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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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二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第2篇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第3篇
论文摘要：汉字蕴涵丰富的婚姻文化信息。“姓”、“舅”、“姑”蕴涵了远古群婚制度，“家”、“室”蕴涵了对偶婚制，“媵”、“妾”、“姒”、“娣”蕴涵了多妻婚制。“婚、娶”蕴涵了古代社会的掠夺婚俗，“嫁”蕴涵了买卖婚俗，“媒”、“妁”蕴涵了包办婚俗。
汉字作为汉民族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尽管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依旧以其特有的形体构造和表意性而显示出其独特的风韵，但是依旧可以从汉字的形体构造中窥见先祖造字时的本义及其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信息。本文选取了部分与婚姻密切相关的汉字，从婚姻制度和婚姻习俗方面探究汉字蕴涵的婚姻文化。
一、汉字与婚姻制度
婚姻制度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作为社会构成基本单位的血缘团体的形成、发展、延续，都直接依赖于人们的婚姻活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将人类的婚姻制度划分为群婚、对偶婚、专偶婚和多妻婚四个阶段。汉字对其中的婚制有所反映。
(一)“姓”、“舅”、“姑”与远古群婚制度
远古群婚是汉民族最早的婚姻制度，也是全人类最早的婚配方式。在那个时代，人类处于原始的蛮荒时期，过着最原始的部落、氏族群居生活，同猎同食、同耕同住，在这样混乱的生活形态下，没有固定的配偶，只有混乱的交媾。所以，这种婚姻形态下出生的孩子只知道自己的母亲，他们的母亲也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但是为了维系血统流传，人们就只能用孩子母亲的血统来确定血缘关系了，也就产生了许许多多与女人相关的汉字来。
1、姓
既然是在混乱的婚姻形态下出生的孩子，他们当然只知道自己的母亲，而无法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了，就像前边提到的，为了维系血统流传，人们就只能以孩子母亲的血统来确定血缘关系了，“姓”就是这时产生的最能说明这种关系的汉字。
汉字与人最直接的联系就是人的姓名，一个人的名字是相对开放的，可以自由选择的；但是，一个人的“姓”却是不能选择的。人的“姓”是世袭的血缘延续的基本标志，因为人是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不能选择父母的，更不能选择“姓”什么了。在现代社会里，我们都是随父亲而“姓”的，但是为什么“姓”字是“女”字旁呢?《说文·女部》：“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日，天子因生以赐姓。”…鳃意思就是说，“姓”表明人由谁所生，是一种血统遗传的标记，这也正与字型造义相符合，显然，汉族先祖造“姓”字的时候，在他们的观念里，孩子的血统只与母亲有直接的关系，也就说当时的人都是随母亲而姓的。史料中记载的大量的汉族的先祖圣贤的姓都是“女”字旁：黄帝姓姬，神农姓姜，少吴姓赢，虞舜姓姚，夏禹姓姒等等心j8。，这些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姓氏与母系氏族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为先祖圣贤们不知道父亲是谁，所以当时的人就认为这些圣贤都是神仙的儿子，尊称他们为“天子”，还给他们编造了奇怪的出生故事。《史记·三代世表》中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的是商祖先契的母亲简狄吞食了燕卵后怀孕，生下契的神话故事。“文王之先为后稷，后稷亦无父而生，后稷母为姜螈，出见大人迹而履践之，知于身，则生后稷”。说明后稷也是没有父亲，而是他的母亲因为踩了巨人的脚印后怀孕生下后稷的。还有其他圣贤的出生几乎都是这样的，这里就不再列举。这些传说表明圣贤们的父亲都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的神怪，所以，《白虎通·号篇》：‘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既然孩子的母亲不知道孩子的父亲，那么，孩子的血统就只能根据母亲来确定，也就必须姓母亲的“姓”。这样的话，我们的先祖造一个从“女”的“姓”字也就理所当然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姓”字的造字结构所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即汉族先祖的群婚习俗。
2、舅姑
“舅”和“姑”本是两个没有直接联系的汉字，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婚姻亲缘下产生的亲属称谓，在此将它们放在一起来探讨。众所周知，“舅”在我们现在的人的观念里，就是对自己母亲兄弟的称谓；“姑”则是对自己父亲的姊妹的称谓。“舅”在古代，是指母亲的兄弟，也是媳妇对公公的称呼，还是女婿对岳父的称呼。而“姑”在古代除了是对父亲的姊妹的称呼外，也是媳妇对婆婆的称呼，还是女婿对岳母的称呼。“舅”“姑”的古义是“一名三用”的。以我们今天的观念来说，“舅”、“姑”作为最常用的亲属称谓，它的一名三用似乎不合理，但是，从这些汉字产生的原由来说，却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亲属称谓是婚姻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产生了家庭以后才出现的，所以说，婚姻制度与家庭是亲属称谓出现的根本原因，亲属称谓也就受到了家庭以及婚姻制度的约束。所以，“舅‘姑”的一名三用可以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亲属关系：一个男人的岳父往往是自己的舅舅，或者岳母是自己的姑姑；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同样可能公公就是自己的舅舅，或者婆婆是自己的姑姑。这样的亲属称谓反映的是史前时代的固定族团群婚习俗。这样的群婚习俗在解放前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仍有遗存。据学者研究，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中盛行源于原始氏族外婚制的姑舅表婚。这种婚俗有三种形式。一是单向姑表婚，即舅家的儿子娶姑家的女儿为妻。苗族、彝族、瑶族、侗族、怒族、纳西族、傈傈族中皆流行这种婚俗。二是单向舅表婚，即姑家的儿子娶舅家的女儿为妻，而舅家的儿子则不能娶姑家的女儿，所谓“血不倒流”。景颇族、独龙族20世纪50代仍有这样的婚俗。三是交错姑舅婚，这在云南沧源侗族中曾十分盛行。即姑家与舅家互嫁女儿。这种婚俗很容易形成“姑舅”就是“公婆”或“岳父母”的称谓现实。在陕北地区，解放前以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很盛行姑舅表婚，这种姑舅表婚也是一种单向舅表婚，也即舅家的女儿可以嫁给姑家儿子为妻，而舅家的儿子却不能娶姑家的女儿为妻，因为舅家娶了姑家女儿，称为“倒买骨血”，被认为是野蛮的不明事理的行为。后来随科学知识的普及，人们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姑舅表婚遂大大减少，但在一些较为闭塞的山区，至今仍有这种婚姻现象。无论是少数民族抑或陕北汉族的这种婚俗，皆可印证远古时代曾存在过的氏族集团固定群婚习俗，也证明“姑”“舅”二字确实蕴涵了今人难以理解的婚姻习俗现象。
(二)“家”“室”与对偶婚制度
“对偶婚”也是汉族早期的婚姻形式之一，虽然只是群婚制度与后来的一夫一妻制度的过度阶段，但是它也曾作为一种婚姻形式而流行一时，这也与古代社会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人类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男性地位的改变，使得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式，男人地位逐渐高过了母系氏族时期的女人主导地位。人们开始不再满足于原始的婚配方式，开始追求固定的配偶，尽管还不可能实现一夫一妻的理想婚姻形式，但是形成了另外一种较为合理的婚姻形式，也就是配偶的相对“固定”，一个男人只与几个固定的女人婚配，一个女人也只和几个固定的男人有婚姻关系，逐渐产生了部分物品的“私有”，如家禽等。这样的话，就产生了最原始的“家”“室”。《左传·桓公十八年》：“女有家，男有室。”就是说男人是一个家的主人，在这个家里起主导作用，女人只有有了丈夫才有了家。《礼记·曲礼上》：“三十日壮，有室。”“室”，妻子。郑玄注：“有室，有妻也，妻称室”也就是说男人必须有了妻子才是有了室。《说文》：“室，家也，从，从至，至所止也。”…∞说明丈夫在自己的氏族内没有室，只有到了女方的氏族才有室。《孟子·滕文公下》：“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也说明的是男人成年后必须要有自己的“室”，女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家”。《说文》：“家，缎居也，从缎省声。”这里的缎在《汉语大字典》中被解释为“公猪”，就是说男人就像公猪一样，女人占有了他，女人才有了家，但是当时女人的家不是唯一的，可能同时有几个“家”，男人亦然。所以，“家”“室”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没有“家”也就没有“室”的存在。虽然我们现在的“家”“室”已经不再单指丈夫或者妻子了，但是仍然包含这里所说的概念。由于这种婚姻方式依然不合理，所以，“对偶婚”制度很快就被较为合理的“一夫一妻”制度取代了。
(三)“媵”、“妾”、“姒”、“娣”与“多妻婚”制度
“一夫一妻”制度从实际意义上来说，是可以满足人类的共同愿望的最为理想的婚姻形式，但是，由于奴隶制度的出现和王权的存在，使得君主可以肆意而行，也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男人破坏了这种制度，形成了男人对女人的独占的婚姻制度，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夫多妻”制度。
古代文献记载中有一种奇特的婚嫁形式，叫做媵制。《仪礼·土昏礼》郑玄注：“古者嫁女，必侄娣从之，谓之媵。”说明媵制其实就是一个女子出嫁，必须有自己的妹妹、侄女陪嫁，也就是姊妹、侄姑共同服侍一个丈夫的婚姻制度。但是，“媵”字的本义与它的初形相符，并不是特指“侄娣从嫁”。这在许多文献中对“媵”的解释都可以看到，指的是送女出嫁的行为。单对“媵”字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从“朕”的汉字都是古音蒸部，自然是有着同样的来源。所以，从“朕”得声的汉字基本上都有“增义”，而“媵”的本义又正好是随嫁的女人，即嫡妇之外增加的庶妇，它的增益之意就十分明显了。所以，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媵”字的得名与造字都与前人对侄娣陪嫁制度特点的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正说明了“媵”制确实在我国曾经出现过。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于是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这个传说说的是古代一个部落的首领，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同时嫁给了虞舜的事实。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媵”制在中国古代社会曾流行一时，而且是贵族之间的势力联姻。这表明一个男子可同时娶多个女子为妻。
