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保险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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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前期建设阶段

该阶段自1995至2003年。1994年内蒙古财经大学招收第一届保险学专业(专科)学生，1995年《人身保险学》课程作为保险专业主干课程开设。在此期间，该课程同时作为金融专业学生的专业选修课开设。当时只有一名主讲教师、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案，课程建设开始起步。

(二)不断完善阶段

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内蒙古财经学院成立保险学本科专业并开始招生，以此为开端，课程建设迎来了不断完善阶段。经过课程组多年的探索，该课程的建设得到不断加强，课程建设规划情况主要集中在6个方面:

1．组织人员，形成团队自2004年设立保险本科专业以来，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人身保险学》课程组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以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合理的教学队伍。团队成员的专业背景充分融合了保险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交叉学科，各成员均具有较深的保险专业及相关学科理论功底、洞悉保险理论和应用的发展前沿知识，具备承担人身保险学授课任务和科研课题的能力。《人身保险学》课程教学小组共有5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3人，助教1人;博士2人、硕士3人，形成了一个结构合理的课程教学梯队。从学缘结构上，课程组教师分别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有较好的专业背景。从年龄结构上，课程组成员年龄结构为30－40岁4人、40－45岁1人，是一支富有朝气和活力的教学队伍。

2．紧跟政策和形势，完善教学内容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更是培养人才的重要保证。所以，课程组在选取教材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所选教材的权威性、针对性和时代性，优先采用国家规划教材(教育部、保监会推荐教材)张洪涛、庄作瑾主编的《人身保险》。同时，选择国外经典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在教学内容方面，课程组每学年都会根据政策与形式变化对教学内容做相应的调整，例如，当前延迟退休年龄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课程组在教学内容中增加《退休政策与养老保险》专题来探讨。

3．完善课程要件《人身保险学》课程在开课初期只有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案。经过20年的努力和探索，目前该课程有教学大纲、配套教学课件、教案、教学案例库、系列专题、习题库和无纸化试题库等课程要件齐备。

4．完善教学方法和手段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学练结合、学用结合，将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习教学等方法有机结合，形成了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习教学“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教学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教师讲授中大量运用启发式方法。实践性问题主要运用案例式方法。这可以使学生增强学习兴趣，提高感性认识，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和重视程度。例如，保险的基本原则、人寿保险理赔可以通过案例加以说明。在教学中增加实践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增强他们的动手能力和适应能力来讲都非常关键。根据课程实务性强的特点，将课程的相关内容(如人寿与健康保险的营销、条款分析、理赔等)安排在暑期实习中进一步学习检验。

5．加强校际交流2006年派一名青年教师赴中央财经大学做访问学者。2006年、2008年分别派一名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目前他们均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到金融学院的教学与科研第一线。通过青年教师在国内知名高校学习和深造，课程组与这些学校建立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6．搭建实践桥梁，建立实习基地2014年5月，金融学院保险系与中国太平洋保险内蒙古分公司、百年人寿内蒙古分公司草拟了《保险行业产学研合作试点方案》，达成了合作意向。两家保险公司不仅可以为学生、教师提供调研和实习的便利，同时也可以选派管理人员为学生讲授寿险营销、保险经营管理等实务性较强的课程。通过与上述两家保险公司的合作，不仅解决了毕业生实习问题，通过实践环节可以进一步检验所学知识，而且也为培养年轻教师的实践经验提供了平台。总之，《人身保险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起步较早，经过20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研究与管理、学生培养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课程优势与特色。本课程侧重人身保险领域，专业性强，同时兼顾职业化特色，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注重理论性与实务操作性。本课程在区内同类课程中无论是开设时间还是从师资力量、社会影响来讲都是处于领先水平;从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分析，学生就业后能够很好地适应工作，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已有一批毕业生在保险公司管理层崭露头角。

