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心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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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处于“百家争鸣”境况之中的古代艺术，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形成了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成熟期。以《诗经》为代表的春秋时期的音乐，引领着中国古代音乐的审美趋向，展示着决定民族艺术的民族审美心理世界。
一、民族审美心理流变的历程
在音乐领域美学所涉及的问题是音乐的价值问题。春秋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部体系完备的音乐理论著述——《乐记》；进而，乐律理论方面的“三分损益法”问世，加之孔子所编纂的歌辞集《诗经》，标志着古代音乐艺术从自发走向了自觉阶段，为此后中国的音乐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石和创作的物质借鉴。中国近现代学界趋向一致地认为：“中国古代最早形成自觉并真正走向成熟的艺术是音乐。”它为华夏艺术的民族化，即民族审美心理的对象化，其中包括欣赏的习惯、口味、评价的标准等勾勒了草蛇灰线。
《诗经》中，以“风”为纲目的庶民百姓音乐，流丽婉转，多繁音促节，直率地表达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纯真美和浓郁生活气息的朴实美。以“雅”为纲目的奴隶主阶级享用的音乐，其节奏舒缓，旋律平稳，呈现出一派庄严、肃穆的氛围。其乐舞阵容浩大，乐器穿透力强劲，给人以崇高、壮丽、恬静美的感受，显示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吕氏春秋》)的统治者心目中的社会现实。以“颂”为纲目的宗庙祭祀的乐舞，节奏沉郁，声调悠长，彰显了远古图腾崇拜的遗风和神秘的宗教象征美的特征。
这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既是儒化音乐的确立期，也是俗化音乐的滥觞期。
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传人中国，宫廷乐舞除继承“颂”的传统外，又融入了佛教音乐的色彩，社会整体的审美趣味，则向“天人合一”的方向倾斜。以乐琴、相和声、商清乐为特色，或借景抒情，或寄情山水，或状物寓意，显示出人l生和自然的和谐美。
隋唐时期，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社会审美心理要求音乐革新的呼声日高，音乐艺术顺应时代做出了反馈。其时，以歌舞大曲最具特色，有着一种朝气勃勃的宏阔气度和兼收并蓄的博怀。它广泛吸收了国外和异域的音乐所长，其中包括印度音乐和草原民族的马背音乐以及西域的胡声音乐，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富丽堂皇，“异”彩纷呈。继而，这种融合多元文化的音乐艺术，又重新传播于周边国家和地区，沿着丝绸之路远播海外，显示出大气凛然的阳刚之美和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走向。“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自居易用诗歌所描绘的大唐宫廷乐舞，显现出盛唐音乐繁荣景象之一隅。
宋元时期的音乐，融入了更多民间审美情趣，并涌现出一批自由度曲的作家。北宋统一中国之后，工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市民阶层力量壮大，适合城市人民生活需要的音乐以及新的音乐形式应运而生。艺术歌曲、说唱音乐、歌舞音乐和新的器乐纷纭出现，并涌现出一批以音乐为生的专业艺人，使音乐走向一个新的境界。元代时期，政治黑暗，人分四等，职分十级。知识分子，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备受压抑，其地位序列是“八九儒十丐”。在这种严酷的环境和卑微的心理状态下，迫使广大艺术家更多地和民间接近，把满腔的悲愤倾注于音乐创作之中。这一时期的杂剧和说唱艺术在民间迅速发展，更多地表现了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他们的挣扎和痛苦，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悲剧色彩。席勒说：“悲剧作品使观众情感上产生痛苦，可是在理智或者道德上，却使人产生。”
