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银行业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论文摘要】文章从绩效评估与我国银行业绩效评估的特点入手，着重分析了我国银行业绩效评估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措施。

商业银行的绩效评估是指银行通过建立一整套科学、客观、易操作的指标考核体系，对经营者和员工的工作作出系统的评价，进而公平地决定他们的地位、待遇和发展。它可以促进银行的人才开发和合理利用，是人力资源的监督、反馈系统，起着最终提高组织绩效的作用。

一、绩效评估与我国银行业绩效评估的特点

（一）绩效评估的基本内涵

绩效评价工作属于管理工作的范畴，本质上是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的。绩效评价工作的产生、发展与绩效评价工作所处的社会经济、人文环境密不可分。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出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得所有者需要借助一定的方法对经营者的经营绩效做出评价。因为企业的约束机制即使很健全，由于不存在强势的资本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使得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和经营水平不能够被所有者完全了解。在约束机制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时，业绩评价制度可以在对经营业绩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对经营者的努力结果进行相应的奖励，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约束机制的缺陷，激励经营者更好地完成所有者要求达到的目标。绩效评价工作随着管理理论的发展而逐步得到完善。

（二）我国银行业绩效评估的特点

9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主要的是价值链之间的争夺，企业必须考虑其战略目标，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保持竞争优势受到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更多的是非财务指标，这些指标在传统的财务指标为主的绩效评价体系中难以得到体现。此时，企业在生产阶段的利润已经很低，一些管理咨询师、投资者不再单纯地以利润和现金流量进行企业业绩评价，而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关注公司现时和未来价值的判断，更加注重对企业的智力资本、创新能力、市场占有率等非财务指标的关注，以财务指标为基础信息，从市场角度来全面地评价经营者的业绩。此时绩效评价中占主导的方法主要有美国的卡普兰和诺顿提出的“平衡计分卡”及由思腾思特公司提出的EVA评价法。

二、我国银行业绩效评估的现状与问题

随着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不断完善，竞争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的商业银行已在绩效评估方面进行了诸多的尝试，为商业银行绩效评估理论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在逐步放开的金融市场中和进一步深化的金融改革中，商业银行也日益暴露出绩效评估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绩效评估过程中的平均化倾向严重，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我国银行业上下级之间不能充分进行考核沟通，考核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另外我国银行业的业务80%以上由国有银行把持，受到计划经济的制约和本身银行工作的复杂性，我国银行业有着长期以来形成的平均主义思想偏好，尤其对于大多数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只考虑劳动时间的投入，不顾及实际劳动的投入的多少，以工龄的长短作为定岗定级的重要指标，而淡化经济个体的工作效益的多少。一些做出突出贡献的，具有较高劳动技能的职工，并不能获得相应的物质收益。

（二）绩效评估方法落后，评估结果失真状况大量存在

我国商业银行由于绩效评价工作开展的时间较短，绩效评价方法还很不完善，许多银行在绩效指标的设计上存在权重不合理，过分重视银行短期经营绩效的考核，忽视银行的成长性及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忽视银行在资源配置中的管理作用，考核指标体系僵化。绩效评价基本上是对历史经营绩效的总结。同时由于这些财务指标很容易被人为调节、操纵，加上银行的一些管理人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过多干涉绩效评价工作，因此信息失真现象大量存在。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价结果的可信度。

（三）绩效评估内容设置不全面，缺乏相配套的激励措施

由于我国银行业绩效评估过程随意性大，不能做到公平公正，绩效评估结果应用不系统，没有将绩效评估结果与绩效工资、奖金挂钩，银行业绩效评估内容设置得不全面合理。我国银行业进行经营绩效评价，不是为评价而评价。我国商业银行现行的激励奖励措施普遍存在约束方法僵硬、激励与约束不对称、激励方法未与风险揭示相联系的现象。激励奖励措施制定、实施的不当对提高商业银行的绩效不但不会产生促进作用，相反有可能产生促退作用。

（四）一小部分银行存在着按计划比例分配评估结果的问题

由于我国部分银行的核算体系还不健全，核算不能反应银行真实经营状况，绩效评估体系也不完备：没有从制度上明确绩效考核者、绩效被考核者、绩效考核周期、绩效考核内容以及绩效考核结果应用等各要素，一少部分银行存在着按计划毕业分配评估结果的现象，使得银行绩效评估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这样不仅造成业务部门对人事部门的不信任，还把绩效考评的结果当做“机密”对待。人事考核不公开性加重了员工对考评的不安心理和对人事部门的不信任感。

三、解决我国银行业绩效评估问题的对策

（一）以银行产权制度改革，为绩效评估的工作创建体制基础

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是指国有商业银行。我国商业银行中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四家银行存款、贷款占全部银行存贷款的比例分别为68.4%和61.6%。做好国有商业银行的绩效评价工作对做好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绩效考评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国有商业银行实施公司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造，按照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经营机构和监管机构相互分离、互相制衡的要求，建立由股东大会、董事会、行长和监事会组成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有效地行使决策权、执行权、经营权和监督权，从而使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权责明确，相互制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

（二）借鉴国外先进方法，创建适合我国的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

国外绩效考评已经从简单的财务指标考评发展到以财务指标为主，非财务指标为辅，将评价方法同企业发展战略及企业最终经营目标相结合的评价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应用EVA法也应该落实到位，具体方法如下：

1．考核范围可控制：也就是在责任中心的自控范围内，不管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的行为结果，都应归属于该中心，由其负责；超过自控范围内的一切行为后果，即使是在其工作范围之内发生的，该责任中心也不承担责任。转2．责任与权利相一致：拟构建的EVA责任中心，其管理者应有充足的决策权，以对此EVA中心的业绩负责，保持此中心的决策权、业绩考核和激励体制三者根本一致，确保获取资源的单位和部门是对资源利用的结果负责。

3．考核业务要完整：在确定EVA中心的边界时尽量保持其业务的完整性，任何一个完全的EVA中心或者部分的EVA中心所包含的产品或者服务，应该是完整的，在一个EVA中心，服务或者业务的流程全部实现。

（三）建立完善的激励奖励制度，增强绩效评价工作的效力

为协调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利益，西方国家主要推出了两大类措施：第一类措施是通过外部力量约束经营者行为或提高企业家的素质；第二类措施也是治本措施，是采用利润分享式的激励机制使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趋同。实行以EVA为中心的绩效考评体系，需要建立与考评办法相适应的激励奖励制度。建立适合的激励奖励制度就是处理好银行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与一般行员的关系；处理好银行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利益的关系。积极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引进竞争机制，结合商业银行的具体特点采取多样化的分配制度。采取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办法，激励机制要体现贡献率、体现价值创造。将公司的经营绩效与员工的收益挂钩。对于银行管理人员的薪酬，在商业银行没有完全进行股份制改造之前，可以采取工资、奖金结合绩效工资的办法，将银行的绩效与管理者个人收入相结合，在股份制银行，对于管理者报酬可以考虑采取工资奖金与股票期权结合的办法；对于银行的普通员工也应该制定完善的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可以借鉴作业成本法的具体方法，将指标分解到人，实行员工考核日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四）重视非财务的价值驱动因素，完善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

对于我国银行业来讲，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里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资产，很难确定它们的可信价值，比如：员工的积极性、灵活性、创新能力，银行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可操作性等，这些通被排除在资产负债表之外，但是这些无形资产成为商业银行在今天和明天的竞争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关键。经济增加值尽管考虑了业务的真实成本，但仍侧重于衡量短期绩效，在实践中容易导致被考核机构或个人重视短期业绩而忽视长期成长性要求，使银行战略执行力弱化。

综上所述，我国银行业绩效考核不应该孤立地进行，它应该与其他绩效沟通方法相互结合，并贯穿于目标考核的全过程。在绩效实施沟通中，既对本阶段目标执行情况进行沟通，又会对上一阶段绩效改进情况进行总结，这样员工绩效改进就更有利于工作目标的实现。我国银行业绩效考核一定要借鉴其他先进经验的同时，立足于自身特点，走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1]贺春临．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与绩效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2]孟建民．企业经营问题绩效评估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3]刘伟，黄桂田．银行业的集中、竞争与绩效[J]．经济研究，2003，（11）．

[4]张蕊．企业经营绩效评价理论与方法的变革[J]．会计研究，2001，（12）．

[5]陈元平．试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J]．国际金融研究，会计研究，2007，（7）．

[6]黄明喜．我国商业银行如何构建新的绩效考核机制[J]．新金融，2007，（2）．

第2篇

［论文摘要］随着2006年底向外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承诺日渐迫近，我国银行业面对来自国外的大银行，特别是美欧日银行业的日趋激烈的强大竞争，在国际竞争力方面存在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本文试着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当前存在的问题

竞争是银行业发展的动力。银行业竞争力的体现集中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是否发育良好，运作是否国际化和一体化。中国银行业经历了由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完全垄断，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众多股份制商业银行兴起的过程，金融市场结构不断演变，竞争程度日渐提高。特别是我国的资本市场近年来的长足发展，以及从业人员的金融风险意识的加强，为提升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力奠定了基础。但与世界上的主要银行相比，我国银行业在资本金充足率、盈利能力、不良资产率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银行的综合竞争力总体上还不强．其主要表现为：

1．目前我国银行业纷纷上市，但由于受以往国家所有制的影响，一些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尚未形成完善的独立董事会制度，从而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董事会制度为企业提供长远目标和战略方向；监督公司绩效（包括战略和其实施）；和监督公司行政领导的任免，评估管理绩效。这造成了银行的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2．我国的主要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省级层面上享有相当大的自，其决策往往带有浓重的省级政府政策而非以市场为主导，而总行亦无法直接掌握它们的日常业务，严重削弱了总行的领导地位，从而不能有效地保证整个银行为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及方案而努力。

3．一些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和一些地方性的银行业务易受政府影响。出于维护地方性或国有企业的利益的目的，地方政府往往会对银行的贷款、信贷政策进行干预，使其贷款具有明显的政策性，这也加大了银行的风险。使其不能对贷款风险进行很好的控制。

4．不能有效地管理人力资源，缺乏良好的人才激励和制约机制。许多银行都存在着以下问题：（1）以员工资历(和其他不透明的因素)而不是以能力来确定报酬和事业发展机会的体制；（2）不完善的绩效管理(绩效的评核、奖励措施、和对员工明确的期望和指标)（3）五大人力资源管理程序（业务规划、要求定义、人员招聘、绩效管理和员工发展）相脱节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造成了人才的流失，使我国银行业在的在人力资源方面的竞争力大大下降。

5．不能为客户尤其是一些“黄金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其发展细分服务的能力不强。有效地革新、开发和推广产品的细分服务能力，是提高银行竞争力的又一个关键的因素。有数据显示，在中国10％的大客户提供大约60％的银行利润。而约有10%-20%或更多的银行账户，许多只有不到100元人民币的余额，这就导致了银行资源的浪费和占用。目前我国银行业在这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不能根据客户的特点提供相应的产品服务，如为有利可图的客户群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为不盈利的客户群提供更合乎经济效益的服务(如把低价值客户转移到电子服务渠道)；不能进行有效的客户关系管理；不能通过产品组合优化改善客户群回报率以及不能通过有效的交叉销售，拓展产品使用程度以保留高价值客户。

6．大多数银行未能建立起巩固的风险管理机制和文化。不良资产问题是制约银行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我国银行业与国外银行业相比较，普遍存在不良资产率过高的问题，这也是造成我国银行竞争力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大多数银行中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风险防范的机制和风险管理的制度，以及未能在银行内部培养起员工对风险回报理解的文化。

7．许多银行存在着运营成本过高的问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均利润或总利润与国外大银行相比差距甚大。要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必须削减成本。我国银行业的分支机构较多，许多营业网点的经营状况不善，从而形成了高额的成本支出。另外，管理人员对成本控制随意偶然的行为也导致了高成本的产生。还有，对一些IT项目如金卡工程的管理不善使得资源大量浪费也造成了大量的成本支出。

8．我国银行普遍存在员工尤其是一些一线服务人员素质较低，服务态度较差的问题。与国外的银行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与我国银行缺乏对员工职业道德的培训和没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关。

二、提升我国上市银行综合竞争力的对策分析：

根据目前的现状，预计在金融领域开放后的2-5年中，随着各项减让措施的逐步落实，银行的市场竞争将日益激烈，不断升级，全球的外资银行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外资银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以及薄弱的金融基础极具渗透力。今后的5-10年将是决定中国商业银行市场格局的关键阶段，作为我国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领头羊的上市银行，虽然在某些指标和业务与外资银行还可以抗衡，但在其它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因此上市银行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实现组织创新，提高综合竞争力。

多智网校诚招全国各地市独家线下商，共同开发网上教育市场。多智教育()！

费1、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我国上市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资本充足率是银行抵御风险的第一道防线，低于巴塞尔资本率的要求势必会加剧银行的风险，从资本充足率指标连续性来说，我国五家上市银行这几年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到2005年资本充足比率只有招商银行超过10%，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和浦发银行均在8%的最低限上下，而深发展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小于8%，达不到巴塞尔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主要是因为我国上市银行的业务发展很快，随着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张，资产不断增加，几家上市银行都在补充资本金，来提高资本充足率，但由于上市银行的再融资速度明显跟随不上规模扩张的速度，由此导致了几家上市银行再融资之后资本充足率仍显示不足。

2、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从制度上增强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能力。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既是投资者选择银行的重要依据，也是存款者愿意把资金存于银行的重要因素。继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董事会机制和总经理经营负责。通过强化法人监管职能、及时准确披露信息、提高银行经营管理透明度等途径，充分保护银行投资者、存款者和服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股东利益与存款人利益发生矛盾时，要优先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当大股东的利益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要先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当股东利益与企业利益发生碰撞时，要维护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进而，确立“以利润为中心”的经营思想，为提高银行整体经济效益提供保障。

3、率先与国际接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我国上市银行应率先与国际接轨，应加强与外资银行的合作。目前外资银行在外汇存款和国际结算业务领域己经分别占领了21%和35%的市场份额，但是外资银行人民币头寸资金的需求和在地域、机构网点设置的局限，会使得它们发展业务和机构设置的矛盾较为突出。这样，它们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需求必将增加。上市银行可以抓住机会，积极与其开展业务交流与合作，开展金融租赁、票据交易、大额要转让存单、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创新，可以与外资银行通过在境内、外合资、合作等方式进行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全能银行试点，学习和掌握国际银行业发展情况和金融创新情况，可以同外资合作组织银团贷款等。吸收外国银行资本参与自身经营，对我国上市银行自身素质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4、大力发展银行中间、表外业务，创新赢利模式。我国上市银行虽然发展很快，但其市场定位仍然模糊，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其它银行是雷同的，盈利模式仍处于单一状况，基本上都靠传统的存贷利差获利。目前存货款利率都降到历史最低，利差空间越来越小，银行的盈利空间受到挤压，客观上需要银行进行综合经营，创新盈利模式即要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其他一些新兴业务并提高其贡献度。

5、完善风险控制机制，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商业银行是高风险行业，风险管理工作的失职，将使银行背上沉重的包袱，上市银行与外资银行相比差距最大的就是不良贷款指标，相对于我国上市银行利息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情况来说，不良贷款比率的高居不下对于上市银行来说是致命的。

特别是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的深发展银行，更应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注重经营业务本身的风险控制机制，建立防火墙，提高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可以运用各种风险控制机制，实现内部控制的目的。将内部管理由经验管理转向科学管理，由目标管理转向过程管理。

