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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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摘要：针对草原生态系统日益恶化的趋势，提出了实现草原生态建设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草原畜牧业主要是以天然牧草和采取放牧方式经营的畜牧业，因此天然草原的优劣和丰欠程度决定着草原畜牧业的兴衰。建国初期，我省牧区草原状况相对良好。60年代末牧区开始发生草原退化现象，随后愈演愈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近年来甘肃省90%的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30%的严重退化，导致牧草产量、品质下降，载畜能力降低。如何解决日益尖锐的草畜矛盾，保护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草地资源的永续利用，直接关系到牧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

1草原退化原因

草原退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主要是人类对草原生态系统长期的严重干扰，导致草原植被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最终失去平衡。

1.1超载过牧超载过牧是不顾草原第一性生产的能力，盲目加大畜群规模和放牧频率，使牲畜的采食量长期超过牧草再生量，实行掠夺式经营所造成的。在草原退化的情况下继续增加牲畜数量，形成了牲畜增加草原退化牲畜继续增加草原加剧退化的恶性循环。据调查天祝县的牲畜数量由60年代的17.40万头（只）发展到目前的64万头（只），增长了2.70倍，畜均占有鲜草产量由7622.90kg下降到2081.04kg，超载23.85%，所以，没有不良的草原，只有不合理的利用制度和方式。

1.2乱采滥挖草原牧区、半农半牧区由于缺少燃料，农牧民群众烧茶做饭，主要依靠拾粪捡柴，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为生活用能的需要，大量铲草皮、砍伐草原上的乔木、灌木、半灌木作薪柴，对原生植被造成严重破坏。

甘肃省大部分高寒阴湿草原生长有中药材，如冬虫夏草、羌活、秦艽、赤芍、柴胡、黄芪等，而且品质优良，市场需求量大，行情看涨。每年入春以后，都有大批农牧民涌入草原采挖，不仅使药材资源日趋枯竭，而且使植被遭受到严重破坏，在荒漠草原，搂发菜、挖甘草、麻黄的现象年年都有发生，使本已脆弱的荒漠生态系统，雪上加霜。

1.3鼠虫危害草原鼠虫害的发生与猖獗是在一定气候、土壤、植被条件下形成的，气候干旱和草原退化为鼠虫害的发生与蔓延创造了条件，而鼠虫的发生危害，又加剧了草原的退化，处于一种恶替过程。草层高密度大鼠虫害不易发生，而草原退化、草层变矮、变稀，有利于鼠虫害的繁衍。近年来，草原鼠虫害危害面积仍在逐年扩大。全国的面积已达6亿亩，仅鲜草折合人民币损失60多亿元，经济损失严重。虽然每年都采取化学、生物等防治措施进行防治，但因经费不足，防治面积小，每年的防治面积只占发生面积的10%左右，造成“年年防治，年年成灾”的被动局面，防治成果难以巩固。

1.4毒草危害长期以来，随着草原“三化”面积的日趋扩大，许多草场优良牧草减少，有毒植物不断生长蔓延，加剧了草原退化。

在甘肃天然草原上分布的主要有毒植物有棘豆、狼毒、醉马草等，面积达到1500万亩。这些有毒植物根系发达、耐寒、耐旱、返青早、生命力强、并有较强的抗逆性，它不仅与优良牧草争地，而且和优良牧草争夺土壤中的养分、水分。在草原上逐年增多，甚至在某些草原上形成明显的优势种群，使草场利用率下降。

2治理草原退化的措施

2.1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落实草原分户有偿承包使用，理顺草原管理体制，合理利用草原，防治“草原无主、放牧无界、使用无偿、建设无责”，使草原的管、建、用同责、权、利相结合，适应现阶段家畜私营形式的首要措施。这项工作在很多地方还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得到落实，因此，各级政府、领导、业务部门要依据《草原法》，全面彻底地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健全投入机制，明确建设责任，真正做到“谁承包、谁建设、谁受益”，才能调动农牧民主动建设草原的积极性，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草原退化，促进植被恢复。2.2以草定畜，科学合理利用草地资源加强草原围栏建设，以草定畜，以畜定草，严格控制牲畜数量，实行划区轮牧，科学合理利用草原，用养并举。在合理利用改良草场时，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首先要明确，草原是牧业生产资料之一，不单纯是自然综合体，更不能认为是荒地。在研究、改造它的时候，必须具有生产观点，而在利用中应该强调，要利用它就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进行保育，才能使它充分发挥自然生产能力。只有通过一系列的人为措施，才能维持并逐步提高草场生产力，使牲畜得以稳步发展。

