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律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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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余额宝自2013年6月13日上线以来，其累计用户数和累计转入资金规模呈逐增趋势。截至12月31日，余额宝的客户数已经达到4303万人，规模1853亿元，余额宝自成立以来已经累计给用户带来17．9亿元的收益，自上线以来，日每万份收益一直保持在1．15元以上，在所有货币基金中万份收益最为稳定，自成立以来的总收益水平稳居同类货币基金的第二位。余额宝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风靡，取决于其如下特点:
(1)投资门槛低，易被小额资金持有者所接受。“增利宝”的投资起步价只需1元人民币，这相对于银行代售的各种基金理财产品5万、10万不等的“最低消费”来说，更容易吸引手持小额资金的投资者。余额宝吸引了海量的小额投资者和无数碎片化的资金，把用户存款坐标轴那条巨大的长尾收入囊中。在高昂的运营成本面前，银行难以惠及小额投资者，而余额宝恰恰满足了这批被金融机构忽视的小客户。
(2)性价比高，收益透明。相较于其他投资渠道，余额宝能够给用户带来比活期存款高出10倍的收益。在余额宝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收益的计算公式，即当日收益=(余额宝已确认份额的资金/10000)X每万份收益，例如已确认份额的资金为9000元，当天的每万份收益为1．25元，则当日的收益为1．13元。而且转入资金在基金公司确认份额的第2天可以看到收益，就金融理财周期而言，传统的金融理财产品运行周期较长，有关收益率的详情不能及时被客户所知晓，而余额宝恰恰解决了这项难题，满足了投资者随时随地了解所买产品的收益或亏损情况。
(3)随时消费转出，不受投资固定期限的限制。天弘基金和支付宝在后台系统为余额宝提供了大量技术支持，实现增利宝“一键开户”流程。客户将钱转入余额宝，就即时购买增利宝，而客户如果选择将资金从余额宝转出或使用余额宝资产进行购物支付，相当于赎回增利宝基金份额。故相较于银行代售的理财产品而言，客户可自由支配余额宝中的资金而不用担心“钱到用时方恨不能取”。
二、余额宝的风险
事实上，余额宝势如破竹的盈利模式背后，潜藏着来自自身和网络的两大主要风险。余额宝的本质仍旧是一款针对广大个人用户的基金理财产品。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货币基金出现年度亏损的情况。不过，货币基金作为基金产品的一种，并不等同于保本的活期储蓄，理论上依然存在亏损的可能，只是从历史数据来看收益稳定、风险较小。余额宝的流动性风险首先受制于货币基金的流动性状况，短期大额赎回和货币基金流动性管理不当都有可能导致余额宝出现流动性风险。所以说，即便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代销代售的同类理财产品，同样受制于其自身的风险性，受投资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就其自身风险来说，随着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变化，证券市场的收益水平也呈周期性变化，基金投资的收益水平也会随之变化，从而产生风险。同时，一旦余额宝发展到一定规模，流动性管理压力会明显加剧。货币基金每日收盘后才能与余额宝结算，这期间实际是支付宝为货币基金进行了信用垫付，如果货币基金无法按时与支付宝进行交割，支付宝则面临头寸风险。另一方面，有报道称支付宝用户账户曾被网络黑客盗取帐号和密码，则与之绑定的余额宝同样不能“幸免于难”。通常余额宝用户不会每天登录自己的帐号查看基金的收负盈亏情况，这也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至于余额宝官网宣传的“被盗100%赔付—平安保险全额承保，理赔无上限”的可信度也不免遭受用户质疑。这种与互联网挂钩的金融理财产品同时也伴随着网络技术风险，再加上众多网络不可控因素，余额宝的资金账户安全更加得不到有利保障。
三、反思
1、规范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基金销售资质管理是当前解决类似余额宝打“球”所引发问题的首当其冲的方案。支付宝公司之前仅获得了基金销售的支付牌照，而未获取基金销售牌照的这一争议点使得近日工农中建四大行均对支付宝发难，下调银行卡快捷支付转入余额宝额度，单笔最高五千，每月不超过五万。显然余额宝业务的迅速壮大已经直接影响到银行吸收现金流和代销基金等理财产品的“垄断”势力。控制余额宝交易数额的上限一方面体现了监管层放宽并认可第三方支付平台“类销售”基金理财产品的经济行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已开始采取措施严加监管并规制第三方支付平台开展的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同类业务的竞争。未来第三方支付平台能否被授予销售基金类理财产品资质直接影响到互联网金融健康良性的发展。不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足显政府支持和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及弥补商业银行在诸多业务上的不足的决心。
2、加强第三方支付平台“余额宝类”业务的风控，减少投资用户的利益损失。以余额宝为例，购买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用户多为拥有支付宝账户及开通网银支付功能银行卡并于账户内存有余额的群体。这类群体选择理财渠道时往往具有盲目性，他们通常都会选择投资门槛低、获益相对高的金融理财产品而忽视了其依附于网络载体所带来的风险。抛开金融理财产品自身的流动性风险不谈，未来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业务的架构模式可以设定为在集结三方主体的基础上融入保险或担保公司的业务，以最大化保护投资用户的财产利益。投资者在购买余额宝的同时就相当于同保险或担保公司签订了协议，当投资者因产品流动性风险以外的风险致使利益受损，则可以通过双方协商或诉讼形式主张“第四方”主体理赔。另外，互联网技术风险也可考虑纳入到理赔事由之中，因为对于一般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并没有专业的网络技术知识和驾驭网络风险防范的能力，其在购买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时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对于提供技术支持平台的公司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2篇
我国的民间金融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活动，这是在社会经济制度中发展出现的。可以通过与民间金融的互补对金融市场的资源以及金融市场的构造进行完美的整合，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金融效益的增长。由此可以看出民间金融已经加入了金融市场的竞争，并在逐渐的改变金融市场的格局。所以对民间金融应该予以高度的重视，不能忽视民间金融对未来金融制度发展的影响，所以对民间紧急的行为进行相应的监督、预测就变得非常重要。
二、我国民间金融的法律执行情况
在对我国民间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进行系统的分析后，得出我国政府部门在不同时期对民间金融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监管立场有这一定的不同我国当前民间金融的生存现状和法律框架成型则开始于第三时期,转折于第四时期,随着我国现阶段民间金融市场的活动主要表现为各类民间金融组织的成立和各种集资行为的层出不穷,我国的立法活动和执法活动也相应集中于民间借贷纠纷的处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集资行为的判定和处罚。
三、我国民间金融的配套法律制度创新
我国要实现民间金融市场合法、健康和正当的发展,就必须首先要客观评价民间金融经济主体的行为,进一步对其行为实施法律方面的指引作用,使其朝着更规范化和合法化的方向发展。自然,健全完善民间金融法律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建设的重点追求目标,核心的主体法律监管架构具有必需性,配套法律制度也必不可少,成为核心监管制度顺利执行的有力辅助力量。但是我国现在相关方面的法律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如破产人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和中小企业信用制度方面的立法仍亟待完善。
四、结束语
第3篇
各国雾霾治理框架可以发现，由政策向市场的转化是大的趋势。我国早在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出台之前，便开始了对雾霾治理的立法工作，但从其效果上看雾霾情况持续加重，原因在于市场对污染产业的依赖大大削弱了法律实施的效果，因此运用市场手段的碳金融制度对雾霾治理具有特殊意义，且经过多年发展其已形成体系。
1雾霾治理的碳金融基础性
立法雾霾治理的碳金融法律制度以排放权的清晰界定为基础。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雾霾治理工作便已开始，1973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但受到“”的影响其并未很好的落实，1979年我国开始试行《环境保护法》（1989年正式生效），1982年又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其26条将保护环境作为一项政府职责，以此为依据1987年我国专门制定了针对雾霾治理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从其内容上看，该法历经了1995年、2000年两次修改后充分借鉴了国际碳金融制度的排放权思想，将政府的监督职责转变为对雾霾污染源责任主体权利、义务及责任的清晰界定，具体包括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的目的在于界定雾霾治理的主体权利，从而可以有计划地控制乃至逐步减轻雾霾天气。雾霾产生的原因是有害气体的过度排放，因为大气作为公共产品难以界定其权利主体，因此利用市场机制对其的保护就面临着主体缺位的尴尬，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与工业的高度集中，即使污染源的浓度达标也无法抑制雾霾的进一步恶化，因此目前总的趋势是有针对性的将一些污染严重地区划定为酸雨控制区、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在这些地区由地方政府进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其实质是对大气这一公共物品权利主体的具体化，即由地方政府履行对大气的所有者职责。征收排污费制度与大气污染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相对应，明确了雾霾排放主体的具体义务。既然大气的权利主体被确定为地方政府，则市场主体具有排放权就是建立在其承担相关义务基础上的，排污费用的征收是科斯定理的实践，即通过市场手段对市场主体进行制约：一方面，对排污者而言排污费意味着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成本将抑制雾霾的排放促进生产者改进其生产；另一方面对国家而言排污费的收取目的在于治理雾霾天气，特别是当城市雾霾较为严重时所收取的费用不仅应该包括控制现有雾霾的费用，还应该包括改善空气整体质量的费用，用以弥补排污费征收之前市场主体对空气造成的污染。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是对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基于排放权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强制力保障。市场主体对大气使用的权利是基于政府对大气这一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地位而言，因此超标使用即意味着对所有权的侵害，与普通私权利相区别的是由于大气这一公共物品难以衡量其所有权的真正价值，因此此处并不包括普通民事责任中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而替代以行政处罚，从而体现出大气的公共物品属性。如果说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与征收排污费制度是以市场手段限制排放，则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就是当市场手段无效时的行政干预。
2雾霾治理的碳金融减缓性
立法治理雾霾的最终目的是消除雾霾，特别是在目前全国各大城市雾霾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减缓性立法意味着碳金融制度中排放权的收紧是总的立法趋势。如果说碳金融的基础性立法着力于界定排放权的权利义务关系，则碳金融的减缓性立法不仅使排放权的创设与分配有了具体依据，更为未来碳金融业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具体而言包括三个层面：首先，以节能减排为手段的碳金融立法。节能减排是缓解雾霾最为直接的途径，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大量有关节能减排的相关法规，其中既包括全国性质的，例如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关于印发2009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的通知》《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也包括地方性立法，例如《甘肃省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沈阳市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山西省贯彻实施〈汽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办法〉暂行规定》《河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从表面上看这些制度似乎与碳金融无关，但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政策的存在，排放权才变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具有进行交易的价值。其次，以调整产业结构为目的的碳金融立法。为了经济发展，中国替西方购买者承担了大量高污染型的制造业，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雾霾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无法避免的：“十一五”期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多项规定；“十二五”期间国务院又进一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多项规定；同时也包括各种地方性立法，例如《山东省六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导计划》等也相继出台，这些指导性意见的出台可以说是地方政府对碳金融排放权在企业之间、产业之间进行分配的具体依据。最后，以循环经济为指导思想的碳金融立法。雾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能源的污染，因此雾霾治理不仅仅是限制能源使用、提高能源利用，更重要的是找到新的绿色能源来替代现有能源，从根本上消除雾霾。21世纪开始我国对循环经济的立法逐步开始重视，2002年我国制定了《清洁生产促进法》，2005年我国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法》，根据该法规定各有关部门出台了大量配套规范，例如财政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发改委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之后2009年我国开始正式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其中第三章明确提出了实施减量化的排放权立法思想，为了配合该法的实施又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这些规定的出台为碳金融业务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可以说是对现有排放权模式的突破。
3雾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性立法
近年来，雾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性立法在我国发展迅速。交易性立法是雾霾排放权利清晰界定的体现，也是以市场机制治理雾霾的核心，随着联合国气候大会华沙会议的落幕，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以及广东、湖北等省先后根据当地的雾霾实际情况出台了有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地方雾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制度体系由此确立：首先，基于公权力展开的碳金融权利创设。与一般的金融权利基于民事权利而创设相区别，碳金融制度中的排放权交易不仅基于公权力而形成，且更加关注有关的公权力属性：一方面，其创设所依据的是各式雾霾治理的有关计划。另一方面，整个碳金融交易过程以对雾霾治理的监督为基础。其次，碳金融业务治理雾霾的市场构建。根据该办法的规定，开展排放权交易的城市将建立交易所，实行会员制交易，包括自营会员与综合类会员，除了允许企业参与交易，同时允许个人参与。交易标的为相关排放权的配额，并鼓励在此基础上进行产品创新，交易方式为公开竞价，并引入传统证券交易的管理模式。最后，碳金融业务治理雾霾的监管制度。与一般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活动的监管相区别，发改委对碳金融的监管不仅涉及对金融交易的监督，同时涉及对相关主体遵守排放义务的监督，且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地方发改委的权力包括对碳排放的监测、对第三方机构与交易活动的核查等；市场主体的责任则包括未履行报告义务、未按规定接受核查、未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等；第三方机构的责任包括出具虚假、不实核查报告、核查报告存在重大错误、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或者被核查单位的商业秘密等；交易所的责任包括未按照规定公布交易信息、违反规定收取交易手续费、未建立并执行风险管理制度、未按照规定向市发展改革部门报送有关文件、资料等，由此可以看出碳金融实质上并非是纯粹的市场活动，而是以此为手段来替代政府以行政方式治理雾霾。
二碳金融制度的雾霾治理机制
排放权的价格属性如上文所述，碳金融制度既区别于纯粹的行政行为，也区别于普通的商事行为，若将其视为行政行为，则难以回避其交易特征，若将其视为商业行为，其中又不乏行政属性。碳金融业务纷繁复杂，虽然目前在国内仅仅局限于权利交易，但在欧洲、北美市场有关的衍生品已层出不穷，那么碳金融业务对于雾霾治理的逻辑起点又在于何处呢？笔者认为碳金融制度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一般的行政治理行为，核心在于排放权的特殊属性，因为几乎所有的碳金融交易活动都是围绕着排放权这一基本权利而展开的。随着碳金融治理雾霾国际立法的推进与国内立法的发展，近年来有关排放权性质的分析正不断完善。基于早期的国际法视角，排放权被认为具有三种属性：环境权利，从权利标的上讲排放权的基础是大气这一自然资源；条约性权利，从权利形式方面讨论，其表现为《京都议定书》等一系列国际协定；成员性权利，从权利主体的角度看，排放权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之间。随着碳金融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从国内法的角度看，我国学者认为排放权另具三种属性：金融权利，随着碳金融法律制度的发展，排放权的作用更多的体现为融资属性；发展性权利，从权利目的上看，其是为了保障人类社会生存发展而诞生的权利；准物权，从权利设定的方式上看，由于碳排放权基于大气这一公共物品而产生，因此具有物权属性。而在发改委2010年出台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0年度报告》《关于完善农林生物质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以及2013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华沙会议所议定的《<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CMP.9决定》②中更为注重的却是排放权的价格属性。
