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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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根据庆元县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结果，庆元县现状土地总面积为189776.31公顷（至2012年底），其中农用地面积为180488.8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95.10%；建设用地面积为3318.0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75%；未利用地面积为5969.4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15%。从各类用地所占比例看，表明庆元县土地利用仍以大农业为主，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面积很小。
二、当前庆元县土地资源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区划发生变化
随着庆元县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现行中心城区行政区划的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农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庆元县委、县政府结合中心城区规模小、集聚和辐射功能薄弱、设施共享性差等实际情况，紧紧围绕城区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庆元县域总体规划（2007-2020）》，本着“调优调大调强”和“就近就便、整撤整并”的思路制订了中心城区行政区划调整方案，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庆元县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浙政函〔2011〕363号文件精神，庆元县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撤销松源镇、屏都镇、四山乡建制，设立濛洲、松源、屏都三个街道，为调整后的中心城区。中心城区行政区划调整是深入贯彻上级要求的顺势之举，充分体现了省委、丽水市委加强城区统筹发展，加快推进中心城区建设的精神；是体现自身发展迫切需要的必行之举，有利于提高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能力、资源利用率和发展集中度，进一步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是准确把握调整时机的应时之举。实施中心城区行政区划调整，可以在更大范围内统筹生产力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实施城镇区一体化规划建设，已经成为新形势下统筹城区发展、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必然趋势。（注：2013年，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庆元县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浙政函〔2013〕61号）：同意撤销合湖乡、百山祖乡建制，合并设立百山祖镇。此次区划调整后，庆元县辖3个街道、6个镇、10个乡）。
（二）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出现“倒挂”
庆元县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与新农村建设、产业发展等建设对用地的需求量大，导致庆元县在规划实施期间建设用地总规模出现大幅度增长。同时由于农村居民点复垦工作难度大、推进慢，而城镇、新农村的新增建设又是必然趋势，导致庆元县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难以控制，出现严重“倒挂”。
（三）新增建设用地缺口较大
庆元县现行规划剩余新增建设用地指标376.73公顷，预测截至2020年实施未来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增建设用地888.37公顷，缺口为511.64公顷，未来新增建设用地不能满足实施需要，特别是工业用地出让近两年大幅增长，但仍满足不了发展需要，尤其是周边县市工业用地拓展较快吸引部分庆元企业外流，造成不小压力。
三、对“十三五”时期庆元县土地利用情况的展望
（一）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展望
随着海西经济区建设的深入实施，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全面深化，丽水将迎来工业化提升、城市化加速、区域一体化全面推进的发展机遇。庆元县在着力打造丽水市域一小时交通圈、旅游圈、经济圈过程中，经济发展稳步提升。按照这个发展趋势，到2020年庆元县经济发展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2.60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9.74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7.66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50068元。
（二）人口数量增长展望
2012年庆元县的总人口为20.6万人。随着经济发展规划的建设，全县城市建设将日新月异，农村基础设施将不断改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大。经综合考虑庆元县县域人口在2020年为20.9万人，2020年城镇总人口约14.6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70%左右。
（三）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未来用地展望
1.产业发展战略由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正在经历产业升级，原有产业大量向其它地区转移。产业梯度转移是最重大机遇之一，是庆元推行“工业强县”战略最重要的外部机遇。庆元要承接长三角、融入海西区、谋求新发展。庆元被纳入长三角和海西区，使庆元迎来了基础设施和产业的对接长三角和海西区的借力发展和争取先行先试的权利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在交通和产业上对接长三角和海西区，是庆元规划区域经济空间布局和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的因素。庆元县在区域中的功能定位为：我国东部沿海生态核心区和生态产业建设示范区、丽水市域南部主要城镇发展区。庆元县形象定位为：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中国香菇第一县、中国廊桥第一县、沿海生态休闲度假之乡。2.城乡产业布局思路县域产业布局以“联动合作、中心集聚、沿轴开发、递度推进”为总体方针，组建由松源、黄田垟-五都、屏都组成的县域产业发展中心、由黄田、竹口组成的黄田-竹口产业集聚区，并同时促进其他乡镇产业发展步伐。联动合作：通过中心城区的建设，带动松源镇与屏都镇的有机组合，在产业发展上进行联动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特长，形成“松源－屏都”组合型中心城区和县域产业发展中心。中心集聚：积极吸引各种产业要素向组合型中心城区集聚，并对中心城区的功能进行分工与协作，松源区块定位于中心城区的商务区功能，发展商业、服务业、金融业、教育等，屏都区块定位于居住与工业为主导，黄田垟—五都区块定位于工业为主导的功能。沿轴开发：充分利用54省道这一发展基础较好的轴线优势，以该轴上各城镇（集镇）为依托，不断加强城镇（集镇）间联系通道的建设，形成区域内的发展主轴，重点布局竹木产业、铅笔产业等。递度推进：依托中心城区、发展主轴和县域主要开发城镇（集镇），充分利用各地山地地形，建立毛竹、经济林生产基地，开发特色产品，发展生态旅游业，形成现代化的农工贸旅组合开发的格局。3.未来用地预测随着浙江省加快推进区域交通一体化进程，丽水着力构建大都市经济圈，54省道、55省道、龙泉至庆元高速公路、丽水产业集聚区—装备制造业低丘缓坡开发项目庆元组团项目等重大工程的陆续建设使得庆元原本偏处一隅的区位交通条件将发生根本改变，与丽水大都市、浙西的联系更为便捷。同时伴随着海西经济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庆元县对建设用地的需求量增加。结合庆元县国土、发改、建设等各部门专项规划，预测到2020年庆元县将新增建设用地总规模1665.70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将达到2902.30公顷。
四、庆元县今后土地规划实施建议
（一）启动规划修编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庆元县土地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偏差，部分规划目标已不能满足当地实际需要。可以在庆元县土地规划实施评估的基础上，椐据实际情况调整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控制指标。
（二）适当调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根据庆元县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在确保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全县生态用地不减少的基础上，预计到规划目标年，庆元县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势必会突破规划的控制指标，可适当调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三）加快建设用地复垦
建设用地复垦尤其是村庄用地的复垦，是实现庆元县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和村庄用地面积规划目标的关键，建议积极推进建设用地复垦。
（四）建议对出现预警的主要指标进行跟踪监测
对出现轻警的城乡建设用地进行修正。可以从加快推进农村居民点复垦工作着手，缓解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出现的警情。为了控制城乡建设用地，同时也为农民提供宜居、便利的生活、生产环境，强化村庄向中心村集中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五）加强节约集约用地
庆元县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还有待提高，因此要在坚持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的基础上，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把节约集约用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的着力点，切实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积极探索建立节约集约用地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推行土地利用计划，建立建设项目用地全程管理机制。二是构建节约集约用地长效监督机制。通过完善预审管理、合同管理和项目验收管理，并运用先进技术实现供后土地的全程监管、全域监管、常态监管。三是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试点的做法和经验。
（六）建议适度开发低丘缓坡资源
第2篇
1.全区县(市)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灰色优势分析按照上述方法步骤，建立关于全区县(市)科技投入、科技实力和科技产出所属各因素对其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得到其灰色关联度矩阵;在此基础上，采用算术平均法由关联度计算出科技进步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灰色关联度(表2)。从实证分析结果可知，广西全区县(市)科技投入、科技实力和科技产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均灰色综合关联度分别为0．558、0．575和0．687(表2)。表明(市)科技投入、科技实力和科技产出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根据0＜r＜0．35为弱关联、0．35＜r＜0．65为中度关联、0．65＜r＜1为强关联的分类原则，(市)科技产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均综合关联度是强关联，科技投入、科技实力的综合关联度为中度关联;科技产出与各行为特征Y1i的关联度r3i分别与科技实力r2i和科技投入r1i相比，其关度r3i＞r2i，r3i＞r1i(i=6)，而且其综合关联度依次为科技产出r3=0．687＞科技实力r2=0．575＞科技投入r1=0．558，故有X3＞X2≥X1(“＞、≥”表示优于或准优于，下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最大的是科技产出(同时最优)，其次为科技实力，再次之为科技投入。说明县(市)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以其科技产出的作用为最大。从科技进步三类因素具体分析结果看，在科技投入中，X12的关联度r12i＞X11i的关联度r12i，且r12=0．572＞r11=0．545，故有X12＞X11，在科技实力中，r21＞r22，有X21＞X22，说明单位科技投入、单位科技实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均要大于绝对科技投入、绝对科技实力的影响。在科技产出中，r34i＞r32i＞r31i＞r33，且r34=0．824＞r32=0．725＞r31=0．627＞r33=0．572，X34＞X32＞X31＞X33，说明科技成果市场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最明显，直接产出次之，科技成果应用最弱。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其平均综合关联度在0．59～0．62之间，r11=0．617＞r21=0．616＞r61=0．611＞r51=0．599＞r31=0．609＞r41=0．591，则有Y1≥Y2≥Y6≥Y5≥Y3≥Y4，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第二位特征行为因素为GDP总量和人均GDP。说明全区县(市)科技投入、科技实力和科技产出对其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共同产生影响。
2.不同类型县(市)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灰色优势分析计算得不同经济类型县(市)的灰色关联度和，3大区域类型县(市)科技投入、科技实力和科技产出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县(市)科技进步对其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但其作用的大小是不同的。采用上述方法进行不同类型县(市)科技投入、科技实力和科技产出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内的优势关联度比较分析，得出不同经济类型县(市)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关联序。可知，北部湾经济区、经济带与全区一样，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因素最大的是科技产出(X3)，其次科技实力(X2)，最劣是科技投入(X1);桂西资源富集区的影响因素最大的是科技实力(X3)，其次科技产出(X2)，最劣是科技投入(X1)。从科技产出方面看，北部湾经济区与全区的影响因素大致一样，其中最大因素为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X34)，说明科技成果市场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最明显。经济带与桂西资源富集区的影响因素完全一样，最大影响因素为授权专利数(X31)，10万人授权专利数(X32)次之，说明直接产出对经济社会影响较大。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看，科技进步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特征行为因素是不同的。其第一、第二位影响因素:北部湾经济区与全区主要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GDP和财政收入，经济带分别为影响人民生活的居民收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财政收入，桂西资源富集区则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农村和城镇收入。
二、结论
第3篇
关键词：滥伐林木、犯罪构成、滥伐林木罪、
一、滥伐林木罪的概念
滥伐林木罪，是指违反森林法规定，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或者虽持有采代许可证，但违背采伐许可证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方式等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刑法第345条第2款规定：“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据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条第4款规定：“盗伐、滥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从重处罚。”
本罪为刑法修订以前，1979年刑法固有的罪名，附属刑法中对滥伐行为亦规定了相应的刑事罚则。由于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的现象日益恶化，使得森林的可持续管理问题成为全球的环境热点问题之一。为突出立法者对森林资源加大保护力度的宗旨，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森森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诸如1979年《刑法》、《森林法》、《森林法实施细则》等，但是，在刑法典颁行前，这些规定均未能有效的抑制破坏森林资源行为的蔓延。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或林区，随意砍伐森林和各种林木的行为屡禁不止，致使滥伐林木、毁坏森林资源的案件时有发生，森林保护刑事立法严重滞后及期自身存在的缺陷，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刑法典为更加适应打击盗伐、滥伐林木行为的需要，在1979年刑法第128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刑法于第345条第2款，对原有的滥伐林木罪进行了修正的增订。一是改变以往将盗伐林木和滥伐林木罪混列于一个法条的立法模式，结合盗伐林木和滥伐林木各自的行为特征，采用两款同列于一个法条的形式，分别规定盗伐林木罪和滥伐林木罪两个罪名，以及不同的量刑单位，同时明确了单位构成本罪的刑事责任，并对单位实行两罚制；二是将原有的“情节严重”要件替之以“数量较大”的结果要件，并增加了“数量巨大”的结果加重要件；三是调整法定刑的幅度。对一般犯滥伐林木罪的，增加了管制刑；同时还增订了一个量刑幅度及一个从重处罚情节，对滥伐林木数量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滥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作为本罪的从重情节加以处罚。刑法在森林资源保护方面的改进，为实践中确定滥伐林木罪提供了较为详细、具体的依据。
二、滥伐林木罪的构成要件
（一）、滥伐林木罪的客体特征
滥伐林木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林木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制度，即主要侵犯的是林木采伐的管理制度。根据《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凡采伐林木的都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但采伐竹子和不是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以及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房前屋后自有的零星林木除外；国营林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其他国营企业事业单位采伐林木，由所在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铁路、公路的护路林和城镇林木的更新采伐，由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伐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的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采伐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同样适用上述审核程序。在未履行上述审核程序的情况下实施的滥伐行为，就是对林业资源管理制度的侵犯。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森林和其他林木，而且应限定为本单位所有的或管理的，或者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森林或林木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或其他单位或非本人所有的，以及个人种植的零星林木也不属于本罪的对象。作为本罪对象的森林或者林木资源的权属问题，是决定采伐行为性质的关键所在。修订后的《森林法》规定：森林资源性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性于集体所有的除外。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其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国有企事单位、机关、团体、部队营造的林木，由营造单位经营并按照国家规定支配林木收益；集林所有制单位营造的林木，归该单位所有；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的庭院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集体或者是个人承包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成包后种植的林木规成包的集体或个人所有，承包合同另有规定的，按照承包合同的规定执行。又根据《解释》的规定：明知林木权属不清，在争议未解决前，擅自砍伐林木，情节严重的，应确定林木权属，分别具体情况，按盗伐林木罪或滥伐林木罪追究刑事责任；林木权属难以确定的，按滥伐林木罪处罚。
（二）、滥伐林木罪的客观特征
滥伐林木罪在客观上表现为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林木的行为。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1）违法要件。构成本罪必须以行为具有违法性为前提条件，即违反森林法及其他森林保护法规的有关禁止性规定，具体是指导违反采伐林木应经有关部门批准，在批准的范围进行采伐的法律规定。我国现有保护森林的法规均规定。任何林木，不论属于国家、集体所有，还是属于个人所有，都不能任意采伐，而应由有关部门根据森林和其他林木生长状况，决定是否可以采伐以及如何采伐。（2）行为要件。本罪客观上的具体表现方式为：滥伐林木的行为，即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或者虽持有采伐许可证，但违背采伐许可证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方式而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主要包括两种形式：
一是“无证滥伐”的行为。主要是指导“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而任意采伐的行为”，即所谓没有经有关林业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其它有权批准采伐的主管部门（比如铁路部门对护路林有批准权）的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而擅自砍伐单位和本人所有或所管理的林木。二是“有证滥代”的行为。是指“虽持有采伐许可证，但违背采伐许可证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方式而任意采伐本单位或本人所有或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为”，即所谓虽有有关部门批准采伐并核发的采伐许可证，但违背了许可证上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和方式等进行的采伐行为。需要明确的是，违背采伐许可证上规定的四项内容，一般来说，并不要求违背上述四项的全部，只要违背上述其中一项，即可视为滥伐林木的行为。《森林法》规定，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中的国防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成熟的用材林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择伐、皆伐和渐伐的方式；特种用途林的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严禁采伐。凡违背采伐许可证上规定的方式采伐，即属滥伐林木的行为。在林木所有权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实施的擅自砍伐林木，情节严重的行为；为收购木材、木制品以及其他目的，唆使他人滥伐林木构成犯罪的行为；滥伐自然保护和城市园林部门管理的树木的行为等，亦属滥伐林木的行为，仅把滥伐林木的行为视为“虽经主管部门同意，但未按采伐规定任意采伐的行为”，是不全面的。因为，滥伐也可以是不经主管部门批准任意采伐的行为。
