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础教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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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城市大班额现象突出，农村生源不足

学校布局的调整虽然提高了各个校区的教育水平，但撤点并校使得农村教学点大幅减少，城镇教育区稳中有降，加之农民工进城务工，大量农村学生涌向城市，造成城市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的状态，城区学校学生爆满，大班额现象突出，而同期农村却出现了“学生荒”的相悖现象，农村生源不足，大量教育资源闲置。2014年，利川市城区共有小学9所、初中4所、高中2所、中职1所，随着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城区学校学生逐渐逼近全市学生的一半。以位于城区最中心的利川市民族实验小学为例，校园面积不足20亩，按照国家标准最多只能接收700名学生，如今却容纳了3000多名学生，平均班额连年递增，到2013年秋季，已经达到81．2人，最大班额曾经超过100人。而同时许多原本可以接收500名以上的农村中小学，现在只有一两百人。

2农村教师流失严重，城乡教师年龄结构分布差异大

首先，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村镇学校工作条件及生活环境相对较差，降低了教师服务于农村的积极性；其次，高学历、高职称、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在农村本就缺乏，偏低的劳动报酬难以吸引新一批优质教师来农村教学；最后，城镇多数学校实行考试招聘教师制度，受工资待遇、工作条件、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大多数农村教师都会参加招考，使得农村教师资源“只出不进”。教师年龄结构分布不均衡的现象更加明显。在调查的62位教师中有30名在利川市里任教，另外32名教师在乡镇初中任教。农村教师年龄明显集中在36－50岁之间，其中41－45岁区间年龄所占比例最大为34．4％，分布曲线较为陡峭，年龄结构亟需优化；而城市教师各个年龄区间分布则较为均衡，相对集中在25－45岁之间，其中31－35岁区间所占比例最大为26．7％，且分布曲线较为平缓，年龄结构较为合理。通过计算，抽样的城市教师平均年龄为39．7，农村教师平均年龄为403，城市教师更加年轻化。

3城乡教育投入分配不均，农村教师职称晋升困难

在恩施州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各地区农村教师职称晋升困难是普遍现象。在调查的61名教师中，对于评选职称的看法，认为最大的困难是指标有限，为83．6％，其次是论资排辈严重，为38．3％。教师职称低导致的最直接结果就是教师劳动报酬偏低。2014年，利川市中小学教师月平均收入为2100元，处于当地平均水平以下，而当下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通胀压力，物价不断上涨，这使得教师群体的购买力严重缩水，生活质量难以提高。对于“职称晋升难”的原因，主要应归因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利川市城区经济基础相对较好，政府财政有能力加大教育投资预算，提高对高职称教师的优厚待遇，所以职称晋升相对简单；而农村地区政府财政收入有限，教育投入问题难以上升到战略地位，无法维持对高职称教师的经费支持，所以职称晋升相对困难。

二恩施州新型城镇化下优化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建议

1合理布局城乡生源结构，严格执行小班化教学改革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尤其是边远山区的学校或教学点，强化规范化建设，在教师配置上以及经费保障上采取倾斜性政策，合理减少城区学校的农村学生数量，降低农村教育成本。同时，城区教育建设要在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城市人口目标合理规划中小学校，重点学校要严格控制招生人数，强化小班化教学改革。

2优化农村教师年龄结构，减少优质资源流失

通过采取在工资待遇、深造进修等方面向农村教师倾斜的措施，在保证农村教师不再向城镇转移的前提下，吸引更多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落户农村，优化农村师资结构，缓解目前恩施州义务教育阶段农村教师匮乏的问题，满足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教育资源的刚性需求。

