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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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会计文化的概念和功能
（一）会计文化的概念
首先，会计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都具有社会性；其次，会计作为一种监控、管理、调和手段，它反映了一种社会组织能力；再次，会计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与政治、经济、技术、环境、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会计文化首先应该是一种社会文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1）会计文化是一个以“人”为中心，以会计活动为载体的文化体系；（2）会计文化是一个多层面、多元化的文化体系；（3）会计文化是一个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自然学、历史学、美学、哲学、管理学、文学、行为学等相融合的边缘文化体系；（4）会计文化是具有历史性、综合性、规范性、国际性、差异性、多样性的社会组织文化体系；（5）会计文化是在会计行业中所形成的一种行业管理手段。
（二）会计文化的基本功能
1.导向功能
会计文化能对会计人员的价值及行为取向起引导作用，这主要体现在直接对会计人员的思想、心理、性格、行为起导向作用，使之融会于会计整体的行为之中。这是由于会计文化一旦形成，它就建立起了自身系统的价值和规范标准（制度性、物质性、精神性导向），会计文化会通过积极、明确的导向，把明确的会计目标、强烈的集体意识、合理的会计行为、鲜明的社会责任、可靠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诸因素渗透到会计管理的全过程，使之更完善、合理、有效。如果会计人员的价值和行为取向与会计文化的系统标准产生悖逆现象，会计文化会对会计人员的行为进行纠正并将其引导到正确的价值观和规范标准上来。良好的会计文化使会计人员在会计实践中无形的接受共同的会计价值观念的引导，并自觉地把这种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目标追求，脚踏实地的为实现这个共同价值观而努力。
2.约束功能
所谓会计文化的约束功能是指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会计精神文化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对会计人员的思想、心理、行为、价值观念等所体现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会计文化的约束功能包括有形的“硬约束”和无形的“软约束”两种，会计物质文化限制了会计人员的活动，而使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会计制度文化以会计法律、法规章程的形式对会计组织和会计人员起到了约束作用。会计物质文化和会计制度文化对会计人员的约束是刚性的、直接的且具有外部性的，是一种有形的“硬约束”。特别是会计制度文化，它的约束功能通过制定各种约束会计工作的法律、法规而起作用，它运用刚性的制裁手段，强制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而使其符合会计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证了会计工作顺利高效的进行。
会计活动能够有效的进行，不仅依靠纪律、各项规章制度及生产工具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还通过一种“软约束”体现出来。会计精神文化就是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会计精神以及会计职业道德、义务感、责任感、归属感等无形的因素对会计组织和会计人员在行动上和思想上产生制约，这种约束是柔性的、间接的并且只有内化到会计人员的思想和价值中才会发挥作用。这种约束是除了物质式和制度式“硬约束”之外的一种无形的“软约束”。会计精神文化的这种约束弥补了会计物质文化和会计制度文化约束所存在的缺陷，只有“硬约束”和“软约束”两者相结合才共同构成了会计文化的约束机制。会计文化的“软约束”力更有利于会计人员进行自我调节，从而使会计个体目标与整体目标一致。
3.凝聚功能
会计文化的凝聚功能，是指会计文化通过会计人员之共同价值观，增强会计人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构建会计人员与会计组织之间的融洽关系，使会计组织内部凝聚成一种无形的劲合力量，从而产生一种巨大的向心力，激发会计人员努力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使整个会计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会计文化的凝聚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对会计人员行为的凝聚力。会计人员作为会计活动中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其行为势必与会计组织与环境存在着相互影响。由于会计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取向，在引导会计人员行为的过程中会将所有会计人员的行为聚合在共同的会计行为取向上，从而将会计人员的行为团结一致。另一方面，对会计人员思想的凝聚力。会计人员的行为只是一个表象，实质上支配会计人员行为的是会计人员的思想。会计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使会计组织和会计人员在思想层面形成共同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共同价值观是一种无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会计人员的价值观凝聚在会计文化所倡导的共同价值观中，使会计人员产生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把分散的个体力量凝结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促进会计组织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会计文化有效地将会计行为和会计思想融合在一起，从而推动了会计组织发挥其最大的整体效应。
（三）会计文化建设的目标
会计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因而会计文化建设的目标就会呈现一个多层次目标、分阶段目标的阶段。会计文化建设的目标体系包括了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陈兴述（1994）认为“中国会计文化的目标模式应是：以我国传统会计文化为根基，以时代精神和现代会计价值观念为核心，兼容社会文化、民族文化、企业文化和外来文化之精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会计现代化要求的开放性会计文化体系。笔者认为，会计文化建设总目标是会计文化建设目标的最高层次，它是以会计物质文化建设、会计制度文化建设、会计精神文化建设为基本内容，兼容社会文化、企业文化之精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会计文化体系。通过营造一种奋发向上、团结合作、亲密和睦的文化氛围，使会计人员在会计组织中提升个人职业能力和道德素质，得到归属感、自豪感，实现自身的价值，最终实现会计人员的全面发展。
会计文化建设的具体目标是对总目标的具体化，也是会计文化构成要素的目标，即会计物质文化建设目标、会计制度文化建设目标、会计精神文化建设目标。会计物质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通过物质层面的会计文化建设，引进先进的会计工作手段、会计工具、会计技术，营造良好的会计工作环境，从而提高会计工作的效率，降低会计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会计人员的工作和生活质量，为会计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会计制度文化建设目标就是通过制度层面的会计文化建设，建立完善的会计法律法规和会计规章制度体系，建立内部的稽核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会计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通过强化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促进对会计行为的激励，调动会计人员的积极性，塑造良好的会计形象。会计精神文化建设目标就是通过精神层面的会计文化建设，培育一种以诚信为核心，客观公正，积极进取的会计价值观、会计精神、会计心理，营造尊重人、关心人、培养人、团结、进取、勤政、务实的会计人文环境，调动会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引导和规范会计人员的群体行为，增强会计组织的凝聚力、亲和力和向心力。
二、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一）会计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环境的需要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样，会计的发展也需要和谐的环境。和谐会计环境是指会计的发展处于一种民主法治、公平、诚信、充满活力、健康有序的环境，和谐会计环境的营造离不开会计文化的建设。因为和谐会计文化环境的标准是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会计精神文化三者之间互为促进，同周围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自然环境、技术环境、教育环境、文化环境能够和谐共存。
会计文化在会计环境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会计环境的发展变化也会引起会计文化的变迁。建设“以人为本”的会计文化是推进我国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建设的核心，它立足于对人的管理，充分发挥每一位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会计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实现会计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由于会计人员价值观的不同，社会上才会出现屡禁不止的会计舞弊，而且涉及的经济数据也越来越大，会计文化建设可以加强会计人员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范会计人员的行为，维护社会经济安全，减少经济犯罪，促进社会环境的和谐。
（二）会计文化建设进一步丰富了文化的发展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悠久，人类文化长河是由众多的分支文化组成的。而会计文化就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行业发展成熟的标志。若将文化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会计文化就是树枝。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会计文化建设必须融入民族传统文化中去，会计文化同其他分支文化和谐共处才能更好的丰富文化内容。
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西方的民主政治文化、法制文化、市场竞争文化、科技文化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因而，会计文化建设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形成多元文化相辅相成的互补结构。文化多元化的同时，与此相伴随的是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碰撞，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会计文化的建设，是体现法治、公平、诚信、有序的总体要求，是面向时代、立足现实，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先进文化相承接，与构建社会先进文化要求相吻合的思想文化体系，体现了时展的进步潮流。我国会计文化建设要朝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但却不能失其民族个性与特色。在提倡将传统优秀文化与渗透高科技、现代管理艺术的西方文化有机结合成一种“完全”文化的同时，要保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个性，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上丰富文化的内容。
（三）会计文化建设能够为防范会计风险提供支撑
会计制度文化规范了会计人员，应该“做什么”，“不应做什么”，“如何做”。制度文化越详细，会计人员的行为越标准。监督制度在确保企业经济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防止资产流失，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会计法》中规定了职责明确、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法律基本要求。企业要充分发挥内部审计部门在内控中的防范监督作用，防范差错与舞弊，提高审计效果，可以说内部审计机构是强化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一项基本措施。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制度文化的建设是防范会计风险必不可少的内容。会计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会计工具的发展。电子计算机己成功地引入到会计领域，形成了会计电算化。会计电算化大大提高了会计人员的工作效率，但从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会计数据的安全问题。在当今社会，“无纸化”办公还没有完全取代“手工”办公，一些重要的会计资料，比如会计报表，企业战略等资料都涉及到公司的商业机密。因而，对会计工具、会计资料的限制使用是防范会计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会计精神文化的基础是会计诚信。在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往往最先从会计信用关系中体现出来。不管是美国爆发的信用危机，还是中国爆发的失信事件，大多数都牵涉到会计失信。社会各界对会计失信的谴责此起彼伏，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家经济决策与实际的经济状况偏离，己经成为一颗“毒瘤”，严重危害投资者的利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会计精神文化建设从会计思想、会计精神入手，从会计人员的内心出发，解决会计人员思想的不稳定。
会计文化建设中不论是对会计物质文化的建设、会计制度文化的建设，还是会计精神文化的建设，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会计风险进行防范，其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加强会计文化建设，不仅是丰富会计人员精神生活、提升会计人员思想境界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防范会计风险的有效途径。
（四）会计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会计可持续发展
构建会计文化的最终目标提高会计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会计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引起了会计人员思想观念、思维模式、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等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又涉及到会计的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会计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改变会计人员的价值观念，这要求会计人员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要与会计管理的要求相适应。同时，会计文化是同其一定的文明程度相联系、相适应的，会计人员在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的同时也是为会计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会计工作是所有会计人员共同生存和共同发展的平台，是一个制度共守，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大家庭，会计人员在做好会计工作的同时，自身素质也会得到提高，这也是会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会计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就是会计文化变迁、会计文化冲突的过程，是寻求先进、文明的会计文化的过程，是发现自身会计问题、解决自身会计问题的过程。会计文化建设，是高层次科学管理模式的再造，它使各项管理更具人性化、科学化，促进了会计管理由“硬管理”到“软管理”，由“控制式管理”到“支持式管理”，由“被动管理”到“主动管理”的转变。因此，要强化会计文化对会计的积极影响，促进会计改革与发展以适应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需要。
（五）会计文化建设能够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会计信息披露是解决会计信息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重要举措，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取决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而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来源于直接参与人，这种真实性需要会计人员有能力对会计信息进行获取及加工，同时也需要会计人员对这些信息进行披露。会计文化通过实践、会计手段的丰富、会计物质资料创新，从而提高会计人员在工作中的胜任能力，通过责任感、使命感的加强，从而提高会计人员的诚信，可以说，会计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理论和会计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能间接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具体来说，会计文化包括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会计精神文化。会计物质文化的重点在于会计工具的改进，比如电子计算机的引入，形成了会计电算化。会计工具的改进大大提高了会计数据的处理速度及准确，这也是会计信息披露的前提。会计制度文化侧重于会计行为规范，它规定了会计人员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培养会计人员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品质，这是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环节。会计精神文化则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当会计人员的价值理念、价值系统与会计的环境相适应时，会计人员就能够做出符合会计需要的行为。同时，会计文化将会计的目标、社会责任内化为会计人员的会计精神、会计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并规范为会计行为准则，它将会计的管理与控制深入到会计人员的思想深处，形成“内控”机制，以“软约束”的方式来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三、加强会计文化建设的途径
由上述论述可知，会计文化建设无论对一个企业，还是国家来讲，都具有具体的作用，因此，加强会计文化建设是当前会计行业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会计文化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做好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建设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建设是会计制度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会计基础工作是会计工作的基本环节，也是会计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随着经济发展和会计工作的深入，会计基础工作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以规章、制度的形式予以规范。因此，对会计基础工作的管理、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单位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建设等问题需要做出全面规范，一方面为各基层单位和广大会计人员开展会计基础工作提出要求，加强会计基础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努力方向，以此推动各单位的会计基础工作逐步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另一方面，为管理部门管理会计基础工作、监督和检查会计基础工作情况提供政策依据和考核标准，督促各单位不断改进和加强会计基础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基础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不仅削弱了会计基础工作，影响了会计工作秩序的正常运行和会计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对各单位的经营管理和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消极的影响。
（二）加强会计机构的建设
会计机构建设的内容除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的规定以外，还包括了会计机构的组织形式、会计工作的领导体制、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等。通过会计机构建设，可以在会计工作环境和内部分工方面对强化会计职能起到促进作用。会计机构建设是会计工作规范建设的实施机构，它对会计人员的工作起到了监督作用，是会计人员自律的约束机构。会计机构一方面执行了组织的规定，另一方面为了使其他部门执行会计相关制度，就需要会计机构与其他部门进行协调、沟通、宣传。在组织中，会计机构以事后核算反映企业全部经济活动，重视以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反馈的核算工作，为所有者和债权人提供财务情况和经营成果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会计机构建设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确立会计的独立性、权威性，它是会计制度执行的制约机构。
（三）提高会计制度的执行力
会计制度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对制度进行规定，但重要的是会计制度的执行力问题。会计准则的建设关键在于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说，准则的实施比准则的制定更有难度。制度再完善，没有执行力也是枉然。Becker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指出，当预期效用超过时间和其他资源用于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一个人才会去犯罪。在会计行业里，很多人都存在着寻租的可能。会计监督一旦弱化，会计寻租行为的成本就会降低，收益空间就会增加，会计人员就会在利益的驱动下背离会计目标，把信息失真的成本转嫁给社会，使资源配置发生偏差。因而，要提高会计制度的执行力，就必须建设高效的会计监管，在会计人员内部形成自律的机制，消除道德风险，同时加大处罚力度，只有行政、民事、刑事三者有效的结合才能提高会计人员的违法违规成本。同时，为了促使会计制度执行力的提高，可以实行“问责制”，建立责任中心，明确责任中心的范围、考核、评价、控制。
（四）加强会计法制的建设
会计法制建设涉及了会计法制建设的机构及内容，同时也决定了会计法制的效力。会计法制建设目的是为会计制度文化提供法律保障，它是一定阶段调整会计工作关系的法律规范文件和制度统一体。没有法律的保证，容易造成会计机构不健全，制度不完备，账目不清，核算不实的混乱现象。会计法制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相互制约的完整体系，它的制定涵盖了工业、农业、商业、合同法、财政法、经济法、审计法等。会计法律建设与其他的法律建设有着相互的联系，在法律制定的同时要考虑其对其他行业的影响，不能只考虑本部门的情况，各行业之间要有衔接，而不矛盾。
四、总结
会计文化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分支，其在本质上属于文化的范畴。通过对会计文化建设的分析，了解了会计文化建设的现状，对会计文化建设进行了反思，希望能为我国会计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帮助和借鉴。
作者单位：
第2篇
1、中国快速进入汽车社会，但社会心理还不成熟
“汽车社会”（Auto Society）是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随着轿车大规模进入家庭后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在科学技术起决定作用下而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革。毫无疑问，汽车的快速普及，给普罗大众带来了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大众汽车消费将带来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人们不仅出行更方便快捷了，而且改变了时空观念，可以尽情地享受现代社会的快节奏而又舒适的生活。同时，汽车社会的到来，还将改变我们的城乡关系、就业结构、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但是，正如事物都有两面性，中国汽车社会的快速形成，也必然带来一些负面的、滞后的影响。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社会心理的不成熟。比如，把汽车由代步工具异化为奢侈享受的追求和向人炫耀的资本；比如，以不文明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野蛮飙车来吸人眼球，显得自己多么英雄；比如，先入为主，乱停乱放，不讲公德；比如，在高速公路堵车时，心态烦闷，情绪急躁，口吐污言秽语……凡此种种，都是在快速进入汽车社会的过渡期中社会心理不成熟的表现。
2、中国快速进入汽车社会，但基础设施还不配套
无容置疑，近些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不要说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纵横交错，其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二，即便是国道、省道乃至乡村公路建设也有相当发展和长足进步。但是，由于中国体量太大，幅员辽阔，且过去基础太差，历史欠账太多，所以，即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很快，效率也很高，但总是跟不上汽车普及的速度和形势的变化。尤其表现突出的是停车场地的规划不足，建设偏少，以至于有车一族常常为寻找停车位而苦恼费神。此外，一些路段的建设质量也不敢恭维，不管高速还是低速，常修常坏，上了高速公路，大部分时间不是堵车，就是跑半幅，交高速费，跑低速车。还有，收费站的人为堵车，收费站口挺多，但大部分时间仅仅开几个，只要出省进市，就要排长长的队蜗牛行进。此外，我们还要看到，汽车业发展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要牵扯众多社会问题。很难想象，一个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5%的国家，汽车业竟会成为支柱产业。[ LunWenData.Com]
3、中国快速进入汽车社会，但法律法规还不健全
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入汽车社会。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法律法规特别是交通法规也不算是很健全，还没做好进入汽车社会的充足准备。比如，驾驶员培训需求的旺盛带来了驾驶培训学校的兴旺，但由于发展过快，驾校师资不足，加上法规漏洞，管理不当，结果培养出大量不合格驾驶员，成为潜在的马路杀手，酿成太多的交通事故与人生悲剧。比如，由于相关环境保护法规的欠缺，使得很多不符合排放标准的汽车上路行驶，其结果，汽车的数量上来了，我们享受着汽车带来的快速，却又让汽车带来了野蛮和污染。因此，如何使用汽车，如何保养汽车，如何节约用水，如何节约用油，如何低碳生活，如何保护环境，如此等等，也都是汽车族义不容辞的责任。
4、中国快速进入汽车社会，但汽车文化还不匹配
前之所述，是中国快速进入汽车社会种种不适的客观外在表现，而内在的不适应则表现为汽车文化的不匹配。换言之，客观外在的表现只是种种表象，论文格式而内在的汽车文化的不匹配则很可能或很大程度上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诸如，人们对汽车的快速普及带来的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适应与否，对汽车大众化给人们带来的城乡关系、就业结构和消费方式的认同与否，对行车公德和交通秩序的肯定与否，对汽车普及速度过快和基础设施一时跟不上的包容与否，以及对严守交通法规，实行绿色出行赞同与否。等等等等，莫不属于观点理念的汽车文化范畴。因此，所谓的汽车文化，其实质就是人们特别是有车一族对待进入汽车社会的基本思想观念与社会理念。我们必须客观认识汽车社会，积极培育汽车文化，做好迎接汽车社会来临的准备。这便是我们当下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为此，笔者认为，我们要建设的汽车文化应该是理性文明的、安全规范的、先进环保的汽车文化。
