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保险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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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团体保险已成为现代员工福利计划的最重要的保障方式之一。团体保险以团体为投保人，用同一张保单承保多个成员的风险，具有投保成本低、管理简便，能够部分消除逆向选择等特点，从而在成本上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因此在高速发展的我国极具前景。
1我国团险业务的历史演进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商业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商业保险业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恢复商业保险业务至上世纪90年代初，保险产品主要以简易人身保险为主，产品结构比较单一。而产品的销售只能通过单位推销人身保险，保费低保额小。从市场需求角度考虑，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收入少且社会保障较充分，对保险产品的需求少而缺乏弹性。这一时期的团体保险多表现为团体，仅指团体投保，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团体保险。
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前期，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飞速发展，保险业也呈现井喷之势。从保险的需求方分析，此阶段居民虽已有一定积蓄，但鉴于社保和国企改革尚未启动，对社保和养老方面的保险需求仍然不足。再加上专职人的引入使个保基本转为人销售为主，团险业务受到明显挤压。而保险公司为了迎合“双高”时的市场而推出的各类储蓄型产品和团体年金产品，因随后的连续降息而蒙受巨大的利差损。在此阶段，虽然团体保险的保费收入有了一定增长，但从其在行业的地位来看，处于下降阶段。
第三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对团体保险的需求激增，原因如下：一从企业角度，原来由国营企业承担的养老和医疗等福利制度取消，福利制度成为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之一，团体保险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工具；二从国家角度，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造成了“未富先老”的局面，巨大的社会保障压力使政府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其中企业年金正是重要支柱之一；三从消费者角度，由于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医疗、养老体系都不健全。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消费者自我保障的欲望强烈，大大激发了对此方面的保险需求。国内的保险主体也不断增加，各种新型团体保险产品不断涌现，寿险业进入产品转型期。企事业单位对团体保险的认识日益加深，中国的团体保险业务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2我国团体保险业务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
（1）国家政策鼓励发展商业保险。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统筹发展城乡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该文件的出台体现了政府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力度，鼓励商业保险发展的决心，同时给团体保险业务的发展带来了利好信息。
（2）团体养老保险税收政策不到位。根据《通则》及财政部2003年下发的《关于企业为职工购买保险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3）61号）规定，补充医疗保险可以享受4%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若严格按定义归类，以重大疾病为保险责任的险种是不属于享受补充医疗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另外团体补充养老保险与信托型的企业年金从大的范围来讲，同属于补充养老保险。但《通则》下发后各省并没有出台给予补充养老保险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从现有税收政策看，团体养老保险无论是企业交费还是个人交费均缺乏税收优惠政策，推动困难。政策上的制约压缩了团体保险业务发展的空间。
（3）管理式医疗保险不计保费收入。《保险行业新会计准则实施指南》中明确：“如果仅具有保险的法律形式，但并无保险风险，或保险风险没有发生转移的合同不属于保险合同。”由此可见，管理式医疗不定义为保险合同，不计算保费收入。意味着对于要做大寿险保费收入的公司来说，单纯的管理式医疗产品需要做相应的修改，增加一定的保障因素，或者放弃该类业务的推动。3团险业务销售方式的分析
团体保险的销售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类，直销、中介和交叉销售。除了这三种渠道外，还存在其他的销售模式.例如通过互联网络、国际共保组织进行销售以及职团等。下表是对三种主要销售渠道的对比分析
4销售渠道组合策略
目前团体保险销售最先进的模式是公司综合运用各种渠道，采取多层次的分销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保险人采用各种不同的渠道销售产品。同时，可以通过不同渠道的组合，达到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目的。因此，选择团体保险分销渠道组合的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组合中的渠道，必须是那些能够为公司带来某个目标市场的许多交易的渠道。
选择分销渠道组合的模式，需要根据市场的情况、产品生命周期的情况来进行，主要的策略有：
第一，密度策略。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特定的目标市场上所采用的分销渠道的多少。保险公司可以同时采用尽可能多的分销渠道来销售团体保险产品，这种方式虽然能够迅速占领市场份额.但由于团体保险客户的有限性，渠道间的竞争导致成本增加。保险公司还可以挑选最为合适的渠道来销售针对特定的团险产品，这种方式能够充分挖掘细分市场潜力，提供更专业的客户服务，但保险公司容易进入过度操纵的管理误区。另外还可以采用独家分销策略，这里的独家分销策略不是指保险公司只选择一种分销渠道，而是指某些特定的团体保险产品只能采取一种分销渠道。这种策略能够保证各种渠道之间避免竞争性，但容易受到渠道制约。
第二.团体保险产品生命周期分销渠道策略。团体保险分销渠道的组合策略必须与所销售的产品的生命周期相匹配。对于投入期的产品，如果保险公司的产品不易模仿，可以选择可控性较强的渠道组合，以避免大规模的资金风险。如果产品易模仿，就要选择广泛的分销渠道，以迅速占领市场。对于处于成长期的产品，保险公司应该选择广泛的分销渠道，以维持和扩大市场份额。对于处于成熟期的产品，在达到销售目标的时候.保险公司可以考虑放弃某些分销渠道，以减少成本。对于处于衰退期的产品，保险公司可以取消部分分销渠道，只保留效益好的少数渠道。
第三.市场细分策略。在激烈竞争的保险市场中，任何保险公司都不可能占领全部市场，这就需要根据自身优势对市场进行细分并且确定目标市场。市场细分就是依据保险购买者对保险商品需求的偏好以及购买行为的差异性，把整个市场划分为若干个需求与愿望各个相同的消费群。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保险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营销优劣选择合适的目标市场。
总体而言，团体保险分销渠道的选择，需要考虑一些原则，主要有经济性原则，即渠道的选择能够为保险公司带来利润最大化；有效性原则，即分销渠道能够为保险公司带来优质业务并且能够增加现有客户忠诚度，吸引潜在客户；控制性原则，即保险公司能够控制分销渠道，以使其能够符合公司的发展策略；适应性原则，即选择的分销渠道必须能够适应变化的营销环境；匹配性原则，即分销渠道的选择能够和团体保险产品的复杂性相匹配。
参考文献
第2篇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商业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商业保险业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恢复商业保险业务至上世纪90年代初，保险产品主要以简易人身保险为主，产品结构比较单一。而产品的销售只能通过单位推销人身保险，保费低保额小。从市场需求角度考虑，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收入少且社会保障较充分，对保险产品的需求少而缺乏弹性。这一时期的团体保险多表现为团体，仅指团体投保，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团体保险。
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前期，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飞速发展，保险业也呈现井喷之势。从保险的需求方分析，此阶段居民虽已有一定积蓄，但鉴于社保和国企改革尚未启动，对社保和养老方面的保险需求仍然不足。再加上专职人的引入使个保基本转为人销售为主，团险业务受到明显挤压。而保险公司为了迎合“双高”时的市场而推出的各类储蓄型产品和团体年金产品，因随后的连续降息而蒙受巨大的利差损。在此阶段，虽然团体保险的保费收入有了一定增长，但从其在行业的地位来看，处于下降阶段。
第三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对团体保险的需求激增，原因如下：一从企业角度，原来由国营企业承担的养老和医疗等福利制度取消，福利制度成为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之一，团体保险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工具；二从国家角度，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造成了“未富先老”的局面，巨大的社会保障压力使政府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其中企业年金正是重要支柱之一；三从消费者角度，由于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医疗、养老体系都不健全。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消费者自我保障的欲望强烈，大大激发了对此方面的保险需求。国内的保险主体也不断增加，各种新型团体保险产品不断涌现，寿险业进入产品转型期。企事业单位对团体保险的认识日益加深，中国的团体保险业务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2我国团体保险业务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
（1）国家政策鼓励发展商业保险。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统筹发展城乡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该文件的出台体现了政府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力度，鼓励商业保险发展的决心，同时给团体保险业务的发展带来了利好信息。
（2）团体养老保险税收政策不到位。根据《通则》及财政部2003年下发的《关于企业为职工购买保险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3）61号）规定，补充医疗保险可以享受4%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若严格按定义归类，以重大疾病为保险责任的险种是不属于享受补充医疗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另外团体补充养老保险与信托型的企业年金从大的范围来讲，同属于补充养老保险。但《通则》下发后各省并没有出台给予补充养老保险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从现有税收政策看，团体养老保险无论是企业交费还是个人交费均缺乏税收优惠政策，推动困难。政策上的制约压缩了团体保险业务发展的空间。
（3）管理式医疗保险不计保费收入。《保险行业新会计准则实施指南》中明确：“如果仅具有保险的法律形式，但并无保险风险，或保险风险没有发生转移的合同不属于保险合同。”由此可见，管理式医疗不定义为保险合同，不计算保费收入。意味着对于要做大寿险保费收入的公司来说，单纯的管理式医疗产品需要做相应的修改，增加一定的保障因素，或者放弃该类业务的推动。
3团险业务销售方式的分析
团体保险的销售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类，直销、中介和交叉销售。除了这三种渠道外，还存在其他的销售模式.例如通过互联网络、国际共保组织进行销售以及职团等。下表是对三种主要销售渠道的对比分析
4销售渠道组合策略
目前团体保险销售最先进的模式是公司综合运用各种渠道，采取多层次的分销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保险人采用各种不同的渠道销售产品。同时，可以通过不同渠道的组合，达到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目的。因此，选择团体保险分销渠道组合的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组合中的渠道，必须是那些能够为公司带来某个目标市场的许多交易的渠道。
选择分销渠道组合的模式，需要根据市场的情况、产品生命周期的情况来进行，主要的策略有：
第一，密度策略。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特定的目标市场上所采用的分销渠道的多少。保险公司可以同时采用尽可能多的分销渠道来销售团体保险产品，这种方式虽然能够迅速占领市场份额.但由于团体保险客户的有限性，渠道间的竞争导致成本增加。保险公司还可以挑选最为合适的渠道来销售针对特定的团险产品，这种方式能够充分挖掘细分市场潜力，提供更专业的客户服务，但保险公司容易进入过度操纵的管理误区。另外还可以采用独家分销策略，这里的独家分销策略不是指保险公司只选择一种分销渠道，而是指某些特定的团体保险产品只能采取一种分销渠道。这种策略能够保证各种渠道之间避免竞争性，但容易受到渠道制约。
第二.团体保险产品生命周期分销渠道策略。团体保险分销渠道的组合策略必须与所销售的产品的生命周期相匹配。对于投入期的产品，如果保险公司的产品不易模仿，可以选择可控性较强的渠道组合，以避免大规模的资金风险。如果产品易模仿，就要选择广泛的分销渠道，以迅速占领市场。对于处于成长期的产品，保险公司应该选择广泛的分销渠道，以维持和扩大市场份额。对于处于成熟期的产品，在达到销售目标的时候.保险公司可以考虑放弃某些分销渠道，以减少成本。对于处于衰退期的产品，保险公司可以取消部分分销渠道，只保留效益好的少数渠道。
第三.市场细分策略。在激烈竞争的保险市场中，任何保险公司都不可能占领全部市场，这就需要根据自身优势对市场进行细分并且确定目标市场。市场细分就是依据保险购买者对保险商品需求的偏好以及购买行为的差异性，把整个市场划分为若干个需求与愿望各个相同的消费群。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保险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营销优劣选择合适的目标市场。
总体而言，团体保险分销渠道的选择，需要考虑一些原则，主要有经济性原则，即渠道的选择能够为保险公司带来利润最大化；有效性原则，即分销渠道能够为保险公司带来优质业务并且能够增加现有客户忠诚度，吸引潜在客户；控制性原则，即保险公司能够控制分销渠道，以使其能够符合公司的发展策略；适应性原则，即选择的分销渠道必须能够适应变化的营销环境；匹配性原则，即分销渠道的选择能够和团体保险产品的复杂性相匹配。
参考文献
第3篇
一、船东投保的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保险性质探讨
(一)船东投保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纠纷现状
在青岛海事法院管辖范围内的威海、石岛、胶南等地，很多船东对其船上固定数额的船员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其他海事法院管辖范围内也有类似情况发生。多为保险期间发生了保险单约定的船员在海上的人身意外伤害和死亡的保险事故，船东主动向死伤者支付各种费用或因诉讼向死伤者进行赔偿后，凭保险单向保险公司请求支付保险金，保险公司拒绝后，船东向法院提讼。也有当事船舶的受伤船员本人或死亡船员家属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支付保险金或到法院对保险公司提讼的情形。各保险公司对每项支付请求的处理也不尽相同，甚至一个保险公司不同的分公司、支公司对类似的支付请求处理方式也不相同。究其原因，根源在于，虽然各保险公司对该保险品种的相关事项在保险条款中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是实践操作中的不规范、记载事项不全面等情况，导致对该项保险的性质认定出现分歧，进而出现发生保险事故后究竟谁有权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以及保险公司应当将保险金支付给谁才能合法地解除保险责任这一保险目的无法确定。有的保险公司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不敢将保险金支付给任何一方，只有法院判决了，才能确定自己的正确支付对象。由此，法院的判决就显得更为重要。要解决上述矛盾和突出问题，就要从根本问题上入手，首先要对该项险种的性质，包括应然性质和实然性质进行认定。
(二)船东投保的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保险之性质认定
1．船东投保的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保险之应然性质认定