2.3充分发挥夏季草场，发展季节畜牧业依据草原的季节分布特点，在调整畜群结构，提高适龄母畜比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夏季草场的牧草优势，适时转场轮牧，发展季节性畜牧生产，扩大出栏率和商品率，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农牧民收入，还可以有效减轻冬春草场的放牧压力，防治进一步退化。此外加强人工草地建设，生产足量优质饲料，增加牧草贮备，降低放牧家畜对天然草原、尤其是冬春草原的压力，促使退化草原的自然恢复。

2.4加大鼠虫害防治力度，巩固防治成果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是草原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草原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业务部门必须加强草原建设，搞好鼠虫害防治工作”。因此，必须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鼠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首先要认真各项防治措施，理清工作思路，加大投资力度，加强队伍建设。二是加强预测工作，建立健全预报体系，不断改善预测预报工作的手段。三是健全目标责任制，把草原鼠虫害的防治工作同农牧民草原承包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四是大力推广以生物防治为主的无公害药物防治技术，保护天敌，不断探索新的防治措施，加大鼠虫害综合防治力度，变被动防治为主动防治，才能有效地减轻鼠虫害对草原的危害。

2.5加强草原毒草的防除以牧区草原为重点，建立重大毒草灾害报告制度。实施草原毒草调查、技术规程和防治标准，逐步减少毒草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开展毒草灾害的风险评估、生态示范工程、防治机具购置、治理设施的建设、除草药剂的研制及基层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参考文献

[1]吕晓英，吕胜利.甘南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J].草业科学，200219（7）：1-4.

第2篇

1.1花镜花镜的布置自然灵活，不拘束。在园林工程设计中，花镜的使用率极高，如道路镶边使用红花紫花酢浆草，色带边上用四季草花装饰等，让绿化不再单调，同时又起到点缀的作用[4]。

1.2组合盆栽组合盆栽是近年来流行的花卉应用形式，主要受年轻人的喜爱。将草花设计成组合盆栽，并搭配一些大小不等的容器，配合株高的变化，以群组的方式放置，再配以微形园林小品，如人物、建筑等，随意打造一些理想的、有立体感的组合景观。部分微小的容器组合适合放于办公室里用作摆饰，装扮空间。

2草花造景原则

草花造景时，讲究统一和谐、自然美观大方。利用不同草花的近似性和一致性，表达出协调的柔美之感。而利用草花的差异和变化，可以产生强烈的视觉刺激，烘托出欢快、热烈的氛围。如在花坛周围配置银叶菊、彩叶草等品种，不仅可增加花坛层次感，还突出了花坛的美感。

3草花造景的施工及养护

3.1草花种植在园林设计中，草花一般以1年4～6次更换为标准，种植时应当选择适合本地的花卉进行种植。草花种植前应选择刚出花苞的草花，密度以设计或实际景观效果为主。草花多带有营养钵，应先除去草花的营养钵或花盆，然后将泥土完整埋入花池内。盖好碎土，让草花盆土保持与种植床土表面持平，栽好后灌足定根水。草花移植到绿带后，除高温、多雨的夏季外，一般都有1～2个月的观花期。对开花期较长、长时间不更换的花木，应追肥补充养分，并及时清理杂草和垃圾杂物，加强病虫害防治。

3.2草花摆放室内布置可选择耐阴的花卉；广场摆放应选择喜光、耐旱、管理粗放的花卉；矮小的花卉适合种植于道路中分绿化带中，以免干扰驾驶员视线，影响交通；宽阔地带可以选用颜色艳丽的草花，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摆放草花前，应先在摆放位置进行模纹放样，确定好线条区域后，逐一分类各草花的颜色后再进行摆放[6]。摆放的草花由于没有入土栽植，在水分保养上不如栽植的草花，因此可通过人工或洒水车早晚淋水，浇水要充足、及时，特别是遇到夏季气温过高时，只适宜早晚浇水。遇有残花或徒长枝叶要及时修剪。另外，为了保持良好的景观效果，应随时更换枯萎或死亡的植株。

