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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国内市场，无论是初级的墟集市场还是高一级的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在明清时期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与发展。更具意义的突破区域范围的全国性市场，由于因交通的便利而发展起来的长距离贩运贸易的成熟和商品经济生产的拓展，也在明中叶形成。［①］在全国性市场及其网络中，由于多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②］以运河为南北交通干线的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的市场发育较为成熟，网络较为密集，从而成为中国国内市场的重心。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华东市场的优先发育成熟不仅是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力量已经多次叩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海外货币资本首先对华东市场产生了魅力，日益成熟和壮大的国内商人队伍及其资本，已不满足于国内市场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出现的不充分的流通能力，开始向海外延伸，参与以海外贸易为主体的海洋社会经济活动。华东市场与海外贸易的这种互动力也是华东市场成熟的营养剂。这是明末清初商业发展有别于前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近代中外贸易的序幕。
一、华东市场的构成及其对外贸易的扩张力
市场的构成，主要是商品的流通量和流通内容。流通量的大小取决于市场的交通辐射情况和商埠码头的大小；流通内容则指集散商品的种类。明末清初，华东地区不仅拥有贯穿南北的大运河——长江——赣江——北江黄金水道，这条水道串连了以北京为枢纽通向全国各地的8条干线要道中的3条：北京分别至南京浙江福建、至江西广东、至山东；［③］而且拥有全国2／3的大中型工商城市［④］和大量传统与新兴的手工业商业小城镇。［⑤］明清两代人口密度前4名的省份在华东，明末华东6省人口6900万，为全国15省12000万人口的58％（1578年）。［⑥］清中期统计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0人以上的府州全国有29个，华东占24个（1820年）。［⑦］便利的交通、发展起来的工商城镇和众多的人口为市场的构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从商品生产与流通关系看，市场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由专业特色明显的手工业市镇构成的专业市场。华东地区拥有一大批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城镇，迅速增长的人口生存需求，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城镇及其周围农村的手工业商品生产，并且向更广的范围辐射，构成交易网络。例如松江棉纺闻名于世，因而形成了棉布市场；景德镇、佛山等地也都是这一类型的专业市场。
第二类是由传统文化城市或工商城市构成的综合性市场。例如苏州，既是文化古城，又是丝织业中心。杭州、南京、扬州等都属于这类市场。
第三类是并无特色的手工业生产，而是以交通枢纽或河埠港口地位而构成纯然市场，如临清、济宁、淮安、宁波、泉州、厦门、月港等。这些城镇港口市场首先是因商而兴，如果有手工业，也是在流通的刺激下然后形成的。又如江西广信府属铅山，既无特色手工业，而且偏僻落后，由于地处闽、浙、赣交界之处，又是闽浙商人经锦江入鄱湖北上湖广江皖南下广东的要道口，成了南方各地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甚至还有海外商品的集散地，纯然的贸易市场。如果我们认为为了商品的交换而进行的长途贩运的流通形式具有近代商业意义的话，那么最能体现这种意义的市场应是这第三类。
明清时期，国内市场最大宗的商品依次为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铁、瓷器等。［⑧］按人均占有量、产地、集散地、人均消费量等方法计算，华东都是最大的市场并拥有最大的流通额，总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基数决定了这一判断，而且前述三类市场使华东地区形成了层次不同的市场网络。
粗略的估计，明末清初，占人口58％的华东地区，占有80％以上的商品市场和更大比率的商品流通额，以及更多的商业资本。当时，国内市场是主要市场。但是，当我们注意到市场上最大的交易量为粮与布和粮盐，即Ⅰ类工业品（布、盐）和Ⅱ类粮食之间的交换，注意到Ⅲ类经济作物（棉、丝、茶）主要是城市消费，一个问题便出现了：Ⅰ类和Ⅱ类商品基本上都由农民生产，属于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不形成由商人作为媒介的商业市场的交换流通，Ⅲ类商品又很少流向乡村，［⑨］城市的自我生产消费必须保持供需平衡。但是，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作物商品化生产和手工业商品经济决不可能停滞在自给自足的平衡水平，于是买方的缺乏便造成市场的不充分。这也许是明清时期手工业品价廉物美，江南城市消费趋于奢靡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多的商品必然由于国内市场的不充分而产生寻找新市场的欲望。向农村？可能性不大，农民缺乏购买力，那只有向海外，海外有需求，何况外国人已经用大船载着银元来做生意了。近代海外贸易序幕的拉开首先不是商人的企图，而是商品的欲望。当海外市场不仅广大，而且利润可观时，商品寻找市场的欲望与商人谋利的企图便构成了向海外贸易的扩张力。当时，除了武器装备落后于欧洲，中国的远洋航海技术与物质条件都是第一流的。如果国家允许，这种扩张力就能得到正常的外放；如果国家不允许，它就以各种非法形式实现不正常的外泄。
华东诸省，大多沿海，自古有涉海贸易的传统，至明，已形成宁波、福州、泉州、月港、厦门、广州等外贸港口。华东市场作为外贸腹地，正可借此外销商品。问题在于货利之谋与王权之稳之间的平衡。嘉靖中，原本为消极外贸之果的倭乱又成了禁海之因。隆庆开禁，准贩东西二洋，给明末华东市场的发展带来生机。万历中再次因倭禁海，海上“人辄违禁私下海，或假借县给买谷捕鱼之引，竟走远夷”［⑩］。清初为郑成功之事，海禁更严，但设法走私的商人渔船时有冒险出海。“海中之利无涯，诸番奇华本一利万，谁肯顿息哉”［①①］？
华东市场的扩张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是国内市场的不充分与华东商品经济的较发达的矛盾，促使商人向海外寻找市场。“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①②］“童华，兰溪人，以巨资为番商”。［①③］明人王在晋《越镌》卷21中列举4件海商案，其中3件为商人聚资购买当地的丝织品和磁器白糖等，与日本通商。徽州、宁波等地商人携带大量资金进入沿海市场，参与海外贸易，而广东、福建沿海商人以特有的地理优势活跃于海上贸易。［①④］“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①⑤］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贸易数量的考察》，1611年到1646年约有1100艘“唐船”赴日；1662年到1699年有2819艘，其中从中国本土赴日的为1972艘。［①⑥］又据钱江《1570～1760年中国和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当时中国赴马尼拉商船总数为3097艘，其中明末的64年中有1677艘，康熙开海禁后的第二年1685年至1716年有525艘。
二是发展起来的华东市场对海外诸番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①⑦］“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度，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①⑧］至于西欧对中国茶、丝、丝织品、磁器、糖等商品的向往，乃是自丝绸之路阻断之后，欧洲人冒险开避通向东方商路的主要动机。据美国学者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第二十六章统计的1739年和1740年广州的欧洲商船情况看，两年中商船24艘，运载吨数为13905吨，分别来自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在澳门出入，1740年1年中有12艘，运载吨数为4400吨。华东市场的商品价格内外有别，外销比内售明显高出许多，也有劣质货物，但总体上是价廉物美，外商能够接受，即使再加上船钞税银、官吏勒索及其他费用，以及万里航海之险，欧洲人也愿来中国投资贸易，因为回去后仍有大赚头。即以丝织品论，中国的要价是西方市场上同类产品的1／3或1／4。［①⑨］
二、外来贸易对华东市场的拉力
利润是推动商业发展和市场成熟的主要动力，商品寻找市场的扩张力通过商人的趋利行为表现出来，因此，商品的扩张力与寻找中的市场的利润拉力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明末清初，正在向中国寻求贸易的欧洲和东西洋诸国市场拥有的货币对华东市场产生了这种利润拉力。这实际上是已经形成的世界市场初期竞争在中外贸易上的表现。
以英国为例，在明末清初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1635～1753年），“英国对东印度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22条远洋商船运来货物约合中国白银727669两，运来白银（主要是银元）折合中国银元7713078两，总资金达14267452两。［②⑩］英国对华贸易中悬殊极大的入超在证明中国商品的扩张力的同时，也表明那数以百千万计的白银对中国市场，首先是对华东市场的拉力。
这种拉力主要表现在同一商品的内外差价上。在中国的出口货物中，签约并完成贸易最多的先是丝和丝织品；后来由于英国国会法令禁止几种丝和丝制品在英伦零售或穿着［②①］，丝和丝织品贸易曾略有下降，而英国人对中国茶叶越来越感兴趣，茶叶贸易上升很快；还有糖、瓷器、铜、白铜、水银等。在“公司”大多数商船的货单上，茶叶和丝、丝织品常常放在首位。以茶叶为例，1701年至1736年，茶价每担，工夫茶38两或35．3两或23．1两，武夷茶27两或17．15两或14．8两，白毫38两或35．3两或24．4两，松萝19两或16．15两或22．1两，瓜片24．5两，色种49．4两，最贵的是贡熙细茶54．9两。而道光初年的茶叶国内市场价每斤在48文至200文之间，［②②］当时的银钱比率是1两：1300文左右，每担约合3．7两至15两。以此来计算“公司”当时从广州买到的茶叶，至少是国内市价的三倍甚至更高。
实际上，外商已经注意到这种内外的差价。在广州，英商“自行进入城内，询问店铺的货物价钱，我们发觉比他们从来向我们索讨的价钱便宜得多”［②③］。
内外贸易中的价格差额构成的更高利润，对商人的诱惑力是极大的，这其中首先被吸引的是华东商人。“茶叶是由安徽、江西及湖南等省运来的”［②④］。“董事部又命令购买南京手工织制品，特别指定幅宽一英码的南京棉布”［②⑤］。“我们与米森诺会同和德少、秀官及保商启官平分订约，购入最好的南京生丝400担，每担175两银，缴清各项费用，一百天内船上交货。该商人等在广州没有这样大批的生丝存货，一定要到外地搜购，逼得我们预付款的80％给他们，这是我们能够劝诱他们索取的最低数额。”［②⑥］以广州为交易市场，货源100天内搜集，应是从广州到江浙来回所需的时日。利玛窦从广东北上去南昌、南京、北京沿途见到了这种长途贩运以供外贸的盛况。［②⑦］当时来华外国商船不仅在广州贸易，也沿海岸线北上厦门、舟山（定海）等地商贸。有的外船在广州订到货后，还必须航往舟山、宁波口岸去装货。［②⑧］可见华东市场接受海外贸易的拉力的形式是多样的。
由于各种原因，借依广州、厦门、宁波等港口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与外商贸易是有限的，港口管理外贸的官员对外商成千上万的银元更具贪婪之心，他们千方百计地向中外商人勒索，官商、皇商欺行霸市现象也很严重，市场交易常常出现波折甚至夭折。但海外贸易的高利润依然存在，它吸引市场以商人走私的形式进行交易。于是，华东商人走私贸易在明末清初更为盛行。“夫漳、泉之通番也，其素所有事也，而今乃及福清。闽人之下海也，其素所习闻也，而今乃及宁波。宁波通番，于今创见。又转而及于杭州。杭之置货便于福，而宁之下海便于漳。以数十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金之船，卖千金而返，此风一倡，闻腥逐膻，将通浙之人，弃农而学商，弃故都而入海。”［②⑨］漳州、泉州、福清和宁波、杭州之间的市场辐射关系已发展成走私外贸的利害联系了。“原来这边中国的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③⑩］明中叶后发生在东部沿海的海外贸易、海外移民、走私冲突甚至倭寇之乱的主要原因应是华东经济发展与海外贸易之间的推拉作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此作了阐释：“今海贼据浯屿、南屿诸岛，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济，杀之而不能止，则利权之在也”。［③①］
明末清初的海上走私贸易可分为近海岛、港贸易和远海诸番贸易两种。第一种近海岛、港贸易。如浙江，舟山城东南百里的双屿港，“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③②］，在嘉靖年间发展成为华东走私商人与日本、葡萄牙等国商人的集散中心、国际贸易港，主要经营丝和丝织品。［③③］这个走私市场有多大？当时曾到过中国沿海活动的葡萄牙人宾托（FernaoMendezPinto）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双屿港总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还有房屋一千余幢，有的房屋建筑费达三四千金；还有教堂三十七所，医院二所。每一年进出口贸易额达三百多万葡币（Cruzado），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银锭作货币的。”［③④］浙江沿海还有可以避风良港四五十处，都成了当时海上走私的贸易市场。又如福建，福建沿海由于海岸线更为曲折，岛屿众多，加上闽东南郑芝龙家族海商集团拥有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台澎相距不远，形成接应之势，沿海的走私贸易更为活跃。“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沦、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③⑤］等，其中月港为最大海港。明末，月港衰微，郑氏海商集团总部所在地安平港兴盛起来，到清初，成为与清廷抗衡的海上贸易大港，直到清军剿郑的战火把它毁为灰烬。福建还有下属台湾府的澎湖、大员、鸡笼淡水港。广东除了人们熟知的澳门之外，还有可以辐射闽、赣、粤三省的南澳岛，也是当时走私贸易的国际性市场。走私贸易的商品流通量与贸易额永远是一个谜，双屿港的年进出口贸易额也只是一个参考数字，但不可怀疑的是，以华东丰富的商品市场作为腹地，沿海岛、港走私量一定很大，否则，不足以引起再三发生的“倭乱”，不足以形成持续16、17两个世纪的十几个私人海商集团。［③⑥］
第二种远海诸番贸易。这是沿海岛、港走私的辐射性向海外的延伸，所及的国家与地区东起日本、朝鲜，南经吕宋至南洋群岛，西及阿拉伯半岛并直至东非，而且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同葡、西、荷、英等国商船贸易：这种贸易额也是很难确计的。林仁川先生根据国外有关史料，作了估计工作。其中1641年6、7两个月，郑芝龙运往日本长崎的诸多货物中有白生丝25700斤，黄生丝15550斤，各种纺织品140760匹；1641年，销往日本长崎的各种糖5726500斤，1644年为1417550斤，1645年为3377900斤。［③⑦］明末清初远海贸易的总额估算，年平均出口约918万两，进口约738万两，利润约942万两。［③⑧］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华东市场参与海洋社会经济的海上贸易，与世界性的海上贸易存在着互动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示出华东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的新发展。但是这种新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在民间，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特征是民间走私，在本国政府的有限贸易和海上禁令以及番国洋人中的海盗前后夹击中，华东特别是沿海商人不畏艰险依然起锚，趋利而去，干着赴汤蹈火的事业。中国近代中外贸易的序幕充满活力与艰难。注：
①⑧⑨关于国内市场等级的界定和明中叶始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参见吴承明先生《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一书的有关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256页。
②关于多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主要参见傅衣凌先生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另外五条干线要道为：北京分别至河南湖广广西、至陕西四川、至贵州云南、至山西、至（辽宁）开原。见明人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和儋漪子的《天下路程图引》，杨正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5页、第354～512页。
④根据傅崇兰先生《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统计，明清时期比较发展的32座城市中，华东占21座；清代工商业城市，华东占六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⑤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42页。
⑥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表12、13。
⑦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表88。
⑩［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7，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
①①［明］王世懋：《策枢》卷一，《通货》，丛书集成初编本，第十二页。
①②［明］周玄wéi＠①：《泾林续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二十七页。
①③①⑧［明］姚士麟：《见只编》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五十、五十一页。
①④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有关章节，黄山书社1993年版。
①⑤①⑦③①［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6册，《福建》；四部丛刊三编本。
①⑥转引自郑永昌：《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政治经济思想》，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版。
①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页。
②⑩这里的三个数字根据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一卷第309～321页《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船只对华贸易表（1365—1753年）》的有关数据统计而来，原表多用镑和八单位里亚尔后称元为计算单位，这里根据100英镑＝416．67元、100元＝72两、100英镑＝300两换算，0．72两×416．67＝300．0024两。又：货物价值与白银相加不能等于总资金的原因是有许多船只只有总资金的记录。
②①②③②④②⑥②⑧《编年史》第一卷第十一章、第八章、第十五章、第二十八章、第八章。
②②黄冕堂：《清史治要》，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441页。
②⑤《编年史》第一卷第二十一章。所谓的南京棉布应是指当时苏松地区的棉布织品，南京和苏州都有棉布市场。
②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78页。
②⑨［明］王在晋：《通番》，《越镌》卷21。
③⑩［明］凌蒙初：《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拍案惊奇》卷之一。
③②天启《舟山志》卷2，《山川》。
③③③④③⑦③⑧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219、456～465页。
第2篇