（3）数量要件。行为人滥伐林木达到“数量较大”的标准，方可构成本罪，此为构成本罪的必备条件。所谓“数量较大”，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和有关避开法解释的规定，“数量较大”的起点是。在林区滥伐林木的一般掌握在10立方米—20立方米或幼树500—1200株；在非林区盗伐一般掌握在5立方米—10立方米或幼树250—600侏，或者相当于上述损失。林木的数量，一般以立木材积计算，立木材积即立木蓄积，其计算方法是原木材积除以该树种的出材率，幼树是指导生长在幼龄阶段的树木。在森林资源调查中，树木胸径大5cm以下的视为幼树，以“株”为单位进行统计。超计划采伐而构成滥伐的林木数量，应根据伐区调查设计允许的差额以上计算。至于“相当于上述损失”的问题，刑法和《解释》都未作出具体的说明，但是《解释》中规定，将数量接近上述标准，又具备一定情节的行为，应视为达到数量较大，并应视为犯罪的行为。这些行为主要指：为首组织、策划、煽动滥伐林木，或者破坏植被面积较大，致使森林资源遭受损失的；滥伐防护林、经济林、特种用途林的；一贯滥伐屡教不改的；滥伐林木不听劝阻，或威胁护林人员的；其他盗伐情节严重的行为。这些行为皆属于“相当于上述损失”的内容。关于滥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或者城市园林管理其他林木的行为。由于自然保护区森林和城市园林管理的其他林木所处的特定地域，决定了这一地区森林资源和林木保护的特殊价值及其所有权的专属性，如果滥伐这一特定地区的林木，其社会危害性远比在一般的林区或非林区滥伐要重。因此，根据《解释》第7条规定的滥伐自然保护区和城市园林部门管理的树木，不仅不受砍伐林木数量的限制，还要从严惩处。对滥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为应以本罪论，而不必局限于滥伐的数量要求。
（三）、滥伐林木罪的主体特征
滥伐林木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自然人包括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责任能力的一般公民、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单位滥伐林木罪的直接责任人员，单位既可以是林业部门本身或者其所属的单位，也可以是其他任何所有权性质的或合伙的对森林或者林木资源具有所有权的单位。
（四）、滥伐林木罪的主观特征
滥伐林木罪的主观上表现为故意。故意的形式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直接故意的内容表现为，明知滥伐行为会侵害国家的林业管理活动，却故意实施这种行为，以追求其行为对法律所保护的客体受到侵害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的内容，主要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滥伐行为是违反《森林法》的有关规定。并发生破坏森林资源的结果，而对这种结果采取放任的态度。也就是说，行为人虽然不希望造成森林损害结果的发生，但是，又不设法防止，而采取听之任之，莫不关心的态度。但是，无论滥伐林木罪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都不包含非法占有林木的目的，不包含非法占有林木的内容。如果由于过失违章错伐不应砍伐的林木，则不能构成本罪。出于过失的错伐；主要是指滥伐林木的直接实施人，或者不懂得林业管理制度；或者主管人员没有交代采伐的要求，因而出现没有按照采伐许可证上批准的采伐区域、方式、树种等要求进行采伐，而导致乱砍滥伐的情况。对于这种过失心理支配下的错误行为，应由林业部门进行批评教育，或按森林法等有关森林保护的法律规定给予民事的或行政的处罚，一般不以滥伐林木处罚。如果情节比较恶劣，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构成犯罪的，则应视为构成罪，而不构成本罪。至于行为人或者单位滥伐林木的目的是为了私人占有、营利图财，报复护林人，还是单位集体受益等，均不是本罪构成的因素。
三、滥伐林木罪的认定
（一）、滥伐林木罪与非罪界限的认定
本罪与盗伐林木罪相同，都是以数量的大小作为衡量是否构成犯罪的主要示准，至于数量较大的标准，目前应以《解释》第2条规定为根据，即在林区滥伐林木的一般掌握在10立方米—20立方米或幼树500—1200株、在非林区滥伐林木的一般掌握在5立方米—10立方米或幼树250—600株、或者相当于上述损失的。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的差异，各地方可以参考上述所规定的数额标准，确定本地区滥伐林木罪的数量标准。《解释》第5条来规定，滥伐林林接近上述数量，且具有以下情节之一的，也应视不达到上述数量标准，并按照犯罪对待。这些情节是：为首组织、策划、煽动滥伐林木，或者破坏植被面积较大，致使森林资源遭受损失的；滥伐防护林，经济林、特种用途林的；一贯滥伐屡教不改的；滥伐林木不听劝阻，或威胁护林人员的；其他滥伐情节严重的行为。如果不仅达到规定的数量标准，还具备以上情节的，则应按照滥伐林木的罪从重处罚。也就是说，本罪原则上应以数量的大小为衡量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但如果滥伐林木行为具备了数量标准以外的其他滥伐情节，即使其滥伐林木的数量不足以构成犯罪，也应以滥伐林木罪论处。反之，滥伐林木的数量既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量标准，滥伐林木的行为又不具备上述滥伐林木情节的，不应以滥伐林木罪论处。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到群众性哄抢林木的事件，对于这类事件应本着教育多数、打击少数的政策精神妥善处理，主要打击的对象应是首犯、主犯和屡教不改的惯犯以及教唆犯，因而，在群众性哄抢林木的事件中应区别对待，只对其中参与哄抢林木情节严重的、符合上述打击范围的人员、具备滥伐林木罪构成要件的，以滥伐林木罪处罚；对于尚未构成犯罪的，由有关部门进行批评教育。但对于有些单位或组织，打着为本单位谋福利的名义，在未得到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组织本单位成员擅自砍伐本单位所有的林木，造成大面积林木毁坏的结果的，对该单位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应以滥伐林木罪处罚，其他参与滥伐林木行为的成员，应进行批评教育，而不一概以犯罪论处。例如，某大队党支部书记黄某，以“筹办自来水经费”为名，擅自决定拍卖林木，并亲自带头上山砍伐本大队集体所有的林木，直到司法机关出面干涉时，已经砍伐中、幼林1400多株，材积30多立方米。从这一集体滥伐行为的性质和结果上看，已构成了滥伐林木罪，但不应追究全体参与滥伐林木者，而应对直接领导和起带头作用的黄某以滥伐林木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滥伐林木罪与其他犯罪界限的认定
（1）本罪与盗伐林木罪的界限
盗伐林木罪，是指擅自砍伐国家、集体所有（包括本人承包或他人依法承包经营管理、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用擅自砍伐他人自留山上的成片林木等，数量较大的行为。虽然盗伐林木罪和滥伐林木罪都是既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自然人实施的侵犯国家保护森林资源的管理制度的行为，并且都对森林和其他林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但实际上，本罪与盗伐林木罪在构成材件上，具有明显的差别，主要反映为：
其一，犯罪对象不同。两者犯罪对虽都是森林和其他林林，但于具体内容上却有分别。在本罪中行为人滥伐的对象则是既无所有权或者采伐权的森林和其他林木；而盗伐林木罪中行为人盗伐的对象则是既无所有权也无采伐权的森林和其它林木。从林木所有权的性质上区分，根据《森林法》第27条规定：“集体或者个人承包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承包后种植的林木归承包的集体或个人所有；承包合同另有规定，按照承包合同规定执行。”由此可知，个人承包林木的所有权有两种形势，即承包个人所有或国家、集体所有。如果承包人本人擅自砍伐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承包林木，应视为盗伐林木罪。根据《解释》第1条规定，明知林木权属不清，在争议未解决前，擅自砍伐林木，情节严重的，应确定林木权属，分别具体情况，按盗伐林木罪或滥伐林木罪追究刑事责任；林木权属难确定的，按滥伐林木罪处罚。这讲一步说明，认定本罪与盗伐林木罪的对象标准不同，擅自砍伐属于国家、集体和他人自留山上的或他人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或本人或他人依法承包经营管理的国家、集体所有的森林的，应定盗伐林木罪；反之，如果林木的权属系为自有林木，即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林木，如属于集体所有的林木、国家所有但由某国营林场管理的林木，以及本人所有的自留山上的林木。行为人进行砍伐的，则构成本罪。
其二、犯罪客观方面不同，本罪与盗伐林木罪在客观上存有实质性的区别，滥伐林木行为以违反森林为前提，客观行为包括有采代许可证而不按照其规定要求的采伐行为，以及无证任意采伐具有所有权的采伐森林或林木的行为；而盗伐林木行为则纯属是无采伐许可证的采伐行为，行为人是在林木所有人、看管人或主管机关不知的情况下，私自秘密采伐不具有所有权的森林或其他林木，因此，盗伐林木行为本身具有非法占有林木的性质。
其三、犯罪主要观方面不同。本罪与盗伐林木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上虽者属故意，但两罪的故意内容存有差别。本罪主观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即行为人虽然不希望造成森林损害结果的发生，但是又不设法防止，而采取听之任之、漠不关心的态度。然而，无论本罪主观罪过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其主观内容都不包含非法占有林木的目的；而盗伐林木罪只能是直接故意，而且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林木的目的；而盗伐林木罪可能是自用、销售营利、转送他人或转归单位所有，等等但不影响盗伐林木的罪的构成。
此外，本罪与盗伐林木罪除了上述犯罪构成要件上显著不同外，在其他方也存有差异。一是作为定罪的林木数量标准不同。本罪的数量标准低于盗伐林木罪，根据《解释》规定的衡量标准，构成本罪的数量起点是：在林区滥伐林木的一般掌握在10立方米—20立方米米或幼树500—1200株，在非林区盗伐一般掌握在5立方米—10立方米或幼树250—600株；而构成盗伐林木罪的数量起点为：在林区盗伐的一般掌握在2立方米—5立方米或幼树100—250株；在非林区盗伐一般掌握在1立方米—2.5立方米或幼树50—125株。二是法定的量刑单位不同和刑罚的轻重不同。刑典第345条对本罪规定了两个量刑单位，这两个量刑档次虽与盗伐林木罪前两个量刑单位量罚相同，但由于两罪的起刑点有别，所以，其内在的刑罚强度具有质量上的差别。所不同的是，该条对盗伐林木罪还规定了第三个量刑单位，即对盗伐林木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以较重的刑罚；而对本罪无此规定。通过以上两点区别，可以看出刑法对构成盗伐林木罪的数量要求低于本罪，而且于量刑却高于本罪，这说明盗供林木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远远超过本罪。
（2）本罪与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的界限
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是指导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森林法规定，，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情节严重，致使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的行为。两罪之间在犯罪构成上具有明显的区别：
其一，犯罪客体没。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林木资源的保护和客理制度，即主要侵犯的是森林采伐的管理制度。其犯罪对象是本单位所有的或管理的、或者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或者是其他林木，而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对森林资源的正常管理活动，主要是许可证发放的管理活动。
其二、犯罪客观方面不同，两罪都表现为违反了森林法的有关规定，且客观行为都于采伐许可证有关，但本罪客观上属于无林木采伐许可证或不按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要求采伐林木的行为；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是违法发放或越权发放采伐许可证的行为。二者行为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前者的行为方式表现为，违反有关森林保护法规，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或者虽持有采伐许可证，但违背采伐许可证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方式而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而后者的行为则是表现为，实施了违反森林法的规定，，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违反规定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为，并发生了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结果。
其三，犯罪主体不同。本罪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而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则系特殊主体，即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非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但是并不是所有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只有林业主管部门中行使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职权的工作人员，才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其四，犯罪主观方面不同。本罪主观上表现为故意。1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而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则比较复杂，就该罪的性质而言，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不可能是直接故意，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出于直接故意，那么则可能与滥伐林木者或单位共同构成滥伐林木罪。因此，对于，超越批准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违反规定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为是违法的，行为人主观上一般是明知的，但对于其行为致使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的危害结查，行为主观上则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对于故意而言，一般是放任的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或必然发生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危害结果，而仍然实施的行为，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对于过失而言，则既可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可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行为可能会发生致使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的危害结果，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了森林遭爱严重破坏的结果。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第4篇
一、马营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1、马营河流域生态环境状况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马营河流域发源于祁连山北麓的冷龙岭，是黑河和石羊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也是黑河干流东部最大的一条支流，流域总面积2347平方公里，总人口16.59万，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具有日照充足，干燥少雨的特点。区内年平均气温5.9度，年平均降水量195毫米，年平均蒸发量1695—2246毫米，具有降水量少而蒸发量大的显著特征。流域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为9398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不足600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值，流域内地表水和地下水经多次转化和重复利用，水的重复利用率高达144%，余水下行至张掖汇入黑河。
马营河灌区是山丹县唯一的大型灌区，控制灌溉面积32.42万亩，是河西走廊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灌区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掠夺式粗放经营的短期行为也导致了人们对该流域生态的严重破坏，特别是山丹军马场，逐年开荒种地，破坏草原植被，与民争食，逐步蚕食包围水源涵养带，目前已扩展到了祁连山脚下，耕地面积已由80年代的30万亩，增加到现在的40万亩，造成土壤严重沙化。据掌握，仅该地沙暴天气发生率就由70年代的每年5次增加到现在的每年24次，昔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已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由于水域、植被的严重破坏，逐渐引发了气候演变——少雨、高温、多沙暴天气逐年增多。据统计，灌区泉眼湖泊由70年代的3511眼萎缩到目前的125眼，泉水溢出流量由70年代的1.8立米/秒，减少到了目前的0.8立米/秒，导致部分湖泊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林木枯亡；李桥水库年拦蓄水量由80年代初的5500多万立米减少到现在的3800万立米，减少了1000多万立米；祁店水库从1996年开始就无径流调节，只是为了维系1.37万东乐人民的生命，每年从李桥水库调剂300万立方米用于生计。
整个流域自下而上呈现出“沙化区向农业区推进，农业区向牧业区推进，牧业区向林草区推进，雪线向主峰推进”的生态恶化趋势，而且还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成为影响灌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生态环境已越来越制约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支流生态环境的恶化必将威胁到黑河干流的生态环境。因此，马营河支流应与黑河干流的利用与保护同等重要，若支流开发利用程度过高，可能会破坏水文循环，也不能达到黑河流域乃至河西内陆河流域综合治理目标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2、流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马营河属黑河水系，是山丹县境内最大的一条内陆河，河道全长176公里，综贯山丹县全境，水资源总量9398万立米，而流域国民经济各部门现状需水总量为10900万立米，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量严重超越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传统水利的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大水漫灌、串灌、明浇夜退的灌水陋习长期束缚着灌水方式的革命性突破和超越发展。以李桥水库为界，上下游在经济结构、用水习惯等方面差异极大，用水矛盾也很尖锐，上游水的浪费大的惊人，只有40%的水资源能得到有效利用。
其二，马营河流域内河床下切，水利设施基础掏空，上下游左右岸水土流失区林分结构不合理，坡地径流的汇集，缺乏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的有效拦截，入河泥沙大量增加，加快了水库淤积，至目前李桥水库已淤积泥沙300万立米，严重影响到了水库的安全运行。
其三，水利工程建设滞后，流域水库上游缺乏控制性枢纽调蓄工程，工程配套差，渠系渗漏严重，有些村社仍然沿用土渠或天然河道输水，使大量水被渗漏、蒸发掉了，水量损失较大。
其四，农牧业结构不合理，粮经比例失调，高耗水作物和高耗水企业使水资源总量不足，打破了原有的水生态平衡，经济社会发展未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农村人口的迅速膨胀，新的城市消费群体对给水需求的增加，导致政府和职能部门在协调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忽视了生态用水，挤占了生态用水。山丹县解放初期有人口5.74万人，到现在已增加到20.21万人，增加了14.47万人，增长252%；而由于流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属极强型气候，干旱少雨，水资源先天不足，从50—60年代政府号召农民开荒种地，到80年代至今的改革开放又使得到致富机会的农民更加过度地开垦草地、坡地，上游耕地面积越来越大，下游保灌面积却越来越小，东乐乡6.0万亩土地沙化，人均耕地不足0.5亩，昔日绿洲面临沙化的危机。以牺牲下游的生态系统来换取上游的生存和发展，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
其五，河川径流逐年减少，地下水补给量也相应减少；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一些湖泊、湿地消失，使下游地下水位下降最大达19米，井深发展到250米。祁家店水库出现库水倒灌现象，不得不从2000年开始把调水以来每年3月1日开始的轮期推迟为4月15日以后，以减少库水倒灌，保证下游的灌溉。
因此，不论是水资源的的浪费，水环境的恶化，还是区域人口、数量、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远远超出了现有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二、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途径
面对不堪重负的水资源，面对有限的供水能力及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按照“有序有偿，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办法通过建设水市场来保护和重新合理配置现有的水资源，节约用水，量水发展，以供定需，增强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三、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
1、通过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节水运动，张贴节水标志和节水标语，增强人们的节水意识。
2、树立上下游、左右岸、全流域一盘棋思想，密切配合，团结治水，共同发展。
3、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病在下游，根在中上游，要坚决在上中游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禁止陡坡开荒，湖泉打井，先保护，后利用，再配置。
4、流域内打井要建立监理制度，合理布井，制定取水标准，改进水量计量手段，用价格杠杆调节用水量，防止过量开采地下水。
5、通过灌区改造，加大上中游节水工程的比重和力度，特别是上三坝灌区要搞好渠系配套，渠道防渗，配备量水设施，计量收费，节约用水，把节约的水量用在下游农田保灌和生态用水上，逐步增加科技对水利的贡献。
6、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压夏扩秋，压缩高耗水作物面积，减轻夏灌压力，减少水事纠纷，促进社会稳定。
7、在马营河河床沿岸、沿坡种草种树，营造绿色走廊，改善植被，恢复生态。
8、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有效保护和综合治理，从而大大提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第5篇
关键词：保鲜时机培训农业经营
目前,佛山市不少人认为,佛山市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区域性产业分工中,是以发展现代大工业和大商贸为主导产业,农业发展与否已无关紧要,应该让出日益紧缺的土地资源和宝贵的管理资源用于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甚至应该停止发展农业。
毫无疑问,这种农业无足轻重的“让位论”是错误的,如不加以批驳,将严重影响我市整体推进社会主义新村镇建设的工作。本文将简要列举佛山市农业发展历程和面临困难,分析论述农业在佛山市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功能和重要地位,提出当前我市农业政策的指导原则。
1佛山市近十年农业地位的变化
近十多年,佛山市农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增长步伐,农业的发展速度仍不够快,同时农业发展条件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1.1农业产值增长速度相对较慢。2005年全市农业总产值为163.94亿元,比1995年的94.61亿元,增长了73.3%。同期,全市生产总值(GDP)增长了270.5%,其中第一产业的比重从9.3%下降到3.5%。农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下降。
1.2农业占农村经济的比重下降。近年来,全市农村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经济总收入从1995年的835.05亿元提高到2005年的4646.39亿元,增长了4.56倍;其中第一产业收入从102.19亿元提高到154.33亿元,仅增长了51%,第一产业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二、三产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
另外,1995年～2005年,全市在岗职工年人均工资增长了1.25倍,但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了79%。相对于其他产业,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从业人员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1.3农业发展的资源条件有所变化.
