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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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传统的养老保险基金成长为新型养老保险基金，是一个质的飞跃，其间要经过对多种金融制度投资功能和避险功能的优化整合。所涉及的金融制度包括：传统养老保险制度、银行储蓄或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商业保险、投资基金等。
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各种制度作分析和比较：
其一，产权属性。传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属于福利性养老保险制度，由国家统包，个人不具有产权。①储蓄存款、现存农村养老保险制度、②商业养老保险、投资基金属于个人资产，国家有可能在税收等政策上给予优惠。
其二，政策性质。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鼓励性个人储蓄款与现收现付制相结合的现行养老保险模式皆属于“社会政策”；但前者属于“收入社会政策”，后者包含“资产社会政策”因素。纯粹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投资基金从本质上来看不属于“社会政策”。这是因为，从国家允许市场进入养老保险行业的政策的许可性上来看，商业养老保险模式也成为解决养老这一社会问题的渠道之一，但它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如果没有企业愿意进入，这一模式将不会发挥养老作用。纯粹储蓄存款尽管不排除用以养老的可能，但其目的的发散性太强。
其三，个人投资性。产权状况决定了制度的“个人投资性”，所谓“个人投资性”是指个人拥有投资选择权或投资委托权。很显然，纯粹储蓄存款和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具有个人投资性；商业养老保险模式的目的是为养老储备购买力或消费力，但有的保险公司为了吸引客户也进行了储蓄分红等制度安排，因而该模式也可以有个人投资性；投资基金具有典型的投资性；传统的社会养老模式和现行农村养老模式中的现收现付制则不具有“个人投资性”。
其四，个人投资收益的稳固性和风险性。不具有个人投资性的也谈不上个人受益问题。个人纯粹储蓄、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的收益均依据市场利率，主要是银行利率。有的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则通过协议性存款安排锁定了收益。商业性养老保险模式可能有固定和浮动两种可能。投资基金可以投资于证券，也可以投资于产业，是一种组合投资，收益高、风险较银行储蓄大，但可以通过组合消解非系统风险。
其五，共济程度。以往对于共济性概念的理解存在模糊性，本文此处特别予以分析。共济可以细分为“市场化共济”、“强制性共济”和“政府转移支付性共济”三种类型。为了分析方便，在共济“专业化”条件下，文章将“市场化共济”等同于“自愿性共济”。③“市场化共济”通过大数法则消解“非系统性风险”，并与专业机构共同分担“系统化风险”。“强制性共济”由国家(或行政机构)强制要求辖区内的合格对象加入共济组织。一般来说，“强制性共济”在风险消除方面与“合作互助式共济”有共性，“系统性风险”不能转移，但却节省了风险转移“对价”。“政府转移支付型共济”是“强制性共济”的深化，当共济制度中存在“政府兜底机制”安排时，“强制性共济”就演化为“政府转移性共济”。显而易见，个人纯粹存款和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不具有共济性；④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只具有“市场型共济性”；传统养老保险制度和现存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现收现付制安排具有“强制型共济性”或“政府转移支付型共济性”。
其六，功能分析。只要能解决社会养老问题，国家应当都是支持的；但如果个人或市场不能有效加以解决，国家将亲自成立相关组织。纯粹储蓄存款模式、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模式下，⑤国家没有参与组织；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和现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下，政府不但组织，而且从监管、管理到操作性过程，都由国家统揽，甚至有财政兜底机制。纯粹性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模式下，存在较强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企业参与了投资和消解风险过程，获得相应回报；现存农村养老保险模式下，只在保费增值方面有微弱的专业化分工；⑥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下，不存在分工和企业盈利。在传统社会养老模式下，个人只获得避险或养老保障效应；而在储蓄存款、现存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等模式中，个人皆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获得避险、个人资产、投资收益等综合效应。
其七，避险原理。这可以从上文的论述中有所领悟。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下，政府完全承担了养老风险；纯粹储蓄存款模式下，基本不具有避险功能；⑦现行农保制度在现收现付制下，存在代际风险共担机制，但在向个人累积账户过渡的条件下，未来给付压力最终将由政府兜底；⑧投资基金模式下，利用了集合投资的“非系统风险”消解机制，也利用专业化分工机制降低风险。
