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饮食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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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红楼梦》 饮食文化 文化负载词 异化与归化

引言

近年来涉及到霍译本的译评著作文章较重要的有肖家燕、洪涛、李晶和赵朝永等人，对两种译本中具体译例的优劣得失都有所论析，如回目、人名、颜色、宗教等内容的翻译特色及误译、漏译的情况等。钱亚旭与纪墨芳于2011年发表《霍译本中物质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的定量研究》（红楼梦学刊），从定量的角度来分析其翻译策略；肖家燕于2009年发表《概念隐喻的英译翻译》，注重研究文化负载词的隐喻。但仍不足以一一反映其细部特征，对其细节部分分析以及成因的研究稍显不足。本文拟就从归化与异化的角度出发对杨宪益和霍克斯所译（以下简称杨译、霍译）《红楼梦》中的饮食文化负载词进行深入探讨，以期探索饮食文化负载词的有效翻译途径。

一、异化与归化的内涵

韦努蒂（Venuti）在1995年提出了两类翻译策略：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他把这两类策略的源头追溯到施莱尔马赫及其1813年发表的《论不同的翻译方法》一文。归化是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是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向作者拢。

二、《红楼梦》杨霍译本中饮食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比

1.杨霍译本的翻译策略。《红楼梦》杨霍译本的翻译策略，也是红译研究的热点之一。总的说来，杨译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基本上忠实于原文，强调把中国的文化原汁原味地传达给译语读者。而霍译本则向西方读者靠近，采取了归化于目的语读者的态度，其目的是期望译文更好的为西方读者接受。

2.杨霍译本的翻译策略在饮食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体现。

①千红一窟

杨译： Thousand Red Flowers in One Cavern

霍译： Maiden’s Tears

杨译似乎是中性，而霍译文中明显带悲。其实，这个茶名最后一个字与“哭”谐音，所以霍将它意译出来。“红”在中文里也表“女性、少女”之意，杨在这里用异化把“红”直译成“red”，不加注释易使西方读者误解为“鲜血”与“危险”。本文作者认为，杨宪益最好在第一次将“红”翻译成“red”时加注释说明中英对“红”的不同理解，这样才能让中国的这种文化慢慢融入西方世界。

②黄酒

杨译：Shaosing wine

霍译：Rice wine

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源于中国，且唯中国有之，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世界三大古酒。追溯历史，绍兴黄酒闻名古今。杨宪益将其译为“Shaosing wine”，是用“绍兴”这个地名来指代酒名，向外国读者展示此酒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霍克斯则将其译为通俗易懂的“rice wine”，读者一看即明其为何物，却感受不到任何文化底蕴。

③挂面

杨译：Noodles

霍译：Vermicelli

挂面是一种细若发丝、洁白光韧，并且耐存、耐煮的手工面食，有圆而细的，也有宽而扁的。中国人喜欢吃面食，尤其在北方。远在唐代，中国人就已经在食用这种“快餐”。杨宪益采用异化，将其译为“Noddles”，是为了传播中国挂面的独一无二；霍克斯采用归化，将其译为“Vermicelli”，在西方饮食文化中通常表示“意面、意粉”，于外国读者而言可减少阅读障碍，却无法呈现出中国文化特点。

三、杨霍译本不同翻译策略的影响因素

1.翻译目的不同。影响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翻译目的。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原则和过程。在翻译《红楼梦》饮食文化负载词时，杨氏夫妇是为了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饮食文化。因此，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注重保存原著的中国饮食文化特色，而霍克斯的翻译目的是为了满足普通英语读者的阅读需要，因此注重译本的可读性。

2.主流翻译理论与译者文化不同。杨氏夫妇受到严复所倡导的“信、达、雅”的翻译思想影响，同时习得汉语且受中国文化熏陶，将“信”，也就是对原文的忠实在第一位。在霍克斯所处的西方，受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Dynamic Equivalence）影响，且英语为母语，故翻译的目的是使目的语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做出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做出的反应达到最切近的自然对等。因此，我们在《红楼梦》霍译本中见到最多的是归化和意译的身影。

参考文献：

第2篇

关键词： 小说《红楼梦》菜名翻译策略翻译方法

一、引言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红楼梦》这部“文化百科全书”即被早期的译者节译，但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红楼梦》英文全译本的出现，《红楼梦》翻译的研究才轰轰烈烈地展开。《红楼梦》翻译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集中在语言的层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受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影响，研究者们开始从多个层面从文化的视角探讨《红楼梦》的文化翻译问题。目前，对《红楼梦》饮食名称翻译研究的论文或著作还比较少，我试图对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个全译本中菜名的翻译进行研究，以宏观的角度审视两位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

二、《红楼梦》菜名特点

《红楼梦》这部小说中涉及的名贵菜品、粥糕点心、名茶良饮，可以说是我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浓缩。作品中提及的美食多达57种，我将这57种食品按其命名方式分成两大类，即含有文化寓意的命名和不含文化寓意的命名。其中不含文化寓意，以食材直接命名的食品有36种，如“燕窝汤”、“莲叶羹”、“藕粉桂糖糕”、“鹅掌鸭信”等。含文化寓意的命名有21种，其中有包含中国风俗的命名，如“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寿桃”、“腊八粥”、“粽子”等；有包含中国地名的命名，如“六安茶”、“龙井茶”、“惠泉酒”、“绍兴酒”等；有包含中国典故的命名，如“金谷酒”、“屠苏酒”等；还有作者曹雪芹用“谐音寓意”手法而命名的“千红一窟”和“万艳同杯”。

三、《红楼梦》菜名英译研究

有学者研究得出，杨宪益在翻译作品中所含的中国文化信息时，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霍克斯对此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但是具体到《红楼梦》中饮食文化的翻译方面，却不能一概而论。霍克斯在饮食文化尤其是食品名称的翻译方面一反惯常的做法，明显地倾向于异化的策略，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饮食文化在全世界的地位，霍克斯在译本中想方设法通过自己的翻译使目的语读者领略中国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两位译者在翻译食品名称时的具体方法详见下列表格。

从以上表格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小说中出现的直接以食材命名的菜肴、酒茶和糕点名称，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译者总体的倾向是采用形式对等的策略，这种策略有利于原文本文化信息的传播。直接以食材命名的菜名全文有36个，杨译本中有34个采用了直译的方法，而霍克斯对其中的29个进行直译。《红楼梦》中涉及的菜名大部分包含现实中的食材，对于这部分的翻译，杨宪益没有采取音译法，而霍克斯将“小饺儿”和“枫露茶”音译为“tiny jiao-zi”和“Fung Loo”。两位译者在翻译的时候都有漏译的现象，如杨宪益没有翻译“炒芦蒿”，霍克斯没有翻译“风腌果子狸”和“杏仁茶”。也许是因为原著不同版本的问题，或者是译者自身的原因，或者译者考虑到他们毕竟是在翻译小说，太难理解的菜名会对读者的理解带来障碍，所以在不影响情节的情况下省略了个别菜名的翻译。杨宪益和霍克斯都将“面茶”译为“breakfast”，采取了功能对等的原则，虽然指出了小说中人物当时吃的是早饭，但是没有译出具体的名字，从小说的角度来看，似乎对情节没什么影响，但是无形中已经丢失了一部分饮食文化方面的信息。“面茶”作为中国的传统食品，深受老百姓喜爱，《红楼梦》中也多次提到，而此处译者将它译为“breakfast”似有不妥。

在研究过程中，我还发现，霍克斯作为有异域文化背景的译者，虽然对原作非常喜爱，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的了解并不是面面俱到的，这从他误译的几个菜名中可以反映出来：如“鹅掌鸭信”，霍克斯将其翻译为“goose-foot preserve”，其实，“鹅掌鸭信”就是鹅掌和鸭舌头，霍克斯在翻译中没有译出鸭舌头。再如“藕粉桂糖糕”，霍克斯将其翻译为“marzipan cakes made of ground lotus-root and sugared cassia-flowers”。“藕粉桂糖糕”是江南美点之一，它的原材料是藕粉和糖桂花。但是霍克斯译文中的“cassia”和此道点心中的“桂糖”并不是同一物质。“cassia”的英文释义是：“It is a shrub genus in the bean family，the seed and skin of the tree can be used as flavoring.”可见与cassia对应的物质是肉桂。显然，霍克斯将桂花和肉桂混为一谈了。杨译中的“sweet osmanthus”英文释义是为“sweet osmanthus is native to china especially in southern china（Guizhou，Sichuan，Yunnan）.It is also the‘city flower’ of Hangzhou，China.This is specialty of China.” 可见，“sweet osmanthus”与源语文本中的桂糖是同一物质。

对于含有文化信息的菜名的翻译，杨译较多采用直译和音译的方法，总体来说，杨译还是采取异化的策略。霍译的21个含文化信息的菜名中，除去漏译的1个菜名之外，有10个采取的意译，另外10个分别采取了直译和音译的方法。很多研究者认为，霍克斯在翻译文化信息的时候，很明显倾向于归化的策略，但是对于菜名中所含文化信息的翻译，霍克斯并没有明显的归化倾向。对于小说中出现的茶和酒的翻译，杨宪益和霍克斯均倾向于异化的策略。比如有些名茶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对应词，形成翻译上的词汇空缺。对此，杨氏译本多采用音译加注法。通过加注，便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茶文化。霍克斯也采取了音译加注或者直译的方法，使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在翻译“六安茶”时，两位译者都采取了音译的方法，但是杨宪益翻译为“Liuan tea”，而霍克斯翻译为“Lu-an tea”，查阅史料便可明白，霍克斯的音译是正确的，这也显示了霍克斯异化策略的体现，更体现了他严谨的态度。在翻译“女儿茶”时，杨宪益用音译加注的方法，而霍克斯采取了意译“herbal tea-wutong-tips”，比较而言，杨宪益的方法在传播文化方面更胜一筹。小说中出现的两个“谐音寓意”——茶名“千红一窟”和酒名“万艳同悲”是非常难翻译的，曹雪芹的这一创作手法是整个小说中的一大特点，但是谐音的翻译是非常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译的，但是“谐音寓意”在小说中表达的效果可以通过功能对等的方式在译文中体现出来。杨宪益对这两个名称的翻译，都是采用直译的手法，而霍克斯则采用了动态对等的原则，虽然这似乎不利于传播中国文化，但是若细细品味，就能发现他的翻译更接近于原作的寓意。翻译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他这样的“妥协”，却收到了与原作寓意近似的效果。如 “千红一窟”隐含那些年轻女子悲惨的命运，霍克斯翻译为“Maiden’s Tears”，蕴含意义尽现；“万艳同悲”也是隐喻那些年轻女子悲惨的命运，霍克斯翻译为译为“Lachrymae Rerum”，虽然表面看与源文本相去甚远，可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译文的绝妙之处。“Lachrymae Rerum”，意为“万物之泪”，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长诗《埃涅阿斯记》，“万物之泪” 与“万艳同悲”的深层含义是一致的，通过“眼泪”这样的液体与原文的“万艳同杯”之酒保持了紧密的关联性，西方读者通过这样的关联，很快便会明白作者在此处用虚拟的酒表达的意思。在含有文化信息的菜名中，杨宪益把“六安茶”翻译为“Liuan tea”显然是不恰当的。在此类菜名中，霍克斯却没有误译，但不知是何原因，他没有翻译出“金谷酒”。

综上所述，在菜名的翻译中，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译者均倾向于异化的策略，尽力保留源语文本中的文化信息。为何两位译者能有相同的策略倾向，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首先，在《红楼梦》的很多菜名中，食材都是现实中的物质，食材属于物质文化，由于中英两个民族都生活在同一物质世界里，两种文化的共通在翻译上的表现是选词造句上的“偶合”现象。这使得菜名的翻译可以最大限度地把使用异化的策略。其次，任何一部译作，都是服务于翻译的目的的。虽然霍克斯有着西方文化的背景，但他在翻译《红楼梦》时坦言特别喜欢这部小说，所以他翻译这部小说，希望给西方读者带给愉悦的感受，就像他自己在读《红楼梦》时感受到的一样。他当然想把小说的原貌展示给目的语读者，只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读者在理解方面障碍太大时，他才采取归化的策略，至少在翻译菜名时他采用的是这样的处理方法。