1.3.1农地资源萎缩,但土地产出效率提高。随着近年来佛山市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工业发展、城镇扩张与农业争地的矛盾日益尖锐,农业用地逐步减少。1996年～2005年,全市耕地面积从8.85万hm2降至5.59万hm2,减少了3.26万hm2,年均减少3.7%。虽然农业土地资源不断缩减,但由于各类高产品种和高效种养技术的推广应用,种植业和渔业的土地产出率明显提高。
1.3.2人力投入减少,但劳动生产效率增加。由于各地农村二、三产业的飞速发展,农民就业渠道大大拓宽,因此农村劳动力虽有增加,但其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逐年下降,从1994年的41.61万人减少到2004年的31.99万人,所占乡镇劳动力总数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由于我市农业发展模式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因此农业劳动力的人均产值反而逐年增加。
总之,佛山市农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虽然在近十多年有所提高,但仍然是比较效益较低、吸引力不足的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明显下降,从而导致了社会对当前农业地位的普遍怀疑甚至否定的认识。
2现代农业多功能性的认识
现代农业具有多功能性的显著特征,除了人类最关心其提供农产品的社会价值和商品经营的经济价值以外,还发挥着以下重要功能:
2.1生态服务功能。农业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指农业在保持自然生态环境质量,维持生态平衡和维系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推动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的作用,如有机物的合成与生产、生物多样性的产生与维持、调节气候、营养物质形成、积累与循环、土壤肥力的保持与发展、环境净化与有害有毒物质的降解、植物花粉的传播与种子的扩散、有害生物的控制、减轻自然灾害等。农业的生态服务功能可以概括成“两个稳定”,即稳定农业生态系统的持续生产力,稳定土壤、水体、气候等自然生态环境;其价值可以概括为保持生态平衡的现实价值和构建生态文化的潜在价值,或称为“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随着近年来全球生态危机和区域环境恶化问题的出现,农业的生态服务功能越来越受关注。
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地区,强烈的现代化需求、密集的人类活动、快速的结构性增长和高物耗、高污染型产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胁迫效应越来越大。就佛山市的情况来看,由于城镇、交通用地迅速增加,农业用地大幅减少,出现了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植被质量下降,农田和鱼塘被污染等不利情况,已经造成了生物多样性降低、水土流失加重等生态服务功能下降的现象。
目前,全市上下正全力以赴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但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污水等污染物排放量指标尚未达标,大气和水域质量不容乐观,因此,保持一定农业用地,稳定农业发展,发挥农业的生态服务功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2产业协调功能。世界著名经济学家D.G.约翰逊认为:“如果有适当的政策和环境,农业就可以为经济增长做出许多贡献,包括①释放劳动力给非农部门;②以不变或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多的粮食和纤维产品;③将农产品剩余出口,作为外汇的重要来源换取国内无法生产的商品和技术服务;④将农业生产的积累投资在农村或城市的非农活动中。”实践经验也证明:农业发展进步能够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
首先,农业是可以实现较高经济效益的产业。
如位于高明区更合镇的阳光科农公司建设温室鱼池发展工厂化养鱼,利用循环水清洁、充氧系统,既促进鱼类快速生长,每单位水体产量可达普通鱼塘的10倍,又因水质优良,减少鱼病发生,减少了药物使用,保证了产品质量,在国内外市场上极具竞争力;其次,农业可以带动其他产业和行业的发展。如高明区原更楼镇引进温氏公司后,不仅鸡、猪养殖量迅速增加,而且农资销售、农产品运输、餐饮服务等行业迅速兴旺,整个城镇逐步繁荣起来。
2.3粮食安全功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一书,曾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中央已清醒地认识到: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因此,保护耕地,保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单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前提,更是严肃的政治责任。
2.4社会稳定功能。对我市农村的调查发现,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镇二、三产业就业,但仍有相当部分年纪大、素质低、不肯离乡的农民必须靠农业谋生,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效益近年来有所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也明显提高,农业也有可能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因此农业是保证农村居民充分就业、减少农村隐性失业的关键产业,具有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农业的多功能性既决定了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又预示着农业与其他产业有所不同,是一个特殊的、需要保护和发展的产业。
3佛山市农业政策的指导原则
3.1重视农业的地位。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中央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坚定“重农”思想。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与发展现代农业无根本矛盾。因为任何高度发达的城市都没有完全“消灭”农业,现代农业不仅同样能够实现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其他产业不可替代的保护粮食生产能力、发挥生态服务功能、吸纳富裕劳动力的重要作用。要进一步确立“重农”思想,进一步加深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加强对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要大力营造全社会重视、关心和支持农业发展的氛围和环境,认真研究和解决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切实制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并抓好落实,确保领导到位、工作到位、政策措施到位、财政投入到位,确保农业持续发展。
3.2保障农业的空间。市政府和高明、三水、南海等区政府已分别制定了市和有关区农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确立了农业的发展空间,描绘了未来农业发展的蓝图。要以农业发展规划的制订和实施保证农业的发展空间。
为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一定要抓好规划的实施工作,加快推进农业生态园区建设,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规划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改动,防止工业发展、城镇建设等随意侵占农业用地、破坏农业基础设施的现象出现。要严格保护耕地、水环境等农业资源。土地保护既是国策,也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前提。因此,要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基本农田,严厉打击违法占用农业用地的行为。
依法加强耕地的保护和建设,严格控制非农建设用地,营造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
3.3扶持农业的发展。
首先,要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当前,要加强农业园区规划,把农业园区规划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规划结合起来,与落实基本农田保护区结合起来;遵循“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设施配套完善,分期稳步推进”的原则,加快农业园区建设;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向园区集中,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把农业园区建设成为具有生产、加工、销售、教育、培训、示范和科技成果转化等多种功能的现代化农业载体。
其次,要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科技进步是农业增效的唯一途径。因此,各级政府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领导,将农技推广工作作为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措施来抓:一是通过资源整合,建立健全现代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网络,加快建立农业科研示范基地,引入技术力量,加强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开发研究、
推广和应用工作;二是要转变农技推广工作思路,变政府推动为市场牵动和企业带动,创新农业科技推广机制,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科协和行业协会组织的作用,鼓励和引导农科人员以多种形式推广先进农技,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三是要加强农民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的培训,逐步提高农民的技术素质和生产技术水平。再次,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第6篇
税收管辖权包括属人管辖权和属地管辖权，其调整对象涵盖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投资收益、商品和劳务销售收入以及财产等。为了便于学习和理解我国新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本文对税收管辖权的研究，仅限于对企业所得进行调整的范畴。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浪潮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国家边界和意识.推动了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从这种开放性的经济结构调整中获益，但由于国家间、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过大，以致在同一税收管辖原则下对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对此，各国必然基于维护国家权益的立场，对原有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作出相应的调整，并由此引发新一轮的属地管辖权之间的冲突，且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对所得来源地的判断标准不一。
例如，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对非居民取得的营业利润，主要分歧是以设立机构、场所为标准，还是以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为标准；对非居民取得的利息、股息所得，主要分歧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为标准，还是以其法律身份为标准；对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主要分歧是以研发地为标准，还是以使用地为标准，或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法律身份为标准。而在信息经济条件下，对非居民取得的营业利润，主要不同是以有形机构、场所或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为标准，还是以虚拟主机或网络服务器为标准；对特许权使用费，主要不同是以数字化产品研发地、使用地或支付地为标准，还是以上传地或下载地为标准，如以研发地为标准，同一项数字化产品可能涉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研发人员；如以上传地或下载地为标准，也会出现同一项数字化产品上传地或下载地与许方或受方企业居住地不一致的情况。基于上述变化，发达国家作为主要的资本、技术输出国，在信息经济时代也采取了不同态度。其中，美国作为电子商务发祥地，主张采取税收免税政策，并在1998年OECD渥太华会议上建议，网站或服务器用于储存数据，其用途类似仓库，符合OECD协定范本第5条规定的准备性、辅活动，不能解释为常设机构征税。但OECD则持不同意见，并在1999年修订的协定范本草案中明确，在某些情况下，服务器可能构成常设机构。此外，澳大利亚在向1998年OECD渥太华会议提交的报告中认为，设立服务器或网址，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且可以经营业务的，可视为常设机构。加拿大1998年电子税收管理报告认为，服务器或网站是否视为常设机构，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而对跨国网上交易的无形商品，如电子出版物、软件、网上服务，美国主张一律免税，OECD则主张对无形资产、特许权使用费、劳务、数字化产品等收入性质加以区分，以便适用不同税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的资本、技术输出国，面对信息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采取了相应的税收措施，如印度规定，对在境外使用计算机系统，而由印度公司向美国公司支付的款项，均视为来源于印度的特许权使用费，并在印度征收预提所得税。
二、“两法合并”后属人管辖权的完善
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两法”合并已水到渠成，并进入统一、规范、公平的税收法制建设阶段，且“新法”较之合并前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在属人管辖权的规定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新法”继续坚持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关于居民居住地税收管辖权的基本原则，并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居民企业的法律用语，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二是对居民企业的判定，“新法”同时采用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而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既采用注册地标准和管理与控制中心标准，又采用独立经济核算标准，显然，“新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范围更为宽泛，且居民企业的身份更易认定，有利于维护国家和经济利益。
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新法”规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如果对居民企业的认定范围过于宽泛，并普遍规定对居民企业的境外来源所得征税，容易增加征纳双方税收成本，且由于外国税收可按新法的有关规定计算抵免，我国对居民企业的境外来源所得实际上也可能征不上税。因此，建议考虑这一实际情况，通过“新法”实施细则，一方面明确居民企业的全球所得纳税义务，另一方面在境外所得的纳税申报手续上，尽可能简便些。与此同时，宜针对跨国企业离岸经营的特点，尽快建立避税港税制和资本弱化税制，并进一步完善转让定价税制，通过以上三个税制的联动和相互配合，积极应对跨国企业规避我国税收的行为。此外，在信息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宜借鉴国际上对外包、离岸经营、电子商务的税收管理经验，在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延伸方面，重点放在避税港税制的建设上，并通过建立严格的海外控股公司利润合并申报纳税制度，对我国居民企业在避税港设立投资控股公司取得的离岸经营利润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在所得来源地管辖权的拓展方面，则重点是坚持现有的属地管辖权原则，并对来源地的范围作适度的调整。
三、国内法和税收协定关于税收管辖权的协调
综观各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对居民企业的判定，主要采用国籍标准和住所标准，并据此对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外的所得征税。对非居民企业的判定，主要采用所得来源地标准，并据此对非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征税。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国内法关于企业住所和所得来源地判定的具体标准，往往会产生一些差异，以致相关国家对企业的同一项跨国所得双重征税，这显然不利于各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于是，各国一方面通过国内法有关境外所得抵免的规定，主动对本国税收管辖权行使的范围进行单边调整：另一方面，则通过国际税收协定，对相关国家税收管辖权行使的范围进行双边或多边调整，并在此基础上确立高于国内法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next]具体而言，各国国内法关于税收管辖权的协调主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对居民企业境内外所得分类进行税务处理，即凡是依本国法认定为居民企业的，其来源于境内的所得一律按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征税，而不考虑该企业是否同时被其他国家认定为居民，但对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则采取直接或间接抵免法进行抵免，以消除对居民企业境外所得的双重征税。二是对非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分类进行税务处理，即凡是依国内法认定为非居民企业的，对其取得的营业利润，按照独立企业和利润归属的原则征税；对其取得的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按照低于普通税率的预提所得税税率征税；对其取得的财产转让收益，按普通税率征税。国际税收协定关于税收管辖权的协调则主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适度调整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行使的深度和广度。例如，对非居民企业取得的营业利润，坚持按常设机构征税的原则，并对其承揽的建筑、安装或装配项目引入了时间概念，即与上述项目有关的活动如超过协定规定时间（6个月或12个月），可认定为其在东道国设立了常设机构，并按东道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对其征税。而按各国国内法的规定，对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项目，通常没有活动时间的概念，非居民企业只要在东道国开展建筑安装活动，即可认定其设立了营业机构和场所，并按东道国国内法的规定对其征税。与此同时，对非居民企业取得的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通常按低于缔约国国内法规定的预提所得税税率征税。二是避免和消除双重征税。例如，对人（居民企业）的管辖冲突，一方面通过居民企业的定义，明确属人管辖权调整的范围；另一方面，通过双边或多边税收抵免条款。明确相关国家避免和消除双重征税的责任和义务。三是防止滥用协定避税和偷逃税。例如，我国在对外谈签的国际税收协定中规定，我国居民企业从相关缔约国取得的股息，只有在拥有支付股息的缔约国居民企业10%以上的股份时，才能考虑税收抵免。由此可见，按照各国国内法和国际税收协定的有关规定，对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居住国拥有独占征税权，但对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居住国和东道国则共同享有征税权，或者说，对非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的所得，东道国享有优先征税权，居住国享有最终征税权。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迅速，外贸依存度较高，同时面临着资源环境的制约，鼓励居民企业向境外发展已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四、实践中涉及税收管辖权的判定及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跨国企业的战略布局、组织结构、业务流程、资源配置方式及税收筹划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公认的税收管辖权原则面临新的挑战，现有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受到较大的冲击。对此，发达国家作为资本，技术和高端产品输出国，多通过延伸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的深度，来减少本国税收流失。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拓展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广度，来维护本国税收权益。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全球较大的资本、技术和产品输入国，又是新兴的资本、技术和产品输出国，本着互惠互利、合作双赢的精神，通过国内法和国际税收协定适度调整税收管辖权的行使范围，进一步理顺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为此，除应继续坚持传统的居民居住和所得来源地管辖权原则外，有必要根据外包、离岸经营、电子商务的新特点，对税收管辖权的判定标准作出新的规定，以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维护国家权益及经济安全。
（一）外包的税收管辖判定标准
外包是指跨国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分解并转移到投资较少、成本较低、质量和效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的做法。从跨国企业开展外包业务的情况看，外包的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但涉及相关国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主要是离岸外包，即将企业的制造流程、呼叫中心、软件编程、人力资源、物流和会计流程等外包给国外供应商。基于此，与营业利润有关的税收，相关国家可以按照传统的税收管辖原则.对发包企业和外包供应商进行税收管辖。具体而言.发包企业可以将外包成本与其取得的营业收入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国的有关规定计算纳税。而外包供应商则可将外包收入与其承揽外包业务所发生的成本费用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国的有关规定计算纳税。与特许权使用费有关的税收，情况则较为复杂。从发包企业的角度看，其外包的通常为非核心业务流程，而核心业务流程或高端技术和产品仍留在本企业内部。即使是软件外包业务，也是为企业高端技术和产品服务的，且外包软件已以合同约定的价格向供应商买断。因此，不存在向外包供应商额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问题。从外包供应商的角度看，其开发的产品虽然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但其开发的产品是为发包企业的核心业务流程服务的，且已以合同约定的价格买断，因此，也不存在额外收取特许权使用费问题。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只要外包供应商以企业形式存在，对其承揽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就应按传统的居民居住和所得来源地标准进行管辖。
（二）离岸经营的税收管辖标准
第7篇
关键词：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经验；中国
Abstract:Theenvironmentand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ftherelationshipbetweenveryclose.Ontheonehand,economicandsocialenvironmentisanimportantconstraintontheotherhand,the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ntheenvironmentandimprovethedemandisalsoofgreatsignificance.Alongwiththeprocessofhumandevelopment,environmentaldegradationissuesarereceivingincreasingattention.Forboththecurrent,suchastheUnitedStatesandotherdevelopedcountries,stillarisingstarsuchasJapan,SouthKorea,ChinaTaiwan,aswellassomedevelopingcountries,intheprocessofdevelopmentwillhaveexperiencedtheenvironmentalproblems.Havehadtheexperienceandlessons.ThisisChina''''smodernizationprocessisaveryimportantreferencevalue.
