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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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屯堡文化；研究概况；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G12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2-0093-07
自1902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贵州屯堡人进行人类学考察以来，屯堡文化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80年代以来，作为强势文化在迁徙环境下传承、变异、建构的典型范例，屯堡文化成为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民俗学研究的热点。截止到目前，涉及屯堡文化研究的相关著作和各类学术论文约400余篇(部)。本文拟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所呈现出来的基本概况和主要特点进行综述，以期为屯堡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全貌性的参考。
一、屯堡文化研究概况与特点
自上世纪初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伊东忠太对屯堡人进行初步研究后，相关的研究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50年，先生到贵州考察，指出“屯堡人一般被认为是‘少数民族’，实际上是‘汉裔民族’的事实。”此后，迄上世纪80年代初，屯堡文化因“地戏出国”而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成为热点并呈现出了较多的学理性、应用性研究。本文主要以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近30年来屯堡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况和主要特点进行综述。
1 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数量增加
通过对屯堡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统计(见表1)可见，1983--1989年的研究成果仅有著作4本，论文9篇。而2006年一年的研究成果就有著作2本、论文46篇。90年代屯堡文化研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94、95年间，每年的研究成果达到了20～30件。本世纪以来，屯堡文化研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2001～2007年间就有研究成果245篇(本)。仅2006年至2007年的研究成果就达到105篇(本)，相当于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上世纪末近20年研究成果的总和。其间尽管也有一些小的反复，但屯堡文化研究成果数量的增长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2 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集中于贵州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展示的载体主要在贵州，几个刊物成为屯堡研究的主要阵地。(见表2)
屯堡文化主要的研究阵地是《贵州民族研究》。许多学理性文章，如翁家烈的《电堡文化研究》、桂晓刚的《试论贵州屯堡文化》、日本学者V田诚之的《贵州省西部民族关系的动态――关于“屯军后裔”的调查研究》和《对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等16篇论文均在《贵州民族研究》上刊发。《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是屯堡人研究的另一主要阵地。发表了袁本良的《安顺屯堡方言研究之我见》，范增如的《安顺屯堡史话》等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23篇论文。此外，《贵州文史丛刊》刊载了吴申玲的《特殊的文化孤岛――贵州屯堡文化的生成、特点及原因》19篇论文，《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了姜永兴的《保持明朝遗风的汉人―安顺屯堡人》、孙兆霞的《试析文化建构性与乡村旅游开发需求指向的关系――以黔中屯堡为例》等15篇论文，均成为屯堡文化研究的主要载体。《贵州社会科等》发表了5篇屯堡文化研究的文章，也逐渐成为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展示的平台。
3 屯堡文化研究成果质量提高
由于不断的积累，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质量越来越高，研究成果不断为学界认可。比如孙兆霞等著的《屯堡乡民社会》得到了陆学艺先生的高度评价，认为该书“针对先生提出的乡土社会这一观念，提出了乡民社会的概念，是对我们社会学的丰富与贡献”，钱理群先生也对该书提出的“自组织机制”、“农村公共空间”等概念及其对乡村建设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董健先生则对朱伟华等著的《建构与生存――贵州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中对“屯堡人‘在野’状态的‘在朝’心态，‘边缘’处境中的‘中心’意识，以及弱势群体对强势文化的依附与自我重构”的判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张原的《在文明与乡野之间――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的人类学考察》则运用“礼仪”这一概念，对黔中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进行了人类学的考察，进而思考理解“礼仪”与“文明”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的启示。万明《日月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论述了国家观念与族群建构、民间信仰与社会整合的关系；这些作品及一些相关的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起点，较为前沿的理论支撑，从社会组织、文化意义、宗教与社会等方面对屯堡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分析，堪称屯堡文化研究在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翘楚之作，得到了学界广泛的好评。近年来，屯堡文化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史研究》、《断江学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多，并有多篇入选人大复印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屯堡文化研究水准的提升。
4 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联合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
屯堡文化的主要研究阵容以贵州学者或贵州籍学者为主。通过对研究性文章和书籍数量的统计，我们看到，贵州学者或贵州籍学者占了屯堡文化研究者的大多数，其中贵阳学者14人，安顺学者10人，其余地区学者仅6人，研究阵容主要以贵阳和安顺学者为主。鉴于屯堡文化主要集中于贵州，我们可以把贵州学者或贵州籍学者称为本土学者，而把之外的学者称之为外地学者或外来学者。
尽管屯堡文化研究的阵容以本土学者为主，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的研究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但近年来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的联合研究却日趋深入。贵州本土学者由于身处屯堡区所在地，对屯堡区的历史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文化事象及相关资料的了解更为深入。外来学者一般在理论、方法等方面有着更为宽阔的视野。尽管如此，近年来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联合研究的趋势却日益加强。九十年代初期，自地方学者沈福馨与台湾学者王秋桂、黄才贵、省外学者徐杰舜等人的联合研究开始，屯堡文化研究与外界的联合研究越来越多。比如安顺学院屯堡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国社科院社会会所王春光、陈昕、潘杰等人开展了合作研究；贵州民族学院吴晓萍教授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欧廷木教授、黄才贵与日本V田诚之教授开展了合作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引入了新的研究理论与视角，与国内外前沿理论的对接越来越多，促使了屯堡文化研究的质量提升，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人员及研究团队。另外，外来研究者介入屯堡文化研究的情况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国内外学者的介入，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万明教授、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等专家学者的介入。另一方面是外省市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介入，将屯堡文化作为其硕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如北京大学博士后李立、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原博士、中山大学的牛加明博士等等。外来研究者的介入为屯堡文化研究注入了学院气息及学术活力，整合了各种研究资源， 促进了屯堡研究优势的互补，提升了屯堡文化研究的水准。
5 屯堡文化研究视角与方式不断拓展
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屯堡文化的许多方面面临着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屯堡文化的研究视角从外显事象开始转入外显事象所内蕴的内在机制等方面；研究内容更为集中于屯堡文化对贵州文化以及黔中文化的影响、屯堡文化在现实社会发展中作用、地位与保护等方面。从研究屯堡到以屯堡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社会形态以及变迁。研究主体逐步从个体研究进入团队研究；研究方法开始使用诸如文化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统计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术理论的综合学科研究方法。从总体上看，屯堡文化研究逐步向宏观和微观过渡。宏观主要指向更高学术视野下的屯堡社会总体性研究；微观指向研究细化到村落组织、个人生命史等具体研究对象，这使得屯堡研究不断走向纵深、走向立体。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也日益凸显，例如对屯堡文化旅游开发的研究、屯堡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研究、屯堡文化传承与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二、屯堡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1 屯堡文化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屯堡文化研究的对象和视点，其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研究对象为屯堡文化的外显文化事项及历史源流。以地戏研究为主，其研究成果占整个屯堡研究成果的一半以上；另外，对“屯堡人”的历史形成、民俗、民族归宿等问题的探讨也占有较大比重。第二个阶段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这一时期由于外部学者的介入，学理化的特点增强，制度文化、族群研究、文化传承原因等作为研究对象，进入到较为深入的研究层面。第三个阶段为本世纪初到现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象有了较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更深的学理化倾向。一方面屯堡文化中与现实需求相联系的内涵成为研究对象。比如，新农村建设中所需要的屯堡文化中内蕴的内生性资源，包括自组织机制、村落公共空间、文化的传承与建构机制、宗族与社区、国家与乡村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屯堡文化的应用研究受到学界的重视，如屯堡文化的旅游开发等。
屯堡文化研究方法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研究对象较为集中和单一，仅包括地戏、民俗、屯堡人来源等独立的文化事象。研究方法主要是经验性、感性描述的方法，比较单一地利用历史学、民族学、文学、美学等传统方法对屯堡文化进行研究。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屯堡文化的研究开始趋于宏观。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也被引入了屯堡研究，而且开始出现多种方法的交叉利用和综合利用的特点。第三阶段(本世纪初到现在)：屯堡文化的研究分别向以系统性研究为代表的宏观领域和个案研究为代表的微观领域不断拓展。一些国家级、省级课题的成功申报，使屯堡文化研究由个人开始向团队转化。一些新的社会理论，如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统计学、社会性别学、教育学理论与方法被大量引入屯堡研究之中，并出现了多学科、多方法大量交叉和综合利用的情况。
2 屯堡文化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1)关于屯堡文化或屯堡人的定义：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学理性、概括性很强，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关于“屯堡文化”和“屯堡人”的定义。这是屯堡研究的一个难点。目前对“屯堡文化”或者“屯堡人”定义多是描述性的。如有研究者认为“屯堡人”是“清代裁废明代卫所屯田制后对今在贵州省平坝、安顺、镇宁、普定、长顺等县市内明屯军后裔的专称。屯堡人口现约30余万。他们的大多数一直聚居在屯堡社区内，并基本上较为完整地保持着明代江南汉族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屯堡人”概念有三重涵义，“即可大体上视为历史概念、地域概念和文化概念的集合。”安顺屯堡文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来源于江淮的汉民族文化同安顺的自然环境相互整合形成的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地域文化”。
(2)关于屯堡人的来源
关于屯堡人的来源，有研究者认为“安顺屯堡人主体主要是明初随军而来的北方民族。”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屯堡人的主要来源是明初的江南一带向贵州移民的后裔，而非北方民族。”后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的认可。有研究者进一步认为“屯堡人的主体是明初江南一带的移民，但是还包括了诸多以各种方式进入屯堡区域的后移民。”
(3)关于屯堡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多数研究者认为屯堡文化是600年前江南文化的完整的展示，地戏是“戏剧的活化石”，屯堡文化保持600年不变。不同的观点认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普遍认为：屯堡文化是‘孤岛文化’，地戏是‘活化石’，这种现象是由于异地风俗移植到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历史事象以‘遗存物’方式保存下来而形成的观点是不准确的，认为在屯堡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明显的文化增容和文化重组。”也有学者认为“屯堡文化不是中原和江南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时空建构的结果。”
(4)关于屯堡文化的传承原因
屯堡文化为什么能在安顺一带保留至今是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分歧也较大。就目前来说，大体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其一，聚落优势说：认为重兵云集是屯堡文化得以长期传承的内部条件。土司势力弱小，使屯堡社区相对来说未出现剧烈的根本性变化和深刻动荡则是屯堡文化得以长期传承的内部条件。仅普定一卫，就有78屯9堡之说，若再加上邻近的平坝、安庄(今镇宁县)两卫，其屯堡设置的密集程度显然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由此形成了屯堡遍布的聚落优势。
其二，文化心态说：认为，“屯堡先民的主体，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一向被视为“蛮夷之地”的贵州，心理上有一种优越感。他们严守着所谓的“夷夏之别”，严格注意区分自己的族属身份。这样，有意张扬和保持自身的文化优势，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增强了屯堡人之间有的凝聚力，容易形成一个相对特殊的屯堡人族群，从而促进了屯堡文化的传承。”
其三，封闭说：认为“屯堡人长期封闭自身，受外部影响较小，文化传承较为单一。屯堡文化是文化封闭性的典型表现形态。”屯堡人强调族群内通婚的“通婚圈”也成为屯堡人封闭性的一个佐证。对封闭说略加改造的观点认为屯堡人处于一个半开放、半封闭系统。“以征服者姿态出现的屯堡人，既不愿(也难以)融入当地民族之中，也得不到后来汉族移民的认可而难以融入其主流地位，在他们身上同时体现了自尊和自卑的复杂心态，从而对外有限封闭、对内开放，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文化、心理特征和文化网络的凝聚力极强的屯堡族群。”
其四，自我平衡机制说：认为“屯堡文化是一个通过自我调节和自我建构来实现自我平衡的亚稳定结构。这种文化依靠吸纳――同化机制、选择――排异机制、记忆――传习机制、抗变――复制机制保持屯堡文化的稳定与传承。”
当然，也有一些人从另外的视角来解释屯堡文化传承的原因。如有学者从军屯制度及其解体时间、从家庭、宗族、族群与国家的关系等层面进行解释，也有学者从明代滇、黔移民特点进行解释。也有人持综合论观点，认为屯堡文化传承是多方面作用结果。笔者认为屯堡文化的传承是一个“系统建 构”综合作用的产物。
3 屯堡文化的实践性研究
近年来，关于屯堡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如何适应社会变迁以形成具有较强凝聚力族群、屯堡文化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与族群建构能力的发挥、屯堡旅游开发与保护等实践性研究逐渐成为屯堡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有不少研究者致力于推动屯堡文化的运用和延展。比如，有研究成果提出“屯堡旅游开发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重塑的过程”。有研究者针对时下日益突显的三农问题，以及因乡村社会坍塌而引出的现代乡村重建问题等，指出可以从屯堡文化中寻找路径，挖掘和寻求现代乡村重建的内源性资源，以实现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乡民社会的现代性转换。
三、屯堡文化研究的思考与对策
总的来说，近年来的屯堡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理论热点和难点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实践性研究的新领域也逐步拓展。但是，综观屯堡文化研究的概况，我们认为，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以促进屯堡文化及其研究获得更大发展。
1 加强屯堡文化研究的系统性
目前，屯堡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屯堡文化的历史形成、流变情况、主要特征、传承机制以及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发挥屯堡文化内蕴的能量等问题。而研究者却各自为战，关注点不尽相同，合作研究较少。这就导致了研究成果就显得比较零散、杂乱，未能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与构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屯堡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为了促进屯堡研究的系统发展，我们就需要加强屯堡文化研究的系统性，建立一个科学的研究规划，使理论研究与运用研究、本土学者与外地学者的研究、外在文化事象与文化内涵、屯堡文化的来源与流变等多方面研究得以形成一个有机结合和运行良好的系统构架，从而使屯堡文化的研究循序渐进，逐层推进，走向深入。
2 加强屯堡文化研究的广延性
屯堡文化研究的成果颇丰，但也存在研究视点过于集中，论题过多重复的问题。尤其是对文化事象的反复描述和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比较突出。比如，在400篇(本)的研究成果中，关于地戏方面的研究成果近100篇(本)，其中有一半以上是重复性、描述性的表浅层次的研究，缺乏理论深度和真知灼见。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的视野不宽，方法相对单一；同时也与屯堡文化的核心研究者主要是贵州学者，外界学者的介入相对较少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屯堡文化研究应该不断加强与外界的联合、拓宽研究的视野、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增加屯堡文化研究的广延性。
3 突出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突显得还不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目前屯堡文化研究多为静态研究，不涉及当今社会变迁，不能将屯堡文化与当今社会的现实需求相结合。例如，屯堡文化与农村和谐社区的建构、屯堡文化与乡村旅游开发、屯堡文化与如何应对现代化的冲击等问题并未受到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有的研究虽涉及现实社会需求，但其研究成果缺乏现实基础和可操作性，因而在现实社会中缺乏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因此，我们认为，需要将屯堡文化的研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强化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探讨屯堡文化的传承机制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与功能，将屯堡文化的特殊性进行理论的提升，探究屯堡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普泛意义。
第2篇
关键词：屯堡方言；研究意义；研究方案
引言
屯堡方言濒临灭绝，操此方言者多为中老年人，屯堡后代课堂用语多为普通话或英语。屯堡年轻人面临着更强大而富有的社群时，会对弱小贫穷屯堡社群的方言乃至文化产生信任危机，从而拒绝融入古老的传统文化。随着贵州的开发，媒体用语、街道标识语与超市用语皆为普通话或英语，很有可能100年后，这种方言会退出历史舞台。
一、屯堡方言研究关注点
世界文化大融合、经济全球一体化、国家民族大统一的时代背景下，政府虽然没有禁止使用屯堡方言，但也不会为宣传与存活屯堡方言而有所作为。即便如此，屯堡方言还是引起了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人文家、考古学家等专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屯堡语言非常独特，正是其独特性丰富了中国乃至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屯堡方言的的种类和演变数据的缺失是世界语言学这门科学的损失。而且，不难看出，语言与文化唇齿相依，没了屯堡语言，屯堡文化也会没了依附，从而在世界上逐渐消失。另外，语言的改变会导致大脑的生理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屯堡方言的研究并不是一定要复兴屯堡语言，而是客观记录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完善世界语言科学和社会科学。
国际上有许多语言学家对世界语言尤其是濒临灭绝的弱势语言做了大量研究和记载，其研究模式和方法非常成熟，完全可以借鉴。其中方言和文化的关系，也是语言学中的热门课题，取得很多成熟的理论成果，有的研究课题不仅保存了方言，而且推动了那些独特语言和相关文化的发展。屯堡方言作为一个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个案研究是历史和时展的必然。国内学者从2001年就开始了对屯堡语言的研究，如郑正强《南腔北调“二堡”话》（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吴之俊《趣说“屯堡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伍安东，吕燕平，屯堡方言初探[J]（安顺师范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吴伟军，从屯堡岛方言看早期贵州汉语方言的发展轨迹。贵州大学2005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袁本良，《安顺屯堡方言研究之我见》等等。[1]这些著作对屯堡语言的历史演变、方言现象、语音、词汇和语法做了深入的研究，只是从学术角度的理论，但没有形成考证语料，没有语音实验室、没有方言类比图、没有方言分布图、总之没有屯堡方言的语料的收集、整理、分类和保存；也没有挖掘方言所承载的深厚的文化内涵，更没有在深刻理论方言文化信息的基础上进行较为科学和系统的翻译。
二．研究屯堡方言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对屯堡文化方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既利于贵州屯堡文化研究中心的社科研究，也利于地方高校屯堡文化研究的学科建设，同时补充完善贵州屯堡文化资料文献的建设。从翻译学的角度看，只有弄清了屯堡方言与屯堡文化的关系，才能准确而科学地对屯堡语言和文化现象进行英译。译界公认，翻译的本质就是文化翻译。[2]从旅游经济的角度看，屯堡文化的英译是时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和贵州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文化对外推广的需要。屯堡文化的英译实践目前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为了跟上贵州经济腾飞的步伐，推动贵州屯堡旅游资源的宣传和开发，更为了地方高校翻译专业的课程建设，屯堡文化英译实践与研究迫在眉睫。只有中国人自己明白了屯堡文化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研究透彻了屯堡文化，才有资格将屯堡文化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全社会与全世界，才有资格将屯堡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
三、屯堡方言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基于沈兼士先生的方言理论，方言理论研究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关于方言的产生，沈兼士先生认为，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言语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新的语言替代旧的语言的时候，旧的语言会有残留，而残留的部分，便成为一种方言；第二，语言因地理的差异而发生变化，成为一种方言；第三，原来出于两种不同的语言。第一种情况是纵方面的变化，第二、三种情况是横方面的变化，纵横两方面综合起来，就是方言的全体。
关于方言学研究的内容，沈兼士认为基于方言的产生有纵横两方面的原因，所以方言学研究自然也应该包括纵横两个方面。纵方面的历史研究包括：第一各代记载中的方言之调查和比较，但如果对现代方言分布的状况没有调查清楚，那么这种材料也不容易研究出一个系统；第二，汉语从单缀语渐变为多缀语之历史的研究；第三，语言与文字之分合的研究；第四，语根的研究。横方面比较的研究包括：第一，语汇的调查，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第二，同一意义之各地方言的比较研究；第三，各地单语之词性变化法的比较研究；第四，与异族语之关系的研究。
关于方言的研究方法，沈兼士先生的《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从三个方面与古典方言学划清了界限。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传统的研究是目治的注重文字，现在的研究是耳治的注重语言；传统的研究只是进行片断的考证，现在应该用友系统的方法进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以求得古今方言流变之派别，分布之状况；传统的研究只是孤立的研究，现在应该利用与方言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发音学、言语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作为建设新的方言研究基础。在具体问题方面，关于歌谣用字和考本字，沈兼士先生指出，倘若今字和古字都是依声托事假借来用的字，不必妄生分别定要用不通俗的今字。“至于歌谣中遇着有音无字的方言，且不必管它应该怎样写法，只要拿注音符号来表现出他的声音就得。倘是考出来的本字的声音，恰好与今字相合，那也不妨拿来应用；但必须有个限定：就是要现无流行的俗字，而其本字的声音，又与今语相合方才可以。”当然考证方言本字也是方言研究的内容之一，但是沈兼士先生特别强调“我对于研究方言，是保定‘考证而不轻易改定’的宗旨的”。
研究屯堡方言，首先要有理论指导，沈兼士先生的方言理论非常全面，完全可以运用来指导屯堡方言研究，同时结合现代化的学术研究工具：计算机、语音设备等工具。因为国内传统的汉语方言研究,大体上以单一方言研究为主,基本上是采用“手工作坊”式的操作方法。这种方法对单点方言研究得不透彻,不可能做成片方言的比较研究,进而对屯堡方言作更深入的探讨。不仅不能加快“抢救”方言的速度,而且对于一些有细微差别的语音,容易造成人为的判断失误,还可能给方言研究造成错误的结论。
结论
建立屯堡方言实验基地的首要任务是运用描写法、比较法、系统法、论证法和归纳法进行屯堡方言研究，主要从方言史研究、词汇与文化关系研究以及理论研究几个方面论述了屯堡方言研究的现状，通过总结屯堡方言的研究成果来归纳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采取方言实地调查的方式，收录屯堡方言语音并分类保存；在研究屯堡方言与文化的关系基础上进行屯堡方言英译的实践；绘制屯堡方言地图，这三个项目的实施为日后建立屯堡方言数据库和屯堡方言语音实验室的建立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李建军.《学术视野下的屯堡文化研究》.[M]贵州科技出版社2009:136-200.