清末民初这段时间，江南地区的纺织品在市场流通量上并没有出现大的萎缩，就苏州地区而言，主要是得益于丝织品出口的大幅增长。根据民国初年的统计，1918年，苏州丝织业年产纱缎为107040匹，外销77930匹，占总产量的72.8％，年产值2414250元，外销1184550元，占总产值的49.02％，共有丝织工人16779人，其中生产外销产品的9949人，占工人总数的59.29％（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海外市场的不断开拓一度成为刺激近代苏州地区丝织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纱缎为数千年之实业，各国未通商以前，遍销全国，虽因丰欠，营业年有盛衰，然平均计之，频年造货与销货之比较，尚足相抵，机工即无辍业之虞，原料亦无造匮之虑，自海禁洞开，各国互市以来，虽有船舶来品之输入，内地纱缎销场，不无渐减。然丝织品之运销出口者，亦足相抵，其时各国税率，尚属平等，中外通商，名实相符。……自日、俄两国，于光宣年间，先后加税至五六倍至十余倍不等，纱缎之销路遂绝"（注："汤一鹗关于苏州丝绸原料生产，销售和出口等情况的调查报告"，1919年2月5日，转引自《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1385-1386页，苏州市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下同。）。
19世纪中期的运动曾给江南经济以沉重打击，江南丝织品业几遭灭顶之灾，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江南丝织业织机总数不过3万余台，不及战前盛时之半数（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几乎所有桑树均已根除或被毁，从事丝业的居民，大多数星散。丝业的普遍衰落就是这几年骚乱的结果"（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第6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运动及日后的社会动乱，导致了社会购买力的下降，这对以国内王公贵族富商大豪为主要消费对象的丝织品市场而言，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刺激了苏州丝织业的恢复发展。1853年，太平军进入江南后，南京城乡约5万台织机停产，江浙一带所产生丝得以大量挤进外贸市场。同时，由于意、法等欧洲国家生丝减产，"从1853年下半年起，中国生丝出口猛增，到1858-1859年度，仅上海一个口岸出口的数量即扩大到85970包，较上海开埠初期1844-1845年度的6433包增加了12.4倍"（注：《上海对外贸易》（上），第62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得苏州地区丝织业的恢复速度高于同时期的南京等地，到同光年间，为苏州地区纱缎业的全盛时代。"营业总额年达六百余万元，纱货远销俄国、高丽（朝鲜）、缅甸、印度等处，官方特设织造府于苏州，从事办差"（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
革命也使苏州地区著名的丝绸中心盛泽镇异军突起，盛泽镇是江南著名的丝织品集散地，"盛泽纺绸昔蜚声于世，在前清乾隆嘉庆年间，营业即已发达，各省客商来该地办货者极多。在全盛时代，出品不但行销国内各埠，且销行南洋各属，甚至推广至于欧洲"（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距京杭大运河5公里，非水陆要冲，在运动中损失轻微，并成为众多富商大贾的避难地，据《吴江文史资料》记载：清咸丰十年，太平军与清军数度鏖战，尤其是清军在攻陷城镇后的大肆劫掠，江南地区普遭荼毒，南北交通受阻，苏州及浙江的杭州、湖州、双林、濮院等传统丝绸城镇受到重创。浙江嘉兴府的濮院镇，"机废业，织工失业"（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王江泾"当兵道，被兵后十九瓦砾……泾之士商同时避乱迁盛（泽）者无虑数百家"；"湖州逃难来者，尽至盛泽，人众比平时数倍"（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59页。）。来盛泽避难者多为丝绸富商，其中王江泾以绸商居多，双林镇以丝商占优，太平军占领后有"商民苟安"的记载，并划归浙江秀水县管辖。据《盛川稗乘》记载，太平军在盛泽设局抽厘，两年零一个月获银数十万，盛泽绸市呈现"千家一簇万间楼，估客如云采买绸，分寸黄金分寸土，行人不断市捎头"（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59页。）。这一切为苏州及至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继续发展保存了实力，即便在中国丝绸被排挤出西欧市场之时，盛泽的狭幅轻绸仍在南洋地区拥有广大的市场，并带动了江南丝织品的出口量，使之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水平上（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10页。）。
二
丝绸与生丝是苏州丝织业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出口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前夕，由于西欧发展了近代丝绸业，中国丝绸逐渐被排挤出西欧市场。同时，又增加了对中国生丝的需求（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58页。）。当时中国丝类出口主要"有白丝、白经丝、白缫丝、黄丝、黄经丝、黄缫丝、野蚕丝、野蚕缫丝、蚕茧、乱丝头、烂茧壳之分"（注：《1916年3月21日在江苏税务处为出口丝茧价格致苏总商会函》，《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788页。）。苏州地区的吴江县是其重要的丝织业基地，震泽丝是吴江蚕丝业的支柱，长期以来，震泽只缫丝而不织绸，其缫丝纯是以出售为目的的商品经济，由于家庭缫丝业零星分散，生丝购销极为不便，丝行行业应运而生，以沟通产销渠道（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孔令奇：《清前期苏州的手工业行会》，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史》1996年1月。）。建于清道光咸丰年间的徐世兴丝行是近代震泽镇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丝行（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0页。）。
盛泽镇作为丝绸生产中心，同时也是生丝聚集地。盛泽本地不产丝，其生丝主要来源于浙江的双林、菱湖、新市、濮院等地。据《盛湖杂录》记载，盛泽丝业在清"咸同间局面极阔在，外县皆直接收买，用护照运销各地，而以上海出口为大宗，名曰洋庄，岁销额值银千余万"（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62页。）。
同治以后，盛泽丝业经营范围仅限于织造用丝的购销，震泽丝经则始终保持出口。替代辑里湖丝而崛起的震泽辑里干经，出口外销全盛期在19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清光绪6年（1880），仅震泽一地出口即达5500包（每包约60.48公斤），最多的年份是光绪33年（1907），达13100包，其后至民国8年（1919）均在万包以上（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2-84页。）。当时全国白丝经出口仅南浔和震泽两地，震泽的白丝经出口约占总数的一半左右，出口地大半为欧洲市场。
民国初年丝织产品出口基本保持上升趋势，本世纪20年代中期，出口开始下降，在出口商品价值比例上，生丝比重高于丝绸的比重。当时中国出口英国的商品中，主要是丝、茶两类，其中丝在英国市场上的贸易量仅次于法国和英属印度，在英国市场上尚有一席之地（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64-966页。）。而丝绸在欧洲的市场贸易量则远远低于生丝。
苏州丝织品的对外贸易主要以日、俄、朝、南洋等地为大宗，"清光绪间，运俄绸缎岁有巨额，以海参威为无税口岸，运商皆由此进口"（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日本市场方面，清朝末年尚有苏缎商"自往设庄营业，关税值百抽五"（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苏、浙、闽商往长崎贸迁寄居者，络绎不绝"（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朝鲜市场更是当时苏州丝绸的主要出口地，其纱缎销售高丽市场占30％（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1919年至1921年，我国驻朝鲜元山和仁川领事馆的商务报告中，均有各类盛纺输入的记载（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页。）。"韩人夙爱祖国，故其全国所需要之礼服，向来悉用苏州专造之高丽纱缎"（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吾苏纱缎一业，向为中国大宗贸易，每岁产额几千万元，工商之赖以生活者几千万人，其对外贸易较大者向有二种，一行销高丽、安东等处者，名高丽纱缎，一行销南洋群岛各处者，各曰阔货"（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1页。）。到前，苏州纱缎销售到朝鲜的，有宫纱、亮纱、仿绸、素罗、板绫、库缎等品种（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页。），岁值一千五百万以上，工商之赖以生活者甚众（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37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意、法等国蚕丝生产锐减，给中国蚕丝出口一绝好的机会，辑里干经供不应求，丝价飞涨，每百两自45元涨至100元左右（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5页。）。盛泽绸在其行销极盛时代，"远及南洋群岛、东方诸国，甚至北欧、南美、俄国，每年输入国外及供给全国各地，统计生产约一千数百万，故当年有一日万绸之豪语"（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5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自日俄等国开始征收高额关税之后，销路锐减。1928年，苏州纱缎业海外贸易中，仅南洋群岛尚有运输之货。为此特设苏州出口阔缎检查所以管理运销南洋的丝织品（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2页。）。到30年代后期，海外市场由于受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影响，盛泽绸的销售急剧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285页。）。
海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苏州地区的丝织业，吴江县则保持领先地位，据不完全统计，1913年江苏省25县桑田总面积为1023004亩，其中吴江县200000亩，占总数的19.55％，位居第一（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6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全省全年共产茧63081689斤（其中春蚕茧49366655斤，夏蚕茧13715034斤），吴江县产茧5800000斤（其中春蚕茧5000000斤，夏蚕茧800000斤），位居第一（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3-44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1913年江苏省21县制丝人数达350417人，吴江县945000人，仅次于溧阳县（制丝人数134024人，占总数38.25％）；全县全年共产丝2049486斤（其中人工拣制1715266斤，机器拣制334220斤），而吴江县产丝1100000斤（全系人工拣制），占总数53.67％，高居首位（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9页。）。
到1917年，苏州吴江的盛泽镇大约"共有8000台织机，几乎全部都在盛泽镇周围二十五华里以内，所产丝绸，大部分是轻量的，所有生丝再缫，牵经上机以及织绸全由妇女为之"（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9页。）。据估算，当时盛泽镇各类丝绸每天正常产量为三千匹，按一年三百个工作日计，年产90万匹。每匹平均重量以九两计，共重506250斤（合303750公斤）。生产过程中生丝的损耗，当时苏州为35％，而盛泽镇已减至15％。因此，若再加上15％的重量，则全年共用生丝的总数为582187斤（合349312公斤）（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7页。）。由于盛泽本地不产丝，这些丝绝大部分来自南浔、平望以及浙江省的嘉兴、王店、濮院、新市等地，带动了周边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市场需求的发展促进了苏州丝织业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是在生产技术方面的进步，民国时期的苏州丝织业已开始注意现代新技术和机制工具的引进。1919年，由民间袁钟瑞、沈鹏、张文蔚等集资创设经成丝织有限公司，购进提花铁机24架，改用新法制造，"每年可出绸1650匹，每匹价值37元至40元，运销上海、广东、天津、北京及长江各埠"。其织出之绸，"新丽夺目，精美异常，尤推为绸业中之特色"（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2-33页。）。这一行为荣获当时农商部的奖励（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2-33页。）。1920年，苏州从日本引进了第一台电力丝织机，不久即发展到24台（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到30年代中期的抗战前夕，苏州丝织业已拥有电力织机2100台（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0页。），生产工具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次，产品的原料结构发生变化--改变了传统的以纯天然丝为原料的生产形式，一些人造丝与天然丝的混纺品也加入了丝织品的行列。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国外人造丝和人造丝织品的输入，传统的天然丝织产品受到冲击（注：据海关贸易报告，我国1919年始有输入人造丝的记录，参见《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2-284页的有关资料。）。
由于人造丝与棉纱的混合品较纯蚕丝品价值低廉，很快为国内各个阶层人们所喜爱，其"光泽之美丽逾于真丝，更以纺织学之精巧，与棉纱混合制造人造丝之织品价值既廉，用途尤广"，"财力不能着绸缎者固所为唯一用品，即平昔衣绸缎者亦以其值廉与夫光泽美丽而购用之"，因而"服用人造丝织品者变渐增多"（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1-283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人造丝及外国机制产口的输入给传统的苏州纱缎以极大的冲击，"生机益形断绝矣"（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这是世界市场经济对苏州丝织业的又一影响；由产品原料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苏州丝织品销售市场的变化--丝绸贸易开始倾向国内市场，到1933年，盛泽丝织品运销总额五百余万元，天然丝织品仅百余万元，其销路则"东北已绝迹，南洋亦甚微，大部在苏浙闽及长江流域一带"（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78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丝织品结构及销售市场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30年代中期，以蜡线和人造丝为原料的中山葛年销额已占总销售额的75.12％，其他人造丝织品如条子纺和天真纱，年销近10万元；而传统的天然丝织品盛纺年销仅6万匹，加上印度纺，洋纺等品种，仅占总数的16.435（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0-182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销售市场也主要转向国内。
第三方面，丝织业的发展，带来了苏州地区市场机制及社会关系上的新变化。
19世纪下半叶，震泽业市由内向转为外向，著名的辑里丝及丝经由湖丝船装至上海转口输出，震泽丝市东延至沪，咸丰十年（1860），震泽、南浔两地丝商为推动出口，在上海合力组织江浙丝经同业总公会，震泽各丝行，丝经行或单独或联合派员常驻上海丝栈，办理收货及成交和结算等业务，丝栈建有仓库，丝货入栈后，由通事（兼翻译和跑街双重角色）到各洋行接洽销售，丝栈与丝行，丝经行之间建有相对固定的业务关系（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4页。）。
本世纪20年代，震泽镇上丝行共有二三十家，丝行按其经营性质，范围主要分为三类：乡丝行--收购土丝，略加整理后转售于丝经行，绸丝行--收购土丝，大部分为肥丝，分档后售于苏州、丹阳、盛泽等地织造绸缎；吐丝行--收购缫丝及摇经过程中剔下的废丝，整理卖出，大多用于制造丝线。
盛泽镇的绸领头，既要帮绸庄选办货物，又要代替机户销绸，成为介于绸庄与机户之间的仲卖人，按绸价之高低收取佣金，机户将绸送交绸领头，即可向绸领头支借现金约七八成，绸领头负责将绸卖出，若有余则交给机户，不足则向机户追回前所支借现金的一部分，其特点为绸领头必须替机户将绸卖出，而何时卖出，则机户不能过问（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从这些丝行绸庄所反映出来的市场机制来看，这一时期江南市镇内部管理流通的市场机制较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牙行、领投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已大不同于传统封建制度下牙行、领投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牙行内部和领投之间分工极细，它们向生产者传递商品市场信息，向商人传递产品生产信息--从而更接近于近代市场机制的运行功能（注：樊树志：《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吴江个案再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月号。）。
另一方面，丝织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苏州地区社会关系的许多新变化。"吾苏纱缎一业，向为中国大宗贸易，每岁产额几千万元，工商之赖以生活者几千万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1页。），"苏州纱缎业在盛时，共有木机9000余架，职工30000余人，连同摔花、机具工、掉经等男女人几之赖以生活者，约十万余，占全城人口三分之一"（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仅盛泽一地，当时"以丝织为业者，殆不下万户，男女工作人数殆在五万以上，所织之绸如绫、罗、绉、纱、纺等类，岁可出数十万匹至一百万匹，行销各地，除本国各省外，其外洋如高丽、＠①罗、印度以及欧美各国，莫不有盛泽绸之销路"（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众多的人以丝织为业，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以苏州地区的吴江县为例，1935年2月，吴江县各乡镇各类副业总收入为15015942元，其中机织品收入最高，达9580000元，占总收入的63.8％，加上丝、丝茧、绸收入，共10543400，占总收入的70.21％（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09-311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换言之，吴江地区的纺织业收入已大大超过农业收入，纺织业实际上已成为农民经济生活的"主业"。
