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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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艺术设计;绘画基础;教学;评价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美术高考热”不断升温，每年报考艺术类院校的考生日趋增加。艺术设计学科逐渐成为热门的学科，全国各大专科院校也纷纷增设艺术设计专业，如平面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包装设计、服装设计等专业。但对于报考艺术设计专业的考生和已经进入高等艺术院校的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不能简单地把设计专业等同于绘画专业，尤其是在艺术设计专业中的绘画基础教学方面，不能轻易认为用绘画造型可以替代艺术设计中的造型基础，从而忽略艺术设计造型基础的独特个性。艺术设计中的绘画基础教学定位的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我们艺术设计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

素描、色彩，是所有学习美术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绘画课程，在艺术设计教学体系中，把它们作为基础绘画教育课程，有我国多年艺术教育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素描、色彩课程一直被认为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但在学习设计的过程中，大多数学生很难把基础绘画课和设计专业结合在一起，只注重绘画写生和技法的训练，而忽视艺术设计的专业性，牵制了学生设计思维的发展。在过去，我们的艺术教育强调基础，强调绘画功底，在这种情形下着实培养了一批批写实功夫和艺术表现力过硬的画家，以至于这些画家至今还陶醉于花费数月表现一个比真的还真实的手工绘画作品的满足感受中。现在的书店里，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素描、色彩书籍被命名为“正规画法、正规范画”的字语，难道除了他们的画法外，其他人的绘画风格都是旁门左道吗？何谓“正规”，艺无止境，但凡形成一定的范式或风格，即是走到了终点，接下来就是必然要打破它，超越它，这样艺术才能进步，我们才能创新。如今是一个数字技术、多媒体影像可以轻松去复制作品，可设计艺术却不能去重复、去拷贝，因为设计追求的是原创性和创新性；目前我们的创新设计、原创设计和国际上一些优秀的设计相比显得有些滞后，看看近年来一些产品造型专业的萎缩状况，一些大型的优秀建筑环境艺术设计、服装设计都来自于国外的设计师即可而知。我们的一些设计师的创造力相对就显得有些苍白，这是不是过分强调基础忽视创造力培养的结果，是不是所谓“正规”的绘画基础教育造成的？这就需要每个从事设计艺术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我们的“绘画基础”和功底的了。

过去，我们传统的素描、色彩绘画基础课的教学内容过分强调物体的造型、色彩搭配、明暗调子、质感、体积、透视关系等方面的要求。这在传统绘画教学中能体现出其合理的教学目的性，因为那毕竟是在培养画家；但在现在的设计教学中如果还过分强调虚实、强调素描明暗调子，而忽略艺术设计教学目标的目的性，忽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花上过多时间去进行追求光影的虚实和物象的体积、质感的表现时，会不会觉有些得太奢侈，会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呢？既然我们培养的是设计人才，而不是画家、艺术家，那么它的必要性又有多少呢？一味的对着物象去表现、再现，对着石膏像磨来磨去，会使我们学生失去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更谈不上创造、创新了。所以把传统的绘画基础课放在课下，把能培养学生快速造型的设计素描、设计速写、设计色彩放在教学首位，不失为一种目的明确的基础训练。

第2篇

作者：王嘉顺 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研究中的演绎逻辑类型及其特点

在前文已经提到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检验就是借助于演绎的逻辑，才能够从抽象的理论中得到相对具体的假设，进而通过对假设的检验来实现对理论的检验，但是在降低理论抽象层次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够严格遵循一定的演绎逻辑规则就有可能出现研究假设与理论不处在同一逻辑体系下的情况，如果是那样，就不能真正验证所需检验的理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介绍演绎的两种类型，一个是逻辑演绎，另一个是经验演绎，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些自身的先天不足。对于逻辑演绎来说，这种方法主要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而运用最好的就是数学。数学可以用非常抽象的语言将处在不同抽象层次的公理、概念、定理联结在一起居于同一逻辑体系之下。数学主要是根据一些已知的公理为基础，然后根据一定的演绎规则推理出需要的定理。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也借鉴了这种方法，他们也大致应用这种定理化方式来演绎理论假设，所不同的是他们演绎的基础不是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是一些暂时假定成立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可能是通过归纳逻辑得到的，也可能是经过前一阶段的检验而获得暂时的稳定性，但是不论何种，都存在各自逻辑方法上的缺陷带来的理论有效性的质疑，因此在应用这些理论来演绎出更低抽象层次的假设时就有可能使研究假设带上理论本身固有的某些缺陷。此外，社会学中的理论都包含必要的概念，而有一些流传甚广的理论中的概念没有被清晰定义过，并且社会科学内部并没有对所有的概念及其测量方法达成一致的认识。但是逻辑演绎的一个优点就是它能从原先那些无法被验证的公设①中推演出研究命题，并且保证这些研究命题和推演出它们的公设处在同一个抽象层次。而对于经验演绎来说，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毕竟不如数学的研究对象那样单纯，社会学不太可能根据逻辑演绎方法推演出如数学那样抽象的命题或者研究假设。所以实际上，社会学的研究者为了能够得到可以被直接观察、直接检验的研究假设往往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将理论抽象层次更加降低。在得到研究假设之后，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将假设中的概念与其变量联系起来，在经验层次上得出更加具体的假设也即工作假设。在得到工作假设这一过程中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操作化，即给概念下操作性的定义，正是通过这一步骤，研究者可以收集到能够反映概念内涵的资料。可以看出经验演绎可以克服逻辑演绎的不足。经验演绎能够将抽象的理论及概念降低抽象层次使之转化成可以被观察到的指标，从而使理论在经验材料中得到检验。并且由于有了具体的指标，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的指标收集所需的资料，从而避免收集资料上的盲从性。但是与逻辑演绎所擅长的相反，经验演绎的缺陷就在于理论中的概念及其变量、指标是处于不同的抽象层次上的。

社会学研究中的演绎逻辑使用通过简单的分析

我们可以在理论检验的初步阶段应用逻辑演绎的方法从既有的理论中推演出理论假设，应用这样的推演方法可以保证研究假设和推演出它们的理论处在同一个抽象层次，从而使理论和收集的资料保持一致的逻辑关系；而在检验的后一个阶段，研究者可以应用经验演绎的方法，在得到具体的研究假设之后，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将假设中的概念及其变量联系起来，以使理论得到具体的验证。但是还应该看到即使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后，虽然可以解决部分方法上的不足，但是还有些缺陷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中之一就是概念的内涵检定及其变量、指标的确定。某个概念究竟具有哪些维度，不同的维度究竟需要哪些变量、指标来代替是一个理论素养和经验积累的问题。社会学研究中有时需要对某些概念进行测量，而选取概念的哪些维度则要视研究者的需要而定。当然每个概念的情况各不相同，有时是不同的研究者对其认识不同，而对于一些相对比较经典的概念，就算研究者之间已经形成比较接近的认识，但是对于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界定不清楚，仍然会造成对概念的内涵检定及其变量、指标的确定的不清楚的问题。

第3篇

艺术体制理论的源头———分析美学阵营中的艺术定义危机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的逐变求新经常达到了令观赏者震惊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现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尔(AndyWarhol)的波普艺术(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约翰•凯奇(JohnCage)的“无声音乐”(4分33秒)乃至奥兰(Orlan)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一次次地冲击着艺术边界，让观众对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产生质疑。

有人认为这种凸显观念而弱化审美的当代艺术不过是一场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符号游戏，它利用哲学化的观念外衣掩盖了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的本质;也有人认为当代艺术的勃兴不过是艺术界各方如拍卖行、画廊、策展人、投资商、经纪人、艺评家、收藏家联手，通过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来的艺术泡沫。这些争端背后的一个基本问题浮出水面: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在大量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和实践面前显得束手无策。随着杜尚、沃霍尔们被冠之以前卫艺术家并逐渐被艺术机构所接纳，随着艺术品和日常物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疑惑:到底何为艺术?谁是艺术家?艺术生产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是独特的天赋授予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制造出的集体幻象?艺术界或曰艺术体制论正是在传统艺术理论频频遭受当代艺术实践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曾指出:“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艺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Becker145)。面对花样翻新的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以莫里斯•韦茨为代表)先是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获得灵感，提出“艺术不可定义”说，这一观点因其逻辑漏洞以及无建构意义的虚无和空洞性而很快被众多美学家(如曼德尔鲍姆)攻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可以定义”说又应运而生，只不过这种定义的路径已和本质主义艺术定义(如模仿说、表现说)大相径庭，它超越了传统美学只从外显性(exhibited)特征出发寻找艺术普遍本质的局限性视域，而主张从非显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来重新界定艺术。沿着这条路径，20世纪60年代在美学内部围绕着艺术定义展开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以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乔治•迪基(GeorgeDickie)为代表的“艺术界”(artworld)和艺术惯例理论。关于二者的相关理论的详细介绍目前已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简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艺术需要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的阐释，而迪基则更为关注各种艺术界体制———如已建立的惯例、习俗、常规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艺术品资格的，因此其理论常被称为“艺术惯例”论。尽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艺术哲学的理论视域内，然而可以看出，当代美学越来越呈现出溢出艺术哲学边界，向文化社会学靠拢的趋势，尤其是迪基的“惯例”说，空前地将“体制”这一因素引入到艺术定义的思考中，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特点。而社会学家贝克和布迪厄通过合作的“艺术世界”和冲突的“艺术场”理论体系则摆脱了哲学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将当代艺术问题、艺术体制的考察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实处。

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艺术世界———借鉴社会学资源的艺术体制理论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们的艺术体制论不久，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HowardS．Bec-ker)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对艺术体制的专门研究。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中就已初现从艺术体制视角来研究艺术的苗头，此思路源于对“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这一艺术形而上概念的驳斥，如法国的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el)和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泰纳(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会环境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史流派的影响，而后者反过来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时代的社会状况。这种艺术反映观的主要持有者还包括以马克思以及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叶，直接或间接借用了经典理论的一大批学者，如夏皮罗(MeyerSchapiro，1973)，豪泽尔(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艺术主张的核心是: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赋予艺术品以美学形式和内容。受这一主张的启发，艺术反映论的学者们并将艺术品的研究同对艺术家的生活的研究结合起来，去分析生产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阶级结构，他们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分析原则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这些原则包括:艺术家是特定集体的成员，而非被赋予独特创造性天才的孤立个体;在商品社会中，艺术品是商和社会机构用货币或其它类似方式购买或投资的对象;艺术品取决于物质和技术的生产媒介，而后者以社会劳动体系为先决条件;艺术品用审美的形式和内容“反映”或“编码”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艺术品所负载的价值并非在一切时代都是必然有效的，仅仅对那些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消费”它们的特定社会群体才有效(哈灵顿10－11)。这些主张虽然为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然而其相对单维的反映论难逃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的嫌疑，没能捕捉到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体制中各个节点之间互动性和动态性关系结构。

几乎与分析美学对艺术定义问题的讨论同时开展的另一种研究，是开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国和法国社会学学者进行的关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与的艺术社会史不同，比如它对价值判断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并回避审美评价、审美内容，而是更加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接收实践，它“建立在对艺术市场、艺术职业机构、艺术管理、专业艺术网络和艺术消费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在经验上的种种应用”(哈灵顿23)。美国和法国的研究者分别以贝克和布迪厄为代表，二人都表现出与社会学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种亲密性。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艺术世界》(ArtWorlds)。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显然是受到丹托“艺术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会学理论中“符号互动论”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启发。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和语言、文字等媒介一样，是一种通过不断交流、沟通与协商来塑造意义的物化手段。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艺术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结构，认为应以“互惠”的社会互动关系框架来研究艺术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另一位符号互动学派的社会学家邓肯(HughDun-can)也提出从分析微观机制的社会互动出发研究艺术和艺术生产的过程。邓肯建构了一种“作者－批评家－公众”的三角互动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动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尽管“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号化的，并非是社会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还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隐含着一种“社会团结”(socialsolidarity)，这种社会团结又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促成互动各方的“同态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贝克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艺术圈(演奏爵士乐)的亲身经历，贝克与艺术家群体有着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艺术领域具体活动和实践的特点，因此他不是像哲学家或一般社会学家那样在简单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层面上谈艺术，而是依据他本人在几种艺术世界中的个人经验和参与，对艺术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过程进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说丹托和迪基将传统艺术哲学的本体化追问“何为艺术”置换为“为何某物为艺术”或“某物如何获得艺术品资格”这类问题，那么可以说贝克则将这一追问转化为更具社会学色彩的问题:艺术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细分析这一追问，不难看出贝克对艺术界问题的讨论是以某对象已经被艺术体制接受为艺术品这一事实为前提的。简单总结贝克关于艺术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个，即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s)、常规(conventions)和标签理论(theoryoflabeling)。按照贝克在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章③中的理解，艺术世界是围绕着一种惯例而实现合作生产的艺术界公众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在《艺术世界》的开篇，贝克就对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界定:“艺术世界是由所有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个或其他世界规定为具有艺术特色的作品之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艺术世界的成员要参照惯例性理解协调那些活动，生产出作品，而这些理解则包含在共同实践和经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样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复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产类似的作品。因此，我们把艺术世界视为一个诸多参与者合作关联的网络”(Becker34)。

