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马克思理论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一、从“对象性存在物”的视角向“对象性活动”视角的转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以及人的劳动出发，指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人又并非像动物那样与自然物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它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感性、对象性是在劳动中产生、实现和得到确证的。鉴于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是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最根本标志。“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也正是因为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使人的本质不仅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是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更是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

在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发现了费尔巴哈思想体系的局限性，渐渐对其唯物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845年春，以批判费尔巴哈作为发挥自己理论的主要形式，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正式宣告了自己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彻底决裂，新唯物主义即哲学的诞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五条又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完全克服了费尔巴哈的错误，开宗明义地表明了“实践”是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然后又以“实践(人的感性物质活动)”的视角来考察人的本质，实现了从把人仅仅看作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到把人看作是“对象性活动”的转变。

二、从“静态的感性直观”视角向“动态的历史发展”视角转变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批评了费尔巴哈。“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这就是说，费尔巴哈所说的“类”，是一种抽掉了个别性和特殊性的普遍性，它指的是与人的社会关系无关的把许多人结合在一起的人的“共同性”，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费尔巴哈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生来就有的，默默无声地潜藏在人心深处，由许多个人以纯粹的自然方式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普遍性”并不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个人应该是彼此区别的，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像费尔巴哈认为的那样是纯粹自然的、静态的、永恒不变的。

人的本质是变化发展的，这是由规定它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决定的。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已不再用人的本质去解释历史，而是用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来解释人的本性，用实践的人代替抽象的人，强调实践的人是由物质生产及其造成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本质也不再是凝固的、静态的、永恒不变的，已转变成变化的、动态的、历史发展的。

第2篇

【摘要题】理论与方法

【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eworldisasystem.Hisresearchandanalysisonthedevelopmentrulesofhumansocietyalsocontainhissystemthinking.Usingthemethodofsystematicanalysis,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authorthinksthat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anddynamics.Theconflictamongsystemfactorscanbereducedtothedisequilibriumbetweenthedevelopmentsofea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civilization.Theworldhistorydevelopmentispushedforwardbydisequilibrium.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系统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质或精神，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世界是系统的世界，我们所涉及的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找出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一般规律，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工业和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P281)。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P86)。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P276-277)。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P276)。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

3.“世界”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P37)。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P417)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发展图式

第3篇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P281)。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P86)。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P276-277)。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P276)。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3.“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P37)。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P417)现代科学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问题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发展图式

第4篇

一、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之所以提出其人类解放理论，是与当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特别是与他对时代根本性质的认识密切相关的。那么，当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然处于现代性的时代困境之中。“现代性(modernity)意味着现代世界(现代社会或现代文明)的实质、基础、核心，意味着全都现代世界围绕着旋转的那个枢轴，一句话，意味着这个世界之本质的根据。作为这样的本质一根据，它可以被概括为两个基本支柱，即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随着现代性在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发和巩固，现代性存保留其诸如高扬人的主体性等合理性方面的同时，越来越凸显出其弊端，从而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处于诸如抽象理性、工具理性、科学主义、人生意义的丧失和生活世界的物化等种种现代性的时代困境的包同之中，导致技术的繁荣与人文的贫困、“物”的增殖与“人”的贬值、交往的普遍与殖民的相伴等社会生活世界的症状。

在马克思看来，置身于现代性时代困境的背后，并从而决定它们的存在在的基础，就是资本，它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主导原则。资本的存在论意义有：(1)资本的增殖自身的“生活本能”。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2)资本作为支配劳动及其产晶的经济权力。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是一种“普照的光”。(3)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及其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批判地说：“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他认为，“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对此又作了明确表述：“资本小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既然是一种“生产关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那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必然是，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资本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宣言》里，马克思就资本对于世界历史形成的积极意义作了高度评价。但是，作为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大师，马克思尤其对资本的消极意义，即它使现代市民社会的一切关系都成为遭受资本统治的社会关系，作了深入的批判，其目的正是为了在批判的基础上力求“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从而为“改变世界”提出解决时代困境的方案——人类解放理论。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统治的两个主要方面表现：

首先，作为社会关系的主体的人遭受了资本的统治。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说：“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马克思这里虽然使用的术语是“钱”，而不是“资本”，但是马克思这里用“钱的统治”，表达的就是“资本的统治”。资本对人的统治的消极作用体现为：其一，它会使人丧失“独立性和个性”。马克思在《******宣言》里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其二，它还会使人的生命化为物质力量。正如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统治使得“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最。”其三，它会使人在精神上遭受异化，盲目崇拜资本的统治。马克思形象地用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作了说明。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的特殊表现形式的商品看似简单，实则“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它的谜一般的性质就是它的“商品拜物教”性质，是山现代资本所支配的商品生产过程造成的；商品拜物教性质“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存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而货币的中介运动使得商品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从而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

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在货币转化为资本后，人们把资本的价值增殖能力虚幻地看成资本的魔力，所以，资本生息能力又自然使资本拜物教的产生成为可能。

其次，资本的统治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成为现代条件下的普遍统治因素。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统治使自然科学从属于它；使分工受到了它的制约从而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即一切关系都被资本物化了。存《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还认为资本的统治是通过构成一个个体系，来形成对整个社会的统治的。他说：“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而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马克思又明确指出，资本的统治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物化，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人与物的关系。他说：“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总之，马克思通过其深入地批判分析，从而洞察并阐明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根本性质，即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关系都成为遭受资本统治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的如此理解是立基于资本存在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情状，而不是“空穴来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作出了高度评价：“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命运。因此有必要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去思此天命。……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

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交谈。”

正是由于马克思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统治的根本性质的把捉，才为其人类解放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地，从而也使其人类解放理论具有巨大的历史感。

二、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提出及其为人类解放理论确定的任务

马克思是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其人类解放理论的。在该文的第一部分中，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错误在于：他混淆了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他“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其次，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错误住于：他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鲍威尔“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一般国家’，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出的条件只能说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全人类解放混淆了起来”。当时所谓的政治解放，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政治解放是“人民所排斥的那种国家制度即****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马克思并不否认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步性，比如它在当时反对了封建々制、反对了教会特权等等，所以他指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是，马克思更强调指出，政治解放终究还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政治解放有它的限度，

即使它可以使国家成为共和国，但仍不能使组成国家的人成为自由人，就是说他们仍然会受着宗教的限制。同时，马克思批判鲍威尔在谈政治解放时根本没有提到“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这个冲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这个分裂”，从而也就没有看到政治解放必然导致“人分为公人和私人的这种二重化”，即在政治生活中把人变成公民、法人，但在经济生活中却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驱使人成为“利己主义的人”。因此，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所解放的当然不是全人类，而只是使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成为即资产阶级获得自己的解放而已。既然政治解放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那么真正的人类解放是什么呢?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的第二部分中，马克思对这一问题作了解答。马克思分析了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世俗偶像是：做生意；世俗上帝是：金钱。因而犹太人的解放，当是“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中获得解放。”而就整个犹太社会来说，“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犹太”指的就是金钱，“从犹太中获得解放”指的就是人类从做生意、从金钱势力下解放出来。为什么马克思说人类解放就是从犹太——钱中获得解放呢?因为“我们在犹太中看到了一般性的现代的因素”，这样，在“钱的统治下”，会使人们在世界观上，表现为“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和“对于理论、艺术、历史的蔑视和对于作为自我目的的人的蔑视”，等等。马克思认为，拜物教远小能把人提高到自身感觉欲望之上，相反地，它却是“感觉欲望的宗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的第一部分中所指的“政治解放并没有消灭人的实际的宗教观念，而且它也小想消灭这种观念”中的“宗教观念”，其实质就是——“钱的统治”即资本统治下的金钱拜物教——这样一种宗教的观念。而资本统治下的金钱拜物教，就是人受到了物的异化的统治，“物的异化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人类解放，就是“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易言之，马克思为人类解放理论确定的任务就是，把人从资本的统治这一现代性困境中解放出来。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其他文章里，也作了论说。比如，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继续就犹太人的解放对人类解放的任务作了发挥，他强调，“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应该删解为“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这种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他这里所谈的“犹太本质”、“货币制度”无疑指的就是资本的统治。又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还指出：“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这里“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无疑指的也就是资本的统治。人类解放的任务就是：要解放资本的统治，重新确立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

以上论述表明，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提出是针对资本的统治及其所带来的现代性困境。马克思为人类解放理论确定的任务就是解放资本的统治，疗治现代性，把人类从资本统治这一现代性困境中解放出来。

三、人类解放的力量、条件、实现方式和未来理想

马克思在提出人类解放理论并为人类解放理论确定了任务之后，还就人类解放的力量、条件、实现方式和未来理想等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作为人类解放的实际可能性的阶级力量何在?马克思认为人类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一般的不公正”的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要同国家制度的“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形成一个“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的领域。马克思这里所提到的“被戴上彻底的锁链”、“一般的不公正”、“制度的前提”，指的就是人所遭受的资本统治这一现代性困境的束缚。而无产阶级虽说是诞生于市民社会之中的，但却被剥夺了市民社会成员的资格和权利，从而具有既诞生于市民社会中又处于市民社会之外的特性，山此，其受到的资本统治的束缚最深重，也正因为此，马克思才理所当然地把无产阶级看成人类解放的阶级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问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在其后来的文本中作了更明确的揭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于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异化劳动”认识到，“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换言之，人类之所以要解放，就是因为人类受到了资本统治的“奴役”，而这一“奴役”凸显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指出，正是因为无产阶级受到了资本统治的奴役，导致在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人失去了自己”，而且还直接由于贫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人类解放的条件是什么?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继续分析道，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和解放个人类，必须以“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为前提。马克思的意思是说，无产阶级要真正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必须以消灭产生违反人性——资本统治下的物化

的社会关系的奴役——的生活条件为前提。马克思还指明了“私有财产”使得人类必然遭受资本统治的束缚，从而束缚了“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人类解放其被束缚的“感觉和特性”，使它们再“变成人的”。另外，马克思指认了自然科学在资本统治的作用下的局限性，它使人类小得不“非人化”；但也指认自然科学的进步是人类解放的条件，它毕竟是在“为人的解放作准备”。马克思还认为，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而只有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普遍的程度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那时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个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南的生活活动；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

人类解放的现实实现方式和未来理想是什么?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解放的现实实现方式是“********的现实的产生活动”。马克思认为，“********的现实的产生活动”，“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阶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呢?它是一个真正解决由于资本统治所导致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问的斗争”的活动的环节，表明了“********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其实就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一种活动。又因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所以，“‘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所以，“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资本统治对个人力量的宰制、限制；要消灭这种宰制和限制，不能通过消灭观念的方法，而只能通过人类解放的活动，通过解放资本的束缚才可能做到。人类解放的未来理想是什么?是一个“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高级阶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论述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时，实际上对此问题作了解答。那里，马克思所指的第二大形态就是建立在资本统治基础上的现代市民社会，这样的社会，人在身份上有“独立性”，但是却“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这表明，马克思一方面再次强调了在现代社会资本统治的历史必然件，另一方面，人类解放——资本统治的解放，其彻底实现的标志。是人类进入第三个阶段——********社会高级阶段，而“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意思是“第二阶段”——现代社会，要通过人类解放的每一步现实活动，从而“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由此实现彻底的人类解放，进入********社会高级阶段。

第5篇

一、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界定

对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进行研究，自然离不开对它的涵义的理解。涵义理解的不同，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差异。因此，涵义理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综合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要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首先要把握社会的自我意识。而社会的自我意识，又分为社会的自我肯定意识和社会的自我否定意识。社会自我意识的肯定方面要解决的是如何维持现状的问题，而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否定方面则要解决如何超越现状的问题。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属于社会的自我否定意识，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实现对资本主义存在合理性的追问。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批判理论是反思性的历史认识、评价活动。哲学的反思以间接性为特点，但它是对理论性间接反思的二重否定，它不仅通过事物的内部矛盾使事物的本质显现出来，而且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反思社会的，是对社会进行的最一般、最抽象的哲学批判活动。因此社会批判的首要条件应当是社会必须处于将自己最丰富的具体展现出来的时期，即社会的成熟时期。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就是从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两个前提是：1.人类趋向于变革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发展；2.人类社会生活趋向于普遍的丰富性、多样化。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以这两个理论假设为依托，建立在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对某一具体事物向人类普遍进步方向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进行揭示。具体地说，就是指从某一事物本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出发，考察并揭示这一事物在以上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意义方面纳入事物一般运作规律的可能性。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批判来说，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在以上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意义方面被纳入到人类社会历史运行规律——即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规律——一般的现实可能性。

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不是针对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理论，而是统摄全局的一个思想主旨。批判不只是单纯的否定，而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不是指社会的单方面发展，而是指社会发展与理论发展的统一。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理论与现实的相互监督、相互批判，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实现社会的发展、理论的完善，在互动中实现双赢。因此，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界定应坚持全面、辩证、发展的原则，把对社会的批判和对理论自身的批判结合起来，揭示贯穿于马克思理论总体中的批判精神。

二、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容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博大精深，如何从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勾勒出社会批判理论的框架与内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角度，因而也必然有不同的观点与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过程的自我批判，即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对其否定的理解，把任何一个特定的阶段当作过程去理解；二是理论上的自我批判，从认识论角度探讨马克思是如何超越同时代人的思想，其本身如何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过程；三是从主体角度对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批判。

第二，认为可以把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归纳为“四阶段五假设批判模式”。首先是社会批判理论前提的确立(即A阶段)。在这一阶段上，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物质存在决定精神意识(a)。其次是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锻造阶段(即B阶段)。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从基始性唯物主义到方法论唯物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这里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设，事物处于不断生成与灭亡的过程中(b)；事物处于系统联系之中(c)。这两个理论假设是方法论唯物主义作为分析方法得以成立的一般性理论假设，它们分别是“历史的”与“具体的”这两个规定性的理论依据。再次是具体的现实性分析阶段(即C阶段)。这同时包括对事物本身特殊规律和对事物所属的一般过程的规律性分析。最后是批判阶段(即D阶段)，这一阶段是哲学批判的历时性、暂时性完成。它也隐含有两个理论假设：人类趋向于变革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发展(d)和人类社会生活趋向于普遍的丰富性、多样化(e)。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四个阶段五个假设是最少思辨、又最接近现实的，这正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魅力之所在。

第三，认为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识是马克思学说的灵魂。回顾马克思毕生的理论活动或浏览一下他的全部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开的。例如：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对物化和异化的批判、对蒲鲁东的批判、对拉萨尔的批判、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对形形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批判、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等等。可以断言，马克思通过毕生的批判活动完全实践了他早年为自己规定的历史使命：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第四，认为马克思通过对其早期文本思想的批判与超越，完成了一系列内在的逻辑转换，进而建构起了科学的社会批判学说。具体表现在：在哲学上，马克思扬弃了人本学的异化逻辑，从黑格尔关于社会关系矛盾分析的历史辩证法中，生发出现实的批判张力；在经济学上，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非历史性思维方式，引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与批判。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融科学实证分析与价值理想追求于一体的社会历史学说，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开的，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识构成了他的学说的灵魂。正如他本人指出的那样：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事物，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批判理论构成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对于这一点来说，学界是无疑义的。问题的分歧在于探讨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从哪个角度更能恰如其分地概括马克思的思想，理清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我认为问题的切入点还应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为灵魂，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解剖，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把握。马克思的学说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正是在“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进程中，在对理论自身不断批判、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的学说不断走向成熟。社会与理论的互动构成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形成的全过程，批判精神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因此，在实践中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我们把握马克思思想真谛的现实途径。三、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