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中，农村副业无处不在，农副业紧密结合所表现出来的小农经济的坚韧性，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重要特征，但是，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却导致了传统农业结构中"副业"一词内涵的变化。以盛泽为例，盛泽的织绸并没有大规模的工厂，"盛泽纺绸，为一种农民副业，无所谓绸厂，农家织绸，卖于绸庄，农民为生产者，绸庄为销售机关"（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换言之，盛泽的丝织品"皆系零散机户，散处乡间，工人即系本地之乡人，纯为家庭工业，……盖乡人之居室即为织造之工场。凡机户家庭中人口多者，便有织机三、四具，人口少者，只有一、二机，且机户中亦有时织时止者"（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90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些机户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地农民，盛泽的纺织业，也确是农村副业的一种。但是，仔细探究其内部的关系，就会发现，盛泽的纺织业做为副业，和普通地区的副业大不相同，我们通常所讲的副业，主要指农民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于农闲时从事的从属于农业的一种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还是以农业为主，而盛泽的情形则不然，"该地农家多以纺绸所得为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大约农户依此为生者，约2万余人"（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都是自耕农，可是对于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兴盛，他们竟至可让土地去荒芜。所以，年岁的丰歉，他们视之漠然，而纺绸业的盛衰，却是他们全部的生活所系"（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7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副业实际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业"。这一变化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或属凤毛鳞角，但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却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这一"主、副业"的颠倒，带来了江南地区土地关系的新变化。
自清代道咸以来，上海地区农村土地分散化已呈明朗趋势，其主要原因是，伴随近代化的步伐及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农业外的投资机会。与工商业利润相比，传统的地租就显得微不足道，最富有者对购买土地已不感兴趣，他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的雇工经营方式，全部出租土地，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迁往新兴的工商业市镇，把它们变成新式的工商业资本。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地权的分散化（注：樊树志：《上海农村土地关系述评》，《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经式农业的消长及其经济背景》，《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地权分散化的直接体现是以中农为主体的自耕农经济比重增大，并出现了"一田二主"、"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的"现象（注：樊树志：《上海农村土地关系述评》，《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经式农业的消长及其经济背景》，《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像上面提到的盛泽镇从事纺织的农民，他们固然都有土地，且大部分都是自耕农，可他们对于农业并不重视，"农家织绸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之主要收入，农国收入反漠视之"（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8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他们还常常把土地转租给来此地打工的绍兴、温州等外乡人，传统的封建土地关系实际上已被打破。
苏州及至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土地关系的变化确实值得注意。从明清到民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生产力基础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历史"长时段"的发展角度来看，民国初年的苏州经济实际上是明清以来江南经济发展延伸的缩影。在农村，像盛泽及其周围地区的经济仍是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但由其纺织业的发展而带来的土地关系上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新变化，则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步解体的一种途径，也是传统农村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个缩影；在城镇，随着大量的专业经济市镇的崛起及原有的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地主投资。以苏州而言，从20世纪开始建立的近代手工工场及机制工厂，开辟了近代机械工业的先河，预示着传统手工业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过渡的必然趋势。
四
本世纪20年代后期始，苏州丝织品的国际市场呈萎缩态势。其原因，除传统产品自身的缺陷--式样老化，不规范，生产工艺落后，难以适应欧洲新潮多变的市场需求以及消费观念的局限、管理方式的滞后等因素外（注：据有关史料，生产工艺的落后，制约了苏州丝织业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市场信息的闭塞，消费观念的局限使丝织品生产者不能主动调整产品结构，也缺少主动适应市场变化的意识。）。帝国主义的关税壁垒和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则是导致其丝织品海外贸易下降的直接原因。
民国初年，日俄等国为排斥中国丝织品开始征收高额关税，苏州丝织品销路锐减。1928年，苏州纱缎业海外贸易中，仅南洋群岛尚有运输之货。为此特设苏州出口阔缎检查所以管理运销南洋的丝织品（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2页。）。1932年盛泽各类纺绸的28个品种中，外销产品只有8个，主要销往香港、＠①罗、新加坡等地，其余均销国内（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到30年代后期，盛泽绸的销售急剧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285页。）。具体地说：
朝鲜市场：后，日本吞并朝鲜，并把持入朝商品关税。1920年以前尚未加税，其最高税率为百分之三十，最低税率为百分之十五（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页。）。1920年始征高额奢侈关税，值百抽百"以拒华绸"（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35-937页。）。到1931年，日本人造丝大量倾销朝鲜，并趁杜绝中国丝织品进入朝鲜市场之际，"仿造我国同样丝织品及人造丝织品，以廉价竞卖给朝鲜人所用"，至此，中国丝绸在朝鲜完全绝迹（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895页。）。
日本市场：自1924年7月开始征收奢侈品税，值百抽百，"遂无运往者"（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
美国市场：美国人"好著光彩多目之绸"，而"华绸门面太狭，裁西服颇不合算"，且"货物之光彩"不及他国机织产品，丝绸被挤出美国市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54页。）。生丝方面，由于中国缫丝方式陈旧，丝条不均，不能应付美国绸机之用，因此曾一度风靡美国的辑里丝也逐渐退出美国市场，1923年，中国生丝出口美国仅占其市场的6％（日本占80％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59页。）；1928年9月，纽约组织生丝交易所以推动日益发展的美国丝业，但交易所明确声明，"惟将来交易以日本丝为限"，以"华丝价格过高，行销不广"，不能迎合美国之标准为理由，拒绝华丝进口（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61页。），中国生丝在美国竟无立足之地。
另外，在越南、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及澳洲等地，中国丝织品销售市场均出现萎缩（注：光绪《归安县志》，卷13。）。
丝织品作为消费层次较高的商品，售价也较高，没有棉布的消费层次广，"吾乡绫一匹，平价银2两以上，织文极细，……弘治间，绫匹官给银一两，……近时乃有银10两，买绫四十匹，布二佰者，率计绫匹银一钱，布匹银三分而已"（注：光绪《归安县志》，卷13。）。换言之，一般性的丝织品，其价格要贵于棉布三倍左右，这就使它失去了人数最多的广大的国内下层消费者，就清代苏州地区丝织品市场变化看，虽然其在国外市场销售中仍然保持优势地位，没有像棉布那样受到其它地区产品的严峻挑战，且受江南民俗奢靡之风的影响，消费层次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国内市场有所扩大，但总体上看，丝织品的市场贸易没有棉布市场贸易广泛，其产品市场贸易的触角虽很遥远，但经济意义则逊于棉布（注：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就市场购买潜力而言，江南丝织品的真正出路还应该是海外市场。
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波及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则成为苏州丝织业海外贸易剧烈萎缩的致命原因，震泽丝产销路停滞，价格惨跌，"丝商遂无法维持，相继歇业"（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70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加上淞沪战争、日丝倾销的影响。1934年后，丝价一蹶不振，震泽"丝行相率停业，开行应市者，以严墓平望计之，不及从前十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61-984页。）；苏州地区的众多工厂"先后报闭，无力经营"，创于光绪元年的著名老字号同泰怡纱缎庄"鉴于纱缎业之一蹶不振"，亦不得不于1933年宣告停业（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593-595页。）。丝织业陷入一片萧条。
第3篇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第4篇
中欧贸易摩擦解决机制研究 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浙江省外贸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企业国际化方式和成功因素研究 外资在华并购的动因研究浙江省各地区利用外资效果评价和实证比较 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外资在华并购动因分析 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国的发展应用分析 中美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TCL 跨国并购的问题研究 江浙沪制造业外商投资现状比较研究 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及竞争力:入世前后的比较分析 垄断、安全威胁与反垄断控制--外资并购中的问题和对策 中美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分析 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江浙沪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比较研究－以通信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 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与管理模式研究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因素分析 江浙沪 FDI 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分析 中日企业国际化模式的比较分析 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影响及对策 外资在华并购绩效分析 FDI 对我国通讯产业的垄断分析 浙江化工产品的出口现状和对策分析 外资在华并购后的整合研究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外资并购中反垄断问题的经济分析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障碍分析:农产品贸易视角 欧盟 RoHS 对浙江省机电产业出口的影响分析 宁波服装出口的品牌战略:合创品牌研究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分析 长三角地区纺织品出口市场秩序研究 日本企业投资中国的区位选择研究 温州鞋业出口现状及对策分析
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招商引资的战略思考 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入世后我国国际贸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浅析进口配额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绿色贸易壁垒对佛山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与对策研究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问题研究 引进外国智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垄断行业监管机制问题研究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及路径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 惠州对外贸易企业的变迁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逆差：现状、成因和对策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转基因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中泰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研究 中国农业开放模式的选择研究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选择与完善研究 从轮胎特保案看我国的反倾销 金融危机下广东的双转移战略 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的新特点 广东企业走出去研究 广东外资的可持续利用研究 金融危机下广东某产业发展对策探析 港口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国际多式联运问题研究 港口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第三方物流中的问题研究 中国集装箱运输中的问题研究 提单的风险及防范研究 贸易救济制度研究 对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电子商务环境下新型国际贸易交易结构的确定 欧盟优惠性原产地规则调整与中国出口战略应对 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以美国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为例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国际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趋势与促进肉类产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或某省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的技术提升研究 引进外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或作用研究 FDI 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推动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国际商品流动与要素流动关系研究 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主创新与增进我国出口商品比较利益研究 论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推动 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地位、利弊或转型升级研究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 社会责任对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国际劳工标准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研究 标准化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效用研究 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贸易相关问题研究 我国发展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 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与我国商品出品对策
国际劳工标准下我国政府、企业对策 我国纺织业出品竞争力问题和对策研究 我国纺织业的贸易格局与市场策略 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分析 世界 FTAS 发展态势与中国策略分析 我国纺织业出口竞争秩序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行业协会在规范出口竞争秩序中的作用探讨 加入 WTO 后我国民族产业的保护 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选择——以惠州经济为例 古典比较利益论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FDI 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的影响看我国开展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中国经济反垄断立法的探索 广东区域聚集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及风险研究 论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 欧元汇率变动对惠州制鞋行业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及未来演变研究 中国国有经济角色演进的反思与前瞻 我国产业结构调查研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及解决思路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广告语言与消费心理研究 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拓展研究 浅论我国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中小企业文化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论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对策