第3篇
【关键词】屯堡文化；文化生态旅游；九溪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5-0087-02
一、问题的提出
1980年加拿大学者Moulin，C提出“生态性旅游”的概念，1983年墨西哥生态学家Ceballos-Lascurain，H提出“生态旅游”这个术语，并于1987年对其正式定义[1]。生态旅游就是前往相对没有扰或污染的自然区域， 专门为了学习、赞美、欣赏这些地方的景色和野生动植物与存在的文化表现（ 现在和过去） 的旅游[2]。国外对生态旅游的研究主要从地居民参与生态文化旅游开发的作用[3]、生态文化旅游对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影响[4]、利益引导居民保护生态文化旅游资源等方面进行研究[5][6]。
国内学者则从生态文化旅游对当地居民的影响[7]、生态文化旅游开发利用存在的困难及解决途径[8][9]、生态文化的保护对策以及可持续发展[10][11]等四个方面展开讨论和研究。
当前，旅游市场正在从自然观光向文化、休闲、度假旅游转变，文化与旅游结合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各地把文化旅游作为旅游业发展方向。国发〔2012〕2号文件对贵州的五大定位之一是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为落实国发2号文件，深入贯彻贵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黔党发〔2012〕15号文件提出将安顺建成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因此，将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安顺屯堡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生态文化旅游创新开发进行深入研究是贯彻落实国发〔2012〕2号文件、黔党发〔2012〕15号文件的实践行动，促进区域生态文化与旅游高度融合，走出一条传承民族文化、弘扬生态文明，推进后发赶超的新路径。
二、九溪村屯堡文化生态旅游资源
（一）屯堡文化生态旅游资源
安顺屯堡文化旅游是以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现象，主要由屯堡屯耕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和屯堡文化现象（文化生态环境）两大部分构成。屯耕环境是指与安顺屯堡文化现象相关联的屯堡社区居民生活和活动的自然生态环境。屯堡文化现象是指迄今在贵州省安顺市境内至今在妇女服饰上仍保存明代妆束的“屯堡人”集中居住的屯堡社区的一种生活方式。包括各种外显的屯堡文化事象（例如妇女服饰、屯堡建筑、地戏等）和一种内在的屯堡人文精神，由此构成了安顺屯堡文化生态旅游资源。
（二）九溪村基本情况
九溪地处型江河上游，距安顺城东27公里，隶属西秀区大西桥镇。位居屯堡社区的中心地带，东接高寨（属于平坝县），西连竹林、本寨、云山屯、雷屯，南邻下九溪，北与石坝、马场相连。九溪河从村寨旁边流过，河面宽80米左右，水深2～5米，河水常年流动，河面比较平缓。村东面有历史上称为“安顺合郡八景”之一的老青山，老青山原名青龙山，山间原建有寺庙普德寺（现只有遗址）。九溪村历史上是现在仍然是屯堡社区中最大的屯堡村寨，有“屯堡第一村寨”之称，历史上有“九溪是座城，只比安平（现平坝县城）少3人”之说。现全村面积12平方公里，人口户数1000余户，4000余人，是一个具有集镇化特征的村寨。是屯堡文化底蕴深、屯堡文化事象和屯堡民俗活动保存最多的屯堡村寨之一，因而也是屯堡社区生活方式特点最为典型的村寨，堪称屯堡文化活的博物馆。
三、九溪在屯堡文化生态旅游区中地位
九溪在屯堡文化生态旅游中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是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是九溪历来均是屯堡社区中最大的屯堡村寨，有“屯堡第一村寨”之称；二是具有深厚的屯堡文化底蕴、屯堡文化事象和屯堡民俗活动；三是在屯堡文化生态旅游发展中的地理区位相对优越，且旅游环境容量也较大。正因为如此，九溪村才被《贵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评为民族村寨旅游的A级景点，九溪村丰富的文化生态起了国内一些研究屯堡文化的关注。国家旅游局前规划财务司司长魏小安在谈到安顺屯堡文化旅游开发时说：“九溪村最有说头，最有做头。”因此，九溪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对安顺屯堡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九溪文化生态旅游开发构想
（一）九溪文化生态旅游开发战略
从长远来看，九溪村可以以其深厚的屯堡文化底蕴为以基础，以旅游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为主导产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型的旅游城镇。一是以九溪河为基础，沿河两岸以江南水乡的建筑风格形成相应的建筑群落，再现或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打造六百年前屯堡先民将祖源地的建筑文化带到贵州的历史，形成一个江南水乡在贵州喀斯特山地上的成功移殖（也可算是圆了屯堡先民的一个梦）。二是以打造喀斯特山地上的江南水乡、建设新型的旅游城镇为目标，创造一种西部乡村城镇化和小城镇建设的新模式。三是随着新型的旅游城镇建设的发展，可邀请和促动屯堡人祖源地的城镇居民到九溪村长住，购房、置业，实现一种新型的“旅游移民”。四是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完成九溪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和重新建构。五是以屯堡文化为特色，以新型的旅游社区文化的建构为社区发展的基础，以建设新型的旅游城镇为目标，构建新型的乡村社区发展模式。
（二）九溪文化生态旅游开发与保护并重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一规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分布实施，稳步前进。关照未来，适度超前。围绕九溪乡村田园、乡村建筑、乡村农耕文化和乡村民俗文化的特色，体现景观个性的不断提升。以生态环境为本底，将农村、农家和农俗融为一体，彰显乡村特色，弘扬农耕文化，使之成为与安顺旅游区相配套的屯堡乡村专项旅游产品，成为安顺具有特色的山水田园生态观光与屯堡乡村休闲度假旅游产品。
历史上的九溪林木葱郁、古木参天，由于历史的原因，森林植被已遭到巨大破坏，是九溪开展旅游的一大缺憾。无论是从旅游开发的角度还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均应下大力气恢复和重建九溪的森林植被。可利用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和型江河流域生态治理的政策，大力开展全民性的植树造林活动，并从旅游开发的角度，聘请有关林业林学专家进行相关的林相策划，针对不同的地形地理环境状况和不同旅游项目的需要，设计种植不同的树种（包括花卉和药材），将森林植被和生态环境的治理重建与乡村旅游开发有机的结合起来。
九溪村是一个具有六百年以上历史的村寨，基本上还保持着屯堡村寨建筑的风格，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具有城镇化特征的民居代替了传统的民居。并且这一趋势正在继续扩大。从发展的角度，这是一件好事，表明了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从屯堡文化旅游开发的角度，这些建筑却破坏了村寨建筑的整体风格，对九溪的旅游开发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虽然，从短期来看，要想制止村民修建或改建类似瓷砖房之类的民居住房并不现实，但也应通过宣传说服工作，让村民明白从旅游开发的角度和长期获利的角度，保持九溪村的整体屯堡建筑风格对九溪发展和村民受益的意义，使村民能自觉地保护和维护村寨的整体建筑风格；或通过村规民约的方式，有效地保护村寨的建筑风格。
（三）九溪文化生态旅游产品开发
屯堡乡村文化旅游必须沿着与生态旅游、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的方向发展。生态因素、环境因素是屯堡乡村旅游得以兴起的根基。屯堡乡村旅游开展所依托的资源，是世代伴随屯堡人生活，充满生气与兴旺景象的能将游人融于其中的环境、氛围和活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只有贴近自然的才是永久属于人类的。生态旅游、文化旅游正是这一传统哲学思想在旅游业发展方向上的体现。
九溪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的战略定位已决定了九溪文化生态旅游产品开发的方向。九溪的文化生态旅游产品开发应是一个包括乡村社区生活旅游、乡村休闲度假旅游、深度的屯堡文化体验、研究、寻亲度假旅游等等在内的包容性极大极强的综合性产品体系。
1、屯堡先祖祠堂：屯堡人有清明上大众（宗）坟的传统习惯，即一族一姓在同一天聚在一起给祖宗上坟，祭祀共同的先祖。（例如顾氏家族给顾成上坟，多时竟达数百人）。可在顾成墓附近选一址，建一屯堡先祖祠堂和一屯堡先祖坟莹，供奉屯堡先祖牌位（屯堡村民也可将自己历代祖先的牌位供奉于内），供屯堡村民清明祭祀。此举的目的有三：一是以此作为一种终极召唤，有利于屯堡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二是作为一个景点可供游客参观；三是还可以吸引部分屯堡人祖源地的游客清明前来参与祭祀。
2、屯堡民俗文化展演。九溪的屯堡民俗文化底蕴深厚，屯堡文化事象极为齐全。不仅可以向游客展示，还可以进行一些有组织的表演。表演活动方式可与天龙略有不同，特别是晚间表演活动，既可以是有组织的表演，也可以邀请游客参加村民自己的社区文化组织（例如地戏队、花灯队、秧歌队等）的正常活动（包括排练活动）的方式，展示九溪村民的民间组织及其活动所构成的一种屯堡社区生活方式。以九溪深厚的屯堡文化为背景，建“屯堡民俗文化博物馆”，向游客集中展示独特的安顺屯堡文化现象。
3、节庆节事活动。屯堡人的节庆节事活动繁多，保留着江南民俗文化的遗风。即使没有旅游开发，屯堡人仍然要举行这些活动，特别是九溪村举行这些活动已成惯例，且在所有的屯堡村寨中一直享有盛誉。通过对这些活动的组织，不仅能吸引外来游客，而且还能吸引其它屯堡社区居民和在外地工作的屯堡人前来参与和观看，使其既是一种特殊的游客，同时对外地游客又是一种特殊的旅游景观，构成一种特殊的关系。这些活动是屯堡人自身的活动，虽能形成旅游产品，但不要刻意去追求表演效果（与屯堡民俗文化表演不同。），应注重其本真和自然。此外，这些活动的举行，还有利于屯堡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以及屯堡社区凝聚力的增强。
4、休闲度假生态产品。针对常访长居的乡村生活体验和文化体验的游客，可在村内临河选一段民居，改造成住宿接待街，可名为“屯堡亲友一条街”，最终形成类似阳朔西街的一条街，供国外游客或祖源地游客长住。
5、生活化文化生态产品。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区景点的不仅只有旅游产品吸引游客，而越来越多的能满足游客生活的要素起到决定性因素。因此，在九溪引进生活旅游的全新概念，创立“生活旅游”、“优游生活”的概念，打造吸引人不断回顾的休闲度假地。交融互动的开发模式：居住―山水营地、山村小巷。闲适的居民在这里居住和劳作，进行着创造性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本身就是吸引众多游客的魅力之源。行动―思考产生创造性力量。聚集人们智慧创造更好的未来，游客、原住民和研究机构一起参与景区建设。游玩―享受山水生活。生活延伸到村街小巷、延伸到人与人相遇，延伸到自然和游玩。交流―观光、科考、购物和会议等聚集人气，促进人之间的交流，得到身心的休养，度过健康而充实的每一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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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一、运用欣赏激发幼儿喜欢多N多样的艺术形式和作品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提出：“在艺术教育活动中，应注重幼儿的艺术感受力和在艺术创造中的个性化表现。”在欣赏“脸子”的准备活动中支持家长和教师一起收集实物、图片、画册，欣赏的过程中首先利用实物、图片、画册来让幼儿感受地戏“脸子”造型的夸张、色彩、图案的美。如，通过欣赏图片、实物，让幼儿了解“脸子”，用色比较讲究人物的特征，以单色论：一般红色代表忠勇，黑色代表刚烈，蓝色代表勇敢，绿色代表稳沉，白色代表奸诈，粉红代表文俊。还分女将、武将，女将的“脸子”眼睛弯弯的，眉毛又细又弯，鼻孔小小的，嘴唇轻轻闭着；武将的“脸子”眼睛又大又鼓，眉毛又浓又粗，鼻孔大大的，咬着牙齿。“脸子”上除了五官，还有盔头和耳翅，它们的特点都是对称的。让幼儿在欣赏和感受“脸子”的过程中，了解到“脸子”的特点，学会画“脸子”。
二、通过模仿提高幼儿的基本绘画技巧
地戏“脸子”的分类很多，色彩丰富。在幼儿园的美术活动中我们选择了简单地让幼儿模仿学习。首先，老师先画出幼儿喜欢的形象作为幼儿临摹的对象。老师准备一张画有半边五官的画，引导幼儿完成整个画。添画对称的五官，对称的盔头，对称的耳翅，涂上对称的颜色。让幼儿通过模仿提高幼儿的基本绘画技巧。其次，通过观察范画，让幼儿在画有“脸子”轮廓的纸上，添画对称的五官，对称的盔头，对称的耳翅，涂上对称的颜色。这个过程中幼儿达到了“具有初步的艺术表现力与创造力”的目标，即能用简单的线条和色彩大体画出自己想画的“脸子”，并喜欢欣赏艺术作品，为幼儿下一步的表现与创造奠定基础。
三、让再创作使幼儿的表现和创造更广阔
幼儿一旦被“脸子”作品感染，体会到作品的独到之处，就会跃跃欲试，欣赏便会带动创作，创作便会加深体验，因为幼儿亲历绘画的过程比单纯观察欣赏更有效的多。为了让幼儿体验“脸子”的绘画过程，首先要增强幼儿绘画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就是动笔前就要预先计划好要画什么样的“脸子”，就要画什么样的五官，什么样的盔头，什么样的耳翅，什么样的颜色，活动过程中鼓励幼儿大胆地画，由他们自己想象画，从而增强幼儿表达的自信心。其次，在活动中，让幼儿想画什么样就画什么样，要求只是让幼儿的“脸子”画对称的五官，对称的盔头，对称的耳翅，对称的颜色，鼓励能力强的幼儿设计较为复杂、对称的图案，能力较弱的幼儿能表现出对称的五官和图案，简单的盔头和耳翅。这样有利于幼儿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提高幼儿的绘画能力。为发展幼儿的表现力和创造力，还可以为幼儿提供空的“脸子”模型，让幼儿用彩泥来塑造“脸子”，使“脸子”的五官凸显出来，更有立体感，让幼儿对“脸子”更感兴趣，更愿意制作“脸子”。以上方法丰富了幼儿的作画方式，提高了幼儿的设计能力及绘画兴趣。
四、通过评价作品解放幼儿的眼睛，提高其艺术审美能力
评价作品在美术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但以往的评价是一带而过或是匆匆略过。而在“脸子”活动中，有针对性的评价活动，可以是幼儿介绍自己的作品，教师点评，也可以是幼儿之间相互评价，但主要采用幼儿之间互评为主的策略，从而实现幼儿与幼儿、教师与幼儿之间有效互动，教师和幼儿不是简单地用漂亮不漂亮来衡量幼儿的作品，而是要说出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理由。比如，画面是否整洁好看，颜色是否涂染到线条以外，五官是否对称等。因此，通过评价活动让幼儿能发现别人的闪光点和自己需要努力提高之处，进而让自己有更明确的提高方向，实现更快、更有效的进步。
总之，注重引导、支持，鼓励幼儿积极参与“脸子”艺术在幼儿园美术活动中的应用，使幼儿将活动变成一种习惯，一种能促进他们做事认真细心的好习惯，能使他们全面、健康、和谐发展的好习惯。只要本着让幼儿快乐进步的信念，踏踏实实地做到实践―发展―思考―再实践。我想“脸子”这种富有特色的艺术，必定会在幼儿园艺术活动中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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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春梅.在科技活动中培养大班幼儿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实践研究[A].责任・创新・发展：上海第十六届青少年科技辅导论文征集论文汇编[C]，2008.
