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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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生育文化; 湖湘文化;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R715.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194-03
一、生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一)生育文化的内涵
所谓生育文化就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生育观念文化与建立在一定科技发展水平之上的生育科学文化的合称[1]。显然,生育文化包括:(1)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建立在生育主体价值判断基础上的生育观念;(2)属于生育科学范畴,含与生育相关的知识、技术、工具、设备、手段等,其内容包括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人工生殖等。
生育观念包括三方面的认识:一是对生育目的和意义的看法,也就是对孩子效用的认识;二是生育意愿,指生育的性别取向、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期望、对子女素质的期望;三是生育时间和方式的选择。生育观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有:(1)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是对生育观念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方式的变迁是生育观念转变的终极原因;(2)制度与组织因素,包括对生育起影响或控制作用的社会、经济、婚姻家庭、政治法律等制度,宗族、家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组织。其中,婚姻家庭制度、宗族和家庭组织与生育的关系最为密切;(3)精神文化因素,包括影响生育意愿与行为的信仰、心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规范、舆论评价等;(4)生育科学因素,与生育观念共同构成生育文化总体的生育科学本身是影响生育观念的重要因素,例如,避孕节育技术所带来的对受孕的随意控制,生殖保健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都曾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更是影响人们婚姻家庭生育观念的潜在的巨大因素。
(二)生育文化的特征
由于生育文化受到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它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因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环境,其生育文化的特征也是不尽相同的。
1.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特征
我国传统生育文化是指形成并存续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我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生育文化类型。其特征表现为:(1)生育认识上,由于生育具有社会、经济、精神等多方面的显著效用,生儿育女,尤其是生育男孩被视为人生第一位的重大使命;意愿上,早婚早育,追求多、男,重男轻女,其中,追求多、男是传统生育观念的根本特征;方式上,抚养、教育局限在宗教内部,极少的婚外生育。(2)生育科学方面,对生殖规律一无所知,生育知识贫乏,怀孕、分娩、母婴健康皆顺其自然,主要取决于自然的机遇,这是由传统社会生育科学的极端落后决定的。
2.现代生育文化的特征
现代生育文化是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生育文化类型。现代社会的经济、社会因素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口数量,则需要由社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宏观上进行调控,实行合适的人口政策,力求达到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最优人口规模。数量调控、无性别偏好、优生优育应成为现代生育文化的根本特征。传统生育文化重点在于生,而现代生育文化关键在于育。
现今西方生育文化的特征体现为:获取心理和感情上的满足是生育的主要目的;接力模式,即父母抚养子女,子女对父母没有抚养责任的模式;数量上的少育与相当数量的自愿不育;发达的托幼组织、较多的单亲抚育;基本无性别偏好;避孕节育普及,生育健康水平很高。
我国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大大加速了我国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变过程,生育数量已降到很低的水平,1992年全国平均TFR为2.0,已低于更替水平。随着经济、生育科学的发展,避孕节育知识的普及,优生优育、生殖保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初步形成了适应发展的数量调控、优生优育的现代生育文化特征。
二、湖湘文化特征及其对生育文化的影响
