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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生活能源结构不合理,新能源使用率低。
目前我国农村的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矛盾突出,消费水平滞后,一些落后地区以薪柴、秸秆为主的能源消费方式对环境威胁较大,其他商品类的先进能源的使用情况却并不理想,比如煤气、天然气、电能、沼气等占据生活能源消费方式总比例只有34.5%左右。众所周知,以传统能源消费方式为主的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大气环境带来的污染是非常严重的,给农村居住环境带来较多的二氧化碳污染。
(二)能源利用率低,浪费问题严重。
由于农村的科技水平较为落后,对于传统能源方式的收集和使用率均不甚理想,比如多数家庭采用传统的炉具直接燃烧柴火或者秸秆,这就导致能源转换遗失率达到80%以上,并且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以及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对于秸秆使用后的残留物,很多农户也是采用就地焚烧、推入水中等方法处理,造成较严重碳排放,直接给居民的生活环境带来较严重的大气污染情况。
(三)生活用水浪费严重,污水排放随意。
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普遍缺乏基本的节约用水意识,粗放型用水方式导致水资源严重浪费。目前我国约有一亿农村人口存在用水困难问题,北方地区有80%左右的农村水资源短缺,南方地区则相对略低但依然有过一半的农村用水困难。同时,多数农村生活用水排污随意,有些直接排入河中,对水资源造成极大的污染。
2制约农村低碳消费推行的影响因素
根据有关学者的调研显示,影响我国农村低碳消费方式推广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分别是低碳消费意识薄弱、农民收入水平低、传统消费习惯的影响以及有效政府引导措施缺乏,其比例分别是24%、36%、30%、10%。
(一)低碳消费意识薄弱。
虽然现在国家加大对农村教育扶持,但是多数农村的居民特别是70年代前出生的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根本缺乏基本的环保意识,不了解自我消费方式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何种影响,在这部分农民心中最简单的消费观念就是:以最低的经济支出满足基本生活所需,像低碳消费这一概念很多农民没有听说过,更不要说落实该概念。据一项抽样调查,有将近70%的农民不能做到节约用水用电,有30%以上的村民分不清什么是低碳环保资源,有37.43%的村民认为农民缺乏低碳环保意识才是实现低碳生活以及消费的主要障碍。这个调查很明确的表现,农村居民的低碳意识相当薄弱,环保节能意识淡薄,要知道这种现象存在于我国多数农村中,已经成为阻碍低碳消费方式推广的最大阻力。
(二)传统消费习惯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秉持的是勤俭节约的消费习惯,不可否认勤俭节约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但是从目前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说,过度的强调节约不能有效地刺激消费,以及拉动农村内需增长。按照我国传统的消费观念来看,一方面有钱花到“刀刃”上是固有的消费习惯,能不花则不花,这就导致消费需求不能够释放出来;另一方便,农村消费有很强的跟风行为,很多消费行为受周边影响严重,根本不考虑是否需求,过度将收入花费到不必须的支出上,从而影响到合理消费需求的释放,严重制约农村消费能力的提高。
(三)收入水平的制约。
人们普遍知道一个道理:消费水平的高低和收入水平的高低是成正比关系的,尤其是可支配收入对消费影响更为严重。目前我国农村收入增长缓慢,从而使得可支配收入水平不高,直接导致农村低碳消费水平不高、低碳消费发展缓慢。众所周知,一般低碳产品由于高技术含量、高成本的因素普遍售价较传统用品贵,因此只有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才会关注这类产品,从而考虑现有消费行为是否对环境、自然损害严重。有学者特别就收入水平和低碳消费观念之间关系做过研究,他将月收入分为四个阶段:800~2000元、2001~4000元、4001~6000元、6000元以上,根据不同阶段的收入其选择低碳产品的比率分别为14.5%、17.25%、23.3%以及41.7%。由此可以很明显看出,目前制约我国农村低碳消费方式推广的一大重要因素就是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从而导致农民没有足够的经济收入来选择高层次、环保的消费方式。
(四)政府的有效引导措施缺乏。
在我国很多农村建设资金匮乏,对于新技术的推广重视程度也相对较低,很多村政府、乡镇政府没有给农村居民提供接触新技术、新能源的机会,缺乏正确的引导,直接导致农村居民不了解哪些资源是可持续利用资源、哪种消费方式可以为居住环境带来环保效果。现下,我国很多乡镇政府只是对沼气、太阳能的建设使用略有补贴,其他新能源的推广建设还缺乏较强的补贴性扶持,特别是一些新能源前期投入成本较高,政府不给予津贴农民根本没有资金来进行建设使用,从而影响到农村能源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3转变农村消费方式的对策及建议
(一)广泛宣传低碳消费理念,提高农民低碳意识。
影响制约我国农村低碳消费实施的最主要因素是农民基本低碳意识的缺乏,所以转变低碳消费方式的最关键行动就是加强对低碳消费理念的宣传。由于我国农村居民文化程度不高,对环境和自然的保护意识淡薄,导致农村生活居住环境不断恶化。因此,加强对农民思想的引导教育,让村民意识到生活垃圾、生活污水以及资源浪费行为对环境的危害性,逐步改善现有的消费方式,提高村民对新能源的使用,树立节约用水用能的意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引导农民自觉选择可持续使用的新能源,建立个人以及家庭的合理消费观念。
(二)政府加大对新能源资金扶持。
作为引导农民树立低碳环保意识,建立低碳消费方式的重要责任方,政府一方面需要加大对新能源项目的财政支持,不仅要给予使用新能源的农户以资金奖励,还要加大对农村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比如,研发兴建秸秆气化站、太阳能发电设施等项目;另一方便还要引导农民和农村企业应用新技术和新方法,加大环保新技术的推广实施;最后一方面,政府还可以建立专门的技术服务团队,推进农村环保技术指导与传播。比如利用农村广播站、农村青年合作社等媒介、合作机构对农民进行新技术培训,让广大农民了解到环保节能资源的好处,潜移默化地转变农民的消费方式。
(三)建立健全关于低碳消费的相关政策制度。
首先,为了加大农村能源供应,增加优质能源的有效供给和使用,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有必要加强改善农村生活能源结构制度,增强配套基础服务体系的建立,发展完善农村的能源管理体系,形成以政府为导向,市场为支撑,农民参与为主体的长期有效发展机制,促进更多的农民对机制进行监督。其次,政府可以多提供一些财政补贴、减免税费以及贷款等优惠政策鼓励农民选择低碳产品,进行低碳生产模式建设,慢慢调整农民的消费方式,实现低碳消费。比如对于使用太阳能、沼气的农民,给予适当的补助。最后,国家增加对地方政府的低碳考核制度,以提高各级地方政府对低碳生产和消费的重视,激励其加大对低碳资源项目的投入,刺激其加大对新能源、新技术、新消费方式的引导、推广以及使用。
4总结
消费异化是指人类消费的目的不在于满足实用和生存的需要,而主要在于追求享乐,炫耀自己的财产、地位和身份,由人的需要变化为人的欲求的行为或活动。⑧这种消费超出了人的生活本能,追求的是“心理的满足和享受”。在这种背景下,消费的本质和应有功能已经发生变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再是消费的目的,而是人沦为了消费的工具、手段,是“商家赚钱的工具”。消费的种类、层次、数量被逐渐视为衡量人的地位、身份、财富、优越感的符号性标识,⑨在强大甚至无限“消费欲望”的刺激下,“消费水平”可能已经超越于自有的消费能力,超前消费、透支消费、无节制消费成为消费异化的普遍表现形式。这种消费已经不能真实地体现出社会的实际需求,具有很强的“虚假性”,成为了实现经济指标、追求经济收益的一个环节。⑩此时,随着对物质依赖、崇拜和占有欲望的强化,人已经不是独立自由的人,而是成为物的奴隶,最终导致了人性的迷失和消费与人发展的背离。
(一)消费与人的需要的背反性消费只是满足需要的手段,需要的满足是消费的本原属性和终极目的,但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消费目的和消费价值观已经被严重扭曲,消费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在GDP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驱动下,部分地方政府扩大消费需求的目的已经向追求经济增长“转型”。这从扩大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来看,似乎没有什么疑问。问题的关键是,扩大消费内需的动机、方式和方向出现了问题,目的主要在于追求经济的增长、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总量的提升,而不是提供最大多数人的现实的需要满足;在方式上,为了消费需求的扩大,人的发展被置于经济发展之下,即经济增长的同时人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与条件也由此受到破坏;在方向上,所扩大的内需很大部分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的实际需求范畴,消费需求的扩大与人实际需求的满足不对等。概而论之,消费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被颠倒了,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保证消费的满足,而是通过消费扩张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的消费是不可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从人的消费价值观和消费方式来看,人们追求超前消费、超度消费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他们看来,消费与满足、幸福、自我价值实现是相等同的,自己能消费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消费了什么、消费的档次、消费的数量,在这个过程中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承受能力可以暂时不考虑。为了实现消费的满足,甚至可以通过银行贷款等畸形消费来进行,这在年轻一代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消费是一种超出实际消费能力的攀比性消费,不但不能满足最迫切的消费需求,可能还会造成精神的巨大压力和人格上的严重扭曲,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相悖的。
(二)消费异化破坏人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系统人生存依赖于自然界所提供的各种资源,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根基,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源泉,保护好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才有可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消费异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人需求满足的“虚假性”和价值观的扭曲上,还深刻地反映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为消费异化尊奉的是“消费至上”的原则,消费欲望的膨胀、消费方式的非理性的直接表现就是对自然界资源的无限度开采、掠夺,然后又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排放各种废弃物,现实中深深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等问题用事实证明了消费异化的惨重代价。由此产生的影响不是孤立的,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上述问题必然会反作用于人自身,生态危机的形成与恶化必定会破坏人生存和发展可持续系统,削弱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压缩其发展的空间。这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原则——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的发展都应以不损害他人的发展为基础,是相悖的。
(三)消费异化导致人的异化消费异化形式下形成的消费价值观使人已经超出了自身真实需要的审视与把握,人不再是根据自身真正需要进行选择性消费,而是被欲望所奴役,幸福被金钱物化,对物质享受的无止境追求成为了人满足、幸福和价值实现的主要衡量尺度。但这种超度的物质享受与自身实际需求的背离、现实消费能力的脱节又使其陷入了消费增长与幸福弱化的怪圈,信任缺失、心理空虚、情感减弱、安全感不足等是人在消费中迷失后的常态和共性体现。对于企业而言,扩大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目标即利润最大化是它们的终极目的,为此,扩大生产规模、创新消费品形式、促进消费品多元化,通过生产出形式多样的新奇消费品以满足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并催生更多的新需求就成为了生产商竭力要做的事情。产品生产出来后它们还通过包装、宣传、促销等方式诱导更多消费者尽快地接受新产品并转化为实际消费。产品的推陈出新和生产商的目的性诱导,进一步刺激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使消费者在自我感知的“幸福”和“极具优越感的物质享受”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生产商即消费的操纵或控制。
他们已经不是消费的主体和自我支配者,而是被消费(更确切地说是被资本)支配,成为“消费机器”。这种消费带来的不是人物质基础的丰富、精神需求的满足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而是人自我本真的迷失、生存发展手段与目的的颠倒以及人发展的异化。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
方式转型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向度现实中存在的由消费异化产生的诸多问题深刻地反映出消费与人的发展关系的两面性:科学理性的消费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合理的畸形消费则会阻碍人的发展。如何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处理好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与人的消费需求满足,促进消费与人的本质需要的统一,进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以“人”为中心的平等和公平的本质要求以及使人摆脱依附于物、依附于金钱、大多数人生产生活受少数人左右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尤其需要重点处理好的问题,这也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诉求和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的本真体现。
(一)培育、强化以生态消费为核心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自觉超前消费、无节制消费、物质主义消费等消费异化行为的产生很重要的根源在于人生价值观和幸福观的误导。把人生追求定位于物质享受、享乐主义等的实现,把人生价值简单地等同于物质消费,把人生幸福以物质需求的最大化满足作为主要衡量尺度……这是人的价值观扭曲和生活方式堕落的典型表现,也是消费异化行为得以形成和强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事实上,人的全面发展包含了心理发展、智力发展、能力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是物质需求满足与精神需求满足的统一,以消费来满足人发展的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人生的价值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财富的拥有量、物质消费的享受程度,而是取决于家庭生活的安定、和谐、美满,情感的极大丰富与信任依赖的增强,对个人发展潜能的满足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同样地,纯粹的物质指标并不是衡量人的幸福的核心尺度,就比如高经济收入不等于高幸福指数那样,物质基础和物质消费只是幸福的可能性因素,而并非决定性因素。科学的价值观和幸福观的确立与固化,是使人摆脱物的奴役,消灭异化消费,解除人的异化,恢复人的自由,实现向人的本质复归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首要前提。
生态消费是一种以符合物质生产与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为基础,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的生态化、可持续化的消费模式。现实中出现的环境恶化、过度消费、代内消费不公等问题与资本逻辑推动下的消费异化密切相关,这种消费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短期性、个体性,催生和加剧了人的发展与环境保护、当代人发展与后代人发展、少数人发展与多数人发展的矛盾。生态消费体现了消费与人的发展的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与协调性等特征。(1)适度性方面,要求消费必须与资源环境、生产条件、经济条件以及文化条件等保持适度,即人的消费不能超越于资源环境供给能力、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自身经济能力,换言之即是生态环境不能因为人类消费而遭到破坏,消费品的供应与现实生产力水平趋于一致,消费内容和消费水平要与实际消费能力相当。(2)可持续性方面,要求消费在当代人需要与后代人需要满足中实现合理均衡,尽可能做到自我消费与他人消费、当代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平衡。(3)全面性方面,要求消费做到物质消费、精神消费、政治消费、业务消费、内在消费、外在消费、自我消费、环境消费,低级消费、中级消费、高级消费,基本需要消费、享乐需要消费、发展需要消费,现实消费、将来消费到延续性消费等多方面、一体化统一。(4)协调性方面,主要体现为人类消费与自然环境、自我消费与他人消费、当代消费与后代消费、消费需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等之间关系的协调等。
总而言之,生态消费体现的是一种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与协调性消费,它立足于人的基本需要,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符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和生态公正的原则。培育生态消费理念和形成以此为中心的行为自觉,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消费者消费方式科学转型,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
(二)以生态型经济发展方式构建促进人的生态需要满足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消费,这是因为:“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方式和动力。”基于这样的前提,要解决消费异化问题,通过改变生产方式将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消费异化现象的产生与延续,与以往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重大关系的。正是中国实行的是以GDP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为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扩容,在经济发展中对人的发展重视不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环境保护、治理与经济发展没有同步推进;甚至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盛行于西方国家的“非健康产业”监管不严使其较为顺利地进入我国市场,成为人们“新消费的需求点”;大量生产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度宣传仅适于少数人需求的“高大上”产品等等,在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消费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失当、消费与生态环境失衡、当代人消费与后代人消费不可持续、消费内容与人发展实际需求不匹配就成为了在所难免的事情。因此,必须构建生态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来最大程度满足人的生态需要,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第一,树立生态生产与生态消费理念。要摒弃唯GDP、“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方式,重构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能因为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发展问题,要始终坚持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原则,把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如何有利于人的发展、怎样保障人的发展作为各项经济决策制定和实践运行过程中的主要衡量尺度,使经济发展真正回归到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轨道上来。第二,要大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循环反复利用废弃资源的生产系统,推进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产品的生产,提高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含量和产量的技术价值,尽可能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自然环境的破坏。第三,要大力鼓励和扶持有利于人的精神需要的文化、教育、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以适应人们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由基础性消费转向发展性消费的需求。在此过程中,必须严厉打击诸如“黄色书刊”、“黄色影视”等不利于人的发展的生产经营行为,保障人的消费的健康性和纯洁性。第四,要大力生产绿色产品与生态产品,在减少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同时,引导人们形成健康消费和环保消费的习惯。