四、结语

针对《红楼梦》中直接以食材命名的36种食品名称，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译者均采用异化的策略，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对于含有文化寓意的21种食品命名，两位译者也都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们主要使用直译、音译、音译加注、意译等方法，各种方法的灵活使用，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语文本的信息。研究两位译者的翻译，可以给我们今天的菜名翻译带来一些启示：首先，菜名中的文化信息不能舍弃，应当想方设法保留。翻译时具体可以采用直译、音译、音译加注等方法还可以借助于图片视频等非语言媒介。其次，不仅在饮食文化，而且在其他的文化翻译方面，异化都应该是首先选择的策略。

参考文献：

［1］白靖宇.文化与翻译［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3篇

关键词：创意元素；创意与文学资源产业化的关系；创意人才的培养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252-01

文化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是21世纪国家软实力竞争的制高点。我国虽然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的文化历史，文学资源也是卷帙浩繁，但目前对文化尤其是对文学资源的开发不足，要想更好的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充分重视创意元素在文学资源产业化中的作用。

一、何为创意

创意是文学资源产业化过程中首要和核心问题。创意本身就是一个广为应用、极为复杂、富有多义性、不断变化、甚至满是矛盾的概念，几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把那种特殊的、原创性和创意性的理念和技能称之为创意。真正的创意是灵感和常规的、自觉的和人为的表达符号整合成的富有创造的理念，这个整合过程是难以言说的，关乎到人的原创力，甚至有神授之感。同样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阐释。

创意需要促使其迸发、转化的合适的社会土壤。所以，保护和尊重个人创造力，提供促使创意产生的宽松、自由的环境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欧美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有很详细的法律条文规定和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共识，这是其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重要缘由之一，所以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有效的制度设计都对创意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和决定性作用，这对于我国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二、创意元素在文学资源产业化中的核心地位

目前创意元素在文化产业的行业涉及领域广泛，主要体现在广告、音乐、图书出版、旅游产品等行业。创意元素的广泛运用使得文化产业取得更大的成功，所以我们也要重视创意元素在文学资源产业化的核心地位。

文学资源尤其需要创意元素来发展文化产业，比如通过创意，文学名著《红楼梦》的文化产业开发的比较成功而典型，形成的产业链最长，产生的经济效益多大。在这些创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06年红楼梦中人的海选活动.这个创意，以文化的名义，红极一时的“超女”的形式，借助互联网，电视，广告等优势，将触角伸向全球，提高了活动的人气，整个活动采用由商家冠名，电视直播，短信投票等商业化运作方式，使得《红楼梦》未拍先火。还有其他的创意使得《红楼梦》这一宝贵文学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比如说红楼旅游和解读红楼一系列书籍的出版，红楼饮食文化节，红楼十二金钗模仿秀，红楼年度绘画比赛，甚至是红楼礼品店，红楼酒厂等。近几年，《红楼梦》在网络游戏，动漫，旅游路线等方面也有创意成功的案例。

对于创意元素，我们不仅仅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而且要有创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化文学资源不再为中国文化产业所独有，国际化的生产方式使得文化资源成为公共资源，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危机感。美国迪斯尼公司利用中国文学素材拍摄动画大片《花木兰》。其中许多场景运用了中国元素，整个影片中都在体现浓郁的中国风味。如写意朦胧的泼墨山水画风格改写了西方惯用写实的油画表现效果，这在迪士尼的动画电影中前所未有的。这一创意，为美国在全球抢走3亿432万美元票房。这些都不得不令我们反思，中国不缺乏文化资源，不缺乏设计师，但缺乏有创新意识的人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创意元素在中国文化产业中的核心作用。

三、创意人才的培养

在文化产业中,文化是土壤,创意是种子,产业是果实。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很少自主拥有核心技术,未能将中国博大精神的传统文化充分的利用起来,在文化创意产品制作上缺乏想象力,所以制作出来的产品往往雷同性高,无法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我们要培养全民的创新意识。从思想意识方面鼓励群众多创新，多点子，少模仿。其次，注重培养创意专业人才。不仅需要创意产业链上游的设计人才、创意策划人、建筑师等，而且需要创意产业链下游的管理人员与市场营销人员。这里可以借鉴美英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有关部门和机构推出或筹备创意人才培训项目，培养一批有创新思维、善于运用先进技术、能够设计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原创作品的创意人才。

面对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转移及“中国设计”时代的来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更应该重视设计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等体系的构建。霍金斯认为“创意经济的基础是那些使用自己的想像力、梦想和幻想的人。

总的来说，创意是整个文化产业的灵魂和生命，只有好的创意才能更好的将文学资源转变成经济效益，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完善。

第4篇

关键词：味；味论；内涵

一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系中，有着一些耐人寻味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如，谈论饮食文化时，每每将中国誉为“烹饪王国”；而谈论到文学作品之时，又常常将中国喻为“诗的王国”。两个王国，一个是维系人生存需要的必需品，一个是维系人精神需要的必需品；一个平凡，一个高贵，看似泾渭分明。然而“泾水”和“渭水”在中国文化中汇合到了一处，味论就是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

不能否认中国古代饮食文化是孕育、产生和形成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深厚土壤。从中国古代烹饪方法注重宏观把握的特点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思维方法模糊性、体悟性、整体性的特征，从而造就一种内向型的心态。这种心态不大关心外在物质世界的构成形式，对外在世界的把握，往往凭借自己主观的感觉，甚至是了然于心不能了然于口的自我领悟，这就是中国古人的直觉感悟式的思维方式。反过来，这样的思维方式又影响了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的传统，既以人为出发点，也以人为终结点。”在儒家看来，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不断的互动。人把客观对象人化(对自然界而言)或类化(对社会中的他人而言)，他自身的自然也开始人化，他的创造性本质在改造对象的实践中得到确证，其人性和人格都得到升华。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以“味”论乐，一方面强调乐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指出主体需要有品味的能力。因此，儒家十分看重人的实践活动形成的生命意识。道家的“道”虽惟恍惟惚，但它早已嵌入“人”中，其目的是让人由“内圣”达到“外王”。老子“味无味”的观点，将其中一个“味”作为品味、体味、玩味的动词形式使用，强调了味的主体性、主观性的一面，启示人去追求和体验一种不受任何局限和束缚的、绝对自由的美感，同样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

另一方面沿着伦理政治一体化的方向建构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化，是以“礼”为中心的文化形态。据考证中国古代的礼制是始于饮食的。《礼记·礼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中国是一个十分讲究饮食文化的国度，将饮食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从而设置了一系列的饮食规范、仪式、制度。饮食与礼结合起来，从而使饮食不仅具有了文化意味，同时也具有伦理道德的意味。

二

味论的出现与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源于味觉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对“美”字的训释中凝聚着以味为美思想。“美”字在创轫之初的原始意义，只指味道的美，亦即好吃。《说文》：“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义。”后来的徐铉对这条注释又有一个补充：“羊大则美。”这就是说，许慎认为“美”是个会意字，古人觉得羊肉最好吃，尤其是大羊的肉，故将“羊大”二字合而为一来表示味道的甘美。日本著名中国学学者笠原仲二根据许氏的说法得出结论：“中国人最原初的美意识，就起源于‘肥羊肉的味甘’这种古代人们的味的感受性。”以至在美的观念成熟之后，中国人一直未忘记“味”这个产生美的母体，人们说起美听与美视，也往往与美味相提并论。美味与美视、美听的联系，绝不是某个人发挥创造性联想的结果，而是“美”字的原始意义在人们审美观念中的自然留存。

中国人一开始有意识地感受和欣赏艺术，就是与舌头对美味的感觉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音乐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艺术形式，先秦人对乐歌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那就是“中和之美”。《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荀子·王制》：“中和者，听之绳也”。所谓“和”，是具有味道上和声音上双重意义的一个词，它既指味道的调和，又指声音的谐调。

要说到文学欣赏，中国人对文学这种语言艺术的自觉认识有一段漫长的历史，它大体上经历了由口头言辞到一般的文章典籍，最后才到纯粹的文学作品这样一个逐渐收缩的过程。尽管人们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而出现过许多不同的评价概念，但“味”的评价却像一条线贯穿始终。《左传·昭公十一年》：“币重而言甘，诱我也”。《国语·晋语》：“人有甘言”。所谓“甘言”，亦即今天我们所说的“甜言蜜语”，它虽然是个贬义词，然以“甘”说“言”，亦是味道的角度。《易传·系辞上》有两句流传很广的话：“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其臭如兰。”谓同心之^所说的话，品起来有如兰草之芳香，更是以味来说“言”了。

三

春秋之后，随着书面著述的篇籍典册的增多，人们也就从以味论言转到以味论文。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说文》：“牛马曰刍，犬豕曰豢”。孟子以家畜肉的美味来说圣人经典中的义理对人心的怡悦，这也就是后人所谓“切理餍心”和“脍炙人口”等语之所出。因为圣人的义理对人来说是一种美味，人心对道理的体会如同对美味的品尝。即便不是圣人的经书，而是一般的文章典籍，凡能使人优游涵濡者，人们亦以“味”言之。王充《论衡·别通篇》：“空器在厨，金银涂饰，其中无物益于饥，人不顾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飨之。古贤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读观有益，非徒膳食有补也。”他把古人的一切美文都比作“肴膳甘醢”，可视作是对孟子的比喻范围的一种扩大。

魏晋以后，玄学兴起，人们追求形上之理，耽于玄想之趣，在对玄理的捉摸中求得精神的满足。发言议论，亦以耐人寻味为尚，故以“味”论文意、论赏文的风气中就更加普遍。最早以“味”论诗文的是东晋人夏侯湛。他在287年作的《张平子碑》中说：“《二京》、《南都》，所以赞美畿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欤!”当时“昧”这个概念中，已经包含着我们现在所说的纯文学性的审美感受在内。不过，因为汉代的经学和魏晋以来的玄学的影响，从“味”字的大量用例来看，它多指义理上的蕴藉而少指情趣上的隽永。

迨至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颇多以“味”论文。表面上看，他的“味”，也是义理与情趣兼而有之，但他却把作品的有味一概看作是调动了文学手段的结果。换言之，在他看来，理论著作之所以也能有味，并不在于其中所阐述的义理本身，而在于作者的表现手法。经典之所以有味，在于其在文体上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义远。”自然、单纯的文学手法，并不是造成作品滋味的全部条件。刘勰大量用“味”表述其美学思想，并赋予“味”多重含义。比如他在《情采》篇中，批评“为情而造闻”的诗文“繁采寡味，味之必厌”，从这两句话，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对味起决定作用的内容，并不是玄学清谈家那样的“理”，而是“情”。而《明诗》篇称赞“张衡怨篇，清典可味”，“味之”、“可味”是一种审美的精神感受，也是评价诗文的一项艺术标准，这是“味”的一重含义。在《体性》篇中，将司马相如的骄傲夸诞与扬雄的性情沉静相比较，批评长卿浮侈溢美的文章，而赞扬“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味深”较“可味”意思更进一层。其《宗经》篇则提出根深叶茂、辞约旨丰、事近喻远的诗文“余味日新”，赋予了“味”另一重含义，就是文学艺术应有持久的艺术魅力。除以上所提到的“寡味”、“可味”、“味深”、“余味”外，在《文心雕龙》中刘勰还使用“遗味”、“滋味”、“辞味”、“义味”、“风味”等多种概念，用词不同，自然含义各异。虽然刘勰主要还是强调作品的内容，但从刘勰赋予“味”以审美体验、审美魅力、审美情趣、审美风格多种含义，说明“味”所具有内涵的开始扩展，同时反映了齐梁时代人们衡文的角度的改变和文学意识的增强。几乎与刘勰同一时代另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钟嵘的理论则完全集中在“滋味说”，其理论是诗味论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在他看来，诗中的义理不仅不能造成“滋味”，而且适使诗歌“寡昧”。钟嵘按照诗中蕴含滋味的深浅，将诗分为上、中、下三品，即使是一品的诗人的诗歌成就也不尽相同。“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这是钟嵘对“滋味”的内涵最完美的概括。由此可见，钟嵘的“滋味”可分文、质两个层面：文是指有文采，就形式而言。在钟嵘看来，五言诗之“有滋味”，因为这种体裁“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质是指风力，就内容而言。这里的诗歌内容已不是儒家文艺学所理解的“事君事父”的伦理内容，而是被春风秋月、暑雨祈寒和“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那样的情景所感荡，或充满凄怨的丰富感情生活的内容。钟嵘提出要“体被文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到了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钟嵘批评“理过其辞”、“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淡乎寡昧”；“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纳，殆同书钞”的事类体缺乏“自然英旨”；而“巧辨宫商”，使文多拘忌的永明体有伤诗之“真美”。“滋味”这一审美境界，是诗人在生活感受中通过直觉形态的灵感“直寻”获致的。由此可见。钟嵘对“味”的探求比起刘勰更深入文学的本质，更干脆地排斥了义理的内容，使它成了一个单纯而明确的文学审美概念，进一步提升了“味”的内涵。六朝之后，“味”也就成了专门评价诗歌等纯文学作品的标准。

