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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引发产业革命的是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应用已经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现在已经取得成果看,互联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聚合了人、人际关系、数据、信息、知识,形成了和实体空间平行的网络空间,各种组织、机构的运营方式都要变革——都必须采取“双空间”模式。
以产业为例,在十年左右时间里,PC、手机、音乐、出版、影视、物流、零售、金融、电信等行业等都发生了剧烈变革。有的企业“双空间”经营战略顺利,实现了华丽转身;有的企业“画虎不成却成猫”,被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冲击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传统企业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专家们往往会提到一个关键词“互联网基因”。
以电信行业为例,微信正在边缘化电信运营商,虽然运营商奋起应战,开发了很多互联网产品,但却战绩惨淡。从财力、员工的能力、国家政策支持的层面看,传统的电信公司都有优势,但是缺乏互联网基因,从而导致竞争处于劣势。
一、从硅谷基因到互联网基因
世界上一些著名500强公司,也正在迎接互联网的挑战。他们都在采取一个统一措施,在硅谷或附近区域开设分支机构,目的就是在当前的企业文化中注入来自硅谷的独一无二的基因,基本上是互联网基因的变种。这批企业中有Target这样的连锁零售商,也有通用电器和福特汽车这样的工业巨头。毕竟传统机构在如今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中,需要来自硅谷的冒险精神、开放态度、创新意识以及一念之间定成败的超级竞争概念。
1.失败者们的教训
AOL、摩托罗拉和朗讯科技是这个时代的失败者。朗讯最终于2006年和其法国对手阿尔卡特合并成为了现在的Alcatel-Lucent SA,虽然新公司运营得不错,回首其前身Lucent的硅谷故事时,都令人惋惜异常。已被Google收购的摩托罗拉移动则表示,其最近成立的先进科技及产品部门是它10年硅谷旅途中的关键一步。AOL公司最近对开放网络和科技标准的欢迎态度,让人看到了积极的希望。这三家公司虽然开展了“西进运动”,但过于封闭的专利标准和陈旧的想法阻碍它们“开放文化”——互联网文化的基石。
Barnes & Noble是一个投入硅谷怀抱没有吸收硅谷精神的典型。当Barnes & Noble在2009来到硅谷并开发了电子阅读器Nook时,这家公司极不情愿开放Nook的app以及丰富的图书资源,他们把整个Nook生态封闭起来而不是试图让他们兼容别的平台。这么一来,资源提供者们的客户就只有Nook用户这一微不足道的群体。B&N对开放系统的认识也暴露无遗。作为结果,当时的CEO William Lynch因为设备销量不足而下台,Nook在后来也终于向其它平台开放。
2.成功者们的经验
沃尔玛于2011年收购了初创公司Kosmix——其电子零售部门研发主力@WalmartLabs的前身。自此之后的一系列收购使得这个传统零售巨头迅速掌握了在数据、移动技术、搜索和社交科技方面的开发和使用方法。这些东西促成了Walmart.com的新搜索引擎,这个引擎为沃尔玛带来额外20%的实际购买量。
福特把它的硅谷办公室视为一个和整个组织有机结合的成分。资深技术管理人员K. Venkatesh Prasad大部分时间都在福特密歇根总部和硅谷办公室之间穿梭,他说:“硅谷办公室是福特全球研发部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是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我们有一系列共同合作的研发项目。”这些项目中包括利用3D打印,内嵌式电子设备和软件技术的6周快速建模和一些跨地区的合作计划。
这些企业带着开放和融合精神投入硅谷怀抱,获得迅速的正面回报,像由电子商务带来的销售增长、进入新兴市场和更短的产品开发周期等。
3.硅谷基因的直接嫁接
除了设立研发机构之外,这些硅谷移民还通过和大型公司建立伙伴关系来获得利益。宝马和苹果的合作就是个很好的例子。15年前,宝马第一次来到旧金山,和苹果首次将iPod集成到了宝马车中。帮助宝马制造了i3电动车型的Darren Liccardo表示,如果没有亲自来到硅谷,这种合作根本不会实现。“我们在整个组织内普及并推广新的想法”,Liccardo如是说。加州的研发人员通常要在慕尼黑工作上2-3年,而德国的高管们也会定期访问宝马的硅谷部门。
传统公司和硅谷之间的合作是双赢的互惠关系。前者得到了技术,后者得到发展需要的资金。2013年4月,通用电气以1.05亿美元购得了初创公司Pivotal 10%的股份。通用将会用Pivotal的技术帮助其软件部门开发更符合其未来远景的应用程序。GE全球软件中心的副主管Bill Ruh的评价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你没有亲自来到硅谷,这一切是不会实现的。”
正如内裤外穿不能使你获得超人的能力那样,在硅谷开个分公司之类也不代表着你就真正地融入到这个文化体中了。既有宝马和苹果早期在车载娱乐系统上的甜蜜合作,也有Barnes & Noble这样的落寞者。聪明的合作者往往懂得谨慎且批判地从硅谷的独特文化中汲取养分并巧妙地使其和本身文化融合;在与伙伴的合作过程中,他们也是步步为营地各取所需。
二、互联网基因的三个维度
互联网是一种工具,但运营互联网却是一种思维方式。会用互联网、能评互联网与真做互联网,三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这不是经验的差别,而是思维方式的差别,甚至是思维惯性的问题。这种差别就是互联网基因,它有下面三个维度。
1.平等文化
真正的互联网人是蔑视权威的,无论财富权力多高,是平视看待周围一切的,不会仰视也不会俯视,这是骨子里的基因。不是因为高傲,而是因为大家更相信平等与公平带来的自尊和自信能带来更大的创新创造力!高智商的工程师普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每天面对着电脑写程序,必须严谨细致。同时又耳濡目染乔布斯、扎克伯格、施密特的创业故事和不羁的创新精神,往往心思活跃,天马行空。
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中,首先,上下级的观念必须淡化,同时工作关系要越简单越好,这样能给予创新产品以基本的土壤。在工作沟通时不会认为感觉到职级的差异,便于激发基层员工的创新精神。其次,企业内部必须有鼓励产品创新的氛围。在激励体制和组织架构上,必须以产品为中心,以市场成败来论英雄。
这种企业文化是和中国传统的国有文化是背离的,如果一家具有国资背景的公司要下水做互联网,那么就先反思自身是否具备了淡化的行政色彩、允许适度自由和鼓励创新、以产品成败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2.产品为王
互联网行业产品为王,用户体验至上。谁的产品能体贴入微地解决用户的需求,谁就能生存下来。在依靠一种核心产品吸引用户之后,可以建立排他性的产品优势。在此基础上扩充产品功能,逐步搭建平台,创造直接伸往用户终端的渠道。
首先,互联网文化是一种解决社会底层群众最迫切需求的文化,产品创新的同时,用户体验要非常好。例如,360公司的安全卫士从困扰小白用户的杀毒功能开始做起,慢慢延伸至桌面管理、系统维护、软件下载等领域,逐步搭建了一个桌面平台,牢牢抓住了用户的终端入口。
其次,产品的基础功能必须免费。这已经成为互联网行业的基本共识。只有当产品取得了绝对的市场占有率,并且因此搭建了一体式平台之后,才能开始考虑盈利问题。谁考虑对基础用户收费,谁家产品就会失去最庞大的用户群体。由于互联网行业不存在准入门槛,用户也是极其挑剔,在同类产品中的迁移成本很低,因此在面临竞争时,必须时刻注意用户的使用体验反馈,快速迭代版本,敏捷开发。在上一个功能没有取得用户的绝对认可之前,不能冒险开发下一个功能。
那种抱着推出产品第一个版本就涵盖了大而全的功能的想法,已经证明了是一种失败的策略。如果有一天产品停止了更新,新版本不再具备新功能,那么用户流失就开始变成现实。在快速的版本迭代中新开发出来一个接一个的新功能,不断地加强用户的体验,才能牢牢抓住用户的心。
如果一家公司在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对用户的需求不敏感,停止了反映用户的诉求的版本迭代,那么它会面临强烈的挑战。如果公司内部开发流程或者沟通成本很高,产品的前景同样不容乐观。恰好有一种开发模式都符合这两个缺点,那就是产品开发外包。我们在后续会聊到具体的案例。
3.模式创
新互联网上的创业者们发明了许多全新的商业模式,这些商业模式完全依赖于现有的和新兴的技术。利用技术,企业们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通过模式创新,互联网公司悄悄地腐蚀着传统产业巨头的地盘,当这些巨头觉醒时,生死已定。
每一次商业模式的革新都能给公司带来一定时间内的竞争优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改变,公司必须不断地重新思考它的商业设计。随着(消费者的)价值取向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公司必须不断改变它们的商业模式。一个公司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它的商业设计是否符合了消费者的优先需求。随着时代的进步,商业模式也变得越来越精巧。
互联网公司常常使用“饵与钩(Baitand Hook)”模式,也称为“剃刀与刀片”(Razor and Blades)模式,或是“搭售”(TiedProducts)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基本产品的出售价格极低,通常处于亏损状态;而与之相关的消耗品或是服务的价格则十分昂贵。比如说,剃须刀(饵)和刀片(钩),手机(饵)和通话时间(钩),打印机(饵)和墨盒(钩),相机(饵)和照片(钩),等等。这个模式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变形:软件开发者们免费发放他们的文本阅读器,但是对其文本编辑器的定价却高达几百美金。其中有三个诀窍:
(1)用付费产品来补贴免费产品。招徕顾客的廉价品是做生意的幌子,例如通过价格不菲的爆米花来补贴不赚钱的电影,或是通过餐厅里昂贵的红酒来补贴便宜的饭菜。免费还会以更多的形式出现,某种商品不仅仅是打折出售,而且是完全免费赠送。“内有免费礼物”或是更常见的免费样品就属于这种推销手段。这种免费的商业模式很久之前就存在了,我们很熟悉,而且它的表现形式也很直接,因此我们就不赘述了。
(2)用日后付费来补贴当前免费。赠送手机但必须使用移动通讯商两年以上的服务就是一个经典的长期交叉补贴案例。这种营销手段把手机服务从追求某个时间节点的收入延伸到更长的时间段。如果你使用了这种服务,那么就是未来的你在给现在的你提供交叉补贴。使用这种服务的人不会去多想每年要付的手机费,而是会因为今天刚拿到的免费手机而沾沾自喜。
(3)付费人群来给不付费人群提供补贴。类似的例子有俱乐部男士买门票而女士免票,“孩子免费入场”,富人多付税、穷人少付税(有时候不付税)的累进税制。把市场根据人们愿意付费的诚意和能力划分为不同的人群,是一种传统的定价理论。在这种情形下,免费以非常极端的形式出现,商家希望免费得到产品或服务相关的消费群体能够掏腰包。商家寄希望于不用掏钱的消费者能够吸引到掏钱的消费者(俱乐部女性的例子),或是可以带来会掏钱的消费者(小孩的例子),而且不用掏钱的消费者中日后有一部分人也会慷慨解囊。当你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徜徉并欣赏建筑物奢华的装饰时,你确实不用掏钱,但是这些大楼的老板们希望你能够停下来去赌场赌一把,或是去商场血拼购物(如果你既去赌钱又去购物,他们会笑不拢嘴的)。
三、组织转型的六个策略
我国面临着很多迫切的互联网转型任务,其中既有掌握千亿市场份额的国有企业,也有各种教育、医疗、军事等组织,都需要“双空间”运行。如何以互联网的思维方式来应对互联网运营方式的冲击,如何用互联网基因来变革传统方式,如何有效调合两种运行方式,下面6个策略,值得参考:
1.两个团队平行运作
在一些重要的传统组织中,要进行互联网的变革,一定要两条线。传统运营模式与互联网基因会产生冲突,不能把两种思路两条线放在一个团队里去干。
2.衍生新的商业模式
对客户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变得很重要,成为提供优质服务和衍生新商业模式的基础。通过对客户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完成新的布局。携程网是个典型,2002年时,发现商旅客户不去五星级酒店而选择价位适中的酒店时,就合资成立了如家。近几年发现,自助游客户越来越多的倾向于寻找特色客栈度假时,则投资了中国古镇网等一系列新业务。
3.一线进行决策
由于客户行为成为研究重点,用户体验是关键,所以一线人员具有最多的发言权。通过现有客户资源的深度挖掘,以提升重复购买率。通过大数据分析模型,了解客户的爱好,可以提高推荐成功率高,线上的所有设计都是为了拿到客户的行为数据,以最终达成线下更高的准确率。总之,现在是谁有数据谁有发言权。
4.恰当时机的融合
什么时候整合线上和线下两个团队,必须在线下与后台系统做深度结合以后。完成线上线下的明确定位,让线上线下的业务形成的服务闭环,才能真正实现业务的全面转型。
5.发展合作伙伴
定位自己的核心能力,开放平台,引入合作伙伴来完善服务,建立整合资源和产品包的营销能力。中国企业现在大多面临着由以前的提品到提供服务的转型过程,尤其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千亿级企业,服务转型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由资源独占到资源共享的过程,然后基于这种数据或资源的架构进行自由选择和组合,提供按需服务。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拐点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
一 中国经济在本世纪20年代必将驶入拐点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庞大的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发达国家普遍增长乏力、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的表现近乎灾难、多数发展中国家进步缓慢的情况下,在一个市场体系还没有很好建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了近10%的较长期的年均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长的表面原因很容易统计、分析出来,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要素投入增加、外资和对外贸易、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等是其中较明显的因素。论文参考。但重要的是这些表面原因背后的内在动因。中外学者对此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比较典型的包括分别强调制度变革、渐进式改革、后发展利益,或者其中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等。