中小企业品牌经营误区及创名牌战略研究 顾客忠诚研究述评 基于顾客感知价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 浅析房地产市场营销策略 客户关系管理的探讨——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模式 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思考——中、美消费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基于顾客关系投资的个性化价格促销 中小企业出口及其社会责任研究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广东农产品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对策研究 中小企业出口低价竞销的原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惠东鞋业出口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分析 对外贸易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全球知识网络与跨国公司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机制和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机制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研究 知识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双边 FTA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 FDI 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广东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我国国际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倾销问题 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及障碍分析 绿色国际贸易与绿色国际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如何跨越绿色贸易壁垒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税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市场水果检疫准入与促进我国水果出口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法、产业法与反倾销法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与政策变化 市场营销视野下的大学生自主择业策略分析 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方式的分析 论国际市场营销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碍和避免政治风险 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知与评价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与建议
开题报告举例 一、 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2、 现实意义 二、 论文综述 1、 理论的 渊源及演进过程 2、 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 国内研究的综述 4、 本人对 以上综述的评价 三、论文提纲 前言、 一、 1、 2、 3、 ·· ·· · · 二、 1、 2、 3、 ·· ·· · · 三、 1、 2、 3、 结论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纲 一、 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 二、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 究概况 三、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 题 五、预期的结果 六、进度安排
第5篇
关键词：外国留学生；专业教育；特点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9-0058-02
一、引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的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选择来中国接受高等教育。据教育部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4年，来华留学生人数一致处在高速增长阶段，每年平均增速为13.19%。中国现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国。面对越来越多的来华留学生，一个重要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国际学生进行专业课教育。毕竟拥有高水平高质量的课程教育才是吸引并留得住国际学生的关键。本文拟以暨南大学为例，对国际学生专业课教育的方法与方式进行探讨。
暨南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华侨学府，也是“211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其办学理念与目标是“侨校+名校”。暨南大学是目前拥有外国留学生最多的中国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暨南大学的校训是“忠信笃敬”，在此校训的引导下，暨南大学注重对华人华侨子女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进行培养，因此受到了海外华侨华人的极大关注与欢迎。素有“华侨最高学府”之称的暨南大学，从建校到目前为止，总计培养了来自全球五大洲160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各类人才二十余万人。在其“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下，暨南大学拥有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
二、国际学生专业课教育现状
接下来，将以我在国际学院所从事的全英教学中国对外贸易课程为例，来对国际学生专业教育的现状及其特点进行研究。中国对外贸易课是专业选修课，其对象是经过相关的专业基础课（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等）培训后的大三学生。该课程共有36个学时，分为九个部分，包括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及其演变、中国与美国、欧盟的双边贸易、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中国对外贸易地理分布及其成因分析等内容。由于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特点与趋势，是一门现实性和实践性极强的课程，因而采用课堂讨论加论文的考试方式，更便于考察学生搜集数据资料的能力、对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关注力以及利用所学理论知识对相关问题的分析和理解力。其中课堂讨论成绩占总评成绩的40%，论文成绩占总评成绩的60%。
课程论文题目由老师命定，均是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对于英文的课程论文评分，主要侧重于学生能否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课堂教学内容应用到所给的当前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出现的问题分析上。
从课程论文分数对比的情况来看（见图1），内招生获得90分以上的学生比例明显大于外招生，79分以下的学生则都是外招生。这表明，通过大陆高考入学的内招生在对课程教学理解上、论文写作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上要高于外招生。
再看课堂讨论分数的情况。这个分数的评定，主要依据是学生上课回答问题和案例讨论。从分数结果对比上来看，外招生在90分以上的学生比例高于内招生，中间水平两者接近。由于外招生在口语表达上具有优势，并且喜欢参与灵活的、随意的课堂讨论，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获得课堂讨论分高分的相对较多。
三、原因分析
之所以出现内招生与外招生在分数上有如此大的差异，依据这几年的教学经验，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国际学生的语言优势，另一个是国际学生的专业知识的劣势。在专业课教育上，国际学生和大陆学生由于背景文化存在着显著差异，导致他们在学习方式、思维模式、学习效果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具体来说，国际学生有着较好的英语语言背景，因此，在全英授课的课堂上，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讨论中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与观点。相比之下，大陆学生则因英语表达不流畅，不敢参与到课堂讨论中，导致其平时成绩低于国际学生。
但是，国际学生就读暨南大学时，并没有接受过中国的高考，而是有相应的特殊入学考试。他们往往是在华文学院接受一定的中文基础训练后，再来申请大学入学。其对中国文化、历史、经济等方面的了解有限，对于专业课之前的系统学习也不够，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等。这使得他们对中国对外贸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特点没有明确的认识。比如，我曾在课堂上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的特征之一，空间分布的不均衡：中国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在东部沿海地区又进一步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我让大家讨论有哪些原因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空间分布不均匀？国际学生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但通常是从地理的直观角度来分析，认为东部地区靠近大海，所以国际贸易过程中运输成本较低，这种地理优势促使了中国对外贸易集中在东部地区。大陆内招学生则能够通过对中国经济的了解，来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例如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
另外，国家经济体制、文化差异也会导致国际学生对专业课知识的理解与应用。例如，当我们讲到在改革开放之前，包括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国有企业从中央和地方政府那里获得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因此其对外贸易占中国总体对外贸易的大头，并且还出现了很多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外贸公司。而民营企业由于在体制上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很艰难，必须通过外贸公司来进出口。国际学生对此很难理解，他们认为企业应平等对待，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的待遇差异。而且他们也很难想象，这种对外贸易的政策差异化对中国对外贸易结构、问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由于存在以上原因，在论文考试上，内招学生能够很好地对课堂所讲授的理论知识进行消化吸收，应用到当前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分析中去，因此所得成绩要高于国际学生。
四、结论与启示
意识到国际学生与大陆学生的上述差异，对于我们在专业课程设计上、内容构建上、教学方法方式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对于这两类学生应有差异地对待。对于国际学生，应强调对理论知识的应用与分析能力；而对于大陆学生，则应鼓励促进其课堂讨论发言，培养其观点表达与陈述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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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在各国利益分布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如何保障一国利益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并不断发展，是大国所面临的紧迫任务。
30年来，中国快速发展并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得中国的国家利益迅速跨越了地域限制。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与世界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经济结构上也存在着明显问题。表现在“发展所需资源和产品所需市场”两头均在外，这使得中国经济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凸显，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也越来越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制约，因此维护海外利益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大的同时，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大幅增强。1978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为2.3%，到200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上升到19.2%，超过世界所有国家。比美国高3.5个百分点，比欧元区高6.3个百分点，比日本高11.7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海外安全事件明显上升，海外投资与对外贸易活动等遭遇各种阻力，海上运输安全威胁不断加大。2011年初，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其中利比亚局势最为紧张。中国在利比亚有大量公民，为了维护公民的安全，中国政府共撤回35860名中国公民。
综上所述，如何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议题。而中国学术界对海外利益进行讨论的时间并不长，是伴随着中国在海外的利益受到越来越多挑战的过程慢慢兴起的。
中国海外利益研究路径
中国海外利益是在中国崛起及自身利益拓展过程中出现的，国家利益概念是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逻辑起点。中国国家利益的概念在1980年以前的意识形态色彩浓重，学术界鲜有研究成果。
冷战结束以后，国家利益研究逐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重点。随着全球性共同利益增多和国际合作增强，国家利益的相容性进一步得以发展。19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利益研究逐渐成为热点。1999年－2003年是中国国家利益研究的高峰，学者们主要关注点有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也有国家利益的战略研究和文化层面的探索。
随着对国家利益理论研究的深化，加之现实的发展，使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了中国国家利益海外部分不断拓展的态势，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关注与研究逐渐增多。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海外利益逐步纳入到学者们的研究视野，2004年、2005年集中出现了一些关于海外利益的论述，对海外利益的概念和中国海外利益的范畴进行了初步界定，但是并没有达成共识。中国学者很早就认识到国家利益的范围变化不受国土疆域限制，但学术界关于海外利益的论述，缺乏对海外利益各分支领域的深度分析，同时也缺乏对中国海外利益分布现状的描述，以及维护海外利益手段的总结。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深化对中国海外利益的认识，进一步分析中国国家利益的层次和内涵，对于拓展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关于中国海外利益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国际金融、资源能源进口、国际制度能力等相关论述中。总体而言，将中国海外利益作为分析核心的文献非常有限，缺乏定量评估，整体战略设计亦极少著述。
中国海外利益研究文献评述
国内关于海外利益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很多，目前对海外利益的研究大都是以评论文章或学术文章的形式出现。
国内学术界目前对于海外利益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通过整理可以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海外利益是国家利益突破国土界限而形成的，是境外的国家利益，区分为海外政治利益、海外经济利益、海外安全利益和海外文化利益等；另一种观点认为，海外利益不同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仅仅是国家层面的利益，而海外利益包括非国家行为体所持有的局部利益，海外利益这一概念的范畴要比国家利益中的海外部分宽广。
在对海外利益以及中国海外利益进行分析时，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独特的切入点和思考方式。
陈志武在《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一文中指出：“我们以往关于英国海外扩张的历史几乎全是从其受害者的角度来讲的……今天中国也面对如何到海外拓展、到海外开发市场以及到海外找资源的问题，面对当年英国和后来美国、日本所面对的同样的挑战，因此我们有必要换个角度来看那些世界历史，要从海外贸易、跨国公司的经营的角度来研究理解他们当时是怎么做的，以及为什么那样做，这样才可能更有建设性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霸权主义为人诟病的新形势下，陈志武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面对四大问题：首先，尽可能地维护并扩展海外投资利益；第二，保护中国在海外的生命及财产安全；第三，利用好现有国际贸易秩序来保证中国企业的资源供应；第四，中国商品的国际市场拓展。
政府在思考如何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的时候，应该先明确中国海外利益的定义。门洪华与钟飞腾则在《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历程、现状与前瞻》一文中，对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历程和现状进行了一个分析，梳理了海外利益概念的嬗变历程，并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海外利益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梳理和介绍，提出了未来研究海外利益应重点关注的五大议题，构筑了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战略框架，为今后的海外利益研究指明了方向。五大议题分别为：一、国家利益观念的变革；二、英美日维护与拓展海外利益的历史经验；三、中美日海外利益结构的比较分析；四、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定量研究；五、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与拓展的战略框架。
苏长和《论中国的海外利益》一文，从国际合约的角度对中国海外利益进行了定义，阐述了海外利益当前面临的威胁以及保护的途径，并探讨了国际制度建设和国家能力建设在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中的意义。
陈伟恕的《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总体视野，文章认为，中国海外利益与国家海外利益不同，因前者包括国家层面、法人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利益之分，所以比后者具有更宽的范畴。文章还对如何处理中国海外利益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些方法建议。
