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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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摘要：针对草原生态系统日益恶化的趋势，提出了实现草原生态建设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草原畜牧业主要是以天然牧草和采取放牧方式经营的畜牧业，因此天然草原的优劣和丰欠程度决定着草原畜牧业的兴衰。建国初期，我省牧区草原状况相对良好。60年代末牧区开始发生草原退化现象，随后愈演愈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近年来甘肃省90%的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30%的严重退化，导致牧草产量、品质下降，载畜能力降低。如何解决日益尖锐的草畜矛盾，保护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草地资源的永续利用，直接关系到牧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

1草原退化原因

草原退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主要是人类对草原生态系统长期的严重干扰，导致草原植被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最终失去平衡。

1.1超载过牧超载过牧是不顾草原第一性生产的能力，盲目加大畜群规模和放牧频率，使牲畜的采食量长期超过牧草再生量，实行掠夺式经营所造成的。在草原退化的情况下继续增加牲畜数量，形成了牲畜增加草原退化牲畜继续增加草原加剧退化的恶性循环。据调查天祝县的牲畜数量由60年代的17.40万头（只）发展到目前的64万头（只），增长了2.70倍，畜均占有鲜草产量由7622.90kg下降到2081.04kg，超载23.85%，所以，没有不良的草原，只有不合理的利用制度和方式。

1.2乱采滥挖草原牧区、半农半牧区由于缺少燃料，农牧民群众烧茶做饭，主要依靠拾粪捡柴，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为生活用能的需要，大量铲草皮、砍伐草原上的乔木、灌木、半灌木作薪柴，对原生植被造成严重破坏。

甘肃省大部分高寒阴湿草原生长有中药材，如冬虫夏草、羌活、秦艽、赤芍、柴胡、黄芪等，而且品质优良，市场需求量大，行情看涨。每年入春以后，都有大批农牧民涌入草原采挖，不仅使药材资源日趋枯竭，而且使植被遭受到严重破坏，在荒漠草原，搂发菜、挖甘草、麻黄的现象年年都有发生，使本已脆弱的荒漠生态系统，雪上加霜。

1.3鼠虫危害草原鼠虫害的发生与猖獗是在一定气候、土壤、植被条件下形成的，气候干旱和草原退化为鼠虫害的发生与蔓延创造了条件，而鼠虫的发生危害，又加剧了草原的退化，处于一种恶替过程。草层高密度大鼠虫害不易发生，而草原退化、草层变矮、变稀，有利于鼠虫害的繁衍。近年来，草原鼠虫害危害面积仍在逐年扩大。全国的面积已达6亿亩，仅鲜草折合人民币损失60多亿元，经济损失严重。虽然每年都采取化学、生物等防治措施进行防治，但因经费不足，防治面积小，每年的防治面积只占发生面积的10%左右，造成“年年防治，年年成灾”的被动局面，防治成果难以巩固。

1.4毒草危害长期以来，随着草原“三化”面积的日趋扩大，许多草场优良牧草减少，有毒植物不断生长蔓延，加剧了草原退化。

在甘肃天然草原上分布的主要有毒植物有棘豆、狼毒、醉马草等，面积达到1500万亩。这些有毒植物根系发达、耐寒、耐旱、返青早、生命力强、并有较强的抗逆性，它不仅与优良牧草争地，而且和优良牧草争夺土壤中的养分、水分。在草原上逐年增多，甚至在某些草原上形成明显的优势种群，使草场利用率下降。

2治理草原退化的措施

2.1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落实草原分户有偿承包使用，理顺草原管理体制，合理利用草原，防治“草原无主、放牧无界、使用无偿、建设无责”，使草原的管、建、用同责、权、利相结合，适应现阶段家畜私营形式的首要措施。这项工作在很多地方还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得到落实，因此，各级政府、领导、业务部门要依据《草原法》，全面彻底地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健全投入机制，明确建设责任，真正做到“谁承包、谁建设、谁受益”，才能调动农牧民主动建设草原的积极性，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草原退化，促进植被恢复。2.2以草定畜，科学合理利用草地资源加强草原围栏建设，以草定畜，以畜定草，严格控制牲畜数量，实行划区轮牧，科学合理利用草原，用养并举。在合理利用改良草场时，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首先要明确，草原是牧业生产资料之一，不单纯是自然综合体，更不能认为是荒地。在研究、改造它的时候，必须具有生产观点，而在利用中应该强调，要利用它就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进行保育，才能使它充分发挥自然生产能力。只有通过一系列的人为措施，才能维持并逐步提高草场生产力，使牲畜得以稳步发展。

2.3充分发挥夏季草场，发展季节畜牧业依据草原的季节分布特点，在调整畜群结构，提高适龄母畜比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夏季草场的牧草优势，适时转场轮牧，发展季节性畜牧生产，扩大出栏率和商品率，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农牧民收入，还可以有效减轻冬春草场的放牧压力，防治进一步退化。此外加强人工草地建设，生产足量优质饲料，增加牧草贮备，降低放牧家畜对天然草原、尤其是冬春草原的压力，促使退化草原的自然恢复。

2.4加大鼠虫害防治力度，巩固防治成果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是草原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草原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业务部门必须加强草原建设，搞好鼠虫害防治工作”。因此，必须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鼠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首先要认真各项防治措施，理清工作思路，加大投资力度，加强队伍建设。二是加强预测工作，建立健全预报体系，不断改善预测预报工作的手段。三是健全目标责任制，把草原鼠虫害的防治工作同农牧民草原承包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四是大力推广以生物防治为主的无公害药物防治技术，保护天敌，不断探索新的防治措施，加大鼠虫害综合防治力度，变被动防治为主动防治，才能有效地减轻鼠虫害对草原的危害。

2.5加强草原毒草的防除以牧区草原为重点，建立重大毒草灾害报告制度。实施草原毒草调查、技术规程和防治标准，逐步减少毒草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开展毒草灾害的风险评估、生态示范工程、防治机具购置、治理设施的建设、除草药剂的研制及基层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参考文献

[1]吕晓英，吕胜利.甘南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J].草业科学，200219（7）：1-4.

第2篇

1.1花镜花镜的布置自然灵活，不拘束。在园林工程设计中，花镜的使用率极高，如道路镶边使用红花紫花酢浆草，色带边上用四季草花装饰等，让绿化不再单调，同时又起到点缀的作用[4]。

1.2组合盆栽组合盆栽是近年来流行的花卉应用形式，主要受年轻人的喜爱。将草花设计成组合盆栽，并搭配一些大小不等的容器，配合株高的变化，以群组的方式放置，再配以微形园林小品，如人物、建筑等，随意打造一些理想的、有立体感的组合景观。部分微小的容器组合适合放于办公室里用作摆饰，装扮空间。

2草花造景原则

草花造景时，讲究统一和谐、自然美观大方。利用不同草花的近似性和一致性，表达出协调的柔美之感。而利用草花的差异和变化，可以产生强烈的视觉刺激，烘托出欢快、热烈的氛围。如在花坛周围配置银叶菊、彩叶草等品种，不仅可增加花坛层次感，还突出了花坛的美感。

3草花造景的施工及养护

3.1草花种植在园林设计中，草花一般以1年4～6次更换为标准，种植时应当选择适合本地的花卉进行种植。草花种植前应选择刚出花苞的草花，密度以设计或实际景观效果为主。草花多带有营养钵，应先除去草花的营养钵或花盆，然后将泥土完整埋入花池内。盖好碎土，让草花盆土保持与种植床土表面持平，栽好后灌足定根水。草花移植到绿带后，除高温、多雨的夏季外，一般都有1～2个月的观花期。对开花期较长、长时间不更换的花木，应追肥补充养分，并及时清理杂草和垃圾杂物，加强病虫害防治。

3.2草花摆放室内布置可选择耐阴的花卉；广场摆放应选择喜光、耐旱、管理粗放的花卉；矮小的花卉适合种植于道路中分绿化带中，以免干扰驾驶员视线，影响交通；宽阔地带可以选用颜色艳丽的草花，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摆放草花前，应先在摆放位置进行模纹放样，确定好线条区域后，逐一分类各草花的颜色后再进行摆放[6]。摆放的草花由于没有入土栽植，在水分保养上不如栽植的草花，因此可通过人工或洒水车早晚淋水，浇水要充足、及时，特别是遇到夏季气温过高时，只适宜早晚浇水。遇有残花或徒长枝叶要及时修剪。另外，为了保持良好的景观效果，应随时更换枯萎或死亡的植株。

4市场潜力及趋势

第3篇

我们从历史纵断面的“古今”维度着眼，综合草原文化的“草原”这一符号特色、欧亚草原这一地域特点以及复合型的建构特征为理解起点，认为体现草原人类与自然生态适应关系的游牧文化、体现草原人类与人文生态归属关系的民族文化、体现草原人类与精神世界审美关系的生态文化，是支撑草原文化宏大结构的三个基本构成。

一、游牧文化体现草原人类与其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是草原文化的主导型文化

游牧文化就是草原人类在草原生态环境下的生存方式。据考证， 以内蒙古草原为主的我国北方草原， 形成于7千万年以前。那时， 由于地壳的变动， 内蒙古高原逐渐隆起，内陆性气候使高原内部变得寒冷、干燥。受季风和干旱气候的周期性影响，北方植物的生长发育也出现了明显的周期性。由于喜凉性的草本植物具有寿命长、发芽快、提前开花和花期缩短等特性， 因而能迅速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而分布愈来愈广， 在具有腐殖层的高原土壤上形成了成片的植被， 最终形成了草原。为了适应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满足人的第一生存需要，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开始逐水草而居，以移畜就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与农耕文化迥然相异的游牧文化。中国北部的游牧文化作为草原文化的主导类型，独具特色。

我们强调游牧文化在历史上的主导地位，并非要抹杀从古至今其他生产方式、经济类型在草原文化中的一席之地。因为，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相继产生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

游牧文化循着文化发生、发展、衰落的自然轨迹分别经历了它的形成期、鼎盛期和衰颓期。随着游牧生产逐渐优于采集、渔猎、畜牧和农耕等诸多经济手段，在北方草原上占据主导地位开始，游牧文化进入了精力最旺盛、元气最充沛的兴盛期。有学者论证，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15世纪，游牧世界前后三次对邻近的农耕世界发起大规模的冲击，导致整个欧亚大陆民族大冲突、大融合以及文明的大交替和大整合。但是，自近代始，新兴的工业革命在农耕世界迅速崛起，撼动了游牧文化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进入了文化功能的衰颓期。以内蒙古为例，在藏地佛教文化、汉地农耕商贸文化的横向拓展冲击下，游牧社会既不能良性地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又无力自觉地引发社会文化的创新运动以推动社会跃入更高一级社会形态。面对日益变迁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世代以草原资源为生计依托的人和事物都需要在新的联系结构中激发活力，竞相生存，图谋发展，以适应和克服生存语境的新变化。由此，多种经济文化在古老的草原上齐头并进，引领整个草原文化步入后游牧时代，既是命运使然，更是历史的必然。

二、民族文化体现草原人类与其生存的人文生态环境之间的归属关系，是草原文化中最具活态的主体属性文化

以内蒙古为核心的广大草原区域，自远古时起即是承载草原人类活动的巨大摇篮。草原人类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创造、建构了一个层层累积，纵向拓深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建构体系。这片土地不仅是历史上匈奴、柔然、鲜卑、突厥、蒙古等各个民族繁衍生息、传承文化的大舞台，也是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新生民族血脉相传、生存生计之根。

北方草原地区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从夏商周时起，北方草原诸多游牧群体就活跃在农耕文化史的字里行间；秦汉时期，结束了北方数百个民族和部落长期互不统属局面的匈奴帝国，成为历史大剧中草原民族的文化强音；继匈奴之后，鲜卑逐渐成为中国北方草原最强大的民族，拓跋鲜卑结束了我国北方南北朝之前一百余年的历代纷争， 与南朝并立， 客观上为隋唐大一统中央封建王朝的建立创造了基础和条件；隋唐一统之际，突厥与回纥相继崛起于中国北方草原， 并先后建立了势超匈奴、鲜卑的强大汗国；宋辽金时期， 契丹、党项和女真连续勃兴， 与宋鼎足而立长达一个多世纪， 直至蒙古族登上历史舞台。

