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外商直接投资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第2篇
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增加较快。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大型跨国公司占了绝大部分比重，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实质上就是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截至2001年底，在世界500强中，除少部分跨国公司因为我国限制外资进入某些行业而不能投资外，几乎都在我国进行了投资，近400家500强共设立了3096个项目，这些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较多采取独资经营的方式。合资企业的中外方股权比例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一般公司初创时，中方占股与外方占股比例差别不大，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外方不断增资扩股，外方占股比例不断扩大，中方占股比例不断减少。
我国政府实行的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再加上国内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投资环境日益改善，使得国内外环境有了相似性。在吸引外资方面，很多国家对外资或合资企业中外商的最高投资比例都作出了明确的限制，我国则不然。在1979年的《中外合资企业法》中，不但没有限制外资的最高比例，反而规定外商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25%。这大大提高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引起了国内企业的不满；又因为优惠政策的扭曲性，也引起了部分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满。进入90年代，我国的外资政策开始向国民待遇靠拢。
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内的投资环境日益呈现出与国外的相似性，外商由刚开始对中国的不熟悉到日益了解，使得他们当初借助合资谋求发展到独资发展有了可能。
我国加入WTO后的全面开放，增强了外商投资的信心。入世后，WTO下的市场开放原则要求成员国通过谈判不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开放市场，使涉外经贸法规透明化，实行贸易自由化。被要求开放的不仅仅局限于较有竞争力的成熟行业，同时还包括那些脆弱的开放度小的行业，如金融、保险、零售业、电讯、中介服务等服务业，随着服务业领域的逐步开放，外商投资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入世后虽然外商投资的产业仍然将被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但是将明显加大对外商投资的开放程度，如修订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就放宽了外商投资的股比限制。实际上在国家鼓励的产业中，外商投资业已不受股权比例限制。
外商投资企业技术保密性。从历史上看，美国的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一直偏好建立拥有全部股权的子公司，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关键的决策并保护其技术专利权。由美国的例子可见，只要跨国公司拥有各种各样可以带来企业优势的无形资产时，它们就会选择独资新建企业的方式进入东道国。这时以知识资本的形式存在于企业内部的无形资产可以很廉价地转移至国外的子公司，同时又可阻止东道国的投资者分享由这些无形资产所带来的垄断利润或租金。
合资企业的矛盾。采取中外合资方式，中外双方共同出资、共担风险。这样可以降低风险。但由于合资企业本身在文化观念和管理理念上就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再加上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发展目标和利益的不同，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矛盾和摩擦。这也是造成外资企业独资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独资化的影响
外资企业独资化趋势的增强可以削弱本地企业的竞争力，避免本地企业垄断某一市场；可以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但是该趋势也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独资化趋势的加强会使跨国公司挤占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形成对市场垄断。跨国公司本身就具有技术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独资化或者控股可以使跨国公司完全按照自己的经营目标生产。它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影响东道国市场集中度，在东道国市场竞争中形成垄断，对国内的产业构成威胁，严重的还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外商独资化趋势的增强会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调整。跨国公司以最大限度占领东道国市场，获取超额利益为目的来制定全球经营战略，它的全球经营战略并不关心对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影响。跨国公司往往选择有优势的产业和区域对东道国投资，这种选择性投资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市场的局部集中，形成集聚效应。集聚效应会导致外商独资化趋势的增强，独资化又进一步加剧了集聚效应。这种产业或市场的集中，一旦关键部门或关键的市场资源被外资所垄断，就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
跨国公司技术更难得，人才流失严重。在合资过程中，跨国公司往往对其最先进的技术有所保留，而是将最新技术转移给他们的独资公司。随着独资化趋势的加强和自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这种技术扩散的渠道被封死，减少了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还有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自身优越条件，可以吸引国内高级人才，造成国内人才向跨国公司转移，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
外资对国内企业品牌的侵蚀。我国许多企业“国产品牌”意识淡漠，在合资时甘愿使用外方商标，或低估了自己品牌的无形资产价值，甚至无偿地把许可证给外国人使用。外商独资化后，这些企业便逐渐衰落，品牌也销声匿迹了。如无锡海鹰超声波有限公司曾经是一家在国产B超领域享有声誉的公司。1996年与GE合资后把所有的技术力量都调到合资公司去了，2000年该合资公司成为GE公司独资企业后，海鹰品牌也消失了。
应对外商独资化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趋势既然难以扭转，我们就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采取各种对策使我国经济向着稳定、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
在可控制、可监管的范围内适当扩大外债利用规模。因为我国借外债在规模上尚有潜力。外债规模通常是以偿债率为中心指标再加上债务率和负债率来衡量的，偿债率在20%左右、债务率在100%以下、负债率在20%-30%之间被认为是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从1985-2003年的数据看，我国偿债率最高年份为1986年的15.4%，其他的几乎都在10%以下，平均偿债率为8.43%；债务率最高年份为1993年的96.5%，平均债务率为71.72%；负债率最高年份为1994年的17.1%，平均负债率为12.88%。这些都大大在我国的安全线范围之内，所以应考虑挖掘一下外债的潜力。
加强政府对外商投资的引导和监督。政府应对外资流向进行引导，应对一些投资巨大、技术不容易引进，依靠国内力量难以在短期较快发展起来的产业放开股权、规模等方面的限制，允许外商独资或合资经营；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产业，在吸引外商投资时，政府要在政策上增强国内企业的控制能力。在法律上运用有关外资企业的法律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来控制外资企业的垄断风险。
外资政策上，逐步取消外资的优惠政策，使内资企业享有同外资企业一样的政策。首先降低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其次逐步扩大内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和外汇管理方面的各种权利和自主空间。最后是使外资企业由“超国民待遇”向“国民待遇”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以后随着国民待遇原则的全面实施，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所实行的优惠政策要逐步淡化，以至最后取消，最终将以中性政策取而代之，营造外资、内资企业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加强企业的品牌意识。中国企业在合资过程中要有自己的品牌意识，不能在引用外资时，因急于与外资合作或贪图一时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品牌。这种目光短浅的行为长期发展必然会把自己灭掉，所以要在合作中时刻谨记品牌是企业的生命，坚决不能丢失自己的品牌。
第3篇
国际直接投资撤退是一种客观存在，其影响重大。因此，研究撤资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研究投资。
关于撤资的基本情况，如国别、成因、规律、影响等，国内外有关学者有过相应研究。但总体而言，系统的研究成果和相对成熟的研究结论不多。本文拟就近年来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问题，做进一步分析、论证，用以丰富此研究领域的相关内容。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原因分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会提交的一份题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的主题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亿美元，但如果考虑外商投资企业的终止运营、资产折旧和撤资等因素，2003年底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26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计批准设立的46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终止或已停止运营的企业逾23万家，约占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50％，现存注册运营外商投资企业约23万家。即：在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失败、中止、撤退的比例高达50%。这其中，由于跨国公司撤资引起的企业终止或停止运营占了一定的比重。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典型行业撤资原因分析
乳业。导致国际乳业跨国公司撤离中国市场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过高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奶品市场的培育与发展速度，短期内即形成消费市场尚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产品多走高价位路线，与中国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差甚远；中国的奶品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秩序较为混乱尚未完全理顺。无序的多发的价格战、造假等，使外商无可适从；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选择、消费对象、消费特点等不甚清楚，经营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和习惯；缺失奶源优势及对奶源的控制权。大部分的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多把精力和资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场销售这两个环节上，对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动权，缺失奶源优势；管理成本过重，有人曾作过成本分析，认为外资的产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国国内企业的20-30%；公司选址和产品市场定位偏差；国际乳业跨国公司巨头，其中大部分在刚进入中国之时，落脚点都选择在中国的北部，而中国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点和牛奶消费的冷点。
电力行业。导致电子行业撤资的原因主要有：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将电力生产领域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度开放。由于电力需求强劲，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和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电力工业领域，对投资发电行业的外资实行“三保”政策，即保电量，保电价，保回报，承诺高达15%到20%的固定回报率。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确定了竞价上网的基本方向，随着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资回报率明显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价上涨影响电力利润。从2003年开始，新一轮电力紧缺所导致的发电用煤供应紧张使外资发电厂面临更大的困境，众多的外资和民营电厂都只能到市场上去购买高价燃煤，由于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扬但电价由于管制而几乎未有变动，令外资发电企业损失惨重。
电力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中国电力投资领域市场准入程序复杂，审批周期较长，而正处在改革过程中的电力市场却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即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当前电力领域的低市场化程度和对未来电力市场前景的谨慎态度，导致了外国电力资本撤离中国或止步不前。
电力投资政策变化频繁。电力投资大，回收期长，其间可以发生很多情况。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其经济政策投资政策常常不能正确预判，因而造成“政策多变”。外商普遍认为中国电力投资环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资方母国电力市场诱人。自2003年8月美国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以来，民众要求政府增加电力投资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提议对电力行业结构进行重组改造，要求电力公司整修电网,对输电网升级改造。这对跨国企业的抽回资金形成了直接的影响。为了大规模参与美国电力建设新，筹集电网升级改造所需资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资产就成为许多美国电力企业的必然选择。
典型国别撤资原因分析
韩国。韩国与中国建交于1992年，当年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为1.19亿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达21.4亿美元。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连续三年出现下降，2000年后开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间，韩国对中国的总投资额为123.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FDI总额的3.32%。
导致韩国撤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韩国人的性格。韩国人的性格造成了韩国企业投资轻率，只是靠一时冲动，而不是仔细研究市场前景和当地消费水平。另外，由于中国在很多方面技术水平提升很快，韩国的技术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失去了收益的基础。
韩国经济的不景气则是直接原因。韩国2000年GDP增长率是8.8％，2001年的增长率只有4％，这使得韩国企业国内总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周转不济，对外投资能力下降，收缩对外投资成难免之势。
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受投资地域限制的影响较大。投资地大多集中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东北部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从数量上看，投资于该地区的数额占到了韩国对华投资总件数的83.2%，占到了总投资额的66。2%，从产业分布上看，则主要集中于纺织、服饰、玩具、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考虑，另外则是由于东北地区，特别是朝鲜族聚集区语言沟通便利。但对投资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投资环境考虑较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韩资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
最后就是由于经营成本的逆转。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经济大受影响，韩国国内资本不足问题日益突出，各企业纷纷缩减对外投资。此外，金融危机后，韩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再者，随着中国加入WTO，关税下调，部分韩国商品可自由进入中国，也进一步促使部分韩国国内产品的生产成本反低于在中国制造。