此外，还有3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海外利益进行了分析。一是汪段永的《海外利益实现与保护的国家差异》，文章经过对国外官方文件、智库报告的分析，得出了不同类型国家海外利益界定的层级差异。文章指出，国家实力、国际化程度和对国际事务参与的深度和广度的级差影响着各国对自身国家利益、国际定位的认识。这类分析有助于国家准确找到自己的国际定位并确立自己的国家利益，通过实施与其国际地位相符合的手段来维护其海外利益，乃至国家利益。
二是甄炳禧的《新形势下如何保护国家海外利益――西方国家保护海外利益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一文，作者通过对美国保护海外利益所用手段及措施的研究，为中国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现实参考。
三是笔者的《中美两国海外利益对比分析及启示》，文章把海外利益区分为海外基础利益和海外战略利益，并从中美两国海外利益的结构、内容、分布以及维护手段上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对看清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与拓展的不足。
同时，在硕博毕业论文中也有3篇关注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论文。暨南大学张志的博士论文《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与拓展研究》，该文主要关注了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内容和面临的风险，同时指出海外能源利益与中国能源安全密切相关，文中提出了从油源、油路、油价三个着眼点保护和拓展中国海外能源利益。
外交学院白云的硕士论文《当代中国海外利益拓展及维护初探》，文章对当前中国海外利益的现状进行了现实评估，对建国后中国拓展及维护海外利益的历程进行了回顾与审视，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中国拓展及维护海外利益的几点战略建议。
复旦大学武丽丽的《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威胁及其保护》，文章从正反两个方面梳理了中国海外利益目前的基本情况，一方面总结概括了中国海外利益的主要内容以及发展成果；另一方面则指出了中国海外利益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
目前国内还少有对海外利益进行研究的专著，仅有一本是由汪段永、苏长和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海外利益研究年度报告（2008-2009）》。该书以2008年-2009年中国海外利益的状况为研究内容，从海外利益保护的基本界定、核心内容、多边机制和国际责任、国家形象与文化传播等方面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国外的中国海外利益研究
国外学者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关注度，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对国际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而与日俱增。学者们研究中国的视角逐步从地区、双边关系进展到全球格局层面，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关注尤其是中国海外投资的关注渐渐浮出水面。2006年以后，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海外利益的研究渐增。他们对中国经济崛起如何影响世界比较关注，对中国海外利益的研究刚刚起步，研究重心主要放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金融合作、能源资源供应、国际制度能力等方面。
在对外贸易领域，国外关心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由于中国对外投资触及了许多国家在亚非拉的既得利益，国外关注中国对外投资流向及其对东道国的影响，进而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变化作为分析核心，提出中国实行“新殖民主义”的论调；过去西方国家海外开拓的核心在于原材料供应，因此中国能源资源供应迅速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重心，他们全面讨论中国能源、资源需求如何重组世界经济关系，并在此领域杜撰了“中国”的新版本；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能力早就是西方学者的关注点，国外研究在中国参与东亚地区的制度建设上着墨颇多。
纵观目前研究的现状，国内国外对中国海外利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海外利益的概念界定，主要关注中国与海外利益相关的某个方面，事实性较强，数据性分析充分，但综合性不足，整体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
第7篇
论文摘要:人才所需掌握的东西越来越多是必然的，单一性的人才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成为同时掌握几项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已日渐成为趋势，国际贫易行业已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单纯为7创汇而经营外贫出口的初级阶段到现在的已比较优势交换一一以“双盛”为目的新阶段。
随着我国加人WTO，中国与世界市场接轨的步伐逐渐加快，国际经济与贸易业已是我国目前最具增长潜力的行业之一，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创纪录的两位数。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目光瞄向世界市场，外贸事业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直接造成了对外贸人才需求的热潮。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现今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需求问题。
1我国外贸发展的现状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进出口经历了自2008年H月以来的连续大幅下挫，到2009年3月份开始企稳回升，8月份回升趋势基本确立，11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开始增长，12月份进口和出口同比双双出现强劲增长，环比也呈现大幅增长，月度进口值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月度出口值也列历史第四高位，表明我国对外贸易在加速复苏。
2用人单位外贸人才需求情况
根据部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5年内，国内拥有外贸进出口权的企业数量将达到36万家，是现在外贸企业数量的2倍，仅按每家新增企业需要10位外贸专才，就需要180万人。而根据教育部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统计，中国每年高校类毕业生在13万人左右，即使13万人全部从事外贸工作，也只能培养出65万外贸人才，尚有100多万人才的缺口。近来，为应对危机对中国外贸的冲击，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鼓励重点外经贸企业增资扩产，扩大进出口和内销，外资企业的引进也直接导致外贸人才需求的上涨。
为了取得更有力，更实际的用人信息，笔者去了中华英才网、前程无忧等国内几大招聘网站，查询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各企事业单位对国贸专业的网上招聘要求。从查询过的公司中可以总结出几个问题:用人单位对应聘者的英语要求颇高，一般为英语六级以上水平，口语要好，表达流利。大都招聘大专毕业或高中毕业的懂国际贸易的学生，本科毕业的英语专业或国贸专业学生也在一些公司招聘考虑范围之内。招聘职位以报关员、销售业务员、租船员、外事秘书、外贸业务员、销售主管等为主，大多为国际贸易实务。在性别上，客服和秘书要求女性的较多，在销售、制单等职位上要求男性的居多。而对工作年限一般要求两年以上者为佳。不尽然的是，企业十分注重应聘者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及工作经验。
3外贸人才结构的需求预测
3.1外贸公司的业务员即外销员
外贸业务员是外贸企业中从事进出口贸易磋商、谈判、签约等工作的人员，有时可能还要兼顾运输、保险、报关、报检等业务，这类人员通常需要国际贸易及相关专业毕业，英语口语一定要相当流利，有国际贸易经验，熟悉海外市场，熟悉国际贸易整个流程，具备良好的市场开拓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从业人员参加国家外销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国家商务部和人事部联合颁发的《国际商务从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全国通用，是外经贸从业人员上岗和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必备条件。
3.2国际商务谈判人才
根据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国际商务谈判人才会是一个重要需求，主要涉及的领域有信息通讯、生物工程与医药、环境保护、新材料与新能源等专业，与市场开发领域的招商引资、海外融资、上市与开拓海外市场等活动。国际贸易的成交金额动辄数百万美元，对企业来说国际商务谈判师是外贸企业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特别是有职业证书和实际经验的国际商务谈判人才在猎头市场中往往是有价无市。
3.3各类证书持有者(单证员、跟单员、:报检员及报关员)
单证员:在国际贸易实施过程中各个环节，无一不是通过各种单据凭证来维持。因此，外贸企业对单证员的需求较大。由于单证员操作技能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外贸业务结汇的时效和成败，从业要求较高，而现如今的从业人员中，持专业证书的在10%;左右。因此，具有单证员证书者成为就业市场上的“抢手货”。此外，国际贸易单证操作技能是每个从事外贸业务工作者必备的基本功，大学生进人外贸、外资企业从事外贸工作，一般都从单证操作员做起，因此，求职前最好先考张单证员证书。
跟单员:外贸跟单员是我国商务行业继国际商务从业资格(外销员)、国际货代员、国际商务单证员职业资格培训考试后第四个岗位的培训与认证考试，是外贸行业又一热门职业。跟单员的主要工作是在企业业务流程运作过程中，以客户定单为依据，跟踪产品(服务)运作流向并督促定单落实的专业人员，是各企业开展各项业务，特别是外贸业务的基础性人才之一。
报检员:2007年，报检员开始实行全国统考，规定各地检验检疫机构颁发的现有报检员证书，将停止使用，没有参加“报检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获得“报检员证书”的人员将不再具有报检资格，不得从事报检业务。
第8篇
论文摘要:人才所需掌握的东西越来越多是必然的，单一性的人才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成为同时掌握几项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已日渐成为趋势，国际贫易行业已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单纯为7创汇而经营外贫出口的初级阶段到现在的已比较优势交换一一以“双盛”为目的新阶段。
随着我国加人WTO，中国与世界市场接轨的步伐逐渐加快，国际经济与贸易业已是我国目前最具增长潜力的行业之一，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创纪录的两位数。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目光瞄向世界市场，外贸事业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直接造成了对外贸人才需求的热潮。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现今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需求问题。
1我国外贸发展的现状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进出口经历了自2008年H月以来的连续大幅下挫，到2009年3月份开始企稳回升，8月份回升趋势基本确立，11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开始增长，12月份进口和出口同比双双出现强劲增长，环比也呈现大幅增长，月度进口值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月度出口值也列历史第四高位，表明我国对外贸易在加速复苏。
2用人单位外贸人才需求情况
根据部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5年内，国内拥有外贸进出口权的企业数量将达到36万家，是现在外贸企业数量的2倍，仅按每家新增企业需要10位外贸专才，就需要180万人。而根据教育部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统计，中国每年高校类毕业生在13万人左右，即使13万人全部从事外贸工作，也只能培养出65万外贸人才，尚有100多万人才的缺口。近来，为应对危机对中国外贸的冲击，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鼓励重点外经贸企业增资扩产，扩大进出口和内销，外资企业的引进也直接导致外贸人才需求的上涨。
为了取得更有力，更实际的用人信息，笔者去了中华英才网、前程无忧等国内几大招聘网站，查询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各企事业单位对国贸专业的网上招聘要求。从查询过的公司中可以总结出几个问题:用人单位对应聘者的英语要求颇高，一般为英语六级以上水平，口语要好，表达流利。大都招聘大专毕业或高中毕业的懂国际贸易的学生，本科毕业的英语专业或国贸专业学生也在一些公司招聘考虑范围之内。招聘职位以报关员、销售业务员、租船员、外事秘书、外贸业务员、销售主管等为主，大多为国际贸易实务。在性别上，客服和秘书要求女性的较多，在销售、制单等职位上要求男性的居多。而对工作年限一般要求两年以上者为佳。不尽然的是，企业十分注重应聘者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及工作经验。
3外贸人才结构的需求预测
3.1外贸公司的业务员即外销员
外贸业务员是外贸企业中从事进出口贸易磋商、谈判、签约等工作的人员，有时可能还要兼顾运输、保险、报关、报检等业务，这类人员通常需要国际贸易及相关专业毕业，英语口语一定要相当流利，有国际贸易经验，熟悉海外市场，熟悉国际贸易整个流程，具备良好的市场开拓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从业人员参加国家外销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国家商务部和人事部联合颁发的《国际商务从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全国通用，是外经贸从业人员上岗和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必备条件。
3.2国际商务谈判人才
根据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国际商务谈判人才会是一个重要需求，主要涉及的领域有信息通讯、生物工程与医药、环境保护、新材料与新能源等专业，与市场开发领域的招商引资、海外融资、上市与开拓海外市场等活动。国际贸易的成交金额动辄数百万美元，对企业来说国际商务谈判师是外贸企业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特别是有职业证书和实际经验的国际商务谈判人才在猎头市场中往往是有价无市。
3.3各类证书持有者(单证员、跟单员、:报检员及报关员)
单证员:在国际贸易实施过程中各个环节，无一不是通过各种单据凭证来维持。因此，外贸企业对单证员的需求较大。由于单证员操作技能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外贸业务结汇的时效和成败，从业要求较高，而现如今的从业人员中，持专业证书的在10%;左右。因此，具有单证员证书者成为就业市场上的“抢手货”。此外，国际贸易单证操作技能是每个从事外贸业务工作者必备的基本功，大学生进人外贸、外资企业从事外贸工作，一般都从单证操作员做起，因此，求职前最好先考张单证员证书。
跟单员:外贸跟单员是我国商务行业继国际商务从业资格(外销员)、国际货代员、国际商务单证员职业资格培训考试后第四个岗位的培训与认证考试，是外贸行业又一热门职业。跟单员的主要工作是在企业业务流程运作过程中，以客户定单为依据，跟踪产品(服务)运作流向并督促定单落实的专业人员，是各企业开展各项业务，特别是外贸业务的基础性人才之一。
报检员:2007年，报检员开始实行全国统考，规定各地检验检疫机构颁发的现有报检员证书，将停止使用，没有参加“报检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获得“报检员证书”的人员将不再具有报检资格，不得从事报检业务。
第9篇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广东得开放风气之先，借改革政策之力，其经济与社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近年来，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广东省又大力建设“文化大省”，在众多“文化工程”中，推出《岭南博士文库》，郎国华《从蛮裔到神州――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研究》即是其中的一种。若从硕士生算起，我治宋代经济史也已近30年，其间写过几本书和一些文章，因而这本专门研究宋代广东区域经济的专著勾起我的阅读欲望。
全书20余万字，除“绪论”、“结语”外，共分6章：即政区与人口、自然和农作、手工业、交通和商业、宋代中央政府对粤政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入粤流人对经济的影响。该书的研究重点，一是宋朝中央政府治理岭南的政策；二是今广东境内分区域经济重心的移动；三是海外贸易对广东经济特点的影响；四是中原移民，特别是宋代流放、谪居岭南的众多官员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等问题。（该书第18-19页）应该说，这几个问题确是影响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状况的关键问题，作者研究重点的选择是有学术眼光的。
就两宋区域经济的研究状况而言，两浙、福建、江南东西等路或因其位列先进、或因其上升迅速而备受关注，而岭南地区则“门庭冷落车马稀”，研究成果不多。原因显而易见，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所致。然而先进与落后是相对的，广东经济发展的位次虽靠后，但仍有亮点，如广东的海外贸易显然处在全国领先地位；在外贸拉动下，陶瓷、制糖等手工业亦有不小成绩。特别是近30年来广东经济发展取得骄人的成就，人们愈是希望了解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鉴于上述种种考虑，该书的确值得一读。
正因为相对而言，学界对于宋代广东经济的研究成果不算太多，因此必须花相当的苦功去搜集基础性史料，方能勾勒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大致框架来。该书作者引用古籍250多种，涵盖时段从秦汉到明清，力求扩大史料范围。作者除参考大部头的《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上百种宋人文集外，还将搜罗范围扩大到元、明、清时期，特别是从明清方志中搜出不少能够反映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此外，近年来广东各地新出土的文物和考古发现，作者亦尽可能一一亲历探访。这种艰苦、细致、扎实的史料搜集功夫，使得该书的种种立论有了实证基础。作者对学界成果的梳理，除史学著作和论文外，亦扩展到历史地理学、人类学、历史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甚至连未刊论文如曾雄生、杨文新、金强等人的论文亦囊括在内。（见该书参考文献“论文部分”）可见作者搜集史料和学术成果时的确下了一番苦功，殊为不易，值得肯定。
