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道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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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摘要：工业化是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实现现代化过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纵观全世界各国经济，尤其是大国的经济史，毫无例外的都是通过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起飞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例外，从建国伊始到改革开放，再到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其经济增长轴心一直是工业化。但在不同体制下，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可以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在新型工业化的大环境下，贵州省推行新型工业化有自己的优势，但是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难题。

论文关键词：新型；工业化；贵州；意义；问题

一、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现状

自十六大以来，我国各省市都在推行新型工业化，很多的学者和专家都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湖南四川云南等各省市都在实践中寻找符合本省的发展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学者李毅中（2008）认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党和国家在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肩负着实施这一战略决策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严格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要求，努力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途径。学者李泊溪（2003）认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特色，要善于利用当代的信息，实现跨越式的国家发展战略，完成工业化。

根据十六大报告的精神，我国要实现工业化的新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所追求的工业化，不是只讲工业增加值，而是要做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并实现这几方面的兼顾和统一。这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标志和落脚点。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未完成，但工业化必须建立在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要把信息产业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将高新技术渗透到各个产业中去，这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技术手段和重要标志。要从我国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简单劳动力大量富余、虚拟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且风险较大的国情出发，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特点和必须注意的问题。新的要求和新的技术基础，要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依靠教育培育人才，使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这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可靠根基和支撑力。

二、贵州省新型工业化发展现状

在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很多省份已经将地方产业集群战略作为其区域或产业组织政策的重要内容。我国国内很多学者都已经研究探讨了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和战略意义及我国发展新型工业化的可行方式，并对实施新型工业化提供很大的参考价值和比照价值。在2007年4月召开的贵州省第十次党代会上，省委提出了实施“环境立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要求在考虑经济发展的同时，谋求环境生态效益的协调。如何在享受产业集群带来的产业经济效率的同时，又能实现较高的环境生态效益就成为了关键。而循环产业集群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本课题将探讨通过发展循环产业集群模式以突破贵州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障碍。作为后进与后发优势省份，重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建设制造业体系与重化工业基础是贵州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同时也是对能源等战略资源消费影响最大的时期。如何在能源等资源供应日益紧张，以及生态环境约束下实现重工业化、并向新兴工业化转型，是贵州省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 转贴于

在全国新型工业化高速发展的形势下，贵州要迎头赶上，必须超常规地实现跨越式发展。要补初期工业化的课，循序渐进地发展基础产业和某些一般加工工业，特别是贵州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同时，要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发展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贵州目前发展新型工业化应该加快建设国家重要资源及优质轻工产品基地，加快建设国家重要装备制造业基地，以促进工业集群式布局，有序发展产业园区。贵州省环境脆弱，可耕地资源稀缺，山区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土地贫瘠，生存条件差，长期实践反复证明，靠发展农业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没有出路的。对于农业人口占全省70%的贵州来说，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内无法就地转移，农村扶贫和农民增收无法根本解决，必须依赖于发展壮大工业，聚集城市人口，提高城镇就业能力，扩大服务业整体规模和服务领域，通过工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三次产业加速发展，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互动发展。

三、贵州省发展新型工业化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本世纪初，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进程取得了很大程度的进展，但是西部地区的进展明显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贵州的发展水平就更为低下。目前贵州的工业化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贵州要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必须推进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发展。

（二）在新型工业化背景下，贵州目前的发展现状及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突破目前新型工业化的障碍，使贵州在不以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前提下，顺利推进乃至实现贵州的新型工业化。

（三）我国发展新型工业化应该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贵州省的工业科技含量不高，且贵州省信息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且没有使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是贵州省发展新型工业化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四）贵州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将我国推行新型工业化的政策体制落实，并按照贵州省现有的经济状况和工业发展状况，更快更好的发展我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要求，使贵州省的工业走上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第2篇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链升级

中图分类号：F12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3-0202-03

引言

21世纪初中国作出了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重大决策，为了到2020年能基本实现工业化，中国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1]。党的十七大将工业化进程与科学发展观相融合，提高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到与人、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和谐。但是，如何才能保证中国能走上“新”的道路一直是各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尤其在资源有限、环境已遭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三次产业可持续发展是个棘手、刻不容缓的问题。本文主要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浅析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前进方向，并提出具体的实施建议。

一、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产业结构

新型工业化进程也是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时期，在这条路上“新”在哪里，应该转向哪里，新的产业结构应该是怎样的，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笔者在这里就其中关于产业结构的争议较大的问题进行浅析，并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关于产业结构的争论

