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保险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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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前期建设阶段

该阶段自1995至2003年。1994年内蒙古财经大学招收第一届保险学专业(专科)学生，1995年《人身保险学》课程作为保险专业主干课程开设。在此期间，该课程同时作为金融专业学生的专业选修课开设。当时只有一名主讲教师、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案，课程建设开始起步。

(二)不断完善阶段

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内蒙古财经学院成立保险学本科专业并开始招生，以此为开端，课程建设迎来了不断完善阶段。经过课程组多年的探索，该课程的建设得到不断加强，课程建设规划情况主要集中在6个方面:

1．组织人员，形成团队自2004年设立保险本科专业以来，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人身保险学》课程组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以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合理的教学队伍。团队成员的专业背景充分融合了保险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交叉学科，各成员均具有较深的保险专业及相关学科理论功底、洞悉保险理论和应用的发展前沿知识，具备承担人身保险学授课任务和科研课题的能力。《人身保险学》课程教学小组共有5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3人，助教1人;博士2人、硕士3人，形成了一个结构合理的课程教学梯队。从学缘结构上，课程组教师分别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有较好的专业背景。从年龄结构上，课程组成员年龄结构为30－40岁4人、40－45岁1人，是一支富有朝气和活力的教学队伍。

2．紧跟政策和形势，完善教学内容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更是培养人才的重要保证。所以，课程组在选取教材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所选教材的权威性、针对性和时代性，优先采用国家规划教材(教育部、保监会推荐教材)张洪涛、庄作瑾主编的《人身保险》。同时，选择国外经典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在教学内容方面，课程组每学年都会根据政策与形式变化对教学内容做相应的调整，例如，当前延迟退休年龄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课程组在教学内容中增加《退休政策与养老保险》专题来探讨。

3．完善课程要件《人身保险学》课程在开课初期只有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案。经过20年的努力和探索，目前该课程有教学大纲、配套教学课件、教案、教学案例库、系列专题、习题库和无纸化试题库等课程要件齐备。

4．完善教学方法和手段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学练结合、学用结合，将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习教学等方法有机结合，形成了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习教学“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教学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教师讲授中大量运用启发式方法。实践性问题主要运用案例式方法。这可以使学生增强学习兴趣，提高感性认识，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和重视程度。例如，保险的基本原则、人寿保险理赔可以通过案例加以说明。在教学中增加实践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增强他们的动手能力和适应能力来讲都非常关键。根据课程实务性强的特点，将课程的相关内容(如人寿与健康保险的营销、条款分析、理赔等)安排在暑期实习中进一步学习检验。

5．加强校际交流2006年派一名青年教师赴中央财经大学做访问学者。2006年、2008年分别派一名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目前他们均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到金融学院的教学与科研第一线。通过青年教师在国内知名高校学习和深造，课程组与这些学校建立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6．搭建实践桥梁，建立实习基地2014年5月，金融学院保险系与中国太平洋保险内蒙古分公司、百年人寿内蒙古分公司草拟了《保险行业产学研合作试点方案》，达成了合作意向。两家保险公司不仅可以为学生、教师提供调研和实习的便利，同时也可以选派管理人员为学生讲授寿险营销、保险经营管理等实务性较强的课程。通过与上述两家保险公司的合作，不仅解决了毕业生实习问题，通过实践环节可以进一步检验所学知识，而且也为培养年轻教师的实践经验提供了平台。总之，《人身保险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起步较早，经过20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研究与管理、学生培养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课程优势与特色。本课程侧重人身保险领域，专业性强，同时兼顾职业化特色，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注重理论性与实务操作性。本课程在区内同类课程中无论是开设时间还是从师资力量、社会影响来讲都是处于领先水平;从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分析，学生就业后能够很好地适应工作，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已有一批毕业生在保险公司管理层崭露头角。

二、《人身保险学》课程今后建设方向及思路

内蒙古财经大学以自治区区内生源为主，以少数民族教育为特色。因此，《人身保险学》课程立足实际，旨在使学生全面掌握开放经济条件下区域人身风险及人寿保险经营活动的原理和规律，同时注重蒙汉双语教学，为地方经济培养能够适应现代保险市场的风险管理与保险类民族人才。今后的课程建设紧紧围绕上述定位，同时结合保险行业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本课程教学体系，突出课程特色，力争将本课程建设成为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准、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具有良好示范作用的精品课程。

(一)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团队整体水平

今后进一步加强教学队伍建设，在教学梯队人员学历水平、职称结构等方面全面加强，强化青年教师培养，提升整体教学团队的业务水平和科研水平。

1．建立完善可行的教师进修和出国访问长效机制通过国内或国外、短期或长期培训与进修提升本团队的教学水平，特别是科研实力。国内进修方面，定期或不定期选派教学科研后备人才到国内名牌学校进行期限长短不同(三个月至一年)的专题或系统学习，争取利用这种快速、有效的方式提升后备人才的教学与科研素养。国外访问机制方面，鼓励青年科研骨干到国外做访问学者，紧跟国际主流研究范式和方法，不断提升教学科研整体水平。

2．引进优秀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化背景的青年人才

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保险业竞争的加剧，保险业的发展无论是业务结构还是服务对象，都发生着深刻变化。面对全球化，适应变化的复合型保险类人才已经显得日趋稀缺化。为此，站在行业发展的高度，引进能够给课程教学团队带来新的范式冲击、具有国际化背景的青年人才，强化教学梯队的人才建设。

(二)注重课程建设，全面提升课程建设质量

随着我国保险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商业保险逐步成为个人和家庭商业保障计划的主要承担者、企业发起的养老保障计划的重要提供者，《人身保险学》课程的开课率会越来越高，对任课教师的要求也会进一步提高。围绕保险学专业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结合国际保险市场发展趋势，体现现代经济社会人才需求特点，科学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以精品课程建设为契机，全面提高课程建设质量。

(三)加大实践教学和创新教学的力度

今后进一步强化实训教学环节，扩展实训基地，加强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建设。根据《人身保险学》课程实务性强的特点，与《人身保险学》同一学期开设《保险实务》实验课，来配合讲授寿险公司业务经营流程。同时将课程的相关内容(如人寿与健康保险的营销、条款分析、理赔等)安排在“暑期实习”中进一步学习检验。同时将不断追踪学科前沿，紧跟行业发展步伐，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重视实验、实践性教学，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

(四)加强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鼓励教师从事教学研究和承担教改项目

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创新，着力打造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精品课程、双语课程改革、实训基地建设等教改项目。注重教材建设，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及时更新、提高教材编写内容和编写质量;同时开放性引进国内外优秀教材和课程，逐步实现教材建设标准的国际化。

(五)加大与实体部门的联系，发挥实体部门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第2篇

[关键词]人身保险；保险利益；亲属关系；保险合同

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或身体所具有的经济利害关系，即被保险人的生命或身体遭受伤害或被保险人生存到一定年龄时，均会使投保人在经济上的支出增加。例如，在一定的亲属关系之间、生意合伙人之间、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单位与员工之间，就存在这种经济利害关系。但是，上述经济利害关系在实际上不一定都可以构成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除了投保人对自己具有无限的保险利益外，我国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仅存在于一定的亲属关系之间，即投保人只对配偶、子女、父母以及与其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其他家庭成员和近亲属具有保险利益。至于生意合伙人之间、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单位与员工之间，虽然在经济上具有利害关系，但是并不构成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的规定，没有保险利益的个人之间或集体与个人之间要订立人身保险合同，不管双方是否具有经济利害关系，必须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这种被保险人同意他人或集体为其投保人身保险的法律事实，被视作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与上述一定亲属关系之间的保险利益在效果上是相同的。从理论上讲，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投保人身保险，不需经被保险人同意。但是在实际上，具体投保哪种人身保险，就要看法律是否规定要经被保险人同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就规定，除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外，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必须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值得注意的是，同意投保人为自己投保人身保险与同意投保人为自己投保哪种人身保险是有区别的。我国现行的人身保险投保单一般有被保险人的声明签名，其要表达的意思主要是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该人身保险，当然也同时包含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人身保险的意思。后一层意思对没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投保的行为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对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投保的行为则无关重要。

以上是从理论上讨论怎样认定人身保险利益的问题，下面着重讨论在实务上如何认定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的问题。显然，投保人为自己投保和被保险人书面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人身保险这两种情形的保险利益十分容易认定。问题是，投保人为配偶、子女、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近亲属投保人身保险时，是否要投保人提供有关证据，以证明其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赖以存在的关系？例如，投保人为配偶投保的，是否要其提供结婚证，以证明其与被保险人是夫妻关系？为子女或父母投保的，是否要其提供户口簿，以证明其与被保险人是父子、父女或母子、母女关系？同样，为其他家庭成员和近亲属投保的，是否要其提供有关证据，以证明其与被保险人有抚养、瞻养或扶养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扶养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兄姊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扶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扶养义务。另外，儿媳对儿子已经死亡的公婆或女婿对女儿已经死亡的岳父母也有可能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的。在这些情形下，若要投保人提供有关证据，则“父母已经死亡”、“子女已经死亡”、“未成年”以及祖孙关系、兄弟姊妹关系等证据是比较容易提供的，但是要提供“有负担能力”、“无力扶养”、“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等证据就比较困难了，因此这些条件颇具弹性，在实务上仍缺乏有效的司法解释作为依据。

第3篇

「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订立，生效，合理期限，默示承诺

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不同，财产保险由于情形急迫，贵在速决，而保险人即有代表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全权，得由其表示承保与否，如一经人承诺，保险合同即成立，并生效。而人身保险承诺之权在于总公司，总公司要审查申请书、被保险人之体检证明书后，始决定是否承诺，一俟承诺，人身保险合同才得以成立，在满足法定条件后生效。因此，同财产保险合同相比，人身保险合同订立中要约与承诺之间的间隔时间更长，成立与生效之间也有时间之间隔。

然而人身保险合同何时、怎样成立和生效，直接关系到被保险人的利益何时得以保护，也关系到保险人保险责任之始端，因此，投保人投保后，作为利益相对立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对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时间、方式有截然不同之主张：前者希望人身保险合同尽快成立和生效，以便更早地得到保险保障；后者则希望人身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尽可能滞后，以便最大限度地排除当前被保险人面临的保险风险。然合同的成立是以合同的订立为前提，因此，要公平、合理地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之利益，有必要研讨人身保险合同之订立和生效，以为立法和司法实践所借鉴。

一、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一般经投保人投保即要约和保险人承保即承诺两个阶段。①当事人就合同内容意思表示一致，人身保险合同即告成立。

然而，“保险的发展也是沿着节约成本，特别是节约交易成本的道路发展的，因为保险是一种劳务型的金融商品，与以物质形态体现的商品有所区别，它的直接‘生产成本’相对交易成本而言，就小得多”。②正是为节约交易成本，作为要约的投保书（或曰投保单）通常都由保险人事先拟就，投保人只需据实填具投保书即可。然而作为要约的投保书中通常并没有注明明确的有效期限，保险人似乎没有了承诺答复的时间约束，可以无限期地迟延承诺；如果不承诺，则可以无限期地不理会投保人，这极不利于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因此，为平衡二者利益，一是可以在投保书中明确规定具体的有效期，并且这个有效期是否公平合理，要接受法律的监督；二是投保书中未明确规定有效期，保险人无论是否承诺，是否都必须作出答复？何时答复？因此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正是下面要研讨的问题。

（一）保险人无论是否承诺，应否都必须答复

合同法一般原理认为，保险人作为受要约人，没有必须答复的强制性义务，即使受要约人承诺时予以答复，也是受要约人权利的选择。然而，如果对所有合同不分性质都机械地适用这一制度，可能正构成对这一制度基本精神的背叛，因为合同法这一制度的基本精神在于保护要约人，限制受要约人，要求受要约在一定的期限内予以承诺，否则一俟期限届满，要约失效，要约人就可以迅速地另行处置其事务，以加速商品流转，实现要约人的利益。但人身保险合同不同于一般商品交易合同，由于投保单中未标明有效期限，以合同法的规定，投保单的约束力应是“合理期限”内，但对什么是“合理期限”，是一个很难界定的事实问题（后文有述及）。若保险人不及时答复，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根据自己理解认为保险人已超过合理期限未承诺而转向另一保险人投保，则投保人可能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长久等待又使自己得不到及时的保险保障，也不可能及时采取其它风险管理措施。这都不利于保护作为要约人的投保人。其次，人身保险是根据概率论和大数法则的科学计算，以事先交纳保险费的办法建立集中的保险基金，用于被保险人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赔偿保险金或者在被保险人死伤疾病、达到合同规定的年龄、期限给付保险金的一种制度。其基本职能和目的就在于组织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以弥补损失。③如果因为保险人的消极行为而致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合理期限之外因风险致害，却得不到补偿，则有失所有“法律所应当始终奉行的一种价值观”-公平。④再则，人身保险合同作为最大诚信的合同，保险人应当尽快作出答复。第四，人身保险中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多是消费者，因此，人身保险合同一般是消费合同，消费者是社会经济弱者，特别保护他们的利益，不仅基于人权，而且基于一国经济持续发展之需要，现代法律也摒弃了对一般抽象正义的追求，而根据不同主体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以谋求法律价值中的实质正义，“根据不同法律主体的个体差异而给予保护，并不是对人类自由、平等法律原则的践踏，相反，正是人类认识进步法制发展完善的标志”。⑤

正基于以上原因，在人身保险合同订立中，为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当要求作为受要约人的保险人予以答复，而无论是拒绝要约还是承诺，或其他之说明，但都应有强制的答复义务。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已规定了这一制度，如澳门《商法典》第966条就明确规定，在人身保险合同订立中，保险人对要约必须答复，答复内容可以是拒绝承保，可以是承保，也可以是搜集为评估风险所需之说明，包括医序报告、风险或实地调查等。

（二）保险人应在何时答复关于保险人答复时间，各国和各地区有二种不同体例，一是保险法律作出有别于合同法一般规定之特别规定，明确规定答复期限，如澳门《商法典》第966条规定，投保单未约定答复期限的，保险人应在15日内答复；二是遵循合同法之一般规定，法律和司法实践没有具体明确的时间，而要求保险人在“合理期限”内答复，如美国。我国《保险法》也未对答复期限作规定，但据《合同法》第23条第2款第2项之规定，作为要约的投保单中未载明有效期的，则保险人应在“合理期限”内予以答复。⑥