第3篇

监管与审慎经营是相辅相成的｡从监管者角度来看,对银行业的监管是全方位的､外在的监管,其目的是维护银行业正常运行秩序,防止出现系统性或区域性金融风险,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金融机构实施审慎经营来实现｡从被监管者来看,通过加强内部管理､自我约束,谨慎经营,保护自身的整体利益,其目的是实现稳健经营,有效规避各种风险,这也是金融监管的目标和监管重点所在｡为此,我们认为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首先要树立审慎监管理念,将其作为持续性监管的一项内容加以高度重视;其次,切实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审慎经营规则方面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力度,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要依据有关规定做出采取责令暂停部分业务､停止批准开办新业务､限制分配红利､限制资产转让､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有关股东的权利､责令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停止批准增设分支机构等措施,以确保这些审慎经营规则得到认真落实;三是对现有银监会制订“审慎经营”规则执行情况进行动态跟踪､评价和改进机制,定期对监管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价,并根据银行业的发展需求对需要完善的及时提出改进建议和意见;四是要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审慎经营”规则情况进行考核,对未严格履行职责的做出严肃处理｡

二､监管与支持改革的关系

当前我国银行业主要面临三大风险,即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对这些风险的化解,最关键的是要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提高银行的内部控制能力,而做到这些,要靠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支持银行业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是银行业监管当局监管职责所在｡但是,支持改革,必须在国家经济､金融政策允许范围之内,金融机构不能打着改革的旗号搞违规违法经营活动｡监管不是阻挠改革,而是推动改革｡监管部门要在银行业改革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经济金融政策,认真履行监管职责,不能无原则的支持改革｡一是监管不能缺位,要密切关注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及时进行风险提示,保持金融稳定;二是监管不能越位,要根据其改革进程和风险管理状况适时调整监管思路和政策;三是监管要强化指导,重点督促其建立功能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科学务实的内部控制机制和灵敏有效的经营管理机制,从而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四是监管要适应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为改革顺利进行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和发展环境｡

三､监管与鼓励创新的关系

监管与创新是现代银行业发展的两大永恒主题,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银行监管刺激创新,银行创新在提高效率时所带来的风险又不得不要求有效的监管｡如果单纯地强调创新而放弃监管,就会产生新的风险甚至导致危机;如果单纯地强调监管而放弃创新,就会抹杀金融的活力甚至遏制金融发展｡只有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掌握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点,在监管中创新,在创新中监管,才能实现“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的良性循环发展的路子｡

四､监管与提高效益的关系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益通常是从资产的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方面来加以检验｡直接的经济利益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监管效果的体现方式之一｡银行业金融机构追求经济效益的前提是必须符合监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经营,规范管理,不能单纯为了盈利而违反规定,甚至触犯法纪｡监管部门通过持续､有效的监管,使银行业金融机构转变传统的经营理念和经管方式,各种统计数据更加真实,贷款分类更加准确,经营管理更加扎实,从而使经济效益得以提高｡在监管原则上,监管部门必须按照“准确分类——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的监管思路,运用银监法赋予的行政审批､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强制纠正和处罚追责等权力的职责,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程序和控制方法､合理严密的风险控制机制和灵活多样的绩效考核制度,确保银行业机构在审慎经管的基础上,寻求绩效经管的最佳利润增长点和创新发展点｡在具体监管操作上,一要督促各级国有商业银行加大信贷投放,真正建立起以效益为中心的运营机制;二要督促商业银行积极配合货币信贷政策､产业政策的贯彻实施,实现银行经营效益和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贯彻实施的双赢目标;三要督促加强增量贷款管理,切实提高贷款效益;四要督促商业银行建立健全各种内部控制制度,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价,监督其落实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五要督促商业银行加强负债成本核算,优化负债结构,改变总量比例和期限对称比例不合理的状况,积极发展多元化负债,提高稳定性负债和低成本负债的比例,实现业务发展由粗放型､松散型管理向内涵型､集约型管理的转化;六要督促商业银行下大力气压缩费用开支,强化压缩措施,努力降低非生息资产占用数量或使之转化为盈利性资产,提高整体经营效益｡

五､监管与服务的关系

监管与服务,实质上是统一的｡所谓监管服务,就是要通过依法行政､对银行业的规范管理､营造健康有序的金融环境,来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目标统一的有效方法｡离开服务单纯地搞监管,监管就失去了目的和方向,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监管去谈服务,服务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应正确理解二者的辩证关系,牢记监管的宗旨与目的,寓服务于监管之中｡

首先,要从监管入手｡要树立“严格监管就是最好服务”的观点,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使银行业金融机构清楚的认识到,监管约束不是鞭子,而是缰绳｡要按照“管､帮､促”的原则,对发现的问题,帮助被监管单位查找原因,说明危害,提出完善管理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其提高管理水平｡

其次,要将落脚点放在服务上｡一是努力营造和谐的金融环境,促进金融机构之间公平竞争｡二是确保市场信息公开化,按照金融监管制度设定了金融机构信息路的各项规定和要求,进行合法､有效的信息披露,使广大存款人全面了解金融机构的资本状况､资产运用､内部控制及管理能力｡三是从政策和机制上引导各金融机构面向世界､面向社会,找准自身市场定位,调整发展思路,转变经营战略,促进自身发展壮大｡

第三,要做到监管和服务“双到位”｡要正确处理严格把关和热情服务的关系;要努力解决提高监管人员的整体素质问题;要大力加强队伍的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要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多方位､多层次地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积极推行监管标准､监管程序､监管结果公开透明,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第4篇

为什么银行业的创新就不如证券业？原因之一应该是银行业一直由国有银行垄断，受巨额呆帐、呆滞帐之累，已经到了身染沉疴、积重难返的地步。与之相比，证券业简直是一张白纸，可以写最美的文字，画最美的图画。当然证券业从一开始就走了弯路：上市公司都必须是国有企业（特权化）；股票得分A股和B股（市场分割），或者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等级化）；只要有风险，就弃用或者不启用某项金融工具--比如我们的国库券回购市场曾经一度关闭，股指期货迟迟未推出（单方面强调防范风险）。但是，证券业较年轻,病症相对而言要比银行业轻了许多，只要药方对头，不仅可以痊愈，而且可以轻装上阵。

银行业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国有银行内部的调整。从方法论角度看，领导者所遵循的解决问题思路是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tructure-behavior-performanceparadigm)：即局限于先从银行结构看各银行的现有功能及其行为，然后看其行为所实现的绩效。对于银行改革来说，遵循这种范式是有其局限性的，它主要着眼于原有结构内部的修修补补、拆拆装装，或者把杂牌军收编到正规军系列当中，比如把城市信用社改头换面为城市银行，把农村信用社看作为准国有银行。这样，银行改革举措不少，老问题却还没有改掉。此外，这种改革思路导致有大一部分需要发挥的功能还没有银行或者其他信用机构去发挥。举一个例子：在我国农村地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在从农村收缩业务，农村合作基金会去年已经清理撤并，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发放三农贷款的最主要机构，但已经基本失去合作金融的性质。根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课题组对全国五个省中五个村的金融服务需求最新调研结果，这些现有正式金融机构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金融服务需求。五个村中，唯独温州的一个村的金融服务需求满足得好，其原因是当地的地下钱庄和非正式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得好，尽管它们?quot;非法"的（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年）。最近江苏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采取了撤销基层农村信用社的法人资格，实行县联社一级法人制度。却勿论撤销基层法人资格是否合法合规可见，农村信用社试点结果将是信用社离农民越来越远那是肯定的。结构视角下的银行和信用体制改革忽视了回答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银行和信贷业作为一个系统（system）到底应该承担什么功能(function)这类基本的问题。一种更好的银行和信用体系改革思路应该是从该系统的功能出发，探究需要什么样的信用制度、信用机构、规则等等来承担这些功能。

证券业的改革除了其现有结构内部的改革之外，有更大一块内容涉及在现有证券业务边界之外的增量改进，也就是大量的金融创新。开放式投资基金即将出台，《基金法》即将出台，私募基金出台问题也提到了日程上。这种原有证券业务边界之外的增量改进，从方法论上看，实际上是无意识地遵循功能-结构-范式(functional-structuralapproach)的结果；如果从演化角度看，有些像是无意识地遵循功能-发生学-范式(functional-geneticapproach)的结果。功能-结构-范式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卢曼(NiklasLuhmann)提出来的，功能-发生学-范式的形成也与他的贡献有关联（Willke,1993年,第6-7页）。笔者去年年底曾向德国中国问题专家何梦笔教授探讨过这类方法论问题。最近美国著名金融学家博迪在北京作报告，也建议我国金融学家多注意从金融的功能出发去看金融问题（博迪，2000年），这一方面为我国学界开阔了思路，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直来重视不够，不能把一些已经规范、成型的东西及早吸收，以至于博迪教授能够语境四座。看来我国经济学家应该多从其他学科吸收方法论养分，包括从社会学。

功能-结构-范式的要义在于：在一个系统(system)形成过程中，得关注系统与环境(environment)的功能关系，比如证券业系统与整个金融业系统的功能关系、或者与整个中国经济乃至与全球经济的功能关系；从系统的功能出发，我们为实现这些功能而发展一些规则和制度，对系统结构化，这一方面包括对现有系统内部构造进行优化，另一方面在系统中加入一些现有系统中尚未存在的必要因素，这类因素可能是随后构成一个子系统。实际上，我国考虑开放式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和股指期货出台，均属于此意义上的增量改进；如果我们从功能出发来看我国证券业制度、机构和规则从无到有的演化过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从演化角度看证券业功能的实现过程，那么功能-发生学-范式与上述功能-结构-范式一样适用。两者均强调系统形成过程(Systembildung)，只不过后者更强调生物学特征，如演化/进化(evolution)和发生学(genetics)的维度。

私募基金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它能满足这样一种需求：有一部分投资者拥有万贯家财，看中某一高风险创业投资项目，因而在基金管理人的安排下，共同为该项目筹资，至于它的销售与赎回（涉及投资者的退出机制）都由基金管理人私下与投资者协商进行。包括监管者在内的证券业人士恰恰是因为看到了私募基金的某种功能，从而考虑到?quot;零星构建"（在哈耶克的意义上）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终将促成证券业系统中这一"子系统"的形成。

功能视角与一般经济学中的需求导向(demand-orientation)观点是一致的：市场上的供给者必须面向需求，类似地，制度供给者必须面向制度需求者的需求。这里，需求的满足就是实现功能。上述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与下?quot;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是截然不同的，有着质的差别：有些决策者今天认为我要这么来，明天想那么来，干脆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得了，这不也是功能视角的结果吗？问题没那么简单。前一种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面向的是制度需求者/消费者的需求，在其中，消费者发挥了作用；后一种"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所面向的是制度供给者本身的"需求"，因为不成其为真正的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而体现一种专断独行的自行裁量权，在其中，制度生产者在行使本该由消费者行使的""。

据《中国证券报》最新报道，随着中国证券市场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思路发生了从控制风险思路转向揭示风险思路的转变。这一转变非同小可！这正是投资者/需求者所需要的。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不同，有些人属于风险中性型，有些人属于风险偏好型。一般来说，风险与回报存在对称关系：低风险，低回报，比如国库券市场情况；高风险，高回报，比如股市的情况，私募基金的情况，股指期货的情况。让不同风险偏好的人都能满足其需求，就需要多种多样的投资工具，包括私募基金、股指期货等等。

如果银行主管部门能够从各种制度安排的功能、需求出发看问题的话，我们的银行改革可能就会走得快一些，目标取向也会明确一些（那就是金融服务需求取向）。如果银行主管部门多学一点证券业主管部门，思路也能从控制风险思路到揭示风险思路，那么能够更多面向民营企业（这就是一种功能！）的民营银行就会加入我国的银行业，温州的地下钱庄和成会就会正式化和合法化，它们可以通过风险定价来提供金融服务，获得相应回报。监管部门就可以通过加强风险监测和监管取?quot;不发展"战略。而恰恰是由于我国银行主管部门片面重视现有结构/系统的稳定，即片面重视抑制金融风险和保持金融与社会稳定，从而抑制和禁绝这方面的制度创新--于是制度供给者的"需求"（即对稳定和听话的"需求"）替代了制度需求者的需求（即民营银行这一制度安排的需求），银行系统本身也因此陷入一种国有银行垄断、坏帐率高、效率低的低水平"均衡"当中，而尤其说这是一种"均衡"，毋宁说是一种"非均衡"状态，因为国有商业银行高额不良贷款问题仍在累积，"火山"仍在冒烟。看来是银行主管部门学习运用功能论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Willke,Helmut:Systemtheorie:eineEinfuehrungindieGrundproblemederTheoriesozialerSysteme,4.ueberarb.Auflagage,GustavFischerVerlag,Stuttgart/Jena1993

第5篇

一是业务必须是双赢或多赢。业务是单位与被单位合作的产物,开办业务至少应该对双方有利,同时不损害第三方即客户的利益,最好还应该惠及客户。一项业务如果只是对一方有利,肯定不会长久;如果对合作双方有利却可能给客户造成不便,这项业务最终也不会有市场。通过业务实现与被单位和客户的互利互惠、合作多赢,这是银行开办业务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二是要选准选好被的单位和业务。首先被的单位必须合法,依法成立,合法生产经营,社会形象好;其次的业务和产品要符合法律规范,经过相关部门的认证批准且符合有关标准,质量上无瑕疵,性能稳定,安全可靠,为客户所接受。如了不合法合规的金融产品,不但损害了客户利益,也给银行带来麻烦,损害了银行形象,这是金钱难以弥补的。

三是必须充分考虑银行效益。效益是银行开展经营活动的主要目的,银行开展业务同样不能忽视效益。前些年有的商业银行开办业务收费,没有经过认真测算,结果一年干到头,员工受累不说,单位还亏了。这是一种不成熟、不健康的表现。当然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社会效益也同样重要,但是对那些费率低、工作量大、产品功能设计有缺陷易招致客户投诉的业务和产品,银行应该坚决将其拒之门外。

四是要明确与被单位及客户三方的责权利关系。业务、产品的供需双方是被单位和客户,银行作为方,只是充当一个媒介。应当说被单位即提供业务、产品的一方应对业务、产品的质量、性能、安全问题等负主要责任。因此,银行在与被单位洽谈业务时,在向客户营销业务和产品时都须明确说明。对于一些流程复杂、专业性强的业务和产品,银行应要求被单位先搞好培训,以对即将的产品和业务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尤其是对业务和产品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和不利影响更不能忽视,并应在此项业务或产品时如实向客户讲明。银行工作人员切记不能为了完成营销任务而夸大业务和产品的功能,隐瞒缺陷,误导客户,给银行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第6篇

1.促进金融脱媒，抢夺银行资产。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迫使传统银行面对金融加速脱媒的局面，即近年来由于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以及互联网金融等形式的“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融资结构中人民币贷款占比持续下降，直接金融和金融去中介化趋势非常明显。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壮大了“影子银行”体系和规模，加速了金融去中介化。根据央行统计数据，2002~2011年间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贷款占比从91.9%下降到58.2%，2013年降至51.4%。作为直接金融工具，P2P、众筹融资等都绕开了银行，资金供需双方直接交易，商业银行作为主要的金融中介地位受到冲击。根据艾瑞咨询公布的数据，2013年新增P2P贷款680.3亿元，未来两年将保持100%的增速，2013年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各类支付业务的总体交易规模达到17.9万亿元，同比增长43.2%。而《中国P2P借贷服务行业白皮书2013》则显示，2013年P2P贷款规模已达千亿元。与传统金融行业相比，虽然P2P行业规模尚不大，但年增长速度超过300%。互联网金融来势汹汹，正在蚕食银行的市场。正因为动了银行的奶酪，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便受到传统金融机构的指责和反击。互联网金融引起资金脱媒和渠道脱媒，切断了银行与客户的直接联系，进一步造成客户关系和信息脱媒。第三方支付对银行结算业务有替代性，因为第三方支付比传统银行支付手段更加快捷和高效，大量资金在银行体外循环，形成资金脱媒。依托互联网平台销售理财产品，比银行渠道更加便捷和高效，并使客户获得更加良好的体验，侵蚀了银行中间业务，形成渠道脱媒和客户黏性下降，致使存款搬家。如2014年一季度我国银行业存款搬家规模达9400亿元，同期余额宝规模达5000亿元，业内普遍认为，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是存款搬家的幕后推手。存款是银行最核心的业务，存款搬家限制了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和资产扩张规模，从而加大了流动性和期限错配风险。渠道和资金脱媒附带着客户关系和信息脱媒，因为互联网平台掌握了大量本应由银行掌握的客户身份、账户和交易信息，使得银行更加难以突破信息不对称的束缚，难以保证资本和风险定价的准确性。