1.“新”路上是否抛弃传统产业。许多经济学家将工业分为传统和新型之分，但在这个问题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却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什么是新工业、什么是传统产业，即判断“新”、“旧”的标准是什么。一般认为，“传统工业化是指以第一、第二次技术革命的诞生与完成为标志，以蒸汽技术与电气技术等主导技术为武装，以电能与磁能等能源为支撑的机器化大生产”。新型工业则主要是对应于第三次技术革命后发展起来的航天、生物、信息业等高新技术行业。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高新技术不断渗入各个领域，产业融合不断发生，很难将“新”与“旧”明确区分开[2]。这样，我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如何对待所谓的“传统产业”？以汽车产业为例，从产品属性、产业存在时间上讲，这是传统产业。但是现代的汽车生产中又引入很多新技术，仅仅是汽车的车门就不知道用来多少电脑程序和芯片。从生产方式上看，汽车产业又算是“新”产业。也许我们应该借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经验[3]。美国政府无情地看着通用公司等汽车业巨头破产，底特律从繁华的汽车城变为一片废墟，貌似放弃了汽车这一夕阳产业。但是，美国政府仍然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开发，甚至将其归入大力发展的“朝阳产业”。一味强行地按某一定义进行划分，只会墨守成规、形成误导，影响工业化进程。

2.是否必须经历重工业快速发展、比重提高的阶段。这个问题一直是学界大有争议的，以厉以宁和吴敬琏为代表主要分为两派。厉以宁等人通过分析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指出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重工业增长加快是国际范围的规律性的现象。这些观点把实现重工业化看做“各国工业化的必经阶段”、“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必经之门”、“不可逾越的鸿沟”。如20世纪初的美国、20世纪中后期的日本、韩国等就是如此，甚至香港、新加坡等小的经济体也靠进口完成通过重工业比重大幅提高来带动经济增长的过程[4]。同时，这也符合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和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分别于1931年和1949年发表的研究结果[5]。所以他们认为“重工业化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中国工业化已经以重工业化发展为主要特点的历史新阶段”[6]。

吴敬琏一派则指出“必经之路”派的论证是不严密的。首先，“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一个重工业化阶段”，不是现展经济学的公认定理。其次，用短时间的数据，即中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51.8%上升为2003年上半年的57.5%的短期飙升，①并不能证明这是一个长期趋势。同时，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也不能证明重工业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他们指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发展状况不同，我们工业化时间较短、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进入信息化的潮流，发达国家的经验不适合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霍夫曼经验定理”等传统理论也已经过时，不可以作为理论依据。也有人从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分类上讨论，传统的农、轻、重产业理论已经无法准确反映今日的产业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废弃。所以，轻重工业的划分尚不完全清晰。从而证明了，即使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由此推出重工业化优先增长的原理[7]。吴敬琏等人提出，以资源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道路是与中国资源禀赋状况、环境承载状况相冲突的[8]。

3.新型工业化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具体指什么：产业间还是产业链。在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中，巴格齐这样描述工业化，工业化主要体现在：“现在，一般来说，国民收入中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中就业的劳动人口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同时，整个人均收入也增加了。”[9]印度巴门拜的观点与之类似。他认为“工业化是脱离农业的转变，即农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份额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份额上升。”以上两种观点在“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之后的中国，甚至是现在都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10]。以致在讲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时，很多人也将范畴过分局限于实现农业向工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或仅仅关注如何更好地发展工业体系来促进经济发展。总体说来，这些观点将工业化的阐述偏重于产业间的结构变化。其潜在的逻辑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就是产业间结构调整的过程。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加入WTO、不断增加的贸易同盟等的大力推动，中国很多年在较大程度上靠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其中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为主，大搞OEM。“两头在外”导致利润大部分在国外，中国只能获得蝇头小利，但是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受到很大打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很多经济学家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走出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转换到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核心技术、非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产业上来。总之，就是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积极发展研发、品牌、供应链等高技术、高附加值环节。

（二）新型工业化道路中产业结构的选择

1.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其实，近些年由于信息产业快速发展、产业融合的不断加速，许多专家学者已经将视角放得更加宽泛，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诠释也更加抽象化、概括化，总体说来就是整个三次产业的结构调整、协调发展。不仅仅是农业向工业，工业向第三产业，或者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当然就不会是必须走上重工业化的道路。

2.新型工业化道路中产业调整的标准。至于标准问题，在笔者看来与之前国家提过的“三个凡是”的标准极为相似。在产业相互渗透、交叉严重的现状下，不可能提出任何硬性标准。在追求经济效益高的基础上，“新”的三大条基本标准就是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凡是符合这些标准的就应大力发展、不符合的就应改变，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还是传统工业行业、无论是产业间结构调整还是产业内产业链升级。

总之，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得如何、走向何处，应当在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全面客观地加以检验和评价，而所有检验标准归根结底只有一点：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实现。