以怀疑与反思为本质特征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理论所独具的思想魅力。然而囿于马克思著作之丰，内容之巨，人们对其社会批判理论特征的把握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活动基本上经历着两步回溯或还原过程：第一，从表面现象向深层本质的回溯或还原。马克思习惯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区分出现象与本质、表层存在与深层存在、上层建筑与基础等等，然后从本质、深层存在和基础出发去对现象、表层存在或上层建筑作出价值学判断，说明后者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揭示其局限性和消极方面，指出其被超越与扬弃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由一般本质向人的活动的回溯或还原。他在做了第一步回溯或还原之后，没有停留于此，没有把这些深层的和本质的存在或基础当作给定的和终极的实在，而是进一步揭示这些存在或基础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从而把它们回溯或还原到人的基本活动，即劳动或实践的层面上。从人的劳动或实践活动出发，扬弃各种社会历史存在的给定性和自在性，这是马克思全部批判意识的基点。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有两个主要特点：1.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所谓科学批判，是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科学的批判；所谓价值批判，是指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以实证事实为根据，揭示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不合理性。科学批判与价值批判是有机统一的。2.批判与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从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得出其否定性的理解。从社会发展角度分析，就是揭示事物自身内在矛盾的发展，从对现存事物的内在矛盾中找到自我否定的力量。所以，这种发展本身也是一种自我超越，因而也是一种批判。马克思是批判中包含着自我发展，发展中又体现着批判，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总之，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既是科学的，又是彻底的。

一种观点认为，经典作家批判性论辩的特点在方法论上为我们的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启迪。这些特点有：1.坚持实践是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与源泉；2.坚持哲学前提和现实前提双重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3.坚持多学科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4.坚持不断扬弃和反复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总之，批判性视角是深化对哲学理解的一个重要视角。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同于其他非理论、非专门化的批判活动，这些批判往往具有自发性、随意性，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则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是建立在实践性、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些特点构筑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使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独具特色。

四、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其他批判理论的区别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他对社会的一种深刻反思，是他探索人类命运的一种不懈尝试。但西方学者在赞同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片面的阐发，使马克思哲学中固有的丰富性与完整性日益走向片面与狭隘。因此，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

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早期社会批判理论把“批判理论”作为的代名词，认为只有抓住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才能恢复的本质。“批判”不仅意味着对现存学说在理论上的变革，而且还要批判地分析现存社会以导致社会的变革。但是这种理论不是把自己置身于社会专门化劳动过程之中，而是置身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之外。它的目的不是要维护现存社会的秩序，而是要破坏一切既定的东西，以证明它的不合理性和不真实性。而且这种社会批判理论把人看作全部历史生活的生产者，所运用的方法仍然是主体性原则和抽象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新批判理论的区别在于：1.两种批判理论由于对社会动力结构的不同认识，使批判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新理论家们不是通过分析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的发展，而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归结为日益发展的文化、科学技术对人的本性的压抑。因此他们以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等来取代马克思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两种批判理论选择了不同的革命主体。新流派的批判家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现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改变了马克思所处时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从而使革命的主体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认为，革命的主体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工人阶级，而是知识分子。3.这两种批判理论采取了不同的革命策略。马克思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下，主要采取了暴力夺取政权的措施，而新理论家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时期，则采取了文化心理革命的方式。

持批判精神学说的还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这种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列斐弗尔，他力图把马克思的学说改造成一种以现代人的异化为出发点的日常生活批判。在他看来，日常生活批判就是向人们揭示：控制消费的官僚机器已经广泛地渗透到每个人的经验深处，消除异化的设想必须从自我改造入手，使人们克服社会制度的网络影响，去掉国家机器的物化和神秘性的外罩，认识到国家机器作为人类行为方式的真正起源，以此削弱现代官僚生活的普遍性和合理性。日常生活批判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分析它，就是要揭穿日常生活的虚假性，撩开异化现实的面纱。

乍看起来，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似乎弘扬了的社会批判精神，但实际上它们把的科学精神与批判精神割裂开来，片面地弘扬了批判的一面，而失去了哲学的科学本性。它们以对个人的重视压倒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以主体性的研究取代科学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它们把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变成了一种不加区别的总体性价值人本学批判，最终无法逃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窠臼。这种对片面的曲解并不能切中当代资本主义的要害，从而使它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离的真实内涵越来越远，而成为一种从根本上不同于的社会批判理论。

五、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性

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进行研究，不仅对于进一步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揭示蕴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深刻内涵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认识处于科技困境之中的西方工业社会，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铺路搭桥，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服务于现代社会，学界有如下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人类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在人的活动之外寻找终极的和绝对的实体来作为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据，如自然、逻各斯、上帝、理性、技术、绝对理念等等。而在近现代的历史演进中，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上帝、理性、技术等支柱相继坍塌或动摇。因此，以怀疑和反思为本质特征的批判意识必然增强。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日益膨胀的政治机构、失控和自律发展的技术等异化的社会力量。处在深刻变化危机中的人类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和行为本身进行批判性的检讨和反思。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意义在于：它克服了西方者对哲学所做的“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片面解读，实现了对实证科学与人本主义的内在整合与超越，并在新的基点上实现了科学认识方法与价值认识方法的辩证统一，这一新的基点就是社会实践。这种从社会生活中生发出的社会批判力是其他学者所不能达到的，而这恰恰是的生命力所在。

一种观点认为，批判意识的发扬无论是对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新危机，还是对处在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均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哲学既应有超然于尘世的冷静，又要有立足于生活的现实；用批判的眼光，指出现实的弊端，刺痛时下一些日渐麻木、沉溺于物质追求与感官享乐的神经，使人们不致在吵吵嚷嚷的日常生活中迷失方向，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安顿；为促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帮助人们去实现公正、合理、人道的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具有重大意义。

蕴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那种深刻的批判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思想资源。正如凯尔纳所强调的：包含着发展现时代的一种批判理论的源泉。深刻挖掘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根源，发现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精神实质，对于我们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理解马克思，用马克思思想的精神来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陈先达.被肢解的马克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张奎良.跨世纪的哲学回响[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

[4]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5]俞吾金.实践诠释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6]吕世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孙麾.批判性论辩的科学价值[J].哲学研究，1997，(6).

[8]仰海峰.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科学视界[J].哲学研究，1997，(8).

[9]车玉玲.从社会政治批判到文化批判[J].求是学刊，1996，(4).

[10]卞绍斌.唯物史观：纯粹实证科学还是哲学的社会批判学说[J].理论探讨，1998，(6).

[11]赵泳.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J].教学与研究，1994，(3).

[12]程家明.社会自我批判与超越[J].江汉论坛，1995，(6).

[13]李亚宁，王仲士.关于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的思想[J].四川大学学报，1995，(4).

[14]刘冰.科学的批判[J].广西社会科学，1997，(2).

第6篇

关键词：一般均衡；价值规律；自由竟争

Abstract:Thegeneralequilibriumtheoryisnotthepatentofwesterneconomics.Beforewalras,Marxhadexpoundedtherelationbetweengeneralequilibriumandparetooptimum,thenatureofexistenceandstabilityofgeneralequilibriumminutely,andputforwardsystematicalgeneralequilibriumtheorythereby.AlthouthMarxiangeneralequilibriumtheoryhasnotobtainedastrictform,itisdeeperthanthewesterngeneralequilibriumincontent.

Keywords:Generalequilibrium;Lawofvalue;Freecopetition

在中外经济学界，一提起一般均衡理论，人们就会立即想到瓦尔拉斯体系和阿罗—德布鲁模型。这样，一般均衡理论似乎就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专利。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在瓦尔拉斯之前，马克思就深入分析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对一般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等问题，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从而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一般均衡理论。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虽然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但它的提出不仅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早，而且在思想上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深刻得多。

一、一般均衡与帕累托最优

在经济学中，均衡的严格意义是指经济主体行为的相互一致。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就说明卖者的销售行为和买者的购买行为相互一致，市场实现局部均衡。如果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同时相等，就说明所有卖者的销售行为和所有卖者的购买行为相互一致，市场就达到一般均衡(1)。马克思十分重视一般均衡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他明确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2)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总劳动量根据不同的社会需要量在不同产品生产之间按比例进行分配的问题，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必需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基本经济问题，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社会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的具体形式会有所不同。显然，如果社会总劳动量按不同产品的社会需要量进行了正确的分配，那么，各种产品的社会供应量和社会需要量就都相等，人们对所有产品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就是严格一致的。因此，社会总劳动量按正确的比例在不同产品之间分配的状态，实际上就是一般均衡状态。

以上所述是一般均衡最一般的含义，它对任何社会都是适用的。在商品经济社会，一般均衡将采取某种特殊的形式。“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3)这是因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产品取得了商品的形式。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商品生产者都是独立地进行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劳动产品也归生产者自己占有和支配，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私人的性质，是私人劳动。“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4)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商品生产者又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赖的，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了社会总劳动，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又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私人劳动的这种社会性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5)私人劳动的这二重社会性质，前者反映为产品必须对别人有用，后者反映为产品必须具有共同的社会实体。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是矛盾的，这种矛盾表现在：作为私人劳动，生产纯属个人的私事，生产者可以自由支配生产，产品也归私人所有；作为社会劳动，他的生产不能离开社会来进行，他的产品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一矛盾只能通过商品交换来解决。如果商品生产者能顺利地把商品卖出去，他所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可实现为社会的使用价值，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就得到解决。反之，如果商品卖不出去，那就说明，尽管他的商品是为社会生产的，但事实上社会并不需要，他的私人劳动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不能实现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就不能得到解决。因此，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个基本矛盾，使得支配资源配置的依社会需要量“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取得了价值规律的形式。

价值规律实际上表明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实现为社会劳动的数量界限。因为价值规律首先是关于商品价值决定和实现的规律。而商品的价值决定和实现，实际上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单个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和实现问题。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看作人类劳动的凝结，认为商品的价值量应该用它所包含的人类劳动的量来计量，后者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但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时间，不是个别生产者生产商品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6)这就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个层次是某种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和实现问题。在论述这个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首先指出了提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必要性。他写道：“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当我们只是说到单个商品时，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对这种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而用不着进一步考察这个有待满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因此，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会需要的量。”(7)这个“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8)如果把一个部门生产的商品总量当作一个商品来看，它的价值就由该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指将社会所支配的总劳动量，按照对每种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按比例地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每个生产部门依此分配的劳动量，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才是社会必要劳动量。“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是才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9)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数量，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大，那么这种商品生产上耗费的社会劳动量就有一部分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实际实现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这个商品量必然要低于它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卖不出去。与此同时，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量，同要由这种商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这些商品在市场上实际实现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们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大得多，这些商品必然要高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它们的一部分社会需要甚至不能得到满足。只有当生产所有商品的社会劳动量都是按社会需要量所决定的正确比例进行分配时，这些商品生产上耗费的社会劳动量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些商品才能全部按市场价值出售。此时，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市场处于一般均衡状态。当一般均衡实现时，资源的配置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不可能在不减少其他商品产出的情况下增加某种商品的产出。因此，一般均衡状态是帕累托最优的。

二、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马克思在论述一般均衡的含义时，实际上提出了价值体系和均衡价格体系的概念。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价值是商品的内在属性，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一个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交换过程中，通过与之相交换的另一个商品才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中，一个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与之相交换的货币来表现的。因此，价格是商品内在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商品的社会价值或市场价值，就其表现形式来看，也就是商品的市场价格。当各种商品的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恰好相等时，各种商品就按各自的市场价值出售，这样的一组市场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体系。因为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所以，各种商品按与各自的市场价值出售，实际上就是按与各自的市场价值相一致的市场价格出售。因为这样的一组市场价格保证了所有市场同时出清，所以，这组市场价格实际上就是均衡价格体系。

那么，这样的一组均衡价格在理论上是否存在呢？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价格是商品内在价值的外在表现，均衡价格是和价值相一致时的市场价格，各种商品的均衡价格是和各自的市场价值严格一致的。因此，均衡价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价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而商品按价值出售意味着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市场价值出售。”(10)“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时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11)因此，价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又可归结为各种商品供给和需求同时相等的可能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供给和需求相等的条件是在商品生产上分配的社会劳动量和商品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对某一种商品来说，“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12)对所有商品来说，“如果这种分工（指社会分工——引者）是按比例进行的，那末，不同类产品就按它们的价值（后来发展为按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这种价格是由一般规律决定的这些价值或生产价格的变形。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末，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殊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13)因此，均衡价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可以进一步归结为社会总劳动按不同社会需要的比例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可能性问题。那么，社会是否可能作到按由各种商品的社会需要量所决定的正确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量呢？

在马克思看来，至少从理论上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是因为，如果经济社会根本不能作到依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时间，那就等于说经济社会天生就是不稳定的，总是处于供需失衡状态，资源配置永远不可能达到最优状态，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这一提法本身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价值规律自发的、事后的调节作用，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有逐步接近其均衡价格的趋势。他指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14)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商品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保持均衡，从而各种商品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相一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经常趋势”；第二，这种保持均衡的“经常趋势”是通过各种商品的供求失衡，通过各种商品市场价格对均衡价格的不断偏离而实现的。商品的市场价格以价值或均衡价格为中心而上下波动，不仅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且是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的唯一可能的表现形式。“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15)

马克思不仅肯定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而且在论述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时，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瓦尔拉斯定理的重要思想。在马克思看来，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产品各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因为社会产品的全部实现，意味着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已经全部转移到需要它们的各个购买者手中。如果社会产品可以全部实现，那么社会产品就可在价值形态上补偿生产中消耗掉的全部资本价值，同时在实物形态上补偿生产和生活中所消耗的全部物质资料，社会产品各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就可全部得到解决。所以，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而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也就是社会产品总供求的均衡问题。只要社会产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均衡的，那么社会产品价值的实现就不成问题，社会总劳动就能全部得到社会的承认。只要社会总劳动是根据社会对各种商品的需要按比例地进行分配的，那么，各种商品就都能实现供求均衡，社会产品的总供求就可以实现均衡，社会总劳动消耗就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社会资本再生产就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如果社会总劳动不是根据社会对各种商品的需要按比例地进行分配的，就会导致一部分商品就会供过于求，另一部分商品求过于供，社会产品的总供求就不能达到均衡，此时，社会产品各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社会资本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可见，各种商品同时实现供求均衡，是社会总产品实现总供求均衡的充要条件。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生产n种商品，社会产品实现了总供求均衡，同时n-1种商品实现了供求均衡，那么第n种商品也必然实现供求均衡。