2.推动存款利率市场化，冲击银行盈利模式。“影子银行”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基本不受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和利率限制，因此在利率管制的金融体系中，“影子银行”利率被认为是能够反映资金借贷真实成本的市场利率。作为“影子银行”体系的一部分，并基于透明、充分且对称的信息，互联网金融的借贷利率以市场机制形成，互联网金融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推手。2005年、2007年在英国和美国，知名的互联网金融平台Zopa、Prosper、LendingClub相继诞生，而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几乎与世界同步，就在2007年诞生了国内第一家P2P信贷平台——拍拍贷。互联网金融率先在欧洲和美国诞生，但为何只在中国才具有颠覆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洲和美国基本上都是市场利率国家，而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2013年类余额宝互联网金融产品引起了存款搬家，颠覆了银行低息揽储高息转贷靠存贷利率差实现低成本信用扩张的生存环境，银行被迫上调存款利率，使银行的盈利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以余额宝为例，上市之初7日年化收益率超过7%，现维持在5%，是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的14~20倍和一年期定存利率的1.66~2.33倍（活期和一年定存央行指导利率分别为0.35%、3%）。互联网金融产品一般实行T+0的赎回模式，在高通胀形成银行存款负利率条件下，居民自然会选择互联网金融产品而不是银行存款。余额宝作为货币市场基金已累计分配收益75亿元，如果没有余额宝这些收益仍将归属银行，同期16家上市银行人民币活期存款增速显著下滑，利润增速与2013年相比下滑2.5个百分点。互联网金融的高收益和期限利益以及普惠性引起了存款搬家，存款搬家产生的“鲶鱼效应”加剧了银行同业竞争。货币市场对存款的争夺提高了存款利率，资本市场对融资客户的竞争使优质客户贷款利率趋于下降，以市场供求为诱因的利率双向波动有力推动了利率市场化，提升了资金配置效率，减少了金融扭曲。由于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金融和货币流通存在货币乘数效应，因而银行资产规模扩张出现数倍于存款负债的增加。互联网金融模式下银行不再作为信用扩张的中介，资金流动脱离银行在体外循环。金融脱媒和存款搬家造成负债减少。而负债减少会导致资产增速和规模相应下降，银行盈利能力下降。传统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扭曲造成银行对资金价格信号反应迟钝和融资成本高，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客户可以“用脚投票”，最终银行只能自身“割肉”，向利润开刀，银行“躺着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二、现行银行业税制亟须改革

现行银行税制显然已不能适应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的冲击，具体表现为：银行业税制不合理，税负偏重，银行业的税收负担能力过度依赖利率管制政策。因此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大力进行银行业税制改革。

1.现行银行业税制不合理。目前，银行业涉及的税种多达十几项（包括代扣代缴），即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契税、土地增值税，教育费附加，其中主要税种是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根据税收中性理论，对银行业征收流转税会扭曲货币资金配置效率。一直以来，我国社会融资高度依赖银行贷款，过多过重的流转税负担会促使银行提高贷款利率，并通过资金流动转嫁给存款人和贷款人等银行客户。加之营业税不可扣除，其包含在融资成本中，从而干扰资本价格，不利于资本流动，扭曲资金配置效率，并从源头上加重宏观税负，违背税收经济效率和税收中性原则。因此，大多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荷兰、波兰、保加利亚、日本、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阿根廷等不对银行业征收营业税或者类似的税收，一些国家则对银行征增值税，但仅对非主营金融业务征税且税率较低，对于主营金融业务则免征增值税。如欧盟各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对银行信贷、保险、证券、共同基金等主营金融业务免征增值税（同时不能抵扣进项税额）。我国对银行征收高达5%的营业税，而且将所有利息收入（而不是存贷利息差额）和中间业务手续费收入全额作为税基，税基明显过宽，不符合税收中性原则和国际税收惯例，削弱了我国银行业在国际银行业中的竞争力和在互联网金融条件下的生存能力。银行业税制不合理还表现在企业所得税上，银行一般风险准备金扣除比例过低，计提范围过窄，核销审批手续过繁。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5号）的规定，银行一般风险准备金税前扣除比例为1%，且允许计提一般风险准备的资产仅限于贷款、抵押资产、贴现等债权和股权，不包括中间业务形成的表外资产，但保函、信用证等表外资产也是有潜在风险的银行资产。一般风险准备金税前扣除比例过低、计提资产范围窄，不能完全覆盖风险，导致银行利润虚增、所得税多缴、资本充足率不真实和放大资产风险。

2.银行业税负偏高。目前，银行业综合税负高于国内其他行业。从行业比较看，2005~2012年间，金融业的营业税与企业所得税累计年均增长33.5%，比工业、建筑业的主要税种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超出了17.8和10.2个百分点；金融业税收增长力度分别为工业、建筑业的2.13倍和1.44倍。金融业实现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由2005年的3.9%上升至2012年的7.6%，提升了3.7个百分点和2.05倍。同期金融业税负不断上升，至2012年为29.25%，远高于交通运输业6.19%、住宿餐饮业6.41%和房地产业21.38%。在以商业银行为主导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内，银行显然负担了金融业税收的绝大部分。而银行业之所以能够承受较高的税负，是因为利率管制和垄断使银行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又以低息揽储的方式实现税收转嫁。3.银行业税收负担能力过度依赖利率管制政策。利率管制政策使实际利率偏低，表明对我国的储蓄行为存在较高的隐性税收，银行获得的隐性税收收入提高了其盈利能力，对融资的结构性垄断也使银行税收容易转嫁，二者共同提高了银行的税收负担能力。不合理的税制和高税负给银行带来的巨大成本可依靠政策红利和税收转嫁来对冲，但银行过度依赖利率管制政策和垄断型社会融资结构，一旦政策红利消失，税收负担会严重制约银行的生存和盈利能力。互联网金融的“鲶鱼效应”加剧了银行同业竞争，推动了利率市场化和融资渠道多元化，存贷差大幅缩小且波动幅度和频率扩大。与此同时，民营银行的快速发展更使银行同业竞争趋于白热化。这都促使存贷款利率管制形成的归属银行的隐性税收红利将逐渐消失，不折不扣的税收收入效应会加重银行的税收负担。互联网金融推动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的自由竞争使税收替代效应得以显现。对银行贷款利息收入开征营业税引起的税收转嫁会提高贷款利息率，使部分企业选择直接融资方式而不是从银行贷款，银行业所得税也会提高贷款利率，减少贷款需求量。互联网金融使银行无法有效实现税负转嫁，不合理的税制和过高税负将严重侵蚀银行利润，银行业税制如不变革将成为其应对挑战的税法制度障碍。

三、银行业税制变革构想

1.银行业税制变革的指导思想。

（1）要符合税收中性原则。税收中性是和税收效应相对应的概念，税收中性原则要求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应以税款为限，尽量不带来税款之外的额外负担，不对纳税人的经济行为产生任何影响。税收不能扭曲价格、供求等市场信号，不能干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由于营业税等间接税无法扣除，因而容易产生重复征税和税收转嫁、对银行征收营业税干扰资本价格信号、有碍资本配置效率，违背税收中性原则。作为融资的源头，对银行征收过多的营业税等间接税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不但通过资本流动而扩散和放大，而且银行会通过资本流动转嫁税收，从而从根源上加重宏观税负。因此，银行业税制应尽我国银行业主要税种及税率量符合税收中性原则，不征或少征间接税。

（2）要符合国际税收惯例。金融业对微小利差的变动极其灵敏，对其征收很小比例的税也可能使资金流向不征税或低税率地区，造成本国利益损失。所以，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开曼、卢森堡等都实行低税率和宽松的税前扣除政策。国际上一般对核心金融服务（如银行存贷款）免征增值税或营业税，甚至实行零税率，仅对直接收费项目征收增值税。而我国对银行征收营业税，且税率较高。因此，为维持和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银行业的税制应当与国际税收惯例一致。

2.银行业税制变革的具体构想。

（1）简化银行业税制，对银行信息化建设投入给予税收优惠。建议取消银行业印花税和契税。这两种税收规模小、税收贡献率低，但却增加交易成本、压缩银行利润，取消这两项税收对全国财政收入影响不大，但能有效减轻银行税负，解决银行抵债资产业务中的重复征税问题。以抵押权为例，银行的贷款业务需缴纳营业税，但现行税制将设定抵押物权和抵押物变现视同销售不动产，在两个环节分别征收营业税、契税等。抵押资产变现后一般难以全额收回贷款本金，对该项交易重复征税扩大了坏账规模，对银行而言是雪上加霜和抱薪救火。因此，在抵入环节应放弃征收营业税和契税等。对该项交易征税应仅限于抵押资产的变现价值超过贷款债权的部分。为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银行的信息化建设投入将大幅增加，因此对该项支出中包含的增值税应允许全额税前扣除，而对于该项支出的所得税税前扣除应给予扣除比例和期限上的优惠，以加速该项资产的折旧。

（2）试点进行银行业“营改增”。我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已在全国展开，并已经覆盖了交通运输业等六大现代服务业，税法对同为现代服务业的银行业应当公平对待，否则“营改增”可能背离税收公平原则。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也符合国际上税收惯例，在开征增值税的国家，多数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而不征收营业税。我国银行业“营改增”试点应借鉴国际税收惯例，国际总体趋势是对核心金融服务免税，甚至实行零税率。因此，我国银行业“营改增”在征税范围上应对银行金融中介服务和间接收费业务等核心金融业务免征增值税，仅对直接收费的附属金融业务征税。在课税方法上实行进项税额部分可抵扣免税法，即允许银行按一定规则抵扣进项税额，以减轻银行税负并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客户接受银行服务时的重复征税。在抵扣规则上实行按比例抵扣法，即允许抵扣的比例等于进项税额可抵扣项目的年营业额除以进项税额可抵扣与不可抵扣两个项目的年营业额之和。在税率上，应根据“营改增”试点中对现代服务业实行的做法，对银行业实行6%的税率。

第7篇

对政策性银行应实行分业监管

政策性银行于1994年先后成立，当时是根据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将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进行分离，由政策性银行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粮油棉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的要求，在各自特定的业务领域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策性银行的经营方针、市场定位、业务范围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作为银行监管部门，必须敏锐地洞察和熟知这些发展变化，及时调整监管思路。因此，对政策性银行监管的关键就在于分业监管，即根据其业务政策性强度的不同实行不同的监管。例如，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运用分政策性和商业性两块，两块的政策性强度和风险程度都不同，对其监管就不能按同一标准进行。其中，政策性贷款又可以细分为指令性贷款和指导性贷款，两者在政策性上也是有所区别的。指令性贷款如果出现了风险、形成了损失，属于政策性风险，对其监管主要是合规监管，即监管的重点是银行的业务合规性，有无违规操作等。指导性的贷款如果出现了风险、形成了损失，则属于经营性风险，对其监管主要是风险监管，即监管的重点是看银行是否做到了审慎经营、有无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

对国有商业银行应实行尽职监管

国有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突出的问题，究其根本就在于“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问题的根源又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委托关系扭曲。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委托关系中，一是与政府的委托关系，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委托关系，层层委托、层层的关系，形成了超长的委托链。委托人对人的约束和控制力逐级弱化，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不良贷款二次剥离就是委托关系扭曲的典型例证。

因此，对国有商业银行监管的关键就在于尽职监管，即把国有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高管人员尽职情况作为监管的重点。这里所说的尽职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有商业银行总行的高级管理层向董事会、投资者尽职的情况；第二个层次是国有商业银行各级分支机构的高管人员向其上级行尽职的情况；第三个层次是国有商业银行各级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向高管人员尽职的情况。银监会已经制定了《商业银行授信业务尽职指引》，还将研究制定《商业银行负债业务工作尽职指引》和旨在加强对高管人员尽职监管的《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履职情况评价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对国有商业银行监管的重点，要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逐一进行对照，检查其高管人员和工作人员是否都按要求尽职。

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实行超速监管

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以及内控机制方面相对要好，但在其粗放式的快速扩张过程中，因各种主、客观因素而造成风险管理力度的减弱，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并使得这种快速发展呈现出波动性较大、跳跃式增长的特点，同时金融资源的有限性也决定了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是不可能长久的。

因此，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监管的关键就在于超速监管，即将发展速度超出正常速度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监管的重点。超速监管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而是为了防止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盲目超常规的扩张中积聚风险，从而保证其稳健、可持续的发展。对符合审慎经营原则等监管要求的超速发展，不仅不加以限制，还要为其稳健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对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超速，则不仅要限制其发展，而且要对超速发展造成风险的责任人进行处罚，严格追究其超速责任。

对城市商业银行应实行法人监管

城市商业银行是在整合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成立的。经过多年的实践，城市商业银行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公司治理机制和由此而带来的“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最突出的几个表现：一是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的不作为；二是高级管理层的“内部人控制”；三是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因此，对城市商业银行监管的关键就在于法人监管。这里所说的法人监管，并不意味着只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法人进行监管，而是要通过监管，帮助和促进城市商业银行真正建立起“三会一层”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城市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法人监管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按照《公司法》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的要求，完善其公司治理机制；二是由银行监管部门制定考核办法，对城市商业银行的高管人员履职情况进行定期考核；三是坚持城市商业银行总行、支行的两级管理体制，强化总行对支行的扁平化管理，以减少机构层次和管理成本、减少信息失真和衰减、提高科学决策的效率。对农村信用社应实行大户监管

目前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的问题就在于资产质量差、经营效益低、历史包袱重、内部控制弱、经济案件多发、操作风险严重。但在这些问题当中，当前最需引起关注的还是“垒大户”问题。所谓“垒大户”就是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投放主要集中在个别或少数大户身上，“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违反了风险分散的基本规律，造成的后果也十分严重。

因此，对农村信用社监管的关键就在于大户监管，即把监管重点放在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大户、投资大户、融资大户上。大户监管的主要内容：一是要严格执行单户贷款比例管理，县级法人社组建以后，每个社都要根据资本金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单户贷款的限额，并确保不得突破，对购买国债、资金拆借业务也要确定一定合理的比例；二是大户监管的侧重点不同，在农村信用社的资产业务中，侧重对其资金运用的大户进行监管；在贷款大户、投资大户、融资大户中，侧重对贷款大户进行监管；在贷款大户中，侧重对投向非农业生产的贷款进行监管；在贷款业务风险管理中，侧重对大户贷款的合规情况和授信尽职情况进行监管；三是在做好大户监管的同时，要提倡农村信用社资金不离土、不离乡，树立“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的经营宗旨，提高信贷支农意识，适当放宽小额农贷条件，大力发展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改善金融服务，为解决农民贷款难、促进农民增收提供支持。农村信用社发放农户小额信贷意义十分重大，既有利于农村信用社分散信贷风险、扩大收入来源、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又有利于农民通过贷款不断扩大生产提高收入、增强农村信用社与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对信托投资公司应实行产品监管

近年来，相对于信托公司的其他业务，资金信托产品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自从2004年在上海发生了“金新信托”偿付危机的事件后，资金信托产品的风险性也一直受到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投资人对于信托产品不甚了解，而在已发行的信托产品中绝大多数是通过银行进行销售，投资人之所以购买是因为把信托产品当成了银行或信托公司发行的债券，对信托产品的风险没有足够的认识；二是信托投资公司因监管法制建设以及内部管理的欠缺，进行了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在发行信托产品时刻意减少信息披露、有意识地模糊风险和违规承诺收益保底等。