艺术首先是集体行动的结果，这是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了艺术生产中的协作性:艺术家虽然占据艺术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艺术品并不是个别天才艺术家通过天赋、灵感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不同的参与者在作为行动者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艺术世界中协同合作的产物。贝克采用“任务组”(bundleoftasks)和协作链(cooperativelinks)———即艺术世界中参与和从事各种艺术活动的行动者们来代替传统美学中的天才艺术家。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既因时而变又相对稳定。贝克这里还指出了我们在分析艺术世界的劳动分工时容易产生的一种狭隘理解:我们会认为表演类艺术(电影、音乐会、戏剧、歌剧)是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之上的艺术，但是像诗歌和绘画这类的艺术似乎不存在劳动分工，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作品是由艺术家独自一人完成。然而劳动分工并不仅仅意味着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像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同时甚至同地协作劳动，而是要求每位参与者在适当的时间或者环境下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以当代美术为例，一幅画作背后的劳动分工网除了艺术家本人之外，还应该包括:画布、画架、颜料、画笔的生产商;提供画展场地和经济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馆管理者;制定美学理论的评论家和美学家;提供保护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的政府机制;对作品做出回应和反馈的公众;过去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画家，因为一幅画必须置于他们所创造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可能产生意义。④同样道理，表面上更为独立自足的诗歌创作实际上也无法脱离出版商、印刷业、诗歌传统等分工。

然而艺术世界中的诸行动者之间的集体合作行为并不是暂时和随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约，而是按照某种彼此一致认同的规范(norms)组织起来的，是什么保证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后果等方面产生默契?这就涉及到贝克艺术世界理论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常规(conventions)，⑤常规并非艺术界内在的、先在的结构，而是经过艺术界各方在长期的冲突、妥协、调和中产生的结构性规则，同时又反作用于艺术界，起着整合、凝聚、规范艺术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规的雏形是行动者相互协调后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和协议，其后逐渐演化为常规。艺术观念是艺术常规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种艺术观念随着艺术界合作行为而逐渐被结构化和体制化，它就能发挥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艺术界资源的作用。正是常规使得艺术生产中形态各异的劳动分工和实践得以反复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顺利进行。贝克将艺术界常规分为非专业和专业常规两种类型。非专业化常规指的是所有社会化成员都熟知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艺术观念等，例如我们习惯性地根据不同媒介将艺术分为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认定存在艺术和非艺术的领域等等，非专业化常规通常体现为在社会发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观念，这些观念有些来自于文化传统，有些源自艺术世界内部或艺术媒介本身。专业化常规主要包括一门艺术的专业知识、美学理论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过专业的艺术机构才能学到，可以说是进入艺术场大门的通行证。另外，非专业和专业化常规并非固定不动的观念，而是随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相互转换。无论是专业化常规，还是非专业化常规，都属于艺术观念，是艺术界公众共同认可的规则的主要成分，换句话说，贝克关于常规的讨论，主要还是围绕着艺术观念展开的。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体现了贝克艺术界理论的优势:他并不像传统艺术社会学那样，仅仅将以物质形式呈现的艺术品放置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以考量诸社会外部因素对艺术生产、传播的影响，而是借用对艺术世界常规理论的研究，把关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会学理论中，即艺术是艺术观念控制下的艺术，艺术价值是在艺术观念或常规的运作下的美学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就是一种观念。在贝克的理论视域下，我们不仅仅思考“什么是艺术”、“某物品是否为艺术”等问题，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们将某物判定为艺术”，或我们对物品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是在何种艺术观念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些艺术观念又是如何形成、变更和产生作用的。

贝克对社会学理论的一大贡献是标签理论，《艺术世界》及相关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给予大篇幅的深入讨论，但却处处渗透着标签论的色彩。在贝克看来，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声誉(reputation)都是通过“艺术世界”获得的，并非是像传统美学所宣扬的那样，艺术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启发性的、深邃的等本质属性被赋予其独一无二的价值，进而艺术家因其作品的“伟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赋而获得声誉的光环。从贝克的标签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艺术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艺术世界的集体行为，是艺术界的行动者如策展人、经纪人、拍卖商、艺评人多方生产和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解构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祛魅艺术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们揭示:二者的获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这个角色本身也是艺术界公众运用共同的艺术常规对其“标定”而产生的一个称号，或者说是一种“标签”。艺术家的声誉是协作生产的结果，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声誉一经确立以后又会成为艺术品生产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区分和筛选的功能，因此，贝克“标签”理论对我们重新发现艺术世界中声誉机制的确立和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传统美学中被神圣化了的“声誉”在标签理论的破解下被还原为艺术世界通过集体合作而生产出的一个神话，一种幻象。

“艺术世界”(artworlds)这一技术性定义，是贝克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观上，它凸显了艺术生产中的集体协作性;在微观上，这一概念又将研究触角伸向了艺术生产网络中依据共同的“常规性理解”而反复合作的形形的个体，而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常规则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艺术观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艺术观念如何在艺术世界维持相对稳定的结构的同时又在不断流动和变革中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贝克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资源拓展到艺术领域，克服了传统经验主义过于实证化的局限，他对艺术生产，尤其是艺术分配领域的分析具有结构性框架的特征，从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是如何在艺术关系网络的运作中生成及演变的，而艺术家的“天赋”又是如何经艺术界各行动者的点石成金之手而逐渐被神圣化为“声誉”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机制，后者作为艺术界体制权威和象征资本又进而投入到艺术再生产中去，有效地行使着筛选和区分功能。可以说，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艺术品”这一问题。从这些层面上来看，贝克的艺术世界体系和两位分析美学家的理论相比无疑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明显的先进性。有关艺术体制的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如果说贝克强调的是作为关系网络的艺术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则更侧重的是艺术世界中的冲突与竞争维度。作为将当代艺术体制理论置于社会学路径下进行研究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贝克和布迪厄都将关注点放在了艺术世界或艺术场中个体和体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贝克通过大量的列举和描述展示了艺术世界的复杂性，有着将艺术生产泛化为文化产品的生产的倾向，然而在艺术观念的频频发生革命性变迁的现当代艺术界，仅仅用合作来解释新艺术对既有艺术体制的反叛、否定和颠覆显然是不够的，而布迪厄的艺术场概念则对理解新旧艺术观念之间及其相应的人或行动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有着颇有助益的启发。不同于贝克的是，布迪厄试图用诸概念搭建起一个理论构架，通过这个构架来分析艺术场内部的运作，他更注重的是复杂艺术世界中的总的结构、法则和机制，他坚信艺术界和其它社会场域一样，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构的基本秩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理论对布迪厄的影响。

布迪厄对艺术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92年发表的著作《艺术的法则》(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贝克和布迪厄都将艺术世界定位为一种动态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被命名为“艺术场”。为了寻找艺术界内部的客观关系结构，布迪厄引入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来分析艺术界内部的冲突与竞争:“场”(field)、“惯习”(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资本(capitalofculture)，这四大概念无疑是布迪厄艺术场理论大厦的四座基石。“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贝克的由互动行动者构成的合作关系网相比，布迪厄的场是一个更为结构性的概念，场中的每个行动者(个体或群体)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的是，布迪厄对艺术场域的考察渗入了权力的思考。或者说他将文化艺术生产场域放置于权力场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说是一种“元场”(meta－field)，元场控制着所有场域中的各种资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位置。和结构主义理论的静止不变的结构相比，场域中的位置是相对的和动态的，是在各种关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预先存在的。携带着不同资本的行动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构成了场中结构的不平衡性，是作为权力场的艺术场中各方冲突和斗争的源动力:行动者为了占据、保持或改变位置而进行着权力争夺，这种冲突推动了艺术场内的关系结构在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同时不断变化。简单概括，艺术场是一种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些位置被诸行动者所占据，他们携带着几种形式的资本去争夺特殊的符号资本(权威、声望、名誉等)。

布迪厄对的资本概念进行了改造和拓展，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转换成金钱，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两者则被布迪厄称为“符号资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将文化资本描述为一种知识形式，它赋予了社会行动者以一种识别力或竞争力，用以解码文化关系或解读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引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等级分化和权力分配不单单依靠物质因素或者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曰符号资本这类非经济力量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具体的状态(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观的状态(objectifiedstate)和体制化的状态(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体的状态指的是行动者用以应对文化话语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长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习得的;客观状态是指文化资本以物质载体(如书籍、绘画、歌曲、电影、乐器)等形式出现;而体制状态下的文化资本包括文凭、头衔以及各种形式的体制认证。从文凭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进入职场，获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以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场为例，布迪厄将文化生产场分为两个次场:有限生产场(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规模生产场(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艺术场，后者则是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生产场，遵循的是他律原则，以文化产品尽可能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为主旨，艺术品的广泛认可与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资本直接挂钩。和其它社会领域如经济场或政治场一样，作为文化场子系统的艺术场也有着自身的场的逻辑和资本形式，艺术场存在的主要条件是文化资本，它遵循着“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原则。然而和大规模生产场的运行模式正好颠倒的是，自主的艺术场以否定经济利益、“摆脱”功利性为准则，并依托于以少数艺术界专家所构成的精英机制。然而布迪厄却敏锐地指出，这种“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资本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实现权力操控和统治，将文化等级分层变得神圣化、合法化的过程。换言之，艺术场中文化资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潜能，这种相互转换的潜能也更好地解释了艺术领域中的创新作品如何被最终体制所接受并认可的过程:艺术中介(拍卖商、策展人等)通过发现、展出、阐释及评估那些不同于常规趣味或传统学院派风格的艺术品，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累积，通过培养出新的审美趣味导向，在艺术场内创造了新的位置，从而也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增值(收藏、拍卖)。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合谋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中的一些现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在国际双年展上频创佳绩，掌握了可观的文化资本(声誉)，进而通过拍卖行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利润，从昔日的艺术场的异端和忤逆者变为体制内的主流和强势占位者。

和贝克从合作和常规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艺术世界不同，布迪厄是从冲突和竞争的层面来分析艺术场的客观关系结构。这种考察既涉及艺术场内部人之间的占位争夺，自律(autonomy)原则与他律(heteronomy)原则、正统(orthodoxy)与异端(heterdoxy)的斗争，又包括艺术场和大规模文化生产场之间的相互渗透。我们可以将艺术场的自律原则(为艺术而艺术)看成是以专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艺术家、美学家、艺评家等等)为了维护或将自己所持有的权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号。在艺术自律的主张下，他律原则(经济、政治)因其“不纯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艺术场之外;通过制定“正统”的艺术观念并将其神圣化，权威守护者把不符合其“正统”艺术观念和美学原则的异己驱除场外或将其边缘化，从而完成了艺术场权威位置的巩固。一个艺术场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导地位的专家阶层就越强势。随着资本的介入，当代西方艺术界越来越受到他律原则尤其是经济原则的围攻，专家所标榜的“纯粹的”无功利艺术只是一个美学幻象，艺术从来就不曾真正地脱离过艺术市场。

随着大规模文化生产场向艺术场的渗透，专家和精英阶层的优势位置已经开始动摇，拍卖行、策展人、出版发行商、艺术经纪人、艺廊、博物馆、收藏家、媒介等“不纯”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让我们意识到，艺术场内以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等为代表的“权威”阶层对位置的垄断面临着逐渐势微的趋势，任何对艺术场权威位置的独霸都不再被视为是理所当然和自然而然的。布迪厄指出，“正统和异端的斗争是每个场中基本的、持续的过程。最重要的斗争武器之一就是［……］艺术的合法定义，包括艺术的分类和划界”(转引自Maanen63)。回顾六七十年代美学界关于艺术定义、区分艺术和非艺术的论争，其实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也是学者阶层通过为艺术立法而争夺艺术场权威位置的过程。布迪厄还深入分析了艺术场中体制化的符号资本———信仰(faith)。信仰和贝克的“声誉”有着相似性，是声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作为艺术世界集体认同、集体信念的“常规”的特殊形式，是常规高度体制化后的结果。具体地讲，信仰包括艺术场行动者对某些艺术观念、美学原理、审美价值的认同，对艺术家的技巧、天赋、创造力的信任，也包括对艺术中介人、艺评家、拍卖商拥有发现艺术珍品、正确鉴定、评估艺术品价值的眼光和能力的信任。例如，当人们对一件艺术品缺乏基本的了解却盲目地跟随艺评家或“资深”媒体的评价而对艺术品的价值高度认可时，实际上就是信仰的魔力在起作用。联系文化资本的非物质表现形式，可看出这种似乎是天然的、不容置疑的认可与信任反映了文化资本对艺术场实施控制的隐蔽性。各行动者为维护各自的艺术观念而进行的权威争夺和占位，以被神圣化的“信仰”为外衣，掩盖了权力运作的实质。和声誉一样，信仰产生于艺术场的竞争关系结构中，同时也会循环再生产，并反作用于艺术场。

第4篇

这个漫长的假期里我参加了我村里组织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虽然几天的活动时间让我觉得很累很辛苦，但我从中获得了锻炼自己，并且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通过几天的实践活动，使我懂得了一些关于社会基层建设的心得体会。

在炎炎夏日列日当下，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环境，才激起了我要在暑假参加实践活动的决心。我要看看我能否在恶劣的环境中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双手和大脑维持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想通过亲身体验社会实践让自己更进一步了解社会，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锻炼自己的才能，培养自己的耐性，更重要的是体验一下自己所学的东西能否被社会所用到，自己的能力能否得到社会上的承认。想通过社会实践，找出自己的不足和差距的所在。

社会实践活动给生活在城市里的大学生们提供了广泛接触基层，了解基层的机会。深入基层领导谈心交流，思想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从中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汲取丰富的营养，理解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真正涵义，认识到只有到实践中去，到基层中去，把个人的命运同社会、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才是青年成长成才的正确之路。

“艰苦知人生，实践长才干”。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使我逐步了解社会，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对自身价值能够进行客观评价。在这无形中使我对自己有个正确的目标，增强了我努力学习的信心和毅力。作为一名大学生，即将走上社会，更应该提早走进社会、认识社会、适应社会。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社会实践使同学们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结合点。龙其是我们学生，只重视理论学习，而忽视实践的环节，往往在实际工作岗位上发挥的不是很理想!