(二)国际分工角色的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市场,更离不开自身在世界市场中所占有的特有优势。论文参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优势造就了“世界工厂”,然而,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原因在于,我国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的劳动力每创造一元钱,将给西方国家带去9元钱的好处。如果不改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最低端的命运,仅靠提高劳动效率,我国是无法与西方国家竞争的。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优势的逐步消失,西方国家已经将产业链向发展水平更低的地区转移。这使得我国的价格优势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
二 经济拐点到来的形式及面临的前景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每个经济体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告诉发展过后都会经历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甚至出现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阶段。中国在经济发展快车道上行驶了近三十年,随着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逐渐消失,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在21世纪20年代出现拐点具有现实的可能。只是这种拐点的出现是像金融危机那种爆发式的?还是另一种通过政府政策的逐步调整而逐步实现的温和式的形式出现?这个问题很显然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可以预想不同的实现形式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假使我们仍然按照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经济拐点的出现,无疑会使我国经济增长陷入困境,到时,走出困境的时间和代价都是难以想象的。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们预见到经济拐点的到来,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未雨绸缪的提出改革措施,逐步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找到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新的动力源泉,以期在拐点来临时,能够迅速启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三 主动改革,努力实现经济转型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里,我们结合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这个目标、阻碍我国实现现代目标的因素,以及如何为我国经济转型创造有利的环境给出一些对策和建议。论文参考。
1. 加大我国的教育投入,加快我国教育改革进程,为新型经济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我们只是发挥了人口量的优势,而由于我国现行的产业结构,和我国教育制度的欠发达,使得我国人力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而想要彻底的改变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现状,改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地位,我国必须增加对教育和基础研究的投入,为实现经济转型提供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
2. 调整经济结构 实现绿色转型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是付出了惨重的资源环境代价的,面对现在日益稀缺的资源和能源。我国应加大对环境的保护力度,通过环评条例的贯彻落实,深化项目环评发展,对于有利用民生和经济转型的项目加快环评进度,对于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发展的项目应从严把关,从而加快解决我国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应该更新健全我国的环境标准体系,以引领技术升级,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为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保驾护航。
3.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经济转型提供金融支持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好坏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有着很大的关系,金融作为当代经济的核心,更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并加快自身建设以期为经济转型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如:通过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的加强;完善金融机构的各项职能,拓宽对非国有经济的金融服务的范围;建立健全资本市场相关制度,增强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等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4. 趋利避害充分利用国际化趋势在国际化过程中,虽然说我国的资源与劳动力的优势逐渐消失,但不代表国际化对我国没有意义了。我们应该在国际化趋势中充分利用现有的优势,同时注意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加快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同时我国还可以加快和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合作,以解决我国国内能源不足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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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 香. 协调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建议.中国经贸导刊
论文关键词:社会福利,比较优势,产业升级,经济转型
显然,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承载着较以往更为重要的使命。一年前,在国际经济危局下,中国面临的是如何避免经济硬着陆,因此保增长是第一要务。调结构、促发展、惠民生等高难度命题,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国家在完成保增长任务前提下的优先选项。一年来的经济运行效果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动员力和资源整合力的国家,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已不再是一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经济任务。美欧等发达国家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经济指标,对中国来说则没有太大的实现难度。所以,面对中国一年来经济基本面的相对稳定以及在国际经济治理中话语权的持续扩大,西方不少人臆测,中国是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胜利者。面对国际社会给中国经济戴高帽,相信包括最高决策层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明白:一场经济与金融危机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既有格局。中国至多只是全球经济力量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核心要素,在相当长时期内仍需夯实国内经济基础。中国经济不仅有远虑,更有近忧。
事实上,中国经济尽管在规模上不断做大,但自1995年便开始谋求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不仅没有取得关键性突破,反而在应对两次国际经济危机和促进就业的大背景下,一拖再拖,如今差不多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也许,我们可以用比较优势理论来为经济转型的迟缓辩护。因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决定最优分工。中国多年来一直维持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意味着,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发挥中国竞争优势的最优选择。而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资本回报率下降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但中国的人口红利使得资本回报率没有出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下降过程。因此,尽管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备受诟病,却是中国经济近20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然而,如今的现实却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商务成本急速提高,人口红利在逐年递减,原先拥有的比较优势几乎消失殆尽。而“全民补贴生产”、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但约束管理层调控经济行为空间的一大要素却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显然,如果不能根本改变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扭曲局面,如果产业结构不能升级,如果支撑消费增长的社会福利体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是“单相思”。
由此,切实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制定并落实经济结构调整时间表,大力发展生产业,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尽快摆脱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通过产业调整、技术进步与消费驱动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成了破解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关键命题的关键环节。
应该说,过去十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已初步具备了经济转型所需要的相关物质条件,有相当的财力来支持建立初步覆盖全社会的社会福利体系。然而,从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来看,执行难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迟迟没有解决的通病。现在,制约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最主要因素,是各级各地政府尚未从促进经济转型的战略层面来认识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体系的紧迫性,以至迟迟迈不开降低行政管理开支占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公共支出过程中的调整成本,以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支撑经济增长转型的脚步。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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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博士对中国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了如指掌。2015年6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任命樊纲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樊纲博士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专著9部。2005年和2008年,樊纲连续两次被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在解读供给侧改革概念时樊纲指出,从长期来看,供给侧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樊纲举例,经济增长需要劳动力,劳动力还需要教育,即人力资本;此外还需要储蓄、投资等等要素,共同助力经济增长。