第5篇
[关键词]机场；环境影响评价；系统仿真；
中图分类号：X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6-0320-01
随着我国航空事业不断发展，机场噪声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合理地评价机场航空噪声污染程度，利用何种有效的治理方法对噪声污染进行控制已成为摆在环保部门、民航管理部门以及机场规划人员面前的重要课题，针对机场进行噪声污染模拟分析及周边环境影响防控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研究以桃仙机场为例进行机场噪声环境影响评价系统仿真研究。
1 机场噪声的特点
航空噪声是对航班起、降、滑、试过程中产生的不规则声响，尽管在飞机的飞行过程中，机身会产生一些空气动力噪声，但航空噪声主要还是来源机的发动机，特别是各种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1-2]。航空噪声最显著的特点是独立且间断噪声的不规则发生，具有声级高、频率低、影响范围大、间断性、非稳态等特点[3]。
2 噪声预测
3 仿真方法
（1） 桃仙机场建模方法
搜集有关的素材，它包括表示地形的海拔数据，表示河流山川道路等的文化特征数据，仿真中所需要地形的尺寸以及地形纹理等。然后，构建地形原始数据的高度场，通过Global Mapper整合3S数据和DEM等高程数据，进而生成三维数字化地形，项目将通过收集的相关数据实现对研究区域的三维模型的仿真。
（2） 飞机实体及飞机噪声建模
研究采用Deep Exploration将生成的数据采用文件格式转换为ads格式，然后再在Creator中转换成flt格式。将飞机作为点源，依据预测模型LWECPNL构建三维立体噪声源。
4 机场噪声环境影响评价仿真系统
根据以上建模方法，针对桃仙机场进行仿真模型构建的机场噪声环境影响评价仿真系统见图1。
5 结论
（1） 飞机噪声综合仿真结果表明富家屯、桃仙镇、达子堡三个村屯均位于《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远期规划》和《沈阳民用航空产业园区规划》用地范围内，富家屯、桃仙镇、达子堡三个村屯均有部分住宅LWECPN超过75 dB。
（2） 噪声污染模拟模型还需要根据实际工作进行不断的修正。3D建模技术在机场噪声污染模拟中的应用，能够更加直观的反映出机场噪声影响范围和程度，有利于机场噪声环境影响评价的分析。目前，国内还没有成熟的用于机场环境影响评价的大型三维仿真软件系统，本研究将为此类软件系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田婴.民用机场航空噪声控制及其标准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天津：中国民航大学交通工程学院，2005：1-63.
[2] 中国民航学院航空港工程系课题组.民用机场航空噪声影响控制研究报告[R].国机场噪声影响控制研究及相关参考资料汇编，2001.
[3] 刘皙皙.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扩建噪声模拟及噪声防控规划[D]：硕士学位论文，沈阳：东北大学，2014：1-58.
第6篇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12YJCZH018）支持。
【摘要】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对族群认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文章从族群自我认同、族群归属感、族群态度和族群卷入四个方面对旅游背景下大理双廊村白族群体的族群认同现状进行了田野调查，通过四次深入调查，我们发现旅游业给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收益进而促进族群认同感强化的同时，亦因族群内部贫富差距的加剧而导致成员间凝聚力下降。同时，旅游业卷入程度对族群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旅游业卷入程度较高的成员对族群的认同度普遍高于未参与旅游业的成员。要想培养族群自信心和自豪感，进而增强族群认同感，需要当地政府“扶贫帮困”，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探索出一条让大多数原住民受益的旅游业发展之路。
【关键词】旅游；族群认同；田野调查；大理双廊村
一、概念简述
“族群”一词来源于英文“ethnic group”，指“同一文化的种族或民族群体” [1]，在文献中有时还等同于“ethnos”或“ethnie”，即文化性民族。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美国族群关系研究的发展，“ethnic group”一词开始出现于民族研究中，
用来称谓具有共同族源的群体，侧重群体成员在文化及血缘上的共同性。随着中西学术交流日渐深入，该词通过港台学者的著作被大陆学者引用，并逐渐出现于相关研究文献中。现有研究中，“族群”通常用来指“具有共同血缘及文化性质的群体，注重群体成员在文化上的共同性”[2]。因此，“族群”通常用来指称少数民族，本研究中的“族群”即用来表述居住于大理双廊村的白族群体。
认同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族群认同”是社会认同理论在少数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发展，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定义。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identity）一词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3]；先生把族群认同的发生称之为“人己之别”形成过程；梁启超先生则将其视为“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过程；Phinney认为，族群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涉及人的自我概念的复杂结构，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还包括个体对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参与等[4]。Carla等则认为，族群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族群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族群身份的承认[5]。族群是人类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的最典型的分类系统，综上所述，族群认同的内容主要包括族群自我认同、族群归属感、族群态度和族群卷入（个体参与族群活动的积极性）四个方面。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和旅游活动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同族群被纳入到统一的世界体系中，族群间频繁和深入的互动促使族群认同需要愈来愈强烈，族群认同成为社会心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争相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对旅游背景下族群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业开发和发展给旅游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带来的不同影响。孙九霞对不同类型旅游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后发现：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因环境和开发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此基础上，她将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归纳为三种模式：第一类，在低强度、深接触的旅游作用下保持了自然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如云南迪庆州的雨崩村；第二类，在高强度、浅接触的旅游作用下，人文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得到了强化，如云南西双版纳州的傣族园；第三类，以各类主题公园化的民俗村为典型， 在该类型社区中， 高强度、异接触的旅游作用分化了社区的族群认同[6]。
对族群认同变化的研究，许多学者以某一民族旅游社区为研究对象，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分析了旅游背景下族群认同的变化情况。如：赵红梅以丽江白沙乡为田野点，通过考察族群的节日、音乐、宗教等文化要素，分析了旅游情境下纳西文化的内外部展演方式，同时审视在“主-客”互动关系类型下旅游民族的形成与旅游人群的诉求，进而阐述了文化差异、“舞台真实”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内在影响[7]。刘青梅对安顺地区屯堡人、苗族及土著民族聚居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后，从认知、情感、态度、行为四个方面论述了文化旅游开发背景下屯堡人族群认同的传递与转变过程[8]。
此外，部分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详细分析了旅游业开发对民族旅游社区族群认同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如：通过对安顺屯堡社区实地调查，黄瑾发现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收益使屯堡人的族群认同意识得以重构并不断强化，族群关系随着族群意识变迁，经历了对立、缓和到无猜，屯堡文化成为屯堡族群认同的符号而走向区域化，族群边界淡化，族群关系逐渐走向和谐[9]。陈浩通过考察三亚回族社区，发现旅游业开发以后该社区的族群认同和宗教意识得以强化，旅游业带来收入的增加使更多回民参与到朝觐活动中，但旅游发展刺激内部贫富分化造成了族群内部凝聚力不断下降[10]。罗芳洲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使傣族文化逐渐凸现出强势存在，进一步增强了傣族人对自我文化价值的重视，使傣族人重新构建自己新的身份意识和文化认同，进而在傣族村寨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族群认同[11]。
以上研究对旅游业开发和发展给民族旅游社区族群认同带来的不同影响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和探讨，但对于如何趋利避害，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积极作用，提升民族旅游社区族群自信心和自豪感、强化族群认同较少提及。本文以大理双廊白族村为田野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分析旅游背景下大理双廊村白族群体的族群认同情况，积极探讨有益于族群认同和族群文化保护的旅游业发展之路。
三、调查实践
（一）田野点情况简介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点双廊村位于云南省第二大湖泊――洱海的北岸，地处东经110°11′，北纬25°33′，背靠青山，面朝洱海，远眺苍山，自然景观得天独厚，素有“大理风光在苍洱，苍洱风光在双廊”的美誉。双廊处在“萝莳曲”、“莲花曲”两曲交界，居沙洲之上，沙洲又有“南诏风情岛”、“玉几岛”分列其左右，且“双曲”环抱“双岛”故而得名――双廊。双廊村为双廊镇的七个行政村之一，先后隶属于大理州的宾川县和洱源县，2004年开始，为了统一保护洱海，双廊镇划归大理市行政管辖。双廊村是双廊镇沿湖四个村中最北端的一个村，也是镇政府所在地，包括双廊、康海和天生营三个自然村，人口902户，3578人。双廊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渔村，近年来为保护洱海而实行的“双取消”（取消机动船只，取消网箱养鱼）政策，使渔业逐渐衰退，传统渔业劳作方式慢慢消失，但仍保留着浓厚的渔文化。此外，双廊村人多地少，常年干旱，农业种植受限，经济十分相对贫困。为实现脱贫相关部门积极筹资，先后投入6000万元将金梭岛建成集旅游、度假、观光为一体的“南诏风情岛”。1999年洱源县通过多方筹资投入45万元改造双廊老街，建成双廊民族文化街。近十年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人文风情，以及杨丽萍、赵青等名人效应使双廊旅游业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成为大理州旅游业发展中的典型代表。
（二）大理双廊白族村族群认同现状调查
1.调查内容与方法
在以往族群认同现状的研究中，大多通过对诸如语言、服饰、饮食习惯等文化元素的保留程度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进而得出“更强”或“更弱”的结论性抽象描述。为了使族群认同现状描述更加直观和具体化，本文以构成族群认同的四个基本要素――族群自我认同、族群归属感、族群态度和族群卷入为调查内容，对大理双廊村白族群体成员的族群认同现状进行田野调查。为了使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主要考虑以下两点：其一，年龄构成方面老、中、青各约占30%，14岁以下儿童占10%；其二，以上成员中参与旅游业从业人员（Tourism Involved）和未参与旅游业人员（Tourism Uninvolved）各占一半，其中：旅游业从业人员包括导游、旅游餐饮店经营者、旅游商品销售人员、民族歌舞表演者、旅游汽车司机等，未参与旅游业的人员包括教师、政府职员、各类企事业职工、私营业主以及农业劳作者等。通过对众多访谈对象进行筛选、分类与编号，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老年村民（OR，编号001-100）、中年村民（MR，编号101-200）、青年村民（YR，编号201-300）、儿童村民（CR，编号301-400）共20位族群成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见表1）。
为了考察不同旅游场域中白族成员对本族群的认同情况，我们在人类学田野周期内选取了四个旅游活动最为密集的时间段进行调研：第一次为 2011年 10月1日至7日的“国庆”长假期间，共计7天；第二次为2012年1月25日至2月6日的春节（双廊白族传统的本主节）期间，共计13天；第三次为2012年4月5日至11日白族传统节日“三月街”期间，共计7天；第四次为2012年7月26日至8月15日（恰逢农历6月25日的白族火把节）期间，共计21天。四次田野调查历时48 天，期间通过参与观察法、个别访谈法获取相关信息。
2.田野调查实践
（1）族群自我认同调查。族群自我认同，也叫族群自我界定或族群自我标定，是个体为自己所贴的族群标签。族群自我认同的主要任务是看个体能否正确地标定自己的族群身份。
在受访的14岁以上的青少年和成人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与长期“驻留”在双廊的赵青、杨丽萍等名流之辈以及在此经商和生活的外地“驻客”①不一样，自己才是真正的“双廊本地人”。对儿童的自我认同情况调查，主要是看儿童能否根据父母的族群身份标定自己的族群角色，在问及“你是否是双廊本地人？”时，100%的儿童均回答“我的父亲（母亲）是双廊人，所以我也是双廊人。”
“我的小儿子在广州工作，多次要求我到那边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我是白族人，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靠打鱼为生，到我小孙子这一辈，已经九代人了。落叶归根，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离不开这个地方。”――TU-OR002
“我爸爸姓杨，是丽江的纳西族，而妈妈是土生土长的双廊白族，我随妈妈姓寸。假期我和爸爸去奶奶家做客，但奶奶说那里也是我的家，自出生以来我一直生活在双廊，我是白族，还是更喜这里的白族生活。”――TU-CR302
“年轻时在外面开货车，常年东奔西走，每次吃到我们白族的凉粉都觉得很亲切。这几年很多外地人来双廊旅游，给我们带来了就业机会，而且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想往外走了，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家乡踏实一些。”――TI-MR103
（2）族群归属感调查。族群归属感是衡量族群认同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个人虽然选择了相应的族群标签，但内心深处可能对自己所选择的族群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所以在研究族群自我认同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族群自我归属感。个体的族群自我归属感可以通过“我对所属族群的生存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对我的族群有强烈的依恋感”等方面进行测定。就目前双廊旅游业发展导致本地乱建房屋、周边洱海遭受污染、白族文化移植与失真等问题，受访者均一致认为：“这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努力保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这几年来双廊的外地人，不是来看新奇、就是冲着‘钱途’而来，很多人在这里干几年赚一笔钱之后就转到其它更赚钱的地方，根本不会用心保护村里的环境卫生。我们就不一样，我们自己要长期生活在这里，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生活在这里，现在污染越来越严重，我们白族人民就更应该齐心协力保护好家园，不然我们的后代还怎么生活呢？” ――TU-OR003
“很多城里人嫌我们的碗筷不干净，要求用一次性餐具，旅游旺季时，我们快餐店每天要用掉200多个饭盒，很多游客根本不像在家里一样爱护卫生，吃完之后就随手扔在路边，天热时招来很多苍蝇，气味也很大，每天我们不得不把这些饭盒及时送到垃圾站去。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当然应该爱护环境，如果路上到处是垃圾，不仅我们本地人生活不舒服，来玩的人也会不尽兴。”――TI-YR203
“最近几年，外来的开发商在村子里盖的房子越来越多，而且全是钢混结构，这些房子虽然更结实、更干净，可看起来就像鸟笼一样，把人关在里面，很不舒服。我觉得我们白族的三房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的房子不仅漂亮，而且住起来冬暖夏凉，老人和小孩也不用爬楼梯。最关键的是还有一个院子，可以摆放车辆和其它东西，生活很方便。”――TU-MR102
（3）族群态度调查。族群态度是族群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持积极族群态度的个体，往往表现出积极的族群认同，能够积极地看待自己的族群身份，并为自己的族群身份和族群文化感到自豪；反之，消极的族群态度促使个体以悲观、颓丧的心态看待本族群的一切。在受访的80%以上的族群成员眼中，本族群的语言、文化、宗教和习俗等都是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精神财富，是他们用以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主要依据，也是促使双廊这一小小渔村的社会经济得以持续协调发展的宝贵资源。
“来我们店住宿的很多外地人都说我们白族话很好听，就像唱歌一样，有些人还跟我们学了几句打招呼的话呢，后来每次见面就用白族话跟我们打招呼。每天和很多外地人打交道，也听了很多方言，但我还是觉得我们白族话好听，不然那些外地人也不会学了。”――TI-MR104
“很多游客告诉我，他们来双廊除了想一睹杨丽萍的别墅外，主要是想感受一下白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他们说大理古城里到处都是浙江和福建人开的商铺，几乎见不到白族人。当得知我是白族时，他们挺高兴的，除了和我合影外，还不停问我白族的饮食、歌舞和节日等习俗，有时候我就一边介绍一边表演。我觉得我们白族的这些文化习俗挺好的，它是我们祖祖辈辈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把它保护好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TI-YR202
（4）族群卷入程度调查。通俗地讲，族群卷入是指族群成员对本族群文化元素的保留程度和参与族群活动的积极性，是衡量族群认同的主要指标之一，其外延十分广泛，包括语言使用、服饰偏好、饮食习惯、宗教礼仪和文化习俗的操守、人际交往的范围和偏好等方面。田野调查期间，我们目睹了白族接本主的壮观场面，在阵阵唢呐和鞭炮声中，男女老少穿着白族盛装，手捧祭品，浩浩荡荡的队伍尾随本主花轿涌向村子中央的本主庙，引来不少游客驻足观看。近年来，名人效应带动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促使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很多人选择“驻留”双廊，与当地人“共享一片天地”。尽管如此，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长期生活在双廊的本地人，仍习惯讲白族话，过白族节日，穿白族服装，并保留着传统的习俗和信仰。
“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信奉本主，本主是我们的保护神。不管贫富贵贱，家里有升官发财、疾苦病痛、婚丧娶嫁、生儿育女这些大事的时候，都要去村子的庙里祈求本主的保佑。以前一个人在外面，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会在心里默默请求本主的保佑。”――TI-MR101
“在外面工作那些年，时常觉得生活枯燥，似乎缺少了点什么。现在回到村子里，感觉踏实多了。每天晚上村里的很多老人都会不约而同的到本主庙前唱唱歌、弹弹琴，聊聊天，生活充实多了。每逢本主节和火把节，村里还会组织唱大戏、歌舞表演和舞龙耍狮，很多年轻人也会情不自禁的参与进来，非常热闹。”――TU-OR001
“现在村子里每个月都会安排一些歌舞表演来吸引游客，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很多人拿着相机不停的拍照，有些游客还不停的追问舞蹈和乐器的名称。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他们对我们的这些习俗挺喜欢的。每次表演都有很多人围观，觉得挺有成就感的，也很自豪。” ――TI-YR204
四、结论与建议
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缘于杨丽萍、赵青等名人效应带来的“井喷”式旅游业发展，不仅使双廊这个长期以来“深在闺中人未知”的千年小渔村迅速出名，同时也从两个迥异的方向深刻影响着当地白族群体的族群认同：一方面，正如安顺屯堡社区和西双版纳傣族园一样，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收益使白族文化凸显出其强势存在，族群意识得以加强，族群认同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利益驱动下的白族文化在各类展演活动中也难逃商品化、舞台失真的厄运，同时随着族群内部贫富差距加剧，群体成员间相互妒忌、相互仇视，关系日渐疏远，族群凝聚力不断减弱。此外，双廊村族群认同的强弱程度与族群成员的旅游业卷入程度密切相关，参与旅游餐饮与住宿、旅游商品销售、旅游运输和导游服务等行业的族群成员，能直接从旅游业中获益，在与外来游客长期互动中，他们从“他者”的眼光中认识到了自身文化的吸引力和潜在的商业价值，因而，比之其他成员来说，他们的族群认同意识和需求更加强烈。
双廊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引来了众多外来投资者，他们带着自己的理念和文化，像磁盘一样以插入的方式融入当地社区，争相租用海边农户的土地，按各自的印象碎片建造各种房子，致使洱海沿岸的土地租金在几年内增长数倍，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当地政府对此秉着一种开放的态度，而对于靠山和没有土地的村民来说，却看在眼里，妒在心里。此外，接踵而来的游客和各类投资者给双廊带来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破坏环境、与原住民争利、文化移植和失真等问题。几十年来，这种情况在中国数个旅游社区不断重演，空间和时间上与双廊最近的先例要数丽江：古城的原住民们将房屋出租给外地人，自己搬到新建的现代楼房里，世界文化遗产只剩下一具躯壳，她的灵魂已不复存在。如何避免“丽江化”？是目前双廊面临的最大难题。发展旅游业固然是好事，但核心问题是当地人，旅游开发时一定要兼顾不同族群成员的利益，如果找不到一条让大多数原住民受益的开发之路，族群认同和文化保护将无从谈起。
因此，当地政府应充分发挥调控和引领作用，积极探索社区参与旅游业的良策：对于那些没有土地的村民，通过“请进来、派出去”的方式，让其免费接受旅游服务知识与技能培训，最后进入各旅游企业从事服务工作；对于有土地的靠山村民，通过项目扶贫让其从事家禽家畜养殖和蔬菜瓜果种植，满足双廊村旅游餐饮业的食品需求；此外，将村子中掌握白族传统文化的年长者聚在一起，从州财政中下拨经费，成立白族文化研习班，吸收部分白族青年参与学习白族传统歌舞、戏曲、乐器和其它文化知识，定期在村子中开展歌舞、戏曲等文化表演活动，不仅可以丰富旅游内容，增加游客参与地方文化活动的机会，还可以在自娱自乐中增强族群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提升族群凝聚力。
总之，旅游业的发展应该让尽可能多的村民受益，有了利益，族群成员自然会重视自己的文化，增强对本族群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团结一致，积极参与到保护和传承白族传统文化的行动中。
参考文献
[1]陆谷孙.英汉大词典[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1996：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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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Carla， J.Reginald. “Racial Identity， African Self-Consciousness and Career”， in Decision Making in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Women.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1998：28-36.
