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会计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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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所谓会计集中核算，是指将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工作纳入政府专门机构（以下简称“会计中心”）进行集中核算的会计工作组织管理形式。建立会计集中核算体制的原理，是单位资金使用权和管理权相分离，其性质是会计管理方式的改革。

会计集中核算的内容和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是会计制原则。其基本内容是，单位不再设置会计机构，取消会计和出纳岗位，只设报账员。单位的会计工作，由会计中心安排人员在会计中心集中办理。二是单位财务主体资格不变原则。其基本内容是，单位的资金使用权不变，单位原有的资金筹措渠道和债权债务关系不变。三是单位资金由会计中心管理原则。其基本内容是，取消单位所有的银行账户，在会计中心的银行基本账户下设立单位的分账户，对单位资金实行集中管理。单位的资金拨付和经费支出报账事宜，需经会计中心同意后，由报账员在单位的银行分账户上办理。四是会计中心负责单位会计工作原则。其基本内容是：单位的各项支出审批、凭证审核，以及会计资料的收集、立卷和保管由会计中心负责。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看出，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只是会计工作的责任发生了转移，没有改变单位的财务主体资格和财务责任，也没有改变单位负责人的《会计法》规定责任。因此，无论是对纳入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还是对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以及会计中心相对应的会计责任，以及会计中心相应的会计责任，都离不开政府审计的监督。

二、会计集中核算对审计的影响

1、对审计对象的影响。由于实行会计集中核算，没有改变纳入单位的财务主体资格和财务责任，只是单位会计工作的责任部分发生了转移，所以，纳入单位作为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被审计对象的地位没有变化，单位负责人作为经济责任审计的被审计对象地位也没有变化。根据《审计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都应当接受审计监督，根据中央两办关于《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暂行规定》，在会计集中核算后，政府审计不仅要把纳入单位作为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审计对象，把单位负责人纳入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审计对象，同时还要把会计中心纳入审计监督的对象。

2、对审计目标的影响。会计集中核算影响到单位部分会计责任的转移，相应的影响到审计目标的调整。新的《会计法》第四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真实性、完整性负有责任”。一方面，会计集中核算，与原有会计管理形式相比较，使得单位原有的会计利益的一致化和会计责任的完整化格局被打破。主要是会计和出纳人员不现是在单位负责人领导下开展会计工作，而是依法、独立的行使会计工作职责，如果出现了会计监督不力、核算不规范、甚至出现违反《会计法》和《审计法》的行为，会计中心及其有关会计人员要承担相应的会计工作责任，这种责任是不能推脱的。另一方面，会计集中核算，对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被审计单位及其单位负责人仍然负有完全责任。如果单位制造虚假的会计信息，提交虚假的会计资料，造成会计信息失真，会计核算不准确，单位负责人和财务主管人员则应承担相应的会计法律责任，如果对审计结论的真实性造成了影响，还要承担审计法律责任。因此，在审计中，审计不仅要查清被审计对象的会计责任，还要分清会计中心的工作责任，任何否定相应会计责任的独立性，或者否定会计责任的联系性，都不能算作完整的审计。因此，会计集中核算后，政府审计应当及时调整审计目标。

3、对审计内容和审计重点的影响。审计目标决定审计内容，会计管理方式决定审计重点。由于会计集中核算运作存在着阶段性，决定着审计在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有所不同。会计工作移交阶段。审计要把纳入单位的财产清理、财务清理和会计移交手续情况作为审计重点，同时按照政府要求，审计要担任好会计移交工作的“监交人”。会计中心运行初期。审计需要针对会计、出纳不在纳入单位工作，身份发生变化，情况不熟悉，会计核算与单位财务脱节，会计核算不准确的问题加强三个方面的监督：一是要围绕与单位职能相关的专项资金和重点问题展开审计，检查被审计单位执行国家经济政策的情况；二是要围绕单位预算内、外收入开展审计，检查被审计单位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的情况；三是要围绕单位各项支出以及发放津补贴开展审计，检查被审计单位遵守国家财经法规和有关会计集中核算纪律的情况。会计中心稳定运行时期。审计要对被审计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情况实行全方位的审计监督，其目的是维护财政经济秩序，保障会计集中核算体制的健康运行。