唐代司空图再一次的将“味”作为诗歌艺术的精髓，但司空图所说的“味”又不同于钟嵘的“滋味”，是一种“味外味”，一种更为内在，更加难以宣言和指称的“味”。他是这样说的：“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蓄、温雅，皆在其中矣……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要知“味外味”需经过三个层次：首先，对某种具体的味的感知，恰如饮食中的酸味、咸味一样；第二层次是对调和各种具体的味而形成的“醇美”之味的体悟，它超越各种味之上；最高一层是在外在生理感受的基础上，深入到人类诗化深沉的内在精神领域，主体心灵与天地并生，与万物齐一，即品味人生真谛，领悟自然的奥秘，乃至用整个心怀去感受世界，此为味的极致。

“味外味”，前一个味是后一个味的铺垫和基础，它是不可或缺的，但只有后一个味才能真正地深入诗心，接近诗歌主旨。前一个味具体可感，后一个味需要人们高度的想象力，具有虚空、无边无际的特点。具体可感的东西描绘多了，或者太细碎了，给人的感觉太粘滞，那么想象的空间不会大，也就影响到后一个味的体味。司空图论诗主要从味的两个层面论诗，除了具体可感的、容易体会到的味道之外，还有隐藏在这种“味”之后的更深层的味，主要突出后一个味，这完全不同于钟嵘的从文质两个层面论诗。司空图把诗的“味”提高到更深层次，有“意味性”地和主体发生联系。钟嵘虽然也提到了诗化的“味”，但主观灵性这种深层的开挖远未及司空图，他只是从咀嚼回味所感到的诗的味道的香醇来评判诗的质量。司空图的“味外味”吸收了先秦及魏晋的“言不尽意”、“意在言外”命题的哲学滋养，以及前代关于境、象理论的研究成果，使“味”这一审美概念得以更为深入的探讨。

受司空图“味外味”理论的影响，唐宋以后对诗味的追求开始向淡味、真味、余味发展。对淡味推崇的有宋代苏轼“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清代查为仁“诗似澹而弥永”。对淡的追求可以看作是将老子“味无味”思想发扬光大，反对矫情与虚情，人们往往希望在平淡中求得真味，因此真味的价值也得到众多名家的追捧。宋代欧阳修称赞梅饶臣的诗：“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愚精新，心意虽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严羽曰：“读《骚》之久，方识真味”；清代王仕祯在与诗友谈诗时也说到“若学陶、韦、柳等诗，则当于平淡中求真味。初看未见，愈久不忘”。李贽把诗味、诗美与“真”联系起来，在《李氏焚书杂说》他明确指出那些单纯讲究偶对、结构、法度的作品不可能产生诗味(美感)，他还强调指出：“岂其似真非真，所以人人心者不深耶!”“真味”说可以说是对味论的又一重大发展。而余味更是在淡味、真味的基础上寻求一种对“味”的超越，因而得到更多人的青睐。早在晋代的陆机就在《文赋》中谈到：“缺大羹之遗味”的文章不是好文章。宋代余味说与此观点一脉相承，表达了人们对淡而有味的文学理想的向往。姜夔“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朱熹“叔通之诗，不为雕刻纂组之工，而其平易从容不费力处乃有余味”；清代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回批》说到：“文章必有余味未尽才可谓高妙”。淡味、真味、余味是“味”模糊的文本意义的进一步演绎，虽强调重点不尽相同，实质上都是更为深入的开拓了味的内涵。

除对味的自身内涵的延伸和扩大外，还出现了将味与其它概念范畴相联系。从宋代开始，“意”与“味”开始被连接为一个词来使用，《伊川先生语》云：“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张戒《岁寒堂诗话》云：“大抵句中若无意味，譬之山无云烟，春无草树，岂复可观?”可见宋人对“意味”一词的理解和使用与现代汉语已没有什么区别。到了清代，联系的概念范畴更为广泛，出现“趣味”、“神味”等与味相关的词组。沈德潜《说诗啐语》曰：“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刘体仁《七颂唐词绎》云：“盖非不欲胜前人，而中实枵然，取给而已，于神味处全未梦见。”沈昌直更为直接说：“乃有一种若隐若现之旨趣，悠然以长，穆然以远，津津焉流连于齿颊间，足以耐人咀嚼，使之历久不得忘者，此则刘彦和所谓‘馀味曲包’者也。味与神相去，实希微之间，故或有以神味并称者。”可以得知，古人已经看到“味”与“意”、“趣”、“神”之间的相通之处和细微差别，概念的叠和更能扩展原有概念的内涵，彼此之间互释、互补，使“味”的更具有理论张力和弹性，不仅“味”中有“意”、“趣”和“神”，“意”、“趣”和“神”中也别有一番“味”。

第5篇

当我将《红楼梦》称之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首席经典时，不仅意指这部小说与《山海经》神话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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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将《红楼梦》称之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首席经典时，不仅意指这部小说与《山海经》神话在人文渊源上的承接，也同时指明了此作之于整个汉语写作在审美上的历史地标地位。倘若要以一个简要的比喻来描述《红楼梦》的这种经典意味的话，那就是这部小说同时具备了宋人《清明上河图》的熙熙攘攘和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空灵境界。很难想象张择端在勾画尘世景观的同时，会陡生《富春山居图》那样的宁静致远。也很难假设黄公望积毕生修为向世人献上那幅《富春山居图》之际，会流连忘返于《清明上河图》里的日常人生。但这两种不可能却在《红楼梦》里被天衣无缝地编织到一起，交汇出一派由灵、梦、情结构而成的苍茫浑朴的大千世界。

一位友人曾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阅读《红楼梦》。诚哉斯言。

这种幸运的一个潜在前提在于，汉语文学之于拼音语系的不可传译。这是一种文学的宿命。不管世人做出什么样的努力，《红楼梦》不可能被翻译成拼音文字而不丧失其原来的韵味，其困顿亦如莎士比亚戏剧也不可能原汁原味地翻译成汉语读物。

但是，假如能够换一个观察角度的话，又可以发现另一个潜在的幸运前提：这部不可被传阅的旷世之作，与西方文艺复兴的几部文学经典，有着天然的对称性。那样的对称性既是人文的又是审美的。且不论这样的对称性是基于人性的同一性还是人类文化的共通性，奇妙的是，这部汉语文学经典与那几部西方文艺复兴文学经典之间，竟然有着天然的对应，或者说同构。这里指的是，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以及莎剧其他经典人物。 《红楼梦》与《神曲》的叙事结构

叙事作品的阅读分两个层次，一者是读故事，亦即读作品写什么;一者是读叙事，亦即读作品的故事是怎么写成的。就叙事阅读而言，可以发现《红楼梦》与但丁的《神曲》在叙事结构上有着惊人的对称性。《红楼梦》的叙事结构是由灵、梦、情三个层面组成的。灵者，源自女娲补天的顽石;梦者，警幻仙姑与太虚幻境界;情者，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者之间那段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情感纠葛。同样，《神曲》在叙事上也是三重结构方式：地狱、炼狱、天堂。地狱是漏斗状的，炼狱是金字塔状的，天堂是圆融而模糊的。

《红楼梦》里，灵的起源是神话，神话是混沌的无法细究的，这与但丁的天堂想象异曲同工：天堂是浑浑然的，无法描述的。将顽石携入红尘的是和尚道士，把但丁引入地狱的是一位早已作古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饶有意味的是，但丁在地狱的第一层里置放了古希腊诸多文化创造者，理由是他们属于未受洗的一群。第二层则是诸多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的爱情女主人公。按照但丁的宗教观念，爱情似乎是罪孽的。然而，当但丁被引领到天堂去的时候，那位导引者却是他挚爱的贝娅特丽丝。

从两部作品的叙事结构上可以看出，两位作者在爱情观念上迥异其趣。《红楼梦》可说是一以贯之的女神、女性至上以及爱情至上;灵界的神明是女娲，梦境的引领是警幻仙姑，情爱主角是草木人儿林黛玉;褒扬颂赞，一目了然。而但丁却一面把他人的爱情打入地狱，一面又让自己的心上人将他牵引去天堂。《红楼梦》犹如一曲爱情礼赞，而《神曲》却在排除了人间情爱的同时，悄悄地为自己保留了爱的一席之地。这可真用得上雨果《悲惨世界》里德纳弟的一句台词：真自私。

但丁的这种矛盾心态，也同样体现在了整个《神曲》的叙事对象上：不是选择当下的尘世，而是择取了历史故事或者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叙事文学的叙事对象，大致上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当下的，一类是历史的，或者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叫作是现成在手的。当下的人间是鲜活的，而历史的现成在手的叙事对象，则是被语言文字所停格了的。

《红楼梦》所聚焦的叙事对象是当下的人生、当下的生活、当下的世界;《神曲》所关注的是被文字所现成化了的历史和人物，从而以审判的方式而不是描述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宗教立场和审美情趣。从《红楼梦》灵、梦、情的叙事结构里，读者可以感觉到作者的悲悯。而《神曲》的地狱、炼狱、天堂的叙事结构，却充满着一种审判的严厉。除了女神般的贝娅特丽丝，整个叙事仿佛耶和华的某种宣示一般。不管但丁如何伟大，倘若那样的伟大没有薄伽丘的《十日谈》作补充，那么总会让人产生疑问：地狱里的情形真的是那样的么？

据说，博尔赫斯将《神曲》读了七遍，对照着意大利语、拉丁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倘若博尔赫斯也能将《红楼梦》读上七遍，我一定乐意如数阅读《神曲》，哪怕只能读中译，也奉陪。语言的屏障，任是谁也无法突破。博尔赫斯读不了汉语经典《红楼梦》，我也读不了原汁原味的《神曲》。且不说其他，仅维吉尔用拉丁语写成的诗歌就无法消受。而读不了维吉尔诗歌，又怎能明白但丁何以将他作为进入地狱的引领者呢？《红楼梦》里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纯属虚构，而维吉尔却真有其人。但丁给汉语读者出了个难题，一如《红楼梦》可能会成为西方拼音文字世界的永恒谜语。

当然，不管怎么说，《神曲》毕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启明星。此作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绘画共同标记着一个新的人文纪元的来临。 贾宝玉与杜西尼娅

《红楼梦》里有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贾宝玉听了刘姥姥杜撰的一个村姑故事之后，难以释怀，一直惦记着那个村姑，以致被周围的姐妹们嘲笑痴心过度。俗话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恰好就是从假设起步的。倘若假设贾宝玉对村姑的思念，上升为一种幻觉从而将那个子虚乌有的村姑想象成了心目中的女神，那么该村姑就成了塞万提斯笔下的杜西尼娅，而贾宝玉也就相应地变成了《唐・吉诃德》里的那位骑士主角。由此可见，文学叙事的编码其实并不复杂，就这么简单。

当然，这两部小说在叙事结构上截然不同。相比于《红楼梦》重重叠叠的结构方式，《唐・吉诃德》却是平铺直叙得不行，恍如一个悠长的长镜头，一路跟拍到底。《红楼梦》犹如崇山峻岭，《唐・吉诃德》则好比一条大河，人物走到哪里，河水就流到哪里。不管河边的景观如何不同，河水的流动始终如一。《西游记》里的主角是师徒四个，假如不算那匹小白马的话。有趣的是，《唐・吉诃德》的主要人物也是四个，假如算上那匹叫作罗西南特的瘦马的话。老骑士、桑丘・潘扎、瘦马罗西南特，还有一位是，读者。阅读《唐・吉诃德》，其实就是跟着那位老骑士去旅游。

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被西方学者誉为第一部现代小说。其原因除了在叙事方式上打破了以往骑士小说的俗套之外，更重要的可能在于，其叙事对象选择了当下的人生，而不是既成的历史故事。当下的人生，在但丁的《神曲》里是被刻意淡化的，在《唐・吉诃德》里则是被全神贯注的。《唐・吉诃德》的当下性，不仅将骑士人物通过常人常识推到舞台中心，而且将古希腊的史诗传统以喜剧的方式把雄浑的历史转换成朴实的当下人生。《伊里亚特》里的海伦是整部史诗的激发点，而塞万提斯笔下的杜西尼娅却是唐・吉诃德骑士的异想天开。