该项保险的应然性质，即该项保险在记载事项完全，并且符合法律规定和保险条款的约定时，所具有的固然的性质①。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应当记载如下内容:(1)投保人，即某船船东及该船东姓名;(2)投保人数，多为雇佣人员及船员的人数;(3)附被保险人名单，即与投保人数相同的船员名单;(4)保险内容及保险金最高限额，保险内容多为两项:一是意外伤害死亡或残疾，二是意外医疗费用;(5)保险金最高限额，通常约定总限额及每人赔偿限额;特别约定:(6)保险事故的限定范围(多限定在出海作业时发生事故)以及赔付按出险人数与投保人数比例赔付等特别事项。关于该项保险的应然性质，在保险业及司法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项保险的性质为人身保险。其理由是，仅从其保险名称来看，即属于意外伤害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简称《保险法》)第95条的规定，保险公司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可见该项保险应当属于人身保险。另一种观点认为，该项保险的性质为责任保险(船东/雇主责任险)。其理由是，多数纠纷发生后，船东所陈述出的其投保此项保险的目的为的是转移其对船员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的规定，对合同的解释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予以解释，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保险合同的约定事项有两种以上解释时，应当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因此，当船东提出其投保目的与保险单记载不符时，应作出有利于船东的解释，即应当为责任保险。关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此项保险的应然性质，除一个特例为责任保险外，应当为人身保险。第一，从立法角度分析。《保险法》中的责任险属于财产险。从《保险法》给出的三者的定义来看②，《保险法》对各类保险的设置，是以保险标的的不同为标准加以区分并进而分类的。如此一来，要对该项保险进行性质认定时，只要抓住保险标的这一项内容即可。然而从保险单的表面记载和保险条款的约定中，该项保险的保险内容为团体人员的意外伤害死亡或残疾以及意外医疗费用，如何区分保险标的是人身还是责任呢?因此还需要从另一个简单明了的角度进一步分析。第二，从实践角度分析。从司法实践来看，由于《保险法》明确规定，被保险人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因此，船东投保的责任险中，被保险人是船东，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船东是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请求权人。而船东为其受雇船员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中，应当附有被保险人名单，被保险人一般为受雇于该船东的船员，发生保险事故后，该船员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因此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看被保险人是船东还是船员。从这一角度看，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可以简便地分析出其性质为人身保险。第三，从保险条款约定的合同当事方和关系方的角度分析。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的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通用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条款为例，该条款对合同当事人和关系人均做出了明确规定:投保人是“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的合法团体”;被保险人是“被保险人名册所载人员”，且是该团体的“在职人员”;使用了人身保险特有的“受益人”概念、并约定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情形。从保险条款的这些概念性界定看，保险公司设置该项保险时，即将其设置为人身保险;因此，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应当认定为人身险。第四，从意外伤害医疗费用受益人的约定分析。在约定意外医疗费用保险金的受益人时，运用了实际支付原则，即医疗费的实际支付人为受益人，实际支付人是不特定的人。在事故发生后，如果船东实际支付了该项医疗费用，则船东的该部分雇主责任得到部分转移。此部分的约定，可以视为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或然性责任保险性质。综上，该项保险在各种事项登记完备时除船东实际支付医疗费用请求支付保险金时具有责任保险的性质以外，其应然的保险性质为人身保险。
2．船东投保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船东责任保险的区别
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1］船东责任保险是其中的一种，是指由船东支付保险费，以船东对其船员和其他与船舶有关人员的人身伤亡或疾病以及船舶碰撞等产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①。船东责任保险的标的不仅包括对其雇员发生意外造成人身伤亡、疾病等时产生的责任，还包括人员以外的船舶产生的责任。其范围相对较广。实践中，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船东责任保险常常产生混淆，是因为二者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一是投保人均为船东;二是涉及的人员均为船东所雇佣的人员;三是仅人员保险部分，二者的承保项目在表面更为相似，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的承保范围主要有两项:意外伤害死亡或残疾和意外伤害医疗费用;船东责任险的承保范围较为广泛，以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的保险条款为例，主要有:(1)人员伤、病或死亡-入会船船员;(2)人员伤、病或死亡-除入会船船员外的其他人员及对旅客的责任;(3)船员遣返及替换费用;(4)个人物品的灭失或损坏;(5)船舶全损船员失业赔偿;(6)由某些补偿协议或合同所产生的责任。而其中关于人员伤、亡等事项与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极具雷同性。但细加分析，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船东责任保险有以下几点主要区别。第一，保险种类不同。前者可能为责任险或人身险(意外伤害险);后者则确定为责任保险(对外产生的赔偿责任)。第二，被保险人不同。前者为约定的或者所附名单的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可能为船东，也可能为团体中的一员;后者确定为船东。第三，受益人不同。在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中，受益人为团体成员、约定的受益人或其亲属或法定继承人;因船东责任保险为财产保险的一种，在该保险中没有受益人的概念。第四，保险事故不同。前者为被保险人员遭受约定的意外伤害;后者为船东对第三者承担或即将承担赔偿责任。第五，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不同。前者为事故发生之日或者知道或应当知道事故发生之日②;后者为自船东遭到索赔或向第三者进行赔偿之日。
3．不同的保单记载事项下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之实然性质
认定实践中，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之所以会在性质上产生很大的分歧，是因为仅仅从保单表面记载的保险内容或保险项目，很难从实质上判断该项保险的保险标的，因此从立法角度区分该项保险的性质不甚容易。通过多年的实践总结，最好的区别两类性质的保险的方法，就是从保险单对当事人和关系人的约定入手，更确切地说是从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约定入手，从究竟由谁拥有保险金的请求权这一角度予以区分。船东拥有请求权的，为责任保险;发生意外的船员或雇员拥有请求权的，为人身保险。在实践中，船东为其雇佣人员投保该项保险的情形究竟如何?梳理保单记载的合同当事人和关系人的不同情况，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情况一:记载了投保人(某船船东)及投保人数，附有与投保人数相同的被保险人名单，没有受益人约定。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为有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请求权的人;没有约定受益人的，被保险人为受益人，被保险人死亡的，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因此，发生保险事故时，亦即被保险人即受雇于该船东的船员受到保险单约定的意外伤害时，该船员或其法定继承人有权请求保险金;此时，保险标的为该船员的生命、身体和健康，该保险为人身保险。情况二:记载了投保人(某船船东)及投保人数，被保险人为船东，没有受益人约定。船东为了转移自己的雇主责任，为受雇船员投保此项保险，发生保险事故后，船东成为有权请求保险金的人，其可以直接将自己对船员的部分或全部雇主责任进行转移。保险标的是船东所可能承担的对外责任，此时，该项保险为责任保险。情况三:记载了投保人(某船船东)及投保人数，附有与投保人数相同的被保险人名单，受益人约定为船东。这种情形在《保险法》2009年修改前出现最多;《保险法》修改后该种情形已经被明确禁止。该种情形多是船东以投保此项保险达到投保雇主责任保险的目的，将其对外赔偿责任进行转移的一种方式。《保险法》修改之前，该项保险为责任保险;《保险法》修改后，该项保险则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情况四:记载了投保人(某船船东)及投保人数，没有附被保险人名单，没有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约定。此时，该项保险的性质属于待定状态。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对于约定不明的事项，当事人也就是保险人和投保人可以进行补充协议，视补充协议内容根据前述方法判断保险性质。达不成补充协议的，应当根据不同案情视为主要事项约定不明或重大误解，合同不成立或可撤销。
二、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案件的相关司法问题
(一)管辖
船东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案件，多数会在保险单上特别约定保险事故应当发生在出海作业期间，则可以认定，此时的保险事故属于“海上保险事故”，海事院对该类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呢?让我们历数相关的程序法来研究这一问题。1984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海事法院几个问题的决定》，暂定的海事法院收案范围为18类海事案件和海商案件，其中第10种，为海上保险业务纠纷案件。但对于什么是“海上保险业务纠纷”并没有给出定义或范畴。1999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4条、第6条等相关管辖权的法条也未予明确。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规定的63种案件类型中，第28种为“海上保险、保赔合同纠纷案件，其中包括水运货物保险、船舶保险、油污和其他保赔责任险、人身保险、海上设施保险、集装箱保险等合同纠纷案件。”该规定虽然没有将“海上保险合同纠纷”的定义予以明确，但却列明了其所包括的范围，其中将涉及海上的保赔责任险和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均划入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中。因此，无论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性质为责任保险还是人身保险，都可以由海事法院进行管辖。
(二)法律
适用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纠纷案件确定管辖权问题后，接下来需要确定的重要问题就是法律适用问题。在中国，关于保险合同的主要立法有两部，一是《保险法》，二是《海商法》;前者为普通法，后者为特别法。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是否属于《海商法》规定的海上保险合同，则决定了此类案件的审理能否优先适用《海商法》这一特别法的规定。
1．《海商法》中海上保险合同的界定标准暨与《保险法》中普通保险合同的区分
第一，以合同当事方为界定标准。《保险法》第2条对“保险”的内容作了详尽的规定，这应当是保险合同所包含的核心内容:“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第10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可见，《保险法》中的合同当事方为投保人和保险人，投保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约定事故给付保险金。《海商法》第216条第1款对海上保险合同则规定:“海上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对被保险人遭受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和产生的责任负责赔偿，而由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费的合同。”可见，海上保险合同当事方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约定事故负责赔偿。当然，《保险法》第12条规定，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当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时，上述判断标准似乎在形式上不再奏效，但从实质内容来看，《保险法》中合同当事方仍然是投保人，而不是被保险人。从法理上理解，《保险法》中的保险合同为射他合同，是为他人的利益而约定的合同;投保人同时为被保险人的情形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形。而《海商法》中的海上保险合同则是常规的特定相对人的合同，约定的只是合同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以保险事故为界定标准。《保险法》第16条规定:“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可见该事故泛指约定范围内的一切事故。《海商法》第216条第2款规定:“前款所称保险事故，是指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的任何海上事故，包括与海上航行有关的发生于内河或者陆上的事故。”该条对保险事故进行了明确规定，核心内容为“海上事故”，并且包括与海上航行有关的发生于内河或者陆上的事故。所以，当保险事故约定在“海上事故”范围内时，则应符合《海商法》中的海上保险事故的规定。第三，以保险标的为界定标准。《保险法》根据不同的保险标的区分了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两种不同性质的保险，根据《保险法》第12条的规定，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人的寿命和身体;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财产及其有关利益。并且该两种性质的保险均在《保险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因此，《保险法》中的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为:人的寿命和身体，以及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海商法》第218条规定:“下列各项可以作为保险标的:(一)船舶;(二)货物;(三)船舶营运收入，包括运费、租金、旅客票款;(四)货物预期利润;(五)船员工资和其他报酬;(六)对第三人的责任;(七)由于发生保险事故可能受到损失的其他财产和产生的责任、费用。”从这七项的列举不难看出，其保险标的只限于财产和责任，而不包括人身(寿命和健康)。综上，《海商法》中的海上保险合同，是保险合同的特别规定。当一保险合同同时具有上述三方面的特征，即合同方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保险事故为“海上事故”、保险标的为七项特别规定的限于财产和责任的标的，则能认定该保险合同为海上保险合同，应当优先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有学者也在相关文献中阐述了与笔者相类似的观点，认为《海商法》对保险标的的限定“将海上保险标的与其他财产保险的标的区分开来，其法律意义在于:仅在保险标的为海上保险标的时，才有海商法的适用。”［2］
2．船东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法律适用问题
首先，因该项保险特别约定了保险事故是在“出海作业期间”，则限定了保险事故为“海上事故”，符合上述第二个特征。其次，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时，则表面符合上述第一个特征;若不相同时，则不符合。再次，当该项保险符合被认定为责任保险的性质的情形时，则符合第三个特征;若被认定为人身保险的性质的情形时，则不符合。因此，该项保险只有在约定投保人为被保险人，以及保险性质符合责任保险，二者同时具备时，才能符合《海商法》对海上保险合同的规定，才能优先适用《海商法》，其他任何一种不具备上述三个标准的情形，均应适用《保险法》。
三、结语
第4篇
论文摘要:世界各国的企业年金营运模式，可以大致划分成直接承付模式、保险合同模式、基金会模式以及养老信托模式四大类。不同类型模式实际上正是适应了不同层次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才表现出各具特色的活力。只要这些模式能够互相配合，就能够共同支律起补充养老保津的大任。因此，对企业年金运管模式优劣的最终选择权应该当之无愧地属于市场。
一、直接承付模式
直接承付模式是企业直接向本企业退休职工支付养老金。这种模式中的养老金可以由企业事先积累一笔基金支付，也可以由企业从当期利润中支付。采取直接承付模式的多是一些大型企业和行业，其目的在于更直接地控制和使用基金，因为企业年金基金的大部分将投资于本企业的股票。该种模式下，企业一般通过内部的资金管理和会计部门负责企业年金基金的管理，而象实际操作中精算、法律与投资管理等涉及到较强专业领域的工作往往委托给相应的专家或金融机构来完成。采用这种模式的企业依然可以将企业年金计划设计成DC和DB型两种。由于参加计划的人员局限于本企业，受益人相对固定，而且受益人只有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才能领取养老金，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时间稳定。因此，从运作原理上，该模式类似于私募基金。
二、保险合同模式
保险合同模式是指企业通过与商业保险公司签定“团体保险合同”，将企业和个人资产以缴费的形式转移到保险公司，从而取得保险公司养老保障承诺的一种形式。在团体年金保险中，企业以团体投保的形式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年金保险，形式较为灵活。作为投保人的团体组织，可以是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可以是独立核算的社会团体。被保险人往往是团体指定的在职人员，不仅包括单位正式职工，还可以包括临时工等其他人员。由于采用集体参保的方式，团体年金保险的承保成本低，较大规模的团体年金保险还可以通过参保人员和保险公司的协商机制灵活地制定合同条款。