因此，对信托投资公司监管的关键就在于产品监管，即重点加强对信托投资公司发行的资金信托产品进行监管。产品监管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对信托产品资金使用方向上的监管，严格控制信托产品将资金运用在房地产等盲目投资和过热行业，严格控制发行异地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严格控制信托投资公司突破产品计划、扩大资金规模，严格控制信托投资公司的关联交易，防止信托投资公司将信托产品资金通过关联交易进行挪用；二是规范资金信托产品的营销宣传和风险提示，根据有关规定，信托产品不得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和其他公开媒体进行营销宣传，不得承诺收益保底等，在严格遵守规定的基础上，监管部门应要求信托投资公司在其产品介绍中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三是加强监管方和被监管方的“透明度建设”，通过信息披露和宣传讲解，逐步普及信托业和信托产品知识，强化投资者的风险教育，培育成熟的市场主体。

对资产管理公司应实行程序监管

资产管理公司的问题主要是在收购和处置不良资产方面的违规问题。在不良资产收购过程中，突出的问题是审查把关不严，致使一些不符合剥离条件的贷款被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造成了相当一部分金融债权难以落实；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突出的问题是存在违反程序、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的现象，致使部分资产被低价处置，造成国有资产不同程度的流失。

因此，对资产管理公司监管的关键就在于程序监管，即监管的重点是看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和处置不良资产的程序是否规范。程序监管的内容：首先，要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公司从收购、评估到处置等各环节的法律法规，为规范管理和有效监管提供法制保障，做到有法可依；其次，健全资产管理公司相关的内控制度和操作规程，进一步完善资产管理公司业务流程，做到有章可循和程序化操作；第三，在不良资产处置中，强化不良资产处置中资产评估工作，严格执行先评估后处置的程序，不得逆程序操作；第四，规范不良资产处置程序，在完善竞标、拍卖等处置方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不良资产处置的新方法；第五，加强对资产管理公司高管人员和工作人员履职情况的监管，切实防范在不良资产处置中的“道德风险”，确保把国有资产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对邮政储蓄机构应实行分账监管

第8篇

1．增值税免税政策目前大多数对银行业实行增值税税收政策的国家，对银行业核心业务都实行免税政策，这是因为国外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般认为增值税是一种消费税，而银行业中存贷业务等比较核心的业务都不属于消费者的消费过程，而是资源跨空间跨时间的调整和重新分配，不存在增值的过程。欧盟就是典型的实行增值税免税政策的区域，并对这种免税政策的应税范围做了详细的规定，主要包括存款和贷款业务、人寿保险业务、金融证券买卖和发行业务、货币结算业务、金融担保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信用卡业务、汇兑业务、银行支票业务等。南非借鉴了欧盟基本免税法制度，但是做了必要的修正。相比较于欧盟的基本免税法只对部分显性项目征税，南非对几乎所有向国内客户提供的直接或显性收费服务均课征增值税，其免税的项目和范围大大缩小。新加坡在借鉴欧盟基本免税法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创新，创制了进项税额允许抵扣的免税法，即对核心金融业务免税，同时相应业务对应的成本允许进项抵扣。

2．增值税标准政策金融业的许多非核心业务，比如保险箱的保管业务、理财咨询服务、融资租赁业务等，是典型的消费型金融服务，必须征收增值税。欧盟国家将此类业务按标准税率征收增值税。这类附属金融业务是指金融企业的附带业务，包括记账(法律、财务顾问)服务、金融数据处理服务、古钱币交易服务、保险箱租赁服务、融资租赁服务、信托服务、债务追偿服务、保管服务以及其他可以识别的服务。阿根廷创造了对金融机构贷款的毛利息征收增值税的毛利息课税法，这种课税法规定对银行贷款的毛利息收入征收增值税，但不允许抵扣存款利息支出，同时考虑到贷款的毛利息收入中包含了借入资金的成本，避免加重银行业税负，阿根廷规定对贷款利息收入适用10．5%的较低税率，相当于标准增值税税率的一半。

3．增值税零税率政策零税率政策是比免税政策更为优惠的政策，这是因为零税率政策允许进项抵扣。为了使出口型金融企业能够在全球更好地拓展业务，取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避免重复征税，欧盟国家对出口型金融服务实行零税率政策;澳大利亚允许对免税服务部分抵扣25%的进项税额。

二、银行业增值税改革的原则

结合我国“营改增”改革目标、试点经验、国情以及国际经验，首先银行业增值税改革应是健全税收制度的重要举措之一，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发挥税收中性作用是改革首要目标。其次银行业增值税改革要保证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适应未来金融环境的变化，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银行业增值税税制设计要在我国财力允许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现行征管技术和银行业特点，确保政策平稳过渡、顺利实施。一是税收中性原则，增值税改革应努力实现抵扣链条的贯通和完整;二是适应性原则，增值税改革设计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增长放缓、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外部环境变化对银行税负和发展能力的影响;三是国际化原则，增值税改革要顺应金融国际化趋势，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业现代流转税制体系;四是可操作原则，增值税改革方案设计要便于税收征管和具体操作;五是税负平稳原则，税制设计应保障税改前后银行业税负基本持平，减少改革阻力;六是财力可承受原则，税制设计应避免短期内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保障地方财力的稳定。

三、我国银行业增值税改革方案设计、测算和评估

(一)银行业业务分类

本文根据我国银行业务取得收入方式的不同，将银行业务划分为金融中介业务、直接收费业务、间接盈利业务、投资增值业务和一般商品买卖业务等五大类。金融中介业务是指银行作为资金所有人向资金使用人提供资金所产生的中介服务，包括贷款、票据贴现、透支及垫款等各种信贷业务，属于银行的核心业务。直接收费业务也称中间业务(除结、售汇以外)，是指银行不占用自身资金，利用网点、网络技术、信用和人才等优势，为客户提供各项金融服务并收取手续费的业务，主要包括结算与清算、顾问与咨询及各项业务等。间接盈利业务主要是指银行有偿转让外汇、有价证券、非货物期货及其他金融商品的业务，主要目的是赚取买卖价差。投资增值业务是银行从事投资活动、以获取投资收益为目的的各项业务总称，范围上涵盖了金融同业往来、购买金融商品行为和回购业务等。一般商品买卖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具有一般货物买卖性质的行为，包括实物金银业务、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以及其他货物买卖业务，上述行为具有货物买卖属性，目前已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

(二)银行业增值税改革方案设计及税收测算

现行的增值税计税方法包括简易计税方法和一般计税方法。简易计税方法是指按照单一税率对银行业的全部收入进行征税;一般计税方法是指用当期销项税额抵减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作为应纳税额。根据税制设计理论，增值税方案设计主要有四个环节:征收模式、进项抵扣模式、销项计税方法、对外开具抵扣凭证，每一环节有不同的方案，将四个环节的不同方案排列组合，就会得到各种增值税征收方案。结合银行业务分类和经营特点，基于抵扣和核算便利化的处理，对各种方案进一步筛选，最终得到六种银行业增值税方案，分别为简易计税法(毛收入计税)、一般计税法(全额抵扣)、一般计税法(部分抵扣)、一般计税法(利差征税)、一般计税法(核心业务免税)、一般计税法(零税率)。同时，选取16家上市银行2013年年报数据对各个方案下的应纳增值税、税负变化等进行测算，从样本代表性看，16家上市银行缴纳营业税占2013年银行业营业税的84%，具有较高代表性。下文将从销项税、进项税、开票方式、优缺点、税负变化等多个角度对六种方案进行说明。

1．简易计税法。该方案是指以单一税率对银行业的全部业务进行征税，不得抵扣进项税额。通过对16家上市银行的测算，6%或11%税率下，银行业税负均明显上升。简易计税法在征管上易于操作，并且可以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但没有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和抵扣链条中断的问题，违背增值税中性原则，与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初衷相悖。

2．一般计税法(全额抵扣)。该方案是指对银行业的全部业务进行征税，并由银行按照实际税率给下游企业开具销项税票，存款利息支出按照核定的抵扣率计算可抵扣额，同时对手续费及佣金支出、银行购买各项设备、设施及服务所对应的成本凭票抵扣。测算显示，在该方案下银行采用6%的税率可保持税负的基本平稳。该方案打通了银行与上下游企业间的税收抵扣链条，体现了增值税的制度优势，符合税改的政策目标。

3．一般计税法(部分抵扣)。该方案在计税原理、税基设计方面与前一种方案相同，主要区别在于不单独对存款利息支出核定抵扣，仅对手续费及佣金支出、银行购买的设备及服务等实际发生的成本凭票抵扣。根据测算，在6%和11%税率下，银行税负均大幅上升。该方案完善了抵扣链条，使下游企业获得了合理抵扣，可以达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但存款利息支出占营业成本比重最大，不能进入抵扣范围，从而导致税负上升。

4．一般计税法(利差征税)。该方案与第2种方案(全额抵扣的一般计税法)的设计原则相同，主要区别在于对存款利息支出抵扣的处理方法不一样。该方案下，税基按照金融业务不同包括两类:一是对于金融中介服务而言，按照利差收入(贷款利息收入减去存款利息支出的余额)计算销项税额;二是其他业务按照业务收入全额计算销项税额。对有进项税票的成本或支出，全额凭票抵扣。测算表明，6%的税率下银行税负变化较小。该方案更易于计算增值税额，也较顺应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趋势;但该方案发票开具方法有别于传统的发票管理方式，操作难度加大。5．一般计税法(核心业务免税)。该方案仅对银行的直接收费业务、一般商品买卖业务征税，其余业务均免税。该方案的税基是银行直接收费业务的全部收入，银行按实际税率给企业开具发票。测算显示，采用6%或11%的税率都会使银行税负水平明显下降。该方案与国际金融业增值税惯例接轨，优点是可以消除征税中确定服务价值的技术难题;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一是免税范围较大，造成抵扣链条断裂，存在重复征税，难以达到税改效果;二是核心业务(特别是贷款利息收入)占比高，免税后将导致银行税收收入明显下降，对财政收入影响显著;三是进项抵扣率的核算比较复杂，增加操作成本。6．一般计税法(零税率)。该方案是对银行的全部业务免税，同时允许能获得进项税票的成本或支出全额凭票抵扣。测算结果表明，采用6%和11%的税率下银行税负水平均大幅下降。零税率法计算简单，操作难度上小于其他的一般计税法，从理论上讲，可使银行以不含税价格提供金融服务，能够消除重复征税，提高银行的竞争力。但是，在该方案下，银行利息支出作为最重要的成本开支，无法进入抵扣范围，造成了存款成本环节的抵扣链条中断。同时，该方案会造成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幅减收。

(三)银行业增值税改革方案选择

银行业增值税改革方案的优劣应以实现改革目标的程度为评判标准，本文根据各个方案对不同改革原则的满足程度，采取多因素法对各个方案进行评估、排序，得到最优、次优及第三、第四次序方案。

1．改革原则权重设计。为评估银行业增值税改革方案优劣性，先对6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进行权重设置。银行业“营改增”是增值税扩围的重要内容，首要目的应是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同时应适应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需求，保证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其次在国际接轨、操作难度和成本、银行业税负变动等层面，要统筹兼顾，调动各方特别是银行机构的积极性;再次为确保改革顺利推进，政府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基于此，本文将税收中性原则、适应性原则、国际化原则、可操作原则、税负平稳原则、财力可承受原则的重要性依次减弱，6项基本原则的权重分别设定为25%、20%、15%、15%、15%、10%。

2．方案评分。方案评分采取10分满分制，根据方案对改革原则的符合程度，分成4档进行考核，即不满足、较低程度满足、较高程度满足、完全满足等4个档次，对应分值分别为0、3、6、10分。最后，根据每个方案在不同原则下的得分、6个原则的权重，加权平均获得综合得分。

第9篇

银行业实施营改增将在以下各方面形成重要影响：一是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银行业属于纳税大户，如果我国实行大规模的免税、零税率，将会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大幅减少。二是对银行财务状况的影响。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实施营改增后银行营业收入中的增值税将被分离出来，导致银行营业收入减少。银行外购商品或服务的上游企业实施营改增后，其销项税负会增加银行外购成本，压缩银行盈利空间。三是对税收配套制度的影响。如银行业按照一般计税方法征收增值税，则需根据银行业特点制定专门的抵扣方法、设计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制度，还要体现营业税优惠政策，都需要有相应的配套解决措施。四是对纳税管理实务的影响。银行业改征增值税后，增值税发票管理、业务流程变化、业务系统改造、内控机制完善等将大大增加银行的运营成本，将对银行的税务管理提出严峻挑战。五是对银行定价机制的影响。在含税利率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所支付利息中包含的增值税可以抵扣，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会下降，在保持客户融资成本不变的情况下，银行可以获得更高的贷款定价水平。

二、按照银行业务类型分类设计增值税计征方法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规定：金融保险业原则上适用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采用销售额乘以征收率计算应缴纳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一般适用于会计核算不健全的小规模纳税人，而银行业的财务会计体系已经非常健全，符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条件，能够按照增值税一般征收方法计缴增值税。而且，简易计税方法不能解决重复征税问题，对银行不同业务类型实行“一刀切”的做法将无法满足银行不同盈利模式业务的纳税需求。因此，对银行来说，简易计税方法只是一个过渡性方法，最终还是需采取增值税一般征收方法。目前我国银行税务处理系统庞大、改造难度较大，多数银行强烈要求增值税改革能够一步到位，按照增值税一般原理设计银行业增值税计征系统。为此，建议借鉴发达国家按银行业务分类征收增值税的理念，将银行业务分为存贷款类业务、中介服务类业务、金融产品投资类业务、一般货物买卖业务等四类业务分别设计增值税计税方法。存贷款类业务按照存贷利差乘以增值税税率的方法计缴增值税，增值税税率根据营改增前后税负相当的原则进行测算。中介服务类业务与其他服务行业并无差异，应按照其他服务行业的税率（6％）征收增值税。金融产品投资类业务不进入流通环节，相关税负也不会流转至下一纳税环节，不应征收增值税。一般商品买卖业务按照一般增值税计税方法（税率17％）征收增值税。为顺利实施银行业营改增工作，财税部门应及早出台适合中国银行业的增值税改革方案。建议借鉴国际做法，在银行业实行特殊的发票管理制度，采用银行业务系统打印的传票单证作为银行服务增值税计税凭证。在改征增值税时继续延续体现现有营业税优惠政策，避免对银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结语

第10篇

关键词：房地产贷款；信贷风险；房地产周期

一、前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世界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继实施了金融市场开放政策和金融自由化的措施，放松金融管制，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日益融合。当金融业对外开放时，如果有效的审慎监管尚未充分建立，整个金融体系更容易受到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冲击。金融自由化后，由于新的金融机构进入，贷款利率拉低，激烈的竞争和管制的放松，使银行更有冲动去增加高风险的房地产贷款。银行在整个房地产周期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房地产周期和银行危机并不是必然相伴而生，但是两者却经常紧密相连。特别是在那些银行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更是如此。银行业及其借贷政策在房地产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对银行体系往往又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典型的例子如，19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的西班牙，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的芬兰、丹麦、挪威和瑞典等北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以及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国。虽然这些危机发生的背景和原因十分复杂，触发点也不尽相同，但是研究那些曾经受到房地产泡沫破裂严重冲击的银行体系之后，就会发现银行危机总是有着惊人的相同或相似之处。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坚持入世承诺，稳步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并自2006年12月之后向外国竞争者全面开放银行业务。在房地产信贷这一传统的高盈利高风险业务上，国内的银行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风险会进一步加大。总结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由房地产价格波动带来的银行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增强防范房地产信贷风险的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房地产市场周期与银行信贷风险

房地产泡沫繁荣—破裂周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信贷扩张、房地产价格上涨，泡沫膨胀；第二阶段是由于利率、税率提高，或其他因素触发房地产泡沫破裂，价格崩溃，持续时间可能是数天、数月或者更长的时间；第三阶段的特征是资产价格下跌，银行收紧信贷，泡沫时期购买房地产的抵押贷款者财务状况严重恶化，大量拖欠还款。房地产价格波动给银行带来的信贷风险，主要表现为抵押房地产价格大幅下降和借款人违约率增加的风险。