[6]孙九霞.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影响[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
[7]赵红梅.旅游情境下的文化展演与族群认同―以丽江白沙乡为例[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5）.
[8]刘青梅.文化旅游背景下的族群认同研究[D].贵州民族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5）.
[9]黄瑾.旅游背景下贵州安顺屯堡族群认同与族群关系[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10]陈浩..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的影响―以海南三亚回族地区为例[D].中山大学硕士论文. 2009（5）.
[11] 罗芳洲.在旅游开发影响中强化的傣族族群认同―对傣族文化主题公园的研究[J].消费导刊理论版，2009（1）.
第7篇
[论文摘要]贵州素有中国“公园省”之称，山川秀丽，气候宜人，食品丰富具有发展旅游业非常优越的条件。但是，随着贵州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一些阻碍旅游发展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要使得贵州旅游业持续又快又好发展，并把贵州建设成为一个旅游大省，那么，解决旅游发展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是当前贵州旅游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贵州旅游业发展现状
贵州在2007年全省共接待旅游者6262.89万人次，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512亿元人民币。全年旅游收入净增124亿人民币，比2006年增长47%；相当于全省GDP的18%，相当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45%。各项指标均居西部12省区之首。旅游正在成为我省的支柱产业。
目前，全省重点景区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数据显示，目前贵州省已开展经营或已进行规划的有477个旅游区(点)，其中有世界自然遗产1处，国家5A级旅游景区2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20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5个；全省旅游星级宾馆饭店数量达240家、旅行社达194家、旅游定点接待汽车810辆，旅游直接从业人员7万余人。
二、贵州旅游业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观念滞后、体制创新不足
贵州宏观管理部门对全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缺乏统筹规划，对旅游市场需求特点缺乏科学分析和了解，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项目建设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无规划开发、无序开发、低层次开发问题严重，致使贵州旅游资源的优化结构与整体优势较差。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实现贵州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拉动贵州旅游经济必然首先要求观念的转变、体制的创新。贵州面对开放、多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显然还未完全打破陈旧的发展观念及模式，在旅游市场培育方面并未形成足够的认识和创新的思维，大旅游产业观念还未真正树立。
（二）旅游形象定位不明且宣传力度不够
所谓旅游形象，就是指旅游产品及服务等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整体印象，正确地确定目的地产品的旅游形象有助于旅游业的成功发展、带动旅游经济提升。许多著名的旅游国家或地区成功之处就在于其鲜明的旅游形象定位。贵州旅游业逐步认识到旅游形象定位的重要性，所以自旅游事业开始起步，就尝试为贵州的旅游形象进行定位，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定位，为旅游宣传找到一个突破口。于是八十年代中期，贵州提出了探溶洞奇、观瀑布美、享民族情”的宣传口号，旅游定位是“山水风光与民族风情相结合”；大家都说贵州的旅游资源比起云南、广西毫不失色，但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让广西俨然成为老大；“七彩云南、旅游天堂”、“第一春城”的口号撑起云南热火朝天的旅游事业。但贵州始终没有找到明确的旅游形象定位，打出具有特色的促销口号，许多景点还处在养在深闺人未识阶段。
（三）缺乏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性
众所周知，贵州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拥有神秘壮美的自然景观，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舒适宜人的气候条件以及悠远丰富的历史文化。但可惜的是贵州在发展旅游业，塑造旅游形象过程中更多的是强调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忽视了深层次挖掘资源的文化性。这也是我们和旅游业发达省份产生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昆明举办的“世博园”、杨丽萍领衔主演的“印象·云南”把云南省的旅游文化产业介绍给了全世界。可提到贵州，游客却很难想到贵州代表性的旅游文化。
三、在新形势下促进贵州旅游业发展对策
贵州旅游资源的丰富性、特色性，为把贵州旅游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支柱产业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条件。但贵州旅游业还未发挥出应有的产业优势，经济效益的获取也远未达到预想目标。因此，贵州旅游业在新的形势下，应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突破障碍，使贵州的旅游资源优势。
（一）强化旅游大管理 意识
贵州要加快发展旅游业就必须对旅游业实施全面、全方位、权威性的管理，覆盖全行业，对市场的多层次发挥作用，形成调控体系，实现由单一部门管理旅游向相关部门共同管理旅游的方式转变。旅游的综合性 和依托性使行业跨度大、行业界线模糊，旅游市场管理涉及的管理部门多，旅游管理部门不可能包揽其它管理部门的职能，对旅游市场的有效管理必然是一种联合管理，应处理好旅游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管理的关 系。相关部门必须把涉及到本部门旅游方面的管理作 为自己份内的事来抓．职责到位．形成有效的旅游管理体制
（二）塑造旅游形象，加强宣传促销力度
尽管贵州在塑造旅游形象的道路上走得很艰难，而且成效甚微。但笔者认为贵州还是必须坚持塑造出一个鲜明、易记的旅游形象，因为形象树立对于贵州旅游持续发展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发现几乎所有旅游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在旅游开发时都是追求一种将整体而非若干景点作为旅游吸引力因素来推动市场，依靠形象吸引旅游者前来旅游。贵州过去塑造的旅游形象、打出的宣传口号变化太多、特色不明。如今贵州旅游形象定位应站在全国这个角度，从旅游者心理感应和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考虑，贵州旅游形象设计既要符合自己的资源特色和历史文脉，又要对市场有吸引力。在对外进行旅游宣传时，应在建立一个总体旅游形象的基础上再针对客源市场的特征予以区划。如贵州的总体旅游形象可定为“神奇贵州多彩风”，然后针对沿海地区推出“原生态自然风光、五彩民族风情”形象；对中原市场推出“绿色喀斯特王国、秀美山水之乡”形象。诸如此类，让贵州首先在世人心中留下一个深刻旅游形象后，又在不同的客源市场拥有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旅游吸引形象。
（三）突出旅游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旅游精品
当前在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势下，旅游经济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开发出的旅游产品档次和附加值越高，竞争力就越强。贵州的旅游文化本底是丰富的，拥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特色文化资源。但现在缺乏挖掘、整合及宣传。贵州可在红色文化、古镇文化、夜朗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屯堡文化、酒文化等方面深度挖掘，让贵州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紧紧缠绕在一起。在挖掘整合基础上，要将贵州旅游文化性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推广出去。其中，举办文化节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文化节是结合地方特有人文资源与文化资产所举办的节庆活动，唤起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更成为观光客的主要吸引力，2005年中国·贵州黄果树瀑布节所推出的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贵州风”就是一个成功的示例，它为贵州旅游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元素，提升了贵州旅游的文化和品位，但该节目在画面精致性、市场运作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要想打造贵州旅游品牌，提高贵州旅游经济效益，仅凭一个黄果树瀑布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我们贵州拥有一批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具有吸引力、竞争力的高品位旅游产品。
参考文献
[1]张忠元，向洪《旅游资本》[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第8篇
[论文摘要]贵州素有中国“公园省”之称，山川秀丽，气候宜人，食品丰富具有发展旅游业非常优越的条件。但是，随着贵州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一些阻碍旅游发展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要使得贵州旅游业持续又快又好发展，并把贵州建设成为一个旅游大省，那么，解决旅游发展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是当前贵州旅游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贵州旅游业发展现状
贵州在2007年全省共接待旅游者6262.89万人次，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512亿元人民币。全年旅游收入净增124亿人民币，比2006年增长47%；相当于全省GDP的18%，相当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45%。各项指标均居西部12省区之首。旅游正在成为我省的支柱产业。
目前，全省重点景区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数据显示，目前贵州省已开展经营或已进行规划的有477个旅游区(点)，其中有世界自然遗产1处，国家5A级旅游景区2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20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5个；全省旅游星级宾馆饭店数量达240家、旅行社达194家、旅游定点接待汽车810辆，旅游直接从业人员7万余人。
二、贵州旅游业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观念滞后、体制创新不足
贵州宏观管理部门对全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缺乏统筹规划，对旅游市场需求特点缺乏科学分析和了解，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项目建设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无规划开发、无序开发、低层次开发问题严重，致使贵州旅游资源的优化结构与整体优势较差。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实现贵州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拉动贵州旅游经济必然首先要求观念的转变、体制的创新。贵州面对开放、多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显然还未完全打破陈旧的发展观念及模式，在旅游市场培育方面并未形成足够的认识和创新的思维，大旅游产业观念还未真正树立。
（二）旅游形象定位不明且宣传力度不够
所谓旅游形象，就是指旅游产品及服务等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整体印象，正确地确定目的地产品的旅游形象有助于旅游业的成功发展、带动旅游经济提升。许多著名的旅游国家或地区成功之处就在于其鲜明的旅游形象定位。贵州旅游业逐步认识到旅游形象定位的重要性，所以自旅游事业开始起步，就尝试为贵州的旅游形象进行定位，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定位，为旅游宣传找到一个突破口。于是八十年代中期，贵州提出了探溶洞奇、观瀑布美、享民族情”的宣传口号，旅游定位是“山水风光与民族风情相结合”；大家都说贵州的旅游资源比起云南、广西毫不失色，但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让广西俨然成为老大；“七彩云南、旅游天堂”、“第一春城”的口号撑起云南热火朝天的旅游事业。但贵州始终没有找到明确的旅游形象定位，打出具有特色的促销口号，许多景点还处在养在深闺人未识阶段。
（三）缺乏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性
众所周知，贵州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拥有神秘壮美的自然景观，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舒适宜人的气候条件以及悠远丰富的历史文化。但可惜的是贵州在发展旅游业，塑造旅游形象过程中更多的是强调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忽视了深层次挖掘资源的文化性。这也是我们和旅游业发达省份产生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昆明举办的“世博园”、杨丽萍领衔主演的“印象·云南”把云南省的旅游文化产业介绍给了全世界。可提到贵州，游客却很难想到贵州代表性的旅游文化。
三、在新形势下促进贵州旅游业发展对策
贵州旅游资源的丰富性、特色性，为把贵州旅游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支柱产业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条件。但贵州旅游业还未发挥出应有的产业优势，经济效益的获取也远未达到预想目标。因此，贵州旅游业在新的形势下，应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突破障碍，使贵州的旅游资源优势。
（一）强化旅游大管理意识
贵州要加快发展旅游业就必须对旅游业实施全面、全方位、权威性的管理，覆盖全行业，对市场的多层次发挥作用，形成调控体系，实现由单一部门管理旅游向相关部门共同管理旅游的方式转变。旅游的综合性和依托性使行业跨度大、行业界线模糊，旅游市场管理涉及的管理部门多，旅游管理部门不可能包揽其它管理部门的职能，对旅游市场的有效管理必然是一种联合管理，应处理好旅游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管理的关系。相关部门必须把涉及到本部门旅游方面的管理作为自己份内的事来抓．职责到位．形成有效的旅游管理体制（二）塑造旅游形象，加强宣传促销力度
尽管贵州在塑造旅游形象的道路上走得很艰难，而且成效甚微。但笔者认为贵州还是必须坚持塑造出一个鲜明、易记的旅游形象，因为形象树立对于贵州旅游持续发展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发现几乎所有旅游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在旅游开发时都是追求一种将整体而非若干景点作为旅游吸引力因素来推动市场，依靠形象吸引旅游者前来旅游。贵州过去塑造的旅游形象、打出的宣传口号变化太多、特色不明。如今贵州旅游形象定位应站在全国这个角度，从旅游者心理感应和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考虑，贵州旅游形象设计既要符合自己的资源特色和历史文脉，又要对市场有吸引力。在对外进行旅游宣传时，应在建立一个总体旅游形象的基础上再针对客源市场的特征予以区划。如贵州的总体旅游形象可定为“神奇贵州多彩风”，然后针对沿海地区推出“原生态自然风光、五彩民族风情”形象；对中原市场推出“绿色喀斯特王国、秀美山水之乡”形象。诸如此类，让贵州首先在世人心中留下一个深刻旅游形象后，又在不同的客源市场拥有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旅游吸引形象。
（三）突出旅游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旅游精品
当前在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势下，旅游经济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开发出的旅游产品档次和附加值越高，竞争力就越强。贵州的旅游文化本底是丰富的，拥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特色文化资源。但现在缺乏挖掘、整合及宣传。贵州可在红色文化、古镇文化、夜朗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屯堡文化、酒文化等方面深度挖掘，让贵州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紧紧缠绕在一起。在挖掘整合基础上，要将贵州旅游文化性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推广出去。其中，举办文化节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文化节是结合地方特有人文资源与文化资产所举办的节庆活动，唤起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更成为观光客的主要吸引力，2005年中国·贵州黄果树瀑布节所推出的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贵州风”就是一个成功的示例，它为贵州旅游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元素，提升了贵州旅游的文化和品位，但该节目在画面精致性、市场运作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要想打造贵州旅游品牌，提高贵州旅游经济效益，仅凭一个黄果树瀑布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我们贵州拥有一批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具有吸引力、竞争力的高品位旅游产品。
参考文献
[1]张忠元，向洪《旅游资本》[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第9篇
贵州在2007年全省共接待旅游者6262.89万人次，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512亿元人民币。全年旅游收入净增124亿人民币，比2006年增长47%；相当于全省GDP的18%，相当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45%。各项指标均居西部12省区之首。旅游正在成为我省的支柱产业。
目前，全省重点景区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数据显示，目前贵州省已开展经营或已进行规划的有477个旅游区(点)，其中有世界自然遗产1处，国家5A级旅游景区2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20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5个；全省旅游星级宾馆饭店数量达240家、旅行社达194家、旅游定点接待汽车810辆，旅游直接从业人员7万余人。
二、贵州旅游业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观念滞后、体制创新不足
贵州宏观管理部门对全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缺乏统筹规划，对旅游市场需求特点缺乏科学分析和了解，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项目建设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无规划开发、无序开发、低层次开发问题严重，致使贵州旅游资源的优化结构与整体优势较差。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实现贵州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拉动贵州旅游经济必然首先要求观念的转变、体制的创新。贵州面对开放、多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显然还未完全打破陈旧的发展观念及模式，在旅游市场培育方面并未形成足够的认识和创新的思维，大旅游产业观念还未真正树立。
（二）旅游形象定位不明且宣传力度不够
所谓旅游形象，就是指旅游产品及服务等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整体印象，正确地确定目的地产品的旅游形象有助于旅游业的成功发展、带动旅游经济提升。许多著名的旅游国家或地区成功之处就在于其鲜明的旅游形象定位。贵州旅游业逐步认识到旅游形象定位的重要性，所以自旅游事业开始起步，就尝试为贵州的旅游形象进行定位，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定位，为旅游宣传找到一个突破口。于是八十年代中期，贵州提出了探溶洞奇、观瀑布美、享民族情”的宣传口号，旅游定位是“山水风光与民族风情相结合”；大家都说贵州的旅游资源比起云南、广西毫不失色，但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让广西俨然成为老大；“七彩云南、旅游天堂”、“第一春城”的口号撑起云南热火朝天的旅游事业。但贵州始终没有找到明确的旅游形象定位，打出具有特色的促销口号，许多景点还处在养在深闺人未识阶段。
（三）缺乏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性
众所周知，贵州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拥有神秘壮美的自然景观，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舒适宜人的气候条件以及悠远丰富的历史文化。但可惜的是贵州在发展旅游业，塑造旅游形象过程中更多的是强调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忽视了深层次挖掘资源的文化性。这也是我们和旅游业发达省份产生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昆明举办的“世博园”、杨丽萍领衔主演的“印象·云南”把云南省的旅游文化产业介绍给了全世界。可提到贵州，游客却很难想到贵州代表性的旅游文化。
三、在新形势下促进贵州旅游业发展对策
贵州旅游资源的丰富性、特色性，为把贵州旅游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支柱产业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条件。但贵州旅游业还未发挥出应有的产业优势，经济效益的获取也远未达到预想目标。因此，贵州旅游业在新的形势下，应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突破障碍，使贵州的旅游资源优势。
（一）强化旅游大管理意识
贵州要加快发展旅游业就必须对旅游业实施全面、全方位、权威性的管理，覆盖全行业，对市场的多层次发挥作用，形成调控体系，实现由单一部门管理旅游向相关部门共同管理旅游的方式转变。旅游的综合性和依托性使行业跨度大、行业界线模糊，旅游市场管理涉及的管理部门多，旅游管理部门不可能包揽其它管理部门的职能，对旅游市场的有效管理必然是一种联合管理，应处理好旅游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管理的关系。相关部门必须把涉及到本部门旅游方面的管理作为自己份内的事来抓．职责到位．形成有效的旅游管理体制
（二）塑造旅游形象，加强宣传促销力度