两种体例比较，第一种体制简便易操作，第二种体制则具更强的灵活性，正因为如此，“合理期限”据具体情况不同，怎样才能真正“合理”呢？一般民商法理论认为，“合理期限”的确定，必须考虑要约、答复的在途时间和受要约人必要的考虑时间，即合理期限=要约在途时间+受要约人必要考虑时间+答复的在途时间。其中在途时间比较能够客观地确定，而必要的考虑时间则仍难以确定，而且随着现代通讯技术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发展，“在途时间”将越来越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合理期限”中“必要的考虑时间”越发显得重要，可以说“合理期限”≈“必要考虑时间”。其次，必要的考虑时间的确定，行业惯例有重要的影响，行业惯例是行业在长期的业务中逐渐形成的，是该行业中普遍的做法，但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由于保险市场中保险人处于买方市场，因此，保险人努力做到更好，以争取更多客户，所以行业惯例常常不断地强化对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保护，而且行业惯例也时刻受法律的审查，而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国家，由于竞争的不充分，行业惯例常常是不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法律也常表现出对行业惯例的无可奈何。“必要考虑时间”常常以“一般人标准”为依据，而如何确定“一般人标准”，则需要相应的制度作保障，以美国为例，陪审团制度和法官自由心证制度是“合理期限”的有力保障。美国法认为，“合理期限”是一个事实问题，应由承担事实审的陪审团来确定，陪审团来自普通民众，从良心、公平出发来确定，而且人数较多（一般为12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更加公平、合理地确定一般人认为的“合理期限”，而且这也为双方当事人乐意接受，即使不使用陪审团，法官也必须站在陪审团的立场，从公平、良心来确定“合理期限”而非从法律或有关证据来判断。同时基于诉讼中的法官自由心证，作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选择一般理智、通情达理之人十余人，以其中多数人认定的“合理期限”为标准，这一举证方式对事实审的陪审团或法官有极强的说服力，实质上，正如前文已述及，由于要约、答复在途时间易于确定，因此这里的“合理期限”实质就是“必要考虑时间”。而大陆法系奉行合议庭制和证据主义制度，有证据决定论的倾向，在确定“一般人标准”时，“实质上，由法官来认定一般人标准，并以此来评价行为人的行为，即法官标准，而法官标准从理论而言，应当是高于甚至远远高于一般人标准的，因为法官知识、经验都较丰富，认识水平显然比一般人高”。⑦因此，在二种体例中，大陆法系国家更适宜采第一种体例。我国亦如此。

（三）保险人依法答复和逾期不答复或逾期答复的法律后果

保险人在法定期限或合理期限答复予以承诺，合同即成立；答复拒绝承诺，合同不成立；答复为评估风险之说明，待行为结束后保险人作出是否承诺之答复而决定合同是否成立。

但如果保险人超过合理期限不答复或逾期答复，合同是否成立呢？有学者主张构成默示承诺。美国学者以经济学观点分析认为，法律应努力识别不同情况而适用不同规则：在接受要约比例高于拒绝要约的情况下，适用沉默即承诺规则；在别的情况下，适用沉默即为拒绝规则。⑧人身保险合同正属于接受契约比例高于拒绝契约的情况，因此应适用沉默即承诺规则。一些国家或地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认为应是沉默即承诺，如澳门《商法典》第966条规定，保险人未依法定时间答复，合同依要约条件成立。实质上，既然法律赋予了保险人答复的强制性义务，因此，如果保险人未按时予以答复，就应当推定保险人默示承诺，人身保险合同因此而成立。并且成立时间应溯及到合理期限或法定期限届满时。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在此情况下的合同成立并不妨碍投保人或被保险因已向其它保险人投保等原因而解除合同，并且不因此承担任何责任。

二、人身保险合同的生效

人身保险合同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即生效。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成立即生效，附条件的合同，条件成就时即生效。那么，人身保险合同何时生效呢？

（一）缴纳保险费与合同生效

有些学者认为，人身保险合同生效要件是：一是当事人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标志是保险人出具保险单、确保单等；二是投保人缴纳保险费，分期缴纳的，缴纳首期保险费，二个条件同时是具备才能生效。因此，缴纳保险费是人身保险合同产生和维持法律效力的实质要件。⑨澳门《商法典》第1045条第一项也规定，人身保险合同仅于支付第一年保险费或首笔分期保险费时生效。

通常认为，缴纳保险费是投保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既然是合同义务，依合同法之理论，只有到合同生效后，才有“合同义务”，合同虽成立但未生效，对双方未产生拘束力，本无“合同义务”可言。而人身保险合同以缴纳保险费为生效之要件，因此，人身保险合同实质是附条件才生效的合同，即以缴纳保险费或缴纳首期保险费为生效条件，只有当这一条件成就时，合同才生效。所以，将缴纳保险费一概谓之投保人的“合同义务”有次妥当。正因为如此，在实践中，有的保险人要求或投保人自愿在投保时即预交保险费或首期保险费。在此情况下，一旦人身保险合同成立，便可生效。

那么，为什么人身保险合同要以缴纳保险费或首期保险费为生效要件呢？原因在于人身保险尤其是人寿保险具有储蓄性质，保险费既不是属于保险人已经取得的利益，也不是保险人的利润收入，甚至可以说，已收保险费有一部分是保险人对投保人的债务，因此，即使人身保险合同生效以后，需陆续交付的保险费是否按期交付，只能由投保人自行决定。各国法律禁止对人身保险费作诉讼上的债权主张。我国保险法第59条也规定，保险人对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因此，不把缴纳保险费作为人身保险合同生效要件，而作为合同义务在合同生效后才履行，那么，如果合同生效后投保人不按时缴纳保险费，保险人虽可以解除或中止人身保险合同，但在解除或中止人身保险合同之间仍应给予被保险人保险保障，在此间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未收到保险费，也不能强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支付，却必须承担保险责任，这无疑有害保险职能的发挥，也会引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道德危险，即不支付保费却得到保险保障，如此，则保险奉行之大数法则失灵，难以通过大数法则，集合资金组成保险基金。保险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二）保险责任期间的开始与人身保险合同生效保险责任作为保险人承担的主要合同义务，应该是人身保险合同生效后，保险责任期间内发生了保险事故，或达到合同约定年龄、期限时，才承担的义务，因此其何时开始，直接关系到被保险人何时得到保险保障。然而各国实践中，签发保险单日期、同意承保日期虽常在投保日之后较长时期，但常常在保险单中将保险责任期间起始日溯及到投保时，我国更如此。也就是保险责任期间不仅不是起始于合同生效，甚至不是起始于合同成立，而是起始于投保时，这明显有违法理和情理。因此，一些国家为弥补投保人在时间上之损失，采取一些措施，如美国寿险业者于承保寿险时，乃将意外死亡和自然死亡分开，与投保人约定，如果投保人于提出投保申请之同时交付保险费，保险合同关于意外死亡部分即发生效力，但关于自然死亡部分须至保险人审核被保险人之体检证明书即签发保险单后，溯及至投保之日生效，此一约定无论对于投保人或保险人均公平合理，被保险人之意外死亡与被保险人健康状况无关，无妨碍保险合同于投保之日即日生效，给予投保人更多地保护。这可为我们所借鉴，但如果说美国是依靠保险人之自律来保护被保险人利益，那么我国更适宜以立法来强制保护被保险人利益。

注释：

[①]李玉泉博士认为一概地认为投保人就是要约人，保险人就是承诺人，是欠妥当的，填写投保单的投保人也可以是承诺人，保险人也可以是要约人。尽管如此，李博士仍认为一般情况下，投保人即要约人，保险人即承诺人，参见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

[②]陶骏、殷春华：《现代保险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16页。

[③]关于保险的学说有很多，但关于保险的职能都认为其最基本、最固有的职能是弥补损失。

[④]（美）彼得·斯坦、约·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第74页。

[⑤]李昌麒、许明月：《消费者保护法》，法律出版社1998，第266页。

[⑥]《保险法》于1995年10月1日生效，不仅其当时未规定答复时间，根据当时有关法律规也未规定答复时间，1999年10月1日生效的《合同法》弥补了这一不足。

[⑦]饶世权：“消费者举证责任的比较研究”，《河北法学》，2000年第1期，第23页。

[⑧]（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130页。

[⑨]李晓林、刘子操：《人身保险》，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7页，另有的国家如美国允许对除人寿保险外的其他人身保险费作诉讼上的债权主张。

[10]孙积禄：《保险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第243页～第244页。

第4篇

[摘要]：人身保险合同中的代签名现象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另一种是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合同订立后，被保险人对别人代其签名的行为不予认可，则合同效力不能存续。如按无效合同处理，则在法理和事实上都存在不合理之处。《保险法》第55条应从立法本意上去理解，投保人和保险人对合同效力所提出的异议均不能成立。业务员代客户签名，将严重危及到保险人对抗辩权的行使。对于代签名现象，一方面保险公司应加强管理，规范业务员的展业行为；另一方面应完善《保险法》的相关内容，健全法律规范，以保证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合同法；保险法；代签名问题；无效合同；抗辩权

近期，在人身保险合同的签单过程中，因业务员违规操作所产生的代签名问题日渐突出。由于此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已引起管理层、保险公司和客户的共同关注。日前，保监会为此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保险公司对此问题高度重视，防止和避免这种现象的再度发生。并要求对已经产生的这种问题认真清理，完善手续。代签名现象的存在，使得保险公司与客户签定的这类保险单的合同效力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由此极易造成保险公司与客户在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上产生争议，给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所谓代签名，主要是指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签单时由投保人代被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名；另一种情况是签单时业务员自己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名。这两种情况虽有一定差别，却都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法律后果：由于被保险人未在投保单上签名认可，故而这种保险合同的订立程序存在瑕疵，因此其效力是不确定的，从而给保险合同的履行埋下隐患。合同各方的权力与义务能否得到正常履行，将取决于被保险人在签单后是否认可该合同，并因此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

一、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及其法律后果投保人代被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名的现象在目前的保险实务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此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业务员和投保人法律意识淡薄，对保险合同在法律上的严肃性认识不足所致。这种情况，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一方的保险公司来讲，由于在实务操作中是通过其人进行签单的，因而对代签名情况往往无从知晓。从民法的角度讲，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属于一种民事行为，这种由投保人在未经被保险人授权的情况下实施的代签名行为，须经被保险人事后追认方能有效。1999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依据合同成立后的效力分为四类：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消的合同和效力待定的合同。显然，人身保险合同中由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的这类合同属效力待定的合同，它的法律归属将取决于被保险人事后是否予以追认。如果被保险人事后认可，并出具书面文件。则合同当然有效；如果被保险人事后拒绝追认，并否认其知情，那么该合同的效力显然难以存续。《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55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根据该条款的规定，由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所产生的保险合同，如果被保险人事后声称其不知情，不予追认，视为无效合同。作为规范保险合同行为的特别法，《保险法》本身并未对其第55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如何处分作出规定。并且，自《保险法》颁布实施至今，也未有相应的实施细则出台。这样，对于事前未经被保险人授权签名，事后被保险人也不予追认的人身保险合同如何处分，便出现了法律适用的困难。如果依据规范合同行为的一般法-《合同法》的规定，将此作为无效合同进行处分，则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存在不合理之处。首先，新《合同法》中并未将因无权行为产生，事后被保险人又拒绝追认的合同界定为无效合同。该法第48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这里，在被人拒绝追认的情况下，如果人有能力，愿意履行合同，而合同另一方也同意的话，合同就可以有效。反之，如果合同不能转化为人与合同另一方之间的合同，则应由人承担订约责任。在这一点上，《合同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关于的规定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在因无权而产生，事后被人又不予追认的合同是否界定为无效合同这一问题上，《合同法》与《保险法》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再者，《合同法》所称的无效合同因其违反法律法规、目的非法、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从一开始便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合同双方也不具有约束力，因此，不须经当事人提出，国家司法机关即可认定其无效，不存在经谁认可后有效的问题。如果将《保险法》所称的无效合同按《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处分规定进行处分，则于法理上欠妥。其次，在事实上，作为保险人一方的保险公司，一般情况下并不知道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的事实。在投保人如期交纳保险费后，便会按照合同所规定的义务为被保险人承担风险。如果发生保险事故，则按照合同规定进行赔付。这里，不论是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均会按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问题在于，当合同已经在事实上履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以其未签名，也未授权别人签名为由，对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的话，那么，合同效力自然不能存续。如果按《保险法》第55条规定，将其认定为无效合同，并按《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之处分规定进行处分，则显然有失公允。《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按照这条规定，保险合同应当将收取的保险费全部退还给投保人，因而，由合同被认定无效所导致的这一结果显然对保险公司不公平。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了保险事故，而保险人又知道了被保险人未签名这一事实，在此种情形之下，作为客户一方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一般不会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但若此时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未签名认可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拒绝赔付。这里，如果依据《保险法》第55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那么保险公司的拒赔主张就当然成立。这一结果，对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不公平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律的本意在于维护公平和公正，《保险法》第55条的规定其本身的目的在于防止道德风险，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但如果简单地按这一条规定将被保险人未签名认可的人身保险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并按《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处分规定进行处分，则可能会在消除不公平的同时产生出新的不公平。因此，《保险法》第55条的规定不应简单地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而应该从法理上，从立法本意上去理解。在实务处理上，对于未经被保险人签名和授权的合同，如果被保险人事后不予认可，则应当按照《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予以解除：已交足2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未交足2年保险费的，保险人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不难看出，解除合同与认定合同无效的区别之处在于，对合同效力的解除是否溯及既往。解除合同，既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也体现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就投保人未经授权代被保险人签名这一行为的性质来讲，这种效力待定的合同，在被保险人未置可否以前，投保人和保险人均无权主张合同无效；被保险人事后明确表示不予认可的，投保人和保险人则应当予以解除。

二、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及其法律后果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现象的产生主要出于这样一种情况：业务员在签单后回公司交单时，因投保单内容填写有误而进不了单。于是只能重新填写一份并代客户在投保单上签名。这种情形同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一样，保险公司同样是难以觉察的。然而，这种由业务员代客户签名所造成的问题可能产生的争议和纠纷较前一种情形更为复杂和严重。其一，由业务员重新填写并代客户签名的合同，投保人在收到正式保单后，可能会发现投保单上的签名并非自己所签。由于人身保险合同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往往是一致的。当合同已经履行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能会以投保单上的签名并非他们所签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全额退费。从法律的角度看，投保人的主张并不能成立，因为不论投保人在投保单上签名与否，投保人都以其自愿交纳首期保险费及续期保险费的行为，而从事实上认可了保险合同。《合同法》第37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被保险人对于其签名行为的否认，由于业务员私下掉换投保单的行为，从而使得认定被保险人是否曾签名认可在事实上变得不可能。并且，由于被保险人在合同中并不履行实际义务，因而也无法从事实上证明被保险人有认可保险合同的行为。由于被保险人对合同效力的异议，合同效力难以存续，在这种情形之下，也应按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的情形处理。如果仅仅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投保单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为由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这种争议还不是很难解决，而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则要复杂、严重得多。其二，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所产生的保单可能严重危及到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对抗辩权的行使。订立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是最大诚信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必须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法》第16条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因此，如果投保人在签单时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即便不是故意的，只要其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然而，由于经业务员更换后的投保单上的签名非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本人所签，因此，如果投保人否认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声称在其签名的投保单上已真实的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则保险人的抗辩权将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这样，法律赋予保险人的正当权利将可能得不到保护，这必将会给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严重的影响。