三、基金会模式
基金会在大陆法系中的地位属于财团法人，财团法戈与社团法人相对应，指法律上为特定目的财产集合赋予民事权利能力而形成的法人，财团法人制度主要规定在民法典中。由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物权概念上的分歧，后者并没有完全对等的法律概念，类似的概念是所谓的公益信托。我国民法上并无财团法人的位置，只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四种。一般而言，财团法人比信托制度更具有组织性，尤其对规模较大、具有持久性的公益事业，更为有利。基金会的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原则:一是独立运作原则，基金会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分离，基金会仅享有在规定范围内的剩余控制权;二是社会监督原则。
四、养老信托模式
该模式建立在金融信托法律关系基础之上，根据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法有关规定，养老基金作为受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与稳定性，形成一个独立的财产实体。其独立性主要表现为三个“不可追及性”，一是信托财产与委托人其他财产相区别，委托人过失“不可追及”信托财产。一旦信托合法设立，委托人死亡或被依法解散、撤消、宜告破产时，如果委托人和受益人不是同一人，则信托继续存续，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时，信托才终止。二是信托财产与受托人的财产相区别，受托人过失“不可追及”信托财产。受托人死亡或依法解散、撤消、被宜告破产而终止时，信托财产不属于其遗产或清算财产，不承担民事责任。三是信托财产与属于受益人的财产相区别，受益人过失“不可追及”信托财产。
五、几种模式的综合比较
面对纷繁复杂的企业年金营运模式选择，我们很难简单地得出哪种模式最优的结论。企业年金作为现代经济社会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并不是孤立存在于真空中的抽象的经济机制。实际上，各种企业年金营运模式都只能根植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土壤，反映一定的历史文化存在，同时又与其存在紧密的关联，在关联与互动中演化出千姿百态的具体的年金计划形式。
但是，如果把这些不同的模式放在具体的尺度下考察，还是可以看到它们在这些指标下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我们选择的尺度是:对计划受益人利益的保护;同资本市场发展的互动关系;计划运营的交易成本等。
1.对计划受益人利益的保护
比较以上几种运营模式，对企业年金计划受益人利益保护最完善的当属于养老信托模式和基金会模式。在两种模式中，都确立了企业年金基金同雇主财产以及受托人自有财产相分离的原则，企业年金基金的独立性使得其有效地隔离了破产风险。尤其在养老信托模式下，在信托法律关系发达的国家，企业年金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年金管理机构，专业投资机构，基金托管人以及各种中介组织之间，通过信托和合同法律关系加以规范与约束，各主体之间也有相互监督的职责。 相比之下，保险合同模式和直接承付模式下，企业或雇主的行为容易损害计划受益人的利益，对计划受益人的利益保护机制相对较弱。在保险合同模式下企业以购买团体险的方式将企业资产转移到保险公司，实际上保险公司和企业之间发生的是一种交易关系，企业得到的是以合同方式为法律凭证的收益承诺，保险公司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运用的资产，尽管从保险公司的内部管理来看，保险公司将企业投保保费看成是必须到期偿还的一种负债，但保险公司已经取得了对这部分资产的处置权和支配权。保险公司实际上承担了账户管理、投资管理、资产保全等主要服务功能，并且完全依靠保险公司通过内控制度建设来进行风险管理，管理方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和管理风险，出现违约或难以履约的可能性，最终导致计划受益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直接承付模式中，由于企业年金基金无法同企业的自有资金相独立，挤占挪用基金资产就无法在制度上加以防范，同时，对基金资产的信息披露和有效监督都不够充分，其基金的安全性要更差一些。
2.同资本市场发展的互动关系
综合各个国家企业年金发展的历史，养老信托模式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较大催生和刺激作用。首先，信托财产的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相分离，强调受益人利益的保护，有利于完善投资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资本市场形成一股强大的群体监督力量。其次，在信托模式中，形成了以受托人为核心，各金融机构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受托人可以根据金融机构的效率和业绩遴选业务“外包”对象，从而有利于建立竞争性的金融市场。第三，信托型制度可以极大地刺激新型金融产品诞生和新兴金融机构的发展。这是因为在资本市场与企业年金之间必然出现有效率的金融服务供应商，而后者必然将前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之息息相依。
3.计划运营的交易成本
毫无疑问，养老信托模式下的法律关系最为复杂，层层的委托关系下对资本市场的成熟完善程度和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要求较高，故此，该模式的交易成本是最高的。
六、中国企业年金营运模式选择
劳动社会保障部颁布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第十条规定“企业年金基金实行完全积累，采用个人帐户方式进行管理”。第十五条规定“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应当确定企业年金受托人(以下简称受托人)，受托管理企业年金。受托人可以是企业成立的企业年金理事会，也可以是符合国家规定的法人受托机构”。第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可以委托具有资格的企业年金帐户管理机构作为帐户管理人，负责管理企业年金帐户;可以委托具有资格的投资运营机构作为投资管理人，负责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运营。受托人应当选择具有资格的商业银行或专业托管机构作为托管人，负责托管企业年金基金。受托人与帐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确定委托关系，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以上三条规定实际上确定了中国企业年金的主流模式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流行的养老信托模式。
第5篇
论文摘要:世界各国的企业年金营运模式，可以大致划分成直接承付模式、保险合同模式、基金会模式以及养老信托模式四大类。不同类型模式实际上正是适应了不同层次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才表现出各具特色的活力。只要这些模式能够互相配合，就能够共同支律起补充养老保津的大任。因此，对企业年金运管模式优劣的最终选择权应该当之无愧地属于市场。
一、直接承付模式
直接承付模式是企业直接向本企业退休职工支付养老金。这种模式中的养老金可以由企业事先积累一笔基金支付，也可以由企业从当期利润中支付。采取直接承付模式的多是一些大型企业和行业，其目的在于更直接地控制和使用基金，因为企业年金基金的大部分将投资于本企业的股票。该种模式下，企业一般通过内部的资金管理和会计部门负责企业年金基金的管理，而象实际操作中精算、法律与投资管理等涉及到较强专业领域的工作往往委托给相应的专家或金融机构来完成。采用这种模式的企业依然可以将企业年金计划设计成dc和db型两种。由于参加计划的人员局限于本企业，受益人相对固定，而且受益人只有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才能领取养老金，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时间稳定。因此，从运作原理上，该模式类似于私募基金。
二、保险合同模式
保险合同模式是指企业通过与商业保险公司签定“团体保险合同”，将企业和个人资产以缴费的形式转移到保险公司，从而取得保险公司养老保障承诺的一种形式。在团体年金保险中，企业以团体投保的形式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年金保险，形式较为灵活。作为投保人的团体组织，可以是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可以是独立核算的社会团体。被保险人往往是团体指定的在职人员，不仅包括单位正式职工，还可以包括临时工等其他人员。由于采用集体参保的方式，团体年金保险的承保成本低，较大规模的团体年金保险还可以通过参保人员和保险公司的协商机制灵活地制定合同条款。
三、基金会模式
基金会在大陆法系中的地位属于财团法人，财团法戈与社团法人相对应，指法律上为特定目的财产集合赋予民事权利能力而形成的法人，财团法人制度主要规定在民法典中。由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物权概念上的分歧，后者并没有完全对等的法律概念，类似的概念是所谓的公益信托。我国民法上并无财团法人的位置，只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四种。一般而言，财团法人比信托制度更具有组织性，尤其对规模较大、具有持久性的公益事业，更为有利。基金会的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原则:一是独立运作原则，基金会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分离，基金会仅享有在规定范围内的剩余控制权;二是社会监督原则。
四、养老信托模式
该模式建立在金融信托法律关系基础之上，根据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法有关规定，养老基金作为受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与稳定性，形成一个独立的财产实体。其独立性主要表现为三个“不可追及性”，一是信托财产与委托人其他财产相区别，委托人过失“不可追及”信托财产。一旦信托合法设立，委托人死亡或被依法解散、撤消、宜告破产时，如果委托人和受益人不是同一人，则信托继续存续，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时，信托才终止。二是信托财产与受托人的财产相区别，受托人过失“不可追及”信托财产。受托人死亡或依法解散、撤消、被宜告破产而终止时，信托财产不属于其遗产或清算财产，不承担民事责任。三是信托财产与属于受益人的财产相区别，受益人过失“不可追及”信托财产。
五、几种模式的综合比较
面对纷繁复杂的企业年金营运模式选择，我们很难简单地得出哪种模式最优的结论。企业年金作为现代经济社会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并不是孤立存在于真空中的抽象的经济机制。实际上，各种企业年金营运模式都只能根植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土壤，反映一定的历史文化存在，同时又与其存在紧密的关联，在关联与互动中演化出千姿百态的具体的年金计划形式。
但是，如果把这些不同的模式放在具体的尺度下考察，还是可以看到它们在这些指标下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我们选择的尺度是:对计划受益人利益的保护;同资本市场发展的互动关系;计划运营的交易成本等。
1.对计划受益人利益的保护
比较以上几种运营模式，对企业年金计划受益人利益保护最完善的当属于养老信托模式和基金会模式。在两种模式中，都确立了企业年金基金同雇主财产以及受托人自有财产相分离的原则，企业年金基金的独立性使得其有效地隔离了破产风险。尤其在养老信托模式下，在信托法律关系发达的国家，企业年金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年金管理机构，专业投资机构，基金托管人以及各种中介组织之间，通过信托和合同法律关系加以规范与约束，各主体之间也有相互监督的职责。
相比之下，保险合同模式和直接承付模式下，企业或雇主的行为容易损害计划受益人的利益，对计划受益人的利益保护机制相对较弱。在保险合同模式下企业以购买团体险的方式将企业资产转移到保险公司，实际上保险公司和企业之间发生的是一种交易关系，企业得到的是以合同方式为法律凭证的收益承诺，保险公司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运用的资产，尽管从保险公司的内部管理来看，保险公司将企业投保保费看成是必须到期偿还的一种负债，但保险公司已经取得了对这部分资产的处置权和支配权。保险公司实际上承担了账户管理、投资管理、资产保全等主要服务功能，并且完全依靠保险公司通过内控制度建设来进行风险管理，管理方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和管理风险，出现违约或难以履约的可能性，最终导致计划受益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直接承付模式中，由于企业年金基金无法同企业的自有资金相独立，挤占挪用基金资产就无法在制度上加以防范，同时，对基金资产的信息披露和有效监督都不够充分，其基金的安全性要更差一些。
2.同资本市场发展的互动关系
综合各个国家企业年金发展的历史，养老信托模式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较大催生和刺激作用。首先，信托财产的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相分离，强调受益人利益的保护，有利于完善投资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资本市场形成一股强大的群体监督力量。其次，在信托模式中，形成了以受托人为核心，各金融机构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受托人可以根据金融机构的效率和业绩遴选业务“外包”对象，从而有利于建立竞争性的金融市场。第三，信托型制度可以极大地刺激新型金融产品诞生和新兴金融机构的发展。这是因为在资本市场与企业年金之间必然出现有效率的金融服务供应商，而后者必然将前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之息息相依。
3.计划运营的交易成本
毫无疑问，养老信托模式下的法律关系最为复杂，层层的委托关系下对资本市场的成熟完善程度和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要求较高，故此，该模式的交易成本是最高的。
六、中国企业年金营运模式选择
劳动社会保障部颁布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第十条规定“企业年金基金实行完全积累，采用个人帐户方式进行管理”。第十五条规定“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应当确定企业年金受托人(以下简称受托人)，受托管理企业年金。受托人可以是企业成立的企业年金理事会，也可以是符合国家规定的法人受托机构”。第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可以委托具有资格的企业年金帐户管理机构作为帐户管理人，负责管理企业年金帐户;可以委托具有资格的投资运营机构作为投资管理人，负责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运营。受托人应当选择具有资格的商业银行或专业托管机构作为托管人，负责托管企业年金基金。受托人与帐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确定委托关系，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以上三条规定实际上确定了中国企业年金的主流模式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流行的养老信托模式。
第6篇
【关键词】保险 营销改革 行业形象
在过去几十年，我国保险业虽然有了迅速的发展，但保险密度、保险深度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不匹配，目前保险业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由于过去销售误导、理赔难以及营销体制等种种原因，保险业在公众中的形象不高，保险没有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行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保险行业形象不高的现象与保险业在发挥风险保障、经济保驾护航的巨大功用严重不匹配。保险行业形象已成为制约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2014年8月，国家提出保险业新“国十条”，把保险业发展提高到国家意志的高度，显示了国家对发展保险业的重视，大大提高了保险业的社会地位，为保险业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环境，是保险业的巨大福音。但是要想提高保险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形象要靠广大保险从业者不懈的努力。
影响保险行业形象的因素有很多，广大保险营销队伍是最关键的因素。从现有的营销体制上看，保险营销员注重片面追求保费，“只要能拿到保费，就是好员工”的想法长期存在，导致营销员不顾公司利益，不顾客户利益的短期行为时有发生；从文拟从财险营销的角度，分析行业形象差的原因。通过分析现有营销体系的不足，提出营销改革方面的建议，重塑保险行业形象，提高保险在公众心中的地位，促进保险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一、营销队伍是影响行业形象的最关键因素
国家出台新“国十条”，把保险业的地位提高到战略高度，而目前的保险行业形象与国家的定位、期望不匹配。同为金融业，银行、证券的行业形象较保险业高出许多。保险行业形象保险业影响保险行业形象的因素有很多，而广大保险营销队伍是最关键的因素。
谈到保险，社会公众首先想到的便是保险营销员。保险营销员是保险服务的活窗口，是与客户接触最多的群体，他们的服务是社会公众对保险业最直观的感受。销售误导和理赔难是目前保险行业的两个顽固问题，深受公众诟病，而这两个问题都与营销相关。宽进严出，在销售环节的误导，夸大责任、隐瞒除外责任，导致在理赔环节出现纠纷，得给客户留下不良印象，严重影响行业形象。
二、营销队伍形象差的原因分析
（一）非理性竞争与规模导向是首要原因
保险业的快速发展，竞争主体的增加，带来激烈的竞争压力，保险企业纷纷采取规模导向的竞争策略，基层机构及营销员为了完成业绩采取种种短期投机行为，例如误导消费者、以高额手续费揽保等，严重损害了保险业的形象和市场长远发展的根基。