“投资要有效率,就要有技术进步,有创新,根本上就需要体制改革。”在樊纲看来,这些都是决定经济增长率能否提高的潜在因素。樊纲指出,十三五规划正是要着力于这些增长要素的协调发展,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高速。
樊纲着重分析了目前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即产能过剩。“之所以供给能力过剩是因为中国经济过去十年中有两次经济过热,2004年到2007年,2009年到2010年两次叠加在一起。”樊纲说。
樊纲进一步分析,产能过剩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大量资源的浪费、金融杠杆过高、出现僵尸企业并由此产生债务的堆积等等问题,从而形成了经济低增长的压力。
因此,樊纲认为:“整个十三五期间,我们可能还都要努力去处理十一五、十二五两次经济过热产生的‘后遗症’,使我们的经济逐步恢复平衡,实现我们的持续稳定增长。”
在高交会上,樊纲对于科技进步,经济转型,经济企业升级等一系列问题也有思考和解读。樊纲认为,当前有很多对于创新、转型等重要概念的误区。樊纲指出:“一个重要概念的误区就是一说经济发展转型,很多企业就在想转产。”当前,许多行业包括制造业都遇到了新的挑战。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了,社会环境保护的约束加大,社会矛盾包括社会差距也在逐步拉大。所以,政府的政策相对也有变化,从一开始的扶持,转向更重视可持续、协调发展。
至2011年,高新区实现营业总收入占全国的12.3%,园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8.8%,企业发明专利占全国的50.7%……
20年发展沉淀各具特色
从一纸论文到全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再到如今一家专业的人用疫苗研发、生产和销售全产业链的高新技术企业,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尹卫东向笔者讲述了来到中关村后,自己从医生到企业家的蜕变。
大连高新区的软件及服务外包、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光纤光缆和激光设备、无锡高新区的太阳能光伏和物联网、包头稀土高新区的稀土材料……经过20多年市场的选择和培育,中国高新区沉淀出各具特色的局面。
创新升级推动经济转型
除了引人瞩目的发展高速,另一个数字也最能代表国家高新区的特色:2011年国家高新区平均万元GDP能耗仅为0.5吨标准煤,不到全国平均值的一半。此外,国家高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和投资效益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原主任、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张景安看来,这正是高新区发展“升级”的表现——从以基础建设和招商引资为特征的“一次创业”阶段,迈入以企业内生增长和自主创新为特征的“二次创业”阶段。
目前,国家高新区聚集了全国5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自主创新能力强、拥有核心技术专利的骨干企业。专家表示,高新区通过自主创新的示范和辐射影响,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强大引擎。
畅想未来高新“城”
“如今,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高新企业面临着节能环保、人才引进等各方面的挑战。”尹卫东认为未来高新区的发展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虽然高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区域,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新区工业增加值率仍然较低,全球竞争力强的企业依然较少。
产业结构难转型,教育有责任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的教育),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19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我有两个女儿,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但想想中国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这么艰难?光靠在街上挂很多横幅、标语,在核心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就能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比如,讲到中国的公司品牌,不管是广东,还是其它省份,都很难建立品牌。所以,难以通过品牌赚更多钱,而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甚至一些机器和电脑,只能是卖苦力。
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系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美国教育重通才,中国教育重技术
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本身的变化跟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原来中国的科举考试,从某一种意义上,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够用的,是可以行得通的。回过头看,过去中国尽管统治是专制的,但实际上那时候的政府是小政府,当官的也用不着像今天这样宏观调控经济。当时的考试只是考四书五经,我觉得科举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合适的,对当时的“小政府”来说也够用。
可是,现在的教学与考试内容就很不一样,也会而且应该与时俱进。例如,中国经济今天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院士,大学要培养很多的工程师。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侧重点就不同,是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非常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工训练。但是,我发现过去的四五十年,特别是三四十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通识教育。所以,在耶鲁大学,我们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他从耶鲁毕业时,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视掉在其它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我们不主张他们在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专家。如果有学生在大学四年时真的成了专家,我们不以为那是一种成功,反而会是一种失败。
当然这也跟耶鲁这些年出了那么多总统有关系,以至于我们的历史系教授就想,既然以前出了这么多总统,说不定今天在校的哪个学生以后也会成为总统,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开一门大课,叫做“大策略”,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这是持续一年长的课程,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美式教育:没有家庭作业,不排名次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的学校是如何办的呢?我有两个女儿,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在读初二。她们的经历大概是这样:首先,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前,没有家庭作业,下午放学就放学了,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担心学习。老师如果布置作业给学生,很多家长会抱怨,说“你怎么给我的女儿、儿子这么多作业,那他们还过不过日子了?他们一生的幸福是我们更关心的,你不要让他们回家后每分钟都花到作业上,最后他们变成了人还是变成了机器?”所以,学校与家长谈判的结果,往往是这样一个结局:美国的幼儿园、小学四年级以前都不会布置作业。有没有考试呢?初一之前没有考试。而这一点中国的老师和家长可能觉得奇怪,没有考试学什么东西?你放心好了,美国学生学的东西很有意思,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们的课程安排往往比较广泛。
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女儿她们每年都会有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内容,一共有三四门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老师决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比如,在人文社会课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以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等等;明年了解非洲、拉美等等。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深度会慢慢地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会绕着五大洲兜一圈,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了解。
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务业、做市场营销、做外贸,如果他们对其他的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行?而有了这些从小学到的知识,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会有问题。当然,沿着这种方式去培养,很容易让我们说:“他们怎么能够做工程师、做专家呢?”但这也没关系,美国本身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因为制造业已经由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胜任了。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其教育知识的结构,反过来,教育知识结构又会决定其经济的产业结构。
另外,美国幼儿园、小学从来不会给学生排名,没有考试当然不会去排名。给奖状的时候是怎么给的?是每个人给一个。我以前就觉得纳闷,每个学生给一个奖状,总得有一个说法吧?后来仔细一读,老师根据每个小孩的特长,哪方面很突出,就给他那个奖状,更多的是鼓励每个学生:你首先是你自己,不管你数学好不好、语文好不好、画画好不好,还是历史好不好,只要你哪方面比较突出,有较强兴趣,老师了解以后,就会给你写一个这样的奖状。这跟中国是完全相反,初一之前就给班里的学生每个礼拜、每个学期做排名,经常考试,这很残忍,因为这么小的小孩,还没有长大成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要开始面对别人告诉他“你不行”。这样的结论,对人的个性来说,没有比这种东西更敌意和更具破坏性,让这么小的小孩就对自己失去信心,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美式教育:思辨能力的训练
思辨能力的训练在美国是自幼儿园开始就重视的强项。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辩论。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我们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女儿她们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会花一年时间讲科学方法是什么,具体到科学的思辨、证明或证伪过程。她们就学到,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设,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问题去找数据,第三步是做分析、检验假设的真伪,第四步是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如果结论是证伪了当初的假设,那么,为什么错了?如果是验证了当初的假设,又是为什么?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这个过程讲起来抽象,但是,老师会花一年的时间给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做实验。