三、一般均衡的稳定性

如果一般均衡是存在的，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果经济体系最初不处于一般均衡状态，它能否实现一般均衡？或者说，如果经济体系偏离了一般均衡状态，它能否恢复到均衡状态？马克思在评价布阿吉尔贝尔的劳动价值论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布阿吉尔贝尔是经济学说史上最先提出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经济学家，从而也是最先认识到一般均衡重要性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社会生产各部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要使国民经济保持健康发展，就必须使这些部门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各种商品按由劳动耗费决定的“真正价值”进行交换，是实现这种比例关系的前提；自由竟争是实现各种商品按“真正价值”相交换的社会过程。马克思对布阿吉尔贝尔的这种见解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写道：“布阿吉尔贝尔就他在这方面（指劳动价值论——引者）来说，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是事实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用个人劳动时间在各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并且把自由竟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16)这说明，在马克思看来，通过自由竟争的社会过程，价值规律可使社会总劳动按正确比例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论述了自由竟争实现一般均衡的机制——自由竟争调节社会总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实际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总量都是个既定的量，因此，按社会需要量正确地分配给各个生产部门的社会劳动量之间，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由此决定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之间，也存在相应的比例关系。所以，各种商品的市场价值和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商品的均衡价格，都具有相对的意义。这样，如果某些商品生产上分配的社会劳动量过多，则另外一些商品生产上所分配的社会劳动量就必然过少。其结果，前一类商品供过于求，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将把商品的市场价格抬高到市场价值以下，后一类商品求过于供，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将把市场价格压低到市场价值以上。结果，前后一类商品市场价格的下降将导致生产条件较差的商品生产者退出市场，使这类商品的生产和供给减少。另一方面，这类商品市场价格的降低又会导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加。总的结果是，这类商品的供给将比原来减少，需求将比原来增加，市场价值也将比初始水平略高。对后一类商品来说，市场价格的上升导致生产条件较差的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使这类商品的生产和供给量增加。另一方面，这类商品的市场价格提高又会导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减少。总的结果是，这类商品的供给将比原来增加，需求将比原来减少，市场价值也将比初始水平略低。这一过程将一直进行到所有市场同时出清，所有商品的市场价格都达到市场价值的水平为止。因此，在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下，经济体系确实有达到一般均衡的客观趋势。

上述自由竞争实现一般均衡的过程，是在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下，通过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趋向其市场价值来实现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个机制只适合于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一机制会发生部分的变异。他指出，“如果商品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那就象已经说过的那样，不同生产部门由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的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资本会从利润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较高的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17)这段话包含这样几层含义：第一，在剩余价值率相等的条件下，不同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由于有机构成不同，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同，其利润率也必然不同；第二，各部门利润率的差别将导致部门之间的竞争，使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第三，部门之间的竞争和由此引起的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将使社会总劳动在各生产部门进行重新分配；第四，这个过程将导致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从而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因此，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后，自由竟争实现一般均衡的过程，是通过市场价格与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使市场价格趋向于生产价格而不是市场价值来实现的。不过，由于社会的生产价格总额和价值总额相等，同时价值的变动调节着生产价格的变动，所以，生产价格对市场价值的偏离以及生产价格对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是价值规律作用形式的变化。

尽管马克思承认，在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下，经济体系有达到一般均衡的趋势，但他又认为，经济体系由失衡到均衡的调整过程，是一个充满摩擦的过程。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18)在发达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生产者只有通过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因此，商品的供求失调是一种经常性的状态，一般均衡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的。在达到一般均衡之前，一些商品供给过多，而另一些商品则供给过少。在前一种场合，一部分社会劳动被浪费掉了，在后一种场合，又有一部分社会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在这两种场合，商品交换都只能在“错误的”的价格上进行。在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下，资本主义经济不仅会导致结构性的失衡，而且会导致总量性的失衡。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贫富两极分化，贫富两极分化使广大群众的消费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从而导致总的有效需求不足，引发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状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9)经济危机的存在及其导致的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表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尽管市场经济是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但它又是一种有缺陷的经济制度。

四、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与西方一般均衡理论的比较

前面的论述表明，马克思对与一般均衡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一般均衡理论。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与西方一般均衡理论在含盖的内容上是基本相同的，都涉及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一般均衡与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但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理论基础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基础是均衡价格论，均衡价格论主要关注的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不同商品相对价格的确定问题。这种相对价格不仅取决于商品本身的供求关系，而且取决于相关商品的价格，从而取决于相关商品的供求关系。这种均衡价格论只是停留在价格的现象形态上，它不涉及价格的内容——价值及价值的实体和本质等问题，因而是一种没有价值论作基础的价格论。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对这个理论来说，价值的实体和本质是价值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马克思把价值视为商品经济所特有的一个范畴，并从分析价值的现象形态——交换价值出发，指出价值是进入交换的所有商品包含的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劳动——一般人类劳动。这样，马克思就把价值的实体归结为一般人类劳动，认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只是个现象，其本质是商品生产者之间劳动与劳动的交换。这样，通过对商品价值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被商品交换这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深刻得多。

第二，分析方法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是由瓦尔拉斯最初提出的，后来经过帕累托、希克斯、诺伊曼、阿罗、德布鲁和麦肯齐等人的改进和发展，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从它产生至今，始终注重运用数学方法，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及效率性等问题进行严格的证明。马克思十分重视对数学方法的运用，他在分析一些理论问题，例如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的时候，也运用了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但是，由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定性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过渡性，因此，他主要是对与一般均衡有关的问题进行文字说明和理论论证，而没有像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用高深的数学方法对一般均衡进行严格的证明。因此，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尽管这一理论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对一般均衡稳定性的看法不同。由于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和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对一般均衡稳定性的看法也就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的目的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而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的目的则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因此，尽管西方一般均衡理论也认识到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不一致和非市场出清的可能性，但是由于这个理论把一般均衡的稳定性绝对化，所以，它总是试图在理论上寻找避免非市场出清条件下出现交易的可能性。为此，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是设想存在一种机制使得人们根本不可能在错误的价格上进行交易，二是设想价格的调整过程是如此迅速以致于人们来不及进行“错误的”交易。前一设想就是瓦尔拉斯和埃奇渥斯的“重订契约特权”，后一种设想就是马歇尔的“瞬时调整过程”。然而，无论是“重订契约特权”还是“瞬时调整过程”，都不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前者，人们不知道那位全能的“价格制定人”是谁，也不知道谁可以赋予交易者以“特权”。对于后者，信息的不完全和信息成本不为零决定了价格调整的速度不会很大，更不用说接近无限了。如果交易者没有“特权”的保护，而价格调整的速度又不会很快，那么在非均衡出现之后和调整到均衡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就一定会出现市场非结清条件下的“错误”交易。因此，西方学者所谓的一般均衡，只不过是一种与现实经济生活无关的假想状态。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则认为，一般均衡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均衡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的，现实的状态往往是一般非均衡，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往往是不一致的。但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的不一致，或者说，市场价格围绕均衡价格的上下波动，不是说明价值规律失效，而正是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的表现形式。在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下，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具有一种不断逼近其均衡价格的经常性趋势。因此，一般均衡是可以达到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但是，一般非均衡向一般均衡的调整是一个充满摩擦的动态过程。因此，市场经济又是一种有缺陷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更现实，也更能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

最后，对市场经济命运的看法不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价格调节机制假设交易费用为零，认为一般均衡的实现是无摩擦的，市场经济是完全有效的，对经济运行进行社会调节是不必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而且应该一直存在下去。这显然是一种把市场经济理想化的做法。在这种做法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信念，即不能承认市场经济有缺陷，如果承认它有缺陷，就等于承认要抛弃市场经济。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则认为，一般均衡作为一种趋势是存在的，但通过价格机制的自动调节实现一般均衡的过程是有摩擦、有成本的。因此，市场经济是可行的，但它又是有缺陷的，即存在“市场失灵”。这突出表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危机，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经济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表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经济的这种局限性，只有通过计划经济才能得到消除。“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20)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是一种可行的和有缺陷的经济制度的看法，已被大量经验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但有三个问题马克思似乎不曾考虑过：第一，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有缺陷的经济制度，那么它的缺陷可否通过某种改良的方式，如政府的宏观调控，至少部分地加以克服？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可以得到大量事实的支持。第二，如果代替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是可行的，那么它是否就没有任何缺陷？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考虑的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计划经济模式(21)，而是现实存在的计划经济，那么回答似乎应该是否定的。第三，如果没有一种现实存在的经济制度是“理想”的，那么经济制度的优劣就只是相对的。因此，进一步的问题似乎应该是，判断和选择经济制度的标准是什么？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明确的，即经济制度只能根据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来判断。就此而论，大量的经验事实明显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市场经济虽然有缺点，但它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的经济制度。

注释

(1)这个定义没有考虑自由物品的情况。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8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8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5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90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2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6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717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1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9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5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94页。

(15)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5页。

(1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2年，第43~44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8~219页。

(1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9页。

(1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48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9页。马克思认为，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社会的一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同所有。而这又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容纳的生产力都得到充分发挥为前提。“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页。

(21)马克思所说的计划经济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对一种并不存在的经济制度进行判断似乎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主要参考文献

(1)哈尔·瓦里安，《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

(2)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0年。

(3)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1996年。

(4)鲁有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

(5)汤在新，《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0年。

(6)汤在新，《〈资本论〉续篇探索》，中国金融出版社，北京，1995年。

(7)刘涤源、谭崇台，《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1990年。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1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

(11)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第7篇

【关键词】分配/劳动力价值/工资

【正文】

劳动力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和利润率理论的组成部分。国外某些学者为了否定马克思的学说，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提出了种种非难。本文现以罗宾逊、大卫·P·莱文等人的观点为代表进行评析，旨在说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一致的，不存在国外某些学者所说的相互矛盾。

一、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完全是一个虚构

罗宾逊在《资本主义、冲突和通货膨胀》一书的第七章《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中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存在着三个不一致的劳动力价值的定义。第一个定义是《资本论》第1卷中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由劳动力的生产成本来决定，即“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1](P146)。第二个定义是劳动力的价值由传统的生活水平来决定。罗宾逊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包含着和道德的因素，就是指劳动力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存在的劳动力价值的第三个定义是：“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的实际确定总是依供给和需求为转移。我所说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殖民地国家里，供求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国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在那里，资本用尽一切，也不能制止劳动市场往往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陷入空虚的情况。”[1](P146)罗宾逊认为：“这段话提出，劳动力的价值是诱使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寻找工作或留下来工作最少需要的工资。这样一个工资，必须保障生活标准起码等于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或别的什么地方的水平。”罗宾逊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不仅内容不一致，而且量也不同。[2](P242-244)其实，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

1.所谓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存在的三个定义完全是一种虚构。

罗宾逊等人所说的马克思的三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劳动力价值构成要素的论述的割裂。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定义的论述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存在三个相互矛盾的定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一种是历史的或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一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1](P165)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罗宾逊等人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的第一个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第二个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第三个定义是根本不存在的，从罗宾逊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只是在举例说明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在给劳动力价值下定义。

2.所谓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存在不一致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生理要素与历史或社会要素共同决定，二者不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劳动力价值必须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因此，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了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即资本主义的工资不能低于这个水平，否则，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就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差别。生理要素是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基础，历史或社会要素则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社会和时代的内容。与此相联系，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也取决于这两种要素的变化。从生理要素来看，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由于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差别不大，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从历史或社会要素来看，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在生活资料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因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劳动力价值中包含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具有弹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界限以外什么也不会剩下。”[1](P165)

3.所谓三个劳动力价值定义反映的量上不一致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与历史或社会要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决定劳动力价值量上，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物质内容，没有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就没有赖以体现的物质基础。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决定着生活资料的范围，没有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就会成为超越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的物质产品的堆砌。因此，不存在罗宾逊所说的第一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量上小于第二个劳动力价值定义的。

二、劳动力价值是决定工资的基础的观点与“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并不矛盾

大卫·P·莱文把马克思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条件下，因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的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分析，无条件地一般化，并从中得出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与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相矛盾的结论。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时，指出“资本积累通过对工资产生向上压力而让劳动力获得益处，使工人‘自己的享受范围’扩大”，“在这个意义上工资就起着调节机制的作用。‘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价格重新降到适合于资本增殖的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在概括上述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时，马克思还指出：“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3](P680)但马克思又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据此，大卫·P·莱文断言：“通过这些分析，马克思实际上放弃了生存工资和劳动力价值的思想，而把收入分配的决定看成了产出、价格和投资理论的一部分。”[4](P53)这是以“两种形式出现，首先一种是通过确定独立于产品、价格和投资的劳动力价值，来解决分配问题；第二种则与此相反，它根据不断发展中的资本积累需求来确定工资”[4](P53)。

所谓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矛盾并不存在。

1.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适用历史阶段不同。

马克思关于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的论述，是就资本积累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积累对工资的影响而言的，不是指决定工资运动的全部原因。马克思指出：“以上我们只是考察了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长的阶段。但是过程会越出这一阶段。”并且这个阶段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时期的阶段，马克思指出：“一旦资本主义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但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3](P682)资本积累决定工资是就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条件下而言的，而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量是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工资运动的基础而言的，不能把马克思在特定条件下关于工资运动的论述，无条件地升为一般意义上的结论。

2.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积累量决定工资是就不同角度而言的。

前者是指劳动力价值是工资运动的基础，工资是围绕劳动力价值来波动的。后者是指资本积累通过影响劳动力的需求而引起的工资运动，是工资运动的直接原因。所以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是就工资运动的基础而言的，而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是就工资变动的原因而言的。

3.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范围不同。 

前者决定工资是指工资变化的界限，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的生活资料量的价值是工资变化的最低限度，否则资本主义生产就会因缺乏劳动力而无法进行，同时，劳动力价值也决定了工资运动的最高限度，即工资的上升不能长期超出劳动力价值，造成剩余劳动减少到损害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程度。马克思指出：“劳动价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的规模扩大再生产。”[3](P381)所以，资本积累是在劳动力价值确定的范围内，通过资本积累量的变化，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导致工资的变化。在劳动力供给一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积累最初会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导致工资的上升。但这种变化到了一定程度，工资的上升就会远远超出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导致利润率的下降，积累减少，反过来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使工资水平下降，“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3](P680)因此，在上述特定条件下，马克思在论述“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时，不存在放弃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的问题。

三、马克思工资理论与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是一致的

罗宾逊与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与利润率下降理论是矛盾的。罗宾逊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同时发生，如果实际工资真的不变，则利润率就不可能下降。[2](P228)大卫·P·莱文则认为：“为了更好地分析利润率，马克思倾向于假定在不断下降的单位劳动成本和不断上升的资本强度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这就可能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是由于实际工资增加，同时也是由于资本强度的上升。”[4](P70)罗宾逊和大卫·P·莱文虚构的马克思工资理论与利润下降理论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1.马克思没有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

马克思多次论述过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运动。他指出：“工资一般降低的结果，是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一般提高，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还有利润率的一般提高。”[5](P226)但是，如果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马克思认为：“工资和利润率可以不按相反方向变化，而按相同方向变化，二者可以一同提高，或一同降低。”[5](P982)显然，所谓马克思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与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断言，是不能成立的。

2.所谓“实际工资不变，利润率就不会下降”的论断也是不能成立的。

引起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积累导致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下降，从而造成由可变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总量在增加的情况下，总资本的比率在下降。因此，实际工资的变化，不是引起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也照样可能下降。马克思在利润率下降时指出：“不管这是由于工作日的延长或强化，还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而引起的工资价值的下降，那末，剩余价值量，绝对利润量，就必然会增加，尽管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相对减少了。”[5](P245)在劳动力价值下降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的提高也不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认为：“如果工资因劳动力价值的下降（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和劳动的实际价值提高结合在一起）而降低了”[5](P131-132)，那么，这就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从而提高利润率。

3.在劳动力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的提高不会引起利润率的下降。

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不变。虽然工人所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得到了增加，但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划分比例，即剩余价值率没有变。资本积累的增加，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同样会使可变资本的比例相对下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因此，在劳动力价值不变时，实际工资的增加，改变的只是劳动者的生活资料量，不会降低利润率。

四、劳动力价值构成的社会要素与工资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是一致的

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关于工资争议的分析过程，“使得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工人要求和维持货币工资率水平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再深究工资争议发生的更详细，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和利润就将取决于外部既定的环境”。[4](P61)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关于“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是由同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的论述，可能意味着工资会随着偶然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4](P69)在这里，大卫·P·莱文从两个方面对马克思分配提出了非难。一是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能力与工资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相矛盾。二是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取决于工业周期的变动。其实，上述责难难是不能成立的。

