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现代文化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前面已经提到，所谓的现代艺术中心就是一个城市传播文化艺术与精神文明的主要阵地和载体，也是城市居民日常参观、学习、休闲的地方，是一个城市重要的建筑。例如，本文通过对现代艺术中心设计情况的陈述，运用圆方互融、天圆地方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及基本风格，着重分析了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文化艺术中心设计中的运用。现代文化艺术中心的设计，从理念、风格与手法上都应该追求现代设计模式的运用，即以现代的技术手段、机器艺术或功能主义艺术为设计的主要架构，形成较为完善的设计模块。当前我国很多地方现代艺术中心以“圆方互融”为核心的设计理念，即追求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建筑设计哲学与现代设计美感的结合，进一步提升建筑物的美学品质与现代化气息。众所周知，所谓的“天圆地方”，是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的哲学基础，也是设计风格的一个总结。将天地宽广与建筑物的棱角分明、圆润饱满、中轴线设计等概念有机统一，最终形成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设计模式。所以，当前我国很多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就是要尽可能地吸收传统中国建筑设计中的净化思想，并融合现代艺术和空间设计的理念，形成圆方互融的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概念和模式。例如，现代文化艺术中心的景观系统就是展现传统文化要素与设计理念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艺术中心“天圆地方”基本设计原则的附着物。例如，文化艺术中心景观系统的整体分布和概念，以红色中轴线为界，景观大体上被区分为左右对称的两块，彰显出设计严格遵循传统建筑设计的原则，即以天圆地方的设计概念为引导，辅以现代设计的手法和风格。此外，景观的整体设计外观多以圆润饱满的风格为主，无论是花草树木的规划还是滨水河池的布局都要突出圆形的特色，从远处俯瞰一派古典建筑设计的气息。此外，景观节点要已圆形的设计图案为准，中轴穿插其中，外部辅以装饰，可谓是和谐统一的极致。另外，整个景观的设计和规划圆中有方、方中有圆，即景观外部的“切割”与“划分”可谓棱角分明，体现出模块化设计的现代设计风格，同时由于圆状的主体景观完美融合，形成十分自然、舒适的滨水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效果。因此，当前我国诸多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将传统“天圆地方”的建筑设计哲思与现代艺术空间设计手法相结合，达到了圆方互融、和谐公存的良好效果，整个现代艺术中心的景观与美学气质可谓“蔚然成风”，极具感染力和吸引力，同时为更好的弘扬和传播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2现代文化艺术中心设计展现传统文化与人性化、艺术化的结合

我国传统文化要素能够在现代文化艺术中心设计中得到很好的运用，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文化具备强大的生命力，能够为文化艺术中心设计提供很好的帮助；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对艺术、自然和人性的尊重，是传统文化要素存活的关键。所以，必须要把传统文化要素与人性化设计、艺术化设计完美结合，这样才能得到更好的设计效果。具体的，在遵循现代设计理念与手法的基础上，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要将古代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哲学充分运用其中，形成了较为创新的艺术中心设计模块，也进一步提升了艺术中心之于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传统设计风格的主导下，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并未失去其最重要的诉求和功能，即满足城市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为城市居民提供高容量、大空间、便捷快速的学习、休闲与体验的场所。也就是说，新时期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必须满足“人性化”“、实用性”这两个原则，满足人们的需求，同时提升建筑设计的实用性与务实性。要知道，新时期的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必须严格遵循人性化的基本原则，必须体现建筑物设计的实用性与务实性，即实用而不浮夸、人性而不浪费，这样才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践行。例如，现代艺术中心的绿化设计与建筑物区域的分割，无论是绿树成荫中的宽阔道路还是垂柳下面的休憩地域，都要考虑该艺术中心在设计中关于行人、游客与参观者的需求，尽可能的为人民、游客、行人提供舒适、便捷与健康的环境。此外，根据现代文化艺术中心建筑物局部设计的传统文化要素的渗透要求，实际的设计工作也要凸显实用性的诉求，将空间充分利用，体现出传统建筑设计的简约理念。再如，我国传统建筑设计要求设计必须体现功能的多元化。因此，建筑物占地面积要基本上集中在中心区域，范围极为有限，这为其他服务型功能的拓展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可能。广场区域的设计力求符合行人、游客的需求，与外部空间贴合度较高，绿化的设计围绕整个中心的内部和外部展开，可以确保现代艺术中心的环境质量、空气状况与良好的美化效果。此外，停车场的设计也要十分实用而耐用，要连接文化艺术中心与外部空间，同时开阔的停车场区域规划能够满足海量人群的停车、取车的需要。总体来看，新时期现代艺术中心的功能布局和设计不仅要充分考虑到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品质和规划质量，而且以人性化和实用性为指导原则，以传统文化要素为设计理念，力求发挥出现代艺术中心的最大功能，实现传统建筑设计与现代建筑设计的结合。此外，新时期现代艺术中心设计还要具备一个很大的特色，即设计空间内大量水、湖泊和植物的应用，这也是传统文化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水、湖与植物的大量运用，是设计造景的最佳选择，一方面可以提升设计的品质；另一方面彰显出现代艺术中心的独特吸引力。可以想见，在湖光山色之间，品味鸟语花香与潺潺流水，一定可以将人们带进人山人海的美化境地，从而进一步凸显现代艺术中心的特殊文化气质与艺术内涵。

3总结

第2篇

个性化往往意味着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在传统的审美观点中，一成不变、遵循守旧是美的原则所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对自由与个性的崇尚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对于新一代的青少年来说，更是主张个性化、独立化。在这个时展的大背景之下，广告设计中融入创新、独特的方法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人的眼球。经济时代带来了广告业的迅速发展，广告也由传统模式下的简单介绍商品变得更加个性、夸张。审美疲劳已成为社会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只有不断地突出个性才能更好地生存发展下去。后现代主义中的个性化为广告设计带来了一个新的契机，这种独特的风格模式在现代广告中的应用使得人们远离了传统，向着个性独立的时展。

二、后现代主义中广告设计的文化内涵

在现代文化主义中，强调的是“认真”“严肃”，然而在后现代文化中，重视的是“夸张”“创新”“个性”。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现代主义在广设计中的应用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了解一个广告的内容，这就使得广告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后现代文化利用各种混杂的方式展示一种戏谑、讽刺，以此来吸引大众的眼球。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观点正在被冲击。追求创新、个性化、刺激的现代人类已经不满足那种平淡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广告设计应当遵循文化转变的浪潮，不断地创新、改革。当今时代快节奏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寻找释放压力的方式，后现代文化正是切实地贴近人们的生活，给人以心理上的归属感和平衡感。

三、结语

第3篇

现代文学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并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虽然这种形式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但它又区别于传统的文学，它不再用文言文来表达思想，而是用现代语言来呈现，表现手法上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建立了属于新时期的文学体裁，如散文诗、新诗、白话文、现代小说等。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分接纳与内化外来文化，不但具有非常浓厚的现代气息，而且与世界潮流并行，这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冲突。然而，现代文学的发展不能脱离传统文化，它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不断汇集，经过时间的考验、人们的雕琢，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儒家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和道德理性，其思想以仁为核心，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在众多思想文化成果中，最优秀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儒家文化，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传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源泉所在。儒家文化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那它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在许多当代文学创作者创作的作品中，总会存在一些儒家思想。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文学创作者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甚至心理结构都对儒家思想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他们的作品中都渗透着儒家思想的一点一滴，儒家思想对现代文学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如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都对儒家文化有深入的刻画，虽然他们的作品中讲述了儒家文化在现代的衰落与困惑，但是同时也表达出了对其顽强生命力的敬畏之情。

（二）少数民族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我国有56个民族，汉族以外的民族都是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洗礼得到了长存，是中华大家族里的瑰宝。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会受到儒、道、佛等思想的影响以外，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又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文化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而流传至今。因此，少数民族文化理所应当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鲜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似乎少数民族文化总是被创作者们所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比主流文化更具特色、更有个性，从这一点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能够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学创作者在创作时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糅合，更好地将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来。例如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就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把藏族的土司制度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其作品更富有民族气息和民族特色，显得深刻而神秘，越发吸引读者。

（三）民间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民间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其中最大的三个特点就是驳杂性、自由性和发散性。所谓驳杂性是说民间文化多且杂；自由性是指民间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严密的组织，是自由发挥而形成的；发散性是指民间文化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很快。此外，民间文化还具有轻松、幽默等特点。正因为民间文化有这些特点，才使民众喜闻乐见。既然民间文化有如此多的优势，那么它又是如何影响现代文学的呢？由于民间文化与人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现代文学的创作者们捕捉到了民间文化的这些特点，为了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受到读者的喜爱，于是就在作品中引入了民间文化。如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和小说《故乡》中都充满了对家乡民间文化的眷恋之情；再如金庸的很多武侠小说也对民间文化有着大量的呈现。由此可见，现代文学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民间文化的助阵。综上可知，优秀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抑或是民间文化等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现代文学迸发活力的源泉所在。

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发展现代文学

虽然现代文学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应该如何继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总的来说，现代文学的发展仍然需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具体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礼教，启蒙了民众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这场运动对传统文化痼疾的批判无疑是深刻彻底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是偏激的、片面的，这是当代文化建设时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是现代文学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的必由之路。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思想精华也有很多，这些东西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去学习，在现代文学中更应如此。只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源头，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就能够繁荣发展。

（二）探寻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用心去探寻。虽然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它可能会不断延伸、逐渐变迁。地域文化将会更加纷繁复杂，这就需要文学创作者付出更多的心血去领悟其中的真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可供使用的宝贵资源。另外，民间文化也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文学创作者进行深层次地挖掘。民间文化在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这成就了民间文化无拘无束、豪放洒脱的特性。但是民间具有复杂性，它既能滋养高尚情操，又可能会隐匿庸俗文化。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对文学素材的选择上要有所取舍，把握好作品的道德判断、审美取向和写作技巧等。只有积聚更多积极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向前发展。

（三）重建文学观念中的中国意识

现代文学越是强调“现代”，就越是看重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这会导致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当这种断裂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旋律时，文化与文学血脉相连的关系就会被忽视。因此，重新定义现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特殊性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性关联已经迫在眉睫。要唤醒文学研究的中国意识，就必须将文学放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钱穆先生认为：“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换言之，若我们能了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亦可对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启示。”因此，现代文学创作者应当在其作品中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树立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积极投身于当代文化建设中，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乃至主流文化的走向做出更多贡献。

