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继承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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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 元好问 现实主义 建安文学 杜甫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元好问是金代文学大家，堪称金代文学史上一代人杰。他不仅是个有着明确创作追求的诗人，同时也是一论自觉的文学批评家，元好问现存诗一千四百余首，著有《元遗山先生全集》，词集为《遗山乐府》。他的诗论作品《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杨叔能小亨集引》等等，都很精辟地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其中，《论诗三十首》，是继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后，以绝句的形式系统地表达诗歌理论的又一重要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元好问直接或间接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从他对前人的评价总结中，笔者体会最深的是他对传统现实主义诗风的继承与提倡。

一、对建安文学的推崇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极力宣扬恢复建安以来的诗歌优良传统，笔者认为他所推崇的建安传统，主要是建安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在第二首中论道：“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觉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元好问论诗从建安才子说起，钟嵘在《诗品》中说，“曹刘殆文章之圣”，元好问也以曹植、刘桢为代表说起，从“曹刘坐啸虎生风”中，可见他推重建安诗人的是他们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气概和力量，元好问欣赏他们的慷慨激昂、悲壮动人。曹植《前录自序》里自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他又在《赠徐干》中云：“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曹植的诗歌明显的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多抒发远大的理想和宏伟的抱负，寄托诗人欲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典型代表的是《白马篇》“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然而书写志向的同时，曹植诗中又常弥漫着战乱环境所赋予的悲凉慷慨情思和对人生无常的叹息。历史上的建安时期，战乱连年、民生凋敝，动乱的社会现实在给英雄们建功立业提供可能的同时，激发了人们积极进取的强烈愿望，当时一流的文学家们都卷入了战争，他们用文人特有的眼光把他们的经历纪录下来、以文人的特有的情怀评价、审视这一时期的现象，并用文人特有的文笔激励人们的斗志。钟嵘在论建安文学时，明确提出“建安风力”，刘勰论及建安文学总结了“风骨”理论，无论是“风力”还是“风骨”，其来源都是当时特定的社会现实所唤起的特定精神――伤时悯乱、哀民涂炭。西晋时期，王敦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击唾壶为节，壶边尽缺。高远阔大、悲凉雄浑一直是曹操诗歌的艺术风格。曹操《短歌行》诗云：“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甫，天下归心。”慷慨的悲歌，雄浑的气势表现了曹操高远的志向和坚定的信心，能激发起读者积极向上的精神。由战争乱世刺激而产生的慷慨激昂情怀构成了建安风骨的主要内涵，使这一时期诗人的作品表现出慷慨纵横、激越昂扬的风格。然而，战乱同时带来的“生民涂炭”，生命的朝不保夕，给人们带来生命无偿、岁月不居的深沉叹息。这一壮美、苍凉的风格是这一时期现实生活的集中反映，生动写照。元好问之所以标举豪迈悲壮的审美标准，源于这一风格是建安文学现实主义的集中体现。并且，对于这样一个现实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过程，元好问感同身受，元好问“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他所处的时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金末元初时期，民族斗争不断，国破家亡、国难民艰，这一连串的动荡、不幸，激起了元好问强烈的爱国忧民之情。所以元好问认为客观的社会现实是诗人创作的源泉，丰富的生活体验是诗人创作的基础和前提。所以他标举反映现实的诗风，提倡切身体会、感受，他在《论诗三十首》二十三中说“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高度赞颂南朝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写的是眼前景，即景抒情，充满了生活气息，饱含蓬勃生机。而同时在二十三中，他对脱离生活、缺乏社会内容的诗作给予了批判，他说“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江西诗派代表作家陈师道，爱苦思苦吟，锤字炼句，以“闭门造句”见称，“平日出门，觉有诗思，便急归拥被，卧而思之，如病者，或累日方起”，黄庭坚有“闭门觅句陈无己”之句。元好问在此借用黄庭坚的话批评陈师道作诗无补于世、浪费精神、实在可怜。可见，无论建安诗人的悲壮雄健，还是一如谢灵运的清新、自然，风格虽有不同，然而他们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一致的，从中可见，元好问论诗的标准之一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

二、对杜甫的推崇

元好问推重唐诗，唐诗中最欣赏杜甫，所以他对杜诗有专门的研究《杜诗学》。元好问在《杜诗学引》中说：“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他的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动乱情况，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以时事入诗，直面社会现实，成为杜诗的突出特点。由于对离乱生活的经历与特殊体会，杜甫诗中常有“瘦骨伶俜的壮丁、被抓应役的老妇、新婚即别夫的嫁女、子孙死尽的老人、无家可归的老兵、在颠沛流离中扔掉孩子的母亲”等形象，而这些都是在战乱的时代，社会悲剧加身的无辜者形象。“三吏”、“三别”描绘了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历史，《月夜》、《羌村》、《述怀》描写了贫贱夫妻、饥寒儿女，杜诗中始终交织了国恨与家仇，国恨使家仇更痛彻，家仇使国恨更具体化，而这些都是安史之乱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的生动纪录。杜甫的诗歌多是以反映现实社会人生为目的，取材多是时事和他曲折的生活经历，用叙事手法写颠沛流离的社会生活，用纪行方式书写山川风物，细腻、真实，感情真挚。他论诗亦如此，在《戏为六绝句》中，他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所谓“亲风雅”实际就是在创作实践上表现为写时事的写作倾向，把文学从侧重于抒发个人情思引向写民生疾苦，从书写理想引向写实。所以本着杜诗的现实主义宗旨与精神内核，面对标榜以学杜诗为宗旨的江西诗派，元好问直指江西诗派并没有学习到杜诗“善陈时事”、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弊病，他在《论诗三十首》中说道“古雅难将子美亲”，这是说江西诗派虽然打着学杜的旗帜，其实其创作已远离杜甫的道路，他们的学杜只是在创作技法上仿效，而没有学到杜诗的精髓。作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黄庭坚，自认为得诗法于杜甫，但他对于诗歌创作的理论主张只是“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他认为“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尔。”元好问始终坚持自己的现实主义诗歌审美标准。提倡创作应亲身实践、思考现实、体察民生，诗歌失去了现实依据，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他在《论诗三十首》十一中说“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创作只有“亲到”、“眼处”，才能产生有“神”的诗句，而“暗中摸索”，脱离现实，凭空想象，暗中虚拟，总不是真实之境，对于创作只是白费精神。

三、元好问的诗文创作

元好问是一代文论家，但首先他是位诗人。其现实主义诗学观不仅表现在他的诗论中，而且用他的创作来诠释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欣赏建安风骨、心仪杜甫，因为他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社会经历，相似的民生意识，他们都是站在百姓立场上的士人，都是为反映百姓疾苦而纪录现实的诗人。元好问早年，从师郝天挺，业成之后，“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赵礼部见之，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以书招之，于是名震京师，目为元才子。”当时，世人见好问诗，能突破时间时代的限制，直接把他比杜甫，可见好问诗风一如杜诗。《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提要中，记载评价好问，说：“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以诗存史”，这是对元好问诗歌创作现实主义精神的充分肯定，可见遗山诗亦有杜甫“诗史”的特点。因为亲历战乱的流离失所，目睹亡国的惨痛，元好问将个人的际遇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的“丧乱诗”记录了他所目睹的山河破碎、生民涂炭。蒙古兵围金凤翔，凤翔失陷后，元好问随即写下了《岐阳三首》，诗云：“突骑连营鸟不飞，北风浩浩发阴机。三秦形胜无今古，千里传闻果是非。偃蹇鲸鲵人海阔，分明蛇犬铁山围。穷途老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其一）“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其二）“眈眈九虎护秦关，懦楚孱齐机上看。禹贡土田推陆海，汉家封徼尽天山。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潇潇战骨寒。三十六峰长剑在，倚天仙掌惜空闲。”（其三）三首诗中首先描写了凤翔城被蒙古军包围时，固若金汤的局面，诗人只能长歌当哭，然后记录了攻陷时人民流离失所和金兵横尸野草的惨状，表现了诗人对侵略战争的谴责。最后追溯战争失利的原因，是金宣宗虽置秦关等处九个防御使，但形同虚设，天险尚在而武备不修，只能任人侵略的事实。如今读来，那段惨痛的历史尤然在目，让人心痛。从中可见好问“诗史”的具体表现。金亡后，他写下了《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二中道“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真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知谁在，莫拟分军下井径？”诗中记载了蒙古铁骑兵临城下，金哀宗亲自带兵出征，然兵败退走的历史事实，诗人用沉雄的笔势抒发了国破家亡的巨痛。城破后，元好问被蒙古军押送至聊城，沿途的情景，让他心情悲凉至极，遂写下了《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诗云：“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其一）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其三）”，诗中描述了途中蒙古兵恣意抢夺的行径和战后凄惨的景象，惨烈而无情的现实使诗人谱写了一首首绝望哀歌。

参考文献：

[1]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2]李明高.《文心雕龙》译读[M].济南：齐鲁书社，2009.

[3]赵翼.瓯北诗话[M].胡主佑，霍松林，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冯至.冯至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5]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第2篇

[关键词]质量工程　问题　集成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2－0127－03

质量工程是“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简称，自2007年实施以来，在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是“十一五”期间高等教育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改革措施。但也必须看到，以项目建设为出发点的思路，暴露出了一些不足，使质量工程的示范引领作用受到了限制。笔者根据多年从事高校教学管理，特别是质量工程管理的经验，对质量工程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就新一轮质量工程的建设提出建议。

一、质量工程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　重项目申报，轻项目建设

质量工程建设初期，各高校对质量工程项目非常重视，工作认真踏实，成效比较显著。随着质量工程项目在高校影响力的增强以及标志性特性的显现，部分学校出现功利性倾向。为使项目申报成功，专门组织人员对项目进行打造、包装，在人员结构上进行调整，在科研和教研成果上进行组合，使整个申报队伍的结构、成果尽可能地符合申报要求，这样的项目一旦申报成功，由于后续建设跟不上，往往造成项目进展停滞甚至瘫痪，建设工作无法进行。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确实具有实力获得立项的项目而言，通过3～5年的建设应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才能符合建设要求，大家心中并不清楚。由于目前质量工程项目只有评审指标，没有最终完成期限的指标，使得质量工程项目失去了后续发展的方向，最终造成质量工程项目日常管理不善或轻视项目建设等现象。

2　单一项目建设的方式削弱了质量工程的整体性与效果

质量工程是国家为提高本科教学质量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改革，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精神，质量工程的建设以特色专业、精品课程、万种新教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教学团队等项目来实施，这样的思路本无过错，但数量的累积比质量的变化更易显现，使本为提高教学质量设立的质量工程演变成为项目数竞争的数量工程。那些在科研和教研方面有着明显优势的重点大学，在国家级、省级质量工程立项中占尽优势，而数量众多的一般大学特别是省属地方院校明显处于劣势，只能凌乱地填补一些数量空白，即便通过多年的努力也很难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要想全面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显然是很难的。从内容来看，质量工程所建设的内容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而构成一个系统，项目是其中的子系统。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整体具有不同于各个要素的系统质或新功能，具有非加和性，也就是说，每个项目的最优并不能达到整体效果的最优。事实上，现有的质量工程是以项目制运行的，项目的负责人只负责本项目的建设，考虑的最高目标恰恰是项目的最优，质量工程整体的效果不在其考虑的范畴，使项目与项目之间各自为政，本身具有紧密关系的质量工程内容被人为地分割，无法形成合力，从而削弱了质量工程的整体性，影响了质量工程建设的最终效果。

3某些项目评审指标描述模糊，对评审结果的客观、公正造成潜在影响

质量工程项目自实施以来，国家即制定了各个项目的评审指标，用于国家级项目的评审，各省也根据国家的标准制定了本省的评审指标，对于质量工程项目建设起到了引导作用。但从已实施的评审指标来看，各项目的评审指标有较多定性描述，且描述较为模糊，在评审过程中难免出现主观理解偏差，使评审结果出现差异。如《精品课程建设评审指标》中关于“课程内容”的评估标准有“本课程与相关课程内容关系处理得当”，“教学内容组织与安排”的评估标准中有“教书育人效果明显”，《教学团队评审指标》中“教师培养”指标的评审标准有“指导和激励中青年教师提高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的措施科学、合理”等模糊描述。这样的描述还有很多，评审时，评审人对“效果显著”、“科学、合理”等词句的认定标准直接关系到评审结果，影响到评审的公正，也为各种项目评审的人为操作预留了空间。

二、新一轮质量工程的集成式发展

“十二五”期间质量工程应如何发展是我们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不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高校都应该总结“十一五”期间质量工程建设的经验与教训，认真透析质量工程建设的内涵，理清各项目之间的关系和层次，将项目作为子系统，集成到质量工程这个大的系统中，构建质量工程项目的集成体系，以集成式发展的思路开展新一轮质量工程建设。

1　确立质量工程项目的集成体系

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质量工程以项目方式推行，所有的项目在一个平面展开，项目与项目之间的内在关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互依托的层次也没有形成，项目建设更多考虑的是项目本身，而不是该项目在质量工程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对质量工程整体建设的作用，很难将各个项目整合到一条发展的主线上形成合力。在评价质量工程的效果时，无法用一个有效的载体来对质量工程建设的整体效果进行评价，只能根据项目数量的多少进行排列，导致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明确。因此，在新一轮质量工程建设中，首先要认识到质量工程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由相关的项目(子系统)集合而成，项目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所有项目应集成到系统中形成体系，系统内项目之间有层次和结构，相互依托，每一个项目的建设不仅为项目本身服务，同时也为其他项目的申报或发展服务，以此达到一个或多个优势学科的形成，最终实现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笔者认为，一个或多个优势学科的形成是新一轮质量工程的目标，它可以体现各个项目集成发展后的整体效果，是质量工程建设成效的载体，应该将其作为质量工程建设的新内容纳入质量工程体系，使质量工程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数量堆积，而是为形成优势学科开展的有选择、有目的的系统建设工作。为使新一轮质量工程建没能有明确的发展目标，笔者以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为最终目标，以优势学科的形成为载体，从课程建设入手，分析了质量工程各项目的内在关系，构建了质量工程项目的集成体系(见图1)。

2　集成申报，分类评审

在现有评审指标中，精品课程作为质量工程的基础，在特色专业、教学团队、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的评审指标中都有体现，但这种体现只是得分项目，也就是说有精品课程可得分，没有不得分，是否有精品课程作为基础对于上一级项目评审的意义不大，其结果势必造成对课程建设的不重视，也难以将课程与其他项目联合做大做强。集成申报是将精品课程作为上级项目的必要条件，精品课程的门数以及课程性质将对上一级项目的申报起着决定作用，这样高校在申报精品课程时就会认真对待，以优势(特色)

