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公共管理论文范文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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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管理论文

第1篇

了解社会工作的人目前仅限于相关的学者和接受专门教育的学生及有限的社会人员。而在台湾和香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简称社工）是大众耳熟能详的词汇。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就是社区管理还需要专业的人员，这从我国大多城市的社区管理人员都是大妈大叔这样的鲜有具备社会工作方法和理念的人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有学者调查表明，居委会组成人员大多是退居二线的原政府、街道办工作人员和企业的下岗再就业人员。新兴的物业管理公司中工作的人员也主要负责社区硬件系统的设施维护和管理费用的收付，多是一些技术工人。居委会传统上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一个基层单位，被人称为政府的嘴和腿，这种管理实质上是控制。在某些新型社区，服务性的物业管理公司填补了居委会的空缺，但管理较为混乱，服务不到位，近年出现了许多物业侵犯业利的事情。Teicher认为，一个社会工作行政者比其他的行政工作者更能胜任社会服务机构的管理工作。他说，一个社会行政工作者的成就在于运用知识和信息做出判断的能力，这种为了针对人们的服务，富有智慧地履行职责和领导机构的能力，必须通过专业的社会工作教育和经验以及我们一直坚持的社会工作价值和理论的结合才能实现。既然是服务，社区管理机构可以是社会福利机构，管理者的任务是实践、贯彻社会福利机构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探询、发掘社区的社会福利需要，确定服务目标，获取各种资源，指定详细的服务计划，组织协调工作人员，评价服务的效果等。基层社区管理人员从社会经验看来，他们远远比那些从学校到学校接受社会工作行政教育的人懂得更多的人际交往的技巧，只是可能缺乏管理学的知识和社会工作的理念。所以，如果专业的社会工作行政人员如果多一些实践经验，基层社区管理人员多一些专业知识，则相得益彰。而且，我国更需要专业的社会工作行政者，这也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管理体制所决定的。传统上，我国社区管理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政府对社区有自上而下的监控能力，虽然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居委会的自治性一直没能得到落实。目前，居委会实际上仍然是街道办事处的一个执行机构。

二、从居民看来，他们缺乏民主意识

很少积极主动参与到社区管理和建设中来。儒家文化圈内的新加坡和日本的社区管理都具有类似的特征。所以说，我们现在迫切的任务是需要有更多的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一方面，我国很多的大中专院校（有近两百所）开设了（尤其是近几年）社会工作专业，其中都会有社会工作行政课程。另一方面，我们很多城市社区的管理人员接受了长短期社工培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大中专院校毕业的社会工作的学生不愿意去社区工作，在我国，这种工作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还不够理想。再者，根据笔者带学生去社区实习的经验，学生并不认为社区的很多工作是“值得”他们做的。学生在社区的工作大多是琐碎的杂活，比如录入、整理资料、写黑板报，甚至是打扫卫生。所以，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有可能的话，提高社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金水平；其次，鼓励学生从基层干起；第三，让学生尽快地上手其本职工作。从国外经验来看，很多学校的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看好，薪酬较高。密歇根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在1968-1972年进行了一次跟踪调查，专攻社会行政领域的毕业生未就业率低于3.3%，薪水较高，40%以上的人每年的工资超过14000美元。全美社会工作协会的调查表明，全职的社会工作行政者的年薪超过其他种类的社会工作者，1958年，超过50%的社会工作硕士已经或要申请社会工作行政管理的职位。问题是，社工行政专业教育这种培养目标是长期的，不能在短期内解决我国目前社区管理专业人才短缺的局面。所以，现在最有效的办法是：一是对现在的社区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位于北京大学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培训社区管理的干部上面做了很多探索，也取得了一些经验。这些社区管理者有了理论并进行反思之后，可以成为非常有能力的人。二是推广社会工作职业认证资格考试，使之发动和吸引社会的智力资源。

三、结语

第2篇

1.1重建轻管，效益低下

只重建设不重管理。在大型灌区中，不论是群众还是的水管单位，一般都对灌溉工程建设比较重视，但是对建后管理却不够重视。在大型灌区管理方面，缺乏科学有效的分工安排，岗位责任制不明确，管理运行机制没有理顺，由谁管理、如何管理等方面缺乏规范的制度和有效的管理措施。因此，很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的问题，从而造成管理上的空挡和盲区，对灌区的稳定高效运行带来影响。只重务工不重灌溉。在当前的人力市场中，劳动成本越来越高，而农业经济效益却不是很高，基本处于持续低迷状态。灌区群众由于受自身文化素质的影响，往往只重视务工，而不重视灌溉。有的农民认为花时间灌溉农田，没有进城务工划算，因此，往往只是采用靠天吃饭。因为农业的高成本与低收益形成鲜明对比，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田耕地的积极性，从而导致灌区农作物种植面积大大减少，影响了农作物产量。

1.2成本偏高，体制不畅

农民灌溉的成本较高。由于大部分地区农田灌溉配套设施不完善，特别是丘陵地区，在为农田灌溉时，一般需要用电抽水灌溉，所需要的电费成本比较高，占整个成本的60%左右。加上还需要在管理中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户水费成本也比较高，使得农民所承担的灌溉成本普遍较高，加重了生产负担，影响了灌溉质量，从而导致收益面积随之减少。水管体制改革不力。从水管单位的体制改革来看，存在着不彻底的问题，一些国家公益性补贴政策落实不到位，从而影响了水管单位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3基础不牢，素质不高

节水灌溉设施欠缺。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灌区生产的重视，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灌区节水设施建设条件日益改善，但是，其配套设施建设仍比较滞后，严重影响了灌溉的效果。特别是灌溉方法不当，仍以传统的大水漫灌为主要灌溉方式，不仅严重浪费了水资源，而且还导致灌溉的水电费负担大大增加，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益。灌溉管理基础薄弱。在大型灌区中，有的工作措施具有短暂性和突击性，在立足实际着眼长远方面不到位，管理制度体系建设不完善，存在着较多的管理漏洞，加上有的管理制度执行不力，严重影响了灌区经济效益。作为灌区管理部门，在研究灌溉制度，进行面积统计和灌区三情测报等方面投入较少，加上工作人员思想上不重视，影响了管理的实际效果。素质不高。灌区管理队伍中，专业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较低。由于基层水管单位的待遇低、环境差，难以吸纳专业技术人才，加上缺乏科学有效的管人用人机制，让一些优秀的水管技术人才感到思想很压头、事业上没奔头，这样就难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难以留住优秀人才。特别是基层单位水管干部的人才引进不到位，从而出现管理力量薄弱甚至人才断层的问题，难以适应灌区工作的现实需要，严重影响了灌区建设与管理工作有效开展。

2加强灌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相关措施

2.1加快灌区管理体制改革

大部分大型灌区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所以长期以来传统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下其弊端得以不断显现出来，已越来越无法适应当前灌区的发展和需要，所以对灌区管理体制改革具有迫切性。加快对内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实现定岗定编，明确各岗位的责任，并将责任具体到个人，从而调动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改革水费收缴制度。在我国灌区管理体制中受计划经济影响较严重，长期以来都体现其公益性质，所以人民群众对水的成本缺乏认识，这也导致灌区由于水费的不到位，而长期处于亏本经营的状态，对于灌区的工程也缺乏必要的维护和养护。

2.2积极降低成本，切实落实补贴制度

需要通过科学规划，合理管理，做好农田的蓄水保水引水措施，尽量减少抽灌。如果不得不采用抽灌，要科学合理地安排，积极引进科学先进的灌溉方式，在灌溉时间安排上，要科学合理地做好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充分利用利益驱动做好灌溉，切实增强农户进行灌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进行水管体制改革，切实落实公益性补贴政策，尽可能地提升水管单位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3不断夯实基础，提高队伍素质

做好灌溉配套设施建设。在灌区配套设施建设方面，要加大投入，不断夯实灌区配套设施基础。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切实改进灌溉方式，尽可能地节约水资源，切实减轻灌溉的水电费负担，增加农业生产效益。在大型灌溉区中，要立足实际着眼长远，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减少管理漏洞，切实加大管理制度执行力度。作为灌区管理单位，要在研究灌溉制度、面积统计等方面加大投入。提高管理队伍素质。要畅通灌区管理队伍人才队伍引入渠道，以优厚的待遇吸引人，光明的事业发展前景引领人，科学有效的方法鼓舞人，加强职工业务培训，将培训成绩与绩效考核相挂钩，最大限度地调动水管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要采用科学有效的绩效管理方式和晋升考核机制，将工作与经济待遇、岗位调整和职务晋升联系起来，不断增强灌区建设与管理队伍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

2.4加强信息建设，提高管理水平

现在已经进入到信息化社会，要充分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强大优势，实现灌排自动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可以利用信息系统，做到灌区资源共享，通过量化指标，为科学决策提供准确有效的依据。如可以利用水位流量计，减少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避免人工观测的误差，提高准确率，及时对流量进行调节，最优配置水资源，切实提高管理水平。

3结束语

第3篇

扩建水库上游分洪工程—大泉沟引洪渠是夹河子水库除险加固中重要的一项工程措施。引洪渠从引洪闸处引水，洪水期分别向大泉沟水库、蘑菇湖水库分洪，引洪闸到大泉沟水库分水闸6.8km、到蘑菇湖水库17.2km，现状渠道为土渠，梯形断面，设计流量为25m3/s。该渠位于泉水溢出带，渠道常年有泉水溢出，沿途有众多的纳水口，渠道两边均为国家基本农田及居民点。

2大泉沟引洪渠工程地质条件

引洪渠基本上属挖方渠道，坡降1.51~2.27‰。两侧植被发育：①层杂填土，局部存在透境体，厚度0.5~1.2m，工程地质性质较差；②层低液限粘土，0.8~2.9m，分布不连续，硬塑~软可塑，微透水；③层含细粒土砂，厚度0.5~1.4m，以透境体的形式存在，潮湿~饱水，松散~稍密，局部易垮孔，中等透水；④层腐植质，可见厚度0.5~1.9m，未揭穿，有机质含量较高；⑤层淤泥质粘土，可软~软塑，可见厚度0.4~2.0m，未揭穿，在该段的起始和终止端出现。该段地下水位埋深1.7~3.6m。工程地质条件较差。

3设计方案比选

3.1设计方案比选

为充分利用现有工程，降低工程造价，大泉沟引洪渠在渠线选择上仍按老渠线布置，对现状进行改造扩建，扩大过流能力，达到分洪目的。通过调洪演算及结合工程现状，确定大泉沟引洪渠设计流量为Q设=50m3/s、Q加=60m3/s。

由于大泉沟引洪渠沿线处于泉水溢出带，地下水位较高，为地下水补充渠水，不存在渠水渗漏的问题，渠基土质为冻胀性土。因此，大泉沟引洪渠的改造扩建在设计上应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防冲问题；二是防冻问题。由于渠道两侧均为基本农田保护区，如果采用土渠断面，有些地段将占用大量的基本农田、房屋、渠道和道路。经统计采用土渠方案需占用基本农田145.0亩、林带3.2亩（伐树2070棵）、房屋650m2，且需增加数处跌水以使渠道降低流速。为减少土方开挖，少占基本农田、房屋和道路，充分利用当地材料，提高渠道的抗冲能力和过流能力，在渠道的衬砌结构型式上主要解决抗冲、排水和防冻胀等问题。因此，设计上主要采用混凝土网格干砌卵石衬砌方案来解决上述问题，该方案基本不占渠两侧耕地，对渠两侧原有设施基本没有影响。

3.2工程设计

大泉沟引洪渠设计流量为50m3/s，加大流量为60m3/s。由于该渠段处于泉水溢出带，地下水位较高，地下水补给渠道，衬砌上采取以防冲为主，因此，采用混凝土网格加干砌卵石衬砌。设计断面为梯弧形断面，圆弧半径400cm，弧中心角33.69°，渠道平底宽8m，边坡1:1.5。断面结构从上往下依次为25cm厚的干砌卵石、10cm厚的砂砾石垫层、无纺布（400g/m2），为防止细颗粒土堵塞无纺布，在无纺布下铺25cm的砂砾石垫层。渠道纵坡1/917~1/365，水深1.98~2.56m，流速1.66~2.29m/s。

混凝土网格在渠底横向每4m设1道，纵向方向在渠底中间、弧底、弧顶分别设有5道格栅，渠边坡网格设计成棱形状，有利于干砌卵石的稳定及水流的顺畅。混凝土网格标号C20、F200，宽度30cm，厚度为35cm。网格在渠底中间分成“十”字缝，圆弧段及靠近边坡的渠底分成“丁”字缝，嵌缝材料选用1cm厚的高压闭孔塑料板。具体设计详见下图。

4施工

4.1施工条件

大泉沟引洪渠设计为混凝土网格干砌石渠道，总长6.8km。渠线穿越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居民点，两岸可利用的场地较少，主要可利用的场地有桩号3+000右侧小块荒地，桩号4+080右侧苇把子厂，桩号4+400芦苇湖和桩号2+000、2+650、5+200、6+100、6+700等左右林带间隙。工程沿线对外交通发达，对局部段渠堤进行加宽加固改造可满足施工交通要求。

根据对工程所在地气候条件的分析，每年4~10月份为正常施工期，在其余月份施工须考虑采取冬季施工措施。为满足农业灌溉用水的要求，根据本地各施工然条件，本工程施工期安排在第一年11月份至次年洪水期前即6月20日。

4.2施工措施和方法

1）施工排水措施

工程全线基本处在泉水溢出带上，地下水位埋深1.7~3.6m，流向从渠左向渠右，渠左岸有14处纳水口进入该渠道，汇集至渠道末端流量可达1.7m3/s，且常年较稳定。为保证施工质量，必须进行施工排水。