日本。日本经产省直属的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日本三资企业6—7成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为赤字或撤退。可见，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为例，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总数为8家，居日本海外撤资排序的第9位，占其当年全部撤资比例的3.1%。详细情况见表2。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撤退的比例相对偏低，但从我国的角度分析，日本对华投资确实还存在相当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撤退资所造成的影响，甚至可能还更为严重。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与欧美国家相比，项目平均规模偏小。尽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大中型项目在不断扩大，但是同欧美国家比起来，平均单项数额仍然偏小。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仅相当于对世界投资平均规模的34%，而面向亚洲、北美洲、欧洲投资的平均规模分别相当于对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这说明日商对中国市场尚存疑虑。另外，企业当地收益再投资比较多，来自日本本土的新项目投资增长并不明显。除此之外，投资企业在人才、零部件采购本地化和技术转移方面的进展落后于欧美企业。
中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的地位没有明显提高。按照日本财务省报告、申报额统计，2000-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只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2%，其中2000年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别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6、第3位。从整个情况看，2004年末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资产余额为202亿美元，只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资产总额的6.0%，居对美国（1430亿美元、38.5%）、荷兰（365亿美元、9.8%）和英国（268亿美元、7.2%）的投资
之后，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4位。
日本垄断性产业的投资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车、家用电器和计算机、手机等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在内，凡是日本与欧美各国激烈竞争的领域，日本企业都迅速扩大了对华投资。然而，在日本高度垄断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领域，日本企业仍继续实行扩大出口的战略，在当地生产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其典型是数码家电产业。
投资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统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次是广东、北京、大连和青岛；2003年末，在华日资企业的42.8%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外商撤资所引发的思考
客观地分析中国区位优势
跨国公司“兵退”中国，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较低，相应地，消费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许多行业而言，虽然中国是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但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尚需时日，短期内市场需求规模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销售和促销费用、税收等）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都低于预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亚洲国家的投资回报。这也是为什么欧美跨国公司在增加对华投资的同时，采取的态度越来越谨慎的原因。
冷静地审视引资政策
我国外商投资领域存在两大怪现象：独资企业比例增长的同时，合资企业逐渐减少；吸引新的外资的同时，已投项目大量流产。
目前，在国际上，外商投资的主流模式是并购，90％以上的投资采取的这种模式，但在我国目前这一比例还非常低。近两年来，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不断提高，以中外合资、合作形式投资的比例逐渐降低。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资与我国现存的国有企业资产并未实现最有效的结合，外资没选择并购而是另起炉灶，致使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闲置。多年来，我国对潜在投资者的挖掘过程中，忽视了对存量资产的盘活问题，更没有过多考虑新增外商投资与国有资产存量的结合问题。
另外一个怪现象是，在引资的同时，又丢掉了一些已经投资的大项目。根源在于，只重视前期招商的环节，忽视了后续服务工作的跟进，最终导致不断增加新项目，但已投资项目没有服务保障而流产。
对撤资的防范策略
对于跨国公司的撤资，既要冷静分析其深层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确保我国引进外资目标的实现。
应进一步调整外资政策，保持外资流入、流出量的稳定性，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的较确定性的因素。同时，调整过度集中的外资来源国结构，避免资本流入量因为某国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波动受到较大影响。
要进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东道国事后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经蔓延的撤资行为，因此，加强对外资流动的事前控制就成为我们防止跨国公司撤资以及由此带来突发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实的投资信息，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撤资；利用中国产业多层次并存的特点，采取明确的产业优惠政策，变外资撤退为外资在中国境内的产业转移；考虑到外资制度安排的国际竞争，中国在外资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国际区位比较优势，建立和巩固新的区位优势，防止外资撤退。
保持吸引外资政策的连续性，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必须始终坚持积极吸引外资的基本方针。调查表明，尽管我国已经在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但是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变动频繁，政策执行不尽统一、具有随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务意识，市场监管不力、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乱收费严重等等外商关于“软”环境方面的批评依然强烈。
从现在起，我们应逐步形成一种不仅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基本格局，在市场准入和政策软环境方面下工夫，并通过大量工作使外资认知这一思路。只有这样，才可能进一步稳定外资的进入与留存。否则，过份依赖优惠政策的外资，一旦优惠政策取消或减少，更易形成撤资事件。
参考文献：
第4篇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5集聚效应区域产业基础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hakrabarti，2003），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Figueiredoetal，2000），区域产业基础越强，外资企业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该地区投资。Headetal（1996）对我国931家外资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集聚效应则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响。
对于集聚现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视角。他结合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认为：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FDI的聚集(吴丰，2001)。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地区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国家或区域(许罗丹、谭卫红，2003)。许罗丹、谭卫红(2003)、王剑、徐康宁(2004)、吴丰(2001，2002)对FDI在中国表现出的聚集效应进行了研究阐述，均认为外商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为了在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企业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场或潜在市场区域选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区域产业基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双向促进关系。资本的进入增强了该地区的产业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外资的集聚机制。以苏州为例，该地区的IT制造业目前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在开发区周围25公里内可以达到98％的产业配套率。这种配套体系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州由此成为全球IT制造业最重要的集聚区之一。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公司有九家在苏州投资，包括明基、华硕、华宇、台达在内的台湾20家最大的电子信息企业，有16家人驻苏州，随后相关配套企业相继进驻，产品包括线路板、电脑配件、主机板、扫描仪、鼠标器、及电池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业，形成较为齐全的IT产业配套体系，这种产业链投资方式既使企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又增加了苏州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6“核心一”体系（CPS）。在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核心一”体系（CPS），在空间一上的表现即为围绕“核心”区域形成的“核心一”（CP）结构。因此，与核心区域的地理接近性，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国“核心-”体系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投资国相邻，易于吸引投资。例如我国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区，由于毗邻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之一。山东的青岛、威海等地则由于与日本、韩国接近，而成为日资和韩资集中的地区。CP结构形成后，会在该地区产生一种引力，企业在选址时将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业关系，形成集聚效应。第二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在核心区域选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国配套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核心区域附近选址，形成了以产业配套为特点的区域。1993年，台湾明基公司在苏州新区投资设厂，同时还召集其台湾核心配套厂商，吴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区位优势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人驻，从而在以苏州为核心，以吴江为的地区形成了以产业配套协作体系为特点的CP结构。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四是尽量减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琐的政府干预。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第5篇
1992-2012年，在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新材料产业利用FDI合同金额最多，占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合同利用FDI总额的25%，其次，新能源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22%，节能环保产业18%，高端装备产业11%，信息技术产业10%，生物技术和新能源分别占9%和5%。在河南利用FDI的各个行业领域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利用FDI平均项目规模最大。1997-2010年间，以合同FDI计算，战略性新兴产业利用FDI平均项目规模为635.6万美元，远远超过298.6万美元的全省平均FDI项目规模水平。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大，说明外商看好河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发展前景，敢于在战略性新兴行业投入更多资本。
2.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2.1样本数据与统计方法选择
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可利用产业增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三个测度指标。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本研究选取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的GDP、GDP万元能耗和治污投资额作为反映经济增长、资源利用率和环境保护的指标，选取河南战略性新兴行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自变量。本研究根据该产业的界定，从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选择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较为相关的产业和企业，然后进行汇总，从而计算整理得出需要的样本数据。首先，根据国家商务部和河南省商务厅提供的历年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汇总计算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然后，根据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收集和整理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生物制药、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三行业的GDP；最后，根据中国能耗统计年鉴、环境统计年鉴和河南省统计年鉴，从传统行业中选择分离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的行业进行计算和汇总，整理出1995-201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万元GDP能耗和治污总投资额。根据因变量的性质及样本数据的特征，构建相应的分析模型，利用SPSS16.0和EVIEWS5.0实证分析FDI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增长、能耗和环境治理方面的影响。
2.2FDI对战略性新兴行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2.2.1FDI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河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GDP在样本年间呈快速增长趋势，由1995年的93.5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412.72亿元，河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吸收的FDI整体也呈现增长趋势，由1995年的4768.9万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86292万美元。那么，在此期间，FDI对河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增长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为研究该问题，本研究依据科斯-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了滞后期为2的滞后变量模型：LnGDPt=b0+b1×LnFDIt+b2×LnFDIt-1+b3×LnFDIt-2，其中，GDPt为河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各年创造的GDP，FDIt，FDIt-1，FDIt-2分别为当期、后期和第三期外商直接投资额。利用EVIEWS6.0，采用阿尔蒙（Almon）法进行滞后回归分析，分析的结果如表1。由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的F值为3.16，Prob为0.086，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所构建的滞后分析模型是不显著的。FDIt、FDIt-1和FDIt-2的系数分别为0.133、0.127和0.108,其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248、0.158和0.138也均大于0.05。结果表明，FDI对河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增长的当期、后期和第三期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效果也不显著。2.2.2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影响从表2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的F统计为35.197，sig为0，说明所运用的滞后分析模型是显著的，当期、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42、0.04和0.173，sig分别为0.016、0.69和0.19，说明FDI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对当期的影响最大，每增加一个单位的FDI额，会使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当期GDP增加0.242；当年吸收的FDI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第三年GDP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当年每吸收一个FDI额，会使新一代信息技术第三年的GDP增加0.173。2.2.3对生物制药的影响河南生物制药行业在1995至2012年经济增长显著，由当初的60.27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87.61亿元。FDI对河南生物制药行业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显著呢？本研究仍采用以上构建的滞后分析模型，在对样本数据进行相应处理后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的结果见表3。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滞后回归模型的F值为41.083，sig为0，说明该模型是显著有效的。从各自变量回归系数看出，三期FDI的系数分别为0.003、0.235和0.319，显著性水平sig分别为0.98、0.011和0.033，说明FDI对生物制药行业当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其当期显著性水平0.98大于0.05，说明其当期影响并不显著；但FDI对后期的影响不仅为正值，而且显著性水平也小于0.05，说明FDI的滞后效应是显著的，而且FDI对第三期的影响最大。