四、结语

第4篇

1．内涵

在认识现代远程教育文化内涵的时候，需要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从广义角度方面来说，现代的远程教育文化基本包括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其中，核心是精神文化，同时也是最高表现，制度文化是基本保障，行为文化是显性再现，物质文化是有形产品和固化成果。从狭义角度来说，主要是指远程教育，大部分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出于特定的学校环境中，没有过多的在校时间，以班级和专业相互沟通从而形成彼此认同的文化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以及价值取向。也可以指全日制在校生，是非日常中心的成人集体，仪器享用和创造的特殊文化。

2．特征

远程教育是在远程环境中实施的教育活动，自然具有与传统不同的特征。从文化特性来说，具有虚拟性和服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学习媒体性、服务大众化和理念高品位。

(1)学习媒体性

现代远程教育充分结合了教育和多媒体技术，通过充足的教育网络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学习媒体性不仅是远程教育的学习特性，也是其文化特征。

(2)服务大众化

这是远程教育坚持的特色。在现代远程教育中，需要大量的文字教学资源和网络教学资源，来满足不同学习者的在线学习需求，例如:贫困山区和农村等地的学习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服务大众化的基本特征，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公益性。

(3)理念高品位

通过远程方式进行学习的人，没有时间、场地、经济状况、智力、年龄和政治身份的限制，包括残疾人等也可以进行远程学习，这就充分体现了高度的人文精神和民主平等精神。在教学方式和内容上，以学习者为主，体现出了因材施教的思想。同时，还会定期开展高品位的文化生活和学术活动，网络媒体与文化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在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普及和宣传高雅文化的责任。

二、现代远程教育文化的主要建设内容

1．虚拟文化建设

在网络环境下，虚拟校园文化是校园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学校校风学风、管理水平、办学传统和办学理念的综合体现，是精神力量，极大地影响着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创设虚拟校园和社区是远程教育的一个最大特点，为学生和教师创设了虚拟的学习和生活情境，在虚拟情境中，学生能够感受到校园文化的熏陶和感化。建立虚拟社区和虚拟校园，需要对现实社区和校园进行模拟，利用动画、视频和云烟文字等多媒体技术来进行不同专栏的创建，在虚拟现实校园中，每个专栏都发挥着特定的宣传作用。对于建设虚拟文化以及弘扬优秀文化来说，有着积极地意义。

2．教师文化建设

从内涵层次、形式化还是主体性等方面来说，在学校文化中，教师文化都是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教师文化是教师行为方式、治学态度和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也是其师德师风、学术水平和教育思想的充分反映，影响着校风学风交涉和人才的培养质量。在现代远程教育文化中，教师是主要的体现者，其行为影响着远程教育的校园文明和精神风貌。所以，在现代远程教育中，需要建设优质的教师文化，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这对于远程教育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3．教学文化建设

在教育文化中，教学文化是重要内容，也是精神文化的基本载体。所谓教学文化，也就是在教学情境的情境下，教师与学生进行对话、交流与接触的过程，所呈现的文化形态。课程基本文化基本包括:学科知识、文化属性、媒体形式以及教学过程，等等。建设教学文化，是发展远程教育的重中之重。

4．物质文化建设

物质文化建设，是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的物质保障。学校的物质文化，就是学校的人员在进行教育过程中所产生各种类型的物质设施，能够提供给人们一种感觉上的刺激，使学习者受到启迪和情感的熏陶。基本上是由环境绿化、形象标识和展示系统、实验场所、网络系统、技术文化和校园环境文化构成的。

5．精神文化建设

在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精神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内容。远程教育的精神文化，与师生心理状态、时代文化特色、地理环境、历史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具有强烈的渗透性、较强的融合性以及相对稳定性。现代远程教育中的精神文化对行为一项有着规定和支配的作用。它是远程教育创新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主要包括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方法和内容、教育制度以及教育观念等方面的创新。

三、结语

第5篇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

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

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倾向[J].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4]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J].文艺争鸣，1994（5）.

第6篇

当今学术界的某些观点认为，现代艺术设计属于西方文化范畴，源自于西方，其理念与中国无太大关系。笔者认为现代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特别是中国“和”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对现代艺术设计的思维与方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首先，中国传统“和”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关系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历史基础与前提；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超越与延续。其次，中国传统“和”文化与现代艺术设计的关系，也体现了中国与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它们既有相同点也有相异性，它们相互学习，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一方面，西方现代文化及其现代设计思想有选择性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和”文化精神。例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讲究“天人分立”，讲究人可以战胜、征服自然，结果导致环境破坏的严重性与资源的浪费与污染。这一严重的后果致使西方社会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绿色设计、环保节能的概念。这种观点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有价值的思想，事实上，现代西方文化特别是艺术设计已经吸收了中国传统“和”文化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有人甚至提出了“生态设计”、“绿色设计”的新理念。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化包括艺术设计也应从现代西方文化特别是艺术设计中寻找有价值的思想，“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促进我国现代文化特别是艺术设计理论的发展。

二、“和谐化艺术设计”

“和谐化设计”的概念及核心“和谐化设计”的概念。所谓“和谐化设计”，也叫“和谐化艺术设计”，是指在现代艺术设计过程中，坚持以“和”文化精神为指导，在处理人、作品（产品）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构成作品（产品）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调和其矛盾与对立、使之获得动态平衡，建构一个有机协调的统一整体，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受众的实用和审美的双重需求。四、“和谐化设计”的基本内容，和谐化设计的基本内容就是指现代艺术设计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协调关系。主要包括：设计主体关系的和谐、设计主体与消费主体关系的和谐、主体与客体关系和谐、客体关系的和谐、设计主客体与环境关系的和谐等等。

（一）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和谐

“主体”包括设计主体和消费主体，是设计中人的因素。“客体”是指设计对象，即由材料构成的产品或作品，它属于设计中的物的因素。因此，从本质上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设计中人与物关系。客体是联系设计主体与消费主体的中介与桥梁。主体与客体关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设计师与产品或作品的关系；二是受众与产品或作品的关系。要建立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首先，要实现设计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和谐。设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作品或产品是设计师的创意和设计意图的物化，设计师的设计思想要通过作品或产品来表现；另一方面，设计师是产品或作品的直接创造者，设计师的素质和能力决定产品或作品的艺术品位和特色。当然，设计师的设计思想在产品或作品中的体现程度，受到设计手段的制约。所谓“设计手段”，是指设计师用以作用于设计对象的一切因素，包括物质手段（硬件）和精神手段（软件）。设计手段是联系设计主体与客体的中介，采用何种手段对设计效果的影响极大。在普遍采用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现代艺术设计中，必须建立和谐的人——机关系。电子计算机是模拟人类思维的工具。在人——机关系中，人永远处于主动地位；人制造和利用电子计算机为人类造福，绝不能成为电子计算机的奴隶。在艺术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对电脑及网络技术的熟练程度和操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设计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每一个现代设计师都应当把学习和掌握电脑及网络技术作为一门必修课，这是建立人—机—产品（作品）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必要条件。

（二）客体关系的和谐

客体关系的和谐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客体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和谐；二是客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和谐。首先，产品或作品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和谐的。为此，必须做到以下三点：其一，产品或作品的形式构成关系的和谐。前面讲过，西方传统美学是特别重视形式美的，受其影响，现代艺术设计十分重视产品或作品的形式构成关系的和谐。比如：平面设计一般由文字、图案、色彩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其形式美。其中，文字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在某些平面设计中，甚至可以文字为主题。图案由点、线、面三个要素构成，协调点、线、面的关系，是构造形式美的关键。可见，能否构造和谐的色彩关系，对设计效果的影响极大。

（三）设计主客体与环境关系的和谐

所谓“和谐化设计”十分注重设计主客体与环境关系的和谐。设计主客体与环境的关系是指人、产品（作品）与环境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设计离不开环境。“如果我们脱离环境而存在，那么就不可能有什么设计活动，也不可能产生正确的观念和思想。正确的设计也就不可能创造。”艺术设计的环境包括两个方面：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有学者把研究设计主客体与环境的关系的学科称为“设计生态学”。从设计生态学的视角看，设计生态系统是由主体、客体与环境构成的有机整体。离开了环境，设计生态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行。主客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环境对主、客体产生重要影响。就自然环境对设计的影响而言，自然环境成了一些设计师的灵感之源，比如，当代西方有的设计师受生态环境被破坏而产生灵感，提出了“生态设计”、“绿色设计”等新理念。

三、结语

第7篇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第8篇

关键词: 华夏传统文化教育现代化现代教育动态平衡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随着新世纪的逐步深入,现代教育步伐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现代教育意味着继承与变革,继承就是传承优秀的华夏传统文化,变革就是改变传统教育中的不合理因素,使教育和各方面符合时代的特征和培养新时代的和谐发展的人。

一、文化与华夏传统文化

文化是与自然和先天相对应的一种概念,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语言符号体系、知识技术体系、行为习惯体系、价值规范体系、信仰宗教体系是文化的重要内容。

1.华夏文化

华夏是中国和华夏族的古称。“华”意为荣,“夏”意为中国。

华夏民族起始于距今约四五千年。在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炎帝和黄帝,在涿鹿一战中大败蚩尤。从此,炎帝、黄帝部落结成联盟,经过长期发展,形成日后的华夏族。在此后的几千年的发展和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民族为大多数和各少数民族共生共荣的中华民族。

华夏文化对应的英文有china cultural,huaxia-china culture,chinese culture。一般人们认为,华夏文化是指一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居住民族的总的文化系统,子文化则是在华夏文化这个总系统下一定的地域和一定民族产生的小文化;也有人认为,古代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就是华夏文化。

在常见的使用过程中许多报刊杂志甚至学术论文把它与华夏文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儒学混为一谈,我认为这都是对华夏文化的一种狭隘化现象。

华夏文化的主干是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但华夏文化博大精深,包含很多内容,不仅仅有儒学,还有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及佛教,在地域上还包括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文化和新疆文化等甚至大陆以外的亚洲的四小龙和日本等文化因素的多元文化体系,而“中国”是一个政治实体,我们不能直接用到文化上来。