1排放权设立过程中的价格属性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有关排放权的设立实质上是国家之间在排放权价格之间的博弈。基于国家之间在国际公法上的平等地位，大气作为公共物品的有效利用是难以在国家之间进行分配的，谁有权多使用谁又应该少使用如何确定？国际协议产生的目的在于以条约之效力在国家之间形成约束，但协议本身即是国家之间协商一致所形成的“合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例如美国作为污染排放大国虽然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但全球也只能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因此真正在国家之间发挥作用的并不是道德力量或是政治力量，而是价格机制，具体而言各国虽然都希望能够实现雾霾的治理，但排放权的产生却源于其价格属性：与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相比，发达国家的高收入使其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优质环境，因此才会出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看似不公平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另一方面是对于雾霾的治理成本而言，随着发达国家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雾霾往往更多的源于发达国家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而治理悬浮于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成本要高于对其源头进行治理，但发展中国家本身又难以承受相关费用，因此才会有《京都议定书》中有关排放权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实施机制（JI）、排放权贸易机制（IET）以及绿色气候基金的安排。因此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并非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施舍或帮助，而是基于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由价格机制所推动的环境治理活动。
2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属性碳金融制度能够充分的发挥雾霾治理效能，建立在排放权的交易过程能够充分发挥价格属性的基础上。限制排放、环境补偿是排放权的价值属性，是其作为雾霾治理行政行为的表征，与之相区别排放权的价格属性则体现为受与雾霾污染相联系的各种市场供求因素的影响：首先，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受雾霾地理位置的影响而不断调整。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地理气候上的差异受雾霾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英国基于其海岛气候使其立法严于欧盟内部其他国家，从而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在排放权交易价格上产生差异；从我国国内法的角度看，排放权的设立也同样更具地区性色彩，相比于东部地区，西部、北部地区的雾霾不仅来源于工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有密切关联，因此在排放权的定价上会有明显差异。其次，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受本国工业水平发展的制约而不断波动。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各国基于工业发展水平的不同所承担的雾霾治理义务有所区别，发展中国家承担较少义务的结果是排放权价格的下降从而吸引发达国家的投资；从国内法的角度看，雾霾治理又是一个国家之间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发达国家不可能无限制的转移其污染产业，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无限制的接受污染产业，随着工业、经济差距的缩小，排放权价格将逐步趋同，而其过程则会受国际、国内双重因素的影响而波动。最后，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因公众雾霾意识的进步而趋向上涨。影响价格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市场预期，环境保护本身是一种道德观念，但如果污染影响其生活乃至威胁其健康就会演变为一种市场力量，近年来随着PM5指标的公开，公众对空气污染问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可以预计随着空气污染的加剧与公众对雾霾问题的持续关注，排放权
3排放权制度完善过程中的价格属性
排放权制度完善过程中的价格属性体现为碳金融交易方式的创新对雾霾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新问题的解决。碳金融交易方式的不断创新是建立在对排放权性质充分理解基础上的，创新的排放权金融产品之间在价格上存在差异，但其目的在于使碳金融制度更好的适应实际的雾霾治理活动，从而促进雾霾治理方式趋向于多样化。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一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是各国之间排放权价格差异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排放权的价格差异也阻碍了这些协议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对排放权定价的放弃不仅造成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转移，也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依赖，而发达国家随着产业的转移同样导致其经济受到损害，由此新的以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碳金融制度就需要发展，例如针对发达国家汽车尾气的排放，农业生产燃烧的排放权衍生品，显然对于这些领域的排放权定价方式也会发生变更。从国内法的角度看，排放权的市场交易活动同样会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排放权将大气作为一种有限的资源纳入经济运行之中，这意味着企业原有的生产模式将发生根本的改变，由于排放权基于行政权力而创设，这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将被进一步提高，同时作为一种有限的、稀缺的自然资源，排放权的创设意味着企业之间资源争夺的加剧，很有可能引发对排放权这一资源的垄断，那么基于市场竞争的考虑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排放权差别定价行为就显得十分必要。
4我国雾霾治理的碳金融制度完善
第4篇
绿色金融在国内尚属新生事物，研究也并不成熟。而事实上，绿色金融概念在国际金融业界已使用多年。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政府发挥其创造性思维把环境影响因素引入到金融创新之中，研究如何有效评估环境风险，从而开发出成功的环境金融产品，并形成合适的产品结构，以此获得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环境的充足资金。
二、绿色金融立法的必要性
1．实施绿色金融是金融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金融行业应将对经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的追求自觉纳入自身的发展目标之中。金融业要发挥好配置和调控资源的作用，利用金融服务和金融工具为增加企业盈利和纳税的同时，更要利用提供审慎的金融专业服务的时机促进企业降低能耗、节能减排、革新技术以此增加社会福利。
2．实施绿色金融有利于促进环境保护
盲目追求行业发展和地方政府政绩，全国各地的高污染高排放行业仍然遍地开花，增速偏快。马克思曾说过：“货币是最大的推动力。”这些行业迅速扩张的背后，金融业的商业贷款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各类金融机构能采取相关措施对此类贷款进行严格控制，将迫使污染企业重视环保问题，如在审批程序中加入环评制度，对违规违超限企业从融资根源上进行控制。使企业的发展及经营加大环保投入，实现企业盈利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局面。
3．实施绿色金融有助于强化金融业环境风险控制
营利是金融行业的主要目的，因此金融风险控制在其日常运营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金融活动之安全性与企业环境状况之稳定性间的相互关系也逐渐唤起各方的关注。面对我国的依旧严重环境问题，不论是从中央还是地方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实行企业的环境责任也迫在眉睫。企业滥用金融行业的贷款融资，给金融业自身造成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4．实施绿色金融有利于顺应接轨国际潮流之“赤道原则”
赤道原则，是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参照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建立的一套自愿性金融行业基准，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该原则倡导金融机构对于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应尽到审慎性核查义务，只有在融资申请方能够证明项目执行对社会和环境负责的前提下，金融机构才提供融资，该原则已成为各国银行可持续金融运作的行动指南。赤道原则作为国际实施绿色信贷的通行准则，已经在各大金融机构中得到充分实践。为便于国际社会交往、顺利地参与国际融资项目，我国金融行业有必要根据赤道原则的要求，建立有关的绿色信贷机制。
三、我国绿色金融立法实践
1．我国绿色金融实践概况
我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时间比发达国家起步晚。兴业银行作为国内首家“赤道银行”、绿色金融的先行者和倡导者，2005年与国际金融公司（IFC）设计能效融资项目产品，也成为国际金融公司首期中国能效融资项目唯一一家合作银行2006年，国内首家推出能效项目融资产品；2007年，在国内首家推出碳金融综合服务；2008年，公开承诺采纳赤道原则，成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2009年，国内首家成立可持续金融专营机构———可持续金融中心；2010年，将绿色金融从企业项目领域延伸到个人消费领域，在全国首发低碳信用卡；2011年，发放国内首笔碳资产质押贷款，排污权抵押授信等创新性的绿色信贷产品也陆续落地；2012年，升格可持续金融中心为总行一级部门，成立可持续金融部，全方位统筹发展绿色金融业务。而后中国农业银行、招商银行等商业银行也相继提出绿色金融的发展理念，并在操作层面上制定具体措施，推出了绿色金融产品。发展到现在，我国形成了以银行绿色信贷为主，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三种发展方式为支撑的绿色金融。
2．我国绿色金融立法实践
伴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成为我国绿色金融立法发展比较迅速的阶段。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国内金融机构要将支持国民经济发展同保护环境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相结合，并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作为银行向企业贷款考虑的因素。2001年6月，原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联合《关于加快发展环保产业的意见》。该意见强调加快发展环保产业是我国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应该对有关政策制定出相应法律法规，要发挥金融手段的杠杆优势大力扶持和优先发展科技含量高、低能耗、低污染的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三者的有机统一。2007年7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制定并颁布了《关于防范和控制高污染行业贷款风险的通知》，标志着我国正式实施绿色信贷的开始，同年七月三部门再次联合颁布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2008年1月，环境保护部与国际金融公司签署协议，来合作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信贷指南，为深化我国绿色信贷发展提供技术与智力支持。2009年1月，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以督促国内银行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促进社会、经济、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
四、我国绿色金融法律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1．我国绿色金融法律体系的不足
一是立法层次低。近些年我国的绿色金融立法虽有很大的进步，但可以看出，现有的关于绿色金融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制定主体主要是国务院及有关部委，没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制定的专门绿色金融法律。位阶较低的法律文件，多具有政策指导性、宣示性，缺乏法律本应具有的强制力和权威性；二是内容不全面。起步较晚导致我国绿色金融立法内容欠缺、滞后，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立法还仅局限于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方面，其他制度缺乏；三是可操作性不强。纵观我国现有的绿色金融立法，多是宏观性、原则性规定为主的部委意见和指引，因而实践中难于执行和落实，操作性不强；四是缺少相关法律责任规定。从法的强制性角度，责任制度作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经济法律关系保护的实体法基础。现阶段，我国绿色金融立法的条例条款规定都以建议和宣示性的声明要求各金融机构认真贯彻执行，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和惩罚手段，以致于规定无法落到实处。综上，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绿色金融法律制度，应对政策调整和现实问题而出台的意见和指导性文件难以形成缜密逻辑的法律体系，更难以肩负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为绿色金融良好向上发展提供金融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的重任。存在缺陷和不足，使得我国绿色金融立法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13亿中华儿女都为建设美丽中国奋斗之时，我们应大力加强绿色金融立法，落实现有规定措施，用科学完善的法律制度积极推动引导绿色金融在全社会的实施。
2．完善我国绿色金融法律制度的设想
①出台《绿色金融促进法》。
要在立法目的部分明确体现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为指导思想，以保障金融行业稳健运行为直接目的，把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除了明确绿色金融等定义，还要明确监督机关主体和各主体的监督管理职责。在激励措施方面，可全面运用利率政策，税收政策，授信额度等措施建立相关奖励机制，扶持工艺、设备、技术高的企业。法律责任方面，规定金融企业因违法本法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对主管人员或者其他责任人员不履行监督职责的，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②完善绿色信贷制度。
金融机构要深刻认识实施绿色信贷，及时处境经济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协调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也是银行优化信贷结构、降低信贷风险的内在要求。要建立贷款项目环境风险审查评估制度，从源头防范环境风险以保障信贷安全。严格规定贷款人的注意义务，要将环保标准与信贷风险管理要求落实到客户调查、授信、项目评估、信贷审查、贷后管理的环节。若未尽到有关注意义务，相关责任人要承担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③完善政策性银行法律制度。
日本的经验很值得借鉴，日本投资银行是注册超过100亿美元的大型国有银行，2004年其提出以环境评级的手法确定投资对象，并加强与商业银行的合作，更好的发挥政策银行的协调作用，为绿色信贷的发展搭建平台。我国亦应当建立类似“绿色生态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宏观指导绿色投资方向，同时做好大型环保项目资金的管理。
④完善绿色证券的法律制度。
党的十报告已经明确把“生态文明”写进了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里。向绿色和可持续转型已成为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从战略高度出发，通过证券监管将环境保护的要求融入投资活动和企业管理之中。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环境报告制度，使企业在日常活动和重大决策中都必须考虑到环境成本和环境效果。
⑤完善绿色保险法律制度。
顺应国际上加强强制责任保险的趋势，对环境产生环境污染物多、易发生重大环境事故的石油、化工、煤电、有毒废弃物处理的行业实施强制责任保险。科学设计险种、保险费率和除外责任，既不增加投保人的负担，同时保证事故发生时受损人员及时得到赔偿。
⑥完善绿色金融责任机制。
第5篇
作者：李晓楠 徐嘉奇 单位：吉林省建设银行 吉林财经大学