这种动手不是为考试,而是最好的学习,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自己被别人愚弄。这种动手所达到的训练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靠自己思考、靠自己找问题,这非常出色。实际上,如果按照我女儿她们在小学四年级就学到的科学方法标准去判断,国内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类学报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没法及格,因为许多论文只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数据实证的假设当成真理性结论。这些都跟我们没有从幼儿园、从小学开始强化科学方法的教育训练有关,跟没有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关于生活现象的假设中去的习惯有关。
在小学没有考试,学生还做什么呢?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所谓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了解的题目或说课题。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第四是给全班同学做5到15分钟的讲解。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刚才讲到品牌跟市场营销很有关系,因为品牌、市场营销都跟表述技能有关。
关于研究性项目,我的大女儿在五年级时,对北京的气候感兴趣,她在社会课上对其做了一项研究,把北京一年12个月中每月降雨量、温度的历史数据收集起来,然后计算历史上每个月的降雨量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计算每个月温度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然后再分析这些跟北京的其他天文、地理情况的关系,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这些分析结果。我觉得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网要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这就是美国教育厉害的地方,你看一个小孩,在研究思考上已经这么成熟,以至于到现在,我跟我女儿说,她很快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了。但在国内,一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即使到读博士研究生时期,还不一定具备这些研究素养、研究能力,有些研究生连做个研究助理可能还不合格。
有思辨能力,方有经济转型
正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现在我跟女儿讨论问题时,她们一听到任何话,很自然地就会去怀疑、审视,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话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站不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的话的机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开端。当然,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
正因为这样,美国100个人里,随便挑80个,那80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思想、想法和他要卖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能够给你足够多的说服力。这也是为什么市场营销这门学问是在美国出现、发生和发展的。美国教育体系给每个人都提供了那么多自我表述的机会,等他们长大后,特别是念完MBA以后,在他们介绍产品和自己的研究与想法时,至少不会站在一班人面前就发抖,没办法说出话来。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到这个地步时,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品牌建立上、创新型国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愿望和渴求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中国改革到90年代初,各项经济宏观指标表现都非常好。当时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只是对中国改革好奇,但并不看好;他们从新古典经济学出发,为苏联和东欧的改革提出了“休克疗法”,认为休克疗法能够帮助改革超过中国。到现在,两种改革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休克疗法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相反,尽管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还是在迅猛发展。在对比这两种经济改革之后,林教授提出了质疑:为什么这些经济学大师们没有预测到,也无法解释推行“休克疗法”遇到的困境?又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
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逻辑体系。检验理论的标准是内部逻辑自恰和理论的推论要与观察到的现象相一致。理论体系也是一样的,从最基本的假设出发,能够用来解释一系列经济现象。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应用到消费者行为、厂商理论和国际贸易等领域。但当理论或理论体系的推论和观察的现象不一致时,就有必要对理论或其体系进行改进。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的休克疗法没有获得预期效果,新古典经济学也无法很好的解释实际改革进程中遇到的困境,这时我们就有必要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一番反思。问题不是出在经济学大师们不了解现实或者理论模型,而是新古典理论体系本身不适合解释转型经济,问题的根源出在新古典的一个暗含的基本假设——自生能力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在马歇尔的时代就比较完整了。除了人是理性的基本假设之外,它还有一些暗含的假设,如信息是充分的,无交易成本等。斯蒂格勒提出了信息不充分获得信息需要成本,斯蒂格里茨和阿克罗夫等提出了信息不仅不充分而且还可能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形,科斯率先提出了交易成本,认为企业是节省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这些研究放松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暗含假设,拓宽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然而,思考不同转型经济改革过程的经验和教训,新古典经济学还有一个暗含的假设,即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
所谓自生能力,是指“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这个假设在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时是合适的,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在竞争市场上如果好好经营还不能赚钱,大家就不会投资,这样的企业就不会存在,所以,存在的企业应该有自生能力。而在转型国家里,自生能力的假设就不成立了。很多企业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新古典提出的“休克疗法”却依然假定了转型国家中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显然和现实不符合,其提出的政策建议推行的结果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转型经济中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可以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理解。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如果不一致就没有自生能力,日本的农业就是一个例子,日本的农场都是自耕的小农,所以,不会有公司治理和管理的问题,但日本土地稀缺,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在日本不具有比较优势,劳动力也贵,劳动密集的农产品也没有比较优势,因此,日本农场的生存必须依赖日本政府的补贴和关税保护。
转型中国家原先推行“赶超战略”,为了扶持和保护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企业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为了支持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只依靠税收,政府必须扭曲资源配置,压低利率和外汇价格,高估国内货币价格,采用国家计划和行政的方式保证稀缺的资源被配置到优先发展但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上,形成了传统的计划配置体系。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内生于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由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政府必须给与补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对企业的全部亏损做出补贴,从而形成预算软约束。最终,资源配置是低效的,整个经济的效率也是低下的。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受到头脑中理论框架的限制。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暗含企业有自生能力的假设,经济学家对传统问题的理解也受已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影响。因此,在分析计划经济的问题时,只看到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预算软约束、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其实内生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休克疗法的内容包括价格自由化、私有化、和财政预算的平衡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是在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前提下,上述三个内容是无法同时达到的。休克疗法后,因为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企业的生存仍然靠政府的补贴,私有化后的企业比原有的国有企业向政府索取补贴的积极性高,财政预算的平衡就不可能达到。因而,观察转型经济改革发展过程时,分析模型应该明确考虑自生能力的问题。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为了赶超发达国家而去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情形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采用了这个战略。因此,自生能力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只有放松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才能够更好的用来解决上述三种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林教授还以中国改革为例讨论了如何解决经济转型中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传统计划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企业不具自生能力的问题就会由隐性变为显性,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解决如何,决定了转型能否平稳和成功的关键。针对中国目前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林老师给出了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建议方案:第一,对于那些有战略意义和敏感度高的企业,政府只能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扶持;第二,产品有很大国内市场的企业,可以采用以市场换资金的方式;第三,产品没有多少市场但有很好的人力资本优势的企业,转去生产符合国内经济比较优势,而且有相当大国内市场的产品。第四,连人力资本的优势也没有的企业,则只能让其破产。
讨论和点评
在林毅夫教授报告期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学生与林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简略单摘要如下:
论文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来自
赵忠:自生能力的定义假设了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在现实中市场也可能不是完全竞争的。
林毅夫:如果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而要继续生存下去,市场就不能是完全竞争的,政府需要有给企业补贴的理由。所以,市场不完全竞争是果而不是因。例如,日本的农业在19世纪、20年代初是有比较优势的,那时,市场是开放、竞争的,但现在缺乏比较优势,市场的开放、竞争也就被抑制。
姚洋:自生能力定义了正常利润率,那么在开放的情况下,正常利润率又是什么?