4、对审计方式和方法的影响。由于会计集中核算，与原会计管理模式比较，开展对被审计单位的审计，在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增加了会计中心这个中间环节，它使得审计程序执行环节增加，审计方式方法得到调整。如，会计资料的收集和取得、审计方案的制定、审计准备、审计报告征求意见形式、审计意见和审计决定的下达方式、审计罚款资金的收缴，审计决定、建议督促落实方式、审计的工作方法等都带来了影响。对此，政府审计及其审计人员需要更新观念，增强开拓创新意识，一方面要依照审计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审计，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新的审计模式和审计方式方法，努力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为会计改革服务。

三、审计应采取的对策

1、建立健全审计制度，为审计监督提供法律保障。为了支持会计改革，审计要建立健全与会计集中核算方式相适应的审计法律制度。以法规形式明确，审计机关有权依法对进入会计中心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审计监督，同时，明确审计机关及其审计人员的职责权限、工作程序和法律责任；明确被审计单位的义务和责任；明确审计中会计中心的义务和责任。使得审计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做到依法审计。

2、规范审计行为，防范审计风险。会计集中核算方式下，更加需要进一步规范审计行为，加强审计风险的防范。与原会计管理方式相比较开展审计，审计需要不再是从被审计单位提取会计资料，而是从会计中心取得被审计单位的帐薄，凭证等会计资料，审计在环节上、检查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资料真实性、完整性上难度增大。取消了被审计单位的银行账户、被审计单位失去资金管理权，也对审计检查被审计单位有否账外收支、资金体外循环等问题的难度和风险。因此，执行审计程序，审计人员应当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审计对被审计单位下达审计通知书，同时也要抄送会计核算中心；履行审计承诺手续，审计应当与被审计单位和会计中心分别签订承诺书，承诺书的内容要符合针对性和合法性要求。二是审计报告要向被审计单位征求意见，涉及相关内容要求会计中心有关人员参加；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在主送被审计单位的同时，审计机关认为需要的，可以抄送会计中心；审计对涉及问题的处理意见和处罚款额的收缴，由于被审计单位的资金集中在会计中心管理，这样，在审计报告征求意见后，审计应当要求会计中心积极配合审计决定的执行、审计处罚款额的清缴，以及审计决定和意见的落实。三是对会计中心业务质量方面的问题，审计机关应当下达审计建议书，并督促其进行整改。

3、改进审计方法，提高审计质量。为了适应会计改革和提高审计质量，审计要积极推行“一、三、五、七”的工作法。一是要实行审计立项的“一个改进”。实行对所有的行政事业单位的周期安排、轮番审计的立项。二是建立“三位一体”的审计目标：即，通过对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活动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审计，达到查清被审计单位、被审计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中心责任的工作目标。三是实行审计“五个结合”的方法；即，把单位的定期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等专业审计相结合，把审计与专项调查相结合，把账面收支检查与检查单位内控制度审计相结合，把详细全面审计与抽样审计相结合，把账内审计与账外经济活动检查相结合。四是审计要突出七个重点内容的检查：一是会计移交环节，二是会计中心会计核算管理环节，三是被审计单位财务“活”情况，四是专项资金、社会公共性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五是罚款、收费的票据使用、管理以及“收支两条线”执行情况，六是固定资产管理及政府采购规定的执行情况，七是特别是要防止乘机乱发钱物，“三乱”回潮、小金库，公款私存，贪污私分公款情况的蔓延，维护会计集中核算体制的健康运行。

第2篇

（一）环境责任和问责机制研究

方世南认为，在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强化环境责任，发挥主导性作用，实施政府主导型的生态环境建设战略，政府环境责任意识缺失或不强，将直接影响到旨在实现社会与经济发展目标的政策的科学性和生态性，使得这些政策对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外溢效应，即这些政策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许继芳认为，政府环境责任缺失集中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环境责任不对称和地方政府经济责任与环境责任不均衡两大方面，这种缺失既造成了公众环境利益的受损，又导致了政府合法性的下降，还引发了社会发展的环境不公平。巩固认为政府环境责任的基础应为公众环境利益。肖萍认为，由于环境保护责任的缺失以及问责机制的不健全，环境问责的有关规定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环境问责制不是一项单一的制度，它包括问责的依据和条件、问责的主体和对象、问责的方式（内容）和程序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就问责主体而言，环境问责制包括权力机关问责、司法机关问责、上级政府（行政机关）问责，环境审计属于行政机关问责。