一是要培养理性文明的汽车社会心理。毫无疑问，汽车社会的到来，意味着汽车进入大众化消费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弄清楚汽车的本质属性是什么，着力培养理性文明的社会心理。而今年首个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其实就是对中国汽车社会文明程度的一次大考。就汽车本质属性而言，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是一个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方面，我们要为这一时代的到来而高兴，为能拥有一辆私家小轿车而自豪，为能享受这一现代物质文明成果而兴奋，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与进步而欣慰。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保持理性消费，不要把汽车这一代步工具异化为奢侈享受的追求和向人炫耀的资本。依据自身的经济条件，选择买车还是不买车，以及选择买什么档次和品牌的车，而不必盲目攀比，甚至贷款买车，过度消费。此外，我们还应特别提倡买国产车，以实际行动支持民族工业发展。与此同时，要大力开展文明行车的宣传教育，以文明开车为荣，以野蛮开车为耻，以遵守交通规则为荣，以开“英雄车”为耻，以遵纪守德为荣，以乱停乱放为耻，并且辅以诸如“全年开车无扣分的驾驶员现场摸大奖”等活动来加以引导，长此以往，理性消费、文明驾驶的社会心理与风尚就一定能够形成，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开车人的素养也越来越高的“景象”一定会呈现。
第3篇
【关键词】 高校 社会主义 文化担当
【作者简介】 林利红，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经管学院教师、硕士；杨昌明，中国地质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03-0010-03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繁荣发展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党的十站在更高的角度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行了严密部署。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在传承文化文明、创新文化知识、弘扬文化传统、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促进文化繁荣中具有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中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
一、高校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首先，高校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方面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对于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引领社会风尚，团结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具有重要作用。高校作为传承知识和价值的社会组织，作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殿堂，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传播先进、优秀的思想文化，既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高校的神圣职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先进的知识体系，更是优秀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传承不是简单的重复、重述，而是不断创新的过程。高校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是通过对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梳理、研究，将其学科化、专业化、科学化、学术化，融合在相关学科和课程之中，整合到教学体系和培养方案之中，并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广大高校教师，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课教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他们把这一核心价值体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兴趣，从各自的学科对这一价值体系进行研究，并在相关课程中作出新阐释，才能推动这一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向纵深发展。
其次，高校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和科学技术文化中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高校是学科群集、知识密集的地方，既有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群及人才队伍，也有门类相对集中的自然科学技术的学科群及人才队伍。这是高校独特的优势，是任何其他社会组织机构无法比拟的。高校强大而高素质的教学科研人才队伍是促进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和科学技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对学科前沿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严谨的治学态度、求实创新的品格、刻苦钻研的精神、克服困难攀登学术高峰的勇气，既推动了各学科的发展和进步，也成为人类社会文明薪火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高校密集的学科环境，客观上使各学科的进一步分化和哲学社会科学文化、科学技术文化的交叉融合成为可能，促进了大量分支学科的产生和交叉综合学科的出现，各学科在不断的分化和整合中，极大地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和科学技术文化的纵深发展和全方位拓展。
再次，高校在引领社会文化发展中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高校不仅传承和传播着先进的思想文化，也以自身创造的高品质的思想文化积极影响、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发展。高校文化既是社会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一方面，高校通过对社会文化进行学科化、专业化的梳理，使社会文化中最先进、最前沿的部分得以系统记录、广泛传播，使社会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得以积极扬弃，使社会正气得以弘扬，社会文明风尚得以提升，从而成为社会先进思想文化、优秀价值精神的传承者；另一方面，高校在对社会文化进行学科化、专业化的梳理过程中，广大师生求真求实，艰辛探索，积极创新，创造了许多领先时代文化成果和文化产品。这些思想文化成果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各种途径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转化为社会文化，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提高了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
二、高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应勇于担当有所作为
首先，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拓展深化社会主义文化内容。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师生共有的价值观念及其外在形式——文化环境和氛同的总和。当前的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主要包括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建设和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建设两部分。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升华为与爱国主义和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同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建设相伴而生的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特征的改革创新精神。高等学校应积极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充分发挥载体效应，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以精神的力量端正学生的理想追求、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真正起到弘扬和培育青年大学生民族精神的作用。具体来讲，高校一方面可以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如开展历史知识竞赛、爱国歌曲比赛等活动，并充分发挥校报、校园广播等校内宣传媒体的作用，进行广泛宣传教育，促使学生了解本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璀璨的文化，使他们在活动中得到熏陶。另一方面，可以及时利用国际、国内重大时事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激发大学生的爱围之情和报国之志。此外，高校应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学生社团可以通过开展一系列高品位、高质量的科技文化活动，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于教育活动中，倡导和鼓励大学生求科学真知、树文明新风、强综合素质，为大学生营造健康成长的校园文化氛围，促进其全面发展。
其次，充分发挥高校课程优势，主动担当文化传承和传播工作。高校课程具体可以分为人文课程、“两课”课程和专业课程三大类。这些课程都会涉及民族文化教育的相关知识，充分利用这些知识，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具有自身的优势。人文课程不仅要在形式上丰富多样，而且在内容方面也应当彰显其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优势。高校人文课程内容中，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知识，中国化的相关理论，中国杰出的历史人物事迹，国外的进步文化思想等内容都会给人丰富的启迪。目前许多高校通过开设大量人文方面的选修课程，举办人文素质讲座，开展第二课堂教育，加强实践训练等来加强大学生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素质。同时还要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端正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作用。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文化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阵地。在大学生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就必须加强课程建设、改进课堂教学，把民族精神教育与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文化修养，增强其民族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强化大学生的文化自觉。高校还要结合学科专业知识，发挥专业课程的优势，积极进行文化教育和传播。从高校专业课程设置来看，无论是文史类专业还是理工类专业都包含有介绍中外文化知识的课程。一方面，高校任课教师要结合学科特点，利用中外文化的差异，挖掘不同课程中不同的文化教育内容，将中华名族文化精神教育渗透到学科专业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习学科知识的过程中，受到民族精神的熏陶。另一方面，在校大学生要学会辩证地看待中外文化差异，以国外进步文化为动力，以本民族文化现存的不足来鞭策自己不断进取，引导学生更好地进行文化选择，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激励大学生的文化担当。
再次，有效利用高校自身的特色资源，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许多高校除了具有自身的办学特色外，还常有诸多潜在的特色资源，包括高校创办以来自身所具有的历史资源和高校所处的区域文化资源等。因此，高校可以从自身实际出发，深入挖掘这些潜在的特色资源并加以整合，将校本文化融入到区域文化发展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来，不断拓展大学文化的魅力，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人才资源是高校巨大的资源，也是高校真正进行文化担当和作为的保证。高校的人才不仅包括高水平的教师、知名学者，高校学生也是重要的人才资源，也是文化创造的重要力量。对于高校来讲，应该主动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努力动员高水平的文化人才参与文化建设，比如重要的文化发展规划、重要的文化项目、重要的文化场所建设方面，高校的文化人才应该主动介入，积极贡献，建言献策，做好高水平文化战略的设计论证工作，高水平文化工程的咨询服务工作，切实为思想艺术水平高的文化产品创制、推行和普及发挥关键作用。高校的学生也要积极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比如高校的社会实践活动，主体是学生。高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些人文景点和自然景观作为实践基地，组织学生深入基地，亲身体验与实践，促使他们在活动中不断增强文化体验和感知，大学生也可以将校园文化和民族文化、市民文化结合起来，创作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从而繁荣和丰富文化艺术形式和内容，这同样是一种文化创造和作为。
三、高校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担当与作为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文化具有承袭性，是变革和坚守的综合作用过程。高校作为一个文化组织，作为思想文化的创造阵地，应科学定位，因利利导，发挥作用，务出实效。
一是在立场上要坚守文化本位。大学是人类文化发展到相当水平时的产物，其使命在于作为对人类知识和价值进行社会传承的学科化和组织化机构，促进社会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和专业化发展，其产生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新文化的萌生与发展。也就是说，文化构成了大学存在的依据。大学或高校作为社会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中心，应该坚持文化品格，坚定文化信仰。特别是在高校实现办学功能的时候，要用文化进行功能实现的整合。特别是当今社会，高校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主动参与经济建设，给人以逐利的色彩。高校参与经济建设，服务社会，这是必须和必然的，但是高校要牢记自身的文化定位，要在参与社会中转移和普及科学文化，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含量，进而增进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
二是在参与上要突出优势特色。文化是包罗万象的，也是多层次的。高校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凝聚力量，取得实效。一是要结合高校的办学定位。高校的办学定位决定了其文化创造的基本格调，决定了文化创造行进的方向，比如一些高校的办学是瞄准国家重大前沿课题的，那就应该创造高端的文化产品。二是结合学科特点。学科特点决定了文化创造的内容。比如，以文科见长的高校，应该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发挥作用，艺术院校则应该在文艺方面进行精神创造。三是要结合学校师资优势。在高校，高水平师资是办学的关键，高校要进行文化创造，履行文化担当的责任，离不开高水平教师的参与，要发挥其聪明才智，调动其文化创造激情，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三是在方式上要综合推进。当前，高校各项教育管理服务工作越来越频密，科学化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校的各项工作必须统筹协调。文化建设对高校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建设更显功力和定力，对高校谋求发展是一种巨大的鞭策力量。很多时候文化建设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立竿见影，需要较长时间的智力和精神投入。特别是比较大的文化工程，往往需要不同学科、不同资历、不同代际的人共同参与。越是如此，高校越是要注重统筹推进，做好项目的设计、规划、人员配置和保障服务工作，在重大关口应该特事特办，根据文化建设规律特点运用综合方式，为学校参与文化建设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肖雪慧.回应挑战与保存大学的核心价值和基本职责[J].江苏高教，2008，（5）．
第4篇
关键字：幕末；和魂洋才；明治维新；文献综述
十九世纪中叶，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中国率先被西方打开国门，随后不久日本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两国的仁人志士都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主张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来抵御西方的入侵，决定向西方学习。日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指导思想，那便是和魂洋才。和魂洋才的内涵顾名思义，“和魂”指大和名族的精神，而“洋才”指西方的文明，是以日本的精神来学习西方的知识，两者之间是并列的关系。与中国提出的“中体西用”不同，日本并没有拒绝西方，而是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吸收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处心积虑地保留自己的传统。日本构建的这种以西方文明与日本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模式，成功地把日本从封建社会改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目前关于和魂洋才的相关论著与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具体的综述如下文：
1 国内学者的研究
著作上主要有江秀平的《走向近代化的东方对话――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该书以中日两国的近代化为背景，分析认为中国与日本明治维新在背景大体吻合但结果相差甚大的原因在于中日传统社会结构上的差异、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中政治结构上的差异与指导思想上的差异等三部分因素构成。关松林的《日本学习借鉴外国教育之研究”和魂洋才”的建构与嬗变》（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主要阐发了日本教育在学习借鉴外国教育过程中所形成的鲜明特点：日本教育擅长吸收外来文化，能够积极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华，且有选择性地吸收外国教育的长处，以适应日本自己的需要。叶渭渠的《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中概括介绍了日本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简要说明了这些文化与日本政治社会发展历史的有机联系，然后才比较的视角出发，论述了日本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以及近代与西方交流、调适西方文化的新鲜经验。
其他著作还有吴廷桢、赵颂尧所著的《坎坷的历程――近代学习西方八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王承仁的《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樊和平的《儒学与日本模式》（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等。
论文主要有赵紫峰的《中日两国教育近代化之比较――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该文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对中日两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为主题，运用历史归纳综合的方法总结找出了两国在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异同。张敏琴、李珊珊在《“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之比较》（《文教资料》，2006年第28期）中，先是找出了两个口号的社会背景及其原始内涵都大体相同，其次分析了两者表现出明显差异的原因在于两国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不同、文化阻力与倡导者意识不同等方面。李翔海、刘岳兵在《“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比较申论》（《河北学刊》，1997年第5期）中作者认为中体西用的重点始终在“用”字上，而和魂洋才则不同，“洋才”包容的尺度越来越大，以致于可以在“和魂”的层面上接纳“洋魂”的内容，这是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吸收外来文化的方式。武安隆的《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兼说“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的异同》（《日本研究》，1995年第1期），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比较研究发现“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的发轫阶段出发点大致相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魂洋才”的取舍标准放宽了，而“中体西用”却难有突破，“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之间是无法用等值去衡量的。苏中立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92第12期），作者从两者的文化模式去比较分析中日两国走上不同结局的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大国，输出的多输入的少，日本则相反，致使中国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的步伐远远落后于日本。
其他相关论文还有肖传国的《中日在吸收近代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中心》（《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张雯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3期），赖作卿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辩》（《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严清华的《中日近代之初的两种对外开放观――“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思想比较》（《经济评论》，1995年第2期）等。
2 日本学者的研究
高坂史朗的《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该书以日本、朝鲜、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为中心。作者认为东方的近代化一开始就陷入了“和魂洋才”、“东道西器”、“中体西用”这种东西二元对立的陷进中，这种陷进造成了东亚社会发展的非连续性，同时也对东亚的自我认识带来了困惑与挫折。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主要从日本文学的角度来看待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的转变，作者认为在汉才时期中国主要为日本带来了儒学思想，汉才与和才融合经历了一千多年，这种精神已经深入了日本的骨髓，所以日本的洋才才能带入西方的价值观，影响到近代的日本。衫谷昭的《和魂h才から和魂洋才へ：久米邦武の知的背景》（L崎心大学人文学部，1995）中作者从久米邦武随行欧美写下的回忆录中，从个人的身份背景、时代背景等分析对于了日本人的自我认知这个问题。
研究近代日本，不H要把握当时日本国内外政治情事的变化，对日本思想文化上的转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对和魂洋才思想的研究，了解其是如何从产生到变化再到发展的过程，便对近代日本的发展历程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江秀平：《走向近代化的东方对话――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 关松林：《日本学习借鉴外国教育之研究”和魂洋才”的建构与嬗变》，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
[3] 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赵紫峰：《中日两国教育近代化之比较――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5] 张敏琴、李珊珊：《“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之比较》，文教资料2006年第28期
[6] 李翔海、刘岳兵：《“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比较申论》，河北学刊，1997年第5期
[7] 武安隆：《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兼说“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的异同》，日本研究1995年第1期
[8] 苏中立：《“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92第12期
[9]高坂史朗：《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5篇
潜移默化的学术训练
我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届的本科生，1983届的古典文学与文献整理专业硕士生。当时我们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以汤炳正和屈守元领衔的6位教授都是国内名师，每届研究生毕业都请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学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学者主持答辩，还给我们作专题报告，这对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国社本文由收集整理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届明清小说专业的博士生，1989年底毕业并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觉得自己在法国能够继续怀有浓厚的兴趣在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深入学习，与我先前在国内的读博与工作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想先谈一下这段经历。
我在国内读博期间受到2个重要影响，一是来自我的导师陈毓罴教授，二是来自我的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同学。
陈毓罴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苏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4年，师从苏联著名文艺理论权威专家，毕业归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著称。陈教授在国内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使他在研究方面显示出与同行不一样的开阔视野，对我不乏潜移默化的影响。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研究生院，刚开始只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专业覆盖文史哲、经济学、法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记得我就读的1986届所接触的上下3届各学科各领域的博士生导师都是国内各学科的一流学者，可以举出一长串在社会学科领域为人熟知的名字。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饭桌上吃饭，这也正是不同学科的同学交流的最好机会。这种交流使我的视野和关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说专业，对社会学科领域的不同专业都有了一些了解和兴趣。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响我日后在法国对艺术产生兴趣的重要经历。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荫街恭王府内，是中国艺术门类的最高殿堂，在戏曲、美术、音乐、文艺理论、话剧、电影、曲艺等学科都汇集了各领域的的著名老学者与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儿工作的时间虽仅4年（工作关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颇有收获。在工作及与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艺术学科与文化的濡染和影响，其间，我曾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
负笈海外：