其八，公平效率评价。根据解决养老问题的程度和模式中基金的安全、管理、增值效率和功能复合程度，可以对这几种金融产品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及其效应程度加以客观评价。要说明的是，只有解决养老这一社会问题才涉及公平性。若以“零”、“弱”、“中”、“强”对公平和效率加以定性化度量，传统社会养老保险和现存农保养老模式中的现收现付制具有强公平性、低效率性；纯粹储蓄存款、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投资基金和商业养老保险只涉及效率，不涉及公平评价。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对以上金融制度优点的优化整合，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坚持资产社会政策，吸取纯粹储蓄存款、鼓励性个人储蓄存款、投资基金和商业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资产所有权特点。除“调剂账户”外，“基本账户”和“机动账户”都归个人所有。其二，发挥市场性共济、强制性共济和政府兜底共济三重机制。共济的目的是消除、降低和转移风险，保障养老资源的安全和增值。“基本账户”和“调剂账户”同时具有三重机制。“机动账户”拥有“市场性共济”特征。其三，吸收投资基金中信托投资功能和收益权功能。⑨由个人账户享有投资收益，采用个人决策投资、政府决策投资和委托投资相结合的模式。如，借鉴集合投资的大数法则原理，消解非系统性风险；利用“强制性共济”节约保险成本，拓展保险广度，实施代际之间资源的最佳配置；保留政府兜底机制防止投资风险、保证保险资源购买力。其四，监管、管理、操作职能细分，行政管理和市场化管理相结合，以避免监管中的“合谋现象”，防止管理中的“道德风险”，强化基金安全和增值责任。通过对现存金融制度避险优势和投资优势的吸收整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就可以收到“强公平性”和“强效率性”的有机结合。
二、账户所有者的“贷款权”权能
所谓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账户的贷款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为了诱导参与“基本账户”者的积极性，收到“尽力参保”的效果，法律规定，凡是有资格在“机动账户”中存款者，政府允许其以该账户为抵押申请生产性贷款和应急性贷款，并按照一定比率配款，利率优惠。二是由于大数法则和养老问题的公共性，决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强制性。为了减轻政府在“基本账户”中的兜底负担，法律规定，投保者有权利按一定利率获得政府专用贷款，以充实“基本账户”个人额定余额。本文主要论述第一层含义。
设置第一层含义贷款权能的原因如下：
1.在现存条件下，所有者自行管理账户的时机还不大成熟。可以通过一定契约，将账户中的资产贷给个人灵活管理。一是制度运行初期，“政府一市场”双重管理模式尚无成熟经验，信息卡的运行也需要在实践中逐渐完善，个人暂时不宜过早介入个人账户管理。二是个人缺乏证券投资经验，农民要学会理性选择投资对象尚待时日，若自我管理账户，可能会增大账户“充实度”下降的风险。
2.证券类投资对象还不完善。我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一方面经济主体尚未有足够的信誉积累期，以充分展示期信誉级别；另一方面人们缺乏信誉资源意识，毁誉现象严重。加之人们对金融经济的虚拟规律认识还不够深刻，造成股票市场的运行极其不规范；债券市场还比较薄弱；银行也处在深层体制变革时期，潜在风险逐渐显现。在个人投资知识有限的条件下，以这些虚拟资产为投资对象，会隐藏巨大的风险隐患。
3.个人投资成本太高。首先，个人投资由于投资额度小，无法进行有效种类或数量的投资组合，将失去集合投资下的非系统风险消解机制。其次，个人投资非专家理财，信息收集成本太高。
4.农民对贷款存在迫切需求。一方面，由于农民贷款额度小、风险大、缺乏担保等原因，农民存在贷款难问题，对于农民来说，贷款权是稀缺资源。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二元经济”安排，农民收入水平长期较低，在住房、教育(子女)、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缺乏社会政策安排。加之农民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民对于资金的需求具有紧迫性、频繁性、突发性，⑩贷款权能的配置有利于缓解农民的货币需求。
5.呼图壁模式的经验借鉴。呼图壁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允许农民在发展生产急需资金时，用个养老保险证办理质押短期贷款，利率与同期贷款利率相同。从1997年到2004年，呼图壁县农保基金运营收益达980多万元，年平均利息收益达百万元，年平均增长达7％以上，基金从1100万元增加到2100多万元，基金几乎翻了一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6.防止“机动账户”激励过度。以免增加配款压力和支付负担，可以通过配款额度和收益率随缴费金额逐渐下降的制度设计加以避免。[1]三、账户体系的“代际”融资功能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推出一系列个人账户，有个人退休账户、个人训练账户、教育储蓄账户和医疗储蓄账户。新加坡的公积金账户兼住房、养老、医疗等多用途消费，具有综合效应。[2]资产社会政策理论和实践启发中国建立“个人资产账户”。采用新加坡的综合模式，还是采用美国的分立模式?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暂时适宜于“分立模式”。这是因为：(1)根据“路径依赖原理”，中国旧体制下的各种社会保障处于条块分割的状态。在向新制度过渡过程中，也应采取“先分后合”的模式，以便先把握中国环境中各种账户的运行规律，然后再分组融合。(2)代际资产转换理论的存在，也说明个人资产账户适度分立的必要性。有些账户单独存在，有利于代际之间的互助和资产转换，提高养老资源的效率。
“代际资产转换理论”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内部代际间的契约“显性化”，有利于提高“抚养”、“赡养”的实施效用。根据人生融资需求规律，人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三次信用期”，分别对应“上接受期信用账户”、“给予期信用账户”和“下接受期信用账户”。中国的“教育储蓄”，相当于“上接受期账户”，养老保险的“个人累积账户”则相当于第二、三次信用账户。“三次信用账户”间的信用互助和资产转换，可以平滑代际之间的信用需求，有利于各代的成长或养老互助。
四、账户体系的“结构金融”功能