主要可以考虑的排水方式分为明排和暗排。暗排主要可用的包括井点法排水和管井法排水，明排可用的即开挖明沟截断地下水。在渠道沿线布设井点或一定距离布设管井，除占用耕地外，经济上也是本工程难以承受的。故，渠道施工采用明排的方式排水，渠道分期施工。具体做法是：土方工程开始时，首先沿渠道左坡脚处开挖一条底宽0.5m（沿渠可适当加宽），深0.5m，边坡1：1.5，纵坡与设计渠道纵坡相同的排水沟，将渗出的泉水导入渠尾排出；然后在渠底平段和右弧脚施工完时，用砂砾石将排水沟回填至设计位置后进行下道工序；渠道左侧施工时采用分段集中抽水将渗水抽出汇入田间农渠，可根据各段地下水情况确定预留集水坑间距，待平底和弧脚施工完毕后补砌。抽水期从右弧脚混凝土浇筑完毕至左弧脚混凝土浇筑完毕，其余时间为自流排水。

长渠道施工自流排水应具备强有力的协调和管理能力，施工中应遵循先动上游，下游跟进的施工原则。施工抽水期也应考虑当地耕作制度的要求。

2）特殊地段施工

引洪渠桩号4+300~4+500段右渠堤穿过芦苇湖（沼泽）的边缘，原渠堤为填方，坐落在多年淤积和掺有腐败的芦苇根系的淤泥质粘土上，可塑~软塑，可见厚度2.4m，以透境体形式存在，这种基础的地基承载力很低。渠堤本身为杂填土，富含腐殖质，现状施工中运料的大中型机械根本无法通过。

如果此段渠道改线向左侧偏移，将占用基本农田10亩，不可行；在现有渠线基础上全部更换右渠堤填土，经济上和工期上都不太可行。经多方论证和现场试验，考虑到干砌石有一定的适应变形的能力，最终采用了“不换填，适当降低渠堤填筑的标准”的处理方式以节约投资。

根据此段渠堤薄弱，施工场地狭窄的特点，施工独创了“冬季进料，春季施工”的施工方法，即渠堤加宽加高的土石料（选择冻胀量相对较小的土石料）在冬季渠堤基本被冻透的时期，利用冻土增加的承载力直接采用机械运料进场进行铺填碾压，并在初步成型的渠堤顶堆放渠道衬砌材料；春季冻土解冻，自然沉降后开始衬砌施工，主要工作采用人工完成。

3）施工布置措施

老灌区改扩建渠道两侧多为已开垦的耕地、居民区和林带等，给工程施工布置带来很多不便。本工程具有改扩建工程的一般特点。

根据现状，在施工总布置“因地制宜，交通方便，少占耕地，就近布置”的一般原则上增加了针对本工程的“沿线堆料，减小规模，多点分散布置，加强管理，减少干扰”。

施工中，有堆料条件的段首先备料，沿线堆存；堆料场少的渠段采用边用边运的方式。在林带或小块荒地中见缝插针，几平方米或十几平方米均可作为临时帐篷的搭设地点，稍大而靠近渠道伴行路的及可用作拌和站。本工程最终施工基本没有占用耕地，减少了农业生产损失，节约了工程投资。事实也证明加强管理可以减少干扰加快进度。

5建议

第4篇

根据2001年6月18日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的要求，选择提前截流设计流量为10000m3/s左右。长江委通过对120余年实测水文资料分析，选择11月下半月截流，截流流量标准为10300m3/s，并在随后的招标设计中重点对此流量下的双戗双向进占立堵截流方案进行设计。通过综合各方面因素，提出了左岸上、下游设置截流基地的截流方案（简称基地方案），具体为：于砼纵向围堰上、下游端设置截流基地，创造两岸进占条件；上、下游截流戗堤龙口段设置垫底加糙拦石坎，上游戗堤加糙拦石坎顺水流向宽36m，沿戗堤轴线长120m，拦石坎顶部高程54m(坎高4m)；下游戗堤加糙拦石坎顺水流向宽36m，沿戗堤轴线长90m，拦石坎顶部高程48m(坎高3m)；上游戗堤承担2/3落差，下游戗堤承提1/3落差。

根据招标设计，上游围堰截流戗堤束窄口门宽度220m前，设计长江来流量14800m3/s，遇防冲流量21900m3/s；束窄口门宽度至150m阶段，设计长江来流量12200m3/s，防冲流量19400m3/s；150m龙口至合龙，设计截流流量10300m3/s时。

2明渠截流期雨洪特征

长江流域降水量的地区分布很不均匀，总体趋势是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山区多于平原，迎风坡多于背风坡，中下游平均降水量较上游丰富。

上游地区具有高原、盆地、河谷等复杂地形，降水的时空分布也存在很大差异。长江河源的楚玛尔河站年平均降水量仅253mm，是全流域年降水量最小的地区，而金山站年降水量高达2590mm，为全流域之冠。上游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800～1400mm，年降水量超过2000mm的多雨区有两个，一个位于四川盆地向高原的过渡地带，另一个位于大巴山南侧万源和巫溪。在青藏高原一带，年降水量低于800mm，江源地区甚至不足400mm。

冬季降水量全年最少。上游地区最早3、4月即可进入雨季；6~9月为全年最雨最多时段，其中9月雨带旋回至长江中上游时，多雨区从川西移到川东至汉江，在雅砻江下游、渠江、乌江东部、三峡区间及汉江上游雨量比8月多，显示出秋雨现象，有的年份，这种强度不大而历时较长的秋雨还很明显，易形成秋季洪水。10月，随着夏季风的南撤，雨量已明显减少，50mm以上月雨量10月分布在金沙江下游至宜昌区间；11月50mm以上雨区范围迅速缩小至乌江流域，此时金沙江以上不足10mm；12月至次年2月雨量为全年最少，除乌江流域12月达25mm，长江上游月降水均小于25mm，金沙江以上几乎无降水。

长江上游的暴雨主要出现在青藏高原以东的盆地及其周边约60万km2的地区，按日雨量≥50mm为暴雨统计，年平均暴雨日数在5天以上的多暴雨区有2处，即川西暴雨区和大巴山暴雨区。暴雨最早出现在3、4月，大部分地区在9月下旬结束，仅乌江、三峡区间、嘉陵江上游结束于10月下旬，个别年份可至11月上旬结束。如1955年11月洪水主要发生在乌江和金沙江，宜昌站11月中旬实测最大日平均流量达24200m3/s；1996年11洪水主要发生在乌江和三峡区间，11月上旬宜昌实测最大流量26600m3/s，1944年10~11月洪水则主要发生在嘉陵江和金沙江，宜昌站11月上旬实测最大流量达26500m3/s，10月下旬宜昌日平均流量在20000～30000m3/s间持续8天。

据1877~2000年124年实测流量资料分析，截流期的11月多年平均流量10300m3/s。11月上旬历年最大日平均流量排前两位的分别为1996年的26600m3/s和1944年的26500m3/s，日最大流量超过20000m3/s的共有10年；超过15000m3/s的49年。11月中旬，历年最大日平均流量排第一位的为1908年的30600m3/s，其次为1955年的24200m3/s，超过15000m3/s的达18年。11月下旬，实测最大日平均流量为1961年的17500m3/s，系列中日最大流量超过10000m3/s的达32年。

3明渠截流施工期设计洪水分析

就一般洪水特性而言，长江上游汛期为5~10月，但其中7、8、9月三个月出现年最大流量机会较多，其量级也比6月和10月的洪峰流量大。因此在施工设计洪水分析中，将7、8、9月划为汛期，应用全年最大洪水资料系列计算的坝址设计洪水作为施工洪水；而将6、10月列入非汛期，这样处理更符合汛期水情特点，也有利于施工进度安排。

非汛期1月至6月和10月至12月，施工设计洪水计算，均采用分月最大选样。枯水段10~5月、11~4月和12~3月，分别在各分段内选取最大流量系列作频率计算。根据三期截流及围堰施工需要，将系列延长至2001年后计算的非汛期施工设计洪水成果见表1

表1宜昌站枯水期设计最大日均流量延长系列复核成果表

（1877~2001年）流量：m3/s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10月

11月

12月

10~5月

11~4月

12~3月

参数

均值

4960

4410

5730

10600

18700

31500

27600

15100

7650

28600

15400

7860

0.15

0.18

0.28

0.3

0.26

0.27

0.18

0.26

0.18

Cs/Cv

3.5

设计频率

7190

6940

10700

19300

38300

55800

47700

28300

11700

48600

28300

12000

6840

6510

9910

17900

34800

52000

45000

26100

11100

45800

26100

11400

6350

5930

8770

16100

29700

46600

40800

23000

10200

41800

23100

10500

5950

5470

7910

14500

26200

42500

37300

20600

9490

38300

20800

9750

5560

4990

6930

12900

22300

37800

33400

18000

8710

34600

18300

8950

为进一步分析明渠截流施工期水文条件，重点补充分析了10、11、12月分旬、分月和11月上半月、下半月、12月上半月不同频率的设计洪水，资料系列延长至1877～2001年，设计成果如表2和表3。新增系列中，1996年11月宜昌站曾发生较大洪水，最大日平均流量26600m3/s，自1877～2001年共125年系列中排第3位。

表211月上半月和下半月最大日均流量设计成果

流量：m3/s

时段

均值

Cs/Cv

10%

20%

50%

80%

90%

11月上半月

15000

0.28

26400

23100

20600

18000

14100

11500

10600

11月下半月

10700

0.36

22100

18400

15700

12900

9400

7800

7400

表3宜昌站10月、11月设计流量成果表

（系列1877-2001年）

月

项目

分期

均值

Cs/Cv

10%

20%

50%

75%

80%

月

平均

月

19200

0.22

2.0

30400

28800

26600

24800

22600

18900

16200

15600

上旬

22600

0.26

2.0

38500

36200

33100

30400

27300

22100

18400

17600

中旬

19400

0.24

3.0

32600

30600

27900

25600

23100

18800

16000

15400

下旬

16000

0.24

3.0

26900

25300

23000

21100

19000

15500

13200

12700

最大

月

27600

0.28

2.0

48700

45700

41400

37900

33800

26900

22100

21000

上旬

26800

0.30

2.0

49000

45800

41200

37500

33200

26000

21000

19900

中旬

22900

0.29

2.0

41100

38500

34800

31700

28200

22300

18100

17200

下旬

18700

0.26

2.0

31800

30000

27300

25100

22600

18300

15200

14500

月

平均

月

10300

0.18

4.0

15600

14800

13700

12800

11800

10100

8960

8710

上旬

12600

0.22

3.5

20600

19400

17700

16300

14800

12200

10600

10200

中旬

10400

0.23

8.0

18800

17200

15100

13500

11900

9710

8670

8500

下旬

8230

0.18

8.0

13100

12300

11100

10200

9270

7890

7140

7000

最大

月

15100

0.28

5.0

28900

26500

23300

20800

18100

14100

12000

11600

上旬

14600

0.26

5.5

27100

24900

22000

19700

17300

13700

11800

11400

中旬

12100

0.31

6.5

25700

23000

19600

17000

14400

10900

9430

9190

下旬

9340

0.24

7.0

17000

15600

13800

12300

10800

8750

7710

7520

4明渠截流设计流量

截流设计流量应根据河流水文特性及施工条件等多方面因素选择，一般可选用截流期5~10年一遇的月或旬平均流量。对于截流时段选在汛后退水期或稳定枯水期时，截流流量重现期可取短一些。对于大型工程的截流设计，多以选取一种流量为主，再考虑较大、较小流量出现的可能性，采用几种流量进行截流水力学计算和模型试验研究。

三峡三期明渠截流具有流量大、落差高、影响因素众多、施工条件复杂等显著特点，截流流量标准选择过高，将大幅度加大截流难度、增加截流工程投资，且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技术难题，截流技术措施难以落实。根据明渠截流时左岸大坝导流底孔分流特点及各级流量截流终落差1:80水工模型试验成果，当截流流量为14000m3/s时，截流（闭气后）终落差将达8.11m，对于此类大流量、高落差、高能量的截流工程，实施难度极大。

根据长江实测洪水资料进行分析，着重考虑截流技术措施的可行性，并结合多年来三峡研究和设计情况，选择戗堤非龙口段进占从11月初开始，采用11月上旬多年旬平均流量14800m3/s，戗堤顶高程及裹头防冲采用当旬5%最大日平均流量21900m3/s；明渠截流龙口合龙时段在《提前截流专题研究》中确定为11月中旬或下旬，截流流量分别为11月中旬多年平均最大日流量12200m3/s和11月月平均流量10300m3/s。2001年6月18日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要求，三峡三期明渠截流既选择提前，又需考虑截流施工难度，建议选择截流流量为10000m3/s左右；此精神指导下，研究决定三峡三期明渠截流龙口合龙时间定为11月下半月，设计截流流量为11月月平均流量10300m3/s，该流量约相当于11月下旬20%最大日平均流量。实际施工过程中，可根据当10月和11月长江退水情况和上游来水情况，适当提前实施。

已确定的设计截流流量与本研究中分析的截流期旬月设计流量比较如表4。本次分析的截流期特征流量与所选择的截流流量标准基本一致，而且11月下半月龙口合龙设计流量10300m3/s与11月月平均流量10300m3/s、11月下旬10%平均流量10200m3/s吻合。