湖湘文化和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等一样是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中的一种,指广泛存在于湖南各族人民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民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科学文化等的总和。湖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与抗争精神。湖南的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冬季,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致使盛夏酷暑可达41℃,夜晚气温仍高达33℃。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因此,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南,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劣的荒蛮之地。汉代以后,湖南逐步开发,虽然成了鱼米之乡和粮仓,但三湘人民祖祖辈辈所感受到的气候的恶劣与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曾指出,中国传统的生育伦理观念是小农经济的产物。生育观念中的“养儿防老”是小农经济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男婚女嫁则体现了小农经济中的劳动力转让。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人口多,特别是男性人口多,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丰富。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薄型平面垦殖,产量的增加主要依靠不断追加劳动力投入。因此,客观上,小农经济对劳动力,从而对生育行为有着源源不断的需求。从家庭本身来说,在代际交换中,父母有培养子女长大成人的义务,而子女则有赡养年老父母的义务;父母有维持和保护家庭财产并分配给儿子的义务,而儿子则有继承家庭财产的义务;等等,所有子辈所需担负的责任只有儿子才能承担,女儿则因外嫁而不负责任或负很少的责任。因此,父辈倾向于生育儿子。一个儿子在死亡率很高的古代社会是不保险的,一旦夭折,就可能意味着没人养老送终、没有人继承遗产等,因而多生育儿子是必要的,而多生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或途径。湖南古时恶劣和变化无常的气候,使人们易于产生对天道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在这样的湖湘文化背景下,以“多、男生育”为特征的传统生育价值观念得到了强化。即便是现在,这种反抗精神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无疑产生一定的阻力。
古时移民对湖湘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浙、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内有多达45种方言,如湘乡新化、常德湘西、衡阳、平浏、澧陵等方言。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近代有人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这种移民文化也体现在湖湘文化特性中的包容并蓄方面,其经世致用的核心决定了它是一个能够不断自我更新的文化,因而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特征。湖南既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又是东西往来的枢纽,在这种交往比较便利的地方生长起来的湖湘文化必然带有开放性特征。尤其是两晋以后,南方经济不断发展,加上中原地区战火不断,迫使中原人纷纷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速南移,湖南的地理位置在全国的地理格局中日益重要,近代以来更加明显。伴随着近代中国三次留学的出现,湖南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走出湖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到日本、欧美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学习、译介和传播西方文化;同时,西方文化大量地涌入湖南,与湖湘文化碰撞、融合。湖南人士一直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原则,实际上已经成为湖湘文化具有开放性特征的理论基础。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坚持经世致用原则的学者或文化流派是易于接纳异域或外来先进文化的,也会采取相当主动的态度与其沟通、交流与合作,以修正和完善自我,即具有一定的开放精神。湖湘文化自形成之日起,就以经世致用为最高准则。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张不仅以其学术思想精湛称于世人,更以坚持经世致用原则而卓然孓立。胡宏在运用体用、致知力行等范畴对通经与致用的关系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致用”必须从关心现实的实际政治、经济、生产活动出发。张在岳麓书院办学时,曾明确宣称办学宗旨就是为“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进入清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和光大[2]。湖湘文化中的开放性,使人们易于接受新事物、转变旧观念。生育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最关键的是观念的转变。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建国以后即已开始发生转变,其表现是小农经济基础的摧毁、家族制度和宗法组织的废除。但生育观念没有明显转变,生育行为表现为一种自发的状态,这种自发生育在舆论导向和政策倾向的作用下演化为50、60年代的高生育率和快速的人口增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性的湖湘文化有利于现代生育观念的转变和现代生育文化的建立。