明清时期，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封建的母体中逐渐显露出雏形，“两种文化”(列宁语)尖锐对立。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文化和代表下层人民民主愿望的新文化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因此，这一时期底层阶级的大众音乐也趋向多元化和多样化，以多种风格见长的俗音乐，呈现出在继承与发展中的错落美。
二、中国古代音乐审美的内在机制
1．以“中和美”来展示内在体验的世界
美学这个词是从希腊文转化而来的，其原意是领悟，特别是凭着感觉，即察觉、感受这些内在体验的词派生出来的。因此，它的内涵涉及的是感官方面的体悟，而不是理性方面的概念。艺术家的美学观，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艺术观中，也体现在他们对社会和大自然的认识上。中国古代艺术家的美学观，主要是以伦理学和哲学的辩证统一，艺术哲学和艺术心理学相辅相成的方法去考察和研究艺术现象的。他们尤为重视人的情感，“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把人的情感看做是艺术的特质。中国古人的世界正是建立在情感体验基础上的，情感体验的世界是“天人合一”的世界，中国古代艺术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形成与发展的。所以，古代艺术作品是理智与情感、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存在方式，艺术的、社会的理性内容，凝结于审美心理形式之中。
我国古人崇尚美与真、美与善的统一，认为美可以辨别事物的真伪，可以提高道德的修养，怡情养性。他们提倡：“情须合理，声须有度，欲须有节。”儒家倡导恬静淡雅的“中和”之美。何为中和?不偏不倚谓之中，不奇不正谓之和。道家宣扬“法天贵真”的自然美，在师法大自然中寻求人与世界和谐共处的真谛。于是，“和为贵”、“天人合一”，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性格之特征，心理之追求，也成为艺术家审美之理想。于是，在音乐上就产生了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平沙落雁》，赞美祖国山河壮丽的《夕阳箫鼓》，讴歌大自然万物复苏的《阳春白雪》，以及追求内在和谐和外在自由的《酒狂》等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李泽厚称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是审美型的文化。即音乐感受、情感体验是中华文化的原创力，这就和西方源自犹太教——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划开了界线。西方世界重理性，重思维，强调的是艺术对现实的再现及其认识作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古希腊艺术强调的是人和命运(自然)的抗争。人尽管有着健全的理智，强健的体魄，超人的气度，但最终还是被大自然所征服。他们称这种宿命为“命运”，古希腊悲剧于是被称做“命运悲剧”，并产生了三大悲剧家以及弗洛伊德称之为“里程碑式”的悲剧《俄狄浦斯王》，这种审美情趣遂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基调。直到近代西方交响乐中，仍在出现人和命运抗争的作品，但这种观念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18世纪以来，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老庄文化的影响，以法国为中心掀起了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热潮。伏尔泰改编了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卢梭大声疾呼“返回自然”，“做自然人”；拜伦创作了一系列“东方叙事诗”；别林斯基说，“美是道德的亲姊妹”；高尔基说，“美是未来的伦理学”……一个中国文化世界化，世界文化中国化的新的文艺复兴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其本质是追求“道法自然”的“中和之美”。
2．以独特的音色美作为音乐品味的价值尺度