2.3FDI对战略性新兴行业能源消耗和环境保护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了分析战略性新兴行业吸收的FDI对该产业能耗和治污总投资额的影响，本研究分别对该产业中的FDI额与该产业GDP万元能耗和治污总投资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回归的结果见表4和表5。表4显示，FDI对GDP万元能耗的影响系数为－0.083，说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但其显著性水平为0.798，说明FDI对能耗的降低作用很不显著。表5显示了FDI和河南战略性新兴行业治污总投资额之间的回归结果，FDI对治污总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38，显著性水平为0.047，小于0.05，说明FDI能够显著推进战略性新兴行业的治污总投资额。
3.实证结果分析与结论
第6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政策建议
西安市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但由于西安市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存在诸如引资结构不合理,引资主体、方式和来源单一,投资成本过高和市场及配套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削弱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因此,西安市在进一步引进外资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积极改善投资环境
(一)拓宽基础设施融资渠道
无论国际上还是我国国内,在外资流入多的地方,基础设施都是较完善的。相应的,结构合理、配套完善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经营活动对于能源、交通、通讯、医疗等基础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我市应继续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同时要加强现有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和维护管理。但是基础设施建设对资金的需求量大,期限长,回收慢,仅仅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付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考虑让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国际上常用的BOT,TOT的融资方式,可以进一步缓解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制约”,减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压力。
(二)注重营造投资软环境
西安市实行的“一厅式”和“一票式”办公,以及投资服务中心和投资商及企业投诉服务中心的成立,是西安市整顿投资环境、强化政府服务职能的重要举措。应增强政策的透明度,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提高行政效率、规范行政行为,建立结构合理、管理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行政审批管理制度。切实保障客商的合法权益,避免“重招商轻管理,重承诺轻兑现,重宣传轻服务”的现象。
二、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拓展引进外资方式
(一)应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西安应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现代农业方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注重由工业领域的利用外资向服务贸易领域的转变,积极推进商业零售试点、旅游、外贸、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利用外资。要以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会展旅游等项目为重点,引进一批对全市经济发展带动作用大、有利于促进就业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项目。例如果业深加工、畜牧业深加工等现代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项目,旅游开发项目等。此外应加强西安市与港澳台地区优势互补,香港是世界重要的金融、商贸、物流和信息中心,西安市的科技优势、旅游资源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突出。2002年,“西部大开发西安投资发展协调委员会”和2005年国内首家香港西安商会的成立,为西安扩大与外合作搭建了发展平台。
(二)拓展引资方式
西安应深入实施“以商引商、以外引外”的招商新模式,充分利用港澳台地区以及外资项目商的各种优势,扩展平台。通过实施委托招商,以外引外,实现借力引资。不仅可以降低招商成本,还能提高招商引资的速度和效果,以最低的投入,实现最佳的引资实效。可以在港澳台地区设立招商联络点,市政府还可以委托港澳台地区、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的外商、华侨以及商会作为招商顾问或者招商代表。着力引进一批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旗舰型项目,逐步实现“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的转变。强化产业、园区、企业专题推介,建立健全考核监督机制,提高项目签约的成功率和外资到账率。
三、建设引资带和产业链,形成集聚效应
(一)建设引资带,形成梯度引资网络
西安市目前有4个国家级开发区,1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和诸多产业园区,旅游度假区等,在此基础上应确立不同层次的引资带和引资区域,形成点、线、面相互交错的引资网络,实行错位竞争和重点支持战略相结合的外资政策。
首先,形成南北两条引资带。南面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资亮点,拓展曲江旅游度假区、交大国家大学科技园、韦曲航天科技产业开发区和郭杜教育科技产业开发区的引资能力。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中心,进而带动长安区,形成南面的一条引资带。这里高校众多,应以高科技和人才为比较优势吸引技术含量较高的外商直接投资。北面以西安经济开发区及其内属的国家级出口加工区为增长亮点,辐射周边的区县,扩大引资规模和范围,使经济开发区的引资能力得到拓展。向北延伸到未央湖旅游开发区、未央工业园、阎良国家航空技术产业基地和高陵西安泾河工业园。从这五个引资点联结成北面的引资区域,目前西安市从北郊张家堡到南郊韦曲的二号地铁线已全面动工,更有助于加强北面与南面的经济联系,形成南北的一条引资带,与东西面形成产业和资源的优势互补。
其次,从南北引资带分别逐步向东西实行传递机制。西面的工业区仅有户县西安沣京工业园,相对于南、北郊较少,应加快“西咸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打造“大西安”,实现“规划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市场同体”“产业同步”“科教同兴”“旅游同线”“环境同治”。东面相对比较落后,应该积极发展浐河经济开发区和灞桥科技产业园,加快打造西安浐灞生态区的进程,应以吸引外资和内资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其融资不足问题。在政策上应该有所倾斜,除了税收优惠政策,还应该创造引资“直通车”的方式,在经营管理机制和审批机制上给予优先,通过财政优惠和其他优惠政策并进的方式吸引外资。在此基础上以引资带为线,以各经济开发区为点,在全市形成一个分层次、梯度推进的引资网络。
(二)建设产业链,形成集聚效应
现有的大部分经济开发区建设没有形成为外商投资配套的产业链,也没有形成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而现代工业产业链的构成,包括原材料加工、销售、服务等多个环节,一个企业不可能包揽所有项目,必须依靠整个产业集群来共同完成。产业链和集聚效应可以降低信息和原料成本,并且通过增强企业间的优势互补降低了经营成本,它的稳定性和短期内难以复制的特点有效的巩固了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当前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根据之一便是这种由一些相关联的公司、专业化的供应商、服务提供商等相关机构在某一地域或某一产业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所形成的集聚效应。因此,西安市应当充分发挥各个经济开发区的作用,根据各自的特点和发展规划,制定不同的引资战略,优化产业布局,避免重复建设和重复定位,促进开发区产业集群的形成。同时,以各开发区为中心,以其产业集群定位为目标,制定周边区县的产业配套计划,培养为外商直接投资配套的产业链,优化投资环境。
四、鼓励外资并购改造国有企业
西安市应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推动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的重要举措之一。况且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相对较弱,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也比较弱,合并和被兼并是提升国有企业技术最有效的方式。西安市在鼓励外资并购改造国有企业的过程中,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一)完善外资并购的法规建设并进行管理
国外对外资并购问题有着一套完备的、能够对跨国并购进行有效规制的法律体系。国外的外资并购法律以反垄断为最高准则,并且大多数国家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实行的是同一法律体系。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采用的是不同的政策,因此我国的外资并购法律,也可考虑借鉴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验,制定单独的法律体系,加强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规制和管理。该法律体系应包括反垄断法、跨国并购审查法、公司法、社会保障法、破产法等。
(二)建立公开的信息平台,使外资并购透明化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过程的暗箱操作,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现阶段我国在国有企业转让方面还无法做到信息公开和交易透明,这会直接影响到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效率。要建立完全公开的信息平台,促使国有产权交易透明化,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完全公开的网络信息平台,及时全面的披露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相关信息,包括国有企业的基本情况(资产负债、经营状况等)和产权交易信息。可以使公众及时地了解到相关国企产权交易的信息。这不仅为外资并购提供了便利,也使并购过程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可以有效避免各种不合法、不规范的交易发生,使国有资产增值保值。
(三)完善和发展中介机构
跨国并购涉及的问题很多而且复杂,包括资产、财务、政策、法律等。在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并购活动都是由中介机构组织参与完成的,而西安市现在缺少高水平的中介机构。因此,应加快培育外资并购的中介机构及高素质的从业人员,提高外资并购的成功率。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史冬梅。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效应及其对策分析[J]理论导刊,2007,01:22～23
[2]赵晋平。仍将平稳增长2005年-2006年中国利用外资现状及走势[J]国际贸易,2005,12:27～31
第7篇
1.FDI三次产业间构成特征
FDI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部门，并开始向第三产业倾斜。无论是项目数还是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上，第二产业所占FDI的比重都远大于第一和第三产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FDI在第二产业中所占比例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并基本保持在65%～75%之间。
2.FDI产业内部构成特征
(1)第二产业内部的FDI分布特点。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内部分布特征是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建筑业分布比较少。并且FDI在工业部门主要集中在制造业，FDI投向制造业的比重较大。2007年，外商投资于制造业的企业数为19193家，占全部企业数的50.7%；实际使用金额为408.6亿美元，占总金额的54.6%。在制造业中，FDI的主要分布在加工工业，对原料工业的投资相对较少；对轻加工业的投资比重较高，对重加工业的投资比重较低;对资源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的投资比重很小。
FDI工业分布的另一个特点是：轻工业的投资比重高于重工业；加工工业的比重高于原材料工业的比重；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大于一般加工工业。
(2)第三产业内部FDI的分布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扩大，外商对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在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分布有较大差别。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007年，房地产业的实际使用金额为170.9亿美元，占总金额的22.9%，为第三产业之首。
二、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1.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正面影响
(1)FDI的流入优化了我国的三次产业的的比重，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FDI的利用对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最终体现为不同行业利用FDI对其增加值的贡献。如上面的分析所示，投放于不同产业的资金促进了各个产业的发展，从而优化了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同时，我国所具有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的比较优势，FDI的流入大大提高了我国国内加工工业水平，促进了加工工业的改组和提高，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2)FDI加快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过程。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于加工工业，FDI对我国加工工业的影响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外资工业对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加快了我国工业的高加工度化过程。同时，FDI也促进了我国工业的高附加值化。
(3)FDI的结构性倾斜促进我国产业向高科技产业转移。近几年来,大型跨国公司实行“以技术换市场”为战略导向的产业转移,纷纷投资于中国市场。外商投资的技术和产品提高了我国加工工业水平，带动了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改组和提高。
2.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负面影响
(1)FDI加大我国产业的结构性偏差。我国吸收利用FDI的产业依然处于不合理的状况：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集中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过小，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偏低。FDI对我国三大产业的偏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我国工业过度扩张而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2)FDI过度推动了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扩张，特别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在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中，外资过多地流向房地产、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业等利润较高、回报周期短的产业，虽然我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已见成效，但房地产业的投资仍占较大比重。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不合理对我国经济无论在短期还长期上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3)FDI的技术溢出阻碍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一方面，跨国公司为保持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对于最先进的技术进行严密的保护，这就使我国的产业在技术上过度依赖于跨国公司，而不能进行自主创新，更无法赶超。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生产实行纵向垂直的全球化分工协作，实行一套完整的生产质量体系，但是这样其在华的子公司就与我国产业的前后关联度降低，不利于我国各产业的均衡发展。