二、《人身保险学》课程今后建设方向及思路

内蒙古财经大学以自治区区内生源为主，以少数民族教育为特色。因此，《人身保险学》课程立足实际，旨在使学生全面掌握开放经济条件下区域人身风险及人寿保险经营活动的原理和规律，同时注重蒙汉双语教学，为地方经济培养能够适应现代保险市场的风险管理与保险类民族人才。今后的课程建设紧紧围绕上述定位，同时结合保险行业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本课程教学体系，突出课程特色，力争将本课程建设成为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准、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具有良好示范作用的精品课程。

(一)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团队整体水平

今后进一步加强教学队伍建设，在教学梯队人员学历水平、职称结构等方面全面加强，强化青年教师培养，提升整体教学团队的业务水平和科研水平。

1．建立完善可行的教师进修和出国访问长效机制通过国内或国外、短期或长期培训与进修提升本团队的教学水平，特别是科研实力。国内进修方面，定期或不定期选派教学科研后备人才到国内名牌学校进行期限长短不同(三个月至一年)的专题或系统学习，争取利用这种快速、有效的方式提升后备人才的教学与科研素养。国外访问机制方面，鼓励青年科研骨干到国外做访问学者，紧跟国际主流研究范式和方法，不断提升教学科研整体水平。

2．引进优秀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化背景的青年人才

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保险业竞争的加剧，保险业的发展无论是业务结构还是服务对象，都发生着深刻变化。面对全球化，适应变化的复合型保险类人才已经显得日趋稀缺化。为此，站在行业发展的高度，引进能够给课程教学团队带来新的范式冲击、具有国际化背景的青年人才，强化教学梯队的人才建设。

(二)注重课程建设，全面提升课程建设质量

随着我国保险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商业保险逐步成为个人和家庭商业保障计划的主要承担者、企业发起的养老保障计划的重要提供者，《人身保险学》课程的开课率会越来越高，对任课教师的要求也会进一步提高。围绕保险学专业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结合国际保险市场发展趋势，体现现代经济社会人才需求特点，科学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以精品课程建设为契机，全面提高课程建设质量。

(三)加大实践教学和创新教学的力度

今后进一步强化实训教学环节，扩展实训基地，加强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建设。根据《人身保险学》课程实务性强的特点，与《人身保险学》同一学期开设《保险实务》实验课，来配合讲授寿险公司业务经营流程。同时将课程的相关内容(如人寿与健康保险的营销、条款分析、理赔等)安排在“暑期实习”中进一步学习检验。同时将不断追踪学科前沿，紧跟行业发展步伐，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重视实验、实践性教学，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

(四)加强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鼓励教师从事教学研究和承担教改项目

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创新，着力打造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精品课程、双语课程改革、实训基地建设等教改项目。注重教材建设，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及时更新、提高教材编写内容和编写质量;同时开放性引进国内外优秀教材和课程，逐步实现教材建设标准的国际化。

(五)加大与实体部门的联系，发挥实体部门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第2篇

[关键词]人身保险；保险利益；亲属关系；保险合同

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或身体所具有的经济利害关系，即被保险人的生命或身体遭受伤害或被保险人生存到一定年龄时，均会使投保人在经济上的支出增加。例如，在一定的亲属关系之间、生意合伙人之间、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单位与员工之间，就存在这种经济利害关系。但是，上述经济利害关系在实际上不一定都可以构成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除了投保人对自己具有无限的保险利益外，我国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仅存在于一定的亲属关系之间，即投保人只对配偶、子女、父母以及与其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其他家庭成员和近亲属具有保险利益。至于生意合伙人之间、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单位与员工之间，虽然在经济上具有利害关系，但是并不构成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的规定，没有保险利益的个人之间或集体与个人之间要订立人身保险合同，不管双方是否具有经济利害关系，必须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这种被保险人同意他人或集体为其投保人身保险的法律事实，被视作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与上述一定亲属关系之间的保险利益在效果上是相同的。从理论上讲，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投保人身保险，不需经被保险人同意。但是在实际上，具体投保哪种人身保险，就要看法律是否规定要经被保险人同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就规定，除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外，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必须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值得注意的是，同意投保人为自己投保人身保险与同意投保人为自己投保哪种人身保险是有区别的。我国现行的人身保险投保单一般有被保险人的声明签名，其要表达的意思主要是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该人身保险，当然也同时包含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人身保险的意思。后一层意思对没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投保的行为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对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投保的行为则无关重要。

