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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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刘勰的《原道》篇对“文”的形成的观点对我们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及教育有很好的启示性。《原道》开篇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也就是说，“文”的形成来源于山川、地貌、日月等天地自然系统，这些是文形成的基础。那么，为什么说这些自然之物是“文”的基础呢?原因在于人类产生以后，在与周围环境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这些相对外在于己的各种自然存在及其相互关系，在大脑中形成了对这些环境的最初“印象”，并且不断对这些“印象”进行有意识的加工，于是有了“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的结果。由此出发，我们在进行少数民族教育实践的过程中，不应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化中“道”的成分，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少数民族地区先天而在的“万品”，如“云霞、草木、泉石”等，这些自然存在之物是以“自然之道”的形式存在，是天地系统本身及存在方式;第二层是“道”为人对天地系统及存在方式的反映，即“心生则言立，言立则文明”的“文生之道”;第三层是“道”的意义层面，指的是人类在与周围世界发生联系过程中形成的“体验或意义”，这是“道”的本体。这三层含义是我们在认识少数民族文化过程中应该具有的整体观念。

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第二层含义上，即在讨论少数民族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关系上，只注重有形的文化与少数民族教育的结合，而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自然之道”和“意义之道”。因此，在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上，我们应还原文化形成的“本原之道”。正如谢松龄先生所说的，“人类的文化创造，是意显现为象，象著明为言的过程。……无论是‘人类’还是‘个人’，他们的创造历程，都是意象言;在此，意是体，象、言是用。———人类总是先有了某种体验，或某种意，才去创造表达无形的意(体验)的、有形的象和言，使意(体验)得以显现。象、言是显现意体之用。”［3］此外，在注重文化的“意”体的同时，理应考虑“意”形成的条件即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自然环境中所蕴涵的各种关系。总之，少数民族文化由自然、社会、人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存在系统，少数民族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要与文化整体发生共生关系，在发挥少数民族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少数民族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也要关注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生态过程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生产方式、习俗、制度、艺术”等等文化表象，更应关注文化表象背后的意义体验或心理关怀。

二、民族教育的“符号系统”

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成员在与天地万物并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以其超强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都围绕着“文化”而展开，这种“文化”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将人描述为是符号的动物，人借助于各种符号与外界环境发生联系。换句话说，人创造了符号或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创造了人。在教育活动中，符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教育过程以符号为纽带而展开，符号成了教育活动的重要媒介。卡西尔认为，符号是人的本性的提示，人通过符号化的过程展开其生活的全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形成了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等等符号系统，不同的符号系统反映了人类对特定发展阶段中周围世界的“解释”，是其“体验或意义”的外化。因此，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探求人类生活形式的“根源”必须从符号(文化)入手。教育也不例外，少数民族教育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必然离不开符号系统的支撑。不同的符号系统，需要作为教育主体的人们以特定的方式加以理解，只有符合特定符号系统运行的方式来实施教育，才可能发挥出教育对符号系统的功效。

卡西尔在《人论》中提出，“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承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对他的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持批判的态度，而批判其这一观点的最好的武器也是卡西尔本人的“人是符号的动物”的“符号理论”。虽然，我们并不否认科学文化所给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物质生产发展所带来的极大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变成符号的“权威”，可以凌驾于所有的“符号系统”之上。从人类社会纵向发展来看，符号系统可能会发生不断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符号系统的唯一性，仅仅可能的是新的符号系统与人们生活中的某些部分联系得更紧密。但从人类社会生活横向来看，人类生活的展开离不开多种符号系统的参与，不同符号系统或不同符号系统组成的符号系统整体才能诠释人类在生活中体验到的“意义整体”。因此，少数民族教育在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到文化的系统性，而不仅仅将教育局限于文化系统中的某一方面。可以这么说，文化系统决定少数民族教育的特点。

三、民族教育特征之分析

从上述少数民族教育与文化之“道”和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教育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宗教、民俗、生产劳动、语言、服饰、建筑等等形成的文化系统中，文化系统整体地影响着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使得少数民族教育呈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并且，少数民族文化系统在整体地影响少数民族教育的同时，文化系统中的每一子系统也从特定方面影响着少数民族教育，从而使得少数民族教育在具有民族文化特征之外，又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