尽管贵州在塑造旅游形象的道路上走得很艰难，而且成效甚微。但笔者认为贵州还是必须坚持塑造出一个鲜明、易记的旅游形象，因为形象树立对于贵州旅游持续发展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发现几乎所有旅游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在旅游开发时都是追求一种将整体而非若干景点作为旅游吸引力因素来推动市场，依靠形象吸引旅游者前来旅游。贵州过去塑造的旅游形象、打出的宣传口号变化太多、特色不明。如今贵州旅游形象定位应站在全国这个角度，从旅游者心理感应和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考虑，贵州旅游形象设计既要符合自己的资源特色和历史文脉，又要对市场有吸引力。在对外进行旅游宣传时，应在建立一个总体旅游形象的基础上再针对客源市场的特征予以区划。如贵州的总体旅游形象可定为“神奇贵州多彩风”，然后针对沿海地区推出“原生态自然风光、五彩民族风情”形象；对中原市场推出“绿色喀斯特王国、秀美山水之乡”形象。诸如此类，让贵州首先在世人心中留下一个深刻旅游形象后，又在不同的客源市场拥有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旅游吸引形象。
（三）突出旅游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旅游精品
当前在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势下，旅游经济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开发出的旅游产品档次和附加值越高，竞争力就越强。贵州的旅游文化本底是丰富的，拥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特色文化资源。但现在缺乏挖掘、整合及宣传。贵州可在红色文化、古镇文化、夜朗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屯堡文化、酒文化等方面深度挖掘，让贵州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紧紧缠绕在一起。在挖掘整合基础上，要将贵州旅游文化性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推广出去。其中，举办文化节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文化节是结合地方特有人文资源与文化资产所举办的节庆活动，唤起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更成为观光客的主要吸引力，2005年中国·贵州黄果树瀑布节所推出的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贵州风”就是一个成功的示例，它为贵州旅游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元素，提升了贵州旅游的文化和品位，但该节目在画面精致性、市场运作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要想打造贵州旅游品牌，提高贵州旅游经济效益，仅凭一个黄果树瀑布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我们贵州拥有一批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具有吸引力、竞争力的高品位旅游产品。
参考文献
[1]张忠元，向洪《旅游资本》[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2]程世红《对发展贵州旅游业的思考》2004年8月
[3]魏小安《中国旅游业新世纪发展大趋势》[M]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
第10篇
[关键词]辽西区；铜器；青铜文化
辽西区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在距今8000年前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古文化区。考古学上所指的辽西区，张忠培先生认为是医巫闾山以西，北至西拉木伦河两侧，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等区域[1]。而本文所说的“早期铜器”则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早商时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关于早期铜器的考古新发现，辽西区早期铜器及相关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一、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发现及类型学观察
到目前为止，辽西区早期铜器发现于辽宁朝阳牛河梁第II地点[2]、内蒙古赤峰药王庙[3]、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4]、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5]、辽宁锦县水手营子[6]、辽宁北票康家屯[7]、内蒙古宁城小榆树林子[8]、内蒙古库伦旗南泡子崖[9]、辽宁阜新平顶山[10]、辽宁兴城仙灵寺[11]等遗址，在敖汉旗西台遗址[12]、赤峰四分地遗址[13]还出土过铸铜用的陶范。牛河梁第II地点1号墓葬中随葬了1件铜耳环，经鉴定为红铜，郭大顺先生由此推断这一地区的冶铜史可早到红山文化。除此之外发现的早期铜器当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辽西区早期铜器根据用途不同可分为工具类、兵器类、装饰品类和礼器类。
（一）工具类
有铜刀、铜匕、铜锥、铜钉和铜冒等器形。康家屯遗址和仙灵寺遗址各出土铜刀1件，其中康家屯铜刀为连柄铸造，弧刃，翘尖，锯齿状背部，（图一，6）。南泡子崖遗址征集铜匕1件，平面略呈柳叶形，弧背，柄端有孔（图一，7），该匕与台西M112：11羊首匕较为近似（图二，17），只是不见环钮。小榆树林子遗址出土1件铜锥，为扁平长条形，一侧两端出刃，一端尖细（图一，1）。大甸子墓地中出土铜钉、铜冒各2件，铜钉为四棱锥形，见有多半圆形钉冒；铜冒2件大小稍异，形状、纹饰相同，扁体、銎口呈椭圆形（图一，2），用以套在铜斧等工具的顶端。
（二）兵器类
目前仅见有1件铜戈、1件铜墩和1件铜镞。水手营子青铜戈的戈头与戈体合铸而成，直援直内，援长而内短，柄部饰有菱格纹和连珠纹（图一，5）。大甸子出土1件铜墩，呈长方筒形，銎口为长方形，镦底饰有凸棱，该铜器应安装于铜戈等兵器的末端成套使用（图一，4）。仙灵寺发现1件铜镞，资料尚未发表，形制不详。
（三）装饰品类
装饰品见有耳环和指环。青铜耳环大甸子墓地出土26件，平顶山遗址出土1件。红铜耳环仅在牛河梁遗址中出土1件。据形态的不同可分为圆形、U形和改制型三型。圆形耳环共14件，表面经过锉磨，一端铸为宽扁，用以钳夹耳环。U形耳环，一端扁宽呈喇叭状，仅见于平顶山遗址（图二，9）。改制型耳环共12件，为圆形耳环折断一半改制成的，一端见有断茬，一端宽扁，将两端围合接成，仅见于大甸子墓地。指环共26件，大甸子墓地出土25件，仙灵寺遗址出土1件。据形态不同分为单环和双连环二型。单环指环为圆形，共22件，根据环的宽、厚的差异又可分为近于半圆和矩形二式。双连环指环共3件，为两圆形环连铸在一起，均出土于大甸子墓地。
（四）礼器类
仅出土1件杖首，为青铜质，呈弯钩形，形似羊角，合范铸成（图一，3）。
二、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分期
辽西区早期铜器发现资料不多，以往分期问题研究较少。笔者就已发现的考古资料，结合中原断代分类法进行统一的划分。第一期为仰韶期，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铜耳环和西台遗址出土的陶范，表明这一地区的冶铜史可早到红山文化，即中原的仰韶期。第二期为夏代中晚期，大甸子墓地中出土的陶爵、陶鬹与二里头二期偏晚或三期偏早的同类器物大体相同，可推断墓中伴出的杖首、指环、耳环等青铜器也应当属二里头二、三期之际。平顶山遗址的假圈足器见于敖汉范杖子和大甸子墓葬，盆、罐等陶器与丰下遗址晚期陶器相近，其出土铜耳环年代应为夏代晚期。水手营子遗址出土的连柄青铜戈，从援部的长宽比看和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铜戈大体相当，但戈柲的菱格纹和连珠纹均能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铜器上找到相近的纹饰，由此年代约为二里头四期，即夏代晚期[14]。第三期为商代早期，四分地所出圈足陶盘与二里岗下层所出同类器相似，康家屯大部分器物在四分地也均能找到相似器形，根据典型器物对比，即应属于商代早期。
三、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制作材料及技术水平
目前已发表成果的辽西区早期冶铜遗址包括辽宁凌源牛河梁两处冶铜遗址、内蒙古翁牛特旗尖山子冶炼遗址以敖汉旗大甸子墓地，上述三处遗存均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牛河梁转山子遗址发现集中堆积的炼铜炉残片，李延祥先生认为应是人工冶炼周边氧化矿石的遗物，并已出现人工吹管鼓风的雏形，这说明冶铜技术已发展到一定水平[15]。尖山子冶炼遗址采集到了铜锌共生矿石，应是利用附近所产的铜锌共生氧化矿石冶炼红铜的遗址[16]。大甸子墓地代表了该文化冶铜技术的最高水平，我们以其出土的青铜器为例，以期对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制作技术与水平有个相对全面的认识。
大甸子墓地出土的铜器中经过检测的有41件，其中对30件进行了扫描电镜能谱成分测定，其余11件进行了金相鉴定，结果显示均为青铜器，但锻造和铸造铜器在含锡量上有所不同，并且其中的29件含有铅。而其他重要发现如水手营子连柄铜戈、康家屯铜刀、南泡子崖铜匕也均为青铜器，由此推断辽西区早期铜器的材质以青铜为主，并已能按锻造和铸造工艺的要求调配青铜器的含锡量，而含锡量较高，说明其原料来源较为充足。关于制作青铜器的原料如何而来？李延祥先生认为应当来源于本地丰富的矿产资源。赤峰北部存在着长江以北最大的锡多金属成矿带，大甸子附近发现开采铜铅矿的遗迹，而黄冈梁——浩布告矿带与铅共生的锡矿资源可能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就已经得到开发，大甸子墓地青铜器中的铅可能是伴随锡料而来的[17]，由此可见原料来源应以就地取材为主。有了丰富的矿物资源作为保障，工匠们需要对矿物原料进行进一步加工才能得到所需要的铜器，而这一过程通常能反映出铜器制作的技术与水平。西台遗址出土的陶范证明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先人们就利用陶范将矿料进行加工铸造成铜器，发掘者杨虎先生称合范出土于红山文化的房址堆积，陶范内的空隙呈鱼钩状，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当用于铸造钩状铜器[18]。而四分地出土的陶范，则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使用合范已达到相当规模的水平。上述陶范是至今所知时代较早的铸范，辽西区冶铜业出现时间较早，至少不会晚于红山文化中晚期，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已经进步到了使用合范铸造铜器的历史阶段。大甸子墓地青铜器的制造方法为铸造和锻造兼有，经金相检测显示，铸造铜器的比例更大。锻造和铸造技术的应用使得矿物资源转变成了实用的铜器，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技术的进步，先人们通过改造技术更为熟练的铸造复杂的铜器，并且更加追求实用和美观，如铜柄杖、鐓等复杂器物均采用多合范铸造；杖首表面可见范缝位置，应为一块范芯和两块外范组合，外范上当有纹饰。
四、辽西区早期铜器与周边文化铜器的传播与互动
辽西区早期铜器除了牛河梁第II地点出土的铜耳环可早到红山文化以外，其他铜器均集中发现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由此我们不妨将整个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的铜器纳入我们的考察范围，以便从更加广泛的地域、更加开阔的视角、更加深层次的文化背景来分析不同考古学文化所属早期铜器之间的传播与互动关系。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于燕山南北一带，李伯谦先生将其分为燕北的药王庙类型，燕南的大坨头和冀西北的壶流河三大类型[19]，笔者认同该观点，本文前面所探讨的辽西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即为药王庙类型。目前壶流河和大坨头类型出土的铜器主要发现于蔚县三关、四十里坡、筛子绫罗、庄窠、前堡[20]、房山琉璃河[21]、昌平雪山[22]、大厂大坨头[23]、宣化李大人庄[24]、易县下岳各庄[25]、唐山小官庄及大城山[26]、蓟县围坊[27]、蓟县张家园[28]等遗址。种类有刀、镞、耳环、指环、削、笄等，大部分铜器形制与辽西区所见相同或相近，但也有辽西区未见者，根据用途不同也可分为工具类、兵器类、装饰品类三大类，但不见杖首等礼仪类铜器。下面结合同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壶流河和大坨头类型发现的早期铜器，对辽西区早期铜器与周边文化铜器的互动关系进行相关探讨。
中国早期铜器分布范围较为广泛，自西向东分布在甘肃的四坝文化、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辽西及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之中。从不同地域已发现的铜器的对比分析来看，我们发现辽西区早期铜器与周边文化铜器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交流关系。
（一）辽西区早期铜器受中原文化区铜器的影响
水手营子连柄铜戈从援部的长宽比看和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铜戈相近，从商代铭文中也见有上端做弯钩形、下面为圆形镦的戈柄，且戈柲上的菱格纹和连珠纹均与罗山天湖所见的纹饰相似，这表明当受中原铜戈的影响。大甸子M43所出的杖首也为弯钩形，和水手营子铜戈的柄端较为相似[29]，且该墓伴出的酒器具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风格，所出的彩绘陶器上的纹饰与商早期青铜器上所饰的纹饰也较为相近，说明大甸子铸造的青铜器与中原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张家园T2④：1青铜镞为有铤镞（图一，9），具有明显的中原风格。大坨头H2有銎镞为北方文化特有的器物（图一，8），但宽翼和后锋又具有中原铜镞的典型特征，应是北方铜镞吸收中原因素对自身器物的改造[30]。
（二）辽西区早期铜器受西北及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的影响
平顶山G104④：2（图二，9），一端宽扁呈喇叭状，这种形制的耳环在西北及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中普遍流行。从叶尼塞河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寇泽尔布拉克I和II号墓地，到中国的天山北路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及夏家店下层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现[31]。这种扁喇叭状耳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蓟县围坊T1③：7（图二，10）、唐山小官庄J1：1（图二，11）、蓟县张家园F4等遗址中均有发现（图二，12），与火烧沟发现的扁喇叭口耳环较为一致（图二，8），而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耳环喇叭口为圆形（图二，5），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寇泽尔布拉克I和II号墓地中圆形及扁形喇叭口耳环的出土无疑为两种形制的耳环找到了一个传播的中转站（图二，6、7），这就更具体地表明喇叭口耳环起源于西方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是从哈萨克斯坦的东部经伊犁河谷， 由新疆传播到四坝文化，进而并向东传入到中国的辽西等北方地区[32]。
（三）辽西区早期铜器对周边文化区的影响
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出土的中原式的陶鬹、陶角上饰有的纹饰，与哑巴庄H76：10环首刀柄上饰有的粟点纹相似（图二，15），这种纹饰与中原文化的装饰风格不同，林沄先生认为这应为北方文化因素影响二里头文化的结果，甚至可能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东向传播相关[33]。南泡子崖征集铜匕1件，器身略呈柳叶形，与台西M112：11羊首匕[34]形制较为近似（图二，17），只是不见环钮，台西羊首匕具有浓厚的北方色彩，其匕上的半环钮和小环见于保德、石楼类型，而器形可能受南泡子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发展而来。下岳各庄H5：10有銎镞为北方特有的铜镞（图二，16），可能是受到地域邻近的大坨头H2铜镞的影响发展而来，这从双方陶器中都有较多对方文化因素的现象可以提供佐证。台西M17：2有銎戈与商代有内戈区别较大（图二，18），而与辽西的啄戈相似，应为北方流入商代的器物。
五、辽西区早期铜器与周边文化铜器的传播路径
夏代之前，包括辽西区在内的北方地区以及中原地区仅零星发现铜器，而西北地区的新疆和甘青则发现了目前所知的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合金青铜。但进入夏代以后，北方及中原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突然繁多起来，不仅见有工具和武器，还见有礼器及大型容器，冶铜技术迅速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通过上文所探讨的不同考古学文化铜器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来看，北方及中原青铜文明的突然兴盛应与西方冶金术的东传密切相关[35]。欧亚草原上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等通过东疆的克尔木齐遗存、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影响到中国的北方、中原等地区，由此构成了史前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西方青铜文明的东向传播对中国早期青铜技术以及青铜文明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西北地区一方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另一方面也是中亚文明与黄河文明碰撞与融合的交错地带[36]。
本文所探讨的辽西区，夏、早商时期的铜器以小型工具、装饰品、兵器以及宗教仪仗用具为主，未见中原地区中常见的大型兵器和容器。此时的中原文化中的小型装饰品并不发达，也不见杖首等宗教仪仗用具，而辽西区所见的喇叭口耳环、多环型指环、有銎镞、环首刀与四坝文化等西北以及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特征更为接近，所以辽西区早期青铜器应属于广义上的北方系青铜器，而区别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北方系青铜器表现出自身的一致性和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其中装饰品表现出的一致性最为明显[37]，如上文所述的喇叭口耳环在中国北方地区已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形成文化共性的原因应归于地理位置的毗邻以及生态环境的相似性，这就使得北方地区各青铜文化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互相影响与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北方系早期铜器自身的特征。
辽西区受到西北乃至欧亚大草原的早期青铜文化影响的同时，中原文化的影响和传播也为其形成自身文化特征和传统产生了重要作用。从上文我们得出结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突然兴起与西方冶金术的东传密切相关，但西方文化也只是对其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二里头文化的铜爵、铜鼎等青铜容器和礼器均按照本地陶器的原型制造，铸造铜器仍使用龙山时代早已出现的陶范而不使用中西亚所流行的石范，这正说明二里头文化是延续本地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西方先进技术加以吸收利用，从而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主导的先进的古代青铜文明。夏商时期，辽西区早期铜器与中原青铜器之间不断的进行着交流与融合，反映在青铜器上主要是水手营子连柄铜戈、蓟县张家园T2④：1青铜镞、大坨头H2有銎镞等均具有中原文化的特征。反之，中原地区青铜器也融合了来自于辽西的文化因素，哑巴庄H76：10环首刀柄上的粟点纹、下岳各庄H5：10有銎镞、台西M17：2有銎戈的发现提供了佐证。辽西与中原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途径不外乎在太行山两翼的古通道上，可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是经晋西南、太原一带，沿太行山西侧古通道进入辽西地区，山西侯马、太原地区均发现与大甸子陶爵相似的陶器以及具有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际陶器作风的鼎、豆等陶器[38]。东路是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北越过拒马河进入到京冀以北的大部分区域，进而挺近辽西腹地[39]。夏及早商时期，大坨头类型和下岳各庄类型由于地理位置毗邻，器物方面存在紧密联系，但与后者距离更为遥远的辽西区与中原文化互动影响的因素实为更多，探其原因可能为辽西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核心区[40]，在与二里头文化交流的内涵上要比大坨头类型更为丰富。
六、结语
辽西区早期铜器起始于红山文化，到二里头晚期或至迟在早商时期进入到了青铜时代。制作铜器所需的矿物来源以就地取材为主，冶铸技术已经进步到了使用合范铸造的历史阶段。辽西区早期青铜器作为北方系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受西北乃至欧亚大草原早期青铜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原夏及早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在本地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吸收北方和南方的文化因素发展的结果[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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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篇
关键词：民族关系；社会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C950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1008705
民族关系研究主要从纵向的历时性和横向的共时性研究进行，前者着重探讨民族关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总结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成败得失，以服务于社会现实，这主要以民族关系史、民族理论研究体现；后者侧重民族关系现状研究，通过对民族社会交往、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和互动现状的研究，来为民族关系的现状把脉，以揭示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并预测未来民族关系的走向和发展趋势，这主要以社会学视角的民族关系研究为主。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民族关系是民族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进入新世纪，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的民族关系问题日益突出，我国的民族关系也出现一些问题。我国是一个有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 民族关系的处理是否得当， 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国家兴衰存亡。所以，探讨和研究民族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在综述中外学者在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展现国内学术界对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调查概况，并对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做出展望。
一、国内外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理论