学科的形成为目标，认真思考申报精品课程的学科所在及这个学科的后续发展能力、有没有培育的希望与价值等，避免申报时的随意性以及拼凑申报等现象。此外，还应将教学团队作为特色专业建设的必要条件，将特色专业作为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的必要条件。通过层层引导，使高校清楚教学工作必需从最基础的课程建设抓起，只有课程质量和数量并举才能为其他项目争取更多机会。因此，学校应沉下心来思考课程发展，仔细分析课程发展的方向，在已有的资源中发掘、培育突破口，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使新一轮质量工程不再是各个高校数量比拼的面子工程，而是根植于课程，以促进教学团队培育、形成专业特色为主线的教学质量工程。

目前已建质量工程项目的评审，主要是采取分级评审的方式，即国家级由教育部组织评审，省级由各省教育厅组织评审。由于我国高校发展层次有着明显的差异，重点大学特别是“211”大学，在学校发展上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与大量财政投入，其发展的水平远远高于一般省属高校，现有省级评审方式使“211”大学在各省内具有绝对优势，削弱了一般省属高校开展质量工程建设的愿望，长此以往，不利于“211”大学的发展，也背离了质量工程建设的初衷。分类评审是将“211”大学统一到国家层面，由教育部统一组织质量工程的评审，使立项项目为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各省负责本省一般重点大学和省属普通高校质量工程项目的评审，评审时按类进行，建设效果显著的质量工程项目可申报到教育部与“211”大学竞争国家级项目。

3　师资队伍是实现集成式发展的关键

在质量工程集成式发展的体系中，精品课程、教学团队和特色专业项目作为整个体系的支撑和主干，对体系建设起着重要作用。师资队伍作为核心，贯穿这些项目建设的始终，是建设的关键因素，抓好了队伍建设，就抓住了质量工程建设的主体，质量工程的集成发展就有可能实现。

在集成式发展的思路下，高校在选择申报精品课程时，不仅要考虑这门课程负责人的水平、能力以及课程内容的先进性，还要考虑这门课程现有教师队伍的水平，这样才能在课程负责人的带领下快速形成一支高水平的课程教学队伍，所以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是形成一流师资队伍的过程，也是培育优秀教学团队的过程，精品课程的建设可为教学团队以及其他项目申报打下良好的基础。

教学团队建设本质上是队伍建设，教师队伍由于其工作的性质，组织形式非常松散，首先要将他们组合到一个团队中，提供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平台，让他们在这个平台中有共同的愿景和奋斗目标，精品课程就起着这样的作用。由于有精品课程作为平台，使平台内人员的业务具有关联性，在研讨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等教学改革活动中有共同的语言，从而达到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为教学团队的形成提供了保障。其次，为发挥精品课程的辐射带动作用，将与精品课程相近或相关的课程组合形成课程群，产生基于课程群的教学团队。团队中一课多人、一人多课，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讨论的课程内容，多门课程的教学打破了课程原有的壁垒，使课程内容协调、融合和精简成为可能，那些有能力的教师在团队中相互交流和学习，脱颖而出快速成长。教学团队，特别是基于课程群的教学团队为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条件，成为教学骨干培养的有效载体，团队成员的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平的提升，为新的精品课程的申报催生了增长点，进一步促进了教学团队的发展。如太原理工大学以“智能控制基础”精品课程促进教学团队的建设，使教学队伍由最初的课程负责人1人发展到8人，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学术水平高、责任心强、年轻化的教学团队，博士化率达到70％；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以国家级精品课程“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为示范，将该门课程建设的理念推广到课程群中，创建了“计算机硬件技术与控制系列课程组”国家级教学团队，团队本着“立足原有、增强底蕴、依托团队、优化结构”的原则，通过实施教师培养和继续教育计划，提高团队成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新增了“自动控制原理”和“计算机控制技术”2门精品课程。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特色专业的关键和核心。教学计划的执行、人才的培养、课程改革的实施、教材教案的编写、实验实践的指导都需要教师的参与，教师的水平和能力直接影响到专业的建设水平。特色则体现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涉及到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力度和创新程度、课程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生产实践结合的推进程度等因素，教学团队在师资队伍建设中的成效对“人有我优”起着决定作用。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土木工程专业结构类课程教学团队，以课程体系建设促进了土木工程专业方向建设，不断增强各专业方向的实力，着力于特色专业方向建设；桂林理工大学以高水平教学团队建设支撑了“化学工程与工艺”国家级特色专业等。

综上所述，师资队伍作为集成式发展的关键，是各类项目必不可缺的核心，各个高校只有建设一支高水平有特色的教学师资队伍，才能在质量工程建设中争得发展空间，最终实现学校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李鸿江，尹军，从国家级精品课程到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的建设经验启示[J]，首都师范学院学报，2009，(4)

[2]廖红，基于心理契约的高校教学团队的创建[J]，教育探索，2010，(1)

[3]谢克明，精品课程建设与中青年教师培养探索[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4]邹逢兴等，以国家精品课程带动系列课程建设，催生国家级教学团队，全面提升课程建设水平[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10，(3)

第3篇

一、关于继承权制度

谈及继承权，我国学界比较流行继承期待权和继承既得权的二分法。然而，目前对于是否存在期待权意义上的继承权，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期待权和既得权是学理上的概念，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期待权在学理上可被视为一种财产权利去实现，而从法律层面讲，如果被继承人还没有死亡，继承人对于财产的继承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若将其视为期待权，未免有点牵强。另一方面，现今立法普遍认为，继承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于死亡之外不承认有继承开始之原因。在死亡之前，继承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存在所谓期待权，盖因权利必有其主体及确定的客体内容，而被继承人在死亡前，完全有可能因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或者被继承人通过新立遗嘱使其先前遗嘱无效的方式变更继承人，换言之，在被继承人死亡前，一切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即权利主体、客体及内容的不确定无法给继承期待权提供生存的土壤。于此所述，应该只存在既得权意义上的继承权，而不存在期待权意义上的继承权。

继承权究竟属于身份权还是财产权？学者们看法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继承权以继承人的特定身份为前提，乃是专属于该继承人的权利，取得财产，乃取得继承权之结果，故继承权为身份权而非财产权。有学者认为，继承权为财产权。财产权又分为物权说、债权说、特殊财产权说。还有学者认为，继承权既是身份权又是财产权，或者说继承权是亲属关系上之财产权。为了正确认识继承权的性质，必须对继承权中的身份、财产两种属性进行区分。首先，身份关系是继承权的前提或原因，但该前提或原因往往并不为权利分类考虑，也就是说不能因为身份关系为继承权前提，就断定继承权为身份权。正如亲属关系虽为抚养请求权的原因，但抚养请求权却属于债权，而不是身份权。其次，财产是继承权的目的或结果，继承法律关系的中心就是财产。权利客体往往对权利的性质起决定作用，如物权以有体物为客体、债权以特定给付为客体、人身权以人身利益为客体。既然现代继承法上身份利益不能成为继承客体，因此继承权不能成为身份权。继承权以遗产为客体，是财产权。但继承权既不是继承人直接支配遗产的权利，也不是请求特定义务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人给付的权利，更不是以知识产品为客体的知识产品权，因此，我们认为继承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其特殊性表现在继承权是与身份关系联系紧密的财产权，又不同于物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其他财产权的特点。

二、关于法定继承

现代各国立法关于法定继承人之规定，大都以血统关系和亲属关系为基点，但在立法模式上却采取了不同的路径：一是采取“亲属继承无限制主义”。按照此种立法模式，法定继承人不受亲等限制，如《德国民法典》第1924-1931条规定，第一至第四顺序法定继承人分别为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父母和父母的直系卑亲属、祖父母和祖父母的直系卑亲属、曾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直系卑亲属；而第五顺序和更远亲等顺序法定继承人为被继承人的远亲等亲属和远亲等尊亲属的直系卑亲属。被继承人的生存配偶作为法定继承人，当其与不同顺序继承人共同继承时，其继承份额的比例有所不同。二是采取“亲属继承限制主义”。依此种路径，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进行一定的限定，比如亲属和配偶。对于亲等的限制，各国有其自己的规定。例如，《法国民法典》以十二亲等为限，意大利民法以六亲等为限，我国澳门民法则以四等亲为限。相比之下，我国继承法对法定继承人范围的界定过于狭窄。因此，为了更好的保护私有财产，维护家庭稳定，我国立法者应当考虑适当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目前，按照我国现行继承法之规定，法定继承人范围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及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与丧偶女婿，其中配偶、父母、子女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在特殊情况下，对公婆、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女婿，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二顺位继承人。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第二顺位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由第二顺位继承人继承。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继承顺序，主要是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和婚姻关系来确定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我国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从以前人类为了繁衍生息而建立的庞大的家族系统到今天受国家立法干预和鼓励优生优育的比较单一的家庭结构，家庭财产状况和人们的私有财产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直系亲等以内的亲属成员渐次萎缩，而现行继承法又未将侄子女、外甥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及叔伯等规定在继承人范围之内，结果，就是将有一大部分人的财产将面临无人继承的窘境，这与我国继承法之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并且无法应对现实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为了达到制定法与社会现实之契合，建议将四等以内旁系血亲规定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内。

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趋势的不断推进，涉外的民商事法律活动日渐增多，经济交易频繁，各国的经济法律文化逐渐溶化，尤其是我国的港澳台地区，由于两岸与大陆地区关系的缓和及局面日趋正常化，这就导致涉外婚姻继承以及涉及港澳台的继承更加繁茂。然而各国及港澳台地区在制定法层面的不同规定将导致继承纠纷事务的不断涌现。其结果，就是民事主体的财产继承权与被继承权无法得到合理的保护。虽然目前各国都承继了罗马法关于继承人范围的基本原则，以血亲为基础， 按序继承。但是继承范围依各立法而广狭不同，最广者采取血亲属无限制主义，如德国。以直系卑亲属，祖父母及直系卑亲属、尊祖父母及直系卑亲属、远祖父母及直系卑亲属均为法定继承人。其次法国民法以直系卑亲属、亲兄弟姊妹及其直系卑亲属、父系母系尊亲属及其他六等以内旁系亲属为法定继承人。我国香港地区规定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姊妹、侄子女、外甥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伯、叔、姑、舅、姨均为法定继承人，较之我国规定之范围广泛，基于上述，我国应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从而与国际趋势契合。

三、关于遗嘱制度

遗嘱继承是按照遗嘱人生前所立遗嘱继承遗产的方式。当法定继承人按照被继承人遗嘱的指定继承其遗产时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称为遗嘱继承。此时，继承人、遗产的份额、分配方式都来自遗嘱的指定，充分尊重了遗嘱人自有处分自己财产的意志。遗嘱继承的效力高于法定继承，是意思自治原则在继承法中的体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不断富足，遗嘱作为公民安排自己死后财产归属的手段，也越来越多的被适用，遗嘱继承正逐步成为继承的一种主要工具。

目前，我国承认的遗嘱形式主要有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公证遗嘱的效力大于其他遗嘱，此点上我国学界认为各遗嘱应当具有相同的效力。因为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有可能会导致遗嘱人的最终意愿不能够实现，使得遗嘱人通过遗嘱自由处分其遗产的能力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这不符合遗嘱自由的立法原则，也有悖法律的效率价值。遗嘱是遗嘱人的内心真实意思表示在继承法上的体现，它与人所追求的自由价值息息相关，立法者应当把此考虑进去，另外，在程序要件上，公证遗嘱的订立在形式上较之其他遗嘱形式更为严格，再其撤销时也应当遵循相应的严格要求，这就要花费遗嘱人更多的时间、经历与费用，在有些情况下，由于遗嘱人可能病危或其他意外情况下根本来不及到公证机关去办理公证遗嘱的变更登记，而临终前，体现在公证遗嘱上的未必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那么，遗嘱人想重新立遗嘱的话就会受到公证遗嘱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是不能表达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在法的效率价值上来讲，反而效率还不及其他形式的遗嘱。

在遗嘱的形式上，随着现代电子产品的普适化，越来越倡导无纸化办公等，很多人已经习惯了电脑打字或通过其他类型的电子设备进行文字处理，所以由本人亲笔的自书遗嘱已经赶不上时代的需要，应该通过立法认可由遗嘱人亲笔签名的电子打印遗嘱。再者，录音遗嘱，这种方便快捷又能准确体现遗嘱人意愿的遗嘱形式，我国法律将其规定的极其简单。现在科技愈加发达，像MP4、MP5、IPad、以及带有录像功能的电子产品已经大众化了，最方便又简单好用的就是我们手里拿的智能手机，随手拿起就可以进行录音录像，通过录像的方式记载遗嘱人意愿的方式已经愈加普遍，而现行继承法仅仅规定了录音遗嘱的方式，考虑到电子产品的普遍化，应当将原有的录音遗嘱进行合理的扩充，将录音遗嘱扩展为录音录像遗嘱，即将任何可视听的电子设备所制作的遗嘱均可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并且音像遗嘱还和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视听资料证据相呼应。既能使遗嘱人方便快捷的制作遗嘱，又能适应现代社会影像普及的需求。

四、关于遗产制度

遗产作为继承权之客体，也是我国继承法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对于遗产范围的规定各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差异较大。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采用罗马法的总括继承原则，将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都纳入了遗产的范围内。例如，法国采用的是法律地位说，既有积极财产又有消极财产。瑞士法律规定遗产包括积极的财产和债务。德国法律则规定遗产包括全部的权利。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遗产信托制度，其核心就是先将遗嘱人的债务从其遗产中扣除，然后将剩余的遗产进行继承分割。而在我国，遗产是遗嘱人是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的统一体。根据我国法律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继承人接受继承，不但要承受被继承人的财产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权利，还要承受财产义务，也就是说，继承人继承了被继承人的遗产，就必须承担遗产债务，不能只继承遗产而不清偿债务，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规定的遗产范围是包括债务的。

就财产权利而言，各国法律规定大体相同，主要包括遗嘱人所遗留的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益、有价证券上载有的权利、人生前的特种赠与等等，类别、范围都比较广泛。我国现行继承法对遗产的规定具体列举为个人合法收入、储蓄及生活用品、房屋、林木和牲畜、文物、图书资料、生产资料和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概括性的规定，即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从立法方式上来看，这是采用了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方式，除了列举公民个人财产外，还规定了一些兜底性条款，是比较全面的立法模式。而从法理的角度来讲，这一兜底条款防止了列举的不周延性，考虑到了以后社会情势的可变更性，为之后增补规定及解释的出台提供了空间。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所拥有的财产范围不断扩大，新的财产形态不断涌现，而继承法尚未对此作出规定。这些合法财产，特别是网路虚拟财产，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有价物，发挥着与其他形态财产相同的作用。在自然人死亡以后，将其拥有的网络虚拟财产纳入遗产范围具有合理性。同时，继承法之修改应该对财产权利、虚拟财产等财产类别给予高度重视，将其纳入列举类别。另外，继承法的修改还需与其他民事法律规定相衔接，在列举时，将其他法律规定的可继承财产类别进行融合分类，然后纳入其中。例如，物权法新增的投资及其收益的继承。投资的类型包括房地产、证券投资、黄金、外汇、邮票等。“投资及其收益”一词就在此前公司法等法规的基础上进行了范围扩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之需要，因此，需予以列举实现继承法与其他法规的衔接。

参考文献：

〔1〕史尚宽.继承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夏吟兰.婚姻家庭继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3〕郭明瑞.谈继承法之大修[N].法制日报，2010-3-17.