“妾”字从“辛”从“女”。“辛”是低贱的标志。在《汉语大字典》中解释为没有经过明媒正娶的女子。《广雅·释亲》：“妾，接也；接，续也。”从这个意思来讲，许多从“妾”的字都有续补的意思，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妾”所持的观念：“妾”只不过是作为“妻”的续补而存在的。传统上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妾的一个作用，就是续补“妻子”生育上的缺陷，这是“妾”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其实，对“夫”来讲，“妻”往往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缺陷需要“妾”来续补，那就是“妻”的年老色衰，或者虽然年轻，但是已经失去了对丈夫的吸引力，便要娶“妾”来续补，既然只做续补，就没有数量的限制了。可以随男人的势力和财力而定。所以，可能有很多“妾”存在于同一个家里，那么这些人的关系又该怎么看待?在古代，众“妾”相互称为“姒娣”。
“姒”，同嫁一夫的女子年长者。《尔雅·释亲》：“女子同出，谓先者为姒，后者为娣。”“娣”则恰好与“姒”相反，指同嫁一夫的女子年轻者。综合上述妻妾地位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妇女地位的区分还是有一定的规矩可以遵循的。这些都可以说明古代社会中，女人的地位不是固定的，有高低贵贱之分，按常理来说，“妻”的地位要高于妾，但是，如果一个“妻子”在丈夫跟前失宠，那她的地位也就可能不如一个“妾”，这在贵族，特别是皇室中最为明显。而女人则绝对不能有两个丈夫，否则就会被看作是不守妇道的，受到全社会的谴责。总之，妾、姒、娣等字，证明一个男子可先后娶多个女子为妻。
二、汉字与婚姻习俗
汉字中也蕴涵了丰富的婚姻习俗信息。掠夺婚、买卖婚和包办婚都是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婚姻习俗，都曾流行一时，影响甚远。我们在这里探讨婚姻习俗，自然少不了对“婚”“嫁”“娶”“媒”“妁”这些文化蕴涵深厚的汉字进行必要的分析。
(一)“婚”“娶”与掠夺婚俗
“婚”在《说文·女部》中的解释是：“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日婚。从女从昏，昏亦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婚”字是个从“女”从“昏”的会意兼形声字。许慎在这里说了两个理由：一是周礼规定“娶妇以昏时”；二是“妇人阴也”。显然，我们可以肯定，第一个意思才是我们想要的能够真正理解“婚”的涵义的。“娶妇以昏时”是当时的民间婚姻习俗所造成的，当时认为黄昏是吉时，所以，日落黄昏后娶亲就成了一种风尚，晚上迎亲，也有另外的原因。有些男人通过正规的礼节也有可能娶不到妻子，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抢老婆。他们出去抢个女人回来，“生米煮成熟饭”后，女子也只能认命了，就乖乖地和这个男人生活一辈子，有的男人原有老婆，又看中了不愿意嫁给他的女子，就在夜间去抢。既然是“抢”，当然会有人抵抗，而且还要逃跑，自然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抢了，必须要在天黑后才能实施的。《礼记》中记载的“婚礼不贺”、“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烛，思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就是抢婚习俗的体现。甚至现在，我国有些少数民族仍然保留了这种原始的婚俗，还是黄昏迎娶新娘，假抢新娘。瑶族现在还是这样的迎亲方式：夜晚，男方的迎亲队伍高举火把冲向女家，抢到新娘后回走，半路上女方队伍杀出来回抢新娘，这时，就轮新郎出现了，他找到新娘后，偷偷带着新娘逃出混乱的“战场”，溜之大吉，双方才停止抢夺，一起享受婚宴。这种婚俗能在现在的社会中出现，自然与先民的抢婚习俗脱不了关系，也正是这种婚俗确曾有过的有力证据。所以才出现了从“女”的“婚”字。
娶妇在古代其实也是一种抢婚。《说文·女部》“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j3粥也就是说“娶”就是“抢个女人来做自己的老婆”。 (螂然而男婚女嫁，用我们现在人的思想来说，就是莫大的喜庆，但是在当时要在黄昏时去强取，说明当时的人没有严格的婚娶规定，只要能抢到女人做自己的老婆就可以被世人认可，这也是父权与母权的争夺。父权制度下，女子一旦嫁人，就要跟丈夫一起生活，也就丧失了各种原有的优越地位，变成男人的附庸，需要做家务，照顾孩子和丈夫，时刻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了。所以，女子在婚姻上的反抗，使得男人就干脆使用武力来解决婚姻问题了，这或许就是抢婚的根本原因。
(二)“嫁”与买卖婚俗
买卖婚是把女子看作金钱财物，娶妻纳妾，必须要用钱财交易才能进行，而且自己不需要时还可以将妻妾转卖给别人，把钱财再换回来。如古代以马换女人，以女人换女人都曾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男人来说，女人只不过是自己传宗接代的工具，与其他财产并无多大区别；对于女方来说，女子既然必须送出去为他人使用，可以关注的也只有女子的物质价值了，对于出嫁的女子本人来说，既然已经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就只能听从他人的摆布了。然而，这一切都表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古人的观念里，买卖婚制下的女子就只是男人的一种私有财产而已。结婚，对于男人来说是“娶”，对于女人来说就是“嫁”。《说文解字》：“嫁，女适人也，从女家”。j李梵《汉字简史》认为：“嫁”得名于“贾”、“沽”，“嫁”、“贾”、“沽”上古均“见”母“鱼”部。而“贾”“沽”皆有买卖义，女子嫁人，其实就是卖给了人家，可见，“嫁”表现了古时的买卖婚俗。也正是有了买卖的实质，所以才产生了嫁女的补偿问题，也就出现了女人的高低贵贱之分；如果某女子无偿出嫁，则是女子自身及其家族的名誉损失；相反则是给整个家族带来了极大的荣誉。
(三)“媒”、“妁”与包办婚俗
第4篇
汉字体系是特殊形态的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史料，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智慧库。汉字的文化构成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大系统，具有多生态、多层次、多体征、多功能的特点。
1.多生态系统：生命系统、生产系统、生活系统、心态系统（思维、心理、神灵、宗教）。
2.多层次构成：与生俱来的文化构成———发生学上的生成价值———原生层；有生以来的文化传承———发展学上的传承价值———次生层；伴生带来的文化衰变———流变学上的认识价值———劣生层；今生将来的文化创新———应用学上的交流价值———新生层。
3.多体征特点：单体性、合体性、族体性（字族、字群）、谱系性（结构系列、意象系列）。
4.多功能价值：工具，思维，繁衍，文化。用哲学视野来观照，汉字本身的生命活力、生命状态、生存环境、生存发展，具有无比丰富的哲学思辨意义和哲学思想智慧。汉字文化体现了天—地—人的三元存在，包含着自然—社会—宇宙的三维空间，涵盖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时间，沟通了源头—发展—创新的三重机制。以上论列，可图示如下：
二、汉字文化研究的意义
当下的中国，“文化”是一个高频词，是一个热门话题。从庙堂到江湖，从象牙塔到草根族，似乎不谈文化就没有文化。不管逮住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堂而皇之冠以“文化”。这是文化之幸，也未尝不是文化之累，文化之悲，简直可以说是文化的“皇帝新衣”。在文化被污名化的时代，研究汉字文化，要有理论勇气，有理性自觉，更要有学理抱负，有道义担当。汉字，由于其悠久、持续的文明传承历史，丰富、浩繁的文献承载功能，更有活跃、生动的当代演绎发展，汉字文化成了举世无双的文化样本，成了天下无匹的研究文化记忆的宝库。汉字的文化原型意义，在语源学／字源学中，具有溯源性的认识价值；在文化寻根／文化建设中，具有资源性的智慧库存；在民族灵魂／集体人格的塑造中，具有自信力、向心力、凝聚力、创新力的文化品格。一部汉字发生、发展的历史，一部汉字文化研究、深化的历史，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史、思想史、文化史。汉字文化的辉煌，记录了东方古老智慧的新生，也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汉字文化所熔铸的精神世界，所塑造的认知方式，所建构的智慧场域，使汉字学成了举世追慕的中华元典学，成了东方智慧的“三江源”。汉字文化丰富、复杂、深博，使用的时空场域宽广，使用的人群众多，不仅是工具性学科，更是人文性学科；不仅担负学术建设的重任，同时也兼具产业运作的效益；不仅具有东方智慧的能指学理，更兼具与华夏文化同义，与人类文明同构的同心圆基趾。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必标榜“走向世界”而自在世界之中；不必张扬“全球性”话语，而自有话语的独特意义和普世精神。
三、汉字文化研究的突破
第5篇
焊接自动化技术一直是工业生产中的重点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其他技术的改进，焊接技术也迎来了优化的时机。经过多项测试和试验，发现焊接自动化技术更加符合需求，并且在实际的应用中取得了较大的积极成果。从概念上来讲，焊接自动化技术主要指的是利用计算机，预先设定好各种焊接的参数，以此来实现焊接工序的自动化。由此可见，利用焊接自动化技术，能够实现多项工作的进步。例如，加入计算机后，焊接参数的确立会更加准确，进而促进焊接的精度和效果提升，对工业生产而言，会得到更加优异的产品。另一方面，锅炉压力容器制造主要指的是，锅炉和压力容器的全程，两种设备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工业生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常而言，锅炉主要是利用燃料或者是其他的能源，将水加热，使其成为热水或者是蒸汽的设备，倘若能够承受一定的压力，便称之为压力容器。
2锅炉压力容器制造中焊接自动化技术的应用
2.1膜式壁焊机
我国的工业发展比较迅速，伴随着工业的发展，焊接技术也表现出了时代性的特征。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社会需求的增加，锅炉压力容器的制造水平也获得提升。在焊接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叫做膜式壁焊机。该设备主要有气体保护焊和埋弧焊两种工艺。在起初的阶段，我国由于技术不纯熟，因此依赖于进口。后续的研究成功后，便开始应用自己生产的设备。从现有的应用来看，哈尔滨锅炉厂、东方锅炉厂等，主要是运用膜式壁焊机中的气体保护焊；而上海锅炉厂、武汉锅炉厂等主要运用埋弧焊工艺。气体保护焊属于比较简单的焊接自动化工艺，现有的应用范围不是很大，但其稳定性和安全性较高，因此北方运用较多。埋弧焊属于高端一些的焊接自动化技术，同时效率较高，但由于在自动化方面融入的元素不是很多，因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工操作，日后的提升空间较大。
2.2直管接长焊机
锅炉压力容器所要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仅仅凭借膜式壁焊机，并不能长久的满足要求。为此，技术人员通过长期的调查和研究，制定了全新的焊接自动化技术——直管接长焊机。该焊机的优势在于，其拥有的自动化程度较高，能够满足日常焊接中的较多工作，即便是应对一些技术性较强的焊接，也没有表现出较多的问题，总体上的满意度较高。比如说武汉锅炉厂就与美国的阿尔斯通展开了合作，引进了管子预处理线，该线包括管子定长切断、管端数控倒角机、管端内外磨光机、管内清理机等先进的设备和装置，采用了PLC自动化控制技术，实现了自动化生产。在所有的设备当中，管端数控倒角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这一设备利用旋转及轴向进刀的过程中，可以根据管子的规格及要求编制相应的切削程序，快速、标准、优质的切割出各种坡口。由此可见，直管接长焊接的功能性较多，日后可以在锅炉压力容器制造中推广应用。