1.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说明劳动力价值的确定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斗争扩大原有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劳动力价值的范围。

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仍旧不变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变数。”[1](P165)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的要素是可以改变的，而决定这种改变的因素，取决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1](P161-166)这种改变是通过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来实现的，但这不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仅仅决定于工人要求和维持货币工资率的能力，它还要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

2.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总是由一定和一定国家的具体社会条件所决定。

它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是一定的。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的变化，是就劳动力价值的长期变化而言的。工人阶级通过长期的历史斗争，能扩大劳动力价值的范围。但这不等于工资完全脱离了劳动力的价值，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只能引起工资的变动，而不会改变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在特定时期内劳动力价值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它只能是一个常数，而不是一个变数。从特定的时期来看，由于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是既定的，劳动力价值和利润的变化就取决于劳动力价值生理要素所决定的生活资料价值的变化。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也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劳动力价值和利润取决于外在的既定环境。

3.工资的一般变动由工业周期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不等于工资由偶然因素来决定。

工资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工资的变动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但劳动力价值并不决定工资变动的具体方向，工资变动的具体方向是由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来决定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周期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就成了劳动力供求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引起工资的变动。但这种变动仍然只是劳动力价格层面上的变动，工资的涨落仍然围绕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收稿日期：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2]朱钟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理论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第8篇

关键词：消费资料；奢侈品；生产资料

一、马克思的奢侈品生产理论

马克思在社会再生产模型中提出了奢侈品生产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有两个基本原理。第一，社会总产品分成两大部类：第1部类，生产资料，就是用于再生产消费的商品；第Ⅱ部类，消费资料，就是用于个人消费的商品。每一个部类都拥有不同的生产部门。第二，社会总产品在价值上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每一部类的产品的价值部分都分成不变资本价值c、可变资本价值v和剩余价值m，就是说，每一部类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都分成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按其价值来说只是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c的部分，由全部年劳动加入的价值部分。后者又分成：补偿预付可变资本v的部分和超过可变资本而形成剩余价值m的部分。因此，每一部类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和每一个个别商品的价值一样，也分成c+v+m。

马克思提出了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模型：

这里有三大要点：(一)在第Ⅱ部类工人的工资500v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500m，必须用于消费资料；(二)第1部类的1000v+1000m，同样必须用于消费资料；(三)第1部类的4000c由生产资料构成，必须用于第1部类，以便补偿该部类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它们通过第1部类内部各个企业之间的互相交换进入消费。

马克思把消费资料再分成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品两个分部类。必要消费资料是指进入工人阶级消费的消费资料，也构成资本家阶级消费的一部分消费资料。奢侈消费资料“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所以，只能和花费的剩余价值交换，而剩余价值是绝对到不了工人手中的。”第Ⅱ部类的消费资料1000，即500v+500m。马克思假定其中80％，即800为必要的生活资料，其中20％，即200为奢侈品。这两分部类的构成如下：分部类a或Ⅱa，即必要生活资料：400v+400m=800。分部类b或Ⅱb，即奢侈品：100v+100m：200。马克思假设Ⅱa中的400，资本家把其中的60％，即240用于必要生活资料，其中的40％，即160用于奢侈品。所以工人消费的400和资本家阶级的240用于必要生活资料，也就是本分部类内实现补偿。假设Ⅱb中的100，其中的60％，即60用于必要生活资料，其余的40％，即40用于奢侈品。也就是说，工人消费的100v和资本家在必要消费资料上消费的60，与Ⅱa的交换实现，其余的资本家消费于奢侈品在Ⅱb内部实现。即下式：

Ⅱa1600c+400v+240m+160m=2400

Ⅱb400c+100v+60m+40m=600

马克思认为：奢侈品生产对工人就业会发生影响。“年产品中的奢侈品部分越是增大，从而奢侈品生产中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越是增加，预付在(Ⅱb)v上的可变资本要再转化为可以重新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来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因而在Ⅱb中就业的那部分工人阶级要生存和再生产，……也就越是要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挥霍，越是取决于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奢侈品。”

马克思研究了经济周期变化与奢侈品生产的影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总是处于危机与繁荣的经济周期的变化过程中，经济周期对奢侈品生产有影响，使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会发生相应的收缩或扩张的变化。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暂时减少奢侈品的消费。由于危机时期奢侈品销售困难，从而有一部分生产奢侈品的工人被解雇；由于工人失业，必要生活资料的出售也会因此停滞和减少。但在危机前夕的繁荣时期情况正好相反。这时商品价格提高，工资也会有所增加，因此，工人不仅对必要生活资料的消费增加，甚至暂时还会参加奢侈品的消费。马克思说，“在繁荣时期，……不仅是必要生活资料的消费增加了；工人阶级(他们的全部后备军现在都积极参加进来)也暂时参加了他们通常买不起的各种奢侈品的消费”。但是马克思认为不能因此概括出危机是消费不足引起的。这种概括之所以错误，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矛盾引起的，消费不足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种表现。

马克思分析的是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现象。能不能脱去资本主义的形式，呈现出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理论，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有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品两大类。不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奢侈品的消费者不是资本家，因为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奢侈品的消费者是先富裕起来的群体。马克思的奢侈品生产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短期的静态分析，我们能不能对马克思的奢侈品生产理论进行长期的动态分析?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二、把马克思奢侈品生产理论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认为，只要脱去马克思奢侈品生产理论的资本主义形式，挖掘出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并且把短期的静态分析长期化，那么马克思的奢侈品生产理论可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很高的学术价值。

首先，如果对马克思的奢侈品生产理论进行长期考察，就会发现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是相对的，互相转化的概念。从奢侈品和必要生活资料的转化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的繁荣或衰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或下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部分奢侈品可以加入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一方面必要生活资料扩大了，另一方面又有新的奢侈品发现了，正在被生产出来。就是说，必要生活资料与奢侈品处于变化之中。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定时期的奢侈品会转变成必要生活资料。比如，在20世纪60、70年代，人们把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看作是奢侈品，现在成为必要生活资料，手表极其便宜，几乎人人手腕上都有一块，从十几岁的小学生，到城市里的拾荒者，差别不再是有没有手表，而是手表的质量高低之别。经济条件差一些的买几十元一块的手表，经济条件好一些的买几千元甚至更贵的手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称为新三件的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是少数人拥有的奢侈品。这些奢侈品迅速进入寻常百姓家，20年后成为家家都拥有的必要生活资料。如果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也会发生有些商品从必要消费资料中退出，重新成为奢侈品。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初的三年灾害期间，人们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许多必要生活资料退出，重新成为奢侈品。比如，稍微加工精细一些的糕点，都是凭票供应，发票证，每人每个月只能吃二三个糕点。你想吃五六个，别人就说你奢侈，你自己也觉得奢侈。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危机时期与繁荣时期，奢侈品与必要生活资料变动的结果。在经济危机时期，会有一些必要生活资料退出，重新成为奢侈品；在繁荣时期，会有一些奢侈品进入必要生活资料。奢侈品和必要生活资料的变动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水平。奢侈品进入必要生活资料表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必要生活资料进入奢侈品表示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奢侈品与必要生活资料的变动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或衰退的结果。繁荣时期，一部分奢侈品会进入必要生活资料，消费者人数迅速扩大；在经济衰退时期，一部分必要生活资料进入奢侈品，消费者人数就会减少。

其次，把奢侈品概念引入消费领域，可以研究社会主义不同富裕程度的群体的消费状况。马克思把奢侈品严格界定在资本家阶级使用剩余价值的消费品的界限内，只有在经济繁荣时期，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参加奢侈品的消费。这是由马克思研究的资本主义模型限定的。马克思研究的资本主义模型只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资产阶级掌握资本，组织生产，获得全部剩余价值。工人阶级不掌握资本或者极少的一些股票，股票收益很少，不能养活自己，还需要出去打工挣收入。工人的工资只是获得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生活水平低下的一个阶级。我认为把马克思的奢侈品消费理论移入社会主义，奢侈品的消费主体必然要发生转变。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的收入水平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已经产生了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群体。这部分先富裕起来的群体，大体上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经济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就是我国社会目前十大阶层中的前面四个阶层，或者说五大社会经济等级中的第一个等级。这个群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拥有剩余价值，多数人没有获得剩余价值，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高收入。社会主义条件下先富裕起来的群体必然是奢侈品的消费者。中国十个社会阶层中的后六个阶层，或者说五大社会经济等级中的后三个或者后四个等级只消费必要消费资料。当然收入最低的阶层可能连消费必要生活资料都会有困难。所以，从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结构上可以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消费群体结构，反过来也一样，从消费群体可以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的结构。第三，把奢侈品概念引入生产领域，可以研究在产品过剩时期的生产发展方向。现在看来，一个社会的产品供求情况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一)产品严重短缺的类型；(二)产品基本满足需要或者说产品过剩的类型。产品短缺时代的典型样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那时什么产品都短缺。居民生活所必需的吃穿用各种商品都短缺，实行凭票限量配给，据说广东的消费品票证发到40多种。在短缺经济的末期或者说即将过去的时期，不管生产什么产品，哪怕产品的质量不太好，不要紧，有的是市场，都会一卖而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广东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短缺经济时代。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个人都不是生产决策者，看着市场上产品严重短缺，你也不能组织生产来供应市场，因为你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经理，都没有生产决策权。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实质是向企业和人民放权，企业可以拥有一点生产决策权，企业生产观察市场上商品的供求态势，生产严重短缺的商品供应市场。个人拥有了生产决策权，可以办个体户进行生产市场上短缺的产品。生产发展了，个体户就开始雇工，逐步变成了私营企业。广东的企业和个人用广东的粮、珠江的水生产了大量的产品，一下子销售到全国，占领了全国的市场。于是广东经济就发展起来了。现在，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全国各地的企业和个人都拥有生产决策权，不再由上级计划部门管理。必要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金要求不高，只要有简单的设备和少量的投资就能组织生产，于是大量的商品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了，必要生活资料迅速得到满足。

大约1997年秋季，中国的产品第一次从短缺向过剩转化，不少产品出现了过剩，不少生产设备出现了闲置，工厂开工率不高。然而，我认为中国遭遇的过剩是结构性的过剩，即某些产品的短缺与另一些产品过剩并存；不是绝对的过剩，即大多数产品过剩。在90年代后期，人们生活迫切需要的住房、通信设备、交通工具等等商品，还处在严重不足的状态。

现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结构性过剩正在向绝对过剩过渡，越来越多的产品过剩，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比如，轿车生产能力闲置可能达到30％，制药企业生产能力闲置严重，许多企业开工不足。18种工业产品设备闲置。小型电子计算机能力利用率3.5％，发电能力设备利用率10％，微型电子计算机能力利用率13.4％，照相机胶卷能力利用率36.1％，化学原料药能力利用率为37.4％，房间空调器能力利用率33.5％，复印机能力利用率34％，农药能力利用率36.1％，日用精铝制品能力利用率31.3％，微波炉能力利用率38.5％，录像机、洗衣机、内燃机、汽车、彩电、金属切削机床、油漆能力利用率在40.3-48.6％之间。在生产资料和必要消费资料基本满足，甚至过剩，出口又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的生产还要不要发展?如果要发展，路在何方?我认为，重要的出路就是组织生产奢侈品。

三、转变奢侈品旧观念，调整低收入政策

把奢侈品作为生产的方向，首先需要转变观念。需要转变的第一个观念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资本家奢侈挥霍生活的物品，工人阶级过着清贫的生活，与奢侈品毫无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奢侈品的主要消费者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这就必然会消灭奢侈品生产。我认为，这个传统观念是错误的。不能把奢侈品看作是资产阶级专用的商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奢侈品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先富裕起来群体使用的消费品。随着奢侈品生产的发展，奢侈品就会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必要生活资料。比如轿车，解放前轿车是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剥削阶级专用的奢侈品，老百姓用轿车做梦都不敢想。解放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轿车也只是政府、企业等单位公务使用的交通工具。私人使用的轿车极少，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轿车看作是奢侈品，而不是必要生活资料。21世纪初期，中国改变了轿车生产政策，中国的轿车生产大发展，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城市家庭每百户拥有的家用汽车，1999年为0.34辆，2006年为4.32辆，7年增长12.7倍。这表明中国正在进入汽车时代。根据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就标志着轿车进入家庭，中国已经达到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阶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均GDP已经达到6000--7000元，相当于意大利、澳大利亚。广州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上海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这标志着轿车进入城市居民家庭的条件已经满足。不但中国正在进人汽车时代，有人认为中国正在进入后汽车时代，即消费个性化，汽车定制时代。要求汽车企业充分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的时代。这表明，轿车作为一种奢侈品正在退去奢侈品的色彩，变成必要生活资料。

事实上，最近10年来，许多耐用消费品正在迅速进入中国的家庭。随着耐用消费品迅速进入千家万户，奢侈品逐渐变成必要生活资料，不再被看作奢侈品，而成为必要生活资料。

第9篇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理论基础；价值；价值创造

价值及其源泉问题是每一个从事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学者都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国内学者对劳动价值理论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如：物质生产劳动价值论、社会劳动价值论等。[1]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给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如：科技知识及经营管理创造价值的问题；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问题等[2]。面对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必须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对其不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加深对于价值及其创造的理解，是更好地理解劳动价值论，科学回答这些新问题的钥匙。本文试图从分析价值和价值创造入手，并结合经济现实，对经济领域中价值创造进行解析。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哲学基础

1、科学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对古典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批判继承，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首先他打破了古典派只从交换价值的形式上看待价值的局限，而从“不同性质使用价值为什么能够在数量上相比较”出发，抽象出价值概念。为此他提出商品的二重性学说，并独创了劳动二重性学说，把价值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确立下来。即：“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价值创造上，马克思指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大小。并运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价值创造的源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解释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并指出，“剩余价值的出现既离不开流通领域又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生产领域。生产领域的价值增值关键是生产者，资本家的预付资本并不创造价值而是转移其自身的价值。”因而，在价值创造源泉上，坚持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科学真理。[3]

如何深刻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必须认真分析其价值理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构成了马克思价值理论哲学基础，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钥匙。

2、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一个基础是：价值概念是建立在以人类整体的偏好为价值评判标准的框架之下的。迄今为止的几乎全部学科，只要涉及价值判断的，都是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的。某物有价值完全是因为其对人类有效用，能满足人类需要；反之若某物不能满足人类需要则无价值。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二个基础是：价值的概念是商品用于交换时才产生的。价值概念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人类之间的交换，物品永远只是物品，只具有使用价值。可见，价值是针对交换而提出来的，确切地说是针对人们交换中双方交换物的比例关系而提出来的，是衡量交换是否公平的一种尺度。从这个意义上，价值不是在生产过程中，也不是在交换过程以后，而是在交换的一瞬间才得以体现的。[4]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三个基础是：价值是表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马克思认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社会关系。”[5]既然价值只有在交换中才有意义，它表现为交换价值，交换又是建立在双方平等意愿的基础上，所以价值是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人与人交换关系（表现为商品的交换比例）的表现。