Keywords:environment;socio-economic;developmentexperience;China
引言
环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生活、作用于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系统。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特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逐步被认识的。环境问题也是逐步被认识、重视和解决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开始辩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而转向对于环境的关注。197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生态发展”的概念;1980年UNEP召开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会，指出这四者之间是紧密联系、互相制和互相促进的，新的发展战略就要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1982年2月，《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1982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别会议提出了新“环境”概念。1992年6月《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发表。到目前环境问题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幸福和未来。
1、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1.1．环境问题
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整体。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环境发展史。自然环境创造了人，人又改变自然环境。人以其社会活动影响和改造自然环境。人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在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活动是一个引起生态系统变化强有力的因素。当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相协调时，人类的活动就可以促进人类和环境的共同优化，反之，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不能协调时，将导致外界环境的恶化，而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近代大工业建立之前，环境对于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界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着，环境问题只是在大工业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才为人们认识。
1.2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普遍性
从大多数国家现代化过程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环境问题。
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次意识到自然界赋予的公共环境产品已相对稀缺。在城市中，饮用水也不能免费任意使用。1895年左右，工业废物的排放问题被提到了议会。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并引起人们的关注。
日本、韩国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开发的十年”的60年代，韩国的经济出现了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但同时，以“汉江污染”为代表，韩国的环境、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于战后50年代中期，经过经济恢复之后，进入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平均增长9.8%。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偏重重化工业，这一时期的产业技术整体上具有“重、厚、长、大”和高资源能源投入的特征。巨大规模经济加上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60年代后半期，日本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公害大国。
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了环境保护，在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后，被称为“富裕中的贫困地区”。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近年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同样出现了环境恶化等问题。
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都出现了环境问题。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先发展的国家，还是日本、韩国这样的后起之秀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目前的初步发展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1.3出现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3.1.由于认识不足。
由于人类缺乏对环境、资源、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关系的正确把握，认为资源环境的无限供给性，所以往往单纯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安排活动，这样不可避免会打破人与外界环境的均衡，导致环境问题。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当然后起的工业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问题。
1.3.2．从人类的效用偏好分析
我们可以把一切可以给人们带来效用的物品分为环境和非环境两类。由于人类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所以当环境物品非常丰富时，人们对其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而对其它非环境物品的边际效用很大，所以人们往往选择牺牲环境来生产其它的物品，直到两者相等。而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牺牲环境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环境问题。这在所有的国家都得到了体现。
1.3.3发展过程中一些客观限制
在发展初期，由于技术等的限制，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另外，由于人口等一些原因也会造成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环境问题，如印度等国家。
1.3.4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国际分工问题，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只能利用环境资源的比较优势，出口初级产品，并接受一些有污染的国外企业。以获得发展。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可以将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这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破坏。
1.3.5制度失灵
包括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机制可以被理解为配置资源的制度。由于现实的市场中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完备等问题，市场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政府由于不恰当的行动或缺乏行动，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
2、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治理过程
2.1．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过程和治理过程
在当时的开发年代，包括发达国家都未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问题为世人所关心，主要在1972年如开联合国环境大会之后。
美国1899~1948年期间，环境污染在美国尚未成为全局性问题，加上联邦政府的经济实力有限，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力。管制职能主要靠地方政府行使，且侧重于水资源的保护。从整体来说，各个地方的政策成效很不平衡。1948~1970年时期，1948年颁布水源污染控制法，联邦政府开始真正介入环境保护。1970~1980年时期，环境保护政策开始取得成效。1972年颁布了净水法。由于财政经费充足，加上美国各界对污染问题高度重视，环保手段大大强化，进一不提高了环保系统各层次措施的协调配套能力。但是，巨额环保开支成为美国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厉的管制措施对整个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极大关注。
韩国60年代开始“汉江奇迹”,那时，工厂的烟尘被称为“繁荣的烟尘”。人们陶醉于经济的发展之中。在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时代，虽然也有一部分舆论强调环境意识的重要性，但占压倒多数的立场反倒人为经济增长才是维护环境的先决条件。只有经济增长国家和个人才能富裕起来，只有富裕了，才能维护环境。进入70年代，由于经济增长一边倒政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国民也开始切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和环境，大体上处于“相抵消”（trade-off）的关系，这时环境问题得到重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行动起来，但力度还不是很大。环境保护的社会意识到了80年代末，才开始初见成果。到了90年代，环境意识在国民之中极大高涨起来。但韩国的环境保护，总的来说仍只停留在“改良主义”的水平上。
日本和台湾也大致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所以我们分析，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是一个“试验和失误”（trialanderror）。从环境无知的阶段，到环境认识的模糊阶段。然后是知到行的过渡阶段。最后达到环境保护的官民共同行动阶段。
2.2．治理和管理手段、方式
美国环境保护的具体政策措施是多层次的。就整体而言，其特点是以立法为基础，以行政措施为主，辅之以一定的经济手段。主要有：1、直接的行政管制2、自愿管制3、责任赔偿制4、污染税制5、津贴制等。
日本现在强调的是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首先在法律和有关政策、计划中明确社会各部门的环境保护责任。第二，把环境考虑纳入政府的政策、计划和重在公共项目。第三，把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的综合决策。第四，日本民众和NGO的参与及其综合决策活动。
台湾的对策有：1、建立自然资源保护区，保护自然环境。2、对城市与重点经济区、工业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3、推行“清洁生产”。主要措施：1、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正常机制。2、较大幅度地增加环保投入，积极治理污染，加快环境保护建设。3、加强以立法为中心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完善法规，强化法治。4、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促进污染处理。
从这些国家治理和管理环境的手段、方式来看，都强调了政府的干预。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且，各个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在具体的行动中不尽相同，有各个国家的特色。
3、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参考意义
3.1．必须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如资源禀赋，人口众多等问题。
从上面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其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样，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式上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采用适合我们国情的环境策略，处理好我国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3.2.采取适合于我国国情和地位的政策
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大问题。我们应当结合国情和发展阶段，将环境问题放在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解决。综合处理环境和发展的关系。
3.3.注意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即包括有效的利用市场机制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可以参考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管理方式。在目前应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加强立法和执法。用行政管制手段，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执行，以禁止、限制或要求经济主体的特定行为。如最低技术标准、排污限额或指标。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主要通过创造一定的刺激方式，将资源环境的成本纳入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从而间接地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排污收费、污染税、生态环境补偿税、财政补贴、排污权交易等等。
3.4.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也即在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科学决策。从决策开始就要在环境、经济、社会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使三者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
3.5.政府和民众一起行动。根本在于人们的效用偏好，人们真正认识和感受到环境对自己的效用的影响。
3.6．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中，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那就是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发展目标上，追求单一的经济近期高速增长逐渐转换成追求近期与长远相统一、经济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路径上，主要依靠拼资源、上规模扩大生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内容上，应该注意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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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关键词]管理；组织；创新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可以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动力源。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将成为核心和具有柔性特点的生产要素，而对知识的管理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提高组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组织而言，知识和信息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成为最主要的资源，知识经济迫切要求管理创新。适应此要求，近几年来，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念——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正在国外一些大公司中形成并不断完善。其中心内容便是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知识管理的实施在于建立激励雇员参与知识共享的机制，设立知识总监，培养组织创新和集体创造力。总结和研究知识管理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将有利于我国企业管理的创新，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一、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知识管理？一个定义说：“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变化时，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及组织的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嵌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这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笔者认为，知识管理虽然广泛运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但作为具有一般管理的共同性质的公共管理同样也面临着知识管理的问题。对于公共部门而言，知识管理的目标与核心就是通过提高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来实现组织创新。
知识管理为组织实现显性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了新的途径。显性知识易于整理和进行计算机存储，而隐性知识是则难以掌握，它集中存储在雇员的脑海里，是雇员所取得经验的体现。知识型组织能够对外部需求作出快速反应、明智地运用内部资源并预测外部环境的发展方向及其变化。虽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的发展方向和领导方式，但是其潜在回报是巨大的。要了解知识管理，首先要把它同信息管理区分开来。制定一个有效的信息管理战略并不意味着实现了知识管理，这正如不能单纯从一个组织的设备硬件层面来衡量其办公自动化水平一样。要想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库珀认为：“正是由于信息与人类认知能力的结合才导致了知识的产生。它是一个运用信息创造某种行为对象的过程。这正是知识管理的目标。”实行有效知识管理所要求的远不止仅仅拥有合适的软件系统和充分的培训。它要求组织的领导层把集体知识共享和创新视为赢得竞争优势的支柱。如果组织中的雇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隐瞒信息，如果组织里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常常是为了鼓励保密而非信息公开共享，那么这将对组织构成巨大的挑战。相比之下，知识管理要求雇员共同分享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并且要求管理层对那些做到这一点的人予以鼓励。许多成功的知识型组织都建立了对积极参与知识链的雇员进行奖励的激励机制。库珀解释说：“雇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某些秘密知识，而是因为他们具有不断创新和创造新的有用知识的能力。”以此观点来分析现在某些猎头公司的做法，他们追寻的目标往往是人才的固有能力，即“已经掌握的某些秘密知识”，而不看重其创新能力。这是一种短视行为。
任何组织要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但决不能将知识管理简单等同于信息管理。二者的关系体现在：信息管理是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信息管理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把信息作为资源从技术、组织、人力三种因素的结合中进行管理，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新事物。美国1979年《文书削减法》最先提出联邦政府的信息管理问题，并在联邦机构中设立政府信息主管。企业的信息管理则是在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并在企业首席执行官（CEO）之下增加了企业信息主管（CIO）的职位。其后，信息管理经历了实物管理、技术管理、资源管理三个时期。按照美国学者马夏德（D.A.Marchand）与霍顿（F.W.Horton）的划分，信息管理的发展有五个阶段：物的控制、自动化技术的管理、信息资源的管理、商业竞争分析与智能、知识的管理。由此可见，知识管理在历史上曾被当作信息管理的一个阶段。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管理实践的发展，知识管理逐渐从信息管理中独立出来，从而形成一个崭新的管理领域。此时，知识管理已有了不同于信息管理的内含和外延。可以说，知识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的管理。知识作为认知过程存在于信息的使用者身上，只有在人际交流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创新。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以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以人为本”的管理主线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员工创新能力相互结合，进而增强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还在首席执行官与信息主管之间设立了知识主管（CKO）的新职位，并作了适当的分工，信息主管把工作重点放在技术和信息的开发利用上，知识主管则把工作重点放在推动创新和培育集体创造力上。
二、知识管理的目标是创新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化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推进。这一切都改变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
在知识社会，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远胜过原料与厂房。美国微软公司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淘汰自己的产品”。1997年3月3日美国《财富》杂志定期评出美国最受推崇的企业，创新精神正是其评选标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管理的目标和任务就必然体现为提高组织的应变和创新能力。
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已有的知识要素与/或新的知识要素的新组合，它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彼得·德鲁克则将“创新”概念推广到管理，提出“社会创新”概念，认为创新就是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OECD1996年发表了《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innovationsystem）的文件强调指出了以往的创新都集中于投入—产出分析中，那是一种静态的线型模型，而在当今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系统的平稳运作依赖于知识流的流动性（ThesmoothoperationofinnovationsystemsdependsonthefluidityofKnowledgeflows）。它强调“国家创新系统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地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启发、引进、创造与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系统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创新主要体现为不同参与者和机构之间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即知识的流动。知识流动的类型有：人力资源流；机构链；产业群；创新公司行为。知识管理正是要确保知识流动渠道的通畅。