4市场潜力及趋势

第3篇

我们从历史纵断面的“古今”维度着眼，综合草原文化的“草原”这一符号特色、欧亚草原这一地域特点以及复合型的建构特征为理解起点，认为体现草原人类与自然生态适应关系的游牧文化、体现草原人类与人文生态归属关系的民族文化、体现草原人类与精神世界审美关系的生态文化，是支撑草原文化宏大结构的三个基本构成。

一、游牧文化体现草原人类与其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是草原文化的主导型文化

游牧文化就是草原人类在草原生态环境下的生存方式。据考证， 以内蒙古草原为主的我国北方草原， 形成于7千万年以前。那时， 由于地壳的变动， 内蒙古高原逐渐隆起，内陆性气候使高原内部变得寒冷、干燥。受季风和干旱气候的周期性影响，北方植物的生长发育也出现了明显的周期性。由于喜凉性的草本植物具有寿命长、发芽快、提前开花和花期缩短等特性， 因而能迅速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而分布愈来愈广， 在具有腐殖层的高原土壤上形成了成片的植被， 最终形成了草原。为了适应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满足人的第一生存需要，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开始逐水草而居，以移畜就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与农耕文化迥然相异的游牧文化。中国北部的游牧文化作为草原文化的主导类型，独具特色。

我们强调游牧文化在历史上的主导地位，并非要抹杀从古至今其他生产方式、经济类型在草原文化中的一席之地。因为，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相继产生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

游牧文化循着文化发生、发展、衰落的自然轨迹分别经历了它的形成期、鼎盛期和衰颓期。随着游牧生产逐渐优于采集、渔猎、畜牧和农耕等诸多经济手段，在北方草原上占据主导地位开始，游牧文化进入了精力最旺盛、元气最充沛的兴盛期。有学者论证，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15世纪，游牧世界前后三次对邻近的农耕世界发起大规模的冲击，导致整个欧亚大陆民族大冲突、大融合以及文明的大交替和大整合。但是，自近代始，新兴的工业革命在农耕世界迅速崛起，撼动了游牧文化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进入了文化功能的衰颓期。以内蒙古为例，在藏地佛教文化、汉地农耕商贸文化的横向拓展冲击下，游牧社会既不能良性地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又无力自觉地引发社会文化的创新运动以推动社会跃入更高一级社会形态。面对日益变迁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世代以草原资源为生计依托的人和事物都需要在新的联系结构中激发活力，竞相生存，图谋发展，以适应和克服生存语境的新变化。由此，多种经济文化在古老的草原上齐头并进，引领整个草原文化步入后游牧时代，既是命运使然，更是历史的必然。

二、民族文化体现草原人类与其生存的人文生态环境之间的归属关系，是草原文化中最具活态的主体属性文化

以内蒙古为核心的广大草原区域，自远古时起即是承载草原人类活动的巨大摇篮。草原人类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创造、建构了一个层层累积，纵向拓深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建构体系。这片土地不仅是历史上匈奴、柔然、鲜卑、突厥、蒙古等各个民族繁衍生息、传承文化的大舞台，也是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新生民族血脉相传、生存生计之根。

北方草原地区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从夏商周时起，北方草原诸多游牧群体就活跃在农耕文化史的字里行间；秦汉时期，结束了北方数百个民族和部落长期互不统属局面的匈奴帝国，成为历史大剧中草原民族的文化强音；继匈奴之后，鲜卑逐渐成为中国北方草原最强大的民族，拓跋鲜卑结束了我国北方南北朝之前一百余年的历代纷争， 与南朝并立， 客观上为隋唐大一统中央封建王朝的建立创造了基础和条件；隋唐一统之际，突厥与回纥相继崛起于中国北方草原， 并先后建立了势超匈奴、鲜卑的强大汗国；宋辽金时期， 契丹、党项和女真连续勃兴， 与宋鼎足而立长达一个多世纪， 直至蒙古族登上历史舞台。