二、价值创造的源泉

1、劳动是价值形成的唯一源泉

为什么土地、资本也同样参与生产过程，但它们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而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已隐含在马克思对价值和交换的分析之中。让我们先考察交换，在假定交换物品对人类有效用，而且交换双方也为之付出劳动的基础上，来分析商品的交换比例问题。那么，以何种比例交换二物品最恰当呢？为什么一只海狸交换两头鹿，而不是一头或三头呢？这就集中到价值创造上了。马克思正是在前三个基础之下，对其作了科学的回答。既然价值是以人为标准进行评判的，那么就看这次交换对双方是否公平。若公平则成交，否则交换就不能进行。怎样才是真正的交换公平呢？当然又是要从人类本身的判断来考虑。可见，马克思只所以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属性，即是把价值概念建立在“人类为获得该商品所付出的艰辛和麻烦”的基础之上的[6]。因此，这种付出理所当然成了衡量交换比例的尺度。但这种艰辛和付出的度量在实践中又是有困难的。因此，马克思只有抽象出一般劳动，认为他们是同质的。进行了这种抽象之后，衡量商品的价值的标准就是人类的劳动。然而劳动还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有用人类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时间取代。而人类生产某种商品的劳动时间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而是社会平均的，所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决定了商品的价值。

2、价值创造的更一般意义上的源泉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出，建立在以整个人类的福利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价值的唯一的更一般的源泉：“人类为获得该商品所付出的艰辛和麻烦”。从而价值创造的一般要件就是：第一，主体创造出使用价值。第二，人类在创造该使用价值时付出了艰辛和麻烦。第三，创造价值用于交换。从这个基础上考虑问题，一切效用价值论者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只从个体（效用）出发，而未以整个人类社会（效用）为对象，以个体抹杀了一般。三位一体的公式也是错误的，因为“价值是体现在人们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上的，只能由人来创造而不能由物来创造”[7]，非劳动的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为商品的形成付出“艰辛和麻烦”，只是单纯的价值转移。三、价值创造分析——新时期对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和深化

通过对价值理论的前提、价值创造的一般源泉以及价值创造的判断要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据对新时期复杂经济现象的价值创造问题进行解析。

1、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是否也创造价值，这个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我们认为：人类劳动在当代仍然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物化劳动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被消费转移到劳动力中，构成劳动力的价值，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凝结在生产资料中的物化劳动，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具体劳动逐步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也不能创造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只是转移自身的价值，不能创造价值，但它对价值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价值创造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第一、它是劳动过程得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没有物化劳动参与，劳动者就无法借助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第二、它构成了价值载体的物质内容，即使用价值。没有物化劳动参与，商品价值就缺乏物质载体。第三、作为上一劳动过程结果的物化劳动是经验的累积，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条件[8]。

2、科学技术知识不创造价值

随着科技的发展，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在与过去相同的时间内生产出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所以有些学者便认为科学技术知识创造价值，并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作为论据[9]。其实这是混同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概念。生产力是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跟价值即这个表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毫不相干，更不可能成为创造价值的力量。科技的运用，只是导致使用价值的成倍增长，而非价值的成倍增长。正是科技使人们生产该商品的生产率提高，减少了人们“获取该物所付出的艰辛和麻烦”，单位商品的价值才下降，而总价值却是不变的[10]。另外，科技的发展导致价值的转移或者说价值的剥削，会产生一个重新分配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过程，但不是科学技术、知识创造了价值。科技的唯一作用就是广泛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个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对其他行业剩余的剥削，必然带动社会各行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从而人们获得社会产品所“必须付出的艰辛和麻烦”减少，即：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降低。这个价值量降低的过程是人类生产自身摆脱自然束缚的能力增强的过程。

3、经营管理劳动的价值创造

经营管理劳动在企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组织、协调、指挥、监督，是构成企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在现代科技发达、生产环节复杂的生产下，经营管理显得比普通劳动更加关键。管理者虽没有参与使用价值的直接生产，但其劳动与工人一般性劳动构成了企业的“共同劳动”，管理者也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间接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而且其劳动是更加复杂的劳动，需要掌握更加复杂的科技知识和管理方法，是比普通工人劳动更有创造力的劳动。

4、第三产业劳动、私营企业主劳动的创造价值

第三产业劳动也是价值创造的一个重要源泉。理由如下：第一，第三产业的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产品也是人类社会劳动的一般凝结。第三，第三产业的劳动用于社会交换，满足社会需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第三产业的劳动就业率越来越多，创造的产值也逐渐增加。第三产业中无论是生活服务部门、生产资料服务部门还是其他服务部门，都是创造了无形产品，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

私营企业主的劳动作为一般劳动，与工人的劳动或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劳动没有两样。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区别就是其所有权的不同，或者说是价值分配不同，这与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不能相提并论。判断一种劳动是否创造价值，要依据价值创造的三个要件。即：主体创造出使用价值、价值创造主体为获得该使用价值付出艰辛、用于社会交换。由此看来，第三产业劳动、私营企业主的劳动同样具有价值创造的属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变化，价值产生和实现的条件与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但人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这一论断在现在与将来仍然适用。不能由于一些经济现象的变化去否定劳动价值论，而应该在分析当时经济环境的条件下，进一步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使之更加成熟，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冯春安．国内劳动价值论争鸣简评，经济学动态[J]．2001（1）：154-56

[2]罗润东、秦海英．劳动价值论研讨会观点综述，经济学动态[J]．2002（3）：46-48

[3]鲁友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北京，人民出版社[M]．1983：74-84

[4][5][6]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M]．1975：64，89，51

[7]邓先宏、傅军胜、毛立言．对劳动价值理论几个问题的思考，经济研究[J]．2002（5）：8

[8]郭友聪、当代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的本质及其实现，新疆教育学院学报[J]．2003（9）：3-5

第10篇

一、“异化劳动”概念解读

异化(alie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和alienate，表示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义。在近代，欧洲哲学家霍布斯是第一个提出异化概念的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异化(他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像狼一样，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异化主要是指转让。法国的哲学家卢梭的异化思想反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人权宣言》中，他主要从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角度阐述了这一思想，把异化看成是人们利己主义的结果。而真正从政治上探讨异化，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是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他的伦理学和社会理论中，汲取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积极因素，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的社会往往使人们行为的结果也发生异化，良好的愿望并不产生良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在近代，异化概念是唯物主义或启蒙学派的哲学家们用来表达反封建社会政治观点的一个工具。真正把异化概念纳入唯心主义轨道，还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首先使用异化概念的是费希特。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一“自我”和“非我”中，异化是个基本概念。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在本体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是绝对观念向自然和社会的外化和退化；异化是正源的对象化或物化和客观化；异化是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义的异化观；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从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只有把人的异化最终地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才能展示人的异化的秘密，进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即劳动对人的实际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的异化的本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化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异化概念严格的确切的含义，赋予了这个概念以社会经济的实质内容，树立了一个正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起点。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概述

总的来说，《手稿》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进行的初步分析。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同资本家尖锐对立的经济现实，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手稿》有关异化劳动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论述，通过对工资、资本和地租的考察，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结构和规律(中心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第二部分，马克思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出发，把异化和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运用异化理论对社会基本阶级关系进一步作了分析，指出上述对立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本质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总的批判，为他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确定了出发点，即“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1](P42)。而所谓的前提就是“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离，还有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1](P42-43)。其实质也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规定。

(一)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本应该属于工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1](P44)。就是说，工人劳动的产品不仅与工人相脱离，而且变成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劳动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1](P46)。

(二)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异化劳动则使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1](P45)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1](P47)转(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这是马克思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导出的第三个规定。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1](P48)，人的类生活、类存在就是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人类通过改造对象世界，使人类的类本质对象化，在改造无机自然界得到表现和确证。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51)。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其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是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于是造就了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类本质的人。

(四)从人的社会交往看，人与人关系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P52)。

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也是他们中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他指出，如果劳动产品对工人说来是异己的，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如果说劳动者的活动对他来说是苦恼，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1](P53)。至于这“别的什么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由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这样，马克思就解决了开始时所提出的任务——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私有财产)的任务。

马克思这里的整个思考线索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肯定的事实出发，分析了他们所说的劳动其实不过是异化劳动，然后由劳动的自身异化理解了人类的自身异化，理解了阶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化不等于异化，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表现为异化，从而把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联系起来，因而要消除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异化是现实的、客观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异化劳动概念及其四个规定就是对现实劳动异化的概括。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历史必然性。

三、异化劳动理论在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其中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较深。但《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其核心概念劳动异化导引着马克思以后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向，劳动异化理论正是不成熟的马克思思想向成熟的马克思思想过渡的中介和桥梁。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为马克思以后发现并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异化劳动理论把生产劳动看成社会历史的基础，为唯物史观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前提。以往历史观的根本缺陷之一，是不能理解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不能理解人类历史是个自然史过程，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相反，异化劳动学说却已开始把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转向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本质上揭示了人与动物的独特差别；并用这种观点说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发现人类历史所以会发展到私有制社会，是劳动自身性质发展的结果。

第11篇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人的活动能力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该包括劳动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和完整，个人活动相应地充分达到丰富性、完整性和自由性。人们不再屈从于被迫的分工和狭隘的职业，每个人按自己的爱好、特长、天赋，自由地选择活动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是对以分工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批判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自发形成的职业性的社会分工，是奴役人和阻碍新社会成长的巨大力量。因为由于这种分工，明显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他们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分工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由于这种分工，使个人变成片面的人、畸形的人，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认为，要真正使人类得到解放，必须超出政治解放的狭隘界限，根本改造市民社会，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异化。马克思恩格斯作了这样的描述：在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有人对此提出责难，认为这是意味着每个人不得不做所有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回应说：他们并不认为每个人应当完成拉斐尔的作品，他们只是认为，每一个有拉斐尔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的限制，按照自己的心愿从事社会活动，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意志自由的表现。

(二)人的社会本质的充分发展。马克思从不把人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人的能力的形成、发展和表现都离不开人的社会关系。”所谓社会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联系的一切历史的、现存的、自然的、社会的条件和关系。其中，与劳动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社会关系越丰富，人的本质就越能得到全面体现，人就越有获得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今后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人类历史、甚至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都越来越打破民族的局限性，日益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为此，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千千万万工人的饭碗，而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事实。这说明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世界范围内进行交往的潮流滚滚而来，全球化时代将要来临。从个体发展史的视角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人们各种不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求得满足方式的不同，他们必须与自然界打交道，他们彼此之间必然建立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与交往决定着生产和需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创立了现存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每一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这样，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关系必然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单一走向丰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这一发展之路就是人的本质完善之路，即个人自由发展之路。

(三)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本质现实地表现为每个个体所具有的个性。马克思曾把人分为“有个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所谓“偶然的个人”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不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没有自主性、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个人；所谓“有个性的个人”就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有自主性的个人。个体性所表现出来的是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人的个性的发展根本上表现为个人个体性水平的全面提高，也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全面发展。

由上不难看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关于人的发展的理想目标。我们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树立人是目的、人是关键、人是主体的社会管理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政府社会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公众参与机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二、社会发展过程所要实现的首要价值——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思想是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今要研究实现中国的社会公正，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必须以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公平问题有大量的论述，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12篇

一、统筹城乡发展：走向城乡融合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城乡关系一般要经历由“一体”到“分离”到“联系”最终到“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社会分工高度发展和人类走向完全自由与解放的过程。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城乡分离、对立的根源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即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不够高、旧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即私有制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城乡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并且，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除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

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分析了城乡对立的弊端，认为城乡的对立造成了乡村衰落、城市病态、农村可持续发展遭破坏、城乡利益冲突尖锐等。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表现为城市人口拥挤、住房严重紧张、环境污染严重、流行病蔓延等问题。在这种社会里，工人大批地拥塞在大城市里，而且拥塞的速度比在当时条件下给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浊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而且，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的“恶劣的街区”，是周期性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从未绝迹，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于是越出它们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较好的比较卫生的城区去。另外，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显然，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趋势规律、城乡对立的根源以及城乡对立的弊端分析可以看出，城乡对立是一个历史范畴，城乡融合才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

当前，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的发展不仅没有带动农村的相应发展，还导致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新的发展思路。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谈到国家发展战略问题上，明确了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可见，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对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城乡融合，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到，电气化将把城乡连接起来，在电气化这种现代最高技术的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就能消灭城乡间的悬殊现象，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甚至消除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粗野、贫困、疾病丛生的状态。

可见，在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的仍然是生产力标准。因为，在他们看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它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人们的观念形态。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的产生、发展、变革和消灭，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引起的。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表现突出的特殊国情下，大力发展生产力，尤其是农村生产力，对于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意义尤为重大。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但严重滞后于城市，其后果直接造成城乡差距逐步拉大。

当前，处理城乡关系，保护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是关键。为此，一是要加快农村综合改革，创新农村组织制度及经营体制，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二是在确保农村原有优质生产力要素不外流的前提下，加大对农村生产力要素的投入，使农村社会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发展；三是发展高新农业技术，使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的推动力不断加强。

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走向城乡融合要求的基础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的分离、对立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表现，要消除城乡的分离与对立，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存在为前提，同时需要有计划的协调和安排生产力。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会在工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后得到改变。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条件，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无法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需详加探讨)。同时指出，如果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后来列宁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认识，提出，随着科学进步，我们必须让农民看三、产业结合：走向城乡融合的客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分离、对立的形成是社会分工发展造成的，但是这种分工本身发展水平并不高，主要表现为乡村农业分工落后，农业中的分工由于土地的小块经营而受到阻碍，传统农业与城市大工业形成了明显对比，也正是这种城乡产业分工成为二元结构深化的基础。因此，实现城乡融合，必须首先打破这种旧的分工格局，发展新型的城乡分工，使社会分工水平进一步提高。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看到，新的城乡分工应当有利于消除城市工业与乡村农业的界限、有利于城乡经济和产业上的广泛联系和融合发展。所以，他们在《******宣言》中明确写道：在最先进的国家里采取的方法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进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渐消灭。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建立新的城乡分工，实行产业结合，首先要打破工业只能布局于城市的观点和现实。要使这些被排挤出农业的工人不致没有工作，或不会被迫集结城市，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其次要加强城乡及其产业间的联系。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体制原因及事实上的城市产业倾斜政策导致了我国城乡产业分割的状况。此种城乡相脱节的产业发展格局，不仅不利于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将会妨碍城市产业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努力推进城乡产业融合，逐步形成工农业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是适应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

当前，实现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应做到：一是统筹制定城乡产业发展规划，合理调整工业布局，实现城乡产业空间上的融合；二是积极探索城乡产业紧密结合的产业组织形式，实现城乡经济的优势互补及直接联合；三是大力推进农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吸引城市和农村生产要素流向农村产业领域；四是加快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培植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城市带动：走向城乡融合的重要途径

第13篇

循此思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麦氏理论是在何种背景下提出的？其要义是什么？其有效性如何？如何认识市场因素对当代中国新闻生产的影响？

一、麦氏市场新闻业理论的提出及其要义

麦氏的研究源自其在斯坦福大学所写的博士论文《经济和技术因素对地方电视台新闻产品质量的影响》，该论文1986年动笔，1987年完成。在该论文的基础上，麦氏增补了部分二手资料，写成《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一书，在1994年出版；随后又在1995年11月出版的《传播理论》上发表《新闻生产的市场模式》一文，论文略去了《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一书中的个案材料，以纯理论探讨的形式呈现，也宣告了其理论的基本定型。