知识管理、创新行为都不单纯是一种技术过程，人文因素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创新总要依靠人的创造性和想像力。对于政府而言，要为创造良好的新环境发挥重要作用。企业要在竞争中获胜，则必须不断改变自己的战略策略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这一切都离不开知识管理，因为其实质就在于充分发挥人文因素的积极作用。
知识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和重要资源。在当今的许多行业例如金融服务、咨询和计算机软件等部门，知识正在作为创造价值的必要前提而发挥作用。然而许多企业并不善于管理知识。具体表现在：有的企业低估了产生和获取知识的价值，失去或放弃己经拥有的知识产权，有的管理措施阻碍了知识的交流及共享，对已有知识的使用和二次开发的投入不足等。
不少企业在吃了不重视知识管理的苦头之后，对知识创造价值的巨大潜力的认识逐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实施知识管理计划，将知识列为一种资源纳入管理体系。
以知识的视角，组织可被看成是一个对知识进行整合的机构。人类的全部生产力都离不开知识，机器只不过是知识的体现而已。因此，要真正实现知识管理，首先必须实现观念的创新。即将传统的工业管理观转变为现代的知识管理观。
工业管理观与知识管理观的主要区别如下：
1、用知识的观点看组织，就会把人们看作是收益的创造者，其首要任务是把知识转化为无形的结构，而在工业时代的组织内，人们时常是被更为简单的看作是生产成本和生产要素。2、在知识组织内部，学习的目的是创造新的资本和程序，而不仅仅是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
3、在知识组织内部，生产流程是由观念驱动，并且有时是混沌不明的，这与工业时代生产流程中严格的前后次序和机器驱动形成鲜明的对比。
4、工业时代的收益递减规律让位于知识递增规律，工业组织中的规模经济（economicsofscale）让位于知识组织中的视界经济（economicsofscope）。
5、管理的权力基础取决于他们知识的相对水平，而不是他们在组织中的等级职位。信息流的传递是通过可以分享信息的网络，而不是通过组织的等级机构。在现在的企业管理制度下，各部门都保有自己的知识并需要发展知识，但是并没有一个合适的知识管理制度以及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知识管理的内容日益复杂化和重要化，导致公司高层管理者产生了设立CKO职位的动机。为了搞好企业的知识管理，CKO应运而生。
CKO（ChiefKnowledgeOfficer），一般译作“首席知识官”或“知识总监”，是企业专职负责提出、推进和协调各种知识管理计划或方案的企业高级管理职位。其具体的职责包括：
1、创设知识管理的基本框架。知识管理要求CKO就知识（包括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等）的分类基于知识的工作体系、与知识密集型业务相关的管理过程保护知识和防止外溢等问题从组织机制和技术手段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2、协调部门之间的知识管理，知识管理不是企业某个部门独立行为所能控制的而只能通过企业整个部门之间的共同行为来协调控制。CKO对要获得的知识知识的开发和保有方式尤其是知识的交流和共事等问题需要有清晰的理解和解决办法。这项工作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具体工作有建立知识目录、开发知识共享的群件，或建设企业内部网，再造知识密集型管理过程等。
3、营造知识创新和交流的内部环境。CKO要在企业内部营造一个适合知识创新与交流的环境，如提供各种便利机会使得平时接触不多、但是对某一方面有共同兴趣的人们能够通过会议、社团活动等方式相互沟通。相当多的知识是通过适当的、非正式的交流环境得到的，尤其是隐性知识，因此有CKO指出知识管理工作“20%是技术成分，80％是文化成分”。也就是说，CKO作为环境营造者的角色要比他们在技术方面的角色重要很多。
4、防止知识外溢。企业和其合作伙伴、中介机构、供应商以及客户之间共享知识同样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对企业竞争优势也有重要影响。对于那些有知识资本形成意识的企业来说，防止知识外溢已成为一大问题。
西方企业高度重视知识管理工作独立设置与“首席经营官”（COO）、“首席财务官”（CFO）等并列的“首席知识官”（CKO），这足以证明西方企业对于知识管理的高度重视，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是企业前进的不竭动力。国有企业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高度重视对知识的开发和利用，注意发展并保护好自主知识产权，把经济增长的方式真正转移到领先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三、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
MortenT.Hansen等人提出了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即法典编辑策略和人格化策略。所谓编辑策略是指知识与知识开发者的剥离，以达到知识独立于特定的个体或组织的目的；而后知识再经仔细地提取进而汇编成法典关存储于数据库中，以供人们随时反复调用的策略。Ernst&Young公司企业知识中心的主任拉尔夫·普勒曾如此描述法典编辑策略：在剔除掉客户敏感信息后，通过将文档中零碎的关键知识，如面谈指导、工作日程和市场划分分析等加以汇总并储存在电子知识库中从而创造出“知识客体”。这种方法使许多人可以搜寻和提取经过编辑的知识，而无需与最初的开发者接触。这就开辟了知识的反复使用，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人格化策略指知识与其开发者紧密地联贯在一起，知识主要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来进行共享。计算机在这类组织中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更好地沟通知识，而不是储存。采用人格化策略的Bain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和麦肯锡公司致力于个体间的对话，而不是数据库中的知识客体。在这些公司中，知识并未被编成法典、知识是在运用头脑风暴法的研讨会中和一对一的交谈中发生转移的。为了使这一策略行之有效，象Bain这样的公司都重金注资于建立人员网络系统。知识不仅仅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还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等形式进行共享。
遵循法典编辑策略的公司依赖的是“反复使用的经济学”。一旦知识资产，如软件编码或手册开发出来，且每次使用时又无需大的修改的话，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反复多次地使用。
与此相反，人格化的策略依赖的是“知识经济学”的逻辑。战略咨询公司向客户提供的建议是那些丰富的、难以言表的知识。共享深层次知识的活动是极花时间的、昂贵的和缓慢的，而且不能够被系统化，因而效率较低。
若想正确地选择知识管理策略，主管或经理必须先回答如下问题：（1）为什么客户会购买本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向竞争者购买？（2）客户期望从本公司得到什么利益？（3）蕴藏于本公司的知识如何能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在明确了这些问题之后，应进一步考虑如下问题：1．公司提供的是标准化的产品还是用户化的产品？如果是前者，那么主导知识管理策略就应是法典编辑策略；如果是后者，则人格化策略更为有效。
2．公司拥有的是成熟的还是新颖的产品？如果企业的策略是基于成熟的产品，那么企业将从反复使用的模型中获得丰厚的回报，例如微软的产品；反之，如何拥有的是新颖的产品，则对知识进行管理时应以人格化策略为主。
3．公司的员工在解决问题时依赖的是明确的还是难以言表的知识？明确的知识是可以被编辑的，如简单地软件代码和市场数据。当公司的员工依靠明确的知识去完成工作时，人-文档的方法最有意义；而难于言表的知识由于很难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是通过个体经验获得的，包括科学知识经验，操作性的“Know-How”（知识如何），对行业的洞察力，商业判断和技术经验等。对此，采用人格化策略是明智的选择。
4．两种知识管理策略的共存。由于企业开发多元化经营和知识的商品化，知识管理策略的选择有时变得十分复杂。两种策略共存的前提，是采用不同策略的单位彼此独立运作。例如，在通用汽车公司，小轿车部与财务部没多大关系，因此不同的模型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单位中。但如果是高度一体化的企业，则需选择一种作为主导策略，以另一种作为辅助。至于何者为主，何者为辅则取决于公司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企业的经济状况及企业所雇佣的人。正如一些咨询公司所发现的：强化错误的策略或试图同时使用两种策略，将会迅速地损害本企业；80/20法则是实际决定主辅关系的一个有益参考。
知识管理两种策略的差异如下表：
人格化策略
竞争性策略
通过反复使用已编成法典的知识来提供高质量的、可靠的和快速的信息系统实施
通过沟通不同专家关于高水平策略问题的知识经验来提供创造性的、经过严密分析的建议
经济模型
1.反复使用的经济学
2.在知识资本上进行一次性投资，而后多次反复使用
3.使用高助手/合伙人比率的大型团体
4.集中注意力于产生较大的整体收入
1.专家经济学
2.为针对用户的独特问题而拟定的高度用户化的解决方案收取高额费用
3.使用低助手/合伙人比率的小团队
4、集中注意力于维持较高的利润率
知识管理
策略
1.人-文档
2.开发可以编辑、存储、传播和允许知识反复使用的电子文档系统
1.人-人
2.开发连接人们的网络系统以便共享难以言表的知识
信息技术
在信息技术上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旨在通过可以反复使用的、已编成法典的知识来将人们连接起来
在信息技术上进行适度规模的投资，旨在促进难以言表知识的交流与商谈
人力资源
1.雇佣那些能较好地适应知识反复使用和方案实施的新科大学毕业生
2.以小组为单位通过计算机进行远程培训
3.奖励那些使用文档数据库和为文档数据库做贡献的人
1.雇佣喜欢问题解决和能忍受模糊性的工商管理硕士
2.通过一对一的指导方式进行人员培训
3.奖励那些与他人直接共享知识的人
范例
1.安德森咨询公司
2.Ernst&Young公司
3.德尔公司
·麦肯锡公司
·Bain公司
·惠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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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广阔，陆上国土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2001年，人口达12.8亿。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如2001年，上海市人均GDP高达37382元，而贵州省人均GDP只有2895元，两者相差10倍以上。因此，研究中国的区域问题，必须把中国分成若干不同的区域。
20世纪50年代，有关方面曾经将中国大陆分为沿海和内地；60年代，曾经将中国大陆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地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区域经济研究的活跃和深化，人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划分方法。主要有：
（一）三大地带。这一方法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但不同的时期，每个地带覆盖的地域范围不同。在三大地带的概念提出之初，广西壮族自治区曾被视为属于东部；内蒙古曾被视为属于中部。后来，人们对此划法提出了很多异议。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三大地带覆盖的地域范围逐渐被确定了下来。东部地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带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8省；西部地带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等12个省、市、自治区。
（二）六大综合经济区。包括东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
（三）七大经济区。包括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华东（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华中（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华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和西南（四川、贵州、云南、）。
（四）九大经济区。这里有两种划法方法。第一种划法包括东北地区（东北三省、内蒙古东部）、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黄河中游流域（山西、河南、内蒙古中西部）、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长江中游地区（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东南沿海地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西北地区（山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等。第二种划法包括东北地区（东北三省）、北部沿海（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北部内陆（山西、陕西、内蒙古）、东部沿海（上海、江苏、浙江）、东部内陆（河南、安徽、江西）、中部内陆（湖南、湖北）、南部沿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西部内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南内陆（四川、云南、贵州）等。（五）九个“大都市经济圈”。包括沈大（沈阳、大连）、京津冀（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济青（济南、青岛、烟台）、大上海（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宁波、杭州）、珠江三角洲（广州、深圳、珠海、汕头）、吉黑（长春、哈尔滨）、湘鄂赣（武汉、长沙、南昌）和成渝（成都、重庆）等。
总的来看，目前中国区域的划分方法比较零乱。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官方比较接受的是“三大地带”的划分方法。
区域划分既要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方便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和区域政策的分析。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我们认为，为适应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之需，中国区域的划分必须遵循以下九个原则：（1）空间上相互毗邻；（2）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结构相近；（3）经济发展水平接近；（4）经济上相互联系密切或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5）社会结构相仿；（6）区块规模适度；（7）适当考虑历史延续性；（8）保持行政区划的完整型；（9）便于进行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
对照以上原则，可以发现，前面提到的各种划分方法均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有的区块过大，不便于深入分析区域差别；有的没有保持行政区划的完整性，不便于搜集整理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数据；有的没有考虑历史延续性，提出的概念与常识不符；有的覆盖的区域不全，不是完整的区域划分。
根据以上原则，考虑到目前各种划法的种种弊端，我们将中国大陆划分为如下区域：
1.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总面积79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10696万。这一地区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结构相近，历史上相互联系比较紧密，目前，面临的共同问题多，如资源枯竭问题、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问题等。
2.北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二市两省。总面积37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18127万。这一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发达，在对外开放中成绩显著。
3.东部沿海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一市两省。总面积21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13582万。这一地区现代化起步早，历史上对外经济联系密切，在改革开放的许多领域先行一步，人力资本丰富，发展优势明显。
4.南部沿海地区。包括福建、广东、海南三省。总面积33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12019万。这一地区面临港、澳、台，海外社会资源丰富，对外开放程度高。
5.黄河中游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内蒙三省一区。总面积160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18863万。这一地区自然资源尤其是煤炭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地处内陆，战略地位重要，对外开放不足，结构调整任务艰巨。
6.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总面积68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23085万。这一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优良，人口稠密，对外开放程度低，产业转型压力大。
7.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三省一市一区。总面积134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24611万。这一地区地处偏远，土地贫瘠，贫困人口多，对南亚开放有着较好的条件。
8.大西北地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两省三区。总面积398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5800万。这一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地广人稀，市场狭小，向西开放有着一定的条件。
二、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的比较
比较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可以从多侧面进行。本报告主要从基本情况、经济总量与结构、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市场规模与居民消费、发展能力与经济活力等6个方面对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行比较分析。
（一）基本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各大区在地域面积、人口规模上存在较大差异。（1）从地域面积上看，大西北地区最大，地域39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大陆）的41.42%；东部沿海地区最小，地域21万平方公里，占2.14%。（2）从人口规模上看，西南地区人口最多，2001年，人口24611万，占全国的19.28%；大西北地区人口最少，人口5800万，占4.54%。（3）从人口密度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人口最为稠密，2001年，人口密度为660人／平方公里；大西北地区人口最为稀少，人口密度为15人／平方公里。前者为后者的44倍。
表1各大区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下同。
（二）经济总量与结构
1.经济总量
从表2可以看出，（1）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总量最大，2001年，GDP21211亿元，占全国的19.87%；大西北地区经济总量最小，GDP3296亿元，占3.09%。前者为后者的6.4倍。（2）东部沿海地区人均GDP水平最高，2001年，人均GDP15617元；西南地区人均GDP水平最低，人均GDP4698元。前者是后者的3.3倍。（3）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4个地区，分别是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的也有4个地区，分别是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4）在沿海地区，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南北差距。2001年，东部沿海地区人均GDP超出北部沿海地区的43.68%。
表2各大区经济总量
2.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分布
表3和表4报告了各大区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分布等方面的情况。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1）第一产业在西南地区的比重最高，2001年，其增加值占西南地区GDP的22.16%；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比重最高，其增加值分别占东部沿海地区GDP的50.55%和40.66%。（2）西南地区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最高，2001年，第一产业就业占西南地区就业总量的62.75%；东部沿海地区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最高，为32.05%；东北地区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最高，为33.16%。（3）虽然从增加值份额来看，各大区第一产业已退居次要位置，其份额均小于相应地区的1/4，但是，从就业份额来看，各大区第一产业仍居于首要地位，其份额无一例外地高于相应地区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其中，有5个地区接近或超过50%，分别是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4）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最高，2001年达52.1%；西南地区城市化水平最低，为26.8%。前者比后者高25.3个百分点。（5）各大区城市化任务相当艰巨。城市化水平接近或超过50%的只有3个地区，分别是东北、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除此之外，所有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均在40%以下，有些地区甚至不足30%。
表3各大区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构成（％，2001年）
表4各大区一、二、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2001年）
（三）基础设施
1.交通运输设施
从表5可以看出，（1）北部沿海铁路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最好，2001年每1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铁路25公里；其次为东北和长江中游地区；最差的是大西北地区，铁路密度仅为2公里／千平方公里。（2）以线路密度为标准，南部沿海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最好，2001年每1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公路536公里；其次为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线路密度超过400公里／千平方公里；最差的是大西北地区，公路密度仅为48公里／千平方公里。（3）东部沿海内河航运状况最好，水网密度高，每1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内河航线177公里；其次为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4）综合起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交通条件最好；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也相当不错；而大西北地区交通条件最差。