(一)少数民族教育类型的多样性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教育存在，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教育从广义来讲，应该囊括人类的一切教育实践活动［4］，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活动，都具有教育作用［5］。可以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不同教育形式或教育实践活动，它们对人类的生产生活起重要的影响作用。同理，少数民族教育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包括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和各种不同的社会教育形式，如家庭教育、生产劳动教育、宗教活动教育、礼俗活动教育等等。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在不同的教育类型中，获得适应少数民族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种思想、知识、能力，积极投入改造和发展民族地区的生活中。

(二)少数民族教育价值的双重性少数民族地区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少数民族地区的良好发展。因此，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要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要加快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提高本民族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要关注民族文化的传承。所以，少数民族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价值选择的两重性，少数民族价值取向必须统一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来说同样重要，作为生存保障的经济发展来说，给民族社会成员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料是必须的，而从民族文化角度来说，代表一个民族特征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是民族发展的重任。为此，少数民族教育价值取向理应关注这两个方面。

(三)少数民族教育功能的多元性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是由不同的活动构成的，这些不同的活动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思想与行为等。作为不同类型的教育实践活动，也以不同的形式发挥其功能，有效地促进构成少数民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子系统的发展。同时少数民族教育的功能具有综合性，其对民族社会整体的推进不是政治、经济、文化子系统各自单一发展后的累加，而是一个统一融合三者的过程，也就是民族社会整体发展与各子系统并非表现为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并且少数民族教育对政治、经济、文化每一子系统的发展作用，又是以少数民族教育促进这一子系统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次子系统的整体发展为前提。因此，少数民族教育的功能非为单元，而是多维统筹的，它从多方面、多层次展示了教育的多功能性。

第2篇

（一）教育观念陈旧，师资队伍建设不能满足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从家长方面看，很多少数民族家长对孩子多采取“怀柔”政策，对孩子的学习要求不十分严格。一部分家长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低，对教育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送孩子上学的主要目的是取得一张毕业证书，而对于教育本身并非真正感兴趣。从学生方面看，学生的学习兴趣较低，主动学习欲望不强，大部分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仅每天要完成学习任务更要分担家庭劳动甚至利用课余时间赚钱减轻家庭负担，这样就使本来学习兴趣就不浓的学生分散了自身的学习精力，耽误了学习时间。毫无疑问，师资队伍建设是办学条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新疆的教师队伍分布不均衡，南疆等偏远地区跟北疆和东疆及一些中型城市相比自然条件相对恶劣，难以吸引优秀教师，留下教学人才，从而导致师资严重匮乏。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实际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也是造成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学质量长期偏低的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原因。

（二）强烈的民族意识影响新疆的少数民族由于居住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艰苦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使少数民族在严酷的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因而产生了对本民族的很强的认同感和依赖感。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就可能不利于接受新事物；不利于与其他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学习；不利于吸收发达地区先进的东西，克服自身不足；更不利于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系，最终成为民族进步和发展的严重障碍。

（三）师生语言成为瓶颈少数民族民语教师自身的汉语表达能力差，水平低，无法教出高质量的少数民族学生。汉语依然是少数民族教师的一块短板，因为少数民族教师汉语水平差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其自身知识面的拓宽、知识更新以及理论研究的深入。学生汉语起步较晚，特别是南疆的学生，语言的障碍不仅影响他们对课本知识的学习而且影响他们进入更高的学府接受更好的学习。少数民族学生家长知识水平相对较低，并且不具备较高的汉语水平，因此没有给学生营造一个汉语氛围，也没有给孩子灌输学习汉语，接受先进知识的必要性的意识。因此双语教学在新疆实施了多年，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农村与城市差距大，缺乏语言环境仍使得学生学习汉语吃力，造成了课程学习的障碍。

二、对提高新疆少数民族教育质量的几点建议

少数民族教育在新疆的教育改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加快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而且也关系到整个新疆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坚持立足新疆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努力推动经济发展在教育投入上，虽然新疆采取了许多措施，做了很多工作，但仍然满足不了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中央财政每年拨给民族教育的专项经费，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专项下拨，专款专用，充分发挥监督机制的作用。此外，要积极改善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集中资金，大力支持“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二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①，切实解决少数民族教育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解决交通车，寄宿制学校等最迫切问题。