第5篇

[关键词]农村人身保险；网点建设；销售渠道；产品设计；人管理

一、农村人身保险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紧迫感

一是感觉城市业务发展还算顺利，还有保源，靠城市业务就能实现增长目标，没有必要大力发展农村业务。二是认为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保险需求不足，开展业务难度大，有畏难情绪，望而却步。三是现在农村保险市场竞争还不激烈，没有看到丢失农村保险市场的危险。

(二)对发展农村人身保险市场没有特别的政策支持

开展农村业务点多面广，营销服务部建设需投入多种费用，如：租赁费、装修费、办公费、电话费、宣传费，应付各种摊派，还有服务工作的跟进、保费的收集上缴、客户的回访、赔案的调查、赔款的支付送达等，投入大，成本高，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公司从费用角度考虑不合算，基层公司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积极性不高。

(三)农村营销员开展业务困难，绩效差、收入低，积极性受到影响

农村客户大都是低端客户，高、中端客户较少。农民的保险意识不足，展业的难度大于城市，而且件均保费很少。据资料显示，在我国大中城市寿险件均保费能达到5000元以上，有的城市超万元。小城市3000元以上，县城1000元以上，而农村只有500元左右。农村营销员是劲没少费、苦没少吃、汗没少流，但收效不大，收入很低，积极性受到影响。

(四)发展农村业务风险大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销售人员和客户的素质更加参差不齐，业务质量难以保证，利润、退保率、死亡率等考核指标完成困难。如有的地方农村的住院医疗赔付率年年都在农村人身保险业务的200%—300%以上，亏损严重，使得保险公司对该项业务望而却步。

(五)销售渠道单一

只有个人人——营销员直接分散展业一个渠道，其它渠道都不很顺畅。

(六)产品对农民的保险需求适应性差

一是普遍存在交费高的问题。如现在各家公司业务规模较大的险种，一般交费都在5000元以上，交费都高，超出了农民的交费能力。二是交费方式不灵活。农民收入的特点是春秋两季才有粮食或经济作物的收入，还有就是打工收入，一般是春节回家时，才能发到手，具有时间性。而目前各公司推出的农村人身保险产品的交费方式是定时交费，超宽限期失效。

(七)对营销员的管理办法不符合农村业务实际情况

考核标准定的太高，如严格执行，每次考核都会有20%左右的主管被降级，15%左右的营销员被解除合同。几次考核下来，营销员队伍就有垮掉的可能，所以就出现了许多地方都不敢严格考核的现象，不利于营销员队伍的管理和建设。

(八)保险服务难以到位，保险信誉低，给保险展业带来困难

由于延伸到乡镇的机构、人员、业务量都少，很少或没有配备客户服务人员和设备，致使许多对客户的服务措施，如：上门收取保费、送达保单、送赔款、帮助进行保单保全等，难以到位，使农民客户对公司服务很不满意，降低了投保的积极性。

二、开拓农村人身保险市场的对策

(一)提高对开拓农村人身保险市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一是要认识到开拓农村保险市场，服务三农工作是响应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的重要举措。二是发挥保险社会管理功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在国家还没有能力在农村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更应该在农村大力发展商业寿险，使广大的农民享受到保险保障，解除农民对未来不确定的人生风险的忧虑，补偿人们因人生风险损失造成的经济困难，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三是实施科学发展观，做大做强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要做到科学发展，发展战略就必须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农村已参保的人群还不到30%，已参保的保障程度也极其有限，所以说这是一个人口众多、保源潜力巨大的市场，极具开发价值。近年来农村业务所占的比重出现了逐年增加的趋势，有的地区已从占30%发展到占5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达到了70%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要开拓了农村市场，就为做大做强保险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制订规划，积极实施，梯次推进，加快农村网点建设步伐

一是成立时间长、农村网点多的公司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农村网点建设规划。规划制订要遵循：“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积极实施、梯次推进”的原则，既不搞脱离实际的一阵风、一窝蜂、一刀切，盲目大上，也要有积极的态度和明显的效果。二是在时间要求上要区分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三是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河南林州、安徽六安、甘肃酒泉的经验很值得在全国推广，可通过各种方式推广他们的经验，使他们的经验在全国遍地开花。四是坚持标准，梯次推进。要成熟一个建设一个，逐年分批，梯次推进。乡镇营销服务部建设要遵循“选到一个好主管，建立一种好机制，费用核算不亏损，后续服务跟得上”的原则。选一个好主管这条很重要，对主管的选择要慎重，可在营销员或正式员工中公开招聘，优中选优。总之，一定要选到合适人选。建立一种好机制，就是要建立营销服务部的行政、晨会、业务、收入分配等各项制度，坚持体现绩优多得的佣金分配制度，绩优晋升制度。费用核算不亏损是指在上级公司加大费用投入后或建设营销服务部一、二年后能不亏损就可以。后续服务跟得上是指不能一哄而上，否则，会使人力、物力、财力都跟不上，应适量梯次发展，使各项服务措施都能基本到达新建营销服务部、营销员和农民客户。

(三)拓宽销售渠道

在以营销员为主销售分散型业务的同时，寻求其他的销售渠道。一是与政府有关部门协调，争取他们支持。如与计生、教育、卫生、农机、交通、公安交警、安全等部门合作，开办计生系列，学生、农村合作医疗，农业机械手、驾乘人员、旅客、民营企业人员等人身意外、医疗、养老等保险。二是利用各种社会组织开展业务。如：民营企业家协会，各种自发组织起来的农作物、经济作物、种养殖业的产供销协会。三是发挥已有的兼业渠道。如利用信用社、邮政网点、各种银行在农村的机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四是利用村干部、农村信贷员、农村医生、电工等联系农民群众紧密，又有一定文化，接受保险理念快，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优势，让他们经培训后寿险业务。

(四)改进寿险产品设计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现在农民亟需的就是医疗、养老和意外类保险产品。在产品的改造和设计时要根据农村普遍交费能力低的实际情况，遵循“较低缴费、保障适度、手续简便、风险易控”的原则设计保险条款及费率。人身意外险的交费以不超过40元为宜，养老、医疗、理财类险种每份以不超过500元为宜，保障程度以精算数据为依据，适度保障。手续的设计要尽量简便快捷，不体检。风险控制采用加长观察期，医疗类保险采用病种赔付型和住院补贴型保障，不用费用报销的补偿办法，以规避造假骗赔风险。

(五)改革人管理办法

一是降低考核标准，严格进行考核。除基准考核值不要设定得太高外，对解除合同的标准，主管职级维持的保费、保单件数、续期保费完成比率、下辖人员、甚至下辖团队数量的标准都要降低。有的公司做过探索，单降低基准考核值、保单件数、保费、人员数量这几项，仍会出现大量主管维持不住职级需降级的情况。所以也必须降低下辖团队数量的要求。在降低标准的情况下严格进行考核，这样才能发挥基本法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二是考核时间限制要放宽。根据农村两季收入及打工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保费收入具有时间性，按月、按季考核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要延长考核的时间限制，改为半年或年度考核。

(六)强化推动措施

一是组织推动。各总公司都要设立农村业务部，省市公司也要设立农村业务工作机构，县区可实行县城和农村分片管理。从组织上保证农村业务发展。二是目标考核推动。把农村业务列入各级公司年度目标进行管理考核，以引起各级对农村业务的重视。三是选好突破口，强力推动。1.“新农合”是国家在农村为农民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保障项目，现在还未完全确定经办模式。河南新乡、江苏江阴的“政府主导推动，商业保险管理，医疗机构服务，卫生部门监督”的模式，虽然保险公司增加了工作量，费用上也相对紧张，但对保险公司的信誉和其他业务的带动作用，已显示出巨大的好处。2.农村干部养老险。过去有的公司已开办了一些，现在就有许多农村干部正在领取每月几十元的养老金。虽然钱不多，但在农村每月能有如此的固定收入也是令很多人羡慕的。而且农村干部的投保资金筹集相对也容易些。3.农民工保险。农民工数量巨大，且长期在城市打工，接触新事物快、保险意识相对强，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因此要先从农民工人手做工作，见效相对较快。4.农村中收入高的人。选择收入高的人做工作，对打开缺口相对容易些。5.民营企业、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及其职工。6.失地农民的保险工作。

(七)做好保险服务工作，提高保险信誉

一是延伸服务网点。在中心乡镇建立小型的业务处理及客户服务中心，使周边乡镇都能在不太长的距离内办理交单、交费、保全或赔款、给付等业务。二是加强服务工作培训，强化服务工作理念，增强服务意识，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三是以农村客户为中心建立农村客户服务制度，规范农村客户服务流程，简化各种业务处理手续。四是根据农村收入的特点，改变条款交费期的规定。改为提前交费，给客户利息，宽限期由2个月延长到半年，年内复效不重新体检等。鼓励农民客户有收入时提前交费，无收入时延后交费，最大限度地为农民客户提供方便。

第6篇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根据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除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和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合同外，其他合同是可以进行转让的。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人身保险合同则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保险合同虽然为合同的一种，但保险合同，尤其是人身保险合同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对人身保险合同所特有的这种法律属性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造成目前人身保险合同在转让方面存在许多不完善甚至是错误的做法。如在养老保险合同中，丈夫以妻子为被保险人投保后，丈夫和妻子关系恶化或离婚，妻子作为被保险人持保险单要求保险公司把投保人变更为自己，就是典型的人身保险合同转让问题。在实践中，有的保险公司常错误地办理了变更手续，后妻子要求退保，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引发许多人身保险合同转让方面的纠纷。由于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纠纷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使法院和仲裁机关在处理这些纠纷时，也感到难度很大。因此，需要对人身保险合同能否转让、如何转让以及转让的效力，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以指导实践活动。

一、合同转让的一般理论

合同的转让也就是将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转让，是指在不改变合同内容和标的的情况下，合同关系的主体变更。合同转让需要转让人与受让人达成转让的协议。按照转让内容的不同，合同的转让可以分为合同权利的转让，合同义务的转让和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合同权利的转让是指合同的债权人通过协议将其债权全部或部分的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且除非受让人同意，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也就是说，合同权利转让的要件是转让人要尽通知债务人的义务。

合同义务的转让是指不改变合同义务的内容，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行为。由于合同债务的转让直接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以债权人同意为前提。在这一点上，与合同权利的转让是不同的。合同权利的转让只需通知债务人即可。

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又称为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是指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并经原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意，约定由第三人承担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必须以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意为前提。如我国《民法通则》祭叽条规定：“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并不得牟利。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国家批准的合同，需经原批准机关批准。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原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我国《合同法》第88条亦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二、人身保险合同能否转让

人身保险合同作为合同的一种，具有合同的一般法律属性，因此，从理论上分析，人身保险合同是可以进行转让的。《保险法》第55条第2款则规定：“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保险法》这一条从反面规定了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转让的条件。从正面来说，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的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是可以进行转让的。而且，在实践中，人身保险合同转让也时常发生。

三、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的分类和条件

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是指合同主体一方将其合同权利或合同义务，或者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应遵循合同转让的一般规定，但由于人身保险合同的主体比一般合同复杂，既包括基本当事人，又有关系人。基本当事人是指投保人和保险人，关系人是指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基本当事人和关系人在合同中的地位、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在不同的合同阶段是不一样的，可以保险事故的发生为界限，分为保险事故发生前的转让和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转让。

（一）保险事故发生前的转让

在保险事故发生前，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仅指投保人和保险人的转让，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没有转让的。投保人和保险人转让人身保险合同需要由转让人与受让人达成转让协议。从实质上来说，在保险事故发生前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属于人身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变更。一般来说，无论是投保人的变更，还是保险人的变更，均不是纯粹合同权利和合同义务的转让，而是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因此，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应以另一方的同意为前提。《合同法》第84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第89条则规定，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的，适用合同权利和合同义务转让的有关部门。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还要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否则无效。《保险法》第55条第2款规定“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另外，投保人转让人身保险合同的，受让人还应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否则，受让人不得承受。因为保险利益是人身保险合同有效的前提条件，无保险利益订立的合同无效。如果允许受让人对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就有可能发生规避法律的情况。

在保险实践中，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主要是投保人转让，体现为投保人的变更。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发生保险人转让人身保险合同的情况，如保险人在征得投保人同意的情况下，与其他保险公司达成合同转让的协议，变更保险人。在一定情况下，还会发生大量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的情况，如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保险法》第87条规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的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及准备金，必须转移给其他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能同其他保险公司达成转让协议的，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接受。”在这种法定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的情况下，保险人的变更，毋须征得投保人的同意。当然，在这种法定合同转让的情况下，是为保护投保人的利益进行的，从实质上来说，投保人默示同意合同的转让，也符合合同转让的要件。

（二）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转让

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享有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而投保人一般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因此，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受益人和保险人可以转让人身保险合同，但投保人不得转让。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转让的是保险金请求权，保险金请求权是合同债权。因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转让人身保险合同，只需遵循合同权利转让的要求，通知保险人即可。而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转让人身保险合同，则是合同债务的转让，需要征得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同意。

四、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的效力

人身保险合同转让导致合同的当事人发生了变化。因此，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生效后，转让人退出合同关系，不再享有合同权利和承担合同义务，而受让人成为合同当事人，代替转让人享有合同权利和承担合同义务。当然，这是以有效转让为前提的。如果欠缺合同转让生效的要件，则不发生转让的法律后果，继续由原合同当事人享受合同权利和承担合同义务。

五、人身保险合同转让与指定受益人的区别我国《保险法》第60条明确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受益人的指定使受益人获得了保险金请求权。因此，人身保险合同转让与指定受益人有一些相似，容易引起混淆。但人身保险合同转让与指定受益人是根本不同的，主要有如下区别：

1.性质不同

人身保险合同转让，尤其是权利的转让，是现实权利的转让。而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是一种期待权，这种期待的权利是否能实现存在忽然性，只有发生保险事故，才能转变为现实的财产权。

2.程序不同

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需要转让人与受让人达成转让协议，而受益人的指定不以受益人同意为前提。

3.撤销方面的不同

人身保险合同权利转让后，除非受让人同意，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由于受益权是一种期待权，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后，仍有权利加以变更，受益人不能反对。因此，受益权作为一种期待权在发生保险事故前，往往会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随时撤回或者变更他人为受益人而取消。

第7篇

（一）人身保险业务平稳缓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保险业分业经营以来，宁夏人身保险产业一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发展态势，是宁夏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人身险保费收入始终占据着宁夏保险业保费收入的重要地位。2009年以前人身险保费收入约占保费总收入的70%。2010年以后人身险保费逐渐下降到了总保费收入的60%以内。2013年宁夏实现人身险保费收入41.31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57%。受财产保险中固定投资和机动车辆迅猛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人身保险保费占比有所下降，但人身保险市场仍然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二）人身保险市场主体进一步多元化

