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先秦文学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主持人语：从春秋时期孔孟所形成的儒学，到汉代之后两千年间形成的儒教传统，其间经历了诸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原始儒家的积极进取面不断被削弱，而“尊尊亲亲”维护秩序的观念则大为弘扬。近代，儒学受到批判，孔家店更在中进一步成为被砸烂的对象，虽然其中掺杂着那一时代过激的社会情绪，但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却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的“显学”之一，儒学自然有其应有的价值和学术地位。在抖去两千多年间覆盖于其上厚厚的尘埃之后，儒学中的精华部分仍然可以成为今日重构中华文化的有益成分。因此，方勇先生在其《“新子学”构想》中提出恢复儒学在先秦时期的子学地位，然后取其民主性精华，弃其封建性糟粕的主张，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
许多人在讨论中华文化建构和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常常忘掉著名史学家司马谈所写的《论六家要旨》。《论六家要旨》一文不长，却对先秦时期的几个主要学术流派的“治世之学”作了一番简明而深刻的评述，文中分别概述各家学说要点，各自的长处与不足。他认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的六家学说，各有其“不可失”“不可易”“不可废”“不可改”“不可不察”的存在理由，因为诸家学说均是“务为治者也，直所言之异路”（即各家均是探求治世的学说，只是提出的主张途径不同）。应当说，司马谈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虽然，他最为赞赏的是道家学说，但他也认为应当汲取先秦诸子众家之长。而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两汉经学成为这一时代的统治思想，也影响了之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自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中华传统文化的现状、传承与弘扬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在热烈讨论中。传承“经学”“新儒学”“新子学”“新仁学”等主张，也相继被提出。书院、国学院等教学机构或由民间创办，或由高校、研究机构设立，展现出一派生机。虽然在当前的讨论中，传承经学，复兴儒学的主张高于“新子学”，但我仍然认为，以“新子学”所提出的“子学精神”来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优秀传统，重构今日的中华文化意义更大，更具说服力。
本刊本期刊载了有关“新子学”研究的一组文章。“新子学”是2012年方勇先生在主持“子藏”工程的同时，提出的理论构想，并相继发表了系列文章，使这一构想更加系统和深化。近年碚庖焕砺鬯伎荚谘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台、港、澳、韩国等文化圈和学术界也受到重视，并相继召开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但是和当前呼声甚高的儒学、经学、国学等比较起来，“新子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还需进一步扩大。
主持人：汤漳平
第2篇
音乐表现力是指演奏者在音乐作品的演奏中把握作品的特性，从而表达出作品的内涵及自身的情感。表达音乐之情，欣赏音乐之美，要从听觉、知觉及情感三个方面调动情绪，从而挖掘出自身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力、想象力及创造力，最终实现音乐表现力的发挥。音乐听觉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能熟练地分辨音色、音调、音高及音长，并能够把握各种音乐的听觉特征。音乐知觉能力是指对音乐的准确判断，并对音乐的独特体验，体会到音乐的感情。音乐情感能力是指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融合与创作。三种能力的培养是漫长的，是需要不断地练习与实践才能够形成的，在钢琴教学中，就要从多种角度培养学生。音乐理解力与音乐表现力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才会准确地表达。音乐理解力主要指分析作品创作背景，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还包括对音乐的层次、色彩的理解。想象力是演奏者基于自己内心，而与作品的内容、作曲家的想法之间所产生的丰富合理的想象。创造力是指演奏对音乐作品的二度创作，要求具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二、培养学生音乐表现力的价值
在传统的钢琴教学中，教师尤其重视对学生弹奏技术的培养，认为弹奏技术是钢琴演奏的灵魂所在，应该作为重点教学。不可否认，优秀的钢琴演奏者们都有着精湛的弹奏技术，但在教学中重视弹奏技术之外，还应该重视音乐表现力的培养，因为我们要明确音乐作品的演奏中，表现音乐作品是目的，弹奏技术是手段。要想表现音乐作品的内容，就要培养学生的音乐表现力，而不是将弹奏技术当作钢琴演奏的唯一。在钢琴教育中，应该树立正确的钢琴教育理念，不应该把弹奏技术当作教学的唯一，还要将音乐表现力作为培养重点，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三、钢琴教学中培养学生音乐表现力的方法与途径
（一）提高学生对音乐作品的整体把握能力
在钢琴教学中，我们要把培养学生的音乐表现力作为重要的教学目标之一，首先就应该培养学生对音乐作品的整体把握能力。1.扎实学生的钢琴弹奏技术在钢琴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学生手指灵活、弹奏速度快、节奏感强，但是弹奏效果生硬，不具有美感，没有展现出音乐作品的魅力。那么，我们要想改变现状，就应该从基础做起，要让学生有扎实的基本功，学习正确的弹奏技巧，不要将灵、快作为学习的目标。钢琴演奏技术是演奏者演奏作品的手段，技术越是熟练，弹奏就越流畅，对音乐作品的表现更加深刻。如果演奏者的钢琴弹奏技术生疏，又怎么去表现音乐，还会出现声音不清晰，双手不协调的情况。扎实的技术是表现的前提，尽管我们强调不要把弹奏技术训练作为钢琴教学的唯一，但是也要在正确的弹奏技术训练上下足功夫。2.引导学生深刻分析作品提高学生对音乐作品的整体把握能力，就要引导学生学会分析作品、理解作品，做到全面掌握作品的风格与内涵。在成功的弹奏中，演奏者会将作品内容完美地表现出来，这离不开他们对作品深刻的理解，充分了解作曲家的创作意图以及创作背景，并会用熟练的技巧来表现。钢琴弹奏是需要对音乐作品进行处理的，处理过程中既要有自己的见解，还要遵循作品自身的内涵，更要展现出特色。所以，在音乐教学中，就要引导学生深刻分析作品，可以从作者生平、作品背景、作者意图、作品曲式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比如在教学中，请学生在演奏作品之前，就应该要求学生查询该作曲家的生平，以及创作该作品的时代背景，更要要求学生来谈一谈自己对这部音乐作品的理解与认识，说说自己的会怎么样来加工创作，鼓励学生去演奏，还要对学生进行指导。
（二）培养学生的音乐表达能力
音乐表达能力是指演奏者对音乐主体情感色彩的一种展现，要求演奏者对作品的段落层次、旋律起伏、节奏律动等有基本的把握。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学生的水平是层次不齐的，学生的状态也是各有特点的，有的同学已经能够演奏很多高难度作品，有的却还只会演奏基本的练习曲；有的学生认真踏实、积极思考、善于操作，有的学生却是漫不经心，十分懒惰。所以，我们在教学中应该端正学生的态度，要让学生对自己严格要求，在细节演奏中引导学生汇聚感情与钢琴弹奏合二为一，做到对段落层次、音乐主题、节奏律动正确把握，从而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
（三）教师应丰富课堂教学语言
第3篇
尽管先秦诸子百家典籍中的“文学”，实际上只是泛指文化学术的，但在追求至真、至善、至情、至理、至性的文学内容时，从来也未排斥其中“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这种文彩错画之美所体现的形式美。孔子就曾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又说：“言以足志，文以足信”，“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等等，都主张质文并茂，质文并美。故先秦文学无论是质还是文，普遍都蕴涵着美的无穷魅力。
就“文”而言，包括语言美、结构美、修辞美、风格美。从语言来看，《尚书》估屈聱牙，《春秋》凝练含蓄，《左传》委婉典美，《国语》平实自然，《战国策》辩丽横肆，不一而足；从结构来看，《诗经》回环往复、舒卷徐缓，《离骚》长短自由、新鲜生动，《庄子》恣肆、跌宕跳跃，《孟子》大气磅礴、严谨细密，《荀子》意脉贯通、条达舒畅，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从修辞来看，《诗经》《离骚》的比兴，《庄子》的夸张，《孟子》的譬喻，《荀子》的层递……收到化平凡为神奇的美学效果；从风格来看，《诗经》朴素自然而温柔敦厚，《离骚》瑰丽哀婉而悲壮蕴藉，《孟子》刚正不阿而气势浩然，《庄子》奇丽诡谲而飘逸逍遥等等。
就“质”而言，包括形象美、人物美、哲理美、意境美、情感美、思想美、文化美等等。美的形象、美的人物，如神话中的英雄，《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美的情感、美的思想，如儒家散文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道家散文中无功、无名、无己的自由品格；美的哲理，如《孟子》中的“五十步笑百步”的譬喻，《庄子》中的庄周梦蝶的人生；美的意境，如《诗经·蒹葭》凄迷恍惚、耐人寻味之境，《离骚》飘逸深邃之境，《庄子》瑰玮諔诡之境；美的文化，如神话中的图腾文化，《诗经》中的民俗文化，《左传》中的礼节文化……总之，先秦文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美的因素，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从而也就承载了强烈的审美教育功能。
三、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途径
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来实现。
三代学校教育已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诗、书、礼、乐是重点。据《礼记·王制》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土之适子，国之峻选，皆造焉。”之后，学校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就官学而言，周代有中央王朝和诸侯办的国学以及地方办的乡学，都以传授儒学经典为业，以诗、书、礼、乐、射、数等为教学内容，学生通过受业最后走向仕途。春秋战国时，私学兴盛，孔子、孟子等都曾私人聚徒讲学。孔子收集、整理、删定“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其中《诗经》成为孔子最好的宣扬和实现修身养性、治国经邦之道的教材。家庭教育，也是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一条重要途径。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礼”时，曾多次训诫儿子要学《诗》，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将《诗经》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读本，通过对《诗经》的教授学习，达到其政治、道德等教育目的。可以说，先秦文学的政治、道德等功利性教育功能，主要就是通过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来实现的。
另外，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还可以通过大众的文学传播与接受如观乐、赋诗等方式，在乐舞、外交等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得以实现。这是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最普遍的一条途径。先秦的各个阶层，常常通过这种社会教育的途径接受文学的教育。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乐”的史实，因为诗、乐不分，因而季札观乐也就包含了观诗。当季札听了《郑》乐，评论说：“美哉，其细己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听了《陈》乐，评论说：“国无主，其能久乎?”听了《齐》乐，评论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在观的过程中，季札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可以鉴往知来、有助于政治修明和风俗净化的社会政治道德等教育，另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情感与审美教育。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郑国子展等七位大夫在郑国国君为晋国大夫赵文子举行的外交宴会上赋诗言志的例子，子展等七位大夫采用赋《诗》的方式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来宾的情感和态度，在接受、领悟《诗》所蕴涵的思想意蕴的同时，还对诗歌原作进行了创造和发挥，这是春秋时期盛行的一种偏于实际应用的文学接受方式，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通过这一方式得以发挥与实现。
四、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特点
首先，先秦文学教育功能观的意识非常强烈，先秦文人、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或鉴赏都相当注重文学的教育功能价值，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学教育功能观的基础。
其次，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内容丰富而复杂。先秦文学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先秦文学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先秦的文学教育实际就是社会政治文化的教育，很难独立存在。
再次，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乐舞、外交等社会活动，在侧重鉴赏(观乐)与实践(赋诗)中得以实现。并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接受，从而开创了包括培养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在内的语文文学教育传统。
最后，从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内容的体现来看，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价值取向包括政治道德等功利性价值和情感等审美性价值两个主要方面。功利性价值取向关注文学教育的有用和无用，这种价值取向是社会赋予的。审美性价值取向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文学教育内部所蕴涵的，是自主建立的。文学教育只有达到功利性价值与审美性价值相融合时，才能实现其真正的教育功能与价值。但是，先秦时期的人们对文学的情感、审美的价值把握，是完全建立在对文学的政治道德等功利价值的评判的基础上的，审美性的功能价值往往附庸于功利价值之中，所以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具有明显而强烈的附庸性特色。
第4篇
先秦时代，“天”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自然之天，二是神灵之天。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天”兼具这两种性质，而哲人们则或偏重于以自然论天，或偏重于以神灵意志论天。所谓“究天人之际”，主要就是对神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之间关系的探索，其中又以探索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为重点，由此形成“天人合一”、“天人之分”和“与天地参”等天人关系上的三种主要学说。