3.片面理解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危害。如果将新型工业化道路片面地理解为只发展工业或其中某一部分，此外对工业化机制和工业化政策底的片面理解，都将会造成不良影响。曾经有人将其可能后果归纳为六个方面：（1）在城乡关系上，重视现有城市发展，轻视农业发展，会造成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使二元经济结构强化；（2）在产业资源配置上，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大力发展工业，割裂了产业之间的有机联系，破坏了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3）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偏重发展大企业，会影响市场结构的合理性，影响市场结构的发育，不利于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4）重视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轻视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丧失，导致失业加剧；（5）重视物质产品生产，轻视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经济发展、国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基础不够坚实；（6）经济运行过程中，过分依赖“看得见的手”，轻视“看不见的手”，资源配置效率低下[11]。

二、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结构调整的途径

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实情，中国要实现新型工业化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就必须将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型经济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走出一条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工业化道路。

1.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降低过高的交易成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服务业的迅猛发展是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源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也已经说明，在从早期经济增长向现代化经济增长转变的19世纪，商业、金融、法律等基本服务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对于降低制造业和农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整体效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中国服务业发展速度高于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但低于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经济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明显偏低。2005年，中国的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40.3%[12]，该比重已经连续三年下降（2003年为41.5%，2004年为40.7%），与世界平均水平（50%以上）和发达国家水平（平均为66%，其中美国为73%，日本为67%，德国为68%）[13]的差距十分明显。

与国际上以生产业占主体的特点不同，由于中国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处于低水平，消费性、传统服务业（商贸、餐饮、仓储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生产型服务业（金融、电信、保险、信息服务、物流等）发展滞后，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也已经是我们不得不走的道路[14]。

2.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效率[15]。较之先行工业化国家，中国工业化有一个较为优越的条件，这就是能够利用20世纪5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改善增长质量，提高经济效率。由于信息产业创新活跃，发展迅猛，能降低各行各业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这可以说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法中“新”字的重要含义之一[16]。

中国信息技术产业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迅猛，其产值很快从1993年的913.4亿增长到2001年的6 920.9亿元，是1997年之后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信息产业结构存在严重问题，硬件制造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远远超过软件产业。

继续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加快ICT在中国各个部门的渗透，降低信息成本，将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3.城市化与工业化――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向城镇工商业。对于工业化尚未完成的中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工商业转移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另一重要途径。这可以大大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2001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已由1952年的1.8243亿增长到4.90855亿人，农村劳动力占整个社会劳动力的67.2%，而且还以每年1 000万人左右的速度在增长[17]。根据富余劳动力定义，传统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所以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相当于多创造出了产值、转移到相对高效部门、提高了国民经济效率。这也有利于中国城市化进程[18]。

4.重视技术创新，发展核心技术，促进制造业产业链升级。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是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改进的一个源泉。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是正如前面所说，中国企业在产品价值链中主要从事附加价值和利润率都很低的装配制造作业。从整体上看，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研发经费投入低，创新的组织机制不完善，尚未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2.6%，约为发达国家的1/3；而美国为8.3%（2000），德国7.4%（2000），日本8.6%（1998）。加大研发力度已经是刻不容缓的，这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源泉[15]。

但是如何实现产业链向高端延伸、产业技术含量提高，是否所有企业都应向高端发展？向产业链高端延伸，是企业和产业成长的“自然过程”，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时间、大批新型企业的成长时间都不长，在这不长的时间内，就出现大批在高端领域具备竞争力的世界级大型企业，反而是不正常的。我们一方面要有紧迫感，加快技术创新和进步；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拔苗助长”，是一些企业不仅失去原有优势，新的优势又没形成，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新型工业化更多是一个市场问题，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建立一个有效支持这种转变的制度机制是极为重要的。这必然要求我们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关键的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有限和有效的政府。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建立有限且有效的政府。完善立法、财政、监管体系，为市场经济的正常顺利运行提供服务和帮助。

只有市场和政府系统作用，才能“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彻底实现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参考文献: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1.

[2]徐险峰.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11.

[3]刘世锦.正确理解“新型工业化”[J].中国工业经济，2005，(11):5.

[4]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修订版[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16.

[5]重工业化之争[N].中华工商时报，2005-02-04.

[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中国工业化进入新阶段[N].经济日报，2003-12-01.

[7]李永华.产业高度化不应是由轻向重的过渡[N].南方日报，2003-09-11.

[8]吴敬琏，江平.洪范评论：第2卷第2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9]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K].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861.

[10]张贡生，等.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的现实问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6).

[11]安果.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中国特色[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4:14-16.

[12]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Z].

[13]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5)[Z].

[14]来有为.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滞后对中国制造业和城市化进程的制约[G]//传统与现代之间――增长模式转型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42.

[15]陈佳贵，等.以信息化推进中国的工业现代化[G]//中国工业化与工业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国现实经济热点问题系列).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170-197.