表4已选截流流量标准与截流期施工设计流量比较

流量：m3/s

11月上旬

11月中旬

11月下旬

多年平均日最大

5%最大

多年旬平均

20%最大

招标设计采用

14800

21900

12200

10300

本次分析

14600

22000

12100

10800

5截流期11月各旬不同量级流量统计

截流期的11月，虽然没有大洪水发生，但受大江大河退水缓慢和上游秋汛影响，11月流量仍较大，多年平均流量10300m3/s。据1877至2001年实测资料统计，11月上旬最大日平均流量超过20000m3/s的10年；超过15000m3/s的52年，占系列长度的41.6%。11月中旬，最大日平均流量为30600m3/s，超过15000m3/s的达21年，占系列总长的16.8%，超过12500m3/s的共43年；11月下旬，实测最大流量17500m3/s，超过12500m3/s的也有10年，超过10000m3/s的达32年。

结合截流施工安排的可能性，根据1877～2000年实测流量资料，分别统计11月各旬出现连续5天、4天和3天小于或等于12200m3/s、10300m3/s的发生频率，统计成果如表5。

表5中统计情况看，11月中旬出现连续5天小于10300m3/s的概率为64.5%，但连续4天小于该流量的概率上升到74.2%；11月下旬出现连续5天小于10300m3/s的概率达94.4%。说明11月中旬按设计截流量10300m3/s截流，其流量经验保障率可达65%~74%左右，而在下旬按此设计流量截流经验保障率可达94%以上，11月截流水文风险率较低。

表5宜昌站1877~2000年11月份实测日平均流量统计表

时间

项目

连续期

11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下半月

日平均流量

≤12200m3/s

连续5天以上年数

109

122

123

所占百分比(%)

49.2

87.9

98.4

99.2

连续4天以上年数

110

123

124

所占百分比(%)

58.1

88.7

99.2

100

连续3天以上年数

114

124

所占百分比(%)

66.1

91.9

100

日平均流量

≤10300m3/s

连续5天以上年数

117

所占百分比(%)

21.8

64.5

94.4

连续4天以上年数

117

所占百分比(%)

25.8

74.2

94.4

连续3天以上年数

119

所占百分比(%)

33.9

76.6

96.0

6结语

三峡明渠截流水文条件及特性主要是在截流前根据设计条件所分析，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明渠截流施工。2002年9月以后，上游来水普遍偏枯，为三峡工程明渠提前截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2002年9月15日，三峡工程导流底孔开闸放水调试，至9月19日全部22个导流底孔全部开闸分流，当日坝址来流量11100m3/s，导流底孔分流比24.32%，高于原设计的分流能力，也为三峡明渠截流进一步提前增强了信心。

第5篇

关键词:政府;社区;社区管理;功能定位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共同体。社区管理是指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健康发展的过程，是对社区工作的总体概括。[1]社区管理靠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社区组织与社区居民的力量，二是政府的力量。从目前的实践看，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开展，政府支持不力或包办过多(行政化倾向)，是城市社区管理中的普遍的现象，而这一问题的存在，相当程度上已影响了社区建设走向深入。因此，笔者认为，要真正找到社区管理的出路，推动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如何进行功能定位的问题。

一、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功不可没,首先表现为社区建设运动是由政府发起和组织的。政府还通过制定社区发展的相关政策，引导社区建设、规范社区行为，对社区建设进行宏观指导；其次，政府均有专门的机构和组织来具体负责社区管理工作，为社区提供管理和服务；第三政府为社区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政府运用国家财政资金投入社区建设，不断提高社区硬件建设水平，在政府强有力地推动下，社区改造，尤其是硬件设施建设在短期内得到推进和改善；最后，政府是社区建设的协调者和控制者。在改革开放后，政府在中国城市社区发展过程中渐渐让渡出部分权力，其改革目标是扮演规划者角色。这里说的协调者，是指政府对于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进行引导和监管，逐渐由过去的政府机构直接管理，向总体规划协调的间接调控方式过渡。

（二）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毋庸置疑，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现阶段社区管理的实际来看，政府在其角色的扮演和行政职能的行使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现象和问题。总体来说，这些现象和问题可以概括为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政府职能的越位是指政府在行政过程中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和权限，是超职责、超权限的行政过程。[2]

政府越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行政因素向社区弥漫式渗透，使自组织力量和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政府包揽社区事务必然导致政府承担所有的成本；社区行政化,政府成为社区的惟一资源来源，社区居民没有形成对社区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政府的无限责任诱发了社区的道德风险，不利于社区自组织的培育、本地社区内资源的聚集。

政府职能的缺位主要表现在对非政府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等第三部门社会组织培育不到位，对社区内的非政府专业性社团资金投入不够，导致这些非盈利的服务性机构发展比较缓慢；政府缺位主要表现在：政府投入少。有些地方也出现了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效益，而出现一些违章建筑、马路市场以及乱收费、乱罚款等屡禁不止的问题；宣传力度不够，地域发展不平衡，社区成员的认可和参与程度不高。

政府行为的“错位”主要是指政府混淆了工作的主次和轻重，特别是把社区的社会建设当做经济建设来抓，既当“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政府错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重管理、轻服务”现象相当普遍；社区组织的职能错位。我国现行社区组织中除了政府机构、居委会以外，还包括社区内的各类单位组织，他们往往隶属于各自不同的上级单位，社区内的许多单位处于半封闭状态，“单位办社会”现象十分严重。

鉴于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如此重要的作用和当前存在的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我们必须定位好政府在社区管理的地位。二、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功能定位

政府在社区管理中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导致作为社区建设的两大主体政府和自治组织的功能失调、角色错位。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功能进行定位。

（一）政府应该担当建设社区的功能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应当发挥适当的主导作用。表现为：倡导、动员、一定的经济和政策支持、监督、评价和经验的推广，用政策去促进社区建设资源的聚集和社区的持续发展。政府发挥主导推动作用直接目标是支持具体社区活动的开展，而深层目标则是促进社区资源的开放和动员，促进社区成员的参与。因此，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应是：担当建设社区的功能，积极发挥引导推进作用，在负起相应责任的同时，决不可“越位”、过度参与包办。

各级政府是我国社会管理中最具控制力的政权组织，能有效地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准确而有效地引导社区建设的方向，合理运用场地、设备和资源，限制任何偏离社区建设总目标的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保障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总的来说，各级政府通过制定规划和政策、提供管理和服务、组织协调服务和动员社区参与来担当建设社区的功能。

（二）政府应该担当建设社区自治组织的功能

社区自治组织是社区建设的基础，是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管理的平台、场所，因此建立完善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是社区建设的关键。笔者认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街道办事处层面构建社区组织的网络结构—社区理事会。社区理事会在成员组成上具有广泛代表性，包括街道办事处的代表、驻街政府职能部门的代表、企事业单位代表和居民代表等，其负责人由街道办事处代表兼任。社区理事会建立后将成为社区运行的主体组织，其主要职能是规划、协调和监督。

其次，培养专业性社区工作者。社区建设需要大批政治素质好、热心为群众服务的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在于推进社区工作专业教育与实务的发展，协调社会关系，在服务社会成员、推进社会互助、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等方面起到安全阀和推进器的作用，因此作为城市政府应积极开展培养专业社区工作者的工作。[3]

（三）政府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政事分开的有效载体，要按照行业职能“同类项合并”的原则，界定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界面，逐步将现在由行政机构承担的一些技术性、服务性、事务性工作进行彻底的剥离，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承担，而不要再层层下放到社区。

笔者认为首先要取消挂社团的“挂靠制”，保证社团的民间性、自愿性和独立性；其次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对于从事社团活动的个人，无论是对其所在组织实行完全税收优惠、部分税收优惠，还是完全税收，都要完全按照个人收入的多少，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4]第三要完善社团的有关法规政策，政府是社团组织的后盾，负有为社团提供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的责任；最后要充分发挥社团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在整个社区建设中，政府、社团和居民共同参与，明确定位，合理分工。政府是社区建设的倡导者，社团是社区建设的具体操作者和组织者，是沟通政府和居民的桥梁和纽带，居民则是参与社区建设的主体和基础。三者缺一不可，所以要理顺三者的关系，加快社团的发展，形成社区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另外政府部门要坚持依法管理，从法律上保护社团的合法地位和作用的发挥，引导建设与社区需要相符合的新型社团。

城市社区建设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和体制转轨的宏观背景，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必须得到必要的支持和切实的指导，方能健康发展，这其中政府的作用是最为关键的。政府职能作用发挥得充分、合理与否，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进程与质量，这一点必须引起方方面面的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1]孟华.论中小城市社区建设中的政府职能.泰山学院学报，2003，1.104页

[2]徐永祥.社区发展论.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153页

第6篇

随着当今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工程管理目标、管理手段与方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程质量管理只是诸多管理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兼顾招标管理、资源节约管理等。大量非专业人员加入高职院校校区建设队伍，这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原有的工程管理模式，迫使承建企业利用高效合理的管理体系着重解决这一系列问题。这时，原有的管理指标、管理方法与手段就不适应高职院校这个特殊群体的工程管理要求。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利用全局化的工程管理体系来构建高职院校资源节约型校区，改善工程管理，形成质量管理、价值管理、市场管理为一体的管理范式。

2基于资源节约型工程体系的校区建设、政府工程及房地产建设项目对比分析

资源节约型工程建设不仅适用于校区工程建设，还适用于政府工程及房地产建设项目。为全面分析校区建设工程管理体系，我们有必要将其与政府工程及房地产建设项目进行横向对比。

2.1政府工程管理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工程的规模也呈逐渐攀升的态势。政府工程因投资大、涉及面广，其能否顺利完工、能否尽可能地节约资源并获得预期效益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目前，政府工程的管理主要有六种：第一种，临时型，即计划部门下达建设任务后，由政府部门组建临时基建班子参与建设与管理；第二种，指挥部型，即一些具有长期基建任务的部门组建起指挥部，以执行业主的部分职能；第三种，代建型，即计划部门下达计划后，由政府部门全盘委托某一企业执行业主职能；第四种，事业单位型，即国家设立专门的事业单位，执行工程管理；第五种，项目法人型，即政府设立企业法人，负责筹建与管理一些由政府投资的工程；第六种，政府部门型，即一些由政府部门投资的道路、桥梁、水务等市政工程由政府部门组织建设与管理。

2.2房地产建设项目管理

国内房地产建设项目的管理主要借鉴了国外的相关经验。但受市场经济竞争的影响，这种管理方式发生了较大的扭曲。第一，注重设计-招标-施工-预决算-进度控制的管理模式。从项目设计、项目招标到具体的项目施工、项目预决算和项目进度控制，房地产企业或多或少都参与了管理。但是，这种管理往往不能发挥出其应有效应。建设单位往往设立项目公司和项目部，对工程进行直接管理，并聘请造价顾问，但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只是核查，而不直接参与工程管理。这就造成房地产项目的管理缺乏专业性。第二，垫资、欠资的资金运作盛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许多房地产建设单位采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垫资、欠资方式促使项目提前完成，这诱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房地产泡沫，也导致了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虽然工程建设与管理之前，双方已经签订了合约，但是房地产建设单位往往不执行合约的相关要求。

2.3校区建设管理

现有的校区建设管理与政府工程管理、房地产项目管理大同小异。高职院校以招标的方式，在建设各个阶段分别委托相关建设单位进行施工与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不利于项目的整体掌控。一方面，在高职院校投放招标计划之后，缺乏相应的监管组织对承建单位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以至于建设单位如何开展工程进度、如何进行工程管理缺乏有效的管理。另一方面，建设单位仍然以成本、利润作为管理的重点，对资源节约与否则考虑较少，以至于工程交接之后出现资源浪费的现象。特别是在校区建设中出现明显的季节性，7、8月学生离校时节正是施工黄金时段，必须充分利用这短时间的资源闲置期快速建设好已开工工程。但为了配合开学的日期，赶工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往往忽略管理的真正目的。

3高职院校资源节约型校区建设工程管理体系的构建

为提高资源利用率，完善工程管理，高职院校建设单位应该建立健全节约型校区建设工程管理体系，这一体系应该包括“决策立项、勘察设计、施工管理、竣工验收、实用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这一准则层。为更好地解决高职院校校区建设工程管理中的问题，运用熵值法来开发资源节约型高职院校建设工程管理指标系统，以构建起合理有效的工程管理体系。

3.1熵值法介绍

在信息论中，熵是人们对不确定事物的一种有效度量。信息量与熵成反比，信息量大，熵就小，反之，亦然。根据熵的这一特性，我们可以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事件的随机性、某个指标的离散性。所以，建立健全熵值法的工程模型对促进在建项目的资源利用率及对已有资源的整合，提高工程管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说来，熵值法的主要步骤为：第一步，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即将异质指标同质化，也就是将负向指标转化成正向指标；第二步，将指标值转化为评估值；第三步，计算具体的熵值；第四步，判断指标的离散程度及计算指标的差异系数；第五步，确定指标权重，进行综合选择。

3.2熵值法在开发资源节约型高职院校建设工程管理指标系统中的运用

3.2.1集成管理系列在项目分析中，项目管理人员必须把各种能力综合起来并加以协调利用。集成管理层应统筹各部门各管理人员的工作，使每个管理人员都能尽可能地发挥应有的能力。一方面项目顾问负责监督项目的整体施工与管理，严格按照合约执行工程管理，完成集成管理层的交代任务。另一方面，成本控制人员应该全程参与严格估算工程造价，并与施工人员一起完成工程施工，既确保工程安全有序，又保证工程建设与管理符合资源节约型高职院校规划与建设构想。

3.2.2范围管理系列定义项目的边界，着眼于“大画面”的事物。例如项目的生命周期、工作分工结构的开发、管理流程变动的实施等。工程管理的成功与否不仅与资源的循环利用周期有关，还与项目本身的运转周期与质量有关。某一个项目的资源利用率高，但工程本身的生命周期短，则这种工程管理在范围管理上就相对不足。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好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的边界，以长期的、发展的眼光做好项目规划，将工作分工、项目管理流程与项目的生命周期结合起来。