三、新型湖湘生育文化建设途径选择
湖南的人口控制虽已取得很大成效,但仍未实现生育文化的变迁,其难点就在于,由于农村特殊的社区环境给没有男孩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广大农村地区还盛行强烈的性别偏好。另外,新型生育文化的一些内容与传统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存在矛盾,使文化认同难以实现,进而阻碍着生育文化的变迁。作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湖湘生育文化的建设应发挥湖湘文化的优势,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建设。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城市化水平,改变社区环境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其生产方式是自然经济的,与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之间没有重大差别。在这样的家庭经营条件下,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其数量较质量而言仍更为重要,从而促使农民们为发家致富而追求多育。农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自然下降只有在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化,包括农村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水平、市场化取得长足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后才会实现,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社区环境对生育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社区环境建设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多姿多彩的,特别是乡村和城市,其社区环境的差别就更大了[3]。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有利于消除来自农村社区的文化压力,从而可以促进生育文化变迁的实现。因此,要加快城镇建设步伐,提高城市化水平,实现社区环境的改变。
(二)充分发挥湖南教育的优势,提高人口文化素质
人的文化素质高低对先进生育文化的接受程度是有影响的。人口文化素质高的群体易接受先进的、科学的生育文化。在北京、上海等人口文化素质较高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不到1%,而在贫困山区、边远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超过2%。因此,要实现生育观念的根本转变和进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必须从提高人口文化素质这个根本问题抓起。而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主要途径是教育。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等手段,可使受教育者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提高文化素养,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开阔视野。湖南的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地位,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提高区域内人口文化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为我们通过教育改造生育文化提供了可能性。生育文化的变迁是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其中内部因素处于主导地位,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内部因素的作用方向。例如,通过教育可以使人们充分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认识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识生育问题,这种认知的提高必然会直接影响到生育文化的变迁。
(三)强化宣传教育,引导生育主体对人口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政府在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时,不仅要依靠行政强制力,还要靠大量的宣传、教育、引导工作,引导生育主体对当前人口生育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要通过各种丰富多彩、务实有效的活动,搞好政策宣传。若政策宣传引导不到位,就不会得到生育主体及家庭对生育控制政策的理解、支持与采纳,相反会引起生育主体对生育控制政策的抵触,即使靠强硬的行政控制,工作效果也不会长久的保持,甚至导致生育主体无视生育政策的存在,做出违背政策的生育选择。所以,要重新审视计划生育工作,探索建设与时俱进的新型生育文化,充分运用生育文化的内控作用机制,引导生育主体从根本上理解支持计划生育政策,主动摈弃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树立新型婚育观念,使生育意愿自觉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一致,为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 从培养社会公德入手,营造新型湖湘生育文化的氛围