第5篇

〔关键词〕信息素养；社会文化；现象描述分析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4）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教育学领域，图书馆学领域和商业领域，信息素养已成为热点研究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机构开始重视信息素养，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信息素养研究计划、示范项目及实践。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素养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逐渐朝着标准化、合作化及网络化等成熟的方向发展。信息素养课程已经被广泛应用，尤其图书馆的相关基础课程在正式的学习环境中仍然更受欢迎，但对绝大多数的信息素养课程和研究，仍将信息素养解释为一种技能和能力。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同的信息素养研究视角，尤其关注特定情况下使用信息经验的研究正持续增长。

信息素养要能够反映和提高人们在日益广泛、复杂的环境中使用信息进行学习的经验。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两个关键的研究路线，分别为现象描述分析学和社会文化理论，它们与传统的以技能和能力为基础的信息素养研究路线形成了对比。在ALJ2000的文章中提出，信息素养没有自己的生命，它与经验化的背景（context）紧密相连的[1]。

笔者在清华同方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社会文化”或“实践理论”、“信息素养”以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并未检索到相关文献。以“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检索到2篇文献，其中曾庆霞在《现象描述分析学及其在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的应用》[2]一文中，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方法从学生角度分析和描述信息素养，了解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旨在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该文将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应用于课程的计划阶段及课程的内容的改进，并没有涉及如何将该方法用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教学过程的设计。根据文献检索结果，以本文所述两种理论视角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研究在国内还是很新的课题。

1社会与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以Schatzki（2002）的场所本体论为理论基础，说明信息素养是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实践，该理论认为使具有信息素养及推进信息素养的实践过程的构建将取决于：实践理解（知道如何进行信息检索等操作）、规则（指出事情做法以及重点的明确规定）和目的性成分（与任务相关首要的目标、应对状态和情感）等[3]。信息素养应被视为存在于其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实践，分析单元不应为信息技术，而是发展信息技术场所的社会文化渊源。社会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场所本体论与实践论。

1.1理论概述

1.1.1场所本体论（Site ontology）

本体论是人对于世界现实的认知。场所本体论主要观点认为：社会生活是在一定场所（背景或社会领域）中形成的，实践与安排在其中相互交织、存在演进。背景是由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暂时性和目的性特征组成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演变与其所产生的背景相联系；社会生活的中心要素是有组织的人类集体活动，而非个人及其思想状态，社会生活由人的活动安排组成，通过行为与目的性统一，这一统一正是实践的特征。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信息是“能引发变化的任何变化”[3]，这种变化可以是思想的、社会的或物质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组合。如果信息要引发变化，必须从社会生活背景的视角来理解它。知识不是独立于社会领域之外的，而是被实践（包括信息实践）带入特定社会场所，揭示文化和物质的本质关系，即Barad认为的“知识总是出自某处的一种看法”[3]。

1.1.2实践（practice）理论

场所本体论哲学兴趣在于了解社会生活是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和演进的。实践不是个人产物，而被视为场所产物。信息素养作为一种分散性实践，是某些更广的综合性实践中与信息相关的活动的集合，分散于如学习、教学或办公等一些综合实践中。信息素养实践以其他实践的表现方式被场所中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特征所形成，所以不同环境中作为分散性实践的信息素养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实践理论强调：知识具有相关性，因而需要通过对话、实践或者特定的工具，来构建与获取；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的轨迹，形成在时间、空间和背景中；对实践的理解不仅仅要关注内化过程，更要理解具体行为表现的经验性本质[4]。

1.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社会文化理论要求人们考虑背景因素，理解信息素养及其相关活动是如何产生的；使人们探索，发现、理解支持这些活动的安排；使人们对实践安排展开更加广阔的探索，理解它对信息的促进或限制作用。随着关注点从个人转向集体，场所本体论和实践理论有助于发现新的方式，以研究人群、信息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促进或抑制的。

社会文化理论体现了构建主义理论思路，描述学习被嵌入到社会活动中以及发生在一个学习者与其他人物、物体和事件进行互动的合作环境中。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信息素养的教育，注重在信息素养教学阶段的合作与协商，教学内容的语境化及信息的相互作用。Li Wang（2011）将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Auckland大学四年制本科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构建，主要是通过教学前的问卷、访谈，信息素养教学实施与评价阶段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来实现的[4]。

2现象描述分析学

现象描述分析学研究、观察人们在他们所处的世界中如何学习和学到什么，以探索学习的过程、加强经验的特性。现象描述分析学是以人们对现象所作出的描述（对周围世界的经验）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描述进行研究与分类，进而研究人们在经历现象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实质性差别的各种观念[2]。

2.1理论概述

现象描述分析学主要有以下观点：（1）世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世界是客观世界；第二层次世界是人类所特有的对第一层次的世界的看法。第一层视角中学习是将特殊主题、已经形成的观念和原则转移至学习者的头脑中，第二层视角中关注于学生如何与他们被教予的内容相联系，如何使用他们已经具有的知识，这个视角中，学习包括学习者与世界关系的经验，反映了人们对学习过程重要方面的解释。（2）人们对同一现象的各种描述可以归结为有限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描述之间有质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观念。（3）为了识别观念的描述（现象如何被经验化的、观念化水平）的变化，既要根据描述类型的共同关键特征，又要能根据区别类型的特点（对现象解释的变化）来理解类型。（4）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情境与学习的内容这三者与进行学习的人是不能分离的。

现象描述分析学认为经验是人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该方法应用于信息素养教育侧重于研究人们对信息利用的经验以及反映该经验的观念。Christine Bruce（1997）最早开始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关系的研究，强调以学习的视角对信息素养经验的整体评估，而不是评估与信息检索实践相联系的、可度量的属性与技术。Bruce采用Marton的观点定义学习，“人们现实世界观察、体验、理解、观念化方式的质的改变，而不是人们获取知识量的改变[6]。在Bruce提出“信息素养的七张面孔”模型中，Bruce以教育者的视角探讨信息素养的观念，认为“通过人们经验的各种方式即他们的观念来描述信息素养，通过人的观点学习信息素养，是迈向信息素养的相关视野的第一步”[6]。Bruce的研究引发了信息素养教育实践基础的改变，即从与传统图书馆相关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评估转变到信息素养相关模型反映方法的应用[7]。

现象描述分析学中的个人与世界关系体现了内在联系的主客体关系，相关的信息素养模型（见表1）将信息作为客体，揭示了主体（人）与信息内在关系的变化，源于该关系的类型的描述反映了主观对信息的感知和对信息素养经验的理解。

Bruce（2006）等人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视角设计了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对主体与信息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7]。6个框架分别为：内容框架、能力框架、学会学习框架、个人关联框架、社会影响框架、关系框架。其中内容框架、能力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外在――客观形式，该形式将经验化的信息作为外在环境的一部分；其余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主观――内在形式，该形式信息是可以被学习者理解、思考以及内化的。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在信息素养的背景下探讨了学习者与信息之间的动态关系，其概念可以应用到任何特定主题场景中。

2.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基于现象描述分析学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开发，应侧重于主体的信息观念化，并建立在由Bruce提出以下原则基础之上：（1）学习是观念的变化；（2）学习有内容和过程；（3）学习是学习者与学习主题之间的一种关系；（4）提升学习就是关于理解学习者的视角[6]。信息素养教学要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并注重学习者信息的观念化、内化及其同利用的关系，要使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可转化到学习者的学术、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其他部分。

Bruce（2008）提出基于信息的学习（informed learning）概念，突出了现象描述分析学对信息素养教育的价值。Carlos Argüelles（2012）应用现象描述分析学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设计，提出了由准备、计划、实施与评价4个阶段构成的护理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将信息素养引入护理课程，并关注于信息观念化，而观念化理解则取决于护士信息利用的经验。该模式是一个从新手专家的连续过程，使学生在复杂的方式下有能力使用和理解信息，并将给他们在其工作环境中（学习情境）中提供学术优势，使他们成为终身的学习者[8]。

3总结

综上所述，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相同点为都重视学习者所处环境在信息素养教学中的作用及学习者使用信息经验研究，两种理论不同点在于：现象描述分析学关注于经验的变化，而社会与文化理论关注于对经验的共建，即人们如何将他们的经验的意义达成一致。

目前在一些国家，源于对信息使用和学习之间关系的兴趣，信息和信息使用的经验已经成为在信息素养研究和实践中重要部分，相关研究说明了通过研究信息经验来获得认知和人们参与信息环境的重要性。信息素养教育者需要继续发展对信息经验的理解、构建其理论框架，来推动信息素养的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1]Bruce Christine S.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s and research：reflections on“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s and research：An international review by Christine Bruce”.2000[J].The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2011，60（4）：334-338.

[2]曾庆霞.现象描述分析学及其在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的应用[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34（7）：22-25.

[3]Annemaree Lloyd.Fram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information practice：site ontology and practice theory[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2010，66（2）：245-258.

[4]Reckwitz，A.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theorizing.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002，5（2）：243-263.

[5]Li WangAn.information literacy integr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J].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2011，39（4）：703-720.

[6]Bruce C.The seven face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Blackwood，Australia：Auslib，1997.

第6篇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社会学前卫/大众文化/微观政治/当代艺术

【正文】

在2005年7月9日举行的第2届成都双年展座谈会上，评论家李公明教授与王林教授对展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李公明认为展览具有嘉年华的特点，但艺术家还是对社会提出问题太少。他强调了艺术与政治的内在相关性，认为当代艺术应该有对世界的积极回应，承担对社会进步与公平的责任，从而继续寻求对宏大叙事的营造的可能性。

王林则对展览中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和展览策划提出了批评，他的观点与李公明有相近之处，即“当代艺术家距离问题太远”。他认为不能说新一代艺术家年轻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当代艺术中的政治性不能回避，中国的前卫艺术从来没有回避过政治问题，而一个不触及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展览是缺乏学术性的。对于两位评论家的批评，展览策划人范迪安教授回应说：“当代艺术和大众文化相关联是我们讨论的问题，说我们没有考虑学术问题是不对的，技术和学术我们都要考虑。”（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

范迪安的简要回答提出了“当代艺术与大众文化”这一重要问题，即对于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具有浓厚大众文化特征和个性化日常经验的艺术表达，应该如何认识？在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宏大叙事之外，当代艺术有没有可能从其他方向切入当代社会？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对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当代流行艺术的文化判断，也提供了一种对过去二十年来由“八五美术思潮”所形成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的机会。判断一个展览是否具有学术性，不在于一个展览是否涉及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是否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反思批判，而是看这个展览与当代社会的视觉关联，以及这个展览以何种方式组织和表达这种艺术与社会的视觉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观察并表达当代艺术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呈现，正是新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课题。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处在不算发达的现代工业与商业环境中的中国的大众艺术，会有怎样的特殊表达方式和视觉形态？这是我们作为策展人不能不关注的艺术趋势。

1939年，格林柏格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现代主义理论名篇《先锋派与庸俗艺术》，在这篇文章里，他注意到在同一社会可以并存着看起来似乎并无关系的不同事物，例如艾略特的诗与锡锅街乐队的流行音乐，勃拉克的画与《星期六晚邮报》的版面，也就是所谓的“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差异与并存。问题在于这种差异是否就是诸多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新出现的和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格林伯格认为，讨论这一问题必须考察这样一种关系：特殊个体经历的审美经验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由此，格林伯格讨论了先锋派艺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批判与历史批判的不妥协态度。这种对现实的勇敢批判却导致了现代派艺术家对社会的自觉疏离，它既排斥革命的政治也拒绝资产阶级的政治(当然，它无法拒绝资本主义的市场)。因此，先锋派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和最重要的功能是寻找一条途径，在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激烈冲突中保持文化的运行。“先锋派艺术家和诗人完全从大众中退离出来，通过把艺术局限于或提高到表现绝对来努力保持自己高水平的艺术，在这种对绝对的表现中，要么解决一切相对性和矛盾，要么对这些问题不予理睬。于是，‘为艺术而艺术’和‘纯诗’便应运而生，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题材和内容”（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先锋派艺术将注意力关注于艺术语言和表达媒介自身，将经验还原为“为表达而表达，表达比所表达的东西更重要”，这种专业上的专门化、精英化和对题材、内容的冷漠，疏远了许多不能或不愿了解他们技艺奥秘的人。大众对精英文化的漠不关心使先锋派在当代文化的发展中由于缺乏群众和市场基础而受到生存的威胁。

在对先锋派艺术在总体文化中的处境日渐艰难感到忧虑的同时，格林伯格注意到了工业化所带来的另一种“后卫”艺术——庸俗艺术。根据格林伯格的归纳，它包括流行的商业性的艺术和带有彩色照片的文学、杂志封面、插图、广告、通俗黄、喜剧、流行音乐、踢踏舞、好莱坞电影等(在今天，我们还应该加上电视娱乐节目、数码影像、动漫、电脑游戏等)，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流行艺术与大众文化，是一种为城市市民和住在城里的乡下人所需要的消费文化，这些市民与民工对正统的文化价值无动于衷而又渴望某种文化娱乐，借以打发无聊与排遣城市生活的压力。

格林伯格对庸俗艺术的生产模式做出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并且痛斥它对于志在创新的前卫艺术的巧取豪夺：“庸俗艺术为了自身的目的可以充分利用成熟文化所发现的东西、成果和完善的自我意识。它从这一文化传统中借取技法、诀窍、策略、经验方法和主题，并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体系，抛弃不需要的成分。它从历史的积累起来的经验库存汲取自己的生命血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今天的通俗艺术和文学曾是昨天属于创新深奥艺术和文学的真正含义。”（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今天，大众文化已成汹涌潮流，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日益紧密，本雅明所预见的复制性艺术对传统的手工技艺的经典艺术造成极大冲击。我们对待大众文化与流行艺术已不能再持一种简单的批判与声讨，而应该更深入地研究当代艺术与当代社会的复杂的美学关系。