漫长而艰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邀请去了巴黎，在东方研究小组参与完成1项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东方研究计划。从北京到巴黎，我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
在巴黎工作期间，我与法国汉学家多有接触，法国丰富的文化艺术也吸引着我，因此工作结束之后我决定留在巴黎继续学点东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读东亚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时，我决定转而从头学一些中国需要的西方学科，将来归国才能发挥作用。那时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国东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继续修读。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马克·布洛克大学（2008年与该市另2所大学合并为斯特拉斯堡大学）以人文学科驰名，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法国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重镇。进入该大学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读了艺术史、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硕士课程。学习中我的兴趣与目的都集中在对将来归国服务有用的领域，如在艺术史专业中我侧重博物馆学、考古学以及西方现代绘画流派；在社会学专业中，我注重都市社会学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撰写了学位论文《中国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用社会学理论和观点梳理中国从古到今的民本思想传统；人类学专业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陆、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与原始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对这几门学科硕士课程的修读，我感觉自己一方面学到了西方现代人文学科领域的一些专业知识，同时也对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触和更深刻的了解。
进入21世纪，我在法国感觉到世界在飞跃发展，中国也在飞跃。我因此想更进一步从全球范围来探索人类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同时我也获悉国内一些大学正在开设或准备开设人类学专业，于是，我决定去巴黎第十大学的博士学院修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巴黎第十大学博士学院集中了法国在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领域的诸多著名学者。我师从人类学教授b.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时也是汉学家。选博士论文研究专题时，正值法国著名汉学家a.列维（andré lévi）翻译的《聊斋志异》法文版全集出版，《聊斋志异》是在西方国家广受欢迎的中国文言优秀传统小说。
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兴起，一些古典名著被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因此我决定用人类学的视野和观点去尝试对中国文言小说的研究，以《聊斋志异》为突破口。但在论文资料的搜集与撰写中，我深感在专业素养的学术训练中，自已还需要了解更多的人类学理论和观点，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转学到斯特拉斯堡马克·布洛克大学人类学系d.莫纳尔（d.monoris）教授门下继续做我的博士论文《聊斋志异人类学研究——中国17世纪》。
论文的撰写非常艰苦，d.莫纳尔教授从论点到资料的使用都给予我悉心指导。最后我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论文优秀等级，并于2009年由法国博士文库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学科的差异
既后，我又用半年时间在工作之余修读了宗教学课程，我感觉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专业的研读与论文写作中，我对中国人文学科和法国人文学科有一些个人感悟。法国的人文学科在欧洲国家具有代表性，法国在大革命前是贵族分封社会，与中国周朝的分封制度类似。但法国的传统社会是政教合一，它的传统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国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间，发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也是科技发展与工业化、都市化时代，这个社会变革是巨大的，对人类生活与心灵的冲击也是巨大的。面对与宗教文化传统相背离的新制度、新时代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西方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出现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等新型人文学科，每一门学科又有不同的学派，大家都在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探索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不同的学科与学派才如此活跃。
要真正认识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区别，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传统，中国是儒家世俗文化传统这个关键的分野。西方的现代人文学科都是从宗教文化传统面对现代社会发展，直至产生现代化生发出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与民本为核心价值，因此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现代社会变革与现代科技并不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而是来自西方的影响，现代人文学科也是传自西方。我认为，一个有志于服务祖国的学习人文学科的海外留学生，既要学习如何运用西方现代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观照中国的现代社会，同时也要注意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特点。
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和都市社会，要真正了解西方国家，还应该了解地域文化与乡村社会。我曾经有2个假期在法国各地乡村漫游，这对于了解法国的区域社会与乡村经济大有好处。因为专业的原因，我在法国比较注意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不同政党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及政党之间的博弈。我感觉不同派别除了所代表的利益阶层不同以外，总体上也都强调公民义务。民主社会除了个人自由、个人权力，公民随时都准备承担对国家的义务。深层的文化是建构民族精神的东西，在法国就是宗教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今天法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与民主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在法国人的生活中相辅相成。
第6篇
我们的研究缘何存在这一问题？原因大抵可以在“人类科学”割裂自然与文化、分化物质与精神的“惯性”中找到——正如先生曾指出的，我们“基本上直接接受了西方文化中‘人’和‘自然’的二分的、对立的概念”[1]（P.210）；而又如一位英国人类学家感悟到的，这二分的、对立的概念“从人与动物的对立状况中划出一条绝对的界线，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人与物、道德与物理、理性与本能，更对立了社会与自然”。[2]
有着“天人合一”传统的东亚诸文明，除了有助于我们再度认识东西方价值观之差异[1]（P.185-196）之外，是否还有助于我们补正西式社会科学的“去山川法”？
2012年4月27～28日，我在四川安仁镇召集了一次“山——人类学的视野”国际学术工作坊，邀请来自东亚诸国、欧洲及中国的20多名友人对这一问题加以探究。
参与工作坊者有的从部落异文化反观西方宇宙论的局限，有的呈现中、日、韩三国文明传统中山川的角色，有的结合理论与经验叙述民族志时空坐落中人与物、神与自然难以区隔的特征，有的以生动的个案展现中国文化诸书写传统中山川的核心地位。①[3]
本栏目的三篇文章，源自这一工作坊关于中国古代士人对山的书写与描绘的讨论，是对于工作坊中出现的西方宇宙论批判、东亚文明研究及天人关系民族志诠释的回应与延伸。其中，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兰善兴的文章聚焦中国山水画，该文指出，山水画的成熟过程与士大夫群体独特的身份形成过程有着内在的契合；山水画是上古山川崇拜的人文表达方式，山水画论所追求的“传神”，使山川之“生命力”得以人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李金花的文章是通过一本文人游记——顾彩的《容美纪游》——来呈现传统士人的山川观念。文章力求展现士人对山川的三重印象——既是蛮荒之地，同时又是桃花源和仙境地，这三者看似一个交融的矛盾体，但实际上它是传统士人借助边远的山川来反思自身的社会，对文明与野蛮、出世与入世、得道与失道之关系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瑜的文章讨论了“山志”这一文类对“山”的书写，以康熙年间高奣映所著《鸡足山志》的文本分析为基础，力图呈现清初士人所理解和书写的山川。文章从山川与府州的结构关系，解读山志的书写；并指出对于山志作者而言，山川与府州构成了两套相互配合和补充的知识。
山水画、游记、方志均不同于民族志。因之，从事我们这门学科研究的同行们易于将这组文章看作若干对于“前艺术”、“前科学”、“前民族志”的现代解析。三位作者的写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恐怕亦是如此——他们似乎将人类学诠释当作方法，将中国的山川意境当作其施加方法的对象。然而，在理念出发点与内涵上，三篇文章提供给我们的，恰不是“以今论古”，而是“以古示今”——借古人投身于山川、融入于文质彬彬之境、置身于自然秩序与政治之间的种种身心活动，反衬现代社会科学的局限，让那些兴许是出于“不经意间”的老式书写启迪民族志的新论述。
山水画、游记与方志透露出古人有过的“中间性灵通”。当下，这一“灵通”并未失去生命力，因为，经过梳理，它将再度“生活”在社会科学中，与后者碰撞结合，产生作用。而这组文章试图做的，正是与此呼应。人与自然混融的思想，“实际上不仅是中国的，它是世界上很多文明所具有的基本的理念，但中国人传统上对这方面有特别丰富的认识和深刻的探讨”[1]（P.210）；为了将诸如山与水之类的“自然物”融入人文世界的民族志视野中，我们可以“转眼到历史文化的大共业上，来重提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老观念”[4]，借重文人山水画中“人小物大”的意境，参考穿行于文野之间的游记，比附方志中治所与“地理”对应的方法，展开对人与物、文明与他者、政治与“自然”之间广义的人文关系研究，提炼出既有自身文化特殊性、又有宽阔普适性的人类学论述。
注释：
①关于该学术活动，请参见兰婕、汤芸所写“纪要”（《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秋季卷204-207页）。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不能简单把此次工作坊的有关讨论归类为“生态人类学的”，因为，“生态人类学”正是基于社会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论提出的，而我们的讨论则相反，与会者关注的，其实是作为文化之存在基础与核心内容的“自然”。
参考文献：
[1].论文化自觉[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2]Tim Ingold， The Percoption of the Environment[M]. London： Routledge， P.48.
[3] 兰婕，汤芸.“山——人类学的视野”国际学术工作坊活动纪要[J].西北民族研究，2012（秋季卷）：204-207 .
第7篇
论文摘要:本文对于民法的生存环境一“市民社会，的概念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和逻样的整合，分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中国现实环境下的市民社会的状况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在此基拙上，论证了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叁本法这一命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民法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法律规范，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理论界，关于民法的性质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民法是市民社会基本法这一定位，颇有争议。其中焦点就是如何理解“市民社会”这一西方文化和历史含义极深的概念，以及如何把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墓木法这一定性落实到现实中去.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拟作一下粗浅的探讨。
一、市民社会概述
“市民社会”是西方文化界和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词汇，也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存在.。要考察民法的性质，就不得不先从市民社会说起，只有对市民社会的历史永远渊源进行全面的梳理，才能对民法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定位.市民社会，坛初是用来指称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国家的，它与野蛮的落后的社会形态相对应。而作为一种理论分析的工具，市民社会是十七、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封建王权和政治高压的理论武器;作为一种可供比较的社会存在，市民社会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作为与政治实体相对应的私人领域。历史地讲，市民社会是现代西方民主和法制诞生的摇篮，民法的大发展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黑格尔、马克思奠定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木理论.黑格尔在其名著《法哲学原理》中提出了现代愈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即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何增科先生对黑格尔的这个概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在这一概念中，市民社会的主体是具体的、特殊的个人和自治性团体.个人是权利主体和道德认识的主体，而自治性团体则是联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中介.从以上几的介绍可以看出，黑格尔己经把市民社会与国家作为两个实体区分开来，赋子了市民t1会以独立的内涵.但是，由于黑格尔是从伦理角度而不是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没有揭示出市民社会的实体特征，从而也错误地得出了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的结论，这也为后来法西斯上台后实施国家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因而多为后人垢病。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的从本观点的纂础上对市民社会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阐发.马克思笔中的市民社会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有时一个分析的范畴。作为一个历史的范哟，市民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阶级利益存在的社会，马克思特指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一个分析的范畴，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它包括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⑧这样就把黑格尔市民社会的国家中l素排除了出去。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内容是私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因而马克思千脆把市民社会定性为社会的经济结构.⑧应当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是相当深刻的。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是在黑格尔、马克思研究的撰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西方者葛兰西认为现代市民社会是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特别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私人或民间结构的总称，他强调了市民社会在意识形态控制土的重要作用。而当代最伟大的市民社会理论家要数哈贝马斯了.他把市民社会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个组成部分。作为社会文化生活领域的公共领域，由于商业化的过度侵蚀，己经失去了原有的社会批判的功能，不能再为公共利益的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了，因此，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便陷入了危机之中.他提出用“交往行为”理论来重建人们的生活世界.。他的这种“公共领域”理论对西方社会影响很大.美国的柯亨和阿拉托干脆否定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二元模式，提出了国家、经济和市民社会分离的三元理论，令人侧日。综合上述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淡化经济在市民社会中的重要性，转而分析其社会文化功能，这与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有一定的区别。笔者认为，这种不同其实很正常.在黑格尔、马克思时代，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奉行绝对的市场白由，反对国家干涉，因而经济系统自然地从属于市民社会，而进入二十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因家对经济必须进行干预，这样经济领域的私人性质逐渐模糊，但是市民社会家们一直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私人领域来看待，于是就把经济从中分离了出去.所以，我们应该客观地说，不同历史时期，市民社会的特征是不同的，相应地理论也会有所差别，不同学者在不同时期的观察都有其正确性，都有可取之处.
在对市民社会的历史进行了考察之后，我们有必要下一个现代的市民社会的定义.在综合各家观点的从础上，笔者认为这个定义是恰当的，即市民社会是指个人、团体按照非强制原则和契约观念进行白主活动，以实现物质利益和社会交往相对独立于国家的非政治领域气市民社会的从本特点是市场经济、契约原则、白治性团休、公共领域，如果与中国的现实相对照，中国的社会也存在这样一个私人区域，中国的现实状况也具有以上的特征，因此中国社会也是市民社会。在对市民社会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后，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邓正来先生对此有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在历史上出现过洛克式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模式，和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模式。经过认真的分析，洛克式的理论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泛滥，而黑格尔的观念则会为极权主义绿灯，二者都有缺陷.邓先生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思路，但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却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要讨论市民社会与闰家的关系，必须放在特定的时期和国度去研究，泛泛而谈是不切实际的。就中国而言，目前要构建一个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模式，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做。首先，在市民社会，要保证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这是保持市民社会白主自立的经济基础:其次，要大力发展民主政治，特别是代议民主制，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它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组带”。第三，要培育多元的社会自治团体，作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缓冲;第四，要建设社会公共领域，特别是新闻媒体要更多地反映民众呼声.从国家的角度讲，一方面要加强公法制度的建设，对国家政治权利进行严格的控制，另一方面就是国家要转变其职能.把一些大包大揽的事务交由社会团体处理，从而集中精力进行宏观控制，防止市民社会自身矛盾的激化。显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二、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概括的分析之后，我们对民法的生存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民法与市民社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概而言之，市民社会的本特点决定了民法的性质和内容，民法的实施反映了市民社会的从木生活状态。首先，从语源上讲，“民法”实际中是罗y法中“市民法”的误译，可以看出，民法本身就是市民社会之法。其次，从历史进程来讲。民法是市民社会之法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在古罗马时期，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下诞生了民法，奠定了古典市民社会下的民法原形，也成为后世私法的荃础。在中世纪的封建时期，王权专制、政治黑暗，教会势力膨胀，市民社会失去了存在得到空间，民法也随之隐匿了。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市民社会作为一种既定事实确立下来，民法开始了辉煌的发展。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进入二十世纪，随着世界经济普遍联系得到加强，民主人权运动的空前高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早己超越了西方社会的范围，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模式，民法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可见，民法是市民社会之法是一种事实存在。
民法不仅是市民社会之法，而且是其从本法。第一，民法是市民社会木质特征的反映。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利益领域，市场经济是其从础和木质所在。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和社会分工为从础的一种经济模式，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竞争、合作.在此墓础上形成了以私人利益为体系的市民社会，要维持这样一种私人的社会秩序，必然要求有体现市民社会本质特征的法律体系与之相适应.民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体系，以尊重个人独立、平等为前提，通过互利的交易，实践了市场经济的茫木运作过程，保障了市场经济利益体系的自洽和完整，所以民法想当然是市民社会的摧本法。第二，民法调枯了市民社会的中社会关系。市民社会是以独立、平等的个人和自治性团体为主体的社会，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团体之中以及社会团体之间的生产、生活关系构成了市民社会的毕干。民法通过民事权利制度，在法律上保证另外不同主体的地位平等，通过物权、债权制度规范了市民社会的财产关系，通过亲属和继承制度落实了人身关系。在不同主体之间发生冲突和矛盾时，民法强调用民事协商的方式处理问题，主要以财产的补偿来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民法以诚信原则为址高指导君临一切社会关系，可谓市民社会和谐之尚方宝剑，使得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有了最基本的法律墓准和道德标尺.这里，民法是市民社会基本法的性质不言而喻.第三，民法以保证市民社会的自主自立为基本任务。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要实现一种良性的互动，就必须有相应的法亨工作为制约机制。宪法、行政法是规范公权力合理运作的墓本法律体系，而民法则是市民社会自我协调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市民社会赋予了每个人以充分的平等、自由，鼓励其进行交易、创造，不仅使每个市民都以饱满的激情进行生产、生活，而且也划定了国家权力界限，从而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实现了市民社会的白我管理和自主发展，这就充分体现了民法的荃础性地位.第四，民法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为最终目的.市民社会是一个私人利益的存在，政治色彩被淡化了，作为理性的个人，追求自己的生活质量和个人的最大幸福便成了他们的基本目标.每个个人的发展就实现了社会的发展.民法正是以实现这些目的为其存在价伎的.人文主义孕育出来的民法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个人权利的保护神。民法高举意思自治的大旗，给了个人以充足的自由空间去行使白己的合法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址需要什么，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如何才会幸福。在民法慈毋般的眼神中，每个人都有平等地追求个人幸福的自由，他可以尽己之所能去进行实践、活动，从而激发了人们的址大潜能，社会也会水涨般高地向前发展，吸终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愈思自治是民法的精髓，是市民社会发展的不蝎动力.因此，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三、确立民法是市民杜会的基本法的惹义
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今天具有非凡的意义。首先，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势力和综合词力的增长举世震惊，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市场经济为中国肌体注入了活力。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实际上就是要用法律规范确立市场经济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只有民法被普遍适用，民法精神深入人心，市场经济才会保持稳定快速的发展。
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的丛木法，就划分了公法与私法，从而实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宪法、行政法规范公权力的运作，保证了现代社会中政治权力的恰当配。而民法作为规范私人事务和利益的私法，从市民社会内部赋予了人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为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这样，公法和私法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实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
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才能实现私法自治，从而实现市民社会的自立自治。确立了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实际上就是以人为本，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样的社会秩序就是一个让每个人都自立自强，而整个社会也就是一个高度自立的社会实休，那么市民社会的自治便是顺理成章的了，这种社会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
最后，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基本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的过国度，法治观念的培育倍感漫长.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基本法，就给每个人的身体里注入了权利和法制的原因。一个法治昌明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民法发达的国家，一个国家民法的发展和适用程度纂木可以反映该国的法治水平。建设中国的法治社会，我们就从民法开始。
注释:
①②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5).第71-73页.