蒙元帝国是继鲜卑、契丹、女真的地方性政权之后的第一个由北方民族“面南而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它的建立与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格局，更是通过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大整合为中华文化史创造了新的运动规律。17世纪，崛起于东北地域的满族建立大清帝国，再次入主中原，统治全国，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向了顶峰。1911年，满清王朝，草原民族入主中原的历史，也奏起了悲怆的尾音。

从文化的发展态势而论，蒙、满两个北方游牧民族问鼎中原，既是民族文化纵向累积、层层叠加，不断壮大草原本土文化后的顺势爆发，也是草原文化横向拓展，不懈对话中原农耕文化后的强势结果。

从民族文化的构成而论，纵观北方草原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随着一个民族的衰落， 该民族的历史也就在该地区中断了；但一个民族的衰落，并不等于这个民族的人种都已绝灭，大批的人口仍旧留在草原， 依附于另一个新兴的民族。而他们创造的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也以人为载体，世代积淀、延传，为草原文化的历史华章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所以说， 草原文化并非单属于某一个民族、某个历史时期，而是由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游牧民族的纵向累积、层层积淀、共同组成，是一个由以民族为载体，以接力运动的前行轨迹，前赴后继地创造、传承和发展的复合文化、活态文化。

三、生态文化体现草原人类与其追求的精神世界之间的审美关系，是草原文化面向未来的主流发展文化

草原民族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之间的“和谐平衡”为精神主线，建构了一个以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哲学宗教、政治法律以及科学技术、民俗民风为外显形态，以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追求、道德规范为内隐形态的生态文化体系。

“崇尚自然”的文化理念贯穿草原生态文化于始终。草原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由人、畜和环境构成的综合体，其中传统的猎、牧生产对于自然环境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然而，草原复杂的生态环境、草原牧场有限的载畜量和生活资料与人和畜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形成天然矛盾，要求草原人们通过保持人、畜、草原三方之间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以确保自身的有效生存和持续发展。草原人们正视自己作为自然之子的身份，以对自然世界和生态规律的深入认知为一切生产生活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约束和规约自身的文化创造活动。他们把自我融入天地万物， 与之形成和谐共生的大生命圈；把伦理、德性转移到整个生命世界， 构成了万物与人都各具伦理、德性的独特的生态伦理观。这种 “崇尚自然”的生态理念以及人与万物血脉相通的“亲生命性”，也契合了现代文明的价值追求和发展方向。

“恪守信义”的道德理念贯穿草原文化于始终。逐水草游牧的生存条件决定了草原民族生产生活的松散性。而这种松散的社会结构难以借助法律法规的强制和舆论监督来约束个体，对公共秩序的维护和社会公德的操守更多诉求于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因此，草原民族更加注重伦理道德的构建和维护。其中，“信义”是草原民族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理念，它既是草原社会的治国执政之本，也是草原社会成员的立身之本。上至统治阶层下至黎民百姓，都以“诚信”为道德底线，以“信义”为普遍恪守的行为准则。

“信义”是维系草原社会稳定和睦的基础，也是保障社会成员身心和谐平衡的基石。“诚信”理念不仅为草原人类营造出和谐的社会环境，更为草原文化营造了和谐生态的人文环境。草原生态文化中，“恪守信义”的道德理念虽显淳朴但不失本真，对现代文明仍不失启迪意义。

“践行自由 ”、“崇尚英雄”的审美理念贯穿于草原生态文化的始终。生存空间上的自由为草原民族内在精神世界的自由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而以家庭或小规模群体为单位进行移畜就草的生产生活方式为草原民族内在精神世界的自由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政治制度对个人的强制力度不大、法律很少伤及个人，而早期的宗教――萨满教也不触及或约束人的内心。与其他农耕民族因被压抑而产生的对自由的向往精神不同，草原民族的自由精神是从草原社会、草原文化的内部自发形成的“遗传密码”，是先天的品性。对草原民族而言，自由不是纯粹的精神原则， 而是人们现实生活中践行的对象。

第4篇

在滨河公园退化草坪改良过程中，我们从草坪打孔通气、草坪梳草、草坪补草、草坪施肥、构筑排水系统等几方面入手，合理运用改良技术，最大化恢复草坪观赏性和抵抗性，延长使用寿命。

1、合理选择草种对斑秃地块进行补播时，合理搭配草种，选用早熟禾70%，高羊茅20%，黑麦草10%的配比，采用混播方式。这种方法具有省力、成坪速度快、均匀度好，适应性广、竞争力强、杂草不易侵入、观赏效果好的优点。

2、草坪打孔通气草坪由于大雨冲刷及游人践踏，造成草坪土壤板结，为改善土壤结构，提高草坪的通透性，我们采用2种方法：1、秋季在草坪降雨后有积水处、苔藓蔓生处、因践踏出现斑秃处、杂草茂盛处用草坪打孔机，然后轻压。2、对于坡度大陡峭的地块，采用铁叉在草坪上刺孔，30个孔/平方米，此方法把草坪一部分根系切断，刺激根系进行分蘖，产生新的侧根，又使土壤结构疏松，增加通透性，使水分、肥料得以充分利用，恢复草坪正常生长，从而又增加了草坪的密度。

3、草坪疏草较厚的枯草垫，妨碍了草坪草对水分、肥料的吸收，同时成为病菌的孳生地，我们采取用铁齿耙进行地面搂耙的方法对草坪进行疏草。坪疏草一年中分为3次：第一次在春季3月份，浇草坪返青水前进行一次；第二次在夏季6月份；第三次在秋季11月份，草坪浇冻水前，通过搂耙草坪，清除了枯草垫，同时划破表土层，达到松土的目的，改善了草坪的通透性、透水性、清除了病菌孳生地，抑制了病菌的滋生。

4、草坪补草滨河公园草坪由于人为的破坏、管护不当，造成了草坪死亡，我们采用补播、分栽草根和铺草卷的方法进行补草。最佳补草时间在每年的4-5月。补播;补播主要针对大块草坪，采用早熟禾70%，高羊茅20%，黑麦草10%的配比。对补播的地块首先低剪，留茬高度保持在2cm左右，再用铁齿耙松土，除去枯草垫，撒施8克/平方米的复合肥，将催好芽的种子呈十字形来回播至少2遍，按10-20克/平方米的标准播种，然后覆薄薄的细土0.5-1厘米，平整压实，保持土壤湿润。栽植草根；在栽植的地方进行松土，精心整地，表土过筛清除杂物，施入基肥，用人工挖穴法进行栽植，株行距15×20cm为宜。补种成活后施入8克/平方米的复合肥，保持土壤湿润。铺草卷：铲去要修补的草坪，精心整地，表土过筛清除杂物。施入底肥，深度以20-30cm为宜，然后搂平，细耙，清镇压，确保坪床面平整一致。铺植前浇足底水，铺植时将成卷的草皮卷自然地铺放在坪床表面，拉直，滚压紧实，紧密衔接，确保草皮卷与表土紧贴，施8克/平方米的复合肥，保持土壤湿润。

5、草坪覆土施肥由于大雨的冲刷，使草坪床养分流失，导致草坪草长势衰弱，枯黄、抗旱、抗寒、抗病性降低，易受病菌的感染，加剧草坪的退化。我们在滨河公园改良退化草坪中采用拌肥表土法，覆土前先修剪草坪，第一次在早春3-4月施尿素和复合肥各5克/平方米，掺土1.5千克/平方米，可促进草坪提前返青；第二次在秋季10月份，施入膨化鸡粪20克/平方米，掺土1千克/平方米，可延长草坪的绿期，提高抗寒性。此方法即改良了土壤结构，令枯草垫分解成可利用氮肥，又保持场地平整避免积水，疏松含养分的表土有利于表层须根生长。

6、构建排水系统由于滨河公园，排水系统不完善，雨季公园草坪床低洼处过多的雨水不能及时排出，导致场地积水，致使草坪生长发育受阻，生长缓慢，甚至死亡。我们采取两种措施进一步完善排水系统：1、对于大面积低洼处，采取构筑微地形排水，在低洼处填土做出微地形，自然流畅，配植各类花灌木、地被花卉、草坪、即达到排水的目的，又进一步提升景观效果。2、对于小块低洼处我们采取砌筑排水池的措施，根据积水面积大小，挖深1.2m的深坑，四周用砖砌筑，防止四周泥土倒塌，在池底铺设50cm厚砖石形成排水层，以利排水；在排水层上铺设无纺布形成过滤层，防止基质进入排水层；在过滤层上铺设细沙30cm，覆土20cm，点缀一些置石，补种花草。

二、滨河公园退化草坪科学养护管理措施

1、草坪修剪合理的草坪修剪能促进分蘖，增加覆盖度，使草坪保持平整、美观、提高观赏价值。我们根据草坪的习性和观赏效果，进行定期修剪，使草坪高度一致，边缘整齐。4-5月第一次修剪，高度保持在7cm；6-8月每周修剪1次，高度保持在5-6cm；9-10月2-3周修剪一次，高度保持在6-7cm；11月最后一次修剪，高度保持在7-8cm。一次修剪高度不大于草高的1/3，通过少量多次修剪，逐步剪到需要的高度。修剪要注意：注意消毒刀片，以免传染病菌；修剪时要用锐利的刀片；及时清理剪下的草屑。

2、草坪灌溉我们根据土壤墒情进行适时灌溉，每次浇足浇透。为使草坪正常返青，必须浇足返青水，在3月底进行，深度达10cm。夏季随着温度不断升高，草坪对水的需求也在增大，这时浇水要在上午十点前或下午四点以后进行。在对草坪修剪前2-3天要对草坪进行浇水，以免地表温度过高对草坪生长不利。雨季对草坪及时排水，干旱天气适当喷水降温保护草坪。11月下旬开始浇三遍冻水，最后一次冻水在土壤封冻前结束。

3、杂草清除杂草生命力很顽强，是退化草坪的致命杀手，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杂草采取不同的预防措施，采用人工剔除和化学除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防治。对于阔叶杂草在2-4叶期用72%的2.4-D丁乳油防治。对岵枝子等具有匍匐茎的杂草来讲，人工剔除反而加速其无性繁殖，对于这类杂草我们采取将杂草及周围草坪一同铲除的方法，认真清理周围草坪中杂草余孽，再补栽种植，杂草基本可以清除。

4、病虫害防治草坪病虫害防治重在“预防为主”和“早期防治”，防微杜渐，事倍功半。我们主要预防的地下害虫有蛴螬、地老虎等，它通常在春季、夏末和秋初危害严重，可用90%敌百虫防治。对于叶枯病、锈病，采用预防为主，在4月和夏季（6-9月）高温多雨季节，每月打一遍保护性杀菌剂，800倍百菌清800-1000甲基托布津防治，可大大减少真菌病害。

