜,膜上铺一层持水层,多用河沙,约3cm,河沙上再铺一层编织袋,上面填栽培基质。
(2)灌水设施。用自来水或建水位差的蓄水池,也可以用水泵加压的灌水系统,棚内主管道和栽培槽内的滴灌带均用塑料管,槽内的滴灌带2根。
(3)栽培基质。栽培基质在生产过程中较为重要。有机质可根据当地易得的有机材料,如玉米秸、锯末、菇渣等;无机质可用河沙、煤碴等。有机和无机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如河沙∶锯末∶玉米蕊粉∶豆秸粉为1∶2∶1∶1,基质使用前必须进行消毒处理,可使用药剂消毒或蒸汽消毒,每立方米加入3kg有机无土栽培专用肥、12kg腐熟的鸡粪,混合均匀后可填入栽培槽内,每茬作物收获后对基质进行消毒处理。
2.2栽培管理
(1)无土育苗。根据栽培计划与当地条件选择适当的播种期,采用优良的品种。无土育苗可采用育苗盘,也可采用营养钵育苗,按草碳∶蛭石为3∶1的比例配好基质,每立方米混入5.0kg的腐熟鸡粪和0.5kg的蛭石复合肥,混匀后填入穴盘或装入营养钵内,用穴盘的每穴1粒种子,用营养钵的可根据营养钵的大小多放几粒种子,盘或钵下面要铺一层塑料与地面隔开。播种到出苗期,白天应保持28~30℃,夜间保持18~20℃。子叶出土后应降低温度,以白天24~26℃、夜间保持15~16℃为宜。定植前应进行低温炼苗,以白天20~24℃、夜间10~12℃为宜,整个育苗过程中地温应保持在15~20℃为宜,苗盘应保持湿润。
论文摘要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利用固态肥料代替传统无土栽培营养液,具有节水、节肥、省工、高产优质、不受地域限制和产品洁净卫生等特点。特介绍黄瓜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技术,主要包括设施构造、无土育苗、定植、日常管理等内容,以期为黄瓜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的推广种植提供技术支撑。
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是由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无土栽培研究组郑光华等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到1993年北京海淀区农科所有关科技人员加入研究,经多次试验总结制定出完整的技术方案,于1996年正式定名为“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该技术利用农业副产品及废弃物,将其转化为植物所需营养源及栽培基质,是我国首创的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新技术。
1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技术特点
(1)栽培的植物营养源大部分或全部来自农业副产品及废弃有机物质,资源丰富,能再生,为传统无土栽培从无机化走向有机化开辟了道路,不仅可解决土壤障碍问题及非农耕地开发农业生产,更是生产绿色食品的市场需要。
(2)有机基质是重要营养源,需加添的营养元素,可施用固态肥料,可省去营养液的配制及供应系统,故设备大为简化,较无机营养液无土栽培投资节省70%以上,在经济上为大量推广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3)营养供应可根据所需生产的农产品等级,施用不同类型的肥料,如生产绿色AA级农产品可全部施用有机肥,生产绿色A级农产品可施用有机肥加部分无机化肥。
(4)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设施的商品化,可加速推广该项技术,可使得该栽培技术更简明,施肥配方化,管理规格化。宜发展成工厂化、产业化生产,增加规模效益。
(5)该项技术应用于设施园艺栽培,可有效克服土壤连作障碍,生产特种、珍贵的花、果、菜,产品质优、高产,可达绿色食品标准,在瓜、果、叶菜类上均表现味浓纯正,外观形正色亮,仅用眼、鼻感官就可鉴别,产量一般比土壤栽培高50%左右,有些超过1倍以上。
2黄瓜无土栽培技术
2.1无土栽培的设施构造
利用日光温室,室内安装无土栽培系统,包括栽培槽、灌水设施、栽培基质。
(1)栽培槽。温室内北面留70~90cm作为走道,南面余30cm,用砖砌成南北走向的栽培槽,槽内内径50cm,槽连框高24cm(平放4块砖),槽间作业道40~60cm。也可直接在地上挖半地下式栽培槽,深12cm,两边再用2层砖垒起,在槽的基部铺一层厚0.1mm的塑料膜,膜上铺一层持水层,多用河沙,约3cm,河沙上再铺一层编织袋,上面填栽培基质。
(2)灌水设施。用自来水或建水位差的蓄水池,也可以用水泵加压的灌水系统,棚内主管道和栽培槽内的滴灌带均用塑料管,槽内的滴灌带2根。
(3)栽培基质。栽培基质在生产过程中较为重要。有机质可根据当地易得的有机材料,如玉米秸、锯末、菇渣等;无机质可用河沙、煤碴等。有机和无机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如河沙∶锯末∶玉米蕊粉∶豆秸粉为1∶2∶1∶1,基质使用前必须进行消毒处理,可使用药剂消毒或蒸汽消毒,每立方米加入3kg有机无土栽培专用肥、12kg腐熟的鸡粪,混合均匀后可填入栽培槽内,每茬作物收获后对基质进行消毒处理。
2.2栽培管理
(1)无土育苗。根据栽培计划与当地条件选择适当的播种期,采用优良的品种。无土育苗可采用育苗盘,也可采用营养钵育苗,按草碳∶蛭石为3∶1的比例配好基质,每立方米混入5.0kg的腐熟鸡粪和0.5kg的蛭石复合肥,混匀后填入穴盘或装入营养钵内,用穴盘的每穴1粒种子,用营养钵的可根据营养钵的大小多放几粒种子,盘或钵下面要铺一层塑料与地面隔开。播种到出苗期,白天应保持28~30℃,夜间保持18~20℃。子叶出土后应降低温度,以白天24~26℃、夜间保持15~16℃为宜。定植前应进行低温炼苗,以白天20~24℃、夜间10~12℃为宜,整个育苗过程中地温应保持在15~20℃为宜,苗盘应保持湿润。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正文】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
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
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
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五、研究历史经济区形成发展变化的意义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我国由于地域广大,自然差异明显,各经济区的形成、发展的特点都是不同的。《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一书中指出:“为谋求国民经济在全国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发展,为编制全国和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为进行国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必要按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特点,进行经济区的划分。目的是指明各经济区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长远方向、主要矛盾和解决途径。根据经济区是经济生产分工的地域单元的特点,在划分时要注意把经济发展与发挥地区优势相结合,地区生产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似性与合理的经济联系相结合,地区经济现状与发展远景相结合,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辐射所及的地区相结合,地区经济发展与改善环境质量相结合,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和相应的行政区相结合。”(注:《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我们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区形成和演变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就总体而言基本上是一个自给性封建小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但整个历史时期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几经起伏的过程,这在经济区的发展过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迹。二是了解各经济区形成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及其产业特点,分析各经济区兴衰、演变的过程及其内在因素和规律。三是揭示历史上不同经济区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自然和经济基础,以及有关人文信息的经济背景。四是由于经济区有继承性和稳定性,研究历史时期各经济区的形成、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对今天经济区的划分和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