国外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⒈为了辅助农村发展，加快农村金融事业建设，日本借鉴美国的一些经验，建立了完善而明确的农村金融体制。政府为了更加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以及规范监管事项和相应权限问题，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同时也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农协的特殊地位，规定重建后的日本农协应以“促进发展农民的合作组织，提高农业生产力与农民的社会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宗旨。此法令的实施，加快了日本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速度，日本的“农业协同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而依附于“农业协同组织”的合作金融机构也大量的成立。这些合作金融机构对帮助日本农村发展，消除农村的贫困现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农村金融市场的兴起也带动着日本金融市场的发展乃至于全日本的经济。日本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的特点及借鉴意义：一是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立法精细。日本对不同类型的合作金融立法分门别类，在立法的技术上虽然简单一些，但是辅以了较完善的配套制度。针对我国目前的合作金融立法状况，制定一部统一的合作金融法还比较困难，但国家可以就不同类型的合作金融先制定单行法，如针对我国广泛存在的信用合作社制定一部《信用合作社法》，在填补合作金融立法空白的同时，也为促进合作金融立法工作做出基垫。二是日本农村合作金融制度非常注重与民法、商法的协调，专门指出了涉及到民法、商法的适用问题，并多次提到民法、商法适用于合作金融时应作的调整，这就有利于法律体系的协调和完整，避免在实践中出现法律适用的冲突和界限模糊，对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立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三是在概念上区别“合作社”与“合作社企业”的做法。日本的合作金融组织在登记时就将其分为两类不同的法人实体，在具体的操作上也更为容易、便捷。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合作社作为特殊的组织机构登记注册的规定，也没有说明合作社如何参照适用其他民事主体的登记注册的规则，所以要完善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是首要的。四是日本在合作金融立法中有专章规定政府监管，尤其对税收优惠政策等作出了细致的描述，在制度上保证了政府对合作金融的扶持。根据我国合作金融的发展，合作金融机构与政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要合作金融脱离与政府的联系实现其自身发展不太可能。但可以尝试在经历一定时间的过渡之后，再由合作金融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而这段时期内要做好的就是在承认合作金融机构与政府联系的同时，加强其外部监管。⒉综合立法模式———美国农村金融立法体系。美国在对待农村金融的问题上，也选择了构建比较完善的合作金融法律体系。从1909年开始到1933年，美国颁布了一系列的与农村金融相关的金融法案，并建立了农业合作信用体系。马萨诸塞州可谓是美国农业金融的先驱者，该州通过了美国第一部信用社法，建立了第一家信用社———圣玛丽信用社。而且这部信用社法也是联邦政府制定信贷联盟法的基础。1916年，美国通过了第一部农业信贷法，并在该法案的规定下设立了合作金融组织，建立了合作金融信贷系统，也开创了农业长期贷款的先河。此后，这部法典为满足金融市场的需求，经过了五次修改。1922年到1929年，美国针对农业合作金融先后颁布了《卡帕一沃尔斯坦德法》、《农业市场法》、《合作社销售法》等法律。其中《卡帕一沃尔斯坦德法》最为重要，它标志着美国合作社在法律上有了真正的定义。而《合作社销售法》的出台，使得美国农业信贷体系步入良性轨道，并满足了农民对贷款的需求。之后，美国制定并实施了信用法规，代表着美国合作金融走上了正规化道路。1934年是美国合作金融业发展最重要的一年，国会通过了《联邦信用社法》，这标志着美国的合作金融业有了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美国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发展的特点及借鉴意义：一是规定了合理而明确的机构分工。美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系统庞大且复杂，但分工明确，联邦土地银行的任务是向人们提供不动产的抵押贷款，地区合作银行的任务则是为较小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提供资金，而联邦信贷银行的职责是为客户提供中期和短期信贷业务。这三家农村金融组织相互独立，每个组织责任明确，形成了一个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确保了农村金融发展的良好环境。我国的农村金融业在组织分工上应予以借鉴，明确职责，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二是独立的组织制度。美国农村金融是一个独立体系，美国农业信贷管理局作为其监督和管理的主要单位，负责日常的监督和全面的协调，这样才能较好地保证其资金用于农业。农村合作金融与联邦储备系统以及各联邦储备银行之间并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美国联邦农业信贷委员会作为农业信贷方针的制定者，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农业发展的目标，把握农业信贷的方向。三是专门的法律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完备保证。美国的农村金融运作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可以把农村金融大的运作融合到其他相应的法律中，使得农村金融在运作中不会出现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局面，从而避免了行政干预以及因领导换届而造成影响。四是在监管模式上，美国农村合作金融的监管以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为依据，采取了不同于商业银行的监管模式，设立了由监管机构、行业自律协会资金融通清算中心和互助保险集团及其附属机构组成的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为服务对象的监管体系。这对我国合作金融缺乏监管的现状来说，要完善农村合作金融监管制度应做到“三重”监管，一是实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内部监管的独立审计；二是实行一套行业自律组织监管体系；三是实行外部监管，特别是审计监管。
社会主义新农村金融法律体系的实践路径
综合立法与分业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技术选择。作为合作经济的一种形式，合作金融立法应当在合作社立法的框架之下。从现有的各国合作社立法上看，可以概括为两种立法形式，一种是综合性立法，就是不同类型的合作社适用同一法律规范。另一种是分业立法，也就是一对一的模式。金融合作社立法模式一直是学界争议的话题。有观点认为，当合作社本质相似、形式相仿时应该统一立法。而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新型的合作社类型，此时分业立法不能及时地进行法律规范，综合性立法作为一种大的概括形势，对这种新型的合作社有规范力。合作经济立法，应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为符合我国市场经济规律而建立。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农村合作社种类较多，各合作社涉及的行业广泛，在现有的条件下，制定适用于所有类型合作社的综合法尚不具备。因此，我国应先采用分业立法模式，待条件成熟后，再制定一部综合性农村合作金融基本法。明确农村合作金融企业法人的法律属性。农村金融合作社作为农村合作金融的主要组织其法律定位尚不明确，因此，合作社是否应有法人、法人的类型成为了当下学界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合作社应有法人，而且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法人类型，也可以叫农作社法人。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国际合作社联盟通过对世界各地的合作社立法进行总结，已明确合作社是一个企业。由此可以得出，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合作社的一种形式，也应具有法人。其次，分配原则。合作社的确不同于以资本为制度设计基本逻辑的公司，而人们往往强调合作社是以社员互助以增进社员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不以营利为直接目的。实际上，罗虚代尔原则仍然体现了营利性，因为合作社只有通过市场营利行为取得利润，才能对社员进行利润返还。马克思在分析合作社的二重性质时指出，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下，合作社是集体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合作社与其他企业的交换中，同样要营利极大化，并参与资本主义企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而且罗虚代尔原则自身也在发生变化，现代许多国家合作社法规定社员的投票权不再是绝对的一人一票，一人一票只限于初级社，其他级的合作社则可按成员社的规模采取按比例投票，在坚持惠顾返还的基本原则下，也可采取有限制的股金分红，这种改变均体现出对资本的重视。因此，合作社的特征应该是“对内以服务为主，对外以营利为目的”。最后，合作社主要以成员交易为主，对外交易为辅。在合作社破产时，优先解决债权的为合作社成员。因此，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作为企业应有的法人，考虑其行业的特殊性，所以应该是具有特殊性的法人。完善农村合作金融市场准入与退出的法律制度。各国的法律均对本国金融机构规定了市场准入门槛，我国规定商业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金为10亿，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最低注册资本金为1千万。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已经放宽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标准。但从农村合作金融的目的来看，它是一种以互助合作为目的的组织，对发展农村经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一些偏远山区，其资金量较小，社员集中资金的能力较弱，很难达到国家所规定的千万标准。因此，放宽准入标准，降低门槛势在必行。农村合作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可以构建以收购与合并为主、行政关闭或撤销为辅、破产清算为补充的多元化退出方式。收购与合并主要可以免除因某一金融组织的倒闭给市场带来的动荡，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负面影响。而在合作金融中，由于其特殊性，所以对破产清算这种退出形式一定要格外慎重，稍有失误，很可能会导致农村合作社的“波米诺骨牌”效应，给农村金融市场造成巨大损失。因而，为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应当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笔者认为，当破产清算程序发生时，政府应当联系经营较好的一个或多个合作金融组织对破产清算的金融组织进行并购。而金融组织受到的损失，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来对其进行补偿，目的是使影响降到最低。⒋确立农村合作金融的政府支持与监管法律制度。为保证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稳定、健康的发展，政府应在政策上对其进行扶持，为其创造出良好的环境。扶持类型可以分以下几种：第一，倾斜性财政支持。在我国，由于“三农”问题的切实存在，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市场竞争中必然会遭受到损失，而政府可以在金融政策上给予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适当的倾斜性保护。政府可以对明显带有政策性扶贫功能的贷款做出一些合理的政策性亏空空间，此政策性损失由地方财政贴补。尤其对于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农村确实需要而又达不到规模效益而引起的经营亏损，政府可以给与弥补。此外，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承担着大量的低息放贷任务，这直接影响了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利润或带来亏损，政府应适当补偿其因低息放贷造成的损失。第二，减免性税收支持。我国政府在税收政策的制定上，应充分给予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倾斜性的扶持和鼓励。如畜牧业贷款、农业生产贷款与补贴、扶贫贷款，对于山区贫困合作金融组织以及以农业贷款业务为主体的亏损合作金融组织，应加大扶持力度。具体措施包括营业税免征，提高资本充足率以促进经营不善的企业扭亏转盈，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对盈余不大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采取免征所得税措施；另外，应采取措施引导资金流向农村金融市场，以此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收益率。应在法律法规上制定具有倾斜性和保护性的农村金融优惠政策，从而触发社会闲散资金自发流向广大农村地区。第三，市场化利率浮动调控机制。过分对利率人为控制会导致资金使用价格的严重扭曲，并且会引发资金配置的不合理等问题，农村金融机构势必会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现实中，过分的利率控制手段只会阻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自身金融业务的操作。为此，利率的调控应该遵循市场需求，让市场自发地调节利率浮动的范围，只有逐步放手对利率的管制，合作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才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总之，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需要从立法角度上提高其权威性、全面性，并合理地承认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合法地位，尽量满足农村金融的发展需求。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提高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金融市场的竞争能力与生存能力，而对农村非正规融资等现象进行法律制度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搞活了农村的金融市场，使得过去单一、缺乏竞争机制的农村金融市场焕然一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金融处于改革和转型的特殊时期，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设置应当充分尊重市场的制度构造与选择功能，在通过立法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制度性干预以及市场自发选择之间达致理性平衡。
第6篇
论文摘要：金融立法既是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主体和金融业务法律关系的规范和调整，也是对金融监督管理者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和约束。金融法律制度的最根本目的就是防范金融风险，规范和调整金融监督管理者、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客户之间的法律关系，强调对金融机构客户合法权益的保护，通过在政府失灵的领域强化监督管理，发挥市场在金融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实现金融管制与市场自律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发展。
有市场就会有风险，有金融市场就会有金融风险。因此，金融立法的主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金融监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围和金融机构可承受的区间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金融风险的防范、控制和化解离不开金融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有效执行。
一、中国目前的金融风险状况
金融风险作为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变化、市场波动、汇率变动、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管理不善等诸多原因，存在着在资金、财产和信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近几年我国金融风险呈整体下降趋势，但潜在的风险仍然较大，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些风险不容乐观。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中有三类风险比较突出。
1．信用风险仍然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贷款和投资是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活动。贷款和投资活动要求金融机构对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做出判断。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金融机构的这些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也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下降。因此，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就是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即信用风险。
在经营过程中，如果金融机构不能及时界定发生问题的金融资产、未能建立专项准备金注销不良资产，并且未及时停止计提利息收入，这些都将给金融机构带来严重的问题。除银行类金融机构面临很高的信用风险外，近几年我国证券类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也口益突出，相当部分证券公司的资产质量低下。所以，信用风险仍然是目前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