站在保险公司角度，保险公司对基层营销员的考核主要也是以保费量来衡量，这就造成营销员中“只要能拿到保费，就是好员工”的想法长期存在，导致营销员不顾公司利益，不顾客户利益的短期行为时有发生。因此，非理性竞争与规模导向是首要原因。
（二）现有营销模式的不足导致营销队伍的短期行为，而不能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
1.客户靠营销队伍维护，保险公司主要以销售为中心，而不能做到以客户为中心。传统模式下客户主要靠营销队伍个人行为来维护，营销队伍是主要的保费来源。营销员主要靠个人关系，拓展零散业务；客户由于对保险公司不了解，需要通过营销员了解相关信息，并帮忙办理承保、理赔等相关手续。保险公司主要通过多增员的方式，扩张市场，谁能壮大营销队伍，谁就能抢占市场。这种方式虽能给公司迅速带来保费，但是不能带来客户。快速扩张，增员太快只要数量不要质量，也导致整体人员素质较低。客户跟着营销员个人走，保险公司陷入有保费无客户的怪圈，客户对公司忠诚度不高。若承保政策发生变化，部分业务限制承保，营销员为了保住客户，往往会跳槽，而一旦营销员离职，往往带走个人的大部分客户，导致业务大量下滑，公司处于被动地位。保险公司的发展受制于营销队伍，但是为了发展又不得不以销售队伍中心，而不能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
2.以高费用争夺市场，而不是以提高服务来长期赢得客户，社会影响较差。为了完成业绩，保险公司往往以高费用争夺市场。由于投入大量财力拼市场，保险公司往往没有足够的费用和精力完善客户的服务。高费用投入见效快，而服务投入见效慢，还会增加短期成本，导致利润减少。高费用投入带来的后果是导致中介市场混乱，买单卖单现象严重，出现一批游离于各家保险公司的投机取巧的“保险游击队”和“二哥”。这批“保险游击队”，往往综合素质较低，只关注短期利益，社会影响较差。
三、新常态下，客户需求的转变，要求营销队伍转型
在新常态下，客户需求的转变，要求营销队伍向服务型转变，主要体现在：
（一）客户的需求已经从“要不要I保险”向“跟谁买保险”转变
“要不要买保险”是大众对保险行业的认识问题，是行业共性问题。保险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践、宣传，买保险已成为大众的普遍认识，保险需求潜力巨大，“要不要买保险”已经不是主要问题。而客户“跟谁买保险”决定于哪家公司推出的服务更能满足客户群的需求，是保险公司通过自身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二）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及交通成本的提高，客户更看重的是图方便图快捷，而不是图省钱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加上生活节奏快，城市交通拥挤，交通成本高。时间对客户来说才是最宝贵的资源。
客户出门办事，隐形成本很高。市区交通拥挤，堵车是家常便饭，要花费较多时间，停车位不好找，停车费、燃油费、通行费等交通成本高，面临较大隐形支出。如果保险公司能在方便客户方面做更多服务，客户往往不会在意多交几百保险费或少赔一些款。客户更看重的是图方便图快捷，而不是图省钱。
（三）互联网发展推动销售渠道调整，要求营销队伍更加注重服务
随着“互联网+保险”业务量的增长，互联网销售渠道抢占了市场份额，主要是险种简单通俗易懂的险种。对于公众认识度较高、产品同质性较大的产品，如车险，已经不太依赖营销员等中间环节与保险公司获得信息，网上承保、理赔客户直接可以线上操作，承保价格、理赔政策公开透明，无需通过营销员了解信息，公司与客户的缩小了距离。客户的忠诚度主要靠公司行为、日常的服务来维护，一旦客户对公司品牌认知度加深，便能提高与客户的粘性，提高忠诚度。而营销员的中间纽带职能在承保环节被弱化，营销队伍有可能遭到洗牌风险，营销员若想从事保险，职能要发生转变，从售中销售技巧转为售前咨询及售后服务方面。
四、为重塑行业良好形象，提出营销改革的建议
（一）从业者要充分认识保险的意义，始终保持对保险的无限热爱，自尊自爱，这是保险营销的第一步
从业者对保险的认同与热爱来源于对保险意义的理解。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担负着为国民经济保驾护航的使命，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风险保障。在大灾大难面前，保险总是冲在最前方，与人民患难与共，休戚相关。每个保险从业者都应深深认识到保险是利国利民的行业，保险不是骗人的，保险是雪中送炭，保险不能改变生活，但能防止生活被改变，保险让生活更美好。
行业尊严是每个从业者自己挣回来的。从业者首先要自尊自爱才能赢得他人尊重。自加入保险业后，你的一言一行便代表着行业形象。你怎样保险便怎样，你有自尊保险便有尊严，你有光芒万丈，保险便因你增添光彩。只有每个从业者共同努力，注意一言一行，处处表现出专业、敬业、服务、高效、奉献，才能赢得普遍认同，获得尊重。
（二）转换理念，全面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模式
保险营销的目的应该是“满足客户需求获取利润”。在传统的保险经营中有一句话是“保险是卖出去的，而不是买出去的。”其中强调的是销售保险的技巧。其实，保险作为化解和防范风险的手段，真正站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角度才是行业发展的价值所在。由于保险行业的特殊性，所有社会公众都有保险需求或潜在保险需求，都是保险业的客户或潜在客户，所以保险业在社会公众中的行业形象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保险业在客户心中的印象。保险营销满足客户需求主要体现在保险责任担担、信誉、服务质量上。
在新常态下，保险行业要重塑行业形象，要立足长远考虑，实现从粗放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而要实现内涵式发展，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从关注销售队伍到重视客户需求，从“以销售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变。只有满足了广大客户的需求，赢得了认可，才能提高行业形象。
全面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模式，从营销角度，需要在客户分类、营销队伍建设、薪酬考核、社会评价体系等各方面进行改革。
（三）财险行业的客户分类
按照以“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首先要对客户进行细分，才能对客户进行有效管理。笔者认为财险公司的客户主要可分为个人客户和法人客户（也称团体客户）。个人客户再细分为分散型个人客户和定向群个人客户。分散型个人客户是指，客户保险需求相近，客户地点分散，不便于集中管理的客户，最典型的就是网销车险客户、个人意外险客户。定向群个人客户是指所处行业相近、或生活习惯大致相同，且一定区域内客户密集度较高，便于定向集中管理的客户。法人客户（也称团体客户），可根据公司战略需要、客户规模不同，分为战略客户和一般团体客户；也可按照客户所处行业进一步细分。
（四）根据客户分类，构建营销队伍，实行差异化服务营销
财险公司应当重建保险营销员队伍，提升个人的专业水准，更加注重服务，最终使保险营销员成为令人尊敬的职业。营销队伍建设要围绕客户分类进行，主要发展以下类型的营销团队：
1.对于网销分散型个人客户，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服务型营销团队，实行客户经理制。网销的分散型个人客户，需要一支强大的服务队伍提供线下服务来维持与客户的关系，以确保客户的粘性，提高来年续保率。网销业务主要是简单的普遍的同质性的业务，例如车险、意外险个人客户业务等，服务要求相近，对于这种业务保险公司可以建立服务标准化，通过培养服务型营销团队来维持。服务型营销团队要以团队作战，重点在于服务，纳入员工制管理，实行客户经理制，每个营销员负责一定的客户维护工作。这支队伍的主要职能是为广大的未出险客户及出险客户的非理赔事故提供增值服务，例如事故救援、短信提醒、生日祝福、风险提示、收集材料等。对于理赔队人员短缺、配备不健全的地区，营销队伍还须作为延伸的理赔队伍，承担起对出险客户提供理赔服务的职责。服务型营销队伍主要以服务的客户数及服务质量来评价，与薪酬挂钩的，主要以续保率、客户满意度、客户数等指标来考核，而非保费量。这支队伍不是单独作战，而是服从团队整体安排，划区域管理。
2.面向定向群个人客户，实行精准营销，逐步建立专业化营销团队。以客户细分为基础，成立不同专业化团队。首先，应准确掌握客户的基本信息，利用客户管理系统的大数据对客户进行分析，根所在行业、地区、年龄等不同特点，对客户特性进行细分，针对客户群体的共同特性，挖掘客户的潜在保险需求点，为客户量身定做产品及服务。根据不同的定向群，成立多支不同的专业化营销团队。专业团队管理，要走精英化、高端化路线。
基于客户精准营销模式的专业团队，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不仅要具备产品销售能力，还要具备发现和开发消费者需求的能力；具备售后主动提供附加值服务的能力。专业团队实行团体作战，每个营销员有不同的分工，形成团队，缺一不可。成员组成有专业型、销售型、策划型、内务型、市场调研型、心理分析型、数据分析型、售后服务型等。专业团队要走精英化、高端化路线，应纳入员工制管理，重点培养。
3.为拓展重要的团体客户，建立战略客户营销团队。对于保险需求较大的集团性客户，或在行业有影响力的团体客户，对公司发展有战略意义的团体客户可作为战略客户，对于战略客户，保险公司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自上而下协同拓展维护。战略客户是精准营销的重中之重。
战略客户营销团队主要职责是寻找符合公司业务方向的团体客户单位，收集信息。站在客户角度考虑，挖掘客户潜在保险需求，给客户量身定做产品组合，制定承保方案，提供特色服务。时时关注招投标，在招投标方面做到专业致胜。
战略客户业务的拓展需要较长时间，前期投入大，见效慢，但是一旦见效，将会对公司业务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战略客户团队是公司营销队伍中综合素质最高的团队，所有团队人员应纳入员工制重点培养，且在公司的地位及薪酬要比其他团队高得多。
（五）重视营销，提高营销员的地位和收入，让保险成为人人想往的行业，营销员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
保险公司不重视营销，营销员便不重视客户，客户便不认可保险公司，如此恶性循环。要通过提高营销员社会地位、收入留优秀的营销员，吸引潜在高素质的营销员加盟。我们不能站在道德制高点，强求营销员提高服务质量与提高个人修养。保险业之所以有今天不良形象的现状，主要原因还是保险行业竞争激烈，公司重视短期利益，业务导向，缺乏长远考虑有关。一个行业能否吸引高素质人才，取决于这个行业能否给从业者想要的地位和收入，能否收到社会尊重。一旦这种需求被满足，自然会吸引许多高素质的人才加盟，行业形象自然提升。例如同为金融业的银行业、证券业，选拨人才采用高标准，提供高待遇，深受高素质人才青睐，行业自然深受尊重，行业形象大大高于保险业。一旦能吸引许多高素质的人才加盟，营销员准入门槛自然随之提高。
（六）建立评价体系，完善社会监督
建议行业建立营销人员档案。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信用、服务监测系统，加强对保险营销员的诚信水平、服务质量的监测，客户可对营销员信誉、服务质量进行评分，根据评分结果定期公布评级。对于评级差的营销员可拉入黑名单，不准从事保险业。保险公司可参照评级结果，对于评级越高的营销员，给予越高的绩效比例、佣金比例。逐渐形成珍爱个人信誉的良好市场氛围。
五、树立全员营销意识，共同维护行业形象
从根本上说，所有保险从业者，都是保险营销员，要逐步树立起全员营销意识。把与客户的每次接触，都当做营销，每个客户接触点的员工都是营销员。从大的方面来说，当你面对社会公众时，你就代表保险业。你的言谈举止，就是对保险行业形象最好的营销。重塑良好的保险行业形象，是每个保险从业者义不容辞的职责。让我们大家都为从事保险业而自豪，当保险业最好的营销员，自觉成为行业形象的维护者、践行者，促进保险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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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小韦，马丽娟.保险营销体制改革要适应保险经营体制改革.中国保险报，2015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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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妲.基于保险营销过程视觉论保险服务创新.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2（3）.
第7篇
论文保险公司的差异化营销战略是以竞争对手为导向，寻求从产品、服务、品牌形象、促销等方面的差异化，建立起独树一帜的竞争优势。本文对中资和外资保险企业的代表公司:中国人寿和友邦保险在品牌、营销渠道、服务、产品和广告等方面进行差异化营销战略的分析。差异化营销战略是一个系统，保险企业不仅要根据行业内竞争态势、产品的生命周期、产品的类型实施相应的差异化，更有必要的是使差异化营销战略形成一个系统全面实施。
1.网点、地域、品牌的优势对比
中国人寿
友邦保险
1、中国人寿: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公司，而各地、市、县级设立支公司、营销服务部有几万个，广泛地扎根于中国各地域范围内;同时中国人寿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的年代久远，影响力深远，品牌已经深入人心，作为民族保险业的一面大旗，中国人寿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2、友邦保险:是美国最大的保险集团AIG的全资子公司，具有雄厚的资本和经营实力。然而友邦保险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始于1992年，引入时间较短，也是第一家获许在中国经营保险业务的外资保险公司。十多年过去了，目前友邦保险在中国大陆才开设5家分公司和3家支公司，且都分布在经济发达城市，因此地域影响力不大。但是友邦作为第一家将寿险营销员制度引进国内的保险公司，在个人营销员销售渠道的铺设上，取得了骄人的业绩，特别是在中高端客户群中塑造了良好的商业品牌形象。而其成功的商业经营模式成为了其他外资保险公司的典范，成为中国百万中产家庭首选保险品牌。
2.服务策略的对比
中国人寿
友邦保险
1、中国人寿:强调全面服务。服务理念为“1+N”:一个客户，一张国寿鹤卡，多种服务。
1)健康好帮手:一般客户可享用健康短信提示、VIP客户则更享受健康管理服务，包括预约挂号、健康体检、导医导诊等个性化服务。
2)咨询通服务:短信及时提示客户的续期服务，使客户动态了解保单状态和交费情况，同时还免费提供几类实用资讯短信，例如:重大新闻、时尚生活、理财点金、保险资讯等。
3)国寿大讲堂:不定期组织讲座，邀请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科学家等国内外知名专家，为您提供健康、理财、人文社科等方面的权威资讯，并在网站上实时通知播放讲座信息或通过短信方式通知客户。
4)客户持有国寿鹤卡，可以在1800余个特约服务商家，涵盖“医”、“食”、“住”、“行”、“玩”、“用”等与您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包含多种折扣和优惠，为您提供各种全面贴心的特惠超值服务。
5)特色客户服务节:真情回馈客户，让客户感受国寿的温暖。
2、友邦保险:提倡全球化和服务创新，服务理念:无处不在、意想不到。
友邦保险及其母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的服务网络遍布全球近一百个国家和地区。当客户身处海外，不幸遇到意外事故时，可经由网络内成员机构提供理赔咨询及相关服务。
投保人申请保险金额达到本公司规定之金额时，可获赠一张美国国际支援服务卡(AIAS)。此卡可帮助客户在外出公干时，只需拨打公司指定的电话号码，便可获得周全的24小时以普通话(或粤语)应答的全球免费电话查询服务。具体包括:旅行前咨询服务(有关各地旅游资料、签证、检疫、天气等综合信息)、紧急票务服务(预定航空机票和酒店客房)、遗失行李、证件支援服务、医疗支援服务、法律人员转介、翻译服务转介、大使馆及领事馆资料、紧急口讯传递服务、一般支援服务。
在日趋全球化的经济和生活形势之下，友邦保险提出的服务全球化概念被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外资企业甚至是优秀民族企业所青睐，吸引了众多的高端消费群体，同时创新的服务理念紧跟着时代和经济前进的步伐，正是商务人士和成功人士所梦寐以求的贴心保障，因此在这个服务策略上面，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友邦更胜一筹。目前国内各大高端企业多年来一直与本地化企业合作保险业务，但是从近年开始，己经逐步转向国外的保险企业，正是因为看中了全球服务这块新蛋糕。因此，我们推而广之地说民族企业要继续发展和壮大，要注重市场的变化和客户的需求，及时赶上市场需求的步调，在大的经济环境和形势下，迎头赶上，保持在行业中的不败之地。 转贴于
3.产品对比
中国人寿
友邦保险
1、中国人寿:产品种类繁多、保障齐全
公司提供涵盖生存、养老、医疗、死亡、残疾等多种保障范围，传统、分红、投资等多种类型的人身保险产品和业务，全面满足客户在人身保险领域的保险保障和投资理财需求，不同收入水平及年龄阶段的客户均可通过公司产品和业务的组合获得个性化的保险保障。比如重力推出:针对家庭成员的两全保险(分红型)，既有生命保障，又保值增值的两全型产品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对企业来说，团体人员的补充医疗(基金型)可以帮助企业稳定人才、吸引人才，塑造企业的价值文化、提高企业社会影响力。
2、友邦保险:细分客户群、有的放矢
同样与中国人寿的市场策略类似，友邦保险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凭借公司丰富的保险经验、雄厚的财务实力以及高度的信誉为客户度身定制综合保险计划，业务涵盖寿险、健康险以及人身意外伤害险。同时，以丰富全面的产品组合以及完善周到的服务，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帮助客户达成财务计划。
4.营销渠道策略
中国人寿
友邦保险
1、中国人寿:营销渠道丰富，其中包括:
1)个人客户:通过保险人队伍传统销售模式下的个人客户
2)网上直销:通过电子商务的模式，实现网上销售保险产
3)团体、企业年金客户:大型企业、团体为员工购买的年金保险
4)寻找金融合作伙伴:如与工商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的合作。主要建立银行保险业务的渠道，借助银行的网点和融资优势，获得客户资源，关注企业年金、补充养老保险等大项目管理。
5)借助于信息系统平台上的销售渠道还有互联网营销员销售支持系统、中介短险销售系统。互联网营销员销售支持系统是为公司营销员日常工作提供服务支持的平台，伙伴们可通过系统及时获取公司的最新动态和通知、查询自己的业绩信息、管理自己的客户保单，还可以通过内部论坛进行在线沟通交流。中介互联网短险销售系统是我公司针对中、小机构提供的基于互联网的实时出单系统。合作伙伴可以通过此系统进行短险卡折式保单和航意险保单的实时出单，保单重打、当日撤单及资金结算等功能。
2、友邦保险:多元化营销的发展模式
友邦注重开拓三大营销渠道:个人人保险、银行保险和团体保险。友邦在去年来已有所斩获。银保渠道有超过20个合作伙伴，团体保险客户囊括摩托罗拉、可口可乐等大型国际跨国公司及国内中小企业。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友邦要做的则是如何引入更多的销售渠道。“在保险多渠道发展的时代，选择一条腿走路显然是不明智的。”
5.广告差异化
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友邦保险:未来你好!