综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结构有较大的影响，我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如加大引导外商对第一、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引导投资流向主导和支柱产业，制定合理的产业组织政策等，使我国的三大产业对外资能够合理地利用，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各产业比重的合理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俊江:国际贸易.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
[2]杜江:FDI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2(8)
第8篇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东道国对外开放度是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途径的。
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包括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首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引起当地技术进步，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张诚等人（2001）认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第二，通过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向本地企业而实现技术溢出；第三，跨国公司子公司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立起业务联系网络，从而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带来技术溢出。其次，跨国公司也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引致负的溢出效应。在进入初期，跨国公司通常会带来激烈竞争，改变当地市场的供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地企业受益于积极的溢出效应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线，但因为跨国公司扩大市场份额或将需求从当地企业转到其他企业，从而使当地企业维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产规模无法实现，结果是企业实际生产点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线向上移动，其实际生产的单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国公司进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低估人才的真实价值，跨国公司的进入就会从当地企业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负向的溢出效应。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本地市场中存在若干面临固定生产成本的企业。由于边际成本较低，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更大的生产规模，而为本地市场生产时跨国公司就将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迫使其削减产量。如图1所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本地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由AC0下移至AC1，但额外的竞争迫使当地企业的产量从Q0削减至Q1。由于现在当地企业只能在一个更小的产量上平摊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点，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见，如果竞争效应B′C′足够大，则即使存在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A′B′，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A′C′也会为负。
2.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融资和招募人才，当地企业就更有机会利用新技术，经由示范模仿、人员流动和产业关联等途径获取积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面临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所以当地企业可以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中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缩小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使得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当地企业就难以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就会加大，限制了东道国企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溢出效应。
东道国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可以用图1来说明。如上所述，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分别取决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则由A′C′表示。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到企业的平均成本。如果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当地企业不仅更容易获取所需生产要素，还可以面临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比封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形成最优生产规模，在图1中AC1必然是该期内较低的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当地企业充分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更为接近，跨国公司就难以大幅度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所以当地企业产量削减不会太多，Q0和Q1比较接近，故而竞争效应B′C′较小。这样的话，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就会为正，在图形上体现为C′落入A′B′线段上。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当地企业获取所需生产要素就越便利，企业的生产规模越趋于最优规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就会越大，C′就会越接近于B′点①。相反，在相对封闭的国家，当地企业就很难获取所需生产要素，技术溢出效应不会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线，而竞争效应则会使产量削减的幅度足够大，结果使得C′就会落在A′点之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为负。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对外开放的程度。
二、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赵奇伟、张诚（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制度在内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过影响国内研发部门的知识积累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途径产生影响。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扩展，可以理解为包含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在内的制度变量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设1997年为时刻1）。
其中，被解释变量γYit为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中第i地区第t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工业总产值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91=100）调整为实际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1997～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类似地，Hit为i地区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由各地区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值来刻画。具体计算时，我们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各地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①。所使用数据来自1998～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θit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减去1。其中，劳动生产率表示为工业增加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在这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外企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两类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缺乏直接数据，由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②。
openit是对外开放度。一国的对外开放度可以用外资依存度③来表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开放度还可以用一国的贸易依存度来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1995），发展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些都为东道国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创造了更多条件；此外，也有人综合考虑前面两个因素，用外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对外开放度（兰宜生，2002）。本文中选取的指标是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open，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各年度汇率中间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以和GDP单位相统一。进出口贸易总额、汇率中间价和各地区GDP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把openit和FDIit作为控制变量后，我们就可以用openit×FDIit来衡量受东道国开放程度制约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分别用两个指标来刻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个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AFDI。所用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我们约定，使用FGDP时的计量模型为模型1，使用AFDI时为模型2。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开放度所决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4年期间为负，即开放度相对于外资规模来讲相对较低。这个结论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断不一致，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经很高了。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采用外贸依存度而不是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开放度，这显然会低估开放度的值；第二，兰宜生（2003）指出，尽管我国目前的名义贸易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综合考虑经济规模、贸易形式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实际贸易依存度并不高，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国内许多产业虽然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没有形成较强的前后向联系，不能起到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作用。为了观测我国对外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计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0，2001～2004年两个阶段都为负，但是在第二个阶段负效应更为明显。这说明，开放度在第一个阶段相对于外资规模已经较低，到了2001年，随着外资累计规模的进一步增大，开放度相对更低了。
三、结论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由于开放度高的国家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融资、获取人才、以及接触外资企业上的便利，所以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可以获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
第二，我们所提及的开放程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当开放程度相对于外资规模较高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正；而当开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发展比外资规模相对滞后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负。于是，这就出现了一国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变化。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开放程度相对于现有的外资规模一直是滞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近两年已经全部为负。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某些产业，特别是增加生产行业的开放度。另一方面，对某些外资比重过高的行业要对引资规模加以限制，保持适度的内外资比例，给内资企业以成长的空间。
[参考文献]
[1]何洁,许罗丹.中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1999,(2):16-21.
[2]蒋殿春,张宇.行业特征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6,(10):21-29.
[3]兰宜生.对外开放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2):19-22.
[4]兰宜生.我国实际贸易依存度的评估与国际比较[J].经济学动态，2003,(8):17-20.
[5]张诚，张艳蕾，张健敏.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J].南开经济研究，2001,(3):3-5.
[6]赵奇伟,张诚.金融深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6):74-82.
[7]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朱立南执笔），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与适度外债规模[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5):1-11.
[8]Aitken,BrianJ.andHarrison,AnnE.DoDomesticFirmsBenefitfromDirectForeignInvestment?EvidencefromVenezuela[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9.No.3,June1999,pp.605-618.
[9]Findlay.R,"RelativeBackwardnessDirectForeignInvestmentandTheTransferofTechnology:ASimpleDynamicModel"[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92,1978,pp.1-16.
[10]Markusen,JamesR.andAnthonyVenables.ForeignDirectInvestmentasaCatalystforIndustrialDevelopment[J].EuropeanEconomicReview.43.1999,pp.335-356.