第4篇

    论文关键词 遗嘱自由 限制 特留份 公序良俗原则

    遗嘱自由是世界各国继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有限制的,遗嘱自由作为继承法确立的一项原则和制度,也并不是绝对的。自继承法产生以来,各国对遗嘱自由都进行限制立法,以保障此原则的合理运用。我国对此问题也进行了很深刻的立法研究。

    一、现代法意义上的遗嘱自由

    对于遗嘱自由,我们着重研究其现代法的意义,主要原因是它与我们当代生活息息相关。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了它的来源和发展,了解它的来源与发展有利于我们对遗嘱自由问题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一)遗嘱自由的产生与发展遗嘱自由制度最早产生于罗马法。罗马法的《十二铜表法》中第一次正式地确定了遗嘱继承的存在,基本含义虽然不同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遗嘱自由,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在我国古代社会,继承制度主要实行的是诸子均分的法定继承制度,而遗嘱继承仅仅作为例外存在。该制度只是处于萌芽的时期,尚不成熟,对于遗嘱有诸多限制,自然与现代意义上的遗嘱自由有很大差别,但在根本上已经突破了法定继承的根基。经过漫长的继承和发展,遗嘱自由日益显现出它的重要性来,尤其是我国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完备以及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的立法理念,为遗嘱自由赋予了丰富的土壤。

    (二)遗嘱自由的涵义遗嘱自由是遗嘱继承制度的基本原则,它是意思自治原则在继承法中的体现,体现了对公民财产权的尊重。遗嘱自由主要包括遗嘱内容的确定自由、遗嘱形式的选择自由和遗嘱的变更、撤销自由。最大限度的满足了行为人的意思自由,为其自由立遗嘱的行为奠定了充足的法律基础。

    需要明确一点的是遗嘱不同于遗赠,虽然二者都体现了遗嘱人的自由意思,但它们的指向对象不同,我们这里只研究指向法定继承人的遗嘱继承。

    二、我国遗嘱自由的概念及其内容

    在我国,遗嘱自由是指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处分个人财产,决定其死后财产归属的自由权利。遗嘱自由具有人身性,不适用制度,在遗嘱人死亡之后才发生法律效力,属于要式法律行为。

    根据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我国遗嘱自由的内容包括:

    (一)确定遗嘱内容的自由公民在立遗嘱时,有确定其遗嘱内容的自由。我国规定公民对于遗嘱的受领人、遗嘱内容、遗嘱是否需要执行人、都可以自由决定。不难看出,公民都有权选择通过遗嘱这种单方面的处分行为,自由地处分自己的财产而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干扰和限制。

    (二)选择遗嘱方式的自由我国《继承法》承认的遗嘱方式有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等,立遗嘱人可以根据情况自由选择遗嘱方式。

    (三)变更、撤销遗嘱的自由遗嘱的撤销是指遗嘱人废止原来所立的遗嘱。遗嘱的变更是指遗嘱人对遗嘱的部分内容做出修改。自遗嘱成立后至其发生效力时,期间可能相隔很久,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如果让遗嘱人仍受最初所为意思表示的拘束,未免过于苛刻,有违遗嘱的本质。因此,遗嘱在遗嘱人死亡前,尚未发生效力,为尊重遗嘱人的最终意思,法律允许遗嘱人随时撤回其遗嘱。针对每一种遗嘱方式的撤销也不尽相同。

    三、我国对遗嘱自由的限制措施

    基于于遗嘱具有改变法定继承人范围、顺序和遗产分配份额的作用,而且遗嘱人有时会忽略法定继承人中弱者——老幼病残的利益,所以对遗嘱处分自由进行限制是非常必要的。

    (一)我国对遗嘱自由的限制立法我国《继承法》对遗嘱自由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具体规定包括:

    第一,《继承法》第19条规定对于还不具有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和因年老、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依靠被继承人生活的人除依靠被继承人生活外,自己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其他扶养人,应当为其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样做,有利于保障弱者在没有依靠的情况下也能够正常生活。

    第二,关于遗嘱无效。遗嘱人在设立遗嘱时必须具有遗嘱能力,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从本质来说,这并不能称之为限制,而是保护。其次,处分他人或者国家、集体财产的遗嘱也是无效的。

    第三,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这有利于保护妇女和胎儿的合法权利。

    对于应当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没有保留的,应从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中扣回。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如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由其继承人继承;如胎儿出生时就是死体的,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继承。

    由上可见,我国法律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仅仅在于为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和胎儿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些规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特留份制度。我国的这些规定是基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而产生的,没有从根本上保护弱者的利益,只是对其有了“萌芽式”的规定,因此有其不足之处。

    (二)我国遗嘱自由法律限制的不足之处法律制定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没有真正体现既能遗嘱自由又能够保障弱者的生活,没有做到兼顾公平与自由。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的出来:

    1.特留份制度适用的主体范围过于狭窄,仅限于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和胎儿,而对其他继承人的权益如何保护法律并没有相关规定。

    2.对特留份份额的规定不明确。从司法裁判方面来说,这就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每个人的思维是不同的,将会导致个案的差异过大的问题。从遗嘱人角度分析,会使遗嘱人对特留份该留出多少才符合法律规定无所适从,甚至会导致遗嘱人死亡后争夺遗产的纠纷,不利于家庭的和睦,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此类案件多有发生。

    3.没有考虑到继承人的个体情况变化。如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7条规定,继承人的具体情况在遗嘱生效之后发生了缺乏劳动能力并且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重大变化,则不能享有特留份。也就是说,是否给予特留份依据的是遗嘱所立之时的情况,而没有考虑到立遗嘱人死亡后出现类似问题的处理,显然是不妥的。

    4.没有关于公序良俗原则的明确性规定。公序良俗原则体现了一切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也就是行为应当符合一般道德标准。这涉及到我们所说的道德底线问题,试想,任何法律都是基于道德而制定,如果没有一个公序良俗的道德标准,何以保证法律实施的公正性?又有谁能保证法律能够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呢?

    四、对遗嘱自由进行法律限制的建议

    我国法律上并未规定严格意义上的特留份制度,而仅仅规定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一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国立法应当将特留份制度引入并且细化,同时在遗嘱继承中适当引入公序良俗原则,以完善我国遗嘱自由限制的法律制度。

    (一)特留份制度的引入与细化1.拓宽特留份权利人的范围。我国《继承法》仅仅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享有必要遗产份额的继承人范围过窄,条件过严。

    一般情况下,特留份的享有者为未成年人、病残人、老年人以及未出世的胎儿。然而,当配偶、父母等法定继承人在身心健康、有一定收入,不具备享有特留份条件的情况下,会因为被继承人的遗嘱行为而无法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但我国法律又明确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从道德的层面上来看,也大有不妥之处,与遗嘱人共同生活的家人在生活中一定会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帮助遗嘱人,倘若配偶、父母等法定继承人不具备享有特留份的权利,遗嘱人若将自己的合法财产不合理地分配或赠予他人,会导致法律规定的“义务条款”毫无意义,有违法律规定与社会道德。

    考虑到这一点,笔者认为我国特留份制度应当将享有特留份的权利人的范围扩大,可以规定为身心健康、有一定收入的法定继承人如配偶和父母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非继承人留出必要的继承份额。这样规定将会把法律的道德标准细化,重要的是体现了遗嘱人作为家庭成员的义务,从根本上没有违背法律的规定。从另一个方面说,也会有利于家庭成员的和睦相处,减少不必要的社会麻烦。

    2.特留份权利人的顺序。为什么要考虑顺序问题呢?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财产原本就不多,不足以满足每一个应当享有特留份的继承人的生活需求,而法律又规定必须给他们都留有一定份额,我们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笔者认为,对于既缺乏劳动力又没有经济来源的继承人,可以按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和必要的其他费用加以确定;对于未出世胎儿,其特留份额应包括胎儿出生至成年的生活抚养费、教育费、必要的医疗费等。但是,如果胎儿的母亲或者其他愿意抚养他的近亲属有能力抚养其长大成人,我们就可以优先保障既缺乏劳动力又没有经济来源的人。换句话说,如果被继承遗产有限,在特定条件下,法律可以规定只给需要金钱的一方而舍弃另一方。

    3.关于特留份的份额的多少。遗嘱人在为法定继承人保留了必要份额,才有权处理特留份以外的遗产。即使遗嘱没有为法定继承人保留一定份额,也就是在特留份被侵害时,为了保全特留份,特留份权利人可依法律的规定使被继承人所为遗赠或遗赠失去效力,以保障特留份人的权利。

第5篇

关键词：继承法；特留份；义务份；遗嘱自由；社会利益

一、特留份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

"特留份"是指法律规定的遗嘱人不得以遗嘱取消由特定的法定继承人继承的遗产份额。特留份制度的实质是通过对特定的法定继承人规定一定的应继份额来限制遗嘱人的遗嘱自由。该制度之所以存在, 并在很多国家的继承法中都受到重视, 是由继承的本质、动机决定的, 因为继承不单纯是被继承人个人之间的事情,继承作为一种财产的移转方式, 一个国家规定什么样的继承制度不仅是与他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特别与一个国家的婚姻家庭制度是有密切联系的。

在史尚宽先生看来,特留份制度存在的理由在于为基于道义的要求,亲卑亲属,乘情悖义,直系亲属配偶及兄弟姐妹之近亲,不留一物而以遗产全部给予他人,即对血则不免而非道义上所可容许"固得因特留份之享有而不再需要扶养,为基于社会利益的保护,向由被继承人受扶养者,其期待依财产以生活者,亦得因特留份之取得而为有完全独立能力之社会一员,此莫不直接或间接的为社会全体之利益"为基于家制维持之要求,在我民法,家制尚存,仍兼有维持家庭生活及继续繁荣之意义"由此可见,特留份制度除具有利益平衡的功能之外,在客观上还起到了保护社会利益!维持家庭持续及繁荣的作用。

特留份制度被推崇一方面是由于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们的自由意志受到普遍关注，另一方面是近亲慈爱义务的要求。从家庭的角度而言,作为亲属的身份将产生基于血缘而形成的伦理,表现为在法律上晚辈应当受到关爱,长辈应当受到尊重和孝敬,夫妻之间应当互负忠诚及照顾的义务"遗嘱人负有近亲的慈爱义务,体现在财产继承中,其不应将全部遗产遗留给近亲以外的人,而不保留特定份额遗产给近亲属。由于特留份制度自身的种种优越性，各国立法者不约而同的将这个制度作为规制财产继承领域内的基本制度。在特留份制度中,我们看到了对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处分权的认可和支持,它为自由设立了一个界限,在规定自由不能跨越这个界限的同时,也为自由以外的权力设置了一道屏障。

二、特留份制度的比较法研究

特留份制度为大陆法系大多数国家所承袭。德国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对特留份制度进行了一些改进，如取消了撤销之诉和补偿之诉的区别,同时,提高了特留份权利人的法定应继份额。而日耳曼法上的期待份成了法国、瑞士等国特留份制度的前身。特留份制度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己经成为大陆法系限制遗嘱自由的一项重要制度。

近代世界各国法律对遗嘱自由大致有两种主张,即绝对的遗嘱自由主义和相对的遗嘱自由主义。英美法系主张前者,偏重于保护遗嘱人的自由意志,使之享有自由处分自己财产的绝对权利。如英国1837 年制定的遗嘱法中,就没有特留份的规定,遗嘱人可以剥夺任何一个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并可以指定任何人作为自己的财产继承人,即可以通过遗嘱自由地处分自己的财产。与此相反,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士、日本等,则主张后者,并在法律中规定了特留份或保留份制度,以此限制遗嘱人的自由处分权。

随着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不断融合进化,也由于绝对的遗嘱自由主义本身所固有的及日益暴露出来的缺陷,两大法系在对待遗嘱自由立法上的主张也日趋靠拢,差别逐步消失。曾坚决主张遗嘱自由的英国也趋于通过立法手段直接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或者授权法官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以保障死者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抚养费免遭遗嘱剥夺。英国议会于1938 年7 月13 日公布了《有关遗嘱处分法修正法及其他与此有关之法律》,简称《1938 年继承财产法》。该法规定:被继承人死亡时,如对其配偶、未婚子女、未成年男子以及其他无生活能力男子之抚养,在遗嘱上未作适当安排者,法院得依次等权利人之请求,命令由被继承人遗产中取得相当抚养金额。权利人可得请求标准如下:有配偶及其他被抚养人时,不得超过遗产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从世界范围看,目前保障死者近亲属继承人和限制遗嘱自由方面的继承立法尚有方兴未艾之势,而我国在这方面则明显滞后了。

三、特留份制度对我国立法的借鉴意义

特留份制度基于其独特的功能在大陆法系遗嘱继承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己形成为大陆法系继承法律体制下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而我国相比之下,则较为落后了。在我国现行继承法律体制下,遗嘱人可以通过遗嘱任意地处分遗产,即使其将全部遗产遗赠给不相干的人甚至与遗嘱人家庭利益相冲突的人,遗嘱也仍然是有效的,除非继承开始时存在无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人，这种为无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遗产份额的制度被学者们称为"必留份"制度。必留份制度与特留份制度并不完全同一，虽然两种制度的设立都是为了保护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的利益,但是二者在产生基础、实现的标准、主要功能方面都有诸多不同。

我国遗嘱继承体制中尚未确立特留份制度.那么我国是否需要建立特留份制度呢？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2000年初的杭州百万遗产遗赠小保姆案件震惊全国，杭州老人叶某某病逝后，根据其生前所立遗嘱，将其全部百万元遗产遗赠给曾照顾其多年的小保姆吴某某。叶某某女儿不服，擅自取走遗产，受遗赠人吴某某向法院提讼，要求返还遗产。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遗嘱合法有效，全部遗产应归吴某某所有。透过这一轰动杭州的案例的表面，实际涉及法律应该如何处理遗嘱自由与特留份制度之间关系，以及在我国应否建立起特留份制度的问题。很明显，本案之所以引起群众哗然，是因为被继承人对财产的处分超出了人们能够接受的基本感情，将自己的所有遗产一分不剩的遗赠给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而对自己子女丝毫没有财产赠予，这违背了人们的情感诉求。

可能有人会反驳，认为如何处置自己的遗产属于公民的自由，国家不应该以法律强制性的干涉。财产继承是财产权的自然延伸,是个人财产得到法律保护的最后一个出口,对人类文明的传递和变迁起着重要作用。特留份制度的实质是通过对特定的法定继承人规定一定的应继份额来限制遗嘱人的遗嘱自由。该制度之所以存在,是由继承的本质、动机决定的, 因为继承不单纯是被继承人个人之间的事情,继承作为一种财产的移转方式,是需要国家适当进行调控。这不仅是基于道义人情之要求，基于近亲抚养之要求，更是民法国际化的趋势。

参考文献：

[1]陈岑.对张学英诉蒋伦芳案例的三点质疑[EB/OL].法律图书馆网站( law - lib. com) 法律论文资料库,2002.