2003年宁夏只有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两家寿险公司。此后，寿险市场主体逐步增加，到2013年，宁夏共有人寿保险主体11家，分支机构194家，专业保险机构8家，兼业机构1345家。2000年以前中国人寿1家公司在宁夏人身险市场上的份额就占到了80%以上，到2012年其份额下降到了33%。过去国寿公司一家独大的经营格局已渐渐打破，形成了由国寿、平安、新华三家公司相对垄断，并与其他公司相互竞争的市场格局。供给主体多元化给市场带来了竞争，提高了绩效，使得宁夏人身保险产业不断发展。尽管如此，宁夏人身保险产业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依然有比较大的差距。以2012年为参考，2012年全国共有寿险公司68家，人身保险密度为750元，人身保险深度为1.96%。2012年宁夏共有寿险公司11家，人身保险密度为559元，人身保险深度为1.56%。

（三）人身保险业充分发挥了现代保险功能

伴随着宁夏区域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宁夏人身保险业取得了稳步发展，现代保险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2005年宁夏人身险赔款和给付1.63亿元。2006年人身险公司赔款和给付1.77亿元，积累寿险责任准备金和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39亿元，远远高于同期宁夏社会保险保障基金总额，寿险产品保障程度明显提高，全区商业保险人身保障程度人均2.19万元。到2010年底，宁夏保险业积累了养老和健康风险准备金100.2亿元，提供人身风险保障保险金额5111.40亿元。2012年，各类人身险赔款和给付支出6.87亿元，宁夏商业人身保险正逐步成为服务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保险为社会经济保驾护航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为有效缓解经济摩擦、支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辅助社会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1.市场集中度分析。市场集中度是对某一行业整体市场结构集中程度的测量，以此来衡量企业数目和相对规模的差异，是决定市场结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它集中体现市场的竞争与垄断程度。最常用的市场集中度指标有行业集中度指数（CRn）和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是用来测量产业竞争性和垄断性的指标，以测算的简便性和测算结果的准确性被广泛应用。行业集中度指数CRn是衡量市场集中度最基本的指标，通常用前几位企业的生产、销售、资产或者职工人数的累计数量占整个市场的生产、销售、资产或者职工人数的比重来表示。2.产品差异化分析。尽管宁夏人身保险业取得了很快的发展，但是各个保险公司产品客观差异程度依然比较低。险种结构单一，各家公司险种同构率非常高，各家险种的条款和责任也基本大同小异，缺乏差异度竞争。寿险业务占比过高，健康险和意外险业务占比较低；在寿险业务中个人险业务占比又相对较高。保险产品从数量上看不能算少，但是受市场欢迎的产品数量并不多，有些产品多年来不受市场欢迎但也没有及时修订。其实省级分公司与市场和客户更加贴近，更加了解市场需求，但由于体制、风险控制等原因，省级保险分公司主要负责本地区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基本上不具有新险种开发的职能。人寿保险、健康保险、1年期及1年期以上的意外伤害保险等重要险种通常都是由总公司负责开发和修订，省级分公司不能擅自变更。这些分公司很难而且也没有能力针对区域特点对产品进行创新。由于保险产品的客观差异度很低，这样一来保险差异化主要体现在主观差异和服务上。在宁夏人身险市场上，各家公司在广告和宣传上强调了各自的优势和特色。中国人寿强调其历史悠久和国有身份，“相知多年，值得托付”。中国平安多在繁华市区打出高大醒目，绚丽多彩的广告。新华人寿则通过积极举办各种街区、广场的文艺和公益宣传活动让消费者了解其品牌和产品。在服务方面，由于保险产品消费特殊，一些保险业务员在投保时服务不周到，讲解不清楚，甚至是误导投保方，加上很多消费者市场经济合同意识淡薄和保险专业知识不足，对保险产品的比较和识别力弱，在投保时没有仔细了解和阅读条款，仓促签约承保，当保险事故发生后容易引发争议和误会。一些保险公司在出险前后的处理方式和服务不同，使得消费者对保险企业的认同感不同，由此而产生的市场口碑也大不相同。3.市场壁垒分析。保险行业的特殊性使得政府对于该行业市场进入的门槛都相对较高。宁夏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总量小，特别是居民收入不高等诸多因素制约着宁夏人身保险业的发展。中国保监会2013年制定并实施了《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市场准入管理办法》，明确了保险公司设立分支机构进入区域市场的条件及程序等相关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准入条件，但放宽了开业验收标准：保险公司注册资本为两亿元的，在其住所地以外每申请设立一家省级分公司，应当增加不少于两千万元的注册资本。注册资本在五亿元以上的，可不再增加。对于设立省级分公司还要求“上一年度及提交申请前连续两个季度偿付能力均达到充足Ⅱ类”以及“上一年度及提交申请前连续两个季度分类监管类别均不低于B类”，同时还强调分支机构的设立要考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市场环境、竞争程度等因素”。不仅如此，在具体的审批等操作环节上，保险监管部门的态度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经济、法律和社会因素成为宁夏人身保险市场主体进入的主要壁垒。2012年宁夏人身保险公司累计新设机构14家。其中省级分公司1家，中心支公司4家，支公司9家。生命人寿进驻、泰康人寿设立省会周边市县展业机构、平安人寿和新华人寿两年后再次新设机构。宁夏在公司机构设置上更多关注了市场必要性。市场经济要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厂商在市场上优进劣退，吐垢纳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通过对保险市场退出有效的引导，政府也能够逐步掌握调整市场结构、区域结构、业务结构、人才结构等方面的主动，有效防止结构调整反弹。但是由于保险业的特殊性，我国对于保险企业的退出一直遵循的是谨慎原则。近年来，宁夏按照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状态引导各保险机构根据经营管理情况和自身管控能力，合理调整保险布局，规范保险市场秩序。制定了《宁夏保险公司合规监管量化考核办法》，设计了4大类15项指标，分类并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在规范保险市场行为的同时也建立了保险市场退出机制，降低了保险机构退出的社会壁垒。

二、人身保险企业市场行为分析

（一）价格竞争行为分析

由于政府选取偿付能力和市场行为监管并重的监管模式，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实行费率管制。保险公司因此一直缺乏足够的自，难以自由地利用保费——保险产品的价格进行市场竞争。但是价格竞争难以避免，于是各个地区就出现了隐性的价格竞争。有些公司采取暗中回扣的方式返还保险费，更多的公司采取了节日慰问、家庭关爱、赠送礼品等方式变相降价。加上保险专业性强，条款难懂，消费者对保险认识也有限，在购买保险时对保险产品本身关注不够，仓促签约，为日后退保埋下了隐患。这样的行为最终会给保险业带来巨大风险。

（二）非价格竞争行为分析

从2003年到2013年，宁夏人身保险市场省级分公司由3家增加到了11家，分支机构增加到了194家。市场主体的增加使得非价格竞争也日益剧烈。各个公司为了扩大公司影响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纷纷在服务宣传、广告行为、社会公益和文艺活动方面加大了力度，以此来吸引消费者。特别是各家公司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赢得了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消费者的认可。在营销手段上，各家保险公司开始把广告和公益活动结合起来，加大宣传力度，使新产品尽快投入市场。在销售渠道上，利用各自资源，各种方式营销，分别获得了不同的市场份额。比如，太平洋寿险探索精英销售团队模式；中国人寿紧抓借款人意外险和学平险等团险业务；平安人寿将万能险做成特色产品，以灵活度占领市场；生命人寿开创银邮渠道万能险业务等。但是由于宁夏经济总量小，发展水平低，一些公司的小型化、区域化和分散化的特点比较明显，规模经济效益尚不显著。

三、市场绩效分析

（一）经营情况分析

“十五”期间，中国人寿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平安保险实施了产寿险分设经营。此后国家各项重大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有力地促进了宁夏人身保险业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各保险分公司的多项业务和财务经营指标均在各总公司系统内排名前列，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和较高的经营水平。2005年，宁夏寿险公司在面临较大经营压力的情况下，及时调整业务结构，减少趸交业务比重，银行保险业务开始销售期缴产品，产品结构有所改善。2009年，宁夏人寿保险公司建立了月度业务发展和结构调整动态报告制度，加大发展风险保障型和长期储蓄型产品的力度。2009年人身险续期保费占比在全国排名第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个百分点；5年期以上期缴业务标准保费同比增长32个百分点；银邮人身险业务同比增长43%。人身保险公司标准保费增长率达到21%，增速位于全国第五；保费收入同比增长37%，专业中介机构扭亏为盈，实现利润181万元。2010年，人身险公司承保费用率18.34，同比下降0.77个百分点；简单退保率4.66%，较全国平均水平低1.65个百分点；人身险新单业务中期缴保费占比52.26%，较上年提高了2.95个百分点。到2012年宁夏人身保险退保率等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个全年也未发生大规模群体性退保事件。宁夏人身保险产业在不断地调整中提高了风险控制和经营能力。

（二）承保能力分析

保费收入是保险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保费收入的增长反映保险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2005年宁夏人身险保费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实现了11.16亿元的保费收入；2008年突破20亿，实现人身险保费收入22.31亿元；2010年突破30亿，实现人身险保费收入30.83亿元；2013年突破40亿元实现人身险保费收入41.31亿元。在过去十年中，宁夏人身保险产业保费收入以平均约18%的速度增长，有些年份甚至达到36%，增长最低的年份也超过了8%。这样的增长态势在西部省份中的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从人身保险业提供的保险金额来看，2008年为2458亿元，到2010年就提高到了5111亿元，大大增强了宁夏全社会抵御风险的能力。宁夏人身保险产业的承保能力和保障范围在大幅提高，人身保险业务总体绩效明显。

四、结论和建议

（一）市场结构方面

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宁夏人身保险产业依然是高寡占型市场结构，保险主体间的竞争基本处在初级阶段，但从市场格局演变的趋势来看，市场集中度在逐步降低，并向低寡占型市场结构转变，产业效率也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发展态势比较良好。从普遍接受的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成功经验看，低寡占型即垄断竞争型的保险市场才是最有效率的。因此应当继续引进人身保险机构进入宁夏，以培育竞争力量，改变我国西部高度垄断的人身保险市场结构。需要强调的是在引进保险主体时，可以适当发挥政府有效干预的作用，注意引进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等有特色的专业保险公司。

（二）市场竞争方面

人身保险企业市场行为中价格竞争比较单一，以隐形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非价格竞争各有特点，但大多属于广告宣传的范畴，产品的核心差异度较小。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就是寿险费率严格管制制度。今后要加快推进寿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开对人身保险产品定价预定利率的限制，给保险企业以产品定价的自由权。监管部门要将监管重心转移到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上，真正做到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三）绩效方面

第8篇

【关键词】农村人身保险保险产品创新

一、我国农村人身保险市场的现状

第一，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养老保险有极强的需求。目前，我国乡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比城镇更严重。农村人口老龄化也会逐步改变人们消费及储蓄结构，提升人们养老的危机意识，为商业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开展留下广阔空间。此外，老年人群体是一个各种慢性病高发的群体，这不仅对医疗保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由于农村家庭保障功能的日趋弱化，老年人护理问题也日益突出，老年照料护理类的险种，将拥有广阔市场。

第二，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增加了对养老保险的需求。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改变了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农民养老观念的变化，为农村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提供了需求空间。第三，特殊农民群体的人身保险需求。城市化使得大量农民离开相依为命的土地。因此，失去土地后的农民对养老保险提出了高质量要求:希望既能解决当前人口的养老，又能惠及后代人。也就是要为有限土地补偿费用寻找一个资金经营者，它可保证资金高效运行，能实现本金的保值和增值，由团体不记名地分享经营利益。失地农民也急需健康保险，以满足医疗保障需求。第四，农户对保单质押贷款的需求。当前的正规金融安排不支持农户资金借贷需求，农户借贷资金中绝大部分来自民间金融。从实践层面的反映来看，多功能的养老金账户，尤其是能够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急需提供灵活贷款支持的养老金账户，深受农民欢迎。新疆呼图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经验为保险业提供了较好的启示。

二、我国农村人身保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1.真正适合农村市场的人身保险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均不足

在当前阶段，风险保障是农民购买保险的主要目的，但目前为农民设计的保险产品，一是产品未能充分考虑城乡差异，同质化现象严重。二是保险产品价格相对较高，超出多数农民的购买能力。

2.农村人身保险在营销体系和业务管理体系的建设与创新等方面仍有待加强

总体来看，农村营销网络的构筑还未成型，完整、有效的营销渠道体系的建立也尚需时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伴随着农村营销服务部的建设，教育培训工作没有及时跟上，营销人员整体素质仍有待提高，少数农村地区在客户回访、续期收费等方面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客户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此外，在业务管理体系方面，机构、人员、资金、单证等管理亟待加强，业务、财务和管理信息工作亟需改善，以进一步适应农村市场的内控机制和标准化业务流程的建立。

3.农村市场相对脆弱，如果开发不当，极有可能出现从众性投保、群体性退保等非理，严重破坏市场资源

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民风纯朴，农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市场传染性强，销售误导和无理拒赔的后果可能相对城市来讲后果要严重得多。正如监管机构所讲:农村保险市场的开发就像生态一样需要保护，如果开发得好，潜力是巨大的，农村保险市场就像一个聚宝盆，挖掘不完；如果开发得不好，由于寿险产品的替代性很强，农民可能就不会再买保险产品，保险在这个地区就无法发展，甚至绝收。

4.外部政策环境还不能满足农村人身保险的业务发展要求

广大农村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决定了发展农村人身保险业务的经营成本远远高于城市。同时，几乎空白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人身保险市场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远高于城市。因而，政府的有效推动是发展农村保险业务的关键因素之一，但目前关于财政、税收等方面的配套政策还不能满足业务的发展，部分地方政府主动利用保险和保险公司的意识亟需加强，对农村人身保险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有待加强。

三、我国发展农村人身保险的相应对策

1.积极开发真正适合农民需求的保险产品，力求做到条款简单、保费低廉、保障适度

各家寿险公司应加大农村人身保险产品的创新力度，针对农民的收入状况和实际需要，重点开发医疗、养老、意外等保障险种。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发展投资分红型产品，但应尽量控制在较低的比例范围内。在产品设计与推广上，要调整好趸交、短期和长期业务的比例，保持合理的结构，将寿险小额期交业务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以保护农村人身险业务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注意的是，产品开发上要特别引导以劳动力为主要参保对象，而目前农村市场参保对象多为儿童。

2.加大农村人身保险的营销网络构建和业务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创新力度

推进农村营销服务网点建设，加强营销人员培训和管理，不断探索适合农村人身险发展的组织形式创新，也成为推动农村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目前农村保险普遍存在重视开展业务而管理不足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客户服务工作不充分，在客户回访和续期收费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各家保险公司应健全客户服务体系，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尽快建立一套适合农村特点的行之有效的续期收费和客户回访制度，并尽快提高营销人员的素质。此外，有条件的保险公司应考虑设立专门的农村保险部门，由专人专岗负责，这样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3.针对农村市场的特殊情况，各家保险公司在业务发展过程中要明确城市与农村不同的社会问题，避免社会矛盾的出现