但必须指出的是，唐・吉诃德对杜西尼娅的忠诚不渝，与贾宝玉对林黛玉的挚爱，完全同等。倘若将这两者互相置换，唐・吉诃德照样会为林黛玉赴汤蹈火，贾宝玉也同样会将杜西尼娅看作心中的太阳。这是一对难兄难弟，两个傻瓜男人。比起《神曲》里云遮雾障的但丁，他们的直截了当在于：除了心上人，什么都不认。相比《哈姆雷特》里的那位丹麦王子，他们只忠于爱情，不承担复仇之类的义务。但他们又不会像少年维特那样自杀，不是由于他们心智比较成熟，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像维特那么实在而迫切的占有欲，非要成为心上人的丈夫不可。所以《红楼梦》将这样的挚爱叫作。所谓，并非只是一厢情愿的意思，而更是意指在情感上精神上的忠贞不二，更是意指毫无占有欲的全身心倾慕。

塞万提斯撰写《唐・吉诃德》的初衷，在于讽刺中世纪泛滥成灾的骑士小说和骑士精神。这就好比后来的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起先是为了谴责出轨的女人。塞万提斯没有想到的是，唐・吉诃德到后来会演变成一个脍炙人口的英雄形象，以致这个人物的二十世纪现世版，亦即切・格瓦拉，成了风靡一时的超级偶像。这与其说是作为文学人物的唐・吉诃德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不如说是塞万提斯身后的世界，实在是变得太快了。正如从骑士时代过来的人们，会对骑士有一种不耐烦。然而，当那个时代完全消逝之后，人们日益习惯了以机器，乃至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文明之后，突然发现，那个逝去的时代原来很美好。当屠格涅夫将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比作人类天性的两个极端例子时，唐・吉诃德已经不是喜剧人物，而是人类天性的某种象征或者说某种隐喻了。

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怀旧，应该理解文学人物通常具有不以读者也不以作者意志为转移的审美魅力。当人们习惯于居住在森林里的时候，不会对森林有什么依恋，相反，会对森林产生不耐烦。然而，一旦人们丧失了居住在森林里的可能，从而只能蜗居在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之中，他们会怀念森林里的新鲜空气，怀念在森林里与大自然同在的诗意栖息。在贾宝玉与唐・吉诃德这两个傻瓜男人身上，就有着这种森林般的人性品质，有着这种森林般的存在诗意。当世人在没完没了的生存竞争之中变得越来越精明越来越冷酷的时候，突然看一眼这两个傻瓜，会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的可笑。而那两个被人以为是可笑的傻瓜男人，其实是多么的温情脉脉，多么的难能可贵;不说大智若愚，至少是冰清玉洁。就此而言，塞万提斯的结尾太过画蛇添足，竟然会让那位老骑士幡然醒悟，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荒唐的不可取的，从而告诫后人不要学他的榜样。看着这样的结尾，忍不住想提醒一声，理当忏悔的不是唐・吉诃德，而是丧失了唐・吉诃德的摩登时代。其情形一如在举目皆薛蟠的大地上，贾宝玉已成绝响。 薛宝钗与夏洛特

毋庸置疑，《红楼梦》的叙事聚焦在于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纠葛;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贾宝玉最后选择了木石前盟的立场。然而，假设贾宝玉选择了薛宝钗，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个故事当然没有写在《红楼梦》里，而是写在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里。少年维特爱上的夏洛蒂，正是薛宝钗类型的女子。

倘若可以将女子分作浪漫型的、现实型的，或者说存在型的、生存型的话，那么林黛玉显然是浪漫型的、存在型的，薛宝钗是现实型的、生存型的。有趣的是，歌德笔下的夏洛蒂，刚好也是薛宝钗这种类型的少女。倘若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有什么诗意的话，那么并非诗意在少女身上，而是诗意在那个不顾一切地爱上夏洛蒂的少年维特身上。

假设《红楼梦》里没有林黛玉的存在，贾宝玉只能爱上薛宝钗，那么结局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这个问题曹雪芹显然没有考虑过，但歌德却为此下了极大的工夫，最后向世人推出了一幕悲剧。正如贾宝玉之于村姑、唐・吉诃德之于杜西尼娅是可以互相置换的一样，贾宝玉之于薛宝钗、维特之于夏洛蒂也是可以互相置换的。亦即是说，贾宝玉爱上夏洛蒂、维特爱上薛宝钗，结果都不可能是美满的，而是悲剧的。在坚如磐石的生存需要跟前，任何诗意的爱情必定是以卵击石。

然而，就薛宝钗和夏洛蒂而言，她们两个在各自的爱情当中都是无辜的，都没什么过错。薛宝钗之于贾宝玉的倾慕并非全然是承担家族利益的需求，也含有一个世事洞明女子之于一个懵懂男子的情有独钟。正如一个老于世故的男人会喜欢天真烂漫的少女一样，一个人情练达的女人可能会对一个傻里傻气的男子产生爱恋之心。因此，无论是薛宝钗喜欢贾宝玉，还是夏洛蒂对维特的含情脉脉，都不是虚假的造作的。

夏洛蒂爱上维特，与维特爱上夏洛蒂是同样的自然同样的情窦初开。这里的错位在于，夏洛蒂刚好是长女，而不是可以任性可以撒娇的幺女。那个长女位置，就像中国家庭里的长子一样，天然承担着家务生计的责任。试想，即便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复仇的义务和爱的权利之间也只能选择义务，世人又怎么能够要求夏洛蒂在爱的权利和家庭的责任之间只选择爱情而不承担责任呢？夏洛蒂选择承担责任的婚姻，可说是天经地义得无可非议。无论是设身处地还是从自身进退的角度考虑，爱上夏洛蒂的一方都只能认了。但少年维特不干。

少年维特宁可自杀也不愿意承认现实的青春期冲动，与其说是太过年轻太过浪漫，不如说是歌德在潜意识里的占有欲太强。维特自杀，表面上似乎是死于绝望，骨子里却是歌德不肯轻易放过他所得不到的爱慕对象所致。这就好比安娜・卡列尼娜以自杀惩罚渥伦斯基一样，歌德让维特以自杀的方式在情感上置夏洛蒂于死地。其间的区别在于，安娜是自己承担了自杀，而歌德却让维特做了替死鬼。

歌德对夏洛蒂的这股怨恨，在《浮士德》里通过浪子浮士德对甘泪卿的始乱终弃，获得了痛痛快快的发泄。歌德在《浮士德》里一改《少年维特之烦恼》那种纯情模样，不再贾宝玉兮兮，而是彻底西门庆，并且还时不时地使出薛蟠之于香菱的手段，折腾痴心女子。由此可见，少年维特之爱，爱得相当欲望。正是这蓬勃的欲望，致使歌德让维特以自杀惩罚自己占有不了的夏洛蒂，藉此泄愤。也正是这蓬勃的欲望，致使歌德在《浮士德》里断然成就与魔鬼签约的浮士德。魔鬼梅菲斯特，说白了就是欲望的象征。

仅就诗意而言，歌德于曹雪芹不可望其项背。曹雪芹是走过了西门庆的贾宝玉，而歌德始终没有跨越过西门庆阶段。因此，维特的爱情里含有占有欲，浮士德的更为肆无忌惮。站在歌德面前的夏洛蒂，实在无辜。这跟面对木石前盟的薛宝钗还略有不同。薛宝钗喜欢上的是一个宁可放弃生存也不愿服从强加婚姻的方外之人，夏洛蒂喜欢上的却是一个有如渴望功名一样地梦想着拥有所爱的野心勃勃的少年。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维特倒在血泊中的结局，成全了歌德在文学上的丰硕功名。维特死了，歌德崛起了。可怜的夏洛蒂，与其说是一道爱情风景，不如说是歌德功成名就的一个道具。这可能是夏洛蒂与薛宝钗的关键区分所在。 多情公子与复仇王子

在所有西方文艺复兴文学经典的人物造型之中，与贾宝玉形象最为对称的，恐怕当数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哈姆雷特。一者是拒绝任何义务和担当的多情公子，一者是承担了义务和责任而放弃了爱情的复仇王子。多情公子为情而生，因情而去;复仇王子因为复仇而弃爱弃生，因为复仇而与仇敌同归于尽。这两个人物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一者美在拒绝，一者美在担当。倘若说拒绝是由重而轻的飘然出世，那么担当则是由轻入重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或者说，生命因为拒绝而飞升，因为担当而下沉。飞升并非虚无飘渺，而是决绝;下沉并非坠落成泥，而是沉入海底复归于死亡的宁静。

这两个形象的对称性，可以在许多层面上展开。当他们作为儿子面对父辈的时候，贾宝玉是不折不扣的逆子，同时也是整个家族无可救药的叛逆者。哈姆雷特刚好相反，因为父亲的遇害而成了父亲的忠诚儿子，从而认领了父亲留下的沉重遗嘱。父亲，在贾宝玉虽然方方正正地始终存在着却像是若有若无的一样，在哈姆雷特却虽死犹生一般地成为悬在命运头上的一把利剑。父爱落到贾宝玉头上，乃是因袭的传统和严厉的责任。父子的伦理道德，挤干了血缘上的温情脉脉，也拧干了人性的情愫。所谓的父命难违，不是难违在父命的如何伟大如何崇高，而是难违在父命的如何蛮横如何冷酷。然而，父嘱在哈姆雷特却像是一种充满英雄气息的命运召唤，仿佛阿喀琉斯听见了战马的嘶叫，连同出征的号角。尽管莎士比亚并非在重复荷马史诗的壮丽和崇高，而只是把那位丹麦王子扔进了一个两难的人生境地。

倘若说，《伊里亚特》所描述的那场战争是起因于特洛伊英雄不愿放弃爱情，那么《哈姆雷特》里的复仇王子所面临的，恰好相反，是必须放弃爱情的权利从而选择承担复仇的义务。面对他所挚爱的，并且也同样挚爱着他的奥菲利娅，王子要么选择相爱，放弃复仇;要么选择复仇，放弃爱情。经过一阵子长长的思考和犹豫之后，哈姆雷特作出了他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合理性在于王子必须承担父亲交付的复仇使命，而作为一个合格的复仇者，不可能是缠绵于情爱的情种，只能成为一往无前的斗士。由此生发出这种选择的残酷性：因为复仇而斩断情丝，将爱情同时也将奥菲利娅置于死地。虽然这位王子骨子里并非是阿喀琉斯，但他不得不扮演类似于阿喀琉斯那样的角色。阿喀琉斯的幸运在于没有奥菲利娅，哈姆雷特的不幸在于他本来不是没有奥菲利娅的阿喀琉斯，却要假装一个没有奥菲利娅的阿喀琉斯。

从哈姆雷特的不幸可发现，贾宝玉其实很幸运。因为贾宝玉与阿喀琉斯天然无缘。站在贾宝玉身后的隐形导师，乃是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之类的高僧隐士。那样的人物，在先秦时代叫作庄周;那样的人生理念，被称作庄子哲学。这种哲学的特点不是在于进击，而是在于不争或者说与世无争。这是贾宝玉形象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贾宝玉不仅不会成为家族利益的竞争者，也不会成为争取爱情权利的角斗士。他可以接受生存利益的一无所有，也可以认领其爱情被浊世所摧毁的命运。无论是作为快乐王子还是作为悲天悯人的一幕幕人间惨剧目击者，贾宝玉都悉心体味悉心痛吟。他既不会思考为什么，也不会筹划怎么做。悲风来了，他认命;惨雾来了，他悲泣。这与其说是一位多情公子，不如说是一棵庄子所盛赞的无用之树。那曲悲痛欲绝的《芙蓉女儿诔》，与其说是长歌当哭，不如说是这棵无用之树听凭人间悲剧在树身上刻下的醒目年轮。

哈姆雷特截然相反。一旦受命于父嘱，快乐王子一下子长大了。其长大的标记，不是突然成为一名佐罗般的侠客或者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武士，而是在没完没了的思考之中，变成了一个沉湎于思想的哲学家。莎士比亚为此赠送给了这位王子一连串的犹如哲学演讲录般的台词，并且以“生存还是毁灭”的一段独白，最为著名。那些哲学意味十足的漂亮台词，使复仇者无意间获得了形而上的高度，仿佛人类天生就该承担复仇的义务，就该在复仇的迟疑之中寻找思想的灵感，就该把爱情连同爱人一起扔进死亡，如此等等。相比于多情公子的越来越绝望，复仇王子仿佛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勇敢。最后，当王子向仇敌亮出利剑，当王子向仇敌刺出致命的一剑，思想作为批判的武器，终于变成武器的批判。这既是该剧作为悲剧的最为悲剧时刻，也是该剧悲到极点之后呈现出的喜剧内涵。因为遭受了武器批判的，不仅是仇敌，也同样包括爱情和所爱。利剑之于仇敌是凌厉的，之于爱情是愚蠢的。情爱如水，利剑无断。事实上断送的乃是无辜的奥菲利娅。