房地产贷款主要分为：房地产抵押贷款；房地产开发、建筑贷款；利用房地产抵押获得的其他类型的贷款。对银行房地产贷款来说，信贷风险是最需要关注的风险。房地产价格下降是引发信贷风险的主要因素。

住宅抵押贷款通常被认为很安全，因为住宅一般是作为消费品，并且偿还贷款的资金来自相对稳定的家庭收入。再则，由于房地产具有不可移动、不可隐藏、寿命长久、相对保值等特点，抵押贷款往往被认为是一种颇为安全的贷款。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安全性是以抵押物的足值、易变现和抵押权的有效性为前提的。房地产抵押贷款仍存在着不少的风险，如：借款人无法还款时，抵押房地产依法处理后不足清偿；抵押物存在灭失或损毁风险；法律制度造成银行难以收取和处置不良贷款的抵押物等。房地产价格越趋昂贵和反复，估值就越难确定，银行就这些房地产的借款人所承担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

发展商和建筑商的贷款风险比抵押贷款的风险更高，因为其贷款的偿还需要房地产完工后，以销售收入或租金收入来支持。当房地产价格下降时，发展商和建筑商的财务状况恶化，甚至破产，房地产贷款违约的可能性增大，银行贷款质量因而恶化。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信贷风险并不局限于与房地产有关的贷款。银行实际承担的房地产贷款风险往往会更大。因为房地产也广泛用于其他类型贷款的抵押，而与房地产贷款有关的统计数字往往不计算以房地产作为抵押所得的其他个人及公司贷款，银行实际承受的风险可能会较统计数字显示的高得多。房价波动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对银行业有广泛的影响。房价下跌，借款人借款能力下降，从而形成财务约束，限制新投资的规模并降低企业利润。因而，银行其他类型贷款的信贷风险也随之增加，加剧了银行业的脆弱性。

除了信贷风险影响外，房地产价格下跌也可能通过间接渠道导致银行盈利减少。在房地产价格下降时，抵押品价值下跌，银行呆坏账拨备增加导致盈利减少。此外，由于建筑活动和借贷活动减少，银行从房地产有关的交易中获取的收费和佣金收入减少。因而，房地产价格的下降会对整体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此类型的风险，由于其性质，更难规避且影响整个银行业。

三、银行业房地产贷款风险成因

（一）灾难短视症

即大的经济冲击极少发生，以致银行往往低估冲击发生的概率（HerringandWachter2002）。TverskyandKahneman(1982)认为，一个事件的主观概率是由决策者能够设想事件发生的难易程度决定的，这一难易程度又取决于这一事件发生的频率。对于高频率发生的冲击事件，如信用卡贷款违约和汽车贷款违约，银行往往有必要的知识和动力去适当估计事件发生的概率，并做出充分的预防损失的措施。否则，银行将会很快受到高频率事件的冲击，从而导致破产这一毁灭性损失。因此，高频率事件（诸如估计信用卡违约概率）的主观概率可能会与实际概率非常接近。

而当某一冲击发生的主观概率低于一定的临界点时，基于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或拇指法则(ruleofthumb)，银行管理层会认为冲击发生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计。由于决策者倾向于寻求与关注加强他们乐观预期的信息，早期的警告信号往往被忽视。

由于房地产周期通常持续的时间较长，在房地产价格持续多年快速上升的情况下，房地产贷款的还款记录会保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因此，房地产业繁荣时期，随着房价的上涨，银行通常会产生一种安全错觉，过分乐观地低估房地产信贷风险和高估利润，进而扩大贷款。银行往往成为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推动力量，但同时也因而更易受到房地产价格崩溃的重创。

（二）羊群效应

灾难短视症并不是仅仅发生在个别银行身上。当一些银行由于灾难短视症认为某些经济冲击的概率为零时，那些正确地评估冲击发生概率的银行，在同灾难短视的银行进行竞争时处于劣势（GuttentagandHerring,1986）。由于激烈的竞争，灾难短视的银行迫使审慎的银行采取宽松的房地产贷款标准，或者退出这一业务领域。当下轮冲击发生时，灾难短视的银行可能成为市场的主导，这些银行并没有任何应对特殊冲击的预防措施，这种情况往往被称为银行的羊群效应。

银行管理层或许已经正确地察觉到了外部冲击发生的可能性，但可能会有意忽视房地产贷款的风险，因为他们认为如果灾难性冲击来临时，将会受到政府的保护，损失由政府承担，而银行则享受由高风险敞口带来的丰厚利润。“太多而不能倒”的政策，即当银行业整体面临倒闭风险的时候，政府更有可能介入去拯救陷入危机的银行，实际上在激励银行从事那些使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风险与其他银行同业高度相关的活动，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羊群效应。

（三）安全网引发的道德风险

经济繁荣时，投资者可能会意识到，银行过度借贷于房地产市场使银行更易受到市场波动的打击，但他们也知道银行都在从事这些业务，政府不会让整个银行体系崩溃。由于存在这种政府的隐性担保，即使没有诸如存款保险之类明确的政府担保，银行投资者和存款人往往会低估银行冒进贷款政策的风险，而任其发展。安全网为银行的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因素。另外，投资者过于自信自己评估市场的能力，认为可以先于其他人在市场崩溃前的适当时机退出，因此，投资者往往毫不犹豫地提供资金给冒进的银行，进一步鼓励了银行过度借贷于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四）信息不对称

银行通常使用控制按揭贷款成数（loan-to-valueratio）的方法，将按揭贷款限制在抵押房地产价值的一定比例内，以防当房地产价格下跌、借款人违约时，银行被迫出售借款者所抵押的房地产时产生损失。按揭贷款成数在防范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理论上讲，如果该比率能够维持在一个足够低的水平，则足以控制借款人违约的风险。

然而，实际上，当房地产价格大幅下降时，降低按揭贷款成数并不能够保证银行免于信贷损失。即使是看起来相当保守的按揭贷款成数，也可能不足以弥补损失。这是因为，在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时，抵押房产的价值可能会很快下降到未偿还贷款额以下，从而刺激借款人放弃抵押物，选择违约不偿还贷款。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时期，银行过度乐观地认为可以接受较高的按揭贷款成数，同业的激烈竞争也迫使银行管理层放宽贷款标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实际操作中，贷款本息＝按揭贷款成数×抵押物评估值，而由于信息不充分，即使在市场最好的情况下，银行也很难准确估计房地产的价值，造成当前的抵押物评估价值经常被高估，即使不被高估，反映的也是当时的市场价值甚至是过去的价值，而不是变现价值，变现价值往往与市场价值存在较大差距，从而造成银行可能会低估房地产贷款高风险敞口的风险。

（五）不适当的会计、信息披露及法律框架

在不透明的会计核算方法，不适当的信息披露准则和不良贷款拨备制度下，银行业对自身的财务状况如果缺乏充分的披露，在房地产价格下跌时，往往掩盖银行资产的恶化程度，并且使银行管理人员、所有者、债权人和监管者等无法有效监控风险敞口，对银行施行监督和约束，进而使那些高风险业务被当作是高盈利性的业务。如日本大藏省于1992年9月对外公布的主要银行不良贷款总额，仅为略高于12万亿日元，而如果银行业当时对不动产行业的风险敞口数额和不动产价格下降因素作一个合理的估计，所得出的数字有可能两倍甚至三倍于公布的数字（Goldstein等，1993）。在进行贷款分类时，如果仅仅按照贷款的偿还情况对贷款抵押品的市值、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和当前的偿付能力进行评估，可能会造成不良贷款的规模被低估、银行资本真正能够发挥的缓冲作用被高估。

（六）监管部门的宽容性监管

监管者的职责是通过监督银行业和维持健康的银行体系保护纳税人。为什么监管者在有些情况下不能约束银行从事高风险的增长策略？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是出于监管者不能控制的原因，例如人手不够或预算约束使监管部门不能有效监管银行体系。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监管部门出于多种原因不愿去约束银行业。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当金融自由化作为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的一部分时，监管部门可能对约束那些采取高风险策略的银行心存顾虑，毕竟从短期来看，高风险的经营策略对银行来说是有利可图的，高盈利掩盖了潜在的风险。监管者往往很难约束那些看起来能够获得高盈利的银行。其次，当金融部门的扩张被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时，监管部门要承担更大的压力。再次，对监管者来说，从自利性的角度考虑，拖延采取纠正措施，可能是更优的选择。特别是时间不一致性（timeinconsistency），即今天的损失直到将来的某一日期才会变为现实，而那时可能已经是其他人在履行监管职责，因而，监管当局有内在动力采取宽容、迁就的态度对待问题银行，加大了银行承担更大风险的内在动力。四、防范

（一）防范银行灾难短视症

在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环境下，监管部门应改变职能而不是取消职能。监管当局必须确保一个行之有效的机制，以防止银行过度承担风险，打消其盈利归个人、损失由社会承担的想法。

首先，提前鉴别出脆弱的银行。在对付灾难短视症及不可预知的重大冲击方面，传统的银行监管过程重在评估银行的现状，并鉴别出脆弱的银行，虽然有助于处理危机，但不足以防范危机。为了防范危机，监管过程必须把那些承受能力差、有可能会成为脆弱的银行提前鉴别出来，防止它们的风险敞口达到对整个金融体系构成威胁的水平。明确要求银行必须通过经常性的压力测试，界定银行应该具备的、能够承受外部冲击的最低程度，是提前鉴别出脆弱银行的一个有效方法。其次，监管当局可以要求银行提高房地产贷款信息的透明度，降低市场的不明朗因素以及连锁效应的风险，并使银行业在市场的监察下更为自律。此外，详尽的房地产贷款统计数据，有助于监管当局监察及评估银行承受房地产贷款的风险。

（二）安全网改革

在对银行的行为施加影响时，不应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对问题的解决上，要注意采用事前审慎监管的方式，及早警觉房地产价格泡沫征兆，防范房地产市场繁荣时期银行房地产贷款的过度膨胀。监管部门不能仅仅满足于达到相关的国际监管标准，而是根据本地银行业自身行业发展状况和经济环境的变化，采取更高的监管标准，力求做到最好。在监管实施过程中，监管机构必须及时采取纠正行动，迅速解决问题。如果没有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监管体制，就难以对要求宽容性监管的巨大压力形成有效的制衡。

（三）道德风险的防范

监管部门要想防范道德风险，必须终止隐含的存款保险制度。首先，将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不向所有债权人提供全额存款担保，特别是那些大金额的债权人，以促使大额债权人对银行施加约束。其次，对有问题银行及时采取惩戒措施使其恢复正常，如果仍没有改观，监管当局需要在银行将要发生资不抵债之前迅速关闭问题银行，降低银行即将破产时为死而复生而孤注一掷的可能性。再次，实行严格的资本充足制度。通过制约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无限制扩张，保证银行稳健、安全经营，增强银行抵御非预期损失的能力。一旦银行的资本状况恶化，监管当局马上采取纠正行动，避免当银行资本状况严重恶化时，股东和管理层采取孤注一掷的方式，导致损失大幅增加。

（四）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

通过技术与金融创新，改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减缓银行资产负债不匹配的情况，把过去不具流动性的资产转换成流动性的资产。例如按揭贷款证券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银行通过将住宅按揭贷款证券化，获得流动性资金，可以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通过证券化，还可以将完全集中在银行身上的住房抵押贷款风险分散和转移给投资者，分散银行信贷资产过度集中于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第11篇

一、并购的原因

1.银行数量过多和主营业务的吸引力下降是银行并购的直接驱动力。从历史上看，在美国，银行过多、过于分散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并购、整合，银行总数已从12000个减少至9000多个，但仍然比其它工业化国家银行的总和还要远远高出。亚洲国家同样也存在这些问题。表面上，很多亚洲国家的银行系统被几家大银行控制，但它们被数百家微型银行包围着。印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从1988年印尼政府放松管理制以来，当地的商业银行数量翻了一倍，达到240个，导致银行数量大量过剩。当前，在雅加达，每一百万人就有450家支行。相比较，香港有230家，美国有225家，新加坡有140家。在泡沫经济时代，即使金融机构日益增多，对它的服务还是供不应求，金融机构不需要像西方那样进行联合就能获得发展。而泡沫经济破灭后怎么样呢？以日本为例，日本在90年代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银行并购潮，1990年三井银行与太阳神户银行合并为樱花银行，1991年协和与琦玉两行合并为朝日银行，1995年三菱银行与东京银行合并为东京三菱银行，1997年又有北海道银行与北海道拓殖银行合并。而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尼金融业也掀起了一股兼并热。这表明，过去泡沫经济掩盖了亚洲许多国家金融机构过多的弊端，而一旦泡沫经济破灭，并购整合也就不可避免。

银行主营业务吸引力下降是近年来国际金融界出现的一个问题。随着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和新技术在金融领域大面积的推广和运用，银行的信用中介业务受到威胁，金融市场直接融资成本大大降低，各种市场信息都能直接显示在荧屏上，直接融资成本的下降和信息的公开使借款人对银行的依赖性减弱，银行作为信用中介的地位削弱。1990年，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总额为5940亿美元，其中国际银行信贷总额为4300亿美元，占72.39%；国际债券融资总额为310亿美元，占22.05%；欧洲债券总额为330亿美元，占5.36%.至1995年，国际金融市场结构发生了逆转，当年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总额为6282亿美元，其中国际银行信贷总额为3150亿美元，占50.14%，国际债券融资总额为1208亿美元，占19.23%，欧洲债券融资总额为1924亿美元，占30.63%.（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第66期年报）国际金融市场信贷融资份额和债券融资份额的根本性转变，使银行的传统的信用中介地位发生了动摇。今后银行更多地以一般地投资者或贷款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中，这种角色地转变使银行业更积极地投身于创新市场和创新交易。而银行要涉足这些不熟悉的业务范围，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实施并购。

2.银行管制的放松为并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以放松管制为特征的美国80年代以来的金融改革旨在推动国内金融业提高与德、日等国大规模全能银行相抗衡的竞争力，为此联邦货币当局先后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1980年），《银行公平竞争法》（1987年），《金融机构改革复兴法》（1989年），完全解除了“Q条例”限制。进入90年代，美国金融当局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银行业逐步向彻底解除管制迈进，1994年，《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及设立分行效率法》规定自1997年6月1日起允许银行全方位跨州经营业务。1995年《金融服务竞争法》的出台，使商业银行通过其分支机构全面经营证券成为可能。当然，伴随着这种“解除管制”，金融竞争将更加激烈，正是这种“解除管制”步伐加快的背景下诱发了兼并浪潮。此外，一些国家对银行业务的种种限制也不同程度进行放松，如日本，1981年规定商业银行可以经营证券业务，同时，为了加快日元的国际化进程，日本政府不仅逐步放松了外汇管制，从事外汇业务的商业银行（即外汇指定银行）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放松了对居民和非居民发行欧洲日元债券的规定，允许银行对非居民提供各种期限的欧洲日元贷款。英国也从1981年起允许商业银行持有股票和证券商29.9%以内的股权，取消了对利率的限制。加拿大1981年实行了新银行法，允许特许银行经营信托业务。这些都为银行购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3.规模经济、拓展业务范围和抵御金融风险是银行购并追求的目标。近年来银行业并购浪潮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全球银行业竞争中的规模优势的认同。这种观点在北美非常流行，并对北美的银行业并购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规模优势的另一个现实意义就是有利于信息技术的开发。众所周知，新的电脑系统的开发成本越来越高，很多银行因此在开发新系统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如加拿大皇家银行和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宣布两行计划合并，而合并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越来越高的银行信息技术（IT）的投资成本。在一些银行信息技术要求非常高的业务领域。如全球托管业务和信用卡业务，不少中等规模的银行由于其系统已跟不上最新要求，因而不得不关闭或是出售这些业务。与此同时，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却越来越体会到新银行信息技术带来的各种好处。因此，相信通过合并，不仅能有利于今后新集团对银行信息技术的开发和投入，而且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新集团本身。

