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耕还林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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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基于2006—2011年的统计数据，借助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宁夏隆德县的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综合效益进行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

1.1指标体系的建立本文根据隆德县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状况，借鉴有关研究成果，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全面性和合理性等因素，对指标进行筛选，建立隆德县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方面的16项指标（表1）.

1.2数据获取表1中除林草产业蓄水量（D14）、林草产业CO2固定量（D15）、农作物CO2固定量（D16）参照以下方法计算外，其他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1年的《宁夏统计年鉴》.

2结果与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所选的指标进行处理和运算，发现各指标存在很高的相关性，对它们进行综合评价，适合于因子分析.对选取的16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经正交旋转后，前面3个主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1.489%，代表了原始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表2）.通过进一步计算，可得主因子载荷矩阵，进而得到因子得分矩阵（表3）.由表3可知，公因子1在其他特色种植业面积和其他人口指标中载荷较大，因此可将公因子1看成是社会结构调整因子；公因子2在林草产业CO2固定量和林草产业蓄水量指标中载荷较大，因此可将公因子2看成是生态环境效益因子；公因子3在农业产值和农业收入指标中载荷较大，因此可将公因子3看成是农业经济总量因子.根据以上分析，可以从社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效益和农业经济总量三大因子来简化计量综合效益，建立因子得分函数。采用因子加权总和计算隆德县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综合效益评价值，并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确定其权重。

2.1隆德县后续产业效益显著且阶段性差异明显由图1可知，隆德县在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之后，后续产业发展取得了较显著的综合效益.随着时间的延续，综合效益逐步发挥，而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中药材、沙棘加工、花卉、蔬菜等后续产业在最初的2a里发挥的效益相对较小，甚至其某些方面会出现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后续产业在开发、组织和管理、资金和技术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而2010年发挥的效益是2006年的近1.6倍，整体呈显著增长趋势.2007—2008年的综合效益增长最快，增长的分值为1.12，这主要是因为设施农业在2008年初见成效.2008—2010年增加的分值相对于2007—2008年期间降低了1.11.总之，2006—2010年间的增加分值，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逐年增加.在不同阶段各效益对后续产业综合效益的贡献度不同：2006—2007年间，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2007—2009年间，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2009—2010年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后续产业实施之初，由于资金和技术的缺乏，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开发缓慢，发展氛围不浓，多数农户从思想上只重视眼前的粮款补助，而未意识到后续长远发展，经济效益在短期内无法得以体现；由于退耕还林（草）工程的成功实施，使得生态效益十分显著；2007年以后，随着政府对劳务输出的有效组织，生态移民搬迁与劳务产业相结合，使尚未完全脱离和未脱离土地的农民逐渐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府的有效组织，特色种植业、设施农业和劳务等产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逐渐显现出来.

2.2经济效益后续产业的经济效益主要反映在后续产业推进后，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生产条件的提高而增加的已变为经济形态的那部分效益[6].其中，最突出的方面是对国内生产总值、农业产值、林业产值、牧业产值以及各类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影响.

2.2.1后续产业对各类产值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各类产值总量都呈上升趋势，说明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农业产值、林业产值、牧业产值的增长有一定贡献，后续产业发展时间越长，贡献越大.隆德县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主要为中药材、沙棘加工、花卉、蔬菜等支撑产业，其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农业产值增长的贡献要大于对牧业和林业产值的增长贡献(图2).

2.2.2后续产业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隆德县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对当地农村居民经济收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收入、林业收入和牧业收入三方面.退耕还林（草）后，隆德县的农民家庭经营总收入年平均增加15.04%，说明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的推进确实有利于当地农村经济总量的增加；农业收入年平均增加13.13%，这主要得益于特色种植业的收入，林业收入年平均增加42.63%，牧业收入年平均增加20.98%.说明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有效地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林业收入得到了显著提高，根本原因在于出售林产品所得收入增长迅速.

2.2.3后续产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对农民个人来说，后续产业对其经济收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出劳务收入和人均收入两方面[6].与2006年相比，无论是从各乡镇还是从整个隆德县来看，随着后续产业推进年数的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显著增长，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4.89%.农民外出劳务收入逐年增加，农民外出劳务收入年均变化率为18.60%，说明后续产业促使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从事于其他生产活动而创造更多的收益（图3）.