[2]张玉敏.继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史尚宽.继承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 ]张玉敏.继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第6篇

    论文关键词 遗嘱公证 生效 确认程序

    遗嘱继承是指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按照被继承人生前所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继承制度。遗嘱继承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遗嘱继承人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遗嘱继承人继承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

    一、遗嘱生效的条件

    (一)遗嘱生效的实质要件

    1.遗嘱人在立遗嘱时必须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立遗嘱应当是遗嘱人在具有正常的理智与思维能力的情况下所作的意思表示。公民在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所立的遗嘱,在法律上是无效的。然而,如果遗嘱人立遗嘱时有民事行为能力,事后却因患精神疾病等原因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因其立遗嘱时神志是清楚的,所以遗嘱的效力不受影响。

    2.遗嘱必须是遗嘱人亲自所立,他人代立的遗嘱没有法律效力。

    3.遗嘱必须表明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公民在受胁迫、欺骗的情况下所立的遗嘱,或者他人伪造的遗嘱,均不是公民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发生法律效力。

    4.遗嘱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凡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德的遗嘱不发生法律效力,例如,按照法律规定,遗嘱不得剥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如果所立遗嘱非法剥夺上述继承人的继承权,这样的遗嘱就不能发生法律效力。

    5.遗嘱处分的对象是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公民可以将自己所有的房屋和储蓄、生活用品和法律允许为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等以遗嘱的方式进行处分,但是非法占有物不能作为遗嘱处分的对象,只享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的占有物,如公民租赁的房屋、农民使用的自留地和宅基地,都不能作为遗嘱处分的对象。

    (二)遗嘱生效的形式要件

    遗嘱的成立和生效不仅要具备主体、内容及对象等实质性的要件,而且要具备形式上的要件。根据法律的规定,遗嘱应当经过证明,表明其真实、合法,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遗嘱公证是对遗嘱最有力的一种证明方式。我国《继承法》第17条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根据《继承法》第18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的人,继承人、受遗赠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二、设立遗嘱生效确认程序的原因

    设立遗嘱生效确认程序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在许多人看来,遗嘱继承公证的办理相对法定继承公证处理更容易些,要不然,遗嘱公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在实际办理遗嘱继承公证时,经常按照遗嘱公证书直接出具遗嘱继承公证书,并不是去告诉其他法定继承人对其能否真正生效进行进一步确认。但在实际生活中,因为法定继承而出现的法律纠纷是少数的,相反遗嘱继承涉及的复查或诉讼特别多。有的案子好多年后又被人提起,形成了缠诉、老上访户等,他们针对的依据就是遗嘱公证书。

    我国《继承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公证遗嘱效力最高。那么也许遗嘱人生前曾拟定了很多份公证遗嘱,怎样判断当事人所提交的公证遗嘱就是“最后的公证遗嘱呢”?因此公证遗嘱只解决了遗嘱设立时的形式合法问题,并未解决继承开始后,遗嘱生效的确认问题。

    申请遗嘱公证人应当提交的文件包括:(1)立遗嘱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户口簿等;(2)立遗嘱人处分的财产所有权的证明;(3)遗嘱的草稿等。如果是遗嘱继承,遗嘱继承人需持遗嘱公证书、遗嘱人死亡证明到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手续,经公证部门对被继承人所立遗嘱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审查,认定该其真实有效后,公证处出具继承权公证书,公证机关必须对遗嘱人的遗嘱内容保密。继承人携带遗嘱公证书、继承权公证书、房屋权属证书及当事人身份证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在此类继承登记中,遗嘱人指定的继承人如属法定继承人之列的,只需缴纳房产登记费用,无需缴纳契税;若属法定继承人之外,属遗赠性质的,受赠人除缴纳房产登记费用以外,需缴纳受赠房屋市场价值4%的契税。

    立遗嘱人在遗嘱中处分的财产在生前很有可能进行处置,遗嘱中涉及的财产有的可能已经转移到他人名下,比如已办理了转让或赠与手续。所以,还是很有必要向继承人核实确认遗嘱处分的财产是否仍归立遗嘱人所有。有时候,也有人拿立遗嘱人写的借据或房产出资证明来对遗嘱中的财产主张异议,这就要在《遗嘱生效确认通知函》中告知受函人这类凭证只构成债权依据,不能作为撤销遗嘱的证明。

    三、告知当事人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遗嘱继承的要求

    1.立遗嘱人必须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人,依照《继承法》的具体要求所立,否则无效,不能执行。其法律依据主要是《继承法》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的规定和《继承法》第二十二条“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的规定。

    2.遗嘱人在遗嘱中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以及胎儿保留必要的份额。其法律依据主要是《继承法》第十九条“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的规定和《继承法》第二十八条“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办理”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应当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没有保留的应从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中扣回”的规定。

    3.告知当事人不是依法所立的公证遗嘱,或者遗嘱继承有争议、有纠纷的,公证机构不能给予办理遗嘱继承权公证。当事人对遗嘱继承有争议、有纠纷的,应当告知其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其法律依据主要是《公证法》第四十条“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证书的内容有争议的,可以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遗嘱是遗嘱人对其财产和事务进行处分并于死后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对遗嘱公证的审查要求较严格。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遗嘱行为是否有效,应依据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的判断标准予以认定。由此,对遗嘱公证的审查主要是:遗嘱人的身份和权利能力、行为能力;遗嘱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有无受胁迫、欺诈等行为:遗嘱处分的财产是否属于遗嘱人个人所有;是否处分了共有财产或者争议未决的财产;遗嘱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所立遗嘱是否剥夺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必要的遗产份额;遗嘱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文字表述是否准确,签名、盖章、捺手印和制作日期是否齐全等。为了保障公证程序的正当性,确保公证证明的真实性、有效性,在办理遗嘱公证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一些事项。

第7篇

这些方式都是在发生争执以后所采取的补救措施，根据诉讼经济的原则，从争议产生之前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争议发生是减少诉讼资源浪费并使法治深入人心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因此，继承权公证就应运而生。按照通常的理解，继承权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该公民有继承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权利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在法律中，继承分为两类：一种是法定继承;另一种则是遗嘱继承。为了更好的阐释继承公证存在的一些风险和应当采取哪些防范措施有效的避免风险，本文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展开论述和分析。

继承公证的基本概念毋庸累述，但是，在实践操作中继承公证需要重点重视的问题有哪些、需要从那些方向保障继承公证实施的程序公证和实体公正，都是需要我们继续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做好继承公证能够有效的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构建司法文明和社会文明，有效的稳定社会发展。所以做好继承公证方面的风险防范工作极为重要，在本文中，笔者从实践研究者的角度对继承公证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和分析，并在论文的最后提出一些防范措施，力求使继承公证这一行为能够达到其应有的效果，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继承公证概述

继承公证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解决继承问题的方式，为了更好探讨继承公证存在的风险以及采取何种措施避免这些风险，需要首先明白继承公证的一些基本内容。

(一)继承公证的概念

在我国民法中，继承是指作为个体的公民死亡或者被法院宣告死亡后，依照相应的程序将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公民所遗留的财产转移给继承人所有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按照法律规定，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公民在继承关系中是被继承人，而依照法律程序接受财产的公民则是继承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继承制度是为了明确死者的财产应当如何处理的一种制度，而继承公证是为了更好的保障继承关系中的继承行为所设立的一种公证制度，在实践操作中，公证机构办理继承公证时需要根据相应的法律，比如《继承法》、《婚姻法》等。

(二)继承公证需要审查的基本内容

在继承关系中，公证的做出需要有一定的依据，这就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材料，由公证机构进行审查，提交的材料应当包括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被继承人的基本财产情况的证明、产权证明等、是否有遗嘱及复印件，同时还有提供一些当事人和被继承人之间关系的证明。代位继承人申办公证的，还应提供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证明及申请人与继承人关系的证明，以及公证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公证人员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情况进行审查，审查的基本内容包括：首先是有关被继承人死亡的相关情况，比如死亡的时间、地点、原因，同时还要审查被继承人的遗留财产请况进行详细的审查，包括财产的数量、种类等，对被继承人拖欠的税款等款项，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办理;其次是对是否有遗嘱的情况作为重点进行审查，如果有遗嘱的，就要按照遗嘱进行办理，不能违背被继承人真实的意愿，如果没有遗嘱则要按照相关的法定程序做出公证。再次是审查当事人是否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内的公民，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如果不是继承人，则不予受理。最后是审查当事人是否属于代位继承或转继承人。前者指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由继承人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取得其应继承份额;后者指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尚未实际接受遗产前死亡，可由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继承其应得遗产份额。公证人员应依具体情况办理上述公证。

二、继承公证中存在的风险

继承公证看似是一个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行为，但是由于社会中继承关系的复杂以及各种问题的逐渐凸显，因此继承公证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本文中成为继承公证的风险，以下就对一些主要的风险展开阐述。

(一)遗产分割协议的合法性风险

当事人要想通过公证机构解决被继承人的遗产问题，首先就是要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用来证明遗产分割协议的真实且合法，这是公证机构将遗产分割进行公证的前提和依据，为了更好的了解被继承人情况和继承人的情况，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公证机构应当尽量到遗产所在地或者继承人较多的地方进行相关事项的办理和查证工作。当事人应当根据上述的申请要求提供相应的资料或者委托证件等。公证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应当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相关事宜。但是，在审查和公证的工作中也应当注意一些问题，比如，遗产分割协议是否经过每个人的同意或者认可，对有遗嘱的处理情况是否遵循了遗嘱、有没有照顾到胎儿的利益等，这都是需要解决的一些实践存在的风险。

(二)法律适用存在的风险

第8篇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从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和核心入手，追溯旅游的历史发展，分析文化和旅游的关系；然后探讨旅游文化的发展内涵和功能；最后以西安成阳旅游一体化(旅游同线)为例，回顾所取得的成果，并提出西成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更多浸透了旅游客体的客观历史文化和旅游主体的主观文化以及在旅游过程中与旅游媒介相互作用，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

一、中西方文化与旅游

（一)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及核心

1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一词是从拉丁语Cultura转化而来的。据英国文化史学家威廉斯(Raymmond Williams)考证，在18世纪之前，culture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人的培养过程”。到了19世纪，culture指“各类艺术的总体”和“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将其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ctt Tylor)给文化的定义在西方基本达成共识:“文化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la]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其特征是主体与客体对立，宗教与科学两元。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希伯莱文化、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体现为理性精神、人文精神、宗教精神的统一。

2.中国文化。在汉语中，文化的意识至少应当推至东周。孔子的《论语·八情》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里“文”已经有文化的意味。《易经))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词源而言，汉语“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刘向《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由此可见，中国最早“文化”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偏重精神方面，其精神基础是儒家伦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于鬼神合其吉凶。”其特征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宗教与伦理的结合，讲究的是人文主义。从渊源上讲，中国文化是一种巫史传统的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道、法等为补充。

(二)文化和旅游的关系

1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例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广东的汉奸别墅，湖南的清代妓院遗址，长安古乐等。综观旅游发展史，虽然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轰展性，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结合的运动。因此，组织旅游和参与旅游的一切活动，必然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2.文化是旅游竞争的核心。旅游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文化的竞争。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物质方面的需求易于满足，但其最终目标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由于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往往为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所独有，文化中所带有的民族和地域的独特信息，往往是不可再生也是不可替代的，形成发展旅游强有力的竞争能力，西安、洛阳两城市争夺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丝绸之路已成为驰名世界的旅游品牌。

3.文化是旅游的驱动力。国际旅游发展的经验显示，旅游业的收益越来越不依靠人数的增加，而来自多元文化含量的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服务。在旅游资源走过普遍开发阶段之后，文化成为将旅游业发展引向深人的重要驱动力。以北京大观园为例，从160万元《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制景费起家，按小说中的菜谱开发红楼宴、红楼宴舞，靠挖掘文化内涵成为国内旅游的知名品牌。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运用的典型。

4.文化是旅游发展的方向。我国旅游业在近年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国悠久深厚的文化资源。据统计，2008年海外游客对中国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调查中，五种游客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中，文化占了四种，其中对华侨的调查，文物古迹名列第一，体现了旅游对文化的依附性以及它本身具有的文化属性。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延续性、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繁多的文化资源种类，有利于开发结构完善、适应面广的旅游产品，形成优质品牌。推进文化旅游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由旅游大国成为旅游强国。

二、旅游文化的发展

(一)旅游文化的内涵

旅游文化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是由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旅游资源或旅游目的地)、旅游媒介(直接、间接服务的旅游企业)在旅游中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以行、吃、住、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中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始终作用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之中。首先，旅游文化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美学、旅游文学、旅游影视艺术等，具有为旅游业奠基和定向的作用。其次，旅游文化是在与多学科的结合、碰撞、融会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它主旨鲜明、内容丰富、研究内容独具特色。此外，它还肩负着为旅游业服务，提高旅游品位和格调的任务。最后，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载体，如机场、车站、餐馆、市场、导游人员等，都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多种方式给游客以文化的熏陶和启迪。