一部优秀的的音乐作品，就内容而言，是人化的自然美；就形式而言，则是它的音色美。前者可以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加以实现，如绘画、雕塑等，而后者只能通过音乐来完成。因此，音色美就成了区别其他艺术、衡量音乐作品的最重要价值尺度。音色即音品，它是指一件乐器或一个演唱者的嗓子所固有声音的独特色彩、品位。任何一个旋律、和弦，都是在特定声音中被听众所感知的。优美的音乐，给人以如醉如痴的陶冶和精神美的享受。衡量一个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标准，是在审美经验中所引发出来的乐趣。在现代音乐中，我们常常会沉浸于小提琴那银铃般的声响，痴迷于戏剧男高音金属般的震颤，颠狂于钢琴那雄浑的共鸣，陶醉于女高音高亢的歌喉……这是因为某种音色只能属于某种特定的音乐，特定的音色可以强化特定音乐形式以及音乐所表现的内涵，因而音色具有特定的感彩，塑造特定的音乐形象。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曾经写道：“为了了解艺术作品，需要崇高的爱，并理解和声、旋律、节奏、声部进行、音色和细微色彩的作用”，要把它所有的方面作为艺术整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其不可分割的统一中，加以感知。
我国的民族乐器，按其制作的质地，可分为金、石、丝、竹、革、木、匏、土等所谓“八音”，以此造就不同音质的民族乐器。我们有幸感受到笛子音色的甜美，洞箫音色的纯厚，二胡音色的细腻，柳琴音色的温润加之演奏者娴熟的技巧，以及作品美不胜收的品格，使各类乐器的音色美展现得淋漓尽致，浑然一体。独特的音色美，正是华夏民族之音乐区别于西洋音乐的重要分水岭。
1978年，在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以精湛的铸造技艺，超凡的音乐性能，磅礴的气势，震惊了全世界。一组64枚编钟，虽已埋藏2400余年，依然音色优美，音域宽广，变化音完备。每枚编钟能发出相隔三度的两个音，整套编钟跨越五个半八度的音域，等于一架C大调钢琴，被国际音乐界誉为“世界第奇迹”。更可贵的是，其内容丰富的乐律铭文，以及细微的音色变化和钟鼓齐鸣的合奏形式，开启了20世纪音乐中重音色、重节奏的原则。在日的盛况演出中，谭盾先生创作的大型交响曲《1997·天·地·人》，由编钟、大提琴、交响乐队和童声合唱队共同完成。这部史诗性的作品，以独特的音乐方式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行使在香港的。音色卓绝、气势恢宏的编钟，已成为华夏民族音乐领域的象征。
3．以宁静致远的空灵美作为心灵追求的最高境界
先秦思想家认为，音乐的产生是“人心感于物而动”，现代行为心理学派认为，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反射”。如果把音乐视为一种心理现象，那么音乐作品就是对外界事物刺激的“反射”，即“感于物而动”，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艺术学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是由一种主观——客观情境中，对内在价值标准的认识所构成的。在这种情境中，审美经验所感觉到的特性是由该对象所决定。审美对象是任何能看到或设想出来的东西，不论它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因此，一个审美对象可能是一种感觉形式，一种概念形式，或是二者的结合。
第2篇
关键词：新闻媒体；监督；媒体审判；审判独立
中图分类号：G21；D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8-0119-04
近年来，我国新闻媒体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冲突愈加明显。一方面，新闻媒体抱怨司法信息不公开；另一方面，“媒体审判”现象愈演愈烈，且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后果。无论是早些年的张金柱案、刘涌案，还是近年来的彭宇案、药家鑫案，“媒体审判”的影子都非常明显。凡此种种，无不要求确定新闻媒体行使监督权的边界。
一、新闻媒体监督权的不当行使及其消极影响
尽管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新闻媒体的监督权，但是通常认为新闻媒体监督权是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自然延伸。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有其必要性，但是该种监督的限度和行使方式，却没有任何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什么是媒体超越监督的合理界限？就是传媒侵犯了司法的独立，造成是传媒而不是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的情况。”从现实的角度而言，新闻媒体不当行使监督权的情形主要包括：第一，对案件事实的选择性报道。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传媒对案件的报道并不中立，从最初的案件材料的选择、采集与整理就带有明显的媒介性特质，都包含着记者、评论员的个人立场，而这种立场却以公共媒介的方式表达与呈现，从而影射给民众，左右民众的判断方向。”第二，新闻媒体对案件的审判结果预先判定。第三，新闻媒体可能侵害当事人的利益。如隐私权等。