③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4)第66页.
④姚国宏.论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思想.6ttp//chinulegulVtcory.com.
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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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构建和谐社会须解决好城市流动人口问题黄政合，孙晓倩，HUANGZheng-he，SUNXiao-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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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现代信息资源环境下科技创新理念的应用白建丽
27.关于应用文写作教学"去文学化"的再思考孟建伟，MENGJian-wei
28.学术论文的特点与选题——学术论文写作研究之一尉天骄
29.关于诗禅融通形式的考察郜林涛
30.浅谈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线条吕世亮
31.中国古代服装结构与现代服装结构之比较毕虹，BIHong
32.行政案例教学改革研究王俊刚，王华梅，WANGJun-gang，WANGHua-mei
33.本刊主干栏目近期选题方向
34.关于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关银凤，GUANYin-feng
35.计算机教学中应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原晓林，刘效春
36.高职高专英语教学改革实践探索康珉，KANGMin
37.浅淡高等数学课程体系的教学改革彭大力
38.高师钢琴教学要突出师范性张雪梅
1.青年工作思想的特色邹谨，ZOUJin
2.论中国青年志愿服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刘孜勤，LIUZi-qin
3.转型期农村青年人生价值观的分化与整合杨锋，YANGFeng
4.中国新生代群体内潜在冲突的现状与对策探讨——以"80后"农民工和"80后"大学生为例陈文龙，CHENWen-long
5.青年社会化的文化参与——基于大众文化的研究视角崔健，高珊，CUIJian，GAOShan
6.从青年文化热点透视青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转变张冬利，蒋舟
7.论未成年人问题实质上是成年人的问题董平，DONG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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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互联网对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罗雷，LUOLei
11.关于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研究进展的分析迟新丽，张大均，吴明霞，CHIXin-li，ZHANGDa-jun，WUMing-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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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指导原则侯燕，闾彬HttP://
15.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研究——兼与罗尔斯分配正义论比较周华平，熊亮
16.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政府责任研究郑闻，ZHENGWen
17.试论当前政府采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管永前，GUANYong-qian
18.与行政指导相关的国家赔偿问题探讨吴志鹏，彭健，WUZhi-peng，PENGJian
19.企业与竞争对手合作视角下的动态博弈王晶，付宁，史勇，WANGJing，FUNing，SHIYong
20.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股权分置改革对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影响——基于三因子模型的实证研究牛晋霞，赵芳，NIUJin-xia，ZHAOFang
21.关于波动率及其预测方法的文献综述李隽，LIJum
22.信用卡套现行为的分析与控制秦翊，QINYi
第9篇
论文关键词：中国学；教育国际化；学科整合；人文学科
在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浙江大学充分发挥学科门类齐全、人文学科实力较强的特点与优势，整合学科资源，创新国际化的载体与方式，在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道路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有益的实践，设立了中国学（China Studies）专业。
中国学专业是全国第一个由浙江大学自主设置的、以外国留学生为招生对象、进行研究和教学的硕士学位授予点。2007年，浙江大学中国学硕士点获得教育部批准。目前该专业有在校外国留学生85位，已毕业25位。
一、设立中国学专业的背景与现实需求
中国学主要是为适应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要求、海外学生的需求与学科发展趋势而拟新设立的一门综合学科。
1.人文学科教育国际化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教育已明显呈现国际化趋势，招收外国学生从事中国学研究与学习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回顾一百余年来，无数英才跨出国门，远涉重洋，求取新知识、吸纳新观念、掌握新技术，他们回国后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吸收引进的同时，也同样需要在国际交流层面提供精神与思想资源，在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前沿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不应缺乏来自中国的声音。通过招收外国学生攻读中国学学位，可以扩大学科影响力、提升学术声望和提高办学水平，有利于促进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利于推动人文学科国际化办学进程，有利于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而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这也是提高中国综合国力与“软实力”的重要基础。
2.海外学生的需求
中国数千年灿烂的历史与文化对海外人士历来有强烈的吸引力。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高，中外文化与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大量的外国人渴望走进中国、理解中国，想到中国来深造。他们既希望较好地掌握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又希望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情况。目前，在华学习的外国学生总数已近23万人。中国正在逐步成为国际学生流动最重要的目的地国之一。而我国目前的专业方向和学位体制主要是针对国内学生设置的，不完全符合海外求学者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专业划分过窄过细，不能满足海外学生全面了解中国的需要；学科分类复杂，海外学生无所适从，难以选择；有些领域太偏太深，大多数海外学生学习有难度等等。而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的某些大学都根据求学者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美国学”、“德国学”、“韩国学”等研究本国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了解研究中国，最好的选择无疑是到中国来学习，而国内高校恰恰都没有设置中国学这一学科，因此海外求学者都期待我国大学的学科体系能作出适当调整，开设出适应其特点、满足其需要的中国学专业。
3.学科发展的要求
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趋势就是在继续进行各种学科专精研究的同时，努力创造各种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学科，通过学科汇聚和各种知识的碰撞实现创新。中国学学科的设立符合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这一趋势。它继承和借鉴了已有的传统“国学”、海外“汉学”以及海外“中国研究”等学科的学术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又根据现代学术演进的趋势和中国本土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特定条件而有一定的发展与创新。传统“国学”与海外“汉学”的研究主要是以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而近来兴起的海外“中国研究”则多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的经济、政治问题。浙江大学所设立的中国学是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国的一门综合学科，既包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既涵盖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也涉及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它将有利于沟通历史与现实，打通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艺术、经济、管理、教育等不同学科，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手段和多维视角，实行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使研究者（包括教授和研究生）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必定能形成新的学术理念和视角，取得新的成果。
二、浙江大学建立中国学专业的探索
1.招生培养
（1）招生模式。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的招收对象是具有本科学历，有较好的汉语基础，有志于学习、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海内外人士，以外籍学生为主要对象。中国学硕士专业的招生有两种模式：一是通过个人申请、招考入学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克兰、泰国、韩国等亚欧1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二是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进行联合培养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柏林工业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都灵大学、基尔大学等学校留学生。
（2）培养目标。通过专业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训练，使国际学生熟悉中国国情、理解中国问题，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较好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成为能够适应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合作与交流、知华友华的复合型、职业型人才。本专业的毕业生接受过系统的中国学专业知识训练，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意识，既可以在海外从事中国学研究或教学工作，也可以参与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工作。
（3）学制与学分。学制2年，要求修满24个学分；其中中外合作培养的留学生在浙江大学学习时间至少一年，至少修满16学分，其余学分可由学生个人提出学分转换申请，认可后予以免修。
（4）研究方向。根据中国学专业不同的培养模式，学校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中国现当代问题研究两大研究方向，并设置相应的课程模块。各模块之间的课程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交叉。
中国学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为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设置汉字文化圈语言文学研究、中国思想资源与和谐文化、中华文明发展源流、中国艺术与东方审美意识4个专业方向；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方面，设置中国社会与政策、经济与管理、历史与文化、特色课程四个模块。
（5）奖学金。中外合作办学的留学生可根据对等原则收费或者减免学费。其他国际高水平大学的优秀学生可以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国家政府奖学金、浙江省政府奖学金和浙江大学奖学金。奖学金涵盖国际学生在华期间的住宿、学费、医疗保险和基本生活费。
（6）学位授予。学生在修满学分后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学位论文选题要求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能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方法。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后进入答辩程序（论文可以用所在国文字撰写，但须提供中文文本）。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进入答辩程序，通过者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核同意即可被授予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硕士学位。
2.课程教学
中国学专业构建了综合性、交叉性、灵活性的课程体系，其中既有按宽口径设置的平台课，又有按方向设置的专业课程模块。
（1）双语教学和英语授课并存。为适应国际留学生不同的语言基础，除开设双语教学课程以外，还提供了系列的英文课程，部分课程还可以使用日语、韩语、法语、德语等进行教学。总体上，根据不同的培养模式，中国学专业课程分为两大模块：一是以汉语教学为主，在PPT、课件和课后交流时可以采用英语的双语教学。二是以英语教学为主，辅以一年汉语课程的学习。
（2）探索数字化教学。针对外国留学生思想活跃而语言能力一般的特点，要求每一位任课教师都准备PPT课件，通过多媒体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国留学生听力相对一般与课程内容较深之间的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准备制作教学录像，通过互联网，供学生自我学习之用。
（3）不同课程分别要求。对新增的学位课程，要求初步形成专业教材大纲，为任课教师配备助手，协助一些录像、搜集同学意见、组织讨论等具体工作。对原有的学位课程，针对授课对象的改变，要求课程教材以文本为主、以原著为主，减少通论式内容，增加可以具体感知的篇章内容。
（4）加强教学实习。针对外国留学生对中国缺乏直观深入的体察与了解的情况，加强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就显得非常必要。如在讲授佛教文化时，学校组织他们参观新昌大佛寺等寺庙，体验寺院的一日生活，参加早课、过堂、坐禅等活动；再如在讲授中国音乐时，组织他们参加中国传统音乐赏读会，从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风采。
（5）强化师资队伍。目前中国学专业教师均为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具有国外学习（访学）一年以上经历、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其中教授的比例占60%以上。同时，还组织教师参加学术交流、调研和讨论活动，每学期举行“中国学教师沙龙”，开展研讨。
3.学生管理
为使留学生尽快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学，更好地投入到课程学习中，除加强与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联系与沟通外，在完善学生管理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专门为中国学硕士点留学生配备班主任老师。班主任由留学日本且有丰富留学经验的专业任课教师担任，并不定期与留学生谈心；组建班委，设立班长和副班长，不定期召开班会。二是通过开学典礼、座谈会等形式，加强与中国学硕士研究生专业留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听取留学生对课程教学、管理、学位论文等的意见与建议。三是给每个留学生结对中国学生，在生活、学习、语言交流上进行指导与帮助等。四是通过组织大量的活动，尽量营造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交流及了解中国社会的机会。
三、结语
第10篇
【论文摘要】作为民俗事象的婚姻习俗，曾引起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高度关注。国外相关研究大体上沿着婚姻形态和亲属关系、人生礼仪等路径展开。此外，国外学者还就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婚姻习俗进行深入探索。与国外婚姻习俗的系统性研究相比，国内的起源性研究侧重于婚姻的外在形式与婚礼，在方法上偏重于文献传统。
婚姻习俗这一民俗事象曾经引起国外民俗学、人类学乃至社会学界的高度关注，并且就相关间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婚姻形态和亲属关系视角下的婚姻习俗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婚姻形态和亲属关系的早期研究，主要以婚姻形态进化理论为代表。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学说。进化论提出以后，对婚姻形态以及婚姻仪礼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摩尔根(I,ewisHenryMorgan)在研究中全面引人了进化论，提出与社会形态相对应的婚姻形态进化理论。在摩尔根看来，人类的婚姻形态经历了从杂交、群婚到一夫一妻制的演化过程。此外，摩尔根还极为重视婚姻形态研究，认为它是家庭形态的基础，而家庭形态又是亲属制度的基础。换言之，亲属制度有赖于婚姻规则。基于这种思想，摩尔根率先提出了亲属制度理论，用以分析婚姻问题。这种研究视角一直为后来者所沿袭和推崇。
在20世纪中叶，结构功能论和结构主义理论秉承了摩尔根的研究思路，将婚姻纳人亲属关系的分析中，分别形成“家系论”(descenttheory)与“联姻论”(alliancetheory)，并且就社会关系的原动力问题展开学术争论。这两种理论还有不同的表述版本，例如，纵向理论与横向理论、血统理论与姻亲理论、“继嗣理论”与“交换理论”等。当然，这些表述上的差异，并不影响理论阐述和学术争论。家系论强调亲属制度的纵向关系，主张代际关系的接续是社会组织的基础，认为婚姻是家庭之间的关系‘它不过是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而已。家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德克利夫一布朗
((AlfredReginaldRacTcliffeBrown)、福特((DaryallForde),福特斯((MeyerForEed}与埃文斯一普里查德(E:E.Evana-Printchard)等人。与家系论的主张截然相反，联姻论以婚姻交换为中心，认为禁忌让家庭之间通过婚姻结成亲属网络，然后以横向联姻网为基础组建社会的框架结构，所以联姻重子家系。联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列维一施特劳斯(ClaudeIkvi-Sfreuss)b家系论与联姻论两种观点的对立，使它们在解释亲属关系时缺乏普遍性与连贯性，当然，他们对形式的过分注重，也招致了广泛批评。尼德海姆(}odneyNeedham)就是批评者之一，在他看来，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和列维一施特劳斯“过早地建构了宏大理论”川。当然.也有人认为，理论上的对立责任并不在于学者，而是与田野工作地点的民众诊释传统有关。从总体上讲，结构功能学派所主张的家系论来源于非洲和中东的调查;而结构主义学派所主张的联姻论来自于南美洲、东南亚的调查fz}0签子这种逻辑，在同一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不同的理论，缘自于民众不同的解释系统。
不久，有关婚姻和亲属制度的研究进人全面反思。与此同时，婚姻问题研究也逐渐进人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本土人的观念成为发总的核心，即学者的理论是否真实地映射出当地民众观念，开始作为一个间题浮出水面。利奇主张反思工作应当从概念和分类假设开始，他指出，婚姻、亲属制度、单系继嗣与非单系继嗣、父系社会与母系社会的分类等都应当列人反思的范畴。这些分类的问题在于“分类者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个参考框架，而不是另一个”，而且“分类强加的思想禁锢很难彻底打破”。利奇总结说，“我们把时间耗费在把客观世界的现实填充到一组预先发展好的，而不是从观察得出的概念框架中去”}3)(Pl.7b)。利奇的贡献还在于，他明确提出英语的思维模式不“定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必然模式。利奇的这种主张得到了尼德海姆的赞同和借鉴。尼德海姆十分强调对分类词汇的批判性使用，以及对间题的恰当陈述。他认为，人类学研究应当直接依赖于本土内在的分类，用本土术语进行思考，换言之，就是按照个案自身的展现来理解它，而不是应用预设的概念和分类去解释。
20世纪70年代初，在婚姻研究中引人了更多的分析变量，例如性别、声望、地位和权力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婚姻研究中的亲属关系转向再次得到关注。正如迈克尔·赫茨费尔德(Michaelrierzfeld)所评价的那样，亲属关系获得了无所不在的社会文化意义。与此同时，对婚姻和亲属制度研究的反思工作仍在继续。例如，博恩曼(JohnBorneman)认为，婚姻研究具有意识形态和范式倾向，压抑了自愿亲属过程，他据此提议，亲属研究应当转向关心与被关心的框架上〔礴，当然，这种看法体现在学者质疑婚姻制度的普遍性等方面。
此外，其他学科还从各自角度加人到关于婚姻的讨论中来。例如，贝克尔(GaryStanleyBecker)、彼德·布劳(PeterM.Blau)就分别从微观经济学、社会学角度研究婚姻现象。
二、人生仪礼层面下的婚姻习俗研究
一般而言，凡·吉纳普(ArnoldvanGennep)较早地对人生仪礼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贡献在于，通过对个体“人生危机”的分析，提出了“通过仪礼”(theritesofpassage)的概念。他认为，所有的仪礼都是从一种社会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状态，因而具有通过仪礼的共同特征，而通过仪礼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脱离(separation)、转变(transition)和加人(incorporateion)仪式。在不同的仪式中，这三种类型发展的程度不一致。在理论上，凡·吉纳普将其提升为前闭限仪式(preliminalrites),限仪式(liminalrites)与后阂限仪式((postliminalrites)，他认为一个完整的通过仪礼包括这三种仪式。根据他的解释，通过仪式的意义有两种:从社会角度看，它承认个体社会状态的过渡;从个体角度看，它使经历仪式的个体对自己的社会状态有充分认识。因此，通过仪礼的功能在于，整合由社会状态的过渡带来的无序和不稳定。凡·吉纳普一直将过渡仪礼的思想贯穿于订婚与婚礼研究的始终，他认为“婚礼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行动”，是一种“永久性地加人新环境的仪式”，同时也是一种变更关系、破坏社会平衡，以及从日常生活的“平淡中苏醒过来的场合”C5)(r}o-n.;}oas)
其后，涂尔干(mileDurkheim)、拉德克利夫一布朗与沃纳(W.I,IoydWarner)等在审视仪式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和意义时，都运用了生命危机仪式，进而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确认了凡·吉纳普的研究范式，在他们看来，仪式是社会组织的一种表述。而米德((MargaretMead)、柏特生(GregoryBateson)与杜波伊斯(CoraDuBois)等学者则从心理的角度关注仪式，侧重于研究仪式与文化、人格的关系。在真正意义上遵循通过仪礼研究并对其分类进行拓展的，应当说是查普尔(EliotD.Chapple)与库恩(CarletonS:Coon)。他们在凡·吉纳普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强化仪礼，’(ritesofintensification)的概念，用以指代关于的仪式。而且，他们还区分了与季节相关的岁时仪礼、与群体活动相关的周期性仪礼以及与个体生命周期相关的通过仪礼，并指出后者在时间上的不可逆性。查普尔和库恩还引人互动理论来解释仪式，认为仪式的功能在于恢复社会互动中的平衡〔a7(wamt)0