在我看来，格林伯格对于流行艺术的全面否定(虽然他也承认庸俗艺术有时也制作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某种带有真诚民间风味的东西)是站在美学前卫的立场上反对流行艺术对艺术语言的资源掠夺与形式上的自由挪用。但是格林伯格没有注意到当代流行艺术对大众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青年一代是如此重要与深远，与之相比，一些知识分子在专业刊物上对流行文化的批判与声讨就如同在大海中扔进几个石块。社会生活的潮流激变使我们和8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青年之间日益陌生，而他们正是当代艺术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与接受者。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北京“798区”举行的艺术展览和活动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陌生的年轻面孔，他们对艺术的定义和态度与我们已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对于当代社会的切入与表达，有关艺术语言和技术表达的问题不再居于中心，而是让位于对于现实生活和个人经验的综合性表达。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寻找当代艺术中的前卫性，那么这不再是一种专注于艺术语言与媒介的“美学前卫”，而是一种重视社会生活变迁与个体感受的“社会学前卫”（注：关于这两种前卫的概念与历史，请参阅我的论文《前卫》，载《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90年代中期的注重艺术语言的阶段后，在某种意义上又一次回到80年代后期新潮美术对于社会、政治的关心与表达（注：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有一句著名的话“重要的不是艺术”，说明了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社会学性质而不是美学性质。）。区别在于，80年代青年艺术家对于社会、政治的变革热情是在历史与传统的背景上所产生的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而今天的青年艺术家更多地从个体经验出发，在微观沉潜的层面上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剧烈变化。

借用语言与文学的概念，如果说，80年代的前卫艺术还具有一种古典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情结，它的表述方式更多地像一种演说与宣言。这种演说与宣言，具有古典主义的宏大叙事特征，是一种单方面的自我表现，它所面对的，是艺术家想像中的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叛逆与革命的对象，艺术家在自己的实验艺术中象征性地完成了对传统的批判与摒弃。

当代艺术中的价值观发生了转换，当代青年艺术家的表达方式更多地具有一种自语与对话的特点。观察成都双年展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70年代和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艺术家的普遍状态。这一代与80年代新潮美术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没有那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英雄主义与救世理想，而是将个人的生活和大众文化与影像图像作为重要的艺术表达资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用异样的眼光观察物象，从中获得异样的感受。当然，这种感受没有前辈画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由坚定的理想与价值教育所形成的不容置疑的确定性，我们在这一代青年画家的作品中看到若干游离与恍惚，暧昧与自恋。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会流露出无言的茫然和对前景的困惑，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在作品中对于闲暇与享受的表达更具有一种对世俗生活的体验、认同与投入。而他们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已经由于当代艺术信息的丰富来源和材料的多样化，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与综合性。

意大利艺术评论家奥利瓦在《超级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热超前卫”(HotTransavanguàrdia)和“冷超前卫”(ColdTransavanguàrdia)的概念，这大概是借用了现代艺术中的“冷抽象”与“热抽象”的概念。他所提出的这两个概念不是平行的共时性概念，而是先后的历时性概念，即“热超前卫”的一代人以使用语言的方式来利用强调艺术价值的机会，这种语言求助于历史，以此作为其分离于日常用语的标志。而当前的一代人却采用一种综合的、或然性的方法，即对材料和语言选择中的固有难题做出直接的反应，哪怕这些材料和语言是根据同样的疏离以及折中的能力来加以使用，奥利瓦称之为“矫饰主义者的模仿”。他指出“时下的艺术家们按双重意向来操作，即首先选用可辨认的事物，并将其加工处理，使之在与观众的目光相遇时起刺激作用；其次是采用形式化的场所和建设性方式，使之能够以新近精炼出来的距离感和意图来环绕其作品”（注：奥利瓦：《超级艺术》，毛建雄、艾红华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在这里，他实际上区分了早期现代主义的精致语言的前卫艺术与后现代时期受到大众文化影响与渗透的缺乏修养的流行艺术。

当代艺术的传播越来越依赖于艺术信息的获取和艺术活动的配套操作，大众媒介、收藏与市场日益成为具有评论价值的重要因素而发挥着影响力。当代艺术家已经意识到通过展览与大众媒介建立自己的符号系统即商品品牌识别系统，从而增加艺术神话的附加值的重要性。为此，选择社会熟悉的大众文化符号并对已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加以挪用，是一个与大众和传媒建立紧密的消费联系的公关策略。

美国艺术史家T·J·克拉克注意到前卫艺术的这种复杂性，也就是前卫艺术与“现代性”的关联：“在1860年—1918年间作为艺术的一些前后联系，前卫艺术的丰富性可以依赖它给予平面性的这种复杂和兼容的价值——必定从其他地方而不是从艺术中得出的价值——而重新得到描述。它将使那种平面性作为‘大众化’的同义词——因而将某种东西精巧地、清晰而显著地构想出来。或许它表示了‘现代性’，因为平面性意味着用幻觉召唤出的广告、商标、时髦画片和照片的纯粹两维性。”（注：T·J·克拉克《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艺术理论》，见《波洛克及其之后》，纽约哈珀与劳出版公司1988年版。）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与大众文化具有血缘关系的流行艺术？还是在成都双年展的座谈会上，陈瑞林教授的观点对我们可能会有启发，他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艺术家提出过多的要求，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消解，家长里短也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改变社会的还是大众艺术。改变社会思维方式的还是流行艺术。我对大众艺术、实用艺术比较感兴趣。让民众感受艺术，也是好的。大家不要太刻意，现代艺术是很宽松的。”（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这一观点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中国知识界与艺术界的影响，流行艺术已经并且将会获得更为宽容的发展环境。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今天已经不再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先锋派，也就是说，不再有令人震惊的艺术和受震撼的社会之间的那种张力，这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它证明了在西方社会，先锋派已经取得了胜利，社会本身已经接受了创新与变革，但这恰恰导致了“前卫”的制度化，并赋予它不断推陈出新的任务。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注意到西方艺术经过现代主义的前卫洗礼，已经获得了一种文化冲动力，即艺术“已呈现出一种追求新颖和独创性的主导性冲动，以及寻求未来表现形式与轰动效果的自我意识，这就使得变革与创新的设想本身遮盖了实际变革的成果”（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9页。）。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前卫已经死亡，理由是在当代艺术中，形式革命的空间已经发掘殆尽。而前卫艺术极端强调的个性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很大的虚幻性，个人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福柯认为，现代主义强调的主体性并不存在，所有的主体性都是虚幻的，个人在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中存在，为这种关系所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以及规范化，个体接受社会权力的制约和社会规范，自觉内化，这是一种被动的“生产性的主体”。但福柯也强调个人要从被他人改变转向自我转变，从而发展出以分散、多元对抗统一性的“微观政治”。“微观政治”是反体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是强调主体行动的自觉性的，“必须把政治行动从一切统一的、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救出来，通过繁衍、并置和分离，而非通过剖分和构建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的办法，来发展行为、思想和欲望”（注：福柯：《反俄狄甫斯序言》，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在福柯的著作中，主要讨论的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如何被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和规范化，个人处在全方位的社会权力网络体系中，每一种人际关系都是一种权力关系，个体似乎处于悲观的无助地位。但在福柯的晚期，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强调“统治技术”转向强调“自我技术”，即强调个人如何被他人改变转向强调如何实现自我改变，他呼唤一种在社会微观层面发展起来的多元的自主斗争，用一种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学概念取代了现代的宏观政治学概念。通俗地说，当分散的个体不具有对整体社会中心权力的控制权时，他可以通过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来获得对自我的控制权。这种“微观政治”以两种反话语形式获得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一种是“话语政治”，即边缘群体通过抵制将个人置于规范性约束下的霸权话语来解放自我，获得自由；一种是“生物性政治”，即个体摆脱规试性权力的束缚，通过创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形式来重塑躯体，从而颠覆规范化的主体认同和意识形式。将“”与“欲望”提升到一种文化与政治的高度来切入社会，是当代艺术对于传统价值的一种和平颠覆的后现代策略，这就要求我们对当代艺术中的“”和“欲望”从社会学的角度还原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基础，这也是我们了解行为艺术与身体艺术的一个切入点。

展览现场

在我看来，当代艺术对于社会的切入，正是从个体与微观的层面上，对传统价值与观念的解构与重建。由此，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当代青年艺术家在认同、参与、体验甚至享受当代生活的外表下，正在发展出一种对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具有解构性的艺术图像系统。以卡通一代、张小涛、杨帆、UNMARK、曹静萍、陈可、罗丹、吴雪莲、孙皓、牟柏岩、陈昕等人为例(更早一些时期，四川的陈文波率先使用塑料式女性形象表现商业复制对当代生活与个人情感的模式化塑造)，他们的作品都反映出我们时代的社会变迁与卡通文化、数码影像对当代青年的深刻影响。在与青年艺术家的交流和对话中，我注意到，正是通过流行文化的符号，他们的个性化日常生活经验得以表达，在这种表达的背后，是一代青年价值观与伦理观在微观层面的张力性冲突，以及他们在这种冲突中试图重塑自我的努力，福柯在《论伦理学的系谱学》一书中说“我们必须像创造艺术品一样创造我们自己”，也许我们可以将这句话转换为“我们必须在艺术创造中创造自我”，这种重建主体性的努力是为了争取个体的自由，所谓“自由”，是指个体可以摆脱对一个已逝世界的怀恋，或者说可以不必在今天重新复制过去的规范模式。

第7篇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论文1500字一：

这个暑假，我走进了xxxx刑庭，进行了为期不长的两周的实习。

虽然以前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也参加过刑审，但这一次，却是如此真实地深入到庭审的背后，

期间，我的实习主要有以下内容：旁听;填写公安卷;发送达回证及判决书;装订档案;打执行通知书及结案审结表;帮助书记员整理卷宗;查阅及复核卷宗。

下面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实习收获及感悟：

一、无论所做的事情轻重缓急，到要做到谨慎细微

我到刑庭的第一天，是跟书记员。由于她所负责的法官的执行通知书及结案审结表比较急用，让我也加入了其行列中。其实打这些文书，模版已经拟好了，关键是运用的计算机操作技术将犯罪嫌疑人的档案资料填入其中。

书记员把需要注意的问题讲述了一遍，如刑号、出生地、户籍所在地、学历、是否有前科、犯罪事实等等，最关键的是刑期了，若稍有松懈，正义和公平就会在这不经意的一刹那间被抹煞。

这关乎当事人的切身的人身权利也将因自己的疏忽遭受了损害。本以为这是简单的手脚功夫，但真正做起来时，才发现，必须逐一校对，细致入微，方可保证无错。而且，要真正地做到快、准、狠，还需些时日来训练啊。

同时，我还发现，刑庭的电脑里面存有很多法律条文以及对应案件的资料，这在法庭是很方便的，真的大大提高了法庭工作的效率。并且在以后的工作中这个作战武器是大有裨益的。

二、法院工作者人员应该树立的中立地位

法院的每一项工作都牵动着双方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心，他们每一双注视焦急的眼睛都注视着事态的进展。作为一名法院的工作人员，包括我这样的实习生，都深深地感到身上肩负起的责任。面对一件案情简单的案件要作出一个判决或者裁定也许并不难，在电脑上修改的时间可能只消十来分钟，但我们保证的是判断的正确，符合内心的确信、法律的规定。

法院的责任在于重新分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它的角色是中立的，不可偏袒，一方当事人不管是被害者还是加害人，应该承担的需要承担，不需要的不能强加。主观臆断或者有感情倾向都不是一位裁判者应该具有的。

还记得第一次庭审的旁听，是七位犯罪嫌疑人涉嫌绑架罪。其中年纪最小的初中未毕业，而父亲，作为他的辩护人，在法庭上，竟难过得激动地流下了泪，或许是痛苦又心疼的泪吧。

看着泪痕印在他那沧桑的脸上，同情之情立马燃起。他儿子年纪如此的小，肯定是被骗过去的了。然而，当看到法官那义正严辞的方脸时，心中警钟即时敲响，作为法学人员，扶弱之心需有，但追求正义公平更需有一颗中立之心!

三、关于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运用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简易程序在审理案件中的具体运用。这些案件案情清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争议不大，基本与课本的条件要求符合。并且花都区法院也属基层法院，符合简易程序的条件。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审理时限很短，而且感觉开庭审理只是走下过场，法官对于此案如何判也早有结论。

然而，通过这几起适用简易程序的刑事案的审理，我看到虽然审理时限很短，必备的程序却很完备的，准备工作也是不容疏忽的，而且法院在这方面控制得很好。几件的案件在同时审理宣判，也大大地节省了法院资源，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四、关于绑架罪的认定

在书上学习时，只是抽象地认为，绑架罪就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当然必须考虑的是构成要件。而在实践中，需做到实际的运用。如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以强制手段违背被害人意志威胁及其他暴力手段来所取财物就是勒索财物了吗?

