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工作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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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加工贸易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在发展一般贸易的基础上，我国积极实施鼓励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使加工贸易实现了跨越性发展。从1979～2004年，我国的加工贸易年均增速达26.9%，比同期外贸平均增速高12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额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4.38%增长为2004年的55.3%。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浙江作为外贸起步较早的省份之一，加工贸易的发展现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值得我们关注。1浙江加工贸易的发展状况
1992～2004年的十几年里，浙江省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由1992年的91.52亿元增长到了2004年的1477.34亿元，尤其从2002年始加工贸易增幅较大，从2002年的630.57亿元发展为2004年的1477.34亿元，增长了800多亿元。2004年浙江省加工贸易有了新的发展。统计显示，2004年前11个月，浙江加工贸易出口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9.3%，对出口增长贡献率达23.3%，在整个贸易中的地位开始上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第一，内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积极性提高。长期以来，受国家贸易政策、企业自身条件和利益的限制，外资企业倾向加工贸易，内资企业倾向一般贸易。这在2004年有所改变，内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第二，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增长迅猛，产业链延伸。2004年加工贸易从上游原料环节就从一般贸易转为加工贸易进口，通过深加工结转，延长加工链条，直到成品的再出口。
2加工贸易对浙江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2.1加工贸易增值系数分析
增值系数是衡量加工贸易创汇水平的质量指标，增值系数=加工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增值系数的提高表现为加工贸易在质量上的扩张。
从表1可以看出，浙江省的加工贸易的增值系数均大于1，并且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点多提高到了近2点的水平，表明浙江加工贸易出口额大于加工贸易进口额，即加工贸易处于贸易顺差。增值系数整体上的上升趋势，说明浙江省加工贸易的顺差额逐渐增大，出口创汇力增强。
2.2加工贸易对浙江省GDP的拉动度分析
加工贸易对GDP的拉动度表示GDP增长率中有几个百分点是由加工贸易贡献的，亦即加工贸易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与GDP增长率之间的乘积。拉动度=（X－M）GDP增长率∕GDP，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省的加工贸易净出口的贡献度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浙江省在20世纪90年代初民营企业兴盛发展参与加工贸易，大量的加工设备进行进口，此类贸易只有进口而无出口，导致浙江省加工贸易从总体上进口额大于出口额。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在初加工的基础上，浙江省民营企业中一些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建立起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浙江省加工贸易开始出现顺差，加工贸易进出口与浙江省国民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度越来越大，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2.3加工贸易对浙江经济增长作用的线性回归分析
在浙江加工贸易对GDP拉动度分析的基础上，文中选取相关数据，通过建立GDP与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及GDP滞后一期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减少数据的波动，更好的说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提高拟合效果，本文对GDP、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取对数。建立二元回归模型：㏑GDP=a+b㏑GDP（-1）+c㏑TJ+u其中：㏑GDP--GDP㏑TJ--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GDP（-1）--GDP（-1）将有关数据带入SPSS，输出结果如下：㏑GDP=1.862+0.594㏑GDP（-1）+0.282㏑TJT：（7.585）（8.559）（4.685）R2=0.996DW=2.107F-statistic=1335.128
从上述结果得出以下结论：①方程的拟和优度很高，R平方高达0.996，表明上述方程式的解释力很强，可信度很高。所有参数估计量都通过了检验，表明㏑GDP（-1）、㏑TJ及常数项显著。从DW值可以看出方程中的随机变量不存在序列相关性；②对方程式运用戈里瑟方法进行异方差检验，以及运用逐步回归检验法检验自变量的多从共线性。通过检验得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和多重共线性。
由回归模型可以得出，加工贸易对GDP有促进作用，加工贸易每增长1亿元，GDP将增长0.282亿元。加工贸易对GDP的推动作用不是很大，这主要是因为浙江省的外贸方式主要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占进出口额的比重只有二、三成，这与全国加工贸易占五五成的形势形成较大差距，这种外贸比重上的失衡使得加工贸易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所限制。
3结论及对策建议
上述的各种数据及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加工贸易对浙江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加工贸易的发展，对于实现贸易方式多元化、分散贸易风险，扩大对外出口，减轻就业压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提出如下进一步推进加工贸易发展的建议：
（1）加大对加工贸易的宣传，消除长期以来企业认为加工贸易两头在外产业链短受外商控制，不利于产业自主发展的这种认识偏见，促进浙江省加工贸易的发展。政府合理设置公共保税仓库，为深加工结转货物提供便捷、低廉的交易平台。
（2）以一般贸易带动加工贸易发展，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浙江的一般贸易虽然居全国第一，但走的仍然是低成本、低价格的老路，由于缺乏品牌和技术，这些产品、产业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处于低端的不利局面，面临的不仅是贸易摩擦，更有难以跨越的贸易壁垒。因此，应在巩固浙江一般贸易优势的同时，更加注重以一般贸易带动加工贸易发展，走出一条利用加工贸易跨越贸易壁垒、提升技术水平、加快产业升级的道路。同时，立足于一般贸易为主的比较优势，鼓励和引导企业发挥一般贸易出口的营销渠道优势、成熟的加工制造优势，大力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走浙江特色的加工贸易发展之路。
（3）健全社会相关部门共管机制，坚持鼓励合法发展、打击违法经营并举的方针。加工贸易管理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海关税务、工商、质检、外汇、银行等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建立起与国际接轨、以"海关主管、社会共管、企业自管"为特色的加工贸易综合管理体系，创造良好的加工贸易外部环境，推进浙江省加工贸易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罗兴，蔡宜斌.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J].对外经贸实务，2002（5）
第2篇
关键词：县级统计；统计环境；统计意识
我国统计工作的任务就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实行统计监督。本文拟对优化县级统计工作环境谈几点看法。
一、当前县级统计工作环境的现状
1.办公条件更加改善
当前，统计数据的搜集整理不再是以前的人工调查、手工操作汇总，更多的是采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报表不再靠人工报送，基本上实行网上报送，统计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平台，实行电脑办公和网络办公，实现了办公的自动化和信息化，从而大大提高了办公速度，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和数据的及时性，也提高了统计对国民经济运行监测的能力。
2.人员素质更加提高
统计人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主要表现为：一是文化水平有较大提高。在当前县级统计工作人员队伍中，全部是中专及以上学历，本科学历的也为数不少，这为他们从事统计工作提供了扎实基础；二是专业水平有较大提高。从业人员全部拥有统计初级及以上职称，统计师职称的也有一半多；三是计算机操作能力有较大提高。全部人员都能有效运用计算机进行程序处理，都有一定操作能力；四是组织协调能力有较大提高。
3.工作作风更加优良
统计人员自觉以为领导决策和经济建设服务为宗旨，努力提供“领导会想、文章愿看、参谋能用”的高质量的统计报告和文章，不断创新思维，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四是更加注重服务宗旨。一改过去坐在办公室等报表，被动统计数据，改为积极主动的关注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不断提高业务服务水平，不断增强业务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践行服务宗旨。一支作风优良的统计队伍为统计工作的跨越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4.社会各界更加重视
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对统计工作越来越重视。一是在经费上尽量保障，办公经费及时划拨，各项普查经费尽量满足等；二是在岗位人员设置上尽量到位，设立专门统计岗位和统计人员；三是在工作协调上尽力支持。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及个体私营企业等都能自觉地设置统计岗位，报送统计报表，他们对统计工作及其作用的认识进一步加深，给予了统计工作大力的支持和配合，全社会对统计工作的关心和重视，促进了统计工作的大发展。
5.法治社会更加发展
随着社会法治进程进一步加快，公民法律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法治社会的发展进步，为有关统计法律法规的深入人心创造了良好条件。一是普法工作的发展。通过近年来加大对《统计法》及各项统计法规制度的宣传力度，社会公众的统计法律意识进一步增强，对统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增强了他们依法统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二是依法统计的发展。
二、当前统计工作环境存在的问题
1.统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与他们所担负的工作任务不相适应。一是知识面不宽。统计工作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要求统计人员不但懂得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知识，还要有一定的文史哲方面的修养和宽广的国际、国内视野，对经济事件要有敏锐的洞察力等，现在统计人员在这方面显然是不足的；二是专业知识不深。对统计理论知识的掌握不够，水平不高，存在着只懂本专业业务知识而不懂本专业经济工作实际情况的弱点，如搞工业统计的不懂工业，搞农业统计的不懂农业，阻碍了他们科学统计和专业统计的进步和发展；三是组织能力不强。统计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统计人员去组织协调，去调查分析，这方面对统计人员的要求是较高的，大多数人不愿去开拓工作，满足于现状，满足于应付和过得去，组织协调能力不强；四是操作能力不强。统计人员借助现代先进科技开展即在熟练操作和运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方面是有一定差距的，一定程度上使统计工作效果打了折扣，效率不高。
2.统计工作的数据质量和服务水平与工作高要求不够协调。真实的数据是统计的生命，品质服务是统计的价值。当前，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存在，影响了统计数据的质量，这对统计工作来说是一个动摇自身地位的致命的问题。一是存在系统性误差。二是存在登记性误差。如由于资料登记和计算工作差错导致的登记性误差；三是存在主观性误差。这是由于主观或人为原因，出于人的各种目的而对统计数据进行干扰，导致数据失真。
3.统计的指标体系和调查制度与工作高要求不够协调。一是指标过多。现行的统计报表种类太多，指标繁杂，如农业统计指标就过细，工业统计产业交叉存在数出多门的情况，有的指标如综合性的人口、文教、卫生等数字，既在综合平衡报表中出现，又在农业、乡卡中出现。指标设置出现重复现象，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二是指标不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没有反映社会经济现象的统计指标的盲区。如综合核算GDP数据来源不足；三次产业资料不全等；三是指标无用。有些指标数据结果对调查对象、基层单位无多大用途，理论与实际脱节；四是报表时间不合理。有的专业报表时间与基层单位财务核算时间不衔接，造成统计与会计核算脱节，只能预计或估计数据，与实际数据不一致；五是专门调查过多。
.统计的管理体制和工作体系与工作高要求不够协调。一是统计受行政干扰较大。县级政府统计人员的人事权在当地政府，办公经费由当地政府划拨。政府为完成目标考核任务，往往会给统计施加有形、无形的影响，导致数据失真；二是基层统计力量不足。
5.社会各界对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工作的了解和重视程度与工作高要求不够协调。一是社会各界对统计法律法规的了解不深，报送数据资料及报表的自觉性不强；表现在不知道有《统计法》，不知道有报送义务，不知道不报送报表是违法行为等；二是社会各界存在“重会计、轻统计”现象。表现在有些单位负责人只重视会计，忽视甚至取消统计工作，拍脑袋出数字；一些企事业单位频繁更换统计人员甚至取消统计岗位；一些乡镇及单位统计人员兼职过多；一些报送单位拒报、迟报、瞒报统计资料等。所有这些都影响了统计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对优化县级统计工作环境的思考
1.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统计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打造高素质的统计队伍，实事求是，依法统计，以不断提供高质量的统计数据，高水平的统计服务，推进统计科学发展，在统计工作的各个方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的统计工作环境，实现统计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
2.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要完善干部管理考核制度。干部的任用选拔不能光看经济发展，还要看社会发展，不能光看统计数字，还要看老百姓感受的社会变化状况；二要改革统计管理制度。统计部门隶属于当地政府，人事财政都受到当地政府管理，不利于统计工作独立开展。可实行垂直管理，使统计部门统计工作不受任何干扰，独立地行使自己的职责。
3.加快统计制度改革。一要完善统计指标体系。在充分联系实际和多作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现有的报表进行整理，统一指标解释、范围、口径等，对所有指标进行清理，清除重复指标，增加一些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的指标，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节能减排等，使其更贴近实际，反映实际，从而更合理更实用；二要改革统计调查方法。
4.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一要加强规范管理。县乡要设置足额的统计岗位，配置相应的专职人员，要建立健全台账和其他一系列制度，加强监督检查，切实做到一切工作合乎规范；二要实行人员专职统计。用合格的统计人员专职从事统计工作；三要切实提高统计人员的工资待遇。通过保障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四要加强培训和指导。对基层统计人员进行定期和不定期培训和经常的业务指导，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提高他们的统计工作能力；五要成立县级调查中心。适应各种专项调查繁多的形势，专门成立一个县级的调查中心负责县乡的调查普查工作，进行各种专项调查，以减轻县级统计局工作负担。
5.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一要提高统计人员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水平。通过培训、交流、自学等形式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素质；二要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在工作中培养调查分析能力、团结协作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和电脑运用能力等；三要培养他们的职业道德。树立爱岗敬业、拼搏创新的职业精神，增强他们从事统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四要形成良好的监督激励机制。制定科学的考核任用干部办法，对统计人员进行科学的评价和激励。增强工作动力，激活人才，形成良性循环；五要大力培养锻炼人才。大胆提拔人才，大胆使用人才，使人才在工作中成长，成长中成才。
6.加强全民统计意识建设。一要加强普法教育。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统计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使人人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营造每个调查对象自觉遵守统计法、自觉履行统计义务的良好氛围；二要加强统计执法。对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的违法问题，要严格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处罚，加大执法力度，维护统计权威；三要加强部门协调。统计工作是一个系统工作，统计部门的统计人员应在信息沟通、部门协调上下工夫，积极主动地取得各个部门、起报单位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四要在全社会建立信用档案。对信用不佳的公民或法人给予各种形式的惩戒，促使全社会树立诚信统计意识，促进诚信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徐国强.统计预测与决策［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2］张光成.改善统计环境增强统计活力［J］.统计与决策,1999,(7).