华夏文化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也不是一个具体学术派别,所以我认为华夏文化是一个与华夏文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儒学相区别的概念,她应该定义为:古代的中华民族及现代的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她以中国范围内的文化为主体,也包括世界范围内一切华人甚至其他民族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所以相对应的最合适的名称是中华文化。

2.华夏传统文化

华夏传统文化就是超越时代的华夏文化,从古延至今,仍然活跃于现实中的动态的华夏优秀文化。上文提到华夏传统文化主干是儒、道、墨、释,以地域上表现为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文化和新疆文化等子文化。

华夏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传承了几千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以下特性:

(1)旺盛的软文化生命力结构,软文化是内层的通过社会各种媒体的传播,可以对现代化社会甚至未来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

(2)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无限的超地域性。早期的华夏文化具有鲜明的河洛文明特色,各个地域文化在发展和进化的过程中,同中国范围内其他文化互相接触、吸收和同化,由此形成一些超地域的共性,即华夏文化的天下观等。

(3)具有超时代的先进性。有人说华夏文化总体上说是一种农业时代的文化,但在现代化过程中,华夏文化圈的迅速崛起正说明了其具有超时代的先进性。

(4)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华夏传统文化具有善于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并使之有机地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特性。

(5)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具有世俗性、伦理性等。

二、有别于教育现代化的现代教育

现代教育与教育现代化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

首先,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教育主要是与传统教育相对应而提出来的。对于从夸美纽斯以来到赫尔巴特形成的较为系统的教育思想体系,称作“传统教育”。同时由于杜威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批判,他对教育作了“进步”与“保守”、“传统教育”与“进步教育”的划分,因此,以杜威为主的教育思想就称为“现代教育”。

其次,有的学者认为教育现代化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现代教育,对于现代教育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用相对立的方法大量描述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区别,如在教育目的上,两者表现为知识技能与能力和素质的对立;在教育过程上,传统教育强调教师传授知识技能和规范学生行为,现代教育强调学生自己发现知识和自觉行为;在教育结果上,传统教育强调对确定性知识的掌握,现代教育强调创造性的发展;在教育评价上,传统教育强调统一性和标准化,现代教育强调个性和兴趣的发展;在师生关系上,传统教育强调教师对教育过程和学生的控制,现代教育强调学生的自主性,等等。

最后,有的学者认为无论是所谓“传统教育”,还是其以后的教育思想都有现代化教育的成分和思想,即现代教育是传统教育的延伸和发展,是对传统教育的继承和创新。

但是教育现代化和现代教育二者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前者更多地具有时代和社会的意味,而后者更多地具有教育革新的意味;其次,前者的过程比较漫长,而后者可以在短时期内有一个突破性和超前性的发展;最后,前者更多地强调宏观的物质和管理及指导方面,而后者则更多地强调在现有的教育物质基础上如何发展和用先进的理念和模式在微观的教育过程中理想地实施教育应有的功能。

我认为目前的现代教育应该定义为:在知识经济、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以构建终身教育、学习化社会、以人为本社会为目标的立体教育体系,在教育过程和教育理念上吸取传统教育精华和现代教育思想家的优秀成果,并灵活运用的和现代教育技术结合具体教育实情而进行的以培养具有民主精神和全面和谐发展的创造性人才的最优化教育。

三、华夏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的动态平衡

教育与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的关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教育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有双重的文化属性,即传递和深化文化与构成文化本体。“教育几乎与文化体内所有部分都发生直接联系,任何一种文化物质和文化模式如果不借助于教育的传递和深化,都将影响它存在的质量或缩短它存在的历史长度”。

华夏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才使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很长时间里处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因而对其的传递和深化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现代教育虽然是相对于一个传统教育的概念,但又不是截然对立的,有一部分是要继承的,而且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使教育系统的内外部条件都发生了不平衡,因此,现代教育就意味着变革,意味着进步,只是这种变革和进步是围绕着“现代化”而来的。

简单地说,现代教育和华夏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在推动自身的完美化、理想化的同时把华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传承发扬光大。

如我们弘扬华夏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发扬谦让为怀、贵和尚中的精神,创造一个多元文化和平发展并和谐相处的世界;发扬以背离祖国为耻,维护祖国荣誉和利益的矢志爱国的精神;发扬“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精神,不为现代文明的物质和技术形形的外在诱惑而异化;发扬业精于勤、勤俭简朴的精神,形成不比享受而比贡献的良好社会风气。

现代教育的时代背景决定华夏传统文化、教育传统和以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世界优秀文化成果都是它的活水源头,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新教育的宝贵资源。华夏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它的精华和糟粕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就像“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因此,要使身不在此山中者用来对它们进行吸收和再创造,这是根本的保证。

参考文献:

[1]童富勇.现代教育新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

第9篇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观念游戏”，“现代性文化”观念内蕴着“理性”向“合理性”转化的症候。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代性文化”开启了大众或公众基于“合理性问难”的文化批判向度。立足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视阂，“于丹现象”毋宁说是对“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别样呈现。它的“粉墨登场”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到这个特殊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文化中国站在在民族文化更新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民众特别是80后90后一代的“普遍理性启蒙”。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学派或现代群体的置换;另一方面，现代传媒与高科技是当代文化再创造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应用开发资源。加速人自身的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而加快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自觉呈现却是关键的关键。

一、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呈现——“于丹现象”

文化“是一个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性的复合体”川。对于这一“复合体”作出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从而达成人的文化自觉，便构成文化哲学的研究视0或使命。而作为一种自觉的哲学形态，文化哲学的基本规定范式、总体批判态度和理性重建勇气都是人类文化实践和文化“创制”所关切所追求的价值鹊的。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对文化的适应性和文化的规范性二重功能的圆融性理解和理性适度把握。一般认为，文化的适应性即对文化现象的认同;文化的规范性则指范导性的原则说明和批判性的理性考察。二重功能互相制约、彼此牵制，共同模塑着人类文化精神的走向和社会文化现象的演进擅变。简而言之，文化是在人类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发育积淀升华并反映人的本质性维度的“真实”存在。其一经形成，便通过“内化”作用承诺出不同的人生价值，衍生出不同的人生意义。并且，文化本身在此“内化”过程中得以建构，得以传播，得以发用。

“现代性文化”观念肇始于16世纪的西方，它以人性解放和知识统一性两大“神话”为哲学依据。一般来讲，其思维模式为二元对立或主客二分，价值逻辑上以“工具理性”为价值取向，方法论上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认识论上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社会历史观上高扬“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游戏”，“现代性文化”观念内蕴着“理性’，向“合理性”转化的症候。这一点已由马克斯/韦伯的“祛魅后的诸神不和”所隐喻。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代性文化”开启了大众或公众基于“合理性问难”的文化批判向度。不可否认，“现代性文化”在现代社会共同体一系列领域的精心“设计”进程中业已彰显其功效，正如哈贝马斯所预言的“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设计”。但同时，对“现代性文化”的疑惧也绵延起形而上的文化认同危机和针对“价值一意义”真空地带的后现代文化“超越”之旅，尽管步履维艰，“样态”百出。而正是在这疑惧与建构中，“现代性文化”获得了自我批判与自我调适的能力和空间，从而在与社会大众的深刻照面后愈来愈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现代“文化霸主”地位，呈现自己现代“文化批判”的“普遍理性”向度。这里所谓的“普遍理性”向度，不仅指技术性向度，更多地指向其公共性向度，规则性向度和超越性向度。

“于丹现象”的出现即为一范例。抛开这一夜串红、倍受青睐的浮光抨影，静心审视和反思这一文化现象的合理性、合法性，我们会不约而同地问到:这一现象背后究竟向我们昭示了什么?其合理性何在?有何意义?为何走红?如何解读?问题使人反思，反思使人发问。而发问本身就是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本体论澄明。

立足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视阂，“于丹现象”毋宁说是对“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别样呈现。

二、现代性文化的呈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代性文化”自近代传播发育到中国以迄，“科玄之争”的阴霆就象幽灵般萦绕在我们心头，激烈较量，复扎博弈，成了挥之不去的争论话题。抛开“现代性”内在的冲突和风险性后果，以现代公民社会的“文化整体性人格”作价值承诺，客观公允地讲，“现代性文化”的“教化”和实践无疑大大提升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而伴随综合实力的增强，继之而起的是社会价值信仰的迷茫和本土文化寻根的“热情”。就个人层面讲，“现代性文化”撕裂了农耕文明时代地域性传统纽带和“程式化”社会关系，形而上的“文化一价值”认同危机由此而发，并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和在“复兴”中获得“文化一价值”上的心灵阪依，以此来寻求精神上的生态平衡。

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21世纪初，整个社会经济高速运转，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日渐看涨。在此大背景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应获得与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一致的大振兴。这是时展的要求。而就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平衡社会发展、大众心理失衡和价值归宿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它提供了生活的准则、行为的规范、生命的态度、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在社会分化多层次多元化、社会公正原则要求重新定位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平衡的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于丹现象”正是在此社会大背景下向我们走来。可以说，它的“粉墨登场”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到这个特殊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现代中国文化实践从“应然”走向“实然”的特殊“样态”，是中国文化站在在民族文化更新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民众特别是80后90后一代的“普遍理性启蒙”。这也是文化规范性的内在要求和使命。

从大众文化与大众自身的精神需求处着眼，“于丹现象”的出场，以新瓶装旧酒的“工夫”极大满足了大众的文化需求和精神慰籍。不同的是它选择了一种“与时俱进”的道路，尝试用古琴弹奏雅乐的时尚消费文化之路。这种大众文化传播与消费，以集体无意识的当代文化需求和时展为契机，创造了中国“现代性文化”实践的新范式，呈现了“现代性文化”批判的新理念。虽然不免有“学术生态破坏”的质疑声。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解读?谁来解读?曾经定于一尊的学术权威何以与大众沟通?这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问题，即文化创新问题。

三、现代性文化呈现的条件

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学派或现代群体的生成置换，即融人“现代性”的阐释视阂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对话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创生;另一方面，现代传媒与高科技是现代中国文化再创造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应用开发资源，而现代中国处在经济高速运转、文化商业化的伦理变迁之路上。