莎士比亚的伟大，并非仅仅伟大在既能写喜剧，又能写悲剧;而更是伟大在他的每一部喜剧之中都蕴含有悲剧因素，更是伟大在他的每一部悲剧之中都隐藏着喜剧成分。正如在所有文艺复兴经典的文学人物当中，唯有哈姆雷特与贾宝玉最具对称性一样，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所有经典作家之中，唯有莎士比亚与曹雪芹并驾齐驱。可以说，莎士比亚戏剧具有《红楼梦》的全部丰富性以及人文深度;也可以说，一部《红楼梦》相当于所有莎士比亚戏剧。二者无论在审美上还是在文化意蕴上，全都等量齐观。 刘姥姥与福斯塔夫外加布鲁姆

《红楼梦》里有一句著名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倘若要将这两句话落实到小说里的人物身上，也许有人会选贾雨村，但我却认定是刘姥姥。尽管将这两句话演绎得淋漓尽致之人，乃是那位老祖宗贾母。老祖宗形象的出神入化可谓集数千年太后之大成。而事实上，这个人物也确实预告了满清末年的绝代女人慈禧太后。有趣的是，这两个女人的垂帘听政模式，又被后来的男性统治者承继了去。尽管贾母以降的垂帘听政一代不如一代，但贾母形象的意味深长却一目了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姥姥形象似乎是贾母的一个陪衬。然细品之下，贾母又何尝不是刘姥姥的某种烘托呢？表面上看，刘姥姥似乎因贾母的器重而可以随意出入那个钟鸣鼎食之家;事实上，刘姥姥在人情世故上的炉火纯青，即便面对贾母也不遑多让。按照中国式的尚水哲学，刘姥姥的位卑，刚好成全了她在贾母跟前低处的优越，从而将其八面玲珑的周旋本事，施展得有如庖丁解牛一般恢恢乎游刃有余。这样的俗世俗人经典，在西方文艺复兴叙事文学当中，惟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福斯塔夫堪与媲美。

现身莎剧《亨利四世》《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福斯塔夫，虽然只是个破落骑士，却十足一个人精，唐・吉诃德的倒置版，集地痞无赖、绅士侠客于一身，交游广阔，四通八达，上起王子下至强盗小偷流氓三教九流，无所不知，无人不晓。倘若说，刘姥姥像一只狐狸，那么福斯塔夫则像一头老狼。这样的人物，在后来巴尔扎克以《人间喜剧》命名的诸多小说里，变身为大盗伏脱冷;在乔伊斯的《尤里西斯》中转换成了犹太裔都柏林人，波弟・布鲁姆。当今耶鲁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评论文字里，最让人刮目相看的乃是，这位教授从波弟・布鲁姆身上发现了福斯塔夫形象的慧眼独具。

正如要把小说写得诗意盎然不太容易，要在叙事作品中写出福斯塔夫这样的世事洞明人物，也是非寻常功力所能抵达的。《唐・吉诃德》里的桑丘・潘扎，只是给那位傻瓜骑士提供了常人常识而已。雨果的小说颇有诗意，但就是缺了个伏脱冷式的人物。托尔斯泰煌煌三部巨制，却怎么也写不出一个福斯塔夫形象，以致对莎士比亚嫉恨不已。就算远比托尔斯泰深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写出般的唐・吉诃德人物，写出疯子般的杀人犯，写出斧凿刀削般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但也无法切入福斯塔夫的世界。福斯塔夫形象在整个俄罗斯文学里是阙如的。其实契诃夫最有可能洞察到福斯塔夫，遗憾的是这位集小说家与戏剧家于一身的大师级人物，骨子里少了一种玲珑剔透的野性。世俗成平庸是常见的，但世俗成人精却需要超凡出俗的生猛。在福斯塔夫面前，托尔斯泰太想做圣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太不肯入俗，不肯下海，在人海中淘宝。

由此可见，后世的文学大家之中，能够望莎翁项背的，也就巴尔扎克、乔伊斯。本来还可以算上普鲁斯特，假如他能把那位夏吕斯男爵写彻底的话。普鲁斯特敏感得像林黛玉，但写小说太任性了一点。相信他生活中是碰到过福斯塔夫式的人物的，那位夏吕斯男爵就很相像，但他并不当回事，随随便便地把人家写进小说里，既不深入，也不细究。

在莎士比亚舞台上，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更不用说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类形象后人都是可以抵达的。唯有哈姆雷特和福斯塔夫，后人难以仿制。这两个人物，可以被看作是叙事文学的两个标高。能够同时抵达这两个标高的叙事作品，据我所知，也就《红楼梦》而已。贾宝玉形象抵达了哈姆雷特的标高，刘姥姥形象抵达了福斯塔夫的标高。一者是出俗，一者是极俗。出俗固然妙不可言，但极俗也让人叹为观止。俗到深处有如深渊一般，深不见底。

福斯塔夫深不见底，刘姥姥也深不见底。叙事作品中一旦有了这样的人物，怎么写都能够写活。这样的人物身上既具有人情世故的丰富性，又具有文学叙事的灵动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要是少了福斯塔夫，顿时黯然失色。《亨利四世》假如没有那个有声有色的福斯塔夫，整个戏剧几乎难以成立。同样，一部《红楼梦》要不是刘姥姥，读者怎么能够读出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之战背后的世相和众生相？而《红楼梦》高于《西厢记》《牡丹亭》之处，就在于将爱情悲剧置于《清明上河图》般的世相和众生相之间。《西厢记》《牡丹亭》只有爱情，并没有世相和众生相。相反，《金瓶梅》倒是有世相和众生相的，但了无《西厢记》《牡丹亭》那样的诗意。能够将这两者天衣无缝地融合到一起的，唯《红楼梦》耳。

在西方叙事文学当中，能够融合诗意和世相众生相的，唯有莎士比亚戏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将世相众生相写了个十足十，但偏偏就像那《金瓶梅》一样，诗意不足。乔伊斯的《尤里西斯》手法极其高超，仅最后一章，波弟・布鲁姆太太的精彩内心独白，就足够一派毛茸茸的世相众生相了。然而，乔伊斯笔下那个最可能闪现诗意的斯蒂芬，实在写得苍白无力;一味地模仿哈姆雷特，却怎么也成不了像那个丹麦王子模样的文学形象，以致乔伊斯在最后那部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不得不忍痛割爱，将他断然抛弃。

第6篇

关键词：味；味论；内涵

一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系中，有着一些耐人寻味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如，谈论饮食文化时，每每将中国誉为“烹饪王国”；而谈论到文学作品之时，又常常将中国喻为“诗的王国”。两个王国，一个是维系人生存需要的必需品，一个是维系人精神需要的必需品；一个平凡，一个高贵，看似泾渭分明。然而“泾水”和“渭水”在中国文化中汇合到了一处，味论就是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

不能否认中国古代饮食文化是孕育、产生和形成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深厚土壤。从中国古代烹饪方法注重宏观把握的特点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思维方法模糊性、体悟性、整体性的特征，从而造就一种内向型的心态。这种心态不大关心外在物质世界的构成形式，对外在世界的把握，往往凭借自己主观的感觉，甚至是了然于心不能了然于口的自我领悟，这就是中国古人的直觉感悟式的思维方式。反过来，这样的思维方式又影响了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的传统，既以人为出发点，也以人为终结点。”在儒家看来，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不断的互动。人把客观对象人化(对自然界而言)或类化(对社会中的他人而言)，他自身的自然也开始人化，他的创造性本质在改造对象的实践中得到确证，其人性和人格都得到升华。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以“味”论乐，一方面强调乐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指出主体需要有品味的能力。因此，儒家十分看重人的实践活动形成的生命意识。道家的“道”虽惟恍惟惚，但它早已嵌入“人”中，其目的是让人由“内圣”达到“外王”。老子“味无味”的观点，将其中一个“味”作为品味、体味、玩味的动词形式使用，强调了味的主体性、主观性的一面，启示人去追求和体验一种不受任何局限和束缚的、绝对自由的美感，同样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

另一方面沿着伦理政治一体化的方向建构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化，是以“礼”为中心的文化形态。据考证中国古代的礼制是始于饮食的。《礼记·礼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中国是一个十分讲究饮食文化的国度，将饮食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从而设置了一系列的饮食规范、仪式、制度。饮食与礼结合起来，从而使饮食不仅具有了文化意味，同时也具有伦理道德的意味。

二

味论的出现与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源于味觉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对“美”字的训释中凝聚着以味为美思想。“美”字在创轫之初的原始意义，只指味道的美，亦即好吃。《说文》：“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义。”后来的徐铉对这条注释又有一个补充：“羊大则美。”这就是说，许慎认为“美”是个会意字，古人觉得羊肉最好吃，尤其是大羊的肉，故将“羊大”二字合而为一来表示味道的甘美。日本著名中国学学者笠原仲二根据许氏的说法得出结论：“中国人最原初的美意识，就起源于‘肥羊肉的味甘’这种古代人们的味的感受性。”以至在美的观念成熟之后，中国人一直未忘记“味”这个产生美的母体，人们说起美听与美视，也往往与美味相提并论。美味与美视、美听的联系，绝不是某个人发挥创造性联想的结果，而是“美”字的原始意义在人们审美观念中的自然留存。

中国人一开始有意识地感受和欣赏艺术，就是与舌头对美味的感觉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音乐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艺术形式，先秦人对乐歌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那就是“中和之美”。《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荀子·王制》：“中和者，听之绳也”。所谓“和”，是具有味道上和声音上双重意义的一个词，它既指味道的调和，又指声音的谐调。

要说到文学欣赏，中国人对文学这种语言艺术的自觉认识有一段漫长的历史，它大体上经历了由口头言辞到一般的文章典籍，最后才到纯粹的文学作品这样一个逐渐收缩的过程。尽管人们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而出现过许多不同的评价概念，但“味”的评价却像一条线贯穿始终。《左传·昭公十一年》：“币重而言甘，诱我也”。《国语·晋语》：“人有甘言”。所谓“甘言”，亦即今天我们所说的“甜言蜜语”，它虽然是个贬义词，然以“甘”说“言”，亦是味道的角度。《易传·系辞上》有两句流传很广的话：“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其臭如兰。”谓同心之^所说的话，品起来有如兰草之芳香，更是以味来说“言”了。

三

春秋之后，随着书面著述的篇籍典册的增多，人们也就从以味论言转到以味论文。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说文》：“牛马曰刍，犬豕曰豢”。孟子以家畜肉的美味来说圣人经典中的义理对人心的怡悦，这也就是后人所谓“切理餍心”和“脍炙人口”等语之所出。因为圣人的义理对人来说是一种美味，人心对道理的体会如同对美味的品尝。即便不是圣人的经书，而是一般的文章典籍，凡能使人优游涵濡者，人们亦以“味”言之。王充《论衡·别通篇》：“空器在厨，金银涂饰，其中无物益于饥，人不顾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飨之。古贤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读观有益，非徒膳食有补也。”他把古人的一切美文都比作“肴膳甘醢”，可视作是对孟子的比喻范围的一种扩大。

魏晋以后，玄学兴起，人们追求形上之理，耽于玄想之趣，在对玄理的捉摸中求得精神的满足。发言议论，亦以耐人寻味为尚，故以“味”论文意、论赏文的风气中就更加普遍。最早以“味”论诗文的是东晋人夏侯湛。他在287年作的《张平子碑》中说：“《二京》、《南都》，所以赞美畿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欤!”当时“昧”这个概念中，已经包含着我们现在所说的纯文学性的审美感受在内。不过，因为汉代的经学和魏晋以来的玄学的影响，从“味”字的大量用例来看，它多指义理上的蕴藉而少指情趣上的隽永。