3重点增加农村教育经费投入

第2篇

二十多年快速的城镇化，城市的数量和疆域不断扩张，农村人口也越来越涌向城市。农村人口的这种大规模流动，使得城市和农村发展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面：城市建设热火朝天，而农村却逐渐走向衰落。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Mendras）在其著作《农民的终结》中所描绘的场景正在中国上演，随着“农民的终结”，农村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以往“家长里短”的乡村正呈现“空壳化”的景象。有人说乡村出现了“产业空、住房空、年轻人空、干部空”的“四大皆空”现象，用“乡村的终结”一语来形容我国农村的衰败走向虽显得夸张，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人们对当前农村现状的担忧。农村的空巢化也使得本来就薄弱的农村教育呈现出萧条的景象，也正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从宏观上来看，城市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造村落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而且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城市化的过程是充满农民的欢庆、喜悦和梦幻的。然而，在村落城市化的最后一环，在村落的终结点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千年村落文明裂变和新生的艰难。”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有别于西方国家“圈地式”的“被动城镇化”，不应成为一种被动的“上楼运动”。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我们要规避西方在城镇化过程中所走的弯路，走一条不遗弃农村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将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双轮驱动”中国的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这一特征必然要求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转变观念，切切实实重视农民的需求和农村的发展，将农村教育办好。

第一，重新审视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价值，分类处理农村学校面临的困境。“农村小规模学校”，一般指的是100人以下的农村学校，包括农村教学点、不完全小学和一部分完全小学，它们主要分布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人口密度小的农村地区。由于“小规模学校”从其经费投入与教师配置上来看，显得有些“奢侈和浪费”，与教育上的“规模效应”理论是不相符的，因此，我国开始了十多年的“撤村并校”“布局调整运动”，虽然国家一再明令禁止地方在布局调整上的“随意化”举动，但是，此轮“布局调整”从始到终饱受争议。一直到2010年后，随着由“撤村并校”造成的学生上学所引发的“校车事故”频发，国家才又重新开始审视此轮“布局调整运动”中的“盲动”行为。2012年国务院《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标志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重新反思和改革的阶段，宣告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进入“后布局调整时代”。面对农村“小规模学校”，首先，我们应重新审视他们存在的价值。要将农村学校视为一方水土之文脉，重视农村学校对农村社区发展所具有的价值，意识到若斩断这条文脉，一方土地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文化根柢。这并非是文人学者“乡土情结”的自我悲情，而是应实实在在树立的一种教育理念，乡村社会随着乡村学校的消逝必然走向消亡，因为在现代乡村社会中“学校教育”俨然成为乡村的“心脏”，若“心脏”不在，乡村民众也将“心不在焉”，逐渐逃离故土。“学校是一个社区组织，学校的存在是一个社区适宜居住的标志与象征。如果学校脱离了乡村社区，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它就不再是什么乡村学校了。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过程恰恰使学校越来越远离乡村社区，从而加剧了乡村的荒漠化。”因此，除非必要，否则，我们不应因“规模小”而对学校进行撤并。其次，从发达国家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轨迹来看，诸如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中期的农村学校合并运动后，在反思与质疑声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了90年代，重新掀起了“小规模学校运动”。我们的近邻、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轨迹，目前韩国已经开始调整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政策，通过改善教育财政制度、建立适当规模学校、建立特色小规模学校、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师资建设等措施来纠正以往政策的偏差。因此，我们应正视农村小规模学校存在的问题，避免盲目撤并。再次，要认识到小规模学校因为班容量小、师生比大，易于教师因材施教，因而具有推进个性化教育等优势。在正视农村小规模学校价值的基础上，我们再分类解决农村小规模学校问题，雷万鹏提出了较为合理的建议，他指出应以公正的程序对农村小规模学校进行准确定位，对不同类型的小规模学校采取分类发展政策：（1）对于需要关闭的小规模学校，应在学生分流、校车服务、校产处置等方面实施配套政策；（2）对于过渡期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在校舍稳固、儿童安全、师资供给等方面保障儿童合法权益；（3）对于永久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当在经费投入、师资配置、基础建设、设施设备和学校管理等方面实施倾斜性政策，促进农村小规模学校特色化发展。