（二）审计与问责的研究

马骏认为，以人大预算监督以及国家层面的审计监督为代表的平行问责，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着我国财政问责的进程。冯均科认为，国家审计问责制度是特定国家以国家审计监督为基础建立的规则化问责体系，包括审计机关的直接问责与其他机构借助审计结论所进行的间接问责。王会金认为，责任监督是政府审计活动的固有功能。

（三）环境责任、问责与环境审计研究

Bennett和Newborough分析了英国城市实施地方21世纪议程以及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审计情况，构建了区域发展局进行的城市级别的能源审计，分析了政府审计部门如何对地方政府环境责任进行问责。Luiz和Alessandra介绍了环境管理中巴西的政府审计，分析了联邦环境许可证审批过程的业务审计问责机制，提出了政府审计在环境领域的职责，并与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的其他成员进行了比较。巩固认为，政府环境责任的基础应为公众环境利益，公众环境利益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利益，只能以法律所认可并予以保护的正当利益形式为法律所确认和保护，它具有主体共同性、客体整体性和救济彻底性等特征。肖萍论述了环境问责的条件、主体和问责体系，认为环境审计是上级政府（行政机关）问责的重要形式。潘佳认为，我国目前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问责是内部的，缺乏公众对权力的制约，应该建立由公众参与考评、环境信息领域的独立监察专员和公民或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构成的外部参评机制。牛鸿斌等认为，政府环境审计的本质是控制和创新领导干部政府环境行为的管理工具，通过影响领导干部的政府环境行为，实现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工作目标。

（四）环境审计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

Tomlinson等对环境审计的术语进行了研究。Glen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和环境会计问题。Cláudia等为区分环境监管和环境审计的概念，收集整理了涉及环境监管、环境审计和环境会计的295篇文献，并进行分类统计，分析了环境监管和环境审计的关系。国内有关环境审计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已深入各个方面，研究范围包括环境审计理论基础、动因、本质、职能、目标、假设、原则、准则、程序、方法、主体、对象等，总体而言，研究关注宏观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应用研究方面涉及农业、工业、空气质量、水、建筑、气候、能源、可持续发展、环境影响评价等众多领域。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环境审计委员会（TheINTOSAIWorkingGrouponEnvironmentalAuditing，简称WGEA）是目前政府环境研究领域权威的国际机构，现已公布了24份研究报告，成果主要集中在实务指南，但其成果需要依据各国国情进行深化。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表明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产生了环境问责需求，审计是问责的一种形式，属于行政机关问责，这种问责是审计活动的固有功能。目前的研究说明了环境问责对环境审计的需求，但什么条件下产生环境审计，什么因素影响环境审计的发展，环境审计的产生条件以及环境问责与环境审计之间的关系则一直缺少理论层面的解释。

二、环境机会主义和污染容忍度下降产生问责需求

（一）环境领域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较高

机会主义行为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重要行为假设之一，是对新古典利己主义理性人假定的延伸，是理性人寻利动机的自然结果。杨小凯等认为，机会主义是人们追求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中产生的一种对策行为，这种机会主义对策行为就是“损人利己”。不对称性信息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温床”，而相应的收益则强化了个人的机会主义动机。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是经济主体的理性与约束它的规则发生冲突的结果，包括个人理性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冲突、组织理性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冲突以及组织理性与组织之间所达成契约条件的冲突。一般而言，机会主义行为最易发生于经济利益保护机制弱化的部位，机会主义行为的强度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敏感度密切相关。由于公共产权的固有缺陷，缺乏产权主体、产权主体虚无或激励、监控不力等问题的存在，致使公共利益的保障机制不力，对侵蚀公共利益的行为反应迟钝［33］。因此，具有公共产权属性的领域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较高。由于空气、水等资源不是稀缺资源，不属于私有产权，对公共成员没有排他性，因此环境质量具有典型的公共产权属性。环境资源难以进入市场交易，不适用于价格机制，无法用市场价格确定公共产权的成本和收益，导致其价值因无形而被忽视。同时，由于公共产权的主体不明确，导致“理智的冷漠态度”和“搭便车”的心理，个体往往不会主动维护公共产权。环境的外部性使得环境领域的“损人利己”行为尤为突出，加之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环境的公共产权属性明显，这些都导致环境领域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较高。