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宋代广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即从宋以前的“化外之地”转而“融入全国经济体系”。这个观点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即有表述，即宋代以前的岭南是“蛮荒”，宋代以后的岭南才是“神州”，此即该书书名《从蛮裔到神州》的由来。该书作者的贡献在于，通过对宋代广东政区、人口、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和外贸等方面的详尽考察，将宋代广东从“蛮裔到神州”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用史料（含前人研究成果）给落实了：即宋代广东“迎来了发展史上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阶段。告别南汉政权造成的与中原相对分割的状况后，广东重新融入了中国的整体发展格局。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加上自身特点的发挥，广东的经济在此期间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从整体上摆脱了‘蛮荒’、‘瘴疠’之地的落后面貌，开始成为神州大地。”（第322页）然而，与其他各路比较，广东经济虽呈“全面开发的趋势”，（第325页）但仍处在一个初步发展的阶段，对其发展程度不能估计过高。
这样一个历史转折不是一朝达成的。作者依据所掌握的材料，将宋代广东经济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259－264页）第一阶段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平南汉始，历太祖、太宗至真宗朝，共计27年（971-997年），这是广东经济的恢复阶段，亦是其融入全国经济体系之始。第二阶段为真、仁、英三朝（998-1067年），约70年时间，这是广东经济的平稳发展期。第三阶段从北宋神宗朝一直到南宋中期（1068-1224年），约157年，这是宋代广东的鼎盛时期，广东“化外”色彩逐步消除。第四阶段是南宋后期（1225-1279年），约55年，随着福建泉州“刺桐港”的崛起和宋末的战乱，广东经济受到打击和破坏，可以名之为“衰退”时期。
第10篇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第11篇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毕业论文范文一：论中国国际贸易中降低物流成本的途径
摘要:本文通过对美国物流成本计算方法和我国企业物流成本现状的分析，提出了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的几条路径，包括优化运输路线、提高仓库的利用率、合理控制库存水平、提高物流组织管理水平等方面。
关键词:物流 成本美国 中国途径
一、美国物流成本计算方法
美国的物流专家RobertV. Delaney先生认为，物流就是对处于运动和静止过程中的存货的管理，并据此提出，物流总成本由运输成本、存货持有成本和物流行政管理成本三部分组成，即:
物流总成本二运输成本十存货持有成本+物流行政管理成本
然而这一计算公式，是基于物流管理活动的基本功能来考虑的。它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物流成本管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运输成本包含了几种常见的运输方式所产生的成本，同时还包含了货运成本和与发货人相关的成本。与发货人相关的成本包括货主企业运输管理部门的运营费用和货物装卸费用。公路运输费用占了运输成本的大部分。
存货持有成本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仓储成本、残损、人力费用，同时也包含了存货的税费、保险费以及由于存货的过时和贬值所引起的机会成本。另一个重要的费用就是利息，它是由于存货占压的资金所产生的利息费用，其中:
利息=商业汇票贴现率x库存总金额
把库存占压的资金利息加人物流成本，这是现代物流与传统物流费用计算的最大区别，只有这样降低物流成本和加速资金周转速度才能从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
物流行政管理成本，则是按照全部物流成本的4%来计算的，即:
物流行政管理成本二(存货持有成本十运输成本)4%
这个4%的比例，则是一个经验值，大体上符合美国现在的实际情况。
二、我国物流成本现状: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损失巨大
我国的物流起步较晚。目前，物流成本管理应用的研究工作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建立专门的物流成本核算体系，缺乏规范的核算，但近几年有不少企业己在探讨和摸索，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国外咨询公司如麦肯锡、埃森哲、美世顾问等调查中国物资市场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物流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基础设施、服务模式和运作观念落后，人才短缺，成本高、效率低。发达国家的企业物流成本在销售中的比例平均占9. 5%一10%之间，而我国企业的物流成本占销售额的比例在20%-40%，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2005年全社会物流成本结构中，运输费用增速明显，占总成本的比例有所下降。当年运输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为55 %，比上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保管费用增长相对较快，比例有些上升，当年保管费用占物流总成本为 31.4%，比上年上升1.5个百分点;管理费用增速回落，占物流总成本比例保持13.5%，只比上年下降了0. 1个百分点。
三、降低物流成本的途径
(一)降低运输成本的途径。
运用线性规划模型、网络模型等数学模型，对货物的运输路线进行优化，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运输、往返运输、迁回运输，在最短行驶里程内，将货物送达目的地，充分提高运输效率。在满足客户服务需要的前提下，尽量运用运输管理系统(TMS )将小批量分次付运适当合并为较大批量一次付运。同时，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恰当的数学模型，对货物的码放方式、车载货物的品种与数量进行合理决策，最大限度地减少货物的破损率，提高运输效益。
(二)降低存货持有成本的途径。
1.提高仓库的利用率。目前，我国已有仓库面积3亿多平方米，而其空置率却达到40%。有条件的企业可以使用第三方物流、实行作业标准化、采用直接从厂家到客户的付运方式、采用较高效率的仓管系统、无纸化办公、考虑采用托盘操作或租用托盘等措施提高效率，减少存货和仓储费用。
2.合理控制库存水平。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企业必须保有一定的库存量，以降低缺货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三)降低物流行政管理成本的途径。
用供应链管理的理论武装制造业企业，提高物流组织管理水平。中国与美国物流成本的最大差距在于管理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我国为14%，美国仅3. 8%。这反映了物流组织管理水平的差距。
(四)技术方面。
采用简单、有效、费用并不高的手段与主要的客户和供应商进行信息共享;利用Internet市场，用更低的成本销售更多的库存，利用Internet来采购;与物流服务市场连接，寻找专业化、社会化的仓储与运输服务商。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毕业论文范文二：我国国际经济贸易战略和趋势的探究
摘要：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在国际经济贸易带动下，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全球经济结构也在不断演变，经济形势风云变幻，市场竞争力日益增强，对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带来了巨大冲击。当下，如何在经济大变革时代，稳扎稳打，实施好每一项经济贸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市场经济;国际经济贸易;贸易战略
2001年12月11日，我国度过了漫长的15年谈判期，终于在这一光荣的历史时刻，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而2015年7月，世界贸易组织(WTO)公布，截止到今年，对中国的15年保护期已经结束，这意味着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逆转。首先，允许金融、证券、钢铁、交通等外资企业进驻中国，而且国内所有投标项目，任何国家不得干预，也无权参与，仅允许个人财团参与。其次，去除海关关税，所有从海外进入我国的商品一律免税放行。而早在2013年10月26日，我国上海自贸区就已正式挂牌，标志着贸易自由化在我国实验成功。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项极大的利好。随着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在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当国人正憧憬在形势一片大好的蓝图中时，拥有庞大资金且技术领先的企业却转而投到发达国家门下，与此同时，我国的环境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在腹背夹击的困境下，我国如何在经济格局转变的前提下，走出适合我国国情，更为优雅的步伐，从而赶超发达国家，达到世界领先的贸易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一、我国当下的经济形势
前不久，中央出台了二胎政策，结束了我国一对父母仅可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二胎政策的核心在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据相关报道显示，截止目前，我国的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并且正以每年800万的速度递增。尤其是今年，首次出现新就业人口低于退休人口，这表明我国正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以往我国引以为傲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大量劳动力缩减，在严重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经济力量也将逐步衰退。而二胎政策的提出，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还请拭目以待。
二、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的GDP水平较之三十多年前，翻了几番。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作为农业大国，人民处于食不果腹的生活之中，大面积贫穷，就业率偏低，对外出口量少，发展滞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我国逐渐加强对外贸易，鼓励外来资本进驻我国。在此政策下，国外大批企业纷纷来我国投资办厂，解决了我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对外贸易战略提出后，我国大量商品得以出口海外，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据2011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外汇储备额已达到30446.74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个外汇储备额超过3万亿美元的国家。另外，透过对外贸易，我国在工业领域引进了国际最先进的技术，为巩固我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保障。但同时，弊端也日益凸显，市场经济环境被破坏，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正逐渐向恶性竞争演变。部分专家学者就此提出了异议，我国当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否是明智的选择?对此类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大幅度拉低了我国的贸易壁垒，因此，我国必须转变贸易战略，以应对国际贸易的冲击。
三、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新思维
我国对外贸易的传统战略思维是出口导向型贸易，即以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但就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该思维过于陈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了构成了巨大障碍。而依托市场竞争，采取相应战略调整，是目前尚可执行的有效策略之一：(1)在出口导向的基础上，重点培养国内具有竞争力的中小型企业。我国中小型企业众多，且拥有自己的科研团队和科学技术，创新意识高，创造能力强，发展势头不可小觑。政府应对以上这些中小型企业进行大力扶持，以扩大内需，提升我国经济水平。(2)实行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培养创新性人才，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学生沦为考试机器，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导致其在走入社会，在工作中缺乏竞争力。
四、结束语
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在国际经济贸易带动下，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全球经济结构也在不断演变，经济形势风云变幻，市场竞争力日益增强，对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带来了巨大冲击。以上，笔者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贸易战略做出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战略调整方案，以此希望我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早日成为国际市场中一面鲜艳的旗帜。
参考文献：
[1]袁青峰,张江涛.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选择[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2(01)：835-836.
[2]殷越男.金融危机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思考[J].国际商务研究,2009,05(05):741-742.
第12篇
论文关键词:对外贸易,贸易促进,贸易促进体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加入WTO之后,国内企业获得了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在世界市场上,中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并非贸易强国。我国对外贸易现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总额上来看。
进出口贸易总额逐年增大,由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到,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从1986年的2580.4亿元增长到2004年95539.1亿元,而2005年更是突破了100000亿元大关,达到了116921.8亿元,而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123.3%。
(2)从产品结构来看。
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工业附加值不高。虽然去年来有所变化,但根本结构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因为中国的优势还是在廉价的劳动力。仅从数量上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虽然像以前那种以纺织服装为主的格局已经开始变化,但是这样的变化还是没有改变中国出口产品劳动密集型的特征。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只有建立既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又符合我国国情的贸易促进体系,才能保证我国对外贸易持续稳定的发展。
(一)明确贸易促进机构的职能定位和分工
构建新型贸易促进体系的关键在于理顺各类贸易促进机构的运行机制。根据不同主体赋予不同的职能和权责,真正形成相互沟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研究发现,发达国家一般只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立贸易管理的政府部门,在地方政府层面,一般只有贸易促进机构贸易促进体系,而无管理机构。
(二)完善贸易促进[1]的外部环境
1、继续推进优化发展环境工作,降低企业的出易成本。市政府各职能部门应积极配合,加强协作,本着有利于首都经济发展的原则,认真执行国家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研究出台相关政策,营造良好的商务氛围。
2、加强海关、商检、税务、外汇管理、银行、保险等部门的协调,提高贸易的便利化程度。商务主管部门应主动与这些部门协调,降低有关收费,提高办事效率。加强与银行、保险等有关金融机构的协调,充分利用出口信用保险手段,保障企业出口权益,提高出口竞争力,为企业融资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
3、提供法律服务,支持企业开展反倾销反补贴应诉。我国是世界出口大国,同时也是遭受反倾销诉讼调查最多的国家,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受害者。由于我国在加入WTO的谈判中接受了15年的非市场经济和12年的特殊保障措施条款,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可能遇到更多的不公平对待。有关部门应充分重视反倾销应诉工作,扩大反倾销应诉资助资金规模,发挥各地WTO事务中心等专门机构的作用,与海外律师事务所加强联系,对反倾销应诉工作进行组织与指导,充分发挥各商会的组织协调[2]作用,加大支持力度,提高抗辩能力,争取有利结果。
4、定期组织相关企业进行培训。行业协会应定期举办贸易实务培训和与国外经贸机构的交流活动,分析国内外市场形势,使企业及时了解各国市场准入规则、技术壁垒、环保指标、行业标准等方面的信息;以“孵化器”的形式对中小企业进行出口业务指导,由专家实际指导受训人员操作进出口业务免费论文。
(三)创新贸易促进方式和手段
创新贸易促进方式的着力点要通过提供完备的公共信息服务,创造直接的交流机会,加大对国际市场的宣传力度。
1、建立完备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参照国际成功经验,尽快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化运作,运用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政府部门、社会中介组织及企业共同参与的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
提供国际市场信息。对重点行业、地区设立专家小组,协助企业对相关国外市场进行调研,为企业出谋划策;组织联合国等大型国际组织来华采购,举办有针对性的采购说明会和网上专栏,让更多的企业了解采购程序和招标信息。
2、加大交流合作,创造直接的产品[3]出口机会。商务主管部门每年年初要研究制定开拓国际市场的工作计划,组织形式多样的国际市场推广和介绍活动。
一方面要“引进来”,如针对目前大型商业性跨国公司急于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以开放市场为条件,加强与国际着名跨国公司的联络,了解他们的需求动态,及时邀请负责采购的买家来华,组织相关企业做好准备贸易促进体系,从而实现内贸带动外贸发展,促进产品出口。
另一方面要“走出去”,如组织企业参与境外的各类国际专业展会和境内的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对于“结伴参展”的中小企业给予适当的鼓励;组织专业贸易小组到重点开拓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市场考察和产品推广;结合国内国际贸易形势,适时组织企业代表团出访,搞好双边或多边的经贸关系。
3、加大贸易环境和出口产品的宣传力度。在每年的对外宣传计划中列入对外贸易宣传内容,加强外经贸发展的总体性宣传,整体推介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制造业能力。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出口和寻找经济技术合作伙伴。