第5篇

关键词：草原文化；内涵；特征

1 关于草原文化的内涵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主城部分，它不同于一般学科概念的综合性人文学概念，草原文化是居住在草原上的人们――草原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不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留下来，并经过岁月长期洗礼的物质与精神世界财富的总和。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狩猎为主的广泛流动性的生态型文化。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共同构成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在推动中华民族的历史向前发展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草原就是保持着草本植被或灌木植被的半干旱地区。”[1]例如蒙古草原，这里地处内陆，季节变化不明显，无霜期短，气候寒冷，每年五六月份长草到七八月份有枯萎。草原文化是一种生存意识很强的斗争性文化。历代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有突厥、鞑靼、女真、匈奴、鲜卑、契丹、蒙古族等等，面对严寒和干旱，这些民族为了求得生存，无数次的风餐露宿，不停歇的颠沛奔波，造就了游牧人硬汉的性格。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从事农业、工业、商业几乎是不可能，他们采取猎牧或牧业为主以农耕为辅的复合型生产生活方式。因此，草原文化就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过程中孕育、发展起来。作为草原文化主角的草原民族前仆后继，世代相传。创造了风格粗犷，魅力无穷的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一种活性的动态文化，蒙古有句谚语‘被牲畜采食过的土丘还会绿起来，牲畜的白骨不久被扔到那里’。这句谚语表达了草原游牧民族对牧草枯荣，牲畜的生死等自然循环、物种再生的原理以深刻诠释，道出‘凡有生之物皆无常也’的万物无常并时刻处于变化、运动之中的道理。游牧文明中这种活性因素始终以旺盛的生命力发展着，并与尊崇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相结合，成为草原文化典型的审美内涵。”[2]综观草原文化，它不是一时一族所能创造的，这些文化的形成，延续的时代很长，除早期居住在草原上的狩猎部落到后来的游牧部落和农业民族，先后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时间。研究者发现，前后不同的民族在传承自己文化的时候是互相打破、穿插、积淀并注入新鲜活力，这就使得草原文化发展成为内涵丰富的地域民族文化。

2 草原文化的特征

2.1 草原文化的地域性

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不同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不同类型的文化，之所以世界文化呈现多样性就是这个原因。人类社会自古就形成以地域为特色和界线的诸多地域文化。比如海洋文化、极地文化、江河文化、草原文化等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的文化区系。草原有着特殊的土质和土层结构，并生长着独特的植被，这种植被对土质环境和气候环境都有限制。我国有着广袤的草原，东北草原区、蒙宁甘草原区、新疆草原区、青藏草原区。在这广大的地区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草原文化广泛分布的地域性，不仅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团结发展，更加强了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紧密联系和交流。

2.2 草原文化的民族性

从古至今北方草原是我国北方民族共同的发祥地，也是北方民族文化发育、形成的天然沃土和核心区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诸多民族出现在北方草原，尽管他们的历史有长短，人口、地域有不同，但在长期的游牧生涯中用各自鲜明的特色文化为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壮大注入新的活力。虽然各民族在语言、种族方面存在一定区别，但在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相同生产方式下，产生多元而多源的个性。“民族文化”体现在：牧民们以皮毛为衣，产生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以肉酪为食，产生了以牛羊肉及附属产品为主的饮食文化；以毡庐为住，产生了蒙古包文化；以马、驼为行，形成了马文化；以弓失为战；以敖包为祭，敖包在蒙古族民众心目中，是神圣的化身。每当牧民路上遇到敖包都要进行膜拜，祈愿山川大地之神保佑自己安康顺利；以长调为歌，长调民歌是草原牧歌最富代表性的艺术，根据草原自然界的特点利用仿生学原理而创造了民族特色的草原牧歌；以马刀、筷子、盅碗为舞，产生充满激情的蒙古族舞蹈；以蓝天为盖；以大地为床；一切都是独具的，都是草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草原民族特征。

2.3 草原文化的开放性

开放性是草原文化的又一特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四海为家。草原牧人在延续传承本土文化的同时，从不排斥异族文化和周边文化，他们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地充实、完善自身，使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结构更加浑厚，多源。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和汉族杂居和通婚，把自己的血统、语言和文化融入汉人当中形成中国戎狄参半的居住格局。他们积极主动的开辟对外开放的通商大道，早在商朝游牧民族就打开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最早开拓草原丝绸之路。游牧民族通过战争、迁徙拓展自己的活动领域，他们与欧洲商人进行贸易往来，同波斯人、罗马人长期文化交往，使得宗教、文化、经济都与西方有了联系，形成了开放的互动的对外交流方式。

2.4 草原文化的多样性

从草原文化的发展历史看，一开始就不存在封闭的状况，而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草原地区大多处于偏远的边疆地区，处于农耕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交接和边缘地带，并且和国外相邻，这种地域分布的独特性决定了草原文化必然受其他文化的影响。渔猎文化、游牧文化以及聚落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等不同形态的文化，这些文化在历史和发展问题上盘根错节，彼此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草原文化在演进过程中积极吸纳新的文化因素，多种文化相互交融，不断自我完善最终使草原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总之，草原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五千多年漫长的发展岁月，在这五千年中，草原文化经过多次的更替、演变，但其内在脉络始终没有中断，草原游牧民族面对着草原、森林、高山这样一种生存环境的挑战和应战过程中形成了以上特点。他维系了游牧民族的生存，显示了游牧民族的活力。凭借着这些特点，草原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草原文化是草原牧人的光环，是中华文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中一朵奇葩。

参考文献：

第6篇

（一）新控烟背景下烟草产品属性制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履行以及我国控烟法律、地方性控烟法规的逐步执行，我国烟草企业的营销活动受到了较为严格的管制，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端，随着人们关注自身健康和环境治理的不断提高，控烟活动将会更加持久、严格的进行下去，国家也正逐步出台关于控烟的相关立法，加强控烟执法，使得我国的控烟活动进入到实质性的阶段。由此可见，在新的、更加严格的控烟背景下，我国烟草营销活动会受到更加严格的控制，烟草消费人群和消费量将会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整个烟草产业将会出现发展的瓶颈。虽然中国目前来说烟草消费人群仍然十分庞大，但是在追求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的潮流下，从长期来看，消费者对烟草产品的需求存在下降的趋势是在所难免。烟草产品自身属性（烟草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存在成瘾性和危害性）仍然是制约着烟草产业长期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烟草业对于烟草的减少烟草危害也做过不少的努力，围绕“高香气、低焦油、低危害”发展“中式卷烟”，制定“降焦减害”战略，对卷烟设计的改变，包括加装过滤嘴、推出“低焦油”和“淡味”卷烟，而这些探索实际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烟草的本质属性，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式香烟”能够降低吸烟者罹患疾病的风险。在新的更加严峻的控烟背景下，烟草自身的本质属性成为制约烟草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烟草产业必须要寻找新的经营和发展思路。

（二）烟草产业剩余资本丰富与发展空间受限由于烟草产业投资见效快、投资回报率高，因此，吸引了国内许多地区大力发展烟草产业，烟草产业快速膨胀，积累了大量的烟草资本，但是由于烟草产业对于地方财政的较高贡献率使得地方与中央、各地区之间矛盾重重，烟草产业本身的这种内在矛盾使得烟草产业不能象其他产业一样达到规模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产业整合。烟草产业的快速膨胀往往在尚未达到产业垄断之前就受到了较大的抑制，难以实现产业的规模经济。近年来，随着我国烟草产业的不断发展，烟草产业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受到限制，难以再进一步扩大生产，烟草生产经营的成本加大导致投资的边际收益有所下降，烟草产业的投资回报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由于前期的快速发展和积累，我国烟草产业集聚了大量的剩余资本，而烟草产业本身却出现了扩张空间受限和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烟草产业的剩余资本必须寻求新的投资方向，寻找其他具有较高投资回报率的产业，实现多元化经营，以分散经营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和收益。

二、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我国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经过十几年的探索与实践，除了发展与主业紧密联系的相关产业以外，在宾馆旅游、机械电子、能源交通、金融、证券、保险、运输仓储、建筑房地产、农林牧渔、广告及信息等领域，也进行了投资开发，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我国烟草产业在多元化经营上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宏观调控措施不完善，缺乏统一部署。目前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还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政府的宏观指导和统筹布局，管理体制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组织机构、运行机制不健全，项目决策程序不规范，投资的盲目性比较大。二是投资规模小，重复建设严重。烟草系统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投资主体大约有两千多个，投资主体过多导致多元化经营投资不够集中，投资项目不仅数量多、规模小，而且涉及的投资领域太广，投资项目的起点低、技术含量不高，没有建立龙头企业，打造支柱产业。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指导，致使与烟草相关的印刷、铝箔纸、水松纸等投资项目能力过剩；宾馆饭店建设过多、经营状况不佳，有些甚至已经亏损严重，无法经营。三是经营机制陈旧，缺乏竞争意识。由于烟草产业一直以来实行的专卖制度，导致了大多数多元化经营企业管理者存在思维定式，沿用专卖体制下陈旧的经营机制，缺乏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陈旧的运行机制、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都成为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发展的制约因素。四是管理人才匮乏，管理模式落后。由于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中普遍存在着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因此，日常基础管理问题多多，财务管理也十分混乱，致使不少投资项目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多元化经营之路走的不够顺利，甚至拖累了主营产业。除此之外，多元化经营所需要的专门管理人才严重不足，也是制约着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发展的因素之一。

（二）促进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的举措在新控烟背景下和烟草自身行业限制的双重打压下，我国烟草产业的多元化经营势在必行。而我国烟草产业的多元化经营之路走得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顺利，烟草产业化经营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因此，要想使我国烟草产业的多元化经营良好地持续下去，就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为我国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之路扫清障碍。1、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统筹布局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调控的市场经济，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成为了经济良好运行的有利保障。烟草产业的多元化经营事关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局，政府必须纵览全局，统筹布局，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为我国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提供一些政策指导，以免“一哄而上”和“盲目扩张”。政府还必须从政策指导的角度出发，积极组织相关产业专家、学者、官员组织座谈会，从全面统筹的角度出发，为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出台一些合理的、具有实用性的指导政策和措施，为烟草产业的多元化经营提供政策保障。2、选准目标市场，保证建设规模研究多元化经营的理论认为集中经营核心产品的企业盈利水平最高，相关多元化经营企业次之，无关多元化最差。基于上述理论，烟草产业在实施多元化经营时，不能盲目地“贪大图全”，应该构建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延伸上下游产业链，选择与烟草产业相关的产业，例如：印刷业、造纸业、香精香料以及为烟叶种植服务的农药、薄膜等上游相关产业，或者是在烟草产品这一领域进行深度扩张，延长下游产业链。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时，不是毫无目的的多元化扩张，而是要选准目标市场，加强对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有效控制，打造“全产业链”，充分发挥产业链的竞争优势。由于烟草系统中的独立投资主体过多，容易出现“扎堆”的重复建设现象，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烟草产业在多元化经营时，首先要充分考查所选项目的建设情况，避免重复建设，其次在建设项目时，一定要保证适度的规模，能够发挥一定的规模效应，否则盲目的建设小规模的投资项目将会导致在相关产业缺乏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不利于企业多元化经营。3、引入竞争机制，接受市场洗礼由于烟草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特殊重要性，我国在烟草产业实施专卖制度，致使烟草企业之间长期缺乏竞争机制，没有充分体会到“市场经济”和“竞争机制”的优胜劣汰的“厉害”。许多长期“养尊处优”的烟草企业在进行多元化经营时往往认识到“竞争”的重要性，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像是一只长期处于温室中的花朵一样，经不起“竞争机制”的洗礼，惨遭淘汰。因此，烟草产业在多元化产业经营时，一定要充分走入市场，引入竞争机制，促使投资企业转变经营思路和方式，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不能始终依附在主营烟草产业上，要使投资企业能够脱离烟草产业这棵大树，转变体制机制，否则，投资企业不但自己不能盈利，还会拖累主营产业，得不偿失。4、大力引进人才，改善管理模式作为老牌国有企业，不少烟草企业都普遍存在着管理模式陈旧，管理混乱的现象，而这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致命的缺点。烟草产业在进行多元化产业经营时，也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在建立的投资企业中，改善陈旧的管理模式，建立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章必循。在人事、财务这两个方面更要建立一整套规范的管理制度，保证企业的正常、规范运行。

第7篇

【关键词】草原文化 内蒙古 当代油画 发展

草原文化中所蕴涵着的那种创业精神和创新意识是促成内蒙古地区当代油画创作的不可或缺的动力。创造、创新理念能够激励美术创作者开拓创新、实现自我与超越自我，去创造一个艺术组织或产生一项新的艺术活动。正是由于内蒙古人有这样独特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意识以及那种敢为天下先的气质，以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对外交流日益增多更趋频繁，西方各种传统和现代艺术流派纷纷涌入国内，使国人见到许多金品的油画原作，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中国油画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进而使这一时期的内蒙古油画，体现出运用具有典型草原文化内涵的视觉符号象征寓意现实的艺术特征的诸多优秀作品。据此，内蒙古油画结合现代审美思维，开始对油画形式语言本体和现代艺术语言形式进行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同时，对传统民族艺术特别是蒙古族民间美术进行了更深一步的借鉴吸收。下面结合实际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特定的地域环境造就特有的民族审美意识