“于丹现象”向我们昭示的正是对以上两方面的文化创新自觉做出的努力和尝试。“现代性文化”工程的当代实践呼唤着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1)他们具有自身的学识修养与个性解读方式，通过自己的“创造式阅读”，“走进文本”又“走出文本”(俞吾金语)，坚信“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自觉的历史意识，把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普世化”在大众面前，形成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主导性价值观，阐释并守护“现代性社会”的当代意义，从而开启现代文化社会“公共领域”的创生之路和当代“意义世界”的自为拥有空间。(2)但是，这些新质型“公共知识分子”所开创的这项“工程”必须负载着现代高科技与现代传媒，以迎合以“市场经济的契约性社会整合为方向的”现代“经济一文化”社会。在现代信息社会和商业化产业化包装打造的社会转型期阶段，跨时空地解读、普及跨历史的文本经典，不是收敛趋同，而是发散繁衍;不是简单的还原和对接，而是文化搞客与时俱进的文化再创造，包括作为“第四种权力”的现代传媒的介人。这也是文化的适应性。

从道理上讲，一种文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的显现映射着一个民族特定的生存方式，而一个民族不同阶段的生存方式选择也规范着特定的文化模式及文化现象的话语权。中国现代性文化在经历了更多的基于“制度选择”而大众世俗生活由于“双向挂空”而精神家园依然无所依凭的21世纪初阶段，“庙堂文化”走向“大众文化”，“神圣化”走向“通俗化”，“本本主义”走向“信息化时代”，“学术训话”走向“平民化”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的再创造和传播普及方式不失为一种有效而实际的大胆探索和创新之举。从更现实处着眼，中国目前以“民生”为本位的“和谐社会”实践(或构建)必须以“文化整体性人格”做价值承诺，在现代性文化的“酱缸”里汲取营养。而“民生”本位关涉的层面是全方位的，“文化民生”或者“民生文化”理应包括在中国现代性文化实践创新框架内。当然，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创新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讲，让“于丹现象”就保留着它的开放性吧。而且，文化践履活动本身不以真假为判断尺度，而是根据大众可接受的程度来估价。

四、加快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自觉呈现

厘定文化现象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所形成的文化精神批判范式，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在文化中国的中国文化人骨子里的最强音。然而，一当面对文化学人的种种努力，“不为者”对“有为者”不是振聋发馈的质问，便是以“作秀”的美名嘲笑，真可谓“批判有余，建设不足”。如此这般，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就成了遥遥无期的等待，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就会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消饵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思想肌体中。也正因此，我们需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让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新焕发生机，以此为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文化养料和理论支撑。

第10篇

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能使广大人民群众身心感到愉悦，陶冶情操，从而使人民的文化生活更加充实，更有品位，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的物质生活得到不断改善，人们就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提高，文化活动已经成为人们中无法缺少的内容了。人们参与文化活动，能从中学到很多的知识，得到精神层次的提高，有利于人民身心健康的发展。由此可见，群众文化生活对人民群众自我的发展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群众文化是我国先进文化的中的重要部分，是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在建设现代社会公共文化事业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群众文化和现代公共文化建设的发展困境

现代公共文化建设在发展过程中，目前还存在一定困境，首先在群众文化建设中，其文化系统机构相对比较少，不能够满足当前群众文化和现代公共文化建设所需。另外在群众文化建设中，无论是建设政策和经费投入目前均存在一定的不足。群众文化事业经费具有技术小、增长慢以及投入总量少的特点，虽然说目前其经费投入呈逐渐上升趋势，但是在国家财政总支出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中，所占有的比重依然比较小，对其建设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最后现代文化建设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相对偏低，文化骨干不稳定，同时在加上人员流失比较严重，因此导致群众文化站多出现人员不足、无转业干部等问题，严重阻碍了现代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群众文化在现代公共文化建设中的发展

无论是图书馆，文化馆还是纪念馆，这些公共文化都是为了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服务的，公共文化要真正转变思路，面对大众要突出“服务”，事业单位性质不变，工作思路必须改变。我们要从过去的人民群众上门转变到文化工作到农村、社区，到最基层服务，坚持将服务面向群众，走入基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中广泛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出发点，大力发展城乡文化和校园文化以及军营文化等等，为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来服务广大社会。例如妇女家务劳动繁重，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去发展自己的爱好，则可以适当的依照当地的实际情况组织妇女进行一些文化活动，以丰富她们的生活；少年儿童在进行学习的同时，也应该积极鼓励其去参加各种体育活动、阅读不同书籍，以增强自身兴趣爱好等等。我国拥有多个民族，文化底蕴十分丰富。由于民族种类繁多，使我们的群众文化也各种各样丰富多彩，各种文化的发展也是参差不齐。为了加快群众文化与公共文化共通过发展的步伐，就要进行全面的改革规划，建设富有特色的群众文化和公共文化体系。要想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进入基层，建设富有发展特色的模范村。比如相关的文化政府部门可以定期的组织当地文化宣传活动，加大文化宣传力度，引起人们对群众文化和公共文化的重视程度，鼓励建设新文化模范村的快速发展，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带动群众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全面建设发展。其次要充分利用好群众广场文化活动，让其带动更多的文化发展，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形成一个繁荣发展的和谐局面。想要更好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资源共享就是一条合理而且经济的途径，比如说由资源共享理念推动的公共图书馆联盟。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体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信息文化日益增长，仅仅一个图书馆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使图书馆联盟，实现资源的共享已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建立公共图书馆联盟是为了实现资源共享，实现互惠互利，把若干个图书馆的相关信息资源系统联合起来，以便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另外还可以在各区县大力推广“社区影视厅”项目，将公益电影引入到社区文化中心、村居委活动室，丰富中老年人文化生活，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创建示范区（项目）正发挥着“积累经验、探索示范”的领头羊作用。构建公共文化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以及文明程度的保障。公共文化体系的建立是为了确保人民群众都能够平等的享受到文化的基本权利，不仅仅是城市公民，还要包括基层甚至偏远地区的农村群众。

四、结语

第11篇

现代德育思想具体体现在有关著述中。由于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在德育思想建设方面冲破了原来的“封闭”状态，出版了一批西方国家德育理论的译著和国内学者有关现代德育思想的编著，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翻译出版了当代西方德育论著作，除80年代初傅统先、陆有铨翻译出版了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1984)外，有陈欣银、李伯黍翻译出版了班杜拉的《社会学习论》(1989)，博维利翻译出版了美国哈什的《道德教育模式》(1989)等；此外还有瞿葆奎先生主编的《教育学文集》(1989)的第二、第七卷均收入了一定数量的德育译著。我们不敢说翻译出版的这些著作一定都是符合我们所需要的现代德育思想，但我们首先要了解国外的德育思想成就和理论成果，然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分析。第二，许多学者出版了介绍西方德育思想理论的著作，如冯增俊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1993)，魏贤超的《现代德育原理》(1993)、《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1994)、《道德心理学与道德教育学》(1995)，戚万学的《冲击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袁桂林的《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詹万生主编的《中国德育全书》(1996)中也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第三，国内学者还编著了一定数量的有关现代德育论的著作和教材，如朱小蔓著《情感教育论纲》(1993)，张志勇著《情感教育论》(1993)，戚万学著《活动道德教育论》(1994)，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1994)，班华主编的《心育论》(1994)，詹万生著《德育新论》(1996)，班华主编的《现代德育论》(1996)，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1997)等。这些编著是近五年来的成果。

二、现代德育思想的精髓

我对德育思想现代化或现代德育思想的理解，在《现代德育论》“绪论”和拙文《世界之交论德育现代化建设》中已有阐述。我的基本思想，是考虑到现时代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强调了“以促进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现代化为中心”。但未拓宽到生态空间考虑，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现代德育不能仅从时间意义上理解，主要应从现时代性质方面理解。“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这是对现代德育最简捷的表述，也是关于现代德育的核心思想。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即把人作为道德主体培养，促进人的德性发展。这是现代德育的本质规定，是区别于传统德育的根本标志，以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德育是主体性、发展性德育，即主体—发展性德育。柯尔伯格继承了杜威发展性道德教育思想，提出“认知—发展性德育”。相对于无视儿童自己思维方式的传统德育而言，柯氏强调“认知—发展性”把儿童看作“道德哲学家”是德育观上的飞跃。但忽视了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问题，“认知—发展性”的表述是有局限性的。“主体—发展性”德育培养现代道德主体，发展的内容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主体—发展性”可以看作是现代德育的精髓，其理由是：1、体现了现代德育目标要求，即培养21世纪道德主体，促使其德性的现代化发展；2、体现了现代德育的个体发展功能，亦即现代德育的本体功能；3、体现了现代德育的内在价值，即现代德育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发展自己德性，使道德人格得到提升。可以说，“主体—发展性”集中地表现了现代德育与传统德育的区别。

三、关于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的探讨

党的后，人们对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德育是“阶级斗争工具”转向德育是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的教育，把人的德性发展作为德育的根本。王逢贤教授对德育本质属性、德育实体性及德育地位等作了系统论述。德育本质是德育理论的最高问题，多年来的一种观点即对德育本质的认识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即德育与社会的关系，德育与人的关系。然而随着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对德育应在社会、人、自然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认识。现代德育性质是德育本质在现时代的具体展现。在认识德育与社会与人的发展关系方面，我以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把德育、社会、人作为三位一体的对象进行综合考察，即始终联系社会与人的发展认识德育，而不是脱离社会与人孤立地就德育论德育。二是动态地即在德育、社会、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分析三者关系，阐明德育现代化问题。用系统整体的思维对德育发生、发展，德育现代化作综合的动态的考察，其方法是可取的，但我们没有把自然生态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较大的局限。1994年德育专业委员会的年会上，易连云提交了关于德育生态环境的论文，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人、社会、自然广阔的背景上思考德育问题，才是更好地体现现代德育思想的。

现代德育功能的探讨，弥补了把德育只看作因变量的局限。关于德育功能，鲁洁教授发表了系列论文，对其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拓宽了人们对德育功能的视野。虽然有的学者有不同看法，但是可以促进人们作更深入的探讨，求得更符合科学的认识。

我们把现代德育社会功能概括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是与传统德育社会功能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也指出现代德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具有先进性、超前性特点。

结合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人们对现代德育功能的认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拓宽了思路，扩大了认识空间。“今天有识之士都认为世界是一个命运相联系的共同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处困扰人类的重大问题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例如德育的政治功能，当前各国各民族之间既有竞争，也表现出各国、各民族的相互合作与相互尊重。应立足于全球来认识现代德育功能问题，为了全球的、全人类的利益，必须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为人类共同的长远的利益，也为本国、本民族的自身利益，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所以，现代德育政治功能主要在于促进社会公正、和谐，维护国际和平、合作、团结。