2.3社会效益隆德县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最为突出的是对当地人口资源及作物种植结构的分配.

2.3.1人口资源分配的变化人力资源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研究对比隆德县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实施前后的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非农业从业人员和外出劳务人口的变化来说明后续产业对县域人口资源分配的影响.从2005年以及2010年数据对比中发现，全县农业人口减少了17.05%，而外出就业的劳动力人数和其他人口（运输仓储邮政、商业、住宿餐饮业等）分别上升了21.21%和3.68%.这说明后续产业对隆德县人口资源的分布确实产生了明显影响.隆德县退耕后续几年来的农业劳动力变化量随着后续产业推进年数的增加而减少；外出劳务人口变化量和运输仓储邮政、商业、住宿餐饮业等其他人口随着后续产业推进年数的增加而增加.说明通过后续产业的推进，从事耕作的农村劳动力逐渐减少，有更多的劳动力从耕地上解脱出来外出务工和从事商业、运输等服务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都得到一定的调整.退耕还林（草）后续时间越长，外出劳务人口变化越大，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越明显.

2.3.2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与2005年相比较，2010年隆德县小麦播种面积减少了43.13%，其他特色种植业面积增加了6356hm2.通过后续产业的推广，以小麦为主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而可作为经济作物的其他作物的播种面积整体呈上升趋势，土地资源再分配的效果明显.由图4可知，隆德县退耕后几年来的小麦面积变化率和其他特色种植业面积变化率是随着退耕后续年数的增加而减少和增加.小麦面积变化率与年数的线性相关性没有其他特色种植业面积变化率与年数的线性相关性明显.其他特色种植业面积变化率随年数的增加而线性增加，表明隆德县随着后续产业的不断深入展开，药材、马铃薯、蔬菜瓜果等特色种植业面积逐渐增大，特色种植业规模逐步增加，当地正在有计划地对特色种植业进行规划.而当年造林育苗面积的变化则表明退耕还林（草）后的整体状况比较稳定，2005年退耕结束后，每年在确保耕地保有量的同时只是对退耕还林死掉的林木的补充，以保持退耕还林对水土保持的效益.

2.4生态效益后续产业在生态方面的效益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效益，主要表现为农作物和林草业的CO2固定量及林草业的蓄水量.林草产业CO2固定量年平均增长率为5.66%，林草产业蓄水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8.68%，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但由于技术和资金的限制，部分药材、草畜和设施农业管理粗放，抚育、管理与保护跟不上，部分花卉生长环境等条件控制不到位，保存率较低；退耕地林药林草间作发展不均衡，有的地块杂草丛生，致使幼树生长缓慢，抑制了间作牧草和药苗的生长，使得后续产业的生态效益相对不明显.

3讨论

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效益包括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3个方面，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10].对比现有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对隆德县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效益进行尝试性评价时，涵盖了完整的3个部分；选取的综合评价方法和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符合宁夏南部山区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效益评价实际；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具有一致性，能够反映隆德县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取得的效益成果.本评价体系是在借鉴相关评价退耕还林（草）工程效益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是因为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本身就是对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巩固、延续与支撑.虽然评价结果只能反映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效益的变化趋势，但与当地实际情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证明研究结果能够对现实的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产生指导意义.本文只是从宏观方面笼统地对隆德县后续产业所取得的成效进行了探讨，限于数据获取的限制而未从具体的后续产业着手分析，且未对后续产业所面临的开发滞后、牧草与药材加工贮藏手段落后、部分群众对间种的药材管理粗放、产业链短、缺少龙头企业带动等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这些将成为笔者今后研究类似问题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4结论

第2篇

1.1辽宁省自然条件概况辽宁省（38°43''''～43°26''''N，118°53''''～125°46''''E）地处我国东北地区南部，境内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区，中部为辽河中下游平原区，南部邻黄渤二海，海岸线总长度2920km。研究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东部地区雨量充沛，西部地区干旱少雨。全省位于长白、华北与蒙古植物区系交织地带，森林植物种类丰富[13]。

