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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次贷危机;经济图景;贷款信用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与原因
我们知道,美国经济的70%依靠私人消费,而且相当比例是负债消费。在那里,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等,贷款现象几乎无处不在。在过去几年,为刺激房贷,贷款公司提供了优惠利率、零首付(历史上标准的房贷首付额度是20%)、甚至头年不付利息等优惠措施,使一向自信的美国市民包括那些低收入人群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贷款买房。贷款公司取得了惊人的业绩。为分散风险,他们找到知名投行,推出了CDO(债务抵押债券),让购买债券的持有人来分担房屋贷款的风险。在有利可图的低利率环境下,低风险的高级CDO很快卖了个满堂彩。对冲基金在全球利率最低的银行借钱后大举买入风险较高的普通CDO(普通CDO利率可能达到12%),仅利差就赚了个盆满钵满。同时,对冲基金还把手里的CDO债券抵押给银行,换得数倍的贷款,追着买投行的普通CDO。投行再把CDO投保创造出CDS(信用违约交换)以降低风险。CDS也卖火了。投行在CDS基础上又创造一个CDS基金(“三毛”基金),把先前赚到的一笔作为基金,放大数倍(例如10倍)地首发。这时,人们认为,买入1元基金,亏到0.90元都不会亏自己的钱,赚了却每分钱都是自己的!“三毛”卖疯了。于是,各种养老基金、教育基金、理财产品甚至许多其他国家的银行也纷纷买入。由于这批产品在OTC市场交易,法律上也未规定需要向监管者报告,无人知晓它们究竟卖了多大规模,这样就形成了2001年末以来,从贷款买房者到贷款公司、各大投行、各个银行、对冲基金,人人都赚的情形。美国房地产一路飙升,根本没有出现还不起房款的事情。
与之相伴的是,美国的利率不断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同时,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这使那些收入根本不高的购房者还贷负担大为加重。房价下跌也使得他们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于是又出现了2006年底普通民众无法偿还贷款,贷款公司倒闭,对冲基金大幅亏损,继而保险公司和银行相继巨额亏损报告,各大投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民众普遍亏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纵观次贷危机的产生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由松变紧的政策调控环境是次贷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从2001年初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开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经历13次降低利率之后,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仅1%,达到过去4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期,30年固定按揭房贷利率从2000年底的8.1%降到2003年的5.8%,一年可调息按揭贷款利率从2001年底的7.0%下降到2003年的3.8%,这使得浮动利率贷款和只支付利息贷款这类创新产品滋生并占总按揭贷款的比例迅速上升。市场的火暴使富人们更加放肆地挥霍,穷人们看到自己的房子每天都在升值也开始购买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从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两年时间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17次提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升到5.25%。利率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而且,自2007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住房市场开始大幅降温。随着住房价格下跌,购房者难以将房屋出售或者通过抵押获得融资。受此影响,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开始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银行等贷款提供商降低贷款信用门槛是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国“经济学简报”网站编辑罗伯特·瓦拉赫在形容次贷危机爆发根源时这样说:“只要你还喘气儿,银行和抵押贷款公司就敢想方设法借给你钱。信用不好?没问题!无力偿还月供?也没问题!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无须证明文件就可抵押贷款的时代。”即使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形势下,为防止吓退次贷借款人,华尔街变本加厉疯狂放贷,甚至仅依据借款者自己填报的虚假收入就可放贷,次贷款额还可以大于总房价。降低放贷门槛,必然导致回收资金的风险升高。
部分金融机构利用房贷过度证券化转移风险是导致危机的表象原因。在低息环境下,次级房贷衍生产品客观上的投资回报空间,不仅使放贷机构在股市上一倒手就将债权转让给其他投资者,还吸引了美国以及全球主要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投资者。被无限放大的证券化规模究竟多大可谓深不见底,使得危机爆发时影响波及全球金融系统。
二、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启示
当前,中国与美国房市降温前的经济图景存在一定相似性。我国的货币政策也与美国如出一辙。美国次贷危机无疑给国内金融业敲响了居安思危的警钟。如果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吸取教训,加强我国金融业的管理和监管,可以防止金融危机爆发,保证经济金融平稳运行。
第一,金融产品的创新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我国许多的居民希望通过投资房地产去获得财富,银行系统也曾想出各种吸引人们借贷款买房的“高招”。比如,深圳的银行推出了“双周供”,可使借贷人缩短还款期,少交利息,很受炒房户欢迎。又如“循环贷”,允许人们将商品住房抵押给银行而获得一定的贷款额度。这样,借贷人买越多的房产,就能获得越多的贷款额度,产生以房养房的现象,更受“炒房户”追捧。虽然目前尚未出现大规模的贷款违约现象,但是,不断上扬的通货膨胀率就有可能迫使央行提高利率,继而导致许多“炒房户”因交不起利息而违约。如,深圳一居民用首付购得一套房,又用这套房抵押购得第二套房首付,再租出第一套房来交付两套房每月所贷房款额。一旦银行对房贷和利率进行调整,就会产生违约,所以在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其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应高度重视房地产价格相对稳定的意义。对新兴的金融产品,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和相对应的监管和调控手段。
第二,做好国内按揭贷款巨大风险的管理。美国次贷危机的源头就在于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在市场繁荣时期放松了贷款条件,推出了前松后紧的贷款产品,给信用状况较差、没有收入证明和还款能力证明、其他负债较重的个人进行了住房按揭贷款。中国商业银行应该充分重视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要严格保证首付政策的执行,适度提高贷款首付的比率,杜绝出现零首付的现象。要采取严格的贷前信用审核,避免出现虚假按揭的现象。2007年下半年,央行与银监会了《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补充通知》。该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通过市场准入的提高,区分房地产的投资与消费,提高房地产投资者的门槛。这两个文件公布后,国内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很大变化,不少房地产市场投资者开始退出市场,快速扩张的银行信贷开始减缓。: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为统一北方与辽之间在河北地区频发战争,对当地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双方罢兵求和,从此进入和平相持时期。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河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进入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中南部地区属宋,北部地区属辽。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河北全境统一属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当于金代的河北东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辖范围。