(三)完善制度安排,规范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行为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是消费的两大方式,消费异化现象的治理必须同时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着手。生活消费方面,主要是通过行为约束、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等方式来规制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要加强对社会消费者消费知识宣传和提高社会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通过教育水平的提高来增强消费者对自身消费行为的自我约束,形成理性消费和生态消费的行为自觉。要培育和完善社会消费行为的监督约束机制,通过对消费者消费行为形成的对他人、对环境、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的认同、不满、指责,来形成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反思和纠正,以外在力量来监督和纠正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要完善消费行为的法律制度安排,通过法律的强制约束力来监督、惩治不利于绿色消费或生态消费的行为,引导社会消费者生态消费理念入心化,生态消费行为规范化、常态化和自觉化。生产消费方面,主要是通过企业生产过程对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保障、企业生产对原材料和自然资源开采利用的科学化、企业生产废弃物处理环保化等方式约束、规制企业生产消费行为,使其转化为生态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须注重对劳动者身心健康的保护,不能以降低生产成本、资金不足等任何理由以损害劳动者身心健康为代价,而把劳动者置于不安全、不健康的生产环境之中。对自然环境进行破坏性或破坏性开采、使用都是破坏性消费行为,这种生产消费方式是把生产成本外部化、社会化,把由此带来的后果转嫁给社会和后代来承担,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的破坏,必须摒弃这种生产消费方式,实行清洁生产、清洁环境的生产方式。要加强对企业生产废弃物、排放物的环保化处理,通过科学技术的充分运用、生产循环系统的优化来提高对原材料、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企业生产废弃物、排放物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论文关键词:市场细分,消费心理,中式服装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服装特色的服饰文化正逐步在设计界崭露头角,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源自生活,有着纯朴的艺术样式,在时尚舞台上显示出其独特的生命力,是设计灵感的宝贵源泉,成为服装设计风格中的一抹亮色。近年来,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元素为依托的中式服装品牌无论是在款式的多样化、服装的品牌化以及市场化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相比于国外品牌,国内服装品牌在品牌意识和市场意识方面、在市场营销手段和市场运营水平方面都显得略逊一筹,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终端消费需求为着眼点细分市场,充分了解目标消费群体的消费心理特征,根据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设计适销对路的产品,才是提升企业竞争力、成功运作中式服装品牌的关键。
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现代社会,细分市场是熟悉市场的前提。市场细分的方式和方法有很多,可以运用的变量也很多,营销学上比较常用的重要变量有地理变量、人口统计变量、心理变量、行为变量等,不同的细分变量有着不同的细分结果,营销人员一般要根据经验并结合实际情况选择细分变量。细分后的市场必须具有可衡量性、可达到性、实际价值性和行动可能性四个特征[1]。由于人口统计变量的易衡量性和其与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使用频率等因素有密切联系,常用人口统计变量区分消费群体,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上海中式服装市场,初步选择性别、收入、年龄3个代表性人口统计变量为基础细分市场,分析每个目标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与消费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用因子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生活态度、消费方式等方面的调查,进一步找出将消费者分群的内在因子。以下分析均运用SPSS Statistics17.0进行统计分析。
1 以人口统计变量细分市场
1.1细分市场
通过设计调查问卷**,选择性别、收入、年龄3个代表性人口统计变量初步细分市场,问卷发放400份,实际回收394份经济论文,有效问卷394份,频数分析结果如表1:
表1人口统计变量频数分析表
性别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男
153
38.8
38.8
38.8
女
241
61.2
61.2
100.0
合计
394
100.0
100.0
月收入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2000元以下
131
33.2
33.2
33.2
2001-4000元
38
9.6
9.6
42.9
4000-8000元
105
26.6
26.6
69.5
8000元以上
120
30.5
30.5
100.0
合计
394
100.0
100.0
年龄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8-25岁
34
8.6
8.6
8.6
26-35岁
111
28.2
28.2
36.8
36-45岁
184
46.7
46.7
83.5
45岁以上
65
16.5
16.5
100.0
合计
394
1.《十二五能源发展规划》表明,截至2010年已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3068亿立方米。涩北气田产能近100亿立方米,为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的盐湖、冶金等特色优势产业和西部地区居民生活提供了清洁能源保障。太阳能资源利用尚未形成规模。日照充足,属于太阳能资源丰富区,太阳能辐射强度高,日照时间长,全省年日照时数在2300-3500小时之间,仅次于,居全国第二位,太阳辐射总量在每平方米5637-7420兆焦耳之间,年接受太阳能折合标煤达623亿吨,合360亿万千瓦时电量,相当于龙羊峡电站年发电量的6万倍。截至2013年末,太阳能发电厂有124家,其中光伏发电厂123家,光热发电厂1家。太阳能发电量28.16亿千瓦时,比2012年增加13.68亿千瓦时,增长94.5%。但太阳能推广应用总体上仍处在初级阶段,太阳能产业资源与产品之间的关联度还不高,应对市场波动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太阳能建筑尚处在起步阶段,太阳灶、户用电源的利用尚未形成规模。可燃冰利用技术尚未解决。祁连山南缘成功钻获可燃冰样品,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中低纬度冻土区发现可燃冰的国家。可燃冰远景储量达到350亿吨油当量,且开发利用条件较为优越。目前关键是开发利用的环保和技术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不能进行大量开采:一是在开采可燃冰过程中,如果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甲烷气体,会加剧全球温室效应。二是可燃冰开采过程中会分解产生大量的水,释放岩层孔隙空间,使其赋存区地层发生固结性变差,引发地质灾变。目前全世界对“可燃冰”的研究大都只处于科学勘探层面,还没有进入实际开采实用阶段。
2.主要能源生产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本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GrangerCausalityTest)对主要能源生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分析做进一步验证。平稳性检验。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通常来说,格兰杰因果检验要求必须是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因此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检验,结果如表4。从表4看,GDP与原煤、原油、天然气、水电数据经对数化处理后,仍是非平稳数据,但其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因此对一阶差分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5。2.格兰杰因果检验。从表5看,LNGDP是LNCP、LNNG和LNWE格兰杰意义上的原因,LNCO和LNGDP之间不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这与前面的相关性分析结论基本上一致。以上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是带动原煤、天然气和水电生产的主要原因,原油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关系。这说明,主要能源生产是一种被动式的发展模式,能源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有限,反而是经济增长带动了能源生产。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主要与发展战略有关。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确立了以保护生态为原则的经济发展模式,2008年更是确立了“生态立省”战略,全省经济建设都围绕保护生态开展,并未通过资源开发、销售等途径谋求带动经济发展。
二、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1.从能源生产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看,GDP与原煤、天然气、水电生产之间相关性较高,分别为0.9854、0.9801、0.9764,与原油相关性较低,相关系数为0.5190。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表明经济增长对原煤、天然气、水电等能源生产存在单方向的推动作用,经济增长是能源生产增长的推动力。因此促进能源生产和结构改善,要以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础。
2.从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看,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的人均能源消费和人均资本拥有量弹性系数分别为0.5397和0.3031,这表明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大于资本的推动作用。全省GDP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单位GDP能耗依然较高,节能降耗压力较大。重化工业的经济结构导致能源消费结构不尽合理,全省能源消费主要以工业为主,且煤炭的消费占有很大的比重,尽管近年来天然气消费比重有所上升,但水电开发利用能力还相对薄弱,太阳能、风能的利用还处在启动阶段。随着全省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全省能源消费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
三、建议
1.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为调整能源结构,降低能耗创造良好环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经济结构从依靠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向节约型、集约型转变,改变以高消耗、高污染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产业,加大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能源结构的改善和经济可持续发展。2.未来能源发展战略应为适度发展煤炭产业,进一步发展电力,提升天然气利用强度,积极开发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同时加大研发力度,探索可燃冰等能源供给新领域。一是要保持一定的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力度,保证煤炭资源的正常供给能力。二是要加大煤炭产业整合力度,促进煤炭产业优化升级。三是要重视能源清洁利用技术,提高能源转化效率,尽量降低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四是要制定鼓励利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步伐,提高水电、太阳能、天然气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逐步形成一个多元化的能源结构,走可持续能源发展道路。
3.建立能源生产、消费监测和预警机制,关注高耗能企业的单位GDP能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逐步调整高耗能产业的内部结构和产品结构,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严格审批项目。加大节能技术研发,提高高耗能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对钢铁、有色、电力、石化、化工、建材等高能耗行业和年能耗万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能耗企业,建立台账,加强监测,同时督促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研发力度,重视先进的节能技术、工艺和设备的推广应用,不断淘汰落后产能及耗能设备。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原有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都转化为居民未来的自我账户的支出,这无疑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尽管国外学者对预防性储蓄的研究侧重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但是中国储蓄率高的原因更多是由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教育改革不彻底、房地产市场泡沫过剩导致的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因而,随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尤其是全民医保的推行,中国居民消费应该有增长的潜力。
国内外的研究进展
关于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最早研究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的理论模型是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认为:人们在中年期劳动获得收入并将一部分作为储蓄是为年老提供经济保障,所以社会保障对个人储蓄,进而对当期消费有很大影响,即社会保障能促进当期消费[1]。在生命周期假说理论以及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MiltonFriedman)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预防性储蓄理论。预防性储蓄一般指由于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消费者超出平常水平的储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消费水平的急剧下降而进行的储蓄,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收益以及支出的波动[1]。居民家庭面临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于这种经济上的风险,可以去储蓄和保险两种方式区规避风险。谨慎的家庭采取增加储蓄的方法自我保险即预防性储蓄[2]。事实上,预防性储蓄理论建立在在理性消费者和消费效用最大化前提下的,它的内涵和消费储蓄生命周期假说是一致的。随后一些关于社会保障是否能刺激消费的实证研究所得的结果并不完全同预防性储蓄理论一致。支持者如Feldstein认为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存在双重效应,即资产替代效应(资产替代效应是指社会保障财富作为家庭财富的一种形式,使得人们在退休之后仍然可以获得收入)和退休效应(退休效应是指社会保障激励那些本领愿意工作更长时间的人提前退休,这意味着有收入的时间缩短,因而需要在工作期间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他利用美国近四十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预测了社会保障总给付,进而分析得出社会保障大幅度能降低储蓄额,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反对者如JonathanGruber认为,失业保险福利能够帮助失业者在失业期间平滑其消费。但失业保险福利的这种积极作用只是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在最初失业期间能够平滑消费,对消费水平没有永久的影响。关于医疗保险对消费的促进以上有关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都是侧重对收入不确定性的研究,然而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储蓄和消费。而在未来支出中最具不确定性因素的就是医疗费用。所以基于医疗保障体系对消费的刺激效果的研究也很多。比较有影响的研究如kotlikoff于1989在生命周期的基本框架下,基于经典的凯恩斯的消费储蓄理论,分四种情况对不同医疗保险制度影响消费水平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只有当医疗保险制度很完善的条件下,最优消费水平才会提高[3-4]。Shin-YiChou基于1995年台湾出台全国医疗保险(NationalHealthInsurance,简称NHI)制度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NHI能大幅度降低居民对未来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大大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5]。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国恩教授等人针对中国现行的社会医保体系中的三大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URBMI)、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UEBMI)新型农村合作医疗(NRCMI)是否能有效促进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推行能显著提高居民消费。
研究内容和方法
由于很难获取由家庭收入、医疗费用支出、参保情况、保费支出等变量构成的大容量样本,本文将通过经济学理论假设和效用函数假定模拟政府投资公共医疗保险体系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并进行数据模拟对模型进行进一步阐释。建立消费模型根据建立简单的两期的消费模型:即人们的生命周期分为两期,第一期是青年时期通过劳动获得一定收入并按规定缴纳一定比例的基本医疗保险金;第二期退休在家,如果生病,需要支付医疗费用,这是可以享受政府的基本医疗保险的补贴。该人的第二期(老年期)消费预算约束如下:(式略)根据以上赋值可以计算所得政府对基本医疗保险的支出的增加对居民人均消费的边际影响为492.59。因而,理论上政府对社会医疗保险的投入能有效拉动消费。