表5各大区交通基础设施状况（公里／千平方公里，2001年）
2.城市基础设施
从表6可以看出，（1）各大地区自来水使用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重都不是很高，比重最高的大西北地区也只有63.99%的水平；经济发达的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分别只有63.26%、61.72%和47.43%的水平；水平最低的是西南地区，比重只有45.44%。（2）各大区煤气、天然气和石油气使用人口的比重都比较低，比重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水平也不足60%；长江中游、大西北、黄河中游和西南地区的比重尚不到40%，依次仅为38.91%、35.95%、27.95%和16.79%。（3）从相对水平上看，东北、东部沿海、长江中游地区工业废水处理设备的负荷较重，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地区的负荷较轻；除南部沿海地区外，其他各大区工业废气处理设备的负荷都比较接近。（4）总的来看，各大区城市基础设施都不充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表6各大区城市基础设施（2001年）
（四）对外开放
从表7和表8可以看出，（1）无论从进出口状况还是从利用外资状况来看，南部沿海地区开放程度都最高，对外依赖程度也最大。2001年，南部沿海地区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0.42%，进口占41.80%，出口占38.90%，实际利用外资占37.30%，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35.19%；进出口依存度为110.44%，进口依存度为59.63%，出口依存度为50.80%，实际利用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33.48%，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30.32%。（2）沿海三个地区即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开放程度显著地高于其他地区。按开放程度高低排序，则南部沿海先于东部沿海，东部沿海又先于北部沿海。（3）如果从进出口和外资利用占全国的比重看，大西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最低。2001年，大西北地区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仅为0.84%，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仅为0.31%，与开放程度最高的南部沿海地区有着天壤之别。如果从进出口依存度看，则长江中游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最低。2001年，长江中游地区进出口依存度7.36%，进口依存度3.99%，出口依存度3.37%，和南部沿海地区相差103.08、55.64和47.43个百分点。
表7各大区对外开放基本情况（％，2001年）
表8各大区对外开放基本情况（％，2001年）
（五）市场规模与居民消费
1.市场规模
从表9可以看出，（1）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市场。2001年，东部沿海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286亿元，占全国的18.72%。（2）沿海三个地区的市场规模大于其他地区。按规模大小排序，则东部沿海先于北部沿海，北部沿海又先于南部沿海。（3）北部沿海地区商业和餐饮业的规模最大。2001年，北部沿海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从业人员98.9万，占全国的20.51%。（4）大西北地区市场规模、商业和餐饮业规模最小。2001年，大西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40亿元，占全国的2.77%，不足东部沿海地区的1/7；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从业人员15.5万，占全国的3.22%，不足北部沿海地区的1/6。
2.居民购买能力
从表10可以看出，（1）就城镇居民购买能力而言，南部沿海地区最强，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依次次之，黄河中游地区最弱。2001年，南部沿海地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9510.5元，人均消费支出7255.9元；黄河中游地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5364.7元，人均消费支出4225.5元，分
表9各大区市场规模(2001年）
别只有南部沿海地区的56.41%和58.24%。（2）就农村居民购买能力而言，东部沿海地区最强，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依次次之，大西北地区最弱。2001年，东部沿海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4303.5元，人均消费支出3032.5元；大西北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1604.1元，人均消费支出1243.0元，分别只有东部沿海地区的37.27%和40.99%。（3）不同地区农村居民购买力之间的差别大于城镇居民购买力之间的差别。2001年，八个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方差为0.6158，小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0.9592的均方差；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均方差为0.5530，小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0.8916的均方差。
表10各大区居民购买能力（元，2001年）
3.城乡家庭典型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
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已基本上实现小康。在城镇，彩色电视、冰箱、洗衣机等传统耐用消费品已经普及，各地区差别不甚明显。在农村，一些传统耐用消费品尚未普及。为扼要反映各大区在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上的差异，本报告选择城镇家庭电脑拥有量和移动电话拥有量，以及农村家庭彩电拥有量和摩托车拥有量等项指标进行了比较。见表11。
表中可见，（1）南部沿海地区城乡家庭典型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最高。2001年，每百户城镇家庭拥有电脑27.5台，拥有移动电话76.4部；每百户农村家庭拥有彩电76.9台，拥有摩托车57.4部。（2）总体上看，沿海三大区城乡家庭拥有典型耐用消费品的水平高于其他地区。就城镇居民家庭而言，东部沿海地区高于北部沿海地区。就农村居民家庭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难分高下。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家庭拥有彩电的水平高于北部沿海地区；另一方面，北部沿海地区农村家庭拥有摩托车的水平又高于东部沿海地区。（3）就城镇家庭而言，典型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最低的是大西北地区。2001年，大西北地区每百户城镇家庭拥有电脑7.1台，比南部沿海地区少20.4台；拥有移动电话24.4部，比南部沿海地区少52部。（4）就农村家庭而言，典型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最低的是西南地区。2001年，西南地区每百户农村家庭拥有彩电37.7台，比南部沿海地区少39.2台；拥有摩托车10.9部，比南部沿海地区少46.5部。
表11各大区城乡家庭典型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台或部／百户，2001年）
4.生活条件
反映居民生活条件的指标很多。这里选择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万人医疗机构病床床位数对各大区的生活条件进行了比较。比较表明，（1）大西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最多，2001年，达31.1平方米；长江中游地区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最少，为22.1平方米，比大西北地区少9米。（2）东北地区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病床床位数最多，2001年，为37张；西南地区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病床床位数最少，为20张，比东北地区少17张。
表12各大区生活条件（2001年）
（六）发展能力与经济活力
1.投资和财政能力
表13和表14表明，（1）东部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最大。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前8个月，东部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占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均高于其他地区，分别为21.29%、21.23%和22.96%；大西北地区最小，上述三个时期的比重分别为4.32%、4.54%和5.21%，比东部沿海地区小16.97、16.69和17.75个百分点。（2）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而论，沿海三地区的投资能力强于其他地区。在沿海地区中，东部沿海地区的能力强于北部沿海地区，北部沿海地区的能力强于南部沿海地区。（3）从财政能力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最强，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21.56%，人均地方财政收入高于其他任何地区，达1239元。（4）从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来看，大西北地区能力最差，2001年，其比重只有2.8%。然而，从人均财政收入的水平来看，长江中游地区最差，人均只有300元，不足东部沿海地区的1/4。（5）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均小于其人均财政支出。这说明，中央政府对各地区均有财政转移支付。从人均水平上看，大西北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最多，达999元；南部沿海地区获得的最少，为245元。
表13各大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
表14各大区财政能力比较（2001年）
2.技术开发能力
从表15可以看出，（1）从专业技术人员的绝对量看，西南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最多。2001年，西南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占各地区总人数的16.53%。长江中游和北部沿海地区科技人才总量也不少，南部沿海地区人才总量较少。西北地区人才总量最少，2001年，比重仅为5.19%，比西南地区低11.34个百分点。由于改革以后，民营部门的科技人才不断增多，上述人才总量分布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2）从专业技术人员相对水平看，东北地区人才最为富裕。2001年，东北地区每万人中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201.2名。其次，为大西北和东部沿海地区。人才最为匮乏的是西南地区，同年，每万人中专业技术人员127.2名。此项标与前项指标似乎给了人们以相反的印象。产生这种悖论的原因是各大区人口总量存在着巨大差异。（3）北部沿海地区投入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最多。2000年，其研发费用占各大区研发费用的28.87%，超过各大区总费用的1/4。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的投入也比较多。大西北地区的投入最少，2000年，其投入只占1.53%，不足各大区总费用的1/50。（4）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人才培养能力较强，大西北地区能力最弱。2001年，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了16%，大西北地区只有1.53%。在沿海地区中，南部沿海地区人才培养能力最弱。
3.产业能力
表16表明，（1）从工业生产能力来看，1997年，东北地区采掘业生产能力最强，增加值占全国的21.18%；东部沿海地区中间投入品、消费品和资本品制造能力最强，增加值分别占全国的22.56%、23.47%和28.10%。东部沿
表15各大区技术开发能力（2001年）
注：a为2000年数据。
海地区采掘业生产能力最弱，增加值只占全国的4.23%；大西北地区中间投入品、消费品和资本品制造能力最弱，增加值分别占全国的1.78%、3.12%和1.17%，与制造能力最强的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均相差20个百分点以上。（2）从开发区建设情况来看，2001年，北部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全国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的比重最大，达28.66%；东部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出口占全国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达34.02%。大西北地区开发区建设最不理想。同年，大西北地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全国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的比重只有0.77%，高新技术企业出口占全国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0.13%，均不到全国的1%。
表16各大区产业能力（％，2001年）
4.商业联系能力
表17表明，（1）长江中游地区人员往来最为频繁，大西北地区最为稀少。2001年，长江中游地区旅客周转量占全国的比重达18.38%，大西北地区占4.59%，前者高于后者13.79个百分点。（2）北部沿海地区货物运输最为繁忙，大西北地区最为冷清。2001年，北部沿海地区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比重达30.52%，大西北地区占3.55%，前者高于后者26.97个百分点。(3)北部沿海地区交通工具最多，大西北地区最少。2001年，北部沿海地区民用汽车拥有量占全国的比重达22.57%，大西北地区占4.82%，前者高于后者17.75个百分点。
表17各大区商业联系状况（％，2001）
5.经济活力
表18表明，（1）从当前的经济活跃程度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最强，2000和2001年，GDP分别增长10.8%和10.3%；西南地区最弱，GDP分别增长8.2%和8.5%；前者比后者高2.6和1.8个百分点。（2）沿海三地区的经济活跃程度强于其他地区。2000年，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2001年，三地区经济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表18各大区经济增长（以上年为100）20002001
东北109.2108.7
北部沿海110.0110.3
东部沿海110.3110.8
南部沿海109.4110.4
黄河中游109.0109.1
长江中游108.9108.8
西南108.5108.2
大西北109.2108.6
三、简要结论
——鉴于目前关于中国区域的各种划分方法存在诸多弊端，不便于深入分析地区差异，本报告提出了划分中国区域的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把中国分为区域，即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
——各地区在地域范围、人口规模和富裕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别。大西北地区地域最为宽阔，西南地区人口最为众多，东部沿海地区最为富庶。
——综合各特征，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产业能力最强，市场前景最大，是中国21世纪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
第10篇
摘要：统计基层基础工作是做好统计工作的前提条件，对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提高统计为决策服务的水平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以“统计机构网络化，报表台帐标准化，统计管理法制化，统计信息自动化，统计资料档案化”为目标，开展统计基础规范化工作，狠抓统计机构和统计队伍建设，健全统计调查网络，加强统计执法检查，推进统计信息化建设，使统计基层基础工作走向规范化、正规化的轨道。
关键词：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议；对策
统计基础工作的扎实程度决定着统计数据质量，统计数据质量的真实程度直接关系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建设的规范化工作，通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逐步实现统计管理规范化、业务流程标准化、任务落实制度化、统计调查法治化、统计人员专业化和统计手段现代化工作机制，成为目前摆在各级统计机构和每一名统计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政治任务。结合工作实际，对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谈几点浅薄的感悟和认识。
一、基层基础工作存在的问题
1、部分调查对象的认识偏差导致配合程度偏离。一方面存在“七分统计，三分估计”的陈旧观念依然在某些统计对象的脑海里存在，调查对象为了某种利益的驱动，导致他们对统计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产生偏见，或者怕泄露自己的实底有意虚报或瞒报，故意不提供真实的第一手统计资料，人为地造成了统计基础资料来源的渠道受阻。另一方面基层单位报表的主动性和及时性比较差，基层源头数据搜集难度大。每当临近报表送审时间，县（区）级统计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电话催表，一两次还不行，得反反复复才能把报表催到手，无论是定期的报表还是抽样调查表，催报难度及花费时间和精力远远大于报表录入处理分析过程。
2、基层统计机构力量薄弱，特别是县（区）、乡镇两级统计机构承担的统计任务与人员力量过分悬殊。目前县（区）、乡两级统计机构承担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收集、审核、汇总任务，特别是上级统计机构局、队分设后，县（区）级统计局在原有的在职人员和工作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须同时承担上级局、队安排的统计业务和调查任务，人员配备和力量与统计工作量之间矛盾日益突出。
3、基层统计人员素质不能完全满足统计形势和工作任务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使基层的统计数据的质量受影响。按照统计工作对统计人员要求，真正达到会统计、会调研、会分析、会微机的“四会”标准的人员为数很不乐观，而懂政策经济、知法规、能统计、会预测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少缺乏。
4、基层经费紧张成为制约基层统计事业发展的“瓶颈”。除上级业务部门仅有的一点业务经费外，统计部门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当地政府的财政资金，县（区）级财政以保人员工资为根本，而满足统计基础设施及网络化建设的需要举步维艰。
5、统计执法举步维艰。统计违法行为多发生在为单位工作的行为上，一般都是对单位进行处罚，如果某单位受到违规处理，势必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二、对基层基础规范化工作的建议和思考
1、强基固本夯实统计基础。健全机构和人员是夯实统计基础的关键。一是不断完善壮大县（区）、乡统计机构，充实、培训县（区）乡统计人员，在筹备成立市级调查总队的基础上，应尽快考虑成立县（区）级相应的调查机构，增加人员编制和经费投入，加大对基层工作的督导力度，提高局、队统筹组织协调和统计业务能力，确保基层各项统计任务的顺利组织实施。二是加强对部门统计的指导和管理，理顺政府统计和部门统计的关系，实现资源共享，使部门统计成为统计部门依靠的重要力量；三是搞好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加强对基层统计人员的培训力度，强化统计职业道德意识，强化统计法律意识，提高统计从业水平，为统计工作规范化管理奠定基础。四是建议上级业务单位要加强统计报表的管理和各专业报表间的衔接，杜绝统计报表指标重复统计，不随意增加基层工作负担。
2、质效并重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提高统计数据质量重点从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简便性和适用性等五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统计数据在统计信息的采集范围和内容含量上的完整性。要求统计调查覆盖的范围要完整，被调查对象的报表起报要完整。二是统计数据质量在统计信息客观真实性方面的准确性。对基层报来的各类报表必须严格审查，是否按统计制度规定的指标填报，计算方法是否正确，计算结果是否准确，统计数据是否符合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等，从数据采集的源头把好质量关。三是统计数据质量在统计信息时间价值上的及时性。以求真务实、不断创新统计工作的手段和方法，缩短统计调查与数据结果的间隔时间，以最快时间统计数据，建立和规范统计信息制度，提高统计数据的时效性。四是统计数据质量在统计信息使用过程中的简便性。一方面加强与政府各部门的合作，充分利用部门统计资料，减少重复统计，最大限度地减轻社会调查负担。另一方面对外公布的各种统计数据、统计图表和统计分析文章，力求简洁、清晰、明了，要把枯燥的数据、专业的图表和术语转化为贴近现实、贴近大众的表达方式，便于各级领导、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理解。五是统计数据质量在统计信息价值实现上的适用性。及时了解、掌握各级领导决策和社会各界对统计信息的需求情况，在调查之初就要考虑收集的统计信息是否有用，是否符合用户的需求，从而缩小统计信息供应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适销对路的统计产品，才能使统计数据发挥最大的效益回报。
3、转变理念提升统计服务水平。一是进一步增强服务的主动性。转变服务观念，增强服务意识，紧扣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主动搞好服务，及时反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为各级党政领导决策服务的同时还要为企业服务、为社会公众服务。二是进一步增强服务的针对性。在开展统计服务和统计分析时，除要满足一定的数量要求的同时，更要注重分析的质量。服务的角度要准确，服务的内容要充实。对社会、经济方面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认真选题，做到分析问题透彻，提出的建议切合实际，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三是进一步增强服务的实效性。把握经济趋势、科学预测，由事后分析为主向事后分析与事前预警预测并重转变，改变过去单纯反映情况、提供信息的做法，在深入研究问题、提供实用有效的产品上下工夫。
4、加强统计执法规范基础工作。一是以"五五"普法为契机，营造以法治统的良好氛围。借机造势，大力宣传《统计法》和统计工作，加大统计违法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力度，为依法治统营造良好的环境。二是严格落实各项统计制度，是实现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重要条件。严格执行统一的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继续理顺局内各专业业务关系，理顺与行政主管部门的统计业务关系，理顺上下级统计机构间的业务关系，增强统计业务工作的整体性、协调性和互补性，逐步实现统计数据采集、审核、加工、管理各环节的流程化管理，统计原始记录、统计报表、统计台账的规范化、档案化管理，促进统计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第11篇
关键词:绿色经济;社会责任;问题探讨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通过企业制度和企业行为所体现的对员工,商业伙伴,客户,消费者,社区,国家履行的各种积极义务和责任,最终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也指出;“企业的目的必须在企业本身之外,更确切的讲,企业的目的必须在社会之中,因为工商企业是社会的一种器官。”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企业财富来自社会财富再分配,企业壮大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离不开与员工同步的发展。因为,员工是企业的细胞,保证企业更好更快发展,就要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使全体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发展相结合,达到企业,员工,社会共赢的局面。