第二，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立足本土，重视农村教育的特色化发展。当前，随着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的开展，农村学校在硬件上已有很大改进，但农村教育如何办出特色却是今后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农村教育只有扎根本土，开门办学，与自己所处的社区相联系，认识农村本土的文化，才有可能办出特色。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盲目仿照城市教育的办学模式，而忽略了自己的本土特征。“当城市的幼儿园注重生态教育，走进大自然，带领儿童体验大自然时，农村的幼儿园却置自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于不顾，学着城市幼儿园开辟植物园、种植角。当城市的幼儿园课程走向‘生成化’、‘生活化’时，农村的很多很多幼儿却被关在小小的教室里，用着小学生退下来的课本，按着小学生的作息时间与课表上课，没有活动，没有游戏……”由于一直以来受“离农”教育的思维束缚，我国农村教育已经丧失了文化之根，形成了不自觉的“向城性”。当前，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我们应将农村教育置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场域中，视农村学校为农村社区的“文化堡垒”。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随着农村面貌的改善，农村教育应当树立自信心，重新发现农村之美，发现农村之于城市之优势。这一点成都市蒲江县的探索是值得学习的。蒲江县在发展农村教育的时候，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创造性地开展了以“自然、绿色、融合、开放”为特征的现代田园教育。大力整合普通中小学教育和社区教育资源，建立了“一校挂两牌”的学校运营机制，逐步探索出“学校＋家庭＋企业＋社区”四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学校与茶叶产业相结合，“学校内外都是茶园，茶园处处皆教育”，不但使学校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推动了当地茶叶产业的发展。成为农村学校服务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反哺农村社会的典型缩影。当然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并非仅靠教育的创新就能完成的，乡村教育中呈现出的“文字上移”的无助情形，也并非能靠教育改革就能够挽回的，我们应将农村教育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中，才能从根本上认清和理解“文字上移”的原因。“中国社会正在从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其间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种种表现，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状态也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更不用说城镇居民了。正是这一趋势决定了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既然人的生存越发不依赖于乡土，人们生活的重心越发远离村落，那么，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和文字也就必然地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这一趋向在以普遍性和抽象性为特征的现代教育身上将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坚决。”

二、以城带乡，推进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发展

传统的城镇化以重城轻乡为基本发展取向，在发展城市的同时，不顾及农村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差距巨大。而新型城镇化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发挥城市在农村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强调以城带乡。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著名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因此，当前我们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发挥城市教育的引领作用，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农村，带动农村教育的同步发展，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一方面，采用结对联动的形式，向农村教育输出先进教育理念和优质教师资源，带动农村教育的发展。如成都市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注重顶层设计，按照其特殊的城市三圈层经济地理结构，提出了“全域成都”、“三圈一体”的发展理念，将三个圈层的教育发展当成“一盘棋”来考量。利用处于第一圈层的城区优质教育去带动处于二、三圈层的薄弱教育。2010年成都市教育局的《关于深化城乡学校结对发展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中心城区学校对第三圈层学校的帮扶计划，由第一圈层的学校与第三圈层学校结对发展，锦江区与青白江区和金堂县学校结对，青羊区与蒲江县、崇州市学校结对，武侯区与崇州市和新津县学校结对，成华区与大邑县学校结对，金牛区与邛崃市学校结对，高新区与都江堰学校结对。除此之外，各个郊区（县）的城区学校还要与农村学校结对发展，于是就形成了主城区—郊区城区、郊区城区—农村地区这样两个辐射圈，构成了全域成都教育发展的独特模式。结对互动的内容主要包括：学校管理、教学教研、干部教师、德育工作等。成都市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不少成绩，并于2013年9月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通过教育部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认定的城市。另一方面，在政策设计方面，要进行城乡教育的一体化设计，缩小城乡教育的人为差距。如苏州市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时候就提出“六个一样”，即“校园环境一样美，教学设施一样全，公用经费一样多，教师素质一样好，管理水平一样高，学生个性一样得到弘扬”。成都市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时，着力从六个方面的一体化入手：发展规划城乡一体化、办学条件城乡一体化、队伍建设城乡一体化、教育质量城乡一体化、评估标准城乡一体化、教育经费城乡一体化，尤其在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方面，探索出了“县管校用”的模式，打破了学校对教师的“一校所有制”，打破了教师“从一而终”的模式，让校长教师真正“流动”起来，为城乡教育的顺利交流互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创新机制，推进城市教育的校际间均衡

城市中的择校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而出现的，城镇化在其中起着很大的助推作用，可以说城镇化加剧了城市中的择校问题。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一方面农村出现了“空壳校”，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中本来就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更加紧缺。因此，扩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促进城市学校间的校际均衡，也成为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之一。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大城市在推进校际教育均衡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探索出了不少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均衡的机制。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名校集团化和学区管理制两种方式。