农村市场在开展保险业务时，一定要明确法律关系，明确保险公司所担当的角色；在客户服务中，绝不能有欺诈和误导行为，务必搞好售后服务。针对农村市场的脆弱性，保监会已于2006年10月出台了《促进农村人身保险健康规范发展的通知》，相信这必将对规范农村市场的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规范公司经营行为，打击和防止误导行为，实行保护性地开发农村人身保险市场起到强大的指导作用。

第9篇

一、船东投保的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保险性质探讨

(一)船东投保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纠纷现状

在青岛海事法院管辖范围内的威海、石岛、胶南等地，很多船东对其船上固定数额的船员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其他海事法院管辖范围内也有类似情况发生。多为保险期间发生了保险单约定的船员在海上的人身意外伤害和死亡的保险事故，船东主动向死伤者支付各种费用或因诉讼向死伤者进行赔偿后，凭保险单向保险公司请求支付保险金，保险公司拒绝后，船东向法院提讼。也有当事船舶的受伤船员本人或死亡船员家属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支付保险金或到法院对保险公司提讼的情形。各保险公司对每项支付请求的处理也不尽相同，甚至一个保险公司不同的分公司、支公司对类似的支付请求处理方式也不相同。究其原因，根源在于，虽然各保险公司对该保险品种的相关事项在保险条款中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是实践操作中的不规范、记载事项不全面等情况，导致对该项保险的性质认定出现分歧，进而出现发生保险事故后究竟谁有权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以及保险公司应当将保险金支付给谁才能合法地解除保险责任这一保险目的无法确定。有的保险公司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不敢将保险金支付给任何一方，只有法院判决了，才能确定自己的正确支付对象。由此，法院的判决就显得更为重要。要解决上述矛盾和突出问题，就要从根本问题上入手，首先要对该项险种的性质，包括应然性质和实然性质进行认定。

(二)船东投保的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保险之性质认定

1．船东投保的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保险之应然性质认定

该项保险的应然性质，即该项保险在记载事项完全，并且符合法律规定和保险条款的约定时，所具有的固然的性质①。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应当记载如下内容:(1)投保人，即某船船东及该船东姓名;(2)投保人数，多为雇佣人员及船员的人数;(3)附被保险人名单，即与投保人数相同的船员名单;(4)保险内容及保险金最高限额，保险内容多为两项:一是意外伤害死亡或残疾，二是意外医疗费用;(5)保险金最高限额，通常约定总限额及每人赔偿限额;特别约定:(6)保险事故的限定范围(多限定在出海作业时发生事故)以及赔付按出险人数与投保人数比例赔付等特别事项。关于该项保险的应然性质，在保险业及司法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项保险的性质为人身保险。其理由是，仅从其保险名称来看，即属于意外伤害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简称《保险法》)第95条的规定，保险公司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可见该项保险应当属于人身保险。另一种观点认为，该项保险的性质为责任保险(船东/雇主责任险)。其理由是，多数纠纷发生后，船东所陈述出的其投保此项保险的目的为的是转移其对船员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的规定，对合同的解释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予以解释，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保险合同的约定事项有两种以上解释时，应当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因此，当船东提出其投保目的与保险单记载不符时，应作出有利于船东的解释，即应当为责任保险。关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此项保险的应然性质，除一个特例为责任保险外，应当为人身保险。第一，从立法角度分析。《保险法》中的责任险属于财产险。从《保险法》给出的三者的定义来看②，《保险法》对各类保险的设置，是以保险标的的不同为标准加以区分并进而分类的。如此一来，要对该项保险进行性质认定时，只要抓住保险标的这一项内容即可。然而从保险单的表面记载和保险条款的约定中，该项保险的保险内容为团体人员的意外伤害死亡或残疾以及意外医疗费用，如何区分保险标的是人身还是责任呢?因此还需要从另一个简单明了的角度进一步分析。第二，从实践角度分析。从司法实践来看，由于《保险法》明确规定，被保险人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因此，船东投保的责任险中，被保险人是船东，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船东是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请求权人。而船东为其受雇船员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中，应当附有被保险人名单，被保险人一般为受雇于该船东的船员，发生保险事故后，该船员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因此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看被保险人是船东还是船员。从这一角度看，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可以简便地分析出其性质为人身保险。第三，从保险条款约定的合同当事方和关系方的角度分析。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的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通用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条款为例，该条款对合同当事人和关系人均做出了明确规定:投保人是“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的合法团体”;被保险人是“被保险人名册所载人员”，且是该团体的“在职人员”;使用了人身保险特有的“受益人”概念、并约定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情形。从保险条款的这些概念性界定看，保险公司设置该项保险时，即将其设置为人身保险;因此，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应当认定为人身险。第四，从意外伤害医疗费用受益人的约定分析。在约定意外医疗费用保险金的受益人时，运用了实际支付原则，即医疗费的实际支付人为受益人，实际支付人是不特定的人。在事故发生后，如果船东实际支付了该项医疗费用，则船东的该部分雇主责任得到部分转移。此部分的约定，可以视为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或然性责任保险性质。综上，该项保险在各种事项登记完备时除船东实际支付医疗费用请求支付保险金时具有责任保险的性质以外，其应然的保险性质为人身保险。

2．船东投保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船东责任保险的区别

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1］船东责任保险是其中的一种，是指由船东支付保险费，以船东对其船员和其他与船舶有关人员的人身伤亡或疾病以及船舶碰撞等产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①。船东责任保险的标的不仅包括对其雇员发生意外造成人身伤亡、疾病等时产生的责任，还包括人员以外的船舶产生的责任。其范围相对较广。实践中，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船东责任保险常常产生混淆，是因为二者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一是投保人均为船东;二是涉及的人员均为船东所雇佣的人员;三是仅人员保险部分，二者的承保项目在表面更为相似，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的承保范围主要有两项:意外伤害死亡或残疾和意外伤害医疗费用;船东责任险的承保范围较为广泛，以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的保险条款为例，主要有:(1)人员伤、病或死亡-入会船船员;(2)人员伤、病或死亡-除入会船船员外的其他人员及对旅客的责任;(3)船员遣返及替换费用;(4)个人物品的灭失或损坏;(5)船舶全损船员失业赔偿;(6)由某些补偿协议或合同所产生的责任。而其中关于人员伤、亡等事项与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极具雷同性。但细加分析，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船东责任保险有以下几点主要区别。第一，保险种类不同。前者可能为责任险或人身险(意外伤害险);后者则确定为责任保险(对外产生的赔偿责任)。第二，被保险人不同。前者为约定的或者所附名单的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可能为船东，也可能为团体中的一员;后者确定为船东。第三，受益人不同。在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中，受益人为团体成员、约定的受益人或其亲属或法定继承人;因船东责任保险为财产保险的一种，在该保险中没有受益人的概念。第四，保险事故不同。前者为被保险人员遭受约定的意外伤害;后者为船东对第三者承担或即将承担赔偿责任。第五，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不同。前者为事故发生之日或者知道或应当知道事故发生之日②;后者为自船东遭到索赔或向第三者进行赔偿之日。

3．不同的保单记载事项下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之实然性质

认定实践中，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之所以会在性质上产生很大的分歧，是因为仅仅从保单表面记载的保险内容或保险项目，很难从实质上判断该项保险的保险标的，因此从立法角度区分该项保险的性质不甚容易。通过多年的实践总结，最好的区别两类性质的保险的方法，就是从保险单对当事人和关系人的约定入手，更确切地说是从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约定入手，从究竟由谁拥有保险金的请求权这一角度予以区分。船东拥有请求权的，为责任保险;发生意外的船员或雇员拥有请求权的，为人身保险。在实践中，船东为其雇佣人员投保该项保险的情形究竟如何?梳理保单记载的合同当事人和关系人的不同情况，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情况一:记载了投保人(某船船东)及投保人数，附有与投保人数相同的被保险人名单，没有受益人约定。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为有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请求权的人;没有约定受益人的，被保险人为受益人，被保险人死亡的，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因此，发生保险事故时，亦即被保险人即受雇于该船东的船员受到保险单约定的意外伤害时，该船员或其法定继承人有权请求保险金;此时，保险标的为该船员的生命、身体和健康，该保险为人身保险。情况二:记载了投保人(某船船东)及投保人数，被保险人为船东，没有受益人约定。船东为了转移自己的雇主责任，为受雇船员投保此项保险，发生保险事故后，船东成为有权请求保险金的人，其可以直接将自己对船员的部分或全部雇主责任进行转移。保险标的是船东所可能承担的对外责任，此时，该项保险为责任保险。情况三:记载了投保人(某船船东)及投保人数，附有与投保人数相同的被保险人名单，受益人约定为船东。这种情形在《保险法》2009年修改前出现最多;《保险法》修改后该种情形已经被明确禁止。该种情形多是船东以投保此项保险达到投保雇主责任保险的目的，将其对外赔偿责任进行转移的一种方式。《保险法》修改之前，该项保险为责任保险;《保险法》修改后，该项保险则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情况四:记载了投保人(某船船东)及投保人数，没有附被保险人名单，没有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约定。此时，该项保险的性质属于待定状态。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对于约定不明的事项，当事人也就是保险人和投保人可以进行补充协议，视补充协议内容根据前述方法判断保险性质。达不成补充协议的，应当根据不同案情视为主要事项约定不明或重大误解，合同不成立或可撤销。

二、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案件的相关司法问题

(一)管辖

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案件，多数会在保险单上特别约定保险事故应当发生在出海作业期间，则可以认定，此时的保险事故属于“海上保险事故”，海事院对该类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呢?让我们历数相关的程序法来研究这一问题。1984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海事法院几个问题的决定》，暂定的海事法院收案范围为18类海事案件和海商案件，其中第10种，为海上保险业务纠纷案件。但对于什么是“海上保险业务纠纷”并没有给出定义或范畴。1999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4条、第6条等相关管辖权的法条也未予明确。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规定的63种案件类型中，第28种为“海上保险、保赔合同纠纷案件，其中包括水运货物保险、船舶保险、油污和其他保赔责任险、人身保险、海上设施保险、集装箱保险等合同纠纷案件。”该规定虽然没有将“海上保险合同纠纷”的定义予以明确，但却列明了其所包括的范围，其中将涉及海上的保赔责任险和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均划入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中。因此，无论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性质为责任保险还是人身保险，都可以由海事法院进行管辖。

(二)法律

适用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纠纷案件确定管辖权问题后，接下来需要确定的重要问题就是法律适用问题。在中国，关于保险合同的主要立法有两部，一是《保险法》，二是《海商法》;前者为普通法，后者为特别法。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是否属于《海商法》规定的海上保险合同，则决定了此类案件的审理能否优先适用《海商法》这一特别法的规定。

1．《海商法》中海上保险合同的界定标准暨与《保险法》中普通保险合同的区分

第一，以合同当事方为界定标准。《保险法》第2条对“保险”的内容作了详尽的规定，这应当是保险合同所包含的核心内容:“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第10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可见，《保险法》中的合同当事方为投保人和保险人，投保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约定事故给付保险金。《海商法》第216条第1款对海上保险合同则规定:“海上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对被保险人遭受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和产生的责任负责赔偿，而由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费的合同。”可见，海上保险合同当事方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约定事故负责赔偿。当然，《保险法》第12条规定，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当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时，上述判断标准似乎在形式上不再奏效，但从实质内容来看，《保险法》中合同当事方仍然是投保人，而不是被保险人。从法理上理解，《保险法》中的保险合同为射他合同，是为他人的利益而约定的合同;投保人同时为被保险人的情形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形。而《海商法》中的海上保险合同则是常规的特定相对人的合同，约定的只是合同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以保险事故为界定标准。《保险法》第16条规定:“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可见该事故泛指约定范围内的一切事故。《海商法》第216条第2款规定:“前款所称保险事故，是指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的任何海上事故，包括与海上航行有关的发生于内河或者陆上的事故。”该条对保险事故进行了明确规定，核心内容为“海上事故”，并且包括与海上航行有关的发生于内河或者陆上的事故。所以，当保险事故约定在“海上事故”范围内时，则应符合《海商法》中的海上保险事故的规定。第三，以保险标的为界定标准。《保险法》根据不同的保险标的区分了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两种不同性质的保险，根据《保险法》第12条的规定，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人的寿命和身体;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财产及其有关利益。并且该两种性质的保险均在《保险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因此，《保险法》中的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为:人的寿命和身体，以及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海商法》第218条规定:“下列各项可以作为保险标的:(一)船舶;(二)货物;(三)船舶营运收入，包括运费、租金、旅客票款;(四)货物预期利润;(五)船员工资和其他报酬;(六)对第三人的责任;(七)由于发生保险事故可能受到损失的其他财产和产生的责任、费用。”从这七项的列举不难看出，其保险标的只限于财产和责任，而不包括人身(寿命和健康)。综上，《海商法》中的海上保险合同，是保险合同的特别规定。当一保险合同同时具有上述三方面的特征，即合同方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保险事故为“海上事故”、保险标的为七项特别规定的限于财产和责任的标的，则能认定该保险合同为海上保险合同，应当优先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有学者也在相关文献中阐述了与笔者相类似的观点，认为《海商法》对保险标的的限定“将海上保险标的与其他财产保险的标的区分开来，其法律意义在于:仅在保险标的为海上保险标的时，才有海商法的适用。”［2］

2．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法律适用问题

首先，因该项保险特别约定了保险事故是在“出海作业期间”，则限定了保险事故为“海上事故”，符合上述第二个特征。其次，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时，则表面符合上述第一个特征;若不相同时，则不符合。再次，当该项保险符合被认定为责任保险的性质的情形时，则符合第三个特征;若被认定为人身保险的性质的情形时，则不符合。因此，该项保险只有在约定投保人为被保险人，以及保险性质符合责任保险，二者同时具备时，才能符合《海商法》对海上保险合同的规定，才能优先适用《海商法》，其他任何一种不具备上述三个标准的情形，均应适用《保险法》。

三、结语

第10篇

论文摘要：保险利益原则是保险合同订立的前提条件，也是保险合同生效和在存续期间保持效力的前提条件，其最早是由《174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并在英美经数世纪的判例演变而进一步发展。本文通过对英美等国保险利益原则理论发展历史的追溯，并将其同我国人身保险保险利益原则的实践与运用相比较，对我国保险利益制度进行评析与反思。

一、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原则概述

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是以人的身体和寿命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然而并非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任何利益都可以构成保险利益，必须是合法的、确定的（已经确定和能够确定）、经济上的利益才能构成保险利益。

二、各国保险利益原则

各国关于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中的运用中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两个特征：（1）保险利益原则的确立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道德风险的发生。（2）保险利益原则的确立有利于区分保险与赌博的标准。