第3篇
关键词：知识经济；档案管理；知识管理
一、主要特征
知识信息化时代，企业的生产的最大要素是知识，而知识的来源不再由单一的书本来获得，其来源变得多样化和全球化。以前，企业的知识来源不够丰富和直接，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世界的知识已经实现全球化，方便企业的选取和应用，丰富性和方便性得到更大的发展。在计算机还没有得到普及的时代，知识主要是从书报或文稿等方面获取，而现在，知识的表现形式变得更多，我们可以从文字、图像、语音、图形等方面获取，也可以从纸质等形式获得。过去企业知识的获得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培训。而现在，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此外，知识的产权化。大量的知识已经实现共享但不可忽视的是企业的核心知识需要一定的产权化，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核心创新力，使企业利用自身的创新知识去获取最大的利润。因而，企业的知识管理是目前重要的工作之一，同时也是企业核心管理的一部分。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管理重心发生了变化，已经转移到知识管理工作上，企业只有掌握了别的企业不具备的知识（产品技术知识、商业推广知识等），才能获取企业利润的增长，而在获取知识的过程，则需要加强知识管理。
二、档案与知识管理的关系
知识管理，实际上是运用手段，对企业所需要的知识进行收集、沉淀、规范，进而达到应用和创新的目的。在知识管理过程中，企业要让员工迅速掌握技术知识，加强他们的工作能力，进而提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获取最大的利润。企业的知识是其核心的竞争力，同时也是利润的核心来源，企业对知识进行管理，实际上对自身核心利润的管理。知识管理工作中，管理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这样才能顺利并高效地开展管理工作。所以说，企业的知识管理，是提升管理者知识水平的契机，同时也是企业核心素质的管理。
1.知识管理是核心
企业拥有的知识，主要有显性和隐性两类。显性知识是指能够记载，通过看听或读等方式可以获取。隐性知识存在于我们的脑袋、行为或者数据当中，也没有记载下来的知识。而我们说的知识，即是指显性知识。但我要明确的是，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密不可分，显性由隐性转化而来。企业对拥有的知识资源，要进行管理，这也是企业知识管理的一部分，对于企业来说，管理好自身的知识资源，就是对自身经营成果的重视，是对自身知识产权的维护，搞好知识资源管理，有利于提升企业整体的知识竞争力。
2.知识管理特点
企业的知识管理的特点有五个，一是管理的知识的产生者是企业各个岗位上的员工。二是知识是在企业沉淀下产生的，企业知识是所有员工都可以共享的。三是企业知识的优化管理是全体企业员工共同的事，需要全体达成一致，再通过知识管理专家进行确认，才能开展。四是对企业知识的管理不是封闭的，要将企业所拥有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中，使员工能够利用知识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五是企业知识管理不是一成不变的，管理者要通过将知识运用到工作中，激发工作人员的创新意识，将原有知识进行创新，以便改变原有落后的工作方式方法，使企业的工作开展进行一个新的阶段。
3.档案管理上升为知识管理
企业的档案知识，是其拥有的显性知识，这类知识要经过规范的处理，才能保存下来的知识资源。当我们明白档案知识属于企业的知识资源，就需要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去看待它，对它进行管理。企业档案管理是一种显性知识的管理，因而也可以将档案管理纳入知识资源的管理当中，并且档案也是一种知识资源，是通过一定手段规范化处理的知识资源。企业的知识资源管理，是需要将其运用到具体的工作当中的，进而创新原有知识和技术，这也是档案知识管理的目标，因而档案管理要作为知识资源管理工作，这样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档案管理工作必将发生变化，上升为知识资源管理已经是必然趋势。通过管理类型的变化，档案不再作为信息，则不需要按照信息管理的规律进行管理，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一是档案管理需要企业全体员工的参与，形成规范的知识资源处理方法，使每一个员工都能参与档案管理，而不是收集整理信息只是档案管理者的工作。二是档案知识要支持实际工作，在实际中进行应用，才能明确档案的具体分类，方便员工对档案知识的运用。三是按照知识管理方法对档案进行管理，这样知识类档案管理就不会应用信息类档案的错误方式。由此可见，在知识经济时代，档案管理作为知识管理的一部分已经是必然趋势。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知识资源管理是其新价值的来源。传统的档案管理的价值是记载企业的历史，而信息时代，其价值发生了改变，其价值是使企业历史数字化。档案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企业工作的效益，但以前的档案管理，没有先进的技术条件，使得其目标得不到实现。
三、存在的问题
1.用人多，耗时长
档案管理中，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进行整理，耗时长，使得档案知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运用。等档案管理工作者将档案整理并编号之后，这些档案就已经成为历史，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更严重的是，企业在档案管理的不重视，工作人员整理能力差，档案规范化管理得不到有效实现。
2.分类方法陈旧
档案管理的分类方法不科学，只是加入信息管理的一些规则，和实际工作习惯不相符合，使得需要档案时找不到档案，或很难找到需要的档案信息。因而档案利用者不是档案管理者，他们不知道档案的编号，找起来很麻烦，多次找不到之后，他们就会放弃这一部分的信息。事实上，这是档案信息化后的主要问题，这使得档案管理系统只是管理者自身的系统，企业员工得不到运用。3.资料种类区分不清知识类档案，它需要不断的更新和修改，收集到的一些工艺方法，它是知识，到随着时间的变化，它需要运用到实践中，进行不断优化和创新。通过实践，检验、修正原有档案知识，再保存到档案当中，循环往复，不断优化工艺。而这一系列过程，不是信息管理能够做到的。
四、提升管理的策略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档案管理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革，要加强档案管理工作人员与时俱进的素质。传统的档案管理已经落后，不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我们在档案管理人才引入的同时，也要注重后期的学习和培训，使其具有应对不断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还需要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责任感，促进自身与其他部门的沟通交流，了解各种信息，为管理工作服务。企业的档案管理，必须建立一定的档案管理制度。对于一些不适应不断发展的档案管理制度，要进行一定的修改，及时建立更为科学的档案管理制度，使档案管理工作更加规范，适应档案管理发展的形式。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档案管理要科学化和现代化。近年来，互联网影响下，企业的档案材料增多，传统的档案管理，想要查找档案是不方便的，不仅效率不高，还容易出错。新时代下，就需要运用到现代化的档案管理模式，例如在企业的内部建立档案现代化管理系统，通过计算机的优势，实现档案信息检索和查询，并及时在计算机终端更新企业的档案信息，以便更好的为企业工作提供档案信息支持。五、结论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档案管理需要进行变革，将档案管理纳入知识资源管理工作中，实现档案管理的工作目标，还能给企业带来新的价值。利用档案知识资源提高企业决策的质量和效率。将档案管理作为知识资源管理，能够稳固企业的管理素质，强化企业的知识竞争力。目前，知识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仅是拥有知识这么简单，还需要将收集整理的知识被利用，应用于企业工作的各个方面。将知识资源管理方式运用于档案管理中，能够沉淀、规范档案知识，通过具体运用，也能够是档案知识得以创新，加强企业知识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张晓.现代企业文档管理制度建设研究[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6）：45-47.