2．操作风险多发是我国金融业风险中的一个突出特征。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界定，金融机构面临的操作风险：一方面来自信息技术系统的重大失效或各种灾难事件而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源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金融机构对各种失误、欺诈、越权或职业不道德行为，未能及时做出反应而遭受的损失。从近几年我国金融业暴露出的有关操作方面的问题看，源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机制失效而引发的操作风险占了主体，成为我国金融业面临风险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不断暴露出的操作风险，不仅使金融机构遭受了巨大财产损失，而且也严重损害了我国金融机构的信誉。这与我国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战略目标极不相符。
3．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正成为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新的不稳定因素。近两年，随着金融业并购重组活动的逐渐增多以及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模式在实践中逐步被突破，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正成为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新的因素。目前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目前已经出现了多种金融控股公司组织模式，既有中信公司这一类的以事业部制为特征的模式，也有银行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基金管理机构这一类的以金融机构为母公司的模式，还有以实业公司为母公司下属金融性公司的模式。另一方面，银行、信托、证券、保险机构在突破分业经营模式过程中，不断推出的各种横跨货币、资本等多个市场的金融产品或工具隐含的风险。如银行推出集合委托贷款业务和各类客户理财计划等等。
实践表明，跨市场金融风险有上升趋势，尤其表现在以实业公司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金融控股公司或准金融控股公司所实施的资本运作方面。由于横跨产业和金融两个领域，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多个金融部门，资本运作形成了“融资一购并一上市一再购并一再融资”的资金循环链条，运营中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由于起点和终点都是金融部门的融资，一旦资金链条断裂，各金融机构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
二、从金融法制的角度看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
我国金融体系中各种高风险是多年积累起来的，是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环境的变化，金融体制的不适应，监管手段的落后，以及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等，都是造成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高风险的原因。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一些高风险尤其比较突出的三类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法律制度的缺失或不协调有关。具体表现在：
1．有关征信管理法规的缺失，影响了征信业的发展和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通俗地讲，征信就是收集、评估和出售市场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征信体系是为解决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而建立的制度。近几年，我国现代征信体系的建设开始起步。对企业和个人的征信，由于直接涉及公民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等问题，是一项法律性很强的工作。但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由于尚没有一项法律或法规为征信活动提供直接的依据，由此造成了征信机构在信息采集、信息披露等关键环节上无法可依，征信当事人的权益难以保障，严重影响了征信业的健康发展，进而造成我国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处于较低水平。企业或个人在金融交易活动中存在多头骗款、资产重复抵押、关联担保等违规行为，未能被相关金融机构及时识别而导致资产损失，与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滞后有很大关系。
2．现行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严重滞后，非常不利于金融机构保全资产。企业破产法律框架下对金融机构债权人的保护程度，直接关系到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状况。当前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对债权人的保护。就破产法中的制度构建而言，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破产管理人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现行破产法律规定的清算制度弊病很多，在清算中往往漠视债权人的利益；就程序而言，现行破产法律在破产案件的管辖与受理、债权人会议、监督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不很健全，这也进一步削弱了法律对破产债权人保护的力度。作为金融机构债权保护最后手段的破产法律未能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这就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不断形成和累积，面临的信用风险增大。
3．金融诈骗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行为刑事责任追究法律制度的缺陷，不利于防范金融机构在操作经营环节出现的风险。操作风险多发是目前我国金融业风险中的一个突特点。这其中又以金融诈骗行为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行为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损失最大。当前我国金融诈骗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提供虚假信息而进行的金融诈骗。例如信用证诈骗、票据诈骗等。二是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通过有意提供虚假财务资料为企业的利益骗取资金。目前涉及金融机构的欺诈大部分是第二类。我国《刑法》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有明确规定，但对上述第二类欺诈行为，《刑法》中并没有明确，对此只能通过《合同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
4相关金融主体和金融业务法律制度的缺失，放大了金融体系中的一些潜在风险。前面曾提到，目前跨市场的金融风险的增加正成为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新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缺乏对这些新的金融主体和金融业务，从法律制度方面及时进行规范有关。在金融业务方面，对最为活跃的跨市场金融产品——各种委托理财产品，目前银行、证监、保险监管部¨各自按照自己的标准分别进行监管，但缺乏统一的监管法律制度。由于现有的法律制度无法解决与金融控股公司有关的法律问题，金融机构开拓的新业务缺乏严格的法律界定，潜在的金融风险必然要加大，并容易在不同金融市场之间传播扩散。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日前我国金融机构承受的这种跨市场风险，实际是一种法律风险。
当前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正向前加速推进，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艰巨。从长远看，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既要在金融立法方面下功夫，也要在金融执法方面强化执法的严肃性，真正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就金融立法而言，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要树立科学的立法价值取向。现阶段的金融立法价值取向应当是：以“二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体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把金融立法工作的重点放在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规范金融创新法律关系、提高金融监督管理的协调性和有效性以及充分利用市场自律监管上来。具体而言：
1．金融立法要有统筹、科学和全局的眼光，日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都已经进入了改革攻阶段，原来采取的单独推进的改革策略已经难以适直当前改革开放的需要。金融立法也应当围绕这一转变，确立统筹规划、科学立法的思向。保护金融机构存款人、金融品投资人的利益永远是维护金融机构信誉的重要因素。当前应当强调对于基础金融法律关系的研究，同时做好金融创新产品的法律关系的规范，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许可金融机构推出创新产品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对于投资者知情权、收益权等合法权益的保护。
2．金融立法要坚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取向。在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立法方面，要强化商业银行、券商和上市公司等经济主体在建立完善的、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的机制，强调金融机构的自律作用，保障金融机构在经营中的自，并注意为金融机构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
第7篇
本文的研究共分五章来进行。
第l章主要考察了金融成长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因素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过程，研究金融在500年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贡献和金融作用性质的两次质变，即从最初的“适应性作用”到“主动性作用”，再从“主动性作用”到“先导性作用”。第2章现实地考察金融与现代经济的密切联系，从经济与金融的逐步融合分析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从金融产业发展和金融国际化分析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长，并在这种分析中，考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寻找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金融原因。第3章考察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程度，分析金融通过促进资本和劳动量增长、促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金融业自身产值增长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比率。第4章主要分析金融效率。金融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效率起着关键的作用。金融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经济发展的效率。在历史分析和数量分析基础上，第5章对如何提高中国的金融效率进行了探讨。
第1章的研究是从货币和信用最初发挥的作用开始的。
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最初是通过货币与信用这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体现出来：货币以其自身的属性方便了交换和贸易，提供了财富积累的新形式-积累货币，从而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重要条件；信用使生产要素得到最及时充分地运用，并且使生产者能够超过自己的资本积累从事扩大再生产，同时也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但在15世纪之前，由于商品经济处于很低的发展水平上，货币和信用的作用范围还很狭小，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还只是“适应性的”。
15、16世纪，随着商品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货币和信用的作用范围急剧扩展。货币积累代替实物财富积累成为主要的积累形式，同时，信用的发展又使不流动的货币积累转变为流动的货币资本，既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又增加了生产资本。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和信用逐步融合为一体并形成一个新的范畴-金融。金融范畴的形成使货币和信用在它们以各自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又以它们的结合提供了新的作用力，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但就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金融作用的性质尚未发生本质的转变。
金融对经济作用性质的第一次质变是在17世纪初，其标志是新式银行的成立。其中阿姆斯特丹银行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是这一质变的转折点，也是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虽然银行券的最初发行是为了节约金属铸币和在支付体系内提高效率，但它却为后来信用货币制度的建立作了重要尝试，开辟了通过创造廉价货币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所谓“廉价货币”，有两重涵义：其一是相对于金属货币来说，银行提供的信用货币（最初主要是银行券）是“廉价的”，并且在技术上可以超过金属货币量的限制；其二是相对于高利贷而言，新式银行促使借贷利率纳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内，所提供的货币是低利的。银行廉价货币的提供，使经济发展在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之外获得了新的货币支持。英格兰银行把银行券的发行扩展到用于向新兴工商业提供贷款支持，并把经营获利作为中心目标，又开辟了银行向产业化发展的道路。新式银行的成立。银行券的发行和银行把货币资本投向新兴工商业，不但加快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进程，而且使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从最初的“适应性作用”转变为“主动性作用”，金融地位发生了一次重要质变。
金融地位的上升和作用性质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作用力度的迅速增强，促进了18-19世纪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建立，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走向成熟。
金融对经济作用性质的第二次质变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主要标志是金本位制的解体和金属铸币流通的终结。在二战之前的三、四十年间，西方世界虽然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但就经济总体的整个发展过程看，还是以上一世纪未有的速度在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金本位制度逐步走向解体，不兑换信用货币代替金属铸币面广泛流通。从国际支付体系看，这一变化似乎是破坏了原有体系的稳定性，给经济发展造成影响，而实质上，这却是一大进步。金属铸币的流通，黄金与信用货币（银行券）的自由互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支付体系的稳定，但也限制了金融对经济推动作用的发挥。因为在信用货币与黄金自由兑换条件下，金融通过提供廉价货币支持经济发展的数量是有限的。不兑换信用货币的广泛流通为金融通过提供廉价货币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使其不再受各国黄金储备数量的制约，信用货币可以在生产潜力允许的条件下先于生产而出现在经济生活中，并带动经济的发展。这一重要转变使金融在经济发展全部推动因素中的重要程度大大提高。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便从“主动性的”转变为“先导性的”。
70年代，随着国际货币支付体系中美元与黄金的彻底脱钩，完全意义上的信用货币制度建立起来。在完全的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供给在技术上已无限制，为金融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解除了最后一道屏障，随着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金融对经济的“先导性作用”更加突出出来。
完全的信用货币制度，为金融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必要条件。但新的问题也会同时产生。以保持良好金融秩序，为金融推动经济发展作用的充分发挥和提高发展效率为目标的金融政策，在国家整个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大大突出了。
第2章现实地考察金融与现代经济的密切联系
在现代经济中，尽管各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差异还很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金融已经与各国的经济密不可分。现代经济基本上已不存在没有金融的纯实物经济运行，金融已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并且其影响力越来越大。货币经济、信用经济、货币信用经济、金融经济的提法都从一个侧面描述了现代经济这一基本特征。
对现代经济的宏观分析，西方经济学者在起始点上都是通过把国民经济划分为几个部门进行的。这种分析方法在80年代之后的中国也逐渐被采用，并呈现出统一化和规范化的趋势。在这种分析中很容易看出，资金运行是现代经济运行的传送带。而在资金运行中，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有着较高的效率，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促使资金从盈余部门向赤字部门的转化，即最大限度地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如果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效率很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便会受到约束。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其差额是闲置储蓄，这意味着社会生产潜力没有得到充分运用。从而可得一个重要结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作状况以及效率高低决定着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数量和质量，从而决定着经济的发展。