1、中国人寿，中国第一号国字头保险公司，其广告语“相知多年，值得托付”，长期以来己经深入广大国民的内心，中国人寿这句看似简单的广告语被赋予了多元因素，文化与思想交融，感性与理性同在，运用中国特有的写意风格切实塑造出了中国保险航母的企业形象。
中国人寿广告语运用含蓄的、具有文化气息的语言表达出了企业的核心诉求点，既包含了公司与客户多年的真诚交流互动中培养起来的深切感情，又显示了客户对中国人寿的信任以及值得客户相依的强大实力。“相知多年”表明中国人寿与其客户的交流合作有了多年的历史，是以老朋友的身份在同客户交流;“值得托付”表明中国人寿在保险业内所拥有的实力能够承载客户给予的这份信任。通过这则广告语，中国人寿成功地塑造了美好的品牌形象，强化了客户对中国人寿的信赖，在2005年的一项针对中国20个城市寿险品牌调查显示:中国人寿以成熟、稳重的形象成为消费者喜爱的品牌，其品牌健康指数排名第一。 转贴于
2、友邦保险，采用互动的交流方式，邀请现在的你给“未来的你”写一封信，提醒您从“现在”开始着手思考未来。以积极的心态和行动为“未来”的生活出谋划策。这个广告概念同样体现了企业传承的客户价值，同时包含了生活的哲学道理，读完后能令消费者回味无穷，不仅记住了广告语，更对使用该广告语的企业产生兴趣，体现公司对消费者的关心。
但是，对于保险这种无形服务的产业而言，稳健与守信可能会比畅想更加重要，作为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含蓄内敛、低调沉稳的风格可能更加容易值得信赖。
第8篇
论文摘要：2009年9月17日，南京g技术技工学校（以下简称g技校）向z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保险公司）递交团体意外伤害和短期健康保险投保单，g技校作为投保人为其在校学生386人申请投保学平险。
一、案情概要
g技校提交的投保单记载如下：1、在被保险人健康告知栏中，保险公司问：现在或过去有无患胆、肠等消化系统病症的被保险人？g技校选择项为：无。2、投保单位声明栏中：兹我单位申请投保上述保险，贵公司已向我方交付了条款并详细说明了合同内容，特别是保险条款及相关合同中关于免除保险人责任，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义务部分的内容作了明确说明，我方已知悉其涵义，同意投保并愿意遵守保险条款及特别约定。本投保单填写的各项内容均属实，如有不实或疏忽，我方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g技校在该投保单尾部加盖公章。
09年9月19日，g技校缴纳保费19300元，保险公司出具以g技校为抬头的保险业专用发票及保险单正本一份，一并交付g技校。根据保险单正本记载，保险生效日期为09年9月19日，保险期限一年。附加学生团体住院医疗保险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部分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被保险人发生医疗费用的，本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5）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
本保单项下386名被保险人均年满18周岁，女生甲系该校07级学生，为被保险人之一。2010年4月5日该学生因胆囊结石进入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疗，于4月14日出院，共支出住院及医疗费用11200元。2010年4月16日，女生甲向保险公司提交意健险理赔申请书，该申请书中对被保险人出险过程描述为：因9月前体检发现胆囊结石，2010年4月5日发作入院手术治疗。同日，保险公司对女生甲母亲进行了书面询问并制作笔录，在该份询问笔录记载：2009年7月3日，女生甲因身体不舒服入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接受治疗，查出有胆结石，当时未进行手术的原因为希望药物治疗。之后，保险公司调取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病历，该病历记载，女生甲于09年7月3日因皮肤发黄、身体乏力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诊疗，该院确诊为胆囊结石，并建议其住院手术治疗。
保险公司以“疾病属于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2010年5月，女生甲委托律师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住院及医疗费用并承担诉讼费用。
二、双方争议
原告认为：1、保险公司未对被保险人包括既往疾病在内的身体状况进行询问，因此，被保险人没有对保险公司进行如实告知的义务；2、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部份没有向被保险人进行明确说明，被保险人也没有进行任何确认，所以保险免责条款不具法律效力；3、本案保险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限之内，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予以赔偿。
保险公司辩称：1、原告并非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而是被保险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无向被保险人明确说明的义务；2、保险公司已向投保人南京g技校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条款对合同相关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应是保险理赔及法院裁判的依据；3、该事故属双方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免除范围，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不承担本起事故的赔偿责任；4、虽然本案保险公司未援引“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拒赔，但应当明确：保险公司未向被保险人询问不能免除投保人的法定如实告知义务。
三、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g技校作为投保人，为其386名在校学生投保学生平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且已向被告交纳了保险费，在保险单后所附的被保险人名单中也包括了原告，所以原、被告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被告应当依照约定严格履行其合同义务。
关于被告应否履行保险义务，第一，本案g技校作为投保人为其学生向保险公司投保，学生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保单只有一份即保险合同只有一个，就保险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只需向投保单位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即可；第二，依据附加学生团体住院医疗保险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部分规定，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的，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且g技校在投保单及签收单中对此均盖章确认，所以就本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对本案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第三、根据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病历记载，原告于09年7月3日因皮肤发黄、身体乏力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诊疗。09年7月3日，该院确诊为胆结石，并建议其住院手术治疗。另原告母亲的笔录与上述病案记载事实吻合，上述证据可认定原告疾病属于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第四，庭审中，原告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投保前原告身体的疾病症状已经消失。
综上，保险公司认为原告带病投保，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符合已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约定；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说明义务，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无效的观点，因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的主张不予支持。
四、二审调解
本案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1年1月12日（本案二审期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苏高法审委[2011]1号会议纪要，该纪要第七条规定：学生平安险不属团体险，保险人应当逐一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人仅对学校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或者保险人提供了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告家长书》但无涉案被保险人或者其监护人签字的《告家长书》回执栏的，对于保险人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抗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地方法院会议纪要虽然不能在判决书中作为法律依据援引，但纪要确定的案件处理方式却能在所辖基层法院得到绝对适用，鉴于省高院对此类案件态度明确，保险公司为尽量减少损失，作出妥协，本案最终在中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五、法律分析
苏高法审委[2011]1号会议纪要中对学生平安险承保模式的判定，对本案二审产生逆转性影响，该会议纪要认为学生平安险不属团体险，只能以个险形式承保，从而得出学生平安险的承保保险人应当就免责条款逐一向学生或者其监护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学生平安险的投保人以及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是学生或者其监护人。而本案系学校自筹费用为学生投保，被保险人清单中学生均已成年，投保行为经得学生同意，保险公司以团体形式承保，学校为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鉴于现行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并无就条款向被保险人进行说明的义务，虽然保险公司在展业时就保险条款内容通过发放文字资料的方式向学生进行了宣传，但并未要求学生书面签字。
苏高法审委[2011]1号会议纪要认定学平险为个险，无论是从法律规定还是从保险经营实务进行分析，均值得商榷。
一、现行法律并未绝对禁止学生平安保险以团险形式承保。认为学生平安保险为个险者所持观点基本为：（1）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学校和被保险人学生之间不存在法定保险利益；（2）另根据保险法规定，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前款规定限制，学生为未成年人，因此学校不能作为投保人；（3） 学平险的交费主体是学生家长或监护人，所以学生或其家长才是投保人；（4）2003年保监会下发了《关于规范学生平安保险业务经营的通知》，要求从2003年8月30日开始，各大、中、小学校将不能再以投保人的身份为学生统一办理学生在校保险，这表明行政监管机构认为学生平安保险应该为个人保险。
学平险作为团险承保还是个险承保，主要区别是投保人是谁，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学校对学生不具有法定保险利益是否定学平险团体性的重要理由。关于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立法例上可以划分为纯粹利益原则、同意原则、利益和同意兼顾原则。所谓利益原则即订立保险合同，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相互间必须存在金钱上的利害关系或者其他私人相互间的利害关系，各国立法一般规定父母、夫妻、子女等互相具有保险利益。同意原则则是指，订立保险合同，无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有无利害关系，均以投保人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为前提。我国采用的即利益和同意兼顾原则。被保险人若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保险合同，视为具有保险利益，学校和被保险人学生之间虽不存在法定保险利益，但学生本人或其监护人若同意学校为其投保，学校则因同意原则而取得了对学生的保险利益。
保险法第33条规定：“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前款规定限制。”该条属于禁止性规定，违反该条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后果。但该条所称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是指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和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新保险法第33条所称的未成年子女仅限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包括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学平险中被保险人范围为各类大、中、小学及中等专业学校全日制在册学生，根据我国的教育体系设置，排除极端个例，初、高级中学及大专院校的学生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部分学生不属于保险法33条禁止的非父母禁止投保范围。我们应看到，保险合同由于其带有射幸性质而容易诱发道德危险，人身保险中的他人之生命保险合同则更容易为不法之徒所滥用，为维护被保险人的人身安全，确保保险合同当事人及关系人的正当利益，对于他人之生命保险合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弊端，应以法律手段严格加以防范。但是，这种法律手段应当公正而适中，既要能起到防范各种弊端之作用，又不能过于严厉而妨碍人们利用此种保险合同。无论人身保险之保险利益原则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死亡保险之投保人的限制规定，均是为了抑制道德风险。然而，学平险不论投保人是谁，被保险人为在校学生，受益人为被保险学生或其家长，如教育管理机构为学生投保学平险，将受益人指定为被保险学生或其家长，应该讲道德风险是基本可控的。教育机构自筹费用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之外的在校学生投保团体学生平安保险，既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同时也是教书育人、关爱学生的师德所在，是值得鼓励的合法行为，司法不应当干预。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的保险展业实务中，大量办学条件较好的教育机构（特别是民营私立学校）为保障学生发生意外事故或疾病得到救治，也是为减轻校方责任，顺利解决可能与学生或学生家长发生的矛盾，愿意拨付一笔款项为学生投保学平险，甚至，一些地区的教育管理机构统一拨付费用，要求辖区内的教育机构必须为在校学生投保。此类投保意愿的教育机构大量涌现，禁止这类愿意为学生承担交费义务的教育机构成为投保人显然不恰当，司法机构对教育机构的投保资格进行限制，不但缺乏法律依据，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断然排斥的做法阻碍保险功能的发挥。
关于2003年保监会下发的《关于规范学生平安保险业务经营的通知》，不少人存在误读，该通知主要还是针对当时社会非议的教育机构乱收费问题，防止学校以集体名义强制学生购买学生意外保险，改善保险公司在争夺学平险业务中恶性竞争带来的混乱局面，并没有一律禁止保险公司就此险种以团体形式承保。相反，从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的条款情况来看，一些保险公司报备学平险条款即以团体保险冠名，如《学生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附加学生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附加学生团体住院医疗保险条款》，此类条款中一般均明确，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被保险人清单名册、声明、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组成。附被保险人清单投保是典型的团体险，由此可见保监部门亦未禁止学平险以团险方式承保。
二、限制学平险以团体保险形式承保，使学生平安保险业务日益萎缩。学平险属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范畴，专门针对在校学生及教职员工设置，其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平安意外伤害保险、附加学生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及学生住院医疗保险。低保费、高保障是学生平安保险的显著特点，投保人只要交较低保费，被保险人就能获得较高保额的风险保障，因此，学生平安保险曾是诸多保险产品中较为受欢迎的一个险种。另与其他医疗及意外险险种相比，因承保对象特定、保障范围广、赔偿额度高、费率水平低，该险种具备一定的公益性质。从社会公益的角度出发，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未能全面覆盖未成年人和学生的情况下，该险种对学生而言是一种安全保障，对于减轻家长和学校的负担而言，更是不容忽视的。学平险的开办，保障了学生的人身安全，对稳定社会、促进国家发展都有巨大的推动力。
学平险的公益性其实溯源于大数法则，正是因为被保险人是在校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保险公司将学生平安保险设计为团险，通过学校进行销售，按团险计费，经营和展业成本减少，从而导致保费较低。如果实行保单人手一份，由学生或学生家长和保险公司签订一对一的保险合同，销售的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同时个体投保难以在兼顾承保面的基础上防范逆选择，逆选择会使学平险业务不断萎缩，使可保风险变为不可保风险，造成保费和风险之间的恶性循环，使保险公司不当赔付增加。禁止学平险以团险形式承报，实质是破坏了大数法则的基础，作为商业企业，保险公司必然通过精算方式将其计入费率，转由广大投保人承担，学平险的公益性将丧失殆尽。
第9篇
摘要：分别介绍了团体咨询和员工援助计划的概念、探讨二者的内容和适用范围及相互关系、最后展望了以团体心理咨询为主要载体的EAP的前景。
关键词：员工援助计划 团体心理咨询
近年来，国内心理学界对心理咨询的关注越来越多，同时员工援助计划（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以下简称）获得越来多的关注。另一方面，由于发展较晚和国内文化背景，团体心理咨询和EAP两者当前在国内并没有获得在国外相当的地位。