第9篇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外贸发展的角度对此问题做进一步考察。 自1992年以来，无论国际经济环境如何变化，全球FDI总流量发生怎样的波动，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缩写为FDI)一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和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从1983年的9.2亿美元，迅速增长到1992年的110.1亿美元。2002年，实际利用的FDI达到527.43亿美元，首次跃居全球第一位。同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突破6 000亿美元，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确立。
2011年，我国实际利用的FDI达到606.3亿美元，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 000亿美元，而2005年进出口总额则达到14 221.2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吸收的FDI及对外贸易额增长迅速，对外经济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深化。同时，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都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外资额和外贸额这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显得很有必要。 二、我国利用外资的总体趋势 10多年来，我国所吸引的FDI一直保持了增长的态势。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的2001、2002年，中国的FDI流入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1.5%和12.6%。
2003年，在全球FDI总流量与上年基本持平的情况下，中国利用外资的水平达到了新高，为535.05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400亿美元，继2002年后再次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我国利用外资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趋势，2005年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4 001家，同比增长0.77%，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略有下降，为603.25亿美元，同比下降0.5%。而2006年1—3月份，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 909家，同比下降4.2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2.46亿美元，同比增长6.40%。而2000年的第一季度，我国实际使用的FDI只有71.4亿美元，截止到2003年该数据已经上升到130.86亿美元。
三、我国利用FDI的主要特征
(一)来源比较集中
自我国开始吸收 外资以来，100多个国家在中国投资，但FDI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分布相对比较集中。2003年、2011年度位居对华投资前五位的国家或地区分别为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韩国、美国，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韩国、日本、美国。 2005年，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排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6个超千亿美元的贸易伙伴。欧盟连续两年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2 173亿美元，增长22.6%。美国上升为第二位，双边贸易达2 116亿美元，增长24.8%。日本长期以来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2011年降为第二位，2005年降为第三位，当年双边贸易额1 844.5亿美元，增长9.9%。其余依次是香港特区，韩国和东盟。特别是我国与韩国的贸易首次超千亿美元，其中，进口增长23.4%，我国对韩贸易逆差超过300亿美元。在与东盟贸易中，进口增长很快，其已成为我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地。这和我国引进的FDI的国家或地区分布是相一致的。
(二)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这是因为制造业FDI的流入和东道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张红霞等，2005)。但由表3可知，2005年制造业FDI的流入虽然仍占有绝对优势，但比2011年已经有所减少。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FDI流入却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说明FDI流入的产品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 同时，通过比较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进出口的产品构成发现，外资企业资本品的进口平均高于国内的10%~15%。也就是说，外资企业的进口主要是资本品，而不是以原材料为主的中间品，能够形成未来的生产能力。
(三)FDI的地区分布
2003年以前绝大部分的FDI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如表2所示： 2002年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国累计实际吸收外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86.6%、9.5%、3.8%。这种分布于2003年有所改变，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比2002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中部为61.4%，而东部则下降为30.5%。由于西部大开发的推动，FDI从东部地区转移到中西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地区分布。中西部地区许多省区如河南、甘肃、青海、宁夏的进出口总额在较低的基数上实现了较快增长，尤其是进口增长比较明显。而外贸大省如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出口却大幅下降。
四、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产品的出口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幅15.4%。突出表现在一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及其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都在不断增长。二是初级产品出口减少，工业制成品出口增加。三是FDI企业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增加。很明显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衡量外资对我国贸易增长作用最直接的方法即检验外资企业的贸易表现。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进出口增长 外资企业1993年出口金额为917.4亿美元，2011年为3 386.1亿美元，随之，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也从1993年的27.5%增加到2011年的57.1%。2005年全国出口总额达到7 620亿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额为4 442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58.3%。数据显示，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在我国总的进出口额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对我国进出口额的贡献已超过了50%。表3显示了1985—2005年外资企业在我国的贸易业绩。如表3所示，按贸易总额计算，外商投资企业贸易总额从1985年的23.6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5年的8 317亿美元。
其余数据来源于2005年 中国统计年鉴，并经计算整体所得。 表3中数据表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对全国企业进出口额的贡献率在不断上升。实证分析证明了FDI在我国商品对外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 1.FDI与初级产品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比的相关性 1980年，初级产品进出口额160.73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2.15%。其中，初级产品出口91.1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0%;1980年初级产品进口69.59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35%。1989年之后，初级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占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至29%，同时进口的初级产品占进口总额的比例也有所降低，为20%。截止到2011年，我国初级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1 578.16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502.41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为13.67%，比2003年增加了1个百分点。其中，初级产品出口405.49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7%，和1980年相比出口的初级产品有了大幅度的减少。同年进口的初级产品为1 172.67亿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445.04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从2003年的18%上升至21%。 选取1989—2011年的数据，通过SPSS软件的相关性分析，得到如下结果：FDI与TPCR(即初级产品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904(见表3)。表明我国吸收的FDI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初级产品的对外贸易。这也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对初级产品的进出口需求下降，特别是初级产品的出口处于迅速减少的趋势。
2.FDI对工业制成品的净出口贡献率 1980年工业制成品进出口额220.63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7.85%。其中，出口90.0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0%，进口130.58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65%。2011年工业制成品进出口额已经增加到9 967.39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86.33%，较2003年下降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5 527.77亿美元，同比增长27.02%，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93%，较上年增长1个百分点，进口4 439.62亿美元，同比23.42%，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79%，较上年下降3个百分点。2005年，我国进口初级产品1 477亿美元，增长26%，占进口总值的19.4%，增势回落了1.5个百分点。其中，铁矿砂进口2.8亿吨，增长32.9%;原油进口1.3亿吨，增长3.3%;原木和锯材进口增长9.3%;大豆进口2 659万吨，增长31.4%。
1990年以来，我国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级产品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与其相反，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不论是初级产品还是工业制成品，其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与其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同方向变动，而进口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初级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缓慢上升，工业制成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缓慢下降。 用SPSS软件包对1989年以来FDI与TIFPR(即工业制成品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到如表4所示的结果。可见，FDI和TIFPR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05。得出结论：FDI对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合理规模 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投资，而证券投资在全球资本跨境流动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发达国家主要以证券投资为利用外资的形式。确切地说，我国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不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
衡量一个国家利用FDI的多少以及合理规模，不仅要看绝对数量，还要看相对规模。因为，仅仅从绝对规模评价，规模偏小的国家永远无法与大国相提并论。虽然我国吸引FDI从绝对金额来说非常可观，但如果用GDP矫正后，我国吸引的FDI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并非特别突出。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比较 客观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对外依存度和开放度。1985年FDI占我国GDP的比重仅为0.64%，1991达到1.08%，之后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到1994年达到最高为6.22%，1995年以来，该比值不断缩减，到2011年为3.67%，可见我国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长的结论并不是我国对外贸易的真实反映。图1反映了1985年以来，用FDI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的我国对外依存度的趋势。 图1 历年FDI对我国GDP的贡献 五、结论 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对外进出口增长以及进出口产品结构等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一是FDI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不断增大。
二是FDI增强了我国产品出口竞争能力，改善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 出口贸易结构由初级产品升级为工业制成品，产业结构有所升级，从而提升了我国的贸易结构，而贸易结构的变化又会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的作用，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跟随国际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当出口贸易结构又以初级产品为主升级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时，必将极大地鼓励工业制成品部门的生产，促进其参与国际竞争，加快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改造。中西部地区可以利用FDI开展以加工贸易方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业为主、而东部地区则要以利用FDI开展一般贸易方式的高新技术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生产及贸易活动，这样不仅有利于不同地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且也避免了地区间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上的恶性竞争。
饶光明，孙亚平.发展新经济，根除中国出口贸易“贫困化”增长[J].商业研究，2001(11).
王志乐.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李国荣.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4).
高峰，高越.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关系[J].国际贸易问题，2006(4).
刘可，王维，陈仪.中国外商投资与贸易政策的经济学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6(2).
张红霞，等.制造业FDI流入与进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工业技术经济，2005(12).
黄强胤.试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J].科技创业月刊，2006(2).
张永春.外商直接投资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6(2).
黎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6). [11]
黄志勇.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4(7). [12]
张宗益，李见春，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5(2). [13]
朱玉杰，于懂.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10). [14]
第10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贸易的关系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以往大部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常常停留在出口贸易模式方面，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也只是流量而非存量。本文引进了贸易模式演进的概念，使用流量与存量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贸易条件三个方面较为完整地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贸易模式演进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1)外商直接投资指数和我国商品进出口总额成正比。(2)FDI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模式有长期均衡显著影响，会引起工业制成品进、出口比重的上升，有利于我国贸易模式的正向演进。(3)外商直接投资指数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总指数的改善起积极作用。