（二）污染容忍度下降使得问责需求强烈

经济社会的利己主义和环境领域的机会主义行为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存在的，但是问责需求并未在环境领域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时就产生，这表明环境机会主义只是问责需求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于环境领域的公共产权属性和外部性特征，导致公民社会对环境质量“理智的冷漠态度”和“搭便车”的心理，在环境污染尚未严重到危害私人产权（包括身体健康）时，这种心理状态是普遍存在的，助长了环境领域机会主义行为的滋生。也就是说，在污染初期，公民社会对污染环境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容忍的。环境容忍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中得到解释。一般认为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水平呈倒U曲线型关系，这被称为环境库兹涅兹现象。这种现象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污染不是很严重时，民众更愿意接受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对环境质量下降保持容忍的态度，直至经济增长到某个程度后，公民社会的收入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提升，对环境污染不再容忍，环境开始得到治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容忍度继续下降，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环境容忍度与经济发展也呈倒U曲线型关系。这种容忍度的下降，随着环境外部性内化为私有产权损失的加剧而更加强烈。影响环境机会主义行为容忍度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环境意识。环境意识的提出是希望通过环境意识教育的环节引导环境行为。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紧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和不一致。也有研究表明，只有在低成本情景里，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才可能呈现出较高的相关度。尽管环境意识的提高未必导致环境行为的发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环境意识的提高必然会使公民社会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容忍度降低。正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私有产权受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越来越高，同时环境保护教育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环境污染的加剧也必然影响人群的健康和福利，致使社会公民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降低，环境领域的问责需求逐步强化。

三、环境问责需求：环境审计的动因

问责需求产生后，最先考虑的是对产生污染行为当事人的直接问责，如对排污者进行处罚、要求其整改、勒令关停等。由于环境问题十分复杂，专业性强，由环境专业人员承担对污染当事人的污染行为界定比较合适，因而通常的直接问责制度设计是由相关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的，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第14条就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美国的环境法律也规定由联邦政府的相关机构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直接管辖。但是，布坎南曾指出，如果将政府视为一个“经济人”，它也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这种利益就不见得总与社会的利益保持一致。也就是说，政府有可能会采取“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机会主义行为。“诺思悖论”也表明，“在历史中经常会出现财政目标偏离社会目标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采取损坏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这就需要对作为直接问责主体的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再问责。例如我国在淮河流域投入大量水环境治理资金，但水污染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社会就会产生对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问责需求。美国在1899年颁布了《河川港湾法》，1912年制定了《公众保健法》，1924年开始实施《油污染防止法》，但是环境污染并没有得到遏制，由此产生了对联邦政府相关机构的问责需求。间接问责制度设计是对政府及相关部门管理责任的问责。如1969年美国颁布的《环境政策法》规定，在总统府设立环境质量委员会，该委员会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适时收集关于当前和未来环境质量状况以及发展趋势的正确资讯，并对该资讯进行分析和解释，以确定这种状况与发展趋势是否会妨碍总统向国会提交环境质量报告中所规定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同时编辑关于此项情况与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并向总统提出建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5条也规定，“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05年，我国颁布的《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中进一步明确有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有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存在上述行为的企业中有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也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纪律处分。由于我国直接问责主体众多，如我国《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所规定的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就涉及环境、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卫生、建设、渔业、公安、交通、铁道、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等，若再加上发展改革委员会（基建投资）、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技改投资）等综合投资部门，将有15个部门之多。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上有间接问责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环境问题复杂，直接问责主体之间职能交叉，而目前作为间接问责主体的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又难以掌握全面信息来做出判断，如农村环境整治工程涉及发改、农业、林业、水利、环境、土地等多个部门，中央一项资金拨付下来后，分渠道配发，每个部门只知道自己的配额，很难就总体责任进行监督，因而目前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的问责效果尚未显现，对于政府的直接问责是否有效，对环境治理是否进行投入，投入多少，效果如何等民众关心的问题，难以做出准确的回应。社会有问责需求，但现有的问责机制还不能进行有效的问责，在制度上，我们希望能有一个部门可以掌握有关环境责任履行的全面信息，包括环境信息、财务信息、管理信息等，可以通过这些信息进行判断，同时拥有对违法违规行为一定的处理处罚权力，具有权威性。审计机关正是这样的综合经济部门，通过审计和审计调查，审计机关可以掌握多个部门的环境相关信息，可以做出综合诊断和评价，环境审计因此而产生。