理解麦氏的市场新闻业理论有两个关键：一是市场新闻业的概念，二是商业化新闻生产模式。

早在19世纪中后期，随着便士报的产生，美国的新闻业就已开始市场化生存的旅程，市场理念与新闻理念的冲突自此如影相随。其后，新闻专业理念的形成和职业道德守则的确立，尤其是编辑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使事业化与商业化的矛盾得以缓和。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新闻业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报纸、电视台乃至全国电视网被家族企业卖给了华尔街的投资者，越来越多的新闻由那些股份制大企业所生产，其股票持有者寻求回报的最大化。新闻部门也开始出现有MBA头衔的管理者的意向，而不是那些‘绿眼影人’的理念。读者和观众成了‘消费者’，新闻成了‘产品’，传播领域或曰信号领域成了‘市场’。”①针对此种变化，麦氏提出了市场新闻业的概念。那么，麦氏笔下的市场新闻业与便士报以来的市场化运作的新闻业有何不同呢？一是媒体所有权的变更——由家族企业变成了在华尔街上市的股份制大企业，投资人寻求投资回报的最大化。二是“国家”与“教堂”之间的围墙已经坍塌——编营分离的制度遭到破坏，持市场营销理念的管理者开始主导新闻生产。

麦氏以微观经济学的社会交易理论透视市场新闻业的新闻生产，提出了一个美国民主市场社会情境下的商业化新闻生产模式。麦氏指出，市场化运作、依靠广告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新闻媒体必须在投资者、广告商、消息来源、消费者四个市场上与其他媒介企业展开竞争，以获取必备的资源。

在商业化新闻生产中同时存在着四种交易：一是投资者与媒介企业之间的交易。投资者拿出资金和政策以获取利润与影响，作为媒介企业结构的一部分，投资人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发挥着最大的影响力。二是广告商与媒介企业之间的交易。广告商向媒介企业支付金钱(广告费)，以获取潜在消费者对其产品(服务)的注意。作为媒介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广告商对新闻生产发挥的影响力仅次于投资者。三是消息来源与媒介企业之间的交易。消息来源向媒介企业提供新闻生产所需的素材，借助媒介报道获取媒体曝光，或传播其理念。四是新闻消费者与媒介企业的交易。新闻消费者付出注意力，或订阅费，以获取信息。消费者在新闻生产中发挥的影响力最小。

置身于新闻部门的新闻工作者按照媒介企业自身的组织文化行事，这种组织文化来源于两套不同的规范——新闻规范和市场规范。新闻规范立足于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不考虑达成目标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成本；市场规范则追求媒介企业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出能吸引最多广告商感兴趣的受众的内容。

麦氏宣称：尽管新闻规范和市场规范并非完全不相容，但二者在实践中时常发生冲突，且一旦二者发生冲突时，市场规范往往战胜新闻规范成为主导新闻生产的逻辑。1994年麦氏出版《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一书时，认为新闻就是这两种规范互相受协下的产品。1995年，他在《新闻生产的市场模式》一文中，对原有的观点进行了修订——断言经济理性已取代社会责任成为媒介常规的基础。②

二、后续研究者对麦氏理论的质疑

自麦氏的市场新闻业理论提出后，市场逻辑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为市场服务与为公众服务能否协调等问题已成为美国新闻学研究中的显著议题。然而，本领域一些后续研究者的发现却并未对麦氏的结论形成有效支持，反而对其构成了质疑。

1992年，安德伍德(Underwood)等人对美国西部沿海12家报社的新闻采编人员展开调查，其所探讨的问题是：在市场新闻业浪潮席卷美国各大媒体的背景下，报纸的编辑方针与新闻生产管理发生了何种变化？其对新闻产品的质量带来了何种影响？调查结果显示：报纸确实变得更加读者导向与市场导向了。不过，受访者同时认为，他们的报纸依然强调传统的新闻价值观。略占多数的受访者声称，在更加重视市场效益的情况下，报纸的新闻产品质量较之以前却提高了。据此，研究者给出如下结论：报业发生的变化是复杂的。报纸正通过更强调消费者导向的新闻业来赢得市场，不过同时也力图维护了传统的新闻价值观——那些新闻工作者所珍视的专业社区自治及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理念。③

市场驱动的媒体是否会优先考虑经济效益，而将新闻产品的质量的考量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1994年，科尔森(Coulson)就此问题针对报社采编人员展开了调查，结果有47％的受访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39％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回答，14％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④

对于市场驱动新闻业的一个常见的批评是：受市场驱动的媒体将偏向于 报道娱乐性强的新闻，更少致力于有关公共事务的严肃新闻。对此，毕姆(Beam)在1996年通过严格的抽样调查针对美国报业展开研究，来自全美182家报社的406名高级采编人员接受了调查。研究发现，与市场倾向较弱的报纸相比，具有更强市场倾向的报纸反而更加坚守传统的新闻价值观，更多地致力于有关严肃公共事务的报道，而且更有可能在报道中持对抗性的观点。⑤

1995年，时任《洛杉矶时报》发行人的马克·威利斯为了提高报纸的发行量以增加广告收入，决定采取措施来提高报纸的多样性，一方面增加少数族裔成员担任该报采编工作，另一方面开辟专门的版面与栏目提供少数族裔群体感兴趣的内容。1998年春至1999年秋季，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研究者就此项目对该报的76名采编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让受访对象就发行人的动机和此项目的效应进行评估。研究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发行人提高报纸多样性行为具有双重动机——既有提高经济效益，改善报纸经营状况的考虑，也有改进新闻报道质量的考虑。而且，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该项行动所带来的效果是积极的——既改善了报社的经营状况，也提高了新闻报道的质量。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良好的经营状况对提高新闻报道质量可以起到积极作用。⑥

这些研究所获得的结论是一致的：为市场服务与为公众服务可以并行不悖，在媒体更多地倾向于市场导向的同时，传统的新闻价值观并没有被抛弃，新闻产品的质量也并未降低。尽管这些研究本身有其局限性，但至少提示我们，麦氏的市场驱动新闻业理论及其商业化新闻生产模式的有效性需要重新检视。

三、麦氏的理论逻辑与实证基础再审视

先从理论探讨部分来看，在麦氏的分析中，新闻消费者的脆弱(consumer vulnerability)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

麦氏指出，要让市场正常运作，让“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各方利益，使交易双方共同获利，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交易双方能够理性行事，以维护自身利益；二是充分竞争的市场提供了足够的选择；三是买方对产品质量有充分的了解。

在与媒介企业展开交易的四个伙伴中，投资者、广告商、消息来源拥有相应的资源和条件，能够像媒介企业一样理性行事。但作为个体的新闻消费者却不可能做到理性、自利地行事，在市场中拥有的选择更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缺乏判断产品质量的能力。在市场交易中，脆弱的一方将遭到剥夺。由于四个市场上的结构性失衡，更准确地说，由于消费者的脆弱，媒介企业倾向于按市场规范来组织新闻生产，在满足投资人、广告商和消息来源要求的同时，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⑦

在《新闻生产的市场模式》一文中，麦氏用了一个形象的类比来说明投资人、广告商、消息来源、新闻消费者四方的力量对比及其对新闻生产可能施加的影响。若将四者共同参与商业化新闻生产的过程比作赌场中的一场纸牌游戏，其情形就是这样的：“投资人作为庄家，制定游戏规则，使游戏能吸引参赛者，负责发牌。牌桌的两端分别坐着广告商和消息来源，通常情况下，他们是老练的、甚至是专业的玩家。另一端坐着新闻消费者——尽管不笨却是赌场中的新手，而且还有两个不利因素：他们的赌本及能赢的钱都是有限的；发给他们的牌不能每张都看，要隔一次才能看。”⑧

在对新闻消费者进行界定时，麦氏使用的词是consumers，他的解释是报纸的读者或电视的观众。可见，麦氏所言的新闻消费者也即是大众传播中的受众。透过麦氏的论著，我们可以看出麦氏的受众观：受众是一群孤立个体所组成的集合体，作为个体的受众是非理性的，对媒体传播的消息缺乏判断能力和抵抗能力，会做出一致的反应。此类受众观让人自然联想起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和李普曼笔下的幻影般的公众，进而显示麦氏在对受众理性的认识上，与李普曼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

此种受众观无疑是有所偏差的。首先，受众并非孤立个体所组成的集合体。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是与他人交往的人，作为个体的受众(新闻消费者)置身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并且与他人互动，每一个个体的身上都具有社会性。

其次，受众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的。在麦氏的眼中，受众是非理性的，其文中有言：“即使是‘有限的理性’，现在看来也是对一个消费者追求自身利益能力的过于乐观的估计。”⑨在他看来，个体受众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相应的资源了解媒介企业及其产品的情况，无法对新闻产品的质量作出正确的评估，因而只能接受控的命运。这种观点倒是与早期魔弹论中的受众观颇为一致，也可跟李普曼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相通，但受众研究后来所取得的成果早已发现受众理性的存在。1940年代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发现了受众的选择性，1970年代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进一步呈现了受众的能动性，看到了受众在多媒介的环境中自主的选择能力、对信息的批判分析能力以及处理和探讨能力。当然，受众的理性与主动性并非绝对的，而是要受到社会结构和媒介结构的制约。

再次，“使用与满足”研究与文化研究中的“接受分析”从两个不同的路径出发，同时发现，对于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受众并非照单全收，也不会做出一致反应。“使用与满足”研究发现：“受众能够积极控制信息处理的结构，与媒介结构和内容产生互动，由此可能对相同的媒介信息产生不同的解释和理解”。⑩“接受分析”发现，“受众按照他们自己的认识和期望，对媒介源所提供的信息的意义进行解码，虽然这种解码常常是在某些共同的经验框架内进行。”(11)麦氏提出，和规范新闻业相比，市场新闻业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至少有四种：新闻消费者从新闻中获知的信息可能减少了；受众可能会被误导；新闻来源可能施加更多的操纵力；受众变得对政治更加冷漠。对于前两种效应，麦氏采用的是内容分析所获得的证据，后两种效应则多来自推测。在讨论新闻产品的社会效应这一问题时，麦氏并未针对受众接收行为展开分析，没能呈现不同受众对同一新闻产品的解读与接收情况，因此也就忽视了受众对市场新闻业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抵制能力。

从实证研究部分来看，麦氏的实证研究是围绕美国四家地方电视台的新闻生产展开的，他不仅考察了这四家电视台的新闻生产过程，也通过问卷 调查和内容分析对其新闻产品的质量进行了评估和分析。但其理论探讨却不仅指向美国地方电视台的新闻生产，而是所有以市场为导向、依靠广告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媒体的新闻生产。也即是说，麦氏认为，其结论是具有普适性的。

为何选择地方电视台新闻部门作为考察对象？麦氏给出的理由是：其一，市场新闻业最早就是在地方电视台新闻部门确立的。和报业不同，地方电视台新闻业中没有传统新闻理念的束缚，它可以自己创造新的传统。结果出现了一种新的新闻样式，它更关注大众的需要，而不是报业所宣扬的传统的新闻价值。其二，麦氏坚信，地方电视台那时已成为美国新闻产业的主导力量。地方电视新闻成长最快，且比全国性电视网新闻或者报纸新闻更受欢迎，但其重要性却被忽略了，学界对其研究非常不够。

有批评者指出，麦氏的研究无异于在桶中捕鱼，早在研究开始前结论其实就已在预料之中。众所周知，与报业相比，地方电视新闻业更注重赢利。(12)

就麦氏理论产生的基础而言，其结论在效度方面具有一定的时空范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地方电视台的新闻生产。麦氏并未对报纸和全国性电视网的商业化新闻生产进行实证考察，则其理论与模式的普适性尚需进一步的检验。换句话说，即便是麦氏的理论能够正确地解释和预测地方电视台的商业化新闻生产，但其对报纸、全国性电视网等其他媒体的商业化新闻生产的有效性却需要进一步检视，况且前文所提及的众多针对报业开展的研究也确实与麦氏结论不相吻合。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麦氏首次应用微观经济学的社会交易理论透视美国地方电视台的商业化新闻生产，提出了市场新闻业的概念，并建构了一个美国民主市场社会情境下的商业化新闻生产模式。该模式将商业化新闻生产过程视为媒介企业与投资人、广告商、新闻来源和消费者进行交易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置入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法律/法规、科技)中进行考察，既充分地考虑到了内部的各种要素，也顾及到了外部社会环境因素，该模式本身是较为周全也是合适的，对于商业化新闻生产可能出现的一些负面倾向也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对于模式内部各种力量的博弈过程及其结果，对于外部社会环境要素如何作用于具体的新闻生产过程，却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考察。

审视麦氏的市场新闻业理论，自然使人联想到当代中国的新闻生产，麦氏的模式对于我们考察当代中国的新闻生产也能提供有益的启示。但是，对当代中国新闻生产的特定语境先要有清醒的认识。首先，经过30多年的新闻改革，我国的大多数媒体已走上了市场化生存的道路，市场逻辑在新闻生产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其次，中国有着独特的传媒体制，当代中国的新闻生产是有限商业化新闻生产。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媒体乃国有资产。在传媒管理上，我国实行党管媒体的制度，媒体必须无条件地完成党和政府的宣传任务。再次，中国新闻业尚处于市场化运作的早期阶段，不仅市场机制不健全，外部的法律机制与媒体的自律机制也不完备，新闻专业理念尚在形成之中。来自西方的新闻专业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文人办报”理念相遇，共同塑造着中国新闻人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

迄今为止，从整体上看，市场逻辑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是积极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催生出新的媒体品种，改变了传媒格局，也催生出中国媒体的受众意识和责任意识，使新闻产品的质量得到了提升。与此同时，市场逻辑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低俗之风、不良广告屡禁不止，成为全民公害。

考察中国的有限商业化新闻生产，需要将其置入到当代中国的独特语境中，既看到各种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也承认包括新闻工作者、受众、广告商、消息来源等在内的各个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以主体间性的视角来考察他们之间的互动，从而真正揭示中国当代有限商业化新闻生产的逻辑，建构本土的原创性理论。

注释：

①［美］约翰·麦克马纳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第11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②［美］约翰·麦克马纳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新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John McManus(1995):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4): 301-338.

③Underwood, D., & Stamm, K. (1992). Balancing business with journalism:Newsroom policies at 12 west coast papers, Journalism Quarterly, 69(2), 301-317.

④Coulson, D. C. (1994). Impact of ownership on newspaper quality, Journalism Quarterly, 71(2), 403-410.

⑤Beam, R. A. (1998). What it means to be a market-oriented newspaper, NewspaperResearchJournal, 19(3), 2-12.

⑥Gross, R., Curtin, P. &.Cameron, G. (1999). Diversity advances both journalism, business, NewspaperResearchdournal, Spring 2001 v22 i2 p14

⑦［美］约翰·麦克马纳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新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John McManus(1995):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4):301-338.

⑧John McManus(1995):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4):321.