一、概念界定
团体心理咨询（Group counseling）具体说指的是6-10人的群体，他们每周在一起，在有一个或两个是受过训练的领导者的陪伴下，讨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尽管每个人都表达了不同的关注点，但关注点很多都会集中到一个特定的话题或问题上。简单地说，团体咨询是一种在群体中、助人自助的过程。
员工援助计划是由组织为其员工设置的一项系统的、长期的服务项目；通过专业人员对组织的诊断和建议，和对员工及其亲人提供的专业咨询、指导和培训，旨在帮助改善组织的环境和气氛，解决员工及其家庭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以及提高员工在组织中的工作绩效，并改善组织管理。
二、EAP与团体心理咨询
1.EAP和心理咨询的关系
EAP的内容除了一般性心理咨询，例如酗酒计划、健康促进计划或员工福利计划，危机干预。这些EAP的服务需要心理咨询作为重要载体介入，并且不是完全依靠个人心理咨询能够很好解决的。
EAP实际上是一种新兴的心理咨询模式和基于心理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一些学者也将EAP称为美国心理咨询业的三大趋势之一。更直接地说，EAP主要借助心理咨询的方式 。这一说法即阐述了EAP的定义同时也阐述了EAP与心理咨询的关系。
2. 团体心理咨询的有效性
团体咨询相对个人心理咨询具有低成本高效率、效果易巩固等优势，在EAP中的作用不可替代。例如发生员工因公殉职之后的部门，这时就需要团体咨询的迅速介入协助危机干预；亦或者是在大规模裁员之后的部门，需要团体咨询来稳定人心。这些情况都是个体咨询所不能快速有效地做到的。
三、适用行业
一般来说，组织的实力越强，组织的规模越大，工会越是完善，少数民族员工的数量和比例越低，员工学历水平越高，行业越是高科技，这样的组织越倾向于实施EAP。EAP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还报告一些EAP在特定行业中的运用。例如：王安民报告的在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运用；刘平报告的在保险公司中的运用；张红梅报告的转型期的商业银行的运用。
团体心理咨询各种组织团体均可使用。纯粹的团体心理咨询更多是在一些政府机构和军队中使用。例如西安政治学院的蒋一斌和赵晓明的研究、解放军军医王丽杰等人的研究、任忠文等人对驻藏部队军人进行团体心理咨询的研究。
四、小结与展望
1.EAP在中国遇到的问题
王雁飞总结出EAP在中国遇到以下问题：过分关注个体层面研究，忽略组织环境因素问题，咨询人员的专业素质问题，EAP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或许与团体心理咨询密切相关。
谷向东和郑日昌也提出制约EAP在中国的发展的原因有：组织领导和社会大众对EAP不了解；对于接受该服务存在顾虑，怕投入了经费，自己的员工不敢前来接受。低成本的团体咨询或者能帮助EAP的推广。
2.团体心理咨询在中国遇到的问题
团体心理咨询在中国并未完全实现市场化，还停留在教育系统、国家机关和军队中的理论阶段和试验阶段。心理咨询在中国市场推广中，存在以下两个不足：民众观念和认识问题导致需求量大，但有效消费不足；行业内各种推动力严重不足导致缺乏行业良性发展的动力。心理咨询普及消费、推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EAP结合团体咨询实施而得到改善。
3.前景展望
谷向东和郑日昌提出应该“针对共性问题，采用小组集体咨询的形式开展服务”。在前文所提到的Lewis所列的EAP的内容中，团体心理咨询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周苗苗的论文中记录了联想员工的EAP中开展叫“工作压力”小组和“工作与生活的协调”小组的团体咨询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EAP和团体心理咨询有共同的目的和相似的服务、相似的结构，行业准则和理论基础，以团体咨询为重要载体开展和实施EAP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EAP可以为团体咨询提供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团体咨询可以作为实施EAP的载体。以团体咨询为重要载体展开EAP，能够突破两者在中国推广的困难，成为EAP和团体咨询在中国发展的特殊模式，有力推进在中国的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1]樊富珉.团体心理咨询[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团购团购形式法律关系法律风险
论文摘要：团购是一定数量的消费者通过一定的形式集合购物的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当前社会上主要存在三种主要团购形式,团购行为中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和多种法律风险,需要消费者、团购型企业组织、厂商和政府谨慎应对。
团购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形式,最早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兴起,现在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团购涉及的商品也由图书、软件、家电、手机、电脑等小商品,大到家居、建材等价格不很透明的商品,甚至扩展到保险、旅游、教育培训等服务类领域。笔者拟就团购中几个基本法律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期以抛砖引玉。
一、团购定义、形式和法律性质
团购,也称团体采购、B2T(BusinessToTeam)。网络团购(B2T)是继B2B、B2C、C2C后的又一电子商务模式。对于“团购”一词的定义,目前尚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统一定义。笔者认为,从法律角度看,团购是指一定数量的消费者通过一定的形式集合起来,与厂商就消费合同进行谈判协商、成交履行的行为。
当前社会上主要存在两种主要团购形式:第一种是消费者自发组织直接与厂商发生关联的团购行为;第二种是团购中介行为,目前已经出现了不少不同类型的经营团购中介业务的公司、网站和个人,消费者通过这些中介组织与厂商发生关联。此外还有一种就是厂商自己组织的团购,这种形式从严格意义来讲,不能称谓团购,而是经营者的一种团体直销行为,本文不作讨论。来源于/
消费者自发组织的团购的组织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协议型,即消费者通过订立协议的形式,对团购目的、团购中的权利义务等内容作出规定,就其法律性质而言,是一种合同关系,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一种是组织型,消费者成立以团购为目的的组织,这种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设立应当遵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就其法律性质而言,是一种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但就目前我国法律规定而言,这种类型的组织需要经过主管部门的审查同意才能获得登记,而我国当前在这方面的还没有专门立法。此外,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团购中介业务的经营行为,其组织者应当遵守商事登记的有关规定,符合条件的经有关部门登记为商个人,商合伙,商法人。
二、团购行为中的多重法律关系及法律主体
上述两团购形式涉及的法律关系及法律主体各不相同,消费者组织型团购业务中的法律关系比较单纯,表现一方面为社团成员与社团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社团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一旦政府允许设立类似的组织,往往也有法律法规对其权利义务作出约束。而消费者协议型团购业务中法律关系相对复杂一些,除了参与的消费者内部的协议外,还包括消费者与其经营者之间的团购协议法律关系,而且这些协议的繁简详略程度也各不相同,取决于当事各方的博弈和法律水平,也更容易发生纠纷团购中介参与的团购行为时,则最少应当包括三方法事人之间的两种关系,一是消费者、厂商与团购中介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一是消费者与经营之间的买卖合同或者其它服务合同关系,如果还有其它参与者,比如商品房或其它大件消费品团购中可能还有银行、律师等第三方、第四方参与,则关系极为复杂。但团购中介参与团购行为,尤其是那些有资质的信誉良好的中介参与,也有利于团购业务的发展,有利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的保护。
三、团购行为各主体的法律风险及防范措施
在我国,团购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行为模式,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立法对其作出规范,一旦发生纠纷,在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上可能引发重大分歧。而且团购行为社会影响较大,关系极为复杂,涉及主体多为处于弱势的普通消费者,且人数众多。因此,消费者在团购活动中应当保持慎重,注意识别以下法律风险:被诈骗引发的风险,产品质量问题及售后服务不完善的风险、个人资料及信息被团购中介泄漏的风险等等。消费者应当选择有资质及信誉记录良好的厂商,并与其签订详细的团购协议,必要时可以征求律师等专业人员的法律意见,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在消费者协议型团购业务中,作为组织的消费者除了可能引发民事,还有可能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对类似的组行为都会作出限制的。经营者在团购活动中的法律风险及防范措施: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泄露或不正当地使用其商业秘密;当然也面临被诈骗的风险。
四、政府主管部门如何引导团购活动
政府主管部门对待团购行为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团购行为总体来说是一个市场行为,而市场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政府应当采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强制手段,况且团购有其积极的意义,如能有益疏导,可开辟一条新的消费模式,可以实现个体消费者、团购中介、厂商、社会多方共羸的局面。
政府对团购活动宜采取以下策略:1.严肃查处团购活动中的违法犯罪活动,常见及可能的情形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占,欺诈钱财的行为;利用团购活动,推销质次价高的产品和服务的行为;团购活动中提供虚假信、隐瞒真实情况的欺骗行为:因团购行为引发的群体性治安案件等。2.加强调查研究和总结相关领域的经验,及时出台相应的规章条例,对团购的定义、团购的形式、团购中介及相关资质,团购的法律关系的内容,团购纠纷的处理程序等作出规定。
第11篇
关键词：保险法，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一、关于我国保险法上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现行法分析
保险合同的中心内容在于投保人以给付保险费为代价换得保险人承担约定的风险，从而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实现风险的转移，而在全体投保人之间则形成风险的分散。因此，保险合同在保险精算的科学基础上，要求保险人承担的风险与投保人所交付的保险费具有对价关系，遵循着对价平衡原则。由于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标的物的风险处于无体不确定的状态，不能转移占有，因此，“保险人无论于缔约时或定约后关于危险的掌握及控制于事实上几乎立于无能之地位”[1].保险标的的风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保险合同缔结之初其承担的风险与合同履行中的风险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差异。而保险合同又是继续性合同，若危险严重超出缔约时保险合同所承保的程度，则势必会提高保险事故发生的机率，而加重保险人的义务，破坏对价平衡。为此，当保险标的情况的变化严重增加了保险合同缔结之初所承保的风险，保险法课以相对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以使保险人对危险增加的事实作出正确估量，决定是否继续承保或以何种条件继续承保，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风险。各国保险法把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作为一种法定义务加以规定，但其具体内容却不尽相同。我国现行保险法在第36条用两款加以规定：
第一款：在合同的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
第二款：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应简便明约，但不能有“简”而无“明”。纵观其规定，言虽简意却未“明”。如：危险增加有轻重久暂之别，其构成要件为何，是否在事实上一经危险增加即一定成立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危险增加有时因可归责于当事人，有时则不可归责于当事人，是否不分情况规定为相同的结果；按现行法规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下保险人有合同解除权与保险费增加权，其间的关系若何，是否可任意选择……凡此种种，皆须明了。现行保险法第36条的内容不能明示通知义务的构成要件，亦未涵盖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不同情况而在法律上异其效果。因此，有对之进行讨论和研究的必要，以在法律运行中明其意义，定其权利义务，理顺其责任，祛除对当事人造成的不公及由此而致的纠纷。惟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面临外国先进保险业的竞争之际，尤须基于后发展之地位，借鉴他国先进保险立法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现行规则，在投保人与保险人间达成利益的平衡，使中外保险法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趋于一致，以完善我国保险现行法，加强我国保险业的竞争能力。
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构成要件
（一）积极要件。
危险增加义务首先须具备危险增加的客观事实，此为积极要件。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深受多种无法控制因素的影响而致危险增加时，则义务人要对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但在现实中，危险增加有轻重久暂之别，若令义务人不分具体情形皆须负通知保险人的义务，必然耗费义务人的时间与财力而增加交易成本，对于保险人来说并非皆为必要，反而有违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本旨。因此，危险增加显非其字面意义所能完全表征，在保险法上实有其特定的内涵，需要对其构成要素进行特别的讨论。我们认为，保险法上的危险增加应包括如下要件：
1、程度要件，危险增加须达致严重超过缔约初的程度，使保险人非增加保险费不足以承保或以何种条件都不能承保。并非所有危险增加皆须通知保险人，若所有无关痛痒的危险增加皆须通知，对义务人而言不仅扩大交易成本，费时费力，对保险人而言亦无实益。危险增加须致一定程度，对保险人的风险负担构成实质性影响，方对义务人课以通知义务。概因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本旨在于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保险人承保的保险标的物的风险为无体状态，与普通合同标的相比显具特殊性，保险人不能具体控制保险标的，亦无从控制其无体的风险状态，只有实际控制标的物的人对其所处的风险状态才最为关切最为挂怀，标的物面临的风险变化只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最为明了。危险增加的客观事实若使保险人承保的风险机率增大，以至达于必须增加保险费或即使增加保险费亦不能承保，也就是说，若该危险增加的事实于缔约时存在，保险人断不会以现在的条件与保险费率承保，则构成危险增加的程度要件。如：在财产保险，甲为其所有的房屋投保火灾保险，其邻居原为民居现已改为制造爆竹的工厂。在人身保险，甲投保意外险，其原为武术教师现为海关缉私侦察员。我国保险法对危险增加未为任何说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保险立法则有不同体现。我国台湾地区现行保险法于第59条第二项规定“致其危险达于应增加保险费或终止之程度者”即是。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9条则表现为“非重要危险增加，不予考虑”。日本商法典第656条则表述为“致危险显著变更者”。因此，我国保险法上的危险增加，要做目的性限缩解释，从其程度性标准来说，实指“重要危险增加”或“危险显著变更”之意。由此可见，我国现行保险法上的用语不如直接表述为“重要危险增加”或“显著危险增加”。
2、时间要件，一指危险增加发生于合同订立之后；二指危险增加事实本身在时间上应具持续性。危险增加除程度须达致一定标准外，还须满足时间上的要求。首先，危险增加的事实须发生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后[2]，而不是要保人发出要约之后保险人承诺以前。其次，相对于原合同缔结之初的风险状况而言，其具备程度条件的危险增加的事实本身应不间断地持续一定时间。此时，需要考虑两种情况：一是该重要危险增加一出现即刻引起危险事故，二是该危险增加发生过、后又消失。如：在汽车责任保险中，该汽车的制动器失灵马上引起撞车事故，此为保险事故的促成，非为危险增加。而若该汽车制动器失灵的情况发生后，该司机在一周时间内仍继续使用该车则构成危险增加。但在制动器失灵后，马上被司机修理好，则不属于危险增加。在第二种情况下，涉及时间上持续性的认定问题。若持续8小时、1天、3天、10天、1个月……，则何样的时间期限才算具有持续性，单纯从时间上判断殊难定论。因此，是否具有持续性，只有留待法官根据各种不同性质的保险合同的不同要求来进行具体判断。这样，在非典型案件的边界便给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的余地。
3、主观要件，在风险评价上要求具有未被评价性。危险增加除具上述两个要件外，尚须具备未被评价性，即在双方缔约时，未把该危险严重增加的情况计算在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的风险里，并核定相应的保险费。有学者称之为“不可预见性”[3]，但不可预见性易使人理解为对危险增加本身的不能预见，而有时保险人对缔约后风险增加是有预见的。如：汽车责任保险中保险人可能会认识到该汽车的使用会导致制动器老化而达危险增加，但其已包括于承保风险中。然，若该司机在制动器失灵后仍不为修理继续使用该汽车竟致半个月的时间，则属危险增加。因为该保险人在评估汽车责任风险时，是以该汽车制动器功能正常为前提的，而制动器功能失灵的存在事实则远超出保险人对汽车使用风险的正常估价。又如，在人身保险中，保险人会想到被保险人将来有变动职业的可能，所以，在合同中约定变动职业时须通知保险人。此时，危险增加显然已被保险人预见，而不是不可预见。因此，不可预见性不若采用未被评价性一语中的，又不致误解。
（二）消极要件