林毅夫:在均衡状况下,正常的经济利润率为零,但会有正的会计利润。在达到均衡前,正常的经济利润会不等于零,其水平由竞争的市场决定。
赵忠:管理不当也可能是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原因。
林毅夫:管理不当会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但是,在定义自生能力时,我假定企业是有正常管理的,所以,已经把管理的因素抽象掉。在这个定义下,企业的获利能力决定于其所在的产业、生产的产品和采取的技术是否符合于由其所在的经济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董先安:是否应该把开放(open)加入自生能力的定义里面,自生能力似乎等同于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
林毅夫:只要企业所选择的产业、产品、技术和经济的要素禀赋的特性不一致,就不具自生能力,所以,在定义这个概念时,并不需要假定市场是开放的。但是,在讨论发展战略时,政府要赶超的是发达国家的产业,所以,把开放的因素也放在定义里,和现实的状况更一致,较容易被人理解。自生能力和盈利能力相关,但影响盈利能力的除了和自生能力有关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以外,管理水平、市场波动等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两个概念并不等同。
赵忠:按照休克疗法,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转变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自生能力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林毅夫:在转型经济中许多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不可能生存而破产,但任何政府都不可能让许多人失业同时失业而不管,于是在休克疗法后,企业虽然私有化了,国家给的补贴和保护并不能取消掉,而且,私有企业的经理、老板向政府要补贴的积极性比国有企业时高,但是,在推行休克疗法以后,政府收税的能力下降了,于是财政就会面临巨大的赤字,宏观的稳定不可能能维持,所以休克疗法并不能解决自生能力的问题,并且,在许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休克疗法的三项内容是不可能同时时显得。
鞠建东:在计划经济中,哪种企业存在是选择的过程。一个国家先有了经济类型和市场之后,再由经济类型和市场来选择企业,企业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要选择和此相适应的生产技术和产业。
林毅夫:在计划经济中,企业进入那个产业、采用何种技术、生产何种产品并不时有企业自主决策的,而是由国家计划决定的,也就是这样,国家才对企业的保护和补贴负有责任。
[关键词] 私募市场;供给侧改革;股权投资;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 F640 [文献标识码] A
两会期间提出了供给侧的改革方案,包括去库存,降成本,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多方面激发企业活力等,使经济取得了良好的发展。而当时的私募股权市场正处于繁华与低谷并存,大起与大落并兼的状态,证券私募基金行业爆发式壮大,而后大盘数月跌宕,部分股票策略管理人折戟沉沙;为救市,监管层一纸令下,期指限仓,本来火爆的市场中性策略几乎失去威力。而供给侧改革找到了解决经济问题的症结,出清过剩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将带来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和企业效益的提升,进而可以推进私募机构的完善化和专业化。在供给侧大力对企业的重组和改进的浪潮中,私募想要重振旗鼓,必须符合当前的经济规律。
一、我国私募市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私募市场的发展现状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特定时期,旧经济的升级和新经济的转型持续在整个创新周期,这两者催生捕捉投资机会的价值。未来的市场基调可能是震荡寻底为主,选择主题将更加关注公司的业绩和质量。有观点认为,有复苏的前两届会议的风险收益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对于最新的市场动态,自二月以来市场可以定义为超跌反弹是短期的市场在一月下跌得到的调整。自今年一月以来,大幅下降,再加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暂时缓解,今年2月在市场反弹的各个方面是合乎逻辑的。不过,超跌反弹的市场决定的行情也不会走得很远。最近时展的潮流,经过早前上涨后,出现周四在上海综合的指数下跌超过6%,中小板和创业板的跌幅超过7%,市场交易自从2638点以来的反弹幅度吃掉2/3。很多人担心,目前的反弹是否已经结束。虽然一些负面因素再次出现中断了投资者的信心,但在总体而言市场自一月份的反弹并没有完全动摇根基,两会之前仍是做多的窗口期。关注的最新的基调和方向在“供给侧改革”和“私募股市”,相关政策可能会影响私募市场的长期经济发展趋势。
(二)我国私募市场存在的问题
1.短期系统性投资困难。近年来,两会窗口期间,股市涨跌互现,可以说,每年都有两会,但行情并不一定有,而且价格并不一定与两会相连。为什么市场担心两会究其原因,主要的逻辑是,被提上议程或个别行业超过预期得到所出现局部投资机会的扶持政策是超预期的个性化的运动。目前市场上弱势震荡是大概率的事件,如果“低于预期”没有大的改观,市场将根据其运行的趋势,短期内系统性的投资可能性很难。
2.新旧经济转型存在不稳定因素。我们都期待着每年两会,但两会期间的热点板块和事件对主题投资更偏向。我们更关心的是“供给侧改革”和“新型城镇化”的最新基调和方向,这两个政策可能对长期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产生深远影响。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旧经济的转型和新经济的创新将始终贯穿于整个周期运行。新旧经济的成功交替与人民的生活,长期稳定性相关,任何方面是达成任何不满意,也必将影响到转型升级的过程的最终结果。可以预见,这两个方面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包括两会在内的所有重大场合的重要课题。
3.二级市场投资机会少。“两会”按照国有企业的合理的改革举行再次提高了。如果市场对国有企业改革和更多的关注在之前的实施阶段是基于预期的炒作,那么现在,改革国有企业了解投资机会的主题,一个是意识到市场已经参与了6家中央企业试点,其中包括投资发展公司国,中粮集团,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集团企业,新兴际A集团有限公司,有没有超预期的政策落地,如果有必然具有投资的价值;二是为央企有望改革第二批试点,两会是否有一个关于第二批试点央企的消息,这将不可避免地在二级市场带来投资机会。
4.私募人士投机热情衰退。自去年六月底的大幅下跌,特别是在今年一月暴跌几轮之后,原来占主导地位的牛市完全打破,从占主导地位的投资机构者到一般的机构投资者,市场参与者信心有所动摇,熊市思维基本确立,未来市场可能会以震荡寻底为主。市场形势下,与近期上市的两家公司仅仅一起拉抬股价,进行并购的负面效应开始变得越来越疯狂,市场参与者在做投机热情出现阶段性衰退,投资者出逃创业板和中小板的趋势仍将持续,市场将从重概念回归到强调企业的性能和质量。
二、供给侧改革对发展我国私募市场的重要性
(一)推进供给侧改革是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一招
供给侧改革,这是自2015年10月,多次出现在高层讲话中的新流行语。这是从供给方开始生产力的解放,增强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把发展方向锁定在开发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供给侧改革,有三条投资主线,即智能化生产,节能降耗和提高消费水平。
从经济结构转型方向看,推进供给侧改革,以改善消费引领产业升级,中国的经济正从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数据显示,目前的消费是最大亮点,尤其是新兴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的发展已日益突出;在政策的支持下,国务院在11月份宣布了关于新消费和消费升级的两个新的指导方针,突出新的消费将成为一个显著的力量推动实现经济转型改进;从需求方面看,目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8000美元,根据海外经验在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都会发生转变。例如,在美国、日本、韩国,一旦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文化娱乐支出将增加,未来中国也会在这个方向上发展,向文化、娱乐、体育、医疗卫生等领域转变。根据这条主线,有很多子行业可供选择,如跨境电商、农村电商、海外旅游、电影传媒、医疗卫生等。供给侧改革无疑是正确的想法,但只有站在企业的角度思考问题,才是真正的供给侧改革。
(二)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增加私募人士投资机会的必由之路
过去的一年经历了大幅回调的一月,猴年的第一个交易周市场迎来反弹。在三月初早些时候举行的两会上,目前市场普遍预期之前和两会之后,股市应给予一段时间休养生息,同时两会相关的热点也将成为投资机会。记者采访了多位私募基金和其他投资者后来得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差异提供有望让他们的两个聚光灯持久的改革。国泰君安证券认为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的观点在市场上较有代表性。任泽平表示,展望未来,了解两会、政策以暖为主,注重改革以前两会的供应方面,增长持续,公众讨论和预热汇率人民币,金融监管改革,登记和其他重要问题的制度。总体来说,对于两会,市场更关心的是政策是否会有更多更重磅的供给侧改革政策和引进提供可持续增长的政策。
预计目前市场将继续反弹,如果有更多的政策,相关主题和行业值得重点关注,但部分需要进一步验证。从今年的市场表现来看,煤炭,钢铁行业因供给侧的改革逆势上涨,显示出这些个股的强烈吸引力。是否这些板块可以继续被市场所认可,这还有待观察。除了供给侧的改革,基础设施建设,减税等措施的投资可以推出相关政策,但对市场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供给侧改革有望成为政府明年工作的重点,因此,投资机会流向也是公司关注的发展方向。
三、通过供给侧改革发展我国私募市场的对策与机会
(一)私募市场迎接供给侧改革的几点对策
当前形势下,私募股权投资的各种基金有不小的差异,褒贬不一。相信A股市场明年的震荡会越来越多,开启长牛慢牛不变的模式。为使我国私募市场发展得更好,我们从供给侧改革方面提出几点对策:
1.在政策上,因为经济仍处于探究时期,压力落在传统产业,明年可继续采取政策组合“松货币+宽财政”来对传统经济;
2.在资金上,继续在未来一年内的宽松货币政策,资金资产配置状况有望延续,资产配置类别将继续在市场份额转移,而明年机构资金如养老金和保险基金有望继续进入市场,明年资金仍是大概率,股市资金面比较充裕;
3.在基本面上,经济目前在中国仍处于区间的底部,但硬着陆的概率是非常小的,可将明年增长政策加强,使效果逐渐显现,那么实体经济有望明年上半年经济复苏温和的概率高;
4.在市场重点关注方向上,主要是确定只在本地股市、股的水平寻找机会,而不是等待整体的震荡。而明年上半年,A股投资指数应以清淡,因为指数的变化可能不会太大,再回高点的机会是非常小的,关注重点应该是企业和行业状况。并且未来促进更快的供给侧改革举措可能是在企业之间,如中国南北车合并等,兼并和收购的趋势将会在许多企业之间出现。
(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私募市场更好发展的几个机会
首先,真正有性能的成长股,它们主要分布在新的服务业,TMT行业、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教育的发展潜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市场一直为业界更充分地发掘,因此有机会投资股票:第一,在一个与其他投资者相比,深研究先进和判断,二是在于出现大幅度下跌时积极布局。第二,产业整合(如供给侧改革)的深度完成了产业重组的根本原因,从新的模式打造行业龙头企业,这样的机会不是由政府的限制,以促进提供了一个强大的,钢制的改革,煤炭行业周期类,有可能是在市场充分竞争的过去,改变行业是在天然的非周期和弱周期中。
其次,2016年经济政策应该是把重点放在供给侧和可持续稳定增长上,改革不良供应煤炭,以解决钢铁产能的股票和房地产,目前在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两会期间政策的影响,我们不能指望很多东西,前期市场的期望是比较大的,所以对市场的影响有限。而由于在政治上对全球经济的一个大的下行压力,也包括中国,两会期间可能会更加注重稳定增长。
最后,虽然可能两会期间有重大政策出台,但也有私募人士偏谨慎。目前的市场走势也看不太清楚,市场力量不是很大的。两会重点可能在供给侧改革、减税、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但侧改革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融合生产和产能出清不能以最快的方式完成。新兴产业被高估,这样的行为往往吸引更多的是投机者。
