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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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语文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要求的是对文字的理解及运用，这也就要求语文老师本身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这对于小学语文老师来说尤为重要。然而，近年来，我国的小学语文教师文学素养普遍较低。据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教师就职前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有关儿童文学方面的知识，就职后也没有接受过有关方面的培训，这样一来，甚至于一些十分基本的，如内涵、体裁形式、功能价值等儿童文学知识都不甚了解。

儿童文学理论知识缺失，阅读视野狭隘，这些都使教师无法正确感悟及理解儿童作品内涵，鉴赏能力较低。再加上教师自我能力的缺失，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加不重视儿童文学，无法制订出真正符合儿童有利于儿童身心发展的教学内容。而这些所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2.小学儿童教材本身存在着诸多问题

自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颁布实施以来，新版小学语文教材也已经推行使用了近十年，教材中出现的问题也渐渐被人们发现。由于使用时间过长，教材中的内容和儿童的真实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差距，学生的心理特点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相对而言，经典不朽的文学作品不多。另外，为了强调文章的功能性，对于儿童文学文章的选择就有些生硬有限，缺少儿童所需的童趣。有时，一些文章还有成人化的趋向。由于文学作品的选择不当，儿童读者的阅读兴趣大大降低。

3.学生没有充分的时间阅读儿童文学

学生无疑可以在语文课堂学习中接触到著名的儿童文学，从中领略到他们的文字魅力。然而，语文课堂的学习时间毕竟有限，而更多精彩的儿童文学需要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大量阅读获得，而文学修养也是长时间潜移默化形成的。

第2篇

一、文学教育应注重教师的文学功底

文学教育与一般的语文知识教学不同，语文知识的积累往往可以自然发生（虽然其效率相对于讲授而言小了点，但还是能够发生的），而文学教育往往需要教师的点拨与引领。因为优秀的、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内涵一定是隐藏在文字之后的，没有一定的文学基础，没有一定的认知积累，是无法解读出经典文学作品背后的真实含义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的解读不能照搬教学参考书，如前所述，教学参考书的编写者有时难免视角有所不及，又由于诸多其他非文学因素的影响，这些观点往往只能作为“参考”，而真正能够抵达文本内核的文学思想，有时需要挖掘，这就依赖于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引领。譬如鲁迅的作品，除了匕首投枪的效用之外还有什么？先生的小说与社会兴亡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关系？李贯通所说的“小说真的影响到国家的兴亡，是小说的不幸……”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需要文学作品研读者具有一定的水准，几乎可以肯定地讲，学生是难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而教师也未必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语文教师之所以提不出这样的问题，原因就在于语文教师缺少“代际意识与史学意识”，在于语文教师的人文功底与文学才情的缺失。那么，这样的功课如何弥补？这一点语文教师其实是可以自主找到答案的，因为途径不外乎自身的阅读、学习与反思。不间断的阅读可以让自己与优秀的文学作品融合在一起，可以让自己走到文学作品中，可以让文学作品成为自身文学才情丰富的催化剂。所读范围应当是宽泛的，史学著作可以丰富自己的代际意识，美学著作可以充实自己的文学才情。学习亦是必须的，他人的研究成果应当成为自身文学修养不断上升的阶梯，当然这应当是一种批判性的学习，唯一能够成为自己文学研究依据的应当是自己内心的认识。反思亦是必须的，没有反思便不能使所吸纳的文学内容产生联系，反思的依据与工具便是逻辑，反思的结果是必须让自己对文学的认识与判断符合逻辑，这样才能将自己的文学认识以一个完美的形态呈现在学生面前。文学功底的积累并非一日之功，但语文教师接触、研讨优秀文本，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倘若没有这样的积累，还叫什么语文教师呢？

二、文学教育应是教师与学生的心灵之约

再说说文学教育。对于文学教育的理解，笔者认为教育是师生交流的过程，是教学存在的形态，而语文则是交流的内容。文学教育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因为文学教育所交流的内容必须是经典的作品，而经典的作品总是与人的内心相连的，因此文学教育应当是教师与学生的心灵之约。笔者在这里不想用过多的语言去描述这段心灵之约该是多么美妙，因为这样的语言已经太多了。笔者想做的是，透过语言这层工具，去理解心灵之约背后的含义。如前所述，职业高中语文教育有其特殊目的，要让社会的工人力量在经典文学作品的影响之下成为社会高素质的载体，这就必须让学生在职业高中阶段的语文教育中更多地感知文学经典。这个过程必须是丰满的、充实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引下不断耕耘、不断收获。文本的豪放与婉约，笔触的犀利与温婉、观点的独到与平实，都应当成为文学教育的内容。唯其如此，真正的心灵之约才有可能发生。

作者：孙彬单位：如皋中等专业学校

第3篇

童话作为小学生最喜欢的文学体裁之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小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极大地丰富了小学生的精神世界。小学生通过美轮美奂的童话故事，很容易将自己带入到童话世界中，体会主人公的欢快和难过。小学语文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童话故事的情景再现，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朗读自己扮演角色说话的语气。例如在学习《巨人的花园》时，老师首先要提出问题，然后截取片段和学生进行情景再现，体会巨人的情感。问题：为什么同样的花园会出现不同的景色？师：当巨人旅行回来看到许多孩子在自己的花园中玩耍，他如何反应？生：他非常生气：“谁允许你们到这儿玩的！都滚出去！”（生气的语气）师：当一天早上孩子们有溜进巨人的花园里做游戏时，巨人发现后又是什么反应？生：巨人大发雷霆：“好容易盼来春天，你们又来胡闹。滚出去！”（愤怒的语气）师：当巨人看到还有一个小男孩站在桃树底下时，又是什么反应？生：大声斥责：“喂，你赶快滚出去！”（极其不耐烦的语气）师：当孩子们在花园玩耍时，巨人的花园草绿花红；当巨人训斥孩子时，巨人的花园冰雪覆盖。其实，冰雪覆盖的不是巨人的花园，而是巨人自私、冷酷的心。

2.运用寓言故事提升学生品德修养

儿童文学中的寓言故事通常通过夸张、拟人等表现手法虚构一定的故事情节。寓言故事通常都会解释道理和揭示教训，小学生通过阅读寓言故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自身的品德修养。例如《陶罐与铁罐》的教学，教师先提出问题：“许多年后，铁罐和陶罐各是什么样子？人们对它们各自的态度和看法是什么？”然后让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最后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交流。师：许多年后，铁罐和陶罐各是什么样子？人们对它们各自的态度和看法是什么？生：许多年后铁罐已经被氧化得无影无踪了，但是陶罐却和以前一样。人们视陶罐为珍宝，对它特别喜爱。师：通过这篇寓言，我们学到了什么？生：我们要做陶罐而不做铁罐。师：寓言是在告诉我们，任何人和事物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我们不能总拿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比，不能骄傲自满，要学会欣赏别人，看到别人的优点。

3.运用神话故事，对小学生进行语言训练

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神话故事是将语言文字进行图像化，使得文字的表现力更加生动、形象。教师可以将学生带入到一定的情景中，让学生进行带有感情地朗读，体会神话故事中抽象的语言，学习文章的句型句式。例如学习《开天辟地》一课，教师要巧设一个情景，让学生一边读，一边想象着从混沌到豁然开朗的画面，将课文化作一个个画面，闭上眼睛进入那个远古的时代。师：“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同学们你们看到了什么？生：周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师：“有一个叫的巨人抡起斧头，朝眼前的黑暗，猛劈过去。”同学们你们仿佛看到了什么？生：我看到世界变得豁然开朗，好神奇师：请同学们睁开眼睛，把你所看到的画面完整地表达出来，说出你自己的感受。

4.总结

第4篇

古代文学论文论唐代的规范诗学

这里使用的“规范诗学”一语，来自于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定义。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1890—1957)在《诗学的定义》一文中指出：“有一种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它表现在规范诗学中。对现有的程序不作客观描述，而是评价、判断它们，并指出某些唯一合理的程序来，这就是规范诗学的任务。规范诗学以教导人们应该如何写文学作品为目的。”① 之所以要借用这样一个说法，是因为它能够较为简捷明确地表达我对唐代诗学中一个重要特征的把握。唐代诗学的核心就是诗格，所谓“诗格”，其范围包括以“诗格”、“诗式”、“诗法”等命名的著作，其后由诗扩展到其他文类，而出现“文格”、“赋格”、“四六格”等书。清人沈涛《匏庐诗话·自序》指出：“诗话之作起于有宋，唐以前则曰品、曰式、曰例、曰格、曰范、曰评，初不以话名也。”② 唐代的诗格(包括部分文格和赋格)虽然颇有散佚，但通考存佚之作，约有六十余种之多③。“格”的意思是法式、标准，所以诗格的含义也就是指做诗的规范。唐代诗格的写作动机不外两方面：一是以便应举，二是以训初学，总括起来，都是“以教导人们应该如何写文学作品为目的”。因此，本文使用“规范诗学”一语来概括唐代诗学的特征。

一、“规范诗学”的形成轨迹

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者，对于隋唐五代一段的历史地位有不同看法，比如郭绍虞先生名之曰“复古期”④，张健先生名之曰“中衰期”⑤，张少康、刘三富先生则名之曰“深入扩展期”⑥。言其“复古”，则以唐人诗学殊乏创新；谓之“中衰”，则以其略无起色；“深入扩展”云云，又混唐宋金元四朝而言。究竟隋唐五代约三百八十年(581—960)间的文学批评价值何在，地位如何，实有待从总体上予以说明并作出切实的分析。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转折。在此之前，文学批评的重心是文学作品要“写什么”，而到了唐代，就转移到文学作品应该“怎么写”。当然，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也并非跳跃式的一蹴而就。下面简略勾勒一下这个转变的轨迹。

文学规范的建立，与文学的自觉程度是一个紧密联系的话题。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自觉，依我看来，文学是一个多面体，无论认识到其哪一面，都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自觉。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孟子认为说《诗》者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⑦，能说这是对文学 (以《诗》为代表)的特性无所自觉吗？《汉书·艺文志》中专列“诗赋略”，这表明自刘向、歆父子到班固，都认识到诗赋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字著述的特征所在。但其重视的赋，应该具备“恻隐古诗之义”；至于歌诗的意义，也主要在“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一句话，他们重视的还是“写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看，曹丕《典论·论文》中“诗赋欲丽”的提出，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换，因为他所自觉到的文学，是其文学性的一面。不在于其中表现的内容是什么，而在于用什么方式来表现。“诗赋欲丽”的“欲”，假如与“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中的两“宜”一“尚”联系起来，表达的不仅是一种内在的要求，似乎也含有一种外在规范的意味。所以我认为，唐人“规范诗学”的源头不妨追溯到这里。

唐以前最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著作，允推刘勰《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总术》专讲“文术”之重要，所谓“文术”，就是指作文的法则。其开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笔的区分是对作品文学性的进一步自觉，但刘勰并不完全认同这一提法，他认为这种区分于古无征，“自近代耳”。又对这一说的代表人物颜延之的意见加以批驳，最后说出自己的意见：“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笔为翰。”⑧ 口头表述者为言，笔墨描述者为翰，这反映了刘勰对于文采的重视。“翰”指翠鸟的羽毛，晋以来常常被用以形容富有文采的作品，这是时代风尚。然而在刘勰看来，用笔墨描写的也并非都堪称作品，强弱优劣的关键即在“研术”。据《文心雕龙·序志》，其书的下篇乃“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涉及文学的创作、批评、历史等诸多方面的理论。其中创作论部分，又涉及文学的想象、构思、辞采、剪裁、用典、声律、炼字、对偶等命题，部分建立起文学的写作规范，虽然还不免是笼统的。

第5篇

论文关键词：文学，文学本质，多元论

 

近年来，关于文学本质争论不休，主要持有两种观点：本质主义与话语建构，文学的本质到底是本质的还是建构的呢？对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对文学本质主义采取一致的批判态度，甚至有些学者直接彻底的反对本质主义。尤其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反对文学本质主义的呼声愈加强烈，这一现象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本质主义产生反思？文学本质主义在当今文艺学界真的一无是处了？真的要消亡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回到文学本身或现场。