（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说强调的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息息相通、和谐统一。当时阐发此说的主要有孟子和庄子等。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命题，认为人性与天道是相通的、统一的，人心是能感通的主体，人们只要尽量发挥自己的本心，就能了解自己的本性，而人的心性又为天所赋予，因此知性也就能知天。这里，“天”既是最高主宰，又是最高的必然规律。孟子相信，“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公孙丑上》）等善良本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只要将其加以扩充，就能够成就善性，最终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精神境界。庄子也主张天人合一，并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为最高精神境界。不过，与孟子强调扩充本性的思路不同，庄子走的是一条收敛心性的路子。在庄子看来，自然与人类原本是合一的、和谐的，只是由于人放纵自己的欲望，并且出于对知识、理性的盲目乐观而任意行事，才破坏了这种天与人的和谐统一。因此，他主张“常因自然”、“不以人助天”，要求人们克服知识、理性引起的狂妄自大，使自己的欲望顺应自然的法则。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庄子对当时各家学说及其影响下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应当消除一切人为建构，重新回到自然的怀抱，恢复天人关系和谐的主张。庄子对人的社会性存在意义的评价未免失之消极，但他强调人应当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则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文明的负面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天人之分。“天人之分”说强调自然和人为的区别，主张以积极的人为来改造自然，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否定天有意志、能支配人类的吉凶祸福，认为天是物质性、自然性的存在。他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明确指出天和人各有自己的规律和功能，不能相互替代，人们应当“明于天人之分”，与其一味地歌颂自然、对自然顶礼膜拜，不如积极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使之为人所用。因此，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
（三）与天地参。“与天地参”说是在肯定天道与人道既有区别又相统一的基础上，强调人可以参与自然界的变化。《周易大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传》）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道属于不同的层次，既有所区别，又相互联系。人处于天地之间，其使命就是要“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即依靠人的主体能动作用，来调节自然的变化，协助万物达到完满的成就，而人自身则在此过程中实现“与天地合德”的人格理想。《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便是对这一思想更为明确和系统的表述。
上述三种天人关系学说，并不是完全对立、互相排斥的。凡主张天人合一的，实则皆以天人有别为前提；而主张天人之分的，也并不否认天与人的联系。只是“天人合一”说强调人类要适应天道，回归自然；而“天人之分”说则主张人类要掌握天道，改造利用自然。至于“与天地参”之说，则在承认天人之间区别的同时，又看到天人之间可以统一，而且统一的基础在于人的主动性，因而提倡人类要积极进取，重视生生，在不息的生命洪流中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片面夸大人的主体力量；也不是听任自然的摆布、支配，片面否定人的能动作用。人可以也应当认识、掌握、运用自然规律，以保持、发展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谐关系。这第三种学说注重天人之间的辩证统一，成为后来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天人关系的根本原则和主导思想。
重视人伦和谐
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正确处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因此，群己关系成为先秦诸子十分关注的哲学课题是很自然的。其中又以儒家哲学最具代表性。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人类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与人应该互敬互爱，和谐共处。这里我们以儒家为主，旁及诸子，对先秦哲学关于人伦之理的主要思想略加概括：
（一）“仁者爱人”。“仁”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其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推而广之，“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多方面的内容和要求；但约言之，又都以“爱人”为其根本立场。为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他提倡实施“仁政”，认为“民贵君轻”，老百姓的整体利益要高于君主的一己利益。基于这一立场，孟于将凭恃武力、权术治天下而不顾百姓死活的政治斥为“霸道”，强调只有充分重视百姓利益、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政治才能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时，其势力、影响与儒家不相上下的墨家则提倡“兼爱”，主张要爱人如己，实行普遍的爱，也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墨子还把“兼相爱”和“交相利”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不能离开“利人”。具体说来，就是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人人都应当尽自己所能做有利于他人的事，这才是真正的“爱人”。
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都肯定自我与他人是同类，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相爱，闪耀着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两家的学说也有区别：儒家的仁是推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是有差等的爱；墨家则强调爱不应有等级差别，主张不分远近亲疏，平等地爱一切人。墨家这种兼爱主张虽然胸怀更为博大，含有打破家族本位的倾向，但与后来封建社会结构不相协调，因此反倒不如儒家的仁爱更易实行。另外，儒家的仁爱以情感和伦理为本位，重义轻利，而墨家的兼爱则以实利为标准，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这都造成了儒家仁爱思想影响日益增大，墨家兼爱思想影响日趋衰绝的不同历史命运。
（二）“五伦”“十义”。要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就需要明确每个人在不同伦理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相应的权利与责任，将其以适当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确定下来。儒家思想特别重视这一方面。孟子曾对基本的伦理关系及其相应准则有个简明而权威的界定，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其中“长幼”包括兄弟一伦在内。后世所讲的人伦，便是按照孟子的说法，以“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为最基本的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
在五伦中，共有十种角色，每一种角色都有其所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这就是“十义”。《礼记·礼运》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十义”说强调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妇、长与幼、君与臣之间的权利与责任是相互的，而不是像汉代以后那样要求一方绝对服从另一方。
（三）“知礼以立”。“礼”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制度化体现，政治制度、法律准则和道德规范是其中很重要的三个方面。孔子非常重视礼，他说：“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社会要安定团结，个人要发展完善，没有礼的约束和熏陶是不行的。孔子对于当时各种破坏礼制的现象特别是社会上层人士的“无礼”之举的严厉批评。出于维护礼教制度的权威性的考虑，孔子强调要维护“礼”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但他同时也承认，礼制的具体内容可以也应当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以调整。
战国末期，荀子作《礼论》，系统地总结并发展了先秦时代礼的学说，认为对于礼应当在保持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不断对其具体内涵作出因革损益，这样才能既适应形势变化又保持变而不乱。荀子不仅重视礼在调节人际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强调治国要礼法兼用。他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荀子的这一主张，对后来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以“和”为贵。“和”，原意为相应，引申为和谐，特别是多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国语·郑语》载，西周末年史伯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并解释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在这位史学家看来，不同事物间的差异、矛盾及其平衡、统一才会产生新的事物，而简单重复、绝对同一则不可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孔子也主张“和而不同”，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并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强调社会的整体和谐。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更是明确地把“和”视为全部社会制度的价值旨归。孟子重视“人和”，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荀子则倡言“群居和一”。他说“人生不能无群”，而要使群居生活免于纷争、趋于强胜，人们就必须各守职分而彼此和睦。“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只要社会各阶层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就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
“和”的思想极富辩证意味，它积极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中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发展。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历来是中华民族核心的价值理念。在历代儒家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实践下，它深入到每一个社会细胞家庭当中，最终融化成为全体国民的国民性，孕育了我们民族热爱和平、宽容博大的胸襟。正是凭借这种智慧，中华民族成功地化解了一次次社会危机、民族矛盾和战争创伤，始终以一种健朗、豁达的态度正视过去的苦难教训，立足现在的实际需要，开创未来的美好生活。
主张辩证思维
与异彩纷呈的哲学内容相应，先秦诸子的思维方式也是绚丽多姿的。其中既有直观思维、形象思维，也有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而丰富的辩证思维正是先秦哲学思维的一大特色，它主要包括整体思维、变易思维、对待思维与中庸思维。
（一）整体思维。先秦时代，儒、道、名、阴阳诸家都强调整体观念，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各是一个整体。因此，要了解各部分，就必须了解整体，从整体的视角去把握部分的实质。据《庄子·天下》篇载，先秦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提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和“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著名命题，对宇宙万物从大小两个向度作出高度的概括，并肯定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庄子的《齐物论》更宣扬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的相对主义理论，强调从“道”的观点来看，一切事物都是平等无差别的，是一体的。《周易大传》的天人协调说，也认定天地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相互统一的关系。阴阳家则以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来解释宇宙间的一切现象，以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说明自然界是多样性的统一。
（二）变易思维。先秦哲学各流派都认为宇宙间没有不变的事物，自然和社会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如孔子感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老子》谓：“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庄子·秋水》篇亦云：“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周易大传》更是通过对《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总结和阐扬阴阳变易说，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论述事物发展规律学说的代表。《周易大传》的中心内容就是讲变易，认为变易是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变易的实质就是生而又生，不断地产生新事物，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上》）。《周易大传》还赞扬社会政治的变革，《革卦·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大传》的这种变易哲学，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封建时代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对待思维。先秦哲学还通过对待观点来阐述事物变化的根源和规律。所谓对待观点，就是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对立双方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周易大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认为对立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排斥、相互转化是宇宙事物的最普遍、最根本的规律。《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的重要命题，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都是讲对立面的相待相反、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乃是宇宙事物的根本规律。《孙子兵法》也包含有丰富的对待观点。书中强调，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众与寡、安与动、劳与佚等一系列矛盾对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即是说只有全面地了解、掌握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战国时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首倡“矛盾”之说。相对而言，韩非更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强调矛和盾对立的双方“不可同世而立”（《韩非子·难一》），但他也认为相互斗争的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合作的，矛盾也是可以化解的。
第5篇