本文作者:周小琳吴翔工作单位:东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序列平稳性检验经济时间序列通常是不平稳的,根据不平稳的时间序列直接建立回归模型有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虽然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但方程并不能够反映经济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所以在具体建模前首先要进行序列是否平稳的单位根检验。如果变量序列是平稳的,可以直接建模。如果序列不平稳,则需对序列进行差分,直到序列平稳为止。本文采用eviews6.0软件来实现对变量序列LnRGDP、LnRCONS和LnRINV的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由表1可知,LnRGDP、LnRCONS和LnRINV的ADF检验值在各个显著性水平下均接受了原假设,这三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LnRGDP、LnRCONS和LnRINV在各显著性水平上均拒绝了原假设,说明LnRGDP、LnRCONS和LnRINV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LnRGDP、LnRCONS和LnRINV均是一阶单整过程,可进一步进行协整分析。协整检验尽管变量序列LnRGDP、LnRCONS和LnRINV都是非平稳的,但通过时间趋势图可以看出三个序列有共同的增长趋势,且三个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初步判断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方法主要包括E-G两步法和Johansen检验法,由于E-G两步法只适用于对两个变量序列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了基于多元模型的Johansen检验法,具体检验结果如表2。迹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最多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证明吉林省经济增长与投资和居民消费水平之间有一个协整关系,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下:(1)协整方程(1)的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方程的DW值为1.76,接近于2,说明方程序列相关性不显著;拟合优度为0.99,说明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很强,方程拟合效果良好。从长期来看,每提高1单位居民消费水平,能使我省GDP增加0.89个单位;每增加一单位投资,能使我省GDP增加0.25个单位。可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吉林省经济增长与投资和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具有协整关系,但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如果有因果关系,究竟是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带来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带来了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需要进一步进行验证。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进行分析,具体检验结果如表3。由表3可知,最优滞后期为1年,LnRGDP和LnRCONS之间互相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LnRGDP和LnRCONS均是LnRINV的格兰杰原因,而LnRINV不是LnRGDP和LnRCONS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增长也没有显著的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都能显著的促使投资规模的扩大,而投资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显著的带来经济增长和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经济增长和投资、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从长期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近年来吉林省盲目地扩大投资规模,仅2010年一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达9621.77亿元,而当年的GDP总额仅为8577.06亿元,投资规模高出GDP12个百分点。投资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扬,但由于需求率远低于投资率,下游消费品价格增长速度小于原材料价格的增长速度。这一方面导致下游产业和部门生产经营利润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导致上游产业产品无法转移价格而经营不顺,造成整个产业链系统的恶性循环。可见,近年来吉林省有限的GDP大部分都用来进行修桥、铺路、房地产开发等投资,过度的投资不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高投资还导致通货膨胀和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降低,抑制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只有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促使投资和消费回归合理的比例,才能促进吉林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消费率的下降使得吉林省居民消费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离了长期均衡的状态,可采取如下政策措施改善投资和消费的比率,使得经济重新恢复到长期均衡状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是制约吉林省消费水平提高的首要和主要因素,扩大消费就必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要建立健全稳定的工资增长机制,工资增长速度要赶超GDP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并抑制通货膨胀,以确保工资增幅超过物价增幅。同时,扩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镇低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助水平,普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缩减住房、医疗和教育支出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完善市场机制,缩小收入差距水平由于吉林省劳动力报酬远远低于资本的报酬,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而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远大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差距的扩大严重抑制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为从根本上缩小收入差距水平,应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剔除过多的非市场性因素,减少这些因素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各种成本,使得中小企业在提高自身盈利的情况下有足够的利润来为劳动者提高收入水平,进而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发展信贷消费目前,大部分居民的消费观念已经从传统的无债消费、滞后消费转变为适度的负债消费和适当的超前消费,适时完善信贷市场,优化信贷结构,加大信贷对住房消费、汽车消费、家电消费等领域的金融扶持力度,有助于推动消费增长,提升消费结构。降低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适度的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最为直接、有效的力量,然而把当年全部的GDP都用来重新投资,必将遭遇巨大的产能过剩,并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无法继续扩大的情况下加剧未来的经济放缓。缩减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已经刻不容缓。政府应该淘汰落后和过剩的产能,提高对高新技术产品的投资;降低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提高对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领域的投资;降低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投资,提高对中小企业和服务行业等领域的投资。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构成分为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总消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20年,尤其是海南建省十年来,经济取得相当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提高。见表2-1。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1998年
以1988年为分界线,前后两个十年。1978─1988年,总消费占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下同)比重为60─86%,(个别年份稍低)。在较低水平经济总量情况下,较高水平的消费率必然是较低的储蓄率,总投资处于有限的低水平规模,经济发展处于一种滞缓状态。1988─1997年,消费率为41─59%,储蓄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总投资规模迅速膨胀,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是,消费率下降的滞后结果是,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海南经济的高速度是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的,同时,低收入低消费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消费水平没有获得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增长,海南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高昂,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海南消费水平低下。九十年代以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8─79%,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为58─60%,海南仅为41─55%,见表2-2
总消费又细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上面资料看,建省前政府消费仅占总消费的5─10%,建省后快速上升到20%以上(仅有两年低于20%)。与居民消费和总消费相比,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2、消费模型
消费,从实物形态看,表现为商品和劳务;从货币形态看,来源于可支配的实际收入。消费水平的高低主要决定于一国国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所谓个人可支配收入是指个人在一年中得到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总和。个人可支配收入是GDP的一部分,受投资、税赋和政府转移支付等因素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收入决定于GDP的大小和GDP转移为个人收入的多少即收入分配政策。
设个人可支配收入为Yd,GDP为Y,假定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为b,我们称b为GDP的个人分配系数。这样就得到:
Yd=b*Y(2.1)
再假定个人消费C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由此得到:
C=a+c*Yd(2.2)
C=a+b*c*Y(2.3)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具有一般意义的消费模型,即式(2.3)。其中,a是自发性消费,为常量,表明一个基本的消费水平;c为边际消费倾向,它是消费增量同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例,即
c=DC/DYd=DC/(b*DY)=1/b*DC/DY(2.4)
从消费模型可以看出,在边际消费倾向c一定条件下,消费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即GDP的个人分配系数b和GDP。
在GDP既定条件下,个人分配系数b决定了消费总量和消费水平。b是政策参数,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研究表明,b波动区间的上限,也就是消费的最大限度,受预期投资影响。预期投资决定了预期的收入,所以b受到预期收入影响。因此,消费不但取决于即期可支配收入,也受预期收入影响。
利用消费模型,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海南经济中消费的特点及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特征,见表2-3。
第一、以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
1990─1997年,消费中量入为出观念占主导地位,消费水平低下,且增长缓慢。同期人均GDP增长了2.6倍,人均消费增长1.9倍,其中农业人均消费增长1.6倍,非农业人均消费增长2.1倍。消费水平提高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扩大,1990年城乡消费水平比为2.1:1,1997年扩大到2.5:1。
第二、收入水平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
1990─1997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9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1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2.1倍,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低收入是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的主导思想。低收入必然带来低消费,由此引发的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无疑制约了经济发展后劲,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第三、非工资性收入和非货币化消费现象严重。海南经济表现为低收入低消费的特征同时,还表现为高储蓄。1990─1997年,人均储蓄增长5.3倍,超过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速度。不协调的高储蓄表明,?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即灰色收入相当高,甚至超过工资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社会团体的小金库和地下经济是灰色收入的来源。地下经济有多大?占GDP份额有多少?尚难估算,也不列入GDP。但是,如果地下经济超过一定份额,将使GDP核算和经济增长测算低于实际水平。地下经济失控无疑将破坏经济肌体的健康,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非货币消费即实物消费现象不容忽视。公有住房、医疗保健等实物分配曾一度是主要消费形式,目前这些制度改革没有全部结束,尚有遗留问题,新的货币化分配机制也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计划经济下的实物消费情结和惯性仍在发生作用,实物或变相实物消费仍大量存在,这些因素影响着消费领域的货币化程度。小金库禁而不绝、政府支出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见图2-1。
图2-1人均收入、储蓄、消费曲线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消费贡献率与投资贡献率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劳动力、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等。对于投资、劳动力生产要素研究已取得相当多成果,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仍有许多空白。近两年,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不足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扩大投资成为主要的手段。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时,消费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并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贡献率是我们研究消费和投资拉动作用所采用的一个指标。消费贡献率是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消费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资贡献率是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投资因素所占的比重。表3-1为海南1988─1997年消费、投资贡献率。
关于净出口。净出口在海南经济总量中一直占较小比重,近年受贸易政策影响,比重下降。所以净出口对海南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这里暂不述及。
2、贡献率分析
在海南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状态,投资贡献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重投资、轻消费,形成海南经济的特殊格局,成为经济结构中的突出矛盾。1988─1997年,消费贡献率为41─57%,全国平均水平为56─63%,低6─15百分点;投资贡献率为59─41%,全国平均水平为43─34%,高7─16个百分点。
从投资方面看,建省初期,面对比较薄弱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要素诸如电力、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我们不得不拿出大量资金搞建设,采取高投资政策,依靠扩大投资规模,来完成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实力扩张。投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经济获得迅速增长。由此可见,海南经济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外延式的增长道路。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不断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开始减弱。尤其是十年来,在开发建设中出现的低水平、小而全、大而全项目的重复建设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投资向最终消费的转化越来越低,投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近两年,虽然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但是,效果不很明显。因此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扩大投资规模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且在宏观投资政策上,我们要一手抓“规模控制”,一手还要抓“结构引导”。
从消费角度看,消费贡献率低于57%,1994年达到谷底水平41%,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始终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投资边际效益下降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加强。但是,海南经济需求不足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形成了即使在高投资政策下仍然没有高产出,经济增长持续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海南经济消费贡献率相差10─2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就是我们刺激消费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如果消费贡献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那么,再过十年,海南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就可以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再过二十年,将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综上所述,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来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称其为内部影响因素。消费习惯、产品质量、品种、价格以及服务,影响着消费选择,可以称其为外部影响因素。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既有内部因素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总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主要受政策影响且较难定量,前面已略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言。下面仅从居民消费方面说明需求不足的原因。
1、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滞后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1990─1997年,人均GDP增长2.6倍,职工平均工资仅增长1.9倍,农民纯收入仅增2.1倍。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得以较快提高,消费水平取得明显增长。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消费水平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全部合理转化成果。在经济增长中,有相当的份额是我们牺牲掉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部分。从消费模型看,在既定GDP条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系数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数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高投资政策,必然是低收入分配政策,也必然带来低消费,造成需求不足。低收入分配政策同时也是非工资性收入膨胀和非货币化消费增加的根源。