宋辽对峙与金统一河北,对河北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与面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北此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呈现出宋的中原文化传统与辽、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独特特点。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宋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各类文物。已发现的宋代遗址约260多处,其中城址13处;辽金时期遗址约1600处,其中城址61处;另外还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遗址以城址和瓷窑址最为重要,考古发掘工作亦主要针对此两项内容开展。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500米,东西宽约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残高1~8米。城内发现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残器片,另外还发现有石雕佛像残件。位于今巨鹿县境内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12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垣遗迹已湮没于地下,文化层距今地表约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间,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盘、盆、罐、瓶等瓷器和绢画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遗址发掘的很少,遗迹主要是简单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遗物以泥质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为主,器型主要是碗、盘、罐、瓮等。
定窑、磁州窑和井陉窑遗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时期三大重要瓷窑址。定窑乃宋代著名瓷窑,其创烧于唐代,至元代渐衰落。核心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村附近,发掘出的遗迹有窑炉和瓷器作坊遗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为著名,即闻名于世的定窑白瓷,种类主要有碗、盘、碟、瓶、壶、盒和枕等,胎质细腻,釉色润泽,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等,图案以花卉和动物形象为主,有的瓷器上题款有“官”、“尚食局”、“尚药局”等,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1]。
磁州窑兴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时期北方著名的民间窑场,包括磁县观台镇和邯郸彭城镇两个窑址群,遗迹发现有窑炉、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产品以白釉器为主,次为黑釉、绿釉、黄釉器等,器型种类有碗、盘、罐、瓶、壶、枕和建筑构件等。装饰技法极为丰富,有划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装饰最具风格[2]。1989年调查新发现的井陉瓷窑遗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烧制白瓷器为主的瓷窑群,产品表现出一些独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和黄釉器[3]。
北宋墓葬的发掘以井陉柿庄墓群较为著名。共发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带墓道单室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其中尤以6号墓的“捣练图”壁画最为完整精美。该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认为应晚至元代[4]。
北宋与辽对峙存在,位于两国交界地带的河北中部地区留下了不少军事性遗迹,如永清、雄县境内的北宋地道遗址,属抗辽的军事防御设施遗迹。地道距地表约4米,洞高约1.5米,宽约1米,一般系用灰砖垒砌而成,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7厘米。洞内发现有灯龛、通气孔等设施。出土遗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残片。这些地道遗存为研究宋与辽金的战争及军事防御设施提供了资料[5]。
从北宋开始,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宋时期建筑遗存在河北有着较好的保存。正定隆兴寺是现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规划的寺院,为国内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现存有4座宋代原构木结构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与殿顶形式常见于宋画,而实物罕见,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开元寺塔,高84米,为全国古塔之最。另一处著名的宋塔是高达63.9米的景县开福寺塔,也为国内少见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广惠寺华塔,一层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单层小塔,主塔上部满饰各类壁塑,为国内佛塔罕见形式。临城普利寺塔为宋代少见的方形砖塔,塔身一级满嵌砖雕坐佛,各层斗拱形制各异,极具装饰性。刻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赵州大观圣作之碑,在国内同类遗存中形体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赵州陀罗尼经幢,幢高16余米,为国内现存形体最高大的经幢,造型华丽,雕刻精美,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净众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6]。
三、辽金考古