迄今为止，全球化的浪潮发展得如火如茶，国际投资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更为迅猛，经济一体化的纵深写作硕士论文发展使得国际贸易的作用发挥得更为自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报告显示，200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538万亿美元，超过2000年创下的前历史纪录1.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吸引的FDI总量居世界第五位。2007年中国实际使用非金融机构外商直接投资7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6%(按照uNcTAD①统计，为670亿美元，下降3.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的FDI从最初的每年几亿美元到后来的每年十几亿、几十亿美元再到现在每年几百亿美元，可以说FDI在量上的发展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增大，国际游资等大规模FDI流入中国，2007年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13.8%，创下了中国FDI的最高纪录。FDI对我国经济的各方面影响甚广，其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外贸进出口的贡献。从以往的数据及前任研究成果看来，FDI与一国的贸易额有极大的关联性，并且相关系数还不小。从我国的情况看来，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扩大自身优势产品进出口不仅大幅度增加了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量，而且对我国进出口结构也起到了很大的提升作用。据海关统计，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76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其中，出口9691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亿美元，增长20.0%。出口大于进口177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55亿美元。与此同时，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非金融部分)16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6%②。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FDI对我国贸易模式转型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FDI和贸易进出口额虽然增长迅速，但我国目前进口的是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制成品却大多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浅、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③，或者是粗加工或初加工产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仍然很少。具体表现在纺织品出口比重过高，远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贸易利益与贸易总量相比十分之少。但是仅仅从总量上分析FDI与我国贸易结构的关系显然是不妥的，这也正是之前的学者研究时容易忽略的地方。本文将通过FDI如何影响贸易模式的理论研究及对FDI和我国贸易进出口总额、贸易结构、贸易条件三个角度的实证分析来研究其与贸易模式转型的关系写作硕士论文及其从何种机制、渠道来影响贸易模式，并据此探索应当如何对FDI在各个层面加以引导，为今后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第11篇
维农(1966)在其重要论文《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中，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产品生命周期学说。他将硕士论文企业的垄断优势，产品的生命周期和区位因素结合起来，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企业海外投资的动因以及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
上世纪80年代后，fdi和贸易的实证研究与此前相比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大量的统计检验结果表明，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日本学者小岛清(20世纪70年代末)根据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以此说明fdi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互补效应。他认为:fdi可以在东道国和投资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
李普西、维斯(lipsey，robert，1984)依据美国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的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
胡弗鲍尔等人(hufbauer.g.c，1994)重点研究了美国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和出口总量作比较，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和fdi保持着正相关关系。
马提亚(matthiaslucke，1999)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不仅比较了eu和cees之间的fdi的外溢效应，而且实证分析了fdi对cees的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从而得出fdi对全球贸易有影响的结论。他利用“引力模型”以评估欧盟与东欧国家的一体化的深化，提供了中东欧国家系统的估计预期的长期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
费雷拉、安娜保拉 (manuelaferreirama卿h助s，八刀 apaulaafrieano，2007研究调查了股市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地理格局的贸易流量与葡萄牙的经济的关系。引力模型使用的是葡萄牙经合组织国家加上巴西从1998年到2000年两国之间的贸易。研究发现，出口对贸易平衡产生积极影响，且大于进口对贸易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解释上述的“正常”出口从候选国到欧盟低于“正常”的进口的原因。
炳民(byungs.min，2004)指出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fdi和贸易都经历了重大的改变。出口的迅速增加在危机爆发有助于改善韩国的外汇储备，亦有助经济复苏。尽管存在着危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己逐渐上升。危机后外商直接投资急剧上升，这种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欧盟服务业投资是较高的，这和fdi流入的财富效应假说相符合。与此同时，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导致了制造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但是，由于大幅增加并购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干涸，外商直接投资的预期溢出效应值得争论。
近些年来，我国学者也对这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赵伟、贾玉平在《产业结构、要素察赋与中日贸易模式—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与趋向》一文中以非对称经济增长下两国贸易规模扩张为出发点，就90年代以来中日贸易扩张的特征、基础、贸易模式及其变化趋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如下看法:(l)产业结构差异与产业竞争力差异是中日贸易扩张的基础;(2)目前的中日贸易模式带有强烈的“李嘉图模式”特征，属于发展层次不同经济之间的贸易，但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贸易模式正在抬头;(3)促使中日贸易模式变化的基本因素是要素察赋变化，而在两国相对要素察赋的变化中，要素流动尤其是直接投资流动起了重要作用。
杨逸(2000)、赖明勇(加01)、丁文丽(加01)分别使用相关系数检验、协整分析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均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显著大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改善了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
张小蒂、李晓钟(2001)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了1983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及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前者对后者有重要促进作用。邓兰兰(2001)指出开放政策较快利用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出口的迅速增长。在开放条件下，特别是“入世”后，静态比较优势的贸易模式将是自然的选择。中国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实现更快的发展，应该大力促进国内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加快出口比较优势的升级。
第12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成因
作者简介：张发民（1978-），男，河南财经学院工商管理系助教，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资本运营。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5-0033-03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在数量迅猛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均衡地进入到我国各个地区，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带来看，东部地区占据绝对优势；从各个具体省份来看，FDI的区域分布差异也是非常悬殊。外商直接投资在地理空间上的这种非均衡分布状况对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差异的现状
（一）绝对差异
从表1可以看出，河南明显落后于山东，在差距较大的2003年达到了20.1倍；和四川相比，差距也较明显。2004年，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为全国的1.4%，同是中部，却是江西省的42.7%，湖北省的50%，湖南省的61.6%。这表明，河南利用外资的规模相比于全省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需要而言还比较小，这种状况与其在中部地区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总体上来说还需要大力吸引外资。
（二）增长率差异
从变动速度看（见表2），三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差异也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波动的幅度较大。2000~2005年，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基本上是一直增加的，2003年达到了最高点72.7%，但2004年却跌到了最低点-12.8%。而河南和四川的增长率都表现得不很稳定，特别是四川。总的来说，近两年河南出现引资增速较快的趋势，这对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有一定推动作用。
（三）相对规模差异
从相对规模来看，3个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差异更为明显。如表3所示：
“相对规模”是衡量一个地区吸收FDI水平的重要指标，表示的是该地区FDI与当年GDP的比值。2000年，FDI/GDP的全国平均水平为2.41%，3个省份中只有山东超过了平均水平，河南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更大。此外，在全国来看，“相对规模”最低的省市，FDI/GDP比例均低于1%，河南就在其中，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表现出更大的差距，明显的表现为引资不足。
（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业绩与潜力差异
FDI的业绩指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般指一个统计年度），该地区FDI流入量占全国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根据这种方法，选取2000、2005年作为分析的样本，计算得出这两年河南省利用FDI的业绩指数分别为0.245和0.166。由于样本年的业绩指数值都小于1，可见河南省吸收的FDI与其GDP规模不相称，或者说，相对于其GDP规模而言，河南省吸引了较少的FDI。
FDI的潜力指数，是指该地区未来吸引FDI的国际竞争力和潜力。依据UNCTAD所采用的方法，选择7个主要变量作为评价各省市吸引FDI的潜力指标。7个变量分别是：（1）人均GDP；（2）过去10年实际GDP的增长；（3）出口占GDP的比例；（4）人均基础设施投入；（5）人均商业能源消耗；（6）R&D支出占GDP的比例；（7）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通过计算得出，在2000年和2005年，河南省都属于落后省份，表明这期间，河南省在利用FDI方面业绩变化不大，潜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河南省利用FDI的潜力逐渐增强，而业绩却是趋于下降的。
以上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3个省份的区域分布差异是显著的，不仅反映在外资规模的绝对差距上，同时更多地表现为增长速度、相对规模等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域分布上的差异，在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差异的形成有它的客观原因，是各种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性因素的差异
从全国各个区域来看，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差异。简单地说，中央政府渐进性的对外开放政策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分布的格局。最早得到这种政策的地区一旦获得政策上的优势，对其发挥潜在的区位优势将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并且还会形成一种非均衡发展模式下的自我强化力量，这些都使外资倾斜政策的影响更加重要而且持久。
在此方面，东部的山东省率先享受到了国家优先开放沿海城市的优惠政策，对其大量引进外资有很大的带动作用，这也是山东拉大和河南省等内陆省份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处于西部的四川省也在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享受到了一些优惠政策，对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对中部地区发展经济来说有一些政策方面的优惠，具体对于河南省来说，可以利用这一政策上的有利因素，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根据自身的特点，更大、更高质量地吸引外资，以弥补吸引外资方面的不足。
（二）区位因素的差异
宏观意义上的区位因素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差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单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区位因素――自然地理位置的差异，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差异问题也和区位因素具有很高的关联性。比如：山东省的区位优势可以被具体化为接近港口和对外联系的便捷运输条件等。由于我国在吸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初期，主要是发展外向型的直接投资，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投资者的理性选择是在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的地区进行投资。而地处中部地区的河南在这方面却不具有任何的优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是“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型企业，正是这种区位因素的作用，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在注重一般性规律的前提下，表现出自身集聚与扩散的规律，并因此也导致了我国在地区分布上吸引外资的差异状况。
（三）要素禀赋的差异
地区要素禀赋主要包含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方面的内容。具体来说，我国各地区自然资源呈现由东至西优势度递增的特点。如果对能源、矿产资源、耕地和气候资源进行综合比较和测算，3个地区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度的排序应该是四川居于前列，其次是河南和山东。但是，从目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状况来看，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是很明显。
要素禀赋的另一个指标是劳动力资源。从效率工资的角度来看，全国最低的省区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若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来考察，基本来说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根据2006年数据，目前高于5000万人口以上的省区中河南位于第一位，其次是山东，四川居后；若从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而论，则山东居于全国的前列，河南和四川都较为落后。相对来说，劳动力资源是山东地区所具有的比较优势。
反映技术资源优势度的各地区综合科技水平居于前列的地区有四川、山东，河南较为落后，可见从这方面来说山东仍然占据优势。这说明要素禀赋差异和我国外资分布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四）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
要素禀赋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的差别，是反映各地区静态差异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从动态的经济运行效率角度来看，不同地区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异必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形成产生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说，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着相关性。因为，从任何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总是希望投资于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地区。具体就资金这一资源来说，东部地区的山东由于其在吸引投资过程别注重引进产业链条长的资金，其吸引的投资企业基本包含有一个行业的上、中、下游企业，因此其投资效率相对较高；而河南省在这方面存在不足，据了解，其产业园区内吸引的投资企业关联性很小，产业链很短，在吸引投资之初，较少考虑投资企业之间的关联性。这也是造成地区之间引资差异的一个明显因素。
四、结论
通过分析三省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我们发现，不管是从绝对量、相对量上还是从增长率、业绩与潜力上来说，河南都落后于山东和四川。导致外资在3个省份区域分布差异的原因主要有政策方面的差异、区位差异、要素禀赋差异、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等等。
利用外资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为FDI不仅仅表现为资本变量，它更多地体现为知识、技术以及经验的载体。因此，FDI对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就不是单纯的某个方面，它可以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并发挥作用，其中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
当前，正值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之际，中部地区各省市纷纷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在中部六省市中，河南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市场优势和后发优势，基础条件较好，但是，河南还有人均占有量少、改革滞后、经济开放度低、高层次人才缺乏、就业压力大等许多薄弱环节，因此，积极有效地引进FDI对解决上述问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此，建议河南在今后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可以考虑从自身优势出发并为吸引外资构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责任编辑：郭金宇）
参考文献：
［1］ 杨特.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D].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8.
［2］ 甄文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效应分析[D]. 沈阳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8.