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对公民社会公德培养的过程中,注意把新型生育文化建设融合进去,提倡遵循国家现行的生育政策,提倡夫妻和睦、敬老爱幼等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形成男女平等、少生快富、晚婚晚育的科学文明的现代婚育观、家庭观、养老观,增强全民人口控制意识和生育道德修养,使公民清楚地认识到,遵守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有利于自己还有利于国家,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一环,从而真正能从思想意识上自觉地接受新型生育文化的规范,自觉追求新道德,自觉地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传播普遍化、大众化所构成的浓厚氛围,就会影响生育主体根据价值标准和行为取向调整决定自己的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 赵文琛.论生育文化[J].人口研究,2001,(6):70-72.
[2] 王耀中,李金龙.论湖湘文化的开放性及其现实意义[J].湖南社会科学,2002,(4):105-107.
[3] 胡厚翠.关于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J].法制与经济,2009,(6).
第2篇
关键词：中国画；诗；交融
我们在欣赏中国画的的时候，经常看到在中国画的空白处，有画家本人或他人在上面题的诗，而诗的内容多是感叹诗的意境，有的诗写的位置在画面上，所以也就成了画的一部分，而与画完整统一起来。
对于诗画问题的研究，是中西方艺术家所共同感兴趣的。但是对诗画问题的理解却有着根本的差异。西方艺术家是在尽心竭力地为诗、画寻找界限，和二者结合的可能性。如黑格尔认为诗有音乐的一面，也有绘画的一面；西蒙尼底斯已经说过“画是静默的诗，诗是语言的画”。而在中国艺术家看来，观照宇宙，提高和净化人格与实现艺术境界是同步的。真正的宇宙，不是人们可以用感观感受到的层面，而是不可言说的精神——“道”的世界。“道”是无形无色、无声寂寥的，宇宙的本源就是如此，真正、永恒的美也就是如此：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要真实地表现大美，要让艺术创作者用虚静的胸襟去容纳宇宙精神。所以中国艺术精神相融思想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画和诗两种不同形式艺术在表现宇宙精神时，自觉的交融在一起。所谓“诗画体一律”正是鲜明的表现出这种审美心态。
诗与画的交融，不是突然出现，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是题画诗的出现。王渔洋《蚕尾集》说“六朝以来，题画诗绝罕见。盛唐如李白辈，间一为之，拙劣不工……杜子美始创为画松、画马、画鹰、画山水诸大篇，搜奇抉奥，笔补造化……子美创始之功伟矣。”
王维早于杜甫十三年出生。在他以前的画家，诗画兼工的极少。而王维则诗画兼工，且两者都对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曾自为诗“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是画与诗，已经融合于他一人之身了。但从他上面的两句诗看，他只意识到自己兼备这两种艺术，并不曾把自己的诗写在自己的画面上，并且除十五岁时有一首《题友人云母障子》的五绝，及另有《崔兴宗写真咏》的五绝一首外，就没有其他的题画诗。
交融过程的第二步，是把诗来作为画的题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有晋明帝有《毛诗图幽诗七月图》，是把诗作画题的，可说起源甚早。但对绘画自身，没有太大的影响。唐代的时侯诗歌盛行，在唐末时，可能已有域家以诗为画题的情形出现了。由此再前进一步，是以作诗的方法来作画。《宣和画谱》记有李公麟作画，“盖深得杜甫作诗体制，而移于画。如甫作《缚鸡行》，不在鸡虫之得失，乃在于‘注目寒江倚山阁’之时。伯时(公麟之字)……画《阳关图》，以离别惨恨，为人之常情；而设钓者于水滨，忘形块坐，哀乐不美其意。其他种种类此。”按李公麟在时代上稍后于郭熙。从上面一段材料看，当时的大画家，不仅在诗里找题材，而且以大诗人写诗的手法来写画，因此而提高了画的意境；这便是在精神上进一步将二者融合在一起。后来王渔洋却又以李伯时所画《阳关图》，来说明诗的“远”的意境(《自题丙申诗序》)。反映出诗与画的互相启发，相互交融。画与诗在精神上的交融，把握得最清楚的，在当时应首推坡。东坡的《韩斡画马诗》有“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由他“无形画”“不语诗”的说法，而把诗与画的对极性完全打破了，使两者达到了可以互相换位的程度。诗和画内在精神的交融和逻辑选择的一致，决定了它们外化形式的必然性渗透。
因为在北宋时代诗画的交融，在事实和观念上已经成熟。所以在宋太宗雍熙元年(九八四)所设立的画院，至徽宗时，“如进土科下题取士”，即以诗为试题。《画继》中记有徽宗皇帝曾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及“乱山藏古寺”的试题。由当时取舍的标准看，所重者乃在画家对诗的体认是否真切，及由体认而来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意境。至此而可以说画与诗的融合，已达到了公认的程度。龚贤《春泉图轴》是有题诗；“静壁春泉一道飞，白龙藏彩见斜晕晖。谁家草阁虚无际，半醉诗窗下以微。”李晴江画梅，疏影横斜，画中题有“挥毫落纸墨痕新，几点梅花最可人，愿借天风吹得远，家家门巷尽成春。”一种贯注于诗、画底层的宇宙、人生、艺术精神，使诗画构成一个有机冥合的艺术世界。
第3篇