(四)调整财政性贸易促进支持方向
1、整合发挥外经贸发展资金的使用效率。
扩大现已设立的外经贸发展基金规模,根据业务发展的具体需要统筹支出。设立科技兴贸专项资金、境外投资贸易工作机构运作专项资金等用于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境外投资贸易工作机构运作[4]等方面。
2、调整财政支持方向,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水平。
一个地区的生产能力决定其出口能力,因此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水平是做好贸易促进工作的基础。鉴于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总体上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外贸出口需要尽快实现从量的扩张转变到质的增长上,因此应该引导出口企业实施战略转型,由低价竞销策略向高附加值为主的技术创新、品牌推广相结合的新战略转变,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品牌价值,从而在根本上提高我国产品的出口价格和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转变出口的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增长。
3、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
第13篇
[关键词]宋代 福建海商 崛起 地理因素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繁荣的时代，海外贸易的空前活跃是其时代特征之一，被誉为“与元代并处于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历史曲线的最高段”①，更为海外学者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②。居于东南沿海的福建，作为海洋中国的巨镇，在宋代海外贸易版图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福建海商在两宋时期已崛起为国内沿海商人的代表，在国内区域间贸易、与海外诸国远洋贩易中具有重要影响，这已为宋人所认可，也为现代学者的不断深入研究所确证。有关宋代福建海商的研究，专论者有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宋代福建商人的活动及其社会经济背景》③，而大多论者是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述，其中有台湾学者李东华的《九世纪——十五世纪初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④、香港学者苏基朗的《中国经济史的空间与制度：宋元闽南个案的启示》⑤、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⑥、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⑦、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⑧。尚有众多论著所及，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介绍。上述论著有关福建海商崛起的探讨，主要侧重点是从福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在地理交通因素方面虽然有所涉及，但专题进行具体深入研究尚为不足。本文拟以上述论著为基础，就地理交通因素在宋代福建海商崛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做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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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②马润潮：《宋代的商业和城市》(1972年美国阿支郎大学博士论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第3页。
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39—48页，文中提到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森克己、和田久德氏等对此均有所研究，可惜未能拜读。
④(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
⑤《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35—43页，文中介绍其论著《刺桐梦华录》的相关论述。
⑥《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第71—79页。
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一 陆路交通条件的改善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区域内山岭叠嶂，溪流纵横，河谷与盆地交错分布，素有“东南山国”之称。正缘于福建山多，武夷山横亘于西，仙霞岭阻碍于北，造成了福建与内地交通的隔阂，天然地形成了面向海之封闭地形。陆上交通，无论是区域内，还是与中原各地都十分不便，突显了海路交通在福建历史上的地位。因此，福建人民走出大陆，交通四海是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山海经》里即载有三千年前的商周时代中原人民就有“闽在海中”的说法，这为福建发展海上交通联系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条件。但是，福建海上交通的发展却是与区域内外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交通技术条件的改善分不开的。
僻处东南一隅的福建，与中原相距甚远，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出现后，始与中原有所接触。但由于地形之阻隔，福建与赣、浙交通之不便，虽于秦汉有郡县设置，开发却极为缓慢，到三国孙权立国江东以后，才有进一步的发展。隋唐之际，国家重新完成了统一，福建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唐中叶以来，中原动荡，北人南来，福建区域的社会经济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从大历四年(769年)至咸通五年(864年)，福建区域就增设了九场三镇，即大同、桃源(又名桃林)、武德、感德、归德、小溪、梅溪、武平、上杭九场，永贞、黄连、归化三镇①，以上场镇大多分布于内陆山区。五代时期，王氏治闽，闽中山区更是“草莱尽辟”，“至数千里无旷土”②，许多地区已发展到相当程度而设县，唐之永贞、黄连、归化三镇及大同、桃林、武德、归德、感德、小溪、梅溪七场相继在这一时期升为罗源、建宁、泰宁、同安、永春、长泰、德化、宁德、安溪、永泰十县③。至两宋时期，福建社会经济迎来了繁荣时期，由沿海地区到内陆地区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北宋初期，又增设惠安、崇安、光泽、瓯宁、政和、上杭、武平、清流八县④。众所周知，福建广大内陆地区都是位于山区丘陵地带，交通不便，社会经济较沿海地区普遍落后。而内陆地区因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设县，既说明了中央对地方具体管辖范围的扩大，也体现了福建区域内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交通往来的改善。
交通正如经济的动脉一样，修路建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经济发达的产物。福建区域内山岭纵横，河流交错，历史上有着“闽道更比蜀道难”的说法，疏通河道，尤其是修建桥梁至关重要。因此，真正标志着福建区域内交通联系的改善则体现在宋代福建桥梁的建设上。据统计，宋代福建建成桥梁大小共有646座⑤，有着“闽中桥梁甲天下”之盛誉。区域内社会经济和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泉州，在桥梁建设上最具代表性。“泉自宋盐场多于他郡，而番舶于此置司，故其郡独富，余力及于桥道……”⑥，故桥梁建设最盛。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五县历代建桥共275座，标明宋代修建的有106座，总长度达万丈以上(约五六十里)，其中绍兴年间(1131—1162年)达到高峰，仅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就修建了25座⑦。因此，泉州社会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桥梁建设，而桥梁建设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泉州乃至福建商品经济和对外交通的发展。如：洛阳桥“当惠安属邑与莆田、三山(福州)、京国孔道”，往来其上，“肩毂相踵”；安平桥处安海与水头之间，这里“方舟而济者日以千计”，建成后，“舆马安行商旅通”；顺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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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尔准、陈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续修。
②《王审知德政碑》(天事占三年，立于闽县)，三王文物史迹修复委员会编：《闽国史汇》，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8—371页。
③孙尔准、陈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续修。
④孙尔准、陈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续修，另参考《宋会要辑稿》方域七之一一。
⑤福建公路局编辑组编：《福建公路史》，福建科技出版社，1987年，第一册第36页。
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福建六》，四部丛刊本。
⑦乾隆《泉州府志》卷10《桥渡》，民国十三年补刻本，参考李意标、黄国汤：《南宋泉州桥梁建筑》，《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5年第3期，第68—72页。
则是“下通两粤，上达江浙”，“维桥之东，海舶所凑”①；石笋桥更是“南通百粤北三吴，担负舆肩走騋牝”②，经济流通得到大大的改善。
其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两宋时期的福建，无论是区域内，还是与周边区域，经济往来日益密切，交通联系也日益发展。唐时，福建与周边区域的交通联系仍十分不便。据《淳熙三山志》载，“西路旧无车道抵中国，缘江乘舟，戛荡而溯，凡四百六十二里，始接邮道”，元和年间(806—820年)，“观察使陆庶，为州二年，而江吏籍沦溺者百数，乃铲峰湮谷，停舟续流，跨木引绳，抵延平富沙，以通京师”④，开辟了陆路驿道。此后，黄巢入闽，“由浙东欲趋福建，以无舟船，乃开山洞五百里，由陆趋建州”⑤，开通了福建著名的出省通道仙霞岭路，福建的陆上交通才得以改善，与周边区域的联系得到了加强。除仙霞岭路外，还有出闽北杉关、分水关至江西境内两条通道。宋代，随着闽西北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开发，福建与周边区域的交通条件也日益改善。据乾隆《光泽县志》载，光泽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设县，县西经杉关通江西南城、黎川两县，县北云际关通江西铅山，县西北铁牛关通江西资溪。雍正《崇安县志》载，崇安于淳化五年(994年)设县，县北分水关通江西铅山，县西桐木关经江西烟埠亦通铅山。康熙《武平县志》载，武平于淳化五年(994年)设县，县西湖界隘(今筠门岭)通江西会昌，县南悬绳隘通广东平远，县南大坝水道通广东蕉岭⑥。以上所举光泽、崇安、武平三县，都是北宋初年增设的县治，即可说明闽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福建与周边路份的交通条件。再辅以宋达的驿传制度，福建陆上交通较前代已有了很大的改善。
二 海路交通技术的发展
陆路交通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在海路交通方面，宋代航海技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我国造船航海历史悠久，福建地区自古即有制造海船的传统。当时，“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⑦。《太平寰宇记》更是将“海舶”列为泉福二州土产之一，素有“海舟以福建船为上”⑧之称。宋人有关海船的描述是：“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缵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⑨(一料即一石，五千料相当于三百吨左右)。福建海船的形状是“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丫乌船”⑩。《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描写更为详尽：“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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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泉州府志》卷10《桥渡》，民国十三年补刻本。
②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19《石笋诗》，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③福建公路局编辑组编：《福建公路史》，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一册第16页。
④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5《驿铺》，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⑤《旧唐书》卷197下《僖宗记》。
⑥福建公路局编辑组编：《福建公路史》，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一册第12—13页。
⑦《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三七。
⑧吕颐浩：《忠穆集》卷2《论舟楫之利》，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⑨吴自牧：《梦粱录》卷12《江海船艦》，《丛书集成初编》本。
⑩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挽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为三处，前一仓不安艎板，唯于底安灶与水柜，正当两樯之间也。……船首两颊柱，中有车辆，上绾绳索，其大如椽，长五百尺，下垂叮石，石两旁夹以二木钩……遇行则卷其轮而收之。后有正柂，大小二等，随水浅深更易。当桥之后，从上插下二棹，谓之三副柂，唯入洋则用之。……每舟十舻……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①在1973年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即是此种类型。相较于广东、两浙海船，福建海船更适合于深海远洋航行，故有“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②。因此，宋代“旧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两浙顾募客舟”④，甚至“金人所造战船，系是福建人，北人谓之倪蛮子等三人指教打造”④。
宋代航海技术最大的进步则要数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在此之前，航海“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⑥，这不利于全天候航海，更不能进行深海远洋航行，指南针的运用正弥补了这一不足，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载，“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⑦。“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⑧。指南针成为全天侯的导航仪器，“舟船往来，唯以指南针为则”⑨。指南针的运用是航海技术上的一次革命性变化，使得海商能够充分利用既有的航海知识，拓展海外贸易，更使处于特殊地理位置的福建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国沿海有极规律的季风，冬季吹东北风，夏季则吹反向之西南风。指南针的运用就为已掌握季风规律的海商，提供了精确的方向指示器，观风向变化，调整帆篷方向以顺风势航行。去高丽、日本即乘夏季西南季风，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所说，“舟行皆乘夏后南风”，“去日以南风，归日以西风”，回航则乘东北信风；去东南亚一带则是冬汛北风发舶，夏汛南风回舶。李东华先生认为：泉州(福建)位于我国海岸线之转折处，遂可兼营两地之贸易，冬季一方面有华商、蕃商往南海贸易，一方面有赴东北亚贸易者返来；夏季一方面有南海商客入港，一方面又有赴东北亚者出海，一年中几无淡季可言⑩。这在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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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客舟》，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②吕颐浩：《忠穆集》卷2《论舟楫之利》，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③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客舟》，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30，绍兴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壬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涵度本。
⑤李东华：《九世纪——十五世纪初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07页。
⑥朱或：《萍洲可谈》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⑦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半洋焦》，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⑧吴自牧：《梦梁录》卷12《江海船艋》，《丛书集成初编》本。
⑨赵汝适：《诸蕃志校注》卷下《海南》，中华书局，1956年。
⑩李东华：《九世纪——十五世纪初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10—111页。
祈风石刻和文献记载中有关泉州一年祈风两次，而广州仅言于五月祈“回舶风”①即可得到印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泉州港既经营与高丽、日本的贸易，又可发展同南洋的往来，而广州专营南洋，明州专营高丽、日本。因此，有着特殊的区位优势，加上当时所具备的航海技术条件，福建海商在拓展海外贸易中相较于其他区域而言，无疑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
转贴于 三 区域港口地位的上升
陆路交通条件的改善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使福建与周边区域、与海外国家的经济联系得到了加强，而宋代福建区域内港口地位的提升则为福建海商之崛起提供了平台。