第4篇
李常青，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会计学）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厦门大学工商管理教育中心主任，兼任福耀玻璃、厦门建发等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1990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工业会计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工商管理教育中心，获中―加联合培养经济学（MBA）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获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学位。2001年加拿大康克迪亚大学访问学者，2002年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大学进修，2005年美国哈佛商学院进修，2008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访问学者。
二、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会计与公司理财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曾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审计研究》、《会计研究》、《投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财务与会计》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公开出版著作（含合作）7部。近年来李常青教授主要围绕资本市场中的会计与财务问题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具体如下：一是股利政策研究：1996年就借中―加大学产业合作基金的资助开展股利政策的研究，是“我国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先驱者之一”。首次对股利政策理论进行了梳理和综合性评述，为国内股利政策研究提供了借鉴性理论基础；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股利信号内涵进行实证检验，为政府保护股东权益、规范股利分配行为和上市公司制订股利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其中专著《股利政策理论与实证研究》被誉为“挑战公司财务研究中的理论迷题”，具有“高、新、实”特点，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和厦门市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二是公司治理研究：2002年中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联合招标课题“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效率研究”，以此为契机，对公司治理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提出董事会影响企业业绩的基本模型和研究范式，并以ROE、EPS和EVA度量公司绩效，较为全面地研究了董事会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情况，首次将高管变更的类型分为高管双向变更、高管离职和高管新任三种类型，对我国公司的高管变更展开研究。最近李常青教授正带领团队开展公司治理的新领域媒体治理的研究。三是会计审计问题研究：李常青教授一直关注资本市场的会计审计问题，其认为真金白银也有瑕疵，现金流量表也可以粉饰，提出了识别现金流量表粉饰的四种方法，并率先在国内开展非经常性损益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国非经常性损益披露制度的具体对策，李常青教授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无关，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也不能影响IPO折价，盲目引进国际四大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充审计意义不大。
三、主要论文和著作
《股利政策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专著）；《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现状及其成因分析》，《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9期；《现金流量表的粉饰与识别》，《财务与会计》，2003年第4期；《会计师事务所声誉能影响IPO折价关系实践研究》，《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董事会特征影响公司绩效吗？》，《金融研究》，2004年第5期；《沪市公司IPO业绩效应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5年第1期；《美国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审计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审计研究》，2006年第1期；《应用供应链理念发展商业银行授信业务》，《投资研究》，2007年第3期；《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研究述评》，《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质量影响因素研究》，《经济管理》，2008年第4期；《中国上市公司年报重述公告效应研究》，《会计研究》，2009年第8期；《家族控制、审计监督与公司治理――来自年报补充更正公告的经验证据》，《审计研究》，2009年第6期；《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市场反应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Family Contro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 in China”，2010，ISTP检索；Family contro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 :Evidence from China，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1。
四、主持目及荣誉
第5篇
1932年生，浙江宁波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是我国数量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历任国家信息中心总经济师、副主任兼信息经济与技术研究所所长、专家委员会主任。现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信息协会特邀副会长、华儒大学特聘教授。1980年出版的《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一书填补了中国经济学的一项空白。曾任日本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客座教授，在国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等40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如今，信息经济蔓延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已对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贸易电子化、政府信息化、教育远程化等与我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
2014年2月27日，主持召开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信息经济的发展方向。乌家培作为我国信息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创始人，对信息经济有着独到的见解。信息经济发展的状况如何？中国又如何从信息经济大国发展为信息经济强国呢？带着这些问题，近日，《经济》记者如约专访了这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
《经济》：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您是如何理解的？
乌家培：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这两句的后一句话比曾经说过的：“四个现代化，哪一个也离不开信息化”又进了一步。的话我认为可以理解成：没有信息经济，就没有现代经济。现代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经济的一种新经济，是全球化、全天候，以服务为主的经济，而信息经济正是这种超越时空界限的服务型经济。“软件即服务，平台即服务，基础设施即服务。”在信息经济中，几乎一切皆服务。
现代经济又是网络经济、知识经济。这也是信息经济的另一种说法或更高层次的发展。现代经济是创新驱动型经济，而创新高度依赖于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和信息网络的深化应用。信息经济不仅只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并列的，在整个经济中占比不断提高的信息产业经济，而且，更重要的是嵌入式、渗透型、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融合的，并把他们包容在内的信息社会经济。所以，强调要向全面发展信息经济的目标前进，形成实力雄厚的信息经济。
《经济》：您作为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早在1989年就创立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是什么契机促使您投身于我国信息经济的研究？
乌家培：1987年，国家信息中心成立时，原国家计委原主任宋平，把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那里，去领导经济信息工作和参与国家经济信息系统建设。我意识到这类工作最终目标是促使我国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升级。所以，要我兼研究所所长时，该所原拟名为：“信息科学与应用研究所”。我亲自向钱学森同志请教，觉得此名又大又不确切。后来，经钱老指点及领导批准，正式定名为“信息经济与技术研究所”，这可能是我国第一个信息经济研究所。1989年，为配合该所的研究工作，我又创建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我提出，信息经济学要做互有联系的三方面研究：一是对信息的经济研究；二是对信息经济的研究；三是对信息与经济间关系的研究。其中，对信息经济的研究，我希望成立更多的信息经济研究机构，共同探索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的正确道路。
《经济》：有人说，当前我国信息经济的研究跟不上信息经济形势的发展，您怎么看待？
乌家培：实践是常青的，理论总是灰色的，理论落后于实践是可以理解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用来指导实践。就用我国电子商务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说吧。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在庐山召开1996年度的学术年会上，我们就提出要研究电子商务，并认为电子商务将是21世纪的主要贸易方式。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老师把发展我国电子商务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现在，他已经成为我国电子商务教学研究的主要引领者。但是，电子商务的实践，在我国发展得更快。从BTOB（企业对企业）、BTOC（企业对消费者）、CTOC（消费者对消费者），到PTOP（点对点）、OTO（线上线下）等花样不断翻新。甚至引致网络借贷、网络理财、网络金融，以及大数据的兴起，这是谁都始料未及的。目前，跨国电子商务的理论研究已经成为信息经济研究瓶颈之一。
我国对信息经济的研究并不落后于世界。实践走在前面是好事，而研究是无止境的。
《经济》：目前，在世界信息经济研究领域内，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信息化和经济发展的量化关系始终没理清。”曾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工作的余鲲先生率先提出“用‘产品智商’解决信息经济核算问题”的理论。您对此理论作何评价？
乌家培：人有智商、情商。余鲲提出的“产品智商”是指产品内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含量。它反映产品的信息化程度，我是支持的。因为只研究经济信息化、产业信息化、企业信息化是不够的，还要研究产品信息化。他还提出动态的“智价比”研究。这就比较复杂了，因为信息化的测度和信息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多方面考察，有多种方法，要相互比较。这需要凝结智慧，深入研究。
《经济》：您认为政府在信息经济研究的推进、引导方面应该做什么？
乌家培：政府在这方面引导作用，确实很重要。目前，政府在信息经济研究方面：一是投入不够；二是资金利用不好，应改进项目管理和提高资金利用效益。当然，发展信息经济研究的同时，还要依靠市场机制和动员社会力量，三方面配合起来，就有希望了。
《经济》：我国要从信息经济大国发展成信息经济强国，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第6篇
2013年12月7日，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2013昕年会、会员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理工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由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主办，南京理工大学国际经贸问题研究中心、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贸易学系承办。会议的主题是世界经济形势与江苏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来自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委党校、南京农业大学、江南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河海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博士生、硕士生参加了本届年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新一届理事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远鹏研究员当选为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新一届会长。
在年会开幕式上，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恢光平教授、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朱乃新研究员先后致辞。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南京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刘志彪教授首先作主题报告。他全面阐述了我国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攀升的必要性和路径，并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别与全球资金流动、经济泡沫、环境污染和创新资源流动的关系，还向与会者提供了对全球价值链进行深入研究的思路。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刘惟蓝副主任在报告中强调要提高外贸增值率，强化自主品牌，提高服务贸易占比，注重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发挥好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时要更大力度地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康宁教授在报告中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之说得不到普遍性事实的验证，更不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律，增长“陷阱”与中等收入阶段并无内在联系，中等收入更不是“陷阱”的原因，而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空间仍然巨大，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于津平教授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和开放型经济“两头在外”的特点，揭示了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主要变化，提出了我国开放战略调整的方向。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朱乃新研究员在报告中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与对策，他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特点是低增长、多起伏、深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努力营造积极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原会长程极明教授今年已经84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他系统总结了美欧大国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认为发达的高等教育和领先的科技水平是支撑美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而重视实体经济则是德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他还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中美欧大国关系的发展态势和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张为付教授分析了东亚一体化的纠结，即政治对抗与经济合作并存，他认为中美合作将决定东亚合作的进程。江南大学商学院武戈教授通过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将服务业的最终需求引致碳排放分为直接效应、自溢效应、自给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认为服务业的最终需求引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于直接碳排放量，从而提出对长三角服务业低碳转型的政策建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周睿通过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在不同的关税减让情景下中国加入TPP后的关税减让对中国宏观经济及产业部门的影响，他认为关税减让虽然降低了政府收入，冲击了农业部门，但对整个经济增长而言是有帮助的。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黄繁华教授从环境库茨涅茨曲线、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问题、碳关税等角度分析了碳排放约束下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问题。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刘冰分析了我国FTA建设现状，并与TPP进行了比较，指出我国FTA存在着开放度不够、谈判议题不够全面和深入、能力建设欠缺等需要进一步努力和完善的地方。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崔鹏歌通过对江苏省服务贸易依存度、服务业FDI依存度、服务业整体开放度及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分析，提出对江苏省服务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建议。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林乐芬教授分析了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制约和促进因素，探讨了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构建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中美互动。她认为，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建立不仅扩展了两国自身利益，也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的模式。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庆萍从政治、经济、法律、劳动力市场、农业与环境、土地使用的可能性六个方面分析了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农业投资环境，认为这一地区具有较强的农业投资吸引力，中国应该加强与这三个国家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合作。
第7篇
李刚 1952年3月生,江苏邳县人,2001年任徐州师范大学副校长,现任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长期从事理论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和党政管理工作。为江苏省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理事,江苏省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库成员,江苏省外语专业高级职称评审组成员。
华桂宏 1966年6月出生,江苏姜堰人,博士,教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金融系主任,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学科建设办公室、“211”工程办公室主任。现任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和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7项,出版个人专著《有效供给与经济发展》等2部,发表《论金融现代化的性质》等学术论文50余篇。