先秦散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散文，一类是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就其本质而言，是哲学、政治论文，但在论述论证中取譬设喻，运用形象化的手段等，则开了中国文学散文发展的先河。先秦诸子散文的风格，各师其心，其异如面。《论语》的简括，《孟子》的雄辩，《墨子》的严密，《庄子》的奇幻，《荀子》的浑厚，《韩非子》的峭拔，其独特鲜明而成熟的风格，无一不令人赏心悦目，击节称赞。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到：“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逐步形成，跟百家争鸣肥及诸子散文的出现和发展相一致。《论语》创立的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了《孟子》的对话式辩论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文的瑰宝。《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
二、先秦诸子散文的特点
中学语文教学已经不仅仅是语文工具性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语文人文性的教育。谈到语文的人文性教育就不得不提到我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百家争鸣”，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国文学、思想史上最耀眼的时期，各学派为了传播自家观点纷纷著书，而这一时期的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2000多年。我们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作品称之为先秦诸子散文。
中学教材中大量出现了诸子散文的选篇，从《论语》，到《孟子》，再到《庄子》，等等。这些选篇是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中之重，现在笔者分析之所以会出现大量诸子散文选篇的原因。
其一，先秦诸子散文可谓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典范，后世也不曾逾越。先秦诸子散文成了中华文化的象征，这是为何中学语文教材中会大量出现的关键因素。中学语文教材在选定课文时也是将这一时期的作品看得非常重要，这是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具体统一。
其二，先秦诸子散文是我国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学派的基本思想都已经非常完整了，后世的变化也仅仅是从前者的思想上进一步地阐述了各家观点，甚至有些学派也积极地学习了、借鉴了其他学派的观点，例如，西汉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法家学说等糅合改造，形成新的儒学体系。并且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有学者将这种新儒学思想称之为“外儒内法”。所以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根源就在先秦诸子散文。
其三，先秦各家学说都是在讨论君与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孟子·尽心下》中说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就是典型的在讨论民、国、君三者之间的关系。荀子曾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学习、继承中国古代思想就必须从先秦诸子散文入手。
笔者认为，中学语文教学中先秦诸子散文的讲述是至关重要的。但笔者观察近年来语文教学在中学阶段已显得较为薄弱了，部分人持一种观点，即语文学习都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然而，语文科目不仅仅指的是母语的使用，而是文化、思想、文明的综合性较强的一门科目。许多教育专家已经发现了中学语文教育正在沦为“鸡肋学科”，从教育的长远发展来看，这是非常不利的。许多学者认为青少年的崇洋的行为，与我国教育中出现了“语文寒流”有一定关系。笔者认为汉语热席卷全球，但唯独中国本土出现寒流，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学语文教育活动应该更加有力度、深度。只有将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放在首位，才能让学生更具人文性。
三、先秦诸子散文的教育意义
先秦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一变革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其精神基础则是由于“士”阶层的兴起而出现的思想活跃局面。这些忧国忧民之“士”，或奔走于诸侯各国之间，宣扬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治国之道，或讲学著书，表达对社会、人生、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哲学思考。先秦诸子散文的人文性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是中国人文的宝库。
在语文教学活动中，先秦诸子散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具体统一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散文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要篇目，又是学习古代思想的重要途径，而古代思想的学习所占比重更大，这对于先秦诸子散文的教学尤为重要。例如，我国现阶段提出的和谐社会，其根源就是孔子的“仁”的学说，孔子认为“仁”包涵一切美德，是每个人都要追求的思想境界。在语文教学活动中对于“仁”这一思想教育的讲述尤为重要，在《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非常典型的对于“仁”这一概念的具体解释。这是语文教学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如何让学生把握“仁”的思想，更形象而具体地理解“仁”，并以此思想作为自己生活中行为的准绳，这就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人文性教育。
第6篇
关键词: 先秦文学原典阅读教学困境对策
先秦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的发端,在高等师范院校整个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意义不仅在于教学内容本身,还在于课程的教学思想和学科定位以及学生的治学态度都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它对整个古代文学的教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文学作品的原典阅读一直以来都是古代文学教学的重要环节。但是,目前原典阅读教学陷入困境,主要表现为学生对先秦文学作品呈现出令人堪忧的隔膜悖逆心理,对原典作品的潜心细读、深究探讨极为缺乏。
一、先秦文学原典阅读缺失严重的原因分析
(一)学生因素
1.难过上古语言关――先秦文学的媒介是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对生活在21世纪的学生来说无疑是十分陌生而难以理解的。先秦文学作品中大量的古今字、异体字、通假字和生僻词语都成为学生与先秦文学作品之间的隔阂与障碍。再加上目前绝大多数高校所用的作品选教材都是繁体字排印的朱东润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而据调查,由于学生基础教育阶段基本上没有接触过繁体字,90%以上学生甚至连“”、“”、“”等这样常见的繁体字都感到非常生疏。因此,学生连通读原典作品的文字障碍都难以通过,就更谈不上对先秦文学作品的原典阅读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是原典阅读教学陷入困境的首要原因。
2.缺乏综合文化知识――先秦文学作品“文史哲一体”的综合性所带来的障碍相互渗透,交相融合,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给先秦文学作品的原典阅读也带来不小的麻烦,除了上古歌谣、《诗经》、《楚辞》等作品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之外,先秦历史散文、诸子散文等作品只是表现了一些文学性的因素而已。文学性的削弱使得学生对先秦文学作品的原典阅读难以产生像阅读唐诗宋词、明清戏剧小说的激情与兴趣。更为重要的是“文史哲一体”的综合性也对学生的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不了解春秋时代的历史纷争,就很难理解厘清《晋楚城濮之战》、《秦晋崤之战》等作品中复杂的人物关系;不理解“逍遥游”的哲学意蕴,就无法体会《庄子》中“尧让天下与许由”、“藐姑射山神人”等一系列寓言的寓意。学生对先秦时期文、史、哲等综合文化知识的缺乏是原典阅读教学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二)教师因素:忽视原典阅读教学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学生对先秦文学作品的原典阅读渐渐失去兴趣?为什么即使图书馆中多有经典之作,也难以阻挡一部分学生渐行渐远?人们能够理解:文学写作是一种创造,不少人却不能认识到文学教学的创造特性,这是使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趋于呆板和过于理性化的原因之一。目前大多数的先秦文学课往往偏重于文学史部分――偏重“史”就是注重知识的理性结构,这也是西方文艺理论对传统文学史论的“侵蚀”。西方文艺理论往往被简单化为“主义”与“典型”,这使古代文学教学强调框架型知识结构,却忽略了古代文学的个性特点和注重整体、直接感知的民族特质。而在高校教学的主流思想中,套用现成的西式构架结构则有利于“规范化”,从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到课程考核,都会更符合“标准化”的要求。这势必会导致教师忽视先秦文学作品的原典阅读教学,这种过分偏重文学史教学的课堂必定难以引发学生阅读原典的兴趣。
(三)学校因素:原典阅读趋向边缘化
近几年的高校课程改革大大压缩了传统学科的教学时数,古代文学首当其冲。随着学校设置的新课程不断涌现,整个古代文学课程的课时量被缩减。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先秦文学史部分的讲授已成为摆在教师面前的一个难题,就更谈不上安排足够的时间对学生进行先秦文学作品原典阅读的教学实践了。虽然老师布置了课外作品原典阅读的任务,但迫于就业的压力,学生还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外语、计算机或其他专业课程上,而对文学作品原典阅读投入的精力少之又少。学生阅读的目的主要表现在无论何时、何种内容,都无一例外地服务、服从于考试或考证。基于此,阅读先秦文学作品的隐性收益就很难刺激学生的欲望,他们认为,能直接握在手中的分数、证书才有更大的价值。因此,如今的高校校园里文学作品的原典阅读,尤其是难度较大的先秦文学作品的原典阅读正在倾向边缘化。
(四)社会因素:原典解读代替原典阅读
在这个信息传播迅速的时代,古典文学常常会换一副面孔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充斥着大量良莠不齐的原典解读书籍,如《水煮三国》把三国故事化用为商业管理的智慧,《论语心得》将论语的精华稀释为个人的人生感悟。大量解读经典、戏说经典的书籍占去了原典的位置。比如,我们要求学生读《论语》,有的学生就将于丹的《论语心得》翻上一遍,以此来替代《论语》原典的阅读。更有甚者对文字的敏感与兴趣几乎是与日俱减,闲暇之余,他们宁愿玩玩游戏、发发短信,也懒得沉浸到那些优秀的文本中,让自己的心灵接受洗涤和提升。
二、加强先秦文学原典阅读的对策
(一)课堂引导
课堂是引导学生进行作品原典阅读的最佳渠道。课堂引导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增加古代汉语知识的储备。识别繁体字是学生突破上古语言关的关键。针对作品原典中繁体字问题,教师应该在第一堂绪论课上让学生明确基于古代文学的学科特性,繁体字是不能废除的。识别繁体字是学生在本科阶段就要树立的专业训练目标。随后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对繁体字书写的原典作品应尽可能地进行诵读,放慢速度,提醒他们注意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对照。可以选择原典作品中的一段文字让学生课下转换成简体字。布置学生查找与繁体作品原典相对应的简体本,并将其和作品原典进行对照式阅读。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识别繁体字的难度会逐渐降低。一般高等师范院校在开设古代文学课程的同时,也设置了古代汉语课程。教师应提醒学生将古代文学的学习特别是先秦文学的学习同古代汉语课程的学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便共同提高。二是增强综合文化知识的储备。教师可以给学生开列课下文、史、哲方面的必读书目。文化方面如阴法鲁主编的《中国文化史》、张岱年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哲学方面如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先秦);历史方面如新世界出版社的《白话史记》、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等。通过这些书目的配套通读,学生进行原典阅读所需的文、史、哲知识能得到提升。三是选择合适的切入点对作品原典进行课堂阅读示范。先秦文学课堂教学完全可以适当借鉴这种方式,挤出一点时间,让学生朗读《诗经》、《楚辞》中的优秀篇章,所获效果将远胜过教师旁征博引的分析。
(二)作业考核
第7篇
论文摘要:先秦哲学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本文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主要派别:儒、墨、法、道等诸家的学说来阐明中国文化的源头。
一般来说，人们称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为先秦哲学。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哲学思维从原始时代人们对精神和自然界关系问题的两种自发的对立倾向，经过殷周奴隶社会的天命神权论和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形成了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各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派别。它们之间互相辩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开拓、创新时代。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列国交兵，忧国忧民的学者们有感于时局之不稳，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主张。他们或周游列国、献计献策，或退隐林下、聚徒讲学，或独善其身、著书立说。一时间，学派峰起，百家争鸣。特别是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一批哲人迸发出的原创性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有载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疆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龄大道之要，去健羡，细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篡，吸土刑，析粱之食，黎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疆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 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朴法，则亲亲尊尊之 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砖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J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簌。簌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翟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尽不同，他们著书立说，虽然各有优缺，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且丰富的文化遗产。
他们面对社会的大变革，诸侯争霸，群雄割据，战争频仍，连年不绝。而社会变革的剧烈，也正因为各诸侯国力争霸主地位，以主宰中国，所以采取了种种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措施，富国强兵，励精图治，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向前发展。与此同时，诸子百家之说应运而生，“九流”、“十家”异说纷呈，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因此，先秦这个大动荡的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期，同时成为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历史分界线。“轴心时代”不仅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新的史学观念，而且这种理论为所有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在中国，“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空前繁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墨、道、法、名等许多学派，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孙子、杨朱、惠 施、公孙龙、商鞍、申不害、荀子、邹衍、韩非子、李斯等一 大批思想家。
