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民族问题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高克恭；民族；西域；回鹘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画家，《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中“其先西域人”的表述，使得后人对其族属的表述纷纭。近代的论证主要集中在两种说法上。一说维吾尔人，一说回回人。“其先西域人”的“先”是何人？邓文原在《行状》中提到高克恭的曾祖父时用了“曾祖某”与“谱碟散佚，莫迹其所始”。可见，其曾祖父辈以上不是功业显赫的名门，所以无事迹可述；所谓的“先”，也就表明其曾祖父以上是生活在西域的，高家是从祖父辈移居大同的。从相貌特征上来看，润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张雨云：“我识房山紫髯叟，雅好山泽嗜杯酒。”可见高克恭具有西域人的血统应该是无误的。除了邓文原的记载之外，相关的证据还有：“西域高侯自爱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西域才人画似诗，云山高下墨淋漓”以及“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这些与高克恭同时或稍晚元人的诗句也表明，高克恭是西域人在当时具有广泛共识的。

1.名称的由来与变迁

从字面上来看回鹘、回纥、畏兀儿、畏兀、辉和尔、瑰古、伟吾尔，均为回鹘语Uighur的不同音译，他们虽然是同一个词，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代的对象还是有区别的。回纥是唐代对袁纥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的总称。贞元四年（788年）自请改称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畏吾儿，亦作畏吾而、畏兀、畏吾、委吾等，是元明两代对回鹘一词的异译。回回，为宋辽之际“回鹘”、“回纥”之音的误传误读。

元代的色目人主要包括回回人、畏吾儿人、唐兀人与钦察人。唐兀人是西夏的遗民，钦察人是钦察汗国的国民。畏吾儿人是高昌回鹘的后裔，“《元史》有时将畏吾儿人称为回鹘人，或是称他们为高昌人。”[1]回回人的概念比较复杂，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指来自花剌子摸的旧地，或来自更远的中亚细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其二，是公元7世纪末，来华定居的穆斯林侨民，他们到中国经商，留居广州、泉州等地，与汉族通婚及其后代；此时还未形成民族，也未出现“回回”这个名词。从广义的概念来看，元代“回回”这个词经常被混淆，蒙古统治者将不少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称为“回回”。在汉族人眼里，“回回”的概念似乎还要广泛，这也许是由于元朝的幅员过于辽阔，对于相对封闭的汉族来说，短期内如此多的外族的涌入，他们无法一一理清头绪，于是采用了一种最简单的排除法，非汉族、蒙古族都冠以“回回”的称呼，用法上有点象今天的“外国人”。

2.学术界的两种观点

2.1回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陈垣据泰定时平章政事乌伯都刺为高克恭之婿，又据程拒夫《雪楼集》卷2乌伯都刺三代封制，其父为益福的哈鲁丁，系至元时回回国子学教授亦思替非文字之人，知为回回人。益福的哈鲁丁为高克恭之亲家，以此断高克恭为回回人。润又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陈垣认为:“五代时回鹘既衰，渐有改奉伊斯兰教者。元初诸人对此等外教多不能辨别，故统目之为回纥。长春西游记、刘郁西使记之所谓回纥，皆指伊斯兰教国。其后渐觉有不同，于是以畏吾、伟兀等代表昔日之回鹘，以回回代表奉伊斯兰教之回纥，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王恽玉堂嘉话卷三云，回鹘今外五，回纥今回回也。元史太祖纪，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是元人目中回鹘与回回二也。世祖纪卷十言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而奸臣传则称阿合马为回纥人，是元人目中回纥与回回一也”。陈高华先生的《元代画家史料》认为“高克恭按其族源，属于色目人”。又说:“有的记载说他是‘回纥长髯客’，可知其祖先应是伊斯兰教徒。”[2]此后亦多以此为据。

润确实在十几岁时见过高克恭，润曾学画于姚子敬，姚子敬与高克恭的关系非常好，“尝举江南文学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陈无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子敬言：“一日，公问：‘人生至贵者何?’子敬方隐度以对，公曰：‘无求’。”同时润在大都任职过四五年的时间。元中期以后“回回”、“畏吾儿”两词使用广泛，润对于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人称“回回”应该是清楚的。虽然有人认为“回纥”其实是“回回”一种比较高雅的写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回纥”也是“回鹘”的古称。