迨至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颇多以“味”论文。表面上看，他的“味”，也是义理与情趣兼而有之，但他却把作品的有味一概看作是调动了文学手段的结果。换言之，在他看来，理论著作之所以也能有味，并不在于其中所阐述的义理本身，而在于作者的表现手法。经典之所以有味，在于其在文体上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义远。”自然、单纯的文学手法，并不是造成作品滋味的全部条件。刘勰大量用“味”表述其美学思想，并赋予“味”多重含义。比如他在《情采》篇中，批评“为情而造闻”的诗文“繁采寡味，味之必厌”，从这两句话，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对味起决定作用的内容，并不是玄学清谈家那样的“理”，而是“情”。而《明诗》篇称赞“张衡怨篇，清典可味”，“味之”、“可味”是一种审美的精神感受，也是评价诗文的一项艺术标准，这是“味”的一重含义。在《体性》篇中，将司马相如的骄傲夸诞与扬雄的性情沉静相比较，批评长卿浮侈溢美的文章，而赞扬“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味深”较“可味”意思更进一层。其《宗经》篇则提出根深叶茂、辞约旨丰、事近喻远的诗文“余味日新”，赋予了“味”另一重含义，就是文学艺术应有持久的艺术魅力。除以上所提到的“寡味”、“可味”、“味深”、“余味”外，在《文心雕龙》中刘勰还使用“遗味”、“滋味”、“辞味”、“义味”、“风味”等多种概念，用词不同，自然含义各异。虽然刘勰主要还是强调作品的内容，但从刘勰赋予“味”以审美体验、审美魅力、审美情趣、审美风格多种含义，说明“味”所具有内涵的开始扩展，同时反映了齐梁时代人们衡文的角度的改变和文学意识的增强。

几乎与刘勰同一时代另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钟嵘的理论则完全集中在“滋味说”，其理论是诗味论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在他看来，诗中的义理不仅不能造成“滋味”，而且适使诗歌“寡昧”。钟嵘按照诗中蕴含滋味的深浅，将诗分为上、中、下三品，即使是一品的诗人的诗歌成就也不尽相同。“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这是钟嵘对“滋味”的内涵最完美的概括。由此可见，钟嵘的“滋味”可分文、质两个层面：文是指有文采，就形式而言。在钟嵘看来，五言诗之“有滋味”，因为这种体裁“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质是指风力，就内容而言。这里的诗歌内容已不是儒家文艺学所理解的“事君事父”的伦理内容，而是被春风秋月、暑雨祈寒和“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那样的情景所感荡，或充满凄怨的丰富感情生活的内容。钟嵘提出要“体被文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到了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钟嵘批评“理过其辞”、“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淡乎寡昧”；“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纳，殆同书钞”的事类体缺乏“自然英旨”；而“巧辨宫商”，使文多拘忌的永明体有伤诗之“真美”。“滋味”这一审美境界，是诗人在生活感受中通过直觉形态的灵感“直寻”获致的。由此可见。钟嵘对“味”的探求比起刘勰更深入文学的本质，更干脆地排斥了义理的内容，使它成了一个单纯而明确的文学审美概念，进一步提升了“味”的内涵。六朝之后，“味”也就成了专门评价诗歌等纯文学作品的标准。

唐代司空图再一次的将“味”作为诗歌艺术的精髓，但司空图所说的“味”又不同于钟嵘的“滋味”，是一种“味外味”，一种更为内在，更加难以宣言和指称的“味”。他是这样说的：“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蓄、温雅，皆在其中矣……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要知“味外味”需经过三个层次：首先，对某种具体的味的感知，恰如饮食中的酸味、咸味一样；第二层次是对调和各种具体的味而形成的“醇美”之味的体悟，它超越各种味之上；最高一层是在外在生理感受的基础上，深入到人类诗化深沉的内在精神领域，主体心灵与天地并生，与万物齐一，即品味人生真谛，领悟自然的奥秘，乃至用整个心怀去感受世界，此为味的极致。

“味外味”，前一个味是后一个味的铺垫和基础，它是不可或缺的，但只有后一个味才能真正地深入诗心，接近诗歌主旨。前一个味具体可感，后一个味需要人们高度的想象力，具有虚空、无边无际的特点。具体可感的东西描绘多了，或者太细碎了，给人的感觉太粘滞，那么想象的空间不会大，也就影响到后一个味的体味。司空图论诗主要从味的两个层面论诗，除了具体可感的、容易体会到的味道之外，还有隐藏在这种“味”之后的更深层的味，主要突出后一个味，这完全不同于钟嵘的从文质两个层面论诗。司空图把诗的“味”提高到更深层次，有“意味性”地和主体发生联系。钟嵘虽然也提到了诗化的“味”，但主观灵性这种深层的开挖远未及司空图，他只是从咀嚼回味所感到的诗的味道的香醇来评判诗的质量。司空图的“味外味”吸收了先秦及魏晋的“言不尽意”、“意在言外”命题的哲学滋养，以及前代关于境、象理论的研究成果，使“味”这一审美概念得以更为深入的探讨。

受司空图“味外味”理论的影响，唐宋以后对诗味的追求开始向淡味、真味、余味发展。对淡味推崇的有宋代苏轼“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清代查为仁“诗似澹而弥永”。对淡的追求可以看作是将老子“味无味”思想发扬光大，反对矫情与虚情，人们往往希望在平淡中求得真味，因此真味的价值也得到众多名家的追捧。宋代欧阳修称赞梅饶臣的诗：“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愚精新，心意虽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严羽曰：“读《骚》之久，方识真味”；清代王仕祯在与诗友谈诗时也说到“若学陶、韦、柳等诗，则当于平淡中求真味。初看未见，愈久不忘”。李贽把诗味、诗美与“真”联系起来，在《李氏焚书杂说》他明确指出那些单纯讲究偶对、结构、法度的作品不可能产生诗味(美感)，他还强调指出：“岂其似真非真，所以人人心者不深耶!”“真味”说可以说是对味论的又一重大发展。而余味更是在淡味、真味的基础上寻求一种对“味”的超越，因而得到更多人的青睐。早在晋代的陆机就在《文赋》中谈到：“缺大羹之遗味”的文章不是好文章。宋代余味说与此观点一脉相承，表达了人们对淡而有味的文学理想的向往。姜夔“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朱熹“叔通之诗，不为雕刻纂组之工，而其平易从容不费力处乃有余味”；清代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回批》说到：“文章必有余味未尽才可谓高妙”。淡味、真味、余味是“味”模糊的文本意义的进一步演绎，虽强调重点不尽相同，实质上都是更为深入的开拓了味的内涵。

除对味的自身内涵的延伸和扩大外，还出现了将味与其它概念范畴相联系。从宋代开始，“意”与“味”开始被连接为一个词来使用，《伊川先生语》云：“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张戒《岁寒堂诗话》云：“大抵句中若无意味，譬之山无云烟，春无草树，岂复可观?”可见宋人对“意味”一词的理解和使用与现代汉语已没有什么区别。到了清代，联系的概念范畴更为广泛，出现“趣味”、“神味”等与味相关的词组。沈德潜《说诗啐语》曰：“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刘体仁《七颂唐词绎》云：“盖非不欲胜前人，而中实枵然，取给而已，于神味处全未梦见。”沈昌直更为直接说：“乃有一种若隐若现之旨趣，悠然以长，穆然以远，津津焉流连于齿颊间，足以耐人咀嚼，使之历久不得忘者，此则刘彦和所谓‘馀味曲包’者也。味与神相去，实希微之间，故或有以神味并称者。”可以得知，古人已经看到“味”与“意”、“趣”、“神”之间的相通之处和细微差别，概念的叠和更能扩展原有概念的内涵，彼此之间互释、互补，使“味”的更具有理论张力和弹性，不仅“味”中有“意”、“趣”和“神”，“意”、“趣”和“神”中也别有一番“味”。

第7篇

论文关键词：旅游美学；真实；和谐；创新

旅游美学是伴随着旅游业和旅游教育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门新课程，是旅游专业知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旅游美学是一门研究旅游审美活动和审美价值的新兴学科，它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人们在领略和欣赏旅游客体美的同时揭示其审美特征。具体地说，旅游美学是以旅游审美对象(即旅游者的观赏对象)、旅游审美主体(即旅游者)和旅游中的诸多审美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其研究对象的美学分支，是旅游学与美学交叉的边缘学科。随着各高校旅游专业课程体系的不断完善，旅游美学的课程定位也基本确定下来，作为旅游文化范畴系列，面对新的教学形势和“90后”的教学对象，旅游美学课程的具体教学工作也需要反思和改革。

一、依据美学基本原理，传承新的文化内涵

美学的基本原理是对旅游美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这里不过多展开，只是强调最为根本的原则——科学真实。教师在讲授课程时，尤其要把握这一原则。真实就是符合客观规律，这是美的基础，不真何以谈美!课堂内容讲授科学真实美，是最基本的教学要求，每一位教师都是必须遵守的。这一点不能停留满足在简单的传授，而是要让学生感受得到，发自内心去体会，最后得以升华。掌握这一原则应该分两步：第一是科学陈述，条理清楚，这是前提和基础；第二是将美感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来体会，这是上层次和升华。面对有形、有色的自然旅游资源和自然景观，科学准确陈述其成因和属性，应该是教学内容的起点。例如我们在讲述黄山时，首先要清楚地告诉学生黄山的成因。作为花岗岩为主体的风景名山，黄山首先表现出的花岗岩石的特征，岩石的色彩多呈灰黑色、山体坚硬、易脆裂、断裂层面棱角锋利等等，极易风化形成的球状景观成了黄山四绝之怪石的主要成因，所以人们才能直观看到“飞来石”、“猴子观海”、“仙人晒靴”、“梦笔生花”、“八戒石”、“天鹅孵蛋石”等等，山体的球状风化也让游客看到了黄山的“柔美”。作为黄山标志的“飞来石”不仅是黄山的象征，更渗透了人文历史，如它所记录的“红楼梦”，承载了人们对爱情的渴望，传承了人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对人文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的讲述，更要把握好尺度和分寸，因为这部分内容广大庞杂，对有些问题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教师把握好主流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对佛教雕塑的讲述和理解，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是要交代清楚的，每个历史阶段对美的标准是有差别的，如西魏的雕塑注重“清秀”，佛像都是突出骨感美，直观感受都是瘦骨嶙峋，渗透出出家人的艰辛与清苦，也表现出佛教誓将凡人救出苦海的决心；唐代则是以圆润、丰满、华丽为特色，看后让人感到亲切、温暖、平和，使信仰者体会到佛教抚慰人心灵的力量。这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佛教雕塑所表现出的古人的艺术天赋，更重要是表现了人们的信仰和人生观，由此才会使这些看似冰冷的雕塑，有了生命和灵魂。因此在对知识科学清楚陈述的基础上，传承新的文化内涵，启发学生对美进一步的理解，对美真正的感悟，达到升华，才会达到良好的授课效果。

二、追求美的意境，完善和谐之美

旅游美学无论是教学、研究还是旅游者的体验，从直观感受到最终目标，是追求一种意境，完善和谐之美的旅程。广义上讲和谐是指人与自然天地的协调，指万事万物都有自己运行的法则和规律，遵循规律方能够在宇宙的运行中寻求平衡的共生发展关系。狭义讲就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旅游美学课程所追求的目标和意境，是对和谐之美的最好诠释，是更高一层的形式规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多样统一。多样统一是客观实物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形有大小、方圆、高低、长短、曲直、正斜；质则表现有刚柔、强弱、润燥、轻重；势则有快慢、动静、聚散、抑扬等等，正是这些对立因素的统一在具体事物上，形成了和谐。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自然美景和人文景观的美就在于这种多样统一，即和谐。正如布鲁诺所说：“这个物质世界如果是由完全相像的部分构成的就不可能是美的了，因为美表现于各种不同部分的组合中，美就在于整体的多样性。”

和谐所包含的变化、对称、均衡、对比、调和、比例、节奏等因素，会使人感受到既丰富又单纯，既活泼又有秩序，既严肃又有亲切，既粗犷又有细腻，既华丽又有纯朴等等。和谐的法则被完美地运用到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作之中，旅游美学不仅是要将这些内容表达出来，更是要将其作为人格魅力和内在气质的一种培养和积累。

在课堂上，教师首先要把所讲述的教学内容达到一种和谐，这种和谐是对知识的尊重。如旅游美学教学内容中对中国古建筑的内容讲解，其处处渗透出和谐因素。作为中国古建筑礼制建筑代表的故宫，从选址、宫内外的陈设到细微处的处理，处处体现出古人“天人合一”、尽善尽美的和谐思想。首先是对“天”和“祖”的认可和尊敬，帝王坚信“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对上天和祖先的祭祀和供奉是不容马虎和轻视的，因此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祭天、祭社稷和祭祖成了国事活动中重要的内容，称为国之大典，合称“三大祭”。所以如今北京故宫东南方位设置的圜丘坛(明清两代皇帝用于祭天)、祈年殿(明清两代皇帝用于祭祀五谷社稷)和左前方的太庙(明清两代皇家祭祖的家庙)成了实物见证。还有中轴对称、皇权至上、阴阳五行等思想的运用，都是多样统一思想的体现和传承，是时代赋予“和谐”文化的内容。