新闻媒体监督不当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不同。法院审判的基础是由证据证明了的法律事实。但是新闻媒体报道的事实，却没有经过严格的质证，很多报道都是传闻或者转载。其次是新闻媒体的行业特点，决定了其报道文字往往带有一定的感彩。新闻媒体的创意词汇胜于法言法语，“躲猫猫”、“临时性”等词汇就包含了极浓的情感色彩，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第三是新闻报道的快捷性要求，导致新闻媒体即使有能力进行严格的事实证明，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核对事实。第四是一些当事人想借助媒体影响审判结果，“找关系不如找媒体”。如果媒体不能自律，则媒体成为对法院施加不当影响的工具。第五是一些非法律专业的公共人物的参与。微博时代的司法中，任何人在法律限度内都有言论自由，很多非专业人士也对审理中的案件纷纷表态，“人人皆为法官”，而新闻媒体对这些公众人物的带有情绪化的言论予以推广，就造成了新闻媒体的监督不当。第六是我国缺乏新闻法，没有界定监督的边界。第七是司法的被动，法院对一些案件未能及时公布信息。
新闻媒体监督不当对法治进步的影响是消极的：第一，新闻媒体不当监督将损害审判独立。审判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如果“舆论审判”大行其道，则公正将不复存在。第二，新闻媒体的不当监督将严重影响司法权威。如果法院的判决因新闻媒体的报道而改判，则司法权威荡然无存，法院成了媒体的附庸。第三，新闻媒体的不当监督还养成当事人借助社会舆论获取不当利益的惯性。总之，新闻媒体的不当监督，非但无助于法治的进步，反而会严重影响法治的进程。
二、新闻媒体监督的边界：国外模式分析
尽管我国尚无新闻法或相关法律界定新闻媒体与审判独立的关系，但是其他国家的立法可以为我国提供一些借鉴。关于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目前国外主要有美国模式、英国模式与欧洲大陆模式三大类型。
（一）保护言论自由：美国模式
由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重要意义，美国学术界与司法界均推崇新闻自由，并认为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并不冲突，相反，二者存在相互支持的作用。由于对司法的新闻报道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法律的信心，增强对不当行为的威慑，因而新闻自由具有极高的价值。新闻自由对民主也是有利的，因为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进行了外部监督，从而防止了司法权的滥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在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之间达成平衡，并对言论自由更加重视。
但是，美国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并非是没有边界的。对新闻媒体的限制主要表现为：第一，法官可以采取程序性措施避免未决案件受到片面报道的影响，例如中止审理或者移送其他地方审理，陪审团成员、证人等须与新闻媒体隔绝，禁止相关人员向新闻媒体作出倾向性的陈述等；第二，对正在进行的庭审活动的新闻报道进行限制：第三，如果法院认为审理中的案件的某些信息的公开会影响公正审理，法院可颁发禁止令，禁止这些信息的公开；第四，片面新闻报道将在事后被追究法律责任。
（二）保护司法：英国模式
这种模式比较关注媒体对司法独立和公正的损害。英国认为，审判的公正及公众对法院作为纠纷解决场所的信心，比起不受限制的新闻自由更值得保护。因此，对未决案件的新闻报道，会受到更多的严格的限制。
这种模式采用了一些刑罚措施，例如为了抑制新闻媒体对某些事实的披露或者观点的发表可能导致审理的不公，英国规定了藐视法庭罪。为了防止报道某些具有偏见性的信息，基于法律规定或者法院裁定的限制措施也被采用。这种模式主要被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所采用。其特点是：第一，新闻媒体披露可能妨碍正当司法程序的信息，将受到严厉的刑事制裁：第二，为防止某些特定信息被公开，可以采取预先限制措施；第三，对案件当事人适用保护性的命令；第四，其他一些程序上的附属救济措施。
（三）保护当事人权益：欧洲大陆模式
欧洲大陆对媒体与司法之间冲突的解决态度及解决办法与英美均有所不同。英美法传统上关注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之间的冲突，但是对新闻媒体的偏见性报道侵害当事人权利的问题却重视不够。欧洲大陆相对较少关注新闻与审判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关注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人格尊严及无罪推定原则等不被新闻媒体所践踏。