基于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现代德育经济功能的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现代化实践，使德育的经济功能显得更为突出。而可持续性发展思想也为其提供理论依据。1、德育的经济功能在内容上不是片面地强调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要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的增长，也就是在科学理性的支配下的增长；2、为了可持续性发展，德育的经济功能促使人们认识和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公平与效益关系；3、德育的经济功能还表现在以新的资源观、发展观，代替原有的资源观、发展观；4、培养经济道德，坚持勤俭建国方针；5、为迎接知识经济到来，教育包括德育尤其应注重创新性素质的培育，知识经济需要现代科技支撑，也需要现代德育支撑。

可持续性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人们由对经济功能的认识扩展到对德育生态功能的认识。当然德育生态功能的实践依据是生态环境的现实，主要理论依据是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奠基人莱奥波尔德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按三步发展的：人——人关系的道德，人——社会关系的道德，人——自然关系的道德。生态伦理学扩大了伦理的对象范围，扩大了德育的范围，从而也扩大了德育功能的范围。40年代莱奥波尔出版了《大地伦理学》一书以来，生态伦理思想得到迅速发展，90年代初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与编制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提出了“新的可持续生存的道德”，认为“可持续生存道德”是“可持续的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持续社会发展的道德要求。德育的生态功能就在于要为可持续发展服务。正是由于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学者们也纷纷提出关心环境的教育或生态德育的命题。1996年全国德育年会上刘惊铎、王磊提交了《生态德育：世纪之交德育改革的价值取向》论文。

四、关于德育过程思想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对德育过程的思考和研究很多。党的十周年时，已作了系统的回顾。由于学者们对过程研究的重视，使有关理论更加系统化、更加深化。关于德育过程的本质，德育过程与品德形成过程、德育过程的影响与环境影响，德育过程与各育过程，德育过程的结构，德育过程各阶段及运行等等，都作了较前更为深入的探讨。关于德育过程的规律与特点，更有很多人作过探讨。但作为德育过程区别于其他各育过程固有的特点，似研究的不够。笔者提出过两方面的区别，一是教育目标上的区别；二是德育与其他各育所依据的规律方面的区别（详见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第八章）。

德育过程在历史上就是存在着的，我们要探讨的是现代德育过程；然而作为客观的德育过程，现代的与历史上的应当是有一致性的，其客观规律应当有其共同性。探讨所谓现代德育过程，实际上是探讨德育过程在现时代的表现形态或现代性特质。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现代德育过程思想，在德育的现代性特征中有两点是能鲜明体现现代思想的，一是现代德育过程结构要素在德育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有变化。教育者、受教育者是德育过程中两个基本要素。在传统的德育思想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是对立的，教育者居高临下，以专制的、强迫的办法，对受教育者“灌输”现成的道德；受教育总是处于被动的、服从的地位和消极的状态。现代德育过程的思想，强调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民主、平等、和谐、合作的教育关系，在教育者的指导、引导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参与德育过程，相互教育与自我教育，双向影响，相互砥砺，共同进步。因此，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教学相长，品德共进的过程。二是现代德育的开放性，现代德育过程是与外部环境相互开放、双向互动的过程。这里的所谓外部环境包括社区环境、社会环境以致国际环境；当然，以德育生态环境的思想为指导，还应当包括自然环境。

五、德育目标与德育内容的现代化

现代德育是促进受教育者德性现代化，这就把德育目标定位在培养具有现代思想道德素质的主体。这是社会现代化对人的要求，也是人自身发展的要求，是适应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的要求。社会本位、个人本位的发展观已转向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统一。依据三维思想品德结构的设想，1987年前已把道德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作为德育目标组成部分。在社会转型期尤需对学生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的培养予以充分的重视。德育目标是德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的精神追求，是德育活动的内在动因，是直接制约德育内容、课程、方法形式以致整个德育的首要因素。德育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德育目标上，对德育目标的理解将影响着对德育内容、课程、方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因此，对德育的探讨极为重要。当前“可持续性发展”、“全球本位理论”是认识确立现代德育目标、德育内容的重要理论依据。人、社会、自然的统一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宏观文化结构的基础，德育目标要体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伦理要求。对未来道德主体的素质要求，在道德与心理素质方面，不仅要具有我们通常要求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而且要有科学道德、生态道德、经济道德、信息道德等方面的素质。心理素质应更具现代性，在心理和道德上更重责任感、义务感、自信心、效率感、创新性、合作与竞争等。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思想道德不断发展。70年代国外便有学者提出了一系列上升的价值观和衰落的价值观。按E·拉兹洛所述，人们已对19种主流价值观念和信念提出质疑，而有10条新兴起的社会观念；同时人们还面临着政治上绿色趋势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向未来的道德主体提出了终身德育的要求。

德育内容是为实现德育目标服务的，是体现德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S·拉赛克和G·维迪努对现代教育内容的源泉作了系统阐述，其中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变化，社会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与科技进步，世界性问题，教育系统内部动因等。这对我们研究、制定德育内容同样具有参照的价值。袁正光教授关于经济、社会、科技变化所作的概括，更能看出制约现代德育内容的因素：经济，正在发生新的革命，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新的转型，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科技，正在出现新的突破，走向数字化信息时代。

基于现代德育目标要求的提高以及其制约因素，现代德育内容正在拓宽，形成一系列崭新的极富时代特色的德育内容。

1、科学价值观和科学道德教育；

2、生态伦理教育或环境道德教育；

3、经济教育，含经济伦理教育，其中主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教育；

4、信息道德教育；

5、现代人的（道德）心理素质教育。

此外，还应进行国际理解教育、人口问题中的道德教育等。

六、德育方法的改革

德育方法和德育手段的现代化进展迅速。

（一）基于对德性发展的要求，高度重视受教育者自主性。在教育与自我教育中，着重自我教育。当然，自我教育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它首先是一种德育思想和德育要求，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也是德育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学和小学关于主体性德育的课题研究，改变了忽视自我教育，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参与，体现了主体性德育精神。主体性德育当然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国内学者研究自我意识、自我教育的很多，例如韩进之等“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与教育”的研究(1983—1987);刘守旗“自我教育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1990);刘秋梅“培养小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实验研究”(1991)等。近年来提出的“自我教育力”或“自我教育力量”的概念，包括自我教育的意愿、要求，自我教育的方法、能力，自我教育的习惯等。

但不是任何一类“自我教育”都是完全符合“主体性”要求的。只有在主体—发展性思想指导下的自我教育，即把德育当作主体人格的提升，当作主体德性发展的过程，才是符合现代德育要求的。因此，自我教育有两类情况：一是姑且称其为“约束性自我教育”，即把自我教育主要看作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反省之类的自我贬损、自我压抑的过程；总是把自己当作教育、改造的对象。这是很难形成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主体人格的，很难发展其积极的个性道德品质。另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发展性自我教育”。这种自我教育着眼培养主体精神，发展积极的个性品质，不是片面地、单纯地检讨自我，约束自我，而是追求道德理想人格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因而能够悦纳自己，充满自尊、自信、积极进取的精神。

（二）对“灌输”问题人们已有共识。当然“灌输”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不仅是“方法”问题，包括德育（目标）意图、方法、内容、效果等方面。德育实践已经向人们展示：人的德性的生成、发展、成熟，不是靠“灌输”，它不是外界“授予”的，而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主体自身建构的。因此重在主体自己的积极活动，包括外部的物质性实践活动和内部的观念性活动，着重依赖于主体的践行、体验、体悟。魏贤超的关于主体参与大德育思想，建立青少年义务社会服务制度的思想，戚万学的活动道德教育论等，都是从根本上改革德育方法的指导性理论。

（三）关于品德测评方面，国内学者作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胡卫和肖鸣政进行了多年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四）关注现代德育手段的效应。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用之于德育，有其优越性，但它毕竟是“手段”。不论何种道德价值观都可借助于这些工具进行传播。所传播的内容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因此它可能产生积极的效应，也可能产生消极的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负效应。1996年的全国德育年会上郭娅玲提交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德育功能问题的论文；麦志强提交了现代文化传播技术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论文。

七、关于德育课程论的重要进展

在以往的教育学论著、教材中，包括在德育原理的著述中，几乎未见“德育课程”这一术语，较多见到的是“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德育组织形式”这类提法。近几年来使用“德育课程”这个术语的频率日益提高。“德育课程”问题的研究也被列入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的研究课题之中。近20年中，我未见专门论述“德育课程”的专著。我第一次见到系统阐发德育课程理论的著作是1994年出版的魏贤超的《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几章。1995年魏贤超又在《教育研究》第10期发表了《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初探》一文，再次阐明了他对大德育课程体系的见解，以全息论、系统论、现代课程论为指导，他提出了建立由两类正规的显性的课程与四类非正规的、隐性的课程组成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的构想。这一德育课程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德育课程理论建设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我们的德育学科体系更加完备。此后，在笔者主编的《现代德育论》中，设专章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强调德育课程的本质特征是育德性，提出区分“德育课程”和“关于德育课程”的问题。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一书中，更以较大篇幅系统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思想，其中介绍了许多国外德育课程思想理论，更开阔了我们对德育课程的视野。

德育思想现代化的范围很广，涉及问题很多，以上是就个人学习中提出的几点看法，因篇幅有限，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没有阐述。本文所涉及的仅是有限的几个方面。

注：

[1]见《现代教育论丛》1997年第1期，或朱永新主编《中国教育家展望21世纪》，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柯尔伯格著，魏贤超译：《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德育》，人教社1989年版。

[3]鲁洁、王逢贤主编：《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4]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

第12篇

一、要立足整体设计语文教学目标学校教育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又从属于社会大系统，这就决定了学校的各科教学必须受社会大系统的制约，即在学科教育目标上必须服务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基于这种理性认识，我们必须从教“语”教“文”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从语文学科的教育功能特点出发，以教育方针为依据，以21世纪的人才需求为目标，制定语文的教学目标。这些目标必须以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方面（包括理想、道德、学习习惯、心理品质等），学生知识素质培养方面（包括语文教材中的语文知识与教材外的语文知识等）和学生的能力素质培养方面（包括语文能力、自学能力和自我教育能力等）加以考虑，立足于整体设计，培养具有现代素质的人才。