纵观当代内蒙古油画，在题材内容的表现和选择上，始终自然外化出一种源自草原情节的审美取向，这种自然外化出的草原情节取向，体现为内蒙古油画创作群体，对表现草原生活呈现出一种源自心灵的主观偏爱和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域文脉”是一切艺术借以生长的“文化基盘”，内蒙古的画家们，正是在北方草原这块独特的‘文化基盘’上逐步成熟起来的。艺术追求的是真诚，是发自内心情感的孜孜追寻。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最难的是准确把握自己的内心世界，并把这种心里真实与个人经验准确反映在作品里。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正是：“尊重感受，力求将自己的艺术建立在感受的基础上。他们虽然少有江南新文人画家那种轻松潇洒的笔意，也缺乏首都画家们那样开阔多变的思路，但他们却有着对草原生活的独特理解。他们正是靠着这种独特的理解奠定了自己的基础，靠着各自不同的感受，建立着各自不同的风格面貌。”可以说，特定的地域环境会造就特有的群体性民族审美意识，当然也就关系着每一个体的审美意识，这在对于外在世界感受敏锐的艺术家身上具有尤为突出的体现。

二、草原文化影响着内蒙古当代油画的发展变化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使一个商业社会的基础结构逐步形成，西方思想的解禁和传入也推动着国内文化向更加自由、更加多元的方向迈进。由于西方文化艺术观念再度大幅度涌入，中国文化领域形成了“多元态势”。这一时期的中国美术是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矛盾和冲突中展开的，总体表现为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应战与自身文化价值的建立。如果没有这种碰撞与矛盾，中国艺术包括内蒙古艺术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富有生机。草原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同时也影响着内蒙古当代油画的发展变化。

生活在内蒙古的艺术家同样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所以我们要反思自己文化本身的特点，并思考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从而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的美术作品，是目前的首要任务。民族性与时代性尽管是以其外在的形式而鸣世的，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根本与精粹之处却是隐于形式之后的内在精神。而这种内在精神正是在无数个非常个性化的无数个主体精神的真实宣泄和表现中才得以存在、凝聚和建构的。在面对上世纪80年代西方艺术思潮的强大冲击和新的美术潮流，内蒙古的画家们也曾经有过困惑、迷茫和失落，并且对自己的选择产生过动摇，也经历过从迷失的困惑到寻觅的痛苦和从浮躁的焦虑到冷静的思考。他们在冷静地思考之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了自己，觉得还是画自己最熟悉的内蒙古草原题材更适合他们，因为内蒙古没有现代品种生长的生活土壤和气候。

三、草原游牧文化对内蒙古当代油画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第8篇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又满足现代人的需求能力。就是指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可持续发展有两个最基本的内涵：首先，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然资源的存量是有限的，这种经济上的稀缺性和物质上的稀缺性相结合，构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条件；其次，当代人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且更应该重视后代的人的利益，要为后展留有余地。

一、呼伦贝尔草原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呼伦贝尔草原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目前世界上得天独厚最具优势的天然草原之一，面积达到1.25亿亩，素有世界第三大草原之称。呼伦贝尔大森林，即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是中国最大的亚寒带原始森林，有天然林地2.03亿亩，人均占有量居全国之首。

陈巴尔虎旗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辽阔的天然牧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族风情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生态草原，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这里以森林的原始、湖泊的天然、冰雪的纯洁、草原的辽阔、口岸的集中、古迹的民族性和民俗的独特性而受到世人的瞩目。野生动物有400余种，野生植物有1000余种，被称作“北国野生动物的天然王国”。呼伦贝尔大水域是以大兴安岭为分水岭，形成额尔古纳河和嫩江两大水系，有3000多条河流、500多个湖泊，特别是中国第五大湖――呼伦湖水域，水资源总量达到286.6亿立方米，占内蒙古总量的56.3%，人均占有量是全国的3.9倍。呼伦贝尔以其丰饶的自然资源孕育了中国北方诸多的游牧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被誉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成长的历史摇篮”。

目前，呼伦贝尔大地上集聚着40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个“三少”民族和俄罗斯族，民俗文化原始奇异，颇具魅力。呼伦贝尔大民俗是呼伦贝尔旅游资源的灵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成草原文化普遍性的核心内容，由此也就衍生出每个部落都把天、地和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尊重，至今保持着崇尚自然、祭祀敖包、信封萨满教的宗教习俗及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的观念，杜绝毁灭成为这里每个人的行为准则。

二、草原文化旅游业已逐步成熟

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服务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借助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只要合理开发和利用，就可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从产业角度看，文化旅游产业消耗资源较低，其中观光类产品几乎是无限利用，符合国家资源短缺的现状。另外，旅游需求本身也创造大量中间需求，由此可培育一批新兴产业，如旅游装备工业、旅游购物体系等。在发展过程中，文化旅游产业还可实现四个层次的交流：一是实现了国际间的交流，改进国际间的财富分配比例；二是实现产业间的交流，改变产业结构的比例；三是实现城乡之间的交流，完成又一次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四是实现地区间财力的再分配，是货币与资源的再交换。

呼伦贝尔文化旅游产业优势，不仅在于自然生态环境上，而且在于挖掘潜力更大的人文生态环境上。生态旅游是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依托自然生态系统以及与之共生的人文生态系统，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高级旅游形式，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和产物。

（一）作为一种发展理念，生态旅游是指在旅游活动全过程及旅游经营管理的各环节，均以生态保护为主要原则，突出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强调天人合一，追求可持续发展。

从呼伦贝尔草原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劣势及当前中国旅游业发展前景三个方面不难得出：呼伦贝尔草原的可持续发展需从呼伦贝尔草原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出发，以呼伦贝尔草原独有的多民族草原文化为基础，以环境保护（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为原则，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体，引进投资、人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呼伦贝尔草原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化提升旅游，旅游传播文化。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结识了陈巴尔虎旗旅游局长宝乐日，并一同对陈巴尔虎旗旅游与文化的结合做了较深的探讨。陈巴尔虎旗是呼伦贝尔草原旅游的核心区，它的旅游业发展现状、前景在呼伦贝尔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旅游的内在动力是通过亲历亲为，从而达到愉悦身心的目的。文化作为人类积累和沉淀的精神财富，具有真善美的本质，是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对文化的交流和吸收已成为旅游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发展趋势。如文化部部长蔡武所说，“文化提升旅游，旅游传播文化”，一语道出了旅游与文化关系的真谛。

（三）草原游牧文化是蒙古民族文化的核心之一，其精华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兼容并蓄的人文观，表现特征为开放性和流动性。这与中原地区相对保守的农业文化构成鲜明对比。陈巴尔虎旗地广人稀的环境、复杂多变的气候、大起大落的温差，让人不得不随季节逐水草而游牧。这种生产形式培养了人们豪放的性格，开阔的胸襟。这种环境特点、生活特点、性格特点反映在文化上，就产生了独有的游牧文化特征，即“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勇于开拓的进取观，简朴为荣的生活观。把视野放在我们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就会发现，当地的自然环境，草原、牧民、蒙古族（巴尔虎、布里亚特）和其他三个少数民族的存在，就是我们最大的文化载体。

（四）重点打造蒙古之源――这是近年来呼伦贝尔当地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定位，为这里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基础。在呼伦贝尔民俗与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中，开发游牧文化及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民俗、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个少数民族的民俗是必然选择。我们应将传统文化作现代解读，依托牧民的真实生活场景和保存较为完整的游牧文化特征，发展观赏型畜牧业，还可考虑建设畜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相衔接的大型游牧文化公园或游牧文化旅游区。利用传统资源结合现代产品，延伸旅游产业。

草原大型实景演出“天骄．成吉思汗”可视为把蒙古族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成现代化视听产品的成功案例。“实景演出”是产品，“成吉思汗”是品牌，民族歌舞、那达慕等传统资源都可开发成现代产品。把民族特色的传统食品如牛肉干、奶食品等以现代化的加工和市场营销手段做成旅游产品，传统蒙古包改成草原旅店，传统的蒙式分餐适合现代人的卫生饮食要求，传统的骑马放牧与现代的马术运动等都能找到相对应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

第9篇

关键词：《草原上》 综合课 教学方法

中国56个民族就有56个不同风格的音乐歌舞文化，如藏族的弦子舞、彝族的跳月舞、蒙古族的牧歌等等，都是很有特色又具有代表性的民族音乐。而这些音乐文化中又渗透了这些民族的民俗习惯、生活特色、历史渊源等文化内涵。让孩子们通过对这些音乐的学习去了解一个民族或地域的文化特色，感受其音乐文化魅力，增进学生文化素养。就如在国家新颁布的《音乐课程标准》所指出的：音乐与相关文化是音乐课人文学科属性的集中体现，是直接增进学生文化素养的学习领域。我国现行的多个版本的音乐课标教材中都有这类集中体现某个民族或地域的音乐文化的歌舞乐综合性单元，如湘版教材中的具有维吾尔族风格的单元《天山风情》、苏教版中的具有江南小曲风格的单元《甜甜江南》、人教版音乐教材中的《西部风情》等等。

接下来我试通过湘版教材中的《草原上》这一课，来谈如何进行相关文化背景下的歌舞乐综合课的教学。

《草原上》是一个集中体现蒙古音乐及相关文化的教学单元。它由：《森吉德玛》、《牧歌》、《可爱的羊群》、《大雁湖》、音乐活动《小马跑来了》等教学材料组成。基于《音乐课程标准》中“应注意从关注音乐特点的角度进行综合课的教学”的要求，如何在不偏离音乐本质的情况下来渗透相关文化信息呢？我是这样做的：从中选取了我认为最能代表蒙古民族中各种文化特色的《牧歌》、《可爱的羊群》、蒙古族筷子舞以及能够体现出蒙古人民最主要的文娱活动的节奏活动“小马跑来了”。为了让孩子们能感受到蒙古族歌舞的风格特点，并从音乐的角度去了解这个民族文化色彩，我运用了以下教学方法，将每一个教学活动落实到位，使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兴趣，并体会到了音乐带来的审美体验。

一、游戏导入，巧妙地将相关文化与舞蹈教学相结合

在这节课中，同学们会接触到蒙古族一个很有特色的舞蹈――筷子舞。筷子舞是在蒙古舞基本舞蹈语汇的基础下加入筷子敲击的动作而形成的。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掌握这个舞蹈，我从一开始就进行了铺垫。在课前的律动环节里，我身着藏族的衣服，用学生熟悉的蒙古族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带领学生模仿蒙古族的舞蹈进行律动，为以后的舞蹈教学做辅垫。接下来，我用“我跳你猜”的游戏导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能通过对“挤奶”、“抖肩”、“雄鹰展翅”、“骑马”等典型的蒙古舞蹈动作的竞猜活动，自然地过渡到了对蒙古族是游牧民族的生活特色、蒙古族的服饰特色以及蒙古人民的信仰等各种民俗特色的介绍。另一方面，引导学生模仿这些典型动作，实际上也是进入了学跳筷子舞的环节。而在以后的筷子舞学跳时，只要引导孩子们将筷子舞的击筷方式带入舞蹈韵律加入到这些舞蹈动作中来，即完成了对筷子舞的教学，学生们也学得轻松愉快。