2、价格机制改革快于收入机制改革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许多改革措施往往是以价格调整为契机的。价格机制成为政府和居民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市场流通领域利益驱动和立法力度不够等原因,国内市场商品价格比较混乱,曾一度失控。在与国际市场接轨问题上,盲目追逐价格平行而忽视了产品品种、质量等非价格因素,也忽视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在利益驱动下,国内市场上的粮、糖、棉、钢材、汽车、家用电器、服装、航空客票、标准住宿费、电影票、公园门票、美容美发等价格,基本接近国际市场价格水平,有的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然而,我们的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相距甚远,我们的购买力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从收入分配看,工薪阶层占绝大多数,私有经济业主仅占极小份额。所以工薪阶层是我们的消费主体。由于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名目繁多的“补贴”等非工资性收入仍是大多数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形成低收入与高价格这一突出矛盾,使得居民的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居民消费处于抑制状态,从而造成消费市场低迷,有效需求不足。
3、经济周期性波动,预期收入下降是目前影响需求不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心理态势,因为人们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惰性和情结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着。加上近几年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使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不明确,对收入的预期下降。这些因素使人们少支出多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在诸多改革措施中,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仍然未提到议事日程,露出庐山真面目,同时又要面对下岗分流、子女教育费上涨等支出增加压力。因此,人们只能精打细算,以积极节流被动开源方式来抵御收入预期的下降。
4、消费模式不利于需求不足状态改变。
海南经济发展的滞缓期比全国多十年。建省后,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才开始真正的开发建设。农业,是海南经济的主要基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所以,由于长期经济滞缓和文化背景因素影响,海南经济的消费习惯根深蒂固,消费模式表现为传统社会中的低收入低消费,量入为出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中,海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消费习惯、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
十年来,储蓄率不断上升,1992年超过60%。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未得到较快增长,储蓄却大幅上涨,说明人们增加的收入不是用来扩大消费而是进行储蓄。高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在经济起步发展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总量扩大,高储蓄将影响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经济波动发生时,人们在经济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必然采取多储蓄,而不是多消费。近两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在扩大内需问题上,高储蓄率是一大障碍,虽然央行连续七次大幅度减息,但统计资料显示,储蓄有增无减,国民储蓄热情依然高涨。所以在目前形势下,单一的降息货币政策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高储蓄就意味着低消费,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活上的节约简朴,就微观而言,是一种文化美德,但就宏观而言是有害无益的,是不经济的。它往往成为低收入低消费的一个合理支点和借口。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伴随着生活上的节约,是生产上的大量浪费和重复建设,是资源、能源、原材料和人才的大量浪费。在资源稀缺和经济产出成果有限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两把杀手锏,使消费水平难以提高。因此,在扩大内需问题上,不但要一手抓鼓励消费,一手还要抓生产环节中的浪费,要珍惜稀缺的资源。
5、影响需求不足的其他因素
第一、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不利于收入增长,不利于消费增加。我国财政政策比较单一,主要以投资为首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当经济过热时就严格压缩投资,在经济低迷时就大量追加投资。这种政策的结果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低水平低效益项目十分严重。投资结构不合理和建设项目效益差,造成企业普遍严重亏损,甚至有许多项目一开工就亏损。投资严重浪费,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企业低效,从而造成职工下岗人数增加,收入增长缓慢。我们可以算一笔帐:1997年,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通过扣除GDP的投资额,来调整海南消费率上升5%达到60%,那么5%的GDP就是20个亿,(1997年GDP为408个亿),相当于海南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2%;如果以世界水平为标准,那么,就要扣除GDP的23%即94个亿的投资额,相当于海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6%。这部分就是由于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形成的。
第二、商品和服务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居民消费依靠对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效用选择来实现的。国内市场上,中、低档商品占主体,高档较少,与国际市场相比,质量存在明显差距。高、中、低档商品分类,不应当仅仅是价格差别,更重要的应该是质量和服务的区别。居民对进口商品的热衷就是对国内市场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一个规避。商品价高质差,假冒伪劣现象猖蹶,欺诈消费者现象屡屡发生,这无疑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抑制了购买力的顺利实现。同时,产品品种、结构单一,也构成对消费的消极影响。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市场销售产品超过40万种,而我国市场只有10万多种,而且在工艺、质量、技术含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海南经济的缓慢增长,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国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把扩大内需做为宏观调控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海南应以此为契机,积极拓展消费市场,刺激消费需求,及时制订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长期困扰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如果需求不足长期存在,在投资手段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紧缩。目前经济运行中的通货紧缩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通货紧缩将吞噬海南经济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带来经济的严重倒退。如何拓展消费市场?如何刺激消费需求?如何克服和避免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需求不足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将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长期发展战略。虽然需求不足就表现为消费率的低下,消费率提高意味着需求不足的改善,但是,在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上,首先应该注重消费率的提高。因为海南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由于过度地强调了投资的作用,忽视了消费的影响作用,造成海南经济出现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发展格局,投资与消费二者比例关系不协调,影响了海南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增长质量。应当承认,这是由于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和政策引导上的失误造成的。为此,要尽快调整二者比例关系,改变原有格局,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达到经济良性循环。提高消费率并不是消极的压缩投资,以经济增长为代价换取消费的增加,而是积极地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在经济适度增长条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协调发展。同时,注重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克服和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危害;注意防范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出现社会两级分化,要“效率”与“公平”并重,利用宏观调控手段,逐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保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安定的社会大环境。在政策操作上,具体地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尽快制订出台改革方案。
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个人分配系数,也就是加大经济发展成果向个人倾斜力度,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将工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尽快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将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等项费用计入工资,消除现存工资制度中的各种补贴和分配中的实物消费形式,实现货币化分配。建立起明确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各项福利制度改革,实现职工福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同时,尽快完善其他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人们对经济预期的不明确,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
2、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业是海南经济的基础性支柱产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农村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十年来,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但是,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所以要逐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包括:?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是农业的主要产品,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粮食价格仍有上调的空间,所以要提高粮食价格,保证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维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解决瓜菜水果保鲜、运输和销售环节矛盾。瓜菜水果已成为农业的一项重要收入,但是保鲜技术缺乏、运输和销售难的问题比较普遍,要加强“绿色通道”软、硬件建设,保证产销顺利实现;?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各种不合理摊派,实现以税代费,在目前情况下,对农民实行税率优惠政策;精减乡村干部,降低农民负担干部的系数。资料表明,农民收入中除去消费,并未全部转化为农业投资,有相当一部分被各种不合理摊派吞掉,这无疑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负担,也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ˉ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谋求优质高效农业。农村的经济发展要素瓶颈作用十分明显,劳动力大量剩余。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步伐,就地消化剩余劳动力,是必由之路,同时推广科学技术,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有效需求的目的。
3、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收入水平差距。及时足额发放下岗职工生活补贴和失业救济金,健全社会保险机制,这是刺激消费的需要,也是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开征利息税,单一的减息政策未能获得实效,同时配以积极的财政税收调节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使收入向贫困居民转移。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低迷不振,是开征利息税的有利时机。通过利息税,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实现收入再分配,还可以达到缩小城镇收入水平差距,从而增加有效需求。
4、加快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
需求不足与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有密切关系。在刺激消费需求上,要注重消费观念的转变,从政策上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提到与储蓄对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去认识,转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习惯,培养人们形成积极的适度消费观念。同时大力开展消费信贷,改变消费信贷落后局面,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推广以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信贷形式,方式可以多样,方法应更加灵活。大力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
5、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于严重过剩项目,坚决实行“关、停、并、转”,并严格禁止上新的项目,对于已近饱和的项目,要严格限制新项目开工,对投资实行严格的管理责任制,克服投资决策中的,杜绝新的重复和浪费。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活动,加大消费市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六、结束语
近两年,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增长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海南经济中的消费问题以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对长期困扰着海南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政策措施。对于目前的经济问题,我们认为既有总量问题,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在扩大内需、解决需求不足的同时,还要进行结构调整,这样才能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矛盾,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字,它还应具有更加生动和丰富的内涵,应当是经济质量和成果的综合反映。发展与增长,是两个本质意义不同的经济指标,发展反映了经济的数量,增长应当是经济质量的反映。所以,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主要是对经济质量和成果的关注。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我们也是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出发点的。如果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那么,势必就掉入了统计数字的泥潭,做出的分析和研究会变成枯燥而毫无价值的数字游戏。经济发展的数量仅仅是一种手段,经济增长的质量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1998年中国经济达到7.8%的增长速度,而美国和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不过1—2%,但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成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由此,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质量的提高,应当包含环境保护、住房条件、教育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消费水平、平均预期寿命、科技含量等等概念内容,这就是我们的增长观。
参考文献
蒋学模主编,《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一)基本价值
以法律价值扭合与法商复合理念为考量长久以来,之于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争议不断,在政府工作报告给予官方认可之后,学界争议暂时搁息。但之于经济法理念价值的思辨,法学学者仍然力求日新。2根据漆多俊教授的观点,经济法的价值亦不外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其指出,“以上各项价值及他们间的层次关系,无论对于法或对于其他社会规范,是一致的,这是它们共同的价值体系(价值链)”;“经济法是法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同一般法的价值一样,它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它的价值链的中心环节也是效率与公平”。笔者认为,这并非是法价值的简单堆砌,而是相互关联、有机联系。真正被累加的要死,形成法价值净效应的合拢。之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的价值体系,不妨视为某种程度的缔结与扭合;从另一方面观察,“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的价值体系完成经济法乃法之一部的有效证成,使其与政策规范相区分。笔者赞同漆多俊教授的观点,还落于其与法商复合理念的契合。笔者将法商复合理念分解,“法”对应制度与规范,“商”对应经济与管理。则探求制度、规范、经济、管理背后的价值关怀,仍可得出正义、公平、效率、秩序的结论。而漆多俊教授强凋的中心价值链“效率一公平”,恰与“经济一规范”中的“效率一公平”吻合,使之(“经济一规范”)与经济法又存在某种冥合。鉴于法商复合理念的提出,仍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漆多俊所提的法价值已然包括四项内容,何以法商复合理念之“法”只有两项内容。笔者认为,不应简单囿于所谓广义与狭义的文字之辩,尚应另觅佳径。具体而言,包括两点:其一为法制与法治的区别,法商复合理念之“法”强调法制(静态居多),与“商”对应;漆多俊教授所提的法价值由应然角度出发,发端于法治的思考,故而内涵不同。其二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对照经济基础,法(规范)同步体现的价值便只得后退。
(二)主导价值