辽金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一带,多为内涵简单、文化层较薄的一般性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残片。发现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边长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较大型城址,城垣边长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连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续到元代。九连城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920米,东西宽760米,城垣外侧建有独特的半圆形马面,直径20米,间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区辽代墓葬发现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群的发掘收获最为卓著,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该墓群属汉人家族墓地,时代集中在辽代末年大安和天庆年间。墓葬形制多为带墓道的仿木构穹隆顶单室或双室砖室墓,墓室平面有圆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内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内容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为主,如出行、散乐、侍吏等,特别是还发现了“茶道”和“备经”等壁画新题材。随葬品除陶瓷器、铜器外,引人瞩目的还有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为骨”或“以木为骨”制成人体偶像。张文藻等人的木棺上还有用梵文和汉文墨书的佛经,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兴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兴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资料,对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金代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固安于沿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银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铭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10]。
长城在金代有着奇特的发展。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壕堑,与前代长城不同,它掘土为壕堑,掘出的土在壕内侧夯筑为墙,重要地段双壕双墙并列。墙体外侧筑望台(马面),内侧建戍堡、关城,防御体系比前代长城更为严密。金长城有主线和多条支线,河北境内的金长城属南线,位于康保、丰宁、围场境内,总长约216公里。长城由外壕、墙体、望台(马面)构成,墙体夯筑迹象不明显,坍塌严重,残高不足1米,望台间距200~300米。许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为乡间大车道。
来自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族在汲取汉文化基础上,也创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风格的各种建筑作品。河北境内保存有不少质量上乘的辽金时期建筑遗存。高碑店开善寺大殿,为国内现存不足十座的辽代木构建筑中经后代修缮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56年)的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保留的辽代壁画及部分彩画弥足珍贵。河北北部辽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涞水庆化寺华塔、易县圣塔院塔、涞水镇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昌黎源影寺塔、易县双塔庵双塔等。金代重要经幢有卢龙陀罗尼经幢,高11米,雕刻精细华美,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区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突出发现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最佳区域。两种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两种文化对峙的前沿地域则是研究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河北在宋代与辽金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河南(下转39页)(上接25页)地区,而与之毗邻的河北则是宋代抗击北辽的前沿重要区域,因此将大名府升为“北门锁钥”之北京,成为陪都。这种特殊的政治因素为河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因此也成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辽代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之陪都,成为辽代的重要区域。金代迁都燕京,称中都,河北地区成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区自然成为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总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区域以及丰富的考古发现,使其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辉柄:《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2期;b.徐苹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札记》,《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处:《永清县古地道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8]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12期;b.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考古》1973年5期。
[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4期。
[10]a.郑绍宗:《耶律加乙里妃墓志铭》,《考古》1981年5期;b.郑绍宗:《契丹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铭》,《考古》1962年8期。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混合型经济模式中,中国企业家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和决策模式的片面和单一已经显而易见。由于相当多的企业家不能找到自己正确的定位,使得企业经营行为处于原始的摸索状态,更多的是处于主观冒进状态,缺乏应有的科技理性。
企业设计的首要任务是科学地认识处于改革大潮中经济、文化等从无序走向有序的特点和规律,找到自己的坐标和设计的基准线。企业的生存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发展能力都取决于企业质量,企业设计的基础任务首先是提高企业质量。企业危机的出现,是由于企业的结构性缺陷所导致的。企业设计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对企业内部的结构进行全面的调整,将企业的感性管理上升到理性管理的高度,使企业具有健康的身体。
从企业的内部看,健康企业是由科研、工业、贸易和金融四大支柱支撑的,如果出现某一方面的偏差,企业根基就会出现动摇;从企业的外部看,企业的产业结构、资本组合结构更需要建立科学的体系;从企业管理方面看,产权的明晰化、资本的人格化、企业的现代化、市场的全球化等都十分重要。企业结构的设计就是要对内外诸多因素进行明晰的定位,建立科学的结构。
科技力设计
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国策。对于企业来讲,将科技作为企业的驱动力也成必然趋势,企业的发展战略要变纯粹的市场驱动为科技驱动,即知识驱动。
海尔集团早已实施了“科技驱动”的发展战略,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结构式:变以往的生产与市场的单一结构式为现在的科研、生产和市场的结构式,使科技成为市场的动力。
海尔集团的科研机构按照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科技张力来确定产品的生命周期,引导着产品市场的发展,同时用新技术自行淘汰产品,在产品尚未完全进入衰落期时,已经在生产线上取消了该产品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