1.2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资源概况辽宁省自2001年实施国家退耕还林工程以来，工程区由试点阶段的3市4县（彰武县、北票县、凌源县、建昌县）发展到15市74县，工程覆盖1115个乡县11517个自然村，涉及659592户农民。辽宁省林业厅将全省划分为3个模式类型22个模式组153个模式，同时采用聚类分析法确定了43个优选模式。针对辽西北、辽东山地及半岛丘陵区、辽中平原区三大地貌区分别选定了相应的造林模式和管护方法，以保证工程的建设成效。截止2013年末，辽宁省累计完成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任务113.57万hm2，其中退耕地还林面积约占总面积的21.72%，宜林荒山荒地造林占到62.66%，封山育林占15.61%；生态林占全部退耕还林工程林种类型面积的72.11%，经济林占22.81%，灌木林占5.08%[1]。

2研究方法

2.1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及测算评估指标体系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各项生态效益监测方法参照包括《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评估技术标准与管理规范》（办退字[2013]16号）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1721-2008）。测算评估指标体系共包括6个类别11个评估指标，分别为涵养水源（调节水量和净化水质）、保育土壤（固土和保肥）、固碳释氧（固碳和释氧）、积累营养物质（林木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提供负离子、吸收污染物和滞尘）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物种保育）。

2.2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分布式测算方法将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按照县区划分为74个一级测算单元，每个一级测算单元按照不同退耕还林工程植被恢复类型分为退耕地还林、宜林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育林3个二级测算单元，再按照退耕还林林种类型将每个二级测算单元分为生态林、经济林和灌木林。最后结合不同立地条件的对比观测，最终确定666个相对均质化的生态效益评估单元。基于生态系统尺度的定位实测数据，运用遥感反演，模型模拟等技术手段，进行由点到面的数据尺度转换，将点上实测数据转换至面上测算数据，得到各生态效益评估单元的测算数据，以上均质化的单元数据累加的结果即为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的测算结果。

2.3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于辽宁省的3个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专项监测站和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网络（CFERN）所属4个森林生态站、30多个辅助观测点以及300多块样地的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指标体系连续观测与清查数据。还包含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中心开展的退耕地还林、宜林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育林3种植被恢复类型中各退耕还林树种面积、树龄等资源清查，以及权威机构公布的社会公共资源数据[1]。

3结果与分析

3.1辽宁省地市级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辽宁省各地市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物质量评估结果显示，退耕还林面积较大的朝阳市、大连市、葫芦岛市、沈阳市，生态效益各分项物质量均较高。辽宁省全省退耕还林工程每年生态效益总价值量为491.94亿元；朝阳市、大连市、葫芦岛市生态效益总价值量位于全省前3位；辽中平原地区，如辽阳市、营口市、盘锦市生态效益各项价值量均较小。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各分项价值量评估结果表明，涵养水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生态效益价值量占总价值量的比例较高，分别为26.84%和26.30%；而林木积累营养物质仅占总价值量的2.96%（图1）。

3.2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不同林种类型生态效益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不同林种类型生态效益各分项物质量均为生态林最大，经济林次之，灌木林最小。辽宁省退耕还林工程不同林种类型生态效益各分项价值量亦均为生态林最大，经济林次之，灌木林最小（表4）。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林每年生态效益总价值量为372.9亿元，占生态效益总价值量的75.8%；经济林为98.1亿元，占19.94%；灌木林为20.94亿元，占4.26%（表4）。生态林生态效益各分项价值量中，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量占全省总价值量的比例最高，达到30.27%，涵养水源价值量占全省总价值量的19.07%（表4）。经济林生态效益各分项价值量中，涵养水源价值量占全省总价值量的比例最高，达到52.73%；经济林生物多样性较低，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占全省总价值量的13.79%（表4）。灌木林生态效益各分项价值量中，涵养水源价值量占全省总价值量的比例最高，达到43.84%。