以上是从理论上讨论怎样认定人身保险利益的问题，下面着重讨论在实务上如何认定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的问题。显然，投保人为自己投保和被保险人书面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人身保险这两种情形的保险利益十分容易认定。问题是，投保人为配偶、子女、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近亲属投保人身保险时，是否要投保人提供有关证据，以证明其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赖以存在的关系？例如，投保人为配偶投保的，是否要其提供结婚证，以证明其与被保险人是夫妻关系？为子女或父母投保的，是否要其提供户口簿，以证明其与被保险人是父子、父女或母子、母女关系？同样，为其他家庭成员和近亲属投保的，是否要其提供有关证据，以证明其与被保险人有抚养、瞻养或扶养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扶养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兄姊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扶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扶养义务。另外，儿媳对儿子已经死亡的公婆或女婿对女儿已经死亡的岳父母也有可能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的。在这些情形下，若要投保人提供有关证据，则“父母已经死亡”、“子女已经死亡”、“未成年”以及祖孙关系、兄弟姊妹关系等证据是比较容易提供的，但是要提供“有负担能力”、“无力扶养”、“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等证据就比较困难了，因此这些条件颇具弹性，在实务上仍缺乏有效的司法解释作为依据。

第3篇

「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订立，生效，合理期限，默示承诺

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不同，财产保险由于情形急迫，贵在速决，而保险人即有代表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全权，得由其表示承保与否，如一经人承诺，保险合同即成立，并生效。而人身保险承诺之权在于总公司，总公司要审查申请书、被保险人之体检证明书后，始决定是否承诺，一俟承诺，人身保险合同才得以成立，在满足法定条件后生效。因此，同财产保险合同相比，人身保险合同订立中要约与承诺之间的间隔时间更长，成立与生效之间也有时间之间隔。

然而人身保险合同何时、怎样成立和生效，直接关系到被保险人的利益何时得以保护，也关系到保险人保险责任之始端，因此，投保人投保后，作为利益相对立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对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时间、方式有截然不同之主张：前者希望人身保险合同尽快成立和生效，以便更早地得到保险保障；后者则希望人身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尽可能滞后，以便最大限度地排除当前被保险人面临的保险风险。然合同的成立是以合同的订立为前提，因此，要公平、合理地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之利益，有必要研讨人身保险合同之订立和生效，以为立法和司法实践所借鉴。

一、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一般经投保人投保即要约和保险人承保即承诺两个阶段。①当事人就合同内容意思表示一致，人身保险合同即告成立。

然而，“保险的发展也是沿着节约成本，特别是节约交易成本的道路发展的，因为保险是一种劳务型的金融商品，与以物质形态体现的商品有所区别，它的直接‘生产成本’相对交易成本而言，就小得多”。②正是为节约交易成本，作为要约的投保书（或曰投保单）通常都由保险人事先拟就，投保人只需据实填具投保书即可。然而作为要约的投保书中通常并没有注明明确的有效期限，保险人似乎没有了承诺答复的时间约束，可以无限期地迟延承诺；如果不承诺，则可以无限期地不理会投保人，这极不利于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因此，为平衡二者利益，一是可以在投保书中明确规定具体的有效期，并且这个有效期是否公平合理，要接受法律的监督；二是投保书中未明确规定有效期，保险人无论是否承诺，是否都必须作出答复？何时答复？因此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正是下面要研讨的问题。