2.2维吾儿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卷上“古画论”中载云:“高士安，字彦敬，回鹘人。居官之暇，登山赏览，喜湖山秀丽，云烟变灭，蕴于胸中，发于毫端，自然高绝。其峰峦皴法董源，云树学米元章，品格浑厚，元朝第一名画也。”曹昭认为此高士安就是高克恭。曹昭以后，明代另一位鉴赏家张丑(青夫)也沿袭曹昭的说法。从“回鹘”推断高克恭是畏吾儿，高士安就是高克恭，《辞海》沿袭此说认为他是畏吾儿人，后来的书籍也亦多以此为据。当然，也有人认为高士安不一定就是高克恭，但马明达先生在《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丛考》中通过对高克恭在《眠食安好帖》中自言有兄名高子安，根据昆仲间名字不以字排，不合情理，推断高克恭原名为高士安。此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我们仅根据“回纥”、“回鹘”二字，来推断高克恭是“回族”还是“维吾儿族”显然是武断的，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要考虑到地理位置、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等多个因素，而且高克恭出生在民族形成之前，所以要探究其身份最好从大的社会背景来考虑，而不要拘泥于个别的字句。

2.3民族问题的分析与推断

上文在提及“其先西域人”时谈到，其祖父高乐道或曾祖父在金朝时就可能已经来到了中原，所以才在元朝的“占籍”中将自己称为“其先西域人”，否则直接用“西域人”或“畏吾儿”岂不更好。同时“其先”是西域人，我们不仅要问其后是什么人呢？只能是金朝人。其实在元代只有完全汉化的金人才被列入“汉人”，大多数仍被看成色目人，高氏虽已高度汉化但是他的相貌特征，显然还是色目人。所以《四库总目》中的称其为金人也有一定合理性。此外还有一些旁证：其一，从高克恭的姓氏来看，高克恭祖孙三代的姓名，已完全仿照汉族习惯，而不象同期到中原的西域人及其后裔那样以西域人名（通常是阿拉伯语常用人名）通行，如：高克恭的女婿乌巴都刺，可见高氏家族汉化更深。其二，高嘉甫的归隐是否可以解读为一臣不侍二主，否则与关心“经世要务”又要“归老房山”的行为相矛盾。但这显然不是高克恭族属的终结，而是其华化过程的演绎。要回答高克恭是喀喇回鹘，还是高昌回鹘。首先要解开“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元初地理上的再次断裂源于高昌回鹘的归顺，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将西域分割为察合台汗国与高昌回鹘国（畏吾儿）。从《长春真人西游记》与《北使记》来看，在当地伊斯兰教徒与佛教徒是混存的。高昌回鹘的统治者奉行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中亚原有的许多宗教，如萨满教、摩尼教、基督教之别派景教、袄教，甚至伊斯兰教，还有中国传统的道教都曾在此流行，形成了以佛为尊，各教并行的局面，所以高昌回鹘地区的拥有大量的伊斯兰教背景的人。而原喀喇汗国范围内，西辽的皇帝是佛教徒，蒙古的统治者信奉喇嘛教，所以也非伊斯兰教一统。在元初“回鹘”、“回纥”只是对原西辽地区两种不同信仰人群的称呼，而非地理区域的划分，更非民族的概念。至元之后，由于政权的割裂，改“回鹘”为“畏吾儿”，改“回纥”为“回回”，而“畏吾儿”、“回回”在很大层面上转化为地理区域的划分，因此在不同时期这两种区分是不一样的。同时，改“回纥”为“回回”又使得他们与真正的“回回”混淆起来，这是元代统治者的另一种误解。

从当时的角度来看，高克恭的祖先应该是西辽国人，其后入金入元；西辽的民族有回鹘、吐蕃、契丹、汉、蒙古等民族，不过回鹘占多数。高克恭是广义回鹘人的后代，至于是“回纥”还是“回鹘”，即有没有伊斯兰教背景，无从考证；润的“回纥长髯客”只是孤证，而且“回纥”一词语意模糊；至于女婿有伊斯兰教背景，与高克恭的伊斯兰教身份亦无关系。曹昭的“回鹘人”的考证也应该被看成是民族的统称，并不完全等同于元代的高昌回鹘（畏吾儿）人。高克恭的祖先离开西域的时间早于元初，在西辽的统治下并无“回纥”与“回鹘”概念的区分，所以这样的研究是徒劳的。因此，在元代，高克恭的祖先属于广义的回鹘人，但由于至元以后回鹘专指“畏吾儿”，而高克恭并不能确定自己是畏吾儿人，为了避免误解，所以干脆用了“西域”的概念。