对现代经济中金融重要地位的上升和经济与金融的交融运行，可通过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化分析来考察。
金融在现代经济中重要地位的上升，一个主要的标志是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快于经济本身的发展，并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经济货币化程度的衡量，可借用货币量与经济总量的比值来进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一书中曾对美国和英国1870年以来100年间的货币量和经济量进行过统计分析，按照他们的统计数据，在120多年前的1871年，当时经济最发达的英国，货币化比率已达到0.516，美国则为0.216。到本世纪40年代初，货币化比率英国和美国均在0.7左右。从发展过程看，在起始点上，英国的比率远比美国为高，直到20年代初期美国的该项比率才达到英国1871年的水平。但从发展趋势看，美国的货币化比率提高的速度远比英国为快。这一分析结果与英美两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状况大体吻合。
按照经济货币化的定义，经济货币化比重的理论极限值为1，并且事实上不可能达到1。因为不论经济和金融发达到什么程度也总会有一部分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生产和服务是非货币化的。但分析中借用的货币量与经济量的比值却完全可能达到1和超过1。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中采用另外的途径对60年代一些有代表性的主要国家的货币化程度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在60年代，美国货币化比率在0.85-0.93之间，日本则为0.85-0.88，这个比率在发达国家基本相同。但在欠发达国家，该比率要低得多。平均在0.5-0.6之间，大约与90前英国的水平相当。货币化比率的差异反映了金融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地位的差异以及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同时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提高经济货币化比率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
实证分析还表明，当经济货币化比率达到一定程度时，该比率的提高便会放慢，也即经济实现了货币化或货币化了。那么，在货币化了的经济中，货币的作用范围与作用力度是否也就不再增长了呢？不是！它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便是货币外金融工具的增长。在5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现在被称之为金融创新的一系列带有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在70年代之后再次掀起并且一直持续着。金融创新使一大批新型的金融工具或货币替代物不断涌现，反映在统计数据上，便是“货币”外金融工具的迅速增长而原定义下“货币”存量增长的相对放慢。虽然大的金融变革自17世纪新式银行出现以来发生过多次，但在本世纪50年代之前，那些变革基本上都反映在不断扩展的“货币”范围之内，而50年代开始的金融变革已扩展到“货币”之外。由于各类新型金融工具难以用“货币”的概念所涵盖，所以，经济货币化分析便不能准确地反映金融对现代经济作用的增长。由此，把不断扩展和迅速增长的全部金融工具（包括广义货币和非货币金融工具）与经济总量联系起来分析，也即分析“经济的金融化”便是观察现代经济运行与金融作用增长的一个较为科学的方法。
衡量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指标可用金融一经济相关比率。金融一经济相关比率分析开始于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尽管他并没有使用“经济金融化”这一概念。在戈德史密斯的分析中，金融一经济相关比率是用金融工具总值与国民财富总值的比率衡量的。根据他的分析，发达国家的这个比率在110年前不到0.2，到1963年已增长到1.5，即金融工具总值超国民财富总值的50%。由于国民财富和金融工具总值的统计数据在各个国家都比较缺乏，为便于分析比较，本文用国民生产总值代替国民财富，用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代替全部金融工具。从替代计算的金融-经济相关比率看，发达国家在1880年大约平均为0.78，到1963年，该比率上升为1.55；而欠发达国家分别为0.025和0.54。1963-1993近30年间，世界所有国家的金融化趋势都在加快，发达国家已达到2.2，比较发达国家达到1.6，欠发达国家也已超过0.8。中国在改革之前的1978年，该项比率仅为0.57，15年后，迅速提高到1.5，高于欠发达国家，接近比较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化的过程中，金融业也按照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有规律不断推进着自己的发展进程。金融产业的初步形成是在17世纪初，而过渡到现代金融产业则经过了2个多世纪的时间。现代金融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使金融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通过自身产值的增长为经济发展直接作出贡献。在目前，发达国家的金融业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20％。
随着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金融的国际化趋势也在迅速增强。这种趋势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跨越国界的金融业务已占据很大比重；二是金融机构的跨国设立；三是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金融的国际化既是金融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特征，又是国际经济发展和金融业竞争的必然结果。金融国际化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并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又为金融的国际化创造着坚实的基础。
第3章重点考察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程度。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把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二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认为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各占一半。按照这一思路，对金融贡献的分析也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即金融在促进要素投入量增加中的贡献和在促进要素生产率提高中的贡献。此外，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还是一个重要产业，对金融贡献的分析还应包括金融业自身产值的增长。
金融在促进要素投入量增加中的贡献主要通过促进储蓄率、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系数和就业量的增长体现出来。
金融发展能够促使社会储蓄率提高，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二个原因：一是金融的发展使储蓄转化为未来消费变得非常容易，如货币储蓄显然比实物储蓄更为方便；二是利息的存在使储蓄能够带来增值从而为将来更多的消费创造条件。虽然金融发展（如提供消费信用）也有促使消费倾向增加的可能，但就总体说来，金融对消费一储蓄天平的改变是向储蓄一方倾斜。因此，金融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使储蓄率上升，从而为投入量的增加提供源泉。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在1965-1991年的26年间，全世界平均储蓄率上升了3个百分点，年均0.114个百分点。虽然储蓄率的上升并不仅仅是由于金融这一个因素，但金融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个。第二章第三节曾分析过金融量与经济量的增长关系，结论是金融机构资产量的增长和各种有价证券余额的增长大大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也快于世界银行分析的平均储蓄率的增长。这说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促使社会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金融不但能够通过自身发展促使可能消费（或可能储蓄）转化为实际储蓄，而且还能够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在任何社会中，在储蓄量既定的条件下，投资数量都取决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能力。在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过程中，利息的高低和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考虑到金融在现代经济中还可以提供超过储蓄量的信用货币投入，那么金融对要素投入量增加的促进作用就更加明显。
如果用储蓄率的年增长率和储蓄向投资转化系数的提高率代表金融对资本投入量的贡献，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占到总经济增长率的7.36％。
金融促进劳动投入的增长，主要是通过促进就业比重的提高体现出来。金融不能使人口增加，也不能使劳动力增加，但可以使总劳动力中的就业比重增加。一方面，金融通过促进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吸纳更多的就业人数；另一方面，金融领域直接吸纳了就业量。从就业结构来看，随着金融的发展，金融部门的从业人员比重在不断上升。如果用金融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的增长率代表金融对劳动投入量增长的贡献，那么这一因素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占到总经济增长率的2.5%。
把金融对资本投入量增长的贡献和对劳动投入量增长的贡献一并计算，则金融在现代经济中通过促进要素投入量增加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占到总经济增长率的10%。
金融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理论上分析并不十分困难，但作定量分析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分析金融在其中的作用，可借用投资主体的外部融资比重来进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从边际投入与边际产出的对比中反映出来，一般地，边际投人收益的提高意味着投资主体具有更强的投资欲望。在投资主体自有资本积累一定的情况下，会通过外部融资扩大投资。因此，投资主体外部融资的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投资主体的外部融资有两条途径：一是向金融机构借款，即间接融资；二是在金融市场上发行产权证券（股票）和融资证券（企业债券），即直接融资。企业间接融资比重的增长可通过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来反映。企业直接融资比重的增长可通过股票债券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来反映。根据所能得到的有关国家的数据分析，金融在这一方面的贡献程度在经济总增长率中约占1.3%。
金融业自身产值增长对经济的贡献分析比较容易，可用金融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率来衡量。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发达国家在60年代该项比值大约为10%，到90年代初，上升至15-20%，平均每年上升约0.3个百分点，在国民经济总增长率中的贡献程度约为8.6%。
总之，金融通过促进要素投入量的增长、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自身产值的增长使其在总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大约占到1／5。
4章重点分析金融效率。
在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效率起着关键的作用。金融效率的高低决定着金融发挥作用的成本和作用力的强弱，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经济效率的高低。
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由于金融的特殊性，对金融效率的分析很难在一个统一的层面上进行，而应分层次考察。第一层次便是金融作为一种现代产业，金融机构作为这一产业主体在经营发展中的效率，它基本上代表着金融的微观效率；第二层次是金融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市场运作中的效率，也即金融市场效率，它反映了金融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的结合；第三层次是通过金融机构经营发展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所反映出来的综合效率，也即宏观金融效率；第四层次是国家对金融的调节控制效率，反映着国家对金融的管理能力。
1．金融机构效率。金融机构效率主要通过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发展效率体现出来。经营效率包括业务能力和盈利能力。业务能力体现在所提供的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银行的清算速度、资产的增长率等方面；盈利能力建立在业务能力基础上，主要通过资产盈利率和资本盈利率来衡量。金融机构的发展效率是指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产业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开创未来的能力，它主要通过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资本的增长能力、设备的现代化配置能力及更新能力、人员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等体现出来。分析表明，近30年来，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效率都有了较大增长，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很大。
2．金融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效率是指金融市场的运作能力和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能力。金融市场的运作能力通过5个方面体现出来：①市场上金融商品价格对各类信息的反映灵敏程度；②金融市场上各类商品价格具有稳定均衡的内在机制；③金融商品数量及创新能力；④市场剔除风险的能力；⑤交易成本的大小。金融市场对经济的作用能力突出表现在市场对融资需求的满足能力和融资的方便程度这两个方面。
按照上述衡量标准进行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效率要比欠发达国家高得多。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效率达到目前这样高的程度，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其间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出现过数次大的金融市场危机和几十次小的金融市场动荡。欠发达国家在确定本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和提高市场效率的过程中，认真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是极其必要的。
3．金融的宏观效率。金融的宏观效率是金融机构经营发展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效率。它综合体现在货币量（包括通货量、货币总量和货币结构）与经济总量的关系上。对金融宏观效率的分析可通过货币一经济比率、货币结构比率、货币乘数等来衡量。
（1）货币一经济比率。
货币量与经济总量比率既是反映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指标，也是从宏观上衡量货币作用效率的基本指标。货币的作用效率越高，对货币的需求也就越小，货币量对经济量的比率也就越低。货币一经济比率可再分为三个层次考察，即通货一经济比率、货币（通货十支票账户存款）一经济比率和广义货币（货币十准货币）一经济比率。这三个层次的比率分别反映了不同货币口径下货币的作用效率。从通货一经济比率来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分析，1965年发达国家的通货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平均为0.079，低于其他国家约1／3。到90年代初，该项比率在发达国家降至0.054，而欠发达国家则上升为0.12，比较发达国家该比率基本没有变化，保持在“0.1左右。发达国家的该项比率与比较发达国家相比大约低80%，与欠发达国家相比则低1倍多。中国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该项比率为0.077，到1993年，上升为0.187，比发达国家高出2倍，也高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比埃塞俄比亚低一些。如果把通货一经济比率反算为经济一通货倍数，货币作用效率在不同国家的差异看得就更加明显。例如，1993年美国用3275亿美元的通货量实现了63779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通货与GDP之比为1：19.5，而中国同年实现31380亿元人民币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需要5864.7亿元的通货量，通货与GDP之比为1：5.4，经济-通货倍数反映出两国的通货作用力相差2.6倍。
由于一个国家的货币化、金融化程度对货币的需求有很大影响，因此在使用货币一经济比率分析金融效率时，还必须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2）货币结构比率
货币结构比率是指货币内部通货占货币的比重、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重和广义货币占金融资产的比重。随着各国金融化程度和金融效率的提高，货币结构比率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数量分析表明，在不同的金融发展阶段，货币结构比率的变化呈现不同的特点。