（一）保险人无论是否承诺，应否都必须答复

合同法一般原理认为，保险人作为受要约人，没有必须答复的强制性义务，即使受要约人承诺时予以答复，也是受要约人权利的选择。然而，如果对所有合同不分性质都机械地适用这一制度，可能正构成对这一制度基本精神的背叛，因为合同法这一制度的基本精神在于保护要约人，限制受要约人，要求受要约在一定的期限内予以承诺，否则一俟期限届满，要约失效，要约人就可以迅速地另行处置其事务，以加速商品流转，实现要约人的利益。但人身保险合同不同于一般商品交易合同，由于投保单中未标明有效期限，以合同法的规定，投保单的约束力应是“合理期限”内，但对什么是“合理期限”，是一个很难界定的事实问题（后文有述及）。若保险人不及时答复，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根据自己理解认为保险人已超过合理期限未承诺而转向另一保险人投保，则投保人可能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长久等待又使自己得不到及时的保险保障，也不可能及时采取其它风险管理措施。这都不利于保护作为要约人的投保人。其次，人身保险是根据概率论和大数法则的科学计算，以事先交纳保险费的办法建立集中的保险基金，用于被保险人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赔偿保险金或者在被保险人死伤疾病、达到合同规定的年龄、期限给付保险金的一种制度。其基本职能和目的就在于组织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以弥补损失。③如果因为保险人的消极行为而致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合理期限之外因风险致害，却得不到补偿，则有失所有“法律所应当始终奉行的一种价值观”-公平。④再则，人身保险合同作为最大诚信的合同，保险人应当尽快作出答复。第四，人身保险中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多是消费者，因此，人身保险合同一般是消费合同，消费者是社会经济弱者，特别保护他们的利益，不仅基于人权，而且基于一国经济持续发展之需要，现代法律也摒弃了对一般抽象正义的追求，而根据不同主体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以谋求法律价值中的实质正义，“根据不同法律主体的个体差异而给予保护，并不是对人类自由、平等法律原则的践踏，相反，正是人类认识进步法制发展完善的标志”。⑤

正基于以上原因，在人身保险合同订立中，为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当要求作为受要约人的保险人予以答复，而无论是拒绝要约还是承诺，或其他之说明，但都应有强制的答复义务。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已规定了这一制度，如澳门《商法典》第966条就明确规定，在人身保险合同订立中，保险人对要约必须答复，答复内容可以是拒绝承保，可以是承保，也可以是搜集为评估风险所需之说明，包括医序报告、风险或实地调查等。

（二）保险人应在何时答复关于保险人答复时间，各国和各地区有二种不同体例，一是保险法律作出有别于合同法一般规定之特别规定，明确规定答复期限，如澳门《商法典》第966条规定，投保单未约定答复期限的，保险人应在15日内答复；二是遵循合同法之一般规定，法律和司法实践没有具体明确的时间，而要求保险人在“合理期限”内答复，如美国。我国《保险法》也未对答复期限作规定，但据《合同法》第23条第2款第2项之规定，作为要约的投保单中未载明有效期的，则保险人应在“合理期限”内予以答复。⑥