二、发展绿色经济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意义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生命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需要通过新陈代谢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与自然界保持平衡关系。人类环境系统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经济活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必须不超过两个界限:从自然界取出的各种资源,不应超过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向自然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不应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人类不应以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来追求发展,当代人不应为了自己的发展而对后代人的发展和需要能力构成危害。必须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发展绿色经济,企业责无旁贷
由于我国企业长期以来实行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外延粗放式的经营方式,造成了日益沉重的资源与环境压力,使经济健康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是时代赋予中国企业的重大历史任务,更是企业家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使命。在推进绿色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国外企业已走在了前面,探索出了诸多有益经验,我国企业应积极借鉴、迎头赶上,为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作积极贡献。
(二)发展绿色经济,企业面临良机
绿色经济是关于经济发展理念与模式的全方位、深层次变革。伴随绿色经济的发展,包括生态环保、新材料、新能源应用等一大批新型绿色产业将迅速崛起,低碳技术将蓬勃发展,这无疑将为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遇与成长空间。而且,绿色经济发展理念在企业内部的生根发芽,也必然构成企业转型升级与自主创新的强大动力,推进企业积极转变传统粗放的经营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能否紧紧把握住绿色经济发展潮流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不仅决定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也决定了企业自身的发展成败。
(三)发展绿色经济,企业大有可为
绿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强力支撑。应积极探索以绿色发展带动绿色投资、以绿色投资带动绿色生产、以绿色生产带动绿色消费的发展新模式,引导资源配置向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领域流动,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企业作为社会财富的重要创造者,其经营活动不仅仅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应努力实现全社会共同利益。但近年来,许多企业为了追逐短期的利益,忽视甚至逃避社会责任,导致假冒伪劣泛滥、产品质量低劣、环境污染严重、员工利益受损等诸多社会问题,有些甚至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企业社会责任日渐引发公众的关注。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西方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我国的一些企业却仍然为追求利润而丧失基本的商业道德,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恐慌、“民工荒”、特大矿难事故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等事件,使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企业“公民”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时至今日,企业社会责任已不是企业可做可不做的小事,而是企业不可回避的话题,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内涵和基本理念,正是对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诠释和体现。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也纷纷从国家立法、行业规范、企业评价标准体系等不同层面,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与扎实的实践。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1971)发表的《商事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列举了多达58种旨在促进社会进步的行为,并要求公司付诸实施。
我国在这一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并且,我国已有法律法规之中,在企业法、公司法等市场主体法中缺乏一种原则性的、宣示性的规定,没有明确不同的企业形态的市场主体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这样的评价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要求,也不利于我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非只是社会发展的需求,对企业自身的发展而言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西方许多企业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实现企业好公民形象的条件,并且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有明确的计划、专门的负责部门、一定的经费保障和可操作的规范化的管理程序。据相关调查显示,美国约有60%、欧洲约有一半的大型公司设有专门的伦理机构和伦理主管,负责处理各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提出的质疑,使用各种社会责任履行计划、系统项目设计、科学决策机制和执行程序与控制系统等手段来确保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当今世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正在由单纯的硬实力向硬、软两种实力协调并重的方向转变。软实力,主要表现为企业社会公信力、品牌影响力、产业凝聚力和供应链控制力等。拥有这些能力的企业,在资源配置、开拓市场、获得贸易机会、低成本融资等方面会处于优势地位,而这些都是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分不开的。这就要求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依靠人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来提高企业的效益,不能再走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老路。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获得美誉度和信任度,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发展绿色经济的几点做法
国外企业的实践表明,推进绿色经济发展,利国利民利己。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过企业积极投身于绿色经济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由于历史和实践的局限性,我国企业在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方面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与欧美先进企业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为此,我国企业可着重在以下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一)覆传统理念,转变经营方式
从通用电气的“绿色创想”战略到本田公司的“绿色事业整体观”,从IBM的“绿色创新工程”到日立的“超级环保工厂”,国际先进企业非常注重发挥理念在促进自身绿色发展方面的引导作用。我国企业只有覆传统展理念,加快转变外延粗放式的经营方式,才能真正走上绿色发展道路。
(二)强化环境管理,落实节能排
据相关部门统计,近5年来我国环境污染事故年均发生1000起以上,每年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5亿元,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品质造成巨大损害。加环境风险管理,坚决落实节能排,不仅是企业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更是其防范经营风险、实现稳健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增自主创新,加快产品升级
这既是企业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自身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世界知名的综合性制造企业美国3M公司积极开发绿色环保产品,从毫不起眼的便条纸到指示牌上的反光涂料,从玻璃隔热帖膜到电视增亮膜,3M公司已研制出数万种绿色环保产品,其中,仅电视增亮膜每年可为全球节省575亿度电,受到了市场的广泛欢迎。
(四)倡导低碳办公,营造绿色氛围
招行在绿色低碳运营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号召企业努力做到节约水电、双面列印、下班熄灯、最低室温、爬楼运动等,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真正做到低碳、环保、节能。
(五)加强国际交流,借鉴外经验
第12篇
关键词：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4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4-0079-01
2007年，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具体而言：
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
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
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国家今后20年内努力实践科学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布局。为了实现这种战略布局，结合我国地方实际，我们需要实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的全面协调协调可持续发展。
因为我们需要民主政治，不要专制政治。专制政治纵贯古今横跨中外，虽形式各异却入神共愤。我们需要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不是党同伐异的“假”民主、不是“无法无天”的“大”民主、不是空谈误国的“空”民主，而是权力不滥的真民主、国富民强的好民主。
我们需要市场经济，不要泡沫经济。市场经济应当是“秩序”和“效益”兼顾、公权和私意共存的经济。由于强调方向不同，市场经济有两个变种，一日自然，二日计划。前者重私意、谋效益，强调丛林法则、自由放任；后者重公权，行调控，强调政府干预、社会福利。过分强调自由放任与过分强调计划命令，都会破坏市场的长期性、稳定性，导致市场失灵、发展失度、社会失衡。一个运行良好、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应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诚实守信、乐善济施中实现、合作双赢。
我们需要法治社会，不要人治社会。社会当然是由人治理的，但不是人随心所欲可以治理的。法治社会不是扼杀、忽视、贬低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强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来预防惩治人的避害本能与主观恶性所可能导向的危害行为及其后果。法治也不是只讲法律不讲政治、只谈法治不看德治的“”法治。法治应当是法律与政治、道德、风俗、习惯有机统一，司法与立法、执法、学法积极互动的法治。法治社会应当是惩恶扬善、公平正义、国泰民安、“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和谐社会。
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要速食文化。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经验的累积、文明的传承。速食文化则是割裂历史的文化，是夸夸其谈的无根文化，是盲目借鉴的效颦文化。传统文化一日中学，二日西学。中学传统又分两派，一是儒法并用、兼顾佛道的古典传统；二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西学传统义分两派，一是希腊一罗马一基督教文明所绵延下来的欧美派，二是原教旨的经典派与苏联化的派。这两大传统四大流派都是对我国近现代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化因子，并将在未来的发展创新中纵横折冲、取长补短。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对这些文化因子取精用弘，促进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为了不断促进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文科学生至少应当通晓政治与宗教、经济与逻辑、社会与新闻、历史与哲学、法律与医学、文学与艺术这12门学问。这既是为了避免书生空谈误国，更是因为这12门学问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1)政治与宗教都是有关待人处世的学问。虽然，政治侧重现世，强调实务俗事，关注利益矛盾；宗教侧重来世，强调因果报应，关注爱与宽容。但是，爱恨相生，宽严相济；利益可投报，矛盾可相容；现世也有因果，来世终为现实。所以，政治是世俗的宗教，宗教是天堂的政治；
(2)经济与逻辑都是有关理性生存的学问。虽然，经济侧重物质，强调现实，关注市场；逻辑侧重精神，强调推理，关注规律。但是，物质精神两难分；不合理的现实将消亡，不现实的推理是虚妄；市场有规律，规律需实践。所以，经济是生存的逻辑，逻辑是理性的经济；
(3)社会与新闻都是有关社情民意的学问。虽然，社会侧重动态跟踪，强调统计分析，关注宏观分层；新闻侧重时事通讯，强调客观真实，关注个案报道。但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分层要客观真实，时事要宏观分析；统计要联系个案，报道要调查跟踪。所以，社会是流动的新闻，新闻是特写的社会；
(4)历史与哲学都是有关人类智慧的学问。虽然，历史侧重广闻博记，强调大音希声、刻画真实，关注形象素描；哲学侧重归纳概括，强调振聋发聩、普遍适用，关注抽象定义。但是，博观约取，繁简有度；厚积薄发，见微知著；以史为鉴知兴替，以哲为鉴明事理。所以，历史是无声的哲学，哲学是智慧的历史；
(5)法律与医学都是有关身心健康的学问。虽然，医学侧重个人健康，强调望闻问切、对症下药，关注阴阳互补；法律侧重社会秩序，强调权利义务、罪刑相当，关注思想行为。但是，无个体，则妄谈社会，无社会，则难言个体；阴阳权务互利共生，症药罪罚相生相克；所以，医学是个人的法律，法律是社会的医生；
第13篇
关键词：社会经济；视野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阿坝州；社会体育
我国是由多族群（民族）构成的以中华民族为一体的数元文化兼收并蓄、和谐相融的国家，在源远流长历史江河中，各民族创造出丰富多彩而又各具风格特点的传统体育。我国一直把发掘、保护与发扬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国家文化战略，而在目前四川省进一步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应用力度的政策背景下，作为藏羌民族聚居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中称简称为“阿坝州”）如何把传统体育文化的族群性、地域性资源生产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就格外地显得意义重大。
一、阿坝州具备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优势
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北邻青甘紧挨绵德，东切成都，南接雅安，与省触壤，区位优势明显。境内居住着藏、羌、回、汉等15个民族，是四川省第二大藏区和我国羌族的主要聚居区。大多的少数民族文化是通过体育艺术为载体进行传承的，所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也意味着其体育文化资源丰富。阿坝州实施“基础驱动”拓宽体育文化活动场馆设施，加强相应的管理和维护，为城乡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文化休闲和健身娱乐环境，重点抓好汶川地震灾后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恢复重建项目。在北京奥运会后，阿坝州全方位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州文化体育广场、州体育馆等，并提供体育健身特别是藏羌传统体育项目的服务，逐步恢复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突出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产业标志。2011年，总投资20亿元的茂县九顶山国际滑雪场一期工程顺利开展。近年来，汶川、茂县、小金、黑水等县开展了登山、滑雪、攀冰、山地越野、自行车等山地户外运动，增加体育产业附加值。探索户外运动规范有序的管理方式，认真受理攀登山峰活动行政许可，加强登山等高危体育运动监管，促进体育产业健康科学规范发展[1]。
二、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促进民族交流保持社会稳定
阿坝州大力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积极开展民族体育活动有利净化社会风气，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抵制不健康文化的侵袭。通过开展民族体育活动和比赛，能增强人们顽强拼搏的意志、协作精神、竞争意识、创新意识、使人们的责任心、使命感和集体主义观念得到加强，从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起源、发展同该民族的生产生活、政经文教等融为一体，并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延绵不绝，表现在民族共同的国家、信念与心理等认知上。精神范畴的民族体育文化依附于肢体语言和其它载体形成一种促进内部同化的合力，为族群成员的、人生价值、美丑善恶等意识形态涂上相似的底色观点、理念，大致相同的思维习惯为族群的认同、趋同提供了内环境条件，有利于调和民族关系。共同利益促进了各族群文化的整合与凝聚，基于是平等互助、团结求同理念的中华文化思想是民族融合的调和器，一直到今天都表现着强大的力量和积极的意义。
三、根据阿坝州实际情况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有利于经济发展
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符合阿坝州实际，也是落实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具体体现。辖区内有着大量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主要有民族式摔跤、草球、押加、珍珠球、马术、推杆、锅庄等项目。居住在辖区内的居民往往利用少数民族的传统节庆日，开展一些民族体育活动。如藏族的民族体育项目马术运动对于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和壤塘县的藏族群众尤为喜爱，他们通常利用在一些传统民族节庆日，举行一些官方或民间的比赛[1]。羌族的民族体育常与宗教祭祀活动相伴而行，有教导本族人了解、遵循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功能，而后来演变成在传统庙会或宗教活动举行当中，使参与民族体育活动的人们感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达到本民族文化的宣传作用。开展民族体育，充分体现了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能把大家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加强本地区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发展社会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2]。
四、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双赢
近年来，体育旅游以其内涵丰富、生动趣味、体验刺激的特点在满足现代人多层面旅游需求，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阿坝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北端与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合部，紧邻成都平原，辖13县。境内有九寨沟、黄龙、卧龙、四姑娘山、大草原、达古冰山等丰富的旅游资源，也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结合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游和浓郁的藏羌民族风情，是自驾游、陡步、登山、滑雪、探险、攀冰等户外运动爱好者的上佳去处。适当开发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旅游，挖掘其中的商业价值，驱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能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社会体育文化体系构建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利益也是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社会活动不能脱离经济利益而寻求纯粹的精神需求，后者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依托。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应该尊重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通过合理开发民族体育的商业价值，努力改造民生。
五、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阿坝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随着我国全面深入建设小康社会，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经文化发展也取得了良好成绩，这从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华复兴梦想实现的进程，当地各民族的物质、精神文化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具有丰富内涵的藏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以其广泛的社会功能和鲜明时代感，振奋着各族人民积极开拓创新的优秀精神，同时，也起着维系民族情感的作用。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儒、道、释等多种文化思想的结合体。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实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通过各民族间相互交流、沟通和了解，从而加深、增进感情，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实现民族大团结。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与自然的竞争意识很强，因居住分散，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相对缺乏，而民族体育活动作为少数民族集会的主要内容，在“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方式下展示优秀的原生态民族体育文化，打造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区域性品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为构建“和谐体育・健康阿坝”提供了一定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尺度，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活动倡导在统一的游戏规则下，体育竞争公平，在竞技比赛中，要求将诚信，反对弄虚作假，零容忍于欺骗诈骗行为[2]。