三、保险利益原则在我国人身保险中的运用与问题分析

1．利益与同意相结合原则的机械性。同意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被保险人自主权，以其理性判断赋予他人投保资格；而利益原则体现了保险的宗旨在于对不确定性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这一宗旨，单纯的强调利益原则，首先是限制了投保人的范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只具有经济利益，还有感情、血缘、道义，若一味的强调经济利益，则被保险人就会失去对自己没有经济厉害关系但出于善意投保人的保护，并限制了保险业的发展；同意原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也存在着它不容忽视的缺陷，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原则有助于确定保险最高限额、防止被保险人获得额外利益，而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原则功能不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其能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被保险人的生命安全。

2．保险利益主体的不合理性。我国人身保险合同和财产保险一样，都规定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时必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而对受益人却没有要求。若受益人与投保人为同一人，则无讨论的必要。但现实生活中更常见的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即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为标的订立保险，以达到保障受益人利益的目的，正如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采用列举法的形式指出“本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一样。将投保人确定为保险利益的主体，看似合情合理，但却有它致命的缺陷——保险事故一旦发生，保险金的给付对象是受益人，而不是投保人；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的最大功能是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既然保险金的给付都与自己无关，那投保人也就没有危害被保险人的动机；因而将投保人单一的确定为保险利益的主体是不恰当的。

3．保险利益范围的确定中存在的问题。（1）范围过于狭窄。从我国保险法中可看出，人身保险合同中具有保险利益的人有五种：本人，父母、配偶、子女，有抚养、赡养、扶养关系的家庭成员，由劳动雇佣关系的人，经被保险人同意的人。（2）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保险利益问题。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保险合同无效。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人身保险的，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限制。”这无疑大大放松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订立死亡保险的限制。从逻辑上讲，未成年的子女无任何收入来源，几乎不能够（特殊情况除外）为父母带来任何经济方面的利益，未成年子女的死亡只会给父母带来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是经济上的损失；而未成年子女对父母的生命是具有保险利益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的国家——儿童的抚养主要依靠其监护人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的投入来完成，所以对父母为未成年人子女订立死亡保险合同不加任何限制是不合逻辑的。

4．保险合同当事人间地位不对等问题。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的存在直接决定着合同效力的有无，因而在合同订立之时，合同双方均有确定保险利益是否存在的义务，即投保人应履行将重要事实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人应履行审核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相关情况的义务。但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却是，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并未对保险利益的存在与否进行积极审查，究其原因，无非是当事人之间地位不对等造成的。

参考文献：

[1]邓成明．《中外保险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11）

第11篇

关键词: 人身保险;需求;实证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F8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077-03

一、中国人身保险需求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1.人身保险需求是指在特定的时期和一定的价格水平下,人们对人身保险商品的需要量。中国人身保险需求的状况,用保费收入作为衡量标准,截至2008年底,中国的人身保费总额收入已经达到7 337.7亿元,增长十分迅速。中国保险深度从1999年的1.63%上升到2008年的3.26%。相比于国际标准来看(1999年):英国是13.35%,日本为11.17%,芬兰为8.88%,印度是2.86%。① 从1978年恢复中国的保险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人身保险需求抑制被释放,得到大幅度增长,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保险业面临新的挑战跟竞争,各保险公司在竞争中优化管理努力创新险种,提升服务质量,使得保险业更加成熟与有效。

2.影响人身保险需求的因素。(1)文化、社会、政治等因素。中国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保险这种在以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未听说过的事物,使得大部分民众都感到陌生,受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影响,人民对于风险的防范或者控制,绝大多数都属于被动防御型,而不是主动控制型的思维―主动将其转嫁控制―购买保险。并且由于中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一直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民的任何行为,像医疗、养老等都由政府、企业承担,无须个人购买保险,所以中国民众对人身保险这种新商品认识很低,直到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人们才对保险有了较多的了解。(2)人口因素。从人口结构上看,人身保险需求组成中最大组成板块是人寿保险需求,人寿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寿命作为保险标的,以被保险人的生存或者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一种业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均寿命在不断的延长,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中国现在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现象,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口(65岁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88年的6.64%,短短二十年间,上升到2008年的23.68%,差不多平均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老人,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加,这就意味着中国寿险的潜在需求量巨大,寿险需求只会有增无减;从人口总量上看,中国是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庞大,那么相应的,对健康保险、意外伤害险这种适合每个人的保险险种,应该有着巨大的需求。所以总的来说,受到中国人口结构跟人口总量的影响,中国人身保险业有着巨大的市场。(3)保险的替代因素。保险也是一种商品,那么就会存在它的替代品,如社会保障制度,政府跟社会的辅助项目、财政转移性支出等等。中国目前实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就是本文研究的商业人身保险的替代因素之一。(4)经济因素。1)经济发展状况。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GDP),它反映了整个国家全体居民的经济实力。一般来说,人身保险的需求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靠经济来拉动产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2)个人可支配收入。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情需求、被他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所以当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达到满足以后,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就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随之而来――安全,在人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以后首当其冲的就是安全问题。3)保险供给。保险作为一种商品肯定存在其供求市场,就中国目前的市场状况来看,保险供给主体不活跃,市场体制不健全,保险供给的大小基本上取决于保险公司愿意承担风险的能力以及它可以提供保险商品的质量。 4)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保险业影响最大的就是寿险行业,因为通过寿险分期支付给被保险人的资金(或者利率)是早在购买保险时就确定的,所以一旦发生通货膨胀,那么到期所得的资金就贬值了,所以在通货膨胀时期寿险的需求会下降,人们会转而把资金存入银行或投入股市。5)保费费率。保险费率相当于就是保险这个商品的价格,它是有纯费率跟附加费率两部分组成的。就中国而言,由于保险业才发展不久,所以在保费费率制定上存在很大的不足,相比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保费费率普遍偏高。

二、需求模型的建立及回归结果

1.变量的选择。(1)被解释变量:人身保险需求选取1988―2008年的人身保险保费收入――premium,作为衡量指标。(2)解释变量:我们从上文提到影响因素中选取以下几个并将其量化。(3)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经济总量指标。(4)人均收入――per capital income(PCI),用来衡量中国人均收入的上涨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5)物价指数――price index,物价指数用来反映通货膨胀的大小。(6)保险企业职工人数――employee,用保险企业职工数来反映保险供给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7)老年人口比重――The proportion of old elderly,用老年人口所占全人口数的比重反映社会人口结构。(8)为了反映中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对商业人身保险需求产生的影响,本文引入虚拟变量D1。

D1=0(1988―1997年,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初步建立)

D1=1(1998―2008年,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做到按时足额发放保险金,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2.模型的建立与数据处理。采用一般对数模型可以一定程度地避免异方差的产生,所以将模型定如下(е为残差项):

Ln(premium)=b1+b2ln(GDP)+b3ln(priceindex)+b4ln(elderly) +b5ln(imployee)+b61/PCI+b7D1+е(1)

之所以引入倒数模型①1/PCI是因为,根据恩格尔消费曲线(表明消费者在某一商品上的支出与其总收入或总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曲线),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增加,人身保险的需求是不会永无止境地增长下去的,对人身保险这种商品的需求是有一个临界值的,超过了这个临界值,收入的再增加也不可能使得消费者消费更多的这种保险商品。

对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影响人身保险需求的做如下的预期(正号表示影响是积极的,负号表示影响是相反的负的):

表1

各变量的数据均由1996―2009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保险统计年鉴》整理得来。根据最小二乘法,使用EVIEWS 软件对样本数据回归,得到结果(如表2):

表2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拟合度R2达到了0.98,F值也达到了114.DW值为1.7,说明不存在自相关问题,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较好。但是在显著水平为10%的情况下,模型当中有几个变量不能很好的反映人身保险需求的变化,t统计量的p值较大,是检验不显著的,即支持零假设。如变量price index,elderly,再看各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其正负大致与预期相同,但是变量employee与虚拟变量D1的系数估计值与预期不相符。

将模型进行修正,删除其中检验不显著的变量price index,elderly,得到如下修正模型结果(如表3):

表3

Ln(premium)=b1 +b2ln(employee)+b3ln(GDP)+b41/PCI+

b5D1+e(2)

模型(2)的R2值为0.98,F统计值为258,DW检验值是1.5,排除了自相关的可能,在10%的显著性检验下四个变量基本上是可以看做检验显著的。但是解释变量employee与虚拟变量D1的系数估计值还是与预期的符号不相符。人身保险需求方程大致可写为: Ln(premium)=-26 -0.6ln(employee)+2.94ln(GDP)+3412.31/PCI+0.7D1

三、对回归模型的分析与经济解释

1.解释变量GDP估计系数与预期相符为正,说明了中国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与经济增长是呈正相关的。GDP与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之间的弹性系数是2.94,表明中国GDP每上涨1%,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就会上涨2.94%,说明中国目前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保费的巨大推动力,这一结果也符合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规律,即以经济增长来拉动保险需求。

2.解释变量price index(物价指数)在回归模型(1)的估计系数跟预期相符为负,即中国人身保险需求与物价直接存在负相关性,随着物价的上升保费收入会减少,这也与前文分析相符,但是这一反映通货膨胀指标的变量是检验不显著的,它存在66.8%的变异,不能很好的解释保费的变动。居民与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或者滞后使得大部分人都无法对通货膨胀作出迅速的反映,直到发现身边的物价上涨,银行利率上调以后才意识到通货膨胀的到来,此时才发现通过寿险得到的钱贬值了,才开始减少对寿险的购买。

3.老年人比重,在模型(1)当中,回归的估计系数与预期是一致的,都为正数,意味着随着人口老年人比重的增加,中国人身保险保费也会增加,但是它却是检验不显著的,存在53%的变异。这个变异源于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逐步完善,很多老年人口都得以通过社保获得经济来源,所以商业保险养老的比重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了,以及受传统思想“养儿防老”的影响,大部分老年人都是由自己的儿女赡养,少有购买商业寿险的想法与举动。

4.保险供给。本文采用的保险公司的职工人数――employee作为解释变量来表示保险供给的大小,在模型(1)跟(2)中,其回归结果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与预期不相符,模型表明两者呈负相关性。目前中国保险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的阶段,市场需求不足,如果保险公司只通过增加员工数量扩大供给来提高保费收入的话,反而会增加公司的销售成本,使得保费费率中的附加费率上升,导致总保费费率上升,从而使得保险产品的价格升高,反而使得保费收入降低。

5.人均收入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由于模型中引入的是倒数模型,所以1/PCI的估计系数为正,则反过来说明,PCI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是负面的,这个也与预期不符,中国正处在发展阶段,人均收入增长后,居民大部分都是把它储蓄起来,以应对医疗费、教育费等的支出,而不是购买保险。而且中国财富分配不均,使得在收入标准线以下的人群有保险需求,但是无法支付,而高于标准线以上的却早已买过保险,不会再次需求。所以人均收入在模型中对人身保险的需求并没有很大的正效应。

6.表示社会养老保险对商业人身保险保费收入替代作用的虚拟变量D1,模型的回归结果是检验显著,但是其估计系数与预期确实相反的,由于从1998年政府开始可以足额按时的发放养老金后,人民大众都开始实实在在的看到养老保险带来的益处,于是大家开始纷纷投保,也基于对保险的认识加深,人们除了社保以外也开始自己购买需要的保险商品;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提供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已,所以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手头上有闲置资金的人,也纷纷购买寿险,增加自己以后可以得到的养老金数额。

参考文献:

[1]魏华林,林宝清.保险学:第2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68-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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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

论文关键词：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死亡给付限额

 

死亡给付保险合同的利益结构极为特殊，其结果使被保险人的生命利益通过死亡保险合同转化为受益人的经济利益期。如法律不严厉规制死亡保险的订立和给付条件，在经济利益之诱使下，易导致投保人与受益人做出严重威胁被保险人生命安全的行为。尤其在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合同中，因被保险人之行为能力欠缺，其道德风险更为突出。基于此，两岸保险法均对于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合同特设严厉条款予以规制。

一、台湾“保险法”第107条修订历程

台湾“保险法”对于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合同的规定体现于第107条。该条款历经多次修订，也体现了台湾地区对于该问题的思索与考量。

1974年，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增订了第107条，规定：“以十四岁以下之未成年人，或心神丧失或精神耗弱之人为被保险人，而订立之死亡保险契约无效。”该条规定的增订目的在于防止道德风险，保护未成年人及身心障碍者。

1997年，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以14岁以下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订立死亡保险合同而引发道德风险的情形在实务中并不多见为由在当年台湾“保险法”修正案中删除了第107条的规定。但在台湾保险实务中金融论文，主管机关仍然通过最高保险金额的方式来限制保险公司承保14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死亡保险金额。

2001年，台湾“保险法”增订再次第107条，规定：“订立人寿保险契约时，以未满十四岁之未成年人，或心神丧失或精神耗弱之人为被保险人，除丧葬费用之给付外，其余死亡给付部分无效。前项丧葬费用之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主管机关所规定之金额。”与之前条款相比，考虑到了被保险人死亡后的丧葬费用。这既控制了受益人的道德风险，又体现了对人性尊严的基本保障。

台湾“保险法”第107条于2001年增订通过后，台湾地区财政部依照同条第二项的授权将丧葬费用金额提高为200万元新台币。然而，在实务运作中，保险公司均将死亡保险支付的丧葬费用按照定额给付操作，而非损失补偿，即不论实际支出为何，只要在200万元新台币以内，保险公司均依照合同订立的保险金额全额给付。而据有关部门统计，台湾地区儿童死亡的平均丧葬费用不超过20万元新台币。因此，政府制定的高额丧葬费用限额和保险公司利用丧葬费用补偿原则变相支付死亡保险给付的做法严重威胁了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

2010年2月1日，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于对台湾“保险法”第107条进行了修订：“以未满十五岁之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其死亡给付于被保险人满十五岁之日起发生效力；被保险人满十五岁前死亡者，保险人得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险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账簿之账户价值。前项利息之计算，由主管机关另定之。订立人寿保险契约时，以精神障碍或其它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为被保险人，除丧葬费用之给付外，其余死亡给付部分无效。前项丧葬费用之保险金额，不得超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十七条有关遗产税丧葬费扣除额之一半。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金融论文，于其它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

二、台湾“保险法”第107条修订前后内容比较

较之原条款，此次修订涉及三方面内容。

第一，将儿童保单死亡给付生效年龄由满十四岁提高至满十五岁。对于儿童保单死亡保险给付生效年龄的规定，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立法。台湾地区此次立法将死亡保单未成年人最低年龄提至15岁，可能与台湾地区的劳动保障投保年龄和义务教育截止年龄均为15岁有关。

第二，取消了儿童死亡丧葬费用的给付，改为保险人得加计利息退回保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的账户价值。高额丧葬费用的取消，使道德风险大大降低，未成年人权益得以保护。

第三，规定为精神障碍或其它心智缺陷不能辨识其行为者投保人寿保险，丧葬费用金额不得超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十七条遗产税丧葬费扣除额的一半。2010年台湾地区财政部核定遗产税丧葬费扣除额为110万元新台币。因此，目前丧葬费用限额为55.5万元新台币。