我国今日的思想，试默察之，无不有先秦学术之成分在其中者。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其支流。欲知后世之学术思想者，先秦诸子之学则不可不知也。也就是说，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是形成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它广泛地探讨了宇宙本原和自然规律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人性善恶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等，把哲学研究伸展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已包含着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其探讨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可以和古希腊哲学相媲美，是中国亦是世界哲学史上的灿烂篇章。
我国学术，大略可以分为七个时期:先秦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两汉之儒学，魏晋以后之玄学，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代之汉学，现今所谓新学。七者之中，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理学家虽辟佛，实于佛学人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说，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
第8篇
论文关健词：职业导向；文学课程；教学研究
高职院校的教学，不但要重专业、重技能，重视学生的科学知识教育；更要重素质、重育人，重视学生以职业活动为导向的人文素质教育。一个健康、文明、和谐的社会，需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同支撑，健全的教育应该是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统一，加强人文教育，实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结合，是当今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也是高职院校课程设置的方向。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以文学课程为载体，如何以职业活动为导向，加强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
一、文学课程设置的必要性
高等职业教育的中心任务是为社会培养具有高素质和高技能的职业人才，在课程设置上，既要把课程设在职业岗位的“缺口”和岗位能力要求上，重视和强调职业能力培养，同时更要重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高等职业教育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为办学理念，而高职院校的人文教育主要是通过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相关人文课程的设置来完成的。其中文学课程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最好途径，因为文学课程最具审美性与人文性。文学作品历来是人文精神的最佳载体，它的形象性和文学性易于学生接受。实践已证明，人文素质教育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立、自强、自信。高职院校的人文教育的主要途径就是开设文学课程。通过文学鉴赏课，教师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渗透，使学生在理想信仰、价值取向、人格道德，审美情趣等方面受到熏陶。通过阅读欣赏文学经典使学生重返历史，重温传统，在深深的浸润中，真正体会到整个人类生存的艰巨性和伟大性，在与经典作品的心灵交融中，使学生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多一份深邃体验、一份清明理解，从而认识自我，规划人生，从而更好的适应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
二、文学课程体系的设置安排
课程设置主要围绕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并成为社会合格的或优秀的公民来进行。我们的做法是：以文学为切入点，对现行的人文学科的教学内容进行重新定位。偏重从文学作品和作家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挖掘人文教育素材，以此陶冶学生性情，达到提高学生思想品位的目的；以文学史为出发点，对文学课程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补充，从历史的角度解析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培养学生科学的历史观，从而树立达观的人生态度；以哲学的思辨为落脚点，对文学课程的内容进行提升。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授，培养学生仁、爱、亲、孝的生活态度。
我们将文学课程作为一个课程群而不仅仅只是一门课程来建设，把具有人文性、审美性的文学课程进行分解，分别由不同的课程来承担。该课程群目前由《文学欣赏》、《先秦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精品鉴赏》、《中国当代文学名家精品鉴赏》、《外国文学名家精品鉴赏》组成，我们将以文学鉴赏为主体课程，以传统文化经典为主导课，以现当代与外国文学为辅助课，分别在不同的时期开设，加强学生的人文教育，增强学生的人文素质。
三、文学课程的组成部分
（一）文学鉴赏。这部分是主体课程，是面向高职各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它以语言文字为载体，以优秀的文化遗产为精髓，对学生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它融知识性，思想性、审美性和人文性于一体，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本课程开设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文学欣赏水平及人文素养。它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对象，以审美享受为根本标志，介绍古今中外的文学名家、名著及文学思潮与流派，通过对具体篇目的欣赏，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提高学生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把审美训练及人文素质教育和谐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课堂教学中力争做到既展示文学的生命力，又给学生以广阔的想象空间；既让学生得到审美享受，又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高尚情操的感染和启迪。教学上注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着力激发学生的自主精神、创新意识。该课程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较强的审美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全人格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
本课程主要的授课形式是课堂教学，同时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教学任务是进—步培养阅读鉴赏能力，在感受、理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审美悟性和文学素质，以文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及优秀传统熏陶、感染学生。在教学中，我们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形象的分析，还有具体的感悟。课堂上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师生共析，互动性较好，发言踊跃，讨论热烈。通过对优秀文学作品的品读，使学生初步掌握了文学欣赏的原则、途径和方法，帮助学生突破思维定势，激发了他们对文学的兴趣和创造精神，学会有条理地思考问题、表达思想，从而构建起开放灵活的思维方式。
《文学鉴赏》课程的开设，有利于落实“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标。我们立足于将教学过程与陶冶情操、引发兴趣、提高素质结合起来，挖掘优秀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内在情感、熏陶因素，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先秦文学。这部分以讲座的形式开设，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经典文章的品读，了解和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化精髓，从中得到思想启迪，道德熏陶，文学修养，审美陶冶。这部分内容主要由三方面组成，即古代神话、《诗经》与《楚辞》、先秦散文。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选择这门课程学习，不仅使学生对先秦文学有个概括的了解，而且使学生受到了思想启迪和道德熏陶，懂得了一些做事之道和做人准则，增强了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精神。
（三）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精品鉴赏。我们进行现代文学讲座，目的是通过对现代重要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道路的介绍及作品的剖析，理解他们代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提高阅读、评析各类文学作品的能力；受到积极的思想熏陶，从作家笔下的人物的追求、奋斗历程，看人物的命运，让学生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转贴于
在教学上，本课程以讲座的形式，以选讲重要作品为窗口透视作家、作家群体的创作风格，点面线结合，以期让学生获得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总体性认识。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另外，还通过讲座提出思考题、布置书面作业的形式，让学生写读后感或观后感，进一步加强人文教育。
（四）中国当代文学名家精品鉴赏。开设当代文学名家精品讲座，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当代文学的时代精神，感受作家对社会、对时代、对人生的关注情感及强烈的责任感。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爱国意识等。通过当代诗人对祖国内涵诠释诗的品味，学生们能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去解读中国，更加了解了祖国的深厚文化底蕴，懂得了祖国发展历程的艰难。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更加紧密地把自己与祖国联系在一起。通过当代名家散文对人生的解读，学生们更加懂得人生的真谛，热爱人生，珍惜人生，充实人生，不虚度人生的愿望变得很强烈。通过对当代小小说的了解，学生看到了社会中普通人的本色，从小人物身上挖掘了许多闪光点，体会了做人之道。总之，当代文学接近时代，更易于学生接受，通过从不同角度对当代名家名篇的解读，学生能更好地理解理想与现实，社会与人生，能更快地溶入社会。
（五）外国名家作品鉴赏。这部分也是以讲座的形式开设，分三个专题进行。有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笔下的“小人物”与“大主题”、莎士比亚与人文精神、巴尔扎克小说的批判现实性。
外国文学是一个庞大的文学体系，聚集了各国文学精华，值得品读的作家作品很多，我们无法多介绍，只能是对外国文学流派做个概述，介绍几个有影响及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让学生感悟。然后老师推荐一些有人文价值的书让学生课外阅读，进一步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世态人情的不同。
近年来，高职院校受实用主义的影响，不同程度存在着重专业教育，轻人文素质教育的现象。而社会反映高职毕业生高学历、低规格的问题，其症结不在于毕业生专业技能的欠缺，主要是毕业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知识和素养。因此，从学生的成长、成才出发，从社会对高职教育的期望出发，从高职院校自身的发展需要出发，加强高职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都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而文学课程就是为解决学生人文素质缺乏而设置的，它是最具人文性的课程，是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提高人文素质的最好途径。
四、文学课程的延伸
（一）在阅读、研讨中渗透人文教育。阅读是语文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它能够使语文课堂教学向外延伸。大量阅读富有人文精神的人物传记、中外名著等，可以使人的内心世界产生震撼。读到生动、有趣的情节，能够体味到关于爱、友谊、忠诚、勇敢、正直乃至爱国主义等永恒的人类精神，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指导学生多读书，并采取多种形式交流读书心得，这样不仅开拓了学生研究问题的科学思路，同时也增强了表达的信心与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帮助他们建立起平等、协助、对话、包容、独立的现念。为他们走上社会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开拓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载体，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校园文化建设力求弘扬人文精神，利用现代教育手段实行开放式教育，努力营造高品味、高层次的人文氛围培养学生的人文底蕴。有了坚实的人文底蕴就会牢固的构筑起学生正确的精神支柱，对于学生崇高的思想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精神催化的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网络等新型媒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新载体，建设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校园网站。提供大平台和新空间。努力形成良好的校园人文素质培养的环境和条件，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三）以校风、校训、人生警句为核心，彰显校园文化精神。精神文化是学校在发展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有自身特色的价值观念、认知法则、行为规范和习惯等，它由校风、教训和学风加以体现。精神文化对学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着学校各个成员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价值观念等，是一种潜在的教育力量和无形的精神力量。健康高尚的校园精神文化可以成为一种激发因素和原动力，促使师生积极进取，观念一致，形成合力，特别是对大学生思想观念和行为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把校风、校训、人生警句融于新的大学精神之中。可以长出属于自己的精神之树，彰显校园文化精神。
第9篇
英文名称：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主管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河南省郑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3-0751
国内刊号：41-1006/C
邮发代号：36-118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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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篇