4结论与讨论

第3篇

关键词土地资源价值公共品退耕还林政策

1土地资源经济总值与退耕还林

退耕还林的过程就是资源价值转化的过程。

古典经济学认为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对于自然资源来说，没有凝结人类劳动，所以没有劳动价值。但是，自然资源，如土地资源是有效用的，能够满足人类的一定的欲望，给人一定的享受，所以具有效用价值。土地资源又是稀缺的，稀缺性使土地资源在使用过程中，具有了经济价值。因此稀缺的土地资源的经济价值来源于其使用的效用。广义的价值是相对于个人的爱好、欲望、利益或志趣而言的。除了效用考虑以外，有些价值来源于资源的本身。比如，有些野生动植物的存在，可能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效用，但是其存在有其存在的理由，人们从伦理的角度，善意的角度看待它们，愿意支付一定的货币来保护它们，也是一种价值。

根据价值的来源以及效用的实现方式等不同，土地资源的经济总值应包括土地的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

直接使用价值，是指对土地资源直接消费所带来的价值。它分两类:一是作为资本品，比如用于农田、工业用地等，是生产要素之一；另一类是作为消费品，这主要指消费土地资源的一部分，如天然的生物资源的消费,不包括劳动产品。这部分价值是靠市场来实现的，是市场价值的大部分或全部。

间接使用价值，指的是对土地资源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的使用起到维护作用，或着改善周围生产环境的价值，这部分价值并不是直接用作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它是间接的。比如退耕前的土地用来耕种农作物，是把土地当作资本品使用的，退耕后，变成了生态林地，木材不能砍伐，不能给人们带来经济收入，所以直接使用价值为零。但是生态林能够净化空气，保持水土，有利于周边的农业生产、人类的居住，具有很大的间接使用价值。这部分价值是外部性的，不能通过市场来实现。往往需要政府制定税收和补贴标准，依靠行政和法律途径来实现。

选择价值是指人们未来的直接和间接使用带来的价值。比如林地可以用做耕地。就短期来讲，耕地的未来使用，能够给生产者带来的收益，就是林地的一种选择价值。但从长期来看，毁林开荒可能带来水土流失，以致土地变成荒地，不能再开发利用时，这种土地的直接使用价值就是零。而林地与农田的使用价值就是这种土地的选择价值。因此，选择价值是一种未来的潜在的使用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除了宗教、文化、习俗、信息拥有量等影响因素外，还与土地使用的可逆性有关。如果土地使用是可逆的，如耕地可转化为林地或园地、交通用地，那么其选择价值可能很小。如果土地使用是不可逆的，如建设用地很难再转变成农业用地，其选择的价值就很大。从这点儿上说，选择价值是一种参考价值，不用于直接的交易。特别是在选择土地的使用过程中，根据它选择价值的大小，即其未来使用价值的高低，对比现在的使用价值，判断何种土地利用方式更好。

综上所述，土地资源价值由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存在价值构成。其中前三种价值是效用价值，可以通过市场或模拟市场的方法测算出来。而选择价值仅作为土地用途选择时的一种参考价值。存在价值，根据皮尔斯的定义就是对于某一种自然资源的存在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数额。一般主要用于对一些野生动植物、或湿地生态保护的人们的意愿衡量，即人们愿意支付多大的数额来维护这类资源的存在。它是特定用途下的一种单独计算，以问卷调查方式取得。所以，土地资源价值主要还是看前两项价值。

从以上分析看出，如果仅仅从直接使用价值的大小来判断土地利用方式是否合理是很不全面的。一般来讲，单单从土地的直接使用价值来判断，存在着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宅基地>农田>森林>牧场>荒地>裸岩>废弃地的态势。可是就退耕还林来讲，耕地直接的经济价值大于生态林的直接经济价值，而生态林的间接使用价值又是大于耕地的间接使用价值的。所以从总的经济价值来说，可能二者差距不大或生态林的经济总值更大些。这是因为这些价值之间有着一种互相消长的关系。耕地用途转为林地用途以后，它的直接使用价值也转化为了林地的间接使用价值。只不过这部分价值的实现不能通过市场表现出来，它是外溢的，要求国家以税收的形式，从收益者手中转移到退耕农户的手中。

2林地的公共品属性与退耕还林的补偿政策

公共品理论认为，公共品又称为公用品或共用品，可以同时给一系列使用者共同服务。公共品与私用品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公共品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按照非竞争性与非排它性的程度，公共品又被划分为纯公共品、准公共品和公共资源。