此外，台湾“保险法”第135条规定于伤害保险准用第107条规定。因此，目前仅有责任保险和健康保险不涉及此方面对被保险人的限制。

三、两岸保险法对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给付限制条件的比较

大陆对于未成年人死亡给付的限制规定体现于《保险法》第33条：“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前款规定限制。但是，因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

与台湾“保险法”相比，大陆《保险法》对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给付限制条件具有明显差异。

（一）投保人限制条件

大陆《保险法》规定只有未成年人父母可以为其投保死亡保险。台湾“保险法”并未对未满十五岁的死亡保险投保人做具体规定。因此，按照台湾“保险法”规定，只要具有人身保险利益，均可以为其投保。

未成年人人身保险与普通人身保险有一定差别，应该在考虑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基础上对其人人身保险投保人做出限制规定，防范道德风险。从这个角度出发，大陆《保险法》对未成年人保护更为周全。但是，大陆《保险法》仅规定父母能为未成年子女投保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险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大陆《婚姻法》规定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继父母三种，并立法上将三种父母在与子女关系上做平等之规定。如实际生活中，未成年人父母双亡由祖父母抚养金融论文，就受到了该款的限制。因此该款在投保主体上应予扩大。因此，建议大陆《保险法》第33条第2款修改为：“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或者有抚养关系的合法监护人为未成年人投保人身保险，不受前款规定限制，但是死亡给付保险总额不得超过保险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限额。”

（二）死亡给付限额

大陆对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给付限额做出了明确的统一规定。保监会《关于父母为未成年子女投保死亡人身保险限额的通知》（保监发[1999]43号）规定：“父母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死亡保险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人民币5万元。”2002年，保监会又在《关于在北京等试点城市放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金额通知》（保监发[2002]34号）中规定：“在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和深圳市投保的未成年人人身保险的死亡给付保险金额的上限由5万元提高到10万元。”

台湾地区对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给付并未规定限额，而是规定若被保险人死亡时未满十五岁，其死亡保险合同不具法律效力，保险人“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险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账簿之账户价值”。

目前，大陆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给付限额已经多年未作变动。由于缺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未成年人死亡尊严的维护和丧葬费用的补偿需求的考虑，该限额已经严重影响了大陆未成年人人寿保险的市场需求。因此，建议大陆提高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给付限额，并借鉴台湾地区更为灵活的返还规定。

综上所述，大陆《保险法》应当放宽对于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合同投保人的限制，并对于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给付限额适当提高，在防范道德风险、维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的基础上适应社会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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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篇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权；保险合同；法律限制

中图分类号：D923.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101-02

2013年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该司法解释从征求意见稿到最终的出台经过了一年多各界人士激烈缜密的讨论研究。而其中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问题的解释却从征求意见稿的五条缩减到一条，这一条司法解释条文仅简单地涉及了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名义和诉讼时效的问题，而诸多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法律限制问题都未得到解决。

一、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对象限制

基于保护被保险人利益考虑，各国对保险代位求偿权都规定了行使对象限制，我国也不例外，《保险法》第62条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做了限制规定，但是“家庭成员”和“组成人员”的具体范围，立法及司法解释都未予以明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21条对“家庭成员”的解释曾提出了两种方案，但是正式出台的《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基于某些原因删除了本条的规定，因此该问题依然是司法实践中的范围较不明确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保险法中所规定的“组成人员”是指家庭组成成员，是在家庭成员的基础上继续扩张。如果被请求的第三人是与被保险人有经济上或生计上的利害关系的人，应该禁止保险人对其行使代位权。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限制应该做狭义解释，防止扩大化[1]。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将家庭成员与组成人员区别对待。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和较近的血亲或者姻亲亲属，以及虽非共同生活但负有法定义务的人。对被保险人的组成成员，应该作狭义解释，这是指被保险人的利益或者受被保险人委托或者与被保险人有某种特殊法律关系而进行活动的人[2]。因为这部分人常是代替被保险人履行行为的人，其履行职务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由被保险人承担责任，所以保险人不能向其求偿。

笔者认为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出发，将经济上的一致性作为判断标准更合理。判断“家庭成员”与“组成人员”的范围，不应过于拘泥于形式，而应着重审查其与被保险人是否有着共同的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更有利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以“共同居住”作为“家庭成员”的绝对标准。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适用范围限制

我国《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不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金后仍可向第三者请求赔偿。但是人身保险是否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一直颇有争议，特别是一些具有补偿性质的保险争论尤为激烈。

（一）人身保险适用代位求偿权的学说

目前对具有人身补偿性质的人身保险适用代位求偿权问题，学界观点主要有否定说、肯定说、相对说。

否定说即传统观点，基于人身无价理论不赞同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具体来说：人身补偿的不确定性，且人身损害是难以度量的，并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人身侵权保险事故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人身的专属性，不宜移转[3]。

肯定说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为财产保险合同所适用，当然也及于同财产保险具有同种属性的填补损失的保险所适用。在保险实践中，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和健康医疗保险业务也必须贯彻代位求偿原则，以防止保险人遭受道德风险，投保方因此而获得非法利益[4]。以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作为标的，其所受损失的无法量化作为借口而不考虑这种被保险人的双重请求权在某类人身保险合同中适用，因此可能产生道德风险的做法是有违保险立法宗旨的[5]。

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问题是持相对肯定的态度的。相对肯定说认为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这两类保险能否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要具体分析：在发生被保险人残疾或者死亡时，不能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因为此时被保险人身体或生命的损害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而若被保险人的损失仅为医疗费等其他费用支出，则除非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合同中另有约定，保险人可在该费用范围内行使代位求偿权。笔者较为赞同这种观点，这种折衷的做法，在考虑三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方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至少充分贯彻了保险补偿原则，有可取之处，但缺点是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这个度。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

因立法者持“财产/人身保险”之二元论，过度强调人身无价，加之法条结构之形式逻辑推论，认为保险代位规范不适用于人身保险。上述立法论及解释论，忽略了伤害保险中之医疗费用给付性质上属于损失保险，亦应有保险代位适用之余地。理论上，同时具有定额保险和损害保险性质的人身保险如伤害保险中的医疗费用，这种损害并非不可以金钱价值计算，可以适用保险代位求偿之规定 [6] 。而在人身保险中引入代位求偿权，强调人身损害的物质性，不等于忽视其精神性，被保险人仍可向第三人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该赔偿仍不能代位。

目前我国的人身保险的主要险种包括人寿保险、意外伤害险和健康险，除了人寿保险具有投资储蓄的性质，完全不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外，其余两个险种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补损害的特征 [7] 。因此在意外伤害险和健康险中保险人用于赔付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的支出，一般应当可以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8]。

笔者认为，损害补偿原则是保险法的核心，那么衡量人身保险能否适用代位求偿权的原则也应当是损害补偿原则，即保险人支付的补偿金属于损害补偿性质的，则应当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不属于损害补偿性质的，就不应当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传统的否定说以人身无价观点否认保险代位求偿权在全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显然已经站不住脚，而肯定说的缺陷在于无法保障被保险人的人身专属性利益，因此区分情形限制性的肯定适用更为合理。

三、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损害赔偿弃权的限制

《保险法》第61条对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擅自免除第三人赔偿责任的情形作了规定。但对保险事故发生前，如被保险人与第三人约定有免责条款，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情形未作规定。在此有必要对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损害赔偿弃权行为分保险合同签订前的弃权行为、在保险合同签订之后保险事故发生之前的弃权行为以及保险事故发生后的弃权行为三种情形进行讨论。

（一）保险合同签订之前弃权行为的限制

主流观点认为由保险人主动询问，被保险人应当如实告知，如未如实告知，则按现行《保险法》第16条之规定进行处理。正如2012年《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20条就是这样规定的：“保险合同订立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权，保险人对此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向保险人如实告知，否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合同订立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权，投保人如实告知后保险人仍同意承保的，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应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但无权向第三者行使代位求偿权。”该规定也具有一定的方向指引作用。

（二）保险合同签订之后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弃权行为的限制

有的学者认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先于保险事故的发生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直接损害被保险人依法或者依据保险合同而取得的保险代位求偿权益，保险人可以不承担保险责任”[9]。

而另外有人认为基于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并且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不能因为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人权利的行为就简单地拒绝被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的申请，而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北石油公司诉圣保罗火灾海事保险公司一案中，该州最高法院认为：“保险合同中没有禁止被保险人订立免除责任的协议的明确约定，被保险人有权诉请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10]

笔者认为这种情形可以援引《保险法》第52条第2款之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有通知义务，保险人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要求增加报废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违反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备尝保险金责任。订立保险合同后出险前的豁免第三人责任的情形，应当适用危险显著增加通知规则，因为此时豁免最容易造成危险事故的特定第三者之责任，对保险人而言，即意味着危险明显增加，被保险人若有违反通知义务，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11]。

（三）保险事故发生后弃权行为的限制

《保险法》第61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该行为无效。”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应当考虑第三人仅仅承担部分责任或者保险人未足额赔偿的情形，保险人不承担被保险人弃权范围内的保险金给付责任。因此，为了法条更加严谨，此法条可以相应修改为：“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被保险人弃权范围内的保险金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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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尚永.免责条款与代位权是否冲突[J].上海保险，1996（12）：10.

第14篇

[论文摘要] 02版保险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了人身保险代位权禁止，09版保险法第四十六条①延续了这一规定。所有种类的人身保险合同不适用代位求偿权，没有充分考虑意外伤害及健康保险中医疗费用（损失补偿性）保险的特殊性，医疗费用保险金给付之目的在于填补被保险人医疗费用支出，具有财产保险性质，保险代位权对于依照损害填补原则为给付的意外伤害及健康保险具有适用价值，本次保险法修改未对这一立法疏漏作出更正，势必让医疗费用保险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这一争论继续长期存在下去。另保险法第四十六条（02版保险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受益人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亦属立法错误，保险受益人与侵权第三人并不存在任何 法律 关系，保险受益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没有法理基础。

保险代位权是指被保险人因保险人应负保险责任的损害发生而对第三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时,保险人在其作出保险给付之后,在给付金额的限度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的请求权的权利。保险代位权适用于财产保险没有异议，但保险代位权是否适用所有人身保险，尽管保险法有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从09版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四十六条定来看，本次修改延续了02版保险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保险代位权不适用于包括人寿、健康、意外伤害在内的所有种类的人身保险合同。笔者认为保险代位权对于依照损害填补原则为给付的意外伤害及健康保险具有适用价值，人身保险合同中意外伤害及健康保险之医疗费用保险应有保险代位权之适用。

另保险法第四十六条（02版保险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笔者认为，被保险人作为受害人，依据侵权法律关系向致害第三者主张权利并无争议，但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与致害第三者之间并无法律关系，受益人不能向第三者请求赔偿，侵权行为发生后，被保险人尚生存，应由被保险人本人或间接受害人主张；如被保险人死亡,应由《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赔偿权利人主张权利。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受益人的赔偿请求权值得商榷。以下从上述两个方面,试谈笔者认识,以资共同探讨。

一: 人身保险之意外伤害及健康保险之医疗费用应有保险代位权之适用。

我国及国际上的保险分类。按照我国保险法(02版九十二条及09版九十五条)的相关规定,我国保险分为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 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而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保险业务；根据该法规定，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范畴。而国际上绝大部分国家或地区在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上，按照业务性质分为寿险和非寿险，并划为三个领域,即:第一领域（人寿保险）；第二领域（财产保险）；第三领域（意外伤害及健康保险）。由此可见,从国际分类来看,我国人身保险中的意外伤害及健康保险属于非寿险。我国02版保险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一般除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业务严格分营以外，允许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健康和意外保险。09版保险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保留了这一规定，健康和意外保险对产险公司的开放表明随着我国保险业务的飞速 发展 ，尤其是意外伤害和短期健康保险业务的扩大，保险监管者及立法者发现第三领域与财产保险业务具有许多的相同之处。

医疗费用保险为人身保险中的意外伤害及健康保险之险种,长期以来,医疗费用保险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是保险业界和法律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保险业界倾向于适用损失补偿原则，而法学界多数见解持否定观点，由此问题引发的保险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相同案情案件的判决结果却截然相反。持否定观点的认为是医疗费用保险属于人身保险，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人的寿命和身体，保险利益为被保险人的人格利益，不能够用金钱价值予以衡量；甚至有观点认为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人身上的专属性，不能任意转移。所以如果发生第三者侵权行为导致人身伤害，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可以获得多方面的赔偿而无需权益转让，保险人也无权代位追偿 。02版保险法第六十八条的人身保险代位权禁止被认为是这种观点的立法支持。持肯定观点的则认为医疗费用保险的目的仅在于填补被保险人为 治疗 疾病所产生的费用，被保险人不能因疾病或受伤治疗而获得不当利益，医疗费用保险具有法定补偿性质，应该适用损失补偿原则，被保险人获得的赔偿不应超出其实际支出的损失。

笔者认为持有否定观点者并不熟悉保险的分类(如前所述,意外及健康保险虽属人身险,但也属非寿险),从而没有给予医疗费用保险准确定性。 人身保险中有关医疗费用的"中间性保险"，其保险利益、保险的内容均与严格意义的"填补抽象需要的保险"不同。前者的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对由于疾病或伤害而支出的医疗费用之间的利益关系；后者的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对自己生命身体的完整性所具有的利益关系。前者的承保内容是被保险人因生命身体受到伤害而实际支出的医疗费用；后者的承保内容是被保险人生命身体的完整性。既然有关医疗费用保险的填补内容是被保险人实际支出的医疗费，如果其通过向致害人主张权利而获得赔偿，对于保险人而言被保险人已没有损害，无损害即无保险，因此保险人无需承担保险责任；如果保险人承担了保险责任，被保险人的损害已得到填补，如果其仍可以向致害第三人主张权利，则无异于允许被保险人获得超出其保险利益的不当利益。因此应当允许保险人行使代位权。立法者有意允许医疗费用保险的被保险人可以获得超出其保险利益范围的利益，显然不合情理。唯一的解释就是立法者在立法时，没有认识到人身保险中存在类似医疗费用保险的"中间性保险"的情形，而笼统地规定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均不享有代位权。该法条属于立法漏洞②。

亦有保险业界人士试图撇清保险法(02修订)第六十八条与损失补偿的关系,认为代位求偿权仅仅是补偿原则的派生原则之一，否定代位求偿权不等于否定补偿原则，保险法(02修订)第六十八条的保险代位禁止并不能推导出含医疗费用(补偿型)保险在内的人身保险都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笔者认为,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种论证的前提建立在一个立法缺陷之上,不纠正这个缺陷就无法厘清法理,从而解决实务问题。承认保险法规定的代位权禁止同时又坚持医疗费用保险的损失补偿原则适用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它会造成保险司法实践中的不公平现象出现,例如一起侵权引发的医疗费用保险事故赔偿,如果被保险人先向保险人索赔,在获得保险赔偿之后,保险法禁止保险代位权,他依然能依据侵权法规定向侵权人索赔,他获得的赔偿是双份的；而如果被保险人先向侵权人索赔,在获赔之后,根据损失补偿原则,他却不能获得保险人的赔偿,这种因被保险人赔偿次序的选择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是不具合理性的。笔者认为,09版保险法对该人身保险代位权禁止未能予以加以更正,势必让该争论将继续长期存在下去,保险人及广大投保人必将遭受这种立法缺陷所带来的滋扰和伤害。