关键词：孟子解释学;合法性问题;以意逆志
孟子是否存在解释学也即孟子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是研究孟子解释学首先遇到的问题。为了解决孟子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可以借助与其相似的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前者是否合法的命题便可以被证伪。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而言，是否能称之为哲学，历来就有争论。赵敦华认为“黑格尔把中国以‘无’为开端的哲学，说成是‘连手都不用转了’的表面的抽象游戏;国内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哲学没有逻辑关系，因此没有本体论，这些可谓是‘用西学格中学’的例子。”①面对同样的问题，邓晓芒认为“如果按照西方哲学的标准，中国就没有哲学，但是倘若降低哲学的标准，中国就有哲学，那么日本、越南都不能说自己有哲学。”②
同样如此，虽然孟子的文本阐释方法不同于西方阐释学，并不是作为一种严谨的理论学说提出的，既没有很强的逻辑性，也没有自己的体系，甚至可以说只是独断论，并且他的理论很难说是一种关于文本阐释的方法论，更谈不上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是它们都是对文本的解读的一种方法。作为孟子最重要的文学阐释方法，以“以意逆志”在文学批评史具有重要的地位。“以意逆志”出现在《孟子q万章上》：
咸丘蒙曰： 舜之不臣尧， 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 敢问瞽瞍之非臣， 如何？曰：是诗也， 非是之谓也; 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 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 周余黎民， 靡有孑遗。信斯言也， 是周无遗民也。
孟子反对咸丘蒙在理解《诗》上断章取义的做法，咸丘蒙认为按照“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的逻辑，舜的父亲也就成了舜的臣子，那么他就应该听从舜的命令，但是按照礼法制度，父子关系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能僭越，咸丘蒙的提问实质上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建立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作为君主的儿子和作为臣子的父亲，如何处理两者的社会关系。孟子则从诗歌的本身内涵出发，他认为咸丘蒙在于不能总体把握诗歌的意义，孤立、片面的阅读是引发歧义的原因。
孟子之所以提出“以意逆志”的文本阐释方法，并非是偶然的，“春秋战国时期， 存在着“ 赋诗言志” 的风气， 而当时人们对所赋之诗往往又采取“ 断章取义”的态度。《左传q襄公二十八年传》载 “ 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辩姓， 子不避宗， 何也’ 曰： ‘宗不余辟， 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 余取所求焉， 恶识宗’ ”③
另外，与“以意逆志”相近的文学理论还有“知人论世”。但与“以意逆志”不同，“知人论世”强调作者的所处环境，并因此根据外界环境理解作者和其文学作品的含义。两者之间既存在相似点，又存在不同之处。
但是对于“以意逆志”，往往存在不同的说法。一是认为通过作品之义把握作品之意，二是通过解释主体的阅读感受把握作品的内涵。前者观念的持有者如清代学者吴淇，他将“以意逆志”理解为“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后者往往为大多数人采纳。汉代赵歧《孟子注疏》 解释说： 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 以己之意， 逆诗人之志， 是为得其实矣。 宋代朱熹《孟子集注》 云： 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近人朱自清《诗言志辨》 云：以己之意‘迎受’ 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另外，在李厚泽的所著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提到“ ‘意’是读诗者主观方面所具有的东西， 所谓‘以意逆志’， 就是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 通过想象、体验、理解的活动， 去把握诗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④
两者观点的分歧在于如何理解“意”，“意”究竟是指作品显现的含义，还是主体的阅读经验？大多数认同的是后者，邓新华认为“但这种观点颇有令人疑惑之处， 因为如果按照吴淇的解释， 既然解释者已经弄清楚了古人之“意”， 那么解释者对作品所传达的古人之“志”的把握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⑤产生误读的原因，在于将“意“理解为纯粹解释客体――文本本身的含义，这样一来，对于“志”的解释就会出问题， 即出现“同义反复”的逻辑悖谬。对于将“意”理解为读者阅读经验的支持者来说，他们的观点立足于“志”是作品或作家的原义。
无论是强调解释主体的阅读感受，还是突出作品本身的含义。它们都注重把握作者和作品原初之意，也即通过阅读文本把握、接近作者和作品的寓意。但是，随着语境的消失，能否还原作者文本的含义成了一个问题。
在此基础之上，有孟子所开创的传统解释方法，就面临着诸多问题。后世学者也因此发出感慨：
《文心雕龙q知音》：“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韩愈《与冯宿论文书》仆之为文， 每自测意中以为好， 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 人亦小怪之; 大称意， 人必大怪之也。
孟子的文本解释面临着同西方解释学同样的困境，也即能否找到文本的本意，能否重建作者的原意，是否能把握到作者的用意所在，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因为文本的含义只有作者本人知道，但是问题是或许作者也无法把握住自己的作品本意，因为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写成的文本，尽管作者在当时感情是强烈而炽热的，能够清晰地把握住自己的情感，然而时过境迁，或许作者在理解自己当时写的文字时，又融入了自己此时的主观情感。
从传统解释学转向现代解释学，不仅是人们认识到文本的元释义是不可能的，更是人们对文本有了更高的理解。西方的传统解释学代表者施莱尔马赫试图克服文本元释义的不可能性，但是现代学者伽达默尔则拒斥传统解释学的方法。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他继承了他老师海德格尔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首先，海德格尔的存在不是存在（sein或being），并不是作为冰冷的物质的存在，而是dasein，也即此在、亲在或将在，即感性的存在。从解释学角度而言，同样如此，语言也不是作为一种客观的脱离人的工具存在，不仅仅只是通过表音文字或表意文字建立起来的符号系统，它同样被赋予感性的地位，是一个无限开放的场，它的意义正是通过场的不断建构，才得以确立起来。
尽管孟子的解释学仍局限于传统解释学，追求元释义的可能，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尤其是先秦的文学批评理论，文学的功用性要求必须具有同一的标准，如对《诗》的解释的统一性目的，在于更好的传播儒家的理念，而传播的标准也就是解释的标准：释义必须具有同一性，否则就会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现代解释学的多元论并不适合于孟子所处年代，尤其是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传播学说的前提是学说内容必须具有一致性。尽管孟子的解释学仍存在种种问题，但是作为我国的先秦文学批判理论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世的文学释义理论沿袭了孟子的传统解释学路线。（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解：
①《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宋继杰，第89页
②《中西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重庆大学2008年版，邓晓芒 第298页
③《“ 以意逆志” 与解释学美学― 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法与西方解释学的对话》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3期 文江涛 104-109
第11篇
[关键词] 遒；文气；意；兴会标举
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美学概念――“遒”，这一概念作为文艺品评常用的独立术语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魏晋六朝时期，“遒”在这样一个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进入崇文、重情、求美、尚气的文学自觉时期被频繁运用，其美学内涵的形成与转变，与这一时期我国文学由“言志”向“主情”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以“气”论文与“遒”的美学内涵的形成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文气”概念，强调作家的个性才能，促成并标志着我国诗学史由“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变。“遒”作为一个美学概念进入文学领域，最早也是从曹家以“气”论文开端引序的，其美学内涵正是指向文气的“聚而不散”，及其运行流转张弛有度、不逸不蔓的风貌。
魏文首次将建安文学作品中那种表现为昂扬向上的精神及情感力度的“气”作为文艺审美的一个概念，并以此用来品评文学作品。在评价刘桢的文学创作时，曹氏说 “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并在《与吴质书》中首次将“遒”作为“文气”批评的一个美学标准：“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显然，作为作品中所表现的精神气质，“壮”与“逸”相对，“密”与“遒”相对，似乎“壮”始能“逸”，“密”始能“遒”，“遒密”是比“壮逸”更高的的一个美学层次。因而，“遒”作为一个文气批评的美学标准，其首先有情感气势蕴蓄上的“气聚而不散”（“密”、“固”）的内涵。同时，曹氏以“骋骥于千里”来比喻文学创作，提出“引气”之说，从“气”的运行流转的法度方面将“遒”作为一种美学风貌的评判标准，显然，这里，“遒”的美学内涵显然不仅是情感气势的蕴蓄而达到的“气聚而不散”，而是与“逸”相对，更趋向于指“气”的运行流转的“流畅”而言。那么这种文气运行流转所达到的流畅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曹氏以“骋骥于千里”来比喻文学创作，肯定了为文当有良马骏足快马驰骋的精神意度，即“有逸气”，强调文章行文要使感情表达畅快无阻。而“遒”在先秦文学作品“忽忽岁月遒”等篇中本有“急行”之意，“岁月”的“逝往若流”与“气”的循环、流动的特点都是一种有规律的“急行”的状态，曹氏将“遒”作为“气”的运行流转的法度方面的一种美学风貌，其内涵之一正是这种有规律的“急行”所形成的不放逸、不流乱的收放自如的流畅的节奏和趋势。
南齐刘勰《文心雕龙》继承和发展了魏文的“文气”说，在理论上作了更为全面的综合阐述，他的文气论集中在《养气》、《神思》、《体性》、《风骨》诸篇，着眼于阐述作家的天赋才能和精神气质在完成写作过程（构思、行文）的作用及体现于作品的风格特征，《风骨》篇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这里，“风”大致相当于曹丕的文气，是“意气”在作品中的外化，指作家个性、才能体现在文章中的精神气质；“骨”则侧重于指通过作品结构、修辞等形式上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气”，故所谓“风骨”实际上是侧重面有所不同的一个东西。其在《文心雕龙・风骨》篇评论道：“相如赋仙，号为凌云，蔚为词宗，乃其风力遒也。”将“骏爽”之“意气”与“遒”之“风力”紧密相连，明确地指出“遒”所包蕴的美学内涵的具体指向――“凤力”，其美学内涵不仅指向作家的情感个性在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气质蕴蓄的“聚而不散”以及流转的“流而不乱”等，更包括作品文辞结构所形成的外在形式特征，并扩展到作家在构思行文中形成这种精神气质的“意气”方面的“骏爽”。
二、“自然真情”与“遒”之美学内涵的转变
“遒”在六朝的文论中被更为频繁地使用，而六朝文学论文不主文气，偏重“自然”与“真情”的发现，也促使了“遒”的美学指向由文学作品之“气”转化为文学创作过程之“意”。
东晋以后，随着模山范水的创作风尚的兴起，将山水视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并重视这种“自然”山水与个性“真情”的结合，文艺理论展开了对“自然”与“深情”的讨论，也影响到“遒”的美学内涵的转变与发展。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谈到：“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比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认为玄言诗不符合“遒丽”的典范，同时认为谢灵运的“兴会标举”、颜延年之“体裁明密”是建安风力的继承，足以垂范后世。钟嵘《诗品》也认为永嘉以及江表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建安风力尽矣”，同时认为“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都是“五言之冠冕”。我们发现二者皆认可颜延年、谢灵运在五言诗上的成就，并认为他们是建安风力的继承者。侃《文选评点》卷五评述道：“遒则意健，丽则文密。文辞至此，乃无憾矣。兴会标举，遒之属也。体裁明密，丽之方也。颜终逊于谢，以未遒耳。”由此观之，“遒”的美学标准是“意健”、“兴会标举”。
试观《世说新语・赏誉》：“ 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闲，遂致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我们发现“兴会”是一种偶有所感而产生的意趣，而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标举兴会，发引性灵”，则明确指出这种“意趣”正是引发我们“性灵”的创作灵感、情趣。将“遒”作为“兴会标举”的美学标准，无疑是强调这种文学创作的“意趣”，即作品中体现的作家的个性情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状态。
颜、谢诗歌都重文采、尚巧似，那么，“颜终逊于谢”具体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呢？二者诗歌对比则颜重规矩，谢重个性；颜多错彩镂金的应制之诗，谢多畅情山水的个性之作；颜诗较少寄托个人情感，谢诗则以山水之胜抒发个人性灵。通过对比不难发现，“遒”之美学内涵和指向在这一时期，更为偏向于指作品中情景交融、理融情畅的状态，更重视作家的个性情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畅达。
钟嵘《诗品》在评价谢眺的文学创作时，也谈到“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认为谢眺“意锐而才弱”形成了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的文学作品特色，也明确将“遒”与“意”相关联。而在评价晋吏部郎袁宏时谈到：“彦伯《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观《世说新语》可知袁宏文辞典雅、才思敏捷，可见，袁宏敏捷的“才思”促使他的文章“鲜明紧健”接近于“遒”。
在书法艺术领域，时人评价王右军《兰亭集序》“遒媚劲健，绝代更无”，（何延之《兰亭记》与《太平广记》都收录此语），而自王羲之始，中国书法艺术、书法观念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转折，那种外向性、模拟性、象形性、写实性的审美倾向开始退场，而一种偏于内向、重视“意巧”、强调畅神、讲究表意的审美趣尚开始形成，书法真正成为一种旨在“任情恣性”的审美方式，一种以“流美”、“意巧”为主的独立艺术样态。王羲之《兰亭集序》的“遒媚劲健”，正是这种“流美”、“意巧”的典范。
综上，“遒”的美学内涵的形成、转变与发展贯穿着我国文学史上“言志”到“缘情”到转变的整个文学自觉时期，其最深层的美学指向文学创作过程中与文学作品中“情”的控制的恰当、抒发的流畅。然而，唐以来由于中国文学由晋以来的“恣情任性”重新回到对现实功业理想的吟唱，文学理论也趋于重视风骨气调，提倡魏晋昂扬向上的精神及情感力度，“遒”的美学内涵由论“气”、讲“意”的美学指向偏离为重“力”的倾向，频繁与“劲”、“健”等有“强劲”之意的词联合使用，最终使其本有的美学内涵被遮蔽、误读。
参考文献：
[1]周汝昌.永字八法 书法艺术讲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1 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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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仪平策.中古审美文化通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229-239.