当然不是。如果只是甲骗取了乙的手机，乙不平，以暴力手段实际控制甲，威胁其返还。这并不构成绑架罪，而为拘禁罪。只有当乙索取超过手机价值以外更多的财物才有可能构成绑架罪。

理论的知识真的需要通过实践的运用，才可以说是属于自己的。

五、关于社会人员的法律意识问题的认识

在实习过程中，从接触到的案件中，发现有较多的犯罪嫌疑人都是因缺乏正确的法律意识才导致了犯罪。看来依法治国的方针，法律意识入人心的措施还未贯彻得好，公民的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教育水平对法律意识的影响最大。

有很多的犯罪嫌疑人的学历都是中小学的，还有就是未成年犯罪也越来越成熟，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需要深入思考。就目前而言，普法宣传还需进一步地扩大深入。

实习的时间或许不长，但是却让我接触并初步了解到实际的刑事审判工作及其程序，也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一步学习了相关法律知识，巩固了理论知识。同时也由此看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方向。希望能够抓紧每一次的社会实践机会，使得学习到的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全面提升专业能力。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论文1500字二：

裴斯泰洛奇曾说：实践和行动是人生的基本任务;学问和知识不过是手段、方法，通过这些才能做好主要工作。所以人生必须具备的知识应该按时间和行动的需要来决定。这说明知识和实践永远是分不开的，在实践中可以检验真理，也可以培养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效能，弥补不足。

为了开拓自身的知识面，扩大与社会的接触面，增加个人在社会竞争中的经验，锻炼和提高自己的能力，以便在以后毕业后能真正走入社会，并且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很好地处理各方面的问题，我们四十三个人怀着同样的梦想参加了这次的暑期三下乡活动，在活动中我们受益匪浅。

我们不仅下乡带去知识，还深入农村，了解当地的民情。参加这次的暑期三下乡，使我有了一个验证自我的机会，使我无论是能力上还是心灵上都有了更深一层的进步，同时也看到了自身的缺点和不足。

维持了十二天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结束了，辛苦而充实，沉重却又充满欣慰。经过这半个月的旅程，受益匪浅。我们团队四十三个人给茂名市高州高丰小学那群淳朴的孩子以及热心的村民带去了些微薄的帮助和浅显的知识，却带回了多少钱也买不回的一种态度，一种责任，一种深刻，一种认识。

忘不了那田间垅上无处不氤氲着的迷人绿意;忘不了那满山遍野的龙眼树;也忘不了高丰小村农村留守儿童那天真稚气的笑容，忘不了村里留守老人们那饱经风霜的脸和仁慈爱怜的眼神;更忘不了在期间我们四十三个人相互扶持，相互依赖，相视而笑，相拥而泣。而这一切一切，将永远珍藏在我们心底

第8篇

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论文

一、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现状分析

许多高校没有把大学生社会实践纳入学校的教育管理体系中，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只是简单停留在单纯组织开展的层次上，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只是被动接受；而由于缺乏统一部署，脱离了与专业教育的结合，学生在实践中无法获得专业学习，也起不到服务地方的作用，无法与实践单位有效融合，普遍存在应付敷衍的现象。同时，由于缺乏统一规划，高校普遍未对社会实践进行经费投入，而艺术类大学生的实践活动由于需要相关原料、器材（美术类需要颜料等，而音乐类需要乐器等）的投入，经费往往较高，许多学生也不得不放弃某些社会实践活动。

二、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实效性建议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发挥专业优势，结合地方事业需要，帮助学生长才干、长见识的重要手段。艺术来源于生活，最终也要回归生活，服务于社会，因此，对于艺术类大学生来说，有效的社会实践尤显重要。艺术类高校对待社会实践应当提高思想认识，进行统一部署，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规划，不断完善组织形式、丰富实践内容、打造专业指导教师队伍、建立稳定专业实践基地，并及时交流总结评价，引导社会实践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迈进，扎实提高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一）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规划，完成相关制度保障

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计划，使之成为必修环节列入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完善社会实践课程和大纲，突出艺术专业特点，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学分制度，从制度上确定社会实践地位，使之成为人才培养的一项常态工作。完善教师评价、考核体系，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促进专业教师和思政教师（辅导员）的有效配合，比如，将参与、指导社会实践作为评优的参考依据，有效核定工作量并采取相应奖励措施，切实提高专业教师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

（二）成立学校层面的领导机构，充分整合各方资源

学校应当成立社会实践领导小组，提高认识，改变以往社会实践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思想，统筹学校整体资源，统一制订社会实践方案，如，进行实践基地建设、专业师资队伍打造、基金投入使用及配套措施等，从而做到从艺术学科的专业特点出发，构建起适应学生需求与发展的社会实践体系，从而实现社会实践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提高社会实践的实效。

（三）增强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有效结合的关键环节

1.结合专业、需求策划社会实践主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增强艺社会实践的实效性，首先在于课题的选择、计划。艺术类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要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突出艺术的专业特点，寻找符合地方实际需求，进行策划选题，提前做好活动计划。因此，在进行实践活动选题时就要从实际出发，做具体分析，寻找社会实践活动、艺术与社会需求三者的结合点。可以由专业指导教师直接根据社会实践具体要求和地方需求，结合学生所学艺术专业特点，设计社会实践的多个课题以供学生参考和选择，提高学生的参与度、积极性，有的放矢地设计选题。

2.建立专业社会实践基地和团队 学校还应积极为社会实践搭建平台，联系政府部门或者相关机构，为学生提高实践创新能力搭建平台，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专门社会实践基地。通过社会实践，可以让艺术类大学生体会到所学知识的实践价值，激发学生的艺术创作热情，认识到艺术回归生活的价值，让学生在参与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艺术魅力，加深对艺术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掌握。社会实践团队的建设是保证活动实效性、长期性和影响力的基础，因此，学校和学院必须努力建立稳定的社会实践教师指导团队，这样才能在学生中产生较强的影响力，形成文化氛围，实现稳定性、长期性。

第9篇

关键词:社会学;吸毒;美国

中图分类号:C9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3-0086-04

对于药物滥用问题,一般国内社会学界称为“吸毒问题”,而美国的社会学研究更多的是在“多种药物滥用”上进行阐释。美国学者普遍认为,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吸毒问题似乎为他们了解吸毒广阔且变化的全貌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近年来的美国,吸毒已经牵扯到了美国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群和阶层,或者说至少一部分青少年以及相当部分的成年人受到了影响。本文综述了大量美国学者论及的药物滥用,目的和主要任务是探究社会学为我们理解药物滥用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这些贡献更多体现在独特解释视角的解释力上。

一、紧张理论解释视角

美国学者默顿将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学说应用于分析美国社会,创立了紧张理论。默顿认为,人的欲望由社会文化引起,尽管社会文化认可的成功目标在整个社会中是一致的,但实现成功的机会在各阶层中并不均等,当下层阶级无法用合法手段实现社会承认的成功目标时,就会产生紧张情绪。个人缓解紧张情绪的方式有五种:遵从,即接受传统文化目标并用制度性手段实现之;创新,即接受社会确立的目标,但拒绝使用制度性手段而是采取新的手段获取财富;形式主义,即拒绝传统的文化目标,但接受社会认可的制度性手段;退却主义,即拒绝社会文化目标和制度性手段,疏远和退出正常社会生活;造反,即用新的价值观取代传统社会价值观。在默顿看来,除遵从之外的四种社会适应方式都构成“越轨”,但它们并非都必然引起犯罪。紧张理论成为美国20世纪犯罪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

默顿把吸毒(他可能想着海洛因)看作是一种“逃避主义”,吸毒者逃避文化规定的成功目标,它们被隔断了或者拒绝成功的道路。对这种成功目标和方式的拒绝不仅包含吸毒者,还有酗酒者、精神病人、被放逐者和流浪汉。不幸的是,在这个理论形成(1949年)之后积累的绝大多数关于吸毒的事实和“逃避主义”并不是和理论太相容(Lukoff 1972; Lukoff and Brook 1974; Waldorf and Daily 1975)。因为吸毒者的生活几乎是狂热的,为了吸毒,它们必须躲避警察,筹集一笔钱,四处去找。

Cloward和Ohlin1960年的理论是默顿公式的延伸,不过他们把重点放在机会结构上。他们提出了一个更为精致的组织或者犯罪活动、参加犯罪活动的年轻人、一些文化上定义的回报和一些成就。

但是那些传统成功之路和犯罪之路都走不通的人成了吸毒的首要人选。这个公式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把吸食海洛因放在了个人之外的结构之中。它和以下事实是一致的:少数民族的青少年因为更难爬上犯罪组织的上层,所以他们比有这样机会的底层白人青少年吸毒率要高。

二、社会场域解释视角

布迪厄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场域是以各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场域对影响社会行动者及其实践的外在力量有自主的形塑机制。场域表现为不同类别或不同形式,各种场域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或阶级结构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种特殊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作用。场域制约着个人心理、个人行为及个人的地位和作用等等。场域的规则是共同的,但是行动者却因自己的资本与位置不同在场域中发生不断的争斗。

绝大多数的美国吸毒社会学调查,即使是那些没有清晰的理论基础的描述性调查或者病理学调查,也主要是检验根据年龄、性别、社会阶级和种族得出的吸食率。社会阶级和种族这类场域可以作为社会重大结构变量的重要参照。它们可以反映出不同群体对吸毒的不同倾向。现在,海洛因吸食主要集中在黑人和西班牙裔人中,这种现象似乎表明比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不利的种族身份为海洛因吸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但是,在世纪之交,各种各样的阿片类吸食以医疗为目的,主要集中在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之中。在英国,海洛因吸食和规模与社会阶级分布大致相当,而黑人并不是典型代表。一个关于美国贫民窟吸食海洛因的详细研究表明吸食海洛因的分层更为复杂。Vaillant(1966b)对比了列克星敦的吸食者和他们自己社区吸食者,发现他们比在同一地区同龄人的受教育水平更高。在一项城市贫民窟的调查中,人们发现海洛因吸食和比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关。所以,海洛因吸食者并不必然来自现在吸食者最集中的社会最底层,也不必然是社会边缘人士。

海洛因吸食相对来说比较罕见,绝大多数人口调查报道因人数太少而不能做出可靠的估计。所以,在做动态分析的时候需要谨慎推论。在一个对选择登记者的研究中,O’Donnell和他的同事们在1976年通过对报道的同龄人吸食镇静剂的研究,发现同龄人中黑人吸食者的比例下降,白人增多。在一项对哈莱姆黑人的调查中,Brunswick and Boyle在1979年研究了同龄人的比例,发现他们之中年龄较小的吸食者下降。大麻的吸食更可以说明吸毒趋势的易变性。当Becker(1963)在二十年前调查吸食大麻的时候,吸食人群主要集中在城市黑人和爵士歌手。现在大麻和酒精成了年轻人中最流行的(Jessor and Jessor 1977; Johnston et al. 1978; Kandel 1978a)。Jessor在1978年研究吸食大麻趋势的时候,发现一些分类因素诸如城乡、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正逐渐丧失其意义。

性别因素在大麻吸食上也逐渐模糊。“在人口统计的角度来说,吸食大麻的男女有持平的趋势”。虽然有惩罚性的制裁,但对于不论只是尝试还是经常吸毒的人来说,吸食大麻还是变得越来越流行。如果绝大多数常用的社会指标正在变得没有意义,那么有一个大麻吸食的特点始终是很重要的:绝大多数吸食者是年轻人,并且首次吸食大麻的年龄有减小的趋势(Abelson et al. 1977; Johnston et al. 1979)。大麻在短时间内流行起来,可能现在年轻的吸食者在年龄变大时还会继续吸食。年龄因素同样在海洛因吸食者中也很明显,至少绝大多数美国海洛因吸食者在年轻时就开始吸食了(Brunswick and Boyle 1979; Lukoff 1972; Nurco 1979; Robins 1975a)。

当年龄逐渐增长时,绝大多数成年吸食者放弃了海洛因。Winick在1964年估计典型的毒瘾持续时间为八年。虽然还存在年龄较大的吸食者,年轻的海洛因吸食者还是占大多数。所以,一个和吸毒持续相关的因素,至少在西方,是和年轻人的关系(Braucht et al. 1973)。绝大多数吸毒的人都是年轻人;那些上瘾的人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减少或者终止吸食。结构性变量,比如阶级,种族,根据已有的研究显示,和吸毒的关系都非常模糊。

三、社会化理论解释视角

社会规范的识别假设每个社会行为人都会根据生存的环境,倾向于坚持合适的信念和相应的行为。这说明社会化的重要作用,虽然有时候只是副产品,而观念本身也被识别出来而进行传播(Jessor et al. 1968; Merton 1957)。家庭抚养对于人格形成,并将文化价值和规范传递给后代人非常重要。

除了家庭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外,社会控制的其他媒介也很重要,最多的是朋辈群体的影响。这就引发了两个理论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父母行为的正当性和其他媒介鼓励传统行为的力量。第二个问题是年轻人如何形成一个具有内在价值系统和目标的同龄群体文化。

关于年轻人家庭社会化的文献有两个焦点,并且两个焦点各有变化。第一个焦点放在家庭成员的吸毒、纹身、酗酒,包括服用医生开的改变情绪的处方药上。在这方面,研究假设是:即使在选择上有差别的情况下,孩子会模仿父母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吸食的种类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此类行为会有持续性。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是和这个假设相符合的。诚然,这个有可能是个假象,因为社会舆论报道出来的家庭成员吸食率相对于青少年吸食率来说是非常小的。当然,酗酒在这方面和吸毒是有差异的。但是美国学者遇到的问题是,父母行为的直接示范影响作用对于很多年龄超过25岁以后吸毒率猛然下降的青年人来说很难解释清楚。年轻人家庭社会化的另一个焦点是研究不同的抚育孩子的方式和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质量,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是否充满温暖和爱。这些研究总的来说表明了父母管教和青少年吸毒之间是有关系的(Brook et al. 1977a, 1978)。研究表明,管教越严,吸毒的比例就越小。另外,青少年对父母的看法越正面,吸毒的比率也越小(Gerstein 1976)。