纯公共品既有非竞争性，又有非排它性，或者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难以排它的公共品。这类公共品如国防、环保等。

准公共品是指不具有竞争性，但具有排它性。这类产品就是布坎南所称的俱乐部产品。俱乐部产品只针对俱乐部内部人员使用，不是俱乐部成员的不能使用。例如：学校、游泳池、医院等。但是在一定的规模下它有一个最优的消费者数量。超过了这个规模，就产生拥挤现象，具有了竞争性。

公共资源是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但不具有排它性。如空气、森林、草原、渔场、牧场等。这些公共资源的使用不具有排它性。但过度地使用，会破坏生态平衡，导致使用品的质量下降。

按照上面的解释，退耕还林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属于公共资源的范畴；生态林则是环境品属于纯公共品的范畴。公用品的非竞争性意味着它的边际成本等于零，如果它是有效生产，那么应该满足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的条件，所以它的边际收益也应该等于零。这就是说公共品应该免费提供，这显然是私人生产办不到的。公共品的非排它性的含义是不能通过价格制度对消费加以控制，因为一旦公用品被提供，就不能阻止任何家庭对它的消费。因此收费变得很困难，公共品不适宜由私人生产。

如生态林建设改善了人们生产、生活环境，它可以在提高周边地区农业的生产，促进人们身体健康等上面体现出来。但是生态林建设也需要生产成本，如退耕农户的退耕的机会成本以及购买种苗、种植、管理树苗的劳动成本等。这些成本需要给予补偿。但是非排它性的特性是消费者涉及到所有社会成员，私人向这些人员收费变得十分困难。那么这就要求国家通过非市场机制给予公共品的生产者如退耕农户，以成本补偿。

我们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实质上就是国家提供公共品的政策。但是生产者是退耕农户。于是国家与农户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委托———的关系。虽然国家规定林木的所有权为农户所有，但是生态林的直接经济价值几乎为零，农户缺乏足够的激励来提供这些环境品。尽管从理论上讲，生态林的间接使用价值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衡量，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全面性最终导致政府的定价也是偏离实际价值的。比如生态林的生态价值实现具有时间性、潜在性、长期性。消费者对它的评价也就多了一份不确定性。这样给予农户的补偿如果太低了，或者仅仅补助8年，那么退耕还林的成果就会变的很危险。所以退耕还林的补偿从现实上说，数额要够，从长远来说国家也应该补足。

3退耕还林补偿额的确定

农户每退耕1亩地，就意味着放弃1亩地的农业收入，这部分收入就是他们种植生态林的机会成本。随着退耕亩数的增多，机会成本在增大。同时种植生态林也要投入劳动和资金，它和机会成本共同构成了农户的生产成本。假设C是农户的生产成本，A是退耕的的数量,把C看作A的增函数，即C=f(A)，且f′(A)>0。同时退耕的受益者（环境品的消费者）随着退耕亩数的增加，环境品供给的增加，效用在增加。但是，如果他们必须为环境品的消费支付一定的代价的话，比如说交税，那么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他们就得在私用品与公共品的消费组合中作出选择，理性的消费者将选择使它们的效用最大。即

MaxU(X,G)（1）

s.t.X+PG=m（2）

式（1）代表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其中X代表家庭私用品的组合，G代表公共品。式（2）中，X的价格假设是1，P是公共品的价格，m代表该家庭的固定收入。用拉格朗日条件法，可求出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共用品与每一种私用品的边际转换率等于所有家庭的的边际替代率之和。它隐含的一个条件是，消费者对环境品的消费的边际收益是下降的。通过消费者的边际收益与农户的边际成本的比较可以确定退耕还林的最优补偿额,见附图。

当MC=MR时，在A*、P*处，退耕还林就达到了均衡，这时退耕农户得到的补偿正好等于消费者的意愿支付。同时也等于他的边际成本。总之，从以上的分析之中，我们看到，由于林地的公共资源的属性，以及生态林的纯公共品、外部性等原因，政府必须始终是退耕还林的参与者，而不可能成为局外人。

所以政府应该制定更加长远的补偿机制，合理确定补偿额，使退耕农户和环境品的消费者都得到好处。

参考文献

1高映轸，潘家化，顾志明等.土地经济问题再认识[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