国外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理论、研究内容和方法起步早且都比较成熟。美国是个移民大国，存在复杂的族群关系，并有过多次种族和族群冲突，这使得美国的种族和族群问题研究在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下得到了发展。芝加哥大学的帕克教授在20 世纪20 年代曾把族群之间的互动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相遇、 竞争、适应和同化的过程，基于对美国城市族群关系的研究经验，他认为族群之间长期互动的最终结果不可避免地将是族群同化。美国社会学家密尔顿・戈登（Milton・M・Gordon）在1964 年他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中总结了美国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的历史演变阶段和每个阶段的特点，他提出了美国族群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盎格鲁――撒克逊”、“熔炉”和“多元文化主义”阶段。在此书中，他提出了七项测量民族融合的指标：文化融合、结构融合、通婚、认同、态度上的相互接受（没有民族偏见）、行为上的互动（没有民族歧视）、公民的相似性（没有价值观和权力的冲突），这些变量实际上是他归纳出来的具体衡量和测度族群关系的7 个专题或族群融合的7 个子类型。在此基础上，他以美国社会为例论证了三个假设：（1）在主导民族与少数民族接触中，文化融合可能首先发生；（2）即使其他几个方面没有出现融合的迹象，文化融合也可能发生；（3）如果结构融合与文化融合一起发生，或者说，前者紧接着后者发生，那么其他几个方面的融合必然接踵而至[1]。而辛普森（Geoge Eaton Simpson）和英格尔（J. Milton Yinger）则利用美国的人口普查和各类抽样调查资料，来系统分析美国各个民族在教育、职业、收入、通婚、宗教等各方面的现状及宏观发展态势，以及美国政府关于种族、民族政策实施后的客观效果，体现了美国人在研究取向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和研究方法上的实证精神[2] 。1975 年，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赫克托教授在他一本关于族群关系的书――《内部殖民主义》中对一个多民族国家内发达核心地区和欠发达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种发展模式： 一个是“扩散模式”， 一个是“内部殖民主义”。他认为，“扩散模式”是一种理想的模式， 因为一旦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族群最后融为一体， 实质性的差异就不存在了。在一个成功的扩散过程中， 原有的族群矛盾实际上已经彻底化解， 因为造成族群矛盾的政治、经济差距不存在了，引起矛盾的物质载体就不存在了。当然这仅仅是理论假设， 现实中的族群关系远比这理论上的假设复杂。“内部殖民主义”是指中央政权对国内一些地区采取了一种与殖民主义相似的统治形式， 国内发达族群控制的中央政府， 可以把国内少数族群居住的地区采取类似殖民地的治理方式， 把它当作殖民地来对待， 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处于不平等地位， 核心地区对边远地区在政治上进行控制， 在经济上掠夺[3]。国外这些理论研究内容和方法也深深影响和促进了我国近年来的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
民族关系研究一直是民族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国内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逐步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96年贾春增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 、2003年赵利生著 的《民族社会学》和2005年郑杭生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中都把民族关系作为民族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民族社会关系的概念、主要表现形式及衡量民族社会关系的指标体系及当代民族社会关系的调试等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论述，对民族关系具体研究都起了一定指导作用。
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开拓了这一领域，他倡导建立“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提倡一种现实性、动态性、关系性的研究。他在《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4]和《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1]中，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学科框架，并在借鉴西方民族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戈登和英格尔提出的变量体系和自己的实际研究，总结了8个测度民族关系的变量指标，即语言使用、宗教与生活习俗的差异、人口迁移、居住格局、交友情况、族群分层、族际通婚和民族意识。他指出，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这些因素从数量到内容都可以进行调整。他所提供的族群关系变量分析、微观层次上的专题或个案研究、宏观层次上的区域研究、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等，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社会学民族关系测量指标的提出和应用，使国内民族关系研究进入了量化和实证性分析的阶段。
二、民族社会学中对民族关系的界定
民族关系研究是民族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国内学术界对民族关系的内涵作了一系列的界定。认为，民族关系当然是指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接触和影响而言[5]。贾春增主编在《民族社会学概论》中提出，所谓民族关系通常是指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在群体交往即群体互动中，体现群体地位和利益的交往方式或联系形式。民族关系的性质，从根本说来是由社会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民族关系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不平等关系，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才是真正互助合作的平等关系[6]。郑杭生从社会学社会运行论的角度， 从广义上将民族关系界定为民族社会关系， 具体包括民族经济关系、民族政治关系和民族文化关系等。民族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 并受社会政治制约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7]。2003年赵利生在其 《民族社会学》[8]中，从民族关系的平等原则、民族关系的动态分析、民族关系互动的空间和衡量民族关系的变量以及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对社会学研究中的民族关系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动态分析，但也没有具体、确定地给民族关系给出一个界定。马戎在《民族社会学导论》中提出，民族社会学称其为“族群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或“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更为合适，“民族社会学”主要是运用社会学（也借鉴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分析、研究当代的族群现象和族群关系[9]。马戎关于把民族社会学研究等同于社会学角度的民族关系研究，但又通过民族关系来扩展民族之间的理论、民族意识、民族关系的目标、民族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民族之间的语言使用、通婚等问题。
其实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尚未形成对民族关系的权威性定义，甚至像《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等这样一些权威性最高的大型工具书也忌涉“民族关系”这一概念界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理论界对民族关系的内涵、表现形式以及与社会关系的联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共识：民族关系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是整个社会关系中一种特殊的、复合型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就是各民族之间的社会联系，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群体关系”[10]。
三、民族关系的社会学专题调查研究
除了对民族关系社会学研究学科建设、理论探讨外，近年来也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关系的社会学专题调查研究。1990年，马戎基于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城市的民族居住格局共性和特性进行分析和归纳，并与国外多民族城市作比较研究，他对拉萨市的民族关系作调查并写出了《拉萨市区藏汉民族之间社会交往的条件》。此外，他对内蒙古赤峰市的蒙汉关系的研究都有新的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对于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的族际关系研究有着极好的借鉴作用。王俊敏在《青城民族――一个边疆城市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11]中，综合运用民族社会学、都市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采取社区史的叙述框架，通过对呼和浩特市（汉译“青城”）蒙、汉、回、满四族在人口迁移和居住格局、行政建制与权力分配、教育工作宗教场域的民族构成与交往、语言使用、民族通婚、民族意识等方面的经验研究，以及对影响民族交往的条件和因素的系统分析，展示该市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世态与心态，发现城市民族交往的特点和机制，总结民族政策在城市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当代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实质和化解思路。古平、高丙中对新疆民族交融诸因素的量化分析、徐黎丽的《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 ，均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马宗保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12]一书中，分别从回汉关系的历史特点、民族居住格局、学校和工作单位中的民族关系、宗教活动、族际通婚等专题入手，运用民族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系统分析了我国回汉关系的基本特点和现状。丁宏主编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民族关系研究》对西北民族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张海洋、良警宇主编的《散杂居民族调查：现状与需求》对中国杂散居民族的现状和需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中也包含了对民族关系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与探析。
近年来，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也成为许多高校博士和硕士的论文选题，推出了一大批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的民族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院的硕士和博士围绕着族群、族际互动做了一系列的调查和研究。如马建福的《族际互动中的民族关系研究――以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为个案》、徐燕的《散杂居回汉民族关系调查与研究――以洛阳回族区为例》、马勇的《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研究――以石嘴山市惠农区为例》、马艳《回民族关系调查与研究――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为例》、敏俊卿《甘南地区民族关系研究》、阿依努尔的《新疆维、哈民族关系研究――以克拉玛依市为个案》、谭茜的《论康定城的汉藏民族关系――从居住格局和社会交往的视角》。此外，还有新疆大学王晔的《论城市化进程中喀什市的民族关系――从居住格局和社会交往的视角》、兰州大学何生海的《张家川回汉民族关系研究――恭门镇为例》。这些研究选题基本上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考量各地不同的民族关系的，理论上秉承了国外民族社会学和国内马戎教授所提倡的新型民族社会学范式，在方法上主要应用了民族社会学衡量民族关系的若干变量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些成果的出现，促进了民族社会学在中国的极大发展，是新型民族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普及和影响的扩大。
除此之外，学术研究界在吸收族群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分别立足于族际通婚、居住格局、语言使用等不同的变量来测量和研究民族关系，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夏河县拉卜楞镇族际通婚状况调查》[13]、《从族际通婚看当代屯堡人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14]、梁茂春的《什么因素影响族际通婚？――社会学研究视角述评》[15]、《宁夏城市回族通婚现状调查研究――以银川、吴忠、灵武为例》[16]等就是把不同研究地区的族际通婚作为一个衡量民族关系的指标，来观测当地的民族关系的具体状况。《呼和浩特市区的民族迁移与居住格局》[17]、《乌鲁木齐市民族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18]也是通过民族迁移和不同民族居住格局变量来反映不同地区民族关系现状。《试论城市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关系――以兰州市为例》[19]以民族意识为指标讨论民族意识和民族关系之间的关系。这些成果也都是在新型民族社会学范式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的单独和细化研究。这种研究，客观上延伸和推进了民族关系的社会学视角的研究进程。
除了以上有关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成果散落在不同的书籍和论文中。例如，徐黎丽在《论民族关系与民族关系问题》[20]一书中对民族关系理论、民族关系相关问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并列举出作者在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个案，这对当代民族关系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她在此书的附录中对自1994 年以来关于民族关系研究的论了一个整理，其中不少论文是从社会学研究角度出发来探讨民族关系的，许多有价值的被结集出版的研究中也出现了许多社会学角度的民族关系研究，如余振和达哇才仁主编的《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21]就收集了19篇论文。作者们分别从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问题。
四、结语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日益突出，而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民族关系也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新问题。首先，聚居区民族关系正在接受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的西部民族关系由于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倒退的迹象，平等、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不小的低潮期，除了受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国外敌对政治势力的利用外，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民族文化发展的危机等都是造成如此民族关系的国内自身产生的原因，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这种不平衡和危机会更加明显；其次，在深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城乡之间、西部民族地区与东、中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已十分普遍， 这些变化在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迈上一个新台阶的同时， 也使杂散居民族关系（主要以城市民族关系形式）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状况和问题；还有，和人口多的大民族相比较，人口极少民族和特有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变迁在经济和文化上更加弱势，虽然国家制定和执行着扶持“小、少”民族的各项政策，但他们在各方面，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越来越弱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小、少”民族的现状也促生了他们和其他民族的关系的不断变化。而社会学视角中的民族关系研究一般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测量各类民族关系的距离，并分析产生这种距离的原因，提出缩短这种距离的对策，为我国各种民族关系的协调、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作出了不小的理论和实践贡献，而学术研究界也不断为我国各种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作出新的研究和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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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汤夺先.试论城市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关系――以兰州市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28-32.
第12篇
关键词：特色经济；回族特色村寨特色经济的保护与建设；问题 ； 对策；
屠宰业是纳家户村的传统产业之一，以此为生的屠宰专业户比比皆是。有的村户是一人经营，有的则是全家都经营，有的是专门卖肉，有的则是多种经营。有些经营户是就近购买牛羊，宰了以后送到永宁县城、银川、吴忠、石嘴山等地销售，还有部分销往外地。银川市肉食市场1∕3的牛羊肉是纳家户提供的。纳家户原来的屠宰场被占用，在村里的其他地方见了一个临时屠宰场，占地五亩左右。在屠宰场，宰羊的人是阿訇，一个羊宰完要付给屠宰场7.5元。牛羊养殖户自己赶或载牛羊到屠宰场，收集牛羊各个部位的散户在屠宰场等待他们需要的。经过长期的合作，散户跟养殖户已经形成合作关系，只要提前预定他们需要的部位，养殖户就会到屠宰场宰牛羊，散户在屠宰场等待货物。散户通常会集中收头、蹄、杂、肉、皮、胎盘、肠子等。屠宰场的检验员是永宁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派来的工作人员。还有商务局、卫生局、屠宰定点办的人会来抽查。在这里，一切的运作都是人工的，相比自动剥肉的全机械化屠宰场有肉鲜，色活，质感好的优势。
屠宰业的附属产品的深加工有肉制品加工业、皮毛加工业和肠衣加工业等产业。1994年村民集资兴建了肠衣加工厂，之后承包给个人，现有两户经营个体加工。这里主要是羊肠衣，主要用来做填充香肠和灌肠的外衣；羊肠衣还可以用来做网球拍线、乐器的弦线和外科缝合的手术线。纳家户皮毛店是以宁夏特产及二毛皮为主的经销厂家。现主要经营二毛皮袄、背心、围巾、被褥、床罩、汽车坐垫、沙发垫等档次不一的百宝裘皮系列。特色经济就体现在以中心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其他产业反过来又推动中心产业的联动发展模式上。
“民族村寨的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的重建，虽然在个体层面上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但这一框架规定了整个生产的现实前提是对某种资源和手艺的独占关系，从而使生产表现为局限性的片面生产，生产的扩展在根本上受到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数量和个体自身生产能力的极限约束，使整个经济活动只能以生计为重心而展开，并以主体性生产的短缺和小生产者的分化赋予整个经济体系脆弱性的基本特征。”纳家户在还没有大建之前，屠宰场、食品厂的生意红红火火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这些小企业的原址被占以后，只分到了一块临时的场地、或干脆自谋出路，至于企业将来的路怎么走全靠自己。部分养殖户也因地方问题减少了牲畜的供应量。屠宰场地面积减少，有些屠宰大户索性到其他地方的屠宰场去，资源数量比以前少了，个体自身的生产能力也施展不开，是纳家户特色村寨的特色经济活动只能以维持生计而进行，小生产者没有自发组织化零为整的产业能力，而政府也没有明确的指示和帮扶措施，纳家户特色经济体系更加脆弱。
我们不得不承认纳家户特色村寨的特色经济在传统文化保护与建设工作中取有一些成效，同时也要总结经验和教训。
第一，明确回族特色村寨特色经济的保护与建设的目标定位。目标定的太高不容易达到，定的太低会不见成效，定错位会给特色村寨的经济发展带来隐患，并且经济利益至上的目标定位会在不同程度上忽视经济利益以外的保护和建设目标。回族遍布全国各地，受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不同的回族村寨的情况不尽相同，资源也各有不同。在了解和把握村寨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区位、交通、资源等基础上，确立回族村寨“保护与建设”的目标。有些村寨可以增加对手工艺品加工业的建设，有些可以围绕特色经济产业进行建设。与当地的资源优势相结合，找到最佳结合方案，达到全面协调发展的目的。注重各回族民族特色村寨的经济优势和特色，避免特色村寨保护与建设在经济走复制的路。
第二，政府和企业组织发挥政策的指导作用，制定激励政策，抽出一部分专项资金作为奖励，对自主创业的个人和小企业给予资金扶持，扶持标准根据现阶段的财务状况和实际需要制定，检查验收后要及时兑现，不应拖欠。对外来人才给予一定经济上的鼓励，对本村的人才要有挖掘、培养的制度保障人才不会流失。对优秀企业优秀员工要有一定的嘉奖，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
笔者在有限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思考，在纳家户回族聚居村落的传统文化范畴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适合回族特色村寨特色经济的保护与建设的对策，试图对“一般”的回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建设的方法进行探讨，对其它回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鉴于笔者的水平有限，对于这一课题的探讨，只能浅尝辄止，对于更深层次的研究远远不够，思考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提升。仅以此文作为基点，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进行更深入研究，有更加成熟的考虑和研究。
本论文系“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的成果，项目批准号是ycx11044。
参考文献:
[1]刘予希.浅议少数民族村寨的保护与开发---以贵州省红枫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为例[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12).