(二)旅游文化的功能

1旅游文化的人文教化与审美功能。旅游活动的重要目的就是感受美，获得美感，而美就蕴藏在旅游文化的客体之中。旅游者通过游览秀丽的自然景色、凭吊历史文物古迹、领略异域的风土人情、品味他乡的饮食文化，提高审美水平。在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许多自然景观中包含了伦理道德意义，自然景观的美丑同人的道德情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在游览长江三峡的神女峰时，会被神女对待爱情婚姻至死不渝的态度所感动;畅游黄河，除了感受其浊浪滔天的壮阔水势外，更主要的是被黄河的象征意义—华夏文明的摇篮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所感染和激励，由此提升了思想境界，增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2.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具体表现在促进消费和增加外汇收人两方面。旅游文化对于消费的促进作用，首先体现在旅游媒介中。旅游业经营者、从业者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职业道德、服务观念及经营思想等文化素质越优秀，旅游者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情趣就越会得到满足，精神上的享受、心理上愉悦必然会强化消费欲望，从而实现消费行为。另外，旅游资源中文化含量与价值的开发，同样会促使旅游消费的增加。外国游客人境旅游，既要进行商品消费，又要求提供劳务服务，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发展跨国旅游是给国家增加外汇收人的重要途径。

3.旅游文化的文化交流功能。旅游文化具有文化交流功能。文化交流可以增强旅游地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加强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好往来。中国是一个旅游大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山河壮丽，古迹众多，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旅游者登临泰山，会产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豪情;漫游故宫，会发出中华民族建筑艺术举世无双之惊叹。旅游文化还可以帮助旅游者交流思想感情，消除偏见和误解，有力地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三、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以西安咸阳旅游一体化为例

(一)西咸旅游同线的提出

西安作为我国重要的旅游热点城市和西部核心旅游集散地，年游客接待量占陕西省的90%以上;咸阳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以文物为主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是陕西北线、西线旅游的重要节点。西安的客源优势和咸阳的资源优势为两市的旅游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沈抚同城化”、“广佛同城化”、“京津同城化”和“西咸经济一体化”的提出，2003年元月，西安、咸阳两市旅游局在西安共同签订了“旅游同线”协议，提出了“一接四同”的具体思路(即旅游规划相衔接、旅游市场同开发、旅游产品同体系、旅游环境同整治、旅游服务同网络)，标志着西咸旅游一体化的正式启动。

（二)西咸旅游同线取得的成果

六年来，两市的旅游合作取得了很大成果。比如，建立两市旅游协商机制，即两市旅游局和旅游协会间共同研究、确定一定时期内“旅游同线”工作;实现两市旅游规划对接.邀请对方参与规划的研讨，为编制西咸旅游总体规划奠定了基础;建立联合促销机制，如联合赴客源市场进行促销、联合举办了“观《贞观长歌》、游盛唐美景”、“持奥运门票到西、咸半价游”等活动;建立了重大旅游项目协商机制，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建立了两市旅游行业单位联系机制，通过信息互通、培训同搞、市场共作等措施，使两市行业单位的经营管理、服务水平有了新的提高等。

(三)西咸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1．打造西咸旅游统一形象。共同协商确定两市共用的旅游形象、旅游标识、旅游口号等，共同对外宣传，使西安与咸阳成为一个统一的旅游目的地，使西咸旅游成为游客普遍认可的统一体，而不仅仅是两市旅游部门内部的认同。

2.构建两市统一的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由两市共同建立旅游基金，用于西咸同线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的构建。如建立两市同台同号的旅游声讯服务平台、旅游网络咨询平台、在两市广电网络中开设共同的旅游栏目、在两市建立统一的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在整合两市旅游六要素的基础上推出统一的、两市通用的城市旅游卡等等使西咸旅游合作向深层化、具体化、实用化方向发展。

3.发掘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品位。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旅游节庆活动或者建设一批主题文化公园来显示博大精深的唐、秦文化内涵;重视旅游文化策划工作，解决现存的整体旅游形象不清晰、旅游产品文化档次不高、旅游市场文化营销策略不高明的问题，真正把旅游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4.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旅游经营者必须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精神特征。比如，外国旅游者来中国，除了欣赏我国秀美的山川名胜、体会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外，更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了解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方面的习俗。这就要研究不同的旅游消费群体，把握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心理。

第9篇

一、继承公证概述

继承公证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解决继承问题的方式，为了更好探讨继承公证存在的风险以及采取何种措施避免这些风险，需要首先明白继承公证的一些基本内容。

（一）继承公证的概念

在我国民法中，继承是指作为个体的公民死亡或者被法院宣告死亡后，依照相应的程序将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公民所遗留的财产转移给继承人所有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按照法律规定，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公民在继承关系中是被继承人，而依照法律程序接受财产的公民则是继承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继承制度是为了明确死者的财产应当如何处理的一种制度，而继承公证是为了更好的保障继承关系中的继承行为所设立的一种公证制度，在实践操作中，公证机构办理继承公证时需要根据相应的法律，比如《继承法》、《婚姻法》等。

（二）继承公证需要审查的基本内容

在继承关系中，公证的做出需要有一定的依据，这就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材料，由公证机构进行审查，提交的材料应当包括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被继承人的基本财产情况的证明、产权证明等、是否有遗嘱及复印件，同时还有提供一些当事人和被继承人之间关系的证明。代位继承人申办公证的，还应提供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证明及申请人与继承人关系的证明，以及公证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公证人员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情况进行审查，审查的基本内容包括：首先是有关被继承人死亡的相关情况，比如死亡的时间、地点、原因，同时还要审查被继承人的遗留财产请况进行详细的审查，包括财产的数量、种类等，对被继承人拖欠的税款等款项，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办理；其次是对是否有遗嘱的情况作为重点进行审查，如果有遗嘱的，就要按照遗嘱进行办理，不能违背被继承人真实的意愿，如果没有遗嘱则要按照相关的法定程序做出公证。再次是审查当事人是否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内的公民，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如果不是继承人，则不予受理。最后是审查当事人是否属于代位继承或转继承人。前者指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由继承人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取得其应继承份额；后者指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尚未实际接受遗产前死亡，可由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继承其应得遗产份额。公证人员应依具体情况办理上述公证。

二、继承公证中存在的风险

继承公证看似是一个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行为，但是由于社会中继承关系的复杂以及各种问题的逐渐凸显，因此继承公证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本文中成为继承公证的风险，以下就对一些主要的风险展开阐述。

（一）遗产分割协议的合法性风险

当事人要想通过公证机构解决被继承人的遗产问题，首先就是要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用来证明遗产分割协议的真实且合法，这是公证机构将遗产分割进行公证的前提和依据，为了更好的了解被继承人情况和继承人的情况，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公证机构应当尽量到遗产所在地或者继承人较多的地方进行相关事项的办理和查证工作。当事人应当根据上述的申请要求提供相应的资料或者委托证件等。公证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应当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相关事宜。但是，在审查和公证的工作中也应当注意一些问题，比如，遗产分割协议是否经过每个人的同意或者认可，对有遗嘱的处理情况是否遵循了遗嘱、有没有照顾到胎儿的利益等，这都是需要解决的一些实践存在的风险。

（二）法律适用存在的风险

第10篇

「案情简介

1962 年，丁一与丈夫黄学宾相识后结婚成家，随着岁月的流逝，夫妻两人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1995年初，黄学宾因常到张学英的小店吃饭而与张结识，得知张是一位单身母亲，一人带着一个小女儿度日时，黄学宾对张充满了同情，经常对她进行一些帮助。尽管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相差20岁，但两人还是在1997年同居了。1998年。张学英生下与黄学宾的女儿黄小英。丁一虽对黄学宾的行为表示不满，也找黄学宾吵闹过，但是无济于事。由于黄与丁已经有了孙子，所以丁一不愿离婚，但也接受了黄学宾与张学英同居的现实。

2000年底，黄学宾突然病发，经检查诊断为肝癌晚期。在黄治疗的过程之中，张学英拿出积蓄的一万元人民币，治疗一个月后，丁一知道了黄患病的情况。此后，丁一虽然对黄学宾也尽过看护之责，但是毕竟积怨太深，直到黄快死去时，两人时常还有争吵。张学英因为没有正是的名分，在丁一知道黄的病情后，就不敢再去医院公开照顾黄学宾了。

黄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之后，为避免自己死后丁一与张学英的财产纠纷，于是再2001年4月18日晚，请求了律师和公证处的公证员以及几位好友，立下了口头遗嘱。遗嘱记载的遗言是：“我决定将我的住房补贴金、住房公积金、抚恤金、一套现与妻子共同居住的住房出售款的一半所得以及我自己的手机赠与我的朋友张学英”。并在遗嘱别指出自己的骨灰由张学英负责安葬。不久，黄学宾久去世了。

黄学宾去世以后，其好友向丁一和张学英分别送达了遗嘱，张学英没有想到黄学宾会留下这样一份遗嘱，一时感慨万分；但是丁一却拒绝承认这份遗嘱的效力，扣住了黄的一切财产。在咨询律师后，张学英于2001年5月30日向潞洲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割黄学宾的6万元遗产。

在诉讼中，黄立遗嘱时在场的人都证明黄当时神智清醒，所立遗嘱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受到任何干预，并且张学英和丁一均不知道黄所立遗嘱的内容。潞洲市的市民却纷纷议论，认为张学英这样的人道德沦丧，勾引别人的丈夫，还有什么资格要求分割别人丈夫的遗产。一时间，该案成了当时潞洲市人们关注的焦点。

「判决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该遗嘱虽是遗赠人黄学宾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违法之处：黄的住房补贴金、住房公积金、抚恤金、一套现与妻子共同居住的住房出售款的一半所得赠与张学英，而黄未经丁一的同意，单独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侵犯了丁一的合法权益，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且黄在认识张后，长期与张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有关规定，而黄在此条件下立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故该院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获得遗赠财产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应当首先确定遗赠人黄学宾立下书面遗嘱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尽管遗赠人所立遗嘱时具备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 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婚姻法》第26条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夫妻间的继承权，是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体现，丁一本应享有继承黄学宾遗产的权利，黄将财产赠与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丁一的合法财产继承权，违反法律，应为无效。

二审法院认为，《婚姻法》和《继承法》为一般法律，《民法通则》为基本法律。依据《立法法》，《民法通则》的效力高于《继承法》，后者若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应适用《民法通则》。该院认为原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维持一审的判决。

「评述

面对着这样一起遗产继承纠纷的案件，我们――作为中国转型时期的法律人――应当对此作出怎样的回应？“二奶”的财产权利是否应当得到保护？面对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背信忘义”的婚姻和爱情，我们应当严守爱的诺言，“将爱情进行到底”；还是“放爱一条生路”？面对百姓的责问、社会的置疑我们法律人应当选择怎样的立场？法律的基础和根基到底是什么？社会的正义观念和道德观念对于法律的运作该不该产生影响？究竟有什么影响？

一、终审判决是否符合我国继承法的规定？

首先，我们站在法律人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案件。

我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第二十二条对于无效的遗嘱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是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就本案而言，黄学宾将自己的遗产赠给张学英的行为在民法上完全可以视为当事人对于自己所有的财产行使的处分行为。继承法中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在订立遗嘱的过程中，因为有律师和公证处的公证员以及几位好友在场，大家都一致证明黄学宾订立遗嘱过程中“神智清醒，所立遗嘱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受到任何干预”，因此这份遗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并不属于《继承法》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遗嘱无效的情形。因此如果我们完全从《继承法》的角度而言，黄学宾的赠与行为完全符合继承法的规定，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不存在与继承法相冲突的地方。

终审判决认为，应当首先确定遗赠人黄学宾立下书面遗嘱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尽管遗赠人所立遗嘱时具备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第五十五条第（三）项：“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三）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认为黄学宾向张学英处分其财产的行为违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构成对民法基本原则的损害，因此直接引用民法的基本原则驳回了张学英的上诉请求。后又根据《婚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认为夫妻间的继承权，是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体现，丁一本应享有继承黄学宾遗产的权利，黄将财产赠与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丁一的合法财产继承权，违反法律，应为无效。

终审法院认为，《婚姻法》和《继承法》为一般法律，《民法通则》为基本法律。依据《立法法》，《民法通则》的效力高于《继承法》，后者若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应适用《民法通则》。该院认为原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维持一审的判决。

在民法学理上，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合称公序良俗，是现代民法通行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民事主体的行为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在性质上属于一般条款，对立法、司法和民事活动都有指导和约束的作用，许多具体条款都是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化。公序良俗原则还有补充作用，弥补具体规范的不足。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与外延很不确定，“只是为法官指出了一个方向，由法官朝着这个方向进行裁判，至于在这个方向走多远，全凭法官自己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授权法官于个案中进行判断。如果法官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即可宣布其行为无效，从而维护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

就本案而言，我认为依据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即《继承法》优先于《民法通则》适用的做法是具有合理性的。就纯法律角度而言，当某个具体的问题在现行的特别法中有具体的针对性的规定时，应当首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本案中，终审法院直接依据民法的基本原则，即公序良俗原则处理此案是不适当的。理由在于：首先，既然《继承法》作为《民法通则》的特别法对于遗赠的效力和财产处分的方式及其对象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那么法官就应当依据这些具体的规定依法办案，不能超出法律的范畴寻找所谓“法律上位的理念”；其次，如果法官在判决案件的过程中可以随意的运用民法的基本原则来处理案件，那么我们为什么还有制定一般原则下的特别法？如果一般原则的运用过于广泛，将损害法治的建构，最终导致“法律：法官说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局面；再次，一般而言，在司法的实际运作过程之中，只有当法律对于某个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而且通过法律解释的手段无法得到合适的处理结果的时候，法官才可以秉承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以法律的基本原则来适用案件本身。可是在本案中，明明《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对于案件中所涉及到的几个关键问题和争议点都做了详细而清晰的规定，法官完全应当适用这些规定，可是法官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也许是为了捍卫正义、也许是为了出名、也许是为了迎合社会道德、也许是为了抑制婚外恋现象等）却将民法的基本原则这样的模糊性的概念拿来予以适用，这种行为具有明显的错误，应当在司法实践中予以禁止。