两种体例比较，第一种体制简便易操作，第二种体制则具更强的灵活性，正因为如此，“合理期限”据具体情况不同，怎样才能真正“合理”呢？一般民商法理论认为，“合理期限”的确定，必须考虑要约、答复的在途时间和受要约人必要的考虑时间，即合理期限=要约在途时间+受要约人必要考虑时间+答复的在途时间。其中在途时间比较能够客观地确定，而必要的考虑时间则仍难以确定，而且随着现代通讯技术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发展，“在途时间”将越来越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合理期限”中“必要的考虑时间”越发显得重要，可以说“合理期限”≈“必要考虑时间”。其次，必要的考虑时间的确定，行业惯例有重要的影响，行业惯例是行业在长期的业务中逐渐形成的，是该行业中普遍的做法，但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由于保险市场中保险人处于买方市场，因此，保险人努力做到更好，以争取更多客户，所以行业惯例常常不断地强化对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保护，而且行业惯例也时刻受法律的审查，而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国家，由于竞争的不充分，行业惯例常常是不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法律也常表现出对行业惯例的无可奈何。“必要考虑时间”常常以“一般人标准”为依据，而如何确定“一般人标准”，则需要相应的制度作保障，以美国为例，陪审团制度和法官自由心证制度是“合理期限”的有力保障。美国法认为，“合理期限”是一个事实问题，应由承担事实审的陪审团来确定，陪审团来自普通民众，从良心、公平出发来确定，而且人数较多（一般为12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更加公平、合理地确定一般人认为的“合理期限”，而且这也为双方当事人乐意接受，即使不使用陪审团，法官也必须站在陪审团的立场，从公平、良心来确定“合理期限”而非从法律或有关证据来判断。同时基于诉讼中的法官自由心证，作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选择一般理智、通情达理之人十余人，以其中多数人认定的“合理期限”为标准，这一举证方式对事实审的陪审团或法官有极强的说服力，实质上，正如前文已述及，由于要约、答复在途时间易于确定，因此这里的“合理期限”实质就是“必要考虑时间”。而大陆法系奉行合议庭制和证据主义制度，有证据决定论的倾向，在确定“一般人标准”时，“实质上，由法官来认定一般人标准，并以此来评价行为人的行为，即法官标准，而法官标准从理论而言，应当是高于甚至远远高于一般人标准的，因为法官知识、经验都较丰富，认识水平显然比一般人高”。⑦因此，在二种体例中，大陆法系国家更适宜采第一种体例。我国亦如此。

（三）保险人依法答复和逾期不答复或逾期答复的法律后果

保险人在法定期限或合理期限答复予以承诺，合同即成立；答复拒绝承诺，合同不成立；答复为评估风险之说明，待行为结束后保险人作出是否承诺之答复而决定合同是否成立。

但如果保险人超过合理期限不答复或逾期答复，合同是否成立呢？有学者主张构成默示承诺。美国学者以经济学观点分析认为，法律应努力识别不同情况而适用不同规则：在接受要约比例高于拒绝要约的情况下，适用沉默即承诺规则；在别的情况下，适用沉默即为拒绝规则。⑧人身保险合同正属于接受契约比例高于拒绝契约的情况，因此应适用沉默即承诺规则。一些国家或地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认为应是沉默即承诺，如澳门《商法典》第966条规定，保险人未依法定时间答复，合同依要约条件成立。实质上，既然法律赋予了保险人答复的强制性义务，因此，如果保险人未按时予以答复，就应当推定保险人默示承诺，人身保险合同因此而成立。并且成立时间应溯及到合理期限或法定期限届满时。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在此情况下的合同成立并不妨碍投保人或被保险因已向其它保险人投保等原因而解除合同，并且不因此承担任何责任。

二、人身保险合同的生效

人身保险合同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即生效。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成立即生效，附条件的合同，条件成就时即生效。那么，人身保险合同何时生效呢？

（一）缴纳保险费与合同生效

有些学者认为，人身保险合同生效要件是：一是当事人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标志是保险人出具保险单、确保单等；二是投保人缴纳保险费，分期缴纳的，缴纳首期保险费，二个条件同时是具备才能生效。因此，缴纳保险费是人身保险合同产生和维持法律效力的实质要件。⑨澳门《商法典》第1045条第一项也规定，人身保险合同仅于支付第一年保险费或首笔分期保险费时生效。

通常认为，缴纳保险费是投保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既然是合同义务，依合同法之理论，只有到合同生效后，才有“合同义务”，合同虽成立但未生效，对双方未产生拘束力，本无“合同义务”可言。而人身保险合同以缴纳保险费为生效之要件，因此，人身保险合同实质是附条件才生效的合同，即以缴纳保险费或缴纳首期保险费为生效条件，只有当这一条件成就时，合同才生效。所以，将缴纳保险费一概谓之投保人的“合同义务”有次妥当。正因为如此，在实践中，有的保险人要求或投保人自愿在投保时即预交保险费或首期保险费。在此情况下，一旦人身保险合同成立，便可生效。