特纳((VictorTurner)延展了凡·吉纳普关于“闹限”阶段的观点，提出人生仪礼的现实意义就蕴含于它的象征性中，在“阑限”期间，仪式主体处于一个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的文化区域，主体的身份含混不清，通过“阑限”之后，仪式主体被安置到一个恰当的社会结构中，权利与义务得到明确界定〔}7(r}-vs>。在特纳看来，社会生活就是由结构与反结构组成的一个辩证地发展过程，而仪式创造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场合，将人类内在的反结构无序力量引人结构的社会有序中，在这个意义上，仪式使社会成为可能，于是特纳就将仪式研究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
特纳一反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研究传统，引人结构冲突模型来解释仪式，不仅深化了凡·吉纳普的“通过仪礼”理论，而且还对以后的仪式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特纳一道同是象征人类学代表人物的格尔茨(CliffordGeertz),也曾对仪式进行了深人研究，他认为，“在仪式中，生存世界与想像世界借助单独一组象征符号形式得到融合，变成同一世界”，从而“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r}xs>。利奇也注意到仪式在生存世界和想像世界中的意义，只不过在表达方式上与格尔茨略有差异。他强调仪式所表达的是，实际经历的世界与抽象思维中的另一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文化则在其中起到了交流和解释的作用。在有关通过仪礼的论述中，利奇从互表的时间和空间出发，将通过仪礼的意义总结为跨越社会界限，并且标志着社会时间流逝的间断[[9](P83,8U-82)0近期的仪式研究还引人了诸多可变因素，例如，仪式行为、象征符号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以及仪式的整合与瓦解功能，等等。受到这种多元化研究趋势的影响，仪式通常被视为一个多角度的，兼具两重性的复合体。
三、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婚姻习俗研究
除了以上研究以外，还有一类相关问题需要提及，那就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开展的婚姻习俗研究。这类研究集中讨论了中国的婚姻、婚礼、亲属结构等问题，尤其关注社会转型、国家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趋向折射出他们研究视角的独特之处。
弗里德曼(MauriceFreedman)在对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宗族世系理论，认为地域化宗族构成了汉人传统社会的基层单位〔’”〕，他还对中国的婚礼作了细致地描写，认为婚礼表达了姻亲关系的不确定性[f;](}-}s.}_zrz)。马丁(EmilyMartinAhern)关注于婚礼中婆家与娘家地位的平衡，将娘家的优势地位解释为姻亲在“亲属仪式”中扮演的积极角色，认为强大的姻亲到场可以帮助姐妹的夫妇家庭完成角色转换，因而具有控制婆家的〔tz](tzar3o-r)0萧风霞(SiuHelenF.)、杨美惠(YangMayfairMei-Hui),阎云祥等人将目光聚集于中国婚礼的复兴与意义一匕提出铺张的礼仪具有强化关系建设的现实作用}is](etzt-1n,t}s-tes)。克洛(ElisabethJoan}rnll)注重中国社会变迁中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互动，以及婚姻与亲属结构之间的关系[14]D霍姆格林(JenniferHolmgron)研究了中国北方的婚姻与亲属制度，并且就寡妇再婚、婚姻与地缘的关系、亲属关系与政治控制等问题作了深人探讨〔‘，。罗梅君(MechthildLeutner)强调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的互动，并以此为框架说明官方婚姻策略与民众婚姻实践经历的变迁t叫。除了对中国的宗教与仪式进行研究以外，武雅士((ArthurWolf)为了验证韦斯特马克((EdwardWestermarck)的性嫌恶理论((sexualaversion)，还一直致力于中国变异婚姻形态一一童养媳的研究，指出它是父系社会在婚姻规则和禁忌紧张之间的一种折衷[l](rtst-tsz)0
总之，这些学者在国内研究与国际前沿理论之间架设了桥梁，拓展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体系。研究对象的一致性，使得这些研究成果更接近于中国本土的解释，与此同时也增大了理论检验的可能性，对于国内类似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国外婚姻习俗研究对中国的影响
与国外相比，国内学者基本上也是沿着婚姻形态和婚姻仪礼两条脉络展开研究。与国外不同的是，国内研究相对分散性，系统性较弱，这些研究特点，可能与中国社会在文化、民族、地域上的复杂性存在一定关联。
1924年《歌谣周刊》刊载婚姻专号，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意义上婚姻研究的滥脑。20世纪30年代以后，受国外婚姻进化论的影响，相关研究大多执著于追溯起源，把现存的婚姻形态解释为过去文化的遗留物。在这一阶段，民俗学的视野也从民间文学拓展到了民俗事象上。黄石、蔡献荣、陈怀祯、杨江松等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反映了这种倾向。黄石十分注意吸收国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使其在尚处于描述阶段的民俗学研究中处于显著位置。尽管在黄石的研究中能够看到历时性与共时性，也能够发现比较与实地调查的运用，但是大多数学者对此尚未给予足够重视，仍然坚持对民俗事象进行溯源式考察。在同一时期，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进化论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不足之处。然而，进化论的研究思路，对中国民俗学研究影响深远，直至今日。钟敬文在阐述国外民俗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时，特别提到了英国人类学派的进化论。他阐述道，“总的来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属英国人类学派。除建国之初的前27年外，这一理论对中国民俗学的影响几乎从未间断，[187(1b-}0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民俗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将婚姻习俗置于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之下，着重考察它的变迁。与此同时，婚姻习俗研究也出现了多学科交叉趋势，这使得不同研究视角聚焦在同一对象上，丰富了相关研究。此外，国内学者还对仪式作了深人研究。他们将社会变迁、权力关系与政治的视角导人仪式研究，关注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还有学者通过中国本土的调查，对国外亲属关系理论进行反思，质疑婚姻制度的普遍性，等等。
五、相关评价及讨论
国内外学者的开拓性研究，不仅丰富了婚姻仪礼研究体系，也为相关主题研究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但是，必须看到，这些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此，钟敬文指出，“事物往往有多个方面，理论都偏于一点。对一种理论，我们要知道其长处在什么地方，短处又在哪里。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作为一个学者，要运用某种理论，……要知其长处，用到什么程度，用于什么对象最适当”。〔’9]换言之，运用西方的理论应当注意其偏颇之处，与研究对象本土性的吻合程度以及运用理论的深度。由于社会文化背景、政治体系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不加甄别可能对我们的研究十分不利，某些国外理论无法解释源远流长的中国民俗事象。例如，进化论可以解释婚礼的起源、发展与变异婚姻形态的存在，却不能够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后婚礼的复兴，以及彩礼和嫁妆的不断增长?贝克尔的效益最大化理论可能适合于西方社会的婚姻行为选择，却不能解释在中国社会文化压力下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以及对单身的偏见?这些都说明，要有选择地运用国外相关理沦与方法。
第11篇
走进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你会发现教学班的名称各不相同,这是为了适应不同层级的留学生多种多样的需求而设立的。无论你是没有学过汉语的,还是有一定汉语基础的;无论你是想学与专业有关的汉语,还是想学日常汉语口语;无论你是想拥有汉语学历,还是想接受非学历的一般汉语培训;无论你是亚洲人、欧洲人还是非洲人,在这里,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汉语课程。因为速成学院针对留学生的不同需求建立了三种教学模式:短期强化教学即速成班教学、汉语进修教学和汉语短期教学。“众口难调是不用心的借口,速成就是要用心烹制出不同的美食来关照每个人不同的口味。我们在针对来华外国留学生的短期、强化、速成教学的教学理论研究方面、教学模式的开拓方面、短期强化系列教材的编写方面、教学的管理制度方面,探索形成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教学体系,在全国汉语速成教学领域发挥着示范作用。”说起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速成教育,汉语速成学院迟兰英院长侃侃而谈。这并非是迟院长自夸。2010年,韩国SK集团大中华地区总裁李胜权社长、SK集团培训中心常务集团代表曹敦铉和11位集团高管集体正在汉语速成学院参加4个月的培训学习,这已是SK集团来北语的第二期学员了。而此次的培训只是在北语速成学院诸多外企培训的一个,韩国三星、LG、现代、SK,日本三菱、伊藤忠商社、富士施东,丹麦马士基航运、法国航空公司等20多家着名跨国公司的董事、高层都相继成为了这里的学生。
研究生教育:打造汉学家的摇篮
2005年,波兰籍博士研究生帕维尔在北京语言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证书,成为首位在中国连续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欧洲人。他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间一直得到北语校级来华留学奖学金的全额资助,其博士学位论文《吴语瓯江方言韵母演变研究》充分占有亲身调查温州方言的丰富资料,并且较好地把西方语言学理论融合进去,受到该领域一些知名专家的高度评价。多年来,北语把培养高层次的汉语教学型人才作为培养来华留学研究生的一个主要目标,同时在培养目标上也强调要追求高端。在北语,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教育要立足于培养汉语教学型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而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则更要立足于培养汉语本体研究、汉语教学研究和中国文化研究的高层次人才,把培养未来汉学家作为来华留学博士生教育的宗旨之一。对于汉语教学类来华留学研究生,北语历来安排他们与中国研究生同堂上课。事实证明,这样做可以使那些素质优秀的外国学生较快进入角色,在专业学习上冒尖,学到真本事。与此同时,允许其选修中外学生本科阶段的中文主干课程,并为其专门开设中国国情、中国历史、中国当代社会等人文类课程,加深其对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的理解,进一步增强了他们日后从事汉语教学及研究的综合能力。
博雅教育:让中华文化处处开花
听着传统的京剧名段,跟着专业的京剧演员学动作,还参观了京剧发展的图片展,北京语言大学百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走进了北语湖广会馆实践教学基地,亲身体验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国粹艺术的魅力。几名留学生还装扮成生、旦、净、丑,亲自粉墨登场,体验了一下当“名角”的感觉。近年来,北语对来华留学生开展了“博雅教育”,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来提升对留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内涵。北语以文化接触、文化感知、文化接受、文化推介作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中华文化的历史底蕴及其特质,探索在中华文化地缘优势中开展留学生博雅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贯彻对留学生的人文关怀,同时加深留学生对中华文化及首都人文特色的感知。另一方面,发扬中外博雅文化传统的实践性特征,传播中国博雅文化,使学生在实践中体味中国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从1978年开始,学校先后在北京、绍兴、杭州、西安、曲阜、深圳、重庆、兰州、厦门等地建立了多个实习基地,形成了学生到工厂、企业、农村、社会开展语言实践与文化体验的长效机制,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进行社会调查的能力。据了解,目前全球已经有100多个国家近3000所高校开设了汉语课程,现在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将近4000万人。北京语言大学始终坚持以“推广汉语,弘扬中华文化”为办学宗旨,精心打造一艘对外汉语教学的旗舰,扯起汉语的风帆,使中华文化从这里传遍天涯海角。近半个世纪以来新老几代北语人呕心沥血,他们的辛勤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从北京语言大学走出的毕业生,有2人担任了国家总理,1人曾担任议会议长,14人担任过驻华大使,30多人担任驻华使馆的参赞,更多的是在从事着中外交流或与中华文化传播有关的工作,他们都是传播中华文化的友谊使者。
第12篇
问：石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现在已经成为国内教育理论研究界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学者之一。丰硕成果的取得必定有一个长期积累和探索的过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教育问题并决定坚决走教育研究这条道路的？
答：谢谢你的褒奖，其实我对自己的评价没有你的评价高。谈到我对于教育问题的关注时间，大概是在1985年春天。在那个春天，作为师范生，我和我的同学们进入安徽省寿县城北小学实习，每天有许多的工作，从听课、备课、上课到组织学生活动、辅导学生学习、召开主题班会等。就是在这样丰富而忙乱的实习活动中，我渐渐地对教育产生了兴趣，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如有的学生学得快，有的学生学得慢；有的课学生喜欢，有的课学生则不喜欢。这些最初的也是最真实的教育问题引发了我浓厚的兴趣，并促使我作为一个教育或学习的旁观者开始最初的教育观察与思考。也是这一年秋天，中国迎来第一个教师节，而我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走上讲台体味教书育人的艰辛与快乐、枯燥与精彩。实习阶段碰到的那些困扰每时每刻都能碰到，并且作为一种紧迫的任务呈现在我的面前。我不得不思考，不得不解决，尽管很多时候思考得不深，解决起来也不那么容易。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教育研究”这个概念的，如果把“教育研究”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对于教育实践中出现问题的自觉思考或理性反思的话，那么，我的教育研究生涯应该从1985年那个时候开始，至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了吧！
不过，那个时候我在观念上还不知道何谓“教育研究”，更谈不上形成“坚决走教育研究这条道路”的志向。真正从内心里把从事教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后的职业理想应该要从1990年开始算起。当时，我在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读本科三年级。这一年的春节期间，我读了《陶行知教育文集》四卷本，对我影响很大，可以说我的内心深受震动。陶先生对现代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片痴情深深地、重重地触动了我，沐浴着他高尚的人格光辉，当时我思想上的苦闷、浮躁、迷茫、自卑等不良现象一散而光。那个时候，我比较清晰地形成了一个观念：教育在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文化建设以及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真正有了从事教育研究的志向，决心把自己有限的一生奉献给教育学事业，以一名教育学人的身份服务于国家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问：有人认为您的成名不在于对某个热点问题进行研究，而在于引领甚至制造了很多学术热点问题，从教育学文化属性的分析到知识转型背景下教育改革的反思，从中国教育学研究中本质主义的审视到中小学校价值教育的大力提倡，从对教育实践逻辑的重新阐释到对“狼来了”道德故事型价值逻辑的深度批判等，引发了许多的讨论甚至争论。您如何敏感地抓住这些问题并决定对它们进行研究的？
答：我很热衷于研究热点的教育问题吗？不是，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是能够引领甚至制造学术热点问题的人吗？恐怕也很难说是，我甚至对“制造”学术热点问题有些反感（当然，我对“制造”这个词的理解可能与你的理解不一样）。至于说我的一些研究引发一些同行的兴趣、讨论乃至争论，这倒部分是事实。你提到的那几项研究，其核心观点几乎都有人引用、讨论、争论，至今未绝。可能由于这些原因，它们被你或其他人称为“热点问题”。其实，在我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它们根本算不上什么热点问题，一点儿也不热，甚至冷清得很。
要说清楚我是如何“抓住”这些问题的，还真不容易。可细细想来，却又不复杂。其实，我就是在平常的阅读、思考、观察、学习以及与朋友们的交流过程中遇到它们、抓住它们或被它们抓住的。比如，有关教育学文化性格的研究，是在我阅读了很多教育学教材和论文之后才想到的。通过这些教材和论文的阅读，我一方面知道了历代教育学者在为教育学的“科学化”而努力，另一方面教育学又总是逃脱不了学科内外“不科学”的责难。基于这样的阅读，我在想：自赫尔巴特时代以来的教育学科学化运动是否是走错了路？也许教育学的研究从其性质上说根本就不会是一种纯粹经验的或理性的科学？正是带着这些阅读时产生的困惑，我逐渐地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定为《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教育学的文化性格”是对于这个研究结果的一个表述。再举一个例子，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关系的研究，竟然是肇始于1998年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专业委员会（如今改称为分会）一次会议期间与友人的交流。这个故事已经记录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一书的后记中，详细的情况你们可以去看。教育实践领域中，教育问题很多，至于选择哪些问题做研究，完全视研究者的个人兴趣而定，没有什么一般的规则。如果说有什么条件的话，那么我看就是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责任和担当。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一个人就能随时随地发现有价值的教育问题。
问：我们知道您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的《教育学的文化性格》是在您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论文获得了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该书时隔十几年后读起来还是让我们感到其中思考的深度，这一研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是有一些读者和我这么说过，我也认为这本书值得教育学领域的同学们一读。这并不是因为它获得了什么全国百优论文奖，而是因为它所研究的问题以及所进行的系统思考值得关注。它所要分析的主要问题就是上面所说的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教育学作为人类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既具有人们一般性知识的特点，也具有教育知识自身的特点。那么这种属于教育学自身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呢？论文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今天看来，这些分析有些粗糙了，但是在十多年前，其材料的丰富性、分析的系统性、结构的严谨性以及观点的新颖性都是很强的。我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比较独特的学术观点：教育学是一类文化科学或价值科学，因而具有文化性或价值性；教育学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不同的教育学传统；教育理论是一种文化理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21世纪教育学的文化转向，等等。这些观点的提出，有助于解释教育学界很早以前就有的“教育学不科学”“教育学不严谨”以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脱离”等问题，并意在提出新型的教育学文化和教育学者生活方式。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研究所针对的问题依然存在，它所提出的理论主张尽管已经引起不少的讨论和批评，但是我觉得它并未得到教育学术界足够认真的对待。无论别人如何看，老实说，它是奠定我自己教育学观和教育学信念的一项工作。
问：长期以来，您对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或教育学的学科立场有独到的思考，想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答：是的，博士毕业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原因何在？你看，学界常说，没有人随便说自己懂数学，懂哲学，懂天文学，但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懂教育，都可以对教育事业评头论足，发表高论。他们的这些意见甚至可以左右教育政策和实践，比较起来，教育学者的声音倒是变得无足轻重了。这真是中国教育学和中国教育的悲哀。发出这样的感慨，不是主张教育学者垄断教育的意见或知识，而是对整个社会轻视教育学研究的不满。但是，反躬自问，相较于别的学科的人或大众对于教育的意见来说，教育学者或教育学研究又能够为教育实践和决策提供什么样独到的、基于研究的见解呢？一个经年累月在某一领域开展教育研究的专家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与一个社会学者、经济学者对该问题的看法究竟有何不同呢？这就提出了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或学科立场问题。比如，对于目前比较突出的大中小学并校、扩招、办分校等问题，如果从政治学角度来说，可能扩大优质教育的资源，让更多的人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应该是个好事情；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有利于提高规模效益，也不错。但是，若从教育学角度来说，伴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多校区办学的出现、管理层级的增加，必然减少教师与学生之间、校长与教师之间、学校与社区之间交流和交往的机会，不利于建立良好的教育关系，对教育质量的保障和提升、对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以及对丰富的教育内在价值的实现都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学科的立场就是教育的立场，教育学科的独特性就是由教育活动的独特性所赋予的。我目前正在写作有关的论文，期望能够早日完成，请大家批评。
问：当下中国社会问题，尤其是人们普遍的道德感的缺失和价值失序是您近年来一直深入思考的问题，并从教育学立场做出了很多具有见地的思考，其中之一就是价值教育。价值教育在国内是一个新鲜事物，在国外也是教育研究的前沿领域，想听听您对价值教育的理解、主张。
答：是的，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道德滑坡与价值混乱问题，波及各个社会领域，也侵入到个人的生活当中。这个问题应该引发学界高度的重视，并加以系统研究。作为一个教育学者，四五年前我就将自己的研究目光投向价值教育领域，力图从理论上清理和解释价值概念的内涵，分析价值与行为的关系，并探讨价值的来源、价值秩序、价值理性、共同价值建设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教育问题。我的思考得到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资助项目的支持，已经开展了近5年的时间。四五年来，尽管我有非常繁重的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的任务，但是我依然拿出了许多的时间阅读文献、深入学校、观察社会，在价值教育研究方面积累了一些素材、思考和经验。我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国价值教育联盟学校，是由一些对价值教育感兴趣的中小学校自愿组成的，类似于价值教育的共同体，开展校长价值领导力提升、教师价值品质建设以及中小学生价值教育等工作。这个项目每年召开一次工作总结会，交流经验，探讨问题，分享收获，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两年，又有一些对价值教育感兴趣的观察校进来，大家怀着共同的使命和责任开展工作，我从中也很受鼓舞。有关价值教育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今后几年会陆续出来，到时候也请大家批评指正，希望能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变革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并成为一个国际中小学价值教育的窗口。