（二）增强新疆教师队伍的建设实施素质教育，首先要提高教师素质。名师出高徒，只有建立我国新时期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一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英才。因此要对基础教育的民语学校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定期检查和督导，特别是课堂的教学质量。以培训和检查、督导、业务考核等多管齐下的方式，不断提高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从而提高少数民族教育的基础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

（三）深化汉语教学改革，进一步加快少数民族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授母语文的双语教学模式，推进少数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的方案。要求少数民族学生高中毕业达到“民汉兼通”的目标。对少数民族教师HSK的汉语水平应要求在八级以上作为上讲台的硬性条件。实践证明，汉语教学对少数民族师生汉语水平都有不小的提高，同时又有利于少数民族教学质量的提高。“民汉兼通，汉语授课”是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的关键，是少数民族教育改革的核心。因此提高少数民族教师的汉语水平，使其在课堂中熟练使用汉语，能为学生营造汉语的课堂环境和氛围，有助于学生汉语水平取得突飞猛进的增长。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发展。

第3篇

一、少数民族教育活动的生态断裂现象分析

少数民族教育活动的生态断裂现象并不是自然、经济、文化中的某一类资源能够为教育活动制造不延续性，而是指以上三类生态资源与教育活动之间没有确立一种联动共生的关系，由此为少数民族教育带来了发展障碍。首先，根据对少数民族教育的自然生态关联性分析，应认识到自然地理条件作为原初性的“随境式”教育环境对学习者的支配，因此“少数民族教育活动的自然生态范式的断裂指向少数民族地区自生性共生教育的失落”，即教育空间与教育形态的分离。瑞士著名教育学家皮亚杰认为，所有的学校教育活动都是基础教育形态的变种，如回族学校教育形态即是由田间教育、回坊教育、经堂教育一步步演变而来的。在回族古代田野教育过渡到现当代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变化的不仅仅是形态，还有空间。由于少数民族生态教育空间向社群教育空间的变化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使得教育形态创造大过一切，主要表现为对汉族教育形态的模仿，例如实施科研网拓展工程；进行国家、地方、校本课程的三级管理；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教育资源开发战略等等。工具性知识教育极大压缩了价值性知识教育的生存空间，在促使少数民族神学思维解体的同时放弃了生态环境对教育受众的自主化行为塑造，存在着矫枉过正的现象。其次，在少数民族教育活动与经济发展的生态关联性中，我们区分了经济类型与生计方式的不同影响机制，由于决定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框架的经济类型具有较长历史时期的稳定性，因此探讨少数民族教育活动与经济类型的关联性必须以整块历史时期为参照系，不符合当下教育活动的改进需要，因此我们倾向于从生计方式入手考察少数民族教育中知识控制与社会劳动分工的脱节。我国民族教育学家林耀华先生曾指出，如果将少数民族家庭的社会劳动看作一种教育，“那么它必然是一种自然的、直观的、奠基性的教育”，将其与统一性的、体系化的、课题化的当代教育模式接轨决不能照搬汉族学校教育惯常的“知识控制”手段。“知识控制”是指学校教育将社会生产中的已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流经济主张进行理论化，通过学校教育增强其知识价值的普适性，这里面几乎不涉及少数民族纺织、酿酒、栽培等传统经济知识，或者仅仅是将它们停留在认知层面，对于如何进行传统经济资源的改造利用使其成为社会共有资源往往被教育忽略了。再次，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是作为“历时态”还是“共时态”存在于教育活动之中的区别，仅就结果而言，前者（历时态）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社会大众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濒危与少数民族教育文化生态链的断裂等同，其中的误区在于人们认为少数民族文化濒危是教育自身的传承机制出了问题，实质上却不然。英国著名生态学家、教育学家埃里克阿什比曾说，传统文化的社会沿袭依赖教育的传播与借用，但对传统文化的主体接纳却不是简单的教育接触能够解决。我们可以发现当代德育教育的“礼”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大多进行了变形，不再纯粹是孔孟儒家学说中的交际礼仪，而是用来强化少数民族个体或部落的“集体协作能力”。因此看起来是教育在选择文化，其实是文化在选择教育，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活动与文化生态的断裂现象表面上是学校教育忽略了民族文化传承，实质上却是文化教育与接受主体的衔接出现了障碍。