一,文学及文学本质

要揭示文学的本质首先我们得对文学加以界定，对一事物的界定，得抓住事物的内在的本质的特性，居于这点来区别于其他事物，然而对于文学界提出的关于文学概念，我们不能简单的断定谁对谁错，他们站在文学的不同个视角去揭示文学的内在特性或者说是区别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律。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还没有唯一的标准去评判什么是文学。古代有文学，现代也有文学，我们总不能说古代的文学在现在就不是文学了吗？但我坚信，我们谁也不会否认《诗经》在今天就不属于文学了。然而，视现代的作家作品为文学更是毋庸置疑的。究竟什么是文学？

关于什么是文学哲学论文，在文学理论界有不同的提法。在中国，文学最初是泛指一切文章，还有的说，文学是指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和作品。关于文学在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中这样论述：有人说凡是印刷品都是文学，也就是说凡是纸质的材料都属于文学。还有人说文学就是名著即将文学的定义局限在名著这个范畴之内，且只注重“出色的文字表达形式”不考虑其题材及内容。俄国形式主义提出了“文学性”主张形式第一性而内容第二性，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内容从属于形式。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文学，文学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产生，它来源于社会生活并为之服务。不同个体所领受到的注定是不同的世界；用尼采的话说，有多少双眼睛，就有多少种真理，即，真理本身是多元的。既然真理本身具有多元性，那么，我们在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也必须施行对话原则。因此，关于什么是文学。同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甚至，我们可以说文学就是书架上放着的文学作品，文学就是《老人与海》。这种回答只是简单地表述了文学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或载体[6]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今天，人们说的更多是把文学界定为语言艺术或美的艺术。文学不是生来就有的，它是历史发展，时代积累的产物。没有古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界定一事物得抓住其本质特性，文学也不例外，不管文学有多少种定义，但它总是有属于自己的本质特性。

什么是文学本质？简单的说，文学本质是文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文学去掉之就不能称之为文学的特性。这些特性的言说岂不是有了超时代，超文化，超地域的有效性。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关于文学的本质，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得出一个大家一致认同的说法。文学是模仿，文学是形象思维、是想象的表现,文学是特殊意识形态,文学是有意味的语言符号，文学是精神生产，等等。无论是西方的模仿说，再现说，表现说还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情志说，意境说，等等。但我们不可否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哲学论文，文学正是通过语言这门艺术来表现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多彩，通过形象典型来认识生活，反映生活。文学作品是按照生活本来的那种具体，生动的面貌来反映生活的。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并且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2]。历史上留下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不同社会阶段的生活，社会生活变化发展，给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可以说文学是一个反映时代的载体。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直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性, 面对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为政治服务，面对文学政治工具论，学者们对文学新的文学特质进行了新的反思。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解决时文学区别非文学的关键是什么，童庆炳强调文学应反映整个人的，美的，个性化的生活，而“审美”是文学区别于一般意识形态的特征。审美意识形态是指与现实社会生活密切缠绕的审美表现领域，其集中形态是文学，音乐，戏剧，绘画，雕塑等艺术活动[5]。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把文学看成审美意识形态。无论把文学看成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审美意识形态。它与其它次结构的意识形态保持着距离,社会语境的变化会影响到对文学的认识。文学作为一门艺术，文学到底是要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它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文学从来不是司汤达或列夫托尔斯泰个人的事业，它永远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3]。高尔基说：“文学是社会诸阶级和集团的意识形态，感情，意见，企图和希望是其形象化的表现。它是阶级关系的最敏感的最忠实的反映”。文学具有阶级性和党性：作家是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在阶级的国家存在的期间，处在一定的环境和时代的作家，不管他愿不愿意，也不管他是有条件地或无条件地，他必定为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环境的利益而服务，而且也正在服务着。二，文学本质多元化

西方马克思关键词语，形式结构的考虑在逐渐凸显。无论是古代文论，现代文论还是后现代文论，他们都能去阐释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现象，每一种文学理论都是对一种文学现象的提炼和抽象概括哲学论文，不同的文学理论有着不同的文学本质观念。

钱中文指出：“文学，一种复杂的现象，一个复杂的系统，并对它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研究”，这一观点得到了文艺学界不少学者所接受，钱先生强调,对于文学理论研究来说,事实上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定义来说明文学现象,而应当看到文学观念、文学的本质是一种多层次现象,需要对它们进行多方面的阐述。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和庄子的事物的本质就反应了事物多侧面的思想。然而，文学现象来源于社会存在。原理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离不开经济基础，并受到一定经济基础的制约。生产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经济基础的变更和发展也必然导致文学地变革和发展，人们生长在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相应的文学与之相应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有阶级的文学。但旧经济基础的消灭并不意味着。社会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是指通统治阶级从政治和社会经济上控制着整个社会，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这种思想就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2]。经济政治等不断的发展完善，社会意识形态能很好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

因为意识形态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独立性,所以文学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表现出超越时代、超越民族和阶级，超文化，超地域的普遍性特征。那些以为这些普遍性特征就是文学本质的批评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意识形态的沿续并不是永恒的,因此文学可以被读成非文学,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那样,莎士比亚的戏剧也可以读成随心所欲涂鸦的形式。这样一来,文学的本质就成了游离的,会随着大众和时代的心理而在一定的范围内漂移。文学是一种多元决定的“社会意识形式”,它关涉到不同的语言层面、不同的意义单元、不同的社会环境、时代语境以及个人品格、艺术修养甚至潜意识、无意识等诸多因素[7]。文学自身的复杂性源于社会关系与人的思想感情、个人体验的复杂性,不是单一的“意识形态”就可以完全决定的。正是文学自身的多元性，文学阐释与接受的复杂性才得以存在。“我们的标准是具有包容性的,是‘想象的综合’和‘综合材料的总和与多样性’。 文学是一种在多维层面上同时展开的复杂的精神现象,行走在现世的现实性与精神的超越性之间,绝不仅仅是作家、作品、世界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它有着更为神奇奥妙的精神架构和现实关怀[8]。文学始终为人们所熟知而又偏偏不可能尽知,这就使得文学成为引领人类意识走向无尽遥远和崇高的契机,同时,也成为它自身存在的最大理由之一。文学带给我们的意义,就在于显现这种有限世界背后的无限性。文学不是对现实世界、现有事物的机械摹写,也不是对一种纯然的意识形态的单调的审美反映,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决定的有无限可能的价值存在[11]。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文学的界定，这是一个现代尤其是后现代以来一直有争议的问题，每个人心中对文学都有自己的理解，不论文学是什么，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文学来源于现实或社会生活，文学不仅来源于社会生活而且反应社会生活，总之，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无论视文学为社会意识形态还是审美意识形态，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由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来决定的，审美意识形态也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社会是变化发展的，经济基础也在不断的完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阶级描写不再是文学的唯一来源，如果可以说现代化的社会，我想我们也不妨可以说文学也有了现代化迹象哲学论文，它可以不再仅仅是为政治，阶级服务的，它可以是娱乐性质的，它可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我们不应该把文学紧紧的和文学性禁锢在一起。文学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它总是和世界，作者，读者联系在一起，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元化，文学作为社会的产物，我们应该回到文学现场，不应该把文学禁锢在某一个时代或地域，这样以来，文学自身就具有多元的本质。

（徐林丽，女，1986年生，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欧美文学; 蔡俊，男，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3]高尔基.论文学[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78

[4]胡鹏林.文学现代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

[5]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6]王利云.文学概论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7

[7]特里·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9

[8]马大康.面向文学实践的理论走向[J].文艺争鸣·理论，2009,(9)

[9]龙扬志.游离的文学本质---伊格尔顿的文学观[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5)

[10]曹顺庆，文彬彬.多元的文学本质[J].文艺争鸣·理论，2010,(1)

[11]于虹.在事实与价值之间[J].天津社会科学，2006,(5)

[12]雒海宁.试论文学本质的归纳[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4)

第6篇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是和创作主体密不可分的，它集中表现了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审美体验和认识。从古至今，创作主体在整个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古代文论始终将对创作主体的研究置于重要位置，深入探讨创作主体的德才和学识、情操和禀赋等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这些因素与作家创作的关联性与复杂性。本文集中探讨的是中国古代创作主体的人品与文品的具体关系。“文德说”是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命题。它的实质是说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决定文学创作成就的高低，这在文学史上确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先秦开始一直为历代文论家所重视并且不断地加以发挥，“德”与“文”的关系随着其内涵的发展也是在不断地演变。“文德说”就其源，起自先秦时期的言、德之论，它最早出自《周易·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这里的“文德”，不是专门针对文人而言的，不专指作者，而泛指一种美德。《礼记·表记》中说“君子耻有辞而无其德，有其德而无其行。”

这既表明了德行第一、言辞第二的思想，又强调了德、行、言必须统一。虽然“文德说”在先秦并不专指文学，却对后世文学主体论的“德”与“文”的关系发生了直接的影响。汉代王充在《论衡》的《佚文》等篇中明确地提出了“文德”的概念，他说：“《易》日：‘大人虎变其文炳，君子豹变其文蔚。’又日：‘观乎天文，观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以文为操”，就是以礼乐规定的文饰为仪表，而这种礼乐规定的文饰是合乎道德规范的。在《书解》篇中又说到“人无文德不为圣贤”。这里将道德和文章看成一体，当然这一命题也引起了后世批评家们的争议。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文人的感情意念通过文辞都充分表露出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文德”之论的文论家颇多。魏文帝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提出的“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成了一个时期评论文人无德或少德的理论依据。

刘勰的《文心雕龙》除了有很多篇目论及文德之外，还有专篇论及文人品德，其论文人德行的专文是《程器》篇，借用《尚书·周书》上的比喻，说明人材要“贵器用而兼文采”，不能象近代词人那样“务华弃实”，本末倒置，强调文人要注重品德的修养。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对于陶渊明的评价算是真知灼见，准确地论述了文与德的关系。陶渊明不仅诗品高洁，人品也一直为后世的人称道，特别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令人敬仰。因此萧统不仅为他编文集，而且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陶渊明的文品和人品，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的高度评价陶渊明诗品和人品的论文。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兴起，主张“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强调政治教化的功能，因此对作家道德修养的要求更为强化。唐代的韩柳及其门人对于“文德“作了更深一层的论述。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从古文运动的角度，阐述了学习古文须以“立行”为本，而以“立言”为表。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说明只有“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进入了“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境界，达到了“取于心而注于手”的熟练程度，并且还要再修养若干时日，“然后浩乎其沛然矣”，才能写出出色的文章。明清时代，文论家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等的观点，尤以宋濂为称首，其《文原》上下篇提出了文章的写作要崇实务本，合义理、事功、文章为一体的主张，认为文章的成败高下不能仅仅从文字上去下功夫、而要从根本上着手，十分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纵向观察，中国古代文论家都把“文德”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主体论的重要内容，认为文品是人品的反映，只要道德修养好的人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对于进行文学创作的主体而言必须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样对于“文品”的提高也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论中所出现的“文品”、“赋品”、“诗品”、“诗格”等概念，实质都是与“人品”对应而言的，以“立德”为创作主体的首要条件，古代文学创作中对创作主体德行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文论对主体性的深刻认识，对自身人格及创作的关系的认识。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评价它的作用和价值，既不能采取绝对肯定的态度，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学创作的成败显然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毕竟会有一个主导因素制约着，创作主体的品格是绝不容忽视的，主体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预先规定了作品审美价值的高低，创作主体借其创作表达自己的情感、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因此表现主体的情志、个性、理想，始终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特点之一。所以古代主体论对作家品格的重视，成为一个良好的导向，这使得作家不断地修身养性、加强道德修养，表现自己高尚的情操，这对社会风气的加强、文学的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过分强调“立德”的作用，而忽视创作中的特殊性，这将无疑会阻碍文学的发展，如果完全用“德”、“人品”来衡量一个人的创作成绩，这也是极不公允的。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创作主体既要重视道德修养，又要不断在实际中开阔自己的学识视野、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坚持不断创作、重视创作中的文辞表达，只有将这几者紧密结合，才有好的文章产生。