按通行的民族划分来看，回族与回纥、回鹘均无关系。回族虽然是回回族的简称，但“宋人的《梦溪笔谈》和《黑鞑事略》中，指的是回鹘。《元史》和《元典章》，指的是伊斯兰教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明清的文献中，主要指回族即回回族。”[3]可见回族是形成于明朝的，而高克恭出生在回族、维吾尔族产生之前，元代的回回人可能是后世的回族人，也可能是维吾尔族人，所以我们的研究只能是推断。

维吾尔族形成的地域主线是：漠北回鹘喀喇回鹘、高昌回鹘等西辽察合台汗国、高昌回鹘（畏吾儿）察合台汗国维吾尔族。宗教的传播，伊斯兰教从察合台汗国传向畏吾儿（高昌回鹘）地区。虽然在维吾尔族的形成上史学界还有争论，但是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喀喇回鹘汗国、高昌回鹘汗国；从人员构成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广义的回鹘人；在上信奉伊斯兰教；在名称上源于畏吾儿，即明代对元代高昌回鹘的称谓的进一步演化。

综上所述，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回族是由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而逐渐形成的民族。维吾尔族是由居住在西域的回鹘人皈依伊斯兰教而形成的民族。因此，将高克恭看成今天的维吾尔族人，较为贴切。

参考文献：

[1]黎东方.细说元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15.

[2]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1.

[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764.

注释：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缉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元別集类》，（92集姚文公牧庵集·燕石集·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鄱阳仲公李先生文集·传舆砺文集·巴西邓先生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中简称为《行状》。

[元]润：题高彦敬《房山图》，载《存复斋集》卷10。

[元]张雨：高尚书山水，仲川弟请题横幅上，载《贞居先生诗集》卷3。

在元代也不是所有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都被称为“回回”，如：钦察人也信奉伊斯兰教，但并不被看作“回回人”。

有时亦将非穆斯林冠以回回之称，如称犹太教徒为“术忽回回”，称来自叙利亚的基督教徒为“爱薛回回”，称信仰东正教的阿速人为“绿眼回回”。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5《美术篇·西域之中国画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润曾学画于姚子敬，姚告诉他，“艺成而下，足以掩德”。戒以勿勤画事，适值高克恭至，观其画转而告诉姚曰：“是子画亦有成，先生勿止之。”（转引自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

参见[元]邓文原:《行状》。

第2篇

（1）娱乐健身类功能：促进大众的身心健康，为终身体育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2）政治经济类功能：通过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促进人们参加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促进特色体育产业的开拓。在许多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中同时进行着技能交流与贸易活动。例如，傣族的“泼水节”是一个传统节日，在节日期间，有许多外族的商人、旅客参与，为该地区的贸易、旅游业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发展土壤，在此过程中也加强了民族交往交流，促进了民族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繁荣。

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优化

2.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优化是通过系统结构的涨落有序来体现的

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优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整体优化，尽可能发挥该系统的最大功能，取得最佳效果。系统优化的实现，是通过系统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改进来实现的。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没有有效的建立国内各地的传播环境，政府主导与民间开发不能有效结合等多种原因，致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不能发挥整体功能。

2.1.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就必须保障传播途径的通畅性必须保证大众反馈的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达到该文化传播与传承的效果。在现有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中，如武术的传播，包括学校、电视等都只重视动作本身的华丽，忽视了文化本身，这样就破坏了武术传播与传承的整体性，致使武术文化缺失，必然导致其稳定性被破坏。

2.1.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协同关系

2.1.2.1研究目的与大众的需求之间的协同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受传播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若是研究的内容不能满足大众的好奇心与需求度，便会相对会抑制这一系统的有序发展，便会否定该系统的稳定性。若是所研究的内容超出大众所现有水平，则循序渐进的向人们灌输这一文化。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这一文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众的接受效果，阻碍了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在此方面发展较好的是潍坊风筝，在该活动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了风筝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健身与娱乐功能，唤醒了人们的文化自觉，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这些就反应出了研究目的与大众需求完美协同的效果。

2.1.2.2政府、研究者、大众三者心理层次的协同这里指三者精神层面的高度一致性。在传播与研究过程中，政府与研究者只有抓住了大众的心理、了解了大众的现有精神层次，才能更好地进行研究与制定相应的措施。三者之间要形成良好的循环关系，这样可以更好地挖掘该文化所拥有的多方面内容，更利于其传播与传承。