第13篇
关键词：汉唐村落聚落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乡里之制与聚落形态演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两汉时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里与聚的分离，再到唐代的乡里合署与村落地位的确认，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结构，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讨论汉唐村落形态，首先面临的是关于村落的发生问题。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上古到现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为都市国家，以大小城邑为地方社会集合体的基本构成，“聚落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内，被区分为数个区域，那就是里。不仅是工商业者，就连农民也居住在城内的里中。在汉代，根据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别定级为县、乡、亭”。他还认为，城内农民开始移居城外，乡制开始瓦解，“促使这种瓦解趋势进一步发展者，是汉代豪族势力的扩张。可能是一方面便利农耕的负郭、带郭之田都被有势力者所独占，贫民要想拥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须求之于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们在远距离的地方开拓庄园，招募劳动者，于是城内的农民渐渐脱出城外，前来居住应募。这里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新形态的聚落——村(邨)”①。尽管学界对于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说”争论颇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之说却被多数学者接受，此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基点展开。宫川尚志提出：“在汉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户设里的制度。到唐代，虽然单位一样，但在城市与乡村分别称之为坊和村。这是城市和乡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使人联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鄙地区呢?”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总体来看，村庄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一般远离城市地区的实例较多”②。侯旭东先生对此说进行了修订，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③这是正确的。但他只是较宫川尚志更强调了村落分布的广泛性，仍未脱出村落是新兴聚落形态这一范畴。
源于宫崎市定先生的村落为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说，有一个重要前提值得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汉代里的设置问题。依宫崎市定先生之说，汉代的里设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无居民聚落，也就没有里的设置。但是，从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看，并非如此。在两汉社会，虽然史籍与法律文书都以乡、里涵盖整个乡村社会，然而实际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层单位乡里之外，还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实际上是乡里之制的基础。这些村落，汉人称之为“聚”、“落”或“格”。《史记·五帝本纪》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说文解字》释“聚”曰：“聚，会也。从*，取声，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谓邑中村落。”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广雅》曰：“落，谓村居也。”格，为汉人对村落的别称。《史记·酷吏列传》：“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垢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司马贞索隐：“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汉代的聚落同乡里一样，也各有名号。如《论衡·书虚》所云：“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认可的居民单位，在两汉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也就是说，聚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乡间聚落，不具备行政与法律意义，更不是基层编制单位。正因为此，在两汉文献中，才大量充斥着乡里的记载，而较少见到关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汉代聚的规模大小不一，有时相差悬殊。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几户人家，如东汉南阳郡井水县的三户亭，就是在三户聚所设置的亭；也有的聚多达千余户居民，如西汉成帝即位后，封史丹为武阳侯，封地为“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这样，有些大聚便可能成为县或乡的所在地。一聚之中，要依户数多少，划分为若干里，像武强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个里；也有极少数的甚小聚落，会若干聚合为一里，像三户聚这样的小聚落，便应如此。
①[日]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23～24页。
②[日]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8、79页。
③侯旭东：《北魏村落考》，载《何兹伞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与里的设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聚与里是重合的。这些聚落既然错落参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现有的自然聚落基础上设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数百户或小至三五户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况下，都是每个聚落设置一里，三十几户、四十几户以至百余户都可作为一里。史料记载与有关规定，均是举其成数而已。
这样，也就出现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说法。但在实际的地方建制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了保持与规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将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关系上重新切割组合，对此，我们只须看一下关于里的具体记载便会一目了然。例如，《汉书·张安世传》记道：“(宣帝)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这是三十户为一里者。《汉书·戾太子传》曰：“故皇太子谥日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这是二百家为一里者。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两汉时代里与聚的合而为一，《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历城之“巨里聚”其意当同于此。
为张贺所置守冢三十户以及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为的编制，因此，虽然不合“百户为里”的说法，但初时还算规整，要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后，才能呈现出里的本来的自然面貌。就现在材料看，最能反映两汉乡村社会中里的真实面貌的，还是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与《地域图》①，这是关于汉代里的规模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驻军图》，其上不仅标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户人家，最大的里为一百零八户，现将图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户数统计并
列为表1如下：
①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页。
由上述记载特别是《驻军图》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户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它们与各类城市相对应，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组织结构。既如此，为什么学术界仍流行着村落为城郭之外新兴聚落形态说呢?这是因为人们对村落的考察首先多着眼于其字面记载之由来。比如，要追寻《说文解字》中有无“村”字，要检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现于何时，在笔记野史中出现于何时，等等。这样，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文解字》中没有出现“村”字；关于“村”的最早的记载，正史是《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所载“村落齐整如一”，笔记野史中是《抱扑子·内篇》卷三《对俗》所引东汉陈寔《异闻记》“村口”一词。因此，“村落”也就出现于东汉，至六朝渐多。其实，从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与城邑相对应的一种聚落形态。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而言，村落与城邑的区界点有三：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农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为权力中心与经济中心；其三，村落无论大小，都自成一体，有着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缘以及其他组织体系，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也如先生所言：“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①
既如此，村落就应当是一种相对于城邑而言的社会单位概念，可以称之为“村”，也可以称之为“聚”，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庄”、“屯”、“川”、“寨”、“丘”、“店”、“堡”、“铺”等等。关于村落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文明的初生。根据考古学研究，特别是聚落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已能知道，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聚落也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至龙山文化时代，聚落已分化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随后，便开始了城邑与乡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为城邑并成为一定区域的权力与经济中心，普通聚落则成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围的星散分布的村落。②至汉代，这种分化已全面完成。因此，汉代社会也就不是所谓的“都市国家”，而是以村落为基本细胞、以城邑为核心的上下贯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第14篇
[关键词]温泉移动；大温泉旅游度假；熊岳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2－0079－05
1 引入问题
众所周知，在概念层面上旅游资源是不可移动的，然而针对具体类型、情境和在技术层面上，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旅游者，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讨论移动旅游资源的文章。温泉是一种液态旅游资源，与大型固体旅游资源相比，具备了适度移动的物理条件，如果在经济上可行和能够实现技术上的保温、防腐，温泉能否移动主要取决于移动后是否尚存乃至于加强了旅游意义。实际上，由于温泉给予入浴者舒适和医学保健作用，受市场的驱动，温泉移动现象时有发生。
温泉移动改变了观赏泉眼及游憩于原温泉聚落那种温泉旅游的本真性，资源能否移动并不是本文要研究的内容，它可以移动到哪里和是不是要对损失的本真性进行补偿，即本论文要讨论的是基于已经移动的事实该如何积极应对和深入研究。至于如果将温泉水移动到了客源地、入浴者恐怕只有神游而不需旅游的假设，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内。笔者认为，温泉移动的条件及移动开发表象下所掩盖的机理是十分具有超越性的学术课题。
2 温泉移动既有情形
在迄今为止的开发中，温泉移动有两种方式：容器搬运与管道输送。
在日本占领期间，我国辽宁省熊岳温泉就有将温泉水搬到船上的现象，可谓是军舰温泉。现在每日仍有来熊岳外运温泉水的罐车出入，这是由于允许开采量尚有剩余，当地为了获取经济效益、满足市场需求而采取的多年有效的做法。珠海海泉湾温泉自称是将海洋温泉引到了岸上，海中温泉确实难以就地做旅游利用；为保护源头，长白山景区也在进行着长达21千米的温泉管道输送工程。
在日本，温泉移动现象也较为常见。当然，那种移动要得到原温泉聚落的认可，因为那样新温泉会分走一部分旅游利润。德川家康是日本跨越15、16世纪的重要历史人物，自他携两个儿子在热海做温泉汤治以后，就有了将温泉运到江户城的做法，百姓不仅听说过箱根七汤，而且通过眼见运往将军家的“献上汤”，也确信箱根七汤不是传说。当时运送温泉的过程如下：在箱根温泉泉眼处(汤头)取得新鲜的温泉水(原汤)，装进两个被称作樽的容器内并封好(保持原汤性)，然后在侍卫的押送下由身强力壮者搬运，14天内连续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根据温泉疗养7天为一回的说法，14天每天都运送温泉可以保证两周的温泉汤治。连将军都特意从遥远处不辞辛苦搬运来温泉水，可想而知治疗效果一定没错，当时的民间深信这一点。不仅是箱根温泉，江户时代东京周边的许多温泉地都有向都城中将军的住所运送温泉水的现象，如草津温泉当时就向8代将军吉宗提供汤田源头的温泉水。
3 温泉移动条件
温泉移动，存在着保温、防腐、控制成本等多方面技术性限制，在社会认识层面上，也存在着需要深入分析的种种情形。
3.1 移动补偿
温泉移动降低了与泉源捆绑着的本真性，移动了温泉，就让温泉利用场所只见注水口(汤元)而不见泉源，为此需要进行旅游意义的补偿。飞地建设可谓是以空间做补偿，损失了本真性但却获得了建设空间，且现代化建设也可以很好地实现与国际水准接轨。超越飞地建设的空间补偿，以其他旅游资源做移动补偿，一种本真性的损失却带来了另类旅游资源本真性的提高，与其假山配置真泉涌，或许某种程度上不如让真温泉水走进真山中。
将温泉移动的目的地设定在名川、大山、海洋、湖泊等大型天然环境中，甚至是确定于厚重的人文旅游资源所在地，通过温泉移动而将两种旅游资源叠加，可以获得很好的度假旅游市场。
总部位于珠海的天沐集团为我国超大型温泉企业，借名山大川优势开发温泉资源，是天沐资本选址温泉项目的重要判断条件。在熊岳温泉的开发设计中，一方面在原温泉聚落中之历史悠久温泉疗养院的原址上，建设了高质量的温泉度假设施，另一方面则决定要将温泉水移动到海滨附近，建设以海洋为背景的温泉城。
3.2 随距离而异的温泉移动
3.2.1 引汤：村内移动
一般而言，既有的温泉资源一般位于村屯聚落内，村内的温泉移动称为引汤，引汤在历史上是为了方便利用者而实施的工程，比如为了将温泉简易露天洗浴改在室内，或为了将男汤、女汤在空间上区隔开来、改变男女分日或分时洗浴的不便状况，也有温泉所有者向新建温泉旅馆转让部分温泉使用权而允许其引汤的情形。在历史温泉地，引汤促成了温泉聚落的形成。
3.2.2 温泉输送：村外、镇内移动的温泉地增长
引汤而成的温泉称为分汤，其是既有温泉地的新成员，由此引发温泉移动到多远的距离就不再属于原温泉地的问题，新温泉(地)是怎样界定的?温泉移动到邻村算不算新温泉?以熊岳温泉为例，通过实地考察发现，熊岳温泉的命名是以最近火车站的名称而不是以村名确定的，熊岳城火车站依托熊岳镇，熊岳温泉实际却位于温泉村，该村属于熊岳镇但位于镇建成区的郊外，故此，就熊岳温泉的情形可以初步认为，在镇内的温泉移动所生成的新温泉设施都可以作为原温泉在概念上的外延，属于既有温泉地增长范畴，因为客源市场以大交通(铁路)到站地名认知温泉地所在。当然，随着交通工具的多样化、快速化、舒适化，这种认识路径会有所改变，但这种因历史发展所形成的认知结果和路径，短时期内不能发生主流上的改变。
3.2.3 (狭义)温泉移动：具有旅游意义的镇外新温泉
一旦温泉移动到了镇外，新生的温泉设施超出了社会对既有温泉地已经形成的区位感知范畴，那个区位的区位感知偏向于温泉地以怎样的地名被外域所知(熊岳温泉以前并没有以所属的营口市被外界广泛认知)，此时温泉移动的结果实际上催生了旅游意义的新温泉，尽管该温泉还是取水于旧温泉，尽管在温泉(自然)科学领域中也不算作新温泉(没有出现新井，温泉涌出量也没有增加)。
新温泉概念的提出，并不是为了要否定什么或批判什么，本文一直坚持从积极角度看待已经发生且是稳态的旅游现象。新温泉一方面还需要通过温泉移动、借用旧温泉品牌来吸引旅游者(如可以笼统地还是称为熊岳温泉，也可以冠名熊岳新温泉)，另一方面也应该立足自己的区位做旧温泉地没有条件(如海滨)的建设工作。
3.3 大温泉
虽然一旦温泉移动到了镇外就属于旅游意义上的新温泉，但如果有其他条件的加入，这种情形也可以发生逆转。比如，温泉移动所到达的镇与原温泉地联合建设，以及在上级政府的极力支持下，通过县市级官方的主导开发和媒体的大力宣传以及企业间 的联盟经营，大温泉概念将不得不催生出来。
如今的熊岳温泉开发是在营口市大力支持和鲅鱼圈区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随着熊岳温泉的部分温泉水被移动到海滨，多年沿用的熊岳温泉名称也被冠以营口(熊岳)海滨温泉，这实际上就是大熊岳温泉的概念雏形。营口市还有其他5所天然温泉，经缜密的设计及适当的组织，都有可能纳入到大熊岳温泉概念下。
4 温泉移动的学术意义
在学术界常见关于旅游本真性(真实性)的讨论，从文化视角切人，旅游资源的商品化与舞台化开发多受到学术界的否定，但就温泉移动这种特定现象而言，虽也存在着本真性损失那样的缺憾，但只要将视野放大到超越或包含本真性那样一个更高范畴，温泉移动确实可以带来积极的学术意义。
4.1 整合了相关的学术观点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开发，先进国家学者曾给出了飞地建设的概念，另辟空间来堆积大资本，以求建设达到现代化水平。当下熊岳温泉的开发属于这种类型，但又不完全如此，因为不仅是为了获得空间，而且趋向海滨资源，这保证了飞地建设不仅仅是为了现代化设施，还要以自然类大型观光资源做旅游度假的大环境。进而第三步，不仅仅是在既有温泉村落做翻建，也另辟新地但借用旧温泉地已有的旅游品牌。日本学者山村顺次曾将温泉地开发分为两种类型――外来资本开发型和当地资本主导型，前者以草津温泉为代表，后者以伊香堡温泉为代表。熊岳温泉的开发模式是飞地建设、外来资本开发、当地资本主导3种情形在温泉移动上的有机整合，是中国本土上的一种创新，其促成了温泉与海滨、历史与现代的比邻共处、共荣同享的情境。
4.2 推进历史温泉地的演化
一方面出于保护遗产的原因，历史温泉地多较少进行大规模新建；另一方面，从获得可用空间和避免改造旧聚落而发生巨额成本，旅游企业也喜欢避开既有的温泉聚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熊岳温泉虽有百年以上的开发历史，但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少有建设，聚落停留在以熊岳温泉疗养院、省输油管理局疗养院、军队温泉公寓、省劳改局温泉医院、沈阳铁路局温泉理疗医院、营口电业温泉宾馆、营口邮政局温泉培训中心、省果树研究所、省科委地热研究所等多家国有机构所形成的分布格局中。这些机构的建筑目前不仅很破旧，聚落内的道路也凹凸不平。停滞不前虽然可以让温泉地免受外来经济力量对历史遗存的破坏，但建筑因闲置和缺少维修的自然耗损也是现实。
随着来自政府关于温泉移动的许诺，外来大资本进入了熊岳温泉，改善了原温泉聚落景观，也形成了聚落外的新温泉区，从而使得熊岳温泉摆脱了长期徘徊状态，由简陋的大众温泉观光走进了现代温泉度假阶段，推进了历史温泉地的演化进程。
4.3 提示了旅游资源的度假功能有强弱之分
曾有优秀温泉地的说法，其是指千米高原温泉、海滨温泉和森林温泉，优秀温泉地因其有顶级自然环境，外加温泉水疗的医学效果，无疑是旅游度假的首选地。休闲旅游与异地度假已经成为当今旅游发展的一大趋势。然而，何种旅游资源适合发展度假?是不是要将两种度假功能很强的资源叠加起来才能凸现度假意识?这也是针对旅游度假发展趋势正常的思维反应，目前还鲜见这样的学术文章。有学者曾发表了细微区分旅游、休闲的文章，其实研讨内容也可以扩展到度假与体验、观光的区别上，这些概念一定是相互包含但又侧重点有所不同，区分是有学术意义的，但也有适度区分而不必完全拆解开的道理。此种情形下，悬置第一阶段的研究，做旅游资源的适配研究，寄希望于下个阶段在技术层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从而到那时或许就有了再审视先前那个被悬置了的问题的机会，概念悬置后的技术深入反而推进了对悬置概念的研究进程。
基于开发实践，至少存在3类优秀旅游度假资源：一是弥散型资源，其以海洋、湖泊、草原、森林等均质性资源为代表；其二是健康型旅游资源，其以温泉、医疗旅游地为代表；其三是凝视型资源，其以古镇、小镇为代表。弥散、健康、凝视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回避旅游者过度消耗体力、心力、精力的考虑，也防止情绪跌宕起伏，因为过度消耗和情绪起伏违背了度假要获得休整的初衷。基于上述分析，诸如漂流、登山、探险洞穴、欢乐主题公园等很消耗体力的旅游活动，倒是可以作为度假居住地周边的存在来辅助旅游度假。当然，很多旅游资源确实同时具有多种功能，此时要判断它们所在的区位。
4.4 提供了区域扩大空间规模的可能
伴随温泉移动，可以使得同属一个区域的旧温泉、新温泉及尚未获得名气的温泉统括在大温泉概念下，这样就为历史温泉地扩大空间规模并超越以往难以超越的温泉地提供了可能。温泉地政府经常提出“做大做强”，政府关于旅游发展的宏伟考虑，如果确实不符合实际情况，应该受到来自学术界的批判，但如果确有可能但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可行路径，则需要学术界做跟进研究。作为中国四大温泉之一的汤岗子温泉就在熊岳温泉北面200千米的区位上，无论是从悠久历史还是从疗养技术方面考虑，熊岳温泉很难超越汤岗子温泉，但随着温泉移动工程的推进，让曾经的不可能具备了可能性，温泉移动可谓是温泉地做大做强的一个可用的技术手段。