[参 考 文 献]
[1]林金腾.私募股权投资与创业投资[M].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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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互联网+”;信息化建设;县域经济;探索与应用
[中图分类号] F47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3-0098-02
一、导言
改革开放已经近40个年头,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进入到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转型,改革出现“三期叠加”的深层矛盾:一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经济从过去高速增长到现在进入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过去经济规模迅速扩张形成的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亟待调整);三是发展前期刺激政策效应的消化期(前一时期反危机政策产生的“垃圾”、代价需要采取反危机政策予以消化)。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制度创新的时期,也就是中央经常强调的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只要是指经济增长速度转换、经济发展全面深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提档升级、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在内的丰富内涵和重要特征。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前现代信息化建设的集大成者,运用多层次的整合与配置,对生产经营要素的优化进行加总、互联与布阵,重新赋予县域经济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领域的新职责。将“互联网+”应用于县级办公系统,对全县职能范围内涉及到的经济、行政和意识形态各种领域的融合与构建,将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红利。
我国幅员辽阔、大城市集中度较高、中等城市比较少,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较大,各地的资源禀赋、优势各异。由于历史原因或思想观念保守导致很多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落后。随着推出“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黑龙江省经济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对于具有广阔县域经济的黑龙江地区。县域经济的快速是快速实现城镇化的必由之路,将“互联网+”应用于县域经济,将极大加快县域经济发展速度,实现信息革命。
二、“互联网+”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应用
1.人们的生活交往与经济活动因为“互联网+”而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在现代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原有的资源禀赋对不同地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变得不那么重要,特别是对于如人力资源、自然环境、交通设施等经济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技术性变革。
信息化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得县域经济的发展开始更多依靠知识、技术和信息的整合。通过互联网将技术性资源进行效地整合成云资源,实现互联网金融、网络销售、电子政务、同城快递、互联网旅游和网络传媒等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量F代服务业态的出现;这些服务业态对地址选择特定要求,可以任意布局。所以,信息化技术将突破人们对传统产业优势的认识。
三、“互联网+”应用于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
由于多年的计划经济,加之国有企业占比大,东北地区的大部分县产业体系、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与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的变革不相适应。同时,在第三次信息革命背景下,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国内的电子商务示范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互联网技术向广大县域地区推广使用势在必行。
1.建设“互联网+农业”,使地区农业网络市场全国化,推进农业种植、销售一体化和运输、物流链条化。我国自然环境的差异化造就了不同地区的农业资源禀赋各具特色,各地种植的农产品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由于此外农产品资源受当地自然因素、道路运输、市场推广等多方面影响,以至于大量水果、蔬菜烂在地里,农民丰收不增收的矛盾十分突出。“互联网+农业”的概念就是要县域政府极建立以面向农民为服务对象的信息和技术指导的网络服务和咨询系统。该系统应将本地涉农的相关信息整合,同时提供为农产品销售服务的农产品批发与零售信息平台和农业种植中的科技信息指导网络等为特色的服务网络平台。在农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要重点放在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品种、气候条件、市场占有率与病虫害等综合服务网络。有针对性地选择一批农副产品加工和生产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支持其把产品放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如黑龙江地区的五常大米互联网认证品质销售、伊春地区政府推动的山货上网等都得到了市场的充分好评。
2.建设“互联网+区域旅游、文化名城”战略,推进县域的环境保护上新台阶。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的中心上,而忽略了生态环境的建设。2005年8月,首先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要把绿水青山当作经济发展的题中之意,绿水青山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今天的中国,特别是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急功近利之举,不少地区蓝天越来越少、雾霾越来越多。美丽风光成为回忆,旅游资源消耗殆尽。所以,县域政府一定要从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工作开始,首先改善环境质量;提取生态红利,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加大生态农业加周末城市生态游的推广力度。通过开发生态旅游,使当地生态环境有较大的提升,生态红利逐步显露。在青山绿水上,建设“互联网+”的区域旅游、文化发展战略。
中国地大物博,每一个地方有其特有的旅游、文化资源和特色服务产业,县域政府应该高度重视互联网技术应用到当地的旅游和文化资源的推广上,政府的旅游网站是当地的名片,要依靠专门的人力资源队伍把当地的生态特色、自然景观进行全面整合,并和国内有影响力的旅游网站合作。以周末短途城市周边游为主要营销特色,进而拉动全县地区的旅游业、交通运输业、住宿和餐饮业等多个行业的国计民生领域。通过和知名旅游网站合作,打造城市旅游名片,提升县域旅游产业资源开发,实现经济增长和文化强城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
3.建设“互联网+城市公共产品”服务平台,改善县域城市公共管理水平。从经济学的概念出发,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外部性效应,外部性有正负之分,理想的公共产品应该起到1+1>2的正外部性效应。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城市公共管理水平方面的提升,所以必须增加县域公共服务品的供应,尤其是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加大对公路、交通设施、棚户区改造以及地下管网(供水网络、供电网络、供暖管道、天然气管道以及信息传输网络)的建设与维护升级等。在当地政府已经运行的网站基础上,建设一个覆盖全县域的综合城市服务和管理网络,提高市政批复的效率,降低公共成本,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信息化支持。
“互联网+”既是一种信息化传输技术,也是一种社会重新建构的技术。在“互联网+”的新型社会运行下,县域经济拥有的所有资源都是网络中配置。县域的网络化管理、“互联网+农业”、“互联网+旅游”和“互联网+城市公共产品”等新格式、新路径将成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动力。只有主动融入“互联网+”模式,县域经济才能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成功实现县域经济的提档升级。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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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国内理论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0-01
一、国内理论文献综述
当前我国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收入差距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如何?中国是否存在“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倒U形关系? 导致收入差距变动的因素是什么?有哪些因素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哪些因素导致收入差距缩小?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这些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能否通过政策手段加以改变?经济转型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1.市场化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从理论框架中看来,生产要素是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其中李实、赵人伟和张平(1999)分析了中国由于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形成的专业技术人员与一般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边燕杰和张展新(2002)认为伴随着市场化,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在增值,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张世伟、赵亮、樊立庄(2007)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会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发挥积极的作用。
2.体制变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从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变革这一角度来研究国内的收入差距问题成为热点,大多数文章认为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与制度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不规范制度和行为有很大关系。李实、赵人伟和张平(1999)在研究中发现企业内部分配体制的改变引起职工之间收入差距的上升。李建立(2001)认为,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包括税收制度不合理、公共产品分配不公和行政性垄断。卢嘉瑞(2002)认为要消除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需要加大反腐力度。莽景石(2006)借鉴日本的经验,认为日本在完成了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同时,最终也完成了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向平等转变,其中转轨起了的决定性作用。