通过合并，实现优势互补以创造更多销售机会，也是银行业实施并购的目的之一。上面所述的花旗银行和旅行者的合并就使花旗集团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超级市场”，这样地例子还有很多，如几年前的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同化学银行（也称汉华银行）、日本的东京银行同三菱银行的合并就是通过优势互补，增强实力，以便更多地争取客户，以取得更大地行业利润。其中以东京三菱银行为突出，该行是由1995年总资产世界排名第7位的三菱银行同总资产世界排名第32位的东京银行合并而成。两行的合并实现了三菱银行的国内业务同东京银行的国际业务的优势互补。

由于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延伸及交易手段的电子化，资金流量和流速大大增加，从而加大了金融市场的流动风险。另外，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迅速发展，也使金融市场风险倍增。金融市场风险加大，必然要求银行提高风险资本比例，增加风险储备金，具有更大的应变能力，这就推动了银行间实行兼并联合，走向大型化。特别是经历了一场来势猛烈的亚洲金融危机后，金融业在认真思考并意识到：结构紧密、操作较为保守的金融机构在应付金融危机中显示了优势，而组建超大航空母舰式的金融机构是更好防范风险的一个较优选择。同时，对一家金融机构而言，如果想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佼佼者，就必须保持一定的资产规模。

二、几点思考及疑问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大多数金融机构合并是希望得到“1+1>2”的效应，但现实如何呢？调查表明，很大数量的公司没有从合并中获得利益。以花旗集团为例，在1998年，这家新生的公司合并后有了糟糕的记录：当两家公司宣布合并时，双方股值合计为1640亿美元，但到了12月中旬（花旗集团10月8日正式成立诞生），却跌至1080亿美元。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短期的经营绩效批判这次银行并购的是与非，但至少说明，银行并购本身不能创造价值，其成功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对于这一点，我从以下几方面提出疑问，以便更深入的探讨银行并购出现的问题。

1.银行并购一定会产生规模效益吗？

上面提及很多银行，特别是北美银行，很强调并购产生的规模效益，即通过扩大规模实现专业化分工，并利用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分性充分发挥它们的潜力，还可以节约管理费用，以及共同利用一些基础设施以降低单位成本。但是，从理论上说，规模过大会造成规模报酬递减。从实践上说，“变大”所能获得的规模效益也值得商榷，调查表明，尽管资产在100亿美元时比资产在10亿美元时效率要高得多，但继续增长到500亿美元或者1000亿美元时一般不能提高效率，因为公司过大，它们难以控制，就需要相应增加管理人员，而管理的有效功能毕竟是有限的，这就会是层次过多，机构庞大。从而，一方面随着管理层次的增加，企业内部信息和通讯的成本费用增加的比例更大；另一方面，在“管理层次效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伴随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的管理效率的降低，这都造成了规模报酬递减。审视当前金融界发生的兼并活动，很多银行的资产额已经达到或者超过500亿美元这个过大的标准，所以，用“规模经济”来评价这些活动的动机显然过于简单。再者，对于银行系统而言，规模经济的优点集中在单位业务部门的内部，如债券处理业务和信用卡业务，这些业务部门有规模的要求，而非整个集团，因此，不注意这个区别会导致组织上的复杂性，从而抵消规模带来的效益。

2.如何看待并购活动带来的协同效应？

有些学者把兼并的规模效益和“经营协同效应”等同起来，但我认为规模效益包括的范围更广，而本文中所谈的协同效应仅指合并双方的优势互补，这在当前银行并购中非常常见，因而我把它单独列为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很多银行实行并购时经常强调并购带来的协同效应，如兼并宣告中常常这样写到，A公司在市场营销方面实力很强但在研究开发方面较为薄弱；B公司在研究开发方面有很强的实力，但在市场营销方面能力不足。上面提及的东京三菱银行通过并购实现国内和国际业务的优势互补，花旗集团通过并购实现其金融“超级市场”的目标，也都是考虑到并购带来的协同效应。但实际效果如何呢？以花旗集团为例，花旗银行与旅行者公司的合并，从理论来讲，对双方均有好处。花旗银行在全球有数千家公司客户，旅行者相对少些，便可以借此机会扩大其原有的证卷承销即公司并购业务。花旗银行从事的是典型的大银行业务，比如贷款和现金业务，产品销售对象是大公司的中属中层的财务经理；而旅行者从事的是投资银行业务，主要面对公司最高层——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执行官。这种理论上的协同效应在组织方面却存在极大的挑战：如果客户相同，双方理所当然认为客户关系归自己所有。这样，一旦业务重叠，应该哪一方作出让步呢？特别棘手的是，投资银行家通常自视高出商业银行家一等，这样，如果他们一旦发现自己的工资支票与面子不符时，该怎么办？怎样去协调双方在收入方面的差距？另外，原两家公司都有衍生金融产品业务，且都是主要财源之一。宣布合并后，两者针尖麦芒，发生激烈冲突。令董事长们伤脑筋，只好取下策：暂时各自运转，互补干涉，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花旗集团出现的问题绝不是特例，很多企业合并后都发现协调效应并非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企业是有生命的”，每个企业都有其企业文化，这个问题在银行合并中尤为突出，因为银行不象工业那样有可见的生产资本，如生产程序和生产工具可以合并并实现最优化，金融服务部门只有两种生产性资本——人员和计算机，而它们就象油与水一样难以融合。

首先，在人员的融合方面，由于两个公司合并必然会导致其中一个公司改变它们的公司文化及组织、工资构成、收入激励机制、晋升机制和评价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被改变的公司成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人员经常有一种事业的受挫感及对前途的焦虑感，他们往往会很快重新找到工作，而这些选择离开的人又往往是那些具有价值的人。仍以花旗集团为例，据美国两家金融服务业的猎头公司透露，自花旗银行和旅行者合并以来，两家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员打来的自荐电话从未断过，且有增无减。

其次，计算机的融合方面比人更难处理。因为如果合理地激励，大多数人员最终会合作，但对于两套计算机系统而言，没有经过艰难地重新编程、插入码以及调试，它们永远不能自动地交换数据。而且，两种技术标准往往不同，所以，要考虑地问题很多，比如：如何用不同顾客信息结构、产品规则来协调数据库？如何用融资权威来协调利率、费用计算和结算？如何将顾客显示在所有子公司、分支机构、产品线地全部信息集中起来？会计系统如何联系起来？如何联合那些从纸上得到的数据？这些技术工程的完成至少一年，这就是协同效应不能在并购后马上实现的部分原因。并且，除非采取激进措施，否则，技术因素将延迟协同效应两至三年。

3.如何看待“市场外”银行合并？

所谓“市场外”（outofmarket）合并是指两个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的并购活动。这种合并方式在当前银行并购浪潮中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特别是今年，随着欧元的到来，银行经营者开始以欧元区范围的概念来来重新考虑他们自己的企业定位和企业的前途。如果不想在新的竞争环境中被淘汰就必须迅速行动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在发生的这些银行合并案例中，有一些属于跨国并购。以欧洲银行与美国银行的并购活动为例，有Daimler-BenzAG收购ChyslerCorp、DeutscheBankAG正在进行的对BankersTrustCorp的收购。在亚洲地区，因为IMF的援助计划和吸引外资的需要，自由化或私有化的步伐加快，市场外合并将可能成为亚洲银行合并的最普遍的类型。例如，最近几个月，新加坡发展银行已在新加坡、泰国、香港、菲律宾做了一系列的收购工作。

对于这些“市场外”合并，不仅涉及上述一些问题，还存在一些特殊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是指克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地理及文化上的差异，在一个合并主体中充分发挥合并双方的互补优势。具体问题有：

*收购者如何将新的战略和当地的商业系统中已存在战略相连系（如产品发展和运作程序）？

*在不违反当地习惯的情况下，当地实体如何利用收购者在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是否应该有一个全球品牌——而这个品牌有可能使原品牌在当地几十年来的定位和信誉受到损害？

第12篇

摘要: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蔓延,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银行、金融的稳定关系着民生、关系着中国的发展。在国内金融机构即将接轨巴赛尔新资本协议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工作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在新阶段下如何更为高效的开展风险管理工作,是本文分析阐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键词:银行风险风险管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金融安全

一、金融资产对经济的影响

2009年6月,财政部金融司管理的中国金融资产近70万亿,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日益占据重要位置。如何保障巨额金融资产的安全和稳定,已经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金融风险管理保障金融安全

近年来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使得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愈来愈关注金融安全的问题。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关系到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金融的安全和稳定离不开有效的金融风险管理。金融业应正确处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保持资金正常运转,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

金融风险管理分两个层面,一是提高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管理;二是加强监管部门的监管体系建设。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相比而言,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管理侧重于架构的设计和方法的确定;而监管机构的监管体系建设侧重于模式的选择和政策的制定。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简称“BaselⅡ”)的推广和实施,兼顾了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管理要求,使金融风险管理更规范化,也更有效率。

三、BaselⅡ框架下的风险计量

BaselⅡ较之Basel,更强调风险的计量,而风险计量最突出的表现是以内部评级法(简称“内评法”)为核心。内评法信用风险下的高级法涉及对贷款违约概率(简称“PD”)、违约损失率(简称“LGD”)和风险暴露(简称“EAD”)的确定,其中LGD的估值一直是高级法实施中的重点和难点。

BaselⅡ的三大支柱中均涉及到风险参数的计量,其中第一支柱中的高级法鼓励商业银行自行估算PD、LGD和EAD,第二支柱要求商业银行对外披露风险参数的确定方法,第三支柱要求监管部门能够对商业银行风险参数的确定进行评估和校验,因此可以说BaselⅡ是围绕着风险计量管理为核心的。

四、国内银行风险管理建设现状及问题

(一)建设现状

目前国内银行业基于BaselⅡ的银行风险管理建设,从框架到模块都借助于Moody’sKMV、S&P、Fitch、OliverWyman等外资咨询机构。外资咨询机构为国内银行提供的风险管理服务,大多是协助银行实施涵盖风险管理各方面的全局性改革。

不可否认,外资咨询机构在金融风险管理领域,其所拥有的品牌效应和国际经验,使得欠缺独立完成整体规划专业能力的国内银行纷纷抛出“橄榄枝”,投入不菲的费用,全权委托外资机构进行本行新资本协议实施项目的总服务商。然而,在BaselⅡ领域,外来的“和尚”真的能念好“经”吗?

(二)存在问题

BaselⅡ实施的关键:一是数据,二是模型,但国内目前在这两个方面的准备依旧存在很大的问题。

1.数据基础方面

银行BaselⅡ的推行,离不开对其信用数据有效的归集和整理。新资本协议对数据质量、完整性和历史观察期有明确要求。但目前,进入中国市场从事银行风险管理建设的各家国际知名咨询机构,自身所积累的信用数据均不包含中国的数据,因此无法进行借鉴和引用;而国内金融机构正在进行历史数据的收集清理工作,在数据标准、数据质量、数据定义、数据逻辑等方面,才刚刚起步,离实施新资本协议还存在一定差距。

2.模型建立方面

关于内评法中所涉及的核心参数PD、LGD和EAD的确定,目前国外业界在PD建模经验方面较为成熟,但是对于LGD和EAD的计量,因普遍缺乏分析数据,故基本都处于起步阶段,还在进行理论方面的探索。

从欧美国家以及亚洲发达国家的经验可知,单纯地依赖国际知名风险咨询机构进行BaselⅡ的框架建立和推行实施,对于现阶段的中国银行业而言,并非成熟的模式。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金融风险管理之路,应立足自身选择风险管理模式和方法。

五、探索中国金融风险管理模式

实施新资本协议不存在最先进的模式,只有最适合的模式。建立适合自身特点的实施模式是新资本协议项目成功的关键。银行必须首先理解自己——包括理解自己的国情环境、历史未来、组织架构、管理流程,理解自己的业务和数据,才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模式。因此,商业银行应避免从形式上套用新资本协议,应首先评估风险管理现状,评估IT和数据基础,适当借助而不是完全依赖外资咨询机构力量,更多的立足本国资源,将所借鉴的国外经验逐步转化为内部能力。

(一)掌握核心的数据

在实施BaselⅡ过程中,对数据基础的建设,应该以自力开发为主。

首先,将中国银行业的数据和系统向国外咨询机构开放,会涉及较为敏感的金融安全问题;其次,对中国数据的理解和应用,国内的银行和机构更有话语权;第三,核心数据的建设,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短期行为,而是贯穿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始终,所以外资咨询机构的阶段性辅助并不能支持该项工作长期有效的实施。

(二)突破关键的技术

BaselⅡ的制定,代表了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欧美发达国家在控制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和风险监管的最佳做法;但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尚不完善的基础条件制约协议作用的发挥。这些制约包括公司和银行破产制度和程序、法律和诉讼体系、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体系、会计体系、科技支持、数据库、公司治理结构,甚至包括人们对于风险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态度等等。

(三)探索中国金融风险管理之路

笔者认为,中国的金融风险管理可以选择如下的发展途径:

1.建立统一的数据联盟

数据不足是困扰各家银行风险建模工作、推进新资本协议工作普遍存在的问题。2004年12月,由于缺乏信用风险统计研究的历史数据,欧洲几家大银行建立了泛欧洲信用数据联盟PECDC(Pan-EuropeanCreditDataConsortium)。截止2008年底,已经拥有37家成员国银行。各成员按照PECDC的数据标准和规范提交自己拥有的信贷数据、违约损失数据样本点,PECDC按照各成员的样本贡献率来分配数据共享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各成员银行数据不足的困境。

这一数据联盟为各成员银行提供了创造和分析不同信用风险参数的统计样本基础,也可以用来度量各成员银行的信用风险组合,有利于计量经济资本和新资本协议所要求的资本充足率,也为各国、各家银行解决风险建模工作数据不足提供了思路。

2.建立统一的数据信息平台,加强商业银行IT系统建设

在推进实施新资本协议过程中,银行的首要工作是有效地整合银行内部各业务部门系统的数据资源,实现数据的集中存储和展现,为数据清洗、标准化整合工作提供统一的基础风险数据。

3.风险管理建模工作要与银行实际业务紧密结合,加强业界多方交流

风险管理部门研发模型最终要运用于银行日常风险跟踪及管理中,因此建模工作一定要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不断与信贷部门、监控部门进行沟通,使模型接近于实际业务需要,具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第13篇

在上述种种报告中，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相对更为中立，分析也更为全面，因而尽管其中可能有这样或者那样不全面和准确的地方，但是同样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在这份2002年10月的研究报告中，穆迪公司宣布在综合考虑了在政府主导下的银行业改革措施、市场开放带来的压力、整个银行业正在面临的挑战等因素之后，将中国银行业的评级确定为稳定。

一穆迪公司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总体评价

在研究报告中，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的银行业在改革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是中国政府在制定其改革日程表时优先考虑的行业。这是由中国独特的改革路径所决定的：中国银行体系积存的高额的不良贷款，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济转轨的成本；中国政府如果要试图建设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必须要寻求适当的方式和渠道为这些巨额的成本买单，同时控制新的不良贷款在银行体系中产生。

因为中国银行业目前问题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其解决也需要一定的步骤和阶段，同时也考虑到银行改革过程中可能来自金融、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压力，穆迪公司认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目前如果断然全面在银行市场引入市场机制必然是弊大于利。这种渐进的改革思路显然与前述高盛公司激烈的银行改革思路有明显的区别。

由于国有银行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一直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因此国有银行改革的进展状况直接影响到对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进展的评价。在穆迪公司看来，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继续垄断中国的金融系统，它们也是整个系统风险的来源；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业务范围狭窄、国有企业表现不佳、沉重的税负和僵硬的利率政策，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很高，而资本水平则很低。四大银行由于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足，没有足够的能力核销自己的不良贷款。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强调，如果单纯依靠银行自身的经营，四大银行很难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偿付能力；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的银行有可能需要注入更多的公共资金才能与国际标准接轨。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谁应当为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买单”的问题，巨额的不良贷款已经形成，损失也已经形成，要回避这个尖锐的问题显然是难以持续下去的，在穆迪公司看来甚至可能会威胁到国有银行对于金融体系偿付能力的支持水平。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评价。如果按照穆迪公司的看法，研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就必须要注入更多的公共资金，但是如果在注入公共资金的同时又不能给国有银行形成预算软约束的预期和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目前看来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