二、要立足整体优化，对教学各因素进行全方位改革语文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构成人的文化环境的重要因素。以人的发展来说，语文教育无疑是居于首位的，不但出于参加社会交际的需要，而且还因为语文素质的提高是人的整个文化素质提高的基础。开放性语文教学，将课本上的基本知识、时展的信息与实践应用三者相结合，构成完美的教学内容体系，加上它强调整体性、各学科之间的融合性，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特殊的育人优势。因此，要进行全方位的语文教学改革，必须立足整体优化教学各因素：

①切实把学生置于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使之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②教师要努力提高文化素质和理论素质，因为教师素质的提高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

③教材是对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载体。优化教材因素，必须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对教材作适当调整，如增加一些古诗、科学小品文和举办文学讲座等。同时，要开展大量的教师指导下的课外阅读。

④由于开放性教学的灵活可动性，决定了教师的教学方法必须注重创造性和艺术性，做到因地、因人而异，发扬教学民主，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我教育能力。

⑤要倡导家庭文化活动，鼓励家庭文化建设，用良好的家庭文化环境、家风和家庭教育熏陶孩子，这对提高学生语文素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13篇

论文关键词：杨义；现代文学；文化意识；文学与文化的贯通

给文化下个很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抽象的存在，一切只能相对而言。广义说来，它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则特指精神财富。定义本身的弹性特征使人们可根据具体情形交替使用它。美国学者克莱德·克鲁克洪在《文化研究》中说：“要指出哪一件活动不是文化的产物是很困难的。”这是就广义的文化而言的，这样说来，生活中处处存在着文化。但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中，经常运用的是它的狭义概念，它更偏重于精神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正如同它在生活中一样，是无所不渗透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样是作为精神财富的文学，便当然也少不了文化的“光顾”，并且从整体上来看，文学不仅融入了文化因子，而且本身就属于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具体分支。“文学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它不得不顾及到文化，因此，文学批评本身也就必然包含着文化批评。但实际上，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文化往往和文学艺术等一样是平行并列着的，都作为专门的学科而存在，有文学研究，也有文化研究，各有侧重和分工。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本文所拟定的“文学一文化的贯通批评”才能产生相应的意义。

作为一名当代学者，杨义首先是博学的。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现代文学，并从鲁迅研究起步。可他并没有拘泥于此，而是打通了各个时期文学界线，从中国古典文学一直到现当代文学，并且还从文学史到叙事学方向，他都有极好的造诣。1998年到]999年之间九卷本《杨义文存》的出版就是他广博治学的最佳印证。在第九卷《中国现代学术方法通论》中，杨义根据自己独具个性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实践经验，探讨了学术研究中的开放性、拓展性和贯通性。他打通了现代、近代和古代的界线，进人了寻找中国大文学的整体思考之中。其次，他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亮点是他敏锐的文化意识和宏观的文化心态，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化型学者，在具体文学研究中，他往往从文化角度着眼考察，追溯挖掘文学的文化原因、文化内涵、文化取向、文化类型、文化品质等文化渊源。在他的专著《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他从不同的文化视点出发去诠释中国小说，从而获得了另一个较开阔的研究空间。

在这部书的第一章《小说史研究与文化意识》中，杨义从总体上阐明了他本人在对20世纪小说进行研究时的着眼点，也就是“着重从文化角度审视它的运动过程”。他认为，“文化意识乃是对小说进行深层多维研究的通观意识”，所谓“通观”，即打破狭隘的单一的研究视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多以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研究视角为主，来自文化层面的认识较单薄，还未形成文化的惯性思维，因此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关于这方面的涉及都不够。相比之下，杨义无疑是倡导文学一文化批评较有力的一位。他在上述专著中，就明确了研究的总主题和大方向，即论述20世纪小说发展的文化轨迹和它的文化脉络。

杨义由鲁迅研究开始了他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方向，他最初选择鲁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从一个人去看一个时代一部历史。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他曾处于时代的十字路口，因此他也曾经历了时代转型期必然要遭遇的来自不同观念层面的冲突碰撞，当然包括文化层面的，从他的笔端，人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化学养和复杂的文化心态。意识到了鲁迅这代人的历史处境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杨义曾撰文写道：“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多是叛逆型破落户子弟和泅游于中外文化反差之间的留学生，既窥破社会崩溃中的炎凉，又饱尝民族衰老中的忧患，可以说，他们所写的改造国民灵魂的小说，是以现代文化意识返观传统文化沉积的审美结晶。所以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便具有了深厚的文化意识。正是对鲁迅的研究，奠定了杨义后来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鉴于此，本文也将它作为对他的文学一文化批评方式进行考察的一个切人点。

研究鲁迅不能不关注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因为鲁迅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传统在他是稔熟于心的，由此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他既能游乎其间，又能出乎其中，显得游刃有余；另外，留学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迥异于传统的外来文明，所以这种种文化的交织碰撞造就了鲁迅文学中复杂的文化面貌。杨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实质上是对中外古今一个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要枢纽的研究”。通过对这一枢纽的研究，从而“解剖这个枢纽在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脉络原委与深层意义，解剖它在中外古今文学与文化的交互撞击、错综融汇中的承传和独创、求索和开拓、转型和奠基”。这里，既认识到了鲁迅与中外文化的重要联系，更把鲁迅文学置于一个“枢纽”的关键位置，鲁迅文学是一座丰碑，融铸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精粹，这一文化定位就充分说明了杨义对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自觉运用。具体到他的批评实践，他在论文《鲁迅小说的文化内涵》中，将鲁迅作品中的文化容量作了归纳分类：第一是对国民性的解剖。杨义认为，“解剖国民性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沉积做一次总的清算，从而汰旧立新，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对国民性的思考也是鲁迅始终不渝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对民族文化很沉郁和苍凉的体验把握，因此，也是中国文化在鲁迅眼中较为本质性的内容。第二是对封建性的儒家礼制文化进行批判。这也是其文化态度的一个亮点。杨义在这里使用了“礼制文化”一词，较有分寸地说明了鲁迅不是对儒家文化的泛泛批判，而是着重于其礼制即封建礼教，因为儒家思想中有许多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精华，不能一概否定。第三足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综合思考。这主要体现在对《故事新编》的分析中。杨义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对劳动文化的肯定，由实干的英雄和复仇的奴隶身上体现出的文化思考．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他认为鲁迅的文化态度并不偏激，鲁迅既认识到了传统文化孕育下的民族脊梁，同时也重点批判了具有强烈腐蚀性的一面，后者阻碍了民族的自我更新和调整，使社会发展的步履沉重而缓慢。其中鲁迅对出世离群的道家文化进行了较严厉的批判，《故事新编》中的《出关》《采薇》《起死》等几篇都是如此，关于这种文化批判倾向，杨义从鲁迅所处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去考察阐释，得出了时代合理性的结论，他认为，“对我们这个已经柔弱的民族来说，特别是国难当头，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刻，道家就容易使我们成为人家的砧上之肉，鲁迅对道家的批判，．有明显的历史具体性和现实针对性”。

如果把以上的条分缕析综合起来并上升到一个高度去思考，杨义就认为，“鲁迅的文化思维方式足双构的，而非单构的，在‘民族一世界’的双构互补中，建立使一种古老的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活力的运行机制”。可见鲁迅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文化视点，而使之与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发生联系，希望由此架通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与世界的桥梁，而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位文化巨人的风范，这种风范影响着一批批有眼光有品识的后起之秀。所以，杨义认为，从本质上说，鲁迅不仅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沉积下来的传统文化的最伟大的批判者，而且还是为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并使之走向世界文明的卓越先驱者。作为一位具有个性的文学研究者，杨义以他的文学一文化批评方式向人们诠释了他心目中的鲁迅及其文学，反之也可以说．鲁迅及其文学也以不俗的人格力量和超凡的艺术魅力深深地感悟着后代的批评家们。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杨义把五四作为现代文学转变的关键环节，在“五四”这个关节点上，现代文学同时与中外古今的文化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碰撞，并取得了与旧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新文学地位。在第三章中，杨义又探讨了现代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认为五四对于现代小说观念的变革有着根本的推动作用。

他认为，“实际上足通过借鉴西方文化来对传统文化进行纵向突破。通过先驱者的努力，架通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桥梁，架通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向现代化的桥梁”。“在‘五四’时代，由于借鉴了西方文化，眼光敏锐而心灵开放的中国知识界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开始获得了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参照系，在变革图强的基本思路下重审本土的传统文化。一种与当代世界气息相通的新的文化逻辑思路，正在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拓展新的境界”。文化观念转变了，作为文化观念载体的文学或者说受文化观念支配的文学自然不能以它旧有的内容和形式继续发展了。在“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文学中，小说成了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单从这点上就可见一斑。五四时期的作家是从整个世界文化结构上看当时的文化和小说的，所以那时有很多理论家都以开阔的眼界力图整体上把握小说的属性和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宏观眼光，就意味着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去审视中国文学，在横向比较中认识自身的不足，借鉴他人的优长，这种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我”的观察角度自然就不再囿于封闭的旧模式之内，不再是以旧观旧，而是以新审旧了。西方的文学观是一种进化的文学观，这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崇古”倾向有很大不同，文学进化观肯定了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超越，而不是一味去模仿古人。这种对现时的肯定自然就提高了小说的地位，恢复了小说的尊严，因为在传统文学中，小说的地位是很卑微的，而在西方的文学观的影响下，现代小说终于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也正鉴于此，杨义在研究现代文学中，着重选择了小说这种形式。小说在“五四”前后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历程，地位由卑微至堂皇，这种文学观的变化实质上是文化观变化的反映，是中西古今文化碰撞的结果，而且现代小说所承载的思想内容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时代的个人的种种动向，所以，着重从小说人手，是进行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较好的切人点。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的第三章中，杨义在对“五四”文学观念尤其是“五四”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进行分析后，又具体从“真实观和悲剧意识”、“功利观和批判意识”、“审美观和文学的本位意识”等方面探讨了变革的文化深度。比如在论述悲剧意识时，就表现出了不同于传统文化观念的一面。“他们(新文学作家)用现代的意识观照社会、观照文化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从而发现了其中的不合理性或历史的荒谬性。在观察时，他们在习以为常的文化中看到了悲剧因素”。而这一点正是传统文学所缺乏的，同时也正是传统文学中文化意识匮乏的表现。现代文学在对传统文学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在对外国文学中的悲剧观念进行借鉴的同时，也达到了一种文化的深度。由文学映现文化，由文化反观文学，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学一文化批评思维方式。