2.3马鞍形焊机
锅炉压力容器在现阶段的应用中，常常是为了满足一些特殊要求而设定的，为此，仅凭上述的两项技术，依然没有完全的满足需求。经过探究，技术人员还研制出了一种名为马鞍形焊机的设备。该设备能够应对较多的特殊形状或者是特殊功能的锅炉压力容器。第一，该焊接技术，利用数控技术建立数学模型，保证设备的形状和具体功能不会发生偏差。第二，主管与焊枪的同步运用，使得焊接的效率和质量稳步提升，并且有效的解决了两直径相近的相关结构焊接质量问题，总体上的焊接效果比较理想。在今后的工作中，可将上述的三种焊接技术，广泛应用与锅炉压力容器制造中，并深入研究，健全技术体系和应用方式，创造更多的效益。
3结语
第6篇
一、以形表意，崇尚写实
所谓表意，即观察字形就可推知其大体的意义范围，通过意义再和语音联系起来，成为形音义的统一体。
汉字是以“六书”理据造出的，但不论哪一“书”，首先都是以“象形”字为基础造字的。起源于象形记事图画的象形字经隶变、楷化后虽完全摆脱了象形图画的特征，变成了抽象的符号，但点、横、竖、撇、捺、提、转、折、钩之类的笔画部件，仍保留着象形文字的遗迹。以象形为例，象形的手法是由图画文字和文字画发展而来的，如最初的象形文字“人、马、日、月、山、水”等就具备写实性，传达着丰富的感性信息。“羊角象其曲，鹿角象其歧，象象其长鼻，豸象其竭尾，犬象其厥尾，宏象其博首宛身，鱼象其枝尾细鳞，燕象其称(上竹下尔)口布翅，龟象其昂首被甲，且也或立或卧，或左或右，或正视或横视，因物赋形，恍若较画无茅。”
会意字也设法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具体实在的事物去象征它的意义。如“家”，在甲骨文、金文中都是从豕，表示屋内有猪之义，象征私有财产。再如，一人为“你”，二人为“从”，三人为“众”。汉字的表意性特征，可以使人们在阅读时看到文字后可以直接在大脑中理解意义，而不必经过音声转化过程来靠听觉言语中枢进行理解，为加快阅读速度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合体字则以形声字最多。据有关研究统计，汉字中的形声字约占80％以上。其特点是形旁标义，声旁标音，如：方――访、纺、芳、肪、舫、坊、房、妨、防、放、仿、钫等一组字，在字形结构上大都有基本字(声旁)，基本字加偏旁部首(义旁)，就构成新的合体字，这是汉字中形声宇的构字规律，使汉字易于学习、掌握，这是汉字的优越性。
二、蕴藏信息，观照思维
汉字蕴藏着较为丰富的文化信息，显示出国人与世不同的文明传统和感知世界的方式，积淀了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及各方面的朴素思维。
许慎在其《说文解子・叙》中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汉字产生于我国原始社会后期奴隶社会前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主要是农业、家畜饲养业和制陶、铸铜等手工业。如与“田”字有关的有“男、畴、峻、甸、畜”等，与“禾”字有关的有“黍、稷、稼、穑、秋、利”等，陶铜制品有”鼎、皿、酉”等都是那个时代物质条件的反映。“贩、贸、买、卖、费、财、贿、贫、贪、价、购、赔、偿、质、赘、贷、贳、赊、债、赞、贽、赂、赠、贶”等字表现了远古的货币和贸易类型。与“车”偏旁有关的字如“、轩、轾、轺、轻、蝤、、删、舆、轼、辕、辂、轨、、辙”等（《说文解字》中有102个字），反映古代士大夫外出时的交通工具情况。
汉字中“马”的名称相当丰富：如“骘(公马)、黔(母马)、驹(两岁马)、(三岁马)、骢(浅黑色)、职(赤白杂毛)、驷(浅黑带白色)、骊(纯黑色)、雕(苍黑杂毛)、骆(白色带黑)、骢(青白杂毛)、(黄白杂毛)、联(有青黑色纹理)、浆(青白杂毛)、骧(右足白色)、舁(后左足白色)、骠(黄马发白色，白鬃尾)、骈(驾二马)，骖(驾三马)、驷(驾四马)、骠(马行疾)、驵(壮马)、簸(马摇头)、耽(马肥盛)、驳(马跑得很快)、骧(马低头)骗(马饱)、骛(马奔)、鹱(马行威礼)”等等。表现远古的畜牧业已奠定基础。
“姓”这个字以“女”为表义的偏旁，表明在古代的某个阶段，孩子的血统只同母亲有关，那时候经历了一个“民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武”是由“止”和“弋”组成，表达的意思是“武”的目的不在于“武”，而在于“止弋”，或者说战争的目的在于和平，反映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理想和愿望。“孬”由“不好”组成，“泉”是清澈的，故说“白水”，“岩“实际上是“山石”，“女子”娇媚故为“好”“男”则田里的出力者，生活在山里的人则为“仙”……我们往往可以从汉字的构造中窥视到古代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
三、结构方正，字形美观
从书写形式看，汉字是平面型方块体文字。尽管甲骨文笔画细瘦，象形性强．金文肥大厚实，结构整齐：隶书棱角分明，字形扁方．楷书平直、方正，结构紧凑；历代的字体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却脱离不了它的方形，表现了严整、划一之美。汉字纵有行、横有列，具象的可视形体，像一幅的抽象画，用于书法则成为一种艺术品，故人们说汉字最适合作艺术品，是华夏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瑰宝。 例如，草书，今草字体一笔到底，一气呵成，不仅是一个字各笔画的连写，有时还是几个字连起来一笔写成，形成了字与字之间藕断丝连、若即若离、俯仰相合、彼此呼应的格局。至于传统建筑中的碑刻、屏刻、夹纱字画、牌匾、对联等，则是汉字装饰在传统建筑中的一种运用形式。它往往引伸哲理，突破建筑景物的有限时空，指引鉴赏者从心里的角度产生人生的、历史的、宇宙的哲学感悟，增强了汉字的独特魅力。2008年奥运会会徵采用了汉字“京”的变形体，这个独特的徽标被彼得・T・莫舒斯(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设计与景观主任)评价为“就是当世界另一端的人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这就是中国的，同时又表达出了基于悠久历史传统沉淀之上的现代感”。
四、超越时代，传播稳定
汉语是发展的，而汉字之所以能够被延续使用数千年而历久不衰，表明汉字始终持有在超时代性和超方言性。从古老的甲骨文到今天的简体字，“日”、“月”、“山”、“水”等一批字的形体虽然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但却仍然以类型化的方式，顽强而巧妙地保留了象形文字“以形表义”的根本特征。
第7篇
一是存贷比指标高居难下。截至2010年6月末,h银行(
(四)信贷文化“水土不服”凸现风险
韩资银行的信贷文化与国内存在显著差异。以流动资金贷款为例,韩资银行认为对客户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并进行贷款展期,既能有效满足客户资金需求,又能降低客户财务成本,让经营良好的客户适时展期有利于“服务客户”宗旨的实现,因此展期贷款一般归于正常类贷款。基于这种信贷文化,韩资银行在国内经营时也大量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并对客户一再展期。但现场检查发现,部分贷款通过办理借新还旧、在异地分行发放新贷款的方式变相展期,展期期限最长达到6年。同时,在部分客户经营亏损的情况下,银行仍为其办理展期手续,并归为正常类客户,造成潜在的信用风险。
第8篇
论文关键词：水资源；水环境；规划；可利用量；承载力；短缺；合理配置
2002年，水利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颁发了<关于开展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随后又陆续了指导水资源综合规划的若干技术文件。这些文件对于指导水资源综合规划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新时期国家治水思路和理念的改变，文件中出现了部分新名词术语，部分原有名词术语(或计算方法)也赋予了新的内涵。在水资源综合规划的技术文件中，有一部分名词术语比较模糊。本文根据国内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水资源综合规划技术文件的规定，对他们的内涵进行分析，对现行的确定方法提出个人看法，对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提出建议。
1水资源
到目前为止，什么是水资源还没有一个公认的非常严谨的文字描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水资源定义为：自然界一切形态(液态固态和气态)的水都算水资源。直到1963年英国国会通过的<水资源法>中，改写为“具有足够数量的可用资源”。即自然界中水的特定部分。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INEScO)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定义水资源是“作为资源的水应当是可供利用或可能被利用。具有足够数量和可用质量，并且可适合对某地为水资源需求而能长期供应的水源”。
在我国，对水资源的理解也不尽相同。1991年<水科学进展>编辑部组织了一次笔谈，就水资源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了讨论。最后认为：水资源是水体中的特有部分，即由大气降水补给，具有一定数量和可供人类生产、生活直接利用，且年复一年的循环再生的淡水。
从上述文字表述可以看出水资源具有如下特征：水资源包含在水体之中，并且是水体的一部分；而水体中的其他部分，在特定的条件下还可以转化为水资源；水资源如果保护不好也可能转化为无法利用的水体，而危及社会的安全。根据自然资源的定义及综合以上各家的观点，水资源是能够被人类开发利用并给人类带来福利、舒适或价值的各种形态的天然水体。
因此，不是所有降水都是水资源，只有其中能够被人类开发利用的部分才称之为水资源。对于特定区域而言，降水总量是可以获得的，但是这些天然降水中到底有多少是人类可以利用的——即该地区到底有多少水资源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2水资源可利用量
关于水资源可利用量有很多种定义和解释，下面介绍几种：
<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技术细则>中规定水资源可利用量l2是指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在统筹考虑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用水的基础上，通过经济合理、技术可行的措施在当地水资源中可资一次性利用的最大水量。雷志栋等认为，水资源可利用量是指经济合理，技术可行和生态环境允许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措施所能控制引用的不重复的一次性水量。胡振鹏等认为，水资源可利用量是指针对不同设计水平年，在一定的来水频率下，考虑对水量、水质的需求，天然储水体和水利工程设施可以为人类生活、社会经济活动提供的水量。翁文斌等认为]，水资源可利用量是指在流域水循环过程中的水文条件不发生明显改变的前提下，从流域地表或地下允许开发的一次性水资源量。夏自强等认为，水资源可利用量是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出发，在扣除维持生态环境用水和水资源总量中部分不能或难以控制的水资源量后，人类可以利用的最大水量。
分析上述定义，理论上比较清晰完善，但实际分析计算时很难操作。水资源可利用量确定要考虑的条件有生态与环境需水量、技术上论证可行、经济上分析可行。从这3个方面来分析，内涵和外延都很大，很难具体操作。