3.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李实、赵人伟等人(1999)对省内收入差距与实际收入水平关系的几种函数进行了经验估计,结果没有从经验分析上支撑库兹涅茨假说。周文兴(2002)运用非经典时间序列方法,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同积关系;在短期关系中,体制变迁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影响非常大,但不同时期影响的方向不一致;在长期关系中,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王亚芬(2007)采用Granger方法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两者相互促进。
4.经济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陈宗胜在最初(1991)的模型中主要讨论的是经济发展因素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以后又补充了体制改革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并提出了颇具影响的“公有制阶梯形倒U曲线变异”理论。在公有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分配差别较小。当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进入较快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也相应地转为中下收入水平。两部门间的差别扩大,人口转移的速度加快,劳动差别随着社会文化教育水平分布差别扩大和白领阶层的出现而扩大,从而导致收入差别相应扩大。郑玉华(2005)认为中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滞后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作用既有扩大效应,又有一定的抑制效应,但总的影响是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李楠(2007)从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对收入差距进行了分析。
5.政府政策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赵人伟、李实(1999)认为中国农村内部的税收再分配政策基本是无效的,而且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因素。朱国才(2007)的研究证明我国政府转移性支付政策存在问题,背离了减少收入差距的政策初衷,进一步拉大了整体收入差距。薛敏、陈书伟(2007)认为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的变化是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
6.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的影响
经济发展方面,章宏友(2001)提到收入分配的不公严重地挫伤了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工作积极性,直接影响到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并会产生攀比效应,滥发奖金和实物,危及社会的有效供给。姚先国(2007)指出我国经济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中,收入分配结构应随之发生变动。武小欣(2007)提出一是破坏了我国 GDP 支出结构的比例关系,导致我国最终消费需求在 GDP 支出中的比例持续下降;二是影响国内需求的有效增长,阻碍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二、对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理论国内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研究方法上看,国内研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文章都是采用理论分析论证的方法,难免带有一些主观的价值判断,难以让人完全信服。虽然也有一些文章通过数据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但受数据来源和技术手段所限,严重影响了分析结果的客观性。
第二,国内对于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一般遵循“市场——政府”范式,但是市场制度和行政制度之外的结构性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大,因此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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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成功加入wto已经有了几年的时间,我国市场经济法受到国际经济法的影响较深,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本文主要就当前市场经济下,我国经济法的发展进行解读,希望为我国市场经济法的完善提供一些参考。
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的概念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也是经济法立法,司法等活动的基础问题。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相关的问题,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何运动法律进行市场调节,合理干预经济发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当前市场经济下经济法要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法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
1.促进对外经济联系,发展国际经济合作
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方针。当代科学的进步,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日益发展,促使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不断加强,任何一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在考虑发展本国经济时,都必须着眼于国际关系的总体。我国经济法是正确体现对外开放政策的具体法律规范,它调整我国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过程中与外国政府、外商之间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
2.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增强经济活力
企业管理是搞好微观经济活动的根本措施,是我国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经济法规定的经济核算制是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基本制度。它要求企业必须合理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规定了必须合理安排和科学地组织生产,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在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对于企业不计成本、不计消耗、浪费严重,造成损失的现象,以及在履行经济合同中的违法情况,还规定了经济制裁。总之,经济法要求企业一切经济工作都要把经济效益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和健全各种生产经营责任制和一整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管理制度,促进企业认真改善经营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素质和劳动生产率。
二、市场经济发展中经济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法制建设速度和成就是不能否认的。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法治状况令人担忧,由于法律责任这块短板的存在及长期得不到弥补,公权力滥用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还继续呈现发酵、膨胀状态。公权力滥用方面,选择性执法是其著例。选择性执法的本质是为了获取部门、地方、行业,甚至个人非法利益,将本应履行、不能放弃的职责、公权力视同可以行使、可以放弃、甚至可以交换的私权利,随意、恣意执法,权力商品化,造成法律适用的不公,增加了市场环境的不可预期,降低了违法的成本,减损了法律的实效,破坏了法律的权威,使法律失信于民。
三、完善经济法的策略
1.完善经济行政立法
经济行政立法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中具有重要作用。经济行政法就是规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监督关系,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目前,我国颁布了许多经济行政立法,在实践中也起到了应有的效果。但有一些立法和规范性文件质量不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许多经济立法是由行政部门起草的,而某些部门在起草中注重争权,导致不少立法中同一事情有诸多部门参与管理或有权处罚,以致于某种违法行为发生后,多个部门相互扯皮或均不予管理,造成职责不明,责任不清。一些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且法出多门,造成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中任意解释的余地很大,执法的标准尺度也极不统一,甚至有的规定之间发生冲突。还有一些规范性文件没有做到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这些都表明我们的立法质量需要尽快得到提高。按照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要求,各成员国的法律必须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凡可能影响商业环境贸易条件的规定及措施均要求公布,法律不能与公认的公平贸易条件相抵触。按照这一标准,我们现有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清理、修改和完善。
2.制定和完善加强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
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发的无序的,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任何国家都要颁布一些经济立法,以加强对经济的宏观控制,我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原有的计划体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而新的市场法治秩序尚没有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宏观调控更显得必要。我国刚刚制定了十五规划,其中许多内容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确定。例如,有关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市场和扩大内需的方针等等,都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确定。
四、小结
经济法对于实现经济体制调整,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发展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不断对经济法进行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田荣.论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的完善[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18).