第7篇

    语文教学论文是教学研究的成果体现,教学研究是语文教学论文的实践基础,不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教学改革的探索,不可能写出像样的语文教学论文来。教学有两种:常规式的教学和试验性、改革性的教学。只进行常规式的教学,它所提供的素材只能写教学总结,即使勉强写成教学论文,也往往是没有创见的,低水平的。只有在教学中认真进行一些试验和改革,才会给教学论文提供具有独到之处的鲜活素材,才有可能写成有创见、高水平的教学论文。如果平素在教学中缺乏独到的思考、独到的作法,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老生常谈,泛泛而论,无甚新意。

    教育者都有一个自身受教育的问题。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困,就要再学、再受教育。按照现代社会学、教育学的理论,一个人在社会立足应该终生受教育,读到大学毕业、研究生、博士后毕业,也还要继续受教育。继续教育、终生教育是世界大趋势,是时代的特点。但从中国国情来说,尤其从我们所处的落后地区的条件来说,国家和社会不可能为大家提供很多次再受教育的机会,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在职进修,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作为教师,时时处处注意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不间断地坚持教学改革和研究,是提高自己业务能力和教学艺术水平的最好途径。

    研究性文章不同于文学创作,不可能摊开稿纸搞“即兴”。因此在平素的教学中就要做研究、写文章的有心人。平时教有所得,要勤动笔记录在案。日积月累,自然会形成某个观点,体悟到某个规律,形成某个经验,慢慢就会自然地找到写文章的题目。确定了研究的题目之后,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要明确自己研究的这个问题别人研究过没有,结论是什么,要尽量多找有关的文章、着作来看看,对自己会有所启发。凡是参考过的文献,应在自己文章后面列出书名和篇名。这是一种认真负责的治学态度。在文章的写法上,同样也要体现这种态度,力求做到朴实平易。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写学术论文要平易、平易,第三个还是平易……”

    语文教学论文题目的确定,与平素研究的课题自然是相关的,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平时的研究课题代表的是研究方向,不妨大一些;而写语文论文时的题目最好不要过大,它是把自己平时研究范围之内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看法的那一个问题写出来。比如教语问题,如果把它作为平时研究的题目,那么不管是教语方面的活材料(口头实践材料)、死材料(着作、文章中已经刊登的有关论述)都可以注意搜集.但写文章时,可以只从里边选择一个点来做文章.这就是说,研究题目无妨大一些,便于扩大视野;论文题目则最好小一些,便于论述深入。小题目如果写得深入、写得充实,也可以成为大文章;反之大题目如果没有东西装,也会写成小文章,甚至不成文章。

第8篇

近些年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理论界不大谈文学的本质问题,有的学者干脆回避或否认文学的本质问题,然而本质问题却依然存在。文学理论不是杂多观点的偶然堆积,而是系列观念的有机组合。在这种组合中,总有几块基石存在,整个理论体系便建立在这些基石之上。文学本质便是这样的基石之一。对文学本质的不同看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理论的基本走向,而且决定着文学理论的具体内容。因此,在对文学本质的看法日益模糊、混乱的今天,重新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

一

讨论文学的本质,首先有一个讨论的角度和出发点的问题。因为文学是复杂的,任何复杂的事物其本质也不会是单一的。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得出的结论也肯定不会一样。国内一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文学的本质,从而得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更具体地说,是一种用语言来塑造形象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结论。这种学说着眼的主要是从人类的整个活动中将文学区分出来,进行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探讨,未能深入到作品之中。而文学作品乃至整个文学活动作为一个具体、复杂、系统的整体,对其本质的探讨不能仅仅着眼于整个的人类活动,满足于将它与人类的其他活动区分开来,更应着眼于其本身,从中探索出更为符合其本性的结论。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说虽然正确,但也不是没有局限,它透视了文学本质的一个方面,却忽视了其他的方面,而且就文学本身来看,有些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

笔者以为,探讨文学本质的最重要的角度与出发点,应当是也只能是文学作品。这不仅是因为在文学四要素中,作品处于核心的地位,也是因为作品是文学的思想、形式、功能等唯一的具有物化形式的载体,还因为在供我们研究的文学材料中,作品是最为可靠、最为准确、最为长久、也最便于操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学的本质,归根到底是由文学作品的本质决定的。因此从作品切入,是把握文学本质的最好的途径。

二

从作品的角度出发,文学有两大要素,一是它所表现的生活,一是它用来表现这种生活的语言。在我们看来,表现在作品中的生活就是形象,因为形象不是别的,就是形式化了的生活,即是经过作家主体的把握、转换,去掉了其物质实在,只留下其感性形式的生活。[1]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学的本质便只可能有两个,或者是形象,或者是语言。

西方语言论文论反对文学的形象本质,强调文学的本质在于语言。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西方语言论文论的语言本质论是建立在“现实是语言的建构”和“语言的现实决定着思想的现实”这两大理论支柱之上的,而这两个命题虽然有片面的正确性,但在总体上却是不正确的,无法撑起语言本质论的大厦。[2]第二,不光文学文本由语言构成,非文学文本也是由语言构成的。要肯定文学的语言本质,首先得确定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区别。而在我们看来,文学语言的特性不是别的,就是它的构象性。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1文学语言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总要表现出一定的生活内容。

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有序的自足体,它一方面独立于政治、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一方面独立于社会生活。什克洛夫斯基宣称:“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4]结构主义认为,文学语言不指向客观世界,不与客观世界发生关系。罗兰·巴尔特断言:“文学的实践活动是一种绝对的不及物的活动。”[5]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即使不从理论的角度,仅仅根据常识判断,文学语言也总是要指向外部世界的,因为它总是要表现出一定的东西。哪怕作者是自言自语,这自言自语的语言也是有意义的,而这意义便是由客观世界赋予,并与客观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语言论文论认为文学语言与客观世界无关,不反映现实的生活,其主要的理由有两条。第一,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语言符号与它所指称、描述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偏离,人们无法借助语言,从主体的此岸到达客观现实的彼岸,也不能到达主观心理现实的彼岸。既然如此,语言所呈现的世界便不是客观的世界,而是语言自己构建的。第二,文学语言描写的世界是作家想象的结果,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我们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虽然存在着某些滑动与偏离的现象,但这只是两者关系中的次要的一面,其主导的一面则是相应的与确定的。语言并不是纯思辨的产物,它是在人们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产生、发展、完善的,其用法与意义也是由此确定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索绪尔其实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专横的、武断的、约定俗成的。既然如此,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便是直接的、基本稳定的。人们完全能够通过语言,从主体的此岸到达客观现实的彼岸,到达主观心理现实的彼岸。因此,语言不是与客观现象无关,而是紧密相联,语言所呈现的世界并不是它的自我构建,而是它所反映的。另一方面,文学语言所表现的世界的确是虚构的,但这虚构并不是无本之木,它离不开客观的现实生活。作者的虚构即使再怪诞也离不开生活的基础,需要生活所提供的素材,作品的内容是生活的反映,读者的阅读也要以生活为参照系。既然如此,文学语言便与现实生活有着各种牵连,不是不及物的了。

由此可见,文学语言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也即生活脱钩的,它总要指向客观的世界,表现出生活的某些内容。

2文学语言表现的是感性具体的生活。

文学与科学的反映对象都是生活,但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科学从现象出发,目的却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一旦抓住了这些东西,便要抛开现象,运用定义、公式、概念、判断、推理等将它们表现出来。而文学却始终不离开感性具体的生活现象。它虽然也要表现本质与规律,但却是通过对这些感性具体的生活的细腻描写,将本质与规律间接地暗示出来,而不是用抽象的形式,将它们直接地表述出来。

进一步考察,文学表现的,还不是整个的感性具体的生活,而只是这些生活的感性形式。黑格尔认为:“艺术作品尽管有感性的存在,却没有感性的具体存在。”“尽管它还是感性的,它却不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像石头、植物和有机生命那样。艺术作品中的感性事物本身就同时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但是它又不像思想的那种观念性,因为它还作为外在事物而呈现出来。”[6]生活是一个复杂的实体,既有外在的表现形态,又有内在的物质实在。人们可以从外观上把握它,也可以以概念的形式把握它。然而文学把握的,只是它外在的表现形态。因为文学无法进入生活的内在的实质,它只能提取生活外在的感性形式,作为自己表现的对象。比如一个人,他有外部的表现形态如外貌、表情等,同时也有内部的物质实在如骨、肉、内脏等,一幅画要将这个人表现出来。它能表现的只是他的外部感性形式,内在的物质实在是表现不出来的。文学也是如此。

自然,文学不仅能够表现外部世界,也能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如思想、感情等。但这些思想感情本身仍有感性的表现形式和抽象的实在的区分,文学表现的,仍是那感性的表现形式,而不是思想、感情的抽象的概念。自然,由于文学是用语言来表现自己所反映的生活的,说文学表现的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也就意味着文学语言表现的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这种感性形态表现在文学中,也就是形象。

3文学语言总是运用各种手段,调动自己塑造形象的潜能,以满足表现具体生活的感性形态的需要。

语言由语词构成,语词的核心是词义,词义的核心是概念,概念总是抽象一般的。因此从本质上说,语言更适合于表现抽象的思想。而文学语言要表现的,则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要达到这一目的,文学语言便必须采用种种手段,调动自己本身所具有的潜能。我们这里所说的潜能,指的是语词的具体特殊的一面。语词从总体上看虽然是抽象的,但它却是从若干个别事物中提取出来的,在保持抽象意义的同时,它又与个别具体的事物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人们理解语词总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而这些生活经验总是感性具体的。要理解概念的时候,人们必然要把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与概念联系起来。因此语言在普遍一般的下面,还有具体特殊的一面。只是这具体特殊的一面在一般情况下是次要的,被普遍一般所掩盖了的。而文学语言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使这具体特殊的一面突出、放大出来,使自己带有一定的具象性,从而适应表现具体特殊的生活的需要。文学创作中常见的种种手段,如语词的组合,修辞的运用,言语的偏离,语境的构建,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突出语言具象的一面,从而为表现感性生活,塑造形象服务。[7]

可见,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科学语言执著于语言普遍一般的一面,表现抽象的思想,而文学语言则要运用种种手段突出自己具体特殊的一面,以达到表现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的目的。由于形象就是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感性的生活,因此我们说,文学语言的特性就是它的形象性。

明乎此,文学的本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既然文学语言的特性就在它的构象性,其本身并不是自足的,而是指向外部世界,目的在表现生活,塑造形象,那么,文学的本质就不在语言,而在语言所描绘的形象。三

文学的形象本质,我们还可以从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的角度加以探讨。本质并不是什么虚幻的、强加在事物身上的东西。它真实地存在于事物的本身,决定着事物的性质、面貌和发展。文学的本质也必然地要表现到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上来,决定着它的结构与特点,构成文学与人类其他精神活动的根本区别。反过来,确定了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同人类其他精神活动的相应方面的根本区别,也就确定了文学的本质。

所谓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就是文学反映生活的形式。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多种多样的,文学只是其中的一种。总的来说,它们反映的都是生活,广义的生活。但反映的方式却有不同。科学、哲学等用抽象的方式反映生活,而文学则用形象的方式反映生活。

所谓文学的内在存在形式,也就是文学本身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文学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

歌德认为:“艺术并不打算在深度与广度上与自然竞争,它停留于自然现象的表面;但是它有着自己的深度,自己的力量。它借助于在这些表面现象中见出合规律性的性格、尽善尽美的和谐一致、登峰造极的美、雍容华贵的气氛、达到顶点的激情,从而将这些现象的最强烈的瞬间定形化。”[8]卡西尔解释说:“这种对‘现象的最强烈的瞬间’的定型既不是对物理事物的摹仿也不是强烈感情的流溢。它是对实在的再解释,不过不是靠概念而是靠直观,不是以思想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8]苏珊·朗格认为,文学并不是词语的连缀,“一串连缀起来的词语并不比餐桌上的一摞盘碟更有资格充当创造物”,“诗人用语言创造了一种幻象,一种纯粹的幻象,它是非推论性符号的形式”。“在现实生活中事件的外观是支离破碎的,是转瞬即逝的,而又常常是扑朔迷离的……诗人务求创造‘经验’的外观,感受和记忆的事件的外貌,并把它们组织起来,于是它们形成了一种纯粹而完全的经验的现实,一个虚幻生活的片断”。[9]从物质的角度看,文学是以语言或者说文字的形式存在着的。然而,一串词语的连缀并不说明什么,只有当它们通过一定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了某种形象的时候,才能成为文学作品。如李白的《静夜思》,20个字可以有无数种组合方式,但只有以李白所用的形式组织起来,才有可能构成形象,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可见文学作品的物质存在形式不能成为文学作品真正的存在形式,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只能是形象。它所表现的内容,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是以具体的感性形式即形象表现出来。