以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为考量之于经济法的特殊性,其主导价值不应简单落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所烘托的价值可以视作其经济法的主导价值。笔者认为,人是社会性群居动物,“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仅就概念而言固然存在字面差异,但究其实质,探其逻辑,则应属连贯一致无疑,并无相悖之处。强调经济法的主导价值,作用有三:第一,符合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逻辑。科学本身是人的一种理性思维运动,与人性有着天然的联系。休谟指出,因其潜在地受制于人们的认识范围且要由其的权力与能力来判断,所有各种科学均或多或少地与人类本性有关,也均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关于人的科学。西方古典人文与近现代人文主义的实践已经证实:人性问题是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点。第二,勾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政策。笔者认为,社会本位是异于(但不介于)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的“第三条道路”。经济法价值由人本观念主导并不意味着其政策性有所削弱,经济法所带有的隐性公法色彩业已基本得到学界的公认。与以主体法律地位平等为前提假设的民事法律不同,经济法与政策的关系要紧密得多。所幸的是,当下政策同样倡导“以人为本”的和谐,使得经济法所受政策影响间接成为经济法主导价值的佐证。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涵,在不同时代的侧重各有不同,当下经济法理念中“以人为本”的诉求突出对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表彰。“第三,厘清与法经济学的关系。12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伊始至今,影响最盛的当数法经济学思潮。除了在分析方法上为经济法的正当性提供了一种间接证明外,它成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变革,一定程度上支撑经济法存在与发展。然而,法经济学有其固有特性——在法经济学领域,一切法律制度作为一种被经济效益(成本与效率)衡量的对象以及衡量经济效益的一种尺度。有学者从“道义价值”、“功利价值”、“实证价值”来论证经济法学与法经济学的关系,固然为两者区分提供有效依据,但笔者认为人本观念的架构,除了夯实民法之外经济法的特殊地位,也进一步明确“经济法学理念”与“法经济学工具”的关系。
(三)辐射还是反映
管窥部门法反映经济法理念的“悖论”之于部门法反映经济法理念,似乎存在悖论:部门法既然反映经济法理念,其何以不是经济法之一支?笔者认为,解释这一“悖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部门法的划分与现行法的制定并未完全吻合。“部门法”的提法,或滥觞于中国法理学界的理论划分,多对应于应然体系;现行法的制定则是依据现实生活所需,由政策或习惯转化而来,多受命于实然需要。例如,关于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的部门法归属,似乎存在纳入商事法与金融法两可的情况,甚而一些金融法领域的学者根据现实需要与国际潮流,将民法中担保法亦纳入金融法研究范畴,力图使之体系日臻完整。之于经济法所周延的对象,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仅竞争法的归入在学界尚无较大争议。“部门法”既是动态变化的,用静态的形式逻辑进行判断或者实现类似民法上的“涵摄”,多少存在困难。有学者提出经济法“时空性”的特点,意在验证经济法的发展与融合、逡巡至圆熟,笔者简陋,仅假借“时空性”特点作为部门法变化演绎的理论依据,以证与现行法不存在全然的“对号入座”。第二,基于程序事项的需要。以婚姻登记与物权登记为例,登记本身具有行政色彩,婚姻登记与物权登记确属行政程序无疑,但仅就常识而言,亦能断定婚姻法与物权法不属行政法之流。究其立法的原因背后,乃基于程序事项的需要,以表彰或确认相应法律关系或权属关系。第三,基于解释学的技术。以刑法醉酒驾驶入刑为例,刑法学的解释借助社会危害性、可非难性等价值判断、犯罪构成要件等工具,而笔者以法经济学之外部性解释,似乎亦能自圆其说。法律规范的犬牙交错与成文形式,为解释学的活跃提供了空间,基于各部门法的理念对法律规范的解释,为法律规范的“良法证成”与修葺完善提供条件。但是笔者认为,(其他)部门法反映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理念的表述或存瑕疵。考虑到法律的消极性,使用“反映”一词或有不妥。笔者认为,应当是经济法理念的辐射效应,对其他部门个别或些许法律规范的深入。以侵权责任法为例,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一次明确在法律中使用了“惩罚性赔偿”的概念:“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与大陆法系的一般民法理论——以填补为要旨,多有不符。但衡酌其立法时间与立法背景,《侵权责任法》此一立法规定受经济法理念影响(辐射)的颇深痕迹显而易见,但若言其旨在反映经济法理念或难成立。法律在其消极性之外,作为固有制度的存在,其推定力与拘束力对社会正向的有效效应,成为其他立法的有益借鉴。对于经济法理念的辐射,理宜亦然。
二、经济法的价值回应:经济法主体的观念革新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涵盖之殇
经济法主体的观念革新同一主体(不论自然人或法人)由于不同法律部门调整对象与调整任务的不同,以不同的身份成为不同法律部门的主体,对该“身份”的概括与类型化即是对不同部门法主体的提炼。“经济法是否存在自己的独特主体制度,关键就在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任务是否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于其主体产生什么特殊要求,赋予了何种权利义务,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主体特色。”李友根教授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可概括为经营者、消费者与政府。”消费者与经营者的概念已经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使用,且法律对其亦有明确定义,是市场规制法保护或规制的对象。在确定经济法的主体为消费者、经营者与管理者之后,以何者为中心,三者的利益如何衡量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赞同徐孟洲教授的观点,应以消费者为中心构建经济法的主体体系。根据徐孟洲教授的观点,“‘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以消费者为本”’、“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消费者也应该得到优先保护”、“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应该给予特殊保护”。20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由还有如下两点:第一,消费者的保护需要建立并完善各种措施与制度,并非消费者保护的单行法所能解决。在现代社会,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除了依靠基本的民法外,必须依靠经济法,发挥政府与消费者组织的作用,运用经济法理念与调整手段,体现政府的管理与参与。相关法律或者直接为消费者的保护而制定,或者将消费者的保护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是消费者保护的专门制度,体现以消费者为本的观念。第二,国家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理念较之国家政府有限干预的理论更为直接。“市场失灵”、“无形之手”的缺陷构成经济法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但笔者认为国家政府有限干预的界限较难廓清,因其建立于“否定”之上的理论,伴随固有的间接性。不妨以国家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理念奠定经济法的主体体系,毕竟政府何时干预、如何干预都是依赖于对消费者行为反馈后的决策,而消费者保护是贯穿始终的,具有直接性。国家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理念与国家政府有限干预的理论,窥其实质是一物两面,但以消费者为本的理念可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效。此外,强调经济法之法律关系主体一方恒为国家,易与行政法混淆,经济法的社会性色彩消褪。就此而言,关注以消费者为本的理念,实践经济法主体的观念革新亦颇有必要。
(二)回应经济法价值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辐射效应经济法属于由公权力合理敢于(市场)经济的法律,通过综合的调整手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经济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经济法法益目标的深入与具体化,使得经济法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更具针对性。。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构造经济法的体系,就是以市场规制法为主体构造经济法的体系。因为市场规制法有着共同的主体(消费者、经营者与管理者),其调整市场的竞争关系与交易关系,以消费者的保护为基本价值追求设计经济法的规范与体系,可以增强经济法的体系性和不同制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提升消费者保护的力度。具体而言,其能体现其与民事法、商事法、金融法、社会法的内在联系,甚而有效发挥经济法理念的辐射效应。依徐孟洲教授所言,“概言之,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构建经济法的体系是现阶段中国消费者保护现状的需要;是‘以人为本’理念在经济法中予以落实的需要;是推进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体系化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法内在体系和谐的需要。”
三、经济法的价值表彰:扬弃部门法理论的对峙与融合
(一)实践需求
经济法的发展进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旋律,改革开放最强烈、最直观的呈现无疑是一种渗透于经济、政治与社会各个领域的转型。强烈而直观的社会转型过去存在,现在正在发生,将来也会出现,如此的社会转型孕育着巨大的法律调整需求,实践需求催逼经济法的酝酿与成型,勾勒经济法的发展进路。转型脉络抑或清晰可陈,但经济现象浩如烟海,笔者仅枚举几例典型并试做如下概述:之于“三农问题”,中国农村已由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逐步规范,市场运作的发展机制逐步渗透,农村金融的形成机制逐步发育。解决“三农问题”,既要运用市场机制鼓励农民参与市场交易、投资设立乡村企业,又要通过粮食补贴、小额信贷扶持等公共管理机制予以扶助,两者的交叉运用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筹。而当农民逐步成为消费者时,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法理念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之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既要考虑民商法层面的公司治理与股权结构,还要考虑国有资产法意义上的国有金融资产监管。国有金融资产监管本身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筹当无异议,就公司治理与股权结构而言,涉及上市公司对金融}肖费者的投资保护问题,贯穿以消费者(保护)为重点的宗旨,依然反映了经济法的理念辐射。之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27,构建法人治理结构是其类型化治理的核心。与一般的营利性机构不同,事业单位的非营利性决定了其在适用“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Theory)时势必涉及社会公众,且事业单位理事会构建也遵循吸收外部理事的做法。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主要目的即落于减政放权,对于公益类事业单位完全适用行政法显然已无法满足时展的需求,基于教育医疗的服务对象实属消费者无疑,其部分法律关系由经济法调整是更优选择。上述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经济面临转型问题的缩影,亦由此可见,除了政府主导之外,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鲜明特征还包括“体制转型”与“进程压缩”。所谓“体制转型”,意指中国的现代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来,由于缺乏发育成熟的市场机制以及配套的制度设置,这种转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不牢固,尽管推动这一转型的力量理论上会越来越增强。所谓“进程压缩”,意指中国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二百多年走过的路,迈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门槛,这种跳跃式的速成发展诚然给国人带来了莫大的欣喜,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巨大的惊呼,但同时由于过分强调速度而忽视质量也遗留了无数的问题。“体制转型”与“进程压缩”的经济实践导致众多经济与社会问题以一种“叠加式”或“复合式”的形态存在,为经济法的发展进路明确方向。
(二)理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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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选取的这些国家比较典型:美国经济和金融高度发达,经济总体上比较稳健;日本在经历60、70年代高速发展后,经济于90年代陷入长期低迷;韩国经济一度高速发展,但1997年曾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经过痛苦的调整后,经济发展势头有所好转;印度是与中国存在诸多类似的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虽滞后于中国,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可借鉴之处.
一、我国近期出现投资过热,但消费增长一直相对较弱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从2003年年初以来已表现出明显的过热迹象。
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24.5%,2004年一季度更是高达43%,这已接近1992和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主要源于几个方面:一是地方项目投资。2004年一季度,地方项目投资增长60.2%,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4.8%。二是集中于工业和建筑业的投资。三是私营和外企的投资。四是部分省市的投资。江苏、广东、浙江、山东、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居全国前五位,占全国的48%。投资明显过热,结构不合理,存在着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过于依赖投资的拉动,消费需求亟待提高。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率一直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近年来,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为74%,而我国则要低很多。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应协调发展。如果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与未来的消费相匹配,就会导致产能过剩,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则可能产生大量新增不良资产。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效率降低,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也称作投资率)在全球一直居高,而且爬升速度也很快。2003年我国投资率为42.7%,仅次于1993年45.3%的最高水今日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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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这表明,我国增加单位GDP所需的投资越来越多,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资源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的迅猛增长带来许多问题,包括带来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巨大需求,造成瓶颈制约。但其最主要的威胁是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增速过猛与货币信贷投放偏多相互推动、互为因果。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导致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增加,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依靠高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不具有可持续性,这已有前车之鉴。
投资过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企业(包括相关政府部门)低估投资成本。
长期以来,“唯经济增长”的考核标准取向,促使地方政府热衷投资,往往给予企业过于优惠的土地、税收等政策,造成这些企业投资成本低估。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被严重低估。例如,受高额利润的驱动,2003年我国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的投资分别增长96.6%、121.9%和92.9%,今年一季度又继续高位增长。这些高耗能产业的过快增长,造成大面积环境污染。目前我国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水资源污染严重。很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太考虑外部不经济(对他人产生的不利影响),也不对自身制造的污染成本付费,因此往往低估生产成本而进行过度投资。
对付外部不经济的最有效方法是制定政府的反污染计划,政府应当承担其维护公共利益的应尽责任。通过制定技术标准、环保标准,控制污染法令强制企业实行;要求企业支付更高的排放费,从而抑制过度投资。应进一步健全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进行客观、公开的评审。评审除包括经济发展外,还应包括就业、环保生态、卫生教育等。政府重大项目决策,应该建立起透明、科学、严格的程序,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过热的问题。
二、我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银行体系不完善
文章编码:1672-7053(2019)02-0079-02
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认为21世纪将是消费文化的世纪。广义的消費文化包括消费活动中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也包括与消费相关的生活方式、理念与价值判断。随着资本的扩张,消费文化日益暴露出其弊端,消费文化对人类社会和消费者的影响体现在物质和精神的各个层面。作为设计师应该理智地设计,注重为人的本身设计,而不是设计仅仅代表符号化的商品去迎合市场。本文尝试对此问题展开探究,以此探讨设计师在消费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责任。
1 当代社会消费文化的弊端
现如今消费占据了现代人生活的主导地位,但是当人们沉浸在购物的喜悦时,也许并没有想象到自己正在参与消费游戏。在消费游戏中,人们购买的物品都被标上了隐形的符号,而商家在当中扮演童话故事中蛊惑皇帝的骗子,他们鼓吹自己的商品有影响力和号召力,无论什么商品,甚至是无用的商品,只要将其贴上价值符号都会有人乖乖买单,并会让消费了的人获得别人的羡慕而得到虚荣心的满足。作家梁文道认为,今天的消费社会与以前的生产型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们过去认为生活的价值来自于工作,因为人创造了一些东西,或是他们做了一份工作,这使人觉得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但是在今天,工作的意义是空洞的,真正让人们感到生命是完整的其实是消费——我就是我买的东西。我消费,所以我存在。
关于价值的定义鲍德里亚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有新的定义。马克思区别了三种不同的价值:(1)价值;(2)交换价值;(3)使用价值。鲍德里亚提出来第四种价值——符号价值,即商品在物体系中通过区别自身并获得奢侈地位的价值。并提出,符号价值超越了其他价值因素,开始成为所有价值中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为什么商品之间有所区别?在所有量化标准相同的基础上,品牌符号赋予了商品的声望与地位,将这些商品置于物品等级的顶端。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美国品牌出售的Supreme板砖,这是一块真实的板砖;与其他板砖唯一不同的是它印着品牌的logo,由Supreme作为限量单品并售价不菲,这不意味着它比其他普通的板砖更好用,而是因为它的品牌,也即是它的符号,将他和其他的板砖区别开来。
我们纵观历史,经久不衰的是人类创造的物品,我们从先人那里继承了那么多的物品,我们能从这些物的身上寻找到每一代文明的印记,那么我们这一代的文明印记是什么呢?被符号化的物质本身的价值是其真正的价值吗?