四、环境审计内容演化：问责需求动因的证据

根据前面的分析，环境机会主义行为越多，污染就越严重，公民社会对污染的容忍度就越低，这方面的问责需求就越强烈，这个领域就应该是环境审计的重点。本文从我国环境治理投入、环境污染主要领域、与相关环境审计关系的角度来收集数据，以实证检验环境机会主义、问责需求和环境审计的相关性。

（一）环境保护的投资问责驱动环境部门的预算执行审计

根据2001—2010年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和中经统计数据网相关数据，本文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环境治理各年投资换算成2001年不变价格。我们从表1中的环境投资情况发现，2004年以前环境保护投入在1800亿元以内，2006年上升至2300亿元，环境投资的增长使得环境领域资金使用情况不容忽视。从环境污染情况来看，2005年11月发生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同年12月又发生珠江北江镉污染事件，这两起重大的水污染事件为我国的水环境保护敲响警钟。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共接报处置161起突发环境事件，比2005年增加85起，凸显了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程度。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说明环境机会主义行为增多，环境投入大幅增加反映了环境污染容忍度下降，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的力度增加。由此，对环境保护部门进行问责，对其预算执行进行监督成为必然。中央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是审计署的主要例行审计工作，从已经公布的审计结果公告来看，2005年公布的第3号《32个部门单位2004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公告》和2006年公布的第5号《42个部门单位2005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公告》均未将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列入公告对象。但自2007年公布第6号《49个部门单位2006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开始，环境保护部（原环境保护总局）已经成为例行的预算执行审计对象。这表明正是环境投资增长产生问责需求，进而驱动了审计署对环境保护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就审计披露的信息来看，也从2007年的仅披露问题发展到2013年披露环境保护部内部各部门预算执行的详细数据和差异，并披露差异产生的原因，可以看出报告更具有绩效审计的特征，这也是近年来社会在问责方面要求更加深入具体的体现。

（二）水环境污染及治理问责驱动水环境审计

2001—2010年10年间公布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水环境污染总量控制指标COD和氨氮的排放情况见下页表2。从表2中可见，2005年是全国氨氮排放量最大的年度，2006年是全国COD排放量最大的年度，而且生活污染源总是高于工业污染源，水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生活污染源，生活污染源的COD和氨氮排放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2005—2006年之后，废水排放总量依然上涨，但COD和氨氮排放量均有所下降。水环境污染的趋势表明，2005年—2006年是我国水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段。同时，自2003年开始，《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披露上一年度的全国特大、重大环境污染事件，2005年之后开始分类统计，2010年之后又不再公报。由于当年度公报的是上一年度的污染事件，因此我们可以从公报中得到2004—2009年污染事件的统计情况。从表3中6个年度的环境污染事件分布情况来看，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是我国主要的污染形式。2005年环境污染事件猛增，水污染事件是2004年的一倍。并且2005—2006年又是我国水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时段。严重污染事件的频发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容忍度下降。为加强环境治理，2007—2008年，我国的环境投资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对环境污染责任人和监管责任的问责需求也十分迫切，正是这个问责需求导致大规模的水环境审计，如下页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从2004年开始，审计署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水环境审计项目，2008—2009年是水环境审计项目最为集中的时期，这个时期对应的是2007—2008年环境投资快速增长后进行问责的时期。也就是说，2005—2006年水环境污染严重，环境污染事件增多；2007—2008年治理力度加大，但治理效果未能让民众满意，容忍度下降，问责需求迫切；2008—2009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环境审计。从时间顺序上来看，上述各时间段存在驱动关系；从审计内容和发现问题来看，逐步从单纯的资金使用情况审计转向对水环境绩效的审计，这也是缘于公民社会对环境责任履行情况问责的需求，起初民众只是想知道钱有没有花到环境项目上，随着容忍度的下降，民众更关心花钱有没有发挥改善环境的作用，也就有了更高的问责需求，从而促使水环境审计向绩效审计发展。