江苏省无锡商业学校 江苏省无锡商业学校创建于1965年,隶属于江苏省教育厅,是一所培养商贸领域应用型、技术型人才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院占地1460亩,校舍总面积32万平方米,拥有25个多媒体教室及设备先进的试验室100余个。学院现有教职工780名,其中中高级以上职称250余人,在校学生12000余人。学院坚持职业技术教育办学方向,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办学,立足商业,突出职业,强化创业,服务就业,在全国率先创建了三条“大学生创业教育街”,建有江苏教育超市、无锡精工装饰公司、梦之岛信息技术公司等多家“教学公司”,并与5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实验实训基地。
张立今 1954年5月出生,安徽淮北人,研究生学历,副研究员、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2000年9月到2004年12月任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2005年1月份至今任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先后获得淮北市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工作者、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二十多个荣誉称号。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是1999年7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合并成立的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是安徽省首批被教育部批准的四所高职院校之一。学院现占地550亩,建筑面积20余万平方米。现有教职工648人,各类在校生13815人。学院2003年、2005年连续两次被评为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连续五年在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名列前茅,连续四次在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经验,在省内外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
第8篇
【关键词】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经济学研究
研究是通过各种研究方法对事实或材料进行加工整理，以获取新的可靠知识的思维活动。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创新对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不断引进别的学科研究方法或开创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为之服务。这些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创新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理论及相关科学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然而我们也必须正确的认识和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研究方法，把握正确的尺度和方向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事半功倍。但由于经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关于经济研究中的两种分析方法即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哪一种方法更科学、更合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在经济学界，主张定量分析的观点认为，采用数学语言，遵循数学所固有的逻辑程序，有助于清晰地表达思想，使概念精确，论证富有逻辑性，避免曲解和混乱，混乱，如经济学家施蒂格勒认为这种转换不仅值得搞，而且非搞不可。其转换有助于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与其对立的观点认为，虽然严格地遵循数学逻辑程序，能使混乱的思想呈清，但数学只是经济认识的辅助手段，不能取代质的分析，滥用数学手段，也会产生许多谬误。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认为，这种转换不仅无益，而且涉及到一种陈腐的智力几何学。结合国内经济学研究中所出现的对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争论，本文试图就定性、定量分析的定义其各自的特点入手，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
一、定性分析的定义及特点
定性分析是认识事物的质、寻找事物的本质联系，是对事物或事件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所谓质，即指事物成为其自身并使之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规定性。世间万物之所以能呈现出多样性，是其自身与他物相区别，具有自身的特定的质。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事物的质，才能把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而只有清楚地认识事物本身并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才能在实践中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而定性分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根据事物的现象、性质来确定概念，判断其未来的发展程度，对事物进行非数量化的分析。如对方针、政策的反映，某些商品的价格调整引起的生产和市场形势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市场形势的影响，国际化贸易带动下购买力投向的变化等，这些都难以准确地用数量来表示，只能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做出估计和判断。定性分析是建立在经验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的，主要依靠个人主观经验和直观材料来进行分析，从而确定未来事件和趋势的发展性质、发展程度。它对长期远规划、重大问题的发展前景、市场形势的估计和判断，以及制定工作计划和企业经营活动，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主要通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抽象方法，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现象的本质上，归纳影响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因素，然后通过对主要因素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回答各主要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各主要因素间的抽象关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比较适合个案在不同层面进行深入的和多侧面的分析研究。如专家调查法、主观概率法、意见集合法、相互关系分析法、历史经验分析法等等，都是属于定性分析的一些具体方法。
定性分析的特点是简便易行，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也可以加以引用。它的不足之处是，缺乏量的分析，是粗放性的，不够具体，有一定的主观成份因此容易受分析、判断者的情绪和形势气氛的影响。
二、定量分析的定义和特点
定量分析是指对事物进行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量是指事物的规模、发展程度、速度，以及其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可以数量表示的规定性。它是用数量指标来分析研究事物的实践结果和发展趋势及其程度的。定量分析是建立在数学、统计学、计量学、概率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和电子学等学科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方程、摸型、图表和计算机等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方面。它可以应用于经济活动中的市场预测、经营决策、经营动态分析、商品调运分析、库存分析、成本核算、费用效益、经济效果、劳动效率、市场动态分析等各个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学研究中数理与计量分析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其作用将越来越大。因素量、时间量和比例量的分析都属于定量分析的范畴。定量分析的特点在于它的敏感性，精确性和客观性。定量分析相对于定性分析的主观性而言的，定量分析基于经验事实，可以通过数学或计量模型所具有的抽象性和逻辑结构的严谨性，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及状态趋势给予客观的分析，并立刻做出相应的判断。但由于并非所有的经济现象都能够以数量或数值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必然造成了定量分析的局限性。
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入数学的方法是具有其必要性的。早在“边际革命”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瓦尔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斯等人就大量的运用了数学方法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分析。李嘉图在其代表作《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对等级地租、工资、资本周转和比较成本等问题的论述，就多次运用了数学图表分析。20世纪初，计量经济学鼻祖费里希・丁伯根也将经济理论、统计学和计量数学结合起来，运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周期，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数学的抽象性可以使复杂的经济关系变得清晰。数学的精确性可使经济范畴之间的数量关系得到精确的研究和描述，也有助于经济范畴得到精确的定义。数学的严密的逻辑性可使经济学理论的推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使理论中的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匡正。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数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数学方法毕竟只是一种工具，它的好坏全在于人对它的使用。同时作为进行量的分析手段，数学分析的运用必须以质的分析为前提。再者，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中，有不少经济现象很难简单的运用数学模型加以解释和说明。强性使用数学模型将一些因素量化反会导致与经济想象的偏离、失真或者脱离研究的现实意义的状况。凯恩斯在其《通史》中，也批判了“将经济分析体系形式化了的符号伪数学方法”，认为“在令人自命不凡但却无所助益的符号迷宫里，作者会丧失对于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性与相互依赖的洞察力。”
然而，当今的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对于量的认识和处理出现了不少的偏差。国内外许多学者由于在经济学研究上很难迅速出成果，就纷纷在数学形式上大做文章，而忽略了所研究经济现象或事物的本质，缺乏对经济现象的直观判断和价值的认识，只注重数学分析的花哨的表面和模型的复杂性。更有甚者，为了使论文和研究满足数学逻辑一致性，编造经济数据，并拼凑参数范围，从而得到“理想”的实证结果，最终不是使经济研究的内容脱离现实或失去研究的真正意义。定量分析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它本身只是对大量样本的部分特征的精确研究，所以只能对经济现象的比较表层的、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但无法对其深层的原因和具体的细节进行深刻剖析。经济研究的正确取向应建立在对经济学本身的内容和研究对象的本质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两个方面，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质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是在一定质的基础上的量。不同质的事物拥有不同的量和量的界限范围。一方面，质决定着一定的量，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质必须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条件，它决定于数量的界限。量变超过了数量的界限，事物的质就会改变。所以，质和量是互相结合、互相规定的，并形成事物质与量的统一体，即度”。同样的，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质上是同一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是认识的起点。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是认识的精确性。定性分析主要是通过理解和解释，来把握教育现象的整体意义和价值关系的，它揭示的是教育现象中的价值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提出、理论建构、假设验证、结果评价都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定量研究中的逻辑命题、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都自然应当建立在对基本问题或理论假设的理解和解释基础之上。定量方法研究的是事物的量变过程，并通过研究事物所具有的度，即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限度和范围，来把握事物相对稳定的本质特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不应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应把它们统一起来，通过对经济学现象本身的量变以及数量关系的分析，来达到对于经济现象本质规律的认识。
四、结论
总之，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研究在既定资源约束下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科学。人的行为往往具有盲目性、社会性和主观性等非理性特征，不是所有都可以用理性逻辑来进行量化分析并加以解释的。同时人类社会又是一个多变量、多因素和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不能单一，而应该容多角度的不同侧面进行求证分析，经济研究需要更加精密的研究理论加以深化。因此，决定了经济学必须兼容其他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作到定性与定量分析想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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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关键词】创新实践平台 课题研究 转化教学模式
几年来，我校持续加大基础实验室建设投入，改善实验教学条件，逐步形成从基本技能培养到综合、创新能力培养的科学的实验教学体系，以人为本，实行自主开放式教学，利用网络环境，实现实验课网络选课、预约，刷卡上课等人性化教学模式，大大增强了学员自主意识，体现了学员主体地位，使大学基础实验教学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
1 教学改革思路的新探索
随着基础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教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实验教学手段出现多样化和特色化。为确实提高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从不同渠道、以不同方式实施实验课教学，突出教学效果，在各高校蔚然成风。从单一模式实验设置到分级复合模式实验设置、从灌输式教学到自主开放式教学、从完成基本实验到增设综合、设计性实验、从实物实验到虚拟仿真实验、从实验课计划性安排到学生自由选择、预约实验项目、从师生仅在课堂交流到实验网络互动学习等等，实验课教学出现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自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解决问题的思路得到扩展，方法更加灵活而有效。
如果说传统教学模式是填鸭式、抱着走，学生完全被动地接受知识。那么现行教学模式是自主式、引着走，学生有一定的自由度和选择性，在教师辅导下完成学习过程，提高了学习主动性。从形式上看，教学手段更加灵活，学习方式多样。学习内容从基础实验到综合、设计性实验，循序渐进，逐步引导学生掌握实验技能，提高动手实践能力。教学体系的优化对提高实验教学质量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但新的教学模式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与缺陷，不论是基础实验还是综合、设计性实验，不论是实物实验还是虚拟仿真实验，学生始终都是在内容详尽的实验教材指导下的实践活动，设计性实验虽然“摒弃”了实验步骤，但仍然摆脱不了由于现有实验设备决定了的既定的设计思路和为达到实验目标而早已确定了的“标准答案”。学生的思维活动仍然不能越雷池一步，“照方抓药”式学习的根本机理没有变。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被禁锢而丧失了发展的空间和启迪、实施的条件，研究与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大打折扣。因此，新的教学模式仍然是基本实验知识的学习和基本实验技能的训练。这是实验教学过程的必要环节，但绝对不是实验教学最终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
实验教学以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为宗旨，以培养复合型科技人才为目标。不论是基础实验教学还是专业实验教学，都存在着深入研究与创新应用的空间，只要创造合适的环境与条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就一定能够走上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实践与创新相结合、应用与发展相结合的理想轨道。我校物理实验室建立学生创新实践平台，为学生创建独立的研究与创新实践环境和条件，有效地推动实验教学工作的特色发展。
2 创新实践平台的构建
构建创新实践平台是我校物理实验教学的新思路、新构想和新举措。是实验教学向课题型、研究型、创新型发展的有益尝试。根据学员认知发展规律，在掌握一定的实验方法、具备一定实验技能后，学员突破常规思维定势、综合应用知识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的欲望强烈地表现出来。创新实践平台以课题研究的形式为学员学以致用，推陈出新，发挥和挖掘自身智慧和潜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1“硬件”构架
（1）课题型教学是推进实验课从书本模式走向研究模式的关键步骤
针对大学低年级学员的能力和知识水平，课题设置以简单、具体、难度适中为原则；课题研究方向以紧密联系实验教学实际、解决教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难题为主线；课题的设计思想应朝着“未知领域”和创新、应用方面发展。众所周知，未知蕴藏着神秘，而神秘充满着吸引力。学员在实验课程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难题，一般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和巧妙的解决办法。就此以课题的形式进行研究并加以解决，是教与学双赢的教改发展思路。学员对课题研究的“背景”知识比较了解，对课题研究所达到的目标及解决的问题实质十分清楚，研究目的明确，针对性强，由此激发学员高昂的公关、实践、创新的欲望，引导学员无穷的奇思妙想，发散思维得到训练，聪明才智得到尽情的发挥。
（2）有效的辅导推动课题研究顺利进行
每项研究课题都出自具体实验教学中，一般由任课教员提出同时负责该课题的研究辅导工作，由此确保研究工作如期完成和研究成果的质量水平。学员与任课教员一对一的沟通、共同钻研，推动课题研究深入发展，解决研究中遇到的问题、难题。不仅提高了学员创新实践能力，同时对教员的科研水平也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使实验室的教学与改革、研究与创新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3）开放实验室为课题研究提供有力的硬件支持
参加实验课题研究的学员，在与辅导教员联系后，可随时进入实验室，针对实验装置，熟悉实验过程，研究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设计最佳方案。实验室为学员提供实验设备、制作工具、耗材等，学员利用课余时间在实验室进行课题的构思、制作、改进、组装、调试、修改、完善等研究过程，使问题的研究解决达到最佳效果。
2.2“软件”构架
（1）实验室开展课题型教学模式的尝试，受到教学组管部门的大力支持，课题研究工作由实验室牵头，课题组组织实施，负责研究课题的组织、提出、讨论、下达、辅导教员安排、课题研究中期检查、成果质量把关、筛选、论文初审等一系列工作。
（2）课题研究以自主形式进行，研究过程由学员在课余时间完成。学员在选定研究课题后，在辅导教员的指点和帮助下，自行查询相关资料、规划设计研究方案并进行可行性分析，自行研究确定装置结构和材料组织，自主进行实验、改进、完善等实际研究工作，并完成研究论文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3）在实验课程结束前，课题组将组织学员课题研究成果答辩。由实验室及教研室专家教授组成评审组，并邀请教学主管部门领导一并参加成果答辩评审工作。获得良好以上成绩学员可免试实验课笔试考核，其课程总成绩应在良好以上。获得优秀成绩的研究成果将推荐参加学院“第二课堂”活动和大学“励剑杯科技周”活动。
3 实现实验教学模式的转化
创新实践平台的构建，使传统实验教学模式转化为研究、创新型实验教学模式，实现了实验教学方法和理念的实质性突破，学员完全摆脱实验教材讲义的束缚而走上自主研究、自主实践、自行完善的新型实验学习轨道。实验教学由实验课堂拓展为“课堂+课外”，学习方法由课堂灌输、教材指导型转变为研究+实践+创新型，实验结果评价由与已知结果对比型转变为对未知领域探索+应用+答辩型。学员的学习过程与科学研究工作相似，学员的思维发展和实践活动富有开创性与挑战性。实验教学模式向着研究探索型转化，必将为培养复合型、创新型科技人才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晔，王斌科，付振堂.PBL使学习发生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J].教育经济研究，2008，（11）：75-76.