自然,文学也要表现思想,但这些思想也必须隐含在形象之中。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表达了十分深邃的思想,但这思想是隐藏在形象之中的,我们无法直接把握,我们看到的只是形象,要把握这些思想就得对形象进行分析。即使是一些目的在直接表达某种思想的作品,它也必须把这种思想用形象表达出来。如默里克的《猎人之歌》:

小鸟在白雪中的足迹多么纤巧,

当它在高山顶上闲游浪荡;

我的爱人可爱的小手更为纤巧,

当它写一封书信寄往他乡。

短诗表达的意思十分明显,赞美爱人的小手和心灵的美丽。但作者却采用了循环往复的咏唱,巧妙的比喻,使这种赞美之情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表达出来。

论证了文学的外在表现形态和内在存在形式都是形象,它正是凭借形象,与人类其他精神活动区分开来,我们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文学的形象本质。

四

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形象,有可能遇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驳:一是认为形象没有普遍性,有些作品没有形象;一是认为形象没有特殊性,有些非文学作品也有形象。既然如此,把形象看作文学的本质便缺乏说服力。我们必须回答这两个问题。

认为形象没有普遍性,这是反对形象本质论者常常提及的一个理由。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都持这种观点。什克洛夫斯基写道:“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努力,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院士终于不得不把抒情诗、建筑和音乐划为无形象艺术的特殊种类……如此看来,有些具有广阔领域的艺术,并不是一种思维方式;然而属于这一领域的艺术之一的抒情诗(就这词的狭义而言)却又与‘形象’艺术完全相像,它们都要运用语言,尤为重要的是形象艺术向无形象艺术的转变完全是不知不觉的,而我们对它们的感受也颇相类似。”[4]什克洛夫斯基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其理论基点之一便是把形象特别是文学形象理解为视觉形象。[10]然而,形象并不局限于视觉方面,它诉诸人的整个感官与心灵。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作品的内容通过一个个的文字,经过我们的想象,呈现为活生生的生活,这些生活有些我们可能看不到它,然而我们能够感觉到它。正像现实生活中,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活动,但我们能够感受到一样。这些能感受到的生活自然也是生活,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形象。它们与那些用概念、判断、推理表现出来的抽象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与那部分可以诉诸视觉的生活有着本质的共同之处。它们都保持着生活的全部的感性形态,因此它们都是形象。

明白了这一点,再回过头来讨论形象没有普遍性的看法,问题便明朗了。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形象没有普遍性,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形象不能包括所有的艺术种类,有些种类的艺术没有形象;其二,形象与非形象之间的界限不分明,难以区分。他特别举出抒情诗作为例证。但是,既然形象不限于视觉方面,他的这一例证也就缺乏力量。抒情诗抒发感情,大致有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把情感显现出来。即中国古人所谓的情景交融,或者按照艾略特所说,寻找“客观对应物”的方法。另一种是直接把情感描绘出来。前一种类型的抒情诗里无疑是有形象的,即使按照反形象本质论者的观点也是如此。后一种类型的抒情诗里是否也有形象?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它虽然没有描写客观事物的感性形态,却描写了主观情感的感性形态。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中的确没有描写什么客观事物,然而它描写了一种独特的感受。诗人从“天地之悠悠”中感悟到了什么?他“怆然”什么?为何“涕下”?也许他知道,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感觉。总之,诗中没有表达出来。诗中描写的,只是诗人独登高台,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涕泪交流的那种具体现象。至于这种现象包含了什么思想,有什么哲理,则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诗的形象性就体现在这里。

既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形象,那么,文学作品中也就不存在形象与非形象的界限,无需我们去区分。什克洛夫斯基关于形象没有普遍性的第二个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说,认为形象无普遍性的着眼点是文学内部的关系的话,那么,认为形象无特殊性的着眼点则是文学的外部关系。有的评论家认为,不光文学作品中有形象,许多非文学作品如宗教书籍、演讲,政治、哲学著作中都有形象,甚至动物、植物等自然界的客观事物也有形象。因此,形象只是文学作品的外部特征之一,而不是文学的本质。

与人类语言的其他一些重要的术语一样,形象也是一个负载过多的术语。各种各样的意思不断地堆积到它的身上,其本身的意义反而模糊了。因此,要讨论形象有无特殊性,首先应该把一些不应该由其担当的意义从它身上卸去。我们认为,形象的本质是生活,是通过人们的创造所表现出来的保持着全部感性形态的生活。艺术家的想象“用图画般的感性表象去了解和创造观念和形象,显示出人类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旨趣”。[6]形象只涉及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不涉及客观事物的内在实质。据此,我们首先可以把形象和物象区别开来。所谓物象,指的是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由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物象总是与具有这物象的事物的内在实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老虎的物象,它由老虎的空间形状,颜色、毛皮等组成,但在这物象里面,是强健的筋骨、发达的肌肉、肉食动物的消化系统等,而画中的老虎则只取了现实中的老虎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其内在的实质无关。其次,我们还应把形象与语言的形象性区别开来。所谓语言的形象性,指的是运用比喻、拟人、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使语言的表达变得具体、鲜明、生动。它与形象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形象也要求具体、鲜明、生动。但两者仍有着本质的区别。形象的本质是感性的生活,语言的形象性涉及的则是语言的表达方式。在一些非文学作品中,作者为了使文章变得鲜明、生动,具有感染力,常常运用一些形象的表达方式。但这还不能说是形象,只能说是形象的语言,或语言的形象性。因此,非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远比人们所认为的要少。

应该承认,非文学作品中也有形象,而且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首先,非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一般都是单独存在的,散见于其他的文字之中,而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则是一种系列的组合,是作品的主体。其次,在文学作品中,形象占据着中心位置,它既是作品的主体,又是作品的目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为塑造形象服务的。文学作品中,即使有议论,这议论也要服从塑造形象的需要,本身并不能成为作品的目的。

由此可见,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虽然有些一致的地方,但在作用与地位等方面,却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把它们区别开来。因此,说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无特殊性,也是不正确的。

参考文献:

[1]赵炎秋论文学形象的形成过程[J]中国文学研究,1999,(4):1-9

[2]赵炎秋论西方语言论文论的局限[A]新批评文丛第二辑[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16-30

[3]赵炎秋不结果的无花树———论西方语言论文论对文学语言特性的探寻[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5):50-55

[4]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C]北京:三联书店,1989

[5]罗兰·巴尔特批评文集[M]巴黎:色伊,1964

[6]黑格尔美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赵炎秋论文学形象的语言构成[J]文学评论,1996,(4):62-70

[8]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第9篇

论文摘要：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的就是反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第10篇

一、转变教学观念,明确指导思想,合理安排具体教学内容

文学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完备的系统性,在文学理论教学中追求知识的相对自足性、完整性和稳定性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具体的教学活动又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具体教学对象而展开的,因此,它应该有明确的针对性。目前,我国已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一般本科院校的生源情况以及人才培养目标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传统的以培养文化精英和专业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教学指导思想就应该及时加以调整。

具体到文学理论,笔者认为现阶段最主要的教学目标应该是:第一,帮助学生掌握一定的文学理论基础知识,树立较为正确的文学观,为他们认识、判断、分析具体文学现象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第二,致力于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使他们对理论学习产生兴趣;第三,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以促进其综合文化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说,文学理论教学的目的既在文学理论本身,又在文学理论之外,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意义更为重大。明确了这一指导思想,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安排就容易处理了。

首先,抓纲举目,围绕文学观念做文章。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界一方面大力引进和介绍西方文论,内容几乎涉及西方文艺学一百多年来积累的所有重要知识,另一方面为振兴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又雄心勃勃地开发本土理论资源,致力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样,我们的文学理论在视野更为开阔、资源更为丰富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无主题变奏的时代。此时的文学理论教学,首要的是要解决学生的文学观念问题。尽管在多元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时代,我们应当用足够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心态去对待不同的学术派别与学术观点,但从事基础理论教学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支柱,否则,学生将陷入理论的而无所适从。

因此,我们要始终自觉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努力帮助学生从宏观上把握与理解文艺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精髓,在充分尊重其他文学观念的同时,教学生学会"用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考察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比如,在讲"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时,可以以当前颇为盛行的以追求感官刺激和欲望宣泄为目的的"欲望写作"为例,一方面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出现的深层心理原因,另一方面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其产生的时代原因,并运用"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去衡量它,指出其值得警惕的副作用和社会危害性。

其次,删繁就简,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的传授。现在的教材内容大都较为庞杂,恨不能将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和古代文论的知识精华一网打尽,让学生"一步登天",这种想法显然不切实际。因此,我们应该根据知识的轻重缓急以及整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完整的四年教学计划合理选择教学内容,在有限的时间内重点讲授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比如"文学与生活""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文学的社会作用""语言艺术的特征""文学阅读的一般规律"等,为学生今后的学习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在注重知识点讲授的同时,还要为学生理清知识的脉络,让他们明白知识与知识、原理与原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样,原先看似庞杂的理论就会变得清晰和明朗起来。至于被精简下来的教学内容,有的可以调整到写作学、文艺心理学等课程;有的应"物归原主",即返还给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古代文论等课程;还有的可留待学生在以后的选修课中学习。再次,面对现实,努力解决学生的理论困惑。进入 21 世纪以来,大众的文化消费目的和方式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接受的休闲化、游戏化、享乐化成为时尚,传统文学经典所追求的深度、意义已不再为人们所关注;流行歌曲、网络游戏、情、恐怖电影如水银泻地般渗入街头巷尾,充斥电脑和手机终端,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品中的"主食";传统的"面对语言符号所进行的沉思默想式的文学阅读正逐渐让位于由电子传媒所带来的超感官的视听享受"……面对这一切,学生自然会产生许多理论困惑:为什么高雅的纯文学日渐衰落,而肤浅的通俗文学却大行其道?如何看待身体写作、低龄写作、大话文学和玄幻文学的风靡?如何理解文学"弘扬主旋律"与"游戏人生"的关系?等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教材大都是"从理论的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忽略了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尤其不关心现实文艺的发展状况,这也正是很多学生认为学习文学理论"没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除了讲授基础知识外,还应尽量结合现实,补充诸如"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的特点""大众文化的审美特点""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等一般教材上没有的内容予以讲解。这样,既能增强理论教学的现实性、针对性,及时有效地排解学生的理论困惑,又能促使学生认识到文学理论是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而不是僵死的教条和陈腐的说教,从而激发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注重精神培育,促进能力发展,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

毫无疑问,当下我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物质文明建设,以致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盛行,社会道德风尚每况愈下。这样,大学作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主要传承场所,理所当然要担负起社会道德重建的历史重任。文学理论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文学是对社会历史人生的表现,这样文学理论就必然与人的思想、情感、道德等保持密切的联系。

文学理论教学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授,而是一种渗透了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的社会性活动。所以,在教学活动中,我们要注重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比如,在讲"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的规律"时,可以告诉学生应怎样看待不同民族所创造的文

化财富,如何正确对待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讲"文学的社会作用"时,可有意突出文学在社会道德建设以及人们情感沟通和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讲"文学意境的特征"时,应注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的精神独立、自由和超越的问题。 总之,要努力使学生成为有思想、有涵养、有品位的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应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学习能力的培养。常言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所以,传授学习方法比传授知识本身更重要,教师要将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简单实用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比如,怎样查阅学术期刊论文,怎样选购和阅读图书资料,怎样读书、做笔记,等等。

第二,思考能力的培养。教师要发扬教学民主,变"独白"式教学为"对话"式教学,自觉做学生学习的引路人和智慧的启迪者。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大胆提问,多让学生思考和回答一些开放的、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文学的审美性与功利性""文学的真实性""抒情自我与社会"等,让他们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体会独立思考的艰辛和乐趣。另外,教师还要注意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让他们学会用开放、质疑的眼光从不同角度观察思考问题,成为有主见的人。