尽管欧盟部长理事会的建议不具有约束力，但是反映了欧盟国家的一些共识。该建议指出：尽管公众有权得知司法机关活动的信息，且媒体也可自由提供这些信息，但是须遵守一些重要的规则：第一条规则是无罪推定。对正在进行的刑事程序的新闻报道，媒体不得损害无罪推定的原则。第二条规则是保护诉讼参与人的隐私。特定案件中，证人的身份是不能被披露的。第三条规则是信息的非歧视性给出。当记者合法地从司法机关得到正在审判的案件的信息时，司法机关应确保这些信息没有歧视地给予所有提出要求的记者。最后一条规则是禁止将这些信息用于商业目的或者与法律执行无关的目的。
（四）几种模式的共同特征
无论是倾向保护言论自由的美国模式，或是倾向保护司法独立的英国模式，还是倾向保护当事人权益的欧洲模式，对新闻媒体关于司法活动的报道行为均有明确的限制。这些限制总结起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1.限制对正在进行的审判活动的新闻报道。对正在进行的审判的新闻报道，可能不仅仅与审判公正产生冲突，而且可能与其他个人和社会利益产生冲突。早在1862年，奥地利就对未决案件的新闻报道进行了规制：如果刑事审判程序正在进行。任何人以书面方式发表关于证据的价值、审判结果的推测等的言论，能够影响公众舆论，从而使法官产生偏见的，应判处1到3个月的监禁。这是典型的新闻犯罪。当时的法律只是限制公开出版的印刷媒体，随着电子出版物的出现，该条款作了修改，出版物包括了其他类型的出版物。奥地利1981年的媒体法在1992年作了修改，进一步规定禁止新闻媒体对刑事程序施加任何影响：任何人在之后和一审判决之前讨论审判的可能结果或者证据的价值，且能够对审判结果产生影响的，将受到180天监禁或者罚款的处罚。法国1994年的新刑法典第434-16条规定：在最终判决公布之前，禁止任何试图对证人或者对司法当局决定施加影响的言论的出版。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法律的规定。而在于实施的方法。在英国，关于未决案件规则的一系列判例影响巨大，每一个英国记者或新闻媒体人都清楚在报道刑事案件时所面临的风险。尽管最近以来管制有所放松，但是违背了这些规则依然是有风险的，可能导致严重的法律责任。
2.限制新闻媒体对当事人的报道。如果媒体披露了嫌疑人的身份，则言论自由与个人的隐私和匿名权利就产生了冲突。如果涉嫌重大罪行的嫌疑人是公众人物，则公众的知情权应优先于个人的匿名权利。但是，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平民百姓，被告的名誉和隐私须予以高度珍视，言论自由在这些价值面前应当受到限制。不公正的媒体报道，不仅仅妨碍司法公正，而且可能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即使犯罪嫌疑人最后被无罪释放，当初的新闻媒体报道带来的羞辱也可能会持续很久。另外，如果新闻媒体的自由不受限制，则受害人或者刑事案件的证人的正常生活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很多国家规定了新闻媒体报道案件当事人时需要遵守的一些基本规则。不过，在不同国家，保护的倾向是不同的。例如在美国，嫌疑人的身份通常被认为是公众所应知晓的，在言论自由与匿名权利之间，美国法律更倾向保护前者。相反地，欧洲大陆国家更注重保护后者，特别是在嫌疑人或者当事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被告的身份信息是否公开，犯罪的性质、被告的社会地位及证据的价值等，均需考虑。这个问题在奥地利、瑞士及德国等都曾被广泛地讨论过。这些国家的法律大都认为，当事人的身份与公共利益无关。因此在判决之前，其姓名或者照片不能被自由地公开。但是如果能够证明此类信息对社会具有重大利益关系，则该类信息可以被公布。关于受害人的信息。只有当公众必要的知情权大于受害人或者原告的个人权利的时候，，才能被披露。证人如果合理地担心受到报复，其姓名也不能公开。
3.限制新闻媒体对审判秘密信息的报道。当涉及审判秘密信息时，新闻自由也将受到限制。例如欧洲很多国家的法律规定。披露某些特定信息将受到刑事处罚。尽管有法律上的规定，但是法律的落实又是一回事。在意大利，证人证言经常被媒体公之于众。在最近的一些谋杀案件中，媒体审判成了普遍现象。相同的情形在法国、比利时都有发生。德国的情形要稍好一些。审判的秘密信息，主要是未决案件的一些定罪量刑的信息，例如刑事审判中当事人的有罪供述。审判之前对指纹、测谎或精神健康的检查、现场或实验室测试的结果，在调查过程中对搜查到的物证的精确描述等。这些信息在判决之前是不应被公布的。