二、情境设置，巧妙地将相关文化与音乐知识相融合

在这节课中，有一个“附点八分音符”的音乐知识，教材针对这个音乐知识设计了一个“小马跑来了”的节奏活动。为了让学生能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完成知识技能的学习，我通过“小马跑来了（初听与模击节奏）”、“谁是小冠军（附点八分节奏的音乐形象感受）”、“认识新朋友（附点八分节奏的介绍）”、“跟着冠军跑一跑（练习附点八分节奏）”、“小马接力赛（二八节奏与附点八分节奏的对比练习）”、“万马奔腾的那达慕大会（三种节奏的混合身势练习）”等教学环节，将包含附点八分节奏学习的《小马跑来了》这一活动融入草原人民特有的那达慕大会赛马的情境中来。在这个环节中，学生们学得非常开心，玩得也非常愉快，通过不断地感受与参与模击，对附点八分音符有了深刻地感受。另外，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他们也了解了蒙古人民的文娱活动特色，并对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这一说法有了更深刻地了解。

三、动静结合，让相关文化与审美教育相互渗透

第10篇

关于对秦直道的研究，据考古与历史学家讲，秦直道的研究是近30余年的事情。关于秦直道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史记》，司马迁只有寥寥几笔：“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蒙恬列传》曾传记：“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除此之外，很难再找到更为详细的记录说明，更谈不上研究了。随后的两千多年里，几乎没有人再关注秦直道的意义，秦直道随同黄沙一起淹没于荒草之中。直到上世纪70年代，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撰写《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时，写有《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为秦直道研究开拓了新领域。随后，除1987年陕西省地方志编委办曾组织史志工作者考察过秦直道之外，再没有人对秦直道做过全面的研究。直到2005年7月，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召开了“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这是我国首次集中进行研究秦直道的专门会议，主办方总共请来了北京、陕西、甘肃、内蒙古地区对秦直道有研究的专家学者约160余人共同出席会议。最初参与研讨的专家接到主办方邀请之时异常惊喜，毕竟这是关于秦直道的第一个研讨会。同时，许多专家学者也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发表自己的最新观点，同时汲取更多新的研究成果。在这次会议上，众多专家都对秦直道的研究和保护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会上，形成了《关于加强对秦直道遗址鄂尔多斯段研究与保护的建议书》及《关于秦直道遗址鄂尔多斯段的评价意见书》两项成果，明确了秦直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秦直道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外，在主办方的主持之下，与会的众多专家也拿出了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共同分享，并以最快的速度结集出版，也就是捌门现在所看到的这本弥足珍贵的《秦直道探索与研究》。著名历史学家、北师大教授王子今说：“这本书的出版，凝聚了众多专家的心血，同时由这么多的专家汇聚一堂，探索研究秦直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尚属首次，且规模大成果丰。这与东胜区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他们联系专家，准备资料，筹备会议，编辑论文，进行了诸多繁琐复杂的工作。仅仅是将这么多研究人员聚在一起开这个研讨会，即是大功一件，可谓功不可没。”

自汉代以后，秦直道就慢慢的被遗忘了，某些干道虽仍在使用，但很少有人将它与秦直道联系起来。自从上世纪70年代，史念海先生实地考察秦直道的成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发表之后，学术界才重识到秦直道的重要性。而那次研讨会上，论文集的出版，为秦直道的保护提供了许多可行有效的意见。我们知道，秦直道北起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盂家湾村)，南至秦都咸阳军事要地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穿越14县，长达700多公里。路面最宽处约80米，一般宽有20米左右，要对其进行保护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目前秦直道遗址保存较为完好的一段就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境内，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历来各级领导班子都较为重视这一文化遗存。1989年，东胜境内的秦直道被东胜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该段秦直道遗址被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003年开始，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着手保护秦直道遗址东胜段，投资800多万元，2005年7月建设落成了秦直道遗址博物馆，制作了大型秦直道复原沙盘，并征集了一批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物，迈出了秦直道文化开发的第一步。参与“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的众多专家学者，都极为欣赏东胜区的这一做法。秦直道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可谓一举多得，既保护了秦直道遗址和遗址上出土的文物，又有了具体的宣传场地。秦直道遗址博物馆的建立，让秦直道成为中国第一个以道路为主体的遗迹国保单位。由此可见，这个见证华夏文明奇迹的秦直道，这份祖先给鄂尔多斯人留下的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文化品牌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这本论文集可谓是融各家之言，展百家之长，以“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为主，共收录了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和其他文章共32篇，学术分量相当厚重。书中不仅收入了王子今教授的《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观照》，还收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的《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宋超的《直道与汉匈战争》、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高崇文院长的《试论匈奴民族的发展与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家洲的《秦直道研究二题》、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天游的《秦直道的价值与保护其遗址的意义》、北京大学历史系程龙的《论秦始皇灵柩何以经九原归咸阳》、甘肃庆阳市博物馆李红雄的《略论秦直道修筑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作用》、包头教育学院廖文俊的《秦直道与九原地望》、陕西榆林市文物研究所王富春的《榆林境内秦直道与南北文化交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郝诚之的《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等多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这本书第一次将近30年间数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这些研究成果再一次肯定了秦直道开筑与通行的重要历史意义。书中对于其走向、规模、作用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考论，提出了许多新的创见。例如辛德勇教授的《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一文中，总结了以往秦直道研究的成果，对于秦直道中段西线与东线的认识分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直道在秦朝时已经修成，到了汉武帝时代仍然继续使用，可见秦人所筑直道，不仅按计划完工，而且工程质量也相当完善。他认为《蒙恬列传》所谓“道未就”，应是指秦代规定的直道工程中“一些非常次要的辅助工程”尚未完全完工。对于直道南端何以起始于甘泉宫，辛德勇教授也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有关秦直道的考古调查收获，如鲍桐《鄂尔多斯秦直道遗迹的考察与研究》、姬乃军《陕西省延安市境内的秦直道》、贺清海《旬邑县石门关近侧大型秦汉遗址真伪辨析》、张泊《子午岭秦直道考察手记》等，也收入到了这本论文集中，形成了对以往秦直道研究重要成果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检阅，也为学术界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

关于秦直道中一些长期困惑世人的问题由此也得到了解决。总体上说，此论文集的出版，为学术界共同研究秦直道问题提供了条件。王子今教授兴奋地说：“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让在场的研究者都知道了最新的研究结果，了解了同行们的进展，知道了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去研究，让大家都少走了一些弯路。”追根溯源，如今有这么多的专家来关注和研究秦直道，除了“中国・秦直道与 草原文化研讨会”的召开和《秦直道探索与研究》的出版之外，还因为秦直道自身的魅力所在。

秦直道在秦代如同今天的“高速公路”，它既是一条重要的边防供给线，也是一条中原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交流的大动脉，与长城共同构成了北部边疆的重要防御体系，有着与长城同类的文化层级和品牌价值，有着与长城同样重要的历史教学、科学普及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多重功能，在历史上曾为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作出过特殊的贡献。现在我们再去探索秦直道，深挖其历史价值，可以全面了解秦直道和秦代道路的形制、历史沿革以及测绘、建造方法、道路规模、使用维护、附属设施等最直接的、无法替代的珍贵史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工程技术信息价值。秦直道的开通，便利了中原内地与河套地区的交通往来，成了内地通往北疆的大动脉，不仅对秦抵御匈奴，巩固北疆，加强北方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秦直道遗迹以及沿线的古城遗址，对于我们研究秦汉北方地区的历史，特别是匈奴的战争史、交通史、通讯史和民族关系史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人文历史信息价值。秦直道同时又是民族大融合的桥梁，西汉末年，昭君和亲匈奴，就是沿秦直道北上的。此外，秦直道沿途的巨大冲沟，不仅展现了本地区两千年来水土流失的情况，而且断面上路基垫土层下压着的秦代原生地层，也真实地记录了这里秦代当时的地貌地质情况。

当论文集《秦直道探索与研究》面世之后，秦直道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通过此论文集，专家学者们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通过观察研究，可以看到多角度科学考察的新气象：一、秦直道的开通和应用，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作为典型性的标范，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二、对于军事交通的发展历程而言，秦直道也表现出里程碑式的意义。通过对其在兵员和军需物资的调运、军事情报的传递等方面作用的考察，可以总结有意义的历史经验。三、以文化史考察的视角关注秦直道，也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比如有学者进行过秦直道沿线扶苏传说的研究。四、近30余年的秦直道考古发掘中，秦直道文化遗址还保存了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存，具有很高的文化研究价值，同时还保留了生态学和环境考古学上的重要信息。另外，秦直道纵贯南北，沿线民俗的交融点，也成为民俗史学者和社会史学者瞩目的课题。

第11篇

[关键词]蒙古国文化；“一带一路”；草原文化；国别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0-0005-05

蒙古国地广人稀，与中国山水相连，有着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创立蒙古汗国，其后人经过多年征战，由忽必烈创立“大元国”，所控制地区包含了大部分中国地区，1267年定都金中都城（今北前，推行汉化，蒙古文化与汉文化交融。满清时期，蒙古国隶属满族统治。1911年，在苏联支持下蒙古国宣布独立，为了割断蒙古国与中国的文化联系，苏联主导了蒙古国的文化改革，中蒙两国蒙古族传统文化出现差异。苏联解体之后，蒙古国与中国的关系开始缓和，中蒙两国交往日益密切。2005年，两国联合申报蒙古长调民歌进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11年，中蒙两国达成战略伙伴关系。虽然中蒙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但是直到今日，仍没有消除两国民众在文化认同上的差异。

2013年，访问蒙古国、哈斯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共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称为“一带一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研究周边国家文化，特别是作为“一带一路”中线上的蒙古国文化，有利于知己知彼，消除国际交往中的文化冲突，打造中国与其周边邻国文化包容的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让文化交流成为中蒙经济合作、政治互信的重要支撑。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和已出版的研究著作为研究文本，梳理中国对蒙古国的文化研究观点，以期有所裨益。

一、中国对蒙古国文化研究动态

中国对蒙古国的研究多着重于政治、经济和外交三方面，相应的对蒙古国文化的研究较少。喀尔喀蒙古族约占蒙古国总人口的8096以上，所以蒙古国文化主要体现为蒙古国境内的蒙古族文化。目前，中国有很多对蒙古族的文化研究，但大多数将研究地域范围局限于中国境内，如《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2010）、《蒙古长调的演唱风格及特点》（2012）、《论赤峰蒙古族民俗文化》（2013）等。有的学者已从跨境民族视角去研究中蒙两国民族问题，如《试析内蒙古与蒙古国的跨界民族问题》（2013）、《中蒙跨境民族基础教育历史与现状研究》（2012）。专门以跨境的视角研究蒙古族文化的仍然不足，但也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蒙古族的服饰文化特点》（2005）、《蒙古族长调：跨界文化形态申遗的典范》（2006）、《跨境民族的文化交流和身份认同》（2015）。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建构在“文献的想象”上，以蒙古国发表的新闻、著作为研究文本，缺乏对蒙古国的实地文化调查。有着蒙古国文化考察经历的著作多是以游记的方式呈现，如《苍茫蒙古国》（2002）、《走进蒙古国》（2007）等，这些生动介绍蒙古国文化的著作却缺少学术性。

中国与蒙古国有着密切历史联系和地缘关系，对蒙古国的研究也自然离不开中蒙两国的对比。这类文章或著作多以中蒙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主题涉及政治、教育、农业、经济等诸多方面，如《中蒙国际贸易依存度比较分析》（2007）、《中蒙经贸关系的研究》（2010）、《中蒙关系的现状与前景》（2013）、《中蒙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及其影响》（2013）、《21世纪初蒙中关系的研究》（2014）、《东亚秩序与中蒙关系》等，在这类论文中也提及研究蒙古国文化发展对促进中蒙两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有学者从蒙古国文字的改革出发，强调蒙古国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如《蒙古传统文化与文字改革》（1999）、《蒙古国文字：一个文化传承与政治取向的问题》（2008）、《从文字改革看蒙古国外交战略的变化》（2012）、《试析文化安全战略框架下蒙古国回鹘式蒙古文的复兴》（2014）等。在中国以蒙古国文化为主题文章较少，仅有《鼻烟文化扎根蒙古国》（2006）、《那悠扬的蒙古族长调》（2009）、《从草原到城市――乌兰巴托》（2014）、《蒙古国传统文化――礼法型市场经济》（1999）、《蒙古国那达慕的起源与发展》（2012）等，其中很多是新闻性报道。这与中国对日韩、东南亚等相邻国家文化的研究成果相比，对蒙古国的文化研究成果就显得格外不足，并且也缺少专门性、整体性、学术性的以蒙古国文化为探讨主题的研究论文或著作。