资产证券化通常是指以缺乏流动性，但具有稳定未来现金流的资产作为信用交易基础，通过结构重组和信用增级，发行证券的融资方式。[3]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基本账户”有稳定的现金流，“机动账户”和“调剂账户”在一定的信托契约下也可以产生稳定现金流。可以此为支撑发行证券，将未来现金流转化为当前现金流，以加速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立，减少制度建立的摩擦成本，提高制度运行效率。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账户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基础表现为两个方面：
1.“代际补偿理论”。上文提到的“资产转换理论”局限于家庭内部。代际互助产生于人类繁衍的需要和以家庭为纽带的生活生产特征，代际信用互助则产生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明晰、交换行为货币化、违约普遍化等因素。而“代际补偿理论”则超出家庭范围，在区域、行业、群体等多层次间展开。这里着重强调，在制度转轨背景下，新型农保制度实行过程中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相互补偿。在构建农保制度过程中，年龄较大者曾在旧制度运行中做出过贡献，经济体制转轨使得其既得福利遭到了损害，年龄较轻者则是新型农保制度的受益者。总体规律是年龄越轻者，农保制度越健全，受益越大。作为新制度的受益者，后期受益者应为前期受损者分担一部分制度转轨和制度建设成本。况且，随着经济发展，后来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会更高，货币的边际成本较小，鼓励下一代人向上一代人融资或转移支付，是一种福利上的帕累托改进。其实现方式则是将后代参保者的部分账户或账户中的部分资产证券化，以获得现金流为前代人融资或转移支付。
2.“代内资产转换理论”。该理论的本质是“代内资源的优化配置理论”。人的养老行为与养老前的建设和消费行为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理性的建设和消费行为应当遵循“代内资源效用最大化”原则，即：一方面人从生到死是资产的创造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消费过程。其中不乏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交织，但若能达到“临终时资源也刚好消费完”的状态，则是理性人假设下个人资源运用的最高境界。可以理解，资源的流动性越强，就越容易达到以上境界。而事实上，人们所拥有资源的流动性具有非均衡性：“非耐用品”的流动性较强；而“耐用品”的流动性则较差。人的一生中，房屋是最典型的流动性较差的资源，如果没有特别的制度安排，往往会出现临终时，存在“住房资源剩余”的难题。住房产权证券化，不但可以改善住房的流动性，解决“临终住房余额”难题，还可以利用其现金流充实养老账户，缓解住房建设时期对养老资源的“挤出效应”。
五、结论
优化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农保制度优化任务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和背景条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这要求制度设计者必须本着“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原则，拓宽思路才有可能有创新性政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金融创新方面有如下特点：
1.将传统养老问题和个人资产建设进行整合。使消费和投资、政府和市场、一般养老和消除贫困在新型农保制度中融合。
2.对现存金融制度加以分析整合。构造“强避险功能”和“强投资功能”、“强公平性”和“强效率性”的农保制度。
3.通过“机动账户”的“贷款权”进行权能设置。诱导农民尽力充实“基本账户”，用激励机制放大农民尽力参保的积极性。
4.“代际资产转换理论”为家庭内部代际资源调剂和信用互助提供了基础。有利于提高养老效率和人类繁衍质量。
5.账户体系的证券化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代际补偿理论”和“代内资产转换理论”是账户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基础。
注释：
①具体由各单位(企业单位、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农村中的集体)实现。
②现存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国家只给政策不替个人分担缴费；多数集体经济功能丧失，无力替农民分担缴费；农村养老保险演变为强制性或鼓励性个人储蓄。
③自愿共济包含市场化共济和非市场化合作互助式共济。这两者都强调自愿性，没有外界力量的强制。前者将共济中的部分功能外包，和“接包”公司订立契约，共同分担系统风险；后者则在自愿体内共济，系统风险无法转移。
④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是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一部分；现收现付制是现行制度的另一部分内容，具有代际共济性。
⑤但政府可能会给各种优惠措施。
⑥之所以叫“微弱的专业化”，是因为一方面只在投资增值方面有选择权；另一方面只能选择国债和银行。而且，国债和银行都是国有企业，这也弱化了分散政府风险的效应。
⑦这是因为，一是仅仅是预防性储蓄，目的不明确，存在太多的替代性用途。二是依赖于个人收入，收入低者，必然没有条件储蓄。三是不存在任何共济性，没有风险消解和风险转移机制。
⑧对于成立了个人账户者来说，鼓励性个人储蓄账户不存在联动效应，故不存在避险功能。
⑨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在收益权方面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收益契约”，强调结果，回报相对确定，缴费者以收益契约获得回报；后者则是一个“投资契约”，强调的是过程和行为，回报不确定，基金持有者以实际投资效果为准获得收益。
⑩婚丧嫁娶往往是一笔较大、较急的需求。对于农民来说，这些消费带有低弹性特征。同时这些消费对于自身和家庭来说都相当于是一种“人力资本”或“家庭资本”的积累。
第2篇
关键词：金融创新;商业银行;动因