危险增加义务除上述积极要件外，还需考虑消极要件，即无下列条件之一的，通知义务才存在：
1、为履行道德义务而致危险增加。从积极要件上来说，因履行道德义务而致的危险增加当然满足危险增加的事实条件，使对价平衡遭到破坏，但因该履行道德义务本身是发挥人类间互助互济的行为，乃人类善良天性的张扬，如果一个法律制度对人们发挥善良天性的行为还横加归责，显然有违于人之为人的本旨，反而使人不成其为人。因此，因履行道德义务而发生的危险增加由保险人承担，一方面有助于鼓励人类道德的发挥，另一方面亦凸现出保险制度除了计较保险赔偿和保险费之间的对价平衡外，还具有“道德性之本质”。[4]在立法例上，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1条第三项将“为履行道德上之义务”规定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免责性规定，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6条后段亦有相似规定。
2、为减轻或避免损害的必要行为。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6条前项规定：“若危险增加是由于为了保险人之利益……则不适用第23至25条之规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规定）。台湾保险法则于第64条第二项规定“为防护保险人利益者”而免除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因避免或减轻保险事故所致损失的行为，从保险人与投保人间看，有利于保险人，而从全体投保人组成的社会团体讲，则是出于主观上为减少或避免发生的善意，法律上免去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在于鼓励人们善意地行为以减免损害发生，从而有利于减少保险事故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无谓损失，从而增进社会财富的积累。
3、保险人所知。通知义务的本旨在于使保险人对于危险增加由不知转为知悉，据此重估危险，回复对价平衡。因此，为保险人所知的危险增加则无再为通知的必要，若此情况仍令义务人通知，对其不仅不道德，亦显苛刻，反而给保险人以未尽通知推卸责任提供理由。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非在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诚信，亦在于保险人的诚信。故此种情形不必负通知义务。
4、依通常注意义务，危险增加为保险人应知或无法推委为不知的情形。既然保险人应知而未知，说明保险人欠缺其注意义务，主观上具有过失，此种情形免除义务人的通知义务符合法律不应鼓励过失的精神，同时亦是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人的要求。
5、经声明不必通知。在此场合既已明示不必通知，则表明保险人对危险增加无须再由义务人通知而来重估危险与回复对价平衡。不通知当然不违反保险人的意志，符合合同自由原则，法律无加以干涉之必要，予以保险人特别的保护。
因此，保险法上构成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前提条件是危险增加的事实发生，此为积极要件。同时，法律还对特定条件下的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予以排除，此为消极要件。我国保险法对积极要件与消极要件皆未澄明，实践中难免不发生与此相关的案件，如适用现行保险法的规定必然导致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公平的后果。在语言表达上，“危险增加”一语字面意义无法确切表征其实质内涵，若改为“重要危险增加”等表明其程度的方式更能显现其本意，亦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在现行法下，可用目的性限缩解释方法解决这一问题。未来修订保险法法条的用语则为根本之道。另一方面，在现行法下，遵循严格的法治原则，通知义务人必然无法适用排除性要件保护自己的权利，此时可考虑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法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或由有权机关通过有权解释来解决，而根本之道在于修订保险法时通过相应条款对其加以规定。
三、危险增加的类型化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类型化的研究方法是法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类型化研究的本旨不是为类型化而类型化，其目的在于通过类型化而达到区别法律事物的性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与法律后果的不同，以明了其法律规则的适用。
（一）根据重要危险增加是否以书面约定为标准可将之分为约定危险增加与非约定危险增加。前者，是经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而列为重要危险增加，后者是保险合同上虽未约定，但在客观上足以提高危险发生率，符合上述重要危险增加构成要件的危险增加。在实务当中，是否在合同中约定负通知义务的危险增加都是重要危险增加，从而皆须负通知义务，涉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而他们代表着需要获得保险保障的社会大众，显有澄明的必要。有学者认为，凡是在合同中约定的须通知的危险增加情形皆属于重要危险增加，纵使客观上不属于重要危险增加，亦在其内。[5]按此，若保险合同中载有危险增加应负通知义务的情形，义务人都必须在情形发生后通知保险人，如违反此义务，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不论其实质上是否具有重要性。但此一观点的合理性不无疑问，实质上涉及保险合同中对危险增加的约定的效力问题。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对特定事项应负通知义务，包括几种情况：一是该特定事项从实际上来说确已致重要危险增加的标准，同时双方又在合同中约定明示，既反应了合同自由原则，亦符合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本旨，没有问题。第二种情况是合同中虽约定该事项发生须负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但该危险增加不属于重要危险增加，此时，令当事人对此负担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不合该义务设定的本旨，更使对方为通知义务所累，反给保险人据此推卸责任提供了理由，使义务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实务上保险合同皆采附和合同的形式，相对方无讨价还价的余地，若保险人借此优越地位将实质上不具构成要件的危险增加规定于合同中而附加其身，在财产与能力上人单势薄的相对人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同时，即使保险人与对方当事人能够进行协商，但对方当事人为一般民众，而保险人是专门职业者，对于每一险种的个别情况是否属于重要危险增加，只有保险人才能判断，而相对人可能一无所知，决难加以适当判断。保险合同与一般双务合同亦有不同，不能以一般双务合同的对等性来解释保险合同中的问题。保险的特性在于团体性，基于团体性观念，危险本是投保人通过保险人的中介将自己所负的危险进行分散、转化，最终的承担者实际上是投保人组成的团体。如果认可合同中约定通知义务的绝对效力，保险人便会藉口义务人对于实际上不属于重要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的履行使对方疲于奔命，甚至推卸自己的责任，不仅不能实现其中介职能，亦使投保人的目的落空。因此，我们认为，不能赋予合同中对特定事项须负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约定以绝对效力。对此解决的办法一是在保险业监督机关审察保险合同条款时加以限制，二是司法中由法官来认定该条款与实质危险增加是否相合。无论如何应在立法上明定该种条款的效力或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我们认为，应赋予该种条款为推定非重要危险增加的效力，在保险人主张免责时由其负举证责任。义务人可以举证证明该约定的事项不是重要危险增加而不必履行通知义务。而不能赋予其视为重要危险增加的效力。在保险合同未约定的场合，则需按实质标准判断是否因该危险增加而使保险人在合同缔结之初绝不会以相同的条件承保。发生争议时，由法官根据保险合同的种类及保险标的的特性作个案判断。
（二）根据危险增加的原因事实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主观危险增加与客观危险增加。这是各国保险法理论中的通常分类，实质上立法并未如此表现。依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例，其区分标准则有不同表述。
日本商法第656条规定为“因可归责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之事由，致危险显著变更或增加者”，同法第657条则将客观危险增加表述为“因不可归责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之事由，致危险显著变更或增加者”。即日本法以是否可归责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为主客观危险增加的区分标准。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3条将主客观危险增加分别表述为“与要保人意思有关……”，第27条将客观危险增加表述为“与要保人之意思无关……”。可见，德国保险法将是否与要保人的意思有关作为区分主客观危险的标准。据此，若危险增加由要保人的意思所致，则不论是否可归责于要保人，均为主观危险增加。反之，若与要保人意思无关，则为客观危险增加。[6]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59条第二项将主观危险增加表述为“危险增加由于要保人或由于被保险人之行为所致者”，第三项将客观危险增加表述为“不由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行为所致者”。即将是否由义务人行为所致为判断标准。但在台湾保险法中，该处“行为”系指行为人于主观上是否应有认识并有意使之发生，在客观上系在该主观心理状态下实施的作为与不作为，即过错行为。[7]
综观各立法例，皆在保险法上将危险增加区分为主客观不同的情形，但主客观危险增加的区分标准并非完全相同。德国法中的“意思”与法律上评价是否有可归责性的“过错”并非一致，因此，德国保险契约法在适用中，在主观危险增加场合须在“意思”基础上再考虑是否具有可归责性（过错）而异其法律后果，显得烦琐而无必要。[8]按台湾现行保险法以是否为义务人行为所致为标准，则须对其行为的主观因素作出适当解释方能实现划分主客观危险增加的本旨。反观日本法上关于主客观危险增加以是否可归责于义务人为标准可谓一举中的，既能明确将两者进行区分，又与各自情况下当事人保险法上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的认定和法条适用紧密关联。所以不妨采此标准为法律上的划分。我国现行保险法未对重要危险增加进行主客观区分的类型化，而对两种情形下的法律后果亦为相同的规定，该种立法形式不能体现出诚信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的法理念，无法公平而效率地实现对通知义务人的保护和对保险人的救济。
四、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
我国保险法第36条第一款规定，在危险增加条件下，义务人应及时通知，而保险人有要求增加保险费和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在第二款明定，危险增加怠为通知的，对因危险增加而致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义务人及时通知，保险人有增加保险费和解除合同的权利；二是怠于通知，依当然解释，保险人当然可以要求增加保险费和解除合同，并且无论是要求增加保险费还是解除合同，保险人对因危险增加而致保险事故发生皆不负赔偿责任。从立法技术上来说，前款规定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人履行义务后对保险人的法律后果，第二款则是对怠于通知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关于此条规定的其他缺漏之处前已述及，在此仅对法律后果的妥当性进行讨论。
（一）义务人通知义务的适当履行。危险增加的事实使保险人在缔约之初对风险的估计与现实不符，其收取保险费亦与其承担的风险处于不平衡状态，需要重新评估风险与计算保险费，以及决定继续承保与否。而这一切又以保险人知悉为条件。因此，保险法课以通知义务，使保险人利益得以维护，间接利于所有投保人之团体。同时亦赋予保险人以增加保险费与解除合同的权利，以对保险人承担了高于原合同约定风险的事实予以救济，排除其因此所受的不利益，使合同关系回复于平衡状态。现结合该条对通知义务的要素分别讨论。
1、通知义务的主体
由于我国保险法只在财产保险中规定被保险人有此义务，因此，现行法上，通知义务人只有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这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法皆有不同。其他国家的立法例将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同时适用于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将被保险人亦定为通知义务人。（见台保险法第59条、日本商法典第657条。）据我国保险法第36条的规定看来，通知义务人仅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中往往是财产的所有人或利害关系人，直接管领控制该财产，与保险标的间的关系密切，对其了解最为直接全面，没有人比自己更能意自己的利益。在人身保险，被保险人的生命或身体即是保险标的，对其情况自然最为明了，因此，法律令其负通知义务理所当然。至于投保人是否应是通知义务人，从各国立法来看，都把投保人列为通知义务人。其据在于投保人是向保险人发出要约，交付保险费并与保险人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在我国保险法中还要求其与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因此，有关保险合同履行义务自应由要保人为之。其他国家虽都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规定为通知义务人，但其立法技术却使之规定的方式并不相同。有于条文中将要保人与被保险人并列规定的，如日本商法第657条的规定，或于保险法中设立所谓“被保险人视为要保人条款”（Gleichstellungdes.Versicherten.mitdemVersicherungsnehmer），如“西德及奥地利保险法”[9].而台湾保险法在第59条中区别不同情况而定通知义务，即有时只将投保人列为义务人的情形（台保险法第59条第一项）[10]，有时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并列为通知义务人（见台保险法第59条第二、三项）。我们认为，我国现行保险法第36条从立法体例上存在疏漏之处，使通知义务不能适用于人身保险[11]，而人身保险中危险增加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如投保意外伤害险下，被保险人职业由教师改为警察，或由办公室工作人员改为某化学品生产车间工人等。这样，在人身保险领域若出现危险增加的情况，在现行法上无人负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假设因该危险增加而致损害发生，保险人必将负给付义务。这种情况不利于保险合同对风险的控制，亦不利于对保险人利益的保护，最终将损及保险人的经营。我国保险法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定在财产保险项下，而不是规定在总则当中，由于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在危险性质、给付原则及运行方面殊然有别，亦不能简单进行类推适用。这将使司法实践难于解决此类案件。实际的办法是由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对此进行说明，但实质上是代立法机关实行立法的职能，因其解释已超出法律解释的范围。所以，根本之道在于修改现行保险法，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定于保险合同法总则，或在人身保险合同章增加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规定。同时，增加投保人为通知义务人。理由已如前述。
关于受益人是否应为通知义务人，学者间亦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受益人之是否应负通知义务，“应以其所处之法律地位及其是否知悉危险变动为决定之依据”。[12]我们认为，受益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保险合同的纯粹利益人，法律自不应令其负担额外的义务，此为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财产及人身的风险情况变化亦未必能加以了解和控制。因此，不宜将其列为义务人。
2、通知的时间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旨在回复对价平衡，对保险人承担比缔约时加重的风险的不利益进行救济。最终控制风险，使投保人间合理分担风险，获得保险保障。因此，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知悉后应为立即通知。但关于义务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期间，各国与地区的规定不为一致。首先，德国保险法规定，危险增加无论与要保人意思有关或与要保人意思无关，要保人于知悉危险增加之事实后，均应立即通知保险人，不得迟延[13]而在日本商法第656条规定主观危险增加的情况下，保险契约失其效力，自无讨论通知义务履行时期的必要。至于在客观危险增加情况下，日本商法第657条规定，要保人与被保险人应于知悉后立即通知保险人。而台湾保险法将通知时间依危险增加发生之不同而分为下列三种情况：一是危险增加为保险契约所载者，要保人须于知悉后通知保险人；二是危险增加由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之行为所致者，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先通知保险人；三是危险增加非由要保人或被保险人所致者，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应于知悉后10日内通知保险人。在第一种情形，姑且不论将记载于合同的“危险增加”皆视为重要危险增加妥当与否，对于将履行期限规定为知悉后通知，实际上并未规定具体的履行期[14].在第二种情形，学理上认为主观危险增加因既然为其行为所致，理应先知悉亦应先于危险增加的事实通知于保险人。但在由被保险人
不作为所致危险增加的场合，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可能未必会先知。如投保盗窃险者，其住宅房屋防盗警报已破坏，此时其未必会先知悉其事实，亦无法先通知保险人。至于第三种情形是客观危险增加于知悉后10日内通知，通知义务旨在使保险人重估危险，以回复对价平衡、控制危险。因此，以尽速通知为必要，10日规定与通知义务本旨不合，无此必要。我国保险法对危险增加未进行类型化规定，其通知时间在第36条以“及时通知”为概括规定，但何谓“及时通知”，从文意解释应以知悉后立即通知为其本意。
3、通知方式
通知义务采何种方式履行？从我国保险法及其他规定看，对此未予澄明。由于保险法为民法特别法，系典型私法，亦应遵循合同自由原则，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与社会公共利益皆可。但实务中，有的保险合同条款约定“通知义务应以书面方式为之”，其效力如何，不无疑问。