2 消费文化对消费者的影响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中有一个小故事:太平洋上群岛上的土著人看到白人在空中开飞机飞翔时非常困惑。他们在自己的森林里安排一个像机场一样的地方,然后用树枝和藤条搭建“飞机场”,仔细地绘制出发光的地面,然后耐心地等待。他们相信在这样一个伪造的机场之后,将会有真正的飞机来。鲍德里亚用这个故事来解释,消费者像那些傻乎乎的土著人一样,消费者买了很多东西,因为他们看到了广告中买这些东西的人们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他们把这些东西买回来放在家里,他们觉得只要等待,幸福就来了。
消费者面对纷杂的消费社会似乎都失去了判断力,他们想追寻不同,所以购买广告里的商品,却不想自己买到的只是成千上万商品中的那一个。
3 消费文化影响下产品设计师的社会责任
3.1 产品的创新设计
产品设计不仅仅是设计出具体的物品或是一种设计服务,更重要的内涵是设计一种关系,包括四个方面的联系:物与物、物与人、物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面对设计泛滥的时代,设计在满足一代人消费优势的同时,也会引发许多问题和纠纷:种族、性别、精英、穷人等。那么设计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呢?设计师应该承担责任,始终保持理性的设计,设计需要诚实,设计师想要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的设计能减少资源浪费吗?我们的设计能给人带来幸福吗?我们的设计能进一步提高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吗?我们的设计技巧能给别人带来灵感和机会吗?
3.2 产品的造“型”设计
深泽直人建立的品牌+0,继承了无印良品的商品没有商标的风格,我们从深泽直人的设计中可以找到设计师初心的纯粹。例如,日本的+0公司出品的Pop Up方式的烤面包机,很多人都会很疑惑,为什么不设计两个面包片插口,这样效率就会高很多,可以同时烤出两人份的面包,但是深泽直人他的理念是:“用一台烤面包机烤出一片面包”。如果有两个人吃的话,你就会先烤给对方,所以使对方感觉很好。这就是他一直倡导的“无意识设计”的具体表现。深泽直人将人的潜意识行为视为驱动力,他称之为“设计融入行为”,因为好的设计会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我们的行为中,并被融入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而没有思考的负担。深泽直人的无意识设计可以分成如下三个角度:A.动作与功能可见性B.动作的激发C.情绪的激发。动作与功能的可见性,指的是用户能够非常容易地理解和领会产品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去降低用户的学习和认知成本;动作的激发指的是当用户要完成一个动作的时候,潜意识的层面就足够反馈所需要的回应;而情绪的激发,很大程度上是对于用户情感的刺激,人是复杂的情感动物,设计的初心应该本着情感化的理念为人所服务。
3.3 设计“情感化”
人们生活在物质符号的世界,忽略了精神和情感层面的追求,设计的人性化、情感化在现在的生活中的作用日渐凸显。
人性化设计的表达方式在于,以有形的物质态去反映和承载无形的精神状态,包括:(1)通过设计的形式要素,如造型、色彩、装饰、材料等的变化,引发人积极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感受。(2)通过对设计无功能的开发和挖掘,在日臻完善的功能中,渗透人类伦理道德的优秀思想,如平等、正直、关爱等,使人感到亲切温馨,让人感受到人道主义。人性化化设计摆脱了现代设计中理性、抽象表现的束缚,把产品的使用者——“人”的重要性放在了第一位,是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回归。其特点在于最大限度的满足了消费者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情感化设计是指通过各种形状、色彩、肌理等造型要素的使用,将情感融到设计作品中,在消费者欣赏、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激发人们的联想,产生共鸣,进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情感上的满足。情感化设计是心理学在工业设计学科的一个应用,也是工业设计中高端设计的一种表现形式。代表人物是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他在《情感化设计》一书,旨在引导广大设计者重视人们的情绪,在设计中考虑产品的情感因素。一个成功的设计要在重视产品的易用性的同时强调产品对用户的情感影响。诺曼指出:情感化设计中对产品的设计要有三种水平:本能水平的设计、行为水平的设计和反思水平的设计。本能水平的设计关乎产品外形,行为水平的设计关乎到产品使用的乐趣和效率,而反思水平的设计则涉及用户的自我形象、个人满意度、记忆等因素情感化设计对现代工业设计的意义在于:把设计师、使用者的情感融入到产品设计中,使设计的对象从一个工业产品上升到了拟人化的境界,给设计对象注入了灵魂,使产品能先与设计师、之后与使用者进行情感的表达和交互。
不同的消费群体对商品有着不同的情感诉求,为了使产品与人建立起良好的“情感联系”,设计师要研究不同类型人群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从消费心理的多维性和差异性的角度出发,通过多层面的设计反思、多循环的信息反馈,使产品设计能够充分满足现代人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情感需求。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具体的设计中,对人性化、情感化的强调应该适度,过度最求满足人性的消费欲望,也是消费文化的弊端,可能带来环境乃至生态的灾难。
3.4 设计“以人为本”
一个民族及其文化是相携共生的,不同地域文化所折射出的审美认知及自我需要不同。当人与产品互动时,产品会传递文化和信赖。在满足产品自身功能性的条件下,要更关注人的情感需求和精神享受,因此,注重情感诉求在产品审美中的应用将成为设计的发展方向之一。创新是核心,实践是根本,这是设计专业产品设计最著的特征,也是将创意变成现实的唯一途径。设计者在综合所有设计因素后应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放置首位,以此综合考虑人与产品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关系,把握最具个性、最具价值的情感化设计,体现出对人性的关怀,并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最佳的体验感。
【关键词】高校科研经费;科研体制改革;科研资金管理
引言
伴随高校科研经费活动的活跃,作为科研活动支柱的科研经费也呈大幅上升趋势,科研经费来源日趋多元化,并且已成为高校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高校的科研资金占学校资金的总量已经超过了30%,科研经费管理成为学校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目前高校科研经费使用上存在的问题
1、科研经费来源的多层化、多元化带来管理与成本核算的复杂性
科研体制改革和科研资金管理制度的不断变化,使高校科研工作于社会各界科技合作的联系逐步加强,科研经费来源渠道亦呈多样化,既有来自于教育主管部门和各行各业主管部门下拨的纵向科研经费,也有来自于社会其他部门的横向科研经费。而且有横向联合和合作科研、科技咨询、科技成果转让等渠道获得的横向科研经费占高校整个科研经费的比重日益增大。由于科研合作项目不同,资金来源渠道不同,对资金的管理与成本核算的要求也不同。这样,高校科研经费来源也就出现了纵向专业化、横向多元化的新格局。
2、管理体制不顺,项目管理与成本管理脱节
长期以来,由于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对科研经费的管理都不够重视,管理观念和方法基本上还是沿用粗放管理方式,导致项目管理与成本管理脱节。科研立项后,科研管理人员不跟踪经费使用,无法掌握经费使用的合理性及使用效益;财务管理人员不了解科研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年度内项目及经费的使用情况心中有数;科研人员往往注重考虑技术和学术问题多,较少考虑经济效益。
3、科研经费开支增大与浪费严重并存
近年来,随着物价的上涨以及差旅费补助标准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科研经费的开支强度。加之项目批准经费和申请金额往往相差很大,导致科研经费实际支出和原计划的预算常常不能一致。在项目经费批准额度偏低的情况下,开支增长本来就给项目顺利实施造成了一定影响,而浪费严重对有限的项目经费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比如,部分仪器设备的重复购置,就是一笔很大的浪费。
二、解决高校科研经费管理问题的一些思路
1、进一步提高对科研经费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势必对管理层和广大科研人员的已有观念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科研经费推行精细化管理,首先必须得到校领导的支持,只有当领导们真正认识到精细化管理的必要性,并着手采取相应的措施,精细化管理才有实施的可能。其次要解决管理人员及广大科研人员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让大家认识到推行精细化管理并不是要限制使用经费,而是引导规范科研人员在使用经费时,即符合国家科研经费管理政策,又有利于科研活动的开展。只有从思想源头树立精细化的管理意识,并在实践中逐步强化精细化管理理念,才能让精细化管理逐渐成为人们自觉接受的行为。
2、积极推动政策和制度研究,争取政策对高校的适应性.
尽管存在个别高校管理不善的问题,但实际上管理费用计提不合理、结余过大以及开支随意性较大等多种问题所反映的却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很多时候人们都将这些问题归因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监督问题,但会计政策不配套,核算方式不能满足课题制的要求,才引发了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中出现一些高校本身难以解决的共性问题。
(1)制定具体的科研经费财务管理办法,只有制定专门、具体的科研经费财务管理办法,才能使财务人员、科研人员在业务实践中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高校科研经费财务管理要在坚持国家财经法规的基础上朝着有利于高校科研持续发展、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方面发展。
(2)建立科研经费的绩效评估机制,通过绩效评估,加强科研经费的管理,提高经费的产出和效益,促进科研经费增长,提升科研水平。绩效评估机制要遵循科学性、整体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原则。
3、加强高校科研资产管理
科研资产是指科研活动过程中,各项支出形成的资产及科研活动成果,由于科研资产管理游离于科研经费支出与一般资产管理之间,所以往往被忽视。随着高校科研规模的增长及科研水平的提高。科研资产管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1)研发过程形成资产的核算与管理
尽管一般情况下,存在着纵向科研经费购买固定资产成为学校的固定资产,用横向科研经费购买固定资产的权属需依据合同确定的差别,但上述支出(或核算项目)均能引起学校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的变化。因此,除加强支出核算与管理外,还应加强实物资产的管理与核算,并制定明确的核算制度,减少或避免出现重复购置、流失等的现象的发生。
(2)科研成果管理
尽管不同类别科研项目形成的科研成果权属不同,但目前高校长期教学、科研活动成果所形成的资产,特别是以知识产权为主要内容的无形资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日常会计核算、日常管理上有待加强。高校一般拥有大量发明、专利、非专利技术,是非常重要的财富,因此,应有专门的管理部门和管理制度对这部分资产进行管理,并在日常核算及会计报告中加以体现。
三、结束语
高校科研经费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些是课题制这一新的科研管理机制与传统科研管理模式之间的不同所带来的问题,有些则是高校事业单位的属性带来的问题,还有一些则是不同高校自身的管理问题. 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是国家科技工作高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结合国家层面的政策研究和配套改革、高校内部管理机制的改进以及课题组微观管理措施的完善,才能够有效地化解当前高校科研经费管理过程中的风险,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提高高校科研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参考文献:
[1]邵莉.对科研经费管理政策的几点建议[J].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2010(11):10―13.