第10篇
政策研究工作基本情况
清华大学一直有着重视战略发展和政策研究的历史，改革开放初期成立的教育研究所（现为教育研究院）就是一支重要力量。2000年，学校党委行政根据“三讲”教育中干部师生关于加强学校宏观思考和战略研究的建议，决定设立政策研究室，挂靠在党办校办，但作为校级行政部门相对独立运行。政研室从一开始就定位是校领导班子的研究、咨询机构，在学校主要领导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经过10多年发展，政研室队伍逐渐扩大，职责日益明晰。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与高等教育相关的理论和政策、国内外教育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动态，参与学校发展目标和规划的研究制定，为学校决策提供理论、政策依据；二是参加或负责起草学校党委行政重要文件和报告；三是在校内外进行调研，组织开展有关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专题研究，为校领导和中层干部提供决策信息服务。
在工作实践中，政研室形成了“高度忠诚、高度自觉、高度认真、高度和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高度忠诚，就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忠于学校、忠于领导、忠于职守，把服务领导和服务群众高度统一；高度自觉，就是自觉学习思考，主动研究谋划，在被动中掌握主动；高度认真，就是严谨、细致、深入，替学校把好文字的最后一道关；高度和谐，就是对外加强沟通合作、甘居幕后、甘当配角，内部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发挥集体力量。
政策研究能力建设探索
201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面向新百年的发展，学校向政研室提出了加强政策研究能力建设的要求。两年多来，政研室围绕政策研究能力建设这条主线进行思考和探索，在保证文稿服务、信息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专题研究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能力，努力为学校战略决策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
1.着眼国际国内形势，开展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理论研究。政研室多次参与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的文件起草工作，把理论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有关政策举措。2011年上半年，政研室参与起草了清华百年校庆有关重要文稿。根据同志提出的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道路，2012年政研室在起草学校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对于把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清华风格有机统一到办学实践进行了全面阐述，为凝聚全校的思想共识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还从历史维度和数据挖掘的角度加强对学校发展规律的研究，注重新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为提高学校管理科学化水平服务。
2.围绕学校改革创新，开展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动态研究。2012年，《教育决策参考》连续几期刊登了大规模在线开放教育的有关内容，引起了学校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此后，政研室先后就在线教育起草了相关的报告、政策研究论文等多篇，从教育、经济、文化、社会等多视角对在线教育可能带来的深刻影响作了分析，许多观点被教育主管部门采纳。最近，政研室正组织力量进一步开展在线教育的系统研究。同时，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开展人事制度改革、教育教学改革、学生社区管理等专题研究。
3.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思想文化研究。高校是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的守护者，应积极引领社会风尚，承担好文化传承创新的任务。为此，前几年政研室提出建设创新文化的建议，被学校采纳。时任校长顾秉林院士在百年校庆大会上的发言就以清华精神为主题，强调面向未来大力弘扬“人文日新”精神。在陈吉宁校长的高度重视和亲自主持下，政研室参与起草了校长致大一新生的公开信和研究生、本科生毕业典礼讲话，所提出的“生活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坚守良知”“懂得坚持、学会放弃”等观点，都引起了积极的社会舆论。最近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政研室按照学校党委领导的部署，积极开展群众路线的时代内涵、党群关系各种表述等专题研究，以澄员干部的一些模糊和错误认识。
从我们的探索来看，高校政策研究工作是结合学校实际的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研究，既不同于教育研究院偏重理论和学术的研究，又不同于机关业务部门和院系偏重事务性的研究，而是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应用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工作既要紧紧围绕校领导班子的决策需要，又要保持前瞻性，适度超脱于现实的具体工作；政策研究工作既要加强调查和研究，又要加强基本建设，如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信息资料建设；政策研究工作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文辅政”，文稿服务是衡量政研室工作水平的基本标志。
高校政策研究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对照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高校政策研究工作还有很大差距，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
1.存在的问题
封闭性。高校的政策研究工作基本上局限在教育范畴和学校内部，经常是“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教育是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各项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联系，教育改革发展的很多问题都涉及社会其他领域，甚至是由其他领域的矛盾决定的。高校战略发展和具体政策也受各方面宏观政策、社会环境、资源条件等约束。因此，就教育论教育、就学校论学校的政策研究往往无法触及根本矛盾和关键问题，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从研究选题、机构设置、队伍组成等方面有所突破。同时，当前我国面临复杂国际形势，高校智库也需要围绕国家战略开展研究并作出积极回应。只有打破封闭思维，强化开放思维，高校智库建设才有出路。
分散性。高校学科齐全、专家云集，这是地方和其他部委的政策研究工作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高校的政策研究力量由于受行政体系制约，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形成合力和品牌。同一学科领域，各高校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单打独立。在同一学校内部，也是各干各的，缺乏合作。以清华大学为例，像在服务国家决策方面，就有国情中心、农村研究院、经济研究中心、金融研究中心等一大批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运行往往靠教授个人的声誉和影响，没有形成学校的智库品牌；在服务学校决策方面，教育研究院等院系主要关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工作，教师们项目多、负担重，参与学校政策研究几乎完全是义务劳动，缺乏利益杠杆和有效机制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只有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建立合作机制、改变评价机制、完善分配机制，高校智库建设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滞后性。首先是历史原因，过去一个多世纪包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是研究和学习西方，政策研究往往也跟在人家后面，基本没有突破。其次是客观原因，主要是教育的长周期性和后效性，使相关的政策研究成效不明显，超前思考、前瞻谋划的动力不足。最后是体制原因，我国的教育政策总体上是一刀切的，而教育部的要求通常是适合所有高校，很可能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批冲击世界一流的高校就是一种制约，因为创新本身是对现有政策的突破。我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将来还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发展的关键是中国的教育和人才，再唯美国是瞻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尽快从跟踪转向超越。就像当年美国高等教育对英国、德国模式的突破一样。只有通过前瞻性的政策研究推动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和政策体系，为中国梦的教育版提供政策支撑，高校智库建设才能实现质的飞跃。
2.举措
为此，我们建议由教育部有关部门牵头，从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一是加强教育系统智库的统筹建设。在全国高校规划、部署和建设一批新型智库，多方筹集资源，以立项方式重点支持高校开展与国家发展全局相关的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政策研究。
二是加强对新型智库的专题研究。组织高校政策研究部门，深入研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功能、体制机制等，发挥对高校智库建设的理论指导作用。
三是加强对教育改革发展的研究。每年立项1个～ 2个国家教育科学规划重大课题，组织高校政研部门和其他力量，针对国家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作深入研究，每年向社会一份研究报告，长期积累形成品牌效应。
第11篇
【关键词】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
一、国外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环境代价评估的发展是以人类社会发展及对环境价值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经济发达国家对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以及环境影响的代价意识较中国早。
新古典经济学派代表马歇尔首次在其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性”的具体概念，庇古在其1920年的《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了“外部不经济”的概念与内容，并指出市场机制自身无法消除外部性，应该实行政府干预促使外部性内部化，进一步完善了外部性问题。庇古理论的实质是通过国家的力量促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互持平，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随后帕累托、卡尔多、希克斯、西多夫斯基等人也相继提出了系列性观点，并与庇古形成了外部性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成为环境代价的评估的理论基础。国外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开展了环境代价的定量化评估研究和实践，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初美国政府委托相关的研究机构就建设项目带来的环境经济影响开展了定量化的评估和计量工作。并已将由马歇尔、庇古等人形成的一系列外部性理论应用到了水、大气污染代价定量评估中。
自产业革命开始后，由资源开发所带来的不仅是环境污染，而且还有比之更为严重的生态系统损害，这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和关注热点，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在福利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下，发达国家政府提出了要求环境破坏者补偿由此带来的环境代价。在这一背景环境下，对大气、水、土壤的污染损失的评估计量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与之带来的是有关的环境质量与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得以滋长生根。而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又为评估环境的非使用价值或者说是不可直接计量的非使用价值（如存在、选择价值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学界逐渐完善了环境代价的评估体系。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界还开展了重要污染物剂量―反应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以市场价值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环境代价评估方法。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研究在不同层面逐渐开展，挪威、法国等发达国家率先开展将环境资源核算纳入国民核算体系（SNA）的研究工作，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组织力量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工作，制定核算办法。提出进行环境经济核算，建立环境卫星帐户，对国民经济帐户进行调整，把环境数据和经济数据统一起来，在各种案例性研究成果基础上逐步形成有关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的基本框架、原则、概念、方法，并提供了包括SEEA―1993、SEEA―2000、SEEA―2003在内的三个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而作为环境成本核算的核心―――环境代价评估在计算对象的内容上，从微观层次上升到全球系统层次，从环境资源核算扩展环境服务核算，从经济效益核算扩展到人类福利核算。形成了以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为代表的新一代环境代价评估技术。
虽然不同的环境代价评估方法的得到了应用，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多是发达国家针对水资源开发、森林资源开发、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的估算，研究方面理论方法比较成熟、案例分析较多。而将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代价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这是因为国际上在注重环境代价核算时的这一、二十年来，世界矿产资源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开发一般都没有进行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研究及其政府管制。因此，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在国际上研究成果不多，研究的深度也不够。随着世界各国环境意识的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正在成为研究热点。
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控制环境代价的制度问题一般被假设由市场机制所包容，并放在环境与资源框架内分析，缺乏对资源环境空间负外部性的各种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和系统分析，明显不适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监测和量化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二、国内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开发和利用非再生资源，不仅会消耗资源，而且还会带来生态破坏，产生环境损失，国内有学者已开始对资源自身价值和生态环境损失的补偿进行定量研究。雷明围绕资源―经济―环境一体化核算这一主题，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理论，从投入―产出核算出发，提出一套绿色投入―产出核算的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应用问题如绿色GDP核算、绿色税费、资源―能源―经济―环境综合核算进行了深入分析。王广成对此一体化核算体系还进行了实证。这些成果总的来讲仍是理论太强，可操作性太低，而且对矿产资源与环境资产价格的确定、矿产资源和环境资源价值帐户的设置以及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连接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徐篙龄认为中国环境价值损失评估中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对环境经济损失计量的目的和用途没有进一步的认识；以及这种计量缺乏充分而完备的可计算性。同时，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进行环境损失评价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曹凤中对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为了对污染损失的价值进行货币化，一般采用了基于成本的方法如恢复费用法、人力资本法、旅行成本法等评估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失的程度。他认为这样基于成本的方法对支付意愿的估计偏低；二是计算环境污染损失必须确定环境污染程度与健康损害间的剂量―反映关系，但我国却缺乏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源，因而使环境价值的评估缺乏真实性；三是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因而他主张加强中国环境法律估算的方法学和综合研究。
此外，张金屯、黄广宇、青卫平、张坤民、陈妙江等则从区域或者城市的角度对其环境污染损失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估。这些研究虽然考察了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区域内生态和环境损害，但没有考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价值折耗和补偿问题，更没有考察跨区域的环境损失以及补偿问题，以致没有形成对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环境代价的全面核算。
目前，环境经济学家已开发出了不少对环境损害进行货币化评价的方法，新的文献仍在不断出现，并且其中的一些评估结果已被决策部门作为其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和进行绿色GDP核算的依据。虽然这些环境价值评估方法都根植于传统经济学，但它们又都包含了环境经济学家的创新。在核算环境损害价值的过程中，传统上主要有三种核算技术：即总量假设估算法、结构分析法和综合总量分析法。这一思路虽然有用，但由于它省略了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中间规模层次，无法解决物质稀缺性与经济稀缺性不一致的矛盾，再加之，它存在不能贯彻“穷尽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等问题，因而，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最近有学者还提出了新的环境价值估算思路，目的是对己有研究思路进行完善。新的研究思路主要有由于江涛（1998）从宏观层次上提出的环境价值估算的索洛方程法和赵景柱等人（2004）从利益相关者群体等中观层次提出的环境产品和服务经济价值的评估体系。张云（2007）对非再生资源开发中的资源价值和环境损害价值补偿进行了研究。余振国、冯春涛、赵冉（2007）对煤炭开发的环境代价进行了研究。可以说，我国明确尚没有出现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和核算制度方面的系统、全面、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现有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从国内外环境价值评估的实践看，常用的进行环境损害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基于市场价格来确定环境价值的生产率法、人力资本法（包括改进的人力资本法）、重置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基于替代物的市场价格来衡量没有市场价格的环境物品价值的旅行费用法以及基于假设的市场来衡量环境质量及其变动价值的意愿调查法（CVM）等。虽然这些基本方法对准确评估环境损害价值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基本方法在进行具体评估时需要大量的数据、经费及时间等，因此，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基于上述相关方法衡量的环境损害价值评估的研究成果估计类似环境影响的货币化价值的方法―成果参照法或称转移效益法（（transferbenefit method）在环境价值评估中也被广泛使用，这在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表现的最为明显。