3.2.3时间管理系列另外，要求培养规划技巧。有经验的项目管理人员应该知道，当项目出现偏离规划时，如何让它重回规划，保证工期。项目管理者在程序的约束下，控制按照项目合约进行施工与管理，促使招投标双方利益最大化。但是，当在项目施工与管理过程中，发现工程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管理人员就应该重新规划好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时间，适当变更工程管理模式，从而强化时间管理效率。

3.2.4成本管理系列要求项目管理人员培养经营技巧，处理诸如投资估算、计划概算、成本控制、资本预算以及基本财务结算等事务，还应掌握较强的合同管理技巧。例如，应能理解定价合同相对于“成本附加”合同所隐含的风险，了解签约中关键的法律原则。其中控制资源和成本的核心内容是将资源和成本的投入降到合适的水平并保持已降水平。

3.2.5人力资源管理着重于人员的管理能力，包括冲突的处理、对职员工作动力的促进、高效率的组织结构规划、团队工作和团队形成以及人际关系技巧，包括责任、制度的落实，组织、培训的加强，特别是员工相关技术和管理措施的贯彻执行。

3.2.6风险管理系列项目管理人员还应该在风险确定、风险影响分析以及风险应对计划上做好规划。第一，项目成立后，应该从专业的角度评估工程的风险，以确保工程建设顺利进行和及时使用。第二，以高职院校为主要环境背景，着重分析影响高职院校校区建设工程的主要因素，做到重点问题，重点解决。第三，本着零风险的态度，追求高社会效益，制定好工程风险应对计划，调动工程建设各部门相关人员参与风险管理，形成评估、管理、追踪为一体的风险管理体系。

3.2.7质量安全管理要求项目管理人员在熟悉基本的质量管理技术基础上，用专业眼光注重安全控制。例如，制作和说明质量控制图、实施规则等尽力达到零缺陷等。一方面，让管理人员从思想上意识到工程质量安全的重要性，并要求各管理人员及一线施工人员熟悉工程质量管理相关规定，从源头上预防工程安全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在招标-施工-交付的过程中，严格把关，把工程的每个流程落实到实处，以实际行动确保工程质量与安全。3.2.8循环管理系列要求项目管理人员能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循环经济的使用管理手段、技巧，掌控工程建设项目的可循环管理因素。在此过程中项目管理人员应该与高职院校相关人员加强沟通与交流，足够了解高职院校本身的水电安装、房屋建设、建设实施等情况，达到高职院校发展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在建设中应用，从而为工程建设向可循环、可利用的阶段迈进。此外，项目管理人员应该适当采用高效节能的原材料，本着节约资源的管理理念，促使工程向着循环管理的方向发展。

4结语

第7篇

一、“大问题”的提出与早期争论

受物理学启示，贝恩认为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存在三个像物理学家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称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微观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组织运转中“程序规则———不良业绩———更多的规则”这种微观管理的循环?公共管理的不良绩效与围绕管理关系存在的主体间的相互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会抑制公共组织的表现，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绩效和规则制定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何削减内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打破微观管理中的这种循环，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大难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激励，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励人们努力、智慧地为达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经济学虽然将委托关系看作组织行为的中心问题，但由于它将控制而不是激励看作有效委托关系的关键，使委托范式暗含着可能偏离实际的假定①。在经济学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样控制人行为为核心的委托问题，在应用中转化成怎样避免委托人试图控制人时引起的功能失常行为问题。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达到社会目标或什么目标应当被追求，如何激励公职人员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为公共管理效率改进不能回避的又一难题。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们机构的表现业绩?为了知道一个公共机构或其成员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须界定完成什么对好的工作业绩能做出贡献，由此确定度量的对象。而确定与工作业绩内在相关的度量对象常常是困难的。当投入和产出度量不能揭示组织真正所完成的业绩时，较好的方法也许是去检查组织运作的结果或影响。在工作努力和结果的关联又不总是明显的情况下，断定组织成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常变得相当困难。如何度量工作业绩以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3］313－324在贝恩看来，上述三个问题都基于这样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仅仅是理解公共机构的行为，而且是如何改进公共机构的表现。如果研究者们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则将为提高公共机构的绩效做出贡献。贝恩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反应，纽曼(1996)和柯林(1996)的论文代表着最早的学术反应。针对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题为《什么使公共管理学成为科学?或“大问题”真的大吗?》一文中，纽曼倡导在哲学层面上考虑学科的大问题。认为对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揭示必须在这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层面进行，且应当揭示该学科的本质和存在动力。真正的大问题不应当是贝恩意义上的应用问题，而应当属于这类问题:什么是一个组织或公共组织的本质?公共组织如何与它的环境相关?管理一个组织意味着什么?［4］409－415

在题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学大问题》中，柯林表达了与纽曼和贝恩皆有所不同的观点。基于公共管理与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的密切关系，柯林认为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确立必须满足四个标准:根植于民主政治的达成;提高到社会的水平;面对集体行动手段的复杂性;强调更加有效的社会学习。在此标准下，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包括7个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动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体行动的手段，据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过程也向核心的社会价值负责?(2)什么是社会中集体行动的非政府角色，怎样保护和培育这种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结构之间有什么适当的权衡?(4)怎样解决国家和地方在政治舞台上的紧张局势?(5)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论原则可以被利用?(6)什么样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领导之间应当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会的学习过程，改进有效选择、可替代后果、达成目标、特别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体的知识?［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点和方法

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类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机构。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层面，而在于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持久价值。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必须涉及怎样使我们的社会对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这种持久的价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纪以来的“大问题”研究似乎并未朝着他期盼的方向迈进，其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分散的趋向。与20世纪集中于普遍性问题的争论有所不同，认识到研究起点、观察维度对结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以方法论变化为手段，寻求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突破。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必须虑及管理过程依存的关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种管理行为，与将其置于网络关系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于“大问题”的确立也因此可能相异。关注公共管理行为的依存条件，既是对象世界的客观逻辑，也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要求。艾格雷诺夫、麦圭尔(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汉(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达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另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部门领域，通过对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这包含有两种学术趋向:一种趋向在寻求、总结“大问题”的过程中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学科内的分支领域，以此展示“大问题”存在的丰富内涵和微观基础，布鲁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库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体归于这一倾向;一种趋向将“大问题”探究拓展到感性具体的应用管理部门，与此匹配的分析和观点虽不具有普适性，对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检验却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对具体公共部门管理事务的考察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就理论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和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对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梳理中学者们已经发现，研究方式或方法论选择的过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学研究重蹈“认同危机”的旧辙。

致力于理论重建的努力虽然使“大问题”研究者认识到了集中统一的某种重要，但远未达到贝恩设想的集中状态。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论域的“大问题”越来越多并日趋多元和分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研究方法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维度和逻辑起点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论的一种差异。贝恩和柯林在早期争论中所以会各执己见，首先源于他们研究中选择的逻辑起点彼此不同。贝恩的研究从机构开始，因而微观组织和管理技术被赋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从制度开始，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自然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为解决大问题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汉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方法中连结与隔断的挑战》的论文，主张建立一种包容广泛、能够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新的基础或起点，用以克服单一维度或层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会作为研究起点或观察维度就可能具有这种包容性。社会是一个广泛系统，个人、团队、组织、制度等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纳入其中。当以社会为基点考察“大问题”时，人们必须顾及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种现象间的秩序与嵌套关系，对“大问题”的概括便容易趋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会角度看待组织与制度，以组织为起点的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为起点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现为形式上的严格冲突，而显现为本质上的交融或趋同。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行为方式。组织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组织得以建立和实施，它们皆属社会系统互惠存在的构成部分。

与卡拉汉直接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改进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诺夫和麦圭尔(2001)从公共管理对象及其存在方式与背景转换维度，体现了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认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管理对象应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管理理论，基于其上的“大问题”因此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多以单一组织的研究为核心，则现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和规律。公共网络管理提供了发现这种问题和规律的一个平台。2001年发表的《公共网络管理中的大问题》是二人基于这一观点所做的尝试。受数学学科的启示，这篇文章首先也对“大问题”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说希尔伯特100多年前对未来数学研究提出待解问题被传为佳话，那么它同时也向学术研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不仅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而往往相反是学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学应该属于这样一个学科，它需要发现并解决属于自己的核心问题。日益凸显的公共网络管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重要构成。网络意味着对单个组织的超越，在组织群体的交织中看待并实施管理，这与传统聚焦于边界清晰的单一组织管理有所不同。当公共管理面临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重组织如多重政府交织的存在对象时，既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也难以依靠线性的组织权威和官僚层级指令，便需要建构超越传统的管理理论，建立基于网络关系基础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学说。为建立这样的学说，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与公共网络管理相关的七个“大问题”:(1)是否有一个等同于传统管理程序的功能网络，在网络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计划、组织、人事、指导、协调、报告、预算即POSDCORB①?(2)网络管理中的群体决策与工作中那些基于行为科学或其他学习与决策过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网络提供的灵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适应或程序调整?(4)网络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责任?(5)网络中与组织法律理性权威相对应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网络中的权力如何展示，它对群体问题解决的影响是什么?(7)公共管理网络产生不曾发生的结果吗?［9］295－326

三、非营利管理研究对“大问题”的回答

有效的非营利管理董事会倾向于与组织的日常行政无涉，它们对于操作层面事务的干预仅仅限于危机时期。这些特点与公共管理明显相似。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也常常对组织运行的官僚程序感兴趣，这不但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类基于委员会介入细节而引发的危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操作干预都应限于危机时期，且危机干预必须是经济的。虽然非营利董事和公共部门的委托人有所区别，但二者关于微观管理的问题和答案是相似的。从非营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为了消减公共管理领域委托关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将其在人层次的干预限于危机情境十分重要。

公共部门的雇员管理可以从非营利志愿者激励问题的分析中发现启示。雇员激励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个“大问题”。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难以像企业家那样解雇或奖励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绩效认知的困难既意味着道德约束的失控，也意味着不当激励出现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坏雇员驱逐好雇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公共部门较低的工资，非金钱补偿成为一种平衡机制。布鲁克斯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雇员在任何领域挣得补偿C，那里C=W+V。W代表着货币类收益如工资，V代表非金钱收益如工作满意。想象一个雇员在两份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一份是私营公司的工作，货币收入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货币收入为Wg。如果Wp＞Wg，但是雇员选择了地方政府工作，则存在Vg＞Vp，即非金钱收益在政府部门比私营部门更高。这表明公共部门对雇员的激励主要来自非金钱收益。和政府一类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劳动力介入的货币收益为零(即W=0)，他们的收益补偿全部来自非金钱力量方面(即C=V)。如果货币收益为零，激励一个人成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活动的动力便只能从非货币收益方面去寻找。这种非货币收益虽然大部分不能为管理者所操纵，其主要方面却可以被分离出来予以考察，它们构成激励志愿者行为的主要因素。诸如:认识到活动的意义而为社会或社区改进而工作，做有责任的公民;表达个人态度，显示对他人的关爱;学习新知识和技巧，增加职业生涯的选择机会和能力;发展领导和团队技巧，建构自我尊敬，提升或赋予生命以意义;经历新挑战，丰富自身阅历，体验积极的组织文化，享受特殊时光。这一切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与货币收益不同的奖励。在志愿行为关系中，给予者和接受者会存在一种双赢情景，志愿者在给他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门管理中的雇员激励虽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间的部分重叠使前者可以从后者得到启示。譬如，非金钱雇佣关系在公共领域和志愿者领域应当是被认同的，认识到形式多样的非金钱收益的激励价值，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实现对非营利或公共部门工作的改进;营销大部分无形收益对招聘、保留和激励非营利或公共部门的雇员都会有所帮助。

绩效度量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虽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人们致力于量化标准的发现和应用，不断强化投入产出意识，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价依旧充满模糊性。普遍认同的原因是，目标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难以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也缺乏让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励。布鲁克斯认为，公共机构中也许不存在像企业生存必须维系的那种可测度的成本或利润底线。非营利管理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认识到它的生存底线，以避免倒闭或消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目标的多维或模糊性，且经常被寄托或赋予公共使命。在此状况下，发展一种绩效评估的多维方法，是度量非营利领域业绩表现的合理选择。布鲁克斯介绍了库什纳和普尔(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从4个维度界定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表现:(1)是否获得机构运作需要的充足资源或资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产出所需要的东西;(3)是否以依据组织使命的要求达成了既定目标;(4)机构服务的顾客是否满意。在目标多元的非营利系统，这些维度都存在于一个反馈环中。例如，资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拟制承诺的目标达成或伤害选举人的满意，而这些负面效果又会引起更大的资源危机。因此，任何对这些维度的忽略都会产生对组织绩效理解的残缺。绩效考察的这种多维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富有启示。全面质量管理在政府机构的应用就具有这种多维特点，涉及对“顾客”满意、目标达成、持续改进、员工参与等多方表现的度量。比较非营利管理与公共部门的业绩表现可形成如下共识:寻求单一公共机构业绩表现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业绩表现的构成不仅包括组织的运作效率，选民满意，也包括机构资金的重组和目标的达成。这些维度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机制，忽略其中一个因素同时意味着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烦。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应同时在多个维度来展开。

四、延伸研究:对行政伦理“大问题”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义上应当有其规范的伦理基础，但这种基础具体是什么却时常困扰着公共论域中的许多学者和实践者。2004年，库珀发表了《行政伦理的大问题:对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将“大问题”研究延伸到行政伦理领域，试图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规范基础给予说明。［11］395－407