第三,动手能力的培养。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一直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弊端。为解决学生"眼高手低"的问题,应要求学生在多"动脑"的同时多"动手"。比如,即使是一年级的学生也可以要求他们就某个具体理论问题或作家作品去网上查资料,并写出有一定质量要求的综述材料或小论文,以训练其学术基本功。其实上述几点都是教学常识,并无新意,但要落在实处却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教师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如今高校"学术 GDP 主义"盛行,对教师的评价和考核也是唯学术至上,导致教学中能够做到心无旁骛、全力以赴的教师已日渐稀少。

三、讲究教学艺术,方法灵活多样,确保教学效果的高质量

(一) 理论联系实际,突出个案教学

大多数学生一开始学习文学理论时都有敬畏感和神秘感,看教材时往往云里雾里、头脑发晕。所以,在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际,尽可能地选用具体生动的事例去说明看似复杂深奥的理论。在选择具体材料时其实也很有讲究,如果只盯住传统的经典材料,就很有可能造成用学生陌生的事例去说明抽象理论的现象,教学效果就会打折扣。所以,在引用众所周知的文学史经典例证的同时,还要注意利用学生较为熟悉的时尚读物、流行歌曲、好莱坞大片、流行电视剧等当代事例说明文学原理。

比如,讲"文学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时,可以将时下的流行歌曲(如《让我一次爱个够》《爱情买卖》等)与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的抒情歌曲(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中关于"爱"的表现内容和表达方式加以比较,当学生明显感受到前者描写的多是为爱而爱,且充满孤独、感伤、忧郁和颓废的气息,而后者描写的爱则多与革命、理想、事业等息息相关,并洋溢着一种积极、乐观、忠贞和幸福的情感时,便能深刻领会艺术与时代政治以及社会风尚之间深层的内在联系,从而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提升。

(二) 增强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美国课程理论家拉尔夫·泰勒曾指出:"在教育上,兴趣既与目的有关,又与手段有关;也就是说,兴趣既是目标,又是与旨在达到目标的经验相关的动机力量。"理论教学固然要讲究逻辑性、条理性和思辨性,但同时也要讲究趣味性。文学理论教学的趣味性既可体现在对理论知识的解说和品味之中,又可体现在运用理论知识分析研究具体文学现象的过程之中。比如,关于文学阅读过程中的"误读"现象,可举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当我们用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梁山伯与祝英台》截然不同的理解为例加以解说时,其效果就迥然不同了:今天居然有读者能从这个经典的异性恋传说中读出同性恋的故事,并且言之凿凿,这给人带来的惊异和乐趣可想而知。当然,讲究趣味性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理论上来。因为,从这种匪夷所思的"误读"中可以得出结论:文学阅读是一种社会行为,是随时代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变化而变化的。对"梁祝"的另类解读其实是人们思想解放,价值观、伦理观、婚恋观渐趋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第11篇

一、转变教学观念,明确指导思想,合理安排具体教学内容

文学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完备的系统性,在文学理论教学中追求知识的相对自足性、完整性和稳定性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具体的教学活动又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具体教学对象而展开的,因此,它应该有明确的针对性。目前,我国已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一般本科院校的生源情况以及人才培养目标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传统的以培养文化精英和专业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教学指导思想就应该及时加以调整。

具体到文学理论,笔者认为现阶段最主要的教学目标应该是:第一,帮助学生掌握一定的文学理论基础知识,树立较为正确的文学观,为他们认识、判断、分析具体文学现象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第二,致力于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使他们对理论学习产生兴趣;第三,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以促进其综合文化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说,文学理论教学的目的既在文学理论本身,又在文学理论之外,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意义更为重大。明确了这一指导思想,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安排就容易处理了。

首先,抓纲举目,围绕文学观念做文章。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界一方面大力引进和介绍西方文论,内容几乎涉及西方文艺学一百多年来积累的所有重要知识,另一方面为振兴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又雄心勃勃地开发本土理论资源,致力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样,我们的文学理论在视野更为开阔、资源更为丰富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无主题变奏的时代。此时的文学理论教学,首要的是要解决学生的文学观念问题。尽管在多元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时代,我们应当用足够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心态去对待不同的学术派别与学术观点,但从事基础理论教学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支柱,否则,学生将陷入理论的而无所适从。

因此,我们要始终自觉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努力帮助学生从宏观上把握与理解文艺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精髓,在充分尊重其他文学观念的同时,教学生学会"用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考察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比如,在讲"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时,可以以当前颇为盛行的以追求感官刺激和欲望宣泄为目的的"欲望写作"为例,一方面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出现的深层心理原因,另一方面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其产生的时代原因,并运用"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去衡量它,指出其值得警惕的副作用和社会危害性。

其次,删繁就简,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的传授。现在的教材内容大都较为庞杂,恨不能将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和古代文论的知识精华一网打尽,让学生"一步登天",这种想法显然不切实际。因此,我们应该根据知识的轻重缓急以及整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完整的四年教学计划合理选择教学内容,在有限的时间内重点讲授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比如"文学与生活""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文学的社会作用""语言艺术的特征""文学阅读的一般规律"等,为学生今后的学习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在注重知识点讲授的同时,还要为学生理清知识的脉络,让他们明白知识与知识、原理与原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样,原先看似庞杂的理论就会变得清晰和明朗起来。至于被精简下来的教学内容,有的可以调整到写作学、文艺心理学等课程;有的应"物归原主",即返还给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古代文论等课程;还有的可留待学生在以后的选修课中学习。再次,面对现实,努力解决学生的理论困惑。进入 21 世纪以来,大众的文化消费目的和方式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接受的休闲化、游戏化、享乐化成为时尚,传统文学经典所追求的深度、意义已不再为人们所关注;流行歌曲、网络游戏、情、恐怖电影如水银泻地般渗入街头巷尾,充斥电脑和手机终端,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品中的"主食";传统的"面对语言符号所进行的沉思默想式的文学阅读正逐渐让位于由电子传媒所带来的超感官的视听享受"……面对这一切,学生自然会产生许多理论困惑:为什么高雅的纯文学日渐衰落,而肤浅的通俗文学却大行其道?如何看待身体写作、低龄写作、大话文学和玄幻文学的风靡?如何理解文学"弘扬主旋律"与"游戏人生"的关系?等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教材大都是"从理论的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忽略了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尤其不关心现实文艺的发展状况,这也正是很多学生认为学习文学理论"没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除了讲授基础知识外,还应尽量结合现实,补充诸如"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的特点""大众文化的审美特点""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等一般教材上没有的内容予以讲解。这样,既能增强理论教学的现实性、针对性,及时有效地排解学生的理论困惑,又能促使学生认识到文学理论是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而不是僵死的教条和陈腐的说教,从而激发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注重精神培育,促进能力发展,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

毫无疑问,当下我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物质文明建设,以致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盛行,社会道德风尚每况愈下。这样,大学作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主要传承场所,理所当然要担负起社会道德重建的历史重任。文学理论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文学是对社会历史人生的表现,这样文学理论就必然与人的思想、情感、道德等保持密切的联系。

文学理论教学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授,而是一种渗透了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的社会性活动。所以,在教学活动中,我们要注重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比如,在讲"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的规律"时,可以告诉学生应怎样看待不同民族所创造的文

化财富,如何正确对待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讲"文学的社会作用"时,可有意突出文学在社会道德建设以及人们情感沟通和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讲"文学意境的特征"时,应注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的精神独立、自由和超越的问题。 总之,要努力使学生成为有思想、有涵养、有品位的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应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学习能力的培养。常言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所以,传授学习方法比传授知识本身更重要,教师要将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简单实用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比如,怎样查阅学术期刊论文,怎样选购和阅读图书资料,怎样读书、做笔记,等等。

第二,思考能力的培养。教师要发扬教学民主,变"独白"式教学为"对话"式教学,自觉做学生学习的引路人和智慧的启迪者。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大胆提问,多让学生思考和回答一些开放的、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文学的审美性与功利性""文学的真实性""抒情自我与社会"等,让他们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体会独立思考的艰辛和乐趣。另外,教师还要注意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让他们学会用开放、质疑的眼光从不同角度观察思考问题,成为有主见的人。

第三,动手能力的培养。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一直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弊端。为解决学生"眼高手低"的问题,应要求学生在多"动脑"的同时多"动手"。比如,即使是一年级的学生也可以要求他们就某个具体理论问题或作家作品去网上查资料,并写出有一定质量要求的综述材料或小论文,以训练其学术基本功。其实上述几点都是教学常识,并无新意,但要落在实处却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教师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如今高校"学术 GDP 主义"盛行,对教师的评价和考核也是唯学术至上,导致教学中能够做到心无旁骛、全力以赴的教师已>:请记住我站域名/

三、讲究教学艺术,方法灵活多样,确保教学效果的高质量

(一) 理论联系实际,突出个案教学

大多数学生一开始学习文学理论时都有敬畏感和神秘感,看教材时往往云里雾里、头脑发晕。所以,在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际,尽可能地选用具体生动的事例去说明看似复杂深奥的理论。在选择具体材料时其实也很有讲究,如果只盯住传统的经典材料,就很有可能造成用学生陌生的事例去说明抽象理论的现象,教学效果就会打折扣。所以,在引用众所周知的文学史经典例证的同时,还要注意利用学生较为熟悉的时尚读物、流行歌曲、好莱坞大片、流行电视剧等当代事例说明文学原理。

比如,讲"文学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时,可以将时下的流行歌曲(如《让我一次爱个够》《爱情买卖》等)与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的抒情歌曲(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中关于"爱"的表现内容和表达方式加以比较,当学生明显感受到前者描写的多是为爱而爱,且充满孤独、感伤、忧郁和颓废的气息,而后者描写的爱则多与革命、理想、事业等息息相关,并洋溢着一种积极、乐观、忠贞和幸福的情感时,便能深刻领会艺术与时代政治以及社会风尚之间深层的内在联系,从而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提升。

(二) 增强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美国课程理论家拉尔夫·泰勒曾指出:"在教育上,兴趣既与目的有关,又与手段有关;也就是说,兴趣既是目标,又是与旨在达到目标的经验相关的动机力量。"理论教学固然要讲究逻辑性、条理性和思辨性,但同时也要讲究趣味性。文学理论教学的趣味性既可体现在对理论知识的解说和品味之中,又可体现在运用理论知识分析研究具体文学现象的过程之中。比如,关于文学阅读过程中的"误读"现象,可举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当我们用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梁山伯与祝英台》截然不同的理解为例加以解说时,其效果就迥然不同了:今天居然有读者能从这个经典的异性恋传说中读出同性恋的故事,并且言之凿凿,这给人带来的惊异和乐趣可想而知。当然,讲究趣味性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理论上来。因为,从这种匪夷所思的"误读"中可以得出结论:文学阅读是一种社会行为,是随时代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变化而变化的。对"梁祝"的另类解读其实是人们思想解放,价值观、伦理观、婚恋观渐趋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第12篇

我们应该重视汉语言本科专业的本科教育的根本性质。汉语言专业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承担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的责任。所以，汉语言本科专业教育与我们的汉语国际教育还有一些区别，即它更应该具有大学本科教育的系统性以及育人性。崔永华老师在其论文中非常有见地地提出了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的美育教育和德育教育，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文章认清了留学生汉语言本科教育与单纯的汉语国际教育即汉语教学的区别。对留学生进行美育和德育教育是我国大学教育的要求，而中国古代文学中优秀的文学篇目可以给学生这样一种熏陶和培养。“在古代文学中学习中国语言之美，学习中国文人忧国忧民，淡泊致远的精神操守，这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触及中国文化的灵魂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