由于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各国金融制度的差异，用货币结构比率衡量金融效率，需要把3种比率统一起来分析。可用3种比率之积代表货币结构综合比率，此值越低，意味着金融的宏观效率越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资料分析，近30年来，该项比率在三类不同的国家全部下降了，发达国家从1965年的0.073下降到90年代初的0.029，比较发达国家从0.172下降到0.068，欠发达国家从0.346下降到0.143。说明近30年间，所有国家的宏观金融效率均有了很大提高，但就水平衡量，发达国家、比较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很大。
（3）货币乘数
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运作效率越高，货币乘数也就越大。因此，货币乘数的大小也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宏观效率的重要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年报的数据计算，在1965-1993年的近30年间，几乎所有国家的货币乘数都增大了。发达国家平均从65年的5.53上升为93年的12.9，增长1.3倍；比较发达国家平均从65年的2.9上升为93年的6.1，增长1.1倍；欠发达国家则从1.85上升为3.4，增长约80%。虽然三类国家的货币乘数都增大了，但就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货币乘数要比欠发达国家高出约3倍。
4．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对货币的调控能力看作金融效率的一个指标是合理的，也是有意义的。一般来说，金融效率越高的国家，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能力也越强。这是由于高效率的金融运行对中央银行的调控措施具有灵敏的反映度。因此，提高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能力，必须着眼于提高总体金融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操作。反过来，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能力越强，也意味着金融的效率越高。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评判：一是调控措施的影响力；二是调控效果与预期目标的偏离程度。
全部数量分析表明，近30年来，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效率都大大提高了，但从横向比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金融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潜力，而金融发展的重点应该在提高金融效率方面，而不应单纯依靠数量扩张。
第5章对如何提高中国的金融效率进行了探讨。
改革以来，中国的金融效率有了一定提高，但与发达国家和比较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金融效率的提高远没有金融数量扩张那样显著。以金融数量扩张为主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使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以致有人对经济发展和经济问题归结为“功在金融、罪在金融”。虽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和金融地位迅速上升时期，金融效率的提高慢于金融数量的扩张有一定的必然性，中国也不可能跳出这一规律，但当金融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金融效率的提高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已处在这一水平上，因此，如何提高中国的金融效率，是今后发展的一个主题。本章从7个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
1．应该把金融业真正作为现代产业来发展。西方经济和金融发展史表明，金融对经济促进作用的发挥是在自身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金融效率也只有在产业发展格局中才能得到提高。因此，要使中国的金融效率不断提高，就应遵循金融产业的发展规律确定金融发展战略。①真正把货币、资金作为“商品”来对待，努力创造条件，尽快取消用行政手段分配资金的办法;②金融商品价格的形成应逐步市场化；③建立和完善多元化、且具有竞争性的金融机构体系；④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规范化的市场金融运作机制；⑤把金融市场放到经济发展与金融业整体发展之中；③建立一个灵活有效的间接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管机制。
2．从紧控制货币、着力搞活金融。主要依靠金融数量扩张促进经济发展往往伴随较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用创造多种非货币性金融工具而少扩张货币的办法满足投资需求，则能保证在低通货膨胀下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一方面从紧控制货币，一方面着力搞活金融。
3．调整金融市场发展重点，规范金融市场运作。发展金融市场的本质意义在于为投资者和筹资者提供环境与条件进而促进投资和经济发展。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状况有脱离真实经济发展的趋向，其主要表现是二级市场的独立发展和企业在一级市场上筹资困难并存。要使中国的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必须脚踏实地，立足于基础，而不能弃本求末，追求虚假繁荣。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起飞中的发展中国家，资金的需求量很大，金融市场应该成为提供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因此，金融市场发展的重点应转移到以融通资金为主要功能的货币市场和与实质投资直接相关的证券一级发行市场上，在此基础上再稳步发展二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发展应以提高证券的流动性、为一级市场创造良好环境为目的，而不应脱离一级市场单纯追求交易量。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用了几百年时间，虽然我们不必重走几百年的西方金融市场发展之路，但也不能完全模仿西方金融市场现有的一切做法。中国的金融市场应该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信用基础与企业和金融机构状况相联系，并应带有中国的一些特色。
4．强化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提高金融机构素质。金融效率的提高，起基础作用的是金融机构的高效率。金融机构效率的提高，虽然需要良好的外部条件，但加强自身内部的管理也是关键的一环。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包括业务管理和行政管理。在西方国家，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我国，管理的科学化还只是刚刚起步。
5．加强金融监管，改善金融调控方式。金融监管着眼于金融运作，金融调控着眼于金融总量。加强金融监管，是在市场金融运作中保证金融机构安全和提高资产质量的内在要求，加强金融调控，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不是限制金融发展的因素，面是促进金融健康发展和提高金融效率的重要措施。要使金融活而不乱，实现发展、效率、稳定三者的最优结合，监管方式的科学化和调控方式的灵活有效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6．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金融国际化是世界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它带动了国际贸易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之一是逐步实现与国际金融的接轨，国内金融机构必须为此作好充分准备，并且还要积极创造条件。
第8篇
（一）没有形成完善的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1）目前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不够齐全，显得系统性不够强。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立法主要包括了《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其中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规定。但是以上立法中往往具有大量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却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条款，同时，监管的内容过于简单，大大落后于我国金融业的实际发展状况，并且随着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随之而得到持续发展，对于一部分新型金融业务与金融产品尚缺少一定的法律规定，尤其是对农村地区的民间融资没有采用法制化的方式加以引导，对于高利贷仅仅按照传统社会上的公德意识来加以制约，而且就如今的金融监管法制总体结构来观察，规章的比例太大，一实施就缺少足够的权威性。同时，在构成目前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之中的各项规范性法规之中，部门规章所占比例太大，一旦实施起来就缺少权威性。（2）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操作性不够强。在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之中，对于市场准入、市场督查、市场退出等均已有所覆盖，但是更多的则是原则性规定，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因而可操作性不大。
（二）缺乏公平竞争的农村金融监管工作理念
制度不但要富有效率地合理安排权利资源，而且还应当更加公平地安排权利资源，从而实现各类金融市场主体权利实施平等性保护。缺少公平正义目标的金融市场并非是现代金融市场，而脱离开正义理念的金融监管法制并非是现代法制所倡导的制度性安排。如今的农村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体现出对于民间资本以及非公行业的漠视与不公。笔者觉得，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均为社会资本中不一样的形式，而是应当分别享有相同的国民待遇。农村民间借贷监管机制应当积极促进而且体现出民间借贷监管机制之形成与发展，而不是为保护少数市场主体所具有的特殊利益，特别是不应当成为我国国有金融机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谋求垄断利益或者政府部门实现自身利益之工具。
（三）忽略甚至漠视农村地区群众的金融权利
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我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把金融问题看作是经济发展层面上的问题，也就是看作是资源配置方面的问题，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对于民生保障这类问题的考虑不够周到，甚至会为了金融之稳定而选择牺牲公民自由融资之权利。尽管我国政府已有充分认识并且采用小额贷款的方式，允许设置村镇银行与借贷公司等形势尽可能多地增加农村资金之供给，但是这些基本上均为具体手段层面上之改革，整个农村金融监管机制在基本的理念上尚未产生根本性转变。因为农村金融市场在监管法律体系上具有局限性，所以也就产生了农村地区金融资源在总量上的不足，当前，我国金融资源在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地域上的不平衡性，诸多农村资本外流，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我国农村金融在供给上的能力，同时也造成了弱势农村群众在金融资源上获得之不足，尤其是对农村小微企业以及广大农户的金融供给上有所不足。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农村金融市场取得新的发展，造成了我国农村地区尚未真正形成能有针对性地面对不同客户和不同需求层次，能够提供显著差异性金融服务的现代农村金融监管体系，以至于造成了我国农村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服务的种类相待单调，难以满足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对于金融服务具有多样化与多层次之需求，进而造成广大农民群众无法分享到金融改革之成果。
2进一步健全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策略
（一）形成完善的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现代金融属于法治金融，而政府的权力对于金融市场所进行的监管主要是运用金融监管法制调整与规范加以实现的。健全而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监管机构实施依法监管的重要前提，集中了监管绩效和金融监管立法之健全完善与否、质量优劣等具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为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实现更为健康的发展。随着我国农村金融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应当积极顺应农村金融市场所出现的新变化，及时而有效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实际的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具体来说，在今后的一段时间，我国应当积极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性金融监管法建这一基础，积极顺应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进程之中的趋势性要求，从而健全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1）要及时健全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主体性法制体系，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具体实施细则，从而强化可操作性，并且对有关法律制度加以清理，尤其是对不适应条款加以废除或者进行修订。（2）要依据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具体发展状况、监管情况和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改革之趋势，形成合理的法律法规制度，进而弥补我国在农村金融监管立法领域之中的空白。（3）要积极顺应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之趋势，以保障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安全以及促进农村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基础，制定出能够兼顾实效性、操作性与相应前瞻性的现代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进而实现对农村金融市场所进行的监管，维护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
（二）着力凸显公平保护的法律工作理念
金融监管是依据经济发展之所需而诞生的，其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且金融业安全并非是金融监管之重要目标，也不是金融业目前存在与发展之最终目标。从这一视角来看，农村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应以全面满足农村金融业的繁荣发展为目标，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更为稳定的发展，提升社会福利。因为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相对来说较为特殊，而农村金融并不完全属于商业金融之范畴，农村现代金融机制应以促进我国农村居民更加公平地获得发展良机与结果为其主要目的。
（三）保障公民金融权利的实现
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人权中的重要内容，切实维护与保障我国公民的存在权与发展权，这是所有法律一定要加以坚持的基本价值取向。金融之本质在于为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提供资金领域的融通，切实保障民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主体和利益变得愈来愈多元化，大量公民进入到市场中开始从事生产经营类活动，因为资金也就成为人们开展生产经营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融资实质上已成为公民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融资权已经成为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本构成部分之一。在当前我国的金融资源配置显著不均衡与不合理的条件之下，各中小企业以及农户得到融资显得相当困难，农户与农村工商业者在资金的需求上从未得到满足，而民间借贷也就具备了更加突出的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之功能。就这一意义而言，监管制度能够严格地限制甚至禁止各类非正规金融机构之存在，全面惩罚私自放贷人员。所以，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建设之本质是为各位公民的融资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而不是简单地排斥或者压制资金上的流动。
（四）强化监管制度施行金融创新
我国农村金融监管对于金融创新作用主要表现为：（1）金融监管机制之制定应当具备前瞻性。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措施应当适应于我国金融业今后的发展与变化的趋势。为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在制定金融机构稳定性指标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今后金融市场的创新问题与金融机构资产变化问题等。同时，要通过健全完善农村金融监管预警体系，强化对金融体系所施行的社会性监测，从而确保农村金融体系得到稳健地运行。（2）大力鼓励农村金融创新。金融监管所造成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应当尽可能地发挥出其所具有积极性，也就是鼓励实施金融创新，与此同时还应当尽可能地抑制其不利的一面，也就是要控制消极的金融创新。唯有如此，才能运用金融监管让金融创新成为促进金融改革的生力军。（3）改进农村金融监管的模式。因为金融监管部门对于金融创新弊端所作出的反应通常比较慢，而金融行业协会的反应则相当灵敏，所以，对于金融创新所实行的监管需要更加多地依赖于实施内部监管，从而适时地调整金融监管，进而适应金融创新取得新的发展。
3结束语
第9篇