对这一问题常见的非正规表述是:哪种伦理在政府行政决策中应当被采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经验及其他社会化经历之上有个性的伦理观点。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称之为“职业伦理”的行为规范，公共行政伦理既是这种规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库珀概括了这一领域备受关注、可视为公共伦理选择价值基础的5个议题:(1)政权价值与宪法理论。自由、平等和财产权是与此相关的规范价值。(2)公民权理论。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赋予的权力，并承担责任代替公民处理公共事务。(3)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政府行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该原则虽从未单独成为被接受的中心，却是行政伦理主要的价值规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深奥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见的性格特点或道德现象，将其理解为行政伦理的特点之一是对理性主义的矫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终极原则发挥作用，提醒并约束公共管理行为必须代表广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体的独占利益。这些具有美国特点的价值规范是否和怎样适合于其他国家令人深思。行政伦理规范的创造因国家而异吗?有没有可称之为全球行政伦理的东西?如果行政伦理是社会性建构的，当社会交往使世界正变成相互依靠的整体时，是否会出现或建构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伦理?与此关联的公共行政伦理的一个“大问题”是:基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社会基础之上的行政伦理范式在全球适用吗?库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国世界的公共管理伦理》(2000)中，库珀与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正面解答。他们考察了自1970年以来大量的国际条约、协定、合同、公约和项目，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些彼此认可或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基础:自主决定、自由、真诚、信任、善始善终。这些价值观既与美国文化相吻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人们常常不知道它们怎样被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纳。譬如，缺乏透明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或破坏作用使得任何一个政府都面临压力，如果某个政府期望它的国家能够长期繁荣和稳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为对政府信任的基础，透明度就可能成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伦理价值。如果全球性价值伦理确实存在或能够为人们所重建，是否会导致多样性世界文化的破坏或同质化、西方化?库珀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不同文化覆盖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们依旧可能在一个包容广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与行为个性，一方面富有地区特点，同时又介入全球文化。

如何进行组织设计以支持伦理行为是库珀认为的公共行政伦理的第二个“大问题”。以迈欧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鲁所做的实验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实验为例，库珀分析了层级官僚组织的两个局限:不仅在激励职员的行为方面是失败的，而且常常阻碍他们产生正确的伦理行为。譬如，在迈欧格拉姆的实验室中，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宗教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试者，在有关提示和组织文化的诱使下，多会产生抛弃个人伦理责任的异端行为，如以痛苦和危险的方式对他人实施电击。迈欧格拉姆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角色转变”，即通过心理角色的逐渐过渡，受试者从相对自治的主体存在变成了实验意志的某种工具。

当人成为工具时，便不再为个人的行为承担伦理责任。津巴多的实验则发现，大学生在模拟监狱分配的角色中，很快会变成对犯人有虐待倾向的恶劣的护卫，或对其他人和护卫实施侵略性报复的囚犯。在此，护卫和犯人一样被组织中关联的角色所俘获。这些与有关文献用“组织人”、“微观政府”或“组织支配”概念刻画官僚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塑造作用十分类似。“组织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组织成员如何忠诚地被组织所捆绑，以至于毫无疑问地依据组织的期望决定自己的行为;“微观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伦理和法律如何规定，雇员都被要求是他们组织监督者的命令服从者;“组织支配”范式则反映了组织通过强化能够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胁支配它们雇员的生活，由此导致成员行为的单调或片面化。大量文献和行政伦理案例显示，组织倾向于剥夺或阻碍其工作人员坚守他们的职业良心或伦理自由。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倾听并支持伦理诉求的公共组织，有赖于公共管理伦理专家和组织问题专家的合作努力。库珀提出的最后一个伦理“大问题”是，为公正起见，什么时间应该平等或不平等对待人们?传统观点认为，为了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必须同样地对待每个人。20世纪中叶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公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伦理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诉求迫使人们意识到，同等待人未必对每个人就是公正的。在回应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其偏好与诉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有着名不副实的困难。客观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机构为中心给予的服务时，许多公民经常觉得他们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个伦理问题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时候都同样地对待人们。

在一些情况下，它要求给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需要差别待遇。但清楚理解这两种公正方式的标准时常也是困难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能看到公正与差别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残疾人待遇时给予的特殊照顾，在社会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却茫然于明显的观念冲突，譬如，同性恋者们基于平等的观念坚持维护他们结婚的权利，要求同性恋者之间对忠诚的承诺应该被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对待;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婚姻应该仅仅存在于异性之间。由此引起的激烈争论是:什么样的资格应同等对待，什么样的同等对待应该禁止?以相同方式对待每个人也许不是理想的普世价值观，但何时需要平等对待，何时需要不平等对待，则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总是等价的，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关联问题:什么时候不平等对待是公正的，什么时候平等对待是公正的?是应该标准化每一个问题，还是给予一些情况特殊考虑?假若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又如何对标准化和多样性进行综合?

五、价值与启示

第8篇

从已往的考察分析中我们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虽走过了不菲的历程，其理论建构却长期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公共管理研究的历史留给人们更多的印象不是知识的积累、融合与扬弃，而是不断的变化、中断或革命，多元的、经验的观念变革或差异冲突压倒了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公共管理学研究没有锁定稳定的轨道，它的兴趣范围似乎是随意和无限的;它没有发展出一套方法论或主流意义上的研究纲领和范式，据此将不同的学者联系起来，便于他们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它的研究对象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仍模糊不清。这不仅使其无力有效应对实践及相邻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对自己学科地位的挑战，难以摆脱所谓的“认同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学科信仰及从业热情受到挫伤。［2］“大问题”的提出从一个角度表达了人们为摆脱此类危机或困扰所做的努力。1995年，贝恩发表了《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一文，率先拉开“大问题”讨论的序幕。受物理学启示，贝恩认为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存在三个像物理学家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称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微观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组织运转中“程序规则———不良业绩———更多的规则”这种微观管理的循环?公共管理的不良绩效与围绕管理关系存在的主体间的相互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会抑制公共组织的表现，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绩效和规则制定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何削减内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打破微观管理中的这种循环，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大难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激励，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励人们努力、智慧地为达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经济学虽然将委托关系看作组织行为的中心问题，但由于它将控制而不是激励看作有效委托关系的关键，使委托范式暗含着可能偏离实际的假定①。在经济学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样控制人行为为核心的委托问题，在应用中转化成怎样避免委托人试图控制人时引起的功能失常行为问题。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达到社会目标或什么目标应当被追求，如何激励公职人员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为公共管理效率改进不能回避的又一难题。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们机构的表现业绩?为了知道一个公共机构或其成员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须界定完成什么对好的工作业绩能做出贡献，由此确定度量的对象。而确定与工作业绩内在相关的度量对象常常是困难的。当投入和产出度量不能揭示组织真正所完成的业绩时，较好的方法也许是去检查组织运作的结果或影响。在工作努力和结果的关联又不总是明显的情况下，断定组织成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常变得相当困难。如何度量工作业绩以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3］313－324在贝恩看来，上述三个问题都基于这样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仅仅是理解公共机构的行为，而且是如何改进公共机构的表现。如果研究者们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则将为提高公共机构的绩效做出贡献。贝恩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反应，纽曼(1996)和柯林(1996)的论文代表着最早的学术反应。针对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题为《什么使公共管理学成为科学?或“大问题”真的大吗?》一文中，纽曼倡导在哲学层面上考虑学科的大问题。认为对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揭示必须在这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层面进行，且应当揭示该学科的本质和存在动力。真正的大问题不应当是贝恩意义上的应用问题，而应当属于这类问题:什么是一个组织或公共组织的本质?公共组织如何与它的环境相关?管理一个组织意味着什么?［4］409－415在题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学大问题》中，柯林表达了与纽曼和贝恩皆有所不同的观点。基于公共管理与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的密切关系，柯林认为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确立必须满足四个标准:根植于民主政治的达成;提高到社会的水平;面对集体行动手段的复杂性;强调更加有效的社会学习。在此标准下，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包括7个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动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体行动的手段，据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过程也向核心的社会价值负责?(2)什么是社会中集体行动的非政府角色，怎样保护和培育这种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结构之间有什么适当的权衡?(4)怎样解决国家和地方在政治舞台上的紧张局势?(5)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论原则可以被利用?(6)什么样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领导之间应当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会的学习过程，改进有效选择、可替代后果、达成目标、特别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体的知识?［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点和方法

基于人们对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的不满及理论重建的需要，围绕“大问题”的首轮之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认识到“大问题”研究的重要和激励效应，美国《公共管理评论》不仅于2000年发表本刊编辑的专文(CamillaStivers，2000)，对“大问题”研究的意义予以肯定:跨越不断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学科和特殊的读者群体，给日益碎片化和微观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学术和实践;［6］194－199而且在2001年开设专栏，给“大问题”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励。柯林作为“大问题”早期争论的特殊专家，在专栏开篇中发表了《大问题对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强调并阐述了“大问题”对民主社会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价值。柯林认为，有效认同并处理“大问题”的最大挑战来源于我们过度关注组织运行中的工具问题。“大问题”不应集中于工具而应聚焦于公共管理对社会的后果和价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样影响社会应当成为聚焦的中心，“大问题”应当由此论域引申出来。除了自己倡导的倾向，柯林总结了“大问题”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继续在机构组织工具层面及人管理方面开展工作，以期在微观管理方面有所发现;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机制如何克服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分散独立和碎片现象，以期形成更为广泛的治理、网络和行政连接的理论;一些研究将视野从人操作层次拓展至非政府组织行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一些研究则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将焦点置于社会行为者对公共管理人的影响。柯林在坚持自己1996年观点的同时认为，对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来说，“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同样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会得到改进，但有效的回答无论何时都应当是理论坚定、经验准确和可执行的。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类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机构。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层面，而在于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持久价值。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必须涉及怎样使我们的社会对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这种持久的价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纪以来的“大问题”研究似乎并未朝着他期盼的方向迈进，其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分散的趋向。与20世纪集中于普遍性问题的争论有所不同，认识到研究起点、观察维度对结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以方法论变化为手段，寻求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突破。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必须虑及管理过程依存的关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种管理行为，与将其置于网络关系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于“大问题”的确立也因此可能相异。关注公共管理行为的依存条件，既是对象世界的客观逻辑，也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要求。艾格雷诺夫、麦圭尔(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汉(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达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另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部门领域，通过对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这包含有两种学术趋向:一种趋向在寻求、总结“大问题”的过程中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学科内的分支领域，以此展示“大问题”存在的丰富内涵和微观基础，布鲁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库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体归于这一倾向;一种趋向将“大问题”探究拓展到感性具体的应用管理部门，与此匹配的分析和观点虽不具有普适性，对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检验却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对具体公共部门管理事务的考察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就理论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和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对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梳理中学者们已经发现，研究方式或方法论选择的过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学研究重蹈“认同危机”的旧辙。致力于理论重建的努力虽然使“大问题”研究者认识到了集中统一的某种重要，但远未达到贝恩设想的集中状态。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论域的“大问题”越来越多并日趋多元和分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研究方法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维度和逻辑起点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论的一种差异。贝恩和柯林在早期争论中所以会各执己见，首先源于他们研究中选择的逻辑起点彼此不同。贝恩的研究从机构开始，因而微观组织和管理技术被赋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从制度开始，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自然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为解决大问题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汉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方法中连结与隔断的挑战》的论文，主张建立一种包容广泛、能够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新的基础或起点，用以克服单一维度或层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会作为研究起点或观察维度就可能具有这种包容性。社会是一个广泛系统，个人、团队、组织、制度等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纳入其中。当以社会为基点考察“大问题”时，人们必须顾及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种现象间的秩序与嵌套关系，对“大问题”的概括便容易趋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会角度看待组织与制度，以组织为起点的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为起点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现为形式上的严格冲突，而显现为本质上的交融或趋同。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行为方式。组织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组织得以建立和实施，它们皆属社会系统互惠存在的构成部分。与卡拉汉直接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改进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诺夫和麦圭尔(2001)从公共管理对象及其存在方式与背景转换维度，体现了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认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管理对象应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管理理论，基于其上的“大问题”因此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多以单一组织的研究为核心，则现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和规律。公共网络管理提供了发现这种问题和规律的一个平台。2001年发表的《公共网络管理中的大问题》是二人基于这一观点所做的尝试。受数学学科的启示，这篇文章首先也对“大问题”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说希尔伯特100多年前对未来数学研究提出待解问题被传为佳话，那么它同时也向学术研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不仅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而往往相反是学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学应该属于这样一个学科，它需要发现并解决属于自己的核心问题。日益凸显的公共网络管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重要构成。网络意味着对单个组织的超越，在组织群体的交织中看待并实施管理，这与传统聚焦于边界清晰的单一组织管理有所不同。当公共管理面临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重组织如多重政府交织的存在对象时，既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也难以依靠线性的组织权威和官僚层级指令，便需要建构超越传统的管理理论，建立基于网络关系基础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学说。为建立这样的学说，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与公共网络管理相关的七个“大问题”:(1)是否有一个等同于传统管理程序的功能网络，在网络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计划、组织、人事、指导、协调、报告、预算即POSDCORB①?(2)网络管理中的群体决策与工作中那些基于行为科学或其他学习与决策过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网络提供的灵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适应或程序调整?(4)网络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责任?(5)网络中与组织法律理性权威相对应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网络中的权力如何展示，它对群体问题解决的影响是什么?(7)公共管理网络产生不曾发生的结果吗?［9］295－326