第13篇
长期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都在不断地增长，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越来越显著。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均衡的进入中国各个地区，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各地区相关数据表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多的地区，经济增长也相对较快，反之相对较慢，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本文建立在各地区人力资本差异的基础上看待外商直接投资对各个地区的经济影响。
【关键词】
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OLS回归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资本流量与存量高速增长，逐步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力量。《199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世纪的最后十年，外商直接投资急剧增长，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从1993年起，中国所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连续9年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0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魏527.43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2007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835.21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因此成为经济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中国式一个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的不平衡也相当明显，总体而言，东部地区是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区域，中西部地区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很少，各省市之间由于经济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对各省市的经济影响也有所不同。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在各地区人力资本差异的基础上具体研究了FDI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了相应建议：（1）继续大力吸引高质量的FDI，积极引导FDI流向中、西部地区；（2）不断改善中西部地区资源环境状况，从而强化FDI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3）进一步加强国内投资、增加就业、扩大进出口，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增长。
二、理论回顾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早期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强调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Coe和Keher等研究进一步指出，一国技术进步往往不是来自本国研发，而是国外技术转移和扩散的结果，外商直接投资则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外商直接投资在解决东道国资本短缺的同时，会带来一揽子资源，从而在短期内带动东道国经济的增长。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和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实证检验。
Cheng Lsiao（2002）对中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运用VAR方法进行分析，认为国内生产总值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除经济因素外，稳定可靠的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赖明勇等人利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增长效应、资本积累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都具有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然而两者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却是不相同的。
欧阳志刚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对我国19802002年的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三、FDI及经济的区域分布差异
（一）FDI在我国三大区域的分布差异
FDI在我国区域分布总量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FDI集中分布在我国的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FDI的流入量很少。从数量上看，1996至2008年间，流入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FDI的数量总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东部地区FDI数量由1996年的368.57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28.97亿美元，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FDI的数量也分别由1996年的38.63，21.6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29.37、121.15亿美元。虽然各地区的利用FDI的数量都有所增长，但东部地区利用FDI的比重最大，占绝对优势。东部地区利用FDI比重平均占84%以上，而中部地区利用FDI的比重只有10%左右，西部地区更少，平均水平只有5%左右。
造成FDI在我国区域分布总量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区位优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开放比较早，区位条件优越，基础设施完善，市场经济发达，从而吸引了众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我国中西部地区起步相对较晚，各方面条件相对落后，因而吸引的FDI比较少。
三地区FDI趋势增长图
（二）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一度被世界称之为“中国的奇迹”。然而，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平衡，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地区间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发达、中西部地区落后。19962008年间，我国各地区GDP增长迅速，2008年，我国东部地区的GDP达201106.2亿元，是1996年的6倍。中部地区的GDP2008年达到了87277.2亿元，是1996年的5倍。然而，从总量上看，东部地区GDP总量最大，占全国GDP比重的一半以上，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涉及到历史、政策、区位环境、人才等多种因素。一方面，从历史政策上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最先对外开放，受到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具有先发优势。另一方面，从区位优势看，东部地区濒临沿海，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再者，从人才流动来看，由于东部地区比较发达，从而更容易吸收高层次的人才，从而又进一步推动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资，FDI作为一项外来资本，很大程度上参与到固定资本形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FDI大量流入到东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距。
我国三地区GDP总量表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及模型设定
目前，对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大都是在生产函数框架内进行的，FDI被看做一项要素投入，本篇建立在各地区人力资本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建立在人力资本差异基础上的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模型构建如下：
LGDP=C（1）+C（2）*LFDIi +C（3）*L Hi+ui
为了消除时间序列异方差的现象，我们给各变量进行取对数，其中GDP表示经济发展状况，用我国各年GDP的现价计算；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额，以现在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单位也是亿元；H表示各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用各地区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数来近似代替；u表示残差；其中下表i表示东中西三个地区。
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涉及到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共31个省、市、自治区，时间跨度为19962008共13年。在区域的划分上本为采取了国家统计局的划分口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辽宁省、上海、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广西省和海南省共12个；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古共9个；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0个。
（二）各省市回归结果
1.东部地区
将东部地区各省的相关数据代入，得到下列所示结果：
由上述表可知，各关键变量的T值都大于2、即关键变量的系数显著不为0；此外，DW值接近于2，表明方程不存在自相关的现象；其中的F值为153.68大于分布表中的临界值，所以这个模型是可以通过检验的：
LGDP=0.7+0.797*LFDI+0.299*LH
（2.578）（2.785）
2.中部地区
将中部各省份的相关数据代入，可得结果如下所示：
各变量的系数的T值都大于2，表明各变量的系数显著不为0，另外，表中的F值以及DW值也表明模型通过了检验：
LGDP=4.99+0.65*LFDI+0.11*LH
（5.16）（2.17）
3.西部地区
将西部地区各省市的数据代入，得到模型的结果如下：
各变量的系数的T值都大于2，表明各变量的系数都显著的不为0，另外表中的F值以及DW值也表明模型通过了检验：
LGDP=2.17+0.19*LFDI+0.525*LH
（2.49）（5.14）
（三）结果分析
从上述回归中我们可以看到FDI以及人力资本都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其中，该地的人力资本越高，与外商直接投
资相结合，对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即FDI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增长效应由东向西依次递减。因为上述分析中FDI的系数东中西部分别为0.79，0.65，0.19
从横向上看，FDI系数的大小及显著性水平由东向西依次递减，这说明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别：FDI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其次是中部，西部地区最小，从而FDI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那么是什么导致FDI增长效应的大小在三大区域间存在如此差距呢？从本文的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出，各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内部资源状况、基础设施水平等也是FDI造成三大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宋迎迎.安徽大学硕士论文.FDI对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14篇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投资领域；投资环境；投资贡献
一、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一)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1980年兴办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起，目前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统计，截止2004年底，宁波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9153个，总投资371．60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2l1．8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99．6亿美元。外商投资成为宁波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二)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投资规模：外商实际投资稳步增长，尤其是2000年开始，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新一轮大发展的态势。大项目投资又有新突破，2004年l—9月份新批投资总额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117项。(2)投资方式：已由中外合资经营为主转向以外商独资经营为主。2003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合资项目520个，合作项目14个，外商独资项目达到674个。(3)资金投向：外商投资行业集中度仍然较高，但产业结构有所优化。第二产业吸引了绝大多数的实际外资。200年宁波外商投资项目共1209个，其中第一、第二产业为1154个，第三产业为45个。与此同时，外商投资可持续发展理念日趋显现。(4)资金来源：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主，近两年，日本和韩国对华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增幅明显。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欧洲的德国、英国，北美的美国、加拿大等，增长较快。(5)地区分布：南北差距比较明显。鄞州、余姚、慈溪、北仑、镇海等县(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要大于南区的奉化、宁海、象山。(6)引资方式：重新整合、利用民企的闲置厂房和土地资源正成为宁波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宁波民营经济发展快、竞争力强，借助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机制和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可以提升产业层次，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而民企的不断壮大，产品、市场的不断成熟和稳固，也可以吸引境外企业与民企合资合作，这是“双赢”。
二、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苏州的比较
(一)总量比较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总量上与苏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03年宁波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7．3亿美元，虽然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排名第五，但与排名第一的苏州的68．05亿美元相比，差距达近51亿美元之大。1998年到2003年6年苏州累计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616．9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232．22亿美元，而宁波这两项指标则分别只有96．5亿美元和53．55亿美元，不及苏州2003年一年的合同及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可以看出与苏州相比，不管是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宁波总量偏低。
(二)外商直接投资构成、投向比较
无论是苏州还是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主，欧美国家为辅。以2003年为例，在两地投资处于前十位的国家或地区，有七个国家或地区相同，说明两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结构单一，外商直接投资来源过度集中。同时宁波和苏州的外商直接投资投向也较为一致，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幅射影响、带动力比较
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贡献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缓解两地建设资金短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增强国际经济的参与能力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宁波与苏州相比，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宁波市经济的贡献度还不高，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还不大。一在涉外税收占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上，1997年以前，两地比重差不多，但1997年以后，无论是在绝对值上还是在比重上，苏州都高于宁波。二在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上，宁波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5％左右，2003年也只是17．17％，而苏州这几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在45％左右，说明宁波投资增长中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明显不如苏州。三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比莺上，宁波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比重偏低，长期徘徊在30％左右，而苏州外商投资企业自营出口占全市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的比重从1996年开始就达到60％以上，2003年更是达到86．3％。这说明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外贸的拉动作用也明显不如苏州。四在三资企业从业人数上，从三资企业从业人员在城镇从业人数中的比重来看，宁波和苏州两地的比重差不多，近几年都在40％左右，这说明两地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就业的作用都差不多。