1金融创新的含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些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从广义的角度来讲，金融创新是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具体讲是指金融机构和金融管理当局出于对微观利益和宏观效益的考虑而对机构设置、业务品种、金融工具及制度安排所进行的金融业创造性变革和开发活动。
2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商业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对产品、市场和品牌的认识也不断深化，逐步认识到金融企业只有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自身业务发展状况，不断推出能够满足客户和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才能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体来说，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2.1内在动因
（1）转移风险的需求。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引发了国际汇率、利率剧烈波动和通货膨胀的加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使商业银行运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由此，产生了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
（2）提高资产流动性的需求。金融资产的一个重要性质是杠杆性，即资产能在流动过程中不断被放大，因而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越强，其盈利性和安全性也越高。商业银行为了提高其资产的盈利性和安全性，创新出能够提高金融资产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3）银行收益率的下降，促使银行寻求新的盈利途径。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直接投资的兴起，廉价资金来源减少，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上升，再加上竞争及利率政策的调整，引起银行的利息收入下降，服务成本支出增加，银行要保持较高的收益，必须另辟新径，寻求新的突破口，金融创新便由此产生。同时，因为创新的金融产品提供的是特殊的金融服务，其价格没有可比性，不可能由人民银行统一定价，而只能由银企双方协商决定，其利润空间必然较大。商业银行作为经济实体，其经营目标就是获取最大利润，只要有利可图，商业银行就有创新金融产品的内在动力。
（4）金融产品的生命周期性客观上要求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金融产品像其他产品样也有其生命周期，即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金融产品与其它产品的衰退期有所不同，一般工业品或消费品进入衰退期时，市场多表现为人们不购买或不使用该产品；但金融产品进入衰退期时，则多表现为市场饱和与低利润。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商业银行需要在金融产品进入衰退期之前研制开发出替代品，使商业银行不因金融产品衰退期的来临而出现产品断层。所以商业银行在想方设法延长金融产品生命周期的同时，要承认金融产品的周期性，积极开发和设计出新的金融产品，以形成金融产品创新链条。
2.2外在动因
（1）市场经济机制的日趋完善，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打开了广阔空间。市场经济是以竞争为特征的经济，随着市场的不断完善、成熟和开放，不论是创新产品的垄断，还是核心竞争力的保持，都有其阶段性，都会由强转弱成为相对的概念。惟有创新能力，才是市场机制里最为闪光的亮点。对商业银行而言，创新能力的强弱将决定其在竞争市场中的寿命，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这无疑会加速内地金融业的市场化进程。因此说，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进程会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这是金融创新的时代特征。（2）中央银行的政策导向，为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提供了法律保障。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中央银行在确保金融风险控制的前提下，一般都是鼓励金融创新的，这就减少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政策风险。
（3）银行客户需求的多元化和高层次性的拉动，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设定了细分化的目标市场。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使得由单一的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市场，转变为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与各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市场，这一市场表现为金融供求关系的买方特征。近几年，尤其是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最为明显，这就迫使商业银行的产品与服务适应这一变化，这种“倒逼”也加速了金融创新的发展。