同时，水资源可利用量的影响因素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科学技术进步情况、水污染状况、生态与环境状况、天然来水状况、以及技术经济因素等。由于这些因素是动态的，随时间变化的，导致水资源可利用量也是动态的；同时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水资源的可利用量，尤其是水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关系，受认识水平限制，现阶段较难量化。
3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力
承载力是一个起源于古希腊时代的古老概念，在生态学中一般被定义为“某一生境所能支持的某一物种的最大数量”，它包含着极限思想，并有2个层次的含义：第一是所承受的力来自于某一生境以外的某一物种；第二是某一生境自身不遭受破坏，因为生境一旦破坏，再重新修复是不可能的。
关于水资源承载力和水环境承载力研究成果较多，目前普遍接受的定义如下：
水资源承载能力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和技术水平下，当水管理和社会经济达到优化时，区域水生态系统自身所能承载的最大可持续人均综合效用水平或最大可持续发展水平。水环境承载力是指某一区域、某一时期、某种状态下的水环境条件对该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活需求的支持阈值。
从上述概念出发，水资源承载能力、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承载体可以是人口总量，生物总量，也可以是经济总量。这个概念有4个层次的内涵。一是生态内涵，它表现为这些承载力具有极限含义，它所承载的综合效用具有生态上的极限，对其开发利用应以不超过这个极限为前提。二是技术内涵，这些承载力并非一个纯粹客观的概念，而是与人类作用有关，具有主观性的一面。它与特定的技术水平有关，随着不同时期总体技术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些承载力具有跳跃性，表现为时间上的技术动态性。三是社会经济内涵，通过社会经济系统结构的优化，社会经济容量或规模会有所不同，从而提高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力。四是时空内涵，表现为水资源承载的综合效用及其约束因素具有区域性；不同的时空尺度，相同水资源和环境条件的承载力是不同的。
水资源综合规划技术细则中提到了水资源承载力和水环境承载力这2个专业术语，但是关于这2个参数如何确定没有提出相应的方法，因此该参数的确定方法值得研究探讨。
4生活和生产需水的预测方法
目前用于需水预测方法较多，如定额法、趋势法、弹性系数法、人均综合用水量法等。分析这些方法，各有特点。
定额法需要确定每一行业不同水平年的用水定额、发展规模、以及水的利用系数。要在需水预测之前先要预测这些参数，由于这些变量较多，其影响因素更多，这些参数的预测比需水的预测更复杂，从而导致预测结果误差较大。我国以前若干个五年计划的需水预测成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趋势法、弹性系数法需要较多的历史资料，受历史资料的可收集性限制，这些方法应用起来有一定难度。另外发达国家用水的经验表明：用水量与人口、发展规模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的递增或递减关系，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有所差别，不同发展阶段有所差别，不同产业结构有所差别。因此利用这些方法进行需水预测也有一定困难。
人均综合用水量法主要应用于城市需水量的预测。由于城市的产业结构十分复杂，要想弄清楚每一个行业的用水定额及其发展规模难度较大，因此为简化计算，采用人均综合用水量法来进行需水预测。但是这一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人口不是区域消耗水资源的唯一指标，尤其是现在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而对人力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少。因此到底用哪一种方法进行需水预测能够得出一个可以接受、误差较小的成果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5生态环境需水量
生态环境需水是指为维持生态和环境功能和进行生态环境建设所需要的最小需水量。实际上，生态需水与环境需水两者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合的部分，生态需水主要侧重在生物维持其自身发展及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环境需水则主要体现在环境改善方面。
杨爱民、郑红星、王浩、刘昌明等认为“：生态需水应该包括环境需水，所以也称为生态环境需水。生态需水是指在一定的生态保护、恢复或建设目标下，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其生态系统维持良好的稳定状态时所需要的水量(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水)。鉴于现在对生态环境认识的不断深入，前述界定中的“在一定的生态保护、恢复或建设目标下”的“建设”二字应该去掉。生态环境需水量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重点，基本理论和方法也较多，其中大多建立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基础上，现阶段可操作方法主要是基于水文学基础的几个方法，如最枯10月法、Tennant法等。最枯10月法：我国在《制定地方水污染排放标准的技术原则和方法》(GB3839--83)中规定：一般河流采用近10a最枯月平均流量或90％保证率最枯月平均流量作为设计水文条件。该方法原来用于计算污染物允许排放量，而现阶段把它作为生态环境需水量。实际操作上该方法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部分季节性河流、现阶段断流河道的生态与环境需水量为零，其允许污染物排放量为零(设计水文条件为零)。
Tennant法似：是以预先确定的年平均流量的百分数作为生态环境需水量。Tennant提出，以年平均流量的10％作为水生生物生长低限，以年平均流量的30％作为水生生物生长的满意流量。Montana以年平均流量的10％作为最小生态需水量，最佳范围为年平均流量的60％一100％。该方法适合于大江大河等较大流域，而没有考虑河流流量的年内变化和年际变化，因而有其局限性。此外还有日均流量法、Texas法、N6PRP法、Basiclfow法、月年保证率法、最小月年径流法、ABF法、FDCA法、40％准则等。这些方法计算方便，基本上是经验值，各有其实用性。
因此，分析总结前人的成果，提出适应不同对象的水文、生态、环境等条件的生态环境需水量估算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6水资源短缺
水资源短缺是一个貌似简单但又存在许多异议的概念。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判别标准是以人均水资源量进行缺水程度划分，见表1。
但是这个划分标准下面隐藏着许多问题。首先人口不是区域消耗水资源的唯一指标，尤其是现在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而对人力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少。其次生态需水与人口没有直接关系，用人口作为评价标准也不合适。因此，对于水资源短缺的辨识采用单一的标准或指标是很难概括的。
实际上，水资源短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体对于一定区域来说，它所描述的是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区域可供水资源量和水质的时空分布不能满足现实标准下的区域人口、社会经济、生态与环境等系统对水资源需求时的状态。因此对缺水的界定应当拓展到水资源系统承载的主客体两个方面同时考察。
在水资源系统承载主体方面，人类社会已经从最早的逐水而居，发展到现在的资源水利、可持续水利等理性思索，水资源系统的外延不断被拓展，内涵不断被丰富。同时人们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应由最初单一的地表水系统拓展到地下水、大气水、海水、劣质水(包括污水、微咸水和咸水)等多个系统，水资源系统承载主体多元化特征日益突出。
水资源系统承载的客体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更替改变，在无人类活动干扰作用下，天然水资源系统在其循环过程中滋养了丰富多样的天然生态系统。自从人类社会行为作用于水资源系统伊始，水资源系统承载客体的纯自然属性便开始发生改变，水循环系统的社会驱动力持续加大，农业和工业经济系统的需水量和取水量不断上升，水资源系统承载的客体逐渐演绎成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
其社会经济功能得到充分体现。由于水资源系统承载客的多元化，水资源利用过程中就存在着竞争与分配的问题从水资源系统承载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分析，不简单地将水资源供需平衡的认为不缺水、不平衡的认为水。且不说水资源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关系目前尚未清楚，就是科学合理地确定一定社会经济系统需水量及其节水潜力也存在一定的难度，更有社会经济系统的产结构问题。
因此，对于特定的区域和范围，如何科学合理地界定其水资源是否短缺值得研究和探讨。
7水资源合理配置
配置是指配备、安排。资源配置是指生产性资产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资源分配之所以成为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资源供应有限，而人类欲望通常又无限，另方面是由于既定资源具有多种不同可供选择的用途。
水资源合理配置是指在流域或特定的区域范围内遵循高效、公平和可持续性原则，通过各种工程与非工程措施，考虑市场经济规律和资源配置准则，通过合理抑制需求、有效增加供水、积极保护生态环境等手段和措施对多种可利用的水源在区域间和各用水部门间进行的调配。
通过以上概念界定可以看出，水资源配置问题提出的前提是水资源有限性而导致的供需不平衡矛盾以及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矛盾，关注的重点是多种水源在区域间和各用水部门间的分配。实际上，水资源区别于其他自然资源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的时程上分布的不均匀性，因此水资源合理配置不仅体现在空间上，同时也体现在时间上；不仅体现在某一水源上，同时也以现在多种水资源的联合配置上。
因此，研究和探讨水资源合理配置的技术和方法，对于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科学高效地利用水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8水资源配置的一般原则
前面已经叙及水资源配置问题提出的前提是水资源的相对短缺，即资源有限而需求持续增加导致的供需失衡。当水资源有限，不能满足所有用户的用水需求时就存在着分配水量的优先顺序问题。
从水资源方面分析，它具有流动性、随机性、易污染型、利害两重性等不同于其他自然资源的特有属性。在用水户属性上分析，从平面位置上，它们分布在河流的上下游、左右岸甚至跨流域；从用水时间上，他们可以是现在的用水户，也可以是将来的用水户；从用水户的性质上，他们可以是人口、工业、农业、生态环境等；从用水的主体上，它们可以是自然人、社会法人、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如生态环境用水)等。这些属性决定了水资源分配方式较其他自然资源的分配方式更复杂。