综上所述，终审法院在特别法有明确、具体、清晰的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直接依据民法的基本原则否定黄学宾遗嘱效力的行为是不适当的。在这一点上，终审法院的不符合我国《继承法》的规定。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终审法院的判决又试图保护张学英女儿的法定继承权。我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子女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因此如果能够证明张学英之女黄小英确为黄、张二人所生，那么根据第十条的规定，黄小英作为黄学宾的非婚生子女应当享有法定继承权。然而黄学宾已死，又因为丁一和黄学宾的儿子是他们夫妇抱养的，因此要证明黄小英为黄学宾与张学英所生之事实确实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按照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原理，权利的主张方首先应当就权利的构成基础加以证明。如果黄小英主张其法定继承权范围内应得的那部分财产，她就首先必须证明其与黄学宾之间具有血缘关系，因为这是继承权的权利基础和基本的构成要件。但是就本案看来，黄小英在事实上无法证明其与黄学宾之间的血缘关系，因此其无法证明其主张继承权的权利请求权基础，进而也就无法享有这种权利。

在这一点上，终审法院的判判决符合我国《继承法》的要求，只是作为黄学宾非婚生子女的黄小英无法证明自己与“父亲”的血缘关系，导致黄小英在法定继承权构成上基础的丧失，因此无法得到此项权利。如果黄小英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对于自己和“父亲”的关系加以法律上的证明，那么根据《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黄小英应当享有法定继承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予以剥夺。

二、双子座的公正：法律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对决

在这样一起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焦点案件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现代法治的破坏和贬损，我们更深入的看到的是法律公正的理念和社会公正理念之间产生的冲突与不协调。在我们感叹法治不兴的同时，一直以开拓者自居的法律人似乎陷入了困惑。为什么每天都在各种期刊、杂志、电台、网站上宣称和解读正义与公平的法律人所主张和理解的公正得不到民众的认可？他们是不是背叛了我们？社会公正和法律公正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难道公正都是“双子座的公正”？公正的含义和体现到底应当怎样？

这里，我并不想像写常规法学论文一样，一开始先谈一谈什么是法律公正，什么是社会公正。因为概念性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仅仅只是一个界定的符号，而这种符号的适用往往又被许多法律人标榜为自己区别与一般人标志，从而不知不觉中感觉自己成了上帝。对于这一话题，我们研究和分析的应当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以及这种社会显现背后的根本动因。法律究竟是什么？法律的基础和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永远也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我看来，法律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解决社会的纠纷和矛盾，给现时的社会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和说法。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什么真理，我们所要做到的是维护社会的正义情感和实现基本的正义观念。我们应当从我们的生活中找寻正义的真实含义，我们应当关注我们身边一般人的看法和感受，从他们的实践中将生长出来的正义观念制度化、体系化，用这些成文的法律规定解决他们生活中的问题，通过法律的手段还社会公众以正义。我们必须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在研究中发现正义的概念，而不是每天坐在书房里翻着大量的外国的资料，然后向中国的百姓宣称自己已经找到了正义。我们也不能在逻辑的思辨中迷失了方向，我们应当生活在生活中。一个社会的法律的全部合法性最终必须而且只能基于这个社会的认可，而不是任何外国的做法或抽象的原则。法律不得违背基本的人情之常，便是良法的前提，更是法意贯通于人心，从而获得合法性的条件。法律的理性纵然永远是一种少数精英的职业理性，可是最后还不是要给人一个讲得通的“说法”才行吗？因此，仅仅将法律的公正狭隘地理解为法律人认为的公正，恐怕有些以强势话语压迫受制群众的含义和味道，因此对于什么是法律公正，“一切似乎都已理解，而一切又都在重新理解之中”。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你说的“法律公正”呢？

法律的公正首先应当是立法的公正。立法在成文法国家的法律活动之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其是对社会中人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有时（并不一定）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的整体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走势。中国法律的立法技术是值得怀疑的。虽然有的学者大力倡导法解释学，试图用解释的力量将法律规定中表面的不正义解释得正义。对于这种法解释学派，我本人抱有赞同的态度，因为发达的法解释学可以使得法学研究不断深入和细化，使我们真正看到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结构和矛盾，进而为以后的立法找到合理的路径。但是，单单通过法解释学的方法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中国法治发展的核心问题，我们需要科学的立法。在世界各国的继承法中，中国的继承法对于遗嘱的限制是最为宽松的几个国家之一，这种宽松的立法常常打着自由、理性的旗号，显示只有这样的立法才是最科学、最能满足社会正义需求的立法。必须指出，我们许多法学家或知识者的思维习惯从五四之后似乎有了一个定式，认为法律规定越是自由，社会就越进步，人们获得的幸福就越多。这样的认识已经成为了一种知识分子的逻辑惯性，似乎没有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就是有瑕疵的甚至错误的立法。

就算在本案中，法官依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将遗嘱中有效的内容全部判给了本案中的“二奶”，难道这样就捍卫了法律的尊严了？难道我们就真正的“法治”了一把？难道这样的做法就可以骄傲地称为体现了司法公正了？对以上的一连串疑问我抱有深刻的怀疑的立场。一个国家的法律――更具体的说是维护和捍卫法律的法律人――不顾社会百姓的呼声，一意孤行的按照并不科学也并不见得公正的法律实施了法律所规定的行为，遭受社会舆论谴责和不信任，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法治？难道这样生硬的套用《继承法》就在民众面前展现了一直骄傲并自视为领路人的法律人的光荣？难道这样的判决就使得他们“信仰法律”或“信法为真”？法律在民众的心中就这样子被“崇高”了一把，而崇高之后所带来是百姓对法治的不信任甚至是抛弃。这样的立法，以及立法后的司法过程虽然严格的遵循了法律的程序，但是从宏观的视角看来，我们自认为实现了“司法公正”的判决其实是失败了。套用《天下无贼》里黎叔的一句经典独白：法律人！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老百姓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反过来，这起案件的全过程是否就实现了社会正义呢？在我看来，非也。这样的判决和民众这样的反映在整个法治发展的进程中其实是法治的倒退。在古代，法律的执行（这里的法律执行不包括法律的私人执行，仅仅就公权力介入的法律执行而言）是广场化的执行方式，“斩首示众”是古代刑罚常用的行刑方式，目的是为了警示和威吓准备犯罪和违法的人不要逾越雷池，也用来教育一般的百姓。后来随着文明社会的到来，司法的广场化逐渐的演变为司法的剧场化，审判和执行往往在密密至少是并不那么张显的环境下进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法官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一个安静的环境来审理案件，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而在本案中，法官的判决绕开了《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直接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认定遗嘱无效的行为显然超越了法官的职权，使得整个庭审过程成为法官的“个人秀”。

本案仅仅只是一起遗嘱继承的纠纷，法官的职权也只能够到达就遗嘱的问题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法官根本就没有权利对于黄学宾与张学英的私生活进行审判和评价。虽然黄、张二人的行为确实触犯了《婚姻法》甚至《刑法》中某些问题的规定，但是本案所牵涉的诉讼标的并不是关于黄、张二人私生活道不道德的问题，本案所涉及的仅仅是遗嘱的效力和继承财产分割的问题。而我们的法官却以公众意志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为自己枉法的行为找寻合理性的借口，还自认为通过自己的判决实现了社会正义，满足了大多数人的要求，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将使法律的严肃性在人们心中遭受践踏。有法不依，而依据的是抽象和模糊的原则，这样的做法只会告诉人们“法律无用，只要有原则就行”。东汉初年，刘邦约法三章，试图仅仅用几条基本的原则规制社会中各种违法现象，结果还不一样是失败了吗？为什么还要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重蹈覆辙呢？

面对中国法学的困境，我们的法律人在苦苦地找寻正义的出路。立法技术的落后导致现实生活中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在一开始就产生了问题。然后，学者们通过法解释学的手段使得这种残缺的法律“用起来还凑合”，而这种解释法律的过多运用对于法律的稳定和人们对于法治的信仰来说都可能造成损害。当我们的立法者制定出“与世界接轨”的法律条文之后，司法人员却有法不依，主动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试图在媒体的炒作下把案件变成“八卦新闻”，让自己随着案件的升温也成为公众人物，潇洒走一回。

因此，面对着这样的境况，我们无论怎么也难以得出究竟这样的审判方式和判决结果到底是迎合了司法公正还是迎合了媒体的需求，抑或从更广的角度来说实现了社会公正？在我看来，整个案件的审理就是一场百姓、法院、媒体之间的闹剧，而在闹剧中真正作出牺牲和受到伤害的是中国的法治。

三、究竟是谁的法律：道德对于法律的干预

这里必须提及一个深刻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法律究竟是谁的？候选者经过筛选留下了社会百姓和从社会百姓中独立出来的法律人。在中国，法律人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法律思维训练，逐渐地掌握了一套关于法律理论的思考方式。他们有时被理解为“冷血”，有时被理解为“睿智”，他们时常引领着时代观念发展的潮流，时常又成为这种潮流中被人们争议和讨论的对象。他们的思考和他们的言语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着当代人（尤其是当代大学生）的说话和语言习惯，他们在中国法治发展的道路上从多角度给予了这种发展以动力，他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回答着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的序言中向所有法学人提出的质问：“什么是你的贡献？”

然而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是靠法学家创造出来的，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治的理论。一个民族生活世态与社会规则的生成是通过生活在这一世态与规则状态之下的人们，依靠自己的实践经验，过反复而多次的博弈过程而达到的秩序环境和规则状态。老百姓的选择才是法治发展的最根本因素和最原始的动力。然而，在一个人口众多，社会分工细致的国家里，期望每一个人对于现行的规则都具有详细的了解和熟练的掌握，将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因此在规则与秩序生成和生长的过程中，民众最基本的道德情感往往左右着法律的发展，他们通过自己对于是非观念最为朴素的理解，表达着自己对于社会规则的认识。法学家的功能仅仅在于将这些认识具体化、规则化和体系化，而不是自己创造出一套符合自己想法和观念的规则，而要求本属于规则创制者的百姓遵守。这样的法治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这样的规则将有可能从民主的边缘逐渐滑向少数人的专制。然而，我们的法律人却往往容易在这种“开阡陌”、“废井田”的变革时代失去自己的方向。他们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将自己放在启蒙者、开拓者甚至是上帝的位置，用自己的话语霸权民意，期望大家“信仰法律”，实则信仰他们自己。霍姆斯说：“如果我的同胞公民们想进地狱，我也会帮助他们的。这就是我的工作”。因为，在许多问题上，除了他自身的确信外，即使是雄辩的法律人也无法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更优越的：“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任何都不那么确信其正确”。如果法律人真正是坚持自由主义，那么他可以保留和坚持自己的信念，但必须尊重民众的选择，而不要总是用“启蒙”来暗示自己的正确或不幸，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当成了耶稣。

法律并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逻辑体系，法律的生长需要从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吸收经验，在多学科视角的辅助之下壮大自己。人类道德感情成为控制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时刻的提醒着容易忘记自己是谁的法律人―――“法律究竟是谁的”。道德对于法律的干预是必要的，这种干预不仅仅是为民众和法律人提供了一个交流话语和观念的平台，同时也在制约着“法律帝国主义”的专制。

第11篇

[论文关键词]遗产 遗产管理人 继承人

一个人死亡后，如果其生前还留有遗产，按照通常情况的遗产继承顺序，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要确定被继承人留有多少遗产，即确定遗产的范围；其次要对遗产进行保存和管理，比如对一些不易保存的水果等进行变卖获取价款等；最后对遗产进行最后的处理，即将遗产分配给继承人。这三个步骤之间联系紧密，缺一不可，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对遗产继承人和遗产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遗产的不完整计算会使继承人少继承遗产、对遗产的管理不当会造成遗产的毁损甚至是灭失，使已经确定的遗产范围变小。在我国对遗产管理部分的规定并不明确，因此需要设立遗产管理人制度进行完善。

一、遗产管理人的概念

遗产管理人是指对死者遗产负责保存和管理的人。遗产管理人与遗嘱执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具体表现在：

遗嘱执行人是指被继承人在遗嘱中所指定的执行其遗产的人，遗嘱执行人的产生完全依照被继承人的意思，通过意定方式实现。遗产管理人是指在被继承人没有遗嘱，或者遗产虽然有遗嘱但是并没有指定遗嘱执行人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其他方式所推选出的临时保存和管理死者遗产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4条规定：“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44条进一步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遗产的保管人或保管单位。”这两条规定的存有遗产而依法负责保管遗产的人，就是指的后者。即所谓的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一般是不能要求报酬，但是可以要求本人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合理费用。遗嘱执行人在国外制度中有获取报酬的权利。

二、设立遗产管理人制度的重要意义

在遗产继承中，遗产管理人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的，如果遗产管理人执行职责公平合理，就可以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团结，增强当事人之间的信任感，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利于交易安全；反之，就会使当事人不再相互信任，引起各种猜疑和不满，使家庭不和，使得社会的和谐被破坏，更有甚者，可能会发生刑事案件，造成生命的丧失。因此，遗产管理人制度的设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设立遗产管理人制度是保护继承人的利益，保证遗产公平分配的前提。对继承人来说，被继承人死亡后，如果不对继承人进行统计和联系工作，有的继承人甚至不知道继承已经开始的情况，这样就可能会遗漏某些继承人，他们的继承利益便不能得到实现。对被继承的遗产来说，有些可能需要进行管理、看护等工作，比如对房屋的维修、一些鲜活商品的处理。如果没有人进行管理，有可能会造成遗产的损坏或灭失，使得遗产的价值有所降低，还有可能出现被隐匿、转移、挥霍、偷窃等非法占有情况的出现。这些都是继承人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这也使得以后的遗产统计工作出现偏差，不能保证每个继承人都能分得其应得的那部分财产，也难以保证遗产分配的公平。

第二，设立遗产管理人制度有利于维护遗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当遗产不足以清偿遗产债务时，应当直接由遗产管理人对遗产进行处理，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遗产合法、合理地分配给各个遗产债权人。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防止欺诈遗产债权人行为的发生，也免去遗产债权人与继承人的债权人因财产混同导致对自己债权安全的担忧。另外，好的遗产管理人还可以使得遗产增值，这对于维护遗产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也具有毋庸置疑的益处。

第三，设立遗产管理人制度有助于提高国家税收。税收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而遗产税和赠与税是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也是调整国民收入的重要杠杆。收税的前提是确定遗产的价值，因此，设立遗产管理人制度，专门管理、保护遗产对于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征收是绝对必要的。

第四，设立遗产管理人制度有助于保护无人继承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2条：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在遗产无人继承的情况下，对于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会更容易受到侵害，因此更需要保护。