三、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的困难
宁波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落后，这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认识不够高
对利用外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全局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政策措施不力。长期以来，宁波对利用外资的作用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解决建设资金不足这一点上，而对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出口创汇和产业创新等方面的认识不足。不仅领导重视程度明显偏弱，而且支持、鼓励利用外资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少，与周边省市相比，往往落后一个节拍。
(二)配套条件不够强
宁波生产力布局比较分散，生产要素积聚程度较低。外资项目，特别是一些大项目的进入，一般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当地有没有大量的可用人才，信息是否灵通，企业配套资金能否保证，相关行业是否发达，市场潜力和辐射能力有多大等等生产要素供给方面的问题。而宁波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工业布局呈现“低、小、散”的状况，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地区布局分散。1988年财政体制改革后，浙江实行了“省管县”的财政体制。这种体制虽可调动各县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加剧了生产力布局的分散局面，各县(市)产业结构雷同、低层次竞争，不利十生产要素集聚。加上全省城市化进程慢，小城镇数量过多、布局分散、规模偏小。如2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广东有31个，山东有27个，江苏有22个，浙江仅有8个。这样，必然造成浙江工业企业布局重复雷同、生产配套半径过大、生产成本过高，不利于质量的控制和要素的集聚，一些大型外商投资项目难以落户。
(三)工作体制不够顺
宁波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翼，包含在上海经济圈范围内，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做好接轨上海的文章。全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工作机构不够稳定，专业招商队伍力量不足；管理体制不够统一，项目管理、招商工作、外企管理都比较分散；招商水平还不高，招商引资的成本较高，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招商网络不够健全，招商方法不够灵活，大项目批准难，公关手段少，变通方法少。
(四)投资环境不够优
有关政策的科学性不够，透明度、稳定性不高，可操作性不强，政策编纂不及时，优惠政策承诺随意性过大；法律制度还难以满足外商对投资保障的心理要求，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监督不力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外商的税外乱收费现象仍时有发生，涉及外商的经济纠纷发生频繁，外商投诉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多。
在服务机构建设上，除宁波开发区、保税区外，其他各县(市)区、各级开发区都没有建立完整的投资服务机构，市里虽然成立了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但服务、协调的制约很大。各地重招商、轻服务，不能为外商提供咨询、注册、建设、经营全过程、全方位专家式服务。服务工作不够深，服务效率不够高。
(五)舆论宣传效果不够明显
与沿海其它省市相比，广东的招商重点为港澳，福建为台湾，上海为欧美大公司，江苏为新加坡，山东为日本、韩国，目标均比较明确。而宁波始终没有在招商的重点国别上有明确的定位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部分招商队伍走马观花，打一枪换个地方，钱花了不少，效果却寥寥。在招商项目准备方面，宣传资料十分简单，引不起外商的注意；项目资料也难以集中。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和部门协调等方面的原因，符合浙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导向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库，喊了多年始终没有建立和完善起来。国家级新闻媒体对宁波的宣传力度与大连、青岛、苏州等城市比相去甚远，宁波主要媒体很少有外语节目或宣传国外先进技术信息的专门栏目。
四、宁波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宽领域有重点地利用国际资本。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投向传统农业改造、生态农业、绿色食品、农产品加工、水产品养殖加工等特色农业领域；重点吸引外商资金投向电子信息、现代医药、石化、纺织、服装等五大标志性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先进装备制造、新型金属材料及制品、造纸业及纸制品、家用电器及设备、食品arms0造等六大成长性产业；抓住我国开放服务业的契机，加大科研服务、管理咨询、工业设计、现代物流、金融租赁、教育培训、文化传媒等现代生产型服务业和房地产、医疗保健、休闲旅游等新兴服务产业领域的引资力度。
(二)做好跨国大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作。目前宁波的企业建设中，港澳台中小企业存量投资已经很大，今后引进国际资本的重点应放在跨国大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上，争取更多国家的大公司、大集团来投资设厂，并促进已投资跨国公司积极增资扩股。要制定更为完善合理的激励政策，促进国外高技术企业来投资，以提升宁波的工业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优势。
(三)加快引进国外先进适用技术。政府应提供优惠政策，加快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能够提供关键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减税和利息补贴支持，加速折旧，优先提供政府采购项目合同等，来鼓励国外大公司、大集团转让先进技术。通过实施企业R&D退税补贴，提高财政科技投资支出比重，优先提供土地、建筑、运输、电力等政策措施，鼓励国外大公司、大集团在宁波设立R&D机构或基地。
第15篇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投资领域 投资环境 投资贡献
一、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一)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1980年兴办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起，目前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统计，截止2004年底，宁波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9153个，总投资371．60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2l1．8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99．6亿美元。外商投资成为宁波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二)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投资规模：外商实际投资稳步增长，尤其是2000年开始，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新一轮大发展的态势。大项目投资又有新突破，2004年l—9月份新批投资总额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117项。(2)投资方式：已由中外合资经营为主转向以外商独资经营为主。2003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合资项目520个，合作项目14个，外商独资项目达到674个。(3)资金投向：外商投资行业集中度仍然较高，但产业结构有所优化。第二产业吸引了绝大多数的实际外资。200年宁波外商投资项目共1209个，其中第一、第二产业为1154个，第三产业为45个。与此同时，外商投资可持续发展理念日趋显现。(4)资金来源：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主，近两年，日本和韩国对华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增幅明显。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欧洲的德国、英国，北美的美国、加拿大等，增长较快。(5)地区分布：南北差距比较明显。鄞州、余姚、慈溪、北仑、镇海等县(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要大于南区的奉化、宁海、象山。(6)引资方式：重新整合、利用民企的闲置厂房和土地资源正成为宁波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宁波民营经济发展快、竞争力强，借助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机制和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可以提升产业层次，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而民企的不断壮大，产品、市场的不断成熟和稳固，也可以吸引境外企业与民企合资合作，这是“双赢”。
二、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苏州的比较
(一)总量比较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总量上与苏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03年宁波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7．3亿美元，虽然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排名第五，但与排名第一的苏州的68．05亿美元相比，差距达近51亿美元之大。1998年到2003年6年苏州累计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616．9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232．22亿美元，而宁波这两项指标则分别只有96．5亿美元和53．55亿美元，不及苏州2003年一年的合同及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可以看出与苏州相比，不管是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宁波总量偏低。
(二)外商直接投资构成、投向比较
无论是苏州还是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主，欧美国家为辅。以2003年为例，在两地投资处于前十位的国家或地区，有七个国家或地区相同，说明两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结构单一，外商直接投资来源过度集中。同时宁波和苏州的外商直接投资投向也较为一致，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幅射影响、带动力比较
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贡献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缓解两地建设资金短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增强国际经济的参与能力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宁波与苏州相比，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宁波市经济的贡献度还不高，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还不大。一在涉外税收占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上，1997年以前，两地比重差不多，但1997年以后，无论是在绝对值上还是在比重上，苏州都高于宁波。二在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上，宁波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5％左右，2003年也只是17．17％，而苏州这几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在45％左右，说明宁波投资增长中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明显不如苏州。三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比莺上，宁波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比重偏低，长期徘徊在30％左右，而苏州外商投资企业自营出口占全市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的比重从1996年开始就达到60％以上，2003年更是达到86．3％。这说明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外贸的拉动作用也明显不如苏州。四在三资企业从业人数上，从三资企业从业人员在城镇从业人数中的比重来看，宁波和苏州两地的比重差不多，近几年都在40％左右，这说明两地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就业的作用都差不多。
三、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的困难
宁波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落后，这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认识不够高
对利用外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全局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政策措施不力。长期以来，宁波对利用外资的作用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解决建设资金不足这一点上，而对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出口创汇和产业创新等方面的认识不足。不仅领导重视程度明显偏弱，而且支持、鼓励利用外资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少，与周边省市相比，往往落后一个节拍。
(二)配套条件不够强
宁波生产力布局比较分散，生产要素积聚程度较低。外资项目，特别是一些大项目的进入，一般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当地有没有大量的可用人才，信息是否灵通，企业配套资金能否保证，相关行业是否发达，市场潜力和辐射能力有多大等等生产要素供给方面的问题。而宁波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工业布局呈现“低、小、散”的状况，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地区布局分散。1988年财政体制改革后，浙江实行了“省管县”的财政体制。这种体制虽可调动各县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加剧了生产力布局的分散局面，各县(市)产业结构雷同、低层次竞争，不利十生产要素集聚。加上全省城市化进程慢，小城镇数量过多、布局分散、规模偏小。如2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广东有31个，山东有27个，江苏有22个，浙江仅有8个。这样，必然造成浙江工业企业布局重复雷同、生产配套半径过大、生产成本过高，不利于质量的控制和要素的集聚，一些大型外商投资项目难以落户。
(三)工作体制不够顺
宁波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翼，包含在上海经济圈范围内，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做好接轨上海的文章。全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工作机构不够稳定，专业招商队伍力量不足；管理体制不够统一，项目管理、招商工作、外企管理都比较分散；招商水平还不高，招商引资的成本较高，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招商网络不够健全，招商方法不够灵活，大项目批准难，公关手段少，变通方法少。
(四)投资环境不够优
有关政策的科学性不够，透明度、稳定性不高，可操作性不强，政策编纂不及时，优惠政策承诺随意性过大；法律制度还难以满足外商对投资保障的心理要求，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监督不力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外商的税外乱收费现象仍时有发生，涉及外商的经济纠纷发生频繁，外商投诉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多。
在服务机构建设上，除宁波开发区、保税区外，其他各县(市)区、各级开发区都没有建立完整的投资服务机构，市里虽然成立了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但服务、协调的制约很大。各地重招商、轻服务，不能为外商提供咨询、注册、建设、经营全过程、全方位专家式服务。服务工作不够深，服务效率不够高。
(五)舆论宣传效果不够明显
与沿海其它省市相比，广东的招商重点为港澳，福建为台湾，上海为欧美大公司，江苏为新加坡，山东为日本、韩国，目标均比较明确。而宁波始终没有在招商的重点国别上有明确的定位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部分招商队伍走马观花，打一枪换个地方，钱花了不少，效果却寥寥。在招商项目准备方面，宣传资料十分简单，引不起外商的注意；项目资料也难以集中。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和部门协调等方面的原因，符合浙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导向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库，喊了多年始终没有建立和完善起来。国家级新闻媒体对宁波的宣传力度与大连、青岛、苏州等城市比相去甚远，宁波主要媒体很少有外语节目或宣传国外先进技术信息的专门栏目
四、宁波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宽领域有重点地利用国际资本。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投向传统农业改造、生态农业、绿色食品、农产品加工、水产品养殖加工等特色农业领域；重点吸引外商资金投向电子信息、现代医药、石化、纺织、服装等五大标志性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先进装备制造、新型金属材料及制品、造纸业及纸制品、家用电器及设备、食品arms0造等六大成长性产业；抓住我国开放服务业的契机，加大科研服务、管理咨询、工业设计、现代物流、金融租赁、教育培训、文化传媒等现代生产型服务业和房地产、医疗保健、休闲旅游等新兴服务产业领域的引资力度。
(二)做好跨国大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作。目前宁波的企业建设中，港澳台中小企业存量投资已经很大，今后引进国际资本的重点应放在跨国大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上，争取更多国家的大公司、大集团来投资设厂，并促进已投资跨国公司积极增资扩股。要制定更为完善合理的激励政策，促进国外高技术企业来投资，以提升宁波的工业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优势。
(三)加快引进国外先进适用技术。政府应提供优惠政策，加快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能够提供关键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减税和利息补贴支持，加速折旧，优先提供政府采购项目合同等，来鼓励国外大公司、大集团转让先进技术。通过实施企业r&d退税补贴，提高财政科技投资支出比重，优先提供土地、建筑、运输、电力等政策措施，鼓励国外大公司、大集团在宁波设立r&d机构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