5 通过温泉移动扩容品牌和共享品牌
熊岳温泉虽距海滨很近，但此前的旅游者来访只是洗洗温泉，即便是有些旅游者在体验温泉之后会前往海滨，但那只是作为在温泉地滞留期间的一个附带外出活动。伴随温泉移动，熊岳温泉水被引到了海滨附近，新生的温泉可以说是海滨温泉，其也将原熊岳温泉包括了进来，因为子是而母何不为?温泉移动启发了原本的熊岳温泉其实也可以是海滨温泉，只是以往旅游者不能在视觉上同时感受到温泉与海滨，那种比邻但不同场的性质，并不强烈提示旅游者和温泉地意识到熊岳温泉距离海滨仅不足10千米的事实。如今，营口无论是官方还是媒体，都在大力宣传以海滨温泉定位的熊岳温泉，进而将无意识或潜意识上升到强烈意识。
由熊岳温泉扩展到海滨温泉，可谓是品牌增容。同时，熊岳温泉历史十分悠久，熊岳温泉本身就是一个品牌，随着海滨温泉的提出，熊岳温泉说法并没有被放弃，原因在于新的海滨温泉概念还要享用原温泉品牌所具有的市场效用。
6 温泉移动有助于构筑旅游度假情境
在营口市行政区域内，天然温泉共有6处。6处温泉虽同在一个行政区域，但一直以来彼此间并无关联。北起思拉堡、南到黄哨25平方千米的地带里，有熊岳温泉、陈屯温泉和位于双台镇的4处温泉。这其中熊岳温泉以85℃高温、日产3326吨温泉水和温泉疗养历史悠久最为著名，而双台镇的思拉堡、黄哨、龙门塘、黄旗堡4处温泉地的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
随着温泉移动的实施，让新生的海滨温泉与熊岳温泉发生了联系，其催生了大熊岳温泉概念。海洋元素的加入，因海洋拥有具象而让区域温泉度假更容易在旅游者心中形成目的地意象。这里的诸温 泉相距不远，距离渤海皆不足10千米，再有上级政府极力主导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且海滨温泉原本就是从熊岳温泉引来的温泉水而成。温泉与海洋叠加，凸现了温泉旅游的度假功能，将温泉、海洋和温泉聚落进行摆布，不难得到一个可以参考的大熊岳温泉在旅游者心中的应有意象。
7 几点关切
以熊岳温泉为例，温泉移动促成了历史温泉地步入繁荣中，大熊岳温泉也在形成中，有利的发展形势也让我们关切以下几个方面：
7.1 居民补偿
温泉移动是以旧温泉为原点开始的，不仅新温泉利用了那里的温泉资源，连同其他加盟的温泉地也在享用着旧温泉地经过多年形成的市场品牌，从公平的角度上考虑，因温泉移动带来新好形势所获得的利润，应该有部分用于补偿原温泉聚落，而且，旧温泉聚落是大温泉文化的根源，对居民进行补偿也有助于原温泉聚落有动力做精做细于旧温泉聚落，保护好既有的历史、文化和遗产。
7.2 由遗产到地域资产
温泉移动启发了人们思考旅游的本真性，学者会提示温泉文化的重要性，而在历史温泉地的情形下，对文化的关注将会被转意到遗产上来。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推的一种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产，这样的价值观一旦扩展到市县甚至是更低的地域层面上，就会出现不贴切的情形。某些遗产只要达不到高级别水准，与其勉强说是世界的，倒不如言其属于地方，那样称其为遗产，远不如定位于地域资产更准确。
地域资产为地方全体居民共有，属地成员努力让共有资产保值、增值，成为在必要时刻可以变现的财源，但由于社会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那种变现其实只是一种随时可以实现的梦想，而结果一定是永远不变现，让保持拥有作为一种稳定的状态，拥有希望则是全域共同努力的动力泉源。
7.3 土地盐渍化
温泉移动让古老熊岳温泉在镇外催生出新的冠以海滨的温泉地(段)，整个营口市的所有温泉(大熊岳温泉)将可以同时享用熊岳和海洋(滨)两个概念。由温泉移动到海滨，今后在产品开发上一定会出现将海水运到泉源所在地的情形，那时就不仅仅是目前关于本真性的讨论，一旦海水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就会出现诸如土地盐渍化环境问题，环境问题要比旅游文化的本真性更为重要。
第15篇
[关键词]奇台县；石城子；疏勒城
[中图分类号]K87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8-0035-04
1972年，新疆奇台县开展了文物普查活动，根据奇台县半截沟麻沟梁出土的文物，将石城子定为东汉永平十八年（75）耿恭引兵进驻的疏勒城。1973年，奇台县举办了出土文物展览会，把石城子定为疏勒城的消息公布于众，从此挑起了40多年的疏勒城之争。此后奇台县进行了C-14检测，搞了许多名不符实的宣传造势活动，并在江布拉克入口处不远建立了一座高塔，高塔顶端塑了一尊身着盔甲、跨着战马的英雄雕像，还在石城子路口制作了“汉疏勒”广告牌。2009年12月，奇台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第一版《奇台县志》中把奇台石城子作为疏勒城记载。2011年3月，奇台县又策划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西域文化专家杨镰到奇台拍电影《疏勒城保卫战》，并且在中国市县招商网（）公布计划斥资1800万元修建耿恭纪念馆、旅游接待中心、服务中心等旅游设施。
2015年9月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奇台石城子遗址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13年5月3日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城子遗址”碑。为回答石城子遗址碑后铭文内提出“学术界专家根据地理位置、地形、器物及文献记载认定此城为《后汉书》中戊己校尉耿恭抗击匈奴的汉代疏勒城”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考辩意见，以求抛砖引玉，诚望贤达、同仁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
一、东汉耿恭守卫的疏勒城（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地
《后汉书》清楚记载，永平十七年（74）冬，窦固率一万四千骑，出敦煌昆仑塞（今甘肃省安西县），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西北巴里坤湖）大败匈奴白山部，乘胜攻占车师前后部，复置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命陈睦为都护，命耿恭为戊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泉子街小西沟古城），命关宠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新疆鄯善县鲁克沁） ，各屯置军均数百人。
永平十八年（75）春二月，窦固奉诏罢兵回京师雒阳。就在窦固大军离西域后，北单于蒲奴立即遣左鹿蠡王率二万骑争夺车师。耿恭派司马将兵300人救援，道逢匈奴骑兵众多，全军覆没。匈奴破杀后王安得，进攻金蒲城。耿恭以毒药涂箭传语：“汉家箭神奇，中箭必有异”。发强弩攻击。虏兵中箭后，肌肉崩裂、溃烂，惊恐撤离。五月，因金蒲城缺水，《后汉书》记载：“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入可固，五月乃引兵据。”迁疏勒城。“七月匈奴复来攻，恭募先数千人驰之，胡骑散走，遂于城下拥绝入城的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笮马粪汁而饮之……恭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恭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十一月，焉耆、龟兹联合进攻车师，都护陈睦战殁。示围关宠于柳中城，次年（建初元年，即公元76年），章帝即位，诏公卿会议，决定派兵救援戊己校尉。东汉救援大军于建初元年（76）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北虏惊走，车师复降，这时关宠已逝世，王蒙闻之，欲引兵还。先是耿恭派遣军吏范羌至敦煌迎领士兵寒服，随王蒙出塞，正在大营，范羌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后汉书・耿恭传》清楚记载：“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
交河城山北迎恭，通往车师后王部的山路只有一条，这条道民间称车师道，它从吉木萨尔县泉子街镇南，越天山至吐鲁番市交河城，是汉代连接车师前后部的捷径，故称车师古道，也称金岭道，唐时又称他地道。这条道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薛宗正先生在《新疆历史词典》中注释：“（他地道）唐交通干线之一，出于交河县北80里之龙泉馆，北入柳谷120里，经柳谷度金砂岭160里经石会汉戌（汉金蒲城）至北庭都护府，全长225公里，足水草，通人马。”范羌接受西征救援大军迎救耿恭的使命后，毅然北上，路途大雪不止，地面积雪1丈有余，2000人艰苦跋行，终于勉强抵达交河城北端山口，即位于吉木萨尔县泉子街的大龙沟沟口的疏勒城。
《中国新疆名胜古迹》一书载：“大龙口又称吉木萨沟，今称长山渠，由此南行，至天山山口，东汉称疏勒山，今称卡子湾，为通往吐鲁番的第一道山口。”耿恭守卫的疏勒城就在此处。范羌抵达疏勒山下的疏勒城时正是深夜，城中听到人喊马嘶，以为北匈奴来犯，惊慌失措。范羌遥呼：“我是范羌，汉遣军来迎校尉耳。”城中惊喜若狂，高呼万岁，开门相拥涕哭。天明向南班师，虏兵尾随，汉军且战且行，吏士素肌困乏。
《后汉书・耿恭传》记载：“恭以疏勒城有涧水入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说明耿恭引兵在永平十八年（75）五月进驻的是有涧水入的疏勒城，到次年（建初元年）正月，范羌率兵迎救耿恭，离开大龙口古城疏勒城时，《后汉书》又有“癸疏勒尚有二十六人”之载。说明耿恭永平十八年（75）五月从金蒲城进驻吉木萨尔泉子街大龙口疏勒城后，至次年（东汉建初元年）正月退出疏勒城回玉门关，这一进一出记载清楚，耿恭一直坚守在大龙口疏勒城，并未去奇台石城子和其他任何地方。疏勒城在哪里，《后汉书》记载清楚，就在交河城山北，怎么能到奇台石城子呢？时至今日，大龙口古城一直静如处子，安如泰山坐落在交河城山北、天山山口的吉木萨尔疏勒山下的大龙口，并不在奇台石城子。这一活生生的现实例证，摆在吉木萨尔县泉子街大龙口古城，事实清楚，说明至今两地仍隔山隔水，彼此相距100多公里。①再查阅历史文献，奇台石城子历史上并未出现疏勒城的命名。
二、奇台石城子出土文物（器物）考辩
一个地方的地名，与当地的地理环境、自然面貌和历史渊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蕴含着一个地方的传统基因和文化密码，不因朝代和政权的变更而割裂。奇台石城子从东汉至今为什么会称石城子，因为其地理环境、自然面貌与这个城的特征有相似之处。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薛宗正先生在《北庭春秋》中论述：“麻沟梁山丘上石城子临山而建，四周有许多露出表面的岩石，故称石城子。”薛宗正先生还在《北庭春秋》中论述：《汉语―波斯语词典》1531页有“solb”一词，意为硬石、坚硬的力量……其硬石亦与“石城子之名含意相吻合”。奇台魏大林先生在1987年第3期《西部学坛》刊出的《疏勒城考辩》中论述：“汉军建城山顶石质坚硬，故有石城子之称，下为砂岩层，地下水位在四五百米以下。”2015年9月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立的国务院公布的石城遗址碑背面铭文也镌刻“因城东侧山涧边有大量巨石，故称作石城子”，以上对石城子的命名与自然面貌论述非常相似。
查阅历史资料，东汉历史文献中就有“石城”的命名。如新疆大学出版的《二十四史两汉时期西域史料校注》中就记载，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西南）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破之。王尚在其山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收秋]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王闻汉兵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发兵”。从以上记载可知“石城子”与匈奴白山部腹地“蒲类海”（新疆巴里坤县西北巴里坤湖）接近。今奇台石城子就接近巴里坤县，说明汉代山北石城，就是今麻沟梁的石城子。
汉代车师至今吐鲁番山北称“石城子”的地方只有奇台半截沟麻沟梁石城子一地，再无他处，奇台半截沟麻沟梁山丘上的石城不称石城子还能称什么。
因为在东汉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早已有了“石城”的命名，100多年后至永平十八年（75），耿恭如果引兵从金蒲城进驻“石城”，历史文献应该将石城记载为耿恭引兵据守的地方。可事实是文献如此记载：“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入可固，五月引兵据之。”说明耿恭引兵进驻的是交河城山北的疏勒山下的疏勒城，而不是车师柳中城山北、萨捍道麻沟梁的石城子。这一事例可以证实从古至今，汉代“石城”就是今奇台县的石城子，历史文献《后汉书》并无耿恭引兵去石城子的记载，耿恭从永平十八年（75）进驻“有涧水可固的疏勒城”至次年建初元年（76）离开疏勒城回京师雒阳，一直坚守在泉子街大龙口古城疏勒城，并未去奇台石城子，石城子出土文物应归属石城子，它与大龙口古城疏勒城没有任何纠葛缠绕关系。
三、奇台的地理环境、自然面貌（地形）与疏勒城不符
《后汉书》记载：“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引兵据之。”说明耿恭引兵进驻的是有涧水入的疏勒城。可是奇台石城子建在山顶，水渠在山下，水渠离山顶数十米，无法引水上山。中国著名的西域考古学家、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炳华先生所作透辟分析指出：“石城子终汉之世已经废弃，揆其原委，建危城于山梁之上，水源则在山下溪涧之中，在军事防御上是有很大弱点的，一旦敌军切断水源，即可能置守军于死地。”麻沟梁石城子没有入城的涧水，七月匈奴复来攻，耿恭先募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还去哪里拥绝入城的涧水。这与《后汉书》记载的历史环境不相符。
与麻沟梁没有入城的涧水的自然环境相反，吉木萨尔疏勒山下的疏勒城却有涧水。这与《后汉书》记载相吻合。吉木萨尔疏勒山下的疏勒城，东、西二面都有水相临。东边距疏勒城不远的牛圈子沟，有一渠冬不结冰、夏不干涸、四季长流的泉水。化时，太平大队四队就用这水浇灌疏勒城旁的打麦场。现在这渠水用于山下农民饮水的自来水工程，仅剩部分水，已改建渠道，仍在流淌。这与《后汉书》记载的“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入可固”相吻合。
《后汉书》记载，七月匈奴拥绝入城的涧水，守城汉军榨马粪汁解乏解渴。耿恭率吏士亲挽盛土竹笼掘井，不久泉水涌出。耿恭令士兵用水和泥涂墙，将水向城墙外泼出，北匈奴大出意外。奇台石城子无入城的涧水，地下水位四五百米以下又打不出井来，在匈奴围攻下，守城吏士就无法在石城子生存，坚守石城子。由此可知，石城子与《后汉书》记载的疏勒城自然环境不相符。
疏勒山下的疏勒城，不但东边临牛圈子沟大渠，西边又紧靠疏勒城梁坡下的大龙口河谷。河底距梁顶坡长50米，有很好的蓄水层，所以耿恭在疏勒城穿井15丈，飞泉涌出……符合历史文献记载的事实。
参加1972年奇台文物普查的作者在其著作《北庭春秋》中载：“奇台石城子南倚天山、东临悬崖，西、北两面有土墙垣，北墙长280米，西墙155米，城墙残高3米，墙基宽约10米，其东段最高处约3米，马面角堡依稀可辨。”据此论述，城北、城西有城墙，城东依悬崖没城墙，城南依天山没城墙，城东最高处虽有马面角堡，不可能太大。没有形成四周围绕的城池，起不到掩护防御作用，尤其西墙南段还有一片较为平坦开阔地，并无壕沟。这明显可为两万匈奴长驱直入留下方便，两万匈奴可从此冲锋陷阵，冲向北墙、西墙前后空旷地带，守城汉军无有退路，被逼上城头。守城汉军如何下城掘井取水，如何收捡木柴、秸秆生火煮饭，匈奴派使劝降，言“耿恭如归附可封白屋王，妻以女子”。耿恭诱使上城斩杀，自己在城头炙烤匈奴使者尸体，所需木柴、秸秆从何而来。
2015年2月15日，疆内媒体消息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发掘中发现石城子城内依托北面和西面建了一个子城，城东城南临深涧证明城东城南没有城墙。即或有子城，也不可能太大。古代战争攻城有水攻、土攻、火攻，如用水攻，石城子无进城的水源。如用火攻，两万匈奴兵每人背一捆柴草，从城北、城西攀上城头，投向子城点燃，顿时烟火四起，东汉守城吏士不死也会受伤，从而失去战斗力。如用土攻，两万匈奴每人抱一块大石，提一筐土，居高临下，从城头投掷石块，扬撒沙土，顷刻可从城头铺垫出直通城底的坡路，匈奴就可横冲直撞扑到城中，数十名东汉守城吏士，就难逃全军覆灭之灾，怎能等到次年（建初元年）东汉救援大军来救。更令人惊奇诧异的是，《后汉书》记载“癸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这“二十六人”在无遮挡的石城子，早就在两万匈奴的包围下，如同羊落虎群，怎能活着离开石城子回玉门关。
四、西征救援大军会柳中城后没有去石城子
《北庭春秋》载文：“耿恭移驻山北最后一个据点疏勒城所在的石城子，南隔天山与鄯善柳中城相望，山中且有谷道相通，时有汉军关宠驻守，参稽《西州图经》十一道中的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乌骨道、花谷道皆可通奇台。”
何谓“西州”，《辞海》1831页“西州条”解释：“贞观十四年（640）灭L氏高昌以其地置，治所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贞元七年（791）地属吐蕃，史称西州回鹘。”《西州图经》十一道中的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乌骨道、花谷道等是敦煌出土的唐代地志残卷中的西州碛滩路道，②这些道即使存在，也是汉代后曾经历了蜀、汉、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随、唐数百年的更朝换代，经人踩马踏后逐渐形成了贞观，贞元年间的人径马道，并列入《西州图经》，东汉永平十七年（74）始设西域都护府时，以上通道所在的山崖峡谷是否形成人踪马迹未见史籍记载。我们总不能把相隔几个朝代，相距700多年的不同时期的问题前拉后扯搅和在一起。查阅历史文籍，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并未出现《西州图经》和《西州图经》所列的各道称呼名谓，《后汉书》也未记载范羌和东汉西征救援大军从柳中道、萨捍道、移摩道等去石城子的记载。《北庭春秋》怎么能说石城子是耿恭移驻山北最后一个据点疏勒城呢。
详细阅读《后汉书》便可得知：西征救援大军出征前，明帝刘庄已于八月十六日驾崩，永平十七年（74）十一月，焉耆、龟兹联合进攻车师，西域都护陈睦战殁，关宠被包围在柳中城，他上书求救，东汉在国丧期间，无法派兵，关宠战殁。次年（75）正月，西征大军会柳中时，救援关宠的任务已不复存在。耿恭如果在奇台石城子，西征大军可从柳中城直奔石城子，但《后汉书》载，会柳中后，西征大军击车师，攻交河，并未去石城子。因为西征大军知道，肃宗皇帝降旨迎救耿恭的城，在交河城山北的疏勒城，并不在石城子，要迎救耿恭必须攻交河。当攻交河获胜，匈奴惊走，王蒙闻关宠战殁，欲引兵回。耿恭派军吏范羌去敦煌迎士兵寒服，随王蒙出塞，正在大营，坚决请求迎救耿恭，诸将不敢阻拦，乃分兵二千与羌，山北迎恭。至此，范羌从永平十七年（74）冬随窦固出敦煌昆仑塞已在车师古道往返走了三次：第一次出敦煌昆仑塞大败匈奴，第二次赴敦煌取寒衣，第三次随王蒙救耿恭。范羌对车师古道并不陌生而是熟路轻辙，耿恭在哪里，他心知肚明，所以在会柳中时他没有提出固请耿恭的请求，也未从柳中城向北去石城子。以上事例表明，《北庭春秋》提出的耿恭移驻山北最后一个据点石城子，过于牵强附会。
五、“石城子遗址”碑背面铭文考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2015年9月3日在奇台半截沟麻沟梁石城子立了一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城子遗址”碑。从正面看这块碑国务院以石城子出土文物将石城子定为“石城子遗址”，符合石城子历史定位，可是碑背面铭文却如此记载：“学术界专家根据地理位置、地形、器物及文献记载，认定此城为《后汉书》戊己校尉耿恭抗击匈奴的汉代疏勒城。”
为澄清事实，我们不妨对“石城子遗址”碑背面铭文提出的问题进行考辩，将1972年奇台文物普查的简要过程及学术界专家的认定作以介绍。
据参加奇台文物普查的学者，在《北庭春秋》中自述：“我认为疏勒城就是1972年奇台文物普查时所发现的石城子古城。当时我在奇台工作，与当地文物专干徐文治一起主持了这次文物普查，以马、驴代步深入南山，发现了这座古城。1973年举办了奇台文物展览，在解说词中提及此城就是汉疏勒城。1979年将这一观点以《耿恭驻守的疏勒城在哪里》为题公开发表。大约同时已在奇台看过文物展览的自治区博物馆柳用能也发表了《耿恭所守的疏勒城考》，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此后我又将这次发现，整理成论文陆续发表。”1988年，这位参加奇台文物普查的学者在《新疆文物》第2期发表了《务涂谷、金蒲、疏勒考》的文中论述：“耿恭于金蒲城初挫匈奴之后，不南投交河与陈睦会师，而是东退疏勒、凭险固守，原因是陈睦败殁，南路已被切断。”“耿恭东退唯一指望，只能是同驻守柳中城的关宠会师。则此，疏勒城必与柳中城相望，相距不远。”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结合历史文献《后汉书》记载略谈一些看法。《后汉书・耿恭传》记载：“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入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到次年（建初元年）正月，肃宗皇帝降旨组成的西征迎救戊己校尉的大军，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匈奴警走，车师复降……“范羌固请耿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与羌，山北迎恭。”次日天明，耿恭吏士遂范羌启程回京师雒阳。《后汉书》又载“癸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后汉书》的载文清楚说明耿恭吏士上年五月进驻疏勒城，至次年正月一直坚守在交河城山北，吉木萨尔大龙沟口的疏勒山下的疏勒城，并未南投交河与陈睦会师，也未东退石城子或柳中的关宠会师。疏勒城就在交河城山北，距离金蒲城仅8公里，并不在100多公里的石城子。
不言而喻，奇台文物普查将石城子定为疏勒城，是由参加文物普查的学者把《后汉书》记载的“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入可固”五月进驻的交河城山北的疏勒城，错判为“陈睦战殁，南路已被切断，耿恭只能东退石城子” 。所以，将石城子误判为疏勒城，造成了时至今日疏勒城之争之大错。今天孰是孰非的是非玄虚，已浮出水面呈现在大家面前，疏勒城之争还有必要僵持下去吗？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40多年的疏勒城之争，给社会带来伤害、经济造成损失、民众受到蛊惑。疏勒城之争该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我们怎么能把今代造成的疏勒城争论，留待下代去解决呢！
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立传的优良传统，把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翔实公正的载入史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珍惜历史、尊重历史，对疏勒城之争的问题追根溯源，从历史事实中寻找答案，做好毗邻两县的与邻为善、和睦相处工作。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