第9篇
关键词：紫砂器；文化内涵
1 前言
纵观宜兴紫砂数百年的发展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文环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断地被熔炼、升华的壶艺文化独树一帜，并流传至今。
在宜兴的文化积淀中，陶瓷艺术自六朝以来，先后有以火青瓷为特色的“宜兴窑”，以月白、天青等彩釉为特色的“欧窑”和以紫砂器为特色的“蜀山窑”三种陶瓷体系在此产生、发展。正是在这种地域的文化背景下，宜兴以手工成形为主的紫砂壶艺作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工艺和由此产生的紫砂文化，融合了宜兴七千多年的陶瓷文化和几千年的茶文化累积的精髓，融合了周边地区其它民间工艺的文化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 独具特色的宜兴紫砂泥
宜兴紫砂壶造型千姿百态、色泽淳朴古雅、表现形式独具匠心、手工工艺精美绝伦，以及独特的泡茶功能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广誉海内外。紫砂壶艺之所以在宜兴起源、发展，其中—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其独特优质、名冠天下的紫砂泥。据考古学家证明，紫砂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被宜兴先民们夹杂在“夹泥”陶土中使用。宜兴紫砂壶的制作原料就是深藏于丁山黄龙山黄岩石中薄薄的一层紫砂泥，号称泥中泥，其泥特点是：（1）含砂低，可塑性强，易于造型；（2）含有较多的硅、铝、铁、钙、镁、钾、纳等有益人体的多种微量元素；（3）烧成后呈双气孔特殊分子结构，透气而不渗水，故沏出之茶不失原味，盛暑隔宿也不馊；（4）紫砂壶扶揭不烫手，而且越用越光亮；（5）色泽纯朴古雅，并非单一紫色，还有红、黄、绿、青等色泽，人称“五色土”。难怪古人留下“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的赞语。为了丰富紫砂壶的外观色泽，满足制壶工艺变化和创作设计的要求，可以把几种色泥混和配比，也可以用其他方法使产品烧成后呈现多种色彩，产生各种不同的视觉效果。配制后的紫砂泥呈现铁青、深紫、海棠红、墨绿等多种颜色，成为实用性与欣赏性俱佳的艺术品。由于紫砂泥具有以上先天的优良条件，用紫砂泥制作的紫砂壶就成为最理想的茶具。宜兴紫砂壶是集造型、书画、金石、篆刻、雕塑为一体，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再加上它天成的古色古香的质地，仿佛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都沉淀到—把小小的壶里，甚至都渗透到了泥土里。
3 紫砂壶艺的发展与进步
1976年宜兴羊角山紫砂窑址的发现，确立了北宋前期开始的紫砂壶造型、工艺、制作和烧成的紫砂壶艺传统文化，在发达的宜兴陶瓷文化的催化下，经过明、清两代快速发展期，紫砂壶艺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进入现代，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更是进入了黄金发展期，人们对紫砂壶艺文化的审美情趣也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作品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如前所述，由于紫砂泥的可塑性适宜造型审美的变化，可使茶的色、香、味得到最佳发挥，是茶壶的最佳材质。因而紫砂壶被精于品茶的文人墨客、士大夫钟爱，并积极参与，赋予了其工艺美术品的性质。大诗人坡在谪居宜兴时，不仅好茶爱壶，并亲自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的紫砂壶，“松风竹炉，提壶相呼”，品茶赏壶，悠然自得。为了称颂其对紫砂壶的贡献，后人把他设计的提梁壶定名为“东坡壶”，历代制作，相沿至今。
紫砂壶，生来就是文人雅士的通灵宝玉。他们不仅参与紫砂壶的书画篆刻等装饰，而且与陶艺家合作设计制作紫砂壶。文人的参与，提高了紫砂艺术的品位和身价。历来紫砂壶对社会有影响，吸引了不少文人，已步入高层次欣赏的殿堂，它不仅保值、增值，并体现了社会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地位，同时也包含了紫砂文物的价值，名人佳作不仅“价埒金玉，而且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尽。”如高庄教授，早在1956年就帮助紫砂界创新了制壶工具，用金属辘轳转盘代替了木转盘，至今仍广泛使用，他设计的“提璧”由“一代宗师”、“壶艺泰斗”顾景舟制作，一举成为著名的传世艺术品。紫砂艺术在实践中摸索并日趋成熟的工艺程序、制作技法、装饰手段都是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内涵。我们所以要强调紫砂制作人员一定要从全手工成形学起，把泥片镶接成形法熟练到得心应手的境地，这决不是守旧，犹如国粹京剧，一招一式、一腔一韵都得从头开始，只有这样才能练就扎实的基本功，在紫砂的造型创作上承载文化积淀和文化元素，营造出自己的真正心灵空间和形象物体。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心理学理论，汉字教学，活化
正文
随着课外阅读的兴起，小学起始阶段对汉字教学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但是在与同仁的交流中，我发现更多的教师将精力放在如何采用各种办法让孩子海量识记生字，开展课内外阅读上，而对生字书写的正确与否，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虽然孩子机械记忆的能力较强，但是易记也易忘，回生率很高，伴随着识字量的增大，错字、别字大量增加，而且一旦写错，要想纠正往往花费九牛二虎之力仍是收效甚微。因此一定要在教学生字伊始，就让孩子建立牢固正确的书写印象。可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在阅读了一些心理书籍后，我发现要想让学生获取知识，就必须使教学内容与他们的心理特征相适应，将教学设计从“给出知识”转向“引起活动”，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因此，在汉字教学中，我采用了下列做法来提高孩子们识记汉字的正确性。
一、利用组块教学，提高识字效益。
美国心理学家米勒的组块概念认为，对信息进行组织，使其成为组块，会扩大该系统的容量。组块思想认为，越是把学习的材料组成组块，储存量就越大，提取的效果就越好。
依据汉字的理据性，我组织孩子对不同类型的汉字进行了不同的组块方式，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汉字形声字中的部首、部件形成了汉字内部结构的系统性。以“青”为声符的字“清、情、晴、蜻、请”为例，韵母都是“ing”，属于由共同的声符为中心构成的系统，将之作为组块，对它们进行组织加工，他们就掌握了音、形、义。
“品、森、淼、磊、鑫”等品字结构的字，字形具有系统性，把它们作为一个大组块，在基础字的字义上加深程度便可轻易理解字义。
一些汉字往往因为某部分与别的字混淆而时常写错。在教学中，可以利用汉字的表义特征将之分解组块。例如“染”小学语文教学论文，孩子们经常把“九”写成“丸”，我在教学时把它分解为“氵(水)、木、九”三个组块，染东西要用“水”，染料的来源是草木，“九”表示要染很多回，这样就不易写错了。同样“熟”字教学时可将“丸”当作是锅中正煮着的肉丸来记。
这样依据汉字的系统性，以义符、声符、本义为中心把汉字组成一个字组，大大提高了识记效率。
二、提供记忆线索，加强感性认识。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大脑对于抽象记忆对象的记忆时间往往十分短暂，这也是孩子们识字回生率高的主要原因。让汉字教学的课堂活跃起来，根据生字设计活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能从多种方面提供记忆线索深化感性认识。
1、让身体动起来
心理实验表明：身体各个器官的充分调动有助于记忆的增强。利用这一规律，我在教学一些会意字时，常常请孩子们根据字形做出相关动作，在实际过程中让他们对生字进行积极的思维，帮助他们意义识记论文开题报告。如讲授“闻”时，请孩子站在门中，做出侧耳倾听的动作，表示“闻”的本义是听；讲授“看”时，让孩子把手放在眉毛上眼四望，表明上半部分是一只手，“目”是眼睛；教学“休”时，请一位同学靠在模拟的树干上，明白“停止、歇息”之意；讲授“解”时，通过演示“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解”就是用两把刀把牛拆成一块块，所以由“?”、“刀”、“用”、“牛”构成……在动动说说中，他们不仅很快记清了字形，同时也了解了这些字的本义，学会了拆字法，为今后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2、让生字活起来
检索信息，要依据一定的记忆线索，它可以打开、激活有关记忆的痕迹，打通搜索通道。谜语短小精悍，趣味盎然，将它们与汉字教学相结合，可以让枯燥的识字变得生动有趣，对中、低年级的孩子而言，更易于被记忆库保留。
字谜从古有之，在孩子对字形结构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发展之后，我便将这一活动引入识字教学中，让形象生动的谜面，成为回忆生字形音义三要素最可靠的线索。
针对三年级孩子总将“碧”的“石”写成“王”的情况，我引用了自己孩提时接触过的谜语“王先生，白先生，坐在一块石头上”，使学生回忆起字形(下面是“石”不是“王”)的线索；书中“告”的谜语“一口咬掉牛尾巴”，字形(上面是“?”不是“牛”)的线索不但使学生在生动的认识中记住了这个字，也给了我这个教育者很大的启发：“向前一直去”，他们知道了“句”的写法；在“八九不离十”中，他们明白了“杂”字的组成……随着兴趣的调动，那一个个汉字在孩子们的眼中，变成了生动的谜语，智慧的火花即时闪现，遇到“明”，他们能编出“日月同辉”；看到“朝”，他们能想到“十月十日”……
3、让冗余信息多起来
信息论原理告诉我们，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一种是新信息，一种是冗余信息，其中新信息才是信息量，已掌握的知识就是冗余信息。在识记生字时，冗余信息越多，要学习的新内容就越少，就越容易学。在实际教学中，我采用了下列办法提高信息的冗余性，降低孩子们的识记难度。
1)创设情境：例如“疑”字，有“迟疑、犹豫”的意思，我创设了这样一个情景——一个战士在战场杀敌，他想：我该用“匕”首去刺杀敌人，还是用“箭”矢去射杀敌人，是用长“矛”穿透他们的胸膛呢，还是看形势不对干脆逃“走”呢? 有了生动的故事作为依托，孩子在识记和书写“疑”字时就轻而易举了。
2)编顺口溜：例如“嚷”——张开嘴巴乱嚷嚷，一点一横长，两口在中央，“衣”字没有点，一口水井当中放；“德”——“阿十和阿四，是对好朋友。两人很团结，做事一条心。”朗朗上口的歌谣小学语文教学论文，一下子就突破了这些生字的教学难点，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学会口诀后，孩子们在书写“嚷”时没人将撇遗失，书写“德”时再未有人将“四”下的短横漏掉。
孩子们很快掌握这种识字方法，甚至模仿编出了“司机讲话”——“词”，“山上的石头”——“岩”之类的口诀。我便让他们在课堂上互相交流，互做老师。一次，语文基础较差的张某在教大家识记“赢”时这样说：“我死亡都不怕，张开大嘴巴，吃掉了月亮，吃掉了贝壳，吃掉了凡人”。这一了不起的创新立刻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有时孩子编的儿歌、口诀十分牵强，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本身就是他们的再创造，正是在这种再创造中，孩子们的识字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对这个字的感性认识也更为深刻，能让他们更为持久的记住生字，理解含义，这不就是我们汉字教学的目的吗?