在对我国的资源环境代价进行经济评价的过程中，国内外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计算结果均不全面。如世界银行（1997）在研究我国环境损害经济价值时，都是围绕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评估，而没有对生态退化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而且它计算的主要是大气污染的经济损失，而对其他污染基本没有计算。美国东西方中心（1990）在计算中也一直强调由于数据和信息缺乏，其计算结果是高度保守的；二是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外的环境代价核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污染造成损失，而对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价值损害没有综合的予以考虑；三是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和生产力的破坏在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但从研究结果看，国内外研究的结果差距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对污染引起早死的经济损失计量方法不同。国外主要采用WTP，而国内则主要采用人力资本法；四是对生态破坏的损失进行了初步测算并且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评估的主要内容又是围绕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害进行的，对生态服务价值或生态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的研究相对较少。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2000―2002年会同国家测绘局、国家统计局、各省人民政府、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科学院、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开展的西部和中东部生态环境调查显示，因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西部和中东部分别相当于其GDP的13%、5%～
12%。因此，从己有的研究结果看，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相当于全部GDP的7%～20%。
近一两年，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的学者对1949―2004年间的煤炭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了核算，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虽然我国针对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有了一些尝试和研究基础，但到目前为止，对于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仍处于探索阶段。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大调查项目（编号：12120113006800）；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2 0081104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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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
宋承先指导的1987级硕士、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明海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听宋先生课的情形。那是1987年的9月，天气还留有夏天的燥热，坐在学校一教一楼的教室，还能听到窗外的蝉鸣声。
张明海的心情却没有这么轻快，他正试图艰难地跟上宋先生的思路。宋先生吸烟，上课时也常常右手擎烟，左手托着代替烟灰缸的烟盒，讲课的思路也像烟雾一样散开。他常常提到一种理论，给出一些精辟的评判，又瞬间去讲另一个似乎并不相关的经济学家，也并不完全按照教科书的顺序和范围。
宋先生根据前沿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的现状，给研究生开出多门专题讨论课，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理论、福利经济学、激进经济学和通货膨胀。讨论课的地点也时常变化，张军就曾在自己的寝室等过前来授课的宋先生。宋先生带着手写的讲义，上面是各种颜色密密麻麻的批注。同学们围坐在桌子旁边，宋先生讲到得意处，还会敲敲桌子，示意学生看讲义。
在武大和南开求学的日子
青神，属四川眉山，以祭祀蚕从氏“青衣而教民农桑，民皆神之”得名。山民多植桑养蚕，宋承先即出生在这里。他的父亲是位数学老师，母亲和姐姐则打理着家里20余庙山田，植桑养蚕的收入帮助宋先生完成了学业。
1941年，宋先生考入了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时局动荡，生活艰辛，师生大多极清贫，但教学和研究工作仍有条不紊地进行，不仅如此，武大还积极延请愿意来华的外国学者来武大讲学。宋先生也就是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教育，并在毕业后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三年后获得了当时国内所能授予的最高学位，硕士学位。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在上世纪30年代初汇聚了众多从国外名牌大学得到学位回国的学者，有博士学位者占老师的一半以上。其教学中，即要求深入学习西方经济理论，也极重视考察中国经济实况，鼓励师生进行社会调研。抗战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唯有经济研究所因创始人何廉在重庆政府任职的缘故在重庆重建。老师虽有流失，但何廉（耶鲁博士）仍任所长，方显廷（耶鲁博士）、李卓敏（加利福尼亚博士）、陈振汉（哈佛博士）等老师也仍旧授课。
根据资料记载，宋先生就读研究生的第一年主要接受基础学科训练，包括近代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高级统计学、社会科学方法等。第二年则从事专门学科研究，并开始撰写论文。宋先生为何选择《经济进步与经济恐慌》为硕士论文题目，我们已经不可得知。但这两年无疑为宋先生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潜心学术
宋承先在早年经济思想史扎实的学习中，将马克思经济思想置于整个西方经济学脉络中考察，这帮助宋先生深入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产生的前提条件和之后西方经济学的分化。复旦大学在1977年到1983年间出版了一套《资本论提要》，前三卷由资本论专家张薰华与洪远朋老师写作，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第四卷则由宋先生执笔。
上世纪50～60年代，宋先生专注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入，写作了数部评价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包括《马尔萨斯经济理论批判》《论重农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批判》等。
改革开放之后，他开始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中可以借鉴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说和方法，先后出版了《增长经济学》《当代外国经济学说》《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等著作，同时还在积极翻译外国经济学著作。
《现代西方经济学》上册1988年出版，这是宋先生倾注极大心血编写的一本教科书。宋老师自道“本书如有任何特点的话，是在适当的地方，用对比分析的形式，陈述了我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些心得体会。”这一年，宋先生已经68岁了，年岁日增，身体抱恙，但他希望尽快写就《现代西方经济学》下册，完成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两大组成部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系统论著的心情更加急切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张明海常常下班后夜晚到宋老师在复旦第七宿舍的家中拜访。他记得宋老师书桌上总是摊开一大堆稿子，桌子玻璃下还压着纸条，简单地记着国外某个经济学家的生卒年月。
在女儿宋慧毅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在那一方靠北的斗室中伏案写作，每次回家，映入眼帘的总是背影。在这种高强度的思考和写作中，宋先生一直保持着一种规律的生活，晚上九点钟入睡，早上七点钟开始写作，每到饭点，夫人做好饭摆上桌，宋先生的思考告一段落了，就出来吃一点东西，然后返回去继续工作。
1994年，《西方经济学》（下册）出版了，规模比上册更添10万字。三年后，77岁的宋先生再次对书作了修订，添加了公共选择理论、信息经济学等前沿内容。《现代西方经济学》初版发行后20年间已经累计售出近一百万套，帮助了大批希望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学子。
在学术上，宋先生是自信的。上世纪80年代，急剧变动的社会经济环境每时每刻都在给经济学家提出新的问题。宋先生也开始用自己所掌握的理论来对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有效的对策。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现状和政策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相当部分关注通货膨胀这一重要问题，宋先生坚定反对通货膨胀是由于需求膨胀、投资饥渴和货币超量发行造成的，是“需求拉上”型的，对经济发展有害；认为中国并不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说的短缺经济，而是潜在生产力逐渐释放后的结果，是为了发展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此外，他还强调价格改革在整个经济改革中的先导作用，主张应当允许一定的财政赤字。这些论文中的28篇后来作为专著《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在书中，宋先生回顾十年前写的论文，自述“现实的发展证明我是正确的”。
但在真理面前，宋先生是绝没有傲慢的。陈鸿仪还记得，每次课上有学生提出的某些问题宋先生无法当堂回答，他从不装懂或者含混过去，而是非常诚恳地告诉学生：“我也没有答案。不过你可以从某某经济学家的某部著作中去找一找。”有时候，学生已经把自己过去问的问题忘记了，他却会在某一次课上告诉这个学生他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并给以详细的解释。
第13篇
关键词：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
1 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现状分析
随着国家科研投入力度的逐年加大，高校的科研体量也在日益增长，然而，高额的投入并未带来应有的回报。主要表现在基础科研创新不够，研究工作以“跟风”为主，缺乏原创性；应用型科研缺乏实用性，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可产业化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的科研体制弊端使得高校的科研工作重成果、轻实践、重研究轻转化。高校每年所产出的通过国家鉴定的科研成果有数千项之多，这些科研成果，一旦鉴定完毕，便被束之高阁，大都无人问津。大量的科研投入最终都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于经济社会。据不完全统计，高校每年大约有80%以上的科研成果被闲置，实际转化率只有15%左右。
近年来，国家开始注重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问题，并从国家到地方都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举措，出台了一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政策文件，逐渐打破体制壁垒，鼓励科研人员将科研嫁接企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如近两年来，国务院、教育部相继出台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科级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要点》、《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等相关文件，强调要注重科技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对科研工作实施分类评价，明确了要对成果转化、推广及产业化重点评价。2013年以来，在国家科技大环境的引导下，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了系列政策文件，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如改革科技成果无形资产处置方式，授予成果完成人对成果的使用、经营和处置权；加大成果完成人在成果转化中收益的比例，并可将收益投入企业形成股权收入；允许科研人员离岗创办企业，并给与优惠条件支持。在国家和地方的大力引导和支持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得到了有效促进，科技创新新局面正在形成。
2 制约我国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要障碍
2.1 高校科研成果和市场契合度低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高等院校科学研究工作还处于闭门造车的阶段，不能够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实际研究，研究成果与市场需要相脱节，导致许多科研成果不具备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就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们高校的部分教师长期处于象牙塔之中，很少深入到市场去了解企业生产实际，与市场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他们在学术理论的范围内进行选题和研究，从文献资料和前人研究中寻找支撑点，而不是从市场需求上寻找研发点，这就造成了研发成果难以符合市场的需求，只好被束之高阁。
2.2 高校产业化资金短缺
研发经费的投入是关系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性投资，也是一国科技实力的反映。目前我国高校进行研发工作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国家专项拨款，社会资本注入较少，而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且长周期的过程，恰恰需要民间资本和风险投资的介入。这种单一的资金筹措机制使得高校的许多科研成果由于资金不足而严重影响了技术的中试、市场化和商品化。即使部分高校能够获得充足的科研经费，但是其中用于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资金却少之又少，无法满足产业化过程对资金的需要。因此资金筹措机制不健全，严重制约了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
3 促使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对策
3.1 解放思想、转换观念
广大科研人员应该充分认识到科技工作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能只停留在为发论文、做鉴定、评职称、晋升、套经费的境界。应树立服务经济社会的意识，认识到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生产的重大现实意义，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真正了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任务，开展科研工作。各级政府和高校管理层更要转变观念，深化各类相关机制体制改革，重构高校科研评价机制，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业绩在各类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作用，为科研工作营造健康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3.2 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校企、校地联合开展科技成果产业化
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一个复杂、耗时、高投入、高风险过程，只靠高校单方面的力量，难以长期维系并取得理想效果。高校应面向地方产业发展需要，与地方和企业合作，共同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本地化。共建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及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科技创新平台，利用平台充分整合高校的技术成果资源和人才资源，企业的市场信息以及政府资源配置的能力，实现供需的有效对接，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解决行业企业的技术问题。同时，可以针对地方产业发展急需，采取政府立题、企业出题、高校破题的模式，集聚政府、企业和高校各方优势资源，协同攻关。通过鼓励高校与企业、地方在技术、项目、人才及资金等多方面进行深度合作，联合开展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3.3 建立健全科技成果产业化金融机制
政府财政经费应适度向科技创新前端倾斜，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支持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减少行政性科技项目和事后奖励性科技项目的补助额度。加快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科技贷款补贴、科技保险补贴专项等金融措施，对高等院校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贷款贴息、科技保险和担保等方面给予财政和金融支持。建立产业化投资基金、科技创新基金、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并谋求与相关投资机构合作，适度引导风投资本参与到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中来。通过基金、信贷、创投等多种方式持续融资和发展，推动资本与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的有效对接，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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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尹利军.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其经济运行机制问题研究[D].福建农林大学，2001.