本文认为,社会化理论解释视角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用的研究方向。但可惜的是,从美国学者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视角只是一些中间研究过程,因为在识别社会结构对青少年的影响方面,期待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来理解吸毒可能导致不同的社会化社会结构。虽然开始吸毒的年龄并不常放在社会化的背景下分析,但是它却可以当作社会化不同的维度,即视为摆脱社会控制的一个风向标。那些很年轻就开始吸毒或者有其他越轨行为的人更有可能继续其行为并且抵抗治疗的劝告。

说起镇静剂吸食者,Nurco (1979, p. 321)指出,“越轨行为开始得愈早,其过程就越有害,治疗效果就越差……开始的年龄越早,对吸毒就会越痴迷。”也就是说,吸毒和其他越轨行为开始得越早,就越可能完不成学业,得不到一份长久的工作,不参加有助于变成成人身份的一些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人社会化的道路被阻断了,并且他们对社会对成年人的要求更缺乏准备。他们处在成年人世界的边缘,持续未成年人的生活方式,和同辈聚集在一起,不参加工作,并且到了相当大的年龄还维持着和父母的家庭关系(Preble and Miller,1977)。同样重要的是如Robins在1979年提出的,任何异常行为,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都预示着其它的异常行为,包括酗酒、逃学、犯罪、性乱。

Robins(1975a)对参加越南战争士兵吸毒行为的纵向重建,显著地表明了的易得性使吸毒率大幅提升。对于所有参加越南战争的士兵来说,唾手可得,但是并不是所有士兵都吸毒。但是那些在从军前就有反常行为的士兵是不反常的士兵吸毒比率的四倍。这些发现强调了虽然在非常容易得到的环境下会使吸毒率大幅增加,但是个体之前的历史也有很大的影响。海洛因的吸食者在开始吸食之前经常有犯罪行为也支持了这个观点( Lukoff 1972; NIDA 1976)。 即使可能染上毒瘾,一些人只是尝试一下或者短期吸食;另外一些在没有戒毒治疗的情况下也停止了吸食。

分类似乎是有必要的,比如把那些开始吸食年龄大和短时期吸食的人分为一组,把开始吸毒年龄小和经常吸毒的人分为一组。对于第一组来说,吸毒仅限于某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吸毒只是一个文化趋势,就像尝试音乐和衣服一样(就是说,吸毒受反映现时社会方面的临近变量的影响)。在第二组中,吸毒是可以根据之前的变量预测的,比如说被认为的或者实际的父母角色和家庭关系的质量(Jessor and Jessor 1977; Jessor et al. 1968; Braucht et al. 1973; Brook et al. 1977a, 1978; Lukoff 1977)。

当吸食大麻从那些当时还有很重的惩罚的吸食大麻的先锋队转移出来时,它似乎也从不同程度上吸引了那些不能融入社会的亚文化的人。

虽然在很多调查中使用的概念反映了社会调查的混乱性,但是一种趋势似乎在继续,就是青少年开始吸食大麻是和父母管教的放松,早年叛逆,和家庭期望不相符的行为相联系的,而成年人的控制大幅度减弱,则是两代之间的延续性减弱(Braucht et al. 1973; Jessor and Jessor 1977; Kandel 1978a)。

四、代际隔离解释视角

美国学者在研究吸毒问题的视角中,将吸毒作为文化系统出现过程的一部分。问题是:把吸毒作为一个重要部分的生活方式是怎样出现的呢?

如果家庭和其他社会控制的对接能够一贯有效,吸毒行为就几乎不会发生,因为吸毒并不是成年人生活方式的典型特点,因为社会化展现了一些通常交给家庭、学校和教堂的年轻人基本的适应策略的教化方式。

但是这个过程从来没有彻底地解释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竞争经常从其他来源跑出来,尤其是从同龄人那里。有证据表明,仅仅同吸毒者来往,并不能解释吸毒。Andrews and Kandel在1979年指出在吸毒之前的社会化过程中,那些吸毒者已经有了促进吸毒的态度。Jessor在1977年指出,虽然吸食大麻者总是和吸毒者有联系,但是并不是所有与吸毒者交往的人都选择吸毒。尝试过海洛因并且还和海洛因吸食者保持密切联系的人中有很多不吸毒。Vaillant (1966b) 发现本地出生的移民后代吸毒者超过一般的比例,而不是那些在其它地方被抚养大而后迁到本地的移民后代。他猜测,两代之间的文化差异似乎增加了吸毒的倾向。Lukoff和Brook在1974发现贫民窟中报道的海洛因吸食者来自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中的比例很大,但是和移民比起来,本地出生、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也起了作用。

最重要的因素是移民和本地人,其中本地出生的人相对占了海洛因吸食者更大的比例。在同一个调查中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儿童的抚养造成了两代的不同。所有四个种族的移民,包括非裔美国人,西印第安黑不列颠人、白人、波多黎各人管教后代都比本地的父母严厉。

虽然各个群体之间海洛因吸食的情况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些管教不严的家庭,即使是移民家庭,海洛因的吸食率和与吸毒者接触的频率较高。(Braucht et al. 1973;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Non-Medical Use of Drugs 1973; Gerstein 1976)随着父母管教孩子更加严厉,吸毒的人也越来越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吸毒者很多来自有家庭虐待或者父母没有能力管教孩子的家庭(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Non-Medical Use of Drugs 1973; Robins 1975a; Zinberg 1979)。

不管是海洛因吸食者反常的生活方式还是吸食(新型)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只有在年轻人文化处于自由的不受社会控制的气氛下时才会发芽成长。由此可以推断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化机制正在丧失其正当性。

此外,还存在着家庭的隔绝日益严重的问题。不仅是有更多的单亲家庭――虽然这个事实和海洛因吸食的关系还不甚明朗(Lukoff and Brook 1974),更因为现在家庭支持网络体系越来越小,而且,从城市环境的本质来讲,这个网络对年轻人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此外,从学前班开始的一系列教育过程,现在在家庭之外进行,而在这一过程中成人群体对年轻人影响很小。

在中产阶级当中,尤其是白人青少年中,传统的价值观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正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很多年轻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对整个中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全盘否定。随着社会控制工具正在丧失其正当性,青年人固有的创新活动也似乎越来越旺盛。在这种背景下,吸毒从一小部分人的行为发展成年轻人文化中一个正常的部分,至少对大麻来说是这样。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是有关系的,孩子自己的意志因素也是另一个因素。

这是城市本身复杂性的一个产物,这种产物在小城镇和农村不那么常见,在移民者固有的传统文化中也不常见,虽然这种产物融入了他们后代的意识形态之中。

上述现象经常伴随着控制和监视儿童活动的意愿性降低,还有对监护的大范围运用。当孩子们认为在另一个地方得到的奖励更刺激更有挑战性的时候,家庭提供的选择的影响力就下降了。

对同龄的更大的接受性似乎是源自家庭的规范和价值观“国际化”程度较小的后果。我们只是对青少年文化在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进化中更有优势的集中方式进行研究,当然吸毒也是这些活动的一个部分。这些方式,包括Suchman描述的“hang loose”,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文化,贫民窟的“酷猫(cool cat)”文化。它们来源于化中的社区亚文化形式、价值观和活动的种类。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来源于化,但是经过了深刻的转化。

五、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美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来看,主体社会结构及特点和青少年吸毒有着直接关系。似乎有事实证明吸毒者开始吸毒的年龄越来越小(Abelson et al. 1977; Johnston et al. 1979)。其它的一些社会结构特点,比如社会阶级或者种族因素,从过去的几十年来看,也和吸毒的很多方面有清晰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只是暂时的。虽然固有的文化有塑造的力量,但是它们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美国的研究所探讨的似乎不只是对美国有效,或许对包括欧州的西方各国也是正确的,对于中国大陆的研究也是有启发的。

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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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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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晓眉. 沈从文文学在欧美国家传播及研究述评[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14，（11）：27-35.

第11篇

关键词: 大学毕业生 社会适应心理问题 对策

一、大学毕业生面踏入社会面临的的全新环境

近几年来,部分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面对全新的工作环境、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较为独立的生活环境等,很难适应,从而产生焦虑、压抑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心理问题,就会极大地影响他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甚至会导致偏激的行为,对个人、社会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和恶劣的后果。一般而言,学生从初入社会时的心理盲目适应,经过心理不适应,再到心理基本主动适应,其周期需要3―5年时间。自我意识和自我感受能力偏强的人,往往适应期要长一些,反之则短一些;心理比较脆弱、自我调控能力差、缺乏辩证思维的人,往往适应期要长一些,反之则短一些。由此可见,大学毕业生职业社会化的关键期就在毕业后的头几年。

二、在适应社会过程中产生的心理问题

1.理想和现实的极大反差让大学毕业生产生焦虑心理。

大学生毕业生拥有无数个理想、美梦。但面对实际的工作、生活环境,不少人不能马上适应下来,不能从基层做起,感觉和理想中落差很大,就产生了焦虑的心理。还有大学生对现在工作中复杂的技术也很难适应,感觉所学的知识远远不够,而且理论和实践相差很大。从而让他们感觉到很大的危机,调节不好会形成心理问题。

2.复杂的人际关系让大学生产生压抑感。

人际关系适应是社会适应的重要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在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应中,人际关系适应最好,无论是和领导、同事还是朋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关系很好。但仍有一部分毕业生在适应周期内承认自己在人际适应上有压抑感。这种压抑感往往从正式开始工作即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在达到顶点以后逐渐回落。它由以下三种感受组成:一是个性失落感。大学时期允许个性在适当程度上发挥,而工作团队则是一个强调共性的地方,于是一些毕业生在与人相处时,过于压抑自己的个性,甚至为了某些需要而伪装自己。二是层级挤压感。刚从学校到社会工作,一般都要从最低的层级干起,即使同事们并没有压制年轻人的主观动机,但在工作上,尤其是在心理上,职场新人总是会感觉到来自职务地位的种种压抑。三是攀比失衡感。新进入职场的人习惯于与自己的同学、同龄人、同一批进入工作岗位的伙伴等作比较,比较的结果常常是优越于别人的方面被忽略,而逊人一筹的地方被放大,由此也容易产生压抑感。

3.生活的压力让大学毕业生心理矛盾感加重。

生活适应是大学毕业生社会适应的基本内容。在学校里面,大学生主要是面对学业问题。走上社会之后,大学生面临着婚姻、家庭等诸多问题。调查显示,在婚姻、家庭生活、文化生活方面,感到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大多数,一般情况的占中等,不大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极少数;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社会地位方面,感到很好和比较好的占30%以上,一般情况的占50%以上,很差和比较差的占15%左右。部分毕业生适应较差,是因为随着职业生活的全面展开,刚刚从业的激动兴奋渐趋平缓,好奇心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是许多矛盾和冲突的产生。

三、大学毕业生在社会适应中心理问题形成的原因

1.环境的变化。

高科技发展对人的专业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未来社会充满了竞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既呈多元化又呈综合化;知识不断生产和创新,瞬息万变。高科技的发展,信息时代知识的猛增与更新速度的加快,必然对人的专业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客观上决定了大学生走向社会后的不适应性。所谓生活技能是指个体能够采取正确的、适当的行为,有效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需要和挑战的能力。大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基本上处于与社会隔绝的状态,对社会缺乏了解和认识。刚进入工作岗位,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有许多东西需要重新学习。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剧,现不少大学毕业生总会发出“做人真难”、“活着真累”的感慨。

2.知识、能力的不足。

调查显示,毕业生在工作中明显感觉到知识不够用、能力不足。这说明大学毕业生的业务素质还不算高,他们在知识、技能和能力方面实践上还明显不足,特别是当今时代,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对人才规格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一些重要科研课题、技术革新项目与一些边缘学科,往往仅具备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社会和学校的群体不同,有的毕业生在学校期间通过锻炼培养了自己的组织、协调等方面的能力,但走上社会面临复杂的群体,应对这些人际关系上还显得不是很适应。

3.工作、生活实践经验缺乏。

大学毕业生之所以在离开学校后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矛盾感,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必要的生活实践经验,涉世尚浅,容易想当然地想象社会生活的美好,而又往往脱离现实条件。具体来说,一方面,从小到大,家庭教育忽视生活技能的训练,较少提供给他们生活实践能力培养的机会,他们养成依赖性,遇事易激动,情绪缺乏控制,处世不够老练。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多是传授理论知识,即使是少有的生活知识讲解,也缺乏真枪实弹的实践。生活技能是在掌握了相应的原理和操作方法的基础上,通过练习获得的,只有通过反复练习才能由不会到会、由不熟练到熟练,继而逐步形成技能。所以,生活技能的培养是以探究体验为主要形式的实践活动,只有把智力活动和操作活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重视直接体验和经验学习,才能使多方面的实际能力得到培养。工作上更是如此,在学校主要是理论的学习,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相当的差距,平时也缺乏到工作一线锻炼的机会,所以一踏上工作岗位,便感觉缺乏实践技能,导致焦虑等心理问题。

四、心理问题的疏导对策

1.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让大学生毕业生形成稳定的心理状态。

(1)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陶冶学生的情操,塑造学生的美好心灵,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让学生在一种健康、融洽的关系中生活、学习和发展。优化校园文化环境,开展形式多样、健康活泼的文体活动、社团活动、学习竞赛、名家讲坛、社会调查和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加强学生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意识,并以活动为纽带,培养学生的人际交流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促进人格的自我完善。

(2)加强心理训练,增强心理素质。大学毕业生们应主动了解心理健康知识,掌握一些心理问题的鉴别方法和基本的心理调适办法,比如通过听音乐、看电影、阅读书籍等发泄心中情绪,可以有助于毕业生们及时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减少情绪波动的频率与剧烈程度,减少发生心理问题的概率。大学毕业生的心理健康,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发展,而且是保障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

2.正确认识自我,确定新的人生起跑点。

第12篇

摘 要：文章选取《社会学研究》和《中国人口科学》2003～2014年间每年第1期刊载的论文为样本，对其数据引用行为进行

>> 19877―20166年我国档案法规研究期刊论文统计分析 期刊论文评价研究 体育期刊论文参考文献中网络文献引用情况研究 从高被引期刊论文看我国图书馆读者工作研究 从代表性期刊论文看我国教育博客研究 西安工程大学期刊论文计量分析 国内物理学期刊arXiv自存档论文的引用优势研究 我国学习型城市研究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 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的期刊论文被引用率分析 陕西理工大学期刊论文计量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期刊论文统计分析 我国新闻传播学期刊集群分布及其亲疏关系研究 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评价历程研究 单篇期刊论文h指数的实证研究 期刊论文与专利文献的整合框架研究 教育游戏期刊论文内容的分析研究 英语学术期刊论文转述动词研究 国内实证类英语硕博论文与国外期刊论文结果与分析讨论部分的引用对比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引用网络的构建与分析 能力坡道模型视角下期刊论文数据生命周期管护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8]《中国人口科学》编辑部.投稿要求[EB/OL].[2014-08-15]. http：///channel/tgyq.