三、对建立我国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立法建议

被继承人死亡到遗产的所有权转移至继承人手中中间有一段时间，在这个时间内，遗产可能由继承人或者其他人占有，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如美国、德国、日本、瑞士等均有关于遗产管理人的法律规定。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希望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规制我国的遗产管理人制度：

（一）产生遗产管理人的情况

在下列情况下，可以由利害关系人向法院请求指定遗产管理人：

1.被继承人无遗嘱，或者遗产虽然有遗嘱但是并没有指定遗嘱执行人；

2.遗产无继承人；

3.遗产有继承人，但是根据《继承法》第七条规定丧失继承权的；

4.遗产有继承人，但是继承人放弃继承的；

5.遗产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继承人的行为或其财产状况已经或将要损害其债权。

理由：遗产管理人对遗产的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对产生遗产管理人的情况进行严格限制。第1种情况是遗产管理人出现的通常情况，当事人没有指定遗嘱执行人的时候就需要有人来管理遗产。第2种情况，没有继承人，就更不会有人来管理遗产，因此需要指定。由此也可以推出，继承人下落不明以及有无继承人不明确的情况也可以请求法院指定。第3、4种情况是虽然有继承人、但是仍然需要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因为这两种看似有继承人的情况出现了没有实质继承人的结果。丧失继承权的人都是对被继承人以及遗产造成损害的人，因为其继承权的丧失导致了遗产无人继承的局面。根据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可以放弃自己的合法利益，继承人放弃自己的继承权，同样导致遗产无人继承需要遗产管理人的结果。第5种情况，主要是为了保护遗产债权人的债权，只有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人才会更好地起到监督作用。外国法律也有类似规定，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981条规定：如果有理由推定继承人的行为方式或财产状况会对遗产债权人从遗产中获得清偿产生危害，经遗产债权人申请，遗产法院可以下达遗产管理命令。

（二）遗产管理人的资格

这个资格决定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做遗产管理人，什么样的人不可以。首先，因为遗产管理属于民事行为的范畴，所以能够管理遗产的人必须是年满18周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禁止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担任遗产管理人。另外，遗产管理人不仅限于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均可以被指定为遗产管理人。

（三）遗产管理人的权利

1.管理权。遗产管理人有权对遗产进行管理。

2.遗产取回权。如果某遗产已被某人控制，遗产管理人有权取回该遗产。

3.分割权。多人继承时，遗产管理人有权依照遗嘱或者法律规定对遗产进行分割。

4.处分权。遗产管理人在管理遗产时，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保护，但应当以不变更遗产标的物或权利的性质为限。

5.排除妨害请求权。对任何人所做出的非法损害遗产价值的行为，遗产管理人都可以请求法院排除妨害。

6.参与诉讼的权利。遗产管理人有权参与与气其管理遗产相关的诉讼活动。

7.合理费用请求权。遗产管理人可以无偿地为他人服务，也有权请求支付因管理产生的合理费用，如误工费、交通费等。

（四）遗产管理人的义务

遗产管理入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1.善良管理的义务。遗产管理人必须以不损害遗产的行为对遗产进行管理，要注意“善良管理人”的义务，不得作出不按遗嘱分配、提前分配等行为；

2.通知义务。通过合理途径通知各个继承人，对于有困难或者下落不明的应该以公告形式通知，使其知悉自己所享有的继承利益；

3.制作遗产清单义务。遗产清单是确定遗产状况和数量的最佳凭证，也是之后分配遗产的重要依据。制作遗产清单有助于各个继承人和遗产债权人了解遗产情况，并对遗产管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

4.分配遗产的义务。在确定遗产数量、继承人和遗产债权人之后，应当及时对遗产进行分配，及时转移所有权并做好各项手续。

5.报告义务。遗产管理人应当及时向继承人和法院说明遗产分配工作的情况，并形成书面材料，以备后续查询。

6.依法管理和分配遗产的义务。遗产管理人在管理和分配遗产，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不得违法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四）遗产管理人资格的丧失

在下列情况下，遗产管理人资格的丧失：

1.遗产管理工作完成；

2.遗产管理人为自然人时，在遗产管理过程中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遗产管理人为法人时，在遗产管理过程中丧失法人资格；

3.遗产管理人在管理过程中出现隐匿、转移遗产的行为，经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确认停止其管理行为的；

第12篇

关键词:遗赠扶养协议;扶养人;被扶养人;继承契约   

    遗赠扶养协议制度是中国特色继承立法的一个创造。这一制度的设立,既明确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又对被扶养人的遗产问题做了约定处理和法律保护,为我国目前的养老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法律解决途径。

    1 遗赠扶养协议的内涵和特征

    所谓遗赠扶养协议(the legacy-support agreement),是指遗赠人(被扶养人)与扶养人之间签订的有关遗赠和扶养关系的协议,它是适应我国农村养老的现实需要,在“五保”制度(对缺乏劳动能力的老人、残疾人或未成年的孤儿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或孤儿保教)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遗产处理方法。现实生活中,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多为需要供养和照顾的老人和残疾人,他们虽有子女,但有相当部分子女不愿尽赡养义务,甚至还有遗弃或虐待的情节。固然此时被扶养人可诉诸法律解决问题,但可想而知,效果不会很理想,更何况许多老人出于厌诉的心理和考虑到子女脸面的问题不愿起诉,而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便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继承法》第31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公民可以与集体组织签订生养死葬的协议,按照协议,集体所有制组织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1.1 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的法律行为

    遗赠扶养协议须有遗赠人与扶养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方可成立。也就是说,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对遗赠的财产、扶养的条件及要求等内容充分协商,最后达成一致,协议才成立。它既然是双方民事行为,其订立就应依合同的订立程序,并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发生效力。此点与遗赠不同,遗赠是单方法律行为,仅依遗赠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成立。另外,遗赠扶养协议成立后,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任何一方未经他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协议,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遗赠则不同,遗赠人在设立遗嘱后,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变更或撤销遗嘱。

    1.2 遗赠扶养协议是双务、有偿的法律行为

    在遗赠扶养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双方都负有对待给付的义务。根据协议,被扶养人享有扶养人对其生养死葬的权利,同时须负有将自己的财产于死后遗赠给扶养人的义务;而扶养人在承担对遗赠人生养死葬义务的同时,也取得了受遗赠财产的权利。这与遗赠和赠与不同。

    1.3 遗赠扶养协议是诺成性的法律行为

    遗赠扶养协议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就可成立并生效,虽然遗赠扶养协议于被扶养人死亡后才发生遗赠的效力,但这属于遗赠扶养协议的履行,而并非遗赠扶养协议于被扶养人死亡时才成立生效。对于遗赠扶养协议中的扶养部分,即扶养人承担对遗赠人生养死葬的部分内容,扶养人应在协议成立后履行。

    1.4 遗赠扶养协议是要式的法律行为

    遗赠扶养协议应采取何种形式,《继承法》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遗赠扶养协议自设立时起到遗赠财产的履行,往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为了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能予以明确的规定,不致日后产生纠纷,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双方应在协议上签名或盖章,并注明签订的年、月、日。而且,最好须经过公证,这样更有利于避免因遗赠人死亡分割遗产而产生的不必要纠纷。

    2 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

    遗赠扶养协议应依据合同订立程序,经要约、承诺后才成立,一经签订即发生法律效力。其效力可分为对当事人双方的内部效力和对其他人的外部效力。

    2.1 遗赠扶养协议的对内效力

    (1)被扶养人的义务。被扶养人生前对协议中规定的遗赠财产,可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但不得未经扶养人同意擅自处分。如果因其处分而使扶养人可能丧失受遗赠权利的,扶养人有权解除遗赠扶养协议,并可要求被扶养人补偿已支出的扶养费用。

    (2)扶养人的义务。扶

养人应当履行自己的扶养义务,即在被扶养人生前给予其生活上的照料和扶助,在其死后负责料理丧事。扶养人不尽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可解除协议,并不负补偿责任。被扶养人未解除协议的,经遗赠人的亲属或有关单位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剥夺扶养人的受遗赠权,如果扶养人不认真履行扶养义务,致使被扶养人经常处于生活缺乏照顾的境地,人民法院也可以酌情对遗赠财产的数额给予限制。

    有疑问的是,如果遗赠标的因不可抗力而灭失,此时应如何看待协议的效力?有人认为,应视为履行不能,扶养人可解除合同。笔者认为应区分对待,在扶养人为公民时,可解除合同;在扶养人为集体组织时,则不应解除协议,以保障被扶养人的利益。原因在于集体组织扶养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老人、残疾人,往往带有社会福利性质,是国家社会保障事业的一部分,因此不同于一般的合同,所以此种情况下集体组织仍承担义务是可取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2.2 遗赠扶养协议的对外效力

    遗赠扶养协议的对外效力表现为遗赠扶养协议是遗产处理的依据,其法律效力高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继承法》第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集体组织对‘五保户’实行‘五保’时,双方有扶养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扶养协议,死者有遗嘱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要求继承的,按遗嘱继承或法定继承处理,但集体组织有权要求扣回‘五保’费用。”这表明,在财产继承中如果各种继承方式并存,应首先执行遗赠扶养协议,其次是遗嘱和遗赠,最后才是法定继承。这样规定是有意义的,它既可防止被扶养人利用遗嘱任意处分自己的财产,又可促使扶养人解除后顾之忧,全力认真地履行扶养义务。

    遗赠扶养协议签订后,被扶养人的子女的赡养扶助义务是否因此而免除?笔者认为应分情况而定。如果被扶养人已就全部财产约定于死后赠与扶养人,则其子女可不负此义务;反之,如除遗赠财产外,仍有部分财产,则其子女应履行适当的赡养扶助义务,否则,不应享有对这部分财产的继承权。

    2.3 遗赠扶养协议中途翻悔的法律后果

    遗赠扶养协议的执行期限一般较长,在此期间如因一方翻悔而使协议解除时,便发生两种法律后果:一是扶养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导致协议解除的,不能享受遗赠的权利。其已支付的扶养费用,一般也不予补偿。二是被扶养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协议,致使协议解除的,则应适当偿还扶养人已支付的扶养费用。

    3 遗赠扶养协议与外国继承契约制度的比较

    3.1 外国继承契约的法律规定

    继承契约是指由被继承人与对方签订的关于继承或遗赠的协议。

    《匈牙利民法典》规定的继承契约与我国的遗赠扶养协议颇为相似,该法第655条和657条的规定,根据继承合同,被继承人有义务指定订约人为自己的继承人,而后者必须对他进行扶养或支付定期金。德国、瑞士等国也都确认继承契约制度,如《德国民法典》第1941条规定:“被继承人得以契约指定继承人,以及指示遗赠或遗嘱负担。”“订约的他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均得被指定为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瑞土民法典》第494条规定:“被继承人得以继承契约,承担使对方或第三人取得其遗产或遗赠的义务,被继承人得自由处分其财产。遗赠或赠与,如与继承契约中被继承人所承担义务不一致,得撤销之。” 在德国,继承契约多发生在未婚夫妻之间,当然,家庭中的任何成员都可设立继承契约。但依据《德国民法典》第2287条和2289条的规定,如果被继承人出于损害契约继承人的目的而为赠与时,该契约继承人在遗产归属于自己后三年内,得依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受赠人返还赠与物;如果后来的遗嘱处分损害了继承契约人的权利,那么该项处分应归于无效。 而法国、意大利等国对此则持否定立法,如《法国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不得放弃尚未开始的继承,或就未来开始的继承设立契约,即使取得上述被继承人的同意时,亦同。”

    3.2 我国的遗赠扶养协议与继承契约制度的相似之处

    (1)二者都是遗产继承中的一种双方法律行为。

    (2)二者的受益人均为承受死者遗产的人,他们受领遗产的法律效力始自继承开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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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3)二者的订约人均需接受协议的约束,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

    (4)二者的法律效力均高于遗嘱继承和遗赠。

    3.3 我国的遗赠扶养协议与继承契约制度的区别之处

    我国的遗赠扶养协议与外国的继承契约制度相比虽有其共同点,但其区别是主要的,表现为:

    (1)设立协议的主体不同。遗赠扶养协议中的遗赠人是被继承人,而受遗赠人是扶养人。扶养人的范围很广泛,包括了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公民和集体组织,此点与外国的继承契约制度根本不同;外国的继承契约的主体主要是夫妻,而且往往是未婚夫妻,当然也可以在其他家庭成员之间设立此种继承契约。

    (2)受益人不同。我国遗赠扶养协议中的受益人必须是扶养人,即对被继承人负有“生养死葬”义务的人;而外国继承契约制度中的受益人是契约所指定的继承人、受遗赠人、第三人,这里的第三人既可以是夫妻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也可以是其他自然人。

    (3)权利义务关系不同。我国遗赠扶养协议中的遗赠人和扶养人双方都享有权利,也都负有义务,遗赠人根据协议享有接受对方供养、照料的权利,负有在死亡时将遗产遗赠给扶养人的义务,而扶养人则对遗赠人负有“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在遗赠人死亡时取得遗产的权利。这就是说,扶养人的扶养行为是有偿的,当然这种有偿不是对等的;而外国继承契约则与此不同,继承契约制度中的指定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接受死者遗产是无偿的,继承契约指定的继承人、受遗赠人一般只享有接受死者遗产的权利,契约一般不给对方或第三人设定扶养义务,如瑞士、英国、美国等都是如此。

    (4)设立协议的程序和方式不同。我国《继承法》对设立遗赠扶养协议的方式和程序未作明文规定,更未要求必须采取公证形式(虽近年实践中多采取这一形式);而外国继承契约的设立均必须遵照法律明文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如德国的继承契约必须由公证人笔记,在当事人双方在场时设立,并按通常的遗嘱方式和公证遗嘱的程序进行始生效力。

参考文献

    [1]郭明瑞,房绍绅.继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第13篇

继承公证的基本概念毋庸累述，但是，在实践操作中继承公证需要重点重视的问题有哪些、需要从那些方向保障继承公证实施的程序公证和实体公正，都是需要我们继续研究和分析的内容。

所以做好继承公证方面的风险防范工作极为重要，在本文中，笔者从实践研究者的角度对继承公证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和分析，并在论文的最后提出一些防范措施，力求使继承公证这一行为能够达到其应有的效果，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继承公证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解决继承问题的方式，为了更好探讨继承公证存在的风险以及采取何种措施避免这些风险，需要首先明白继承公证的一些基本内容。