（4）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银行业的市场竞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二是国有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逐步开放国内市场，更多的外资银行和金融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从而使得国际竞争国内化；三是其它产业公司或其它行业向金融业渗透，参与金融业的竞争。信息技术的进步直接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不断下降的交易成本和不断丰富的交易品种使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不断增强，金融非中介化趋势日益增强，“脱媒”现象出现，使得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有商业银行只有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对传统业务进行重新整合，并积极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以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5）新技术的运用,包括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
科技进步是实现金融创新的客观基础，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载体。新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使某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带来更大利润，从而推动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综观当代金融创新，尤其是以银行卡、电话银行、网络银行、手机银行为代表的产品创新方面，其中每一项产品的创新或功能的完善都与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变革，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科技发展引发的。如，以数据集中为表现的客户关系管理的变革使传统性商业银行的客户数据管理显得十分笨拙。就国内各家商业银行而言，招商银行就是以科技为恒定支撑力而获得金融创新优势的典型范例。因此，商业银行科技实力的强弱决定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经济效能的高低，这是金融创新发展史上的又一显著特征。
另外，由于之前一些金融机构过于强调风险防范，制订了一些过于严格的条款，手续复杂繁琐，使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譬如，在申办信用卡和处理信用卡申请资料时，手续过繁，容易导致客户抵触和银行办卡效率低下。
3结论
总之，金融创新浪潮对我国的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在提高金融机构收益率的同时，也对金融系统和货币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商业银行创新将是全方位。虽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和问题,但较之以前毕竟有了很大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在客户、业务、区域、市场等方面有所侧重，将内外动力系统有效的相结合，才能实现在经营理念、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技术、金融机构和支付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发展先机,在金融市场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吴文杰刘路.浅析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J］.经济师，2007，（6）.
第3篇
【摘要】国际上,信贷资产转让是获取“消费者剩余”的逐利行为;但是近期中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某种程度上却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异化的背后,展现了中国银行业面临着与国外完全不同的金融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并揭示了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背负强化监管和促进金融发展的双重任务。要完成任务,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必须从更为宏观的高度审视金融业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的适配程度,联合和整合有效资源,改善基本金融环境。
【关键字】信贷资产转让;异化;金融环境
一、引言
一般意义上,自主达成的交易,必须满易双方对市场条件变化之后产生的“消费者剩余”的追求和瓜分。从国外金融发展历程来看,银行信贷资产转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逻辑,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颇为流行:在交易量上有了重大发展;在交易对手的范围上,由银行同业拓展到了银行与非金融机构之间展开。最近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将信贷资产转让推进到了新阶段。随着商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银行业也开始了对信贷资产转让中存在的“消费者剩余”的追求与瓜分,并且所有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形式上与西方的信贷资产转让并无二致。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发现中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出现了与国外明显不同的景象,甚至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基于在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创新的目的,本文思考了以下问题:信贷资产转让的基础是什么?中国的资产转让业务呈现与国外不相同的景象,其内在根源是什么?中国监管当局又应该从中获得何种启示?