问：您的专著《教育哲学》（原为《教育哲学导论》）被认为是近年来对这一学科所做出的不同寻常的努力，从理论架构到观点都体现出这种努力，想听听您对国内教育哲学研究现状的看法，对未来教育哲学研究的愿景。
答：我的专业方向是教育哲学，毕业工作后一直在这个领域从事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教育哲学导论》出版于2002年，2007年再版，增加“公正与教育”一章，改名为《教育哲学》。在我的写作计划中，该书还有几章没有完成，如“价值与教育”“幸福与教育”等，我希望剩下的工作能够在最近两三年内完成。这本书的体系和观点确实比较新，更多地借鉴了国际上教育哲学的体例，当然在结构安排、主题阐述、学术观点、分析材料等方面，也都有我基于中国社会和教育实践的观察与思考，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可读性强的教育哲学入门读物。
探讨国内教育哲学研究的现状，我总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在老一辈教育哲学家如黄济先生、陆有铨先生的指导下，中国教育哲学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对于教育学术的繁荣和教育变革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教育哲学思考的领域非常宽广，教育哲学的出版或发表也日益增多，国际教育哲学交流比较活跃，不断深入，一些中青年教育哲学人才的成长也弥补了改革开放初期教育哲学队伍规模偏小的问题。当然，教育哲学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如哲学性和实践性两个方面都还亟须加强，国际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教育哲学人才队伍素质还不能很好地胜任研究的要求等。这些都是需要中国教育哲学界进一步努力的。我对未来中国教育哲学的前景充满信心，我觉得基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沐浴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当中，借鉴国际上教育哲学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的教育哲学研究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定会与其他的教育学科一起，为教育科学的繁荣和教育实践改革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启迪。未来在于年轻人，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不断地加入到教育哲学的研究队伍中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中国和世界的教育哲学作出新的贡献。
问：您治学非常严谨，思维的逻辑性和缜密性在学界是很有特色的，您能否谈一下这种特色与所受的学术训练有什么样的关系？您知道，青年学生一般在为一个观点作辩护或者回应一个观点时，这一方面做得非常欠缺。
答：呵呵，我确实比较严谨，这导致我对学生特别是我自己的学生要求比较严格，可能给同学们带来一些心理压力，请大家理解或谅解。我比较重视思维的严谨性和表达的清晰性，我甚至说过，清晰的表达是学者的美德。这种思维品质和文字表述方式是如何形成的，我也不是很能说得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与我的恩师黄济先生的影响有直接关系。黄先生的文章和著作不知道你们读过没有，非常清晰、朴素、通畅，没有或很少用一些生僻的概念，更没有拗口的句子，不夸张，不矫情，不危言耸听。黄先生著作的这个特点，我在本科阶段学习他的《教育哲学》时，就有深刻的印象。我说不上什么刻意地追求什么文风，但是确实喜欢那种清晰、简单、朴素但又深刻隽永的思想和文字。现代年轻人在为一个观点辩护时，会出现不够清晰的问题，有的还喜欢用一些生僻的名词或概念，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文字功底不好，有的是没有想明白，有的则可能是想显示自己的博学，不一而足。当然，每个人的思想和文字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强求一律。说到学术训练，我觉得多读经典、多提问题、多写论文、多参加会议（向高人学习）、多反思自己的学术立场等，可能都是学术训练的不同形式。
问：您作为学者所具有的魅力，一方面来自学术，另一方面来自做人。无论做什么，您对自己都严格要求，对工作认真负责。从学生的视角看，您作为教师的魅力还来自于课堂教学，每堂课都那么有启发性，那么有吸引力，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
答：评价有点高了，因为教育学部比我上课上得好的老师大有人在。如果说我的课还能够被同学们接纳的话，我想有几点原因：第一，我在自己所教授的主题上都有些研究，因而可能有点深度；第二，我认真备课，每次上课前一天都要备课，不然上课心里没有底；第三，我还比较注重与学生的交流，愿意倾听学生对于教学的意见和建议；第四，在教学中努力将理论主题的学习与现实教育问题的分析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对现实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可能他们会觉得有启发。教学是教师的基本工作，我从做小学教师时起，就不敢懈怠。博士毕业留校工作后，导师又教导我要好好教学、钻研教学，把讲台站稳。
问：听说近几年中国教育学界很多同行表示，您担任行政职务对教育学研究来说是一种损失，您怎么看待“学术”和“为官”之间的关系？作为新任的教育学部部长，想请您谈谈您的“学术”和“为官”理想？
答：呵呵，有朋友当面表达过这种担忧和惋惜。怎么说呢，一般地说，大学教师确实应该以教学为本、以学术为基，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去。但是，大学里总得有人去做教学和学术管理，为老师们、同学们服务，否则大学就不成其为大学。这种教学和学术管理工作不是什么行政工作，因此从事这种教学和学术管理的人也很难说是“为官”。大学里的管理职位从性质上说都是这样的，具有很强的教育性、专业性或学术性。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会上或大学内部将这种管理工作的性质看成是行政性的，并且将从事这种管理工作的老师称为“官”。这真是混淆了大学管理与行政管理的性质！我不知道大学里的教学和学术管理者有谁将自己看作是“官”，反正我不这么看待自己，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管理岗位对我提出的要求是：我不仅要自己教学，还要研究如何整体地提高教育学部的教学质量；我不仅自己要搞研究，更要思考如何创造一种更加良好的科研环境，提高教育学科研究的水平和质量。这恐怕就是我与其他教师不同的地方吧！我在教育学系系主任的位置上工作了3年，在教育学院副院长的位置上工作了3年，在研究生院副院长的位置上工作上了5年，现在又回到学部工作，观察了大学管理的不同层级，更深刻地理解了大学是如何运转的。我的《论教育实践的逻辑》一文就是对我所观察到的教育实践逻辑的理论表达。谈到学术和管理的理想，学术理想就是希望自己的思考能够启迪更多人的思考，管理的理想就是按照大学精神来建设教育学部，使得北师大教育学科能够不断地进步，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问：谢谢石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耐心地作了回答。相信这些回答有助于年轻学子更进一步地了解您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和管理理念，并激发他们奋勇向前，成为卓越的教育科学人才！
答：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也谢谢你的提问，给了我在忙碌之中反思自己的学术道路、管理实践和人生道路的机会。希望我的回答不至于太让读者感到乏味，能够引发大家的兴趣和思考。
第13篇
【关键词】民族生态学；美国；苏联/俄罗斯；学科比较
【作 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态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来。在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存在的理论盲点亦比较多，如国内学术界在学理上对美国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与苏联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之间区分不够，因此难以整合来自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从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其他学科，从而扩散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也是由民族学家提倡，但它属于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是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学研究。因此，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相异之处又颇多。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予以比较，希望能为学科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属性，因此历来学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要工作。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论渊源上有所区别，才导致了它们之间异同共存的现象。
在美国，民族生态学的诞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早在1875年，鲍尔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学”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学能够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学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一词。1914年，美国民族学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国民族学局组织的“动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调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动物学”这一新词［1］。从这一学术史追溯来看，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这两门民族生态学的分支学科的诞生都比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才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通过考察菲律宾哈努诺人（hamunoo）植物术语的内容和结构，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康克林提供了第一个人类的自然资源概念的真实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记录人类对生物的应用［2］pp846-848）。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体的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研究上，人类学家们花费大量力气去创建动植物的清单，并记述其使用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框架，但却有助于发现传统社会的动植物分类体系的本质。不过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民族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民族科学的方法，即把个体视作文化生成体和把语言视为信息编码的媒介。这样以来，虽然人类学家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记述动植物分类及其应用，但是其目的却是试图依此透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的深层结构。鉴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主位立场、民族志方法、认知的视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类学家称为系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学术谱系要比上述更为庞杂，如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 Toledo）就认为民族生态学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学、农业生态学、生态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科学以及研究自然资源传统管理体系的环境地理学等的总学科［3］（pp5-21）。最近又有学者声称，民族生态学有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阐释艺术与科学3个父母：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发展了主位立场等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态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细节的适应系统的研究报告；阐释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价值［4］（pp5-15）。当然，这些都是一家之言。总的来说，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最初的理论渊源更多地在人类学内部，虽与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民族生态学家都具备人类学家的身份。只不过最近一二十年生态学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态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中详述。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一样，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理论渊源也较为复杂。在苏联存续后期，苏维埃民族学家们认为民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世界民族为对象的学科［5］（p3）。不过，由于民族总是在一定区域内逐渐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采用各种方式去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备适应环境的特点。科兹洛夫认为“可以把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下的民族学明确为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族共同体这一最稳固和最重要的人们集体生活形式之一的产生和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6］（p215）这样，摒弃了传统研究范围“本位主义”态度以后，民族学家们积极地参加了反映社会需要的新领域的工作，民族生态学的形成正是如此。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勃罗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类似地指出：“当代民族学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会）过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关系。这对于围绕民族学所形成的日益众多的相邻学科――从民族经济学和民族生态学到民族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尤其如此。”［7］（ p246）事实上，早在1981年，勃罗姆列伊就发表了《人类生态学的民族方面》一文，虽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其中关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态学原理已在这篇论文中得到充分运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社会与自然》一书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态学的许多原理，比如该书强调指出了历代民族文化传统对保护生态是有意义的［8］。勃罗姆列伊还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学基础》第三章“非洲各族”单列“地理环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各种自然因素及其区域性配合都很协调，为非洲境内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态条件和相应的食物和技术资源。几千年来，人们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构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经济文化史的物质基础。”［5］（p155）在借鉴同仁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科兹洛夫充分吸收了来自人类生态学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学科。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科。由于其与人类生态学的密切联系，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表现在生物方面，也特别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民族生态学形成的比较缓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与人类生态学有关的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开始的由美苏两国民族学家、人口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等共同参与的“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体长寿率开展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综合研究”，对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9］。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产生的，它吸收了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变成了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后来也受到农业生态学、阐释学以及环境地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是在民族学界内部产生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的若干领域，可见其理论渊源之混杂。
二、研究对象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认为：“每个学科的对象是在形成一定传统的学科实践中形成的。在确定今天某一学科的轮廓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传统……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应地又同阐明它与相邻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p235-236）从勃氏的上述论断足可得见研究对象对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态学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对学科的存续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态学”之后，学者们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直有所争论。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别重视理论上的研讨，因此这项工作留给了后来的民族生态学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词中的前缀“ethno-”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从群体自观出发的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群体自观下的生物内在联系［10］（p216）。稍后，美国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态学时暗示出其研究范围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其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11］。这样看来，民族生态学在当时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传统社会的群体，范围则仅限于这些群体如何认知环境，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不过，民族生态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涵摄了地方性群体与所有的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研究范围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领域。在研究对象上，民族生态学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环境知识的研究，但他同时也指出，民族植物学家也乐意研究农民传统的农技实践，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著人［12］（pxx）。当然，一些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正试图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认为不仅农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态学存在的空间；不仅要研究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态知识，而且要关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生态变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家仍然继续关注传统居民的动植物利用和资源管理实践，关注这些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生态安全上的独特价值。