⑨［美］约翰·麦克马纳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新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99页。

⑩周葆华，《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76页。

第14篇

一、为什么劳动力价值在剩余价值生产中没有转移给产品?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以纺纱为例分析剩余价值生产，假设生产20磅棉纱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为24先令，劳动力日价值为3先令，这一日劳动力在使用中创造6先令新价值。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生产资料的24先令价值转移给产品，劳动力的3先令价值却不转移，而由工人先劳动一段时间把它再生产出来，然后延长劳动时间，生产3先令剩余价值:投入劳动过程的商品的价值总和是27先令。棉纱的价值是30先令。......27先令转化为30先令，带来了3先令的剩余价值。疑问在于，投入劳动过程的劳动力的3先令价值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转移，而要由工人劳动把它再生产出来。

国内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劳动力的价值已经支付给工人，被工人用于维持生活和赡养家属，不可能转移到新产品上去。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是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因为资本家所支付的劳动力的价值，被工人用于购买生活资料在生产过程以外消费掉了。这部分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由工人再生产出来。产因为购买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进入劳动者手中即转化为他的收入，已被劳动者用于购买生活资料而消费掉，要由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新价值来补偿这部分资本。按照这种逻辑推论，生产资料的价值也已经支付给它的卖者，同样会转化为它的卖者的收入，其中至少有一部分被用于生活消费，为什么又能够转移给产品呢?如果这些解释能够成立，那么由马克思阐明的劳动价值论原理就需要重新研究，其中一些基本结论要么被颠覆，要么得把适应范围限定在劳动力商品之外。实际上，这些解释混淆了劳动力价值、工资、生活资料价值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阐明的劳动价值论原理，任何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其中使用价值是商品满足人类需要的性能，价值则是生产这种商品所消耗的人类劳动或抽象劳动。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之外。例如，棉纱的价值存在于棉纱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棉纱之外。在交换中，棉纱的价值表现为货币，但是货币作为存在于棉纱之外的交换媒介，只是棉纱价值的等价物，而不是棉纱价值本身。这一道理对劳动力作为商品应当是适用的。尽管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但是这种特殊性不在于它的价值与其他商品的价值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主要在于它的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如果认为劳动力的价值被工人用于维持生活和赡养家属，其使用价值却被资本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那就把劳动力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从时空上完全分开，不符合劳动价值论关于各种商品价值都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之中的一般原理。

因为各种商品都有价值，所以当两种商品交换时，就有两部分价值对流和换位。先以物物交换为例，假设甲和乙两人分别拥有商品A和B并进行交换，商品A的价值从甲流向乙，商品B的价值从乙流向甲;交换后，甲和乙分别拥有商品B和A，商品及其价值发生换位。当以货币为媒介交换时，在买卖双方就有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的对流。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买者和卖者手中保留着的是相同的价值，只是形式不同;双方在交易前和交易后拥有和他们让渡的价值相同的价值，不过一个以商品形式存在，一个以货币形式存在。叫段设丙用货币M(比如贵金属货币)向甲购买商品A，货币M的价值从丙流向甲，商品A的价值从甲流向丙;甲用卖A得到的货币M向乙购买B，其价值流向乙，商品B的价值从乙流向甲。如果货币是纸币，仅为价值符号，那么它就充当了A和B价值对流的媒介。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交换中同样会发生这样的价值对流和换位。

假设厂商甲用货币资本(可变资本向工人购买劳动力，有劳动力价值从工人流向厂商甲，成为生产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货币资本价值从厂商甲流向工人，形成工资;工人用工资向厂商乙购买消费品，工资价值从工人流向厂商乙，消费品价值从厂商乙流向工人。劳动力价值和工资是两部分价值，它们之问具有并存等价关系，而不是直接同一关系。劳动者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再购买消费品来维持生活。工资并不是劳动力价值本身，而是它的等价物。如果劳动力买方支付实物工资(生活资粉，那么劳动力与生活资料作为两种商品的并存等价关系、价值对流换位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物物交换;现实中一般支付货币工资，劳动力价值与货币工资之问也具有并存等价关系，不能把货币工资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看成同一部分价值。

从马克思的一系列论述来看，劳动力价值和货币工资价值的确是两部分等额价值，并在交换中发生对流。例如，马克思在分析两大部类之问的交换时，曾假定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以及工人之问有价值5 000镑的商品，其中I(v+m)=2000镑，II C=2 000镑，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为1000镑。5000镑商品量的流通是用1500镑货币来完成的;就是说，1.第I部类付给工人1000镑，购买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2.工人用这1 0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生活资料类似的论述还有不少。

为了进一步说明劳动力价值转移问题，假设甲、乙两家公司和工人之问发生交换:甲公司在一定时期预付1亿元货币资本，其中8 000万元向乙公司购买生产资料，2 000万元向工人购买劳动力，下面分两步来考察。先看甲、乙两家公司之问的交换。甲公司向乙公司支付8 000万元货币，得到具有等额价值的生产资料。乙公司出卖生产资料形成8000万元货币收入，通常会以某种形式分配和消费掉。假设乙公司用8000万元中的6000万元购买维持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2000万元购买新的劳动力(支付工资)。这样，交换前属于甲公司的8000万元货币在买卖中支付给乙公司，此后又被乙公司消费掉了。其中用于乙公司支付工资的2000万元被用于购买生活资料，在物质生产领域之外消费了，这并不影响甲所购得的8000万元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给该公司的新产品。

再看甲公司和工人之问的交换。甲公司向工人支付2000万元货币工资，得到具有等额价值的劳动力。在这种交换中，劳动力价值和货币工资价值数量相等，存在形式不同。工人得到2000万元货币工资，用来购买生活资料，虽然它在物质生产领域之外消费了，但却维持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这2000万元价值也不会消失，而是构成新生劳动力的价值。由于货币工资价值和劳动力价值是具有并存等价关系的两部分价值，所以一方面工人用货币工资购买生活资料来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工人劳动力的2000万元价值成为甲公司的生产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无论工人怎样消费工资或生活资料，都不构成否定其劳动力价值转移给新产品的理由。

如果肯定剩余价值生产中存在劳动力价值转移，那么在马克思分析的纺纱实例中，20磅棉纱的价值就不是30先令，而是33先令，即等于在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劳动力价值和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新价值之和。

二、劳动力价值能否归结为使用劳动力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

马克思认为:工人在劳动过程的一段时间内，只是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只是生产他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实际上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使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意味着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不遵循劳动价值论，或者说后者对前者不适用。这当然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基本观点。

众所周知，马克思运用劳动价值论分析劳动力价值，明确指出: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劳动力和其他商品价值决定的共性。马克思正确认识到活的个人的存在是劳动力生产的前提，但是通过假设个人已经存在，撇开了个人被养育的过程，从而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维持个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人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劳动力的生产要以活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假设个人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人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本身的再生产，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181这一归结令人费解。劳动力和生活资料是两类不同的商品，虽然生活资料被劳动者消费之后，它的价值可以转化为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但生活资料和劳动力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商品，二者的价值有不同的载体。例如，面包和劳动力是两种不同的商品，当面包被劳动者用于生产自身劳动力并消费之后，前者的价值转化为后者价值的组成部分，不能说面包就是劳动力，当然也不能说面包的价值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如果把二者混为一体，进而认为生产面包就是生产劳动力，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对同一个人来说，生产他的劳动力和使用他的劳动力、他自身劳动力价值和使用他的劳动力所创造的新价值，具有明显区别。

首先，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总是只有先生产出来，然后才能使用;生产劳动力和使用劳动力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发生的两个过程。从社会范围来看，生产劳动力主要发生在生活领域和教育培训以及其他社会服务场所，表现为养育和维持劳动者，特别是现代社会生产复杂劳动力要对劳动者进行各种学历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这个过程要消耗生活资料和教育工作者的劳动以及其他社会服务;使用劳动力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或工作场所，表现为劳动者就业和工作，生产某种商品或提供某种服务。例如，一个人在北京读大学，这是生产或培养他的劳动力的一个阶段，相关费用计入他的劳动力价值;他大学毕业后到河北就业，从事某种商品生产，这是他使用自己劳动力的过程。在北京读大学培养劳动力和在河北就业使用劳动力分明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不能把前者视为后者的一个阶段。

其次，生产劳动力是一种行为主体的活动，使用劳动力是另一种行为主体的活动，在这两个过程中消耗的劳动时间来源于不同的行为主体。假设有张三和李四两位劳动者，其中张三从事教育培训工作，李四从事普通商品生产工作。李四在开始工作之前，先接受张三组织实施的教育培训。在这里，张三为培养李四的劳动力，耗费了自己的劳动时间，因此，生产或培养劳动力的主体是张三，而李四是作为客体接受教育培训。此外，生产劳动力还需要社会为李四提供生活资料，这要问接消耗他人的劳动。虽然李四为接受教育培训和取得生活资料，通常要由本人或他的家庭支付相应的费用，但是生产李四的劳动力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源于张三和其他有关劳动者。当李四开始工作之后，在生产或工作中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向社会提供劳动时间，这时的行为主体是李四。生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和使用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分别来源于不同的行为主体，不能把前者归结为后者的一部分。

再次，生产劳动力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凝结在一种客体(劳动力)中，使用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时间凝结在另一种客体中，这两部分劳动时间凝结于不同的客体。仍以上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张三的教育培训劳动凝结在李四的劳动力之中，形成李四的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李四在以后的工作中生产某种商品比如电脑，他的劳动时间凝结在电脑之中，形成电脑价值的一部分。在计算生产电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不能漏掉所消耗的劳动力中包含的物化劳动。显然，劳动力和电脑是两种不同的商品，李四生产电脑完全不同于生产出他的劳动力，不能用李四生产电脑的一部分劳动时间来取代培养他的劳动力的劳动时间。

最后，凝结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决定其价值，使用劳动力所提供的活劳动则来源于它的使用价值，二者体现劳动力商品的不同属性。马克思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活劳动，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因此，不能把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归结为劳动力所提供的一部分活劳动。

三、劳动力在交换后能否由卖方用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

按照商品交换原则，一个人把自己劳动力的使用权让渡给企业或买方并得到相应的工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必须为企业劳动，而不可能再用已经卖出的劳动力来为自己劳动或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用工资换取生活资料来维持生活，而不是在为买方劳动的过程中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企业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工资由劳动力转移给产品的价值得到补偿，而不是在劳动中再生产出来。

劳动力交换会发生产权转移。对此，马克思讲得很清楚:事实上，劳动力的卖者，和任何别的商品的卖者一样，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经卖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在劳动力出卖之前，它属于工人所有;当它出卖之后从生理上看也许仍然存在于工人体内，但已经成为买方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不能再由工人用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即不能用来为自己劳动。这表现为工人在生产中只能按买方的要求劳动，产品及其价值归买方所有。如果说劳动力交换不发生所有权转移，工人只是在一定时间内转让劳动力使用权，那么这种已经转让使用权的劳动力也不能由工人用来生产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

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卖者当然有自己的权利:他在出卖劳动力时可以讨价还价，即在签订劳动合同或达成协议之前提出缩短劳动时间和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要求买方按期支付工资，并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劳动，不允许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等等。但是他没有权利使用已经出卖的劳动力来为自己劳动。这里的关键是要理解劳动力作为商品有特定的时间计量单位，以小时为单位计量劳动力是比较准确的;如果以天或日作为劳动力计量单位时，要注意区分自然日和劳动日时间长度。劳动者每天总是要用一定时间来消费和休息，因此一日劳动力的实际数量总是小于24小时。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时以天或日计量劳动力，设想资本家支付工人一天劳动力价值后就购买了24小时劳动力，而工人则认为自己不可能连续工作24小时，双方通过斗争来确定工作日长度，把剩余价值生产建立在延长劳动时间的非等价交换前提下。实际上，在劳动力商品化前提下生产剩余价值，应当排除非等价交换情况，尽管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存在。现代西方国家的企业普遍实行小时工资制，实际上就是按小时购买劳动力。一旦确定每小时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生产剩余价值而又不增加工资就成为违反交换原则和法律的事情。

既然劳动力商品是用时间单位来计量，那么确定其数量，也就是规定工作日长度。劳动力买卖双方围绕缩短或延长工作时间，提高或降低工资等问题进行谈判协商，实际上就是在劳动力商品数量和价格问题上讨价还价。如果工资一定，缩短或延长工作时间，就意味着单位货币所购买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或增多;如果工作时间一定，提高或降低工资，则意味着单位量劳动力所换取的货币增多或减少。这两种情况或它们组合而成的其他情况，都有劳动力单价的变化。其结果通常是买卖双方以合同形式规定工作时间长度和工资数量，这也就是规定劳动力价格。例如，某人和一家企业经过协商，最终签定合同，规定他每劳动8小时，由企业付给100元工资，这表明8小时劳动力的价值为100元，因而每小时劳动力的价值为12.5元，工人得到100元工资，就必须为企业劳动8小时，支出等价劳动力。如果工人用8小时中的一部分时间如4小时来为自己劳动，或者实际上只为企业劳动4小时，那就意味着企业用100元货币只购买了价值50元的4小时劳动力(因为8小时劳动力价值100元，所以4小时劳动力价值50元)，这是不等价交换;相反，如果企业迫使工人劳动10小时，仍然只付给100元工资，那么工人实际支出了10小时劳动力，其价值应该是125元，比企业所付100元多出25元，这是另一种不等价交换。两种情况都是商品交换原则和劳动合同所不允许的。

从现实情况来看，工人靠出卖劳动力所得到的工资换取生活资料来维持生活，而不是在为企业劳动的过程中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企业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工资由劳动力转移给产品的价值得到补偿，而不是在劳动中再生产出来。

马克思本来运用劳动价值论科学地说明了劳动力价值决定问题，但是又把它归结为或等同于使用劳动力形成的一部分新价值，因而忽略或否定了劳动力自身价值转移，以为劳动力出卖之后还可以由卖方用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这实际上未能贯彻和体现他的劳动力商品理论。

四、怎样把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论彻底贯彻到剩余价值理论之中?

劳动价值论、劳动力商品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之问具有内在联系，把三者结合起来分析，就能看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上述问题。

按照劳动价值论，任何商品都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力商品也不例外。按照劳动力商品理论，工人的劳动力是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这种商品化的劳动力具有自身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既然如此，那么劳动力价值在剩余价值生产中就不应当消失，而应当转移给产品。如果一定要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使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并认为这是劳动力价值的特殊性，那就意味着劳动价值论不适用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因而劳动价值论就失去了普遍意义。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理论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具有原创性;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同其他商品价值一样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时，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使用劳动力所形成的一部分新价值，不符合劳动力商品论和劳动价值论。

考虑两个经济主体甲和乙，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由甲作为投资者出资本，乙作为劳动者出劳动力。甲每天先预付工资，乙劳动生产出大于工资额的价值，除了补偿预付工资外，还给甲提供一定量剩余价值。第一天，甲付给乙3单位工资，乙劳动创造6单位新价值，其中3单位补偿预付工资，另外3单位是剩余价值;第二天，甲把前一天乙劳动创造的6单位新价值中的3单位作为工资又付给工人，再次得到工人劳动创造的6单位新价值。从表面上看，这里好象也有劳动力交换，但是劳动力本身没有价值，或者虽然假设它有价值，却不向产品转移，而由一部分新价值来取代，实际上否定劳动力价值存在。劳动力要作为商品参加交换，那就不能没有价值，也不能以假设的不向产品转移的价值为交换依据。劳动力是否可以凭它在使用中创造的新价值来参加交换呢?当然不行。第一，凡是参加交换的商品的价值必须在他进入流通之前就已存在，而新价值不仅在劳动力进入流通之前不存在，而且在它进入流通之后尚未开始消费或使用时也还没有形成;第二，新价值来自劳动力的使用过程即劳动，但如果劳动力真正作为商品被出卖，那它的使用价值就归买方所有，其使用或消费所形成的新价值也属于买方所有，不能作为卖方参加交换的依据。如果一定要说劳动力的使用所形成的新价值是乙方参加交换的依据，那么新价值与工资价值在数量上无非有三种关系:一是新价值等于工资价值，这时没有剩余价值;二是新价值小于工资价值，这时不仅没有剩余价值，而且会出现亏损，是一种不等价交换;三是新价值大于工资价值，虽然存在剩余价值，但是属于另一种不等价交换。设想乙方以他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为依据参加交换，不符合劳动价值论关于等价交换的一般原理。