再比如，在对女性小说的关注中，杨义也同样是从文化角度着眼。他认为，“‘五四’时期女作家群的出现，实际上是‘五四’反对封建伦理文化的一项从理论上到实践上的重大胜利”，“是现代文化思潮冲击封建女性伦理定型的结果”。换种说法，就是“社会文化性别模式的变化”。因为在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着男女两性在生理心理和文化心理类型上的某些差异，这种文化心理的差异在封建社会就是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南宋女词人朱淑真有诗《自责》为证：“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而到了近现代社会，随着启蒙思潮的兴起，这种封建的文化性别模式有所松动，不仅一些妇女问题在社会上有所反映，而且以女士署名的小说也多起来，女性文学有所显露，直至五四时期，女作家群正式出现。这就是女性文学出现的文化契机。至于“五四”女性文学的共同创作特色，实质上也是文化性别模式变化的流露，比如她们能紧扣时代思潮，充分反映个性，表现一种外向的社会的要求，就是文化观念使然。

此外杨义在对现代文学中的大家名流进行探究时，也是有意识地从文化角度切人的。在上述专著中，他分别展开篇章撰写了专题“郁达夫小说的文化心理素质”、“从文化视角看左翼文坛以及丁玲张天翼”、“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类型比较”、“二萧文化素质的差异”、“废名和沈从文的文化情致”、等，进行文学一文化批评的个案研究或个案之间的比较研究。杨义之所以在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侧重文化的介入，是基于他这样一个前提认识，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中西文化交互影响下的产儿，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和五色斑斓的西方文化思潮，都在现代小说家身上打上了各式各样的烙印”。也就是说，他认为现代文学是文化碰撞的直接结果，其中的文化因子特别丰富，在对这个时期的文学进行研究时，缺少了文化观照，就无从准确把握它的发生和根由。

第14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12-0025-03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LIU Jian，XU Changhong，LV Yun

(P.E.Dept.，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Yunnan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 analysis.It analyses the inevitability of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the action pattern of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and the measures of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And then，it reconstructs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This study has theoretical meaning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inority；traditional sports; sports culture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已经很自然地嵌入了全球每一个角落。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各种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成为可能，这种互动也正在逐步加剧。

文化重构，即文化的重新构建，指对已有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也是人们对已有文化现象的再认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指长期流传的在不同民族民间的各类体育活动。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是指在与它文化的交往中，通过整合外来的体育文化因子，即加工、融合、创造，使其成为本民族体育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建构出具有新的文化因子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过程。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愈来愈频繁，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也日渐激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必将引发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一系列的变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尤其面临着西方体育文化和占主流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冲击，因此，需要对它进行重新建构，这对于调适其外在生存环境和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发展路径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各种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只有在保持本民族体育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借鉴和融合外来体育文化的因子，进而重构出适应新的时代、新的形势背景下本民族的体育文化，使其与现代化的发展潮流相顺应，才能在现代化的背景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1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必然性

现代化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经历着被主流体育文化同化的危险。各民族创造的传统体育文化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影响，正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有消亡的危险。鉴于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因此，体育文化多样化也应当受到人们的承认、肯定和保护。但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融合现代体育文化的因子，创造出适应时展的新的文化因子。在现代体育文化同质化倾向日益明显的时代，人类更需要多样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现代化无处不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已成为必然。在体育文化现代化的意义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变成现代化的产物。事实上，尽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被卷入现代化进程，但产生这种传统体育文化的“当地”还处于不完全意识状态。现代化的体育文化可以使可能消失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新“复活”，但也让已有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从原有的生产、生活领域脱离出来，走向表演的舞台。从一定意义上说，将一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成舞台表演，说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变质，它在新的外部世界中获得一种新的适应。这也使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逐渐丧失保持其原生的稳定因素。因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现了本民族的宗教、价值、审美和思维意识等，也包括各种自然观、宇宙观、社会思想伦理等哲学思想，以及源远流长的物质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相对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文化形态，它以相对独特的、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文化方式维系着本民族自身的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其他体育文化不可替代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独有的本土性，是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经验结晶，具有实践性和经验性，而系统性和理论性相对不足。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体育文化具有普遍性，是当前的主流体育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冲击，无法与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相抗衡，其传统的体育文化正面临崩溃或已崩溃，许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在消失。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冲击是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不可规避的问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重构成为一种必然。

2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模式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文化重构即其与外来文化进行持续不断的接触时，原有的体育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因子以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适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适应分为被动的和主动的文化适应。主动地文化适应即自觉地文化适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主要动力即来自自觉地文化适应，这种文化适应来自本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部。来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的自觉文化适应决定其文化重构的结果，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决定因素。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过程中，存在三种心态：一种是自我中心，全盘否定；一种是简单趋同，全盘接受；一种是有选择的接受。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土、洋体育”之争在这里也有反照。当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对自我体育文化的丧失，如果无力扭转局面，产生的就是简单趋同，全盘接受。但这种模仿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很容易在外来体育文化面前颓败，最终完全萎缩。如果在现代化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找到了自豪感，就可以促使其尽可能地展示自身的体育文化。这种源于集体自豪的文化将重新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重生。

被外来体育文化牵引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称之为模仿型的文化重构。如果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其内部的自卑相结合，将彻底断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未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也将无果而终。

来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的文化重构，称之为创新型的文化重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目的是发展和创新原生文化，必须通过在外来体育文化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达成一种自豪的体育文化自觉意识，产生创新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容易适应外来的体育文化冲击，并能从中获得新的体育文化因子，使自身的体育文化得到发展和前进。

3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即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重新构建，是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象进行再加工，再创造，也是我们对于已经存在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进行再认识。在对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上，有创造论，但认为创造中应有继承；有保护论，但认为保护中应有创新。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过程中，必须自觉地融合和重组外来体育文化因子，使其成为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建构出具有新的文化因子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3.1首先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化的体育还具有一定的差距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依存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地位，但不加改造和超越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是在促进而是在阻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更不应高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国现阶段的作用。

现代体育文化无论从物质层面、精神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育。应当承认西方体育文化的主流意识。当然，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落后，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其文化，而是要究其不足，补其虚缺。只有这样，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文化才能自觉地去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才能自觉地吸取现代体育文化的精华，从而更好的发展。

3.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树立现代意识，寻求与现代体育文化的整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实现现代性的重构，必须树立现代意识，要勇于打破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单一的本民族传统文化观念，要勇于打破本民族传统文化对其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的束缚，要扩大交流，使之融入到现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之中。

现代化的发展趋向，需要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扬弃“传统”，从而走向“现代性”。而现代体育文化所带来的异于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异质性体育文化则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重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进体育文化因子。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由被动到主动地融入与现代体育文化，改造和发展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使其朝着文明、进步、科学的方向发展。

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吸取了人类文化的各种因子，通过整合而成的文形式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一个民族能够生活在隔绝的环境中，最终它们都将面临文化的选择，也就是文化的重构。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不存在纯粹的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或多或少地都融入了现代体育文化。

3.3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基础和发展的选择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文化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吉登斯先生说过：“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所保持的理解或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历史的内涵和改变历史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基础是文化自觉。即当本民族的人对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有了充分的认识后，才能觉醒、反省和创建本民族体育文化，才能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反思，才能取长补短，促进本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必须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体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下，对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发掘、改造和重构，以促进其现代化。

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既要接受现代体育文化，也应该保持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特性。各少数民族要从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中吸取建构新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所需要的文化因子，又要吸纳能体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华的现代体育文化因子，赋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新的生命力。

4结语

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生存发展下去，其重构是必然趋势，重构的过程也将是长期的。区别一个民族的体育文化，最核心的是文化的核心层面――民族的体育精神。在文化的重构过程中，变化的是表现形式，不变的是精神，当然两者的变与不变也不是截然分开和绝对对立的。形式的变化会促使内容的变化，内容的变化会带来形式的根本变化。只有在立足于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其他体育文化的优秀因子，经过不断重组、整合和融合，才能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在现代化中生存和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文化多样性宣言》. 省略/chinese/2001/Nov/72229.htm.

［2］ 达里尔・A・波塞，许建初等译.超越知识产权――为原住民和当地社区争取传统资源权利［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3.

［3］ 塞谬尔・亨廷顿.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M］.北京:清华出版社， 2004.

［4］ 周宵.民俗旅游的人类学探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

［5］ 塞谬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6］ 汪海涛.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传统体育转型的思考［J］.体育文化导刊，2005(11).

［7］ 田祖国，白晋湘，钟海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变迁与发展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 2003(4).

［8］ 董亮. 历史传承与现代创新：四川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问题的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12）.

［9］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上海:三联书店，1998:61.

［10］ 郑晓云.论全球化与民族文化［J］.民族研究，2001，(1).

［11］ 陈艳美.论现代化语境中西部地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4).

［12］ 邢启顺.旅游开发与乡土传统文化重构――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乡土传统文化产业［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13］ 邓星华,黄彦军.体育全球化的西方化倾向［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3（4）.