[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第12篇
刘勰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儒家言文观，并对传统的言文观作了新的解释，使之走向了纯粹的诗学。在对语言的宏观观照中，刘勰开辟了文人现实功利之外的新的精神家园;在对语言外在修饰的探讨中，刘勰树立了文章语言的新标准;在语言文采形成产生的阐释中，刘勰肯定了文采和风格的独特审美性。刘勰言文观的诗学转换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言文观；诗学转换
所谓言文观，是指 中国 文论中关于语言和语言修饰的思想观念。由于文学是语言的 艺术 ，语言和语言修饰的议题在文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有关语言与语言修饰的思想在先秦就已经开始讨论，其中儒家提出了很多正面肯定语言以及语言需要文饰的思想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 影响 。由于先秦文学 理论 包容在先秦文化之中，故先秦言文观也和 政治 、伦理道德、 哲学 等各种思想掺杂在一起，不可避免受到它们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儒家言文观，但魏晋六朝时期，人的觉醒带来文的自觉，“审美意识大发扬”，诗学开始从哲学、政治学、 历史 学等等之中独立出来，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很多纯粹的文艺思想和着作，基于这种转变，文艺思想家们开始对传统的文艺观进行新的改造，所以刘勰顺应 时代 要求，也对传统的言文观作了新的解释，使之走向了纯粹的诗学。
一、 言立文明
《原篇》开篇：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自然 之道也。
《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云：“原，本也”，原道即是本于道，《文心雕龙》《序志》篇：“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刘勰原道，对道是什么没有什么具体描述及讨论，刘勰原道阐述的重点是“文”的内涵及其对人的意义。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明”，詹锳注为“文章显明”，如果理解为 现代 汉语的用语言文字组合而成的文章，那么，这个意思显得狭隘了，这里的“文”比现代汉语的“文章”之意更丰富，范围更广一些。《说文解字》注：“文，错画也，象交文”，苏宝荣解释说：“文本花纹之纹”。由此看出，古代论“文”强调“文”的外在可感性，言立文明之意指有了语言，人就具有了自己独有的外在之文，形象就显明起来。语言作为人之文的思想诞生于先秦，《国语·晋语》中说：“言，身之文也，”明确将语言作为人的外在之文。言何以成为身之文呢?(1)言是心的表现，《吕氏春秋·辞》曰：“凡言，以渝心也”，扬雄《法言·问神》曰：“言，心声也”。语言文字的可听可见使人可以表达交流，借以展现和认识无形的内心世界。(2)语言区分了人与天地万物，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依据。“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立文明的过程是人证明自己存在的过程。没有了语言，人就没有了自己独有的文，这样人会泯灭于万物之中。刘勰认为，言立文明是一种自然之道，同人之生老病死、天地四时循环一样，无可更改，无法避免。
言立而文明，语言对人的意义非常重大，从 社会 整体角度观照个人，个人的存在是以语言为依据的，没有言说，个人的存在就无声无息，所以立言成为先秦以来所有文人的追求，先秦诸子“各着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荀列传》)，儒家“立言”成为三不朽之一，曹丕更是把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语言成为文人们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和标志，成为人生追求的路向标。
先秦时期，诸子立言多为立言见用，改变生活际遇，所立之言五花八门，天文地理、兵法权术无所不包。两汉时期独尊儒术，道德修养与社会治理成为文人立言的主要内容。“是以君子居乱世，则合道德，采微善，绝纤恶，修父子之理，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圣人之所不失也。故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文”(《新语·慎微》)。“或以杼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班固《两都赋序》)。两汉立言，带有浓厚的道德教化和代圣贤立言色彩。
刘勰立言突破了道德修养和代圣贤立言的限制。“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更有“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在天地自然之大美面前，人心所感岂会只限于修身齐家?“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在这种“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之中，以礼节情，以道制欲用武之地何在?在这样的视野中，人由心灵感受而来的言说必然超越儒家狭小的园囿。这样，刘勰把无功利的审美与抒发纳入立言之中，立言不只是只有在现实功利中才能找到位置，在现实功利之外还有另一番天地可以让人寄情托志。“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文心雕龙·序志》)!“于是文学不再仅仅当作政教的工具和附庸，它本身的审美作用被充分肯定”，成为人可以自由畅游的精神家园。后世作者之中多有以文学自傲之人，“若夫刿心于山水风月之场，雕龙于文章之囿，此我辈羁穷酸寒无聊不平之音也;……诗人文士挟其所乐，足以敌王公大人之所乐不啻也，犹将愈之”(杨万里《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正集序》)。“余之诗，余之诗耳。穷居而野处，用是陶写寂寞，则可;必欲其步武作者，以钓能诗声，不惟不可，亦不敢”(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叙》)!文人立言，有了笑傲俗世的新天地。
二、 言文行远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提倡的言而有文成为儒家对语言的重要标准，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文”谓文饰，是指外在修饰，但自老子、孔子以来就有对语言外在修饰的反感与厌恶，如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表示出对“美言”的不信任。“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对花言巧语一再表示反感，《商君书》说：“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实用。”美言、巧言、烦言饰辞皆是修饰之语，而百家都不认同这种文饰，看来孔子提倡的言之文，我们不能仅简单理解为含糊的修饰之语，它有自己特定的含义。先秦的各种历史记载及文章书籍中涉及“言”的讨论并不是指文章的写作，而是指说话的行为。考察“言”字，《说文解字》曰：“直言曰言”，是指口头说话的行为。当然，能够进入人们讨论视野的也不是所有的言语行为，从“行而不远”来看，私下场合的传播非常有限，只有在大场面的讲话才能产生重大影响，所以人们讨论的是重大场合如祭祀、外交等等之中的言说行为，孔子认为这些场合中的语言需要“文”。结合孔子所标举的礼乐文化来看，孔子提倡的言要有文，应包含这些要求：一是言语符合礼仪规范，“非礼勿言”，礼仪规范在当时是高尚文明的行为，符合礼仪规范的语言突显着优良的 教育 ，所谓“出辞气，斯远鄙倍”(《论语·泰伯》)。二是言语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修饰语言的目的不是炫耀知识和语言技巧，而是有效地充分表达。“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三是言说要有针对性，要做到名正，这样就会言顺，就会事成。由此看来，孔子提倡言而有文针对的是各种正规场合之中的口头言说，主要不是从美学角度考虑的，他更多考虑到为实际的社交政治服务。只有语言符合礼仪规范，能有效表达，具有针对性才能在社交政治中无往不利，否则就会“行而不远”。
“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刘勰这句改写自孔子的话显示了刘勰对孔子思想的继承：语言要让人印象深刻，需要有文。但是刘勰论言而有文，论的不是孔子行人专对的那种实际言说行为，他的议论对象是以文字形式记录在纸上的文章。两汉以来，多数文人失去了先秦 时代 行人专对的言说环境——那个用口头言说来推动或改变国家 政治 或战争情势的环境，诸子开创的着书立说成为文人最主要甚至在某些意义上唯一的言说方式，对语言的讨论从口头言说转到文章写作之上。口头的言说随着语境变化，言说也随时改变着语境;语言成文是将容易飘逝的口头话语固定为静态的文字的过程。语言成文之后，会脱离作者，也会脱离语言产生时的那个特定语境，而进入各种不同的时空之中。因此实际言说之“言”与文章之“言”肯定在要求上的有所区别。“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刘勰以圣贤文章为标准，提倡文章要有采，这样，刘勰将孔子针对实际言说的“文”转换为文章的“采”。
何为采?《说文解字》：“采，捋取也。从木从爪。”苏宝荣解释：采字“像用手在树上采摘果实和叶子之状，本义为摘取、采集。……又借为彩(颜色)或彩(有花纹的丝织品)。” 这样看来，采实为一种能捋取人心的吸引力，有吸引力的文章能让人心驰神醉，浑然忘我，进入文章的世界。
“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原道》)天地万物，皆能动人心魄，文章质文并重，为 自然 之理。不过，文质概念太过宽泛，对文章这个特殊个体而言， 内容 是模糊的。刘勰强调采，一方面承接了孔子潜在的要求语言打动人心的内涵，另一方面乃是针对文章本身特点提出的要求。口头言说随时而变，言说的内容成为主导，形式次之，所以先秦论“言”，如《国语·晋语五》：“言以昭信。”《论语·卫灵公》：“辞，达而已矣。”《韩非子·说一》：“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多强调信、达、用。静态之文章同动态之口头言说相比：(1)文章的语境相对封闭，比较稳定;(2)文章的写作和阅读相对口头言说在节奏上舒缓得多。文章创作时如结构的安排、语言的组织等等可以反复考虑，精雕细琢，读者阅读时也会注意形式好坏带来的不同感受，因此文章形式上升到与内容同等的地位，语言的信、达、用等针对口头表述的标准淡化，文采这样的形式美感要求被提出。
刘勰正是从文章形式美感而不是从口头言说的要求上论述文采。“《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情采》)。《老子》语言，庄子、韩非对语言的议论，显示了语言的修饰组织等形式带给人的美感，这就是文章之采。
当然，刘勰并不孤立地强调语言文饰的形式美，前人的论述和创作的实践已经证明过度和不知所谓的文饰会妨碍意义的表达，“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所以，刘勰探求三文——形文、声文、情文的背后：是什么力量组织了形、声、情，使它们有条理的杂、比、发，从而具备了动人心弦的魅力?刘勰认为这个力量是人的情性，“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外在修饰没有情性这个生命力量的指挥，就不会打动人心，就像铅黛一样，它可以饰容，但很明显，美丽的真正来源不是铅黛，而是人的姿容中显示的生命力量。语言的修饰应该是思想情感这样的生命涌动和语言形式的奇妙遇合，这个奇妙遇合刘勰称之为“神理之数”，能促进奇妙遇合的方式是“为情而造文”。
至此，刘勰淡化了孔子“言文行远”观中对口头语言的要求，将之转变到书面文章的形式修饰之上，也淡化了此观念中的现实功利色彩，凸显了文章外在修饰中所蕴含的远离功利的纯粹审美感觉，完成了从实用到审美的转换。
三、 志足言文
言既身文，言文行远，语言及对语言的修饰组织的重要性因此凸现，怎样做到言而有文呢?刘勰的解答是“志足言文”。
为什么志足能使语言富于文采呢?言语源于内心，“心生而言立”，“志以定言”，“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显”。语言魅力之根是内在的心志情理，“言隐荣华”，不是从心志情理出发的外部修饰不会形成真正的文采。由此出发，刘勰认为文采的有无与内在心志情理有关，心志情理又与人的身体状况有关，《养气》篇说：“夫耳目口鼻，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励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又“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气盛则志盛，志足而言文，所以刘勰提倡养气。
由以上 分析 ，文采的产生经由气—心志情理—言文的过程，其内在的原理就是“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左传·昭公九年》屠蒯劝讽晋昭公说：“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孔颖达注曰：“调和饮食之味以养人，所以行人气也。气得和顺，所以充人志也。志意充满，虑之于心，所以定言语也。详审言语，宣之于口，所以出号令也。”刘勰提倡养气的 理论 根据在此。
刘勰引用“气以实志，志以定言”是在《体性》篇，《体性》论述的主要内容是人的不同个性气质形成了文章的不同风格。“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章风格的产生沿循的是“气——志——言”的过程，也就是说，语言文采的产生过程和风格的产生过程是同一的，文采与风格同一吗?它们有相同之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文采的重点在语言之上，文采的产生直接源于对语言的修饰和组织，语言可以有文，也可以没有文，“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情采》)。风格强调的是气，个人性情气质差异在语言上的呈现，“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体性》)，同文的可有可无相比，文章必然会呈现气的差异。不过优秀的文章在刘勰的眼里，总是风格和文采的混同呈现，刘勰在解说八体风格之繁缛和壮丽时说：“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体性》)，博喻的修饰手法在繁缛风格的形成当中起了很大作用，而壮丽，就是由高论宏裁形成的卓烁异采，文采和风格在优秀的言辞中总是二位一体，难分彼此。
屠蒯的话语目的是劝讽晋昭公，指向的是实际的口头言说行为，是自然的语言产生过程，并不指向语言的文采和风格。刘勰以此为理论出发点，将视点引向文章的文采和风格，从根源上肯定了文采和风格的独特审美性。
四、 刘勰言文观诗学转换的意义
首先，刘勰肯定了语言对人的重要性。先秦诸子讨论语言之时，在肯定语言对人的重要性之余，对语言的怀疑与不信任也表露很多，魏晋以来，言意之辩中言不尽意论大占上风，“在‘言’与‘意’的论辩中，荀粲、何晏、王弼一流把‘言’的指称意味越看越轻，而把‘意’的本质意味越看越重，引出玄学蔑视语言的倾向。”这些怀疑与轻视是从 哲学 、伦 理学 、政治学等实用功利角度审视的结果。刘勰从文学、美学的超功利角度出发，在心生言立，言立文明的自然之道中，发现了语言对人新的意义——语言乃精神寄托的家园，这是审美意义上的肯定，也是对魏晋以来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肯定。在这个新视角的观照下，刘勰赋予了语言文饰以美学内涵，完成了语言之文的诗学转换。
其次，刘勰言文观的诗学转换以 历史 为根。刘勰言文观脱胎于儒家观念，几处关于言文的陈述很多引用改写自公认的儒家典籍，这使他的诗学转换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不到于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变则其久，通则不乏”(《通变》)，刘勰关于言文的论述为后世继承和发扬，如后世论质与文，文多含文采之意，柳宗元曰：“夫为一书，务富文彩”。解缙云：“具文质之中，得华实之宜，惟唐人为然。”唐诗之华即为文采。
最后，虽然很多人将《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学理论着作，但是，《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为大文学观，从《文心雕龙》所 研究 的范围来看，它的研究对象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文字书写的文体，詹锳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讲文章作法和修辞学”的书，而不只是研究纯文学文体创作的着作。将刘勰的大文学观和刘勰言文观的美学内涵结合起来看，刘勰提倡语言要有修饰，要有文采，提倡声律、丽辞、夸饰、练字等等要求与技巧，不只是要求了诗、赋、乐府等纯文学文体，也要求了论说、诸子、诏策、奏启、议对等明显的思想论述文体，由此，刘勰在语言上让 中国 古代文论乃至整个思想表述带上了诗性色彩，成为中国文论诗性创作的理论之源。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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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