三、非营利管理研究对“大问题”的回答

除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将研究对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支领域，透过对分领域问题的微观考察，寻求或检验对普遍性问题的回答，是新世纪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又一倾向。在此方向，布鲁克斯和库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发表的《非营利管理帮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问题》中，布鲁克斯试图通过对非营利管理问题的分析寻找公共管理“大问题”的答案。这种分析从非营利管理研究议题的分布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大问题”集中的领域。根据《非营利管理和领导》杂志编辑丹尼斯•杨(DennisR．Young，1993，1997)对“当代非营利组织关键问题”的界定和归类，布鲁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该杂志的主题及所占比例，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类:委员会治理8%;行政领导8%;人力资源管理12%;财政资源7%;对变化的战略适应9%;组织结构14%;表现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营利问题学术杂志发文的主题，发现基本议题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这些议题与贝恩的“大问题”多有重叠，通过它们可以对贝恩的“大问题”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据贝恩的观点，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委托人即被选官员不能通过规则的强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为，由此导致微观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绩效和更多规则的恶性循环。在缺乏较好绩效控制技术的情况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削减不信任，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鲁克斯认为，与一般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的行政等级更具模糊性。譬如，非营利董事会负责其组织高层的监管时，经常会被要求产生诸如负责筹款、协调管理等具体的功能行为，由此延伸了董事会的责任链。当董事会这样去做的时候，意味着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这种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状态会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治理。为了提高非营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会的任务应当合理地限于政策层面。有效的非营利管理董事会倾向于与组织的日常行政无涉，它们对于操作层面事务的干预仅仅限于危机时期。这些特点与公共管理明显相似。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也常常对组织运行的官僚程序感兴趣，这不但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类基于委员会介入细节而引发的危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操作干预都应限于危机时期，且危机干预必须是经济的。虽然非营利董事和公共部门的委托人有所区别，但二者关于微观管理的问题和答案是相似的。从非营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为了消减公共管理领域委托关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将其在人层次的干预限于危机情境十分重要。公共部门的雇员管理可以从非营利志愿者激励问题的分析中发现启示。雇员激励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个“大问题”。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难以像企业家那样解雇或奖励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绩效认知的困难既意味着道德约束的失控，也意味着不当激励出现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坏雇员驱逐好雇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公共部门较低的工资，非金钱补偿成为一种平衡机制。布鲁克斯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雇员在任何领域挣得补偿C，那里C=W+V。W代表着货币类收益如工资，V代表非金钱收益如工作满意。想象一个雇员在两份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一份是私营公司的工作，货币收入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货币收入为Wg。如果Wp＞Wg，但是雇员选择了地方政府工作，则存在Vg＞Vp，即非金钱收益在政府部门比私营部门更高。这表明公共部门对雇员的激励主要来自非金钱收益。和政府一类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劳动力介入的货币收益为零(即W=0)，他们的收益补偿全部来自非金钱力量方面(即C=V)。如果货币收益为零，激励一个人成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活动的动力便只能从非货币收益方面去寻找。这种非货币收益虽然大部分不能为管理者所操纵，其主要方面却可以被分离出来予以考察，它们构成激励志愿者行为的主要因素。诸如:认识到活动的意义而为社会或社区改进而工作，做有责任的公民;表达个人态度，显示对他人的关爱;学习新知识和技巧，增加职业生涯的选择机会和能力;发展领导和团队技巧，建构自我尊敬，提升或赋予生命以意义;经历新挑战，丰富自身阅历，体验积极的组织文化，享受特殊时光。这一切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与货币收益不同的奖励。在志愿行为关系中，给予者和接受者会存在一种双赢情景，志愿者在给他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门管理中的雇员激励虽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间的部分重叠使前者可以从后者得到启示。譬如，非金钱雇佣关系在公共领域和志愿者领域应当是被认同的，认识到形式多样的非金钱收益的激励价值，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实现对非营利或公共部门工作的改进;营销大部分无形收益对招聘、保留和激励非营利或公共部门的雇员都会有所帮助。绩效度量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虽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人们致力于量化标准的发现和应用，不断强化投入产出意识，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价依旧充满模糊性。普遍认同的原因是，目标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难以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也缺乏让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励。布鲁克斯认为，公共机构中也许不存在像企业生存必须维系的那种可测度的成本或利润底线。非营利管理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认识到它的生存底线，以避免倒闭或消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目标的多维或模糊性，且经常被寄托或赋予公共使命。在此状况下，发展一种绩效评估的多维方法，是度量非营利领域业绩表现的合理选择。布鲁克斯介绍了库什纳和普尔(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从4个维度界定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表现:(1)是否获得机构运作需要的充足资源或资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产出所需要的东西;(3)是否以依据组织使命的要求达成了既定目标;(4)机构服务的顾客是否满意。在目标多元的非营利系统，这些维度都存在于一个反馈环中。例如，资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拟制承诺的目标达成或伤害选举人的满意，而这些负面效果又会引起更大的资源危机。因此，任何对这些维度的忽略都会产生对组织绩效理解的残缺。绩效考察的这种多维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富有启示。全面质量管理在政府机构的应用就具有这种多维特点，涉及对“顾客”满意、目标达成、持续改进、员工参与等多方表现的度量。比较非营利管理与公共部门的业绩表现可形成如下共识:寻求单一公共机构业绩表现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业绩表现的构成不仅包括组织的运作效率，选民满意，也包括机构资金的重组和目标的达成。这些维度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机制，忽略其中一个因素同时意味着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烦。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应同时在多个维度来展开。

四、延伸研究:对行政伦理“大问题”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义上应当有其规范的伦理基础，但这种基础具体是什么却时常困扰着公共论域中的许多学者和实践者。2004年，库珀发表了《行政伦理的大问题:对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将“大问题”研究延伸到行政伦理领域，试图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规范基础给予说明。［11］395－407对这一问题常见的非正规表述是:哪种伦理在政府行政决策中应当被采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经验及其他社会化经历之上有个性的伦理观点。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称之为“职业伦理”的行为规范，公共行政伦理既是这种规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库珀概括了这一领域备受关注、可视为公共伦理选择价值基础的5个议题:(1)政权价值与宪法理论。自由、平等和财产权是与此相关的规范价值。(2)公民权理论。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赋予的权力，并承担责任代替公民处理公共事务。(3)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政府行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该原则虽从未单独成为被接受的中心，却是行政伦理主要的价值规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深奥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见的性格特点或道德现象，将其理解为行政伦理的特点之一是对理性主义的矫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终极原则发挥作用，提醒并约束公共管理行为必须代表广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体的独占利益。这些具有美国特点的价值规范是否和怎样适合于其他国家令人深思。行政伦理规范的创造因国家而异吗?有没有可称之为全球行政伦理的东西?如果行政伦理是社会性建构的，当社会交往使世界正变成相互依靠的整体时，是否会出现或建构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伦理?与此关联的公共行政伦理的一个“大问题”是:基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社会基础之上的行政伦理范式在全球适用吗?库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国世界的公共管理伦理》(2000)中，库珀与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正面解答。他们考察了自1970年以来大量的国际条约、协定、合同、公约和项目，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些彼此认可或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基础:自主决定、自由、真诚、信任、善始善终。这些价值观既与美国文化相吻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人们常常不知道它们怎样被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纳。譬如，缺乏透明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或破坏作用使得任何一个政府都面临压力，如果某个政府期望它的国家能够长期繁荣和稳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为对政府信任的基础，透明度就可能成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伦理价值。如果全球性价值伦理确实存在或能够为人们所重建，是否会导致多样性世界文化的破坏或同质化、西方化?库珀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不同文化覆盖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们依旧可能在一个包容广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与行为个性，一方面富有地区特点，同时又介入全球文化。如何进行组织设计以支持伦理行为是库珀认为的公共行政伦理的第二个“大问题”。以迈欧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鲁所做的实验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实验为例，库珀分析了层级官僚组织的两个局限:不仅在激励职员的行为方面是失败的，而且常常阻碍他们产生正确的伦理行为。譬如，在迈欧格拉姆的实验室中，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宗教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试者，在有关提示和组织文化的诱使下，多会产生抛弃个人伦理责任的异端行为，如以痛苦和危险的方式对他人实施电击。迈欧格拉姆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角色转变”，即通过心理角色的逐渐过渡，受试者从相对自治的主体存在变成了实验意志的某种工具。当人成为工具时，便不再为个人的行为承担伦理责任。津巴多的实验则发现，大学生在模拟监狱分配的角色中，很快会变成对犯人有虐待倾向的恶劣的护卫，或对其他人和护卫实施侵略性报复的囚犯。在此，护卫和犯人一样被组织中关联的角色所俘获。这些与有关文献用“组织人”、“微观政府”或“组织支配”概念刻画官僚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塑造作用十分类似。“组织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组织成员如何忠诚地被组织所捆绑，以至于毫无疑问地依据组织的期望决定自己的行为;“微观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伦理和法律如何规定，雇员都被要求是他们组织监督者的命令服从者;“组织支配”范式则反映了组织通过强化能够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胁支配它们雇员的生活，由此导致成员行为的单调或片面化。大量文献和行政伦理案例显示，组织倾向于剥夺或阻碍其工作人员坚守他们的职业良心或伦理自由。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倾听并支持伦理诉求的公共组织，有赖于公共管理伦理专家和组织问题专家的合作努力。库珀提出的最后一个伦理“大问题”是，为公正起见，什么时间应该平等或不平等对待人们?传统观点认为，为了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必须同样地对待每个人。20世纪中叶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公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伦理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诉求迫使人们意识到，同等待人未必对每个人就是公正的。在回应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其偏好与诉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有着名不副实的困难。客观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机构为中心给予的服务时，许多公民经常觉得他们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个伦理问题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时候都同样地对待人们。在一些情况下，它要求给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需要差别待遇。但清楚理解这两种公正方式的标准时常也是困难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能看到公正与差别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残疾人待遇时给予的特殊照顾，在社会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却茫然于明显的观念冲突，譬如，同性恋者们基于平等的观念坚持维护他们结婚的权利，要求同性恋者之间对忠诚的承诺应该被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对待;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婚姻应该仅仅存在于异性之间。由此引起的激烈争论是:什么样的资格应同等对待，什么样的同等对待应该禁止?以相同方式对待每个人也许不是理想的普世价值观，但何时需要平等对待，何时需要不平等对待，则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总是等价的，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关联问题:什么时候不平等对待是公正的，什么时候平等对待是公正的?是应该标准化每一个问题，还是给予一些情况特殊考虑?假若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又如何对标准化和多样性进行综合?

第9篇

【关键词】财经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是地方财经类本科院校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需要，是遵循教育内、外部发展规律，适应大众教育阶段以及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理性选择。自2007年以来，西安财经学院结合西部地方财经院校的实际，探索并提出了“明确一个目标、创新两个体系、联动三个课堂、突出四个能力”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经过多年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综合实践，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用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一、明确一个目标：应用型创新人才

明确、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学校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依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学校自身条件及发展潜力，不断转变教育思想观念，逐渐明晰了“应用型创新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西安财经学院2007年组织召开了“实施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加强实验实训教学，不断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为主题的教育教学工作会议；2008年组织召开了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不断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为主题的教育教学工作会议；2010年召开了“加强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为主题的教育教学工作会议，将学校人才培养目标调整为“应用型创新人才”。2011年《西安财经学院“十二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将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二、创新两个体系

1、理论教学体系

学校按照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内涵和特征，2009年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全面修订，创新了人才培养的理论体系，更新整合了课程教学内容。第一，构建了“四个平台、五个模块”的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课程体系。四个平台包括公共课平台、学科共同课平台、专业课平台和实践教学平台；五个模块包括公共必修课模块、任意选修课模块、学科共同课模块、专业必修课模块和专业选修课模块。第二，加强基础教育，打通大类平台课，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2009年起在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数学类四个大类的14个专业，实施了大类培养教学改革。第三，各专业加大应用性课程的建设力度，着重培养学生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第四，依据财经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素质要求，设置系列课程强化学生的数理分析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2、实践教学体系

学校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构建了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三个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把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作为实践教学的重要目的。基础实践旨在培养学生基本素质和技能，主要内容包括：公共课实践、军事训练、公益劳动、爱心服务；专业实践旨在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掌握基本专业技能，促进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主要内容包括：学科共同课实验（实训）、专业课实验（实训）、课程论文（设计）、学年论文（设计）。综合实践旨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主要内容包括：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科技竞赛、社会调查、第二课堂等。各专业修订培养方案时，充分体现实践在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实践教学的学时和学分。目前，列入教学计划的各实践教学环节累计学分（学时），文科类专业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15%，理工类专业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25%，形成了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学校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实验（实训）、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方面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以引导实践教学环节的高质量开展。对超过18课时的实验实训课均独立设课；在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每学年设置两周的实践教学周。针对财经类人才培养特点，突出实训教学在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加强实训课程教学、管理和投入，编制实践教学大纲、教学指导书，规范了实验实训、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环节的考核办法，保证了实践教学质量。

三、联动三个课堂

1、第一课堂（课堂教学）

学校要求教师在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实施过程中，将培养学生的应用创新能力融入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学校要求课程所属系（教研室）定期进行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的研讨，在课堂教学中最大限度的以案例式、呈现式、发现式、讨论式和创造式的开放教学方式为主，引导学生积极地独立思考、勇于实践，帮助学生掌握自主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方法，培养学生在学习中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学校每年开展课堂教学观摩、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实验室（实训中心）评估、优秀教案和优秀多媒体课件评比等活动。

各二级学院（教学部）根据不同专业、课程特点，积极探索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如：经济学院与管理学院推行“启发式教学和案例教学”，信息学院倡导“教学互动，重在实践”，文法学院开展“模拟教学”，《高等数学》课实行“分类分层教学”，《大学英语》课推行“听说领先，综合训练”等，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教学方法。