4.新闻报道须遵守无罪推定原则。不当的新闻报道经常表现为不遵守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也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1993年法国民法典经修正后，加强了对无罪推定的保护。1995年，奥地利驳回了一些出版商的请求。奥地利的新闻出版商请求认定奥地利媒体法第7条B款违宪。该条款规定了对无罪推定的保护：如果一个人涉嫌犯罪但还没有被终审，任何媒体如果将其描述为有罪或者确定的罪犯，而不是嫌疑人，该人可以要求赔偿，赔偿金最高为2万欧元。奥地利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时应遵守的基本准则。
5.新闻媒体不得商业化利用司法信息。一方面，媒体被认为具有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媒体也被认为是名利场，可能会利用轰动性司法信息获取商业利益。一些新闻媒体获取司法活动的信息是为了商业上的考虑，因此往往会创造吸引眼球的词汇，挑动受众的情绪。不过，规制新闻媒体商业化利用司法活动信息是比较难的。原因在于，有时很难区分商业化与非商业化的使用。
三、新闻媒体监督不当的立法与司法对策
我国并无法律规定新闻媒体与审判独立之间的关系。2009年11月9日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6条第4项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做好案件报道，不干预依法进行的司法审判活动，在法庭判决前不作定性、定罪的报道和评论。但是这仅仅是职业道德规范，且其规定过于简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9条，确定了新闻媒体采访法院工作的规范。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初步确定了新闻媒体行使监督权的边界。但是，该规定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由法院自行规定新闻媒体与审判独立的关系，有失公允。第二，该规定均为禁止性规定，缺乏引导性规定。第三，该规定在内容上过于简单，表述上不够明确。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新闻基本法的形式，确立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权的地位及其限制，避免出现“媒体审判”的现象。就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明确新闻媒体报道案件的基本规则。通常，新闻媒体在司法案件报道中，对以下几个方面须小心谨慎，避免损害审判独立和当事人的权益：对未审结案件的报道；对当事人身份的报道：对案件事实的定性以及案件结果的评论性报道等。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的重点，应是对司法腐败行为的监督，而非对个案的监督，特别是不能对审理中的案件施加影响，从而损害法官的内心独立判断。
第二，建立对影响审判独立的新闻媒体的惩戒制度。目前，由于没有一部法律规定新闻媒体应如何正确行使监督权，因此也谈不上什么法律责任。即使新闻媒体对一些未决案件进行了不恰当的报道，损害了司法权威，但由于惩戒制度的缺位，司法机关对这些新闻媒体的责任追究也往往是不了了之。因此，须通过立法形式，确定新闻媒体监督权的边界，以及损害审判独立的法律责任。
第三，建立司法机关向新闻媒体主动公布信息的制度。法院应依据案件性质与公众对案件的期待，适时恰当地将一些案件信息公布给新闻媒体。如果公众对案件信息很渴望，但司法机关又不能及时提供信息，则新闻媒体很可能“捕风捉影”，臆造一些事实并大胆揣测判决结果，从而误导大众。因此，要构建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之间信息互动的良好平台。新闻媒体应当维护司法权威。促进法治进步，而法院也应信任新闻媒体，做到定期沟通。
第四，健全新闻媒体的自律制度。新闻媒体应承担起促进社会法治进步的社会责任，但不是充当“媒体法官”，更不能成为一方当事人的“新闻发言人”。
第3篇
[关键词]时尚消费审美心理价值取向
时尚消费是在消费活动中体现的大众对某种物质或非物质对象的追随和模仿，是人们对于消费活动的时尚张扬。它既是一种消费行为，也是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是以物质文化的形式而流通的消费文化，因为，它的载体不仅是物质的，更多的是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的东西。时尚是思想上、精神上的一种享受，它不仅体现了个人的消费爱好，更主要的是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心理等内在的东西。在消费活动中追求时尚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本文拟从审美角度谈谈时尚消费的审美心理活动。
一、时尚消费流行的原因