二、对比国外高校的中文专业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的重要性

在国内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课或者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是一门专业必修课，是中文专业的重中之重。该课程一般有两学年的教学任务量，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中文专业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国外大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欧洲，开展汉学研究较早的大学里，教授很重视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甚至很重视培养学生对古文原典的解读学习。在近邻韩国，中国文学课在很多高校的中国语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韩国大学里开设中文本科专业的学校现在超过了一百所，各大学的专业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作中国语言文化专业，有的称作中国语专业，还有的是在中文系下面设立不同的专业方向，比如中国通商、中国语言文化等。这里谈的主要是中国语言文化方向的中文专业的情况。笔者 2012 年曾在韩国庆南大学中国学部讲授一年汉语，了解了庆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课程设置。在大二和大三两个学年中，学部为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分别开设了中国古诗选读、中国古代散文、中国古代小说和中国古代文论四门课程，学时与其他专业基础课等同，均为每周 3学时。通过对这四门课程的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比较系统分项地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阅读了经典的原典，同时对中国文学的特质以及主要的文学类型的发展有了大致的了解。学生们学习的文本是繁体汉字，这样可以一边学习古代文学一边实现认知繁体汉字的目的，这对于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很有必要的。韩国的其他高校也很重视古代文学课程。韩国学者文大一在其文章中列举对比了首尔大学和成均馆大学的中文课程。其中首尔大学在一年级开设中国古典文学探索，二年级开设中国历代诗歌讲读，三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47%。成均馆大学二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三年级开设中国名诗鉴赏、中国小说概论、中国诗曲的理解等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26%。有的学校在专业学习的初级阶段概括介绍中国的文学概况，随着学生汉语学习的不断深入，在三四年级开设文学、诗歌等文献阅读课程，此阶段倡导学生阅读中国文学原著，切身感受中国文学的魅力。朱锦岚老师提到韩国加图立国立大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取消了毕业论文，代之以 5 门课的毕业考试，而这 5 门课中，有 3 门是必选课，包括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2007 年毕业考由 5 门减少为 3门，即中国语、汉字和中国文学史。可见，在对中文专业毕业生的学科知识要求方面，中国文学史的内容绝对不可缺少，是在课程体系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专业课程。同时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言专业与中国学生学习外语语言文学专业相类似，都是以学习母语以外的其他语种的语言文化为基准的四年制本科学习。从国内外语专业的名称来看，我们的外语专业的名称都是语言与文学并重，如: 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等，专业的名称就体现出了学习的内容，即要学习该门语种的语言也要学习用该语种成就的文学。例如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课程就一定要开设英国文学选读、美国文学选读或英美文学史这类课程。学生们通过对这类课程的学习，可以学习到经典英语作品，真正掌握该语言在文学方面的体现和运用，进一步增强其对语言的领悟。因此，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言专业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古代文学是留学生探寻中国文化内核的一把金钥匙

语言是工具，是载体，文学以语言为工具，展现丰富的人性以及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中国古代文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种映现。它对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增加人的文化底蕴有重要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失去文化精华土壤的语言是苍白的，也是没有深度的。季羡林老先生曾写道: “离开了内容，离开了语言的内涵，根本谈不上什么语言。不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等，语言是学不好的。这是学习语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学习外国语言者，都必须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中国文化的内核追求平和、含蓄、中庸，中国文人高洁的品性，忧国忧民的情怀，谦逊重义的处事准则都体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这些承载着中国宝贵文化的文字都传承着中国文化的血脉。“文学语句中包含着汉语本身的文化内涵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中国古代文学以生动具体的方式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及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古代文学作品中深深地蕴含着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脊梁。外国学生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体现在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方方面面，更多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精髓中。中国古代文学课就是这样一门让学生体会文化精髓的课程，它承担了审美鉴赏与性情熏陶的美育任务。黄爱华老师认为“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透过语言的外衣深入到一个民族的精神，这才是文化重要性所在。”诚哉斯言! 通过朗读并学习陶渊明的田园诗歌可以让学生在平淡醇美的自然风光中见诗人心情的恬静，淡泊名利，在率真的白描中透显深远的精神境界，让学生体会中国文人的精神情怀; 在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中与诗人一同体会平民百姓的艰难生活，从而也培养学生对劳苦大众的深切的同情心和情操;在易安词作中领悟含蓄蕴藉，词的委婉曲折并留有无限想象，好似中国水墨画般悠长。这些都是属于中国的文化经典，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四、从中国古代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第13篇

近些年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理论界不大谈文学的本质问题,有的学者干脆回避或否认文学的本质问题,然而本质问题却依然存在。文学理论不是杂多观点的偶然堆积,而是系列观念的有机组合。在这种组合中,总有几块基石存在,整个理论体系便建立在这些基石之上。文学本质便是这样的基石之一。对文学本质的不同看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理论的基本走向,而且决定着文学理论的具体内容。因此,在对文学本质的看法日益模糊、混乱的今天,重新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

一

讨论文学的本质,首先有一个讨论的角度和出发点的问题。因为文学是复杂的,任何复杂的事物其本质也不会是单一的。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得出的结论也肯定不会一样。国内一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文学的本质,从而得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更具体地说,是一种用语言来塑造形象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结论。这种学说着眼的主要是从人类的整个活动中将文学区分出来,进行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探讨,未能深入到作品之中。而文学作品乃至整个文学活动作为一个具体、复杂、系统的整体,对其本质的探讨不能仅仅着眼于整个的人类活动,满足于将它与人类的其他活动区分开来,更应着眼于其本身,从中探索出更为符合其本性的结论。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说虽然正确,但也不是没有局限,它透视了文学本质的一个方面,却忽视了其他的方面,而且就文学本身来看,有些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

笔者以为,探讨文学本质的最重要的角度与出发点,应当是也只能是文学作品。这不仅是因为在文学四要素中,作品处于核心的地位,也是因为作品是文学的思想、形式、功能等唯一的具有物化形式的载体,还因为在供我们研究的文学材料中,作品是最为可靠、最为准确、最为长久、也最便于操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学的本质,归根到底是由文学作品的本质决定的。因此从作品切入,是把握文学本质的最好的途径。

二

从作品的角度出发,文学有两大要素,一是它所表现的生活,一是它用来表现这种生活的语言。在我们看来,表现在作品中的生活就是形象,因为形象不是别的,就是形式化了的生活,即是经过作家主体的把握、转换,去掉了其物质实在,只留下其感性形式的生活。[1]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学的本质便只可能有两个,或者是形象,或者是语言。

西方语言论文论反对文学的形象本质,强调文学的本质在于语言。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西方语言论文论的语言本质论是建立在“现实是语言的建构”和“语言的现实决定着思想的现实”这两大理论支柱之上的,而这两个命题虽然有片面的正确性,但在总体上却是不正确的,无法撑起语言本质论的大厦。[2]第二,不光文学文本由语言构成,非文学文本也是由语言构成的。要肯定文学的语言本质,首先得确定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区别。而在我们看来,文学语言的特性不是别的,就是它的构象性。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1文学语言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总要表现出一定的生活内容。

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有序的自足体,它一方面独立于政治、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一方面独立于社会生活。什克洛夫斯基宣称:“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4]结构主义认为,文学语言不指向客观世界,不与客观世界发生关系。罗兰·巴尔特断言:“文学的实践活动是一种绝对的不及物的活动。”[5]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即使不从理论的角度,仅仅根据常识判断,文学语言也总是要指向外部世界的,因为它总是要表现出一定的东西。哪怕作者是自言自语,这自言自语的语言也是有意义的,而这意义便是由客观世界赋予,并与客观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语言论文论认为文学语言与客观世界无关,不反映现实的生活,其主要的理由有两条。第一,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语言符号与它所指称、描述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偏离,人们无法借助语言,从主体的此岸到达客观现实的彼岸,也不能到达主观心理现实的彼岸。既然如此,语言所呈现的世界便不是客观的世界,而是语言自己构建的。第二,文学语言描写的世界是作家想象的结果,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我们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虽然存在着某些滑动与偏离的现象,但这只是两者关系中的次要的一面,其主导的一面则是相应的与确定的。语言并不是纯思辨的产物,它是在人们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产生、发展、完善的,其用法与意义也是由此确定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索绪尔其实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专横的、武断的、约定俗成的。既然如此,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便是直接的、基本稳定的。人们完全能够通过语言,从主体的此岸到达客观现实的彼岸,到达主观心理现实的彼岸。因此,语言不是与客观现象无关,而是紧密相联,语言所呈现的世界并不是它的自我构建,而是它所反映的。另一方面,文学语言所表现的世界的确是虚构的,但这虚构并不是无本之木,它离不开客观的现实生活。作者的虚构即使再怪诞也离不开生活的基础,需要生活所提供的素材,作品的内容是生活的反映,读者的阅读也要以生活为参照系。既然如此,文学语言便与现实生活有着各种牵连,不是不及物的了。

由此可见,文学语言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也即生活脱钩的,它总要指向客观的世界,表现出生活的某些内容。

2文学语言表现的是感性具体的生活。

文学与科学的反映对象都是生活,但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科学从现象出发,目的却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一旦抓住了这些东西,便要抛开现象,运用定义、公式、概念、判断、推理等将它们表现出来。而文学却始终不离开感性具体的生活现象。它虽然也要表现本质与规律,但却是通过对这些感性具体的生活的细腻描写,将本质与规律间接地暗示出来,而不是用抽象的形式,将它们直接地表述出来。

进一步考察,文学表现的,还不是整个的感性具体的生活,而只是这些生活的感性形式。黑格尔认为:“艺术作品尽管有感性的存在,却没有感性的具体存在。”“尽管它还是感性的,它却不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像石头、植物和有机生命那样。艺术作品中的感性事物本身就同时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但是它又不像思想的那种观念性,因为它还作为外在事物而呈现出来。”[6]生活是一个复杂的实体,既有外在的表现形态,又有内在的物质实在。人们可以从外观上把握它,也可以以概念的形式把握它。然而文学把握的,只是它外在的表现形态。因为文学无法进入生活的内在的实质,它只能提取生活外在的感性形式,作为自己表现的对象。比如一个人,他有外部的表现形态如外貌、表情等,同时也有内部的物质实在如骨、肉、内脏等,一幅画要将这个人表现出来。它能表现的只是他的外部感性形式,内在的物质实在是表现不出来的。文学也是如此。

自然,文学不仅能够表现外部世界,也能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如思想、感情等。但这些思想感情本身仍有感性的表现形式和抽象的实在的区分,文学表现的,仍是那感性的表现形式,而不是思想、感情的抽象的概念。自然,由于文学是用语言来表现自己所反映的生活的,说文学表现的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也就意味着文学语言表现的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这种感性形态表现在文学中,也就是形象。

3文学语言总是运用各种手段,调动自己塑造形象的潜能,以满足表现具体生活的感性形态的需要。

语言由语词构成,语词的核心是词义,词义的核心是概念,概念总是抽象一般的。因此从本质上说,语言更适合于表现抽象的思想。而文学语言要表现的,则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要达到这一目的,文学语言便必须采用种种手段,调动自己本身所具有的潜能。我们这里所说的潜能,指的是语词的具体特殊的一面。语词从总体上看虽然是抽象的,但它却是从若干个别事物中提取出来的,在保持抽象意义的同时,它又与个别具体的事物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人们理解语词总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而这些生活经验总是感性具体的。要理解概念的时候,人们必然要把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与概念联系起来。因此语言在普遍一般的下面,还有具体特殊的一面。只是这具体特殊的一面在一般情况下是次要的,被普遍一般所掩盖了的。而文学语言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使这具体特殊的一面突出、放大出来,使自己带有一定的具象性,从而适应表现具体特殊的生活的需要。文学创作中常见的种种手段,如语词的组合,修辞的运用,言语的偏离,语境的构建,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突出语言具象的一面,从而为表现感性生活,塑造形象服务。[7]

可见,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科学语言执著于语言普遍一般的一面,表现抽象的思想,而文学语言则要运用种种手段突出自己具体特殊的一面,以达到表现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的目的。由于形象就是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感性的生活,因此我们说,文学语言的特性就是它的形象性。

明乎此,文学的本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既然文学语言的特性就在它的构象性,其本身并不是自足的,而是指向外部世界,目的在表现生活,塑造形象,那么,文学的本质就不在语言,而在语言所描绘的形象。