2、第二课堂（课外科技文化活动）

学校以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学科竞赛和学术讲座为载体，推动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近三年来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电子设计竞赛、大学英语竞赛、高等数学竞赛等科技创新竞赛的学生达8000余人次；邀请校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教授作高水平的学术讲座600余场，参加学生10万余人次；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历届陕西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举办了5届“博学杯”西安财经学院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2010年学校成立了西安财经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学校现有人文类、体育艺术类、科技类、理论学习类、社会实践公益类学生社团组织共56个，参加人数达8000余人；创办了《区域财经论坛》、《管理论丛》、《经济新视野》、《蓝风铃文学报》等10余种学生刊物；定期举办书画大赛、英语演讲赛、辩论赛、摄影作品比赛、“校园之星”风采大赛等一系列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了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促进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提高。

3、第三课堂（社会实践）

多年来，学校利用寒暑假及节假日组织社会实践团，分赴全省各地进行社会实践，开展社会调查、环境保护、支教扫盲、法制宣传、社区援助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逐步形成了制度化、规模化、社会化、品牌化的社会实践活动特色格局。近三年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人数达1.5万余人次，广大学生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内容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中使学生开阔了视野眼界，锤炼了思想品质，提高了实践能力，增强了创新精神，积累了社会经验，为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了基础。

四、突出四个能力

1、知识应用能力

在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上，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在课程实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中，突出实习的专业对口性；制定和完善教学大纲、明确实践教学任务、教学内容、组织方法，突出实训教学在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提高实践教学效果；在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中，以改革实验实训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为重点，加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比重，逐步建立开放型实验教学模式，促进学生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

2、创新创业能力

学校实施“2+2”大类培养教学改革，给学生提供更多的专业选择空间。学校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根据学生个人特长、兴趣和未来就业取向，结合社会发展需要，在专业大类内采取分流培养，提高学生对市场需求的适应能力。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核心，在人、财、物上支持学生参加参与各类社团活动、科技竞赛活动及教师科研项目，鼓励学生积极开展深化对课堂教学内容理解的实践性活动，探索创新创业教育的新途径，从而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

3、数理分析能力

学校按照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要求，着力提高学生的专业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尤其在经济、管理类专业加大《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运筹学》等相关课程的开设力度。通过强化量化分析课程教学，提高学生依据数据和模型进行经济管理、经济分析的能力。另外引导与鼓励教师结合专业特点，开展量化分析教学方法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资源，以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第10篇

那么，如何确定企业建设网站的定位呢？

从企业高层决策到网站真正实现，什么是最关键的决定因素？不是网络公司或IT技术人员水平，也不是企业的资金投入多少，是网站整体策划能力。很多企业迷信IT技术，认为只要请到高精尖的IT专业人才，就可以建成网站。IT技术人员也多有自命不凡，行情也不断看涨。不错，建成一个网站并不难。只要有资金，时间和条件，任何人都可以当当CEO,CFO,COO等等。从古至今，没有比网络更容易而廉价的人生和事业舞台了。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网站的缘故。但是，无论技术水平多高，它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没有企业需求，技术就无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企业投入资金也未必能达到效果。在目前已经有几百上千万的网站的情况下，多少一个新网站实在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无论网站自己认为意义多么重大，人们已不再相信眼泪和呐喊。人们上网，最终是为了寻找真正对自己有用的资源。资源才是网站生存的唯一立足之本。资源的多少决定网站价值的大小，这是网络经过这几年的风雨才认识到的真理。以前依赖广告博取眼球拥有量，点击率，知名度等概念已经失宠，取而代之的是注册用户人数，再访率（回头率），源信息量和可参与程度等标准。不仅仅是风险投资家关心这些，网站建设者和策划者也更应该关心这些。

网站建设的五个基本要素是：目的，资源，技术，对象，效果。目的就是需求，是网站拥有者要让设计者明白的首要问题。目的有眼前的和长期的，有公开的和隐含的，有直接的和间接的，有主要的和从属的，有可行的和不可行的等等。目的直接关系网站的宗旨或创意。网站的创意就是网站的灵魂所在。没有创意的网站如同没有灵魂的躯壳。资源的概念很广泛，并不单纯指自己能够提供的信息量。资金是资源中最重要的成分。俗话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对网站而言，这点尤其关键。网络是个面团，想揉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网络又是一个无底洞，多少钱都能烧掉。因此，网络“盈利模式”是网站建设者应该早早清楚的一本帐。首次准备投入多少，每年准备维护资金多少，提供多少人力资源，短期盈亏平衡点和长期盈利目标所在等等。内容-人力-资金三者密切相关。设计者考虑网站中每个栏目时，都要权衡可以调度的人力和资金资源。明确了目的和资源，接着就是选择什么技术水平。比如是静态页面还是动态页面，是否采用数据库，美工效果要求高低，更新速度快慢和维护办法简繁等等。在使用方便性上，就要考虑网站服务对象的参与程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希望网站达到什么效果，以及如何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主页是网站设计的第一步。许多人也以为网站设计就是主页设计，主页水平高低代表网站水平高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所以主页的风格样式、色彩布局、栏目设计、文字表述等成为网站最容易产生争议的地方。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上面永远没有大家一致满意的意见，更多的是体现直接设计者的性情风格。随着对网站认识的变换，主页的样式也经常变换。但是，主页应该明白无误地告诉用户其目的，这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很多网站，尤其是大型网站，都纷纷在主页上突出其拥有的资源，用自动更新的内容吸引用户浏览。因此，这些主页都是含有动态更新内容的，即属于动态网页技术。而且，一般要考虑到用户（对象）的口味，在内容排列上精心布局，以期达到最好效果。主页设计有两种主要的趋势：追求画面美观效果（静态）和追求内容丰富效果（动态），前者适合内容不多的企业网站，后者适合内容丰富的综合网站。而一些功能性网站，就常常把最主要功能突出在主页中心，如搜索引擎和大型数据库。

栏目的确定是网站内部结构的关键。通常论坛、留言板、关于我们、网站导航、声明、注册区等基本栏目都放在次要的位置链接进入。新闻、主要功能、主要内容、更新内容提示等放在醒目的位置。新闻和更新是网站的点睛之作，是吸引回头率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一个主流网站所不可或缺的。在浏览者眼中，网站的生命力就体现在这里。

网站内容分功能性和信息性两大类。功能性的有：搜索引擎，数据库检索，站点导航，电子商务，社区，投稿，自助网页（免费主页），注册，网络办公室等等；信息类的包含各级文字页面，资料数据库，以及相关链接等。根据网站目的确定突出什么内容，以及充实和更新内容的技术手段和形式。

用户（对象）群体也对网站设计有重要影响。比如面对网络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和面对一般性的普通用户，其技术实现方式就不一样，对"使用方便"这一词的理解，两个群体也是不一样的。

网站策划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是点击率、知名度、注册人数、回头率、领导的首肯、用户的赞誉、内容的丰富、使用的方便、运作的顺利、投资家的青睐?也是也不完全是。成功的网站应该是正确地理解建站目的，充分地调度有限资源，恰当地运用合适技术，方便地服务使用对象，及时地达到预期效果。为什么要说方便和及时？因为网络最大的优势就是快捷和便利，如果网站相比其他途径没有任何先进性，即使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也毫无意义。

建设一个网站并不难，难得是建成后网站的维护和发展。无论创意如何新颖，网站的继续发展归根到底还是依赖资源，依赖永远领先一步的信息总量，否则将很快被人取代。依靠创意一举成名的网站，其创意被人模仿后，很快被人取代的例子比比皆是。

那么，网站在建成后，如何维护和发展呢？

1、坚持自己的特色。特色是目的的体现，坚持特色就是坚持建站的目的。经常变换特色对网站是灾难性的，等于不断重新建设新的网站，多少努力都会形不成积累而付之东流。而且人力资金浪费很大。

2、集中最多的信息。在自己的领域里，一定要最大限度地集中所有相关信息。网站如同集市，总是商品最多的地方能吸引最多的人。在可能的情况下，采用一切办法搜集和展示网站丰富的内容，这个原则永远不会过时。

3、保持技术的先进。只要条件允许，一定要有技术力量对网站进行技术改造和提高。网站初建只是一个毛胚房，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改造和提高。如果在技术上不与其它同行保持同步甚至超越，网站很快就会淡出历史舞台。

4、掌握用户的需求。用户需求是放在第一位考虑的问题。其中，参与是用户最重要的需求。用户能够发表言论，留言，提出批评和建设意见只是一般性参与。网站是否满足用户的需求，其参与程度是一个主要标志。

第11篇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作为全民医保的率先试点地区，天津市在近几年内努力建立健全城乡统筹和全市统筹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克服了其他试点地区在城镇职工与城镇居民、农民之间缴费、补贴、个人账户和管理上的巨大差别，提高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本文旨在调查天津市民对医疗保障制度的感受和满意程度，研究满意度背后所隐藏的基本医疗保险的优劣之处，同时找出天津市全民医保的经验及尚需改进的地方，以期实现更加便民利民、顺应社会的医改之路。

关键词：全民医保；城镇职工；城乡居民；老年群体；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R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205-04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依据

在社会保障逐步发展的今天，看病难看病贵已然成为中国百姓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说明我国医保制度尚不完备，难以实现全面统筹调控。当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大医保制度正在逐步向全民覆盖推进整合，全民医保是一个国家医疗保障的目的和归宿。

目前已有近30个国家实现了全民医保，而各国实现全民医保所经历的年数从20年至127年不等，由此可见实现全民医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是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想要实现医保的全覆盖，不可急功近利。天津作为全民医保在中国的试点地区，自2008年起逐步实施完善全民医保，并始终坚持着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最终实现了城乡统筹、全市统筹，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也更能够反映出全民医保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因此对全民医保满意度研究具有深厚的研究价值。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理论意义：更加深入的了解天津这一全民医保试点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与其他医改试点地区进行路径比照分析，吸取经验不断调整，努力提高天津人民对医保的满意程度。对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补充，扩充了医疗保障的研究范围。天津全民医保改革的路径分析、经验分析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对其他地区政府进行医保改革具有可参照性的范本研究价值。

现实意义：反映出试点地区人民对全民医保的态度和观点，体现人民的诉求，有助于促进天津全民医保更好地改进和实施，同时也有利于全国其他尚未实行全民医保的地区进行学习。而且当前正值天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新方案出台的关键时刻，希望能从实际操作角度出发提出对医改有帮助的对策和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国内外全民医保现状

1.全民医保国家的改革历程

（1）德国：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现代意义上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各种医疗保险覆盖人口已经达到99%，这与其多年来不断推进的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创新分不开。在学习借鉴德国医改的过程中，中国需要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平衡社会利益关系，严格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以及医药行业的适度自由竞争。[1]

（2）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至今已运行半个多世纪。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非常注重拓宽医疗保险的资金来源，积极鼓励私人资本和私营医疗机构进入大众医疗服务领域；注重将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的先进医疗技术和护理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英国医疗保险行业在对外开放市场的同时，积极引进、利用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护理技术和管理技术来弥补英国整体医疗资源的不足，实现了英国医疗资源总量的集约型增长；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还尽力通过体制创新来实现整体医疗能力的集约型扩张。[2]

（3）韩国：作为东亚社会政策的代表，韩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的、压缩性的，其经验与欧美、日本明显不同，因而韩国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具有更直接的借鉴和警示意义。[3]

韩国医保改革的巨变发生在政治民主化之后，此前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政策向来都是官僚和专家的排他性领域，社会势力根本没有介入政策制定过程的渠道。因此中国医改需要注意政府对医保的财政支出和政府责任的加强，同时也要考虑医保制度的整合以及医保民主化的方向。

M.R.Gupta研究全球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趋势，指出各国医疗保险与医疗保障制度创新改革基本趋势有四个方面：一是非洲国家法定保险计划的出台和进一步发展，以此来加强社会保障，并且努力将医疗保障的范围扩大到覆盖正规和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所有职工；二是美洲大陆致力于扩大社会医疗保障的范围和提高制度的效率，其改革的主要方面是更好地利用有效的资源来使医疗服务覆盖更大的范围；三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改革主要侧重于扩大医疗服务对低收入人群的覆盖面，扩展资金筹集的渠道和福利内容；四是欧洲国家积极地应对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控制由此引起的医疗服务成本不断上涨。[4]

2.国内全民医保实施的现状

在近三十年的整改过程中我国形成了规模效应，促进了医疗资源的丰富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但是也要看到在不断地调整中公平的原则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缺乏有效配置，同时医保基金难以平衡、补充医疗保险发展缓慢，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中国医改的方向最终朝向全民医保。[3]

例如在江苏、上海、福建、山东等部分省市均普遍存在着对制度认知度较低，居民分类复杂，参保积极性不高，保障水平偏低，逆向选择、医疗费用难以控制，医疗保险用药目录范围不同，医疗保险制度缺乏有效衔接、统筹层次差异大，预防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珠海的医改历程如下：1998年起实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2002年实行外来工大病医疗保险，到2006年实行未成年人和在校大学生医疗保险，而后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了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珠海的医改与其他试点地区有所不同：首先，它将外来务工人员和全部未成年人及在校大学生独立出来，自成保险；其次，珠海建立了城乡统筹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克服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保障不平等的问题；此外，在实现全民医保后珠海地区仍积极调整，不断优化医保政策。最新数据显示，珠海出台新规定，增加了医保门诊特定病种，并提高了住院支付限额，珠海市参保人将享受到更多的医疗保障。[5]

3.综述

从各个国家来看，在医保建立的初期，国家普遍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制定在不同职业下的不同水平的医疗保险，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对真正的弱势群体和底层人民并没有多少益处。

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医保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开始加大支持力度，可以说医保的完善与民主化进程亦步亦趋。因此中国的全民医疗保险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逐步推进。鉴于中国国内庞大的人口压力和多数免费医疗国家财政危机的现状下，中国应该坚持走社会医疗保险的模式。