从总体的发展趋势看，尽管中国的不少银行的负责人反复强调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问题，在穆迪公司看来，中国银行业的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机制仍然不佳，由此穆迪公司预期政府在未来五年内将国有银行转变为按照市场机制运营的商业实体的目标显得有些过于乐观。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判断：我们的监管机构陆续宣布的一系列银行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究竟是否可以按期完成？

在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提及的中国银行业在2002年可圈可点的改革进展并不多，无非是一些国有银行开始意识到来自中国政府的直接支持在将来会逐渐消失，有的国有银行采取了新的风险管理措施，有的还退出了无利可图的产业，撤并了位于不太富裕的农村地区的经营网点。另外，一些新上市的银行经营状况相对较好，机制也相对较为灵活，穆迪公司甚至乐观地认为这些上市银行可能也为整个行业树立了新的标准，这些银行的成功在穆迪看来甚至也有可能引领国有商业银行走出困境。如果考察目前为数不多的上市银行并不十分出色的经营业绩、以及新桥集团入主深发展之后发出的“随处可见可以改进、创造价值的空间”的感叹，我们认为穆迪公司确实是高估了这些上市银行可能的影响力，也低估了这些上市银行在股权结构、市场竞争能力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从具体的银行业务领域看，穆迪的研究报告特地提及了中国的银行业在2002年的消费信贷业务和信用卡业务是增长的亮点，但是穆迪认为因为中国缺乏良好的信用文化以及个人信用数据的积累而制约了这些业务的发展。实际上，信用数据的积累和个人信用风险的管理并不一定有一个统一的、适用于全球的模式，在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同样可能寻求到消费信贷业务和信用卡业务的增长空间和立足点，只是银行业是否有足够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来把握这些业务的增长能力而已。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特地强调说2002年中国的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不能令人满意，并且认为相关政策和定价措施都不是十分明确是重要原因，实际上2002年中国的银行业对于中间业务的重视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银行在对于中间业务的管理方面也显著地放松了管制，这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乐观地看到，如果价格的管制能够进一步放松，银行业的中间业务在2003年会有一个显著的发展。

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对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判断与许多媒体的刻意炒作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实际上，尽管穆迪公司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整个银行业的自由化，而且这些影响对于中国内地的银行的影响会在不远的将来逐步体现，但是，穆迪公司也坚持认为，外国银行的竞争则要在更长的时间以后才会对本地的银行形成真正的威胁，而且这些国际银行会带来资本和专业技术。穆迪公司没有看到的现实是，由于中国银行业在激励机制、市场开发机制、公司治理等方面与外资银行相比处于劣势，中国的银行业在客户和市场创新等方面正在逐步被边缘化；规模十分有限的外资银行重点争夺的就是中国银行业中最为优秀的客户、最为优秀的人才、推出的也是最富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这一趋势在媒体刻意炒作的南京爱立信事件之后已经成为当前国内银行界广泛关注的一个趋势。

二2002年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迁：银行业洗牌还没有展开

在比较中国的银行改革与工业企业改革时，中国的银行界人士经常强调银行业改革是落后于工业改革步伐的，现在这一判断也出现在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在此基础上，尽管穆迪公司认为中国政府五年内将国有银行改造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的目标有些过于乐观，但是穆迪公司还是认为会有一些银行在改革的过程中的表现将会优于其它银行，而且这种优势会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加强。显然，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只是在2002年这个洗牌过程并没有充分的展开。

首先看国有银行。因为国有银行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穆迪公司强调认为国有银行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一如既往的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穆迪公司坚持认为国有银行要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必须得到政府的帮助，其别建议要政府在恰当的时候注入资本金。这显然是呼吁政府注意在银行体系积累的巨额不良资产及其可能对于银行的稳健性和金融体系的安全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压力。一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四大银行依然垄断了整个系统的资产、存款和贷款，根据穆迪公司的统计，目前四大银行占整个系统存贷款的份额分别为67%和61%，贷款市场份额的下降（1998年为68%）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表现不佳，而这些国有企业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主要客户。

与国有银行在保持垄断地位下的市场份额下滑相对照，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市银行的增长空间有所拓展。穆迪公司注意到，20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的10家股份制银行已有4家上市，这些银行目前看来盈利能力更强，不良贷款率更低，其关注的客户重点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外国公司和合资公司；而且这些银行也易于吸引外资银行的合作。穆迪公司还强调，中国的城市银行增长很快，一些银行，如上海银行、南京城市银行，已经获得了外资银行的投资，但城市银行的管理和内部控制水平也不高。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外资银行进入之后，其在目标客户的定位、目标市场的界定、已经相应的经营方式上，外资银行实际上与国有银行基本上没有太多直接的竞争和冲突，倒是这些股份制的银行和城市银行将更多地承受外资银行进入的压力，这一点值得穆迪公司在分析中国银行体系时重点关注。

至于政策性银行，基本上是主导政策性贷款的格局，在穆迪公司看来，国家发展银行的增长速度最快，它也是三家当中改革最深入的一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银行市场上，尽管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究竟如何界定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之间的区别、政策性业务究竟应当控制在多大的规模之内、多大的范围之内？都是缺乏明确的问题，换言之，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的针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银行法”，这是制约中国政策性银行业务发展的关键，可惜这一点在穆迪的报告中没有提及。

随着国有银行退出农村市场，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导力量。目前，中国8亿农民的金融服务主要来自于38,000个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些信用合作社大约占整个金融系统资产的10%。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注意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其经营活动蕴藏了很大的风险。穆迪公司预期，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农村信用合作社不是国有金融机构，但从稳定角度出发，穆迪认为政府会在需要时提供必要的帮助。我们认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活动中蕴藏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地方政府干预严重、关联贷款的监管不到位等因素导致的，如果由于考虑稳定的原因就过多地给予这些机构以政策性的支持或者是隐含的担保，实际上并不利于农村金融机构在未来的健康发展。

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政府会在2006年年底前完全取消对银行业的业务和地域限制。在当前阶段，外资银行一般会选择与本地的银行合作，这样运作的成本更为低廉。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短期内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不会有很大幅度上升，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资银行争夺的优质客户对于中国的银行业的冲击实际上在直接推动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中国银行业走向边缘化。

三中国银行业的增长空间何在？

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体系不良贷款比率较高而外资银行还是纷纷涌入？其中一个最为关键性的因素，是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快速增长的前景吸引了他们的进入。具体来说，中国金融市场为银行业的增长创造了多方面的业务空间。

首先，在穆迪公司看来，零售银行业务会有一个快速的增长，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银行业的现实，不少的银行已经宣称就业务增长的重点转向零售业务。实际上中国的零售银行的两大增长点为住房信贷和汽车信贷，因为网点众多、客户的基础广泛，国有银行将在这一市场上占有优势。从国际比较角度考察，中国的消费信贷近两年来虽有增长，但水平较其他亚洲国家低，仍有增长潜力。从不同银行的市场表现来看，2001年中国的住房信贷占消费信贷增长的70%以上，工行于2001年年底超越建行，成为这一市场上的最大放贷者。汽车信贷也在价格、利息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刺激下成为另一增长点。目前看来，所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所谓“小康社会应当也是小车社会”，因此未来这两个领域的增长不仅会带动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同样也会带动银行零售市场的增长。

其次，银行卡业务增长显著也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一个显著的增长点。根据穆迪公司的观察，中国银行业在银行卡市场上的竞争已经使得市场进一步细化，不过市场的渗透率总体上依然偏低。基于当前中国信用环境的现实，中国的银行业发出的银行卡主要为给零售及公司存款客户的借记卡，真正的信用卡反而发展有限，商业银行从这些银行卡业务中刻意获得的收入除了通常的利差收入之外，还有电子支付、资金转移及购买与出售投资产品（如银证通等业务）等方面获利。

第三，穆迪公司关注到中小企业与私人借贷者的贷款满足程度问题。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政府正致力于改进对于中小企业和私人借贷者的贷款服务，如鼓励银行向部分企业放贷，修订法规，对中小企业重新界定，建立信用机制等，人民银行放宽了对中小企业贷款利息幅度的限制等等，不过穆迪公司考虑到这些客户的信息透明度与资信质量问题后，认为这些中小企业很难获得大笔的贷款。实际上，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没有注意到一点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首先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其次融资难并不仅仅是贷款难，仅仅依靠银行贷款也不能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而需要政府的扶持、创业资本的介入和股票市场的建立等多个方面的支持，而且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其对于贷款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四中国银行业当前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

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重点指出了中国的银行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从银行内部经营管理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的问题：（1）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这一问题在国有银行中尤为严重。穆迪公司注意到，最难进行改革的地方是管理责任制，国有银行的官本位导向，使得国有银行内部的运作有如政府内部的官僚体系，被委派的高级管理者任期短，多强调短期目标而非持续性的改革。同时，缺乏管理激励机制也会阻碍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归结穆迪公司的分析，国有银行的治理问题，无非是官本位和激励不足的问题，这已经成为几乎所有银行界人士的共识，但是目前的关键是如何采取行动。（2）会计与披露标准的改善：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政府正致力改善银行的透明度与信息披露，如2001年财政部颁布了针对金融机构的新的会计准则。2002年起，中国的银行必须公布5级分类的结果，根据不良资产水平做出计提准备并向人行做出季报。但国有银行被豁免根据新的会计准则做出计提准备。同时，穆迪公司注意到财政部对计提准备的限制放宽，但财政部对坏帐冲销仍严格控制。显然，这个领域是有一定进展的，但是进展十分有限。（3）如果说前述公司治理问题和信息披露问题是两个老问题的话，穆迪在研究报告中还专门提出了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存在的操作风险的问题。穆迪公司强调，由于经营规模与历史遗留问题，国有银行的操作风险要比股份制银行高。这主要是因为四大银行有广泛的网络与官僚体系。内部信息不流畅，决策机制官僚化，要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库还需要好几年，目前为止，部分客户信息还通过手工获取与传输，易发生错误。同时，穆迪公司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存在的不恰当的管理责任制赋予高层管理者极大的决策权，导致和舞弊现象的发生。另外，穆迪公司认为过去国有银行的管理是基于一致同意的基础，责任不明确，导致低效率和操作风险，目前国有银行正在机构扁平化、责任与权力分工明确等方面做出努力，穆迪公司认为长远来讲这可能有助于降低操作风险与提高效率。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业的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使得总行对于偏布各地的分支机构实际上处于失控的状况。有不少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银行业的问题主要是层级过多、授权不当等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内部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网络的支持问题，这一点是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新的关注点。

第14篇

关键词：银行风险会计防范

随着银行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和银行间竞争的日益激烈，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日趋多样化，特别是会计风险问题，受到银行业内高度重视。近几年金融系统案件频繁发生，大多源于会计监督乏力。因此，加强银行会计风险的防范是我国当前金融风险防范的重中之重。

银行业会计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外部政策环境不完善

实行新会计制度后，银行记账原则由“收付实现制”变成“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未将会计谨慎性原则贯穿于业务发展的始终。谨慎性原则作为企业对不确定事项采取稳妥谨慎态度的一种必要的反映，是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为应付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将风险损失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的一项会计政策，是风险控制在会计核算上的具体运用。它体现了会计实践的一般规律。在银行会计的核算中，采用符合谨慎性原则的会计处理与报告方法，可以有效地防范与抵御银行风险，而不采用会计谨慎原则来指导银行经营行为，小则事关银行自身的厉害得失，大则事关整个金融业的安危和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否。所以，只重视权责发生制而忽略谨慎性原则对防范经营风险极为不利，甚至直接导致风险。另外国家对金融机构监管缺少经验，监控力度不够，措施没有及时到位，因而很难在风险处于萌芽状态时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再则，金融改革后，对金融会计在金融机构中的作用认识不够，有关法规不够健全，管理制度滞后，直接制约着会计职能的发挥，会计仅限于记账、算账、报账，而忽略了事前预测、事中参与决策、事后分析评价的管理功能。

（二）内部稽核不力

虽然近几年来我国银行界对内控制度的建设空前关注，然而各银行却没有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对内控制度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使之系统化、程序化。一方面，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目前仍作为一个个被分解的单元分散在各项管理制度之中，如会计内控制度规定了不同岗位的职责，不相容业务的分离，业务程序的先后制约，却未形成一套生产流水线式的防范风险程序（一般应由目标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组成），难以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相互制约机制不健全，一些重要职责和岗位没有严格分离，混岗或集多职于一身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银行分支机构缺乏有效的内部管理部门，对主要负责人和决策管理层的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措施，常常出现“控下不控上”的局面，使内控制度形同虚设，留下事故隐患。

（三）银行从业人员素质偏低

近年来，国有独资银行在快速商业化的变革中，为抢占市场份额，实行外延式急速扩张的策略，真正精通银行会计业务的专门人才严重不足，一些新手未经岗位培训，对于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没有很好的掌握，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致使会计核算的随意性较大；另外，在会计队伍趋向年轻化的同时，也容易受社会上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而在会计业务操作中违规甚至违法。

防范银行业会计风险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适应银行经营要求的会计监管体制

加强银行业的会计监管，不仅需要规范监管标准、统一监管规则、完善监管政策，而且要求银行业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分工进一步明确，使银行业把更多的精力投身于风险管理工作。

银行业的监管应该保证透明化和市场化。监管项目应该以银行业最基本的指标，如：资本充足率、股权结构、储户的资金安全性等为准绳，监管标准对任何银行都应该一视同仁。就目前来看，银监会正致力于不断提高监管水平，把精力主要放在具体政策和规定的制定上，这与当前国内银行业的发展阶段与管理水平直接相关。但从长远来看，有些具体的规定可以交给银行自己来做，不需要强求统一。因为银行业的发展水平不同，有些银行可以把规则制定得更细一些，而有些银行可以把规定做得相对简单一些，这有利于大幅度提升银行业在金融市场上运作的独立性，强化其风险意识，增强国内银行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银行业的研发分工需要进一步优化。目前，我国的银行业除本行工作以外，还作了一些宏观金融研究。在国外，这些研究往往不是由银行来做的，而是通过国家宏观经济监管部门来提供数据，由其他各种学术性或非学术性机构来进行宏观研究，银行所关注的只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之下，如何提升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的问题。因此，优化国内银行业与宏观监管部门的分工，使银行业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放在风险管理上，这对提高两个部门的工作效率，提升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都大有裨益。

（二）构建防范银行风险的监督保障系统

要防范我国银行业的风险，必须健全会计内部控制制度，重点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真实性原则。内控制度建立应该从银行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机构规模和业务特点，制订切实可行、便于实施的会计内控制度，以保证会计核算和结算的准确及时，防范银行经营风险；规范性原则。各项会计业务流程按照会计内控要求予以规范，加强重要环节的控制，做到会计核算、财务核算、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信息的规范化，提高操作透明度；谨慎性原则。谨慎性原则是处理会计业务的基本原则，也是深化内控机制应严格遵循的准则。对会计业务处理必须实行交易授权，不得私自处理未经授权的事务。对重大会计事项实行审批制度，防止发生舞弊行为。