从目前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来看，研究蒙古国文化的学术论文多以硕、博论文居多。并且有很强的地域性，主要集中在与蒙古相邻的和吉林两地区，其中又以内蒙古大学和吉林大学两所高校为主阵地。虽然对蒙古国文化的研究在学者层面没有受到重视，但是中蒙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在国家层面被重视起来，这主要体现在一些纸质媒体的报道中，如《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掀开中蒙文化交流的新篇章》（2010）、《中国文化报》刊发文章《“中国文化风”金秋遍吹蒙古国》（2012）、《光明日报》刊发文章《中蒙文化交流日益频繁》（2014）、《内蒙古日报》刊发文章《推动中蒙文化交流走向国际合作层面》（2015）和《用文化架起中蒙友谊桥梁》（2015）等。这说明在新时期中蒙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对蒙古国文化学术研究的政治时机已经成熟，但是中国学界却没有将对蒙古国的研究注意力放在文化领域内。

二、对蒙古国文化本体的研究

在中国的研究著述中，多以见闻游记、新闻报道等勾勒出蒙古国文化特征：蒙古国的文化体现出传统和现代的交融。蒙古国传统文化就是草原文化，是蒙古国牧民为适应草原生存而形成的生活方式、、礼法习俗等。其中那达慕、长调、马头琴是蒙古国草原文化中牧民生活艺术的精彩体现。信仰喇嘛教和萨满教，以狼为图腾。这些文化因素又共同塑造出散居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宽容、勇敢、深负民族感的性格。蒙古国又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哈达、敬酒、敬茶以及鼻烟文化构成了民族文化的传统象征。

蒙古国的民众信奉喇嘛教（藏传佛教）和萨满教，有着很深的文化传统。自蒙古国人民革命以来，民众信仰也出现了变化。图门其其格、斯林格认为，以此为起点到20世纪80年代末，蒙古国对宗教的态度发生变化，政教关系经历了由相互协作、利用到相互排斥、敌视的几个阶段。其中以政压教的关系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之后，蒙古国开始推行西方的民主体制，在包含文化意识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过程中，旧有的意识和体制颠覆。在图门其其格、斯林格、黄莹等学者看来，正是因为旧有体制和意识的改变，使民众的信仰危机出现，借助佛教安慰心灵，恢复传统文化和复兴佛教的呼声出现。到目前，佛教已进入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由的恢复也给蒙古国的发展带来了好处。王洪涛、耿学刚和赵儒煜总结为：蒙古国佛教和萨满等传统宗教的恢复对于稳固民众国家意识、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传承民族文化、建构独立民族国家、强化国民身份认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同时在国家自由政策下，赵儒煜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蒙古国年轻人开始信奉非传统宗教――基督教的一些流派。

图腾崇拜是蒙古人信仰的另一面。蒙古国人将狼作为民族图腾，在蒙古族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韩英、徐东海认为：“以狼为图腾，崇拜苍狼是游牧民族的一个特点。”作家姜戎也坚信“狼是蒙古人的兽祖和图腾”，并认为蒙古国作家创作的《天狗》就是这一观点有力的佐证，蒙古人崇拜狼，忌讳将狼称为“狼”，而是唤作天狗。

那达慕、长调、马头琴不仅是中国蒙古族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蒙古国草原上重要的文化符号，它们是中蒙两国蒙古族文化共有的杰出代表，但是中国多以国内的那达慕、长调、马头琴作为研究对象，缺少从跨境民族的视角研究这些艺术的起源发展、特色和社会功能。蒙古国的那达慕是蒙古族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搏克、赛马、射箭等项目组成，蒙古国举行那达慕是国家强大的象征。苏叶、刘志民、包呼格吉乐图详细介绍了蒙古国那达慕的各项内容，并认为蒙古国那达慕每一个步骤都具有蒙古特色，保持了蒙古族那达慕传统的原汁原味。

盛丽在蒙古国的音乐调查中认为，长调是草原人特有的语言，能够反映出蒙古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文习俗等，蒙古国民歌长调有着重要的文化功能，“是流淌在蒙古人血脉里的音乐”。赵儒煜主编的《蒙古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草原之国》一书中也认为，长调是具有游牧文化和地域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与蒙古风俗有很大联系，歌词内容多以草原文化为主，如骏马、羊群、水草等。巴特尔在蒙古国的长调调查中了解到，“每当遇到各种仪式、庆典、婚宴、那达慕、建新蒙古包时，牧民们都会邀请当地有名望的民间歌手前来演唱，一唱就是几天几夜”。

蒙古草原文化包含着民族音乐文化，马头琴是蒙古民族音乐中另一个代表性符号。赵儒煜认为，马头琴不仅是蒙古族乐器，也是一种被敬仰和尊重的文化象征，它代表着安居乐业、吉祥如意，蒙古国人将其放在家中最重要位置。张劲盛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分析了中蒙两国马头琴文化交流的三个阶段，提出马头琴是中蒙两国跨境音乐文化形式，在文化中应实现共赢，但在当下，蒙古国马头琴文化对我国传统马头琴文化形成强烈渗透。

蒙古国有着独特的风俗礼仪。《蒙古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草原之国》总结了蒙古国敬献哈达、唱祝酒词、敬神、敬酒、敬茶等历史和习俗，并认为敬献哈达是蒙古人表达对长辈和贵宾的尊重，唱祝酒词、敬神、敬酒、敬茶的礼仪则体现出蒙古人粗狂的性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蒙古牧区，还流传着一个古老的见面问候方式是互递鼻烟壶。郝利锋认为，鼻烟是蒙古国民众不可缺少的生活习惯，蒙古国形成了鼻烟文化，敬献鼻烟壶成为牧民交往的见面礼，蒙古人相信鼻烟壶可以防病祛疾，在使用鼻烟壶时，也有需要注意的礼节。不仅如此，在育群看来，“鼻烟壶不仅是在结识朋友、会见客人和节日里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它也是曾经闹过纠纷的人们言归于好的一种方式”。

蒙古国国民中流行着深深的祖先崇拜文化，这使成吉思汗成为蒙古国重要的文化形象。罗洁在蒙古国的游历中看到，从该国货币到雕塑、纪念品、邮票、宾馆、食品俯仰皆是成吉思汗的影子，蒙古最好的酒店和最大的广场都以成吉思汗命名。蒙古民族崇祖，强化与先辈的联系，已经渗透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傲登其木格认为，蒙古国的蒙古族以成吉思汗的子孙自称，有父子连名的习俗，这都是一种崇祖观念的体现。李梅认为，蒙古国人对炉灶有特殊的称谓，用以表达对祖先的尊敬，炉灶还代表着与祖先一脉相传的薪火关系，非常神圣。

当然，在蒙古国文化中，也有很多其他的习俗和禁忌，如爱讲吉祥语、进门先迈右脚、不能乱摸蒙古包中央的立柱、将黄色视为最尊贵的颜色，这些习俗和禁忌与中国境内的蒙古族文化基本相同，这也体现出中蒙两国蒙古族同根同源。

三、对蒙古国文化认同的研究

第12篇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地域文化的关系

地域文化研究， 是世纪之交兴起的区域文明和社会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东北史研究领域中，地域文化研究，与区域民族史、专门史研究，是互为伯仲的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地域文化研究是地方史研究的第一要素， 它积淀了一个地区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多元文化蕴涵，同样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 而在孙先生的第九个问题“关于文化”一节中，并没有提“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我认为，谈到东北史研究中的文化问题，无论就社会文化，还是民族文化，其中首要的问题， 应当是如何界定和划分中国东北大的地域文化类型。2006 年 10 月，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流域文明”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多维视野中的黑龙流域文明》论文集。会上许多人均认为“黑龙江流域文明”，是中国东北代表性地域文化之一。③会上我亦应邀首次发表了 《辽河文明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论》。这篇与大多数与会者视角不同的论文， 在 “编者的话” 中这样评述：“王绵厚先生学养深厚， 眼界开阔，其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说，从宏观上梳理了黑龙江流域文明与中国东北其它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切中了我的初衷。我的本义，并不是否定存在“黑龙江流域文明”，而是意在探讨如何从宏观上界定中国东北应有几个大的地域文化。 因为在此前后， 学术界已有东北地区“五大流域文明”、“浑河文明”、“凌河文明”、“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鸭绿江文化”等诸多地域文化的命题。这些提法如果就一个局部的地区看，似乎每一个“区域文明”都有其合理因素，因为“文明”是一个难以量化的载体。但广义博大的“地域文化”，显然并不应局限于一条河流或一个民族区域， 而应是一个有着广阔的自然生态链条和传承有序、 特色鲜明的社会人文(民族)内涵的大区域文化系统。从这个意义上看待和确认“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我认为，其形成至少应具备五大文化要素。

其一，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自然生态系统。如“长白山文化”区，无论从山系和水系上，都具有以山川、林泽为特征的独立自然生态系统，无论在中国东北还是在东北亚都独具特色。西部的“草原文明”区，亦无不如此。

其二，具有不间断的“文明起源”或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以“辽河文明”为例。在“辽河流域片”的上、中、下游，连续发现了 50 万年前的本溪庙后山、28 万年前的营口金牛山、 十几万年前的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鸽子洞等旧石器文化，以及从 8000年前的兴隆洼、7000 年前的阜新查海、沈阳新乐，5000 年前以 “牛河梁遗址” 代表的 “古国文明”和 4000 年以来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代表的“方国文明”。这是迄今为止，除黄河流域连续发现从百万年前的河北泥河湾到几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内蒙古河套，到陕西半坡仰韶文化和山东、河南等地的龙山文化外，中国北方包括东北亚地区，无可比拟的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 它的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先导性， 显然不是同处东北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其他“流域文明”可以比肩的。

其三， 具有稳定的、 显明地域特色的经济形态。上述所举的辽河文明区、长白山文化区和草原文化区，前者是公认的东北亚前沿、环黄渤海北岸的以“汉文化圈”为主的农耕文化区；后二者的东部山林和西部草原经济形态，则亦十分凸显。这三大经济形态区的形成， 既不是靠一条河流的局部资源独立形成，也不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朝代)短期形成，而有其深邃的长远的历史根源。这是构成一个独立的大的地域文化区的深刻经济基础。

其四，依托大的地域文化，在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发展谱系。 仅举历史上民族系统最复杂的“长白山文化”区为例。十年前我在刘厚生先生主编的《中国长白山文化》的“考古编”中，略举了长白山南系的“南貊”系统的高句丽等民族，长白山北系的肃慎、 挹娄等民族， 长白山东系的“东秽”和沃租等民族，长白山西系的“北秽”和夫余等民族。这些举略可能并不完备，但其各族系有一个公同特征： 这些民族在长白山区系的发展演变中，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它的土著文化影响，至今仍有余绪。这是任何一个单一的“流域文明”难以实现的民族文化传统，体现了“长白山文化”区， 作为东北亚大区域民族文化体系的连续性和广博性。

其五， 具有跨区域的特征鲜明的独立地域文化形态。以本文所举的“草原文化”为例。在这一东北西部连接亚欧大陆的草原文化区， 几千年来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区”。从匈奴、东胡、鲜卑，到契丹、室韦、蒙古，尽管草原民族谱系的演变时有更替，但“草原文化传统”，却跨越山系和水系文明一直延续下来， 构成了东北亚地区连接中亚独立的地域文化区。