作者简介：丁楠，女，浙江大学图书馆馆员;杨柳，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本科生;丁莹，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本科生;凌晨，男，本科生;潘有能，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

第13篇

【关键词】会议 文献 数据库 数字化 资源共享

一、研究背景

会议文献是指在各类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论述、总结等形式的文献，包括会议前参加会议者预先提交的论文文摘、在会议上宣读或散发的论文、会上讨论的问题、交流的经验和情况等经整理编辑加工而成的正式出版物[1]。文献是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知识资源，大多数会议文献都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和新颖的学术观点，学术质量较高。许多会议文献还公布科研人员取得的新进展与新成果，并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和新的研究设想。因此，会议文献往往具有专业性强、学术水平高、内容新颖、信息量大、可靠性强、出版速度快及发行方式灵活等特点[2]。

会议论文作为仅次于科技报告的十大情报源之一，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在相关学术领域内取得的最高学术水平，是进行科学研究的文献信息保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情报价值，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必备文献之一。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加工、处理技术及信息检索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大图书馆以及数据库商开始将会议论文数字化，以期为受众提供更加便捷的数据服务。目前，国内综合性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主要有三个：CNKI的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的《中国学术会议文献数据库》、上海图书馆的《全国学术会议篇名数据库》。

本文通过对这三个数据库的统计调查，对国内主要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的建设和利用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特别关注了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分析其产生原因并给出了相应对策与展望。

二、国内主要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开发所处的环境

（一）政治环境

近年来，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引导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科研力量为企业研发中心服务，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坚定不移地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倡导学术诚信、鼓励独立思考、保障学术自由、弘扬科学精神”。在政策的保障和推动下，学界的主动性明显增强，学术交流活动日见活跃，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二）经济环境

目前，整个市场经济正步入转型升级的阶段，各领域之间的渗透交融越来越明显。科研人员、教育界人士、政府机构对学术会议转化的成果需求日益旺盛，愿望日益迫切。传统图书情报机构对于会议文献的揭示已经难以满足受众的需求，需要寻求更为高效、精确的揭示途径和呈现模式。

（三）社会环境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学术会议文献数据库》的总部在北京，《全国学术会议篇名数据库》总部在上海。京沪两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上海能感受到海纳百川的思想碰撞，北京更是汇聚了大量优质的教育文化资源，国内高质量的学术会议有很大部分都选择在这两地召开，办会条件成熟度高，具备明显的资源优势。

（四）技术环境

数字化加工技术的进步，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会议文献的揭示和服务提供了良好的支持，数据库开发者得以运用这些成熟的技术，来构建会议论文资源，成为采集、加工、保存、服务的技术平台。并通过互联网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提供学术会议论文数据服务，实现资源共享。

三、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建设和利用的现状

《全国学术会议篇名数据库》由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所制作。该库建库时间早，早在1958年零星的资料收集就已出现。该数据库正式始建于1982年，最初以微缩胶片形式全文，1998年开始建立光盘及网络版数据库。《中国学术会议文献数据库》由北京万方数据有限公司制作，始于1983年，于1995年建光盘库，1997年通过Chinainfo出网络版文摘库，2002年网络版全文库。万方数据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一家以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为基础，直属科技部的股份制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由清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制作，教育部主管，该数据库始于1999年，能实现多库并行检索，具有强大的综合优势。（参见表1）

（一）会议论文收录量

万方《中国学术会议文献数据库》以250多万篇的数据量独占鳌头，CNKI《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以200多万篇紧随其后，上图《全国学术会议篇名数据库》为120万篇，数据量较少。

（二）z索功能比较

基本的字段检索、高级检索和专业检索功能均无太大差异。万方和CNKI 均提供相似文献推荐服务，万方还提供与互动百科的词条链接服务；CNKI的分类导航、论文集导航和会议导航均做得较为出色，使用体验较佳。

（三）全文服务

万方和CNKI 均提供会议论文全文下载，会议论文索引免费获取，上图库仅提供篇名服务，需线下联系以获取全文。

学科导航（大类数量） 基本按照中图法，A大类不单列 分为十大专辑：基础科学、工程科技Ⅰ、工程科技Ⅱ、农业科技、医药卫生科技、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社会科学Ⅱ、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十专辑下又分为168个专题。 无

（四）数据库收录会议情况抽样比较

通过对三个数据库5年内的收录数据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类目进行抽样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果。

（五）会议论文收录情况比较（参见表2）

2008～2012年，万方收录论文集12593种，年均2546个会议；CNKI收录7897种，年均1379个会议；上图收录3076种，年均613个会议。

（六）会议论文收录学科分布情况比较

万方会议论文收录科技类占总量的83.58%，其中工业技术比例最大，占39.07%；CNKI科技类占总量的73.80%，其中工业技术占30.00%；上图科技类占总量的68.40%，工业技术占30.92%。万方会议论文科技类占比是三个库中最高的，工业技术也是三个库占比最高的大类。上图会议论文中社科类占比为三个库中最高。

（七）收录会议重复情况比较

从5年内的抽样统计结果看，万方收录的会议论文集数量与上图收录的论文集数量重复率在大约是上图的50%。同时，万方和CNKI的重复量也基本上占CNKI的二分之一。

从上述调研及统计中发现，在建设力度方面，公益机构（上图）对会议文献数字资源的建设力度并不大，开展的服务力度非常有限，利用率不高；在加工深度方面，仅仅停留在对文献的数字化扫描的数字化还原层面，远未达到资源的深度揭示。相比较公益机构的迟缓，嗅觉灵敏的商业机构却在资金技术人力方面加大投入，采用全文扫描识别技术，力图深度揭示文献内容的内在关联，为受众提供更加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

四、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我们发现，目前三个国内主要会议论文数据库之间数据体量差异较大，有一定的重复率。同时，因为数据库制作者的不同，制作标准不一，对同一种会议文献，不同的单位可能按不同的文献类型来处理，规范程度也不尽如人意[3]。由此影响了会议论文数据的查全率和查准率，给受众的正常使用带来诸多不便。学术会议是新研究成果的重要场所。据统计，有近1/3的学术成果是在相关会议上首次公布的；学术会议对本学科领域重大事件的首次报道率也是最高的。可以这么说，只参考期刊文献，不参考会议文献，科研的开创性将不复存在。因此，各大数据库应以读者的利益为出发点，达成共识，分工协作，不断提高兼容性，才能更好地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

（一）增进沟通，统筹规划

会议文献数量巨大，任何一家机构都不可能独立收全所有的学术会议文献。这就首先需要全国各文献情报机构精诚协作，整合分布在各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情报机构、数据公司中的会议文献资源，将资源进行充分的梳理、组合；其次要借鉴运作模式相对成熟的数据公司的力量，依托公益机构专业的分类标引手段，将公众资源和商业力量进行统一的运作规划，联合共建从而合理分配使用社会资源。如此，必然可以减少重复建设，从而提供更丰富优质的服务。

（二）规范制作，深度揭示

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有必要建立规范的会议文献数据库，将不同出版形式的会议文献统一纳入该数据库，按照会议文献的特征和著录规范进行著录。同时，对会议文献的开发不能停留在全文提供的层面，应认真调研，做好深层次开发的准备，以深度标引为基础，提高资源揭示的深度与内在关联性，进一步完善会议文献的数字化建设工作。在服务平台相关功能上，论文数据的精准定位、深度标引以及全文的可检索途径已成为服务平台不可或缺的功能之一，必须充分考虑并挖掘这一功能。

（三）丰富内容，深化服

新一代的会议论文服务平台，不应当仅仅是提供论文检索的数据库，更应当以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为着力点，将服务延伸至会前、会中和会后。从会议预告到相关新闻，从篇目揭示到文献传递，从单向提供会议信息到支持用户相关信息，资源共享、开放协作将是未来会议文献数据库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王冰，曹开玉. 军事情报网络资源检索理论与应用[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508-512.

第14篇

为了解明“动态相对主义”是何理论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解明“相对主义”的概念。“相对主义”是指否定追求普遍的绝对的真理，真理仅仅是相对的，或者说真理不是唯一的，也可能有多个真理同时并存。而且，“相对主义”是通过与其他事物相比较之后才成立的，只有通过比较才有可能追求真理。但是，如果过于极端激进地理解“相对主义”，那么无论何种知识抑或是认知，只要合乎情理，就能说是正确的。这样，“相对主义”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妥协性”的部分产生，这是非常不合理的。由此，上田熏针对“相对主义”提出了如下见解： 

“因为真正的相对化是断然不允许绝对化的，因此与人类诚实的态度，特别是强有力的主体性的保持是无法分开的。人类往往会误解为不承认绝对性的相对主义是一种随意的自暴自弃的生存方式，但是以不可能完全成立作为前提条件，不认同完全成立，坚持……” 

以上，上田氏针对“相对主义”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无法得出一个普遍结论而被人随便对待提出批判。因此，上田氏指出，真正的“相对主义”是指，在承认普遍性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基础上，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寻找发现绝对性的东西而要不断地强烈追求。这里上田所谓的“追求真理”是以“作为公民的资质”为视点理解的，同时考虑可树立追求更好的社会及团体这样一个目标。当然上田同时指出，为了创造这样一个更好的社会和团体，有如下两种姿态是必要的： 

首先是作为人类的诚实的姿态。这是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和沟通交流，对于和自己有着不同思想的人的意见，首先要真诚地倾听，这一点非常重要。其次是保持强有力的主体性。上田认为，所谓保持强有力的主体性必须在追求更好的社会和团体的目标前提下，独立自主地率先而且要不折不扣地去追求的一种姿势。 

综上，笔者概括，上田所谓的“相对主义”是要实现创造更好的社会，而彻底追求更好社会的姿势便是其根本。为了贯彻实行这一姿势，“对话”等与他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交流，并主观能动地参与社会中去的同时，也必须倾听他人的意见。这才是上田所认为的真正的“相对主义”。 

二、动态相对主义 

笔者认为上田的“动态相对主义”与其教育观和课程观是密不可分的。如下引用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问题解决性的学习是将社会危机自觉作为根本的一种学习方法。但是当世界看起来太平顺利的时候，解决问题性的学习能做什么呢？很多人会认为只要教授规定好的定式的正确答案就可以了，这样只会令课程退化甚至颓废。因为如果这样，也就是将世界当作静止的事物来对待了。而现实肯定是不会按照人的计划发展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世界才有生气，事物才会发展”。之前所提做法自然是缺乏动态发展的眼光。 

综上，上田首先针对静止性的课程进行评述。她认为，静止的课程是按照固定的模式把正确答案教给学生，所以她批判“静止的课程”。换句话说，“静止的课程”就是将教科书上所罗列的知识单方面地灌输给学生的一种课程，仅仅是对这个世界表面的一种认知，也可以说是对毫无变化的世界的一种认知。而且她同时认为，僅仅将教科书上罗列的社会结构等知识灌输给学生的话，学生最终也仅仅是表面性的理解社会，而无法充分理解现实发展变化的社会。 

特别是针对社会实践性的课程，上田认为所谓的“动态”，是指“现实社会绝不可能事事都照着计划发展。正因为如此，社会才有生机，才会向前发展”。 

综上，上田的“动”，即社会日益变化的状态，或是人类不断交流不同思想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动态”课程即通过与他人的“对话”交流沟通如实把握发展变化的现实社会。 

比如，在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中，学生针对“用货运火车运货运费更低，可为何一般选用运费较高的货运卡车来运货呢”等比较现实的社火问题进行调研，锻炼自身如实把握实际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 

以上，为了考察“动态相对主义”理论，笔者将上田的“动态”和“相对主义”分开进行了详细阐述。所谓的“动态相对主义”，概括起来可以认为是：将发展变化的现实社会导入到课程中，学生在与持不同意见思想的他人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加强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加深理解。将此“动态相对主义”理论具体化的手段之一除了上述将现实社会纳入具体课程外，非常重要且可行的一种手段便是大学里如今在实行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鼓励发动学生利用暑假，通过实地考察调研及和同伴他人的沟通交流了解现实社会。 

比如笔者在所指导的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小组中，有“关于垃圾场设置的调研”这一主题。一般课堂上的教学往往是教师按照自身经验制订教学计划，结合自身认为应该教的内容和自己想要教的内容来制定教学目标，这往往忽略学生理解这一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按照课堂教学看，“关于垃圾场设置的调研”最终将是教师所设定的目标是“明确现今垃圾场设置是否合理？让居民生活舒适的垃圾场应如何设置”，然后教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会在课堂上进行一系列的解释，这样的课堂是否忽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个性的发展呢？ 