2.1.2.3政府、研究者、传播媒介与大众之间的协同政府与研究者向大众输出该文化信息或大众向二者反馈信息都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例如措施、电视，电影、物质设备等。但是并不是哪一项传播媒介都对该系统有效，应依据大众需求、文化传播需求、研究目的、传播目的等选择相应的传播媒介。以传统武术文化节目为例，有影响的是“武林大会”、“武林风”。这两个节目都是技击武术打斗的“真人秀”类型，完全撇开了传统武术文化“形意相合”的“精、气、神”内核，缺少对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资源的针对性传播。如“武林大会”中就没有充分体现北少林的刚猛强健、朴实简练。

2.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式

2.2.1创设良好的环境保障促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成统观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现状，其外界环境并不十分理想，尤其在学校教育中，各教育都比较重视体育动作的传播，而对于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则只字不提，即使在文化课上讲解，但由于考试重心在动作方面，文化自然也被学生所忽视，这样就间接地阻断了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这一系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

（1）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组织的开发，建立健全各级负责机构和组织，例如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调研部、整合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组织，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公司等等。

（2）建立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交流站，使研究者更好的开拓眼界，丰富自己的方法、视域等，构建起政府与研究者的良好桥梁。在学校中应重视相关人才的培养，使其能达到政府与大众的要求。

（3）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缺少传播手段与途径，在现阶段应有效利用电视、电影、娱乐节目，如云南白药广告可以彝族的“打磨秋”体育文化进行创意，也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进行网站设计、网上交流站的开发等。

（4）加强民众的主动传播意识，唤醒大众的文化自觉，增加民众反馈渠道，致使政府、研究者与大众文化主体之间可以有效循环。

2.2.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承系统各要素的质的提高

（1）研究者研究者应该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内容，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不能固守己见。现在研究者的情况为研究力量比较零散，单兵作战，研究方法较比较单一，视域狭窄，专业性较差，在今后的培养中，应针对这些问题作出相应的培育措施，如：定期举行学术交流会、读书报告会等。

（2）大众大众应具备一定的文化自觉性，具有积极参与民族民间体育活动的愿望、动机和兴趣，并具备一定的好奇心，一定的运动经验、能力和运动技能储备，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具有稳定的群众基础，促进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3）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要明确、清晰以及具体，以传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为最终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制订相对区间和时期的目的。

（4）传播内容传播内容要宽泛，不能仅局限于身体活动，应当全面地进行传输，在以身体活动为重心的情况下，适当地进行文化引导，发挥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整体功能。

（5）传播媒介与研究方法在传播与研究过程中方法，手段要具备多样性并必须适应于这一过程，如研究方法可以运用自身体悟法来进行研究，传播媒介的物质条件要充足，充分利用电视、电影广告，网络空间等。

第3篇

论文题目：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傈僳族“阿尺木刮”

一、选题背景

滇西北流域生活的傈僳族，有着极为丰富的民歌样式及种类，在人类学的视野里，滇西北傈僳族的木刮文化传统是傈僳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滇西北文化模式的集成。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一，“阿尺木刮”是以傈僳族的生活生产方式而形成的极具民族性格和情感表达的重要民俗艺术事项。长期以来，音乐学界对维西地区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音乐形态、音乐种类等方面进行的记录和调查，而“阿尺木刮”的生成环境、生成因素以及在历时与共时的交集中所产生的文化意义却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作为最能真实直接表达文化个性的民间歌舞事象，是每个民族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不能脱离它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生态环境，不能脱离其生长、延续的空间、时间以及人们的音乐行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由黄凌飞老师引荐跟随着云南大学的罗梅老师，一同前往怒江参加傈僳族的阔时节活动，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阿尺木刮”这一具有傈僳族传统气息的歌舞种类，让笔者真正感悟到傈僳族歌舞所具有的完整而充满张力的文化独特性，故选择其为硕士阶段毕业论文的主题。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选题目的

1、当今的社会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作为人类文明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一场革命。无论是从人最为基本的人权问题开始发生了改变，还是从学术研究上都有了质的飞跃。“阿尺木刮”是维西县特有的傈僳族传统歌舞，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社会的关注度较为广泛，将这个地区的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特征进行研究时，应该考虑到这个地区各个族群之间音乐文化内在的本质。将云南滇西北地区的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研究，置放在音乐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背景中。笔者试图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维西地区傈僳族“阿尺木刮”这一歌舞生态系统的实地考察分析，运用音乐民族志的分析和音乐民族志的书写方式来呈现文本，这样对“阿尺木刮”进行专门研究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傈僳族“阿尺木刮”过多地运用音乐本体来分析其的音乐的特征，对于这个民族的认知方式、概念体系、音乐行为的描述很少。只有对于这个民族音乐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的挖掘和阐释，才能够从生成机制中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该民族的音乐。