与美国有所不同，苏联式民族生态学最初就是围绕民族（ethnos）来展开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关的人类生态学问题当然是其职责所在。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语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罗姆列伊的话说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点、确定独立的心理特点以及区别于其他类似共同体的联合意识的人们共同体”［13-15］。一般来说，“ethnos”大致相当于英语学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ethnos）的特点［8］，而且其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民族人口学的范围。“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16］到1991年，科兹洛夫主编出版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共汇集16篇论文。除涉及生存保障体系外，它还与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相交叉，阐述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生计、饮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体质、人口再生产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科兹洛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在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存保障体系的特点，复杂的生态联系对人们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形成的规律和功能［17］（p43）。实际上讲的就是各民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科兹洛夫接着论述道，首先要研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生物适应和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适应，这些适应反映在物质文化特点（饮食、服装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医学中；其次研究人们在个体和集团层面对周围环境和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心理适应的主要方式，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等；再次还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关系，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质资源的传统进行生态学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与1983年发表的2篇论文相对照，科兹洛夫在1991年的这篇前言中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补充了一些原来尚未涉及的内容，如“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等。对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认为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学与生态学两学科的交叉，他们（指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家）的学术理念是将生态环境与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框架内。”［17］（p44）堪称一语中的。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仅仅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限制在传统的居民群体，范围主要围绕这些群体的植物、动物、土地的分类与利用以及他们资源管理的实践等传统生态知识来进行。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族群或族共同体，范围是与族群或族共同体有关的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范围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与当前欧美人类学界流行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类似。
三、研究方法
对一个学科来说，确定其研究对象之后，就会面临着如何去研究的问题，亦即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民族生态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要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独特之处，方才能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承认，在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规的资料收集方法。为了解被研究群体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会设计几个层级的问题，他们首先会问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树？常绿树和落叶树有何差异？这里有哪些不同种类的针叶树？针杉和松树有何不同？……这样一直到最低层级为止［18］（p60）。通过向该群体的不同的人提问同样的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基本上就能够获知被研究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总图。不过，后来民族生态学家们逐渐发现，由于他们采用这种假设性的分类，一些被访谈者可能会依照访问者的逻辑去推定，甚至创造出当地没有的事物来。于是民族生态学家们只好又重新依靠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费时又费力，但好在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需要正确记录动植物的当地名称、学名、科属，必须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仪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类的加工技术，甚至还需要了解有关的神话传说，以便更好地把握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时，研究者还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们记录下来的动植物标本和材料。当然，如今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虽然在资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与以前差别不大，但他们看待这些资料的视角却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从某个点出发的视角”，它不仅要摒弃以前那种无历史和政治的倾向，而且要看到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民族生态学者才能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充当主角［19］（pp1-19）。
苏联民族学家们认为直接观察是获取民族学情报资料的基本方法，但苏联民族学界起初转向“综合集约调查法”，后来则以夏季短期的小组或个人旅行来排斥综合调查，总的来看是逐渐放弃了“定点”的直接观察方法。鉴于上述民族学调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态学的奠基者之一勃罗姆列伊声称一定要坚持直接观察、定点长期调查的方法，同时还可以根据研究客体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采纳问询调查法、历史比较法、类型学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罗姆列伊的主张未能坚持多久，苏联就遭遇了解体。随后，民族学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兹洛夫总结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学科形成和问题史》一书中，科兹洛夫全面阐述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学科性质、基本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其中还对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进行研究，开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冲突问题纳入民族生态学研究的视野［17］（p43）。从前人翻译的2篇论文和任国英教授的总结来看，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仍然坚持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吸收了人类生态学的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撑。20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注意同国际接轨，研究中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17］（p44）。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向俄罗斯继科兹洛夫后最负盛名的民族生态学家亚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请教，他认为苏/俄民族生态学依然坚持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生态系统的概念，同时注意使用精细的统计数据和自然地理资料。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由于诞生在认知人类学内部，因此它不仅继承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步骤和视角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赖民族学的直接观察的方法，同时也适当吸纳了系统生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只有在俄罗斯民族学界与西方人类学界广泛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民族生态学研究才获得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源泉，从而推动了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四、学术影响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美苏两种传统民族生态学的学术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学术的辐射能力。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诞生于人类学内部，本身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虽然认知人类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实践理论、阐释人类学以及反思人类学的出现，民族生态学本身也成为某些学者清算的材料。不过，在文化人类学内部，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还是得到广泛的承认的。这从《美国人类学家》、《美国民族学家》、《当代人类学》等顶级杂志上刊登的为数不菲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论文上可以得到证实。在人类学界之外，民族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认可，还有的学者针对性地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墨西哥生物学家托莱多、资源地理学者巴顿（David Patton）都有专门的研讨文章问世。不过，最能说明一个学科影响力的也许要看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辐射能力了。由于美国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统治地位，单从其数量庞大的实践者、分配到的资源以及学科方法论的影响力上就可以略见端倪，因此美国式文化人类学领导着世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印刷文本的广为传播更是奠定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优势地位［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如今也已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中国、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英国与美国同文同种，因此较早接受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坎特布理肯特大学的埃伦（Roy Ellen）博士更是这一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与《皇家人类学刊》合作出版了名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专门研究于一体，足见民族生态学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传统的影响，如今他们在英语写作中已把自身原来应用的“ethnoecology”改称为“ethnic ecology”，且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跟美国的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相差无几［22-24］。
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创立较晚，但不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俄罗斯时代，都能在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还成立了民族生态学部，专门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从1997-2005年，俄罗斯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联合会共举办了5次大会，每次会议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态学专题研究论文参与［22］。在论文的发表上，俄罗斯权威的民族学期刊《民族学观察》（即以前的《苏联民族学》）从1975-2004年共刊发了24篇民族生态学方面的论文，虽然与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语言学等其他新兴研究领域一起处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兴的是，俄罗斯的学者们还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名为《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丛刊，专门刊发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之外，学者们还积极参与生态学评估。1999年，民族生态学家斯泰潘诺夫（Valery Stepanov）还主持编纂了《民族生态学评估方法》一书，为俄罗斯民族生态学家参与生态学评估提供了学术指引。由于民族生态学研究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础，因此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深受影响。对此，亚姆斯科夫曾经说道：“在土著人土地权利和传统居住领域内进行研究的许多专家，他们有着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的训练背景，如今喜欢称呼自己为‘民族生态学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议草稿中，甚至流行的术语“传统自然资源应用领域”（TTUs）也正在转变成“民族生态学领域”［25］。不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对外传播并不是很广泛，仅在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内流布。中国从1984年开始译介相关理论，然迄今为止，仅译介过科兹洛夫的2篇论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之处。2009年，任国英教授的《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一文算是稍微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界内部仍充满活力，都对其他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都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辐射力。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具活力，如今已经得到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学者的认可，跨学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向外传播更为广泛，如今已经影响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大国。
五、结果与讨论
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所致。我们知道，美国号称为“文化人类学”，其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这跟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始终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态观念有着根本联系。苏联（俄罗斯）既然号称为“民族学”，而且在实际研究中都是围绕“民族”（ethnos）来进行的。苏联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或族群单位相关，而并不像美国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乃是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差别。鉴于这种意义上的差别，一些俄罗斯学者已经采用“ethnic ecology”来指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
在准备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俄罗斯民族学者都认同这种跨领域的学科。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认为民族学中出现的民族生态学等之类的亚学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类。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学者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过去做的东西罢了，而且以后这些亚学科的继承者会为他们抓住的一点皮毛而沾沾自喜起来，甚至会声称一切事物离开了生态学无法解释［26］。切氏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学界内部划分一下势力范围，而没有理论方法上的升华，这种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民族学人类学者因为沉迷于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未能坚持“全貌观”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支不要也罢。
依上述认知去审视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我们会觉得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其自身的学科特点，而且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工具，是一种人类学生态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不然，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学的一种类比，主要作用在于划分学术领域，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特点，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一无是处，它所开拓的文化适应不完善的思想、对不同族体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景观民族特点的论述，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
（致谢：俄罗斯科学院亚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笔者提供他的论文电子版以供参考，还在电邮中耐心地回答了笔者的疑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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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论文摘要]在当前物质财富迅猛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人文精神衰微的时代困惑。新时期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以人文价值的生态文化理念贯通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共生互动、自我生长的过程，进行“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的人文建构，使“义—利”相融、“德—得”相通，确立伦理—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有机人文精神系统。
现代社会发展和繁荣的背后潜隐并伴随着“经济发展一元论”的价值陷阱(单纯追求经济高增长的指标，人居环境、精神文化生活等社会事业发展却相对滞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同时，也遇到了“小康难题”(虽然当前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加快，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面临着农民增收困难、社会事业发展滞后、资源环境压力加重、区域差距拉大等难题)。为此，在新时期，应有效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理论研究中，经济、社会与伦理似乎是难以并存与同一的不同文化因子，是物质现实世界与精神超越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现，然而，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却是伦理、经济与社会共生互动并日益复归于其生态本性，这不仅是学术研究中的理论突破，同时也是现代文明困境的实践超越。“伦理”作为人类生命与生活的智慧结晶，是人文精神生态的内在依据和有机文化构成。“生态”不仅是“生物的居留场所”和“生命的存在状态”，更是一种“生存姿态”和“生活样态”，以“伦理—生态”的文化理念渗透贯通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共生互动、自我生长过程，应当进行“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的人文建构，确立伦理—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有机人文生态系统，从而对有效抵制单纯重经济增长、科技进步，轻德性塑造、价值提升的现代文明的旧的发展模式、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和谐的人文价值底蕴
“冲突”与“和谐”的对立与角逐，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便一直潜在或自在地存在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整部人类文明史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乃至人与自身相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消除“冲突”、追逐“和谐”的奋斗史。然而，无论如何，“和谐”，并且惟有“和谐”才是生态伦理精神或者生态社会的价值“基地”与价值“目标”。
“和谐社会”并非传统社会中原生自发的和谐有序，而是历经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后加以反思并内化的社会全面发展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进步所构建的伦理秩序，因而，社会和谐所衍生的应当是一种公平正义、互惠互利、安定有序的自得完满境界，从而体现出对人的价值和人格的尊重。
社会和谐内蕴着与生俱来的人文价值底蕴。“人文”是一种无限可能的意义世界生成，是对自我的不断创造、突破、超越与提升，是超越于“实然”以达“应然”的价值体系的无限赋予过程，人文价值的现实体现过程实际上是伦理的实行过程，“是通过伦理化对人的动物本性和世俗生活引导、提升的过程，也是人的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建构的过程。”[1]是对实体性自由的境界提升;“人文精神”则是伴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而勃发的时代精神气质，狭义的人文精神主要是为挣脱宗教神学禁欲主义羁绊而崇仰人的主体价值能动性、凸现主体人性并追求自由幸福的实现的人文关照，而今天崇尚的人文精神则是广义层面上的价值理想和文化精神，以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生幸福的实现为终极依托，在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层面提升人性，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是个性的充分展现和潜在能力的充分发掘，在对现实物质世界超越与提升的基础上赋予人类以生存意义指向和生活价值旨归，是整体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终极价值的理想关怀。
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人文价值发展后劲不足的态势，经济发展与人文价值的矛盾构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地带，单纯的经济增长指标极有可能使整个社会流于“片面发展观”的缺陷而遭遇严峻的“发展”难题，所以，重建整个社会的价值生态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谐社会建设根本上应当是人文价值理念指导下的“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的合理价值建构模式，是在伦理—经济—社会系统整合的有机生态体系中理解、确证并建构的一种自我生长、共生互动、良性循环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社会合理持续存在状态。