现在假设乙先用甲提供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乙每天劳动形成6单位新价值，其中3单位留给自己，另外3单位交给甲。无论这种分割怎样进行，乙毕竟有一部分时间为自己劳动，能够分享自己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从商品交换一般原则来看，这里并没有发生劳动力买卖。乙获得自己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另一部分则交给甲。这在实质上与封建社会的农民把租用别人的土地所生产的粮食的一部分留给自己，另一部分交给地主并没有什么两样。设想某个生产者向资本家租用生产资料，他每天自己劳动生产6单位新价值，其中3单位作为租金交给资本家，另外3单位归自己所有。这位生产者的劳动力没有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但其新价值分割同马克思所讲的剩余价值生产是相似的。这里实际上不存在劳动力商品化。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否定劳动力价值的存在和转移，或者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使用劳动力所形成的一部分新价值，就意味着否定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前提。如果一定要把上述两种情况解释为劳动力商品化的特殊性，那就会同劳动价值论发生矛盾。只有肯定劳动力价值转移，才能把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论彻底贯彻到剩余价值理论之中。

劳动力价值和生产资料价值一起转移给产品，实质上就是生产它们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转化为生产以它们为要素的其他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在它被生产出来的过程中已经消耗了一定的人类劳动。当劳动力通过交换被用于生产其他商品时，过去生产这种劳动力已经消耗的劳动时间作为物化劳动时间，转化为生产以它为要素的其他商品的一部分劳动时间。生产劳动力要消耗劳动时间，使用劳动力又提供劳动时间，这两部分劳动时间都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劳动力本身包含一定的物化劳动，它的使用过程又是活劳动，这两部分劳动都参与决定使用劳动力所生产的商品价值。在实际生产中，劳动力价值转移给新产品表现为把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工资计入产品成本，正如生产资料价值转移给新产品表现为把购买它所支付的货币额计入产品成本一样。

第15篇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

本文将讨论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中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并且证明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来证明资本利润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课题的意义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仍然占据着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后，出现了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例如，在市场经济中是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而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发展经济需要大量引进利用外资，但是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利润来自剥削。尽管如此，很多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顽固地坚持原有观点（1，2）。经过多年的政治宣传和理论教育，“资本家靠剥削发财”已经在中国劳动阶层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工人理论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论的基本依据（3）。中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科书仍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线，仅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内容。虽然有人发出了“改写政治经济学”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见行动迹象。对于在大学中讲授西方经济理论，有人提出仅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须“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评析”（6）。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的滞后状态，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障碍，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甚至可能成为走回头路的推动力之一。

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既不能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又不能指导制定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国的独特地位，无法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批判其中违背客观实际的部分，利用其科学成分。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正试图通过修正劳动价值论，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仅活劳动（人的劳动），而且物化劳动（机器等）也能够创造价值，试图在不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为资本利润的来源找到一种正当解释（7）。虽然他们小心地遵循着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驳（8，9）。

笔者认为，尽管面对经济现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捉襟见肘，但是仍然占据着中国经济理论的主导位置，除了政治因素，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劳动价值论无法在实践中进行验证。

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取决于其劳动价值。但是，马克思又说，同样时间不同种类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价格可以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因此，在仅有的两个可以实际测量的参数──商品价格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两个不确定的环节，即：

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

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的定量分析根本无法进行，最多只能责问一声：有些商品的价格，偏离其劳动价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无法使用实际数据验证理论，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劳动价值论多年激烈争论却不能得到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利润的来源。

马克思的理论在解释利润来源时，直观易懂：人类肌肉和大脑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没有生命的货币、机器和土地不会创造价值，因此利润只能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反对马克思的人只是坚持资本和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该和劳动一样获得报酬。这种解释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写照，因此缺少说服力。

（三）反对马克思的人，有一种错觉，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也只是其基础──劳动价值论──存在问题。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特别喜欢引用一百多年前一个反对者的话：“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11）这段话是这种错觉的起因还是加强了这种错觉，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正是这种错觉使得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劳动价值论上。

然而，仔细研读《资本论》，可以发现，至少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本文将主要讨论马克思在定义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时的一个错误。

一个无法成立的“如果”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他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求雇佣劳动者提供额外的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2）。

这种思想在农业生产中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仅仅是劳动地点不同，劳动效率是基本一样的，例如，生产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佣的其他农民合作、使用较好的农具，会提高一些劳动效率），因此，农民只能在相当于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外，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在工业生产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劳动时，与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机器，和他作为个人、在家里独自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相比，劳动的效率要高得多。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模型是：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2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12个物化劳动小时（马克思用来衡量价值量的单位，以下简称为“价值单位”。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一个“物化劳动小时”，即一个价值单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6个价值单位。资本家把新创价值的一半（6个价值单位）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另外6个单位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他的利润。在这个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均为6小时。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用来衡量剥削程度的指数）是

6/6=100%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即6小时内──引者注），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13）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

（2）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6个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3）这6个小时的劳动只是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以称为“必要劳动”，这6个小时就是“必要劳动时间”。

（4）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不论他是为资本家劳动还是为他自己劳动，他都必须进行这部分劳动。

（5）这种劳动对资本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资本家需要工人能够长期进行劳动，而且不断有新的年轻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点是存在问题的。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是因为他预付了货币，准备了机器等各种生产资料，把工人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和协作，使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一个工人“独立地”劳动，怎么会有这些条件呢？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商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生产商品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而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14）。如果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那么，一个人即使耗费了12个小时才能生产出一件这种商品，他的产品的价值仍然只有6个价值单位，而不是12个价值单位。

由于一个工人独立劳动时没有和工厂相同的“其它条件”，所以，他生产同样的产品劳动时间要长得多，但是产品的价值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创造出6个价值单位的产品，劳动时间将不止6小时，而是几倍甚至几十、几百倍于他在工厂里的劳动时间。保守一点，我们假设需要两倍于他在工厂劳动的时间，即12个小时。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必要劳动时间”等于生产生活资料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对于一个工人来说，他原来为自己劳动时，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需要工作12小时。现在他在工厂里，也是劳动12小时才能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了。

如果我们假设生产同样的产品，独立劳动需要的时间是在工厂劳动时间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现负的剩余劳动时间，即工人在工厂劳动比独立劳动更合算（见表1）。

也就是说，马克思仅仅注意到“必要劳动”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却是随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表1：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分析

在工厂劳动

（生产一件产品需要6小时）独立劳动

（方式I，生产效率为工厂的50%，生产一件产品需要12小时）独立劳动

（方式II，生产效率为工厂的25%，生产一件产品需要24小时）

劳动时间

（小时）121212

产量

（件）210.5

产品价值

（例中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工厂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即6小时；每件产品的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1263

工人得到的报酬6

（工人得到新创价值的一半）6

（工人得到全部新创价值）3

（工人得到全部新创价值）

必要劳动时间

（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量为6个单位）6小时12小时24小时

对工人而言的

剩余劳动时间

（等于在工厂里的总劳动时间减去独立劳动时获得同样报酬所需的劳动时间）12-12=0（根据独立劳动方式I计算）

12-24=-12小时（根据独立劳动方式II计算）

对资本家而言的

剩余劳动时间

（等于工人在工厂里的总劳动时间减去创造工人工资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12-6=6小时

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厂劳动，使用先进的机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劳动时间比他独自劳动时要短得多。因此马克思遗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的那段话实际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工人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由于其他条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劳动更多的时间，不仅可能超过6小时，而且可能超过12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他在工厂里劳动可能比自己独立劳动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厂里劳动，不仅可能不受到剥削，反而因为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融为一体，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尽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实际报酬仍然比自己独立劳动时高得多。”

对于工人来说，在工厂劳动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对资本家来说，由于他准备了机器、组织工人相互协作，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从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劳动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利润的确来自这些剩余劳动时间。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不能。因为剩余劳动的出现，来自劳动效率的提高，而劳动效率的提高，来自使用机器和工人的协作，而这一切均是资本的贡献。

把劳动效率提高产生的成果强行归给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借助汽车，人们可以缩短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时间，但是谁也不会把时间的节约归功于乘客的两条腿。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制造汽车了。

把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工作时间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是不准确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资本的“必要劳动时间”：维持投资者继续投资兴趣的“必要劳动时间”。利用资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劳动的效率，获得独立劳动时不可能得到的报酬。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为资本工作，为维持投资者投资兴趣而工作，也是在为自己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换时一样（15，16，17），在分析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也要考虑“劳动时间”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劳动条件下生产效率的差别。工业生产方式中这种差别非常显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和地主一样，资本家也只能通过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价值才能获得利润。在工业生产方式中，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概念来证明资本的利润完全来自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错误的原因

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伟大的博学家马克思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把一个影响波及全人类的重要理论，建立在一个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设上。笔者认为，问题在于

（一）马克思没有正确理解人类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本质动机。

马克思说“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18）。也就是说人们相互交换商品是为了互通有无。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

亚当·斯密有一个经典的关于商品交换的例子：“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19）也就是说，捕杀海狸的渔夫和捕杀鹿的猎人，为了互通有无，按照“等量劳动相互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假设一个渔夫可以用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一个猎人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捕杀一头鹿，他们两人在市场上交换各自的产品。

斯密没有告诉我们如果猎人去捕杀一头海狸的话需要几天时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猎人也能够用两天或不到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他就会自己去捕海狸，而不是花两天时间先去捕两头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来和渔夫交换一头海狸。因为这至少将额外增加交换产品的麻烦。就好像我们不会用5元钱买一本我们不需要的书，然后去旁边的柜台费一番口舌换一枝价格为5元的钢笔。我们肯定是直接去买那枝钢笔。

猎人不直接去捕海狸，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两只鹿换一只海狸，充分说明对于他来说，间接地得到海狸比直接捕杀海狸对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费较少的劳动。因此，猎人捕杀一头海狸肯定需要两天以上的劳动时间。我们不妨假设是三天时间（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但是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当海狸和鹿的交换比例时1:2时，猎人用两天的劳动产品：两头鹿，可以换得他本来需要三天时间才能获得的一头海狸，因此他可以节约一天的劳动时间。

猎人需要一头海狸，这是他参加商品交换的出发点（他为什么需要海狸不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但是，这不能成为他进行商品交换的根本动机。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那头海狸。仅仅因为先捕杀鹿，然后去交换海狸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海狸捕杀者──渔夫──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

猎人捕杀海狸之所以需要较多的时间，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验、合适的工具、居住地离开海边较远等等因素。

同样道理，渔夫需要鹿，不能成为他参加商品交换的理由。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鹿。仅仅因为先捕杀海狸，再去交换鹿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鹿捕杀者──猎人──交换劳动产品。

渔夫捕杀鹿之所以需要较多的劳动时间，可能同样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捕鹿经验、合适的工具、需要额外的时间进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而互通有无仅仅是商品交换的表面动机。

由于我们（包括马克思）身处一个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社会，当我们需要某种物品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购买，而极少考虑自己制造的可能性。当孩子要吃巧克力时，我们总是花几块钱去商店买一包，而不是花费整个星期天的时间自己在家里制造，尽管这样可以彻底杜绝孩子吃到伪劣产品的可能性。人类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头，已经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经济学中，就是错误地理解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仅仅是互通有无。当代经济学把“偏好”作为商品交换的出发点显然也是存在问题的。

由于马克思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质区别，而没有注意到交换双方获得同样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劳动时间（这种差别正是商品生产者利润的来源（15，16，17））。因此在讨论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他没有注意到同样的劳动时间对交换双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发现：从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劳动时间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厂的总劳动时间（分别对应表1中独立劳动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用自己的劳动换得货币，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被马克思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货币要多于自己独立劳动、然后出售产品所能获得的货币。劳动和资本结合后所产生的利益增值，是雇佣劳动者和雇主可以长期和平共处、雇佣制度得以稳定存在的基础。

（二）马克思没有把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理解应用到对劳动和资本交换过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农业时代的观点看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讨论了分工、协作和使用机器对商品生产的影响，说明他对工业时代已经有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框架、确定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之后，才引入这些范畴的。这充分说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考虑工业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因此，在研究工人劳动报酬问题时，他只注意了“劳动时间”一个因素，却忽视了在不同的劳动条件下，同样时间的劳动会创造不同量的价值。

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他说：“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20）这是和他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完全自相矛盾的。协作可以缩短生产商品的时间。因此，在同样的时间里，1200个工人相互协作，生产的商品数量肯定多于1200个单独劳动的工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同样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因此，1200个工人协作劳动创造的价值肯定多于他们分散劳动的结果。

（三）马克思的论述方式存在问题，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展开，没有加以仔细的推敲，因此难以发现自己的错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很多至关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数语，几笔带过。对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却非常简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4）那么，具体如何确定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只给了一个简单例子：“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织布机刚刚开始被使用，产量远远低于手工产品时，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等于手工织布的一半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除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恒等于最短必要劳动时间（这和马克思的定义相冲突）。因此，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推导出的结论应该是：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和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长短有关，还和它在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产量有关。只有用蒸汽织布机生产的布大大超过了手工织布的产量，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等于（严格地说是“接近”）用蒸汽织布机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有关，还与不同生产者的产量有关。即使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不变，只要企业主调整各自的产量，就可以改变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商品的价值。

与此同时，马克思常常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不惜笔墨，反复论述。例如，他花费了二十多页的篇幅，讨论“20码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叶，所以10磅茶叶值20码麻布”之类的问题（21）。尽管如此，这一长篇论述中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

例如在讨论一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其相对价值也将发生相应变化时，马克思列举的第二种情况是：“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页）羊毛歉收为什么会引起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根据常识，只要羊毛的质量没有变化，工人生产上衣所需的劳动时间不可能因为羊毛歉收而发生任何变化。马克思这样说，其出发点显然是：羊毛歉收，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上衣厂的资本家必须花费更多的货币去购买羊毛。多支付的货币属于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可以折算成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羊毛歉收后，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把构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说明地换算成“劳动时间”一个因素，然后再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

结论

（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论述中，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所以，即使劳动价值论成立，剩余价值理论也不能成立。因此，《资本论》没有证明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

结束语

《资本论》中简短有力、象现代广告的口号一样简洁明了的结论（例如，“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大众的共鸣，得到他们的认同；而它壮观的厚度和拗口晦涩的论述，给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结合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深入观察和理解，坚持独立和客观的立场，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马克思的文字丛林中理出一点头绪来。

1997年8月于上海

参考文献：

1,傅军胜：“全国劳动价值论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35页

2,钟粟：“经济学家面临选择”，《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26页

3,引自《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1期，第54页，全国总工会工运研究会1996年年会介绍。原载于《改革内参》1996年第19期

4,王则柯：“还得下决心重写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9期，第31页

5,黄佶：“赞成：政治经济学的确需重写”，《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第43页

6,引自《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5期，第44页，原载于《当代思潮》1996年第6期

7,钱伯海：“论物化劳动的二重性”，《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第24页

8,梁劼：“物化劳动果真创造价值吗？”，《学术月刊》1996年第7期，第75页

9,顾钰民：“再论活劳动是新价值的唯一源泉”，《学术月刊》1996年第11期，第71页

10,王则柯：“‘物以稀为贵’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53页，注3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63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2页（其它版本《资本论》中的此段中文译文见注）

1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52页

15,黄佶：“剩余价值不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民主中国月刊》，1993年11月号，第28页

16,黄佶：“利润：消费者给生产者的报酬”，《民主中国月刊》，1994年10月号，第38页

17,黄佶：“商品不是等价交换的”，《中国研究月刊》，1995年7月号，第68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82页

19,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2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358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61至87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5页

注：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一卷德文版第一版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0页：

“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作为独立的劳动者，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注1：“独作为独立的劳动者”：原文如此；2，着重记号是原有的──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