(二)研究意义

在研究对象确立的同时，尊重其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和其音乐文化的地性知识，力图客观地呈现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和价值。通过对“阿尺木刮”所依赖的生态环境进行调查和分析，对其文化内涵、族群中的族性认同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更深刻地认识傈僳族的“阿尺木刮”，预计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运用音乐民族志这样一种阐释性的理论范式；以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为理论视角，将维西地区的傈僳族“阿尺木刮”放在声音及意义的社会背景中，拓宽了艺术审美的视野与领域。人类学家赖斯先生在梅里亚姆的三维模式基础上所提出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个人创造和体验”整体模式的运用，体现重视共时研究与历史性研究相结合的学术取向，为中国民族艺术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本文通过对于维西地区傈僳族村落调查，以个案的形式对其进行分析，采集和收集大量的“阿尺木刮”一手资料，对“阿尺木刮”进行音乐人类学的分析和研究，期望通过理论的层面阐释“阿尺木刮”更深刻的内涵和其背后的意义，并使的维西地区傈僳族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等得到多维多元的展示，使得大家能够更好的认知傈僳族的文化内涵。

三、本文研究涉及的主要理论

维西傈僳族文化学者林永辉收集整理的《维西县傈僳族歌舞———阿尺目刮》文章中对于“阿尺木刮”起源有如下论述的：傈僳族是我国古代西北氐羌部落的一支，经历了漫长的迁徙，直至怒江州、迪庆州维西县一带。“阿尺木刮”是维西地区傈僳族祖先创造且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歌舞事象，当地人在长期的游牧、迁徙生活中，与羊群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且通过模仿山羊的声音和动作形成的一种相互间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维西县文化馆非遗在中心主任和琼辉老师讲述：山羊是傈僳人的图腾，并且傈僳族人是很敬重山羊的，相传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傈僳族有一位很美丽漂亮的女孩，不小心被村子里的头人看上了，头人想要娶这位女孩为妻，但是女孩不同意这门婚事，连夜她就抱着两头小羊上山去了，为此躲避头人的婚礼。躲在深山密林里的女孩，无时无刻地觉得孤独和寂寞，因此身心如此痛苦，只有把羊当作自己的朋友，跟它们交流。她学习羊的叫声来唱歌与羊进行对话，学习羊的动作来跳舞与羊进行玩耍，久而久之就有了这种舞蹈，并且得以传承下来。在“都市时报2008~2009‘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寻踪’系列报道、十七香格里拉傈僳族“阿尺木刮”中的论述为：“傈僳族属南迁的古氐羌人，从古代移民的画卷中可以看出，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在漠北悠远的星空下南迁，为祈求族群幸福和平安，首领们会选择适当的节日祭祀，祭祀的羊儿歌舞即是起源。”

叶枝镇新洛村“阿尺木刮”国家级传承人熊自义老人告诉笔者，傈僳族的祖先世世代代居住在大山里，几乎与外界不往来，天长日久都过着采集、狩猎、游牧的生活。与山羊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傈僳人每天都要将山羊放到山上，在这个孤独寂寞的过程中放牧的傈僳人与羊朝夕相处，时常观察着山羊的声音、动作和体态，观察山羊在吃草、在玩耍时候的各种习性，为了消除孤寂常常模仿它们的动作和声音。日积月累，形成了傈僳族最为原始和精彩的“阿尺木刮”。同乐村大村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有关于“阿尺木刮”的美丽传说“相传同乐村在最早的时候是不叫同乐的，以前是叫“罗托腊”，在几百年前，有两个夫妻从外面私奔而来，悄悄的偷住在的大河边。但是他们两个没有后代，只是孤独地住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妻，老的夫妻问他们“你们从来哪里”，他们回答说“我们来这里玩的，今天晚上能来你这里住吗？”回答说“好的”，之后在夜里的聊天过程中，他们就聊了彼此的来意，如他们是从哪里来到这的、他们叫什么名字等等，在这样的聊天中两对夫妻建立了很好的友情，年轻的夫妻问他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年长的夫妻说名字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带着一匹小骆驼，在用我们的当地话来说就是“罗托腊”也就是骆驼来的意思，那么我们就把这里叫做“罗托腊”这个名字。年长夫妻说“我们两个是因为彼此间相亲相爱才跑到这里来生活的，而你们是因为父母的不同意所以才来到这里的，我们情况都一样，要不我们就做一家人吧”，从此这四个人就一直生活在了一起。