除了教学知识的和谐因素，课堂上还应该强调教师与学生的“和谐”。具体应该是教师为人师表，以学生为本；学生尊敬教师，以师为友。教师和学生首先要获取双方在人格上的尊重，再定位于角色的不同。相互在人格上的尊重是和谐的首要前提，教师要恪守职业道德，具有扎实的知识功底、丰富的知识内容、与时俱进的授课方法和先进的教学理念；学生要尊敬教师，在吸取知识的同时，做一个善于思考、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改变被动学习的课堂的主人。这样的课堂氛围，才会有最好的授课效果，对教师和学生来讲，这样的授课过程不是简单的知识感悟，而是相互学习提高、相互享受知识的过程。

因此，追求旅游美学教学中和谐美的法则，也是在现实教学中自觉地运用形式规律去创造美好事物的一种形式，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进程，还将不断地发展，补充新的内容。

三、确立课程知识体系，推广新的教学方法

这里所谈的课程知识体系，是指旅游美学的课程定位和教学内容。旅游美学是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人们在领略和欣赏旅游客体美的同时揭示其审美特征，它还应该是定位于文化范畴，它既具有文化属性特点，又具有其独特性。其表现的文化属性这里不作展开，只是强调其对欣赏旅游客体美和其审美的特征，这个过程是一个由静到动再到感悟升华的过程。所以对这门课程的教学方法就要有别于一般的文化类课程，要有所创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是结合传统的教学中所采用的封闭式的单一的授课方法，推出直观式的开放式的教学方法。传统式的教学方法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针对传统的基础学科的教学还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十分必要的有效的教学手段，在教学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否定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应用性新专业的设立及市场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迫切要求和课程内容的改变，这种授课方式无疑受到质疑和严峻的挑战。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中，旅游美学仅仅依靠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是达不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和良好的教学效果的。所以我们在此基础上推出了直观式开放式的教学方法。

1.利用Microsoft PowerPoint软件制作授课课件，借助多媒体教学设备将其直接推上课堂，必须指出的是课件的制作一定不能只是单纯的电子文档和物像资料的简单应用，而是以教学内容的完整性、交互性、衔接性和画面的艺术性为准，将传统的文字授课，通过高科技手段，与图片、录像等物像资料结合起来，做到界面清晰，教学内容完整。这也就结束了一本教材、一支粉笔、一本讲稿无法向学生解决的旅游美学从接受、再转化到升华的难题，通过生动、优美、立体、清晰、直观的界面，图文并茂地展示了旅游美学的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在课堂上把听觉、视觉和大脑思维结合起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2.利用互联网，推出网络授课。这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正在各高校得以推广和实验。有了前期的教学方法为基础，可以作为一种网络教学的一种尝试。因此，要求教师具有很高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3.鼓励学生走出课堂，融入实践教学环节。旅游美学的教学实践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一环节中，可借助于其他课程，将其教学内容贯穿进去。如借助导游业务，可以在实务导游过程中将美的感受涵盖进去并且传授出来，可使导游技能上升为一个新的台阶，也是旅游美学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借助饭店管理，可以将饭店经营中的硬件装饰所带来的全新的美的标准，让学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认识；借助餐饮文化，可以将中华饮食文化美的理念诠释给学生。这些实践内容，可以使学生从美的抽象中走出来，确实感受到美是实在的。

四、走进“90后”的群体。提升教师的个人魅力

现在高校学生已经以“90后”出生的年轻人为主体，新一代的人群有新一代的特点，面对于全新的他们，我们虽然不能盲目地迎合，但是讲究一些方法还是必要的。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优秀的教师，对他所教授的学生，应该是很了解的。

1.是对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方法要有明确的认识，这些学生都是在应试教育考上大学的，他们的知识结构应该是基础比较厚重，但个性化知识层面不足，对美的感知偏重于灵感，缺少内在的认同，对于内涵深厚的传统文化中美的标准，基本停留在表面，很难达到认知，何谈融入和升华?况且这些学生在学习中更习惯于传统的填鸭式和死记硬背式，缺少自主学习的能力，也就谈不上创新式学习。但是也要看到他们的可塑性非常强，接受事物快，喜欢表现自我。面对这样的群体，对大学教师既是一个难题，也是挑战，所以尽快让学生适应大学的生活和学习方法是十分必要的。找出他们的不足，得到他们的认可，一定要走进他们的心里，在生活上做他们的朋友，在传授知识上做他们的良师，在做人上是他们的榜样。

第8篇

论文关键词：旅游美学；真实；和谐；创新 

 

旅游美学是伴随着旅游业和旅游教育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门新课程，是旅游专业知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旅游美学是一门研究旅游审美活动和审美价值的新兴学科，它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人们在领略和欣赏旅游客体美的同时揭示其审美特征。具体地说，旅游美学是以旅游审美对象(即旅游者的观赏对象)、旅游审美主体(即旅游者)和旅游中的诸多审美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其研究对象的美学分支，是旅游学与美学交叉的边缘学科。随着各高校旅游专业课程体系的不断完善，旅游美学的课程定位也基本确定下来，作为旅游文化范畴系列，面对新的教学形势和“90后”的教学对象，旅游美学课程的具体教学工作也需要反思和改革。 

 

一、依据美学基本原理，传承新的文化内涵 

 

美学的基本原理是对旅游美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这里不过多展开，只是强调最为根本的原则——科学真实。教师在讲授课程时，尤其要把握这一原则。真实就是符合客观规律，这是美的基础，不真何以谈美!课堂内容讲授科学真实美，是最基本的教学要求，每一位教师都是必须遵守的。这一点不能停留满足在简单的传授，而是要让学生感受得到，发自内心去体会，最后得以升华。掌握这一原则应该分两步：第一是科学陈述，条理清楚，这是前提和基础；第二是将美感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来体会，这是上层次和升华。面对有形、有色的自然旅游资源和自然景观，科学准确陈述其成因和属性，应该是教学内容的起点。例如我们在讲述黄山时，首先要清楚地告诉学生黄山的成因。作为花岗岩为主体的风景名山，黄山首先表现出的花岗岩石的特征，岩石的色彩多呈灰黑色、山体坚硬、易脆裂、断裂层面棱角锋利等等，极易风化形成的球状景观成了黄山四绝之怪石的主要成因，所以人们才能直观看到“飞来石”、“猴子观海”、“仙人晒靴”、“梦笔生花”、“八戒石”、“天鹅孵蛋石”等等，山体的球状风化也让游客看到了黄山的“柔美”。作为黄山标志的“飞来石”不仅是黄山的象征，更渗透了人文历史，如它所记录的“红楼梦”，承载了人们对爱情的渴望，传承了人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对人文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的讲述，更要把握好尺度和分寸，因为这部分内容广大庞杂，对有些问题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教师把握好主流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对佛教雕塑的讲述和理解，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是要交代清楚的，每个历史阶段对美的标准是有差别的，如西魏的雕塑注重“清秀”，佛像都是突出骨感美，直观感受都是瘦骨嶙峋，渗透出出家人的艰辛与清苦，也表现出佛教誓将凡人救出苦海的决心；唐代则是以圆润、丰满、华丽为特色，看后让人感到亲切、温暖、平和，使信仰者体会到佛教抚慰人心灵的力量。这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佛教雕塑所表现出的古人的艺术天赋，更重要是表现了人们的信仰和人生观，由此才会使这些看似冰冷的雕塑，有了生命和灵魂。因此在对知识科学清楚陈述的基础上，传承新的文化内涵，启发学生对美进一步的理解，对美真正的感悟，达到升华，才会达到良好的授课效果。 

 

二、追求美的意境，完善和谐之美 

 

旅游美学无论是教学、研究还是旅游者的体验，从直观感受到最终目标，是追求一种意境，完善和谐之美的旅程。广义上讲和谐是指人与自然天地的协调，指万事万物都有自己运行的法则和规律，遵循规律方能够在宇宙的运行中寻求平衡的共生发展关系。狭义讲就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旅游美学课程所追求的目标和意境，是对和谐之美的最好诠释，是更高一层的形式规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多样统一。多样统一是客观实物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形有大小、方圆、高低、长短、曲直、正斜；质则表现有刚柔、强弱、润燥、轻重；势则有快慢、动静、聚散、抑扬等等，正是这些对立因素的统一在具体事物上，形成了和谐。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自然美景和人文景观的美就在于这种多样统一，即和谐。正如布鲁诺所说：“这个物质世界如果是由完全相像的部分构成的就不可能是美的了，因为美表现于各种不同部分的组合中，美就在于整体的多样性。” 

和谐所包含的变化、对称、均衡、对比、调和、比例、节奏等因素，会使人感受到既丰富又单纯，既活泼又有秩序，既严肃又有亲切，既粗犷又有细腻，既华丽又有纯朴等等。和谐的法则被完美地运用到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作之中，旅游美学不仅是要将这些内容表达出来，更是要将其作为人格魅力和内在气质的一种培养和积累。 

 

在课堂上，教师首先要把所讲述的教学内容达到一种和谐，这种和谐是对知识的尊重。如旅游美学教学内容中对中国古建筑的内容讲解，其处处渗透出和谐因素。作为中国古建筑礼制建筑代表的故宫，从选址、宫内外的陈设到细微处的处理，处处体现出古人“天人合一”、尽善尽美的和谐思想。首先是对“天”和“祖”的认可和尊敬，帝王坚信“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对上天和祖先的祭祀和供奉是不容马虎和轻视的，因此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祭天、祭社稷和祭祖成了国事活动中重要的内容，称为国之大典，合称“三大祭”。所以如今北京故宫东南方位设置的圜丘坛(明清两代皇帝用于祭天)、祈年殿(明清两代皇帝用于祭祀五谷社稷)和左前方的太庙(明清两代皇家祭祖的家庙)成了实物见证。还有中轴对称、皇权至上、阴阳五行等思想的运用，都是多样统一思想的体现和传承，是时代赋予“和谐”文化的内容。 

除了教学知识的和谐因素，课堂上还应该强调教师与学生的“和谐”。具体应该是教师为人师表，以学生为本；学生尊敬教师，以师为友。教师和学生首先要获取双方在人格上的尊重，再定位于角色的不同。相互在人格上的尊重是和谐的首要前提，教师要恪守职业道德，具有扎实的知识功底、丰富的知识内容、与时俱进的授课方法和先进的教学理念；学生要尊敬教师，在吸取知识的同时，做一个善于思考、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改变被动学习的课堂的主人。这样的课堂氛围，才会有最好的授课效果，对教师和学生来讲，这样的授课过程不是简单的知识感悟，而是相互学习提高、相互享受知识的过程。 

因此，追求旅游美学教学中和谐美的法则，也是在现实教学中自觉地运用形式规律去创造美好事物的一种形式，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进程，还将不断地发展，补充新的内容。 

 

三、确立课程知识体系，推广新的教学方法 

 

这里所谈的课程知识体系，是指旅游美学的课程定位和教学内容。旅游美学是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人们在领略和欣赏旅游客体美的同时揭示其审美特征，它还应该是定位于文化范畴，它既具有文化属性特点，又具有其独特性。其表现的文化属性这里不作展开，只是强调其对欣赏旅游客体美和其审美的特征，这个过程是一个由静到动再到感悟升华的过程。所以对这门课程的教学方法就要有别于一般的文化类课程，要有所创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是结合传统的教学中所采用的封闭式的单一的授课方法，推出直观式的开放式的教学方法。传统式的教学方法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针对传统的基础学科的教学还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十分必要的有效的教学手段，在教学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否定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应用性新专业的设立及市场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迫切要求和课程内容的改变，这种授课方式无疑受到质疑和严峻的挑战。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中，旅游美学仅仅依靠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是达不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和良好的教学效果的。所以我们在此基础上推出了直观式开放式的教学方法。 