二、信贷资产转让的理论分析
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是指银行与其他金融同业之间买卖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的业务;其转让对象仅限于同业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可以接受非金融机构为信贷资产转让提供担保;转让标的仅限于同业金融机构向非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资产,不包括金融同业的各类权益性资产(张宇哲,2003,《中信银行搭建信贷资产转让二级市场》);转让方式包括有一次性买断和回购。
一般而言,信贷资产转让是对金融市场的深度利用。按照现代金融理论,银行是生产金融产品的机构,银行开展信贷业务的实质是银行向社会上的个人和机构通过转让资金使用权而生产金融产品并收取服务费的过程。因为信贷业务的实质仅仅是资金使用权的暂时让渡,所以银行拥有信贷类金融产品的部分控制权,比如银行拥有贷款合同,以保证贷款到期时能够收回资金的使用权。故,银行开展信贷业务的结果就是:贷款者获得了资金的暂时使用权,银行获得了信贷类金融产品的标志物——保证到时收回资金并获取服务费的信贷合约。
从经济学的最新进展看,只要两个主体对同一种商品在同一时间的主观评价不同,就存在交易空间,并可能为交易双方带来“消费者剩余”。依此看来,只要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产的评价不同,他们也就具有对信贷合约进行转让的动力。而对同一信贷合约产生不同主观评价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是由于某一时点,不同银行所面临的流动性需求约束不同,而流动性需求往往为硬约束,所以部分银行为了获取流动性,就会降低对已经发放出去但未到期不能收回的信贷资产的评价,而提高对现金资产的主观评价。二是在某一时点不同银行为分散风险而需要调整的信贷合约的区域、行业、企业分布结构的内容不同。对于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对A银行而言,也许是需要增加的项目,但对于B银行而言,也许正好是需要减少的项目。这样一来,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对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主观评价的差异。三是不同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风险偏好发生了相对变化。比如,A银行因为资本结构变化等原因,风险承受能力降低,他们对于风险较高的信贷资产合约的评价就会降低,相反也就可能存在一家B银行会提高对于该合约的主观评价。特别是由于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对国家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企业发展态势的评价的不同,不同银行之间对于同一信贷资产合约几乎不可能存在完全一致的主观评价。由于主观评价的不同,就一定存在“消费者剩余”。只要达成交易的成本低于这一“消费者剩余”,我们就可以肯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银行,肯定会进行这一类信贷合约的交易。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交易成本的显著降低,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以于是就以超乎寻常的高速在增长。
三、中国信贷资产转让的异化
从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里,银行参与信贷合约交易的根本目的是获取不同银行对同一信贷合约主观评价不同而产生的“消费者剩余”,是一种明显的趋利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考察我国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我们就会发现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
2002下半年,我国央行开始批准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事实上在2002年上半年,就有银行已经秘密开展此类业务(张宇哲,2003,《中信银行搭建信贷资产转让二级市场》)。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部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呈现以下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信贷资产转让主要采用回购形式;二是信贷资产转让的期限都很短;三是信贷资产转让协议达成的时间往往是商业银行上报非现场监管资料的前几天甚至当天。其实,正是这三个特征决定了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转让具有与一般意义上的信贷资产转让完全不同的涵义。如果极端一些,甚至可以认为,我国部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不是正常寻利行为,而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