四、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通过大量的查阅相关的地方民族志、文化志、社会历史调查等文献资料，了解维西地区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相关记载与知识背景，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比较、收集和整理以及归纳以往研究成果，从其中探寻出自己的研究视角以及切入点。

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维西县的叶枝镇及周边村寨进行田野调查，运用主位与客位进行系的统调查，从个案入手，主要是对当地民间传承人、当地的领导部门、参与活动的群众等不同人群多方面进行采访，观摩并加入到当地群众举行“阿尺木刮”的活动，走访当地民俗生活，向当地民众研习“阿尺木刮”的方式、意义等，以便后期研究。笔者以局外人的视觉和局内人的视觉参与和观察的双重身份开始调查工作，与当地的傈僳族族群生活在一起，以便更加深入了解傈僳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等文化构成，以便深入了解其思想与行为，更好研究“阿尺木刮”。将第一手田野资料与田野资料结合，从中寻找新的发现和视角。

五、写作提纲

中文摘要3-4

Abstract4

绪论7-11

(一)选题缘起7

(二)选题目的7

(三)研究意义7-8

(四)研究现状回溯8-10

(五)研究方法10-11

1、文献搜集法10

2、田野调查法10

3、深描10

4、综合研究法10-11

第一章“阿尺木刮”发生的生态环境11-17

第一节“阿尺木刮”的自然生态空间11-13

第二节“阿尺木刮”的人文生态空间13-17

一、服饰、饮食和居住13-15

二、宗教信仰15-16

三、民俗风情16-17

第二章傈僳人历史记忆中的“阿尺木刮”及其展演活动17-26

第一节“阿尺木刮”的历史记忆17-20

一、傈僳学者的“阿尺木刮”记忆17-18

二、传承人的“阿尺木刮”记忆18-20

第二节“阿尺木刮”的展演活动20-26

一、展演活动相关概述及其活动说明20-22

二、展演活动过程22-26

第三章“阿尺木刮”构成要素26-35

第一节“阿尺木刮”的构成要素26-30

一、歌词特征26-27

二、音乐形态特征27-29

三、体态特征29-30

第二节代表性艺人访谈实录30-35

一、歌者熊自义30-31

二、李碧清与“阿尺木刮”31-35

第四章“阿尺木刮”的文化解读35-45

第一节“阿尺木刮”的时空构成与音乐行为35-39

一、“阿尺木刮”的时空构成35

二、“阿尺木刮”的音乐行为35-37

三、“阿尺木刮”中所传达的社会秩序37-39

第二节“阿尺木刮”的生存根基39-45

一、“阿尺木刮”的历史构成39-40

二、社会群体维护中的“阿尺木刮”40-43

三、个人创造和体验中的“阿尺木刮”43-45

结语45-46

参考文献46-47

附录一47-49

附录二49-51

致谢51

六、目前已经阅读的主要文献

[1]杜亚雄：《民族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

[2]陈一.：傈僳族原始宗教与原始文化[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06)

[3]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组.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概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4

[4]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组.傈僳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1

[5]管建华：《音乐人类学的视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黄昌莉.从创世神话中探讨傈僳族的远古生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01)

[8][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译，上海人民出版，1999年版；

[9][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10]李自强.三江奇韵[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8

[11]林永辉.维西傈僳族民间音乐选[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12

[12]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

[13]洛秦：《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

[14]鲁建彪.傈僳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11

[15]马世雯.傈僳族的传统思想及其当代社会观念的演变[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05)；

[16]聂乾先.云南民族舞蹈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4

[17]彭兆荣：《族性的认同与音乐的发生》，中国音乐学(季)，1999年第3期；

[18]斯琴高娃、李茂林.傈僳族风俗志[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5

[19]斯陆益.傈僳族文化大观[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11

[20]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1]汤亚汀：《历史思潮与方法论》，上海高校音乐学院人类学E-研究院；

[22]汤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方法论概要》，(上、下)，载《中国音乐学》(季刊)；

[23]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县志编委会，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县志，[M]，云南：维西傈僳族族自治县县志编委会办公室，2006年

[24]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文化体育局：《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普查资料集成》，2006.10

[25]《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云南省编辑组.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4

[26][清]余庆远.维西见闻纪[M].维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印，1994.6

[27]杨曦帆.藏彝走廊乐舞文化选点考察与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07

[28]杨杰、贺丽芬.傈僳族的图腾与姓氏[J].民族文化研究，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