以江苏私营企业2001-2012年相关数据为对象进行分析，可见，私营企业总体发展指标在金融危机后与进出口相关性降低（表1和表2），与出口相关度的变化为户数0.975到0.948，注册资金0.986到0.967，固定资产投资额0.979到0.964；与进口相关度的变化为户数0.988到0.952，注册资金0.995到0.977，只有固定资产投资反向微增从0.968到0.972，可见，趋势上中小企业正逐渐摆脱外贸依存制约自主发展。
二、金融危机前后江苏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变化分析
本文将江苏私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分为国家层面和江苏层面因素，前者主要包括党和政府政策、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政策、其他扶助措施四个层次，后者主要包括地方法规规章和地方政府扶持两个层次。比较金融危机前后法律政策环境因素，PearsonCorrelations分析结果（表3）显示2001-2006年间江苏层面政策因素和江苏地方法规规章与总体政策合计显著强相关（0.920**和0.973**），表明危机前江苏私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主要是地方层面因素，又以地方性法规规章为主。2007-2012年间数据（表4）则显示国家层面政策因素与总体政策合计显著强相关（0.982**），但各分类因素非显著相关，而江苏层面政策因素稍有弱化，相关系数为0.904*，表明国家法律政策支持力度增强，江苏地方法律政策作用弱减，仍以地方性法规规章支持为主。
三、金融危机前后法律政策环境因素影响效果分析
选取江苏统计年鉴私营企业发展指标与法律政策环境因素做Pearsoncorrelation分析，结果显示危机爆发前2001-2006年，私企户数、注册资金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与各项法律政策环境因素非显著相关，表明这一阶段法律政策环境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性发展不明显，具有被动型特征，因此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小企业在不断减少限制的法律政策环境下自主发展。危机后2007-2012年数据显示,私营企业规模发展指标均与国家层面法律政策显著相关，表明这一阶段国家法律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有成效，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企业所得税缴纳额与法律政策环境因素非显著相关，表明中小企业盈利能力并未受益于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变。
四、结论
第10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衍生产品；虚拟经济；法律问题
从2007年初开始，由美国抵押贷款风险逐渐演变出的一场次贷危机，不仅瞬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而且不同程度地扩大和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已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灾难，从各国政府首脑到金融监管部门、从金融机构到学术界，都在匆忙而审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应对、渡过难关。就法律界来讲，同样面临着反思与应对的迫切任务，应当采取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准确把握成因，进而做出科学判断和合理建议。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园分析——以美国为案例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就受影响程度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显然首当其冲。客观地讲，金融危机在众多国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国或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机的成因及根源，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国。就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成因来讲，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有效法律监管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Fictitious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这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l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二)按揭法律结构上存在缺陷
美国在住房按揭贷款的设置上虽有担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结构上却存在重大缺陷，使得这种担保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也就使得金融风险从源头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担保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风险也就变得更容易发生。有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发放的次贷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间，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速为10％。如今，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而购房人对于所购房产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然后再以该房产做还款的担保，从这样的担保结构中可以看出，担保人的担保物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权，但就实质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换价值意义上的“所有权”。实际上，英美财产法中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有的只是对于财产进行利用的相关概念，这通常被理解为灵活并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按揭这样一种交易一担保模式在高房价时代确实为普通人购房提供了一种可能。适应了经济迅速发展下的社会需求。但是，法律作为对社会经济进行最本质、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权归属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是不能含糊其词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无权处分”之类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并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没有所有权而处分财产是法律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机制。像现在遇到次贷危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正视所有权本质的问题其实就能发现它的价值。
(三)金融债务信用基础的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缺陷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应该是金融债务信用基础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客观地评价，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牢固、自身修复性很强的金融债务信用体系，同时，还有严密的法律机制对其进行全方位保护。但是，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金融债务信用基础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没有抵挡住自由金融市场负面作用的巨大冲击。其整个逻辑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公司金融债务而言，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借来的钱从事证券业或房地产业的投资。这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高涨。但是，当过热的股市或房地产市场高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崩溃，此时公司的资金都压在股票或房地产上，无法套现偿还银行的贷款。这就会导致银行的信用基础出现问题，银行的资金不具有流动性，就会引发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的危机。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从事股票业或房地产业这些高风险的投资，而是从事出口贸易或制造业投资时，也可以从银行大量贷款。但是，因为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由于对市场估计的错误等各种原因，产品压库滞销，也可能导致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这也会影响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能力。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信用出现问题时，公众存款人便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挤兑。挤兑必然导致银行倒闭。一家银行倒闭还会引起数家银行接连发生挤兑，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二、爆发金融危机的外因分析——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机自美国肇始，而后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国家，其原因，除了已经分析过的国内因素外，对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视。就法律角度讲，外在因素，其实质就是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国际金融法对各国以及经济实体的制约性不强。这是各种国际金融关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与安全方面功效最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条约数量稀少、内容抽象，不能为金融危机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虽然规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进国际货币稳定的宗旨和监督国际金融运行的职能，但对于IMF如何促进国际货币稳定、如何实施金融监管、是否有处理金融危机的权能等，并未作出具体的规定，致使金融危机治理实践中产生有关IMF越权、救助时机延误、救助资金不足、救助措施失当等种种纷争和问题。第二，与金融危机治理密切相关的金融监管双边文件的强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谅解备忘录”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仅仅是各国金融当局之间签署的一种意向性声明，因而在实施时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种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协助条约，其虽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关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专门性文件，且它们大多在发达国家之间签订，处于金融危机震中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较少签订，因此在金融危机防范与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组织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业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所的一系列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们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各国监管当局推荐采用的一些金融监管原则、标准、建议和做法，同时，这些规则更适合于发达国家及其活跃银行的监管，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事实上很难得到确定的和同步的实施。
另一方面，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问题：第一，缺乏维系国际监管合作机制的惩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确而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国际金融政策与制度的协调机制。第四，缺乏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有效监管。第五，缺乏针对金融危机的一整套彼此联系的法律应对机制。
三、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律手段
(一)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使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的两面性，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电子化、自由化、国际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形式下，风险也在逐步增强。据有关人士统计，在过去10年内，因衍生交易产生的亏损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风险。对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监管，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轨，这是西方舆论公认的催生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对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较为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关交易的主体资格和授权、交易的、交易的避险性规定及其认定、交易的净额结算在破产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风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的建议主要是：首先，要进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制。我国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监管模式。这种三级监管结构可以实现对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其次，应当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市场准人条件、信息披露、交易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众公布与衍生交易有关信息。在监管立法中，可以参考国际组织指导性文件，将其纳入国内法律体系中，使风险监管与国际社会接轨。最后，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
(二)进一步加强国际间金融法律领域的协作，切实提高有关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对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进行整合、查漏补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资源并促进资源的优势互补，通过加强其相互间金融信息及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金融监管标准的法制化和统一化，建立包括跨国资本流动监督机制在内的有相当约束力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其次，围绕当代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进行有关制度设计。例如：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复合性，加强国际金融法制的协调性建设，包括国际货币法制、国际银行监管法制、国际证券监管法制等国际金融法制的内部协调及其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刑法等的外部协调，使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制度实施或其国际行动产生正向叠加效应，而非反向抵消效应。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组织可以考虑相互借鉴与交流经验，建立反应灵敏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改革和完善IMF贷款条件，建设危机救援的绿色通道。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应开发和利用国际金融法制的救济功能，赋予IMF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强化其制裁能力，依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建立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和危机救助中的责任制度，严格并完善危机处理的国际纪律和程序，研究和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国家债务重组制度等危机处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升级。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公共资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说我们应当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的话，与此同时，对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措施的探讨也显得极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控制和尽快摆脱危机困扰。而其中较为直接的补救方式就是公共资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临时抱佛脚时，大家才发现，自己的制度设计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致使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综合考量后，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公共资金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进：首先，从指导思想上，主管当局应当明确，所谓的公共资金援助不是万能的，其授予条件必须建立在客观标准之上，政治因素绝不能作为救助破产金融机构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机构应尽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综合运用多种救助手段，充分调动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主管当局要敢于让金融机构破产，让失败者自负责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倚重央行的贷款救助。:
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主要是：第一，立法中必须明确国家提供公共资金援助的条件，具体包括：该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受到威胁，如果不提供资金援助就难以支付到期债务；救助资金主要用于减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等。第二，公共资金救助形式可多样化，除了央行紧急贷款外，还应建立与地方财政、其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头救助机制，尤其应积极提倡并引导私人主体参与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机构股东、其他私人投资者注入新的资本等形式。第三，积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金融稳定专项基金，使公共资金救助成本分担社会化等。
(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促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时，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重点明确确立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权的行使是一国的反映，在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过程中，应针对金融活动国际化的趋势，明确金融监管的原则，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健和审慎经营，化解风险隐患，杜绝不良经营行为。要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作为监管工作重点，以维护本国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三，贯彻WTO下的互惠原则及国民待遇原则，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增强法律在适用上的权威性，同时也要善于运用WTO规则中的保障措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等条款及原则，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第四，加强对外国金融机构的谨慎监管。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既要切实履行人世的承诺，也要以金融机构的母国对该金融机构有无足够的监控手段、能否获取其经营信息、能否对该金融机构实施检查、审计等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以双边、多边条约等方式建立金融机构母国、东道国协调监管机制，在制度设立上既要包括对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活动中的监管，也要涵盖我国金融机构在外国从事金融活动的监管。
第11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电子化,问题,建议
二战以来,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的推动下,加上一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金融电子化已经成为当代国际金融发展的基本趋势。电子化下的国际金融区别于传统的金融业,因而针对传统金融业所设计的法律会不能完全适用。国际金融电子化在其发展中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本文将从历史和比较法的角度简单的对此问题予以分析。
一、国际金融电子化的发展简史
各国的金融电子化发展之路是不同的。大体而论,国际金融电子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
第一阶段,金融机构间的电子联网,其标志为1973年美国将以电话、电报手段建立起来的“联储电划系统”改建为电子化的“联储电划系统”。即建立起联邦储备银行间清算服务的电子计算机系统。随着计算机在银行间的应用,银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现钞、票据流动而转化为计算机网络中的信息流动。这种以电磁信息形式存储在计算机中并能通过计算机网络而使用的资金被称为电子货币。电子货币的出现使传统的以有形货币为调整对象所建立起来的金融法律规范受到挑战。
第二阶段,金融机构进入国际互联网(Internet)。1992年国际互联网协会建立,网上商业活动增多,银行开始进入国际互联网增多,在国际互联网设置网点,进行咨询服务、促销宣传、提供金融市场信息(股票、债券以及其他投资衍生工具市场价格),为用户进行网上金融证券投资提供便利。
第三阶段,网络虚拟银行的建立。1995年11月在美国亚特兰大设立第一家网络银行,该银行在24小时之内提供银行业服务,包括储蓄、转帐、信用卡、证券交易、保险和公司财务管理等业务。 目前,电子化已是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业务运作的主要方式。
就中国以言,其发展也呈现出类似的过程。[2]所以我们可以从国际金融电子化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得出以下结论:金融电子化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金融业对信息技术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受制于信息技术本身的发展水平。进而,着者认为要加快国际金融电子化进程就必须大力发展以电子计算机为主导的信息技术。
二、电子化的国际金融与传统国际金融的比较
要认清电子化下的国际金融的性质,有必要对电子化的国际金融与传统国际金融作一比较分析。
国际金融电子化的实现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银行的业务处理和管理的旧体制,建立了以信息为基础的自动化业务处理和科学管理的新模式:[3]
首先,它用电子货币的支付方式逐步代替传统的现金交易和手工凭证的传递与交换,大大加快了资金的周转速度。
其次,它使金融业从单一的信用中介发展成为一个全开放的、全天候的和多功能的现代化金融体系,可以说,现代的国际金融业,是集金融业务服务和金融信息服务为一身的金融“超级市场”。
再次,金融业的营业网点已从砖墙式建筑向ATM、POS、网络等系统转移,提高了金融业的效率,降低了经营成本。
最后,它使银行业务的重点从存、贷款转向了提供金融服务和信息服务,从而让银行的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银行以传统的存、贷款利息作为主要收益来源的局面,将被以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和金融信息作为主要收益来源所代替。
三、国际金融电子化所面临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 安全问题
国际金融电子化意味着金融企业的内部网络间接或直接接入因特网。任何开立网上交易帐号的人,都有机会利用技术手段获取内部信息,或者供给金融网络,从而造成重大的损失乃至产生交易网络瘫痪的严重后果。随着系统处理能力和网络速度的不断提高,网上交易系统的系统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据统计,美国每年因网络安全而造成的损失高达75亿美元。中国的因特网服务提供上、证券公司及银行业也多次被黑客攻击。
就目前来看,国际金融电子化的安全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网上委托的技术系统被攻击、入侵、破坏,导致网上交易无法进行;二是委托指令、客户资料以及资金数据等被盗或被篡改,甚至造成资金的损失。[4]为有效地防范以上问题的出现,首先需要加强技术控制,另外也要加强立法和司法。
(二)管辖权问题
因特网是面向世界,无处不在的网络,全球各地的人都可以按一定的规则加入进来。电子化下的国际金融业的客户可以根据既定的协议,访问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的站点,而金融机构也因此可以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服务。国际金融的这种跨国界的运作方式,也跨越的各国的法律和金融法规。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管辖权的确定问题。比如,中国客户登陆美国的一家银行,成为美国该家银行的网上客户,那该银行是否要受中国金融法的管制?
目前,各国还未有专门针对网络银行的法律法规,对跨国电子金融交易的司法管辖问题也未见一致。[5]
(三)信用问题
国际金融业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欺诈。欺诈人以银行客户的名义,向客户的银行发出一箱支付命令,指示从客户的账户中划拨一笔款项到受益人的账户。这个受益人就是欺诈人或其同伙。
如何防范金融欺诈,在票据资金划拨中,核证问题可以简化为核对签字盖章。但在电子资金划拨中却无法使用此方法。另外,在没有找到欺诈人或欺诈人无力赔偿时,那应给有谁来承担这个损失?[6]这也需加以研究。
(四)主体问题
国际金融电子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货币电子化。从而使银行从堆积如山的金融纸票(现金、支票和各种凭证)中解放出来。而这种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关于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的范围界定便是一个。
当下,对此的看法未尽一致。在美国,对于结算服务提供者的范围是以联邦EFT法和各州的法律为基础的。即是在实施一定的条件下,允许广泛地参与者加入电子货币发行主体的行列。在欧洲大陆各国,以加强金融监管为目的,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原则上限制于金融机构,并将此作为金融监管的对象。在中国,信用卡的发行限定在商业银行,并要受制于央行的监管。因而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各国的规定。[7]
(五)其它问题
国际金融电子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上述问题外,国际金融电子化的发展还面临以下问题;信息技术本身的改进问题,技术人才的培养问题,各国的立法协调问题以及各国的司法协助等问题。[8]
四、有关的建议
由于笔力所限,着者仅从宏观角度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提出以下建议。
(一) 加强信用法制建设
信用是一个多视角、多范畴的概念,既然它是一个法学概念,就应该在理论和立法上不断完善它,因此完全有必要加强信用法制的建设。
加强信用法制建设,为国际金融的电子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十分重要。要继续完善立法,强化执法,对关乎市场经济建设的法律法规要制定好、执行好。《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专利法》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市场法。
这里还要提一下的是,要强化电子合同的立法和执法建设。对电子合同的规范是电子商务法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电子商务信用机制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狭义的电子合同法主要包括电子合同的订立、履行、等总则性规定及各类合同的特殊规定,亦涉及少量管辖问题;广义电子合同法除包括狭义电子合同法的内容外,还应包括电子合同涉外管辖(连结点的确立等)问题、电子签名与电子认证等。此处所说的电子合同法从狭义。由于虚拟化的操作,电子合同关系的主体通过电子手段来设立、变更、终止合同,因此必须在保证电子手段技术本身安全、准确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终端用户的收、发、转行为的标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应当明文规定电子合同要约与承诺的构成要件,对电子错误、电子监控等亦应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宜。电子合同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体法中包含了少量程序法条款,主要是合同的管辖问题,建议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电子合同交易中的“场所”等问题。通过电子合同,在源头上保证电子交易行为的信用度是当前的主流思潮。
(二)建立完善电子银行业务法。
各国都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电子银行业务法。
首先要制定《电子银行法》。《电子银行法》作为电子银行市场发展的核心法律规范,应对电子银行的性质、监管、市场准入、业务范畴与标准、金融创新、法律责任、市场退出机制等做出明确规定。
其次是《电子签名法》。电子签名的问题是目前电子银行业务发展最大的盲点,因为关于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问题,一些国家现有法律尚未对其做出明确的规范。对此,应借鉴发达国家电子签名立法的成功经验,制定符合各国国情的《电子签名法》。
再次是《电子资金划拨法》。虽然电子资金划拨与票据交换都属资金收付,但是如上所述,由于二者的当事人不尽相同,法律关系也不尽相同,并且票据是一种无因的可流通的有价证券,而电子资金划拨中电子化的票据既非无因证券,也不具有流通性,从而根本丧失了票据的特性,所以应当制定独立的电子资金划拨法。在该法中主要规定有关客户与银行、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明确电子资金划拨的法律责任承担形式、损失赔偿的范围、禁止欺诈等。[9]
第12篇
缺乏资金和融资渠道单一是各国中小企业发展普遍遭遇的“瓶颈”，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各国财税政策大致相同:财政补贴、降低税率、税收减免、提高固定折旧率、政府采购等。只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财税扶持力度较小，范围较窄，需要加强扶持力度。此外，融资向来是最关键也是令中小企业最头疼的问题，因此笔者选取了金融政策实施较为成功的国家—韩国进行分析。
韩国政府建立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颇具特色，政策性银行、信用担保、二板市场三位一体，为韩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韩国政府成立了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企业银行;另一方面设立了中小企业创业基金和技术信用担保基金，为初创型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保障。韩国政府还参照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建立了自己的二板市场—NASDAQ市场，专门为知识密集型、创造高附加值的中小企业融资。目前，以政策性银行、信用担保基金和二板市场为主的韩国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正为保证中小企业稳定经营、风险投资、技术开发以及中小企业国际化提供着广泛的金融支持业务。
我国没有专门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主要通过各商业银行间接提供贷款，但商业银行的逐利性决定了其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有限性。在信用担保基金方面，担保机构普遍规模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且受行政干预影响较大。针对这一系列不足，结合韩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笔者认为，政府应致力于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立政策性担保、商业担保、互助担保和再担保一体的多元化担保路径，并设立专项款用于担保机构坏账的代偿，减小担保风险。同时，政府应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小企业信息在全社会的公开、查询与共享，使中小企业接受公众的监督，诚信经营，从而增加公司的信用值。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能够改善，中小企业在融资问题上就搬走了一块“拦路巨石”。
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扶持体系的优势与特点
如果说融资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那么技术创新能力则直接决定着中小企业的命运。如何促进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各国都在思考的问题，荷兰就曾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了“创新券”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印度也实施了一系列举措推动中小企业创新，较为典型的是其产学研政策，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
众所周知，印度的计算机软件行业十分发达，这离不开印度政府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大力鼓励与扶持。印度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超群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原因是政府非常重视研发投入，科技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2%，还建立了多种风险基金，包括国家风险基金、邦风险基金和私营风险基金，以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另一重要原因是“产学研”合作的开展。为促进科研机构、学术机构、大学与产业界的联合，促进中小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印度科技部、邦政府、金融机构和依托单位共同建立了科技企业园，推动“产学研”合作。显然，印度政府的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印度的软件业即为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