综上，法律之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不论伤害保险之医疗给付，抑或健康保险之医疗给付，保险人为给付之目的多在于填补被保险人因医疗支出所发生之损失；且医疗费用支出，性质上有客观数额，与非财产上之损失之无客观数额者不同；在民法，侵害身体健康所生医疗上之损害赔偿（财产上损害赔偿）亦与非财产上之损害并列，因此宜肯定医疗给付之保险人有代位权为当③。虽然医疗费用险种属于人身险范畴，但其与财产保险具有同样的补偿性质、精算基础和财务 会计 处理原则。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医疗费用保险其本质属于填补具体需要的保险，其保险利益、保险内容均与严格意义上的填补抽象需要的保险不同，此类保险不但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也应当适用保险代位权的规定以防止被保险人获得不当得利，如果医疗费用损失赔偿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及禁止代位权，则被保险人就可以通过保险获得额外利益。根据法的基本原理，应当规定而立法却没有规定的情形为立法漏洞。保险法第四十六条的立法漏洞不仅违反了保险的基本原理，而且将诱发道德风险。

二: 人身保险受益人之赔偿请求权缺乏法理基础。

   人身权与特定的民事主体的人身密不可分，具有专属性。人身权是专属于主体的权利，即人身权与权利主体不可分离，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人身权的救济权，基于人身权这一原权受到侵害而新生的次生请求权，因原权之侵害而发生，以原权之缺损为前提，这种依附性决定了救济权不能改变原权的性质。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可转让符合立法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能依法请求赔偿的“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可见，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继承，但不可转让。

侵权案件中的赔偿权利人。第三人侵害了被保险人健康权、生命权、身体权权利，在当事人之间形成一个侵权的 法律 关系。对这个侵权法律关系中的“赔偿权利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在侵权法上，赔偿权利人与受害人为同一概念，赔偿权利人为三种，第一种赔偿权利人就是直接受害人，就是健康权、生命权、身体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这种受害人作为赔偿权利人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是最多的；第二种赔偿权利人是间接受害人，指抚养来源受到损害的人，间接受害人不仅包括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以及其生前依法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而且包括残疾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前依法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第三种赔偿权利人是死者近亲属。侵害人身权中的损害赔偿是指在受害人的人身遭受不法行为侵害或有遭受侵害之虞时，其基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格权有权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④。一旦实际损害已经发生，则只能请求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通过金钱赔偿加以救济。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及权利。根据02版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09版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我国保险法对受益人的资格没有限制，受益人可以是 自然 人，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等非自然人。受益人的产生方式以指定为主，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推定的方式产生。根据保险法规定，受益人的受益权指的是受益人基于保险合同享有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⑤。受益权是一种期待权，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才能具体实现，转变为现实的财产权，受益人为自然人时，以于保险事故发生时生存者为限，依受益权领取的保险金具有独立性。

对比侵权赔偿权利人之赔偿权与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之权利，我们非常清晰的发现，两种权利源于不同性质、并不交叉的法律关系。如前所述，人身赔偿请求权权具有专属性，保险法规定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基于保险合同向侵权案件中的致害第三人主张侵权赔偿请求权，实际上是赋予受益人基于合同形式而取得专属于法定主体的权利,这是典型的立法错漏，在法理上也是无法解释的。

有人认为，实践中的确存在受益人向致害第三人主张赔偿请求权的情形，笔者认为即使受益人身份与在侵权赔偿请求权人身份重叠时，受益人也只能基于侵权案件受害人或近亲属的身份向第三人行使？我们暂撇开法理，探讨一下在法律实践中具体的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同时具备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情形，首先排除被保险人与受益人非为同一人，且被保险人生存这种情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保险金和残疾保险金的请求权及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仍为被保险人行使，受益人的受益权尚未现实实现，难以谈及赔偿请求权；受益人同时具备损害赔偿请求权可能出现在以下两种情形：一:被保险人同时是保险合同受益人，且被保险人在侵权事故发生之后尚生存，此时被保险人作为受害人具有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二:被保险人与受益人非为同一人，且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况下，保险受益人同时是侵权事件的间接受害人(抚养来源受到损害的人)或被保险人(死亡)近亲属,则受益人具有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但在此两种情形下这种情况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同为侵权事件的受害人,其的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也是基于侵权关系这个法律基础主张，受益人在赔偿请求权行使中是以受害人或其近亲属的身份出现的，而非以保险合同的受益人身份进行。其他情形不再列举，总之，如果受益人向致害第三人成功主张了赔偿请求权，那它一定不是基于保险合同确定的受益人身份，而是侵权法确定的赔偿请求权人身份，只是两种身份出现了重合而已。

综上，保险法第四十六条中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侵权赔偿权基于侵权法律关系产生，而受益人的受益权基于保险合同产生，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保险受益人与侵权第三人并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保险受益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没有法理基础。(陆新峰   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注解：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

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 0 0 4)西民初字第5 5 8 6号民事判决书 审判员高峙。

③、刘宗荣《保险契约法的理论与实务》第261页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15篇

关键词：财产保险；受益人；受益权

一、财产保险中是否应该存在受益人制度的争议

1、各国立法对财产保险中是否存在受益人的规定不同。

英美法系的大多数国家中，受益人泛指所有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受益人制度既存在于人身保险合同中，也存在于财产保险合同中。通常称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一方为保险人，而当事人另一方则不同于我国法律规定中的"投保人"，而是"被保险人"，因为英美法系认为一般人通常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投保的，所以投保人就是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也就当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当被保险人想让他人享有保险金之利益时，在财产保险合同中，通常通过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或者保险合同的转让的方式为之。在英美法系中，将被保险人本身称为"第一受益人"，将被保险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称为"第三受益人"。

在大陆法系国家，财产保险中是否可以设立保险受益人制度的争议颇大。因为大陆法系是成文法系，各国法律规定的不同，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受益人制度的认识。有些国家和地区立法，保险受益人制度不仅存在于人身保险合同中，也存在于财产保险合同中，例如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总则第5条规定"受益人是指被保险人或要保人约定享有赔偿请求权之人。"因为是总则中的规定，所以既可以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也可以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而日本、德国、希腊等国家则立法规定，保险受益人制度仅存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例如我国《保险法》第18条规定"受益人是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2、理论界对于财产保险中是否应该设立受益人制度的规定不同

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们认为，受益人制度只能存在于人身保险之中，不能存在于财产保险之中。杨仁寿先生道："财产保险契约之本质，既在''禁止得利''，则与保险事故发生时，受损害填补人不得因而得利，除被保险人之外，则别无所谓受益人。被保险人即受益人，受益人即被保险人。要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属同一人的，称之为为自己利益保险。要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不属于同一人的，则称之为为他人利益保险。享有赔偿请求权之人，除被保险人外，并无另有所谓受益人存在。

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们认为，在财产保险中设立受益人制度是目前我国保险实践之需要，是我国保险法理论框架完善之需要。台湾学者郑玉波认为，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使财产利益受损，自然应获得保险赔偿金，他将保险金请求权指定给受益人享有，实质上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未使保险人和第三人收到损害，完全符合民商事活动奉行的自由原则，因而可以认可财产保险中设置受益人的做法。李玉泉认为"在财产保险中，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如甲以自己的财产，订立保险合同，而以丙为受益人，有何不可？这种行为实质是为第三人设定权利的行为，应该允许。"

3、笔者观点--支持在财产保险中设立受益人制度

人身保险以人的健康、生命作为保险标的，被保险人可能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丧失生命或行为能力，进而无法使用自己的保险金请求权，所以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约定另外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人。而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安危作为保险标的，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大多都健在，所以没有另外约定保险受益人的必要。如果只是考虑到保险金请求权的行使问题，那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死亡时，大可由继承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也没有设立受益人之必要，所以，这种考虑是没有认识到设立保险受益人的宗旨所在。

二、在财产保险中设立受益人制度的理论基础

1、从法理的角度分析

私法自治或契约自由作为当代私法之基础原则，为私法主体行使或处分其私权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只要其私权行为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和他人利益，该行为即应具有法律效力。保险合同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达成的合意，是意思自治的结果，属于私法的范畴。因此，作为保险契约关系主体之被保险人当然可以处分自己所享有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如果被保险人指定他人为受益人，就是对自己私权的一种处理。法律应当予以许可，并给与保护。

2、从受益权性质的角度分析

首先，财产保险中的保险金请求权是一种财产权，而这种财产权是可以被转让的。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可以亲自行使转让的权利，将这种财产权转让给第三人行使，第三人通过该行为获得受益权，即成为受益人。这是权利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在法律上并无不妥。

其次，受益权不同于继承权。如果被保险人死亡时，保险事故尚未发生，作为保险标的的物被其继承人继承，按照《保险法》第49条第1款的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继承人即成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这时候的继承人不一定就具有保险利益。如果适逢保险事故的发生，将不符合《保险法》第12条第2款的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这样必将造成保险公司和当事人的纠纷。如果在财产保险中设立受益人，不论被保险人是否在世，只要保险标的发生了事故，受益人就有权请求保险金的支付。这样，即使被保险人不幸去世，也不会造成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的纠纷了。

最后，在财产保险中，当被保险人先于保险事故发生时死亡，即出现保险金请求权无人行使的状态。实践中，往往由其继承人行使，但是这时候继承人继承的是在保险合同中的身份呢，还是一笔单纯的保险金？如果继承人继承的是保险合同中的身份，那么这笔保险金将面临被先缴纳税款、履行债务等问题。所以，如果在财产保险中设立受益人制度，也应当规范处理受益人与其它权利人的关系。

3、从财产保险的功能角度分析

财产保险的功能在于填补损害，分担风险，目的是当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对被保险人的损失进行陪偿，使得其尽可能恢复到保险事故发生之前的经济状态。同时，学理上还有"禁止得利原则"，目的是防范保险助长赌博之风，使被保险人即使获得赔偿，也不会得到额外的利益。持反对论的学者中，杨仁寿先生提出，财产保险中设立受益人的行为，将使得保险受益人成为无偿受益者，必将触发道德风险。但仔细分析一下，首先，被保险人将保险金受领权转让给受益人，其中并没有余外利益的滋生，只是一种变通的补偿。其实，被保险人在指定受益人的时候，必将考虑到后果，将受益权授予其最信赖，且对保险标的最没有损害之可能性的人。而且实践中，这种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往往在保险合同外还有另外一层关系，例如抵押贷款合同。所以，那种传统的"谁投保、谁受损、谁受益"的经营模式应该被打破了。

三、在财产保险中设立受益人制度的实践需求

1、呼应保证保险的立法需要

我国2002年《保险法》第91条规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一）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保险业务；……"。而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95条规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二）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保险业务；"。可见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比2002年的《保险法》对于我国保险公司的财产保险业务范围之规定，增加了保证保险，这就从立法上肯定了保证保险这种险种模式的合法性。

但一般保险的当事人只有两者：保险人与投保人，而保证保险的当事人却涉及三方：保证人，即保险人；被保证人，或义务人即投保人；权利人，即受益人。保证保险也是财产保险的一种，这就从理论上打破了《保险法》第18条，保险受益人只存在于人身保险中的规定，法条之间出现冲突。而且保监会在其《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复函》中提到"保证保险是指由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为作为被保证人的被保险人向权利人提供担保的一种形式，如果由于被保险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不履行合同义务，致使权利人遭受经济损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承担赔偿责任。"从此处可以看出，保监会是承认保证保险中受益人的存在。法条之间的冲突不仅会造成法律本身的逻辑错误，还将导致实践中的审判困境。

财产保险中受益人的权益是否可以受到保护，就将面临分歧，特别是当其与继承人、债权人等其它权利人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问题就会更显加彰显出来。如果说"法无禁止即为合法"，那么在保险合同中指定受益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该指定的受益人与其它权利人利益发生冲突了，而且其它权利人的权利是法律有所规定的，那该保护的又是谁呢？所以，亟待法律进一步明确财产保险中受益人的地位。

2、责任保险第三者权益维护之途径

责任保险，又称第三者责任保险，即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负补偿责任的保险，其最终目的是使受害的第三者得到及时有效的经济补偿。我国《保险法》第65条第4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虽然我国《保险法》对责任保险中第三者的权利进行了规定，但正如第64条第2款所说："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本条规定第三者如果想得到赔偿保险金，有两种途径，一是根据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请求，二是当被保险人怠于请求时。这种规定让责任保险的第三者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而在很多情况下，责任保险的第三者都亟待直接保险金请求权来维护自身权益，比如在机动车险种，可能责任保险第三者正急需这笔保险金来治病，如果只靠被动的等待被保险人的行动，但如果被保险人怠于请求，那么这个"怠"的法律界定又很模糊，这就将对责任保险第三者造成巨大的损失。

如果法律明确了财产保险中的受益人制度，那么就可以将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作为受益人在保险合同中进行约定，这样，在发生保险后，责任保险的第三者就可以以受益人的身份享有直接的保险金请求权。因为责任保险的最终目的就是补偿受损害第三者的利益，所以这样的规定将真正维护到第三者的利益。

3、抵押贷款保险合法之保障

在保险实务之中，"受益人"的概念并不罕见，尤其是在新兴的"房贷险"和"车贷险"这些抵押贷款保险合同中。这类保险合同中，银行往往强制要求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设定银行为受益人，否则不予贷款。具体而言，当消费者到银行办理抵押贷款业务时，银行要求其购买抵押贷款保险，并指定银行为第一受益人，当发生保险事故导致被保险人丧失还贷能力时，保险人向银行支付保险金。这种保险的初衷是使借款者能够早日顺利从银行贷款，从而促进信贷融资业务的发展，加快货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但由于我国《保险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导致当矛盾发生时，受益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致使很多"退保热潮"的出现，反而激化了银行、保险公司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信贷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抵押贷款保险的社会需求与日俱增，保险实务和司法实践迫切需要立法承认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地位。

总之，在财产保险中设立受益人制度是我国司法实践与理论完善的迫切需要。但不能盲目引用我国现行保险法上有关人身保险受益人的相关规定，因为财产保险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立法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一是，坚持债权人优先原则，避免投保人借财产保险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二是，并不是所有的财产保险都必须指定受益人，立法完全可以将受益人的指定作为当事人的选择性条文，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是否要指定受益人。

参考文献：

[1]尹中安，《保险受益人论》，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2]龙誉，《保险受益人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