时尚消费流行，起因有很多。比如，时尚服装的流行，崇尚优越的身份和地位、对新奇事物的追求、对方便生活的向往或是出于商业目的的人为创造等等，都是产生流行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是由于人们心理上往往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是想与众不同，希望突出自我，不安于现状，喜新厌旧，不断追求新奇和变化的求异心理:另一种是不愿出众，不想随便改变自己，希望把自己隐藏在大众之中，安于墨守成规的从众心理。
综上所述，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因素是流行的成因:(1)人类生理及心理上的需求变化，对习惯的突破产生了流行;(2)人类社会性模仿与自我表现的行为动机促进了流行;(3)环境的不断人工化，广泛的广告媒介和信息传播，促进人们的行动有意无意地趋同化、模式化，形成流行现象;(4)商业、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民知识的日益丰富，多种知识的互相渗透，又促进了新流行现象的产生;(5)科技的发展，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出现，会诱发新的流行趋势和走向;(6)社会文明的发展，审美观念的变化(伦理观、价值观的变化)推动了流行的产生和更新;(7)物质丰富、生活水准的提高，提供了流行生存发展的土壤。另外，大众市场与流行理论中的符号互动学说则认为在社会领域中所发生的某种人际互动，可对时尚的流行产生影响。
无论某个消费时尚现象所体现的是上述哪个或哪几个决定因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消费时尚是一种选择，而选择又基于某个特点鲜明的变化，并且，这个变化在当时看来符合审美的标准。这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消费时尚与审美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另一方面，说明了在消费时尚的成因中，审美是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正是基于审美的需要，人们才会选择消费时尚，并且不断创造新的消费时尚。
二、时尚消费中不同消费者审美心理取向
消费时尚作为一种资讯，不断地向消费者提供可供参考的“形象模型”，而消费者也十分清楚，倘若自己按照这样的模型去“包装”自己，那么他将被人们称赞为“美”或是“时髦”。然而，在人们得到这些资讯后，首先要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与某种“形象模型”的结合点，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消费者对于时尚文化的敏感程度并反映在他的消费过程之中。根据消费者对消费时尚敏感程度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敏感型、主观型和漠然型。
敏感型消费者对消费时尚有极敏锐的感受力，会习惯性地、自主地寻找第一手的流行资讯，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化吸收，随之便去寻觅对应的时尚，去体验那种流行资讯中所描述的感觉，他们会尽量使自己的形象和自我感受传播中的感觉相一致，也会最大限度地向时尚让步，让自己去适应这种新的体验新的感觉。
从审美判断上讲，敏感型消费者对时尚的需求和宽容性都非常大，具体表现为流行资讯所提供的模型与个人生活状态之间的结合点很多，结合度也很强。可以说，敏感型消费者愿意将自己的生活“交付于”时尚，对于时尚的捕捉和消费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阶层中的消费者并非都是富有的贵族消费群体，事实上包括任何职业和任何年龄，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对时尚的诉求。从心理层面上讲，敏感型消费者对时尚有一种很强的需求感和依赖感，时尚资讯对于他们来说犹如航标，他们需要这些资讯来引导他们的生活与消费，并从中得到审美价值的体现。敏感型消费者常常对流行时尚的传播与推广采取积极与肯定的态度，他们会最大限度的“容忍”各类风格迥异的流行时尚的不断翻新，并不断的“翻新”自己，追随流行。此类消费者生活丰富多彩千变万化，正反映了其内心的空虚，因为他们对于美没有一个永恒的定义，但他们却从内心中十分迫切的需要被别人称赞为美和时髦，因此总在不断追求。
如果说时尚敏感型消费者的生活状态受到时尚资讯“控制”，那么对于主观型消费者来说，时尚资讯只是一道野餐。这类消费者的生活受时尚消费的影响没有前一类消费者那么深，可以说时尚资讯对于他们的作用是一种“提醒”和“提示”。他们对自身的生活大多有自己的见解，对时尚也通常如此。但这并不说明他们不需要流行时尚，他们对时尚也并非漠不关心。事实上正相反，他们同样需要各式各样的时尚资讯，只是不会“拿来就用”，他们会用自己的观点对时尚加以评价、修改，从而使用，在他们的身上，通常能看见时尚与个性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