【关键词】英语 教学 母语 文化
在学习英语人群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非英语国家。这些地区的语言文化在他们的学习学习过程中，展示了持续且强大的影响力。研究母语文化与英语教学的相互关系，对于提升英语教学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一、英语国家与非英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差异
首先语言与文化间密不可分。文化决定了语言的形式和内容。一般来说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上都具有亲缘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一族群通过语言进行思维和交流，语言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以英语来区分，英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在文化上呈现巨大差异。
首先在信仰上，英语国家主要信仰基督教。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有罪，需要通过忏悔、祈祷才能赎罪，认为人性本恶，主张仁爱、宽恕。基督教徒非常依赖上帝的作用，期待上帝拯救众生。与其他语言地区相比，比如汉语国家多信奉佛家。佛家强调自我修行，注重来生，重伦理而轻法制。这些显著区别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许多词汇都具有宗教含义。由于英语国家多处于西风带，英语中都有赞颂西风的诗篇，又地处海洋周边，多有与海有关的俗语。相比较而言，地处内陆的蒙古语地区就缺少这些表达。地理因素也影响着语汇。在语言特征上说，英语是曲折语，有词形的变化，思维是联想的、演绎的，善于理性思考。汉语则是孤立语，缺少形势变化，中国人倾向形象思维和直观感受。英语本身是一种表音文字，符号与意义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字母符号没有会意作用，不会引起形象联想，因此英语是一种充满暗示的语言，这也引导了英语国家注重逻辑思考，善于发现事物内在联系的文化传统。
二、文化差异造成的教学困难
母语文化影响着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这里可以用迁移概念来解释。迁移概念属于教育心理学范畴，是指以前的学习对于后续学习的作用。当两种学习内容具有相似点或传承性时，这种迁移就是正迁移；如果两种学习内容明显异质，那么先学就会对后学起到阻碍。比如语言，当非英语国家学习者在学习英语时，首先就会被母语文化干扰。母语文化的思维范式、价值取向、用语习惯都存在于学习者的潜意识中，他们会无意识地将自己的母语习惯带入到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中，教学过程中需要克服这些负面影响。
在学习态度上，大多数学习者学习英语的动机性都非常强烈。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使用价值越来越高。学习者有很强烈的愿望要学好英语。但是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学习动机与学习实况的落差容易打击学习者的自信心。只有积极、主动的学习者才能够调试好心态，摆脱焦虑情绪，继续深入学习。
从学习方法上来说，英语与其他语言存在明显差别。英语的语调只有升调和降调，其他语言，比如汉语则具有丰富而多变的声调。这直接影响了学习英语者的口语，因为母语的影响，难以实现地道的口语。从词性上来说，英语缺乏阴阳，而俄语、法语等语言均有阴性阳性之分，这对理解英语造词汇的思维方式成了困难。从词语的搭配上来说，英语具有较为严格的语法系统，而其他语言，如汉语则词语搭配灵活，可有以有限的义项搭配出无限的意义。
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交流，这也是母语文化对于英语学习造成的最大障碍。在英语教学中，我们能够得到的都是既定的、书面化的正经知识。而在实际交流中，口头英语存在大量的表达是因时而宜，因势而异。其中有关英语国家本土文化的部分，经常会有表达缺省，不了解其文化的学习者很难掌握其意义。以自己本身固有的文化知识去揣度，容易引发误解和错读。特别是礼仪方面，英语国家交际中一些所谓幽默的部分，其他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可能会因为其与自己本族语相背离而产生误解。一些交际中的禁忌话题各个语言地区也是截然不同。英语地区十分注重个人隐私，而其他语言地区可能并不将其列为禁忌。
在面对这些窘境之时，我们首先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差异是绝对的，教学过程中的阻碍也是必然的。以平常的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才能融入教学环境中去。最重要的是理解其文化内涵，把英语地区的文化与自己的母语文化相对比，以熟悉的母语来提示、促进英语的学习。母语与外语，二者无优劣却有异同，方能收到好的效果。在教学时，不可冒进，要按照语言学习的内在规律，循序推进，系统教学，努力克服这些教学困难。
三、英语教学的对于本土文化的影响
母语文化在对英语教学产生影响的同时，英语教育也在潜移默化着学习者的本国文化。首先，通过英语学习，打开了放眼看世界的窗口。在语言教学的同时，也大力推介了英语地区的文化历史和当代现状，使不同语言文化区域的人们能够增进了解，相互沟通。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明显地开放了学习者的心态，因为了解外部世界越多，也让这个民族越加地谦逊与自信。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代入很多英语词汇进入非英语系统中，这点在译介文学中体现明显。在日常口语中，也会加入一些音译的英语词汇，比如可乐、吉他等等。这极大丰富了本族语的词汇体系。这是从学习者的本族语的发展角度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