1.1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消费能力弱我国人口众多,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农村,而农村的消费仅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由此可知,只有提高人口众多的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才能使我国整体的消费水平得以提升。
1.2消费品供给结构调整缓慢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也悄然发生变化,从过去的满足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求向着今天的更高层次的需求迈进,人们渐渐地更加关注于居住、出行、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消费结构的升级必然影响到居民的支出结构。
1.3现存的消费政策和环境不完善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住房、轿车、信息、旅游、教育、医疗服务成为现代人关注的焦点,然而这些方面的消费环境还不够成熟,相关的政策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消费的增长。
2刺激消费需求的对策
2.1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壮大保险产业当前,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处于不合理的状态,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人们对社会保障的信任感,使经济周期性波动减少,发展保险行业,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稳定职工调整到正常合理的收入与消费心态,促进消费倾向的提升,延缓储蓄倾向的上升。
2.2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扩大中层阶级
2.2.1积极提高各行各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使收入差距调整得更加合理。兼顾效率与公平,拉动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倾向。推动服务行业的发展,减少社会失业人口,保持收入的相对稳定,使中等收入群体得以扩大。
2.2.2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因此应加强这部分群体的税收管理。充分发挥税收制度的导向和促进作用,依据“限高,促中,提低”的原理进行调控。加强对于个人所得税的税法完善和征缴工作,通过征收遗产税,改善收入过高的现象。
2.2.3推动市场的有序发展,鼓励人才和劳动力的公平竞争,积极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避免平均主义,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使收入分配关系得以规范,处理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进行初次分配时,要以市场为导向,遵循经济规律,防止人为因素以及各种行政、计划手段的干涉。进行再分配时,则应该增加力度对初次分配进行调节。
2.3确保农民增收,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2.3.1当前,农民收入呈现收入增幅下滑的趋势,为此,应建立长效机制以增加农民收入。采取利民措施,如取消农业税。还要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提高粮食收购的价格,农民收入稳定了,自然种粮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形成良性循环,带动农村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2.3.2采取转移支付体系的方式使农民消费负担得以减轻,推动城乡的稳步健康发展,构建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
2.3.3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或非务农时段的劳动力得到充分的吸收和利用。推动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度和居民身份证制度,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
2.4改善消费结构断层,实现消费结构升级目前,我国消费市场结构出现了断层现象,且表现较为突出。以住宅、购车、旅游等为重点的新的消费热点还没有形成规模,而旧的消费热点却已经渐渐退出舞台。解决消费断层问题,克服疲软现象,是当前工作的要务。政府应在金融体制、社会保障等方面予以扶持,实现消费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升级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消费领域的拓宽和消费档次的提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升华,非商品性消费在总的消费支出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重,人们的消费热点向着文化、教育、旅游、娱乐、体育等方向发展和拓展。消费档次的提高表现在人们购买能力的提高,从过去的“万元级”向“十万元级”过渡,如住房与汽车。然而,高消费能力的形成是渐进的过程,因此,需要应采取各项政策,使居民收入得到提高,使其消费能力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层次,促进新消费热点的形成,完成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
2.5完善消费信贷政策,发展信用型消费过去的量入为出的消费模式,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为了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低消费的观念,应建立和完善消费信贷政策,积极发展信用型消费。使消费信贷的贷款消费对象和范围得以增加,推进个人信用制度的实行,积极开展消费信贷,鼓励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发展和完善消费信贷政策时,要注重人性化和个性化,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满足不同人群的信贷需求,进而刺激人们的消费需求。
3结束语
1.1变量平稳性检验在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四种能源消费与GDP增长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前,首先要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选用ADF单位根指标来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即单整序列)才能进行相应的回归分析,否则就会产生伪回归问题,进而造成错误的结论。因此,下面将分别对GDP增长率,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消费增长率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只要检验结果表明这五个变量都是单整序列,接下来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其它检验和回归分析。为了研究的方便,以下分别利用YGDP、XC、XO、XG、XE来表示GDP增长率、煤炭消费增长率、石油消费增长率、天然气消费增长率以及电力消费增长率,并且这五个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注:表示对应的一阶差分序列。从表2可以看出,YGDP、XC、XO、XG、XE数据序列除了XG序列是非平稳的,其它序列都是平稳的,但是各序列皆在一阶差分下平稳,表明YGDP、XC、XO、XG、XE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因此可以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下一步分析。
1.2协整检验通过对残差(residual)进行ADF检验判断其平稳性,以检验YGDP、XC、XO、XG、XE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YGDP、XC、XO、XG、XE序列通过了协整检验,表明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1.3相关关系分析根据表2的检验结果,YGDP、XC、XO、XG、XE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的各变量间的线性模型,如下所示:(1)对模型(1)进行最小二乘(OLS)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根据DW值可以判断,变量之间存在自相关性,并且XG与XE的系数不显著,XG也没通过符号检验。由表4可知,R2值达到0.69263,模型整体拟合优度较高,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F值为8.93125,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DW值也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内,各变量之间已经不存在自相关性。根据表4的结果,煤炭消费增长率(XC)在1%水平下呈现出显著性,石油消费增长率(XO)、天然气消费增长率(XG)与电力消费增长率(XE)都在10%的水平下呈现出显著性,并且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消费增长率都通过了符号检验,表明这四个因素会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根据四个变量系数的大小,得出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能源支持,首先是煤炭,其次是电力,然后是石油和天然气。
2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消费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依旧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高耗能、低能效的现象还是十分突出,坚持开发新能源、降低污染依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能源制约经济发展这一瓶颈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改善也与能源消费结构相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大力度开发可再生清洁能源与新能源,如水电资源、风电、核电等。坚持可持续发展就应该改善我国低效的能源消费结构,拓展能源的来源,降低污染排放,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首先,国家应该坚定经济转型的思路,把我国传统的粗放型工业经济一步一步调整为集约型经济,要把节约资源和有效的利用现有能源作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既定目标,只有坚持走这条道路才能又快又好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势必要求我们节能降耗。
第二,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科技等新兴产业发展为主线的第三产业结构将会改变现有的能源消费结构,尽可能的降低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限制能源消耗高、利用资源和生产的效率均低、污染排放高的产业发展,进一步发展第二、三产业,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进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坚决淘汰严重耗费能源和污染环境的产业。现今的经济发展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变缓,要稳定经济增速,平稳发展路径就必须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发展误区,开辟崭新的能源消费模式。
首先构建一个代表性农村消费者两期的基本经济模型,消费者面临两期的最优消费决策,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考虑政府财政支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为简化分析,政府财政支出仅讨论财政对农支出变量,假定财政对农支出Z的经济效率为δ,经济波动对收入的影响系数为ζ。财政对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投入性支出增加和提升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从而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经营环境,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从而提高消费能力。同时,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有利于营造促进农民消费的客观环境,比如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时可能转变为私人自行提供,挤占私人消费,并且基础设施性质的公共物品缺乏会限制农村居民的消费,如公路道路和加油站的不足使得农民汽车消费的意愿不足。另一方面补贴性支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拉动农村居民消费。如2002年之前的农产品价格补贴,2002年之后对耕种农户的直接补贴等。综上,财政对农支出的经济效率是正值。经济波动对收入的影响作用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经济波动会导致高产出,如Schumpeter(1934)认为经济波动能降低企业改进效率行为的机会成本,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29]Mirman(1971)经济波动会导致更高的预防性储蓄和投资,最终促进经济增长。[30]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波动会带来产出的损失,如凯恩斯(1936)认为,经济波动导致企业投资风险的上升,从而降低社会投资水平;[31]Bemanke(1983)、Ramey和Ramey(1991)从滞留成本出发,由于企业投资的时滞和不可逆转,经济波动增加了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投资意愿减弱。[32][33]但是,上述研究都是关于发达国家的研究,不能将其研究结论直接套用于我国。国内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李永友(2006)、陈太明(2008)等。[34][35]研究结论的不一致给提出假设带来了一定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暂且参照李永友(2006)、陈太明(2008)、卢二坡和曾五一(2008)[36]的研究,假定ζ小于零。当然,这一假定还有待于实证部分的检验。由式(10)知,代表性农村消费者的消费与财政对农支出具有正向关系,与经济波动具有反向关系,故提出如下两个命题:命题1:财政对农支出对农村消费者的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命题2:经济波动对农村消费者的消费具有挤出效应。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说明
(一)数据与变量说明农村居民消费(RC)选择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作为变量,为了使历年数据具有可比性,以1978年为不变价对历年数据进行了计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财政对农支出(AE)选择国家财政支出中历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作为变量,1998年和2007年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从1998年开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2007年开始统计口径为农林水事务支出。为保证数据的连贯性,我们统一使用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6—2012年。经济波动(EF)选择历年实际GDP增长率减去预期到的GDP增长率,预期到的GDP增长率采用HP滤波方法得到,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还采取了BP滤波方法作为参照。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除上述变量外,为了更加真实的反应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因果关系,以及检验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健性,我们引入控制变量。经济增长(GDP)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100)作为变量,物价水平(RCPI)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年=100)作为变量,农村居民收入(RI)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变量,以1978年为不变价进行计算。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为弱化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偏态性,并降低对极端观测值的敏感性,对所有变量做自然对数处理。为保证解释变量不受到自然对数化后正负号改变的影响,对数值小于1的变量加一后再取自然对数。
(二)模型说明由于考虑了各变量可能存在的滞后性,本文建立分布滞后模型来检验财政对农支出与经济波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
三、估计结果
(一)数据的统计性描述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图1、图2和图3给出了农村居民消费、财政对农支出及经济波动的核密度图,从中可以看出三个变量分布密度的动态变化。
(二)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采用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显示变量序列lnRC、lnAE、lnEF、lnGDP、lnRCPI、lnRI均服从非平稳的I(1)过程。为节省篇幅,不再给出具体的检验过程与结果。由于变量序列lnRC、lnAE、lnEF、lnGDP、lnRCPI、lnRI均是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要求。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给出迹检验与最大特征根的两种检验结果,见表2。
(三)估计结果
对被解释变量序列进行自相关与偏自相关分析,如图4:由自相关分析图可知,当滞后期k=7时,序列的样本自相关系数才明显落入随机区间,自相关函数表现为拖尾;偏自相关分析图显示,滞后一期的偏自相关系数明显不为零,滞后2期以后的偏自相关系数都在置信区间内,偏自相关函数具有截尾性。故可建立AR(p)模型,p值可以取1或2,最终经AIC准则和SC准则判定。正态性检验:估计的参数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否显著十分关键,在进行ARMA模型回归之前,我们是假定εt服从正态分布的,所以有必要检验这一假定是否成立。利用Jarque-Bera统计量对标准化残差的正态性进行检验,检验显示Jarque-Bera统计量是0.634,伴随概率是0.728,即在5%显著水平下不显著,故接受残差服从正态性的假设。异方差检验:在存在异方差的条件下,使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参数估计量仍然是无偏的,但参数的方差是有偏的,则会导致假设检验失效,所以需要检验表4的ARMA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采用Breusch-Pagan-Godfrey和White两种检验方法,结果显示Breusch-Pagan-Godfrey检验的ObsR-squared的值是6.183,伴随概率是0.186,即5%显著水平下不显著,故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White检验的ObsR-squared的值是3.895,伴随概率是0.691,即在5%显著水平下不显著,故同样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此外,在表4中我们特别报告了稳健标准误,结果显示稳健标准误远小于所对应估计的参数值。结合T检验、正态性检验和异方差检验的结果,说明表4的ARMA模型是可以接受的。由表4的回归方程知,长期均衡过程中,财政对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挤入效应,经济波动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挤出效应,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都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相对来说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同时,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滞后影响,滞后一期对当前消费有正向作用,滞后二期有反向作用。这样,命题1和命题2以及理论模型中关于ζ的假设都得到了证实。