（三）节能减排的问责需求驱动节能减排审计

能源消耗产生环境污染，节能减排是环境治理的途径。我国2001—2012年的能源消耗情况和增长率见后文表5。由后文表5可见，“十五”期间（2001—2005年），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幅度攀升，上升幅度达到56．91％，“十一五”期间能源消耗上升幅度虽有所减缓，但也达到25．61％。正是由于大幅度上升的能源需求及其造成的环境污染超出了公民社会的容忍度，节能减排的需求才更加强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国家出台了多项财政补贴政策，投入了大量资金。对于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及使用效果，公民社会有问责的需求，加之公民对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容忍度的降低，这种问责需求十分强烈。正是问责需求的驱动，审计署组织了大规模的节能减排审计。目前完成的节能减排审计结果公告显示，2008年进行的41户中央企业节能减排情况审计调查是对2006—2007年节能减排投入的问责审计，之后的20个省有关企业节能减排情况审计调查及10个省1139个节能减排项目审计也是对之前年度节能减排资金投入的问责。5044个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审计是节能减排的财政科目审计，是财政资金投入的问责。从时间顺序来看，正是节能减排资金投入的问责需求驱动了节能减排审计；从内容和披露问题上看，由于节能减排审计是从2008年开始，此时问责需求已经要求审计关注绩效问题，因此节能减排审计起初就是绩效审计，只是随着内容的不断深入，审计的范围更宽。

五、结束语

第3篇

1.关于地方工会绩效审计评估指标

1）从财务目标管理及控制方面进行审计评价。

主要评估指标包括：经费收入预算完成率，分析考核经费收入是否完成预算收入;财政划拨经费上解率，分析考核财政划拨工会经费是否按比例上解上级工会；经费支出预算执行率，分析考核费用支出是否按照预算执行,支出费用率，分析考核经费支出是否量入为出；专项资金拨付率，分析考核专项资金是否按照规定用途足额拨付；社会贡献率，分析考核经费支出是否用于工会重点工作;预算调整率，分析考核预算调整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审计评估指标计算公式如下：（1）经费收入预算完成率=实际完成收入/预算收入×100%；（2）财政划拨经费上解率=实际上解数/应上解数×100%；（3）经费支出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预算支出×100%；（4）支出费用率=实际支出/实际收入×100%；（5）专项资金拨付率=实际拨付资金/应拨付资金×100%；（6）社会贡献率=(职工活动支出+维权支出+补助下级支出)/经费总支出×100%；（7）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增减数/预算数×100%。

2）从经费支出结构方面进行审计评价。

分别以职工活动支出、维权支出、业务支出、补助下级支出、行政支出、资本性支出、事业支出、其他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为目标控制值，予以考评。目的是优化工会经费支出结构，节约和压缩行政办公费用，特别是“三公费用”的支出。促使资金支出向职工活动、职工维权、职工帮扶等工会重点工作倾斜，提高工会经费使用绩效。

2.关于基层工会绩效审计评估指标

一是从财务管理方面审计评价工会经费支出是否符合基层工会经费使用范围及相关规定。促进基层工会按照全总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知》规定，管好用好工会经费。二是通过考评基层工会在职工文体、宣传、教育等综合活动及职工困难帮扶、职工维权、职工劳动竞赛、技术创新等活动所使用经费占经费总支出比重以及开展次数、职工群众覆盖面方面审计评价工会经费使用社会效益。

二、建立绩效管理新模式

1.建立预算绩效管理模式。

将工会一切收支全部纳入预算内容，逐步建立以预算为导向的支出安排机制。加快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项目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运用、绩效缺失有问责的预算绩效管理模式，真正做到预算编制科学精细、预算执行规范有序、预算控制严格有效，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

2.建立“管控型”绩效管理模式。

一方面对经费收入加强管理，扩大工会经费收缴覆盖面和拨缴率，实现应收尽收。另一方面对行政费用支出，尤其是“三公经费”类支出实行控制性管理。按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原则，压缩行政费用，使工会经费主要用于工会工作和为职工群众服务。

3.建立“导向型”绩效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