[16]姜爱林.21世纪初信息化推定工业化的战略思考[J].经济问题，2001，(8).

第3篇

一、FDI理论与工业化理论

所谓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指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

新型工业化道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道路有四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而不是孤立、片面地实现工业化；二是在完成工业化任务的过程中推进信息化，而不是把信息化的任务推向未来；三是把实现工业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而不是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四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尽力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而不是造成大量劳动者失业。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基于我国现阶段国情所提出的，他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更加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

对外直接投资是二战以后提出来的，美国经济学家S.H.海默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提出了垄断优势论，也为国际直接投资奠定了发展的基石。邓宁后来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继承了先前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吸收了巴克莱和卡森等人的内部化理论，又引入了区位理论；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又是对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延伸，他认为一国的净国际直接投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钱纳里是以人均GDP为标准来划分工业化阶段，将此标准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相结合，可以发现，在工业化的各个时期，国际直接投资形式是不同的。（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情况与工业化的发展水平是紧密相连的，根据工业化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分析出不同程度下的国家或者地区之间所具有的优势，从而影响FDI的规模大小，以及决定是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引进国外直接投资。

而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就是在走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同时，妥善处理好可持续发展、信息化发展、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源发展相互之间的关系。从长期来看，可持续发展、信息化发展、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源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外商的直接投资也会为我国的企业带来新的管理方式、新的技术和科技，具有优化产业，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效应，他们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二、辽宁工业化发展及利用FDI现状

辽宁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的主要重工业基地，它对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都有着重要的贡献，我们在深入研究FDI对辽宁工业化的影响之前，首先判断一下辽宁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处的阶段，也为更好地发现FDI在工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更有效的依据。

（一）辽宁工业化进程判断及其与全国的比较。2004年辽宁人均GDP是1，968.24美元（2004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8.2765），从表1中我们也可以判断出，辽宁的工业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国际直接投资阶段3的1，500美元的底线，说明辽宁工业化发展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段，即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期，此时利用FDI主要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我们也可以根据一些数据，从而得出能够体现经济效益、资源与环境、工业信息化等反映新型工业化的评价指标。通过对2005年辽宁和全国部分相关指标的对比，大部分的指标都大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辽宁省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工业企业继续保持着快速增长，2006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4，167.57亿元。除此之外，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能源产品生产量都较前一年有很大的提高。通过辽宁工业产值与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比较，我们也很容易看出，在改革开放初期，辽宁国民生产总值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工业生产总值，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调整，辽宁国民生产总值保持着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但从趋势上看仍然与工业总产值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相关关系。（表2，图1）

（二）辽宁利用FDI现状分析。《辽宁省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指出，2006年年末辽宁的对外贸易国家（地区）217个，对外出口额位于前五名的是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其中，全年对日本出口68.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2%；对美国出口41.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0%；对韩国出口33.7亿美元，增长16.9%；对新加坡出口12.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8.6%；对香港出口10.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3%。我们从改革开放开始的辽宁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趋势来看，总体上处于一个上升趋势，尤其在近几年保持了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在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282，410万美元，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40，677万美元，2004年是2003年的1.91倍。（图2）

三、FDI在辽宁工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辽宁所走的工业化道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建成了以钢铁、机械、石化等产业为支柱的重工业基地，这种产业结构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辽宁的工业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结构似乎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一）工业化水平技术含量偏低，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辽宁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初期的重工业基地，普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过程按照工业化演进的一般规律，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必须经历由原材料工业为中心向高加工度化工业为中心转变，由传统产业为主向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转变的过程，很多辽宁传统的重工业企业仍然没有完全转型，很多低效率的重工业生产仍然在运作，整体产业结构升级较慢，在煤炭、钢铁等具有垄断优势的行业，并没有积极利用外资，改进技术升级。

（二）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日趋突出。辽宁作为工业化发展的大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日趋加剧，这对于更好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中，环境问题也是一直关注的焦点，由于过去的产业结构所决定的重污染企业比较多，虽然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但是环境污染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三）市场机制不完善，外商企业进入障碍多。首先，由于辽宁大型的重工业企业的性质仍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体制僵化，效率低下问题很显著，而且由于各种原因，国有企业并不能与外商企业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很多国外的技术和管理方式并不能被国有企业所运用。其次，目前外商投资虽然有很多优惠政策，但是政府的审批环节之多，低效率的审批手续还是挫伤了很多外商企业投资者的信心。

四、利用FDI促进新型工业化政策建议

我们倡导新型工业化，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针对辽宁的具体情况，利用FDI促进新型工业化的政策是很值得借鉴和参考的，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一）扩大FDI规模，改善政策环境。对于每一个省份或者地区，要加快工业化的进程，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而要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我们需要不断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外商投资者的信心。同时，还要不断改善政策环境，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外商投资，要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利用外资加快实现工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