蒙元帝国是继鲜卑、契丹、女真的地方性政权之后的第一个由北方民族“面南而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它的建立与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格局，更是通过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大整合为中华文化史创造了新的运动规律。17世纪，崛起于东北地域的满族建立大清帝国，再次入主中原，统治全国，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向了顶峰。1911年，满清王朝，草原民族入主中原的历史，也奏起了悲怆的尾音。

从文化的发展态势而论，蒙、满两个北方游牧民族问鼎中原，既是民族文化纵向累积、层层叠加，不断壮大草原本土文化后的顺势爆发，也是草原文化横向拓展，不懈对话中原农耕文化后的强势结果。

从民族文化的构成而论，纵观北方草原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随着一个民族的衰落， 该民族的历史也就在该地区中断了；但一个民族的衰落，并不等于这个民族的人种都已绝灭，大批的人口仍旧留在草原， 依附于另一个新兴的民族。而他们创造的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也以人为载体，世代积淀、延传，为草原文化的历史华章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所以说， 草原文化并非单属于某一个民族、某个历史时期，而是由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游牧民族的纵向累积、层层积淀、共同组成，是一个由以民族为载体，以接力运动的前行轨迹，前赴后继地创造、传承和发展的复合文化、活态文化。

三、生态文化体现草原人类与其追求的精神世界之间的审美关系，是草原文化面向未来的主流发展文化

草原民族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之间的“和谐平衡”为精神主线，建构了一个以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哲学宗教、政治法律以及科学技术、民俗民风为外显形态，以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追求、道德规范为内隐形态的生态文化体系。

“崇尚自然”的文化理念贯穿草原生态文化于始终。草原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由人、畜和环境构成的综合体，其中传统的猎、牧生产对于自然环境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然而，草原复杂的生态环境、草原牧场有限的载畜量和生活资料与人和畜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形成天然矛盾，要求草原人们通过保持人、畜、草原三方之间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以确保自身的有效生存和持续发展。草原人们正视自己作为自然之子的身份，以对自然世界和生态规律的深入认知为一切生产生活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约束和规约自身的文化创造活动。他们把自我融入天地万物， 与之形成和谐共生的大生命圈；把伦理、德性转移到整个生命世界， 构成了万物与人都各具伦理、德性的独特的生态伦理观。这种 “崇尚自然”的生态理念以及人与万物血脉相通的“亲生命性”，也契合了现代文明的价值追求和发展方向。

“恪守信义”的道德理念贯穿草原文化于始终。逐水草游牧的生存条件决定了草原民族生产生活的松散性。而这种松散的社会结构难以借助法律法规的强制和舆论监督来约束个体，对公共秩序的维护和社会公德的操守更多诉求于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因此，草原民族更加注重伦理道德的构建和维护。其中，“信义”是草原民族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理念，它既是草原社会的治国执政之本，也是草原社会成员的立身之本。上至统治阶层下至黎民百姓，都以“诚信”为道德底线，以“信义”为普遍恪守的行为准则。

“信义”是维系草原社会稳定和睦的基础，也是保障社会成员身心和谐平衡的基石。“诚信”理念不仅为草原人类营造出和谐的社会环境，更为草原文化营造了和谐生态的人文环境。草原生态文化中，“恪守信义”的道德理念虽显淳朴但不失本真，对现代文明仍不失启迪意义。

“践行自由 ”、“崇尚英雄”的审美理念贯穿于草原生态文化的始终。生存空间上的自由为草原民族内在精神世界的自由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而以家庭或小规模群体为单位进行移畜就草的生产生活方式为草原民族内在精神世界的自由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政治制度对个人的强制力度不大、法律很少伤及个人，而早期的宗教――萨满教也不触及或约束人的内心。与其他农耕民族因被压抑而产生的对自由的向往精神不同，草原民族的自由精神是从草原社会、草原文化的内部自发形成的“遗传密码”，是先天的品性。对草原民族而言，自由不是纯粹的精神原则， 而是人们现实生活中践行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