二、“义—利”相融的“伦理—经济生态”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伦理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之间的紧张与游移态势，而伦理与经济的关系在伦理视域中主要体现为义、利关系。利益需要必然导致谋利的冲动，然而，和谐社会的经济建设决不是谋利本能的纯粹释放，谋利的努力应当具有价值理性的合理因子，使经济冲动成为造福社会的力量，实现义利互动。归依于社会生活秩序与个体生命秩序中的社会主体，在物质欲望冲突与矛盾过程中彰显社会“应然”的价值理念，是“义”的社会诉求。然而，经济发展最深层的根源是趋“利”的行为倾向，“义”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对“利”的超越与提升，从而高扬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所以，义利关系的调节是伦理与经济关系调整的反映，伦理既是对人的生物本能的超越以及对过度的自然物质欲望的扬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尊严与生活目的意义的肯定与提升，伦理—经济的生态基础恰恰存在于人的自然本性与超越本性的和谐中，是人对自身经济行为的合理性的价值追求。“如果没有欲望及其冲突，伦理、道德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源;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超越，没有在道德的运作中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超越，经济也就失去了其人文意义。‘义’来源于‘利’又与‘利’相对立，二者的紧张与和谐构成伦理精神的内在矛盾运动。”[2]所以，伦理—经济关系的生态整合点是“义—利”相融，伦理与经济的辩证互动构筑起了一种合理的伦理精神生态，即“伦理—经济生态”。
(一)“利”的突显与传统家族血缘伦理模式转换
美国著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其《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指出，中国绝大多数企业之所以不能快速发展，原因在于中国的私人企业难以摆脱家族主义的阴影，华人企业是“两头大，中间小”的马鞍型组织，国有企业和传统的家族企业作为主要的实力框架占据两头，民营企业占据中间地带，后者缘于中国传统的家族血缘伦理不轻易相信外人的倾向而力量薄弱，“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信任家庭以外的人或赋予其责任无疑是一种弱点，这在自给自足的农家里尤其明显。”[3]104从而不能将管理制度化，并且遗产的均分继承制影响财产的相对集中，制约企业的发展规模。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这种传统的家族血缘伦理情结，家国一体、由家及国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特殊道路，“血缘”作为家的灵魂，是由家及国的出发点，更是中国人独特的“人化”起点以及安身立命的基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层的社会根基，既是个体生命活动的归依，又是道德人格塑造的母体，根深蒂固的家族血缘伦理情结最终跨越了基本的人际关系界限，逐渐包容涵括并渗透影响一切社会伦理关系、政治关系以及经济关系。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马鞍型”现象，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绩的取得与改革开放30年来所构筑起来的乡镇企业模型、民营企业模型以及外向型经济模型密不可分，特别是最为普遍的家族企业模型，然而，家族血缘伦理情结使得传统家族企业发展缺乏创造力和发展魄力，企业发展固守着传统的家族观念，信任只存在于家族内部，对一切“外人”始终保持着极度的警惕和高度的戒备心，由此，企业的运作便囿于自我狭窄的小圈子，难以形成制度性的人才和技术创新体系，难以吸纳社会精英管理创新人才，难以构筑赶超型的企业内部竞争推动机制，也缺乏舆论大众的有效监督约束机制。此外，家族企业财产的均分继承制使得企业资产难以积累和积聚，极大地制约了家族企业的规模效应，难以形成国际市场竞争力。因而，“马鞍型”企业模式下的经济运作因传统家族血缘伦理的渗透因子而存在规模弱小和竞争力匮乏的弊端。新时期超越“经济发展”难题和“小康难题”，唯有实现传统家族血缘伦理的转换，诉诸社会信用和公民社会的竞争推动机制，从而推动国内企业组织模型的机制转换，形成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品牌，实现新世纪又一个跨越式发展。
(二)“义”的回归与社会资本积聚
弗兰西斯福山认为:“未来两、三代间中国大陆的平均国民所得达到目前台湾和香港的水准时，最大的问题才会冒出来。”[3]358这个充满警醒意味的“最大的问题”便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严重匮乏。“福山预言”在分析英、美、法、德、意以及亚洲各国文化传统及经济特色的前提下，在总结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明确提出后发国家若以经济的单一片面增长作为现代化的唯一指数势必抛开对社会资本的倚重，而后者却往往是现代化成功的生死攸关的因素。
在福山那里，“社会资本”被界定为一个社会的成员相互信任、以组织形式进行合作的能力。美国、德国和日本以超越家族关系的“社会资本”为主，陌生人能够在共同的组织模型中彼此信任、相互协作，因而能够建立起大规模的现代化企业模式。相反，像法国、意大利、中国台湾和香港，其“社会资本”仍旧囿于传统的家族血缘，信任限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根深蒂固的血缘纽带造就的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单个家族的小规模的企业模式。“社会资本”的获取要求社会成员普遍具有诚信可靠、踏实忠诚的美德，而纵观中国传统家族企业经济的发展，因局限于传统家族血缘伦理，当面向社会市场时就会存在社会资本脆弱甚至贬值的趋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经济信用危机，而这无形当中又降低了企业组织效率并提高了企业经营成本。“社会资本”是建构在普遍道德责任意识基础上的“人文精神”，社会资本的匮乏必定带来企业与社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源成本、社会风气成本和经济监督成本的无谓增加，实际上，这是一种人文价值和伦理精神的匮乏，所以，社会资本的积聚与“义”的回归成为弥补经济发展弊端的有效途径。
如何弥补经济信用的缺憾，及时在“小康”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积聚“社会资本”，实现伦理与经济的辩证互动，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首先，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并强化法律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抵制欺诈失信的市场行为，在全社会营造公正、公平、公开的制度环境氛围，引导市场行为主体明礼诚信、懂法守法、有序竞争;其次，由于传统家族血缘伦理的渗透，“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积聚面临“中空”地带，一端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端是原子化的个体与众多单个的家庭，中间层面空场缺位，缺乏相互信任的组织社群，无形中缩小了社会人文资本产生的空间，如此，就需要建立形式多样的沟通、协调型的社区、社团以及工会组织，培养团结、协作意识，形成互信的社会氛围，逐步克服传统狭隘的家族血缘伦理局限，积聚“社会资本”;再次，通过加强社会道德教育的形式，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重塑个体、集体及相互之间的诚信、公正、平等、合作、创新的德性精神，培养普遍的社会公德，超越家族意识，克服当前社会资本闲置、分散、封闭的局限。
三、“德—得”相通的“伦理—社会生态”
人文价值理念作为文化存在形态，在中国区域经济目标实施过程中不仅体现为伦理与经济达至的有机生态，同时还表现为社会伦理实体存在形态的精神价值模塑，即“伦理—社会生态”。在社会共同体的具体运作中，存在“德”与“得”的矛盾，即世俗世界与意义世界、“德”的世界与“得”的世界的冲突与对立，正确处理“得”与“德”的关系，实现“德—得”相通，不仅是伦理—社会关系的生态互动点，同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永恒主题。“德”不仅是社会伦理与个体道德内在的道德自我建构过程，即潜在形态的“德性”，同时也是社会的道德文化品质与个体的道德行为品质，即自在形态的“品德”，内在的“德性”与“品德”的外推，必定彰显为个体与社会的道德行为，即自为形态的“德行”。“德”内在于“得”，“得”为“德”存在的内在依据，“德”的使命是透过价值的努力扬弃“得”的矛盾，从而提升“得”、升华“得”，以“德”获“得”，在“德”与“得”的辩证互动中，构建“伦理—社会生态”。
(一)“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德—得”逻辑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把意志自由的理念赋予人的精神自由生长的三个阶段，即抽象法、道德、伦理，三者分别位居于抽象自由、主观自由以及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相统一的辩证复归的生长层面，只有达到伦理阶段才是客观精神的生态境界，而伦理主要落实为三种社会伦理实体，即:自然社会(家庭)、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国家)。新时期中国要实现经济、文化发展基础上的社会跨越式发展，有必要探寻三种伦理实体的“德—得”逻辑。
黑格尔在辩证法中分析认为，家庭是自然的伦理实体，是“直接的和自然的伦理精神”，是“神圣性和义务的渊源”，“作为精神的直接实体性的家庭，以爱为其规定，而爱是精神对自身统一的感觉。”[4]175“爱”的本质是“意识到我和别一个人的统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但爱是感觉，即具有自然形式的伦理”[4]175。因此，家庭是以爱和感觉为基础的自我与他人相统一的伦理精神，是“直接的和自然的”和谐再现，我在他人身上找到自己，得到他人承认，反之亦如此，这便是家庭的主观性方面;但同时，家庭以财产等外在的定在确证自己的存在，这是家庭存在的客观方面，于是，家庭由主观的爱与客观的经济归属确证其伦理的存在，其中，“爱”是家庭维系的根基和纽带，而客观的财产契约关系并非家庭的本质确证。因此，在自然的伦理实体“家庭”内部，伦理精神是自然统一的。
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被界定为“差别的阶段”，是“结合在家庭的统一中的各个环节必须从概念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实在性”[4]195，通过社会教育的环节，家庭中的子女长大并逐渐脱离家庭融入社会，在社会中依靠社会契约建立组织关系，逐渐具备自身独立的法律人格，成为自由的定在。随着家庭的解体，便出现众多个别性的人和多样性的个别需要，市民社会由不同的需要构成的需要的体系来建构，从而成为个人利益的战场，即面“得”而居。这种状态极易剥去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再现一种自然本能的状态，于是，市场经济运作下的社会实体成为硬性契约中的枢纽，利益至上的理念引导又容易造成对自身责任和义务的忽视乃至道德的缺位，所以需要法律、警察、同业公会与私法的约束。实际上，市民社会殊性与普遍性是并行不悖的，个人要获取自身利益实现自身目的，必须以其他人或整体的存在为生存与发展的依托，在“普遍”中获得真实，“我在促进我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过来又促进了我的目的”[4]199，个体与整体的共生发展构成市民社会存在的前提。所以，“得”的满足不仅应当透过他人和共同体的中介，而且要透过“德”的努力，努力建构“德—得”相通的逻辑进路。
家庭和市民社会在伦理阶段继续向前提升，便到了国家阶段，“国家又是它们的内在目的，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即个人对国家尽多少义务，同时也就享有多少权利。”[4]261国家作为最高的伦理实体，融特殊与普遍、权利与义务为一体，个体作为社会公民在为社会尽义务的同时，他自身的人身、财产、福利以及作为实体性的本质得到了保护和满足，在为国家伦理实体尽义务的过程中再现了自身的生命和生活的价值，在融入实体中体会到归依的幸福，从而达到个体至高境界的自由，实现“德”与“得”的辩证为一。因此，作为价值理想，“德—得”相通的价值原理及其价值合理性历经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伦理实体的自然演进，最后必须透过政治的努力，在政治社会(国家)中才能够获得现实性，彰显伦理—社会关系的生态合理性。
(二)“德—得”相通的伦理精神与实践落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整个社会在发展经济、开拓市场的理念指导下形成了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模式，从而导致了自然科学兴盛、人文主义德性教育备受冷落，整体社会陷入经济发展“一元论”的泥沼。因此，实现“德—得”相通与生态互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德—得”相通的伦理精神在逻辑演化的理路中具有深厚的结构性内涵。首先，“得”必须“德”，“德”是“得”的价值前提和原则规范，以“德”谋“得”是基础性的理论前提;其次，“德”必然“得”，坚定的道德价值信念应当成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实践依据，从而正相契合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善恶因果律”;再次，“德”就是“得”，“得”就是“德”，这种德得观，与“利在义中”、“义中有利”的价值取向实现了内在的统一与一致。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应当对接社会伦理道德的“教育—管理—实践”的生态链条，实现“德”与“得”的生态互动与价值整合。道德理论教育必须与道德管理相结合，这是内在自律意识与外在他律约束共生互动理念的体现。道德管理的滞后性势必削弱道德教育的成效，要科学合理地落实道德教育的成果，形成守信、团结、文明的社会氛围，就应当重视道德约束管理的环节，采用行政、经济、法律的手段对违反道德的行为进行制约规避。同时，道德教育与道德管理的合理运作，最终要透过思想的熏陶渗透落实于普通大众的道德实践，实现道德的“教育—管理—实践”的生态链条的合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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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关键词】表征；文化内涵；女性形象
目前，网络与媒体中有许多与性别有关并且具有文化内涵的词语在传播。在年轻人的谈话中这些词语的使用也十分频繁。这些词语是社会的产物，同时也对社会及社会中的大众产生着影响。而它们所产生的影响是一般人难以察觉的，因为这些词语的含义已经同文化融合在一起，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它们所暗示的内涵。而这些词语的内涵正反应出了一些与性别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与语言文化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存在一定的联系。我国学者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与成就，但对于通过分析相关具体词语的意义及其与语言文化的关系来审视此类问题的研究还不多。本论文将从此处入手，利用语义学中表征论与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来分析一些当前流行的与性别有关且具有文化内涵的词语，从而揭示出语言文化与性别之间的一些微妙关系，并提出一些相关的改善女性社会形象的建议。
一、支撑这篇论文的理论背景
近来，许多与性别有关的描述性词语频频出现在我们的网络与大众媒体的交流用语之中。这些词语以及这个现象令本文作者深感兴趣。通过一些资料的搜查整理工作，本文作者认为这样的一些词语有许多共同点，并且反映了当下人们的某些心理状态。本论文将先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词语，然后探讨这些词语的容易被人忽略的与性别有关的内涵，并希望此论文可以引起人们注意与思考这一现象。
在语义学中，表征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用于解释词语意义的理论。与指称论不同的是，表征论认为现实世界与词语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联接词语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是概念，它与说者或者听者的心理有关，是一种心理表征。这个概念存在与语言使用者的心理。在表征论中，一个词语的意义是由一种或多种关系意义组成的概念，并且这个概念常常是高度概括的，它常常是对现实世界的总结与抽象，有着广泛的外延。这种高度总结与抽象带来的广泛外延让一个词语为它所能够表示的现实世界提供了宽广的空间。即，一个词语所能表达的意义并不是单调与固定的，可以产生许多变化，并且它可能让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由这个词语的意义所引起的心理画面。同时，由于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阶层属性，而同一社会阶层的人或多或少会有相似的经历，对词语的概念也会有一些相似的认知，那么可以说，这种概念，即词语的意义将有其社会意义，它可以被某一社会群体所接受和发展，并且反过来成为这个群体的一种特征而影响这一群体中更多的人。也可以说，一个词语的意义并不完全由它自身决定，也不能完全代表现实世界的客观情形。一个社会的人文因素会对一个词语的意义产生不小的影响，并使之作用与该社会中的人的心理。词语的意义往往还会折射出人们对于该词语联系的现实世界的主观理解、想象甚至期待。许多词语的意义在不知不觉中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可以随着词语的不停使用而一直流传下去。
在一些文化研究的理论中，语言、文化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意义是从事件以及特定社会环境的演化中生成的。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些意义会随着某些文化作用力的变化而改变。当新的词语被创造与广泛使用时，许多旧的词语便逐渐过时与退出使用了，或者一些老的词语将被赋予新的意义而继续使用，这些都是很容易被理解的。这就是说，当词语的意义被研究的时候，一个社会的时代精神也就不言而喻地浮出水面了。正在被使用着的语言为人们提供了一扇窗户，透过它，人们可以看到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件，并且看向隐含在词语意义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思想。被语言所表征的这个世界注定是充满着文化意义的。这种表征是一种对世界的主观理解，而不是对世界的镜面反射。语言的使用者必定拥有一种定义与理解世界的特定的文化角度。如果脱离了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许多社会现象是难以被不属于此种文化的语言所描述和定义的。这一点常常难以被人们所察觉。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去理解他们周围的词语和世界。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已经深深受到了他们的文化和日常所使用的语言的影响。用一种动态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与文化，人们会发现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直处于被构建的状态中的，人们可以利用这种动态来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定向的改变。而语言词汇，正是能够塑造社会意识形态的有利工具。因此，对语言的研究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生活与思想状况。
当下，与性别有关的话题是女性主义者研究的重点。这类话题通常与文化、社会与意识形态有关。与妇女有关的话题对女性主义者来说尤为重要。当今的女性主义者往往都关注以下的问题：女性在社会和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和由此产生的联想；女性的社会地位，包括她们的政治地位、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社会中对女性的普遍态度，特别是男性对女性的态度；社会及文学作品中女性的陈腐的形象特征；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家长制。本文作者认为，这些问题值得整个社会来思考与面对。而语言，尤其是而与性别相关的具有文化内涵的词语则可以为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打开一扇门。本文作者认为，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已经体现在我们所使用的与性别相关的词语之中。并且鉴于词语与心理的关系，注意与试图处理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
二、对具体词语进行分析
在本论文中，作者分析了许多与性别有关的词语，它们都是新近频繁出现在网络和媒体中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被经常使用到的。作者试图从语义学以及文化角度来分析这些词语，力图揭示出隐含在这些词语背后的文化内涵。通过审视这些词语的文化内涵来展示被人们忽略的一些与性别有关的议题。一些相关的建议将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提出。
最近的网络上出现了许多与性别有关的具有文化内涵的流行词语，如：拜金女、白富美、白幼娘、萝莉、小三、小蜜、女神、孔雀女、公主病、菇凉、腐女、丝、小清新等。这些词语尤其在年轻人中广为流传。综观以上这十三个词语，我们不难发现，除了丝与小清新可以既用来形容女性又可以用来形容男性以外，其他词语都是形容女性的。下面本文将对其中的一些词语进行具体分析。
“拜金女”这个词语是贬义的。这个词的流行得益于一位参加国内一档非常有名的电视相亲节目的女嘉宾在台上的一句关于择偶标准的话，即，她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意坐在单车后座上笑。在那期电视节目后，这句话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这个女嘉宾在舆论眼中就是一个典型的拜金女：崇拜金钱与物质享受，而忽略其他精神方面的需求。一时间，“拜金女”仿佛成了社会上所有女性的代名词。“拜金女”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热议，更遭来一片哗然。而本论文的作者认为，这位女嘉宾是当今某些不良社会风气的牺牲品。这位女嘉宾的话为何会成为网络流行语？那只是她的一家之言，并不能代表社会上所有的女性。为何媒体和舆论会有如此大的反应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塑造了这样一些“拜金女”，而舆论却将这种风气的盛行的原因归结于她们。同时，在当今社会，“拜金”的不仅仅只有女性，也有很多男性，而社会上却没有出现“拜金男”这个词语。没有出现这个词语不代表没有“拜金男”存在，而只能说明媒体在这方面并没有像关注女性那样关注男性，或者可以认为“拜金”只有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令人侧目的行为？这些问题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讽刺意义。
与“拜金”的含义有相似内涵的词语有“小蜜”和“小三”。这两个词语一般也只用来形容女性，通常指那些破坏他人家庭的第三者。在中国的文化中，“小三”和“小蜜”们往往都是为了金钱等物质利益才会去当第三者的。而且“小蜜”是“小秘”的谐音，表达了中国文化对于老板女秘书的一种带有贬义的联想。这种联想对于女性，特别是以秘书为职业的女性是一种不良的舆论导向。同样，对于包养“小三”的男性，却没有一个词语来形容他们，他们相对来说没有受到那么多舆论的关注。这种词语的缺失暗示了某种社会文化心理与不平衡。
词语“腐女”一般用来代指对男同特别关注与感兴趣的女性，尤指年轻女性。这个词语在当今很流行，并且在年轻人的谈话中很常见。“腐”字有许多不好的意义，那么“腐女”这个词所让人引起的联想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这个词暗示了社会对于此类现象与此种女性的不赞同的看法。同时，几乎并不存在一个相对的描述有此特点的男性的词语“腐男”。
词语“孔雀女”、“公主病”一般用来描述那些对生活品质期待与要求特别高，有些不切实际，难以令一般人接受与达到的女性，她们时常出身不错。由于“病”暗示了“不健康”之义，那么“公主病”一词则表达了隐含的不赞同。同样，却没有所谓的“王子病”与之相对应。而这类“王子”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他们很多是单身贵族，对择偶与生活的要求都特别高。社会显然同意了他们的挑剔，却用一个“病”字来形容这样的女性。然而本文作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的自主选择权与选择范围都在扩大，这样的“公主”将必有增加之势。
词语“萝莉”与“女神”看起来都是对女性进行称赞的词语，“萝莉”称赞其可爱，“女神”则赞赏其美貌与气质都极为出众。随着这两个词语变得越来越流行，女性将会收到这两个词语的文化内涵的影响，即这两个词语为社会中的女性提供了形象榜样，将引领越来越多的女性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其实，这相当于对女性提出了一个形象上的标准。由于没有与之相对的如“男神”这样的词语，社会并没有给男性提出类似的标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个过程可以被认为是社会塑造其所偏爱的女性形象的过程。
词语“菇凉”是“姑娘”的替代语。本文作者认为这种替代对于构建女性形象有积极作用。“菇”字与“凉”字所引起的与女性相关特点的联想因素比“姑”与“娘”少，所以“菇凉”在使用时与性别关联更少，更加中立与中性。这样的词语允许女性在使用它们时有更大的空间来塑造自己的社会形象。类似地，“丝”这个词在塑造青年人的社会形象时也有其积极意义。此词语的传播与被认可将为年轻人在社会中塑造自己的新形象争取更多的谈判权。
三、结论及相关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