那么，为什么人身保险合同要以缴纳保险费或首期保险费为生效要件呢？原因在于人身保险尤其是人寿保险具有储蓄性质，保险费既不是属于保险人已经取得的利益，也不是保险人的利润收入，甚至可以说，已收保险费有一部分是保险人对投保人的债务，因此，即使人身保险合同生效以后，需陆续交付的保险费是否按期交付，只能由投保人自行决定。各国法律禁止对人身保险费作诉讼上的债权主张。我国保险法第59条也规定，保险人对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因此，不把缴纳保险费作为人身保险合同生效要件，而作为合同义务在合同生效后才履行，那么，如果合同生效后投保人不按时缴纳保险费，保险人虽可以解除或中止人身保险合同，但在解除或中止人身保险合同之间仍应给予被保险人保险保障，在此间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未收到保险费，也不能强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支付，却必须承担保险责任，这无疑有害保险职能的发挥，也会引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道德危险，即不支付保费却得到保险保障，如此，则保险奉行之大数法则失灵，难以通过大数法则，集合资金组成保险基金。保险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二）保险责任期间的开始与人身保险合同生效保险责任作为保险人承担的主要合同义务，应该是人身保险合同生效后，保险责任期间内发生了保险事故，或达到合同约定年龄、期限时，才承担的义务，因此其何时开始，直接关系到被保险人何时得到保险保障。然而各国实践中，签发保险单日期、同意承保日期虽常在投保日之后较长时期，但常常在保险单中将保险责任期间起始日溯及到投保时，我国更如此。也就是保险责任期间不仅不是起始于合同生效，甚至不是起始于合同成立，而是起始于投保时，这明显有违法理和情理。因此，一些国家为弥补投保人在时间上之损失，采取一些措施，如美国寿险业者于承保寿险时，乃将意外死亡和自然死亡分开，与投保人约定，如果投保人于提出投保申请之同时交付保险费，保险合同关于意外死亡部分即发生效力，但关于自然死亡部分须至保险人审核被保险人之体检证明书即签发保险单后，溯及至投保之日生效，此一约定无论对于投保人或保险人均公平合理，被保险人之意外死亡与被保险人健康状况无关，无妨碍保险合同于投保之日即日生效，给予投保人更多地保护。这可为我们所借鉴，但如果说美国是依靠保险人之自律来保护被保险人利益，那么我国更适宜以立法来强制保护被保险人利益。

注释：

[①]李玉泉博士认为一概地认为投保人就是要约人，保险人就是承诺人，是欠妥当的，填写投保单的投保人也可以是承诺人，保险人也可以是要约人。尽管如此，李博士仍认为一般情况下，投保人即要约人，保险人即承诺人，参见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

[②]陶骏、殷春华：《现代保险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16页。

[③]关于保险的学说有很多，但关于保险的职能都认为其最基本、最固有的职能是弥补损失。

[④]（美）彼得·斯坦、约·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第74页。

[⑤]李昌麒、许明月：《消费者保护法》，法律出版社1998，第266页。

[⑥]《保险法》于1995年10月1日生效，不仅其当时未规定答复时间，根据当时有关法律规也未规定答复时间，1999年10月1日生效的《合同法》弥补了这一不足。

[⑦]饶世权：“消费者举证责任的比较研究”，《河北法学》，2000年第1期，第23页。

[⑧]（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130页。

[⑨]李晓林、刘子操：《人身保险》，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7页，另有的国家如美国允许对除人寿保险外的其他人身保险费作诉讼上的债权主张。

[10]孙积禄：《保险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第243页～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