[2]陶广峰.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历程看经济法的国家观[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01).
[3]钱玉文.论转型时期中国经济法的演进与发展趋势[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成功加入WTO已经有了几年的时间,我国市场经济法受到国际经济法的影响较深,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本文主要就当前市场经济下,我国经济法的发展进行解读,希望为我国市场经济法的完善提供一些参考。
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的概念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也是经济法立法,司法等活动的基础问题。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相关的问题,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何运动法律进行市场调节,合理干预经济发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当前市场经济下经济法要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法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
1.促进对外经济联系,发展国际经济合作
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方针。当代科学的进步,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日益发展,促使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不断加强,任何一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在考虑发展本国经济时,都必须着眼于国际关系的总体。我国经济法是正确体现对外开放政策的具体法律规范,它调整我国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过程中与外国政府、外商之间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
2.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增强经济活力
企业管理是搞好微观经济活动的根本措施,是我国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经济法规定的经济核算制是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基本制度。它要求企业必须合理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规定了必须合理安排和科学地组织生产,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在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对于企业不计成本、不计消耗、浪费严重,造成损失的现象,以及在履行经济合同中的违法情况,还规定了经济制裁。总之,经济法要求企业一切经济工作都要把经济效益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和健全各种生产经营责任制和一整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管理制度,促进企业认真改善经营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素质和劳动生产率。
二、市场经济发展中经济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法制建设速度和成就是不能否认的。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法治状况令人担忧,由于法律责任这块短板的存在及长期得不到弥补,公权力滥用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还继续呈现发酵、膨胀状态。公权力滥用方面,选择性执法是其著例。选择性执法的本质是为了获取部门、地方、行业,甚至个人非法利益,将本应履行、不能放弃的职责、公权力视同可以行使、可以放弃、甚至可以交换的私权利,随意、恣意执法,权力商品化,造成法律适用的不公,增加了市场环境的不可预期,降低了违法的成本,减损了法律的实效,破坏了法律的权威,使法律失信于民。
三、完善经济法的策略
1.完善经济行政立法
经济行政立法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中具有重要作用。经济行政法就是规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监督关系,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目前,我国颁布了许多经济行政立法,在实践中也起到了应有的效果。但有一些立法和规范性文件质量不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许多经济立法是由行政部门起草的,而某些部门在起草中注重争权,导致不少立法中同一事情有诸多部门参与管理或有权处罚,以致于某种违法行为发生后,多个部门相互扯皮或均不予管理,造成职责不明,责任不清。一些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且法出多门,造成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中任意解释的余地很大,执法的标准尺度也极不统一,甚至有的规定之间发生冲突。还有一些规范性文件没有做到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这些都表明我们的立法质量需要尽快得到提高。按照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要求,各成员国的法律必须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凡可能影响商业环境贸易条件的规定及措施均要求公布,法律不能与公认的公平贸易条件相抵触。按照这一标准,我们现有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清理、修改和完善。
2.制定和完善加强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
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发的无序的,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任何国家都要颁布一些经济立法,以加强对经济的宏观控制,我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原有的计划体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而新的市场法治秩序尚没有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宏观调控更显得必要。我国刚刚制定了十五规划,其中许多内容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确定。例如,有关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市场和扩大内需的方针等等,都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确定。
四、小结
经济法对于实现经济体制调整,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发展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不断对经济法进行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田荣.论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的完善[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18).
[2]陶广峰.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历程看经济法的国家观[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01).
[3]钱玉文.论转型时期中国经济法的演进与发展趋势[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想开启下一轮经济发展潮流的闸门,钥匙在哪里?对处于转型之中、正在重新构筑核心竞争力的中国经济来说,这个问题的确亟待求解,其答案亦亟需实施。
过去,以“摸着石头过河”为特征的实用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告别贫困、走向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如今也面临走至“深水区”的新挑战,从而难以再像前三十年那样有效应对内外变局。用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大师的话来说,现在中国“过河”已过半,对河的彼岸也看得更清楚了。言外之意是,可以制定出更为明晰的改革与发展思路。
寻找动力源:
创新力迷局破解之道
应该说,知识界出于公共利益而达成的默契是可观的,对此已存在不少认知上的共识,但依然缺乏真正除旧革新的行动性合力。仅从观念来说,仍不可避免地有着较深的分歧和障碍。这从近期广受关注的一份报告所引发的争论和非议,便可见一斑。
对于中国中长期的改革与发展,其实,这份报告凝聚了诸多的真知灼见。举例而言,其中就有这样的观点:提高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强化创新和转向高价值的服务业,使经济增长获得新动力。亦即,通过TFP(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提高,助力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类似看法,也在不少经济学家的阐述中可见。
比如,笔者最近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教授对话,面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个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张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产业的结构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基本观点是:“调结构”永远都是“机制”重于“结果”。这位来自官方智库的经济学家担忧“调来调去,最后看到的是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结构却越来越扭曲”。
这种担忧绝不是多余的。倘若说,过去地方政府看的主要是GDP总量指标,那么,如今却变成了更细的产业指标。表面看,这只是指标模型的变化,背后却是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转向了政府直接指定产业技术路线。这如何不是危险所在?
试想:GDP有一种综合性因素,导致很多激励上的“政策相容性”。如果把它拆分为七八个所谓产业指标,就意味着彻底走入纯计划经济时代。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结构变革千万不要再去陷入所谓的产业当中。产业应该怎么发展,难道是由官方指定说要发展多少个重工业、发展多少个光伏产业、发展多少个LED吗?如果一个省份全都搞某个产业,比如LED,然后一好全好,一不好全不好,该是多么可怕。
正因如此,调结构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结构本身,而在于如何强化机制。惟有持续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给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有效保障。应当说,制度比人更重要,机制比结果更重要。偏离市场机制的做法不可靠,强行扭成的结果则不可信。或许结构调整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毕竟,并不存在人为设计的最优结构。
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称之为“创新力迷局”的视角,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为何创新力不足?人们对此可能会强调不同的方面。比如有的说,国人对知识产权重视不够;或有的会讲,国内的科研与企业是“两张皮”;也有人则认为,是由于国家投入资金不足。
真的是投入不足引起的创新乏力么?事实远不是这样。目前,中国R&D经费支出已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预计到2015年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投入国。问题并不完全出在投入的量多量少,而是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导致这些科研经费的投入与产出比不高,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这是有绩效评价作为依据的,广为公认的重要指标是ESI论文数量及引用率,尤其是中国科研成果在引用率上的落后,足可窥其一斑。
关于中国创新投入的效率问题,经合组织(OECD)的看法是,虽然中国在创新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大部分都浪费了;官方选择的扶持对象和市场脱节,很多成果没有价值,仅仅依靠拨款存在;官僚作风脱离实际指导创新的方向,并带来大量的资助,注定结果不会好到哪去。其结论是,应该放宽对企业的管制。
换句话说,来自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日益制约着这个国度的创造力积累和发挥,阻碍着经济社会“质”的进步(而非“量”的堆砌)。要想避免“创新”流于口号,绝不能寄望于加大经费投入,而是应找到推动创新的动力源在哪里。
在此,我想将本文基本结论先予明确:唯有改革才能为创新开山辟路、保驾护航,唯有减少管制、打破垄断、放开市场,方可再度激活和释放社会活力。
虽说从逻辑上讲,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结论,仅仅是常识而已,常识又何来新鲜的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常识真正成为经济社会运转的支配性力量?若不将此作为努力的方向,对许多问题的认知就会一叶障目,容易受到蒙蔽,继而蒙蔽他人。
驶向快车道:
改革是创新的驱动力
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来论证上述命题,并得出同样的观点。不难发现,中国当前不光是中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不少地方其实也在各自所规划的发展战略中,都将“创新驱动”视作实现经济转型的基本路径。若以“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