苏宝荣.说文解字今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318、217.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13篇
1、教学容量大，教学时数少近年来，为了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使人才培养与市场经济接轨，高校逐渐明确自身定位，突出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强化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在增设许多专业方向课（如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秘方向、文化传媒方向）的同时，缩减传统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时数，本校古代文学的授课时数已减至两学期108学时。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众多，上至先秦下至近代文学，历时久远。要想在教学中面面俱到，必然要求充足的教学时数，在这日趋缩减的教学时数中怎样安排教学内容，是现今古代文学教学的一大难题，这就使得教学大纲的编写和教师授课的重难点必须在侧重和取舍上精益求精。
2、学生缺乏浓厚的学习兴趣从古代文学自身来说，入门并不容易，古代文学作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有着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魅力，但因年代久远、语言文化环境的变迁，对于很多初入大学、古代汉语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困难。程度稍好的学生，之前接触过的古代文学作品多是近代白话小说或是流传广泛的诗词，距今越是久远的作品对于他们而言就越为隔膜。古代文学课程起始部分即是先秦文学，对于初入门径的学生来说，兴趣的培养又是极为重要的，有的学生因为读不懂、读不通，而又缺乏耐心和定力去理解和感悟，因而始终徘徊在古代文学的门外。另一方面，新的时代环境对学校的学习氛围和学生心态影响很大，高校连年扩招，生源质量参差不齐，也使大学生的就业形势面临严峻的考验。学生在面对专业、课程的时候，更为关注的是“这个专业好不好就业？”“这门课程有什么用？”这样一种功利思想使很多学生心态浮躁，缺乏坐冷板凳、扎实学习、深入探究的精神。
3、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对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提出的新要求所谓应用型人才是指能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的一种专门的人才类型。它要求人才既要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又要求具有各种实际操作能力，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实践需要。古代文学课程是一门传统的课程，要与新的时代要求接轨，必须将课堂教学从传授知识为主转变为为人才培养服务。本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要培养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化基础理论知识，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具备实战策划操作能力和综合工作能力，同时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的专门人才。围绕这个培养目标，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应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人文素质两个方面。
二、古代文学课程改革探究
1、加强专业技能和人文素质的培养
（1）培养探究意识，增强学习兴趣。探究意识是一种主动发现问题并进行思考的学习能力，它可以从某一门课程的学习中养成，并在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应用到各个领域，终身受益。因此，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是任何一门课程的重要任务。在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十分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问题的发现，善于利用知识点调动学生思考的兴趣。例如，古今词义的差别和诗歌平仄格律限制等因素决定古代诗歌常会出现生僻难解的字，如《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中的“流”、“采”和“芼”的释义，对于缺乏预习习惯和疏懒于查阅工具书的学生，大多根据诗句复沓的章法，统一将三个字理解为“采摘”。这时便要引导学生根据诗情的前后变化体会比兴手法的作用，“寤寐求之”、“求之不得”是写实，“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想象，因为“琴瑟”往往象征夫妻，“钟鼓”是在重大仪式中使用的乐器，这里可以推知为婚礼，这些都是主人公想象中求娶的场面。因此，荇菜作为比兴意象，它之后的三个动词也是富有情节感的，统一理解为“采摘”是不合适的。在学生思考讨论之后，各自提出自己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作者为学生提供了姚际恒《诗经通论》对“流”字的解读：“此处正以荇菜喻其左右无方，随水而流，未即得也。”查阅工具书，“流”可通“摎”，因此，将“流”字理解为求取是比较合适的。
（2）通过三个环节培养口语表达和书面写作能力等应用性技能。一是课前演讲环节。口语表达能力相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技能，但是大多数学生的实际情况是缺乏表达的愿望和勇气，或是条理不甚清晰，或是平日没有思考所得。课前演讲环节要求演讲内容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可以是对学习或阅读中产生的一个问题的思考，可以利用PPT做辅助，脱稿演讲。实践证明，课前演讲是卓有成效的，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在进步，站在讲台上和众人面前说话的体验是难得的，机会是可贵的，任何口语表达的缺陷都被他们充分的自我感知，并且为了准备演讲，他们有意识地思考问题。还有些学生精心准备演讲素材，设计演讲环节，最后呈现出的俨然是精彩的一段课。二是课上讨论环节。作者有意识地在课堂教学中适当通过古代文学作品对学生进行赏析评论的训练，为学生创设思考和发言的机会，鼓励他们主动回答问题，并适时对学生进行积极评价，调动他们参与的热情，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体现岑参边塞诗艺术特点的代表作，我首先提出的问题是让学生分析一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好处，学生经过思考得出这句诗以春花春风比冬雪冬风，除了描绘出边塞风物中天降大雪之状很形象，还将一种温暖之感替代了苍凉之感，冬雪和梨花的共性除了都是白色，还有梨花让人联想到高洁胸臆和故园之思，以梨花喻雪为雪灌注了情感和生气。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引导学生总结出岑诗擅写边关风物，擅用想象的手法，并且想象具有绮丽的特点。课堂讨论既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思考习惯也为他们提供了语言表达的机会。三是布置课后书面作业。课后的书面作业是对课堂教学内容的延伸和补充，通常是作品鉴赏和小论文两种形式。在几项基本的应用技能中，中文专业的学生是长于写作的，但是他们的评论文和研究论文的写作水平却并不高，主要原因是他们缺少对问题的思考，缺少写作实践训练，没有掌握论文的写作思维方式和方法。日常教学中，论文的写作训练是督促他们深入学习的有效手段，也是培养书面表达能力和理性思维的重要途径，为他们日后的毕业论文写作做积累和铺垫。书面作业一个月不少于一次，教师应仔细批改做批语，并在课堂上讲评，从选题到写作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逐一总结，务使学生都能够认真对待并有所获益。
（3）挖掘古代文学对现实人生的启示与审美教育。中国古代文学中包含哲学、历史、人生等重要的人文资源，应当充分利用这种特质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潜移默化渗透审美与人格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做人做事的态度，使之成为素质教育的有效手段。古代文学作品中蕴涵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如儒家之德强调的君子气节、礼仪之道、孝悌之义、爱国主义精神等，正是当今大学生需要培养的修养品质，应在教学中充分挖掘这些内涵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素质教育。古代文学作家中多有人格操守的典范，应成为后世崇效的榜样，对于现代人的人生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例如陶渊明的隐逸就是在对人生真义的自我思辨中完成了对人生价值的选择，学习陶渊明不是效仿他的人生范式，而是学习他对人生真义的追寻和人格情操的坚守。通过教材上古代作家的生平介绍，学生可以对作家的简历做一个了解，但教师更应引导学生在可信的文献资料基础上，认识诗人的某种特质和品格，让学生从这样的特质中感受其人格魅力，进而内化为自身的涵养，用以指导现实人生。古代文学作品还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其中不乏山川风物的自然之美，还有诗词的韵律之美，这些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极好素材。
2、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
（1）调整课程及内容设置。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专业的课程设置有了新的变化，缩减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时数，增加了一定的专业方向课。古代文学课程作为一门主干基础课，必须将课程与本校、本专业的实际情况结合，首要解决的是教学容量与教学时数的矛盾。首先，要处理好作品选和文学史的关系。作品选与文学史的开课时数比例应作调整，减少作品选的开课时数，必要的时候，作品选可以不作为单独开设的课程，融合在文学史的教学中。其次，在文学史的课程内容设置上，在传统的以史为线、梳理知识、面面俱到的教学内容设置的基础上突出主题线索，例如，某一文学样式的发展脉络、某一风格流派的形成壮大，或纵向或横向，在新旧知识的讲授与复习过程中通过史的主线贯穿起来，这样既可以在有限的学时内达到有效教学，也可以培养学生专题研究的能力。同时在授课方法上做到重点突出，每次课的讲授围绕两到三个问题展开，讲授之前，先向学生介绍本次课的重点问题，使学生明确教学思路和学习目标，使课堂教学条理清晰。第三，将选修课与必修课有机结合。在专业课教学时数紧张的现状下，开设选修课仍是十分必要的。选修课主要是进行专题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专题研究能力，是在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的提升。选修课的开设应避免与文学史的授课内容存在重复的现象，如开设了《唐宋词研究》的专题，在文学史的讲授中可以只就唐宋词的发展脉络做一纵向梳理，节省了文学史的授课时数，同时在专题课进行更为深入的学习。
第14篇
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学科，是中文系学生的必修课，其他专业的学生在学学语文时，也会有所涉猎。目前，有很多大学生认为古代文学是一门陈旧的学科，是跟不上时代潮流的“无用”之学，如果教学方法得当，采用一些新的教学模式，古代文学课程将成为一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与时俱进学科。
关键词:
古代文学;教学方法;新模式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其课程内容丰富而又博大精深。有体现民族精神的上古神话、有字字珠玑的诗词歌赋、有引人入胜的四大名著、有代代相传的爱国精神，可以说，古代文学是一门包罗万象、意蕴深厚的学科。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中的优势非常明显，其地位也不可替代。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发现一部分学生在没有接触古代文学时内心非常抵触和排斥，排斥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1)高中语文的后遗症，为应付高考，很多同学不得不背诵大量的名篇名句，这使学生丧失对语文的学习兴趣，因此，在学习一些古诗文的时候，他们没有多大的兴趣，更多的是对来自背诵的恐惧;(2)古文基础差，很多高校配备繁体字版的作品选，学生看不懂或是看着吃力;(3)有的学生认为，古代文学除了“之乎者也”没有别的内容，都是陈旧观点，是对未来就业没有帮助的无用之学。因此，当下的古代文学教学也应该与时俱进，采用一些新的教学模式。
一、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采取的新模式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中国大学史上最早开设的专业之一，学生主要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受到有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业务能力训练。其中，中国古代文学又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学科，使学生夯实这一基础学科的关键在于教师的引导。因此，教师的角色定位准确非常关键。这就要求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而高校在课程设置上也要更加合理，针对以上内容提出以下几种方式进行创新。
(一)课程设置与作品选读本的选择
1.课程设置
一般院校的中文系选择在大二阶段同时开设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许多同学感觉压力较大。如果大一时先开设古代汉语，大二时再开设古代文学，也许效果会更好一些，此时的学生有了一定的古文字基础，在读古代文学作品时，也没有太大的障碍，在理解作品内涵时，效果会更好。
2.作品选读本的选择
目前的作品选主要有繁体版本和简体版本两个类型。繁体版本以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为代表，很多高校都选择这一版本，但学生却表示很难读懂，尤其是先秦部分，所选内容本身就很难理解，再加上繁体字使其感觉难上加难，学生往往都知难而退了。简体版本以郁贤皓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为代表，有部分院校选择这一版本，因为是简体版本，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很多学生都是繁简两个版本对照进行阅读。作品选读本到底是选繁体还是简体?很多教师都很矛盾，作为中文专业的学生，有一定的古文基础是必备的，用简体版作品选讲解比较容易，针对这一问题要克服难关的关键是靠师生的共同努力，教师课前引导，学生课下用功，慢慢积累自己的知识储备。
(二)教学方法
目前文学史教材的观点阐述都比较清晰，教师无须从头到尾地讲解，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提示重点内容，整理出时间线和知识点，在宏观上把握，引导学生阅读;书本没有的相关资料，要进行补充，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具体的实施手段有以下几方面:
1.分角色朗读
分角色朗读是中学语文教学的常用手段，这一教学手段也同样适用于大学课堂，尤其在讲解情感类作品时效果突出。如在讲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时，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使学生通过阅读进入情境，教师不需要过多地讲解学生就可以感悟到其中的人物情感。通过讲解不仅能使学生获得实际的情感体验，还可以让学生在朗读能力方面有所提高，为今后踏入社会增加自身优势。