在中国多个医改试点地区的比照分析中不难看出，每个试点在实现全民医保的过程中都是忧喜参半的，难免会遇到问题，而这些问题反映出医保还存在着不健全之处，这也正是天津医改过程中要注意和尽量避免的地方。在这些试点地区中，我认为珠海地区的医改路径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首先，全面推进医疗保险覆盖面；其次改变路径依赖，消除城乡不平等问题；随后不断壮大社保基金，逐渐提高险种和支付限额；加强预防，关注外来工、未成年人、困难家庭等弱势群体对门诊保障的巨大需求，推行小病门诊统筹、中病医疗保险、大病统筹救助三个层次；最后，打破医疗市场原有利益格局，努力改善医患关系，尊重保障民众的利益。

（二）评价研究不足及本次研究的独特性

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多数有关全民医保的研究都是与国际间不同体制下的国家相比较，抑或是对全民医保背景下公共服务体系、效益、改进、重构的研究，对于特定试点地区全民医保的满意度调查却寥寥无几。而相关文献多为中国医改试点地区的经验和启示类文章，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政策设计和政府管制方面。在医保满意度问题上，目光总是锁定在大学生群体，而忽视了儿童和老年人这些医保主要对象的感受，使得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局限，缺少真正从最普通的人民群众角度进行调查、追求医保更贴近老百姓生活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是通过将医保满意度在不同的人群中进行调查，来获得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状况下人们对当前医保的态度、感受和建议，从而更好地帮助医保深入群众、便民利民。同时在天津市人口年龄结构比重的客观条件下，充分考虑全民医保中不同需求量人群之间的差别，分年龄进行分析研究，重点向接触医保最为频繁的老年群体倾斜，从而能够得出更加准确的描述和结论。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主要采用定量研究。研究总体为全体天津市居民，包括天津城镇职工、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样本规模约为84。为了突显全民医保的实质性作用，本次调查向易患病的老人群体倾斜。

研究的内容为天津市民对全民医保的满意程度，即两种不同医疗保险下人民的满意程度。满意程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医疗保险的实用性、简化性，医疗费用支出在人们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小，看病次数多寡，医保报销范围、比例，医疗费用、门槛费对满意度造成的影响，以及社保卡、转院等方面的专项调查。

四、天津市市民对全民医保实行的满意度分析

（一）人民对全民医保的总体评价

通过对74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和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接受调查的人群普遍认为个人每年在看病买药治疗上的花销只占个人年收入的一小部分，而医保门诊报销范围的800-5500元确实也是绰绰有余的，可以说天津市的医疗保障着实为人民减轻了部分经济负担，缴费少、受益大；人们也表示医保卡可以使手续相对简化，同时在医疗机构交费时并不用提前垫付需报销的部分；此外，天津市的急诊正在逐步实现当场报销，无需个人全额垫付，更省去了事后报销的复杂环节。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当前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个人缴费比例相对满意，也说明医保确实起到了缴费少、受益多的作用。

同时，与北京地区医保不同的是，在天津地区人们无论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还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其规定的3个定点医院仅仅是在特殊病登记时需要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患有特殊病的情况下才需要到这3家定点医院进行治疗，而日常生活中全市所有医保定点医院均可参与报销。这样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平时的看病治疗，给人们带来了便利的条件。

由此可见，天津医保的改革与发展着实达到了惠民的要求。但是相比之下，在很多方面人们也提出了当前医保的不足之处。首先，在医保方面有着人们普遍重视的四大天王：门槛费、报销比例、医疗费用和药品范围。通过排序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人认为医保门槛费是首当其冲的，门槛费越低，人们越能够享受到更多医疗费用的报销。当前800元的门槛费在人们看来过高，想要享受报销就要先花光800元，这对于一些贫困家庭或者是生病次数较少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个大数目。因此，就会有一些贪图利益的药店、药房，用部分生活用品或家用电器代替药品卖给持卡者，通过多划取医保卡上的金额，来帮助参保人员更快的跨过医保的门槛，同时药房也达到赚取差价的目的。此外，人们比较看重的是医保可以报销的比例、医疗费用的高低以及购买的药品是否在可报销药品范围内。这些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相对应的，验证了当前“降低医保门槛、提高报销比例、控制医疗费用、扩大可报销药品范围”呼声四起的现状，更加体现出人们最希望医保改进的方向。

其次，根据对“城镇居民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不满意的地方”的统计，可以看出有近70%的人认为医保可报销病种过少，报账、转院、报销手续太过繁琐，对老人、儿童及特殊病种病人的处理缺乏灵活性，负担重。有超过50%的人认为不同等级的定点医院报销比例不应相差太大，医保制度的普及程度有待提高，以及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差、态度差等问题。

而在去医疗机构看病的问题上，多数老年人基于身体状况所限，多会选择去离家近的医院或社区门诊；多数患有专科疾病的人群则会选择去专科医院、三甲医院进行治疗；而在所调查群体中，多为年龄集中在26-40岁之间的青壮年，因免疫力强，他们更愿意根据自身病情，自行在药房取药。而如果要去医院的话，他们也会选择去三甲医院，而非社区门诊。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更相信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而对低于社区门诊的报销比例并不是很在意。

本次调查中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占14.86%，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占85.14%。然而，在这74位被调查者中居然仍有单位职工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其单位并没有为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是按照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规定，凡有单位者，单位需为其员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不看其户口是农业还是非农业。因此在户口问题上反映出天津市仍需加强各大企业、单位的督察力度，确保每一位职工都能享有医保带来的实惠。

（二）影响医保满意度的针对性分析

在天津医保满意度调查中，我们不仅要看到天津医保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更要看到弱势群体对医保的呼声。而其中最有发言权的是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因为相比于青壮年，这两类人群都属于体质较差、与医院有着更为密切联系的群体。而通过对居民每年看病次数的统计可以看出，看病次数高达每年11次以上的人群中，66.7%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此我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老年群体上，通过与这一类经常接触医保的人群的沟通来了解当前人们对天津市全民医保存在的不满意之处。为此，笔者分别咨询了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老人以及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社区老人。

1.天津市老年群体的特惠政策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天津的社区门诊，不仅可以通过医保报销药费，而且还为特殊病人及老年人提供上门诊疗服务对于退休老人而言，天津市的医保确实为他们减轻了很多负担。一位曾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退休老人说虽然退休后每个月都有退休金，但仅靠这些根本无法支撑近5万元的心脏搭桥手术费用以及术后的护理康复费用。而通过医保报销之后，老人个人实际仅担负了2万多元。

2.社区老人的医保报销问题

同样是身为老年人群的社区老人，很多退休老人享受到的福利和报销比例却没能覆盖到他们。他们属于居民，自身并没有任何收入，更没有养老金。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门诊和住院报销额度非常低，一些老人一旦患大病，很容易因负担不起而放弃治疗。在10年前有一位突发脑栓塞、脑溢血的老人因为没有参加医保，住院35天竟花费8万的费用。虽然后来参加了医保，但报销比例却过少（除去自付段，在医保可以报销的范围内可报销50%），每次住院仍需负担5-6万的费用。加上患有半身不遂，几乎需要药物维持生命，庞大的医药费全部需要子女来提供。

3.涉及药品方面的问题

其实对于老人而言，医保在改进的时候更需要注重细节。例如在购药方面，由于医保开药有定量定额的限制，人们在医院或药房只能取得约1周的药物，等到快吃完的时候就又要去买药，如此反复。

其次，一些慢性病患者，如心脑血管疾病、特殊病、糖尿病等，病程长，需经常与药房接触。例如糖尿病所需的胰岛素注射剂，只有部分国产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如果想要使用更好的注射剂就需要个人全额付费。除此之外，很多注射剂、口服常释剂型、软膏剂、凝胶剂以及保健品也是不在医保报销范畴的。可以说，患者在医保上的自付费用有相当部分是花费在了无法报销的药品上。想用的药不在医保报销范畴，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一些人开始投机取巧，通过变换处方花取高于这种药的费用，并通过医保报销来取得该药品。

此外，对不可报销的药物，一些医生会在开药之前先询问一下老人的意见，使人担心可报销药品的疗效。因为部分医生在开药的时候会引导患者说：这种药虽然不能报销，但药效非常好，建议使用。在这种建议下，患者或其家属往往会同意买该种药品。

最后，也有很多被调查者建议提高药品质量、提高医护人员道德水平，要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开药，避免开与病症无关的药物，赚取利润，欺骗患者。

4.社保卡

社保卡在给人们带来交费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隐患，补办社保卡首当其冲。因为社保卡制卡速度慢，补办和领取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大多不懂办卡流程，也不清楚所要准备的材料，常常东奔西跑很久才能拿到卡。

而住院期间所需药物如果本医院没有，需要患者去别的药房或医院购买时，社保卡已锁定该医院使用，不能再同时使用社保卡进行报销。因此如果要购买非本院药物不仅需要本医院住院医生出具证明，还要个人全额垫付。而且医生为避免利润外流往往不愿出具证明，而是会使用疗效较差的同类药物顶替。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患者都是受害者。因此，社保卡的使用和管理仍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5.转院

转院，是一个让患者劳心费力的大工程，不但要把前一个医院的费用限时结清，还要及时与下一个医院衔接、办理手续，其过程十分繁琐，往往需要患者或其家属往返两个医院多次才能全部结清。而且通常在病人转院后，新入住的医院往往会要求病人重新进行相关的身体检查，而不愿意使用前一家医院的检查结果和报告。不仅患者多花了钱，还占用了有限的报销额度。

五、总结及对策

公平是社会保障的根本价值和核心理念，天津市努力实现全市范围内的医保全覆盖也正是体现了公平的原则。同时，在本次调查中天津的基本医疗保障也受到了市民的广泛称赞，例如医保能够覆盖越来越多的人群，实现了个人缴费少、受益大的惠民目标，大大减少了人们在看病方面的花费；同时在医疗机构交费时使用医保卡直接报销、无需垫付，只交纳个人应付的部分即可，使手续得到了简化；而一些医疗网点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更是推出了看病免挂号费、社区门诊上门服务等一系列特惠政策。

但由于全民医保尚未全面推广，作为试点地区，天津市在医疗保障制度、规定上也是一边实施、一边总结、一边整改，本次对医保满意度的调查也是希望能够从人民大众的角度为医保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些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

例如对于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零收入老人而言，如何才能减轻他们看病的负担？我认为国家应当给予这些老人以特惠政策，加大政府在弱势老人方面的财政补贴。或者可以考虑在医疗机构开通老人看病绿色通道，提高零收入多疾病老人的医保报销比例，在重大疾病问题上启动费用减免政策等等。此外，凡是居零老人均应享有医院上门诊疗待遇。而如果是慢性病且需要长期服用同种药物的话，医院和药房可以考虑放宽取药的数量限制。

当前，社保卡在天津市已经普及并且全市通用，人们只要进入医保联网的各个医疗机构，使用社保卡定是不可或缺的一道流程。因此需要在社保卡投入使用方面，真正做到办理、补办手续简化，提高审核、制卡速度，避免因社保卡没有审批下来而造成患者无法正常看病和报销等问题。

此外，医院的急诊和转院始终是医保报销上的一大难题，不仅办理手续麻烦，审批过程漫长，还要牵扯到社保卡暂时停用、个人全额垫付等问题，极大地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因此希望医疗机构能做到联网操作、全市统一，做到报销手续一站式服务。实现由院方直接进行的转院交接，使转院等手续的办理更加便捷简化，让人们办理大量手续、东奔西跑、重复审核的现象不再发生。同时加强院方的监管，减少不必要的检查，更体现出便民、利民、惠民的宗旨。

而针对目前天津市较为严重的“药房赚取门槛费差价”现象，社保中心稽核人员应重点监控、约谈、依法纠正这些违规骗保行为，确保医患能够严格遵守医保规定，诚信就医；同时加强对各个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保证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打击医保的灰色地带，避免医院、药房、病患三方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医药分业，避免以药补医，以此促进医保的健康发展和完善。

此外，在医保变得与大众生活密不可分的当前，加大医保知识的教育宣传，开设医保小课堂、医保日，利用好每个社区的宣传栏，不断更新医保常识和新出台的规定等普及医保知识、使医保办理流程透明化的做法必将成为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 周毅.德国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经验及启示[J].学习与探索，2012，（02）.

[2] 侯立平.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评析[J].经济界，2006，（04）.

[3] 李莲花.后发地区的医疗保障：韩国与台湾地区的全民医保经验[J].日本东京大学学习与实践，2008，（10）.

[4] 马娟，于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制度分析——基于上海、北京和广州试点方案的比较[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10，（06）.

第12篇

尽管目前网络总体进入低迷状态，但企业建设网站的势头却不退反增。很多有远见的企业已经从网络使用的便利性感到建设自己网站的必然。眼下是烧钱的稻糠亩概念网站纷纷跌落之日，也正是有实力的实体企业介入网络之时。但是，当企业决策确定"要做一个网站"的时候，却往往不知从何处入手，不知道需要投入多少钱，需要引进什么人才。在这种"心中无数"的情况下，一般企业往往依据企业宣传材料的模式，在网络公司或IT技术人员的建议下，建设成为通行格式的企业网站。这种通行格式的企业网站，也有其五个基本要素：企业介绍，联系办法，产品（服务）介绍，留言板，论坛。这种企业网站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一本电子版企业宣传册，供感兴趣的客户需要时翻一翻。因此，很多企业认为，投入几万元做一个没多少人访问的网站有所不值。尤其是目前网络热消退的时候，一般企业更不会考虑投入数百上千万去效仿纯概念的大型网站。

那么，如何确定企业建设网站的定位呢？

那么，网站在建成后，如何维护和发展呢？

社区公共管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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