二、少数民族教育活动的生态链接途径

少数民族教育活动的生态链接是通过修复少数民族教育与自然、经济、文化之间的联动关系，维系少数民族教育系统的生态平衡。首先，少数民族自然生态教育空间向社群教育空间的演变促使工具性知识大大压缩了价值性知识的比例，削弱了生态环境对教育受众的自主化行为塑造。因此，重建少数民族教育活动与自然生态的链接需要“从共生的角度解决教育空间与教育形态的分离”。尽管随着时展，少数民族自然崇拜让位于科技、工具理性毋庸置疑，但塑造两者的对立并不利于少数民族价值性知识的合理组织，须知在我国五四时期最为崇尚西学的年代也没有完全以科学知识代替“四书五经”，而是将它们置入“释典礼”、“成人礼”、“开学礼”等教育环节，培养学生的行为礼仪规范及治学精神。因此我国少数民族维持学校工具性知识教育与价值性知识教育的平衡需要在对现代教育思潮的适应中融入“民族教育”关于自然审美的、意识形态的或人文意蕴等方面的价值尺度，例如塔塔尔族的学位授予仪式是在田野上举行的，要求学生亲自杀猪、犁地来作为学生生涯的结束，此类自然仪式体例即是对少数民族自然生态教育空间的保留，促使教育的最终目的指向受教育者应该承担的个体责任，工具性知识与价值性知识得以衔接。少数民族教育活动的经济生态链接同样要求学校教育提升少数民族传统经济资源的价值普适性，而不是仅仅将它们作为认知性成果给予呈现。少数民族教育活动中的知识控制现象主要表现为对少数民族传统劳动技术的史料性介绍，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建设的应用性需要。对此，“任何少数民族都创造、发明过自己的科学”，例如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傣族的水利灌溉“分水器”，这些曾经在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中被广泛应用过的传统科学技术怎么才能摆脱“历史文献”整理的范畴，使其与当代自然科学教育、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充分结合呢。笔者认为，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本身便具有文科与理科的综合，例如云南少数民族旅游经济，如果纳西族传统城镇设计、哈尼族的传统梯田技术没有融合在少数民族旅游景点之中，那么少数民族旅游经济便失去了独有的魅力，因此少数民族教育活动完全可以通过综合性课程设置“促使历史经济遗迹与当下社会发展的经济价值保持一致”，而不是将它们隔离划分，这样教育才能真正担负起对传统经济技术的保护、传承与开发责任。少数民族教育活动的文化生态链接也是如此，需要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建立“共时态”的联动机制。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的文化“位育”理论认为，文化起到了将生物人与社会人结合的作用，学校教育培养的即是社会人，文化与教育的“共时态”关系旨在“致中和”，人无法放弃对自身生命的关注，“文化”辅助教育活动协调人性与社会性的冲突，笔者提倡少数民族教育的文化生态链接采用“多种族文化教育”策略而非“多元文化教育”策略。当代教育所提倡的“多元文化教育”是个模糊概念，虽然它具备文化统整、降低偏见、平等团结等开放性教育框架，但其提供给少数民族学生的价值判断却并不明确。以纳西族多元文化教育为例，纳西族学校教育通过增能校园文化来打造少数民族学生的社会公民身份，从而实现文化兼容的教育目标。然而文化生态链接并不是对不同文化的兼容并蓄，多元文化教育策略是“舍一体而倡多元”，此种教育主张抑制了少数民族自身文化发展的内在动机，暗含着传统民族文化生态断裂的危险。因此，笔者提倡以“多种族文化教育”取代“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文化的兼容并蓄，而是直面“教育如何解决传统文化取舍与现代文化迎拒的矛盾问题”。多种族文化教育是区别了民族性的文化教育，在尊重不同文明的同时也尊重文化价值判断的主体对象，使得学生文化吸收具备自身民族性的“主体立场”，提升学生主动选择文化生活的可能性而不是无止境地进行泛文化输入，更容易被少数民族学生所接受。

作者：龙雪津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学院广西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