2.与时俱进
如果在课堂上只说一些课本上的知识，学生会感到十分乏味，不妨引用一下当今的流行文化。如讲《尚书》中的文诰时，可以再讲一下学生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来历，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在讲诗词时，也可以结合现在的流行音乐进行讲解，如屈原的《山鬼》，有歌手为其谱曲，并演唱出来，旋律非常动听。在讲课的过程中，可以与学生一起欣赏、品评，很多学生因为喜欢这首歌很容易就记住了全诗的内容，不再需要背诵。再如，有些文学作品里会提到很多古代的礼仪，教师可以通过播放相关的视频，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如《诗经•豳风•东山》里提到过古代婚礼中的合卺礼，教师可以在古装电视剧中找到相关片段和学生一同分享，这样可以使书本上的知识以立体的方式呈现给学生。
3.巧妙提问引思考
学生是否能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关键在于教师的引导。古代文学的很多内容都值得思考，如果教师只是把自己的观点讲解出来，不仅课堂效果不好，而且会使学生听课疲惫，甚至一无所获。如在讲大诗人李白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思考“为什么才华横溢的大诗人，不去参加科举考试?”这样的提问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又可以让教师在授课时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讲解时把科举的发展、李白的思想和唐代的政治经济情况一并讲出，一改以往先介绍作者生平，再分析作品的传统思路，从而提高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兴趣。
4.讲授学生不知道的内容
古代文学中的许多作者和作品，学生在高中时期就接触过，讲到这些作品时学生往往表现出不耐烦。事实上，学生对作者情况的了解只是一部分，在讲解这些作者时采用提问的方式，这样可以快速了解到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情况，在授课时讲授学生所不知道的内容，并以此引起学生的注意。如在讲白居易时，学生都知道他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教师在讲白居易时，这些内容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和学生一起回顾知识点。然后再给学生讲解白居易在当时很火，有很多粉丝，其中一个叫葛清是最疯狂的，除了脸以外，全身都刺上了白居易的诗。在学生的心中，白居易是位忧国忧民的诗人，应该是满面愁苦的形象，却不知“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也出自他的笔下，更不知，他写了很多缠绵悱恻的情诗给一位名叫湘灵的姑娘。当学生听到这些，不仅对白居易有了全面的认识，也对授课内容产生了兴趣。
5.写作能力的培养
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一支妙笔，是中文系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对普通话的练习目前在各大高校都比较重视，中文系学生毕业时基本都能达到二级甲等水平，但一支妙笔却是很多学生所欠缺的，因此，要在写作培养方面下功夫。首先是小论文的写作，学生一般都“眼高手低”，写出的文章往往是“大题目，小文章”，如“论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论宋代文学与唐代文学的比较”等。这就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学会写“小题目”的文章，针对某一知识点，靠自己对经典的阅读和思考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完成文章。不要求字数，只要求质量，去除以往拼凑字数的坏习惯。其次，在讲解诗词格律时，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诗歌创作和歌词写作，增加他们的写作能力和兴趣。
6.正能量的传递
当今的很多大学生都有着相同的心理问题:以自我为中心、心理脆弱、胸襟不够宽广、承受能力差、面对挫折一蹶不振。因此，培养学生的积极心态，用古代作家的人生经历去传递正能量非常重要。如通过屈原、陶渊明、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人的作品，可以从中学到忧国忧民、安贫乐道、不媚世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可以使学生学会如何看待人生、把握人生，坦然面对挫折，培养积极心态，在失意时学会憧憬，在得意时学会谨慎。
二、针对其他专业学生采取的新模式
第15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课程 多媒体 辅助教学 策略分析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10-0102-03
古代文学课程是高校中文专业最重要的主干课程之一，但随着二十一世纪到来，受全球化商品经济大潮和巨大的就业压力等因素冲击，古老的课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而多媒体技术的引入，给古代文学课程带来了新的活力。
媒体即媒介，如文本、音频、图形、图像、动画和视频等，多媒体（Multimedia）就是就是这些多种媒介的综合。“多媒体教学”则是指将综合处理过的文本、声音、图形、图像、动画、视频等媒介通过计算机呈现信息的一种教学方式。现在多媒辅助教学已广泛应用于高校各门课程的教学中，那么，针对古代文学这门古老的课程，如何恰当运用多媒体教学呢？兹就古代文学课程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的策略进行分析探讨。
一、古代文学课程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的确然性
我国多媒体教学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表现为采用幻灯、投影、录音、录像等运用于课堂教学。90年代后，形成真正意义上将综合处理过的文本、声音、图形、图像、动画、视频等媒介通过计算机呈现的“多媒体教学”。尤其是教育部教高[2001]4号文件明确要求：“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所开设的必修课，使用多媒体授课的课时比例应达到30%以上，其他高等学校应达到15%以上。”自此之后高校多媒体教学迅猛发展。
相对于自然科学和英语等文科专业，古代文学课程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则有些滞后。广西师范大学是国内高校的“先行者”，1999年，率先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欣赏》课程中进行多媒体教学改革尝试，2000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高校中国古代文学科研与教学研讨会上，张明非教授作了《教学手段现代化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专题发言。自此古代文学课程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在各高校普遍开展。近10年来，产生了大量研究论文，或探讨利弊，或争鸣得失，蔚为大观。在反思利弊得失中，大部分都是持肯定态度，但也有少数提出顾虑或犹豫。笔者认为，古代文学课程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优势明显，利远大于弊，古代文学课程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是确然无疑的。
（一）大信息容量，利于拓宽学生知识面
古代文学上下几千年内容浩瀚丰富，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因为时间空间的限制，备课时不得不割舍一些重要的知识点，但多媒体却可以事先做好课件，多么复杂的内容，轻摁鼠标就可清晰地显示到屏幕上，从而在有限的单位时间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容量。多媒体的大信息容量，有效地解决当今学生普遍存在的知识面偏窄之短板，能最大限度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二）激活课堂，激发学生兴趣，极大提高教学效率
众所周知，兴趣是求知最好的老师，但毋庸讳言，在全球化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当今大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兴趣是有所减弱的。逼真生动的画面，精美的图片，动听悦耳的配乐朗诵，精彩的名家讲座，这些多媒体课件的特点正好切合了青年学生的喜好和审美取向，极大地激发学生求知学习的兴趣，从而激活了沉闷的课堂，提高教学效率。
（三）生动形象直观的教学方式，易于学生理解接受
传统教学虽然也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但相当多的古代文学课还是教师“一言堂”，而运用多媒体，将人的视、听、触、动等全部知觉调动起来，生动形象直观的教学方式，人机互动，教师与学生互动，形成有效的教学双向互动，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自觉地学习。而一些单纯通过口授难以传达描绘的知识，如音韵、文物、考据、吟唱等，用多媒体很轻松就可以让学生理解接受。
总之，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优点很多，学界也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在此列出以上几点旨在说明古代文学课程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的确然性。但，核心问题不是用或不用，而是采用什么样的教学策略才能取得最优化的教学效果。关于这方面，学界似乎还没有很深入和精细的研究分析。
二、古代文学课程多媒体辅助教学的策略分析
（一）“辅”策略
多媒体技术进入古代文学教学活动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有效手段之一。但是不管多媒体技术如何先进，功能多么强大，它始终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这是教师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时一定要牢牢把握的总策略。
何谓“辅助”？ 现代汉语词典里对“辅助”的解释是协助、支持帮助以及是非主要的。因此，教师在确定教学理念，制作教学课件，改革教学方法等一系列环节中就必须贯彻这一教学策略。笔者认为，传统教学方式虽然有诸多弊端，但历经检验，依然是古代文学教学中不能忽略的。比如，传统的古代文学课堂展示出教师的人格魅力、广博知识面以及幽默有趣的语言风格，都是令学生难以忘怀的。目前学界探讨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很有将传统教学全盘否定的趋势，这是很危险的信号。多媒体只是一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不可能取代教师的讲授技巧和教师内在的人格品质对于学生的心灵吸引。
“辅”策略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应注意“两适”：第一，适时性；第二，适量性。“适时”是指何时运用多媒体教学；“适量”是指用多少时间进行多媒体教学。虽然因授课内容不同，“适时”和“适量”很难用固定的标准恒定，但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是教学的主导者，课堂教学中应该出现大量精彩的“即兴发挥”的讲解。当下，有些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尤其是公开课，多媒体“从一而终”，几乎忘记了教师本人的主导作用，教师成了课堂上的课件放映员，辅助手段成了主要教学手段，实在是本末倒置，策略失当。
（二）内容遴选策略
古代文学课程内容艰深繁多，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直至唐宋元明清文学，上下五千年，既要理清文学发展历史的脉络，也要分析重要的作家作品等。在当今讲授内容不变而课时严重挤压的情况下，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制作教学课件时，明确哪些内容适用于多媒体，哪些内容可以不用就尤显重要了。
通过笔者自身的实践和对学生反馈调查，教学效果比较好的和学生比较认同的一种内容遴选策略是利用课件把文学史脉络及文献资料的文本显现、诗词诵读吟唱的音像展播和名家名师的点评讲座有机整合在一起，使学生在课堂中既得到传统教学的阅读训练，又可以欣赏到以前只能通过教师用语言描绘的图片、影视片断，身临其境，具体感知。
1.文学史脉络及文献资料的文本显现
古代文学内容庞大，在多媒体文本选择中切忌事无巨细，要懂得“割爱”，加之学生本已有课本，因此要芟繁就简，去粗取精。笔者认为，在多媒体文本选择中国文学史脉络的梳理、重点难点的透析、名词术语的解释和国文献资料的援引是最重要方向。比如讲授宋词流派，可以将婉约派、豪放派和格律派在同一平面显示出来，定义、代表作家一目了然；又如文献资料的援引，现在网络有很好的共享资源，如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版、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的《四部丛刊》全文检索版、尹小林研发的《国学宝典》等等，以前很难获取的文献，通过多媒体随手拈来，方便快捷，远非传统教学可比。
2.诗词美文诵读吟唱的音像展播
古代文学本身具有浓郁的诗性和音乐美，多媒体巨大优势之一就是将文字、图片、声像等结合起来， 在课堂教学中将诗词美文的配乐朗诵、改编的现代歌曲演唱和古典诗词的吟唱糅合展播，可以帮助学生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去吟味作品的艺术意蕴。
诗词美文的配乐诵读资源非常丰富，笔者教学实践中经常运用的有：（1） 《中国名家诗文精品欣赏》系列。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十五”国家重点音像出版物规划项目。分别收录了上自先秦、下迄当代两千多年间我国16位杰出作家的经典之作。朗诵者均系当今国内第一流的知名艺术家，是电影配音艺术、舞台表演艺术和播音主持艺术领域的精英人物。（2）《儿童经典诵读―中西文化经典套装》。北京育灵童儿童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联合制作。该套装包含《论语》、《孟子》、《诗经》、《左传》、《史记》、《老子》、《庄子》、《孙子兵法》、《唐诗》、《宋词》、《历代美文》等，全部由方明、雅坤、虹云、张家声、林如、瞿弦和、傅成励、王雪纯等著名艺术家朗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古典诗词的吟唱，一直以来不被看重，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引起足够重视。台湾地区从中小学直到大学都非常重视古典诗词的吟唱的教学探索，比较著名的有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李勉、许淑敏、陈春秀等。
3.名家名师的点评讲座
在多媒体辅助教学中，适当加入名家名师的点评讲座也会取得良好效果。比如中央电视台开设《百家讲坛》栏目、《子午书简》栏目，撷取古今中外经典优秀诗歌、小说、美文，聘请专家、学者传播文化经典。笔者在讲授李白、苏轼等作家时，偶尔插播一两个讲座，引导学生体会不同名家的风格，深受学生欢迎。
三、结语
多媒体辅助教学信息量大、生动直观和易于激活课堂、激发学生兴趣的优点使之成了我国高校古代文学课程主流模式。尽管对于多媒体使用的批评不断，但近几年来，随着一大批有巨大影响力的老前辈也纷纷使用多媒体以及各高校大力鼓励提倡并以立项研究，古代文学课程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更是迅猛发展。
达成共识意味着方向的正确，但更重要的应该是策略得当，“辅”是总策略，所有的教学设计、教学组织都应该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宏观指导意义；而具有操作性的“内容遴选策略”和“课件制作策略”则是教师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微观显现。宏观肯定的文章俯拾皆是，但微观探索的却寥寥无几，笔者在此提出一点看法，抛砖引玉，以期更多的有识之士进行更深入更精细的探索。诚然，在古代文学课程中，“什么样的内容适合用多媒体”，“什么样的课件效果最佳”必定会因教师的学养、趣味和理念等差异而有不同的理解，但，，百家争鸣，多媒体辅助教学，必将使古代文学这门古老的课程焕发勃勃生机。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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