(四)内生性讨论如果回归方程存在内生性,则OLS的估计结果可能会产生有偏性和非一致性。上述ARMA模型中,财政对农支出有可能是内生变量,这是因为财政对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关系,一方面财政对农支出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带动消费;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农民对农业经营投入的增加,反过来对财政对农支出有一定的影响。为了证实财政对农支出是内生变量的猜测,采用Durbin-Wu-Hausman检验,选择财政对农支出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其原因随后进行解释),财政对农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工具变量连同原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一起作为解释变量,运用OLS进行回归,得到残差项μ;将残差项μ与原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财政对农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OLS进行回归,发现μ的回归系数的检验结果为t-Statistic=-245,prob.=003,显著,故变量财政对农支出确实是内生变量。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取工具变量法。运用工具变量必须注意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工具变量不仅要与财政对农支出高度相关,还必须满足外生性,即该工具变量只能通过财政对农支出间接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而不能直接作用于农村居民消费。如果只使用唯一一个工具变量,则无法从统计上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但如果能够寻找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具变量,则可以通过过度识别来检验工具变量组是否都符合外生性的要求。为了充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两个工具变量,通过过度识别检验来保证工具变量组确实是合适的。①检验财政对农支出过程中,我们运用了其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是因为当期的农村居民消费不会影响上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即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与原模型的随机干扰项不会存在同期相关性,可视为外生的。而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与当期财政对农支出是高度相关的,检验得到财政对农支出与其滞后一期的相关系数是0986,所以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另外考虑农村土地面积,农村土地面积越大,意味着农村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越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也越大,即政府为实现既定的服务目标必然要加大对农支出,所以农村土地面积与财政对弄支出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土地面积不会直接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土地面积的大小可能会影响该区域的消费总量,但人均消费主要与个体因素有关,故土地面积不会影响人均消费值,而本文采用的就是农村人均消费水平,很好地规避了可能存在的土地面积对消费总量的影响这一点,因此农村土地面积可视为外生的。由于各类年鉴均无农村土地面积的直接数据,我们使用耕地面积与住宅面积之和作为替代值,其中住宅面积等于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与农村人口数量之积。检验发现财政对农支出与农村土地面积的相关系数为0695,所以农村土地面积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为了更进一步的检验选择的两个工具变量是否合适,我们检验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和农村土地面积是否会直接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检验方法是:将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和农村土地面积分别放入回归方程,考察回归系数相应的p值,查看p是否大于01,大于则说明不存在直接影响,即认为是好的IV。检验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的系数p值为0116,农村土地面积的系数p值为0347,进一步说明了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和农村土地面积是合适的工具变量。由于工具变量数量多于内生变量,需要采用过度识别方法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首先使用2SLS方法估计模型,得到残差ε,将残差ε对所有外生变量回归,获得R2,在所有IV都与扰动项不相关的零假设之下,nR2服从自由度为q的卡方分布,q等于工具变量个数减去内生变量个数,若nR2超过设定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即至少部分IV不是外生的,工具变量失效。按照上面方法,得到R2=0075,样本量是24,故nR2=180,小于自由度为1的卡方分布的临界值384,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我们选择的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至此,我们充分检验了所选择的两个工具变量是好的IV。下面利用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与农村土地面积作为工具变量,为检验结果的稳定性,分别使用2SLS和GMM方法对前面的ARMA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是否发生变化,见表5。表5回归结果显示,2SLS和GMM的回归结果基本是一致的,说明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的。2SLS回归结果与表4的回归结果相比较,财政对农支出的系数基本不变,由0144变为0149;经济波动的影响略微弱化,由-23669变为-21606;经济增长的系数变大,由27218增大为25039;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变,由0608变为0638。GMM回归结果与表4的回归结果相比较,财政对农支出的系数略有下降,由0144下降为0130;经济波动的影响略微变弱,由-23669变为-21792;经济增长的系数也变大,由27218增大为25036;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本不变,由0608变为0624。综合2SLS和GMM的回归结果,说明直接用OLS回归的结果确实是有偏的,使用多个工具变量以后,财政对农支出、经济波动、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有所变动但变动的方向是一致的。运用工具变量得到的方程同样证明了命题1和命题2以及理论模型中关于ζ的假设是成立的。
四、结论与建议
关键词:奢侈品消费需求经济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表明,世界经济减速将成为事实。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3.7%,比2007年放慢1.2个百分点。其中美国经济增长0.5%,放慢1.7个百分点;欧元区增长1.4%,放慢1.2个百分点;日本增长1.4%,放慢0.7个百分点。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美元持续贬值,汇市、股市、债市、期市及商品现货市场都受到冲击,对各国的经济稳定和发展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以上因素决定了我国出口形势比较严峻,出口增速减缓和贸易顺差的缩减将不可避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正在减弱,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消费和投资的拉动。在这一形势下,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由于奢侈品的需求潜力很大,因而,正确规范和引导奢侈品的消费,对于扩大内需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关于奢侈品的内涵
沃尔冈•拉茨勒在畅销书《奢侈带来富足》中这样定义奢侈:“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现在,奢侈品在国际上的概念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人们消费奢侈品看中的往往是它的炫耀,觉得奢侈品是过度消费消耗的东西,以至于挥霍等。
例如,“捷达”和“奔驰”轿车都是代步工具,在代步方面没有价格所显示的那样大的差异,差别在于他们代表的意义不同。“奔驰”的符号价值在于成功、财富和身价。在西方经济学中根据需求收入弹性将消费品分成了必需品与奢侈品两大类,把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即需求的增长率高于收入的增长率)的消费品称为奢侈品,另一类则称为必需品。在我国的传统概念里,奢侈品消费几乎等同于贪欲、挥霍、浪费。
其实,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奢侈品消费实质上是一种高档消费行为,本身并无褒贬之分;从社会意义上来看,奢侈品消费是一种个人品位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奢侈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内涵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理念的演变,许多昨天的奢侈品已经变成今天的必需品,而今天的许多奢侈品也会变成明天的必需品。例如,在13、14世纪,糖和香料是奢侈品,但在当今社会它们却成为普通的生活必需品。奢侈品内涵的变化反映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当前更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奢侈品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奢侈品的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奢侈品更新周期短且对市场的刺激效果显著
作为奢侈品的商品,除了具有商品本身固有的功能以外,还具有一种炫耀,即显示消费者身份和地位的功能,所以,奢侈品应当是引领时尚的前卫商品。这一特点决定了奢侈品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从而具有较短的更新周期。
以服装为例,随着社会的发展,服装的功能角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的都市人追求时尚,展现自我,服装的发展渐渐淡化了它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功能,其装饰和炫耀功能似乎已成为服装的灵魂。例如高档的时装,面料考究,做工精细,价格昂贵。作为普通服装的基本功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失去,但作为高档时装的炫耀不久就会减弱,奢侈品的消费者更看重其装饰和炫耀功能,因而会随着流行趋势的变化而及时更新。在消费理念不断更新的今天,很难想像一成不变的款式和风格能立足于激烈竞争的服装市场上。有市场眼光的厂家总是紧追流行趋势,不断推出个性化的款式,开发风格迥异的服装,满足消费者求新、求异、求个性的需求。一面是厂家层出不穷的新款推出,一面是消费者为追求时尚而不断膨胀的时装需求,这造就了服装市场供销两旺的局面,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市场销售额。
2008年,尽管雪灾、地震、股市泡沫破裂、经济衰退预期不断打击着消费者的信心,但纺织服装国内零售2008年1-9月却持续维持25%以上的高增长,屡超市场预期,直到2008年10月行业零售增速才出现放缓,显示了服装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是需求仍然不足,2008年1-9月,行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增速维持小步上升态势,纺织品与服装的库存金额却分别同比大幅上升了33.10%和25.09%,显示行业产需矛盾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刺激需求。
除时装外,其他奢侈品消费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对市场有显著的刺激效果。据报道,上海顶级私人物品展集中展示了顶级名车、游艇、私人飞机、珠宝名表、名酒以及各类豪宅别墅、高尔夫俱乐部、私人会所等。据统计,顶级私人物品展3天一共接待了超过7000位富豪,成交量达2亿元人民币。
(二)奢侈品需求潜力大且能充分吸纳购买力
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这就是说,随着收入的增长,需求的增长就会更快。奢侈品不像需求收入弹性比较小的必需品那样,受所谓消费饱和的约束,即使收入水平提高,人们也不可能较大地增加消费。例如,对于食盐这种商品,即使人们收入提高了,人们也不会因此而增加消费。奢侈品消费就不同了,以旅游为例,当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还不敢奢望旅游,一旦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就会增加这种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可以从普通旅游变为豪华旅游,从国内旅游转向国外旅游,国外甚至已经开发了太空旅游项目,所消费的资金可想而知。可见,奢侈品消费的需求潜力是很大的。能够充分吸纳新增的购买力。
目前,由于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结构不尽合理,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07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我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458,已进合国规定的收入差距过大的范围,为数不多的高收入者拥有大部分的居民储蓄。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越高其边际消费倾向越小,因此,高收入者的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收入沉淀下来,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开发质量好、价值高、品牌响、炫耀功能强的奢侈品,以刺激高收入者的消费欲望,吸纳他们充裕的购买力。将沉淀的资金通过消费引入市场,转化为生产资金。
汽车领域的世界十大奢侈品牌:法拉利、福特、大众、宝马、莲花、宾利、凯迪拉克、菲亚特、奥迪、劳斯莱斯,大部分已进入我国的高端汽车市场,正在充分吸纳富豪们的购买力。我国每年的奢侈品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并以年20%的速度增长。正在成为继日本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世界顶级生活体验中国峰会”,“上海国际品味生活展”纷纷亮相中国,世界顶级品牌纷纷在中国选址开店。美国高盛公司关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研究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9%。法国精品企业联盟“科尔贝委员会”预言,中国将在2011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在这种形势下,应当致力于打造本土的奢侈品品牌,比如被国内外同行誉为“中国第一裁缝”的永正裁缝、高档的红木家具、在中国历史上与皇家相关的贡品如南京云锦等,都蕴藏着丰富的奢侈品品牌的生长基因,很有可能成为我国未来奢侈品品牌的符号,使我国的奢侈品市场被本土奢侈品占有,提高奢侈品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三)奢侈品消费能够催生新的服务项目并引发新的经济增长点
奢侈品消费首先催生的是商业广告。在许多情况下,奢侈品消费具有炫耀性动机,是一种“显眼的消费”、“装门面的消费”、“摆阔气的消费”,显富、炫富比使用商品更重要,因而要求商品或服务除了具有较高的质量以外,还必须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要广为人知,甚至人所共知。这就要借助商业广告的力量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通过在重要媒体的黄金时段反复地广告宣传,将“某商品是名贵商品”的概念植入消费者的意识中,使社会公众形成共识,公认某商品是名牌商品,从而使该种商品具有了显富、炫富功能。这种运作模式便催生并极大地刺激了商业广告的发展,为广告商提供了大量的业务,也使自己的产品具有了更高的附加值,同时也为有此需求的消费者造就了可据以显示身份和地位的名牌商品,从刺激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不失为一种积极有作为的措施。许多名酒、名车、名牌服装等名牌产品都离不开商业广告的宣传。如果没有奢侈品消费对名牌效应的追求,也就失去了催生商业广告的土壤。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我国电视行业广告总额是450亿,央视广告收入为110亿。足见打造奢侈品品牌对商业广告的贡献。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种需要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正是如何使稀缺的资源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需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这种需要最初总是表现为对奢侈品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奢侈品变成了必需品,又会产生新的奢侈品需要,再度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和社会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步的。由于人的需要层次不断地提高,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消费需求热点,休闲娱乐便是其中之一。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开始转向文化精神的消费与追求,更多的时间和钱财用于休闲和娱乐,文化娱乐业被公认为是21世纪最具前途的朝阳产业之一。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文化娱乐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将会明显地提高,我国已进入文化娱乐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均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消费就会出现“脱物化”的倾向,人们开始出现普遍的文化娱乐和旅游动机,费用的投向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休闲娱乐方式需要的不断创新,使得许多高新技术,甚至当代科技的前沿都被广泛应用于娱乐项目和游乐园的设计当中,这势必会进一步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又例如体育健身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满足人们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体育健身业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也将成为今后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的朝阳产业。此外,奢侈品消费还极大地带动了服装、住房、汽车、家装、保健、旅游、信息等行业的发展,引发了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过度和畸形的奢侈品消费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助长人们的炫富攀比心理,误导社会价值取向;资源配置可能偏离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大量的奢侈品被富人无节制的挥霍,扶贫工程所需资源却得不到满足;纯粹“装门面”、“摆阔气”的奢侈品消费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应当正确规范和引导奢侈品消费,使之真正成为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