六、结语
大力推进和扶助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必然需要，也是构建“和谐体育・健康阿坝”的需要。作为一种具有丰富底蕴的体育文化形态，民族体育的发展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的，而且，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是建立各民族和谐关系的剂，是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的助推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增长剂。（作者单位：四川省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社科类重点科研项目（编号09SA003），阿坝师专校级重点课题项目（编号ASA09-11）。
参考文献
第14篇
关键词：经济社会；城镇体系；城镇体系规划规划
当前城市和区域的关系更加紧密，城市在区域中的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城市的区域作用范围更加扩大，城市之间的互动互存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密切。因此研究城市与区域、研究城镇体系，推动城镇之间的有机协调与共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首先，关于如何理解城镇体系的基本内涵与城镇体系规划等若干概念问题。
我们所说的城镇体系，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由一系列不同规模、不同职能、相互联系的城镇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现象，城镇体系研究是认识区域城镇发展特点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区域城镇体系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相适应的。所谓城镇体系规划是一种政府行为，是国家或―定区域政府引导和协调区域城镇合理发展与布局规划；考虑到城乡发展的连续性，称为区域城乡空间发展与布局规划将更为准确。就政府行为而言，区域规划的本质特征是多个发展上相互影响密切的行政单元通过制定共同的协调发展目标、发展政策和发展公约，实现协调发展的过程。从组织形式上讲，这种协调可以是由上而下的，也可以是由下而上的，但本质特征都是协调的。由于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央政府的投资成为区域开发资本的主要来源，因此规划比较注重如何计划所确定的建设项目。对发展所包涵的其它更广泛的内容研究不充分，对协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其次，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城镇体系规划表现出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
城镇体系研究和城镇体系规划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局限于当时的体制和经济发展理论和方法，城镇体系规划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国家的资本得到均衡配置。因此，城镇体系规划的着眼点就在于确定城市的性质和规模。所谓性质就是可以配置何种产业和部门，所谓规模就是可以发展到多大的规模。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对外开放，经济体制得到不断地改革与发展，中国的城镇体系研究和城镇体系规划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为落实国家和地方政府重点建设项目为主要目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发力度的加大，市场机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用越来越明显，城镇的发展方向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城镇体系规划逐渐与城市总体规划结合，成为研究和确定城市性质的重要手段和依据；但当时，规划还带有限制资源、资本“计划外”流动的企图。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多元化倾向促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城镇与区域发展的客观联系和城镇发展建设的客观条件，城镇体系规划开始重视城镇发展条件评价，开始研究城镇发展多重机会。但是，这十多年来城镇体系规划中―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忽视了对区域整体发展效益与利益的研究。这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和在这种体制的长期作用下形成的发展观念所决定的。
当前开展城镇体系规划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是转变职能、建立整体观念和强调协调。
首先，要适应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
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中心职能就是强化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城镇体系规划要为政府引导区域城镇发展提供宏观调控的依据和手段，它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规划要以区域为整体，着重研究如何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确定区域城镇发展战略。要把确定引导城镇体系完善与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作为规划的重点和核心内容。
第二，要在维护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对区域开发活动的空间布局和时序进行引导，协调和控制对区域整体发展不利的开发活动。通过合理、妥善的组织，实现区域基础设施共享，降低区域开发成本。
第三，要适应改革投资体制的需要，引导投资活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促进国家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取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保障社会公益性项目的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其次，要建立整体规划的观念，不能就体系论体系。
第一，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是区域开发的最基本投资来源。计划部门通过“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按行业和部门分配建设投资。由于这样的计划和投资体制，形成了部门发展和地区发展之间的矛盾（即所谓“条块分割”），导致产业发展与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同样的原因，区域规划也是按部门进行的。部门规划不可避免的要强调部门利益，而区域发展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一旦被部门利益所替代，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比较，有―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为协调部门利益奠定了基础。但是，还必须强调树立“整体规划”的概念，开展以区域整体发展为主体的区域规划，并建立必要的机制，保障区域可持续发展。
第三，城镇体系规划是以城镇（居民点）为主体的综合性区域规划，要全方位地研究影响城市化的各项因素。城镇体系规划以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为基础，但绝不仅仅是规划城镇体系。要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和城镇发展机制的研究。
第四，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最重要的转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受市场的支配而自由流动。因此，规划要加强对生产要素流动规划律，以及各项要素对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作用关系的分析和研究。
第五，制订综合性的规划，必须具备全局观念；实施综合性的规划，必须借助各部门的力量。
再次，要注重强化协调的手段和措施。
资本多元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规划不仅要维护投资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要维护公众利益、区域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必须要强调协调。区域规划的本质特点是超越行政区划，把多个行政单元、多个利益主体．协调在一起，谋求整体发展，协调发展是它的核心任务。协调的目的是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带动区域发展。协调的重点是区域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和城市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协调的内容是包括对开发内容的协调、空间的协调和开发时续的协调。
对于不同的地域层次、不同的功能空间协调的问题手段不同。要以区域发展差异分析的为基础，把握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能陛时，还要注重对实施机制和调控手段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如何高效地安排建设，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实施控制。同时注意要把区域城镇发展布局与区域土地利用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把对区域土地开发利用活动的控制，作为间接调控区域开发和产业布局的重要手段，从而使城镇体系规划具有可操作性。
第四，要加强区域城镇发展条件分析和综合评价。进行区域城镇发展条件分析和综合评价的目的是，明确区域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发现问题，提出对策既不能局限于行政区域，更不能应区域论区域。
第五，要提高规划的弱性和可依据性。要开展多目标、多方案研究。这里所说的雾方案，是指与区域发展战略研究相结合的多重发展目标引导下的多方案。这些方案应并行地纳入规划成果，以利于政府实施对区域发展与建设的动态管理。
第六，要特别重视城市规划政策研究，建立健全区域规划的实施管理机制。区域规划要针对政府权力有限性的特点，把握住各级规划解决的根本问题。规划不仅要研究规划方案，而且要研究调控的标准和政策。规划的成果也要趋向系统化，既有规定性的，也有指导性的；既有约束公众的，也有约束政府部门的。实施区域规划，必须有相应的协调和仲裁机构，必须有相应的行政机制和法律依据。也就是说，不仅要使编制跨行政区域的规划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要使实施规划得到保障。
第15篇
【Key words】parker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central plains martial arts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引言
中原武术文化隶属于中原文化，是七大武术文化中的一枝独秀，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南文化、岭南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京派文化并驾齐驱，中原武术文化以太极拳系和少林拳系为主导，以中原文化为载体，其衣钵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为实现手段，目的在于弘扬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继承中原武术文化的优秀传统，发展以登封的少林拳系和焦作的太极拳系为两个中心，以“走出河南”、“遍布全国”、“发展国际化道路”为基本点，以坚持挖掘中原优秀武术文化、坚持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武术发展、坚持落实大武术观思想、坚持打破武术门户壁垒，走和谐、统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中原武术文化道路，意在完善中国武术文化的内涵与深蕴，促进中原武术文化资源的健康发展，扫除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道路上的阻碍与弊端，吸收风格迥异的武术文化，形成独一无二、匠心独运的发展新途径，提升中原武术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健全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的新路子，这就需要结合新的社会学理论来丰富中原武术文化的实践。
1帕克社会学理论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之一的RobertEzraPark（1864～1944），曾依据社会成员行为上相互作用的方式，将社会的发展阶段分为四个递进的部分：“竞争阶段、冲突阶段、调节阶段、同化阶段。〔1〕”RobertEzraPark文明于二十世纪初兴起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主要由芝加哥大学的E?伯吉斯（ErnestBurgess）、R?E?帕克（RobertEzraPark）以及其他城市社会学家所组创，这一时期美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国际地位空前下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窘迫经济，芝加哥学派创始人著名社会学研究家帕克等提出：社会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四个发展阶段，因此，社会的发展亦如此。
2 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
中原武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一颗璀璨珠宝，以技击性为其本质，囊括武术中的气功、养生、导引、拳械等，彰显中国文化的无限魅力，引诱武术爱好者的无限遐想，推动研究者们的跨文化研究。以社会学家帕克的社会发展理论为主，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亦经历百家争鸣的竞争阶段，矛盾显现的冲突阶段，温文尔雅的调解阶段，稳步前进的同化阶段。黑格尔哲学是这样阐述这一过程的：“自然、社会、精神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变化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但总体趋势是向前不断发展着的，处在不断运动之中，这一运动的动力就是矛盾。〔2〕”这一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符合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
2.1 竞争阶段
所谓“竞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竞”是争逐，比赛。源自屈原《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商君书?错法》：“功赏明，则民竞于功。〔3〕”
“争”是争夺，竞争。《韩非子?说林下》：“争肥饶之地。”《史记?高祖本纪》：“上问左右，左右欲击之。〔3〕496”竞争即是个体或群体争逐胜利或者比赛战胜对方的心理需要和行为活动。哲学家大卫?休谟曾语：“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对于中原武术文化而言，其核心竞争力在于登封的少林拳系和焦作的太极拳系，相对于其他六大拳系，其虽表现出绝对性的优势，但由于起源于道教圣地武当山的武当武术文化，形成以太极、阴阳、五行、八卦为技法原理，同时配合吐纳、呼吸形成独具特色的养生文化健身术，武当的武术文化曾远赴海外进行汇演，颇具竞争力，可与中原武术文化一争高下；此外，发源于峨眉山的巴蜀武术文化，起源于战国，形成于宋朝，亦称峨眉武术，依托峨眉生态养生健身文化，广纳儒、道、佛等宗教文化新理念，兼具民俗、民风、地理环境，呈现出匠心独运、内外兼修的峨眉武术特色，亦欲中原武术文化争芳斗艳；形成于清末的形意拳系，技击原则上讲究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硬打硬进，适合于实战，传播较快，曾衍化出心意六合拳，以河北沧州武术文化为载体，依托当地武术文化资源，形成形意拳系，其竞争力不可小视；依托开拓务实、内外兼修、刚烈勇猛的岭南文化形成的南拳拳系，亦是七大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拳以广东、福建为中心，结合当地丘陵多、盆地少、平原地带稀缺的地理资源，以技击为主要特点和原则，创新与传统相结合，既不背离传统武术技击的本质，又外加新的元素充实，使得南拳形成具有当地地理特色的南拳武术文化；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个地理方向命名的八卦拳系，实乃是八卦掌为主要拳法，行拳时要摆扣步走圆形，拳路表现为直线来回往复，动作简单，招式简朴，短小紧凑，刚猛有劲，注重太极、八卦原理，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风格独特，内容充实。综上所述，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竞争力空间广泛，其竞争力的提高是需要过程的。
2.2冲突阶段
随着国内传统文化的发展，武术文化也受到了冲击，中原武术文化进入冲突阶段在所难免，所谓冲突”：“冲”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向，对着。源于《山海经?海外北经》：“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3〕50”“突”意义为急速地向前或向外冲。源自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驰突火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知有科禁，公敢干突。〔3〕384”冲突即是以打败对方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的激烈交锋，中原武术文化的冲突包含内外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七大拳系文化为发展标准，中原武术文化的核心内涵就是少林与太极，中原武术文化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龙椅宝座，成为国门对外开放的一面旗帜，面临的困难重重，这就包括对其他六大拳系武术文化的竞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例如，面对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相关文件通知，全国各地争相建设自家武术文化，刮起传统武术节的举办，如雨后春笋一般，旨在加强人们对本地代表武术文化的信仰与认同感，提升本地武术文化的知名度，这对中原武术文化的冲击是不可度量的，窘境的出现，中原武术文化开始与异型文化相冲突，问题暴露甚多。另一方面，以中原武术文化为主体，从整体而论，传承的速度落后于发展的速度，导致传统的中原武术开始流失，继承者青黄不接，导致门派难以为继，从部分着眼，中原武术中的个别拳种随着习练人群的减少而消亡，生命殆尽。比如，原属于中原地区的查拳、梅花拳等拳种，因区域习练人口的减少，外加人口流动性较多，武术传承人开始消失，这带来的后果就是这一部分武术文化未得以保留；然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门户派别之见，使得各个派系来往较少，龙争虎斗相对较多，门派自家规矩的束缚和羁绊，外加派系之间的不和谐，加速了少数门派的瓦解，流失了宝贵的中原武术文化资源，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面临着改革，推动中原武术站在了变革的风口浪尖，如何去挽救和挖掘指间遗失的中原武术文化，弥补中原武术文化这一宝库，成为了摆在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炙手可热的瓶颈。
2.3调解阶段
面对中原武术文化在社会上发展的冲突阶段，如何调节自身的武术文化资源，发挥自己的优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和重点。“调解”：“调”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协调、调和，源自于《史记?历书》：“阴阳调，风雨节。”《汉书?食货志下》：“以调盈虚。〔3〕82”“解”意为调解、排解、和解。源自于《战国策?赵策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3〕187”调解一词即为协调、调和，统一规划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需要官方组织的宏观调控和民间组织的自救，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官方和民间在这一阶段举行合作对话，手拉手共同协作，挖掘中原武术优秀文化资源，健全和完善发展武术文化资源的宝贵途径，在1985年的全国武术挖掘整理活动中，河南省挖整组积极配合响应国家口号，整理发掘优秀拳种资源178种之多，丰富了中原武术文化资源，随着全国武术整理接近尾声，河南省挖整组于1990年继续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的精神，承办少林国际武术节，举办太极武术锦标赛，这一举措使得中原武术文化内容变得多姿多彩，在中国武术文化中重新站稳了脚跟。在坊间，民间武术组织的成立、社会组织团体的成立、武术学院的兴办思潮均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再续了香火，挽救了像苌家拳类似的武技，武术学院的兴办以及高校中武术专业的设立，为中原武术的发展提供了后备资源，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可持续、健康提供了契机，特别是社会组织团体的依法成立，使得武术这一民间“俗”文化确立了合法地位，明确了新的标准，走上大雅之堂，迈进官方的视野，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太极拳表演赛的巧妙开赛，为武术走出国门，传播四大洋、五大洲奠定基础，中国优秀的武术文化太极发源于中原武术文化，也不失时机迈向武术成功的殿堂，经历着异样文化的洗礼，促进了自身武术文化的建设，夯实了中原武术文化建设基础，然而，这仅仅是九牛一毛，是微不足道的，在中原武术文化的开发建设中，拥有认可异国他乡文化的认知思维，这是发展自身优势必不可少的利器。
2.4同化阶段
中原武术文化资源的官方“无形之手”和民间“有形之手”的完美结合，有效促进中原武术文化的自身建设，为中原武术文化的远播提供充足的驱动力，仅有驱动力这只机翼是很容易夭折的，创新这一机翼的迫切需要则是刻不容缓。中原武术文化进入同化阶段，所谓“同化”：“同”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相同，一样。源自于《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商君书?开塞》：“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3〕383”“化”即是变化、改变。源自于《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韩非子?五蠹》：“钻燧取火以化腥臊。〔3〕152”同化即是事物双方共同做出改变，朝着实物美好的一方面不断发展前进。著名哲学家皮亚杰的“同化”理论就是对这一阶段完美的诠释，他认为：“同化即是对事物双方所获得现有信息进行交换，前提是毫无保留，并认知现有的思维模式，对其进行创新以达到互利，促进双方共同发展。〔4〕”自1840年以来，船坚炮利的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使得沉睡的中国有机会开眼看世界，增加了中西文化得以碰撞、交流的机会，“土洋”体育之争更是淋漓尽致彰显中西文化之差异，民国初期，政府派出一支运动团去参加奥林匹克盛会，但由于中西文化等差异，中国运动队仅作为演出形式，汇演了中原武术文化中的太极拳，获得一致好评，这说明中原武术文化拥有走向世界大舞台的机会，但遗憾的是仍然需要吸收西方“竞争力”为主的文化；发展中国传统“中庸”文化，借鉴于此，中原武术文化在走向世界、走出国门的道路上，需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和谐统一”、“刚健自强”等精神，吸收西方充满探索的人文主义精神，充实中原武术文化的内涵，创新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途径，做到皮亚杰所陈述的“同化”要求，这样才能赋予中原武术文化新生机、新生命，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台阶式发展夯实基础，这就需要丰富少林与太极发展的新路途，充实其技击内涵，完善品牌效应，做到“中西结合”、“两架文化”马车并驾齐驱，借西方文化外衣，推动中原武术文化的新发展。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经竞争阶段、冲突阶段、调解阶段、同化阶段，所面临的每一阶段的任务是有所区分的，这就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3.1.2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所面临的每一阶段的任务不尽相同，出现的弊端也不一样，这就需要重视处理好发展和建设这一矛盾的关系。
3.2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