总括上述所举的五个主要文化要素， 即构成本文所说中国东北 “三大地域文化”———“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基本条件和稳定的文化要素。 当然在这种大地域文化下分别存在的“子文化系统”， 无疑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近来临江市依托鸭绿江上游的地缘优势，成立了“鸭绿江文化研究会”，我认为就是“长白山文化” 大区域文化范围内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研究机构。 这些小区域文化的研究， 不仅有其自身特色，而且可以为大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更多丰富资料，而且是大地域文化研究“海纳百川”的重要分支和补充。

#p#分页标题#e#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古民族研究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古民族研究， 是东北史研究的一个老课题。从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开始，以“汉———肃慎、挹娄———夫余、高句丽———东胡、鲜卑”四系的东北古代民族谱系一延续至今。④当前需要加强的研究重点主要有三个。 一是对宏观的东北民族史分布体系， 是否应有新的认识和调整。二是对已知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民族谱系的审慎研究； 三是对研究薄弱的民族应加大研究力度。前者如笔者 2004 年在《东北史地》第 5 期发表的《先秦时期东北“三大土著族系”及考古遗存新论》，提出传统的西部“东胡—鲜卑”系民族之前，从当代考古学和先秦文献，“肃慎、燕亳吾(商周)北土”的记载看，在燕山以北、上辽河流域，应有一支更早于“东胡”的“燕亳”民族———即考古学上的覆盖面广阔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样东北民族分布辽西地区的早期民族谱系， 似应调整为 “燕亳———东胡”族系。其中“燕亳”是存续了一千年以上，是上辽河流域重要的土著“方国文明”。当然类似的问题，必然存在不同看法，任何一种提法，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见仁见智的问题。后者，对一些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民族，如至今尚缺少一部系统的东北“秽貊民族史”、“槖离、夫余民族史”和“鲜卑(三燕)民族史”等。 这显然与已有一个世纪的中国东北史研究极不相称。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区域考古学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区域考古学， 以往如孙进己先生曾提出的， 多数注重地方史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比证问题。 此次文章中， 孙先生在第十节“关于考古文化”，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其实从东北史与考古学的关系，更深层次的问题并不仅如此。诸如东北史研究中的区域文化与考古学类型的对应或演化关系， 考古学文化的形成与东北自然地理环境和民族区系变迁的关系。 还有如何看待东北“三大地域文化”与宏观的区域考古学分区的关系，如何审视处于东北亚腹心地位的中国“长白山文化”是否具有相应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再如重要的山系和水系在东北区域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标志意义等。对后者，我最近在《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意义与高句丽起源》一文中，⑤曾经探讨性提出，在东北地区目前可认定的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应各有纵横二条山系，更具有文化座标意义。 其一为纵向的南北分列的医巫闾山和张广才岭，其二为横向的千山和龙岗山脉，包括吉林哈达岭。 两者在东北考古学文化研究分区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前者医巫闾山为辽西古文化 (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和辽东古文化(高台山文化和辽东大石盖墓、石棺墓文化)，直至秦汉辽西郡和辽东郡“汉郡文化”的明显分界线。后者张广才岭则是“长白山北系”牡丹江流域以东，包括“莺歌岭文化”和三江平原的“凤林文化”，与岭西松花江流域的“槖离沟文化”和夫余先人“西团山文化”的天然分界线。如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笔者与李健才先生，为考察东北古代交通，曾对牡丹江流域和松花中游部分史迹进行调查， 即后来李健才先生在《东北史地考略》第一辑中确认的“夫余(西团山文化)东与挹娄结界之地，当在今张广才岭”⑥。即张广才岭，在“长白山北系”的“北秽”域“肃慎”系考古文化分区中，具有分区标志意义。对上述各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和性质，虽然目前仍有不同看法。如新近的“凤林古城”代表的汉魏文化，多以“挹娄”文化属之，笔者倾向为《魏书》等记载“豆莫娄”及其先世的考古文化。但仅举上述“二纵二横”重要山系的文化分区标识，却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不断得以俾证。

其二，横向的辽吉两省考古文化分区，我认为则以千山和龙岗山脉(包括哈达岭)为代表。前者千山山脉横亘在辽河入海口和鸭绿江入海口之间，是辽东半岛沿海文化与辽东半岛腹地辽东“两江”(鸭绿江、浑江)和“两河”(太子河、苏子河)的以“石盖墓文化”代表的青铜文化分界线，亦即辽东高句丽文化起源的核心文化地区。后者龙岗山脉，包括吉林哈达岭，属长白余脉的松辽分水岭。其明显地划分了辽东青铜文化与松花江流域“西团山文化”的南北两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为同属东北“秽貊系统”的“南貊”与“北秽”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分界线。即辽东的“貊系”文化，与松花江流域的“北秽”文化，应以龙岗山脉和吉林哈达岭为分界。诸如上述看法，可能在学术界尚存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趋同：以医巫闾山和龙岗山脉等代表的山系，在东北地区， 其南北考古学文化上显现的区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差别， 越来越得到考古新发现的佐证。

东北史研究与各专门史研究的关系

中国东北史与各专门史的关系， 实际上体现的是作为整个中国史组成部分的东北区域史与东北地区各社会专门史的纵横关系。 即中国东北史的体系， 总的必需以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时空框架为基础。而各个专门史都应在这个基本框架内，横向展示各个门类、系统的专门发展史。诸如：东北生态发展变迁史，东北地域文化史，东北各民族专史，东北建置、疆域、交通发展史，东北人文领域的文化艺术史等。 其中还没有包括已从历史学科独立出去的新的一级学科东北区域考古学。 这其中从整个东北史体系来考虑， 过去除了东北民族史相对发展比较活跃外， 许多专史至今研究单薄或尚属缺环。如至今尚无系统的东北生态文明史、地域文化史、部族方国史和完整的民族、疆域、交通史等。至于总结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现，编著一部系统的东北区域考古学，也在人们的期待中。这里尚不包括具细的东北区系各民族史(如秽貊、槖离、夫余、鲜卑)和各东北断代史等。对整个中国东北史和各专门史研究存在的瓶颈问题， 首先是在确认东北史研究宏观分期、文化体系、基本民族分布体系和主要考古学类型分区的基础上， 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分类文化学上，总结梳理过去一个世纪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此基础上，协调组织具有研究基础的团队，进行不图眼前功利、不带“时限指标”的系统深入研究，其中团队的专家领军人物至关重要。如此，方能以期获得具有历史传承价值的成果， 否则只能停止在议论中。#p#分页标题#e#

第13篇

齐莉娜，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博士，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人文地理专业访问学者，汉通设计集团旅游规划与设计研究院院长，中国旅游首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重大)《基于高可信网络的数字旅游服务系统开发及示范》项目与课题负责人，首批全国特色景观名镇评审专家，主持国家及部委科研项目10余项，主持规划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1　怎样理解文化是景区景点旅游的软载体?

如果说旅游景区的硬载体是土地和产业，那么软载体就是文化。因为土地上或有资源或无资源，都可以承载景区因为发展而需要的项目：产业则是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载体，因为产业可以解决旅游景区除了门票经济以外的其他经济功能，这些功能可以实现体验式旅游阶段使旅游者和景区所有者同时受益的双重功效，比如景区里的农业、渔业、制造业等。

可是，土地到处都有，资源可以投放，产业可以进入，那么景区之间最核心的差异是什么呢?就是文化。因为文化是历史遗存的，是已经深入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都是后续投资和土地无法追加获得的。这些由于历史而形成的文化甚至文明，是景区发展重要的载体。

比如宁夏目前正在100万亩的土地上打造10个或者更多的葡萄酒小镇，因为土地资源的差异不大，而产业又多为农业、旅游业等内容，所以小镇之间只能在文化上各自寻找自己的独到之处，以期用文化来让自己的小镇技高一筹。而石嘴山葡萄小镇，突出了两条最重要的文化要素：石嘴山葡萄小镇所拥有的贺东庄园是宁夏域内历史最为悠久的葡萄种植园之一，除了有种植文化，还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农业合作社文化，这两种文化中，种植文化能让旅游者相信这个小镇是由来已久的，是有历史沉淀的：而农业合作社文化则让现代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愿意去那里体验那个年代。这两种文化的挖掘和表现，让石嘴山葡萄小镇在其他小镇中独树一帜。2　文化对景区景点的旅游规划建设有何影响?

在做一个景区的规划时，规划师在进入现场之后，甚至在没进入现场之前，最先思考的就是这个场地有哪些文化，包括历史朝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化形式、文学作品、文化遗产遗址等：如果这个场地内没有这些文化，规划师就要在场地所在的更大区域范围内，比如景区所在的市、省范围，看这些文化是否已被建成的景区表现出来，如果还没有完全或者部分表现出来，就以此文化为基础，结合其他需求，形成规划师笔下的景区定位、产品、项目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旅游规划的核心部分。可以说，文化是旅游景区规划的基本定调，也是旅游景区规划中设计旅游产品的依据。

比如在呼和浩特新城区做整个区域的规划时，考虑当地最突出的文化是草原文化，因此，依据草原文化，我们设置了很多与体现草原文化有关的景区，草原马会，新城牧歌，草原风情小镇等。可以说，在旅游景区规划中，旅游产品的设置来源于文化，而这些旅游产品又成为解读文化、展示文化、体验文化的物质形态。3　在帚区景点的建设中，如何利用文化来提高景区景点的细名度?

利用文化来提高景区知名度的要点是：一定要把景区宣传的内容与人们对这个地区认知度最高的那段历史阶段和人物结合起来。

比如我们在规划哈素海旅游区时，发现人们对“哈素海”的认知度并不高，而对“阴山”和“敕勒川”的认知度极高，因此我们策划的哈素海旅游区的形象定位是“纵歌阴山下·寻梦敕勒川”。这两句口号，分别主打了阴山文化和敕勒文化，阴山文化代表的是悠长的历史背景下的诸多题材，比如农牧交错，抗战等：而敕勒文化则代表北魏时期的题材，以认知的最高点覆盖哈素海。4　在您的论文《以科学发展现指导旅游业发展》中提出旅游业是能够全面体现科学发展现的载体之一，请谈谈文化旅游与科学发展现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论述文化旅游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关系。

首先，文化与旅游的发展受科学发展观指导。因为文化旅游的发展，始终强调的是以人为本、服务于民：强调全面而非单一：强调协调发展而不是一枝独秀：强调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一蹴而就。

其次，文化与旅游的发展也处处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文化和旅游服务的对象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是历史上服务于某些特权阶层的奢侈品

因此体现了以人为本：文化和旅游也体现了全面性和广泛性，一方面是文化内容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旅游需求的体现：关于文化和旅游的协调性，众所周知，二者是魂和形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文化的延续性，时间虽然是不可逆转的，但通过旅游产品把文化再现，就形成了旅游发展的可持续。5　在景区景点建设中，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提升文化的软实力?