第一,具有上述三种特征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并不能够从实质上优化银行的信贷资产结构。因为信贷资产转让采用的是回购方式,相当大一部分转让期限在十天之内。这样一来,卖出行能够改变信贷资产结构的时间就少于十天。这样一个相当短期限的信贷资产结构改变,对于银行业务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第二,这种转让很难帮助银行解决流动性问题。因为回购期限短,信贷资产转让只会带来帐面信息的改变,并不一定带来现金的实际流动。即使有现金流动,除非卖出行面临特殊的支付困难,否则这种确定的非常短期的现金流对银行的流动性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并且,对于如此短期的现金需求,银行完全可以通过交易成本低得多的同业拆借等方式进行,而不必须进行信贷资产转让。因为同业拆借是一个标准化的市场,银行参与该市场的参与成本很低,合约的谈判成本也非常低。相反,在信贷资产转让方面,要涉及很多笔业务,要涉及信贷资产的合约条款和资产状况的确认等等,可以肯定其交易成本很高。
第三,这种转让业务可以有效规避监管。我国目前对银行的监管分为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对于银行日常经营状况信息的获取主要是通过非现场监管进行。为此,在我国目前的监管框架中,设计了十项指标,来保证监管者比较充分地掌握银行的经营信息。如果在上报监管信息前夕,银行进行信贷资产转让,只要所转让资产组合适当,完全可以轻易的修改这十项指标。又由于这种转让业务期限极短,在商业银行上报监管信息之后的极短时间,商业银行相关的经营状况又会还原。这样,银行的非现场监管数据事实上就处于严重失真状态。或者说,监管当局掌握的仅仅是银行上报监管数据时的信息,而不是银行日常经营中的信息。
如果银行依据上述非现场监管数据,对相关银行下监管结论,制定监管策略,那可能就会带来严重问题。幸运的是,目前监管当局一方面有多种信息收集渠道,同时还有强有力的现场监管手段,并且初步建立了持续监管的机制与架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上述信息进行甑别。但是,因为甑别成本相对高昂,而监管当局受限于监管资源和监管成本的约束,并不能够完全彻底地对此进行清理。所以,商业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通过这种合法方式掩盖经营信息,逃避监管的。如此一来,我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某种意义上,就不仅不具备发达金融市场上的信贷资产转让的积极功能,相反异化为合法逃避监管的工具。
四、异化的原因
我国目前正面临加大金融对外开放的紧迫进程中,同时形势要求监管当局鼓励中国银行业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竞争能力。所以,面对这种异化,我们不能够以“一刀切”的方式叫停。但是,也不能够对此视若无睹。从金融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并找出合适的“药方”才是上上之选。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在中国目前的金融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之下,在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中,没有足够的“消费者剩余”供商业银行获取,而规避监管成为信贷资产转让的根本动力。
从金融基本制度环境看,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因为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银行经营者一方面要面临追求短期受益的所有者的压力,比如国家财政增加收入的压力和股东每年分红的压力;另一方面,政企没有在根本意义上完全分开,政府干预金融的现象虽然有在最近几年有明显好转,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银行经营者在某些情况下,要考虑政府当期的一些特殊要求。但是政府的这些要求并不一定完全与银行长期经营战略在时间轨迹上趋同,有时甚至明显背反。再则,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标准意义上的银行家市场,应行经营者面临的不是市场化的约束,其准入与身价不是由市场确定,相反银行经营者面临的只有法律的约束和监管当局的行政约束。特别是在经济市场化转轨进程中,金融法规与监管框架都处在不停的剧烈变化之中,银行经营者难以形成长期的预期,自然其行为就难以长期化。在行为短期化的基本背景时,银行经营者的行为会发生明显的变异,突出体现在并不关心银行未来的长远发展,而是特别关注银行当期在同业中和监管标者评判中所处的位置,以及银行每年的盈利多少。我们可以预测,凡是能够改善这几项指标的政策,银行会充分利用;相反,对于恶化这几项指标的政策,银行会尽量规避。从金融市场环境看,目前我国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一组信贷资产主观评价的差异并不大,自然,通过信贷资产转让获取信贷合约“消费者剩余”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一,我国利率没有市场化,而利率浮动范围差别不大。这限制了各个银行充分发挥各自管理不同资产的比较优势,进行获利的能力。于是,我国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一组信贷资产定价的差异很小,各家银行都没有为获利目的进行资产转让的交易价值空间。价格管制导致了消费者剩余“租值”的耗散,在此也许获得了另外的例证。