建立科学合理的内控机制，包括三个相对独立的控制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一线会计核算全过程中融入相互牵制、相互制约作用的制度，建立双人、双职、双责为基础的以防为主的监控防线。会计人员处理业务必须事前建立授权分责的记录，以明确业务处理权限和应承担的责任，对一般业务或直接接触客户的业务，均要经过复核，重要业务必须实行双签有效的制度，禁止一个人独立处理业务的全过程。第二个层次是设立事后监督，事后监督是指通过完善各种现场、非现场的财务检查制度，对会计部门各个岗位、各项业务进行日常性、周期性核查，建立以堵为主的监控防线。事后监督可以根据业务量状况，设置相应的机构，组织一批业务素质高、思想品德好的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将全部会计业务重新进行一次复核性操作，以便及时发现和消除潜在的风险隐患。同时，对监督的过程和结果以及反馈要纳入程序化、规范化管理。第三个层次是以现有的稽核审计为基础，通过内部常规稽核、离岗审计、落实举报等方法和手段，对会计部门实施内部最后控制。以上三个层次构筑的内控体系，对于及时发现问题，防范和化解会计风险，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三）加强银行会计信息的披露与揭示

离开了来自银行内部及时、可靠、完整的会计信息，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就根本无从谈起。为此，对来自银行外部借款单位的会计信息应就其真实性、全面性和相关性提出相应要求。首先，考虑到目前我国企业虚假会计报表满天飞、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的现实情况，银行在接受贷款申请时，应强制要求其报送经由注册会计师审计验证后的会计报表，并要求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其次，银行在接受企业贷款申请时，应要求所有的贷款企业必须提供现金流量表，并应将原先着重对企业利润指标和静态财务比率的考核，转变为对现金流量指标以及与现金流量表有关的财务比率的考核上来。第三，鉴于我国企业编制与提供的会计报表过于简化、信息含量低的情况，银行在接受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贷款申请时，除要求企业报送主要会计报表以外，还应要求企业提供能详细披露其偿债能力的补充会计信息。

从银行内部来看，要进一步修订现行银行定期编制的会计报表，要充分反映银行表内业务的会计信息，同时要充分反映披露与银行风险有关的会计信息，如风险资产总额及资本充足率、逾期贷款平均余额及资本风险比率、备付金及备付金比率、贷款风险集中度、贷款结构及不良贷款资产状况以及对外投资可能发生的损失等。要全面推行现金流量表，以弥补目前报表难以反映的相关信息，即能够向使用者提供银行在会计期间内现金流量的情况，特别是能充分披露银行在实行权责发生制时，收入、利润中含有的应收未收部分所造成的收入与支出在实际收付上不对称的有关信息。要充分披露表外业务信息，改变表外业务仅以会计报表附注的形式予以反映的现状，应要求银行编制一张表外业务情况表，增强表外业务的透明度，以全面反映表外业务的潜在风险。2006年公布的新会计准则对此已有所完善，这对防止行业风险，提升社会诚信度，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提高与国外金融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四）创建重视知识和人才的机制

当今社会，知识是创新的必备条件，人才是创新的主体。德才兼备的人才不仅是现代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而且是构建企业管理体系，推动企业管理创新的中间力量。因此，重视知识和人才，造就优秀的人才，创建重视知识和人才的机制，是当前银行业所面临的一项迫在眉睫的、势在必行的战略任务。

首先，改革企业用人制度。在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平等、公开的竞聘上岗的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企业人才等级制度。管理者要知人善任，创造让优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人才机制，让相应才能的人才处于相应的能级岗位，注意发现和使用那些具有信息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公关能力的一批人，要扬长避短，量才为用，使人才配备尽量合理化，这是留住人才的有效措施之一，也是优化人才配置，提高银行业风险防范水平的必备条件。

其次，创造良好的吸引人才的环境。如工资待遇、奖金制度、职位聘任、岗位责任制、成果评定与奖励、住房标准等整套政策和办法，千方百计吸引优秀人才从事企业工作，成为企业学术带头人、业务骨干和管理创新骨干。

第15篇

在上述种种报告中，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相对更为中立，分析也更为全面，因而尽管其中可能有这样或者那样不全面和准确的地方，但是同样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在这份2002年10月的研究报告中，穆迪公司宣布在综合考虑了在政府主导下的银行业改革措施、市场开放带来的压力、整个银行业正在面临的挑战等因素之后，将中国银行业的评级确定为稳定。

一穆迪公司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总体评价

在研究报告中，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的银行业在改革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是中国政府在制定其改革日程表时优先考虑的行业。这是由中国独特的改革路径所决定的：中国银行体系积存的高额的不良贷款，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济转轨的成本；中国政府如果要试图建设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必须要寻求适当的方式和渠道为这些巨额的成本买单，同时控制新的不良贷款在银行体系中产生。

因为中国银行业目前问题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其解决也需要一定的步骤和阶段，同时也考虑到银行改革过程中可能来自金融、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压力，穆迪公司认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目前如果断然全面在银行市场引入市场机制必然是弊大于利。这种渐进的改革思路显然与前述高盛公司激烈的银行改革思路有明显的区别。

由于国有银行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一直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因此国有银行改革的进展状况直接影响到对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进展的评价。在穆迪公司看来，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继续垄断中国的金融系统，它们也是整个系统风险的来源；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业务范围狭窄、国有企业表现不佳、沉重的税负和僵硬的利率政策，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很高，而资本水平则很低。四大银行由于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足，没有足够的能力核销自己的不良贷款。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强调，如果单纯依靠银行自身的经营，四大银行很难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偿付能力；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的银行有可能需要注入更多的公共资金才能与国际标准接轨。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谁应当为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买单”的问题，巨额的不良贷款已经形成，损失也已经形成，要回避这个尖锐的问题显然是难以持续下去的，在穆迪公司看来甚至可能会威胁到国有银行对于金融体系偿付能力的支持水平。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评价。如果按照穆迪公司的看法，研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就必须要注入更多的公共资金，但是如果在注入公共资金的同时又不能给国有银行形成预算软约束的预期和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目前看来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

从总体的发展趋势看，尽管中国的不少银行的负责人反复强调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问题，在穆迪公司看来，中国银行业的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机制仍然不佳，由此穆迪公司预期政府在未来五年内将国有银行转变为按照市场机制运营的商业实体的目标显得有些过于乐观。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判断：我们的监管机构陆续宣布的一系列银行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究竟是否可以按期完成？

在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提及的中国银行业在2002年可圈可点的改革进展并不多，无非是一些国有银行开始意识到来自中国政府的直接支持在将来会逐渐消失，有的国有银行采取了新的风险管理措施，有的还退出了无利可图的产业，撤并了位于不太富裕的农村地区的经营网点。另外，一些新上市的银行经营状况相对较好，机制也相对较为灵活，穆迪公司甚至乐观地认为这些上市银行可能也为整个行业树立了新的标准，这些银行的成功在穆迪看来甚至也有可能引领国有商业银行走出困境。如果考察目前为数不多的上市银行并不十分出色的经营业绩、以及新桥集团入主深发展之后发出的“随处可见可以改进、创造价值的空间”的感叹，我们认为穆迪公司确实是高估了这些上市银行可能的影响力，也低估了这些上市银行在股权结构、市场竞争能力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从具体的银行业务领域看，穆迪的研究报告特地提及了中国的银行业在2002年的消费信贷业务和信用卡业务是增长的亮点，但是穆迪认为因为中国缺乏良好的信用文化以及个人信用数据的积累而制约了这些业务的发展。实际上，信用数据的积累和个人信用风险的管理并不一定有一个统一的、适用于全球的模式，在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同样可能寻求到消费信贷业务和信用卡业务的增长空间和立足点，只是银行业是否有足够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来把握这些业务的增长能力而已。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特地强调说2002年中国的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不能令人满意，并且认为相关政策和定价措施都不是十分明确是重要原因，实际上2002年中国的银行业对于中间业务的重视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银行在对于中间业务的管理方面也显著地放松了管制，这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乐观地看到，如果价格的管制能够进一步放松，银行业的中间业务在2003年会有一个显著的发展。

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对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判断与许多媒体的刻意炒作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实际上，尽管穆迪公司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整个银行业的自由化，而且这些影响对于中国内地的银行的影响会在不远的将来逐步体现，但是，穆迪公司也坚持认为，外国银行的竞争则要在更长的时间以后才会对本地的银行形成真正的威胁，而且这些国际银行会带来资本和专业技术。穆迪公司没有看到的现实是，由于中国银行业在激励机制、市场开发机制、公司治理等方面与外资银行相比处于劣势，中国的银行业在客户和市场创新等方面正在逐步被边缘化；规模十分有限的外资银行重点争夺的就是中国银行业中最为优秀的客户、最为优秀的人才、推出的也是最富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这一趋势在媒体刻意炒作的南京爱立信事件之后已经成为当前国内银行界广泛关注的一个趋势。

二2002年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迁：银行业洗牌还没有展开

在比较中国的银行改革与工业企业改革时，中国的银行界人士经常强调银行业改革是落后于工业改革步伐的，现在这一判断也出现在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在此基础上，尽管穆迪公司认为中国政府五年内将国有银行改造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的目标有些过于乐观，但是穆迪公司还是认为会有一些银行在改革的过程中的表现将会优于其它银行，而且这种优势会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加强。显然，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只是在2002年这个洗牌过程并没有充分的展开。

首先看国有银行。因为国有银行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穆迪公司强调认为国有银行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一如既往的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穆迪公司坚持认为国有银行要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必须得到政府的帮助，其别建议要政府在恰当的时候注入资本金。这显然是呼吁政府注意在银行体系积累的巨额不良资产及其可能对于银行的稳健性和金融体系的安全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压力。一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四大银行依然垄断了整个系统的资产、存款和贷款，根据穆迪公司的统计，目前四大银行占整个系统存贷款的份额分别为67%和61%，贷款市场份额的下降（1998年为68%）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表现不佳，而这些国有企业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主要客户。

与国有银行在保持垄断地位下的市场份额下滑相对照，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市银行的增长空间有所拓展。穆迪公司注意到，20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的10家股份制银行已有4家上市，这些银行目前看来盈利能力更强，不良贷款率更低，其关注的客户重点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外国公司和合资公司；而且这些银行也易于吸引外资银行的合作。穆迪公司还强调，中国的城市银行增长很快，一些银行，如上海银行、南京城市银行，已经获得了外资银行的投资，但城市银行的管理和内部控制水平也不高。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外资银行进入之后，其在目标客户的定位、目标市场的界定、已经相应的经营方式上，外资银行实际上与国有银行基本上没有太多直接的竞争和冲突，倒是这些股份制的银行和城市银行将更多地承受外资银行进入的压力，这一点值得穆迪公司在分析中国银行体系时重点关注。

至于政策性银行，基本上是主导政策性贷款的格局，在穆迪公司看来，国家发展银行的增长速度最快，它也是三家当中改革最深入的一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银行市场上，尽管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究竟如何界定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之间的区别、政策性业务究竟应当控制在多大的规模之内、多大的范围之内？都是缺乏明确的问题，换言之，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的针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银行法”，这是制约中国政策性银行业务发展的关键，可惜这一点在穆迪的报告中没有提及。

随着国有银行退出农村市场，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导力量。目前，中国8亿农民的金融服务主要来自于38,000个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些信用合作社大约占整个金融系统资产的10%。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注意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其经营活动蕴藏了很大的风险。穆迪公司预期，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农村信用合作社不是国有金融机构，但从稳定角度出发，穆迪认为政府会在需要时提供必要的帮助。我们认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活动中蕴藏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地方政府干预严重、关联贷款的监管不到位等因素导致的，如果由于考虑稳定的原因就过多地给予这些机构以政策性的支持或者是隐含的担保，实际上并不利于农村金融机构在未来的健康发展。

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政府会在2006年年底前完全取消对银行业的业务和地域限制。在当前阶段，外资银行一般会选择与本地的银行合作，这样运作的成本更为低廉。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短期内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不会有很大幅度上升，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资银行争夺的优质客户对于中国的银行业的冲击实际上在直接推动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中国银行业走向边缘化。

三中国银行业的增长空间何在？

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体系不良贷款比率较高而外资银行还是纷纷涌入？其中一个最为关键性的因素，是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快速增长的前景吸引了他们的进入。具体来说，中国金融市场为银行业的增长创造了多方面的业务空间。

首先，在穆迪公司看来，零售银行业务会有一个快速的增长，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银行业的现实，不少的银行已经宣称就业务增长的重点转向零售业务。实际上中国的零售银行的两大增长点为住房信贷和汽车信贷，因为网点众多、客户的基础广泛，国有银行将在这一市场上占有优势。从国际比较角度考察，中国的消费信贷近两年来虽有增长，但水平较其他亚洲国家低，仍有增长潜力。从不同银行的市场表现来看，2001年中国的住房信贷占消费信贷增长的70%以上，工行于2001年年底超越建行，成为这一市场上的最大放贷者。汽车信贷也在价格、利息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刺激下成为另一增长点。目前看来，所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所谓“小康社会应当也是小车社会”，因此未来这两个领域的增长不仅会带动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同样也会带动银行零售市场的增长。

其次，银行卡业务增长显著也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一个显著的增长点。根据穆迪公司的观察，中国银行业在银行卡市场上的竞争已经使得市场进一步细化，不过市场的渗透率总体上依然偏低。基于当前中国信用环境的现实，中国的银行业发出的银行卡主要为给零售及公司存款客户的借记卡，真正的信用卡反而发展有限，商业银行从这些银行卡业务中刻意获得的收入除了通常的利差收入之外，还有电子支付、资金转移及购买与出售投资产品（如银证通等业务）等方面获利。

第三，穆迪公司关注到中小企业与私人借贷者的贷款满足程度问题。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政府正致力于改进对于中小企业和私人借贷者的贷款服务，如鼓励银行向部分企业放贷，修订法规，对中小企业重新界定，建立信用机制等，人民银行放宽了对中小企业贷款利息幅度的限制等等，不过穆迪公司考虑到这些客户的信息透明度与资信质量问题后，认为这些中小企业很难获得大笔的贷款。实际上，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没有注意到一点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首先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其次融资难并不仅仅是贷款难，仅仅依靠银行贷款也不能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而需要政府的扶持、创业资本的介入和股票市场的建立等多个方面的支持，而且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其对于贷款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四中国银行业当前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

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重点指出了中国的银行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从银行内部经营管理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的问题：（1）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这一问题在国有银行中尤为严重。穆迪公司注意到，最难进行改革的地方是管理责任制，国有银行的官本位导向，使得国有银行内部的运作有如政府内部的官僚体系，被委派的高级管理者任期短，多强调短期目标而非持续性的改革。同时，缺乏管理激励机制也会阻碍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归结穆迪公司的分析，国有银行的治理问题，无非是官本位和激励不足的问题，这已经成为几乎所有银行界人士的共识，但是目前的关键是如何采取行动。（2）会计与披露标准的改善：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政府正致力改善银行的透明度与信息披露，如2001年财政部颁布了针对金融机构的新的会计准则。2002年起，中国的银行必须公布5级分类的结果，根据不良资产水平做出计提准备并向人行做出季报。但国有银行被豁免根据新的会计准则做出计提准备。同时，穆迪公司注意到财政部对计提准备的限制放宽，但财政部对坏帐冲销仍严格控制。显然，这个领域是有一定进展的，但是进展十分有限。（3）如果说前述公司治理问题和信息披露问题是两个老问题的话，穆迪在研究报告中还专门提出了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存在的操作风险的问题。穆迪公司强调，由于经营规模与历史遗留问题，国有银行的操作风险要比股份制银行高。这主要是因为四大银行有广泛的网络与官僚体系。内部信息不流畅，决策机制官僚化，要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库还需要好几年，目前为止，部分客户信息还通过手工获取与传输，易发生错误。同时，穆迪公司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存在的不恰当的管理责任制赋予高层管理者极大的决策权，导致和舞弊现象的发生。另外，穆迪公司认为过去国有银行的管理是基于一致同意的基础，责任不明确，导致低效率和操作风险，目前国有银行正在机构扁平化、责任与权力分工明确等方面做出努力，穆迪公司认为长远来讲这可能有助于降低操作风险与提高效率。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业的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使得总行对于偏布各地的分支机构实际上处于失控的状况。有不少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银行业的问题主要是层级过多、授权不当等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内部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网络的支持问题，这一点是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新的关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