三、利用加工线索，辨析形近汉字。
汉字识记难在记字形，汉字的识记过程就是信息的储存和检索的过程。其中，加工和线索起着重要作用，认识心理学认为，任何一个事件的记忆，将随加工的增多而增进，加工愈充分，记忆效果愈好。识字时因形求义，建立音形义内在联系就是对汉字而深刻的加工，可以大大强化记忆。例如教学形近字“拨”、“拔”，在辨析时我结合“拨”的本义是“用手轻轻动”，对“拨”字进行加工，告诉孩子“拨”字留有一个小短撇，就是给别人拨弄的，而“拔”需要很大的力气，因此没有短撇，要使劲就得拉着右边的长撇。有了这种有意义的加工，学生可以马上在辨析时推论出正确的选择。
汉字的数量庞大，可供探究的内容很多，我觉得自己还需在教学中继续探索，让汉字教学更为生动化，形象化，使每一个孩子都能写出规范、正确的汉字。
第11篇
关键词：语言符号；任意性，数字；文化差异
自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中国出版以后，国内掀起了研究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热潮，特别是他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更是激起了语言学界内部激烈的讨论。各种论文和著作纷纷发表或者出版来论述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的真正含义，褒贬不一，但都有各家之言。本文试将普通语言的任意性和个别语言的约定性及传统性统一起来，结合索绪尔在他的论述中多次谈到约定俗成、集体习惯和传统，从一般意义上对中西方关于数字的文化差异来进一步论证语言符号之间的任意性。
一、任意性是“能指和所指”在特定语言系统中的联结
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他还指出，“语言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的存在就是证明：比如‘牛’这个所指的能指在国界的一边是b-ǒ-f,另一边却是o-k-s。”然而“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型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概念。思想本身就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语言对于思想所起的作用不是为了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是他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之间彼此划清界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索绪尔所谓“先于语言的思想”，即使是存在的，也是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因此只有当它在具体的语言中以“所指”的身份与“能指”相结合的时候，才从浑然之物变成界限相对清晰的概念。而在不同的语言里“能指”与“所指”结合的时候，都会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所以确切的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并非一般的指“能指”和“所指”的任意结合，而是不同的民族语言运用不同的能指划分出不同的所指。换言之，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实质上是要突出自然语言不同于逻辑思维的地方，要突出语义的民族性。
二、数字文化中所体现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数字是人类最早认识和使用的词类之一，而数字也是一种语言，他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也有密切的关系。在语言中，不同的数字也有不同的文化意义内涵，而有的事物也可以用特定的数字加以指代说明。从这些数字词语的特征和文化差异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折射的各种文化的历史特点、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不同民族的心理特点等。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数字词语使用的范围、方式与含义各有其独到之处。例如在中国文化中，数字尤其具有神秘色彩。我们通过对两种语言的数字词语进行对比，不仅可以发现他们背后的民族文化差异，我们还可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把这些差异归结为语言符号最初的任意性特点上。也就是说，数字在文化的意义上从一开始是没有什么理据性的，它代表什么样的文化含义是在不同民族的的发展当中由当地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文化特点逐渐赋予的特有的含义。从这一点上讲，数字的文化含义和其他的语言符号一样是具有任意性的。
数字本无好坏、褒贬吉凶意义之分。但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当中，人们却寄予了不同的内涵和色彩。在中西方都有关于数字的禁忌，在汉民族的文化中，人们讲究对称，注重成双，喜好吉祥，总是小心刻意避讳因语言似同或构字相关而引起的不详意义的联想。比如数字“4”因其谐音“死”而成为人们敬而远之的数字。人们在选择电话号码或者车牌号时，都不愿意有“4”。然而西方有的民族却对“four”极为崇拜，认为“four”是公平、正义、力量的象征。早期的基督教象征主义者则认为“four”代表福音传教士，象征着统一、坚韧和稳定。英语中“the four corners”就是“十字路口”的意思，“the four corners of the death”是“天涯海角”的意思。
再比如数字“13”，对西方人来讲象征着“倒霉，灾难”。据说在人类的蒙昧时期，他们用十指加上两只脚也只能数到12，凡是超过12的数目就感觉神秘莫测。后来他们发现12可以均匀的被分成两份、三份或四份，而13却无法均匀分开。因此他们就认为13是很不吉利的数字。另外在圣经中，亚当让夏娃吃禁果是在13日星期五，耶稣和弟子共进最后的晚餐时犹大坐在第13个位置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也是13日，古代通往断头台的台阶也是13级，给侩子手的赏钱也是13个银币，所以数字“13”就成了禁忌数字。西方人避讳这一数字的场合很多，如他们就餐时一桌从不坐13个人，不上13道菜；门牌、楼层、火车、飞机等均无编号13；医院也不设13病房和病床；13号也是很多西方人所憎恶的日子，就好似中国的“黑煞日，诸事不宜”一样。而“13”对中国人来说却没有如此多的忌讳，相反可以引发人们好的联想，如两千年来主宰中国思想文化的儒家经典俗称“十三经”；明代帝陵称为“十三陵”；清代有京腔“十三绝”。数字的禁忌虽然带有某种迷信的色彩，但因其根深蒂固的隐含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当中，也是应当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汉英数字文化源远流长，从古代到现代，人们对数字的认识和使用无不反映着民族文化内部所隐藏的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汉民族在思维方式上讲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溶于自然中去认识自然。对自然的认识显得丰富而亲切，并且因感受方式、认知方式的直观，在语言中体现出只求“意合”而不重“形式”的特点，大大摆脱了语言的束缚，使语言表达具有很深的内涵思想。因而汉语数字的表现方法显得琳琅满目，异彩纷呈。西方人讲究个体独立，认为人要生存必须征服自然，所以他们重形式、重分析、重理性抽象，而数字符号则成为他们进行抽象思维的工具，他们在运用数字时力求精确严谨，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形合”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对数字词语联想意义的发挥。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性质，双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的不同，所以才导致了汉英数字代表的思想内涵、感彩和修辞效果等的不同。
三、小结
“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是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数字的文化含义也是同样如此。“一个是使选择得以自由的任意的约定俗成;另一个是使选择成为固定的时间。因为符号是任意的,所以它除了传统的规律之外不知道有别的规律;因为它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的,所以它可能是任意的。”人类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对数字语言文化的研究，也许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也能从中发现隐藏在数字背后的更多的内涵和文化寓意，从而更好地认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特点。（作者单位：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第12篇
[关键词]惯用语；自然气象；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H1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7-0190-02
一、惯用语的界定
作为熟语的一种，和成语、谚语、歇后语等相比，惯用语是一个后起的名词。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发现了像“戴高帽”、“吃定心丸”、“赶鸭子上架”、“井水不犯河水”、“哪壶不开提哪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等既区别于谚语，歇后语的语言单位，才出现了惯用语这个名称。惯用语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口头创造，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大多数惯用语结构短小，形象生动，使用灵活，表现力强。
众所周知，语言和文化关系密切，相辅相成，文化的特点或多或少会在语言中留下印记，通过语言，我们可以考察一个民族的文化。“观乎天文，以察时政。”因为天气变化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古代社会人们根据寒暑阴晴的规律来进行农业生产和安排作息时间。那么，自然气象类词汇包括风雨雷电霜雪露等，在传统文化中，它们被赋予了丰富的意蕴。本文以自然气象类语素的惯用语进行分析，以探讨惯用语中的文化意蕴。
二、与自然气象有关的惯用语的文化含义
本文以《中国惯用语大辞典》的内容为语料，该书收录的惯用语的总数为11000个，其中包含自然气象类语素的惯用语大约900多个，惯用语中涉及气象词语最多的是风。《现代汉语大词典》对“风”的解释是：“跟地面大致平行的空气流动的现象”。我们考察“风”的惯用语，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风”用来表示形势和情势。如：“占上风”比喻占据主要的位置或有利的形势。“在风头上”讲的是处在与个人有利害关系的情势下。“避风头”用以形容躲开对自己不利的势头。还有，“顺风使箭令”比喻顺应形势的发展与变迁进行指挥或发出命令。“顺风下臭雾”形象地描绘了利用某种形势或机会来说坏话做坏事。“凑顺风”指趁着有利时机行动。据《现代汉语词典》，“顺风”的义项有：①车、船等行进的方向跟风吹的方向相同，也常作为祝人旅途顺利、平安的吉祥话。②跟车、船等行进方向相同的风。但是，在涉及“顺风”的惯用语中，“顺风”比喻顺着形势做事。