三

文学的形象本质,我们还可以从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的角度加以探讨。本质并不是什么虚幻的、强加在事物身上的东西。它真实地存在于事物的本身,决定着事物的性质、面貌和发展。文学的本质也必然地要表现到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上来,决定着它的结构与特点,构成文学与人类其他精神活动的根本区别。反过来,确定了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同人类其他精神活动的相应方面的根本区别,也就确定了文学的本质。

所谓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就是文学反映生活的形式。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多种多样的,文学只是其中的一种。总的来说,它们反映的都是生活,广义的生活。但反映的方式却有不同。科学、哲学等用抽象的方式反映生活,而文学则用形象的方式反映生活。

所谓文学的内在存在形式,也就是文学本身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文学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

歌德认为:“艺术并不打算在深度与广度上与自然竞争,它停留于自然现象的表面;但是它有着自己的深度,自己的力量。它借助于在这些表面现象中见出合规律性的性格、尽善尽美的和谐一致、登峰造极的美、雍容华贵的气氛、达到顶点的激情,从而将这些现象的最强烈的瞬间定形化。”[8]卡西尔解释说:“这种对‘现象的最强烈的瞬间’的定型既不是对物理事物的摹仿也不是强烈感情的流溢。它是对实在的再解释,不过不是靠概念而是靠直观,不是以思想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8]苏珊·朗格认为,文学并不是词语的连缀,“一串连缀起来的词语并不比餐桌上的一摞盘碟更有资格充当创造物”,“诗人用语言创造了一种幻象,一种纯粹的幻象,它是非推论性符号的形式”。“在现实生活中事件的外观是支离破碎的,是转瞬即逝的,而又常常是扑朔迷离的……诗人务求创造‘经验’的外观,感受和记忆的事件的外貌,并把它们组织起来,于是它们形成了一种纯粹而完全的经验的现实,一个虚幻生活的片断”。[9]从物质的角度看,文学是以语言或者说文字的形式存在着的。然而,一串词语的连缀并不说明什么,只有当它们通过一定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了某种形象的时候,才能成为文学作品。如李白的《静夜思》,20个字可以有无数种组合方式,但只有以李白所用的形式组织起来,才有可能构成形象,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可见文学作品的物质存在形式不能成为文学作品真正的存在形式,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只能是形象。它所表现的内容,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是以具体的感性形式即形象表现出来。

自然,文学也要表现思想,但这些思想也必须隐含在形象之中。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表达了十分深邃的思想,但这思想是隐藏在形象之中的,我们无法直接把握,我们看到的只是形象,要把握这些思想就得对形象进行分析。即使是一些目的在直接表达某种思想的作品,它也必须把这种思想用形象表达出来。如默里克的《猎人之歌》:

小鸟在白雪中的足迹多么纤巧,

当它在高山顶上闲游浪荡;

我的爱人可爱的小手更为纤巧,

当它写一封书信寄往他乡。

短诗表达的意思十分明显,赞美爱人的小手和心灵的美丽。但作者却采用了循环往复的咏唱,巧妙的比喻,使这种赞美之情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表达出来。

论证了文学的外在表现形态和内在存在形式都是形象,它正是凭借形象,与人类其他精神活动区分开来,我们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文学的形象本质。

四

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形象,有可能遇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驳:一是认为形象没有普遍性,有些作品没有形象;一是认为形象没有特殊性,有些非文学作品也有形象。既然如此,把形象看作文学的本质便缺乏说服力。我们必须回答这两个问题。

认为形象没有普遍性,这是反对形象本质论者常常提及的一个理由。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都持这种观点。什克洛夫斯基写道:“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努力,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院士终于不得不把抒情诗、建筑和音乐划为无形象艺术的特殊种类……如此看来,有些具有广阔领域的艺术,并不是一种思维方式;然而属于这一领域的艺术之一的抒情诗(就这词的狭义而言)却又与‘形象’艺术完全相像,它们都要运用语言,尤为重要的是形象艺术向无形象艺术的转变完全是不知不觉的,而我们对它们的感受也颇相类似。”[4]什克洛夫斯基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其理论基点之一便是把形象特别是文学形象理解为视觉形象。[10]然而,形象并不局限于视觉方面,它诉诸人的整个感官与心灵。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作品的内容通过一个个的文字,经过我们的想象,呈现为活生生的生活,这些生活有些我们可能看不到它,然而我们能够感觉到它。正像现实生活中,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活动,但我们能够感受到一样。这些能感受到的生活自然也是生活,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形象。它们与那些用概念、判断、推理表现出来的抽象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与那部分可以诉诸视觉的生活有着本质的共同之处。它们都保持着生活的全部的感性形态,因此它们都是形象。

明白了这一点,再回过头来讨论形象没有普遍性的看法,问题便明朗了。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形象没有普遍性,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形象不能包括所有的艺术种类,有些种类的艺术没有形象;其二,形象与非形象之间的界限不分明,难以区分。他特别举出抒情诗作为例证。但是,既然形象不限于视觉方面,他的这一例证也就缺乏力量。抒情诗抒发感情,大致有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把情感显现出来。即中国古人所谓的情景交融,或者按照艾略特所说,寻找“客观对应物”的方法。另一种是直接把情感描绘出来。前一种类型的抒情诗里无疑是有形象的,即使按照反形象本质论者的观点也是如此。后一种类型的抒情诗里是否也有形象?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它虽然没有描写客观事物的感性形态,却描写了主观情感的感性形态。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中的确没有描写什么客观事物,然而它描写了一种独特的感受。诗人从“天地之悠悠”中感悟到了什么?他“怆然”什么?为何“涕下”?也许他知道,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感觉。总之,诗中没有表达出来。诗中描写的,只是诗人独登高台,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涕泪交流的那种具体现象。至于这种现象包含了什么思想,有什么哲理,则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诗的形象性就体现在这里。

既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形象,那么,文学作品中也就不存在形象与非形象的界限,无需我们去区分。什克洛夫斯基关于形象没有普遍性的第二个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说,认为形象无普遍性的着眼点是文学内部的关系的话,那么,认为形象无特殊性的着眼点则是文学的外部关系。有的评论家认为,不光文学作品中有形象,许多非文学作品如宗教书籍、演讲,政治、哲学著作中都有形象,甚至动物、植物等自然界的客观事物也有形象。因此,形象只是文学作品的外部特征之一,而不是文学的本质。

与人类语言的其他一些重要的术语一样,形象也是一个负载过多的术语。各种各样的意思不断地堆积到它的身上,其本身的意义反而模糊了。因此,要讨论形象有无特殊性,首先应该把一些不应该由其担当的意义从它身上卸去。我们认为,形象的本质是生活,是通过人们的创造所表现出来的保持着全部感性形态的生活。艺术家的想象“用图画般的感性表象去了解和创造观念和形象,显示出人类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旨趣”。[6]形象只涉及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不涉及客观事物的内在实质。据此,我们首先可以把形象和物象区别开来。所谓物象,指的是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由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物象总是与具有这物象的事物的内在实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老虎的物象,它由老虎的空间形状,颜色、毛皮等组成,但在这物象里面,是强健的筋骨、发达的肌肉、肉食动物的消化系统等,而画中的老虎则只取了现实中的老虎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其内在的实质无关。其次,我们还应把形象与语言的形象性区别开来。所谓语言的形象性,指的是运用比喻、拟人、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使语言的表达变得具体、鲜明、生动。它与形象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形象也要求具体、鲜明、生动。但两者仍有着本质的区别。形象的本质是感性的生活,语言的形象性涉及的则是语言的表达方式。在一些非文学作品中,作者为了使文章变得鲜明、生动,具有感染力,常常运用一些形象的表达方式。但这还不能说是形象,只能说是形象的语言,或语言的形象性。因此,非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远比人们所认为的要少。

应该承认,非文学作品中也有形象,而且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首先,非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一般都是单独存在的,散见于其他的文字之中,而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则是一种系列的组合,是作品的主体。其次,在文学作品中,形象占据着中心位置,它既是作品的主体,又是作品的目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为塑造形象服务的。文学作品中,即使有议论,这议论也要服从塑造形象的需要,本身并不能成为作品的目的。

由此可见,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虽然有些一致的地方,但在作用与地位等方面,却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把它们区别开来。因此,说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无特殊性,也是不正确的。

参考文献:

[1]赵炎秋论文学形象的形成过程[J]中国文学研究,1999,(4):1-9

[2]赵炎秋论西方语言论文论的局限[A]新批评文丛第二辑[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16-30

[3]赵炎秋不结果的无花树———论西方语言论文论对文学语言特性的探寻[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5):50-55

[4]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C]北京:三联书店,1989

[5]罗兰·巴尔特批评文集[M]巴黎:色伊,1964

[6]黑格尔美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赵炎秋论文学形象的语言构成[J]文学评论,1996,(4):62-70

[8]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第14篇

关键词：《简・爱》 接受 多视角

自《简・爱》出版至今的一个半世纪中，已被翻译成世界上20多种语言[1]，单在英国就有20多个版本。其遍布世界范围的文化播散在为其注入新生活力的同时促成了异质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更滋养了它经久不衰的智性生命。

从《简・爱》出版之初所引起的轰动性效应，到“作家三姐妹”公开亮相后人们争相撰写和阅读勃朗台家族人物传记的所谓“勃朗特热”，到夏洛蒂情书被发现时的震动，而使人们对《简・爱》产生的更浓的反谈性兴趣以及到后来原型批评、女权主义文评对《简・爱》的再认识――甚至是令人惊奇的再创造……《简・爱》及其作者带给人们的冲击不断，时至今日，对《简・爱》这部经典之作的批评谱系已经发展成熟，而且研究热情不减。本文就针对《简・爱》的文学接受的多样性进行分析、整理，以期探寻《简・爱》研究的新视角。

一.译介视角

作为一部外国文学的经典之作，笔者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译介问题。

中国对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的译介始于20世纪20年代。1937年的《译文》杂志曾刊登茅盾的文章《真亚耳（Jeneeyre）》的两个译本。该文比较了伍光建和李霁野的《简・爱》汉译本，评价了两个译本的优劣。20世纪50至70年代末，国内出版发行的《简・爱》译本主要是李霁野的译本。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出版了60多个版本（《简・爱》译本），其中有全译本或缩写本，也有儿童版译本。为了配合读者的英文学习，还出版了多种全本和缩写本的中英文对照版本，甚至还有以连环画形式出版的《简・爱》”[2]。21世纪初的十年间，超过50多个版本的《简・爱》译本在我国问世。此外，各种缩写本口袋书、中英文对照读本、连环画也层出不穷。

20世纪80年代，在夏洛蒂・勃朗特作品研究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是1983年出版的《勃朗特姐妹研究》一书，该书作者杨静远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最全面译介勃朗特姐妹作品的学者。除《勃朗特姐妹研究》之外，她还翻译了《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勃朗特一家的故事》以及《勃朗特两姐妹全集（10卷）》，并在《读书》杂志1983年第6期发表文章《一百多年来的勃朗特姐妹研究》。这些研究著作、论文和译著的出版为日后国内夏洛蒂研究以及勃朗特姐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对《简・爱》的研究转变了，但是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又掀起了一股从译介视角研究《简・爱》的热潮，如：茅盾《的两个译本》（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中国翻译，2003）等，都是从译介视角对《简・爱》进行的研究。

二.传统接受视角

近30年来，国内各类刊物上相继刊出《简・爱》研究论文400余篇（可能更多）。早期的30余篇研究论文（1983―1999）多聚焦简・爱的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3]，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剖析简・爱的人物性格。大多是从《简・爱》的文本叙述策略、形式技巧和创作风格、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这些因素来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大多是在赞扬简・爱的自尊、自立、前卫的爱情观等人性光辉，后来虽然也有出现一些关于简・爱双重性格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这也是文学理论研究发展的正常规律，总而言之，在传统接受视角中，对《简・爱》的研究无疑是褒大于贬的。

三.批评接受视角

时至今日，对《简・爱》这部经典之作的批评谱系已经发展成熟，而且研究热情不减。《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1期刊登的韩敏中的论文《女权主义文评：〈疯女人〉与〈简・爱〉》介绍了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女性主义文论专著《阁楼上的疯女人》，该文标志着国内《简・爱》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的引入。