第一，名校集团化。名校集团化是一个区域的名校在地方政府的介入下，为实现名校优质教育的输出与薄弱校教育质量的迅速提升，将区域内一些较为薄弱的学校纳入名校的治理下，采用分校的形式，使名校与薄弱校形成名校集团这种学校共同体，以名校为龙头，在教育理念、学校管理、教育科研、信息技术、教育评价、校产管理等方面统一管理，实现管理、师资、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名校集团一般有一定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包含了政府、名校和分校三者的权力和利益，其中政府起协调作用，名校本部起主导作用，分校起主体作用，分校在名校本部的帮扶下成长。在我国，杭州市较早地对名校集团化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有益的经验。杭州名校集团化的探索始自20世纪末。1999年，浙江大学附属小学———求是小学接管了城西新建小区配套学校———竞舟校区，拉开了全国名校集团化探索的序幕，2002年10月，浙江省首个公办基础教育集团———杭州求是教育集团在西湖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化为目标的公办基础教育集团。在总结求是教育集团等名校连锁办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杭州市将“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作为推进教育均衡的重要手段，并有力地推动了杭州市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在杭州名校集团化探索的同时，全国一些大中小城市也开始了运用名校集团化模式来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如成都、合肥、济南、哈尔滨等，均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第二，学区管理制。学区管理制在有些地方又被称为“大学区制”（如西安）或“联合学区制”（如天津）。与名校集团化类似，学区管理制也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射面，迅速提升薄弱学校教育质量的一种很好的尝试。“学区化管理”是按照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状况和行政区划，以街道为单位划分若干学区，每个学区都有各级各类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建立资源共享信息平台，实现学校设施设备资源、课程资源、人力资源共享，使学区间的教育资源相对均衡，以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学区制的学校一般由教育行政部门指定一所优质学校为学区长，吸纳3至5所同类型、同层次的相对薄弱的成员学校，就近合理组建成为一个大学区。纳入大学区管理制改革的学校，可通过紧凑型、松散型或混合型等多种形式，实现捆绑式发展。在我国，北京市东城区较早地开展了学区制的改革，从2004年10月起，东城区开始在和平里学区进行学区化管理试点，根据东城区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状况和街道行政区划，将全区10个街道划分为5个学区，东城区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广州市越秀区的学区制改革也较为成功，越秀区学区制管理模式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共享、两个建立”，即共享学区教学资源、共享教师人力资源、共享合作发展平台，建立学区管理体系、建立学区评价机制。此外，近些年很多城市都开始推广学区制改革，如天津、郑州、贵阳、武汉、西安、长沙等。

四、关注弱势，推进城市教育服务的均等化

第3篇

由于信息技术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晚，许多学校在推广信息技术教育时，一般都实行“放羊式”的课堂管理模式。教师在教授完一些计算机硬件的基本结构，以及WINDOWS，OFFICE等操作系统和各种应用软件后，便象征性地宣布上课，学生则自由打开计算机，盲目地上网聊天、玩游戏。遇到问题时，教师才慢悠悠地走到学生面前予以解决。诸如类似的课堂管理模式在那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学校表现得尤为突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许多初中教师在进行信息技术课程的课堂管理时，完全忽略了这门学科的特殊性。由此，笔者认为，初中信息技术教师在设置课堂管理的方案时，应对初中信息技术课程的以下特征进行全面地了解，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其课堂的有效管理：

1、初中信息技术课程的主要内容。

根据苗逢春博士倡导的信息技术学习和应用的“四能”阶段，即本能、使能、效能和智能。其中“使能”阶段，主要是通过熟练地应用各种应用软件提高学科学习的效果和效率；要达到“效能”“智能”阶段，则要增加硬件技术、程序设计、数据库、网络技术等核心技术，并利用这些技术实现对计算机进行操纵和控制，去解决实际问题。但限于初中生的认知水平，信息技术课程的内容一般包括计算机基本操作，文件管理，绘画，文字处理，多媒体制作，网络操作等几个模块。