福建负山面海，沿海港湾众多。隋唐以来，福建海外贸易兴起，已成为外商来贩的重要地区，故有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②五代王氏治闽，“招徕海中蛮夷商贾”，在黄歧半岛开辟了甘棠港作为福州的外港③，遂使福州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泉州港在对外贸易史上的地位则更为重要，公元9世纪中叶，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一书中，就将其列为唐代四大贸易港之一。王闽时代，“招宝侍郎”王延彬知泉州，泉州港更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以至北宋初年泉州港虽未有市舶司之设置，却仍在对外贸易中享有很大的影响地位。《宋会要辑稿》载，“太平兴国初，京师置榷易院，乃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交易”④。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闰十二月“诏，闻在京及诸州府人民或少药物食用，今以下项香药止禁榷广南、漳泉等州舶船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乱法条”⑤。随着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内外交通条件的改善，泉州港对外联系越来越广泛。如前所述，“福建专擅交通高丽”，在海外贸易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元丰五年(1082年)二月，勃泥(今加里曼丹)王“复遣使贡方物，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从之”⑥。因此，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已迫在眉睫。熙宁五年(1072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⑦。元祜二年(1087年)，北宋政府“诏泉州增置市舶司”⑧。
泉州市舶司的设置，确立了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并进一步促进了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的泉州“土疆差广，齿笈至繁。……厘肄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⑨，“驿道四通，海商辐辏。夷夏杂处，权豪比居”⑩，素号“乐土”，“珍奇毕集，近联七邑百万家；生聚实蕃，远控重溟数十国”⑾。时至南宋，“泉距京城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近接三吴，远连两广，万骑貔貅，千艘犀象”⑿，泉州港的地位稳步上升，逐渐超越两浙，并有凌驾于广州之上之趋势。从宋室南渡前二年(宣和七年，1125年)赐予三路市舶司的度牒数目，即可反应此种趋势。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十八日，诏，降给空名度牒，广南、福建路各五百道，两浙路三百道，付逐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钱，仍每月具博贸并抽解到数目，申尚书省”⒀。
宋室南渡进一步抬升了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终使泉州凌驾于其他海外贸易港之上，成为海外交通贸易之枢纽，由此与福建海商之崛起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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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彧：《萍洲可谈》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②《全唐文》卷75《太和八年疾愈德音》。
③《王审知德政碑》(天祐三年，立于闽县)，三王文物史迹修复委员会编：《闽国史汇》，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8—371页。
④《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⑤《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⑥《宋史》卷489《勃泥国》。
⑦《宋史》卷186《食货志》。
⑧《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八。
⑨郑侠：《西塘集》卷7《代太守谢泉州到任》，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⑩郑侠：《西塘集》卷8《代谢仆射相公》，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⑾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9《上元设醮青词》，四部丛刊本。
⑿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泉州》，中华书局影印文选楼影宋抄本。
⒀《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十一。
宋室南渡后，定都于杭州，明州离行在太近，宋廷患有不利，加上两浙舶司收入时已无多，促成两浙路舶司之永久罢废。“初，高丽入使，明、越州困于供给……我使之行每乘二神舟，费亦不赀。昔苏轼言于先朝，谓高丽入贡有五害，以此也。惟是国于吴会，事异东都，昔高丽入使率由登、莱，山河之限甚远，今直趋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水耳”①。《宋会要辑稿》亦载：乾道二年，“诏罢两浙路提举市舶司……今福建、广南路，皆有市舶司，物质浩瀚，置官提举，试所当宜，惟是两浙路置官，委是冗蠹，乞赐罢废，故有是命”②。其后，又先后罢杭州市舶务(绍熙元年，1190年)，温州、秀州、江阴军之市舶务(庆元元年，1195年)，仅留明州市舶务。而且，宋室南渡后，泉州距行在更近。当时，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相较于广州更为便捷，故当时宋廷规定由泉至杭与由广至杭的时间颇有不同，淳熙二年(1175年)二月二十七日户部“欲令福建、广南路市舶司，粗细货物并以五万斤为一全纲，福建限三月程，广南限六月程到行在”③。因此，正是宋室南迁，国家中心转移至东南沿海，形成朱熹所言“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下之中”之形势，使得泉州超越两浙、凌驾广州，居于海外交通枢纽的地位。《舆地纪胜》即载：“况今闽粤莫盛于泉州，外宗分建于维城，异国悉归于元市。”④《梦梁录》则载，两浙海商“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放洋”，又“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⑤。南宋泉州港已成为海商进行海外贸易的主要门户。
综上所述，在境内外交通条件改善、经济联系加强和航海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福建海商依托渐居于海外交通枢纽地位的泉州港，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海商而言，自然居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再加上宋代福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福建海商具备了崛起为与“外商海贾”相提并论的国内沿海商人代表之有利条件。因此，宋代以来，所谓的“闽商、闽贾、闽船”的足迹所及，屡见于时人文献，福建海商必然为今人所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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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487《高丽传》。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八。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一。
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泉州》，中华书局影印文选楼影宋抄本。
⑤吴自牧：《梦梁录》卷12《江海船艦》，《丛书集成初编》本。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of the Rising
of Marine Merchants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Song Dynasty
第14篇
论文摘要：贸易融资是中小企业 发展 外贸业务的重要融资渠道，但是贸易融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小企业外贸业务发展。当前， 金融 机构对中小企业贸易融资额度过低、操作手续繁杂；企业缺乏专业人员、社会信用评价机制不完善是我国中小企业贸易融资难的主要原因。因此，完善信用评价和担保机制、提高专业人员素质、改革银行工作规范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贸易融资难的工作重点。
近年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迅猛，其对国民 经济 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据海关统计， 2007年我国中小企业进出口总额达到2243.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7%，占当年进出口总额的15.78%，中小企业已成为我国外贸领域一支重要的力量。但由于中小企业起步晚，自有资金积累少，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贸易融资由于与实物贸易紧密关联，无疑在是中小企业获得融资的一条便捷渠道，但我国中小企业在贸易融资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
一、中小企业贸易融资存在的问题
1．外贸企业员工专业素质有待提高
我国中小企业多以内销业务起家，随着实力的增加和我国外贸政策的改变，逐步参与进出口业务。因此，我国中小企业普遍缺乏专业的外销人员和精通外贸知识的管理者。而世界贸易的开展内容和形式迅速扩展，贸易融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简单、传统的结算与融资的结合，发展到多种融资手段的复杂结合，这对企业的业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贸业务人员不仅要选择恰当的贸易术语，还要运用贸易融资来规避交易风险，并且灵活运用融资手段吸引住客户，建立长期的贸易关系。由于对银行进口贸易融资手段了解较少，在银行产品不断更新、新的贸易融资品种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大多数中小企业不能很好地结合本企业实际选择适合本企业特点的业务产品。再加上企业和银行的沟通交流不够、信息不对称，从而使企业对各种贸易融资产品不能灵活的运用，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而且容易丧失商机，最终影响企业的发展。
2．银行对中小企业贸易融资额度过低
我国各商业银行的贸易融资额度远远低于一般信贷额度，难以满足各外贸企业的融资需求。而且商业银行倾向于向信誉良好的大型国有企业融资，而不是向中小外贸企业进行融资。我国政策性银行则往往由于承担了资金用量大的外贸任务，无暇顾及中小企业。如
二、解决中小 企业 贸易融资难的对策
1．我国应尽快完善信用评价和融资担保机制
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一直致力于解决我国中小企业信用不透明的问题。如：完善和修订《对外贸易企业信用评级标准及实施办法》；开展中小外贸企业信用评级活动；完善中小外贸企业信用数据库，面推行对外贸易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的公开化等。目前，我国的社会信用评价机制有了很大 发展 ，使 金融 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额度有了一定核定依据，但总体说来我国信用评价机制尚有很大欠缺，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对企业信用信息的需求。因此，我国还需尽快完善信用评价机制和信息流通机制，以保障中小企业的融资和经营行为的顺利开展。
中小企业贸易融资的特点是时间紧、频率高、数量少、管理成本高、风险相对较高，为有效防范金融机构由此产生的信贷风险，我国还要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制，把最终防范信贷风险的重点放在对第二还款来源的控制上。积极筹建融资担保体系可以从制度上为银行规避金融风险，也为中小企业取得融资创造必要的条件。
2．提高企业业务人员的素质
企业要对业务人员进行相关专业、 法律 等知识的培训，使每位业务人员深刻了解贸易融资的概念、特点及实质。对贸易融资业务能过顺利、熟练的操作。同时业务人员也要强化风险意识，在平时工作中，要注意 总结 经验教训，不断积累经验，尤其要熟练的掌握国际贸易知识和运输保险业务，密切注意国际市场动态，了解掌握商品的行情变化，培养对国际贸易市场敏锐的洞察力，增强识别潜在风险的能力。企业要不断充实员工，吸取新鲜的血液，但要重视新员工的招聘和选拔，选择一批年富力强、充满活力的栋梁之材，依靠他们学习的先进知识和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为企业服务。
3．银行要改革业务流程，开拓国际贸易融资业务范围
银行在保证融资安全的前提下，针对中小企业的现状和贸易融资业务的特点，应该简化融资操作手续，减轻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负担，进而提高企业申请贸易融资的积极性。如民生银行实行授信项下核准制流程，在核定授信方案时明确授信使用条件和管理要求，单笔业务不再履行信贷审批程序，由贸易融资部进行技术审查并对授信条件核准后直接办理，减少二次审批、部门交叉审批，提高业务效率，方便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申请；民生银行还组建了全国或区域性单证中心，运用影像工作流等技术，将各分支机构的单证进行集中处理，实现标准化操作和专业化管理，提高审单质量和效率，这就为中小企业采用信用证项下的融资方式提供了技术支持。
银行也可根据客户的融资需求与业务流程的特点，在传统的国际结算业务基础上，根据对国际市场的分析，不断发展和开发新的贸易融资业务。例如，银行积极开展票据融资、结构性贸易融资、融资租赁等融资方式，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各种融资产品组合。银行也应根据客户的不同需要量体裁衣，提供相应的配套衍生工具。目前，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很多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外贸企业的出口量大幅下降，还有很多中小企业的海外欠款急剧增加。这就更需要各银行能够根据贸易环境进行金融工具创新、拓展业务范围，以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强其交易收款安全性，帮助我国企业顺利度过这次金融危机。
第15篇
论文摘要：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的外贸企业也遭受到一定的冲击，企业的倒闭带来大量的失业率，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增加毕业生的竞争能力值得思考，本文就从适应就业的角度，谈谈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方法。
1 金融危机下的外贸现状
08年9月份随着华盛顿互惠银行的破产，一场次贷危机迅速在美国蔓延开来，并且演变成金融危机更大范围的席卷到全球。根据国家发改委外贸形势分析报告指出，08年l1月份，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均为负值。由于外贸企业的订单量大幅度减少，而国内生产成本不断增加，导致外贸企业资金周转不灵，无奈之下中小外贸企业破产，特别是广州地区，08年底数以千计的中小外贸企业倒闭。一时之间，外贸行业的失业人数迅速扩大，失业率快速增加。
2 国际贸易专业就业情况
据第三方调查公司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数据提供方“麦可思公司”日前报告，对毕业生失业人数连续3年居高的专业亮起了“红牌”，并建议政府和高校应对这些专业进行减招。在亮起“红牌”的l1个专业中，就有目前报考较热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
一方面是数量庞大具有工作经验的外贸失业人员。另一方面，近几年如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因被称为“具有普适性”的专业受国内高校的热捧，几乎偏文类和综合类院校都开设了相关专业。就江苏省内开设该专业的普通万人高校而言，每年的毕业生人数都在200～400人。因此，报考火热的“光环”下，该专业却潜伏着巨大的供过于求的危机，使得就业压力不断增加。
3 现有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方式
目前，很多院校开设国际贸易专业时，认识到教学过程中国际贸易实务的实践课程是贯穿本专业的核心，因此更注重对实践教学的完善，其教学方式如下。
3．1案例教学
在授课过程中照本宣科、注重书本是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诠释不了整个进出口的流程及步骤。因此，在教学方式上采取收集案例并整合成册，对应书本中的不同章节讲解，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增添教学效果。但是案例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与不断跟新的外贸实践存在一定的差距，缺乏时效性。
3．2手工操作
为了能够加强学生对整个流程的熟悉程度，通过一个或多个进出口案例，让学生自己动手填写，制定进出口经营计划、查找谈判资料、计算进出口成本和利润、磋商合同的条款、缮制各个环节中所需外贸单据。这种教学方式让学生对外贸流程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在早期硬件设施匮乏的情况下被广泛运用，已不太适应经济快速发展及教学资源不断充实的现代教学，成为教学过程中的辅助方式。
3．3仿真实训
为了适应现代教学很多院校购买了国际贸易实践操作的教学软件，建立仿真实训室，让学生在机房里通过校内局域网，扮演外贸中的不同角色来进行操作。这种教学手段，可以让学生全面掌握进出口流程的所有步骤，及其所涉及的当事人、各个环节的必要单据等，还能直接了解不的国家、港口的税费等。因此，仿真实训已经成为各个院校热衷的教学方式，其真实性、灵活性、可操作性受到教师和学生的认可。
3．4校企合作
要让学生更好的接触贸易的方法还是与企业合作，直接进入企业的外贸部门实践，从而了解各国最新的外贸政策、国际惯例的运用、各国的商业习惯、具体交易的磋商、外贸纠纷的解决等。跟实际接轨后，学生更直观的去体验外贸操作的各个环节，同时也能够让其了解学习过程中的不足，有利于他及时调整学习的放向。因此，此种教学手段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实践教学中种新兴的教学方式。
4 国际贸易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方式
如今受经济环境的影响，外贸毕业生的就业不容乐观，要让学生更具有竞争优势，较快的胜任岗位，得从教学改革上人手。
4．1教学方式交替进行，加强专业的训练
上海外服近期公布，对l0家高校l175名学生和11大类246家外企(60％以上为世界500强)进行的调查显示，有61．7％的企业一定要招专业对口的应届毕生，金融、咨询、贸易、会计师、If、制等行业对专业对口尤其看重。说明企业对“专业”的要求仍然是第一要素。就外贸而言，这源于交易涉及面太广、流程复杂、风险较大、单据制作要求严格等。如果没有专业化的训练很难胜任本专业岗位要求，那么，教学改革过程中就不能放松对专业培养的训练，继续保持现有的教学方式，利用“仿真实训”肢“校企合作”的交替进行(在此不再赘述)，加强学生对专业的掌握。
4．2开设外语谈判课程，提升外语要求
目前，很多院校在国际贸易实践教学过程中忽略了对外语的要求。特别是高职院校，因为考虑到学生的外语基础较弱，所以培养重点放在相关资格证书的要求上，但实际通过率较低。国际贸易实践中，从“业务洽谈”到“确定合同”再到“合同履行”外语一直贯穿其中。所以在教学上要突破对外语的要求，在国际贸易实践课程中让学生自己设计案例，专门开设外语谈判课程，并加大此部分的授课课时，让学生掌握外贸谈判过程的同时训练英语口语的表达。通过这样的训练可以让学生在就业时能够更快更好的上手外贸业务，缩短外贸企业对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培养周期。
4．3实践课程增设考查内容。加强训练学生的综合素质
如果说专业知识和外语作是外贸人才的必备技能的话，那么同时具有综合素质的应届人学生会更加受到企业的青睐。智成人才人力资源专家称，企业招人往往要求与其企业文化和重点关注的东西有密切关系，包括以下几方面：(1)忠诚度，(2)团队的协作精神；(3)60新精神；(4)对企业文化的认可程度；(5)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协调能力；(6)求知态度和学习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注入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也是关键，这种培养可以在国际贸易仿真实训时体现出来。将学生按角色分成小组，在整个操作流程中考核学生的团队协作，沟通能力，创新精神等，并制定相关考核方法。考核不是最终目的，主要还是通过这种教学方式让学生重视起综合素质的提高。如果做到这些，企业会更加乐意接受全面发展的应届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