但是社会实践是放手让学生调研—思考—实践的过程，学生的理解和发言等是出乎教师预测的，所以教师必须理解学生。也就是说教师在理解学生是如何看待社会的基础上，应结合学生的理解展开指导。上田指出若不将学生当作独立的个体理解，教师就远离了学生。只凭自身的预测上课教学生，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而你真正走进学生，就会发现每个学生都有微妙的差别。当教师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会意识到集体指导无非是独善的没有意义的指导。

    三、暑期社会实践的特点及其指导思路 

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对于指导老师来说，有着很多不得不应对的突发状况。结合上述一、二的内容，在三中，笔者从“教师应如何与学生相处”这一视点出发，论述暑期社会实践的特点及指导教师的指导思路。 

首先暑期社会实践的特点在于“教师不教，放手让学生去做”。“教师不教”是指在指导过程中，教师极力控制自身的发言，这与所谓的“消极教育”存在一线之隔。教师不教的背后是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调研，积极展开合作交流。“尽可能地多教授一点知识给学生”，可以说是一般教师的通病。可是，教师说得越多，学生思考得越少，他们的理解自然就越浅。而且，教师对学生所传授的知识，学生并不一定能完全接受。因此，笔者认为，教授的量宁愿少，但是所教授的内容必须深刻充实具有一定的发展性。教师只说一点点，学生却能从中得到很多启发才是教育的关键。没有思考就没有理解，那么为了让学生理解，必须给他们必要的时间和场所。正如师徒关系，师傅一般不会直接将精髓的技术教授给徒弟，而徒弟是在不断的试行错误中慢慢习得更精湛的技术。 

其次，针对暑期社会实践中的突发状况，一般可以考虑为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学生没有提出各自不同的獨具建设性的意见，而是一个团队一个结论或是一种意见；第二，部分学生有可能受教师的意见影响，因而无法发表独具个性的意见。这不仅无法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加深对社会的认识，而且极有可能扼杀学生的创造萌芽。那么，作为暑期社会实践的指导教师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针对第一点，一个团队只有一种意见或一个结论的情况，指导教师最好让学生困惑，让他们对自己提出的意见产生怀疑。为了让学生将平时有疑问的问题毫无抗拒心地提出来，教师应该创造“接纳学生”的环境。那么，“对话”便是这个环境里面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对话”不仅是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而且指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环境之间、学生与自我的“对话交流”。以“垃圾场设置”这一主题为例，通过讨论交流，笔者所指导的一个团队七个人针对设置场所提出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将垃圾场设在离住宅区或是繁华地带较近的地方，其理由是通过调查得知，无论是住宅区还是繁华地带，所产生的垃圾非常多，因此设在住宅区或繁华地带附近比较方便快捷经济；另一种意见是从环保的角度出发，认为第一种意见不仅会影响居住环境，而且在处理垃圾过程中势必污染居住环境，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 

垃圾场应如何设置关系到社会、民生和环境等多方面，用上田的“动态相对主义”理论解释，可一理解为将发展变化的现实社会导入到大学的实践类课程当中，让学生接触与自己持有不同见解的人，相互对话交流并理解，由此加深对社会的认识。 

其次是针对第二点，部分学生易受教师意见影响而无法发表个性意见，指导教师该如何做呢？上田指出，在学生讨论时，教师若寻找合适的时机插入简洁的语言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何理解上田的主张呢？ 

指导教师在发言的时候，应该尊重每个学生的发言并且使他们能感受到自己的发言即使没有被采纳也被接纳和尊重。比如针对“垃圾场”的设置，教师可适当插入“除了反对意见外，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吗”、“有没有哪位是持中立态度的”等问题。这样，除了赞成和反对的，那些认为设在居民住宅区和繁华地带虽然方便但不环保的意见也得到尊重，而也许正是这种处在中间犹豫不定的意见，最后才能规划出最合理的方案。 

参考文献： 

[1]广松涉.岩波哲学·思想事典[M].东京：岩波书店，1999. 

[2]上田熏.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克服教育低迷之路[M].东京：玉川大学出版部，1999. 

第15篇

价值观是人类在各种对象性活动中主体对客体的价值意义的根本看法，是人们区分是非、善恶、美丑、好坏、荣辱的根本标准，是人们对事物趋、避、亲、逆的主导因素，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实质和核心。就其构成来讲，主要由价值目标、价值评价和价值取向组成。价值观教育本质上是引导人们树立价值意识，增强把握社会生活中价值关系的自觉性，增强生活中的自为性意识、建设性意识和创造性意识。价值观教育带有明确的思想性，它从方向上引导人们处理好现实社会价值观运行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做到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基本一致，个人与社会关系基本协调，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狭义的公民教育就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教育，更强调的是关于如何做一个合格公民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协调个人与政府社会关系教育，其宗旨在于实现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可见，学生良好的价值行为直接导源于公民的素质，而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则可以使学生的公民教育有所指向，使其公民行为有所皈依。因此，对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只有和公民教育融合起来，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一、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需要以公民教育为基础

艺术类大学生个性特征比较鲜明。一般来说，有一定的专业特长，思维灵活，思想开放，想象力丰富，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富有创意性和自我表现性；他们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意识，崇尚自强进取、公平正义；政治选择上求真务实，不盲目崇拜个人权威、追随大众。但也必须看到，部分艺术类大学生也有缺失公民精神的一面：

第一，权利意识模糊，主张褊狭。认为搞艺术的应该自由散漫，限制多了会抑制个性思维发展，影响创作灵感，创作不出好的作品，从而把自由与纪律、个人与集体、个性发展与学校制度和社会规范对立起来，对自己权利过度重视，对群体权利相对漠视，对法律缺乏必要的信任。第二，责任意识淡薄，功利化倾向明显。艺术类大学生大多家境不错，父母宠爱，自我中心意识较强，把思想和情感交流往往都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上，相对缺乏与外界和同学的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缺乏对自己、对他人、对集体的责任意识；因为学费高，演出、设计、写生等接触社会的机会又较多，很多人有过赚钱的经历，所以，造成其热衷经济活动，注重个人眼前蝇头小利，做事具有一定的功利化倾向。第三，公德意识缺乏，理论与实践脱节，他们对公共道德、社会的规范制度等有一定掌握，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存在“知识”与行为的分离和脱节现象，对善良高尚行为不去效仿，对身边的负面现象缺乏鞭挞，不遵守公德的现象更是时有发生。

基于艺术类大学生的特性，在实施价值观教育时应当将公民素质教育结合起来，首先提升其公民道德素质，才能形成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一个人如果连最起码的公民道德都不具备的话，他是不可能有正确的价值观的。优良的公民教育可以使法治理念、社会规则制度等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人们生活中的信念和准则，养成以身作则、敬业爱岗、关爱他人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责任感。只有以公民教育为基础和中介，才能进一步实施价值观教育；只有先当好合格公民，才谈得上树立崇高的价值理想和目标、拥有高尚的价值取向。

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使社会主流价值观渗透于个人的自我意识中，不断审查自己的动机、欲望、需要，形成个人为人处世的价值标准和目标，使之符合社会的价值要求和价值目标。但是，一般情况下，价值观教育大量的是说理、灌输教育，方法上存在教条主义、简单生硬的现象，往往会存在两个瓶颈：一是价值观教育内容通常是灌输理想、信念、价值目标、原则和不容置疑的观点，突出政治信仰层面上的内容，强调远大理想和超然目标，个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内容相对不足，缺少对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础的深入思考与相应引导；缺少对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结果是教育出来的学生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甚至产生逆反心理。那么，价值观认知如何转化为个体价值行为?二是价值观教育的方法通常是单调、枯燥、填鸭式的政治说教，学生不能面对事实作出判断，只面对一个先验的结论，不论相信还是不相信，都必须作为标准答案记住它，结果是你敦你的，我做我的。那么，服从社会价值观要求的“他律”行为如何转化为个体“自律”行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约翰，帕特里克教授通过研究归纳出世界公民教育的趋势之一便是内容趋同，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公民教育集中于三个方面：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公民品德。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使矛盾化解，就应当使价值观教育通过公民教育提供的公民知识的传授、公民道德的养成和公民技能训练的中介来实现。

二、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相融合的理论与实践

艺术类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艺术工作者，艺术工作要求从业者必须自身就站在一定的精神高度上，才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但他们具有的一定精神高度的价值追求更直接导源于公民素质，导源于主体自身内心的接受和自愿的实践。而这种接受和自愿的实践又导源于公民素质的培养。

1 公民知识的传播帮助实现价值认知

价值观教育引导艺术类大学生懂得其所从事的艺术创作总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理所当然地应该以表现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目标、取向和标准，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精神等。而公民知识的传播包含基本的诉求，即希望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公民具有合乎本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要求的遵纪守法的观念和行为，使其成为忠诚于国家、服务于国家、适应本国主流文化的“合格公民”、“好公民”。例如，公民意识关涉的是纯粹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其本质含义可概括为两个层次：一是每个公民首先是归属于自己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每个人必须讲国格、讲民族尊严，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超越个人与家族、个人与阶级、个人与党派等的关系，在国家法律的保障下，个人无论是何家族、阶级、党派，都是人人平等的，这就会产生平等意识。因此，大学生公民知识的传播既能培养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平等意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意识，也能培养对国家、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对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心。可见，公民教育引导受教育者取得公民行为能力，达到公民要求，却又把爱国主义等价值观溶解内化在个体感性认识和要求中，化为行为趋向，引发价值行为。克服了以往价值观教育中个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内容相对不足，缺少对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础的深入思考与相应引导；缺少对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等不足，从而使价值观的内容通过公民知识的传播教育渗透和内化在学生心里，实现价值认知。

2 公民道德的养成推动价值行为由“他律”转化为个体“自律”

事实证明，具有公德意识的公民能够在一定限度内节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追求社会整体的普遍利益和长远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民道德的养成可以为其价值观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作为艺术类大学生，如果淡薄了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把躲避崇高奉为时尚，利己主义观念、急功近利意识膨胀，以个人的利益需求作为标准进行价值评判和取舍，对知识带来经济效益的关注大大超越对知识本身价值的追求，忽视知识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塑造和对心灵的熏陶，就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艺术类大学生只有首先自觉遵守最低限度的行为规范，拥有最起码的社会公德，“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才能追求崇高和圣洁的价值理想，从基本的义务走向崇高，其自身的价值行为才能由“他律”转化为“自律”，才能自觉地将其崇高的价值理想体现到作品上来，才能使其创作的作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3 公民技能的培养和训练促进价值认知转化为个体价值行为

价值观教育除了培养价值理性，就是价值引导，即通过向学生灌输和传授特定的价值观(一般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学生对这种价值观产生认同，并内化为自己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未来能够自觉地运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这种价值引导通常是重视对学生的外部强制。具有较强自我中心意识的艺术类大学生对此反感。只有通过实践性、现实性极强的公民技能培养和训练实践使学生具有自由思考和探索的习惯使其在生活中和实践中通过切身体验来感知相关的价值观，例如，可以让艺术类大学生利用假期或外出写生、演出等机会开展服务学习旅行活动：学生深入社区服务，以可持续发展、农村教育、环境保护、如何追求有价值的生活等主题对所服务的社区和周边单位的活动进行调查了解。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对各种社会问题产生直观深刻的体验和强烈的情感震撼，使其关注社会问题，增强社会责任感，既提升学生的道德能力又培养其对生活和社会的主动价值思考和判断能力，克服以往价值观教育单调、枯燥、填鸭式政治说教的方法的不足，通过对艺术类大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使学生价值观内化在心理，养成内在意志，使价值认知转化为价值行为。

总之，在理论层面上，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的融合，为建设和谐社会既提供了价值方向、标准，又提供了现实行为规范。

三、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融合存在的误区

当然，在将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相融合的时候，需注意的问题是：不能因为过去价值观教育在内容、方法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导致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就将公民教育与价值观教育混为一谈或以公民教育取代价值观教育。公民道德，属于基本的社会公德而不是个体价值信奉，他作为公民，又必须受到基本的价值规范的制约，使公民按照价值目标进行价值行为选择。事实上，公民在面临相反或相冲突的观念和行为时，如何调节、调整自己的公民活动能力，权衡能力，这种能力需要在价值观教育中获得，一定社会价值体系中价值观与公民教育衔接得怎样，体现了什么样的原则，对公民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1 价值观教育能够提升艺术类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的层次

公民教育的首要环节是教育标准的确立，价值观告诉人们行为活动的最终目的，解决的是为什么而活的问题，直接规定和指导着人们的活动，为人们提供基奉的是非、善恶、美丑、对错的标准，为公民素质教育规定了价值目标。个体在发生公民活动时，往往从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去选取一个或几个标准，用来指导自己在行为的合理性上作出正确判断；积极的价值观会使人的言行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特征。艺术类大学生的公民教育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使人受到感召、启示和引领，使大学生在精神上获得升华，才能创造出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高尚的精神作品来。那种迷失政治方向、没有社会责任感、人格低下的艺术作品，是不会受到人民的信任和欢迎的。

2 价值观教育影响着艺术类大学生个体公民教育的性质

价值标准区分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最好的，价值标准影响着公民素质的形成。价值观教育是否合理得当，势必影响个体公民素质教育是否得到正确的方向指引，否则，如果价值观教育搞不好，就会导致人们形成对公民行为的不合理的判断。艺术类大学生因其从事的工作具有特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体现着特定时代的文化主流和核心价值体系，并为特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的艺术总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表现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手段，对他们的公民素质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引导，才能把他们的公民教育引向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其形成对公民行为的合理判断，进而使其作品鼓舞和引导大众，使人们的行为朝向有意义的事物，推动人们去达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3 价值观教育规定了艺术类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