2、初中信息技术教育的主要目标

开设初中信息技术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信息素养是一种综合能力，它包括信息多方面的内容，其中重要的两点就是信息意识和信息技术。信息意识就是学生要具有独立自主的学习信息技术的意识和能力，并且有意识地利用信息技术对其他课程进行学习和探究。简单地说，初中信息技术教育的根本目标，不是为了让初中生单纯地知道如何使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而是要培养他们以下四种能力：第一，信息获取的能力。能够根据自己的学习要求，主动地、有目的地去发现信息，并能通过各种媒体，如互联网、书籍、报纸、电视等，或者自己亲自调查、参观等，收集到所需要的信息。第二，信息分析的能力。能够将丰富的获取到的信息进行筛选鉴别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判断它的可信度，然后对认为真实有用的信息进行分类。第三，信息加工的能力。将不同渠道获取的同一类信息进行综合，结合自己原有的知识，重新整理组织、存储，并能够简洁明了地传递给他人。第四，信息利用的能力。利用所掌握的信息，使用信息技术或其他手段，分析、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是课堂管理的核心。

鉴于信息技术教育担负着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和革新学生学习方法的重要使命，因此，初中教师应该将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作为课堂管理的核心。作为一名初中信息技术课的教师，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对学生行为习惯的培养：

首先，教师要做好表率作用。在我的教学中，我一直非常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尤其重视语言内在和外显的教育、引导作用。上课之前，我都会将每堂课的内容用普通话不断地进行练习，以避免发音不准而影响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在课堂上，我都会微笑地用文明语、鼓励语“请”、“谢谢”、“你真捧，了不起”，“有进步”等进行讲课，并尽量保持用丰富自然的语音语调，以加强语言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在我的带动下，学生都逐渐形成了讲普通话的习惯，也在无形当中增强了学生的电脑操作能力。

其次，要从细节入手。在上信息技术课程之前，我会提前五分钟组织学生进微机室。在进微机室之前，我一般要做以下几件事情：第一步，要求学生自觉排队，依次进入教室，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下课时也要求每个小组按队列依次离开微机室。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的良好习惯。第二步，要求学生自觉清理自己周围的垃圾纸屑，不能随扔纸屑垃圾，更不吃零食，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觉维护好公共卫生的习惯。第三步，要求学生管理好自己所使用的电脑及其附属设施，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第四步，要求学生要认真倾听他人讲话，不打断别人，有异议要举手发言。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尊重他人的习惯。

三、创立和谐的课堂文化是课堂管理的关键。

课堂文化是指教师和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所创造的课堂风气、规则、心理环境、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和谐的课堂文化体现了师生的情感交融，它是一种学习共同体的文化。作为一名初中信息技术课教师，我深知：课堂里只有通过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转换与角色认同，才能达到彼此的共同学习、共同成长。为此，笔者认为，教师在上课之前，应做好充分的备课准备，只有做到充分的备课，才能帮助学生高效的获取更多的计算机知识，增强学生学习计算机的兴趣。就我的经验来说，我的备课不仅仅针对教材内容备知识、备教法，而且我经常有意识地收集一些有用的教学资源，并予以适当的扩展和交*引用，在课堂中适当适量的加入一些调剂的元素。如业界最新动态，相关的时事资料，或者一些相关事件等，一方面能对课堂内容进行拓展和深化，另一方面，使学科的知识深入到了学生的生活，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的氛围。同时，我知道，要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课堂，教师就必须具有良好的组织与管理课堂的能力。因此，在平时，我非常注重这方面知识的学习和实践。通过不断探索，我发现，在初中生的信息技术教学中，由于信息技术不是主要学科，学生学习的功利性又比较强，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信息课完全是他们轻松娱乐的时间，课堂上不会予以足够的重视，因此出现了上课做其它科目的作业、看课外书、说话、上网、玩游戏等违纪行为。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我在每个学期之初就和学生一起制定出信息课堂的规则，并严格的贯彻执行。当然，我非常注重师生关系的和谐。我经常和学生交流，和学生做朋友，关心和爱护他们。这样，和谐的课堂文化在我班级中自然就创立了。

四、选择正确的教学模式是课堂管理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