第14篇
截止2008年底，学校新聘教师1476人，直接从海外回国的教师474人，占32％；新聘教授764人，其中海外回国人员182人，占27％。
持续实施高层次人才战略
1998年国家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即“985工程”。“985工程”一期，北京大学明确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关键是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的指导原则。2004年国家启动“985工程”二期计划，北京大学进一步提Hr以队伍建设为核心，以机制创新为动力，以交叉学科为重点的”指导方针，坚持“人才是北京大学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持续实施高层次人才战略。
为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北京大学着力打造3个层次的人才队伍。第一层次，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为主体的一流学者队伍；第二层次，以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为主体的中青年学者队伍；第三层次，以北京大学的“百人计划”，即“北京大学优秀青年人才引进计划”为主体的，35岁左右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人才队伍。这3个层次的人才队伍有机结合，构成了北京大学高水平教师队伍的核心。
持续实施人才战略特别是高层次创造性人才战略使北京大学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
第一层次的一流学者队伍是高水平教师队伍的核心。以各种方式为北京大学工作的院士，1999年初为27人，日前，在校工作的已达63人。北京大学于2005年初增设“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岗位，目前共有22位“资深教授”。这84人构成了北京大学近百人的最高层次人才队伍。
这其中有很多都是留学回国人员，在北京大学做出成绩后，当选为两院院士。
如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长江学者、生态学系主任方精云教授，从日本留学归国，2002年受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年仅45岁。2008年又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方精云教授发表中英文论文200余篇，发表杂志包括《科学》、《自然》、《美国科学院院刊》等国际顶尖杂志。他建立了我国陆地植被和土壤碳储量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尺度的陆地碳循环模式，为我国陆地碳循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1994年与易刚、张维迎、海闻等一起创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不到10年时间里，该中心就发展成为驰名海内外的研究中国经济和培养经济学人才的重镇。在林毅夫的带领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形成了一支完全由海归学者形成的教师队伍，在学界和师生中享有很高声誉，并于2008年在经济中心基础上成立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教授因其在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及有关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成果，200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7年成为首位受邀在英国剑桥大学世界顶级经济学讲座“马歇尔讲座”做演讲的中国学者，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第二层次的中青年学者队伍是高水平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10年来，北京大学共聘任116位长江学者，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74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42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引进37人。为充分发挥长江学者的突击队长作用，对于聘期届满考核优秀的长江学者，学校继续以长江学者名义聘任，待遇不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批准的15个“创新研究群体”的学术带头人中，有13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批准的14个“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的学术带头人中，有8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中，到目前为止已有5人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田刚、王诗、方精云、高松、赵进东。
长江学者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如物理学院龚旗煌教授所在的光学学科，原本比较薄弱，经过几年建设已经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教育部重点学科，龚旗煌教授也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973计划”首席科学家，团队成员也成长为国家重大科学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医学部尚永丰教授领导的创新群体，建立了一个现代化和高效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从结构、设备配置、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与国际一流实验室接轨的尝试。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高克勤教授主持建立了一个初具科研与教学功能的古脊椎动物进化生物学研究室，并领导研究组把北京大学的两牺爬行类早期演化课题的研究水平推列r国际前沿的高度。北京大学长江学者、分子医学研究所程和平教授，2000年受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4年与肖瑞平、周专一起创建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2006年完全辞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终身高级研究员职务。全职回国，志在打造中国心血管分子医学的“奥林匹克队”；程和平教授1993年发现细胞钙信号最基本单位“钙火花”，奠定了“钙火花学”的基础；2007年，担任科技部“973计划”项目“心脏的重大基础和疾病机理研究”首席科学家；近期完成的细胞活性氧信号研究工作，获评2008年度“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2008年中国科学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工作”，有望成为一项比“钙火花”发现更为重要的突破性进展；他近5年在北京大学的工作共有40余篇论文，发表在包括《自然》、《细胞》、《美国科学院院刊》等在内的国际一流刊物上。
第三层次的优秀青年人才是高水平教师队伍的后备力量。
北京大学于2005年启动“百人计划”，旨在引进35岁以下、能够开拓新的学科发展方向、具有较大发展潜力、有希望成为学术带头人的优秀青年人才，并在科研启动经费、薪酬待遇和后勤保障方面提供了优惠的配套政策，进一步壮大我校优秀人才队伍，扩大人才后备力量。
目前，学校已成功引进36位优秀青年人才。他们在回国短短几年时间里，已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如生命科学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蒋争凡博士，已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行列；天文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美籍华人彭逸西博士带领的研究小组，利用哈勃空间望远镜在室女座星系团里证认出了超过11000个球状星团，这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老年星团(球状星团)的巡天，研究结果首次强有力地证明了星团形成依赖于星系环境；心理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方方博士利用高分辨率核磁共振技术研究视知觉取得
的新进展，该发现挑战了初级视皮层仅仅能表达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大小信息这一传统观点，对于理解人类视皮层的功能和组织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努力开拓引才引智渠道
依托国家计划，煅造精锐力量，促进人才队伍建设。教育部实施的各类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历来都是北京大学引进优秀人才的重要载体。近几年来，通过教育部“春晖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北京大学引进了大批高层次创造性人才。
目前，北京大学已有136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紧紧围绕国家重点科研领域、重点学科发展方向、重点科技创新平台或科研基地设置，以创新团队为重要依托，北京大学已形成一个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两院院士和资深教授为代表的结构优化的人才梯队，并目，正在健康可持续性地发展壮大，将极大地提高学校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积极开拓引才新思路，探索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新机制。学校非常重视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上作，通过聘请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高层次人才担任院长，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优势，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新机制单位，开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特区。学校根据学科建设和人才引进的需要，赋予新机制单位更大灵活性、更多自。学校已聘请美国NIH高级资深研究员肖瑞平担任分子医学研究所所长，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陈十一担任工学院院长，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饶毅担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santa Cruz)分校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林潮担任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所长。
立足队伍建设长远目标，拓宽引智渠道，用好国际人才资源。作为北京大学“985工程”二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队伍建设为核心促进学科建设”的指导原则下，学校实施了“优秀青年人才引进计划”，以进一步壮大优秀人才队伍，扩大人才后备力量。同时，还设立了“北京大学海外学者讲学计划”，聘请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能够在正常学期或暑假期间开设符合学校教学要求的课程或具有学科前沿内容的系列讲座、开展学科发展前沿的其他交流活动的海外学者来校短期讲学。
尊重客观规律，重视管理研究，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北京大学在大力吸引人才的同时，注重引进、培养与使用有效相结合，注重引智引才并举、通过多种方式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对于诸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际学术大师，尊重客观现实，支持他们非全时地为北大工作。他们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开设短期课程、指导青年师生、推荐师生深造等方式，大量地介绍国际研究前沿，拓宽了师生的学术视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以才引才方面发挥了无法用简单数字来衡量的作用。比如，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受聘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以后，来中国和北京大学的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增多，大大提升了北京大学在国际学界的知名度，塑造了良好的开放形象。
全面推进教师队伍建设
为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教师职业发展特点的新型人事制度，北京大学于2003年启动了师资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队伍水平。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原则，建立总量控制、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分级流动、岗位管理的教师聘任和职务肾升制度，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和综合素质，增强教师队伍的竞争力，以适应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要求。
坚持公开招聘教师制度，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教师，有利于拓宽选拔人才的视野和渠道。在年度招聘教授时，设立专门对外招聘的教授岗位，择优聘任。2004年以来，北京大学通过公开招聘方式引进的教授共81人。这些引进的教授，都是同行业的佼佼者，也是通过严格的选拔程序最终确定的，已经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其中的部分教授，是学科建设的急需人才甚至是稀缺人才。同时，学校新聘教授的水平也在逐年提高，新聘教授平均篇数从2004年的16.4篇上升到2008年的22.8篇，论文的科技含量同步提高，部分院系还进一步要求科研论文的影响因子。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在“985工程”的支持和推动下，确定了可行的参照目标，明确了发展重点，采用了国际化科研组织方式，制定了符合国际惯例的学术评价指标和教师晋升、聘任标准。经过几年努力，拥有两院院士9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14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9位。2000年以来发表SCI收录论文每年保持在350～400篇，且高水平的文章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在化学与分子科学重要国际期刊，如影响因子大于3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比例从2001年的不到10％增加到2008年的58％；所有发表文章的平均影响因子从2001年的1.64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3.36。据ESI数据库统计结果，北京大学化学学科在全球科研机构前1％中排名69／891，是我国高校惟一进入国际前100名的研究单位。
营造和谐优良的学术环境和文化
北京大学一直秉承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学术传统，致力于营造和谐优良的学术环境与文化。通过不断完善制度与机制，尽可能为每位教师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发展环境，特别鼓励和支持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的成长。为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提供独立开展研究所需的空间、启动经费和研究生，鼓励他们从事创新性、前瞻性的工作，开辟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车和方向。
良好的基础实验设施和科学研究条件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必要条件。学校为引进的各类人才提供配套条件和启动经赞，并通过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为教师提供先进实验设备和条件，使优秀人才能够人尽其材，充分展示和发挥个人的专长和水平。同时，加性基础设施和先进实验设备的建设，积极为优秀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学校优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生源，为开展原创性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优良独特的条件。学校现在逐步实行5年硕博连读的培养方案，有利于优秀学生从事系统深入的创新性工作，同时改革研究生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研究生待遇。
当代科学的发展和重大科学技术成就的取得，越来越依赖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北京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共有87个国家再点学科，居全国高校前列。雄厚的学科实力为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根据学校“985工程”二期提出“以交叉学科为重点”的指导方针，学校专门成立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统筹学校前言交叉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合作。目前已成立“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生物医用材料与组织工程研究中心”、“理论生物学中心”、“磁共振成像研究中心”、“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环境健康研究中心”等6个前沿交叉学科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这座百年学府的人文底蕴和人文精神在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生命科学学院的邓宏魁教授是2000年受聘的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受聘后，邓教授充分发挥自己在国外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克服困难组建实验室，短短几年就做出了显著成绩。他成功克隆了小鼠，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填补了我国在小动物克隆方面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在动物克隆技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突破疾病治疗瓶颈和揭开基因功能谜底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并以雄厚的科研实力获得高达300万美元的比尔－梅琳达盖茨科研基金。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邓教授说：“一切更加激动人心，更富活力。从前我从未想过要在北京大学进行研究工作，因为我需要资源。但后来看来，我能够获得这些资源。整个环境正在发生改变。”邓教授回国前就职于美国波士顿一家干细胞生物公司，担任研发主任，公司给他提供了丰厚的股份，但当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聘期届满之后，他毅然决然放弃在美职位，续聘为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说：“我更看重北大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科研氛围”。
第15篇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os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ppened frequently， it needs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improv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of each department and the professional team construction， develop publicity and training， strength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f rotators and the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key research projects，handle disputes properly.