第二,风险评价粗放,差异不大,各家银行缺乏对某一类资产进行专业化管理获利的能力空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银行业目前还处在“跑马圈地”的阶段,各家银行还在以扩张市场份额为核心进行运作。信贷资产管理能力的深度提升,银行经营的集约化,精细化还没有提高到应有的议事日程上来。对于风险管理,核心也就仅仅是应对监管当局的监管,消解因风险过高带来的监管当局对于该银行发展强加的外部约束。真正为了银行长远健康发展,而强化风险管理的内在动力还明显不足。这样一来,各个银行对于风险管理就显得比较粗放。突出表现在贷款风险分类比较松,没有专门的独立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而已有的风险管理部门更注重于不良贷款的清收,而不是对于全部信贷资产的全面风险管理。风险管理的粗放,使得银行之间对于同一笔或一类信贷资产的风险评价没有太多的本质性差异,自然,他们对于该笔资产的评价差异不会出现太多的差异。当然,不存在他们在承担这些资产转让带来的交易成本之后还能够获益的风险定价空间。从此也可以看出,如果我国银行业经营的根本态势不发生改变,即使利率市场化成为现实,我们也不能够奢望标准意义上的信贷资产转让能够顺利出现。
第三,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格局,促成了银行经营战略的同质性,阻碍了银行对信贷资产实行差别化管理的努力余地。中国银行发展的多元化,差别化可以说是监管当局梦寐以求的。为此,监管当局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实际情况并不理想。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拼命突破区域限制,成为全国性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正全力以赴,要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正一心谋求成为城市商业银行。金融差别化,并没有成为商业银行的追求。相反努力扩大势力范围,获取一切可能的客户资源正成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一种时尚和目标。这样就导致了,我国每一家银行都努力做所有的银行业务,而所有的银行都在相同的业务领域进行残酷的“搏杀”。于是乎,银行之间的个性化服务,差别化服务都成为服务于该“搏杀”的工具。当然,这种情况并不非不理性。因为,我国目前的人均GDP还在1000美元左右,而在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背景下,能够为金融服务提供盈利空间的潜在客户是相对集中的。目前企业征信体系不完备,个人征信体系又相对缺失,更加大了金融服务的风险和成本。所以,各家银行就努力争取相同的高端客户,互挖墙脚,进而业务趋同。遗憾的是,这种合乎个体理性的行为,一方面降低了我国银行业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弱化了银行真正进行差别化服务的努力。在此,合符逻辑的结论自然就是,银行不会主动出让某一类优良信贷资产,也不会在没有额外补偿的前提下受让某一类高风险不良信贷资产。
总而言之,我国银行利用资产转让业务修改非现场指标,合法逃避监管,正是银行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核心要义之所在。而监管当局批准此项业务时,所希望的银行优化资产组合、改善银行流动性、提高银行专业化经营管理水平等最多只是副产品。
五、对金融监管的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监管当局出于良好愿望,自觉的启动和放开了资产转让业务;另一方面,资产转让业务“理性”的异化导致非现场监管部分失效。这其实是目前中国监管面临双重目标的典型表现。这个双重目标就是:中国的金融监管不仅仅要负责金融的规范;还要促进金融发展。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同时满足规范和发展的双重目标,是非常矛盾的。因为规范意味着对己有的监管制度的认同和毫不动摇地执行;而发展意味着商业银行某一些突破现有规则和制度的行为应该也必须得到认可。
更进一步说,这其实是在考验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艺术和水平。因为我国目前金融发展处于低水平,又立即要面临残酷的国际竞争,低速发展都不行,不发展就更行不通。但是,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在目前的层次上,不规范很容易导致恶性竞争;再加之,由于各种原因,我国金融业已经承受了较多的金融风险,商业银行没有太多的能力承担试错成本。所以,规范,尤其是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规范,避免银行发展落入低效率“纳什均衡”陷阱是监管当局必须面临的现实。
这样看来,我国的金融监管必须坚持双重发展理念。一方面,要以促进中国金融发展为己任;另一方面,在监管中,对于发展中的新问题,要通过发展监管技术和模式的监管发展理念来解决,要主动的促进中国监管事业的发展,使其适应金融发展的形势。决不能受限于监管技术和水平而让金融业“削足适履”。
要促进中国金融发展,必须改变中国金融的制度环境,改善中国金融的市场环境。如果不改变中国金融的制度环境,中国金融的发展可能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少部分人和地区获取资源的便捷手段,而对改进中国金融业的水平就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如果不改变中国金融的市场环境,中国金融的发展,将更多的变为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业务范围趋同,金融服务的对象一致,对一部分需求主体金融产品供给过剩,对另外一部分需求主体金融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进而出现金融业整体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发展困境。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必须站在更为宏观的高度,审视金融业的发展态势、方向,以及金融与经济的适配程度,联合和整合有效的资源,通过有效的监管促进金融的纵深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