第二，“风”用来表示意见和劝告。如：不听别人的意见有“春风不入驴耳”、“春风之过马耳”、“当耳旁风”、“秋风灌驴耳”等，多带有贬义色彩；表达妻子对丈夫的意见的是“吹枕边风”；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松口风”；对别人有什么意见或看法就当面指出的是“是风是于当面来”。
第三，“风”用来表示消息和信息。如：“吹出风来”指透露出一些信息或散布某种谣言。“风里言，风里语”指的是私下里传闲话或散布流言蜚语。“口风紧”表达说话谨慎，不透露相关的信息。其中，涉及“风声”的惯用语较多，人们常用他象征或比喻传播出来的消息，如：“知风声”、“放风声”、“探风声”等。
惯用语源于口语，来自民间，被赋予了浓厚的色彩意义。处于农耕社会的中国人非常注意季节的变化，他们观察到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风。春天的风温暖，让人感到舒适；夏天的风凉爽，让人感到畅快；秋天的风萧瑟，使人感到愁苦；冬天的风凛冽，使人感到寒冷。在古诗词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春风可以带来盎然的春意；“秋天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秋风可以营造萧瑟的秋景。而在惯用语中，“春风”、“秋风”都代表意见，如：“春风不入驴耳”、“秋风灌驴耳”。另外，古人还把四季与四方相配，《礼记・乡饮・酒义》谓：“东方者春，南方者夏，西方者秋，北方者冬。”。因此，不同季节的风可以代表不同方向的风，即东风与春相应，西风与秋相应。涉及东风的惯用语有：“东风吹马耳”、“东风压倒西风”、“借东风”等，均带有褒义色彩，而涉及西风的惯用语有“喝西北风”等，为贬义。
雨同样是自然界最为常见的现象之一。《说文》谓：“雨水从云下也”，《释名・释天》谓：“雨，羽也，如鸟羽动则散也。”雨被描述为天空中纷纷下落的羽毛，这一方面源于水乃万物之源，原始人类择水而居，而水是靠天降雨而得，所以雨是生命之源，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原始人类对雨的既神圣又神秘的情感。雨逐渐成为滋养万物，化生万物的象征符号。在惯用语中，如“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比喻盼望已久的事物终于得以实现。再如：“久旱逢甘霖”，“甘霖”解释为“好雨”迫切期望得到盼望已久的帮助。“甘”字生动地描绘了雨的形象，正如《尔雅・释天》：“甘雨时降，万物以嘉”。另外，一提到它，我们就会从心底感受到漫天降雨的清凉的舒适感语荡涤心灵的愉悦感。雨意味着拯救与希望的同时，也代表了绝望与幻灭。《尔雅・释天》曰：“久雨谓之。”狂风骤雨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带给人们灾难，如洪水。原始先民面对洪水是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心生畏惧的，于是雨就成为悲凉无奈的符号。因此，反映在惯用语中，多是消极意义，如：“好花偏逢三更雨，明月忽来万里云”比喻忽然受到无情的打击。
在惯用语中，“风雨”频繁地出现在一起。风雨本指风和雨，人们常用它象征艰难困苦。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为主，人们过着男耕女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而人们最关心的庄稼丰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土、风雨，阳光等自然条件。在无法用科学解释的情况下，人类便赋予了风雨等自然现象以神秘或虔诚的审美内涵。于是，将与灾害息息相关的影响作物生长的“风雨”与人生中的阻碍人类发展进步的挫折困难进行了类比。如：“刀子风，鞭杆子雨”形容遭受沉重的打击和痛苦的磨难。“经风雨，见世面”比喻经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增长见识和才干。“漏屋偏遭连夜雨，破船又遇打头风”讲的是身逢绝境，偏又遇到不幸的事情，也指倒霉的事一件接一件。不用吃苦受罪的是“风吹不着，雨打不着”。吃尽苦，受尽罪的是“风里来，雨里去”。
其他包含气象语素的惯用语，如“雪”，“六月里下雪”六月不可能下雪。比喻发生非常稀奇的事情。“只扫自己门前雪”讲的是人自私自利，只管自己，不管他人。“风搅雪”指私下里传闲话或散布流言蜚语。“雪里藏死尸”表达用自欺欺人的办法掩盖事实。然而，在古诗词中，“雪”多象征着纯洁。再如“云”，“云端里看厮杀”形容站在一旁看热闹。“云开日出天睁眼”指好运气终于来了。“半天云里都听见”表达声音很大，传出很远。“拨开云雾见青天”比喻经人指点，有了新的方向或目标，冲破阻力，见到了光明，也指冤屈得到昭雪。
涉及日、月、星辰的惯用语也有很多。《孟子》谓：“天无二日，太阳也。”太阳驱走黑暗，给人类带来光明，同时普照大地，万物生长。古有夸父逐日，道渴而死，超越生命，追求永恒。于是，“太阳”往往成为希望、温暖、恩惠的代名词。“冲着日头说话”指凭着良心说话。众所周知，太阳东升西落，周而复始，因此又代表着人的生命和事物的发展状态。“日头常晌午”就是用来比喻人永远交好运。
在中国文化中，月亮从古至今都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天体，它承载着我们祖先丰富的审美感情和深刻的文化意蕴。《礼记・礼器》云：“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阴阳观念是中国哲学的基础，月亮和太阳则以高度的意象特征分别形容女性和男性。女性是月亮的灵魂，月亮是女性的化身，月亮带给人的感觉是宁静、柔和，与女性身上的温柔内敛的特质相似。涉及“月亮”的惯用语有：“水底捞月亮”、“水中花，镜中月”、“蹬着梯子上天摘月亮”、“熬了星星盼月亮，熬过初一等十五”等，在这里，“月亮”象征着由“女性、母亲”之意衍生的“美、美好”。但运用于惯用语中，这种“美”却遥不可及。月亮是美的象征，它无不闪耀着和谐美好的光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月亮见了躲入云中，形容女子非常美丽娇艳。
众所周知，占星术历史悠久，古人利用天文星象的变化进行占卜来预测国家和个人的命运。那么，星星就用来象征命运、运气。如“扫把星”，迷信的人认为出现扫把星就会发生灾难，因此扫把星也用为骂人的话，如果认为发生的灾祸是由某人带来的，就说某人是扫把星。另外，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星座的位置来判断方向，所以，星星有“带人走出困境，指引方向”的意义。其他涉及“星星”的惯用语有：“看着星星想月亮”比喻不切实际地空想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叫上天摘星星，忙搬梯子”比喻不动脑筋，盲目顺从。“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形容人对人过分溺爱或畏惧，什么要求都必须满足。
三、结语
惯用语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意义的整体性，即整体的意义不能是其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例如，“树欲静而风不止”比喻事情的发展趋势，已经不再是人能掌控的，或“无风不起浪”形容事情不会凭空生出。
第13篇
小学教育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
信息化时写作字教学问题及对策分析
教师推荐题目√自拟题目
选题的目的、意义(理论意义、现实意义)：
选题目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应用祖国语文，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培养学生识字写字能力是语文教学首要任务之一。识字写字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阅读写作、学习语文的基础，是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是学生终身学习的基础。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手机电脑的普及，手写体汉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信息化书写工具的冲击，学生写字现状不容乐观，写字教学面临空前的挑战。本论文致力于探求写字教学的重要意义，发现写字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对症下药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改善写字教学现状提供相应参考。
选题意义：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写字是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写字教学也是教学任务的重中之重。当世界三大古典文字中的北非埃及的圣体字、西亚两河流域的楔形字早已淹没在时展的浪潮中，汉字却依然生机盎然。我们骄傲的以为汉字能经受住高科技的挑战，在信息化的冲击下站稳脚跟，然而，事实却不容乐观。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电脑手机等信息化交流工具的普及，传统的手写交流方式被Email、QQ、短信等所取代，手写体汉字逐渐被方便快捷的键盘输入所取代，甚至连作业都大兴打印稿之风。学生写字质量愈发下降，出现了写字兴趣淡化、提笔忘字、字迹潦草凌乱、错别字连篇等现象，有人戏称为“电脑失写症”。如何保证学生的写字质量，如何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瑰宝在信息时代中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对于学校、老师、家长、学生乃至全社会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2011年8月26日，教育部发出《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按课程标准开展书法教育，三至六年级每周安排一课时的书法课，一至三年级着重培养学生硬笔书法能力；三年级开始，过渡到软硬笔兼学，还要临摹名家书法，学习书法知识。此通知一出台，引起各方热议。可见，写字教学已引起各界关注。导致写字教学问题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信息化的冲击，对写字教学的认识不足、应试教育下沉重的课业负担等也是制约写字教学有效开展的因素。开展写字教学并不是盲目的，我们首先要明确写字教学的重要意义，然后去发现写字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导致问题的原因、再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才能更有效地指导写字教学的开展。
选题的研究现状(理论渊源及演化、国外相关研究综述、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通过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中检索，从获得的“写字教学”相关研究的信息来看，主要集中在写字教学意义、写字教学现状及写字教学的策略研究上，论述写字教学的意义的重点多在写字教育的功能上作了一些论述，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汉字不仅有着鲜明实用性，而且具有丰富的艺术性，还蕴含着丰富的德育与美育因素。认为写字教学具有育德、益智、健体、审美、养心、博学等功能，对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与高尚的精神品质，提高审美能力及创造能力大有益处。在写字教学的现状和策略研究中，大都提到了电脑、手机等信息化工具对学生书写汉字的冲击，很多学者认为频繁使用电脑打字已对学生的汉字书写和学校开展写字教学造成了不良影响，汉字书写有着电脑打字不可替代的优点和特点，写字教学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些研究认识到电脑等信息化工具对写字的影响，却没有探究信息化工具对汉字书写影响的具体表现，更没有从造成问题的根源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以提出运用好电脑等信息化工具促进写字教学的策略。总之，这些研究强调了意识的提高，但缺乏具体的方法对策和实践探索。