2000年至今的300余篇研究论文多从女性主义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心理批评等视角，在不同程度上都对《简・爱》这部不朽经典作出了相应的批评，如：王文惠《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的重新读解》（外国文学研究， 2008 01）；兰守亭《中的疯女人―另类的复仇者形象》（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7 02）；季然《浅谈的女性主义特征》（大学英语，2008 05）；马瑞巧《论简爱的心理陈碍及其外化形象》（中国语文，2007 07）都是从《简・爱》中所体现出的新女性形象特征，及其对父权制文化秩序的反叛，笔者认为可以说是承袭传统接受视角却利用新的理论进行再研究的成功范例。

四.多元化研究趋势

经笔者粗略统计，近10年来，国内的《简・爱》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这一现象想必与理论的进步和文本的丰富寓意是分不开的。

1.后殖民视角

近10年来，有许多研究先从后殖民视角切入，以期从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人物形象入手，以此阐明的殖民主义主题及其对小说叙事、人物关系、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影响，揭示殖民主义文化对人造成的精神创伤、人格扭曲与分裂等异化影响[4]。

如：贾文胜《与的殖民主义主题初探》（中国语文，2006）；罗世平《凝视：后殖民主义文学折射》（国外文学，2006 04）等都是从后殖民这个新的视角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新的研究结果的成功范例，也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2.《简・爱》与宗教关系的视角

《简爱》成功塑造了英国文学史中一个经典女性形象， 其独立自尊的生活态度及争取平等的爱情观念备受赞誉， 而其矛盾复杂的宗教观念饱受争议。很多研究尝试从作者生活背景的宗教溯源、作品典型人物的宗教色彩及女主人公的自我救赎等角度探讨简爱的宗教皈依之路[5]。

如：刘秀梅《探求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论简爱的宗教皈依之路》（大学英语，2007 04）；杨小洪《：圣经与前圣经场景的双重投影》（外国语 2003 03）；王一平《对的恪守与反叛》（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 05）等都是从《简・爱》与宗教关系的这个新视角来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新的研究结果的成功范例，也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3.《简・爱》中火、鸽子、月亮及冰等意象的研究视角

笔者发现近年来，有不少别出心裁的研究，如：范彩霞《从的“火”意象看夏洛特・勃朗特的生态女性意识》（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 03）；龙丽伟、魏现江《小说中梦境的审美分析》（铜仁学院学报，2007 04）等，都是标新立异的研究结果，以期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分析出《简・爱》艺术效果和艺术张力[6]，探究其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原因。

这些研究别出心裁，研究视角独特，但是研究结果也同样吸引眼球，值得作为新的研究方向展开。

4.比较文学文本研究视角

《简・爱》研究论文的另一大板块是《简・爱》与其他文本的比较研究，其中以《简・爱》与《藻海无边》的比较研究和《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比较研究居多。其他涉及到的比较文本有《苔丝》、《蝴蝶梦》、《红字》、《傲慢与偏见》、《飘》、《名利场》、《金色王国》、《法国中尉的女人》、《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以及跨文化比较文本如《红楼梦》、《庭院深深》、《伤逝》等。总体说来，这些研究的内容和切入点大多比较单一。在《简・爱》的经典重写研究方面，视点过分集中在《藻海无边》和《蝴蝶梦》两个文本，对《简・爱》的其他重写或改写文本则无人问津[7]。

笔者认为虽然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但是却总是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研究视角，很值得深入探讨，也很有研究价值。

5.其他视角

此外，夏洛蒂・勃朗特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风格、勃朗特的宗教观、小说中出现的神话传说以及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刻画也得到了研究者相应的重视。在上述几方面较具代表性的论文和专著有：理查德・邓恩的论文《自然的心：简・爱的浪漫主义》，芭芭拉・哈迪的专著《恰当的形式：关于小说的论述》，菲利斯・C.・拉尔夫的专著《维多利亚改写：童话，青春和女性成长小说》；F.A.C.威尔逊和盖尔・B.・格里芬的论文《淡黄色花环：勃朗特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和《爱德华・罗切斯特的人性化》，简・米勒的专著《书写男人的女人们》。

在卷帙浩繁的《简・爱》研究中，不乏探究该作品文学源流的力作。这些著作或论文揭示出《简・爱》对圣经文学以及英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皮尼翁在《勃朗特指南》中列举了勃朗特作品对《圣经》和其他文学作品的引用。米尔盖特在论文《简・爱的心路历程》，巴里・考尔斯在专著《维多利亚小说中世俗的朝圣者：小说作为生活教科书》中分别探讨了班扬的《天路历程》对夏洛蒂・勃朗特的影响。

近20年来，国外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简・爱》的跨文类、跨文化与跨媒介重写现象，将这部小说置于世界文学的巨大网络，探究《简・爱》在异域文化语境下的播散。由英国霍尔大学19世纪英国小说研究专家帕特兹・斯通曼撰写的《勃朗特改编：〈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文化播散》（1996）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辅以翔实的资料与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结合各个时代的历史及社会背景，作者斯通曼梳理了《简・爱》与《呼啸山庄》自出版至20世纪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跨文化、跨文类、跨媒介重写，上述两部小说的批评接受与读者接受，并在该书的附录中详细列出自两部小说出版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各种跨文化、跨文类、跨媒介重写的目录，为《简・爱》重写现象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分析重写作品的阅读过程与写作过程，斯通曼教授试图探寻生成性文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改编，以及这些改编与其所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8]。

笔者甚至还找到了一些更加出其不意的研究视角，如：龚晨枫《法律与文学视角下的》等，更是从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视角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且得出了较为成熟的研究结果，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这也恰恰说明了文学接受存在多种可能，有待我们去开拓。

五.结语

寓意丰富又无确定指向的文学文本，具有产生多种社会功能的可能，与此同时，文学的特点――语言艺术的丰富性、形象话语的开放性和文本蕴意的多义性使其具有发挥多种社会功能的可能，而且读者的接受心理和接受方式，决定着文学功能实现的方向和程度，这也就是说文学文本意义的实现与接受有关。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简・爱》这部不朽的经典之作来说，还是存在着多种阐释和接受可能的。时至今日，《简・爱》的各种小说及诗歌重写，由小说《简・爱》改编而成的各种舞台剧、音乐剧、电视剧、电影和广播剧，以《简・爱》故事为蓝本的插画及绘画，《简・爱》的批评论著依然层出不穷，正应了100多年前作者夏洛蒂在《简・爱》中的预言。《勃朗特改编》的作者斯通曼曾用“续写症候群”（the sequels syndrome）一词描述过去30年间不断涌现出的《简・爱》跨文类、跨文化、跨媒介重写，这或许为国内学界日后研究《简・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9]，也让我们更加期待能够继续有一些“出其不意”的研究视角来充实和丰富对《简・爱》这部传世经典的研究和再创造。

参考文献：

[1]Stoneman，Patsy.Bronte Transforamtions：The CulturalDisseminations of Jane Eyre and Wuthering Heights [M].London：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1996：220.

[2]冯茜.英国的石楠花在中国―――勃朗特姐妹作品在中国的流布及影响[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4.

[3][7][8][9]陈李萍.近三十年来《简・爱》的批评接受、读者接受及译介综述[Z].名作欣赏，2011.

[4]贾文胜.《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殖民主义主题初探[A].中国语文，2006.

[5]刘秀梅.探求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论简爱的宗教皈依之路[A].大学英语，2007（04）.

[6]龙丽伟、魏现江.小说《简爱》中梦境的审美分析.[A].铜仁学院学报，2007（04）.

第15篇

关键词：古代文论 教学改革 情怀培养

一

在目前的高校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必学一门“中国古代文论”课程。由于教育语境使然，该课程的授课状况并不十分理想。由于大量的文言理论，学生在接受的过程中相对表现滞后，而非积极主动的来学习。而对从事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门颇为重要的课程。然而，学生表现的疲惫感又会影响教师的授课热情，恶性循环的出现最终会导致课程的实效性流失。而综合来说，该课程在教学中的主要困境有：

一.时间跨度较远，学生认同感低。

古代文论从先秦讲起，以道家文论思想为例，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得意忘言”。这些看似简单的四字组合，实则蕴含诸多的丰富思想，直到今天，学界还有不同的声音，还在争论。所以，选取权威的版本，用学界较为认同的观点去解说。可是，对于学生来说，这些都是玄而又玄的概念，而且对九零后来说，由于跨度太大，其接受力和理解力使得认同感较低。其次，学生自身在校园之内，只是凭借教师在课堂之上的口头表达是很难真切体会这些抽象概念。而且，许多理论都需要学生本人自身发散思维来感知和品位，如“人淡如菊”。

二.文言繁杂，理解吃力。

很多学生对文言的学习只是建立在高中的基础之上，由于大量缺少对文本本身的阅读，所以在理解上会很难达到文本的要义。以《文心雕龙》为例，佶屈聱牙，颇为难读，而且还有很多生字，同时又是对之前文本和作家的综合，所以这就给学生阅读提供了更多更大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则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兴趣。虽然教师一再强调《文心雕龙》在文论史上的地位，可是对学生来说却是非常痛苦。再加之，教师总是从理论高度出发，一味引用学界之观点，而未能从现实的角度去做解析，学生则越发感知理论的抽象而懈怠学习的热情。

综合来说，学生的接受反映了课堂教学的质量。面对费力而实效甚微的局面，正所谓“不破不立”，需要认真思考，总结经验。只有做到声情并茂，深入浅出，才能更好地实现文论的价值，践行教学理想。

二

为了与时俱进，使古代文论在时代的高校语境中焕发新的光芒，这就需要从实际出发，从学生的接受度出发，从学科发展的生机出发，真正实现教学改革，使古代文论这一学科发挥它的作用，发散它的光芒。

首先，语感的培养。众所周知，英语的学习需要语感，那么文论的学习更需要语感。学生对文言文本来就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因此培养语感就特别重要。如何引领学生进入良性的阅读状态，则是对教师提出的新的命题。一方面，教师在课堂上要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在对文本吟诵的过程中，教师要能通过声情并茂的表现来感染学生，让学生沉浸其中并且享受吟诵带来的愉悦。著名词学学者唐圭璋先生当年任教于南京师大时，曾吹横笛于教室，学生醉心于笛声，深受感染。当然此种情况，并非每位文论教师都能做到，只是从教学思路上提供一种参考。另一方面，对于经典文本则严格要求学生必须背诵，虽然会有一时的不快，但通过背诵就能使得学生自身在阅读中逐渐养成自身的语感，从而不再畏惧或是反感，而是在背诵中感知文本本身的意蕴并积极主动汲取养分。

其次，情怀的培养。中国文论中的诸多作品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比如司马迁在《任少卿书》中提出的“发愤著书”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说；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穷而后工”说。这些作品虽然时代不同，作者不同，但都洋溢着出世的精神风貌，对学生心灵的濡染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文论不但是枯燥的文言文，更主要的是在简洁笔墨背后的强大心灵，对开拓学生精神视野、洗礼内心世界、人格情怀培养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文学即人学，只有着眼于情怀的培养，才能更好滋养学生的内心，才能更好地焕发出文论的时代光芒。换言之，古人所著文论，虽以文章名世，但更关注世道人心。

同时，通过作家背景的学习更好地去感知作者的内心。作家们大多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壮怀理想积极面对人生。他们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从孔子的“兴观群怨”到白居易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从刘勰的“风骨”到陈子昂的“骨气端翔”；从杜甫的“为民请命”到黄庭坚的“忿世疾邪”。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他们的内心，而且在现实面前他们践行了他们的理想，这一突出代表当属韩愈。面对皇帝的迎佛骨举动，韩愈毫不犹豫积极进谏，即便“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依旧不改初衷，坚守内心，这种品格在学习过程中必然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传承文化重在情怀。

最后，不必一味的去灌输枯燥的文论思想，而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濡染性情。唯有从心灵深处出发，才能最终抵达心灵深处。对于教师而言，这不再是一门普通的基础课，而是通过授课达到一场与学生的心灵对话。对于学生而言，这也不再是一门枯燥的文言文课程，而是一部文人心灵史，在学习过程中感知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和一颗颗强大的心灵。总之，中国古代文论课程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才能开拓彼此的内心世界，才能更好焕发出古老文化的魅力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孙秋克.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八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2]罗宗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