1.利用microsoft powerpoint软件制作授课课件，借助多媒体教学设备将其直接推上课堂，必须指出的是课件的制作一定不能只是单纯的电子文档和物像资料的简单应用，而是以教学内容的完整性、交互性、衔接性和画面的艺术性为准，将传统的文字授课，通过高科技手段，与图片、录像等物像资料结合起来，做到界面清晰，教学内容完整。这也就结束了一本教材、一支粉笔、一本讲稿无法向学生解决的旅游美学从接受、再转化到升华的难题，通过生动、优美、立体、清晰、直观的界面，图文并茂地展示了旅游美学的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在课堂上把听觉、视觉和大脑思维结合起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2.利用互联网，推出网络授课。这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正在各高校得以推广和实验。有了前期的教学方法为基础，可以作为一种网络教学的一种尝试。因此，要求教师具有很高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3.鼓励学生走出课堂，融入实践教学环节。旅游美学的教学实践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一环节中，可借助于其他课程，将其教学内容贯穿进去。如借助导游业务，可以在实务导游过程中将美的感受涵盖进去并且传授出来，可使导游技能上升为一个新的台阶，也是旅游美学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借助饭店管理，可以将饭店经营中的硬件装饰所带来的全新的美的标准，让学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认识；借助餐饮文化，可以将中华饮食文化美的理念诠释给学生。这些实践内容，可以使学生从美的抽象中走出来，确实感受到美是实在的。 

 

四、走进“90后”的群体。提升教师的个人魅力 

 

现在高校学生已经以“90后”出生的年轻人为主体，新一代的人群有新一代的特点，面对于全新的他们，我们虽然不能盲目地迎合，但是讲究一些方法还是必要的。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优秀的教师，对他所教授的学生，应该是很了解的。 

1.是对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方法要有明确的认识，这些学生都是在应试教育考上大学的，他们的知识结构应该是基础比较厚重，但个性化知识层面不足，对美的感知偏重于灵感，缺少内在的认同，对于内涵深厚的传统文化中美的标准，基本停留在表面，很难达到认知，何谈融入和升华?况且这些学生在学习中更习惯于传统的填鸭式和死记硬背式，缺少自主学习的能力，也就谈不上创新式学习。但是也要看到他们的可塑性非常强，接受事物快，喜欢表现自我。面对这样的群体，对大学教师既是一个难题，也是挑战，所以尽快让学生适应大学的生活和学习方法是十分必要的。找出他们的不足，得到他们的认可，一定要走进他们的心里，在生活上做他们的朋友，在传授知识上做他们的良师，在做人上是他们的榜样。 

第9篇

论文摘要: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使各艺术品类异彩纷呈，灿若星河，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庞大阵容，中国画是其中一颗光华璀璨的珍珠。在中国画教学中如何渗透文化的传承，是每个中国画教师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对中国画教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引言

鲁迅先生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历代先民智慧的结晶，是现实中国的精神母体，是中国历史积淀的灵魂，它孕育并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未来。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化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和感情的载体，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因此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上意义深远。

乘着课程改革的春风，目前我们的课堂教学呈现出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教学由重“教”向重“学”转变，学生的主体地位逐步得到落实，学生的学习方式正在发生变革，课堂充满小组协作学习的“声音”，研究性学习得到重视……这些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标志着教学课程改革的新突破。师范学校的中国画教学又该怎样结合课程改革，以及在此过程中间怎样进行文化传承?这些都是我们所要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广大大中专院校中国画教师所共同面对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对当前美术教育教学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

二、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画

追根溯源，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文化”的概念。“文化”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词语，古往今来，对于“文化”的诊释很多。中国权威辞书《辞海》对文化的释义是这样的:“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一词德语是Kultur，英语是Culture，两者都源于拉丁文Cultura，其原义是指耕种和植物培育，后来由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精神领域。

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许多联想:中国菜、茶文化，书法、国画艺术，中医中药、经络针灸，古典诗词，旗袍、唐装，故宫、长城、江南园林等古典建筑，三纲五常、忠孝仁义，天干地支、十二生肖，春节元宵、端午中秋佳节，祭祖拜佛、养生炼丹，人生礼仪，神话传说，民间娱乐……这些无不是传统文化现象。也有人把中国传统文化这样分类:饮食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法家文化、佛教文化、兵家文化、民俗文化等。

中国绘画是东方绘画中的奇葩。毕加索曾说:据我所知，世界上有四个国家的艺术最具魅力和影响力，一是埃及，一是印度，另外是中国和日本，而日本的艺术又大多源于中国。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国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传统绘画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的考验，而且是绵延了五千年的鲜活的生命体。传神写照的人物画、意境深远的山水画、意味隽永的花鸟画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画。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的文字:时间绵延，昔日辉煌，今朝灿烂，明天锦绣，异彩纷呈，独殊东方。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这样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中国传统绘画，是基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中，融合和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素养、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美术思想和哲学观念，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艺术体系。对于我们每一个爱好中国画的人来说，中国绘画无疑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一幢辉煌的艺术殿堂。我们应该带着仰视的、无比崇敬的心情去领悟、去解读、去品读、去学习，指导学生继承传统，了解和认识中国画，熟知其特点和艺术规律，使学生成为各方面都很丰富的、修养全面的最优秀的人材。

三、师范学校中国画教学的现状分析

不断进步与发展中的美术教育，是一门必不可少的学科。中国画作为民族绘画，属于传统文化中间的精神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改变了师徒制的传统教学模式。传统的中国画教学是典型的师徒制，师父教徒弟，徒弟的数量一般较少，较之现代的学校班级授课，学生数量远远超过很多很多。成语“青出于蓝”就是比喻学生超过老师或后人胜过前人，徒弟比师父更有成就。但在这中间是以师父的“教”为主的，徒弟只是“旁观者”，没有或者很少有“反驳”的机会，只是在学，在模仿师父的技艺。学习的时间一般较长，明显长于现今的学院教学。客观地说，在传统的师徒制中，学生的主体地位根本无从谈起。但其中也有可取之处，如师父带徒弟时间较长，徒弟学得较扎实;徒弟人数少，这样有更多的时间和师父交流，因而能够掌握更多。从其效果这方面来看还是有道理的。教师(师父)也有更多的机会和精力来教学生(徒弟)，故“出蓝”者亦为数不算少。目前国内的研究生导师制，就是类似于先前的师徒制。另外，在师徒制教学中，更注重“身教”及“意会”，这也许是因为中国绘画艺术受儒、道、佛等思想的影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拈花一笑”式的意会、意念相通，这和中国画讲究意境、讲求写意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中国画区别与其他绘画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之一。

目前师范学校的中国画教学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时间安排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学资源:“生多师少”。

当前的教育情况(侧重于中国画教学)，一般大中专院校的中国画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还是有的。在大学主修中国画课堂上，我还是采用传统的师徒制教学模式。学生当时有二十人，有些偏多。作为师范学校美术教师，我负责中国画教学，其中零零级美术专业班三十一人，零一级美术专业班二十二人，零二级美术专业班四十三人，零三级美术专业班三十七人，零四级美术专业班四十六人，采用师徒制教学是不大可能的，分身乏术。班级学生数量比较多，国画专业课教师只有一人，由于中国画的专业特殊性，很多都是需要教师示范演示来展开教学。

2.文化修养:“营养不均”。

学生对中国画作品的鉴赏方面能力较弱，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并不新鲜的问题。美术距离学生有多远?这个问题比较难以回答。因为他们在中学美术课经常被其他课程所占据，而且是被默许的，很多学校因为迫于升学的压力，只好占用美术课、音乐课、体育课或者是其他类似的“副课”。在有些地方，特别是乡镇中学，很多学生在升人高中之后，就再也没有上过美术课。上海市美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王立人表示:当前的教育是功利实用的教育，以升学考试为最终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术课只能被“牺牲”。

通过课堂提问，我发现，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如先秦古诗、唐诗宋词元曲及画论等了解不多。造成这方面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生是五年制大专班，所学科目较多，当然这并非主要的问题，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各方面的能力，综合素质较强，另一方面又造成另外一个问题:由于所学科目较多，最终只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这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必然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只能尽力做到趋利避害，对于大多数学生，只要他们做到合理安排时间，学会统筹规划，就完全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3.专业课程:时间分散。

目前江苏省的高等师范学校之中，只有徐州幼儿高等师范学校的专业课相对教多，其余的师范学校大约每周4课时。通过课堂教学和学生作业的反映，课堂教学时间相对较短，以至于有个别的学生在新课结束之后，容易彻底放下，等到下周上课时再重新拾起来。对于之前所学的内容，学生真正能够最后保留下来的比较少，缺少一个慢慢“反当”的消化吸收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不能及时得到发现和解决。

四、师范学校中国画教学的思考

1.提升学生的鉴赏能力，丰富学生的审美体验。

在学生进校之初，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阅读情况与课程设置情况，任课老师可以制定相关的阅读书目印发给每位学生，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读书计划，并予以抽查。另外，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内容，适当地在课堂教学中间添加一些文化“佐料”，让课堂文化的传承得以更顺利、更“可曰”。这是因为中国画本身就属于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蕴涵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内涵，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和修身养性的道德规范。比如在讲授写意梅兰竹菊等花卉时，就可以结合相关的诗词歌赋及古曲，利用音乐和诗歌作为辅助手段，丰富课堂的内涵，让课堂教学的层次变得更加有韵味，与此同时，学生对于美术作品的文化内涵和风格特征的认识会更深刻，对于美术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相对比较容易接受。我在讲授写意时，选择了学生熟悉喜欢的周杰伦的《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还增加了咏菊的名诗欣赏，为学生创造了一个立体的感受空间。

2.组织安排学生的学习，提高课堂的授课效益。

由于学生很多，最佳办法是采取学生分小组协作学习，这样效果比较好，既可以锻炼学生的协作交流能力，又可以达到“资源共享”，有利于共同进步。这同时也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有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若时间允许，教师可给出明确的目标任务。最佳办法是集中授课时间，可以借鉴美术院校的做法:每学期把要学习的几门专业课(如中国画、素描、水粉、版画、油画等)集中时间，每周的专业课皆为同一门课程，进行分时间分阶段授课(例如:素描每周安排两天半时间，为期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这样，教师的总课时并不变，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深人学习，趁热打铁。教师则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科研或创作活动，可谓一举两得。

五、如何在中国画课堂教学过程中渗透文化传承

这个问题是我们中国画教师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具体描述如下。

1.向学生推荐文学名著，养成良好的阅读行为习惯。

针对具体的课堂教学内容，指导学生阅读相关的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文学修养。比如我在给学生上《写意画法》的时候，为了使学生能够了解更多的关于的相关诗词和知识，安排学生阅读《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诗薛衡芜讽和螃蟹咏”中曹雪芹先生特地花了很多笔墨精细地描写的一场特别的诗社活动。史湘云做东主持品蟹赏菊宴，正是蟹肥菊黄之时，这是再妙不过的创意之举了。曹雪芹花了浓笔重墨写了多首咏菊之作。学生通过阅读文学名著，丰富了知识面，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体会了民族艺术的伟大。在讲《写意牡丹画法》内容时，介绍牡丹，我给学生推荐阅读明代李汝珍的神话小说《镜花缘》。

2.给学生安排诗词赏析，丰富文化修养，拓宽知识面。

结合中国画教学的具体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适当增加诗词歌赋的赏析，丰富学生的知识层面。在讲授写意梅花、兰花、竹子、、松的时候，我就选取了相关的古代诗词介绍给学生，并让学生尝试吟颂，体会诗人的乐趣。同时在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对诗词的理解、比较，能够体会梅兰竹菊的高尚品德与节操。譬如“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为松。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李白，《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诗》)，通过松来比喻刚直不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五柳先生陶渊明，就是借菊抒怀，表达归隐田园所获得的内心宁静与生命自由。古人的这些诗词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以及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命意识。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结合相关的古典乐曲或影视片段或着歌曲，深化认识和理解，丰富学生的审美体验。

3.给学生设书法篆刻课，提高学生各方面的文化修养。

诗书画印融于一体，有人说:书法是无声的音乐、抽象的绘画、纸上的舞蹈。这是非常形象、非常贴切的说法。在中国画教学中，我们也应该把这方面的内容添加进来。尤其是在写意画，更需要具有一定的书法基础。古人把画兰竹梅等称之为“写”，所谓“喜写兰，怒写竹”就是这个意思。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这样写道:“书法由接近于绘画雕刻变而为可等同于音乐和舞蹈。并且，不是书法从绘画而是绘画要从书法中吸取经验、技巧和力量。运笔的轻重、疾涩、虚实、强弱、转折顿挫、节奏韵律，净化了的线条如同音乐旋律一般，他们竟成了中国各类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