为改善写字教学现状，教育部做了很多努力：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阶段写字教学的总目标和阶段目标。2011年8月，教育部发出《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的通知中也明确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按课程标准开展书法教育，三至六年级每周安排一课时的书法课。除此之外，国内很多学者也在探求写字教学的出路，提出改善写字教学现状和解决写字教学问题的策略。
江平主编的《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第五章第一节详细论述了识字写字教学的意义、识字写字教学的教学目标、识字写字教学关注点及识字写字教学的教学方法，提出把现代教育技术和传统蒙学相结合促进写字教学开展。
刘永康主编的《语文教育学》第三章论述了识字写字具有提高学生语文素养、促进学生智力发展、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培养学生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有利于学生使用电脑的意义，并结合课程标准论述了识字写字教学的原则和策略，论述了错别字产生的原因和教学措施。
王振刚《对键盘时写作字教育困境的思考及其教学探索》一文中从造成写字教育困境的原因出发，确认科技对书写技能的影响和基础教育中写字教学的弱势地位是造成写字教育陷入困境的原因。认为全球化的背景使汉字书写文化出现了认同危机，新媒体技术形成了对传统审美文化的强烈冲击，电脑的广泛使用在客观上造成了书写技能的弱化。现实中应试教育难以撼动的强势地位，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写字教育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名存实亡。对写字教育如何走出困境，提出了见解并在教学实践中作了尝试和探索，试图为写字教育的生存、发展找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和途径，使写字教育在“键盘时代”充分发挥它的文化传承和综合育人价值。
魏南疆著的《语文教学散论》第三章论述了汉字具有简洁明确、构词灵活、达意迅捷的特点，并评价了童俐俐的《识字与写字5》的示范教学。
孙熙春在《对中小学书法教育现状的思考》一文中提到中小学书法课“虚位”现象极其严重，并指出应试教育、师资不足是制约学校书法教育开展的重要因素，最后从转变思想观念、做好师资培训、培养学生兴趣等方面明确中小学书法教育的努力方向。
刘伟在《从电脑打字对青少年汉字书写的影响谈汉字书写教育》一文中从电脑打字会导致青少年汉字识记能力下降、导致手写汉字附带信息的减少甚至丧失、增加青少年写别字的几率几方面论述了电脑打字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并要求社会、家长、学校互相配合提高对写字教育的认识，重视键盘的同时不应忽略了手指。
总之，很多学者都意识到了写字教学所面临的困境，并从多方面提出了改进策略。可见，写字教学还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解决写字教学所面临的问题，改善写字教学现状，让中国的传统文化瑰宝继续屹立于信息化时代浪潮中，还是很有希望的。
论文(设计)主要内容(提纲)：
一、识字写字教学的重要意义
(一)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二)手写体汉字有着电脑打字无法取代的特点
1、个性化特点
2、艺术性和观赏性
(三)识字写字是学习的重要基础
1、汉字是人们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基本工具
2、识字写字是阅读写作、学习语文的基础
3、识字写字是学生终身学习的前提
(四)写字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1、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
2、培养学生耐心、恒心
3、培养审美情趣、陶冶情操
4、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
二、写字教学所面临的问题
(一)学生书写现状令人堪忧，远未达到课程目标
1、写字兴趣淡化
2、写字习惯不良
(二)学校写字教学开展有待加强
1、写字课落实不到位
2、写字教学师资力量单薄
3、大部分教师书写水平偏低
三、导致写字教学问题的原因
(一)社会各界对写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1、错误的写字观：电脑输入能代替手书
2、社会对写字要求减低
3、教师重写字质量，轻写字教学过程
(二)应试教育的桎梏影响写字教学开展
1、学校片面追求考试成绩，忽略写字教学
2、沉重的学业负担导致学生无暇练字
3、对“减负”的错误理解：把写字课当“负”减掉
(三)交流工具信息化的冲击
1、手机电脑等信息化产品减少了手书的几率
2、多媒体教学的普及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教师板书示范行为
3、打印稿作业增多导致书写能力下降
四、写字教学对策分析
(一)多方协作、端正对写字教学的认识
1、社会、学校、家长应提高对写字教学的认识
2、学校应确保写字教学课时，明确写字的要求和目标
3、教师应做好表率，并充分利用第二课堂指导学生写字
(二)从源头抓起、标本兼治
1、把“三笔字”纳入教师考核范围
2、做好在职教师培训，优化教师队伍
3、师范院校应加强对准教师写字能力的培养
(三)科学合理利用信息化媒体资源
1、学校避免盲目推崇多媒体教学
2、教师应有目的有选择地使用信息化媒体资源
3、家长应监督孩子正确使用信息化工具
拟研究的主要问题、重点和难点：
主要问题：当前信息化时代下写字教学存在的问题，导致该问题的原因及其对策分析，尤其是信息化对写字教学的冲击及其如何科学合理利用信息化媒体资源来促进写字教学。
重点：提出改善现阶段写字教学问题的对策
难点：如何合理利用信息化媒体资源来促进写字教学
研究目标：
论述写字教学的重要意义，分析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写字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导致该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科学合理利用信息化媒体资源等对策。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可行性分析：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通过广泛查阅、分析、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精华，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
技术路线：
第一阶段：前期文献准备，确定研究方向和选题，制定研究计划，撰写开题报告。
第二阶段：整理和分析资料，撰写论文初稿。
第三阶段：根据导师建议修改和完善论文。
第四阶段：完成论文设计。
可行性分析：
首先，通过四年的专业学习，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对该课题相关理论有所了解，而且近年来关于写字教学的研究很丰富，通过搜集、分析、整理，能找到充足的资料支撑该论文的论点。
其次，研究成本低，该论文不需做问卷调查、实验，我坚信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以及同学的帮助下，我能按时完成毕业论文写作。
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分析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电脑、多媒体等信息工具对写字教学的冲击，并从学校、教师、家长三方面提出合理利用信息化媒体资源的对策。
进度安排及预期结果：
进度安排：
第七学期：第一至二周选择指导教师
第三至七周选题，收集文献资料
第八至十周整理文献资料，撰写提纲
第十一至十三周撰写开题报告
第十四至第十五周论文开题答辩
第十八至第二十周完成论文初稿
第八学期：第一周至第五周论文修改
第六周至第十周论文定稿
第十一周至第十五周论文答辩
预期结果：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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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永康.语文教育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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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陈一玙，曹娴.小学书法课离学生有多远[N].湖南日报，2011年9月9日第0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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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教基二[2011]4号)[DB/0L].，2011年8月2日
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签名：
年月日
答辩小组意见：
组长签名：
第14篇
而古代日本人又极其推崇汉字，所以日本人根据日语表达的需要，利用汉字的造字法，创造出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国字。国字从奈良时期就开始使用，在平安初期《新撰字镜》中，就已经收录了400多个国字。另外，《古事记》中被发现有至今仍在使用的日本国字。因此，可以说日本的国字产生于7世纪。
日语的外来语原本应该用片假名来书写，汉语词汇对于日本人来说也是外来语，但是至今仍然使用汉字来书写，这样的情况在任何其他语言中都是不可想象的。此外，日本人还利用汉字的结构特点创造了假名及“和制汉字”。>>>>汉字在日本的曲折发展如何成就日本国字
汉字就是日本文字的基础。回顾日本的文化史，所有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等，都是用汉字或者汉字与假名共同记载的。我们可以说，汉字就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并已经深深的深入到每个日本人的血液之中。
第15篇
汉字视觉造型的“形”与“意”
“形符通过自身形象来其表意作用，义符通过自身所代表的意义来其表意作用”。就像这幅字体设计3-1-1那样，巧妙的文字组合使得“形”与“意”和谐统一，更好的表达了自身的含义。计以词义本身以及汉字自身的形体结构为基础，汉字笔划与表现水特性以及山间那种悠然与清爽的感觉，对汉字的外形、结构与笔划的走向做了新的布局，使文字由于重新的组合而产生不同的意境。元素从形式与内涵两方面反映其信息内容，同时也添加了现代的设计观念。>>>>>博士论文的初稿完成步骤
汉字最原始的形态就是人类记录事物的记号或图案，逐步的发展成为象形符号，经过简化才成为我们现在的汉字。汉字又可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即有外部的轮廓造型，它注重“形”；而“无形”就是人们对这一具象字体的理解，它注重“意”。汉字与其他民族文字的表现形式不同，汉字至今仍然保存着象形文字的图画感觉，字型外观大体呈现出方形，在笔划的变化上呈现出不同的含义，这种形与意的结合使得文字兼备了图形的形象感与文字的抽象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