第15篇

    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在发展地方经济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地方文献本身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则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一、地方文献的定义

在国家标准中，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它不仅包括现代图书馆中的一切馆藏，也包括档案馆、博物馆及情报中心所收藏的一切馆藏。这种定义将文献从历史所言的典籍与贤人的概念中加以拓展，扩大到了更广义的范畴，涵盖了知识与信息承传的各种领域。这是随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在赋予文献以新的更加广泛的内涵时，演变出的新的观念，所以作为今天文献的概念，其必然包含四个要求：

1、文献内容，记录知识信息；

2、用于记录信息和知识的符号；

3、用于记录知识和信息的载体；

4、用于记录信息，知识的方式及手段。

从这种意义上讲，只要是承载、记录知识、信息的载体，无论是作为历史的典籍，熟悉掌故的人，或是有历史价值的被视作文物的“镂之金石”，诸如竹简、木犊、刻石、青铜器、甲骨，或有着书画或符号的“书于竹帛”以及各种印刷制品、手稿、图片、甚至文告、传单，票据……亦或记录现代文明的缩微胶片、音像磁带、光盘、机读制品等，均统筹于文献的范畴。文献概念随着发展而扩充，延伸，被赋予新的历史含义与生命力，它用各种载体不仅将尘封于历史的知识和信息承传于今天，也将今大的信息与知识传递于未来，同时也为文献本身的研究、整序以及开发利用带来新的生机、丰富多采的内容和广博的多面性。

地方文献则是文献研究与整序中重要的“传承”部分。顾名思义，地力文献是关于一个地域范畴的文献资源，记录着有关某一地域的知识与信息的一切载体，早在50年代，图书馆界前辈杜定友先生就提出“地方文献是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如：图书、杂志、报纸，图片、影片，画片、拓本、表格、传单、票据、文告、手槁、簿籍等等”，在杜先生的定义中，将地方文献分为三部分，即史料；著书立说地方人物；地方出版物。这三部分包括了除涉及有关本地域“有一定历史价值的资料”或“有可以传世行远参考价值的资料”外，还有地方人士的著述，包括文集、专著、论文、文稿、札记、日记等等以及为当地作出贡献之人的林林总总；还包括了当地出版的各种出版物，统统划作为地方文献的范畴。被后人研究定义为“广义”地方文献概念。

相对于此，还有一种所谓“狭义”地方文献的定义，它是以地方文献的内容，而并非以出版形式、著作人或出版地作为地方文献内涵和收集时的界定范围。它要求：

1、文献内容必须是反映本省（区）地域社会发展与现实基本状况的出版物，或其它载体，无论是记述自然科学，还是记述社会科学；无论是记述大区域还是小范畴，或是记述某一行业、系统的基本状态；无论是全方位还是一个侧面，只要是这一地域历史，地理自然资料、生态环境或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政治制度、行政区划、文化传统、民族风情民俗等均列入地方文献；

2、凡是结合本省（区）地方实际所作的有关社会发展、经济状况、战略研究理论与方法等知识信息载体，也列入地方文献范畴；而并不论其载体形式或出版所在地；

3、凡是涉及本地与外地区关系，以及外部地域对本地的反映、评论、报道等，其内容无论涉及本地的自然还是社会科技教育、地理人文环境，只要是有利于认识和了解本地状况的图书、报刊或其它文献资源，包括静态的和动态的资料，均应视作地方文献。

尽管这种狭义的定义，并不把当地出版物划归地方文献的范畴，然而在文献资源的实际收集与整理的运作中，地方版本仍旧是被作为地方文献重要的一部分而加以收藏，因为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认为，依据本地出版物的出版状况，仍是可以观照出地域的人文，思想倾向，不能不说是地域状况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方面。

二、地方文献的类型

地方文献类型多种多样，其划分尚无统一标准。以笔者之见，以时间区分有历史文献（包括历史典籍文物和革命历史特种文献）、当代文献；以内容区分，有自然科学文献、社会科学文献，更多的则为综合性文献；作为载体，有可作为文物的甲骨、金石、竹简、木牍，帛等，也有印刷品、写本、抄本、刻印材料、书画；有感光制品影片、胶片、缩微感光制品，还有诸如磁带、光盘等电子载体制品等等；从编纂形式上看，有地方志、地方史、党史、谱谍，档案、图书、报刊、地方年鉴，会议论文及资料、地方情况通报、汇编等等形式；从出版方式界定，有公开出版物和内部出版物（或称为灰色文献）。

三、地方文献的特征

1、由于强调其内容是以一个省（区）地域内的自然、社会基本情况为主要内容，所以它从不同侧面集中反映这一地域历史与现实的基本状况，反映这一地域的历史沿革、自然地理风貌，经济发展，民族民俗风情等，使得地方文献具有极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2、地方文献的基本内容是这一省（区）地域人民实践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这一地区人民对自身自然生存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的认知及总结。由于这些内容均为以实？，数据、史料为依据，其中的知识、信息、理论、观念、方法、技能均从实践中获得，所以具有极强的实践性。

3、地方文献内容多样，跨学科、跨行业、跨时代，研究对象包罗万象，记录知识信息广博，载体纷繁，出版形式多样，编辑方式各异，层面丰富，致使地方文献具有绚丽多彩的广博性和资料性特点；

4、地方文献从纵向上沿袭于各个时代及其各个时期，从横向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其载体因时代的不同而形式各异。地方文献将动态的历史发展，保存于静态的文献载体之中，传承于后人，其丰富的内容和千姿百态的载体均反映出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水平，因而具有极强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特征；

5、地方文献内容丰富而广泛，所包含的地方史料具有时代的连续性和社会不同方面的相关性，地方文献的这种动态性和整体性特征，使地方文献具有特别重要的使用价值。

地方文献这种鲜明的特征，必然为其构架出自身在市场经济中的广阔的利用价值和研究课题。对这种特定内容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利用，正是今天市场经济下，文献开发与利用的现代课题，也是图书文献部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源服务于社会，创造出丰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而为确立自身社会地位所必须担当的角色的责任。

四、地方文献研究的现代课题

（一）研究开发地方文献的现实意义

1、地方文献是认识地方社情，提高各级领导决策水平的重要信息源

由于地方文献是关于某一地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知识信息集合，所以它与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经济的社会氛围中，各地区各级领导的政策决定无不受到本地区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民族、民俗民情等因素的制约，同时这也是地区对外开放，吸引投资与合作，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者的决策必须建立在认识地方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掌握大量的地情数据信息，对各种信息进行科学分析研究，认识和了解自身所处地域的特点、优势和潜力，才有可能在宏观上因地制宜，把握本地区发展战略，确定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任务，制定出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方针、政策、规划、法规，为优化本地社会、经济环境作出切实可行的努力。

2、地方文献是地方科研部门发展地区经济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地方科研部门除担任部分全国性科研任务外，更多的是依据本地区的学科优势和经济发展需要，开展科研工作，在开展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关于地方生态状况、气候，地埋环境、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对策性研究方面，地方文献往往是须臾不可缺少的第一手科研依据。

3、地方文献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地方文献涵盖了地方历史与现实状态的各个领域，全心反映出该地区的历史沿革、发展进程，社会和自然资源、人文景观、民族、民俗、民风、民情、地理环境，生态条件等地域特点，地方文献对地方特色所作出的历史性的系统展示，对外界全面立体地认识该地区的特色和优势，进而确定合作建设投资方向，有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

4，地方文献是学习历史经验，继承民族优秀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础，也是编纂地方史志、研究地方历史人物的重要信息来源。每个地区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引以为荣的历史人物和对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开发地方文献，不但能够对地区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同时可激发人们对故土，对国家的热爱和眷恋之情，以民族的自信自尊自爱自强，在发展地方经济，作出有益的贡献。

5、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是深化图书文献工作职能，提高图书文献情报工作者索质的重要方式。

地方文献的资料性与广博性特征，还表现在其出版发行的无规律性和整理存藏部门的散乱性。除公开出版者外，极大部分的地方文献往往是以内部资料的方式，由相关组织、机构或个人自行整理，在存藏形式上，往往依据整理人的认识水准和物质能力，以内部出版、电子存储，绘制图表、拍摄图片、手抄、传单、书信、书画等形式保存，载体各异，形式多样，追溯年代久远。地方文献具有这种非正式出版物（非卖品）多的特点，使大量地方文献基本上是在本地区相关系统内散发，且多是一次性刊印，不会再版，这不仅突出了地方文献的珍贵性，同时也确定了地方文献的收集难度，图书文献情报部门特别是省级公共图书馆，必须高度重视对不可再现的地方文献资源的及时收集，抢救文献遗产。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只有当地方文献资料形成统一的科学的系统时，地方文献所具有的巨大价值才能够显现出来。显然，图书文献情报部门在实现地方文献社会的和经济的巨大价值中的职能作用，正是在于构架这种统一科学有序的系统，从而实现地方文献从零散到“大于部分之和”的质的飞跃。图书文献工作者应当更新观念，改变在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依靠单一渠道，坐等资料上门的文献资料收集方式，通过细致的规划和主动深入的工作，最大限度地把散在于各出版社，各系统、行业、单位、民间机构乃至个人手中的地方文献收集起来，通过科学的考证、分类、加工整理，使地方文献系统化

综上所述，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是图书文献情报部门一项极具时代特色的重要工作。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整体构架，不仅将为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支持和保证作用，同时也为图书文献情报部门形成自身服务特色，改变工作方式和服务手段，锻炼和提高服务人员水平，使图书文献情报部门担负起新时期的社会责任，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地方文献的研究和收集整理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地方文献是社会认知地方情报的重要信息来源，在图书文献借阅中占有较高的比率。有资料表明，地方文献借阅率约占整个文献借阅率的40％-50％，特别是在整个文献阅览率不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图书馆工作中的采购，分类编目．藏书建设，读者工作、检索提供、自动化技术等诸多环节，直接关系到地方文献收集整理与利用。但由于目前对地方文献的特殊性质普遍缺乏科学的认知，使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开发利用， 在文献技术处理中的许多工作环节上受到不应有的忽视。

依照传统的观念，地方文献的重点是历史文献，而历史文献又多局限于古籍收藏，由于古籍日见减少，收集不易，因而成为重点收集对象。但实际上，当代地方文献的社会存量远比历史文献更为广泛和丰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也更加巨大。因此，在图书馆文献收集工作中存在的重历史文献轻当代文献；重文史资料轻自然状况资料和经济资料；重正式出版物轻非正式出版物及非印刷品等等的传统观念，必须要加以更新。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中，对非正式出版物的收集整理，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加强。非正式出版的地方文献来源十分广泛，其中大部分是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行业、学校、科研部门．学术团体编撰，汇总的内部资料、图书和期刊，以及会议论文、文件等。这些文献极为快捷地反映着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动态，且出版周期短，时效强，对政府决策，科研立项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出于不同的因素，这类文献一般出版不定期且印刷数量少，发行范围有限，一次印刷，往往不可再现。由于其散在社会不同地域、单位和个人手中，加之体制、规章等方面的诸多因素，传播面窄，收集难度大，对非正式出版的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加工工作，阵线长、范围广、数量大的矛盾将十分明显，因而仅仅依靠一个单位或部门的单方面努力往往难以奏效，必须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有组织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