（一）继承公证的概念

在我国民法中，继承是指作为个体的公民死亡或者被法院宣告死亡后，依照相应的程序将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公民所遗留的财产转移给继承人所有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按照法律规定，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公民在继承关系中是被继承人，而依照法律程序接受财产的公民则是继承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继承制度是为了明确死者的财产应当如何处理的一种制度，而继承公证是为了更好的保障继承关系中的继承行为所设立的一种公证制度，在实践操作中，公证机构办理继承公证时需要根据相应的法律，比如《继承法》、《婚姻法》等。

（二）继承公证需要审查的基本内容

第14篇

论文关键词 法定继承 合法权益 抚养 赡养

继承法作为民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继承涉及到每个家庭、自然人，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国，继承权主要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大制度，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法定继承在继承范围和继承顺序上不能适应当代社会与生活的需要。现阶段，修改继承法成为首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自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起施行，至今已经近三十年了，现行《继承法》分为五章，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法定继承、第三章遗嘱继承和遗赠、第四章遗产的处理、第五章附则。我将对法定继承制度中继承范围和继承顺序进行进一步探讨 。

一、法定继承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章法定继承规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是配偶、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的儿媳或丧偶的女婿。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体制发生改变，家庭结构也由于生育观念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发生变化，使得继承也发生了变化，《继承法》中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的规定略有缺漏，不适应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的现状。

1.配偶。配偶作为法定继承人没有争议，各国均承认，但对配偶的范围却存在争议。配偶一般指处于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夫妻间共同的称谓，以合法的婚姻关系存在为前提。 如在继承开始前，与被继承人是非法同居关系或者姘居关系，或者已经与被继承人离婚，以至于与被继承人无效的婚姻关系，因此不能以配偶的身份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但也有例外情况，如在离婚诉讼期间，或已经判决但正在进行上诉，在上诉期间或判决尚未生效，配偶都具有法律地位，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此种情况便存在争议，我国没有详细的规定，但在现实生活中此种情况却常有发生。面对此情况时，法官认为，夫妻双方的离婚诉讼经过法院判决，但是在判决生效之前，他们二人之间存在着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和夫妻身份，所以配偶仍然属于法定继承人。从法律方面来看，这种规定符合我国现行立法，但仍然存在着缺陷。夫妻离婚的原因很多，但离婚后，双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终止，继承权也就消灭了，可现实中，若二人进行离婚诉讼，在判决前二人仍然为合法夫妻关系，若在诉讼期间，当事人一方死亡，则诉讼终止，二人的婚姻关系仍然存续。这种情况有可能并不符合当事人的意志，违背了法律所保障的公平正义。 我认为我国应当吸取《德国民法典》有关规定，双方当事人一方死亡时，已经提起离婚诉讼或已经同意离婚的，配偶的继承权应当归于消灭，若配偶的生活困难，可以申请遗产抚养。我国应当建立相关制度，这样有利于被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同时可以保护被继承人的其他相关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2.子女。子女包括亲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法律规定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都是父母有血缘关系的子女，拥有平等的继承权，而养子女和养父母自从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子女便是养父母的法定继承人。同时，若养子女对生父母尽了扶养义务，还可以分得生父母的适当遗产，法律对继子女继承继父母的遗产同样也有规定，继子女作为法定继承人的条件是与继父母形成扶养关系而由此产生的扶养关系并不影响其与生父母权利义务关系。上述法律规定，从根本上说会对未成年子女不利，不能达到立法的目的。所以我认为应该加强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和养子女的权利保护，取消继子女的继承权。当今社会，重组家庭越来越多，造成继子女的继承权威胁到了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以及养子女的权利。继子女对继父母事实上互相没有扶养义务，但根据法律的规定，继子女同样拥有继承权，违背了法律规定的公平正义，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继子女对生父母和继父母的双重继承权难以实现。我国应该取消继子女的继承权，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继子女和继父母相互不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3.丧偶的儿媳和女婿。《继承法》第十二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我认为此规定不合理，虽然我国设立此条法规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失去子女的老人晚年生活有保障，但有时却违背了被继承人的意愿。因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有可能损害了被继承人其他继承人的权利。为了保护老人的其他继承人的相关权利，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的继承权应当按照具体情况确定其应得的份额，而不是将其定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4.父母。各国法律均规定父母是子女的法定继承人，我国也不例外。《继承法》规定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是否具有继承权应与继子女和继父母的继承权规定相同，应当取消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在法律上对于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给予明确的法律规定。而父母对于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也存在较大争议，一般来说非婚生子女可能是由父母一方养大，但没有尽到抚养义务的一方却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对此规定，我认为若父母没有履行抚养义务，应当丧失其继承权。这样才有利于保护对孩子尽到抚养义务的继承人的继承权。

5.兄弟姐妹。对继兄弟姐妹的继承权的规定，应与继父母、继子女的规定相同，我认为应该取消其继承的权利。若继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继承关系，可能会损害亲兄弟姐妹等继承人的继承权。

6.祖父母、外祖父母。我认为基于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不应该存在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与继子女的亲生子女间同样应否定相互继承。

7.此外，我认为应当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家庭结构发生改变，一般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失独老人越来越多。现行《继承法》的规定不适用于这些失独老人的遗产继承，我国应当就此种情况对《继承法》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规定进行修改，扩大继承人的范围。就当今国家现状来说，我认为应当将父母的兄弟姐妹即我们熟称的姑、叔、姨、舅等列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同时也应当将被继承人的侄子女、外甥子女等列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如上述，我国失独老人越来越多，最终可能是其侄子女、外甥子女等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但他们却没有继承权；又或孩子未成年父母却双亡，由父母的兄弟姐妹抚养，但他们同样没有继承权。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由于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公民死亡后若没有法定继承人，则遗产归国家所有。这既不是被继承人的意愿也不利于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也使得家庭生活不稳定，容易出现幼无所养，老无所依的局面。

二、法定继承的顺序

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我国《继承法》规定配偶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该规定有利于保护配偶的利益，但对于在离婚诉讼期间，或已经判决但正在进行上诉，在上诉期间或判决尚未生效的配偶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不符合被继承人的愿望，也不利于保护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所以对于在离婚诉讼期间，或已经判决但正在进行上诉，在上诉期间或判决尚未生效的配偶即使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但其继承份额应当适当减少。而对于子女来说，继子女不应有继承权；对于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或女婿也不应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若他们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有可能会损害亲生子女的继承权。 所以他们之间即使形成了扶养关系，仍然不能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如果想要保护继子女或丧偶儿媳和女婿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适当分得遗产的制度解决。父母应同上文述，父母对于没有尽到抚养义务的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归于消灭。同时父母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也可能违背被继承人的意愿，因为父母大多数都会希望自己的财产是由孩子继承，并一直传承下去。若他们的财产给了父母，当父母死亡后，遗产是由其他兄弟姐妹继承。我认为我国应当将被继承人的父母定位第二顺序继承人，同时由被继承人的子女代替被继承人履行赡养义务，保障被继承人父母的生活。

第二顺序继承人为兄弟姐妹、祖父母。我认为继兄弟姐妹的继承权应当归于消灭，所以继兄弟姐妹不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而祖父母、外祖父母应当在父母、兄弟姐妹之后，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对被继承人从未有过抚养关系，二者之间关系较父母、兄弟姐妹来说比较疏远。所以祖父母、外祖父母应当被列入第三顺序继承人。最后是我认为应当扩大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即父母的兄弟姐妹即我们熟称的姑、叔、姨、舅等和被继承人的侄子女、外甥子女等。当今社会大多家庭结构简单，一家一个孩子，当孩子先于父母死亡，其父母可能会由他们的侄子女或外甥子女赡养，但这些尽到赡养义务的侄子女或外甥子女却没有继承权。长此以往下去，会造成老无所依的局面，所以我们要将尽到赡养义务的侄子女和外甥子女等列入继承范围。同兄弟姐妹一样，定位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与此相同，未成年的孩子父母双亡后，大多数由父母的兄弟姐妹抚养，但现行《继承法》却没有将这些姑、叔、姨、舅等列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我认为应当将对未成年儿童尽到抚养义务的姑、叔、姨、舅等列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列为第二顺序继承人。

三、结论

1.现行《继承法》应当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做出改变。首先对于配偶来说，已经提起离婚诉讼或已经同意离婚的配偶的继承权应归于消灭；其次我认为应该加强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和养子女的权利保护，取消继子女的继承权；同继子女的继承权相同，继父母对于继子女的继承权归于消灭，继兄弟姐妹的继承权也归于消灭。将父母的兄弟姐妹即我们熟称的姑、叔、姨、舅等列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以及将被继承人的侄子女、外甥子女等列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第15篇

遗产遗产继承关系是一种古老的法律关系，是与私有制的产生相伴随的。继承客体在上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着。即继承客体在内容上不断增加，其表现形态日益复杂多样。而知识产权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近代文化、技术发展的产物。迄今虽不过300多年的，但它对推动全人类文化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巨大，已日益为人们所公认。[1]当知识产权受到法律保护以后，其财产权能否作为继承的客体、作为继承的客体有什么特殊之处等成为继承客体的必备内容，但是系统而深入研究此问题的论文并不多见。当今社会，个人受的时间不断增加，个人的创造性也就日益凸现，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获得知识产权，并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有许多特殊之处，因此，对知识产权中财产权作为继承客体的特殊性予以就显得非常必要。基于这一特殊的继承客体，本文试图对其基础、法律规范的内容及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应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知识产权中财产权成为继承客体的理论基础

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能否成为继承的客体，这一问题取决于继承法的理论和知识产权法的规定。

从继承法来看，在继承法律关系中，继承客体也就是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下来的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也是继承人实现继承利益的核心。换句话说，只有当被继承人所遗留的财产权利大于财产义务，即有具体的财产利益留给其继承人时，这一继承法律关系才有现实意义，才发生死者财产所有权的继承流转关系。遗产具有如下几个法律特征：其一，它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财产，即以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来划定遗产的特定时间界限。在被继承人生存期间，该公民依法享有各种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公民对自己的财产依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这时的财产不是遗产。当公民死亡后，其不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能承担民事义务，此时其财产就成为遗产。因此，只能以被继承人死亡时的财产状况来确定遗产的状况。其二，遗产只能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财产，具有财产性。此时遗产包括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全部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但是不包括人身权利和人身义务，所以，只有被继承人生前享有的财产权利和所负担的财产义务才属于遗产的范围。其三，遗产只能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个人财产，并且是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能够转移给他人所有的财产。即只有被继承人生前享有所有权的财产，在其死亡以后才可以由继承人继承。其四，遗产只能是公民的合法财产，因而具有合法性的特点。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可以作为遗产的财产，必须是依法可以由公民拥有的，并且被继承人有合法根据取得的财产。对于公民没有合法根据而取得的财产，不能作为遗产。[2]在遗产的具体范围上，各国依据各自的国情作了相应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3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1）公民的收入；（2）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3）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4）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5）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6）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7）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根据该规定，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属于遗产的范围，能够作为继承的客体。

根据我国法律的明确规定，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是遗产的一部分。这里规定的虽然只是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但是从立法精神看，实际上应当包括各种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知识产权主要包括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作为特殊的民事权利，既包括人身权利，亦包括财产权利。公民生前享有的知识产权，于其死后能否转移给其继承人承受，是继承法所必须予以规范的。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权利，是与人身存在不可分离的，具有不可转让的性质，因而世界各国继承立法都没有将其作为可继承的遗产规定于知识产权人死亡后由继承人承受。而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具有可转让的性质。许多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和继承立法都明确规定公民死亡后，其生前享有的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可以依法由其继承人承受。[3]这是商品经济不断繁荣与发展，知识产权权利不断受到保护的立法反映。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在于其包含与人身相联系的财产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可以被继承，属于遗产的范围。这种财产权作为继承的客体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继承立法和知识产权法所认可。《继承法》借鉴世界各国继承立法和知识产权法的有关规定，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的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可于公民死后转移给其继承人继承。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19条第1款也规定，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其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和汇编权等以及许可他人行使前述权利而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的权利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

关于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的转移，存在着不同的立法理论。如在以“一元论”为立法指导思想的德国等国家，著作权由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结合组成，转让著作财产权也就意味着转让了著作人身权。因此，著作权法不承认著作财产权的转让，仅承认“用益权”的部分授予，即作者可将单项或全部使用著作的权利（用益权）授予他人，著作财产权在合同期满后又回归作者。法国则以“二元论”为立法指导思想，将著作权分为人身权、财产权两部分，彼此相对独立，著作人身权不可转让，但著作财产权可以转让。可见，无论是“一元论”国家还是“二元论”国家，均承认著作财产权的继承。[4]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都规定“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是可以被继承的遗产。例如，《意大利著作权法》第107条规定：“智力作品的作者享有的使用权以及可继承的相关权利，可依本章所规定的规则，以任何合法方式转移。”该条款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智力作品的作者享有的使用权”可以被继承，但是，由于继承是一种合法的转移方式，故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依法继承。《俄罗斯联邦著作权法》第29条第1款规定：“著作权按继承移转。”《德国著作权法》第28条第1款规定：“著作权可被继承。”该法第30条还规定：“如无其他规定，著作权人的权利继承人具有根据本法属于著作权人的权利。”这些规定都极为明确地说明了“著作权可被继承”，而且继承人因继承而成为新的著作权人。[5]

那么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著作权法和地区的所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台湾地区有关继承方面的制度未对著作财产权的继承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台湾地区所谓“著作权法”第40条规定：“前项规定，于共同著作人死亡无继承人或消灭后无承受人者，准用之。”可见，著作财产权在我国台湾地区也可继承。《香港版权条例》第101条明确承认版权可以继承：“版权可以作为非土地财产或动产，依转让、遗嘱处分或依法发生转移。”《澳门著作权法》第33条也规定著作财产权可通过继承转移：“作者死后，其著作权由其继承人拥有，其著作权的保护期到作者死亡后第50年终止。”[6]

不过，著作权毕竟是一种无形产权，又是各种知识产权中情况最复杂的一种权利。更多的国家并非简单地援引其他单行法或民法一般原则来处理著作权继承问题，而是在著作权法中对著作权继承作出专门、具体的规定。有些国家甚至在著作权法案别指出，民法中关于继承的某些一般性原则不能适用于著作权继承。在这一类著作权法中，较典型的恰恰是民法典中对继承的规定最为详尽的法国和前联邦德国。[7]

二、知识产权中财产权成为继承客体特殊性之分析

（一）主体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