关键词： 高校；知识产权；保护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ntellectual property；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0-0314-03
0 引言
高校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主战场。高校知识产权保护事关创新型国家建设，也是高校本身赢得发展的必经之路。近几年，随着知识产权的宣传普及和知识产权激励政策的有效引导，高校科研人员对知识产权工作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然而，纵观我国高校知识产权保护现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困难，需引起重视。
1 知识产权流失的主要形式及原因
1.1 急于，致使专利丧失新颖性 当前，广大科研人员已经逐渐改变了过去“只重成果论文，而轻专利”的习惯，开始有意识的申请专利保护科研成果。然而在申请专利过程中，由于专利“新颖性”概念不清，或缺乏“先申请专利后公开”的意识，时常因为一时疏忽造成对技术方案的公开，致使专利申请因丧失新颖性，而不能授权。具有新颖性[1]的发明创造应不属于“现有技术”和“抵触申请”[2]。任何人在申请日之前公开技术方案使得技术方案处于任何人可合法获知的状态，将使技术方案构成“现有技术”。除传统的公开行为，以下几种情形需特别注意：①传统期刊论文是以论文正式刊登日为公开日，然而目前部分期刊采取网络预公开制度，使得论文在正式刊登前已经被公开；②学位论文实际公开日一般晚于学位论文首页记载的时间，该学位论文理应不会作为此期间申请专利的“现有技术”；然而对于专利审查员来说由于现有审查检索系统无法提供学位论文的实际公开日，因此学位论文首页记载的日期将被认定为实际公开日，除非申请人能够提供有力证明证明实际公开日。对于“抵触申请”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科研人员完成一系列关系紧密的技术成果时，由于未把握好系列成果间申请专利的先后顺序，致使在“先申请”成为“在后申请”的 “抵触申请”，而使“在后申请”丧失新颖性。由于专利文件需要满足对技术方案的“充分公开”，致使一份专利文件有时不得不包含其他系列成果的内容，对此可采用系列成果同日申请专利的策略。
1.2 缺乏专业知识，误将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了非职务专利 “职务发明创造”概念不清，错误的将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了非职务专利。部分科研人员认为下班后或退休后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非职务发明创造。其实并非如此，只要满足《专利法实施细则》[3]第十二条任意一款的，即为职务发明创造。无论是在职人员利用业余时间，还是退休人员返聘到学校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只要是主要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包括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向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或是履行单位交付的任务都应属于职务发明创造。
“申请人”[4]概念不清，错以个人名义申请专利。很多科研人员在明确要申请职务专利的前提下，错误的认为向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请求书”涉及的“申请人”和常规课题申报书、任务书中的“申请人”概念类似。认为申请人是指具体办理专利申请事务的发明人。其实，职务专利中申请人是指单位。此时，只有单位才是合法的专利申请人，只有单位有权提出专利申请。
1.3 科技合作交流与技术贸易中造成的知识产权流失 很大一部分高校科研人员与外单位签订的技术合同中，知识产权条款约定不明确，增加了高校知识产权流失的机率[5]。比如：虽约定了保密条款但缺少对技术秘密内容约定，使得日后对是否泄漏技术秘密难以认定；约定了“知识产权共享”但缺乏具体共享方式和范围。还有一部分科研人员只顾合同金额忽略知识产权保护[6]，轻而易举将知识产权拱手相让。有时甚至由于合同约定不明而将科研合同开展前高校已拥有的知识产权也让与委托方。高校科研人员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必须改变重技术、轻法律的习惯，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和谈判技巧的积累[7]，切不可目光短浅，对不公平条款一味委曲求全。
由于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使得对其准确评估非常困难，高校知识产权在运营中经常被低估。例如在技术入股时，没能对技术进行正确评估，仅把直接费用如科研费计算在内而未把预期经济效益算在内，低估知识产权真实价值。由于专利维护需要缴纳高额年费，有些科研人员认为与其因缴纳不起专利年费而使专利权终止，不如将专利低价许可或转让，许可费或转让费用常常低于该专利技术的开发费用。
1.4 人才流动带来的知识产权流失 近几年，为盘活高校科技资源，各地市政府相继出台鼓励及资助政策支持高校科研人员携带科研成果，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越来越多的高校科研人员响应政府号召，一方面在学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另一方面开办企业把自己掌握的新技术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8]。由此也带来了高校知识产权流失的一系列问题。首先，部分高校科研人员开办企业时使用了高校已经拥有的专利权或技术秘密未支付任何费用；其次，科研人员在校内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在所开办企业中开展的研究工作高度重合，难以界定企业运行阶段中科研人员完成的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再次，科研人员直接将校内各种先进仪器设备、实验装置为开办的企业开免费所用；更有少数科研人员将自己指导的学生作为廉价劳力派驻自己的企业工作。除科研人员兼职过程中易侵犯学校知识产权外，高校学生毕业后[9]擅自泄露、私自使用学校知识产权的情况也时常发生。
1.5 校名校标管理不到位 近年来，很多学校对校名、校标进行了商标注册，加强了校名校标的法律保护。但大多数学校校名、校标管理制度缺失或不完善，使得校内部门或个人侵犯本校校名校标的情况仍然频频发生。比如：学校产业集团未经校方批准直接将校名、校标用于设立公司的冠名中；高校院、系办学、办班未经校方批准直接在宣传活动和宣传资料中使用校名、校标。另有一部分学校管理制度相对严格，也有相对完整的审批流程，但在授权合作单位使用本校校名、校标的谈判过程中也时常低估或未考虑校名校标的经济价值。
2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
2.1 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加强各部门交流合作 学校应建立知识产权校、院、系三级管理体系。学校分管科技工作的校领导主管全校的知识产权工作，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部署。校办归口管理校名校标等工作，校科技处归口管理专利、商标、著作权（含计算机软件）、技术秘密等其他知识产权。校科技处具体负责全校知识产权工作的计划安排、宣传培训、检查实施、业绩考核等工作。各学院负责本单位的知识产权工作。另外，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密切配合，为知识产权工作持续、纵深发展提供保障。为使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应制定并完善知识产权（高校主要涉及专利、校名校标、技术秘密、著作权等）管理制度。同时注重知识产权制度同其他管理制度（科研、教学、人事、档案等）的有效融合[10]。
2.2 强化专业队伍建设、提高管理及教学水平稳定的知识产权 为适应知识产权管理专业性强、头绪多的特点，应加强管理队伍建设[11]，设立知识产权专、兼职岗位，建立一支既懂科技管理又懂知识产权法律和实务知识的管理队伍。同时，为顺利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培训，还应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师资队伍中不仅应包括法律专业老师、还应包括懂得具有专利实务经验、软件著作权登记经验、商标注册经验、专利检索经验的人员。
2.3 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培训，提高知识产权认知水平
加强知识产权宣传培训，是普及知识产权知识、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重要途径。高校应坚持“宣传工作常抓不懈”，利用宣传橱窗、横幅、大屏幕、校电台、电视台、校报、互联网等各种载体宣传知识产权知识、报道知识产权活动。开展知识产权培训活动要做到针对性强、实用性强.针对不同人员可以分别开展法律基本知识、知识产权法、合同法、合同技术经济、无形资产评估、专利撰写、信息检索、专利检索与分析、软件登记等专题讲座。另外，逐步将知识产权培训纳入必修课教育范畴[12]。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即包括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又包含专利等实务技能，将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培养成具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懂得合理利用知识产权资源、能够处理知识产权实务的复合型人才。
2.4 加强流动人员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传统人事制度的变革，高校科研人员流动日益频繁。人才流动有利于加强学术交流、调节资源余缺，应该鼓励与支持。然而也必须警惕所引发的知识产权流失问题。学校所拥有的知识产权很多是以“技术秘密”的形式储存在科技人员的头脑中的，很多未申请专利，未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这种“自我保护”状态下的知识产权极易随着科技人员的调动而流失。另外，虽然很多学校实行了科研资料的归档制度，对保护学校的科技成果起到了一定效果。但相关科研人员调离后想要再从归档后的科研资料查找出相关技术方案实属困难。专利文献[13]经过专利人的梳理编辑，具有格式统一规范，高度标准化的特点。如果这些科技成果申请了专利则可以更方便的加以利用。加强流动人员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可以采取了一些列措施：通过在校期间的宣传培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构建“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校园文化氛围；实施激励政策，鼓励专利申请；学校教职工和研究生离校必须签订保护学校知识产权协议。
2.5 加强重点科研项目的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 对有重大经济利益、社会效益、对国家建设有重要影响的科研项目，逐步实施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14]，力求知识产权管理与科研生产等环节管理的有机融合。在项目立项论证时，进行查新检索；科研项目研究中，跟踪国内外专利发展状况；项目鉴定、验收前，采取合适的保护措施；项目验收时确保技术资料、研究报告归档完整；项目结题后继续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并积极推进相关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制定、技术产业化等工作。
2.6 妥善处理纠纷、遏制侵权行为 对擅自许可或转让本校无形资产，擅自泄漏本校技术秘密，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学校无形资产流失的学校师生员工，应予以严肃处理。对侵犯学校专利技术、校名校标等知识产权的其他单位或个人，一旦发现，立即采取措施，遏制侵权行为，维护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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