第14篇

纵观岩画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是最早以文献形式记载岩画的国家，《韩非子》《史记》等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典籍中已有相关记载。《水经注》是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留下的巨著，其中《河水》篇中关于北方草原岩画的记载和描述尤为详尽：“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故亦谓之画石山也”。在此，我们且不论先秦、秦汉，就是北魏距今也有千年之久，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上述有关岩画的重要记载长期以来一直湮灭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确实遗憾。20世纪末叶以来，随着北方草原岩画考古的深入，研究者开始用一种新的视角审视岩画与中国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的关系、与蒙古族音乐的关系，颇具创意。时至今日，有关北方草原岩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主要标志是，继《阴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巴丹吉林沙漠岩画》等早期研究著作问世之后，《贺兰山与北山岩画》《红山岩画》《达茂岩画》《西桌子山岩画》等著作陆续出版，其研究成果所包括的范围涵盖了整个北方草原。与此同时，《古代岩画》《中国岩画》《中国岩画艺术》等诸多有关岩画研究的理论著作相继问世。上述有关岩画的研究成果对草原音乐文化，特别是蒙古族音乐的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价值。其原因是：材料不仅完整、系统，更具原生性质，实属难得。但我们在肯定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就研究的深度而言，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可以拓展的空间很大。

二、蒙古音乐与草原音乐的关系问题。

蒙古族集草原文化之大成，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应该说音乐文化也在其中。我们所说的“集大成”不仅体现在宏观视域，也包括实例佐证。就宏观而言，历史上曾经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的匈奴、乌桓、鲜卑、党项、契丹和奚等游牧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各自的文化，这些文化用“辉煌灿烂”来表述很是准确。从文化生成的环境看，上文所涉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同源性。也就说，这些民族文化所生成、所依附的自然环境是一致的，其范围同在被称为“草原地貌脊梁”的阴山——大兴安岭山脉和南北两麓的广阔草原。在此，我们将其概括为所处的自然环境一致、社会环境一致、生产方式一致。正因为如此，以上民族在文化（包括音乐文化）上表现出了较多的一致性或相似性。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蒙古族代之而起，成了这块广袤土地的统治者。就生产方式等而言，蒙古族与此前的民族存在着明显的继承性。正是这种继承性导致学界从“同源角度”看蒙古族和其之前民族在音乐方面的联系，并且得出了“蒙古族的乐器潮尔、四湖等都是从奚琴演变派生而来的”之结论。就实例佐证而言，同样不乏例证。据有关文献记载，成吉思汗“从西夏征用旧乐”，窝阔台“在燕京征用金朝太常寺遗留的雅乐”。进入忽必烈时期，活跃在宫廷中乐师、乐士、舞者数以百计，有的来自草原，有的来自内地。不难看出，蒙古族音乐与曾经存在于草原上的各个北方游牧民族的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互为依存。离开了对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对蒙古族音乐，特别是蒙古族早期音乐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而将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不适当地放大，就会偏离研究的主体，进而失之偏颇。

三、有关早期蒙古音乐的系统研究问题。

对早期蒙古族音乐的系统研究到涉及到音乐本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因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研究方法较为滞后，研究所需的基础材料较为缺乏等原因，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缺乏系统性和学理性。正因如此，草原岩画的恰当“介入”，会从另一个侧面推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相关问题的解决。所谓系统研究离不开音乐形态、基本特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此前的研究者已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有学者将早期蒙古族音乐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曲调简短，节奏急促”“粗犷有力，稚拙古朴”；另有学者将蒙古族早期的音乐，也就是“狩猎经济时代”的音乐置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关照，并提出“歌、舞、乐融于一体，唱歌跳舞、游戏娱乐”“边唱边舞”的观点，在业界具有很大的影响。以上论述对于早期蒙古族的音乐文化研究之所以有导向意义，其根本原因在于透过现象而关注了问题的本质，进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路径。通过对具体的岩画作品进行分析、解读，不难发现，在如此众多的画面中，粗犷有力、稚拙古朴的作品不在少数，而将歌、舞、乐融于一体，在同一时空内唱歌跳舞者也可谓比比皆是，如果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找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并非没有可能。

四、结语

第15篇

关键词：青铜剑；中原式；短剑

我国青铜剑的发展历程较久，大致可分为吴越楚剑、巴蜀剑、中原古剑、北方系统剑和西南夷剑，其中中原式短剑的发展历程较短，学者认为其约自商代末期西周早期出现，延续至春秋战国时期。当前在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短剑不多，研究资料不甚充足，资料较多的是在关中地区出土的一批青铜短剑。

一、简论青铜剑

《说文解字》剑的小篆正体写作，曰：“剑，人所带兵也，从刃佥声。”其所附籀文则从刀。所谓“人所带兵”，即随身佩戴的短兵器，《释名・释兵》：“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又敛也，以其在身时拱敛在臂内也。”此二种解释皆属于音训，以此说明剑的用途与佩带位置。

剑可分为剑身、茎和格三部分。剑身最前端为锋，正中多有凸起之棱称为脊，脊的两旁坡下部分称为从，左右两侧合称为腊①。从的两边为刃。茎即剑柄，有横截面作扁椭圆者，称作扁茎。亦有作圆形者，称为圆茎。扁茎在使用时需要加以木片，圆茎有实心或者空心的，实心者有时在茎上加上两条平行箍。茎的外端，称为剑首。茎与剑身之间加有护手，横截面作菱形，称为格，或称卫。

关于剑的长度规定，《考工记》“桃氏为剑”中曾讲到有所谓上、中、下制。即身长五倍于茎长，为上制；身长四其茎长，谓中制；身长三其茎长，谓下制。是文并云上、中、下制之剑分别为上、中、下士所佩戴。此种制度有待被新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

中国剑出现的时间较晚。石器时期，因为石质难以制成锋利、细长的剑体，没有剑类兵器的使用。青铜时代，剑才出现。西周时期，中原地区受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出现了短剑，但由于战车盛行，作为近身防卫的剑并不多见。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古剑开始形成自身风格，出现了柱形茎的柱脊铜剑，茎和脊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浑然一体。剑的长度多在40厘米以下，同之前相比，剑刃向平直方向发展，剑尖角度也逐渐增大，增强了剑的强度和硬度，使用时以直刺为主，有“直兵”之称。此时有一些剑带有剑首，配有剑鞘。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是铜剑发展的高峰期，南方吴越地区多丘陵树林，水网纵横，军队作战以配备剑、盾等兵器的步兵为主。在水战中，手持短剑的士兵也更为灵活。由于对剑的重视当地的制剑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称霸一时的雄主皆配有制作精湛的宝剑。这时剑身明显加长，大多超过了50厘米。

战国时期，还铸出了脊部和刃部具有不同铜锡比例的青铜复合剑，其脊部坚韧，而锋刃坚利，提高了杀伤技能。

秦汉时期，剑是步骑兵的重要武器。此时在名流中仗剑远游成为一种风尚。三国以后剑退出了实战，逐渐演化为人们用以强身健体的器械与配饰，其制作日益完美。

二、中原式短剑分布的时空范围及考古发现

青铜剑分为多个体系，有吴越楚剑、巴蜀剑、中原古剑、北方系统剑和西南夷剑。吴越楚剑属于铸造最为精良的青铜剑；巴蜀剑有两大特征，一是剑体一般不长，但剑柄较长，二是扁茎，茎上有一孔或者二孔；北方系统的青铜剑指在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出土的青铜剑，共同特征是比较短，长度在25至40厘米之间，最早的是商代晚期即有的西北草原游牧民族的曲柄剑；西南夷剑指云南滇池地区、洱海地区，周边的四川凉山彝族、甘孜藏族和阿坝藏族羌族三个自治州以及贵州边缘地区出土的战国、西汉时期的青铜剑，西南夷剑极具有民族特色。

中原古剑指的是河南、陕西、山东、山西等地区出土的青铜剑，中原古剑始于西周早期，最初的形状为扁茎、直身、无格、尖锋。春秋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圆首圆茎、有剑格、剑身起脊、剑锋圆尖的式样。研究中原式短剑的时空范围大致自商代末期西周早期开始，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地点为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等地，但同时须关注周围地区的青铜短剑的发展历程，以探索中原式短剑的来源或受到的影响。殷代时中原与关中地区剑尚未行用。山西保德林遮峪和柳林高红皆出土有铃首短剑，约属于商代晚期②。甘肃灵台百草坡M1、M2及北京昌平白浮村M2、M3均出土短剑，属于西周早期③。以上短剑从风格上看皆与北方青铜文化密切联系。1956年至1957年在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206号西周墓中发现的铜剑，剑身作柳叶形，有脊，扁茎带孔，茎与剑身之间无明显的分界，无首无格，通长27厘米。此剑出土时位于墓主人腰际左侧，尖锋向下。同墓所出直内铜戈无胡无穿，玉饰形制较早，属于西周早期，由此可知此剑年代当属于西周早期④。此剑长仅27厘米。此型柳叶形剑在宝鸡竹园沟、岐山贺家村、房山琉璃河诸西周早期墓中有见，从地望上来看，皆出在西部地区、关中以及北部地区。

中原与关中地区属于西周中、晚期的剑目前尚未有资料可以说明。属春秋早期的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中出土一种铜剑，被称为“柱脊剑”⑤，如M1052：135，剑身近柳叶形，脊隆起呈圆棱，与圆柱形茎相同成为一连续的圆柱，圆形剑首，无格，全长33.5厘米⑥。同一墓中所出其他剑形制基本相同，惟长度有别，如M1721：28，全长39.1厘米；M1705：107，全长29.7厘米。其长度亦普遍较西周早期剑长，尤以茎部加长为明显。此种剑形至春秋中期仍存在，见于洛阳中州路M2415出土剑⑦。

春秋晚期以后，上述“柱脊剑”不再出现，考古发掘出土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剑多作单脊，剑身横截面作菱形，少数作凹脊。常见形制主要分为二型，即圆茎有格状；另一种是扁茎，均无铜质格、首。

三、中原式短剑的形成时间及来源

综观在我国商至西周时期出现的铃首短剑、兽首短剑和帽首短剑，年代较早的山西和陕西地区的短剑都为曲柄首，下带挂环柄刃间有一字形直栏，刃呈柳叶形，中间有脊突；到了西周时期的短剑柄部变直，一部分剑身为宽大的三角形，一部分刃柄都变得细长，剑格下出现了内，凹剑身上的脊突也加宽，使两侧的刃形成血槽。

殷商之间的青铜短剑在我国中原地区发现数量鲜少，商代主要见于我国北方地区。从考古发现来看，属于西周时期的短剑在中原地区约有40余件。在周族活动中心陕西扶风、宝鸡先周墓中没有发现短剑，那么西周短剑产生于何时？张天恩先生认为从文献记载中可窥其时间。《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伐纣：“……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

青铜短剑主要是作为武器出现的。朱开沟遗址短剑带有草原文化特征，人们一般把短剑系在腰部，搏斗时可直接使用。气候变迁，朱开沟文化人群受到影响，由草原地带向四周迁移。李明华认为其首先来到了相邻的晋陕地区，因该地域地理气候环境的相似性，使其容易适应。在山西石楼等地发现的铃首短剑属于李家崖文化的青铜器，李家崖文化与朱开沟文化在陶器上有很多相似性，朱开沟三期遗存中的很多器物与李家崖文化的代表器物如簋、盆、鬲等相似房屋和墓葬的整体风格也有类似。⑧李明华认为朱开沟文化对李家崖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文化向东传播。商周时期因不同文化地域人群的交流或战争，草原文化在北方广泛传播。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北方各地区的联系加强，此时北方青铜器在长城沿线一带普遍出现，中原地区受草原文化的影响，引入了青铜剑，以其作为近身护卫之器，故而形制较短，不同于吴越地区应用于水战的长剑。

四、总结

我国青铜剑大致可分为吴越楚剑、巴蜀剑、中原古剑、北方系统剑和西南夷剑，其中中原式短剑的发展历程较短，约自商代末期西周早期出现，延续至春秋战国时期。商周之际草原青铜文化在北方广泛传播。继西周之后，春秋战国之际，虢国地区产生“柱脊剑”，后消失。此时中原式短剑画上终止符。

[注释]

①《周礼・考工记》：“桃氏为剑，腊广二寸有半寸，两从半之。”

②吴振录：《保德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4期；杨绍顺：《山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81年3期；

③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百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2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4期；

④林寿晋：《东周式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62年2期；

⑤林寿晋：《东周式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62年2期；

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上村岭虢国墓地（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三）》，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上村岭虢国墓地（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三）》，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⑧蔡亚红：《李家崖文化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转引自李明华：《从青铜短剑看早期草原青铜文化的传播》，《草原文物》2011年底2期，第45页；

[参考文献]

[1]朱凤涵著：《青铜青铜器综论（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版；

[2]郑轶伟编著：《中国古代令兵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版；

[3]王兆春著：《中国古代兵器》，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版；

[4]伯仲编著：《中国传统兵器图鉴》，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版；

[5]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版；

[6]杨泓著：《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版；

[7]杨泓著：《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

[8]聂鑫林著：《中国老兵器说谜》，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版；

[9]魏兵著：《中国兵器甲胄图典》，中华书局，2011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