保险合同系双务合同，双方当事人本应以契约自由原则而对特定事项为约定，并且在民法中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情况下，可以特别约定排除合同法的任意性规定。但保险法为民法特别法，合同自由原则在此不能与民事合同为同样的适用。因保险业的技术性与附和合同性质，双方的缔约地位实质上并非平等。处于缔约一方的是普遍的社会大众，另一方是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保险人，若使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将通知义务片面定为要式行为，则必将增加通知义务人的交易成本。同时保险人动辄以通知义务人不为书面通知为藉口推卸自身责任，使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更加不利。从保险团体性观之，保险人以苛刻的条件加诸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而使其稍有不慎即除去风险保障的危险，保险的功能亦会落空。有学者认为，保险法上的强制性规定分为两种，一是绝对强制性规定，保险合同当事人不能以契约方式变更其内容，不论有利于被保险人与否，即使变更其内容亦无效。如关于保险利益的存在、复保险的禁止性规定；一是相对强制性规定，此类规定原则为被保险人或要保人而设，原则上不得以契约变更之，惟有利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变更时，不在此限。即这类规定是对被保险人、投保人规定义务的最低标准，不能在此基础上加重其义务。[15]
（二）义务人履行了通知义务，保险人有增加保险费和解除合同的权利
1、关于保险费增加权和选择权
无论主观客观危险增加，皆破坏了投保人与保险人间的对价平衡。对价平衡被破坏的结果表面上不利于保险人，而实质上有害于由其他投保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因此在主客观危险增加情况下，保险人若于通知后经重新估价风险后，认为可以继续承保，则理应根据对价平衡原则对增加的部分加收保险费，以回复对价平衡。增加保险费的权利旨在救济保险人承担风险增加所受不利益。只是根据该条规定，此时保险人享有选择权，而如何选择法律上并未明示。因此，从字面意思来说，保险人即可选择加收保险费以维持合同，亦可解除合同。理论上存在着一经危险增加的通知，保险人即可解除合同的可能，解除合同亦不失实证法上的根据。若作此理解，该条显然对保险人利益保护至周，而忽视了保险合同对投保大众的风险保障功能。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设置本旨在于因客观情事的变化而破坏了保险合同对价平衡，而该危险增加的状况又属于承保风险性质允许的范围之内。保险人不能在缔约之初对其评价，因此，通知义务旨在使保险人对于变更了的风险重新评估，以决定以何种条件继续承保或不再承保。按此，若在加收保险费即可继续承保回复对价平衡的情形下，应首先选择增加保险费，而在加收保险费亦不能符合承保条件，危险增加致事故发生机率超出保险风险性质所允许的程度，则保险人才能选择他种权利进行救济。因此，保险法立法应限制选择权的行使或通过法律解释来解决。
2、保险人的解除权
在此种情况下，还赋予保险人以解除权。但我国现行保险法对于保险人的解除权的效力、除斥期间、行使方式则未予澄明。现行保险法在第16条、第27条、第35条、第36条、第53条、第58条中分别规定了不同情况下的解除权，在这些规定中，有的涉及了解除权的效力，有的则未为明确。由保险法上关于解除权效力的现有规定来看，解除权的效力并非完全相同。实务中遇到相应的情形，难免出现争议。因此有必要对此种情形下的解除权的性质、效力、行使的时间、行使方式进行讨论。
（1）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中，保险人的解除权的性质和效力
在我国现行法体制下，保险法为民法特别法，自身有特别规定者应适用自身的规定，无规定者自应回于民法，按民法理论，解除权为形成权，以单方意思表示而无须经他方意思表示配合即发生法律效力。危险增加情形下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属于履行合同中的解除权，可以在合同履行的范畴讨论。一般认为一时性合同解除权原则上具有溯及力，继续性合同的解除权原则上无溯及力。[16]至于保险合同的解除权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总体来看主要有溯及力肯定说、否定说与折衷说三种观点。按肯定说，保险合同解除权原则上有溯及力，发生双方对待给付恢复原状的效果，保险人对其解除前的保险事故发生不负给付责任，再投保人为受领保险费的返还。按否定说，保险合同解除无溯及力，只向将来发生效力。解除前保险人与投保人履行的给付依然有效存在，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须负给付保险金义务，投保人负给付解除前保险费义务。折衷说区别不同情况考虑解除权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认为保险费返还的情形下，解除权有溯及力，不返还保险费情形下则无溯及力。[17]我们认为，保险合同的解除权是否有溯及力，首先应看解除权的性质，其次要保护守约方，三应考虑保险合同的特性不仅在于对价性，更在团体互。由于解约对保险人并无实益，保险合同是继续性合同，一方交付保险费后，保险人即已承担了风险，在精神上使他方减少忧虑，在物质上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负给付保险金义务使其获得物质补偿。无论事故发生与否，解除前，一方都已享有合同利益，因此，继续性合同原则上要维持其效力。同时，保险因其互亦要求不能动辄解除合同使其失去保险保障。解除权的本旨在于使合同关系消灭并回复致如以前未曾缔结合同的状态。保险合同的解除权亦不能违反其本旨，原则上应有溯及力。[18]
3、解除权的行使
危险增加使保险人具备解除权条件后，只是合同解除的前提，由于我国并不采取“当然解除主义”，因此，保险合同具备解除条件时并不当然解除。若使合同溯及的消灭，还须解除行为。解除行为以意思表示为之，并发生合同关系溯及既往的消灭的后果，因此，是法律行为。同时，解除权为形成权的性质，亦决定解除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无须意思合致，保险人一方只须将解除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与相对人，无须对方的同意即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
解除权的行使为法律行为，且为单方法律行为，则不能不涉及向何人为意思表示，以何种方式为意思表示，在何种期限内为该形成权的意思表示。
合同解除权为保险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其意思表示的对象为合同的相对人即投保人，而不能向其他人为之。因其与缔约主体解除合同，是解除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合同。
关于以何种方式为解除的意思表示，保险法无明定。实务中常由保险人以书面通知方式作出。但该通知除双方约定之外，既然保险法未为明定，则为非要式行为，保险人未为书面通知，只是承担举证的不利，并非未为书面通知而生未通知的效果。
形成权旨在尽快使法律关系回复致未发生之前的状态，若权利人长期不行使，反使社会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有违秩序价值，亦对权利人不利。因此，应对其加以限制，使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确定，实现法律的秩序价值。如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68条，日本商法于第644条第二项、韩国商法于651条、652条皆对此作出除斥期间的规定，无例外地将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时间定为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原因时起一个月。
4、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中解除权的比较法分析
参诸各国立法例，日本商法典第656条规定，在保险期间内，因不可归责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事由，致使危险显著变化或增加时，保险人可以解除契约，但该契约只对将来发生效力。韩国商法于第652条第二项规定，保险人从接到第一款之危险变更、增加的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可以请求增加保险费或终止合同。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5条规定，凡危险增加可归责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者，保险人于危险增加后不但得终止契约，且该终止契约之意思表示，与其到达时或为对方了解时立即生效，在危险增加不可归责于要保人时，保险人终止契约之意思表示于要保人接到保险人所为终止契约之表示一个月后生效。在第27条规定，保险人须在终止契约之意思表示之一个月前先通知要保人。即在一个月期间内，契约不失其效力，要保人于此期间可另觅保险人订立契约，以免失其保障，并且因归责于要保人所致之主观危险增加，虽未经保险人终止契约，于危险增加发生事故后，保险人亦不负理赔之责。
从各国规定来看，日本法将危险增加以是否可归责于义务人为标准分主观危险增加与客观危险增加。在主观危险增加场合，保险契约丧失其效力，无论通知义务履行与否。简洁利落。在客观危险增加场合，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但只向将来发生效力，实质上类似合同终止的效力。同时亦严格限制保险人的解除权行使时间，规定保险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应尽快行使解除权，否则视为承认该契约。（日本保险法第657条第三项）。而德国保险契约法在主客观危险增加的场合，保险人自知悉后立即通知，不得迟延。其不同点在于，保险人行使终止权时，其终止契约的意思表示根据危险增加是否可归责于要保人而发生效力的时间不同。因可归责于要保人的主客观危险增加，保险人接到通知后得立即进行终止契约之意思表示，并且契约自为对方理解和到达时立即生效。而因不可归责于要保人的主客观危险增加，则均于危险增加通知后一个月期满时，保险人的终止权才生效力，最为周到温和。但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5条（1）规定，在因义务人过失致主观危险增加场合，在其行使解除权前发生的因该危险增加所致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免除给付义务。韩国保险法亦于此场合规定保险人仅得增加保险费或终止合同。我们认为，我国现行保险法不仅对此情形下保险人解除权规定显有缺失，而且其本身是否妥当亦不无疑问。保险合同为继续性合同，其性质要求尽量促使其维持合同，而不是放纵其解除合同。纵使解除合同亦不能如一时性合同那样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同时，基于保险的团体互助共济性质，投保人本是弱势群体，其订立保险合同旨在分散风险于其群体，只因自己无力组织该风险群体而借助保险人之中介。因此保险合同不能象一般民事双务合同那样具有对等性，苟因危险增加不问归责于义务人与否皆解除合同。合同溯及的消灭，在保险人而言固然不承担任何风险，而在广大投保人则可能非因自己的过错而失去保险保障，致保险的目的落空。我国保险法解除合同的规定对投保人过于严苛，在此情形令义务人对因主观危险增加所致的时事故发生损害不负给付义务已足，再令其解除合同使其失去保险保障，对于双方皆非有利。在怠于通知时，我国保险法由于不分主客观危险增加，因此，既可增加保险费又可解除合同。但对因危险增加所致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从我国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效果规定来看，未区分主客观危险增加而异其效果。在履行通知义务时，保险人可增加保险费或解除保险合同。但在第二款规定若怠于通知时，保险人对于因危险增加所致事故发生不负给付义务。按立法技术来看，怠于通知的法律后果显然重于适当通知时的后果，故，可将前款理解为及时通知的法律后果，后者为怠于通知的法律后果。但第一款的后果是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对因危险增加导致事故发生是否负给付义务未为明定。在增加保险费情况下，保险人继续承保自应承担事故发生的给付义务，无甚问题。但在解除合同场合，若有溯及力则自不负给付义务，只是现行保险法对此未予明示。因此，若采解除权溯及力说，则，在怠于通知下，法律后果显比及时通知情形下为重，前者解除下尚有溯及力，不负给付义务，怠于通知时则更不必作此画蛇添足之规定。
综上所述，我国保险法在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效果方面应以是否可归责于义务人为标准分为主客观危险增加。前者因具可归责性而规定较重的后果，在此情形，因可归责于义务人的事由使以缔约当时的客观情况所估计的风险发生机率严重增大，且义务人主观上具有可归责性，违反了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据此，可赋予保险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或合同终止权。若赋予合同的终止权，则合同自终止权生效之日起向将来发生效力，对终止权生效之前发生的因危险增加所致的保险事故仍应负责。而赋予保险人解除权，则合同溯及地消灭，保险人对解除权行使前因危险增加所致保险事故不负给付义务。同时，因该合同保险人所为的给付应当发生恢复原状的效果，显然在客观上对保险人较为有利。但在保险业经营上，这对保险人来说无任何实益，对相对人而言，亦劳人费力。这种结果既违反保险合同的本旨，又不合生活规律。由于合同解除权原则上具有溯及力，因此不能以保险合同的特性而使之更改，否则便打破了民事权利的既有体系。于是，若立法上选择了赋予保险人解除权，为求概念上的逻辑统一，同时兼顾保险合同继续性特征，则必然要对解除权做出如日本商法典656条中无溯及力的规定。而此时不若直接规定保险合同的终止权。这时因终止权为形成权，自其生效之时起仅向将来发生效力。而在生效之前，因危险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所致的损失显然不应由保险人承担，因此在立法上不妨规定，在保险期间内，终止权生效前，因危险增加而致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不负给付义务。此时，不负给付义务非因终止权为形成权的效力使然，而因系惩罚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可归责性所致。我国保险法应一并规定终止权的效力、行使方式与除斥期间。而在客观危险增加情形，相较于主观危险增加而言，因其客观上虽改变了对价平衡，对保险人不利，但主观上并无可归责性，实情非得已。保险合同不能因为提供保障而限制义务人正常的生活自由。此种情形，只违反对价平衡，并未违反诚实信用。基于保险的团体互与继续性合同的特点，应尽量维持其合同效力，以免被保险人失其保障，德国的立法不妨参考。
（三）义务人怠于履行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我国现行保险法在第36条第二款规定了怠于通知的法律后果，是保险人对因该危险增加而致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依当然解释，自得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这对保险人较为有利。在危险增加怠于通知时，由于危险增加使合同双方的对价平衡状态破坏，而又应通知而未通知，同时破坏了诚信原则。因此，法律自可赋予义务人比适当履行通知义务情形为重的后果。鉴于此种情况与主观危险增加的情形皆违反对价平衡与诚实信用，各国立法例多规定此时与主观危险增加相同的效果。我国不妨在未来保险法立法时斟酌参考。
注释：
[1]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40页。
[2]徐卫东：《保险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
[3]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二），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86页。
[4]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二），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9页。
[5]参见刘宗荣：《保险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33页。
[6]参见刘宗荣：《保险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33页。
[7]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二），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03页。
[8]参见刘宗荣：《保险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33页。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二），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02页。
[9]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二），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0页。
[10]但有学者认为这是立法者的疏漏，见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二），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89页。
[11]参见徐卫东：《保险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
[12]施文森：《汽车保险：保单条款及判决例之研析》，三民书局1980年初版，第136页。
[13]刘宗荣：《保险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33页。
[14]台学者亦有相同见解。见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二），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3页。
[15]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二），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5页、第196页。
[16]参见崔建远：《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析》，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第441页。
第12篇
一、保险销售为什么要一体化
保险产品的销售是整个保险营销论文过程的重要环节，同时，它还是一个复杂的运作过程。保险产品的销售不是一个单线的流程。经济的发展使得客户基础日益复杂化，保险公司所提品和服务的范围也在扩大，这就要求保险公司有一个多层次的销售方法，以期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在当今竞争激烈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市场中，单纯地依赖一种销售渠道是极其短视和自毁性的行为。因此，保险公司试图通过产品组合的增加，使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销售方式有什么弊端。
传统的销售模式主要是指销售，包括直接邮递法和电话销售。这些传统方式存在着弊端：
一是销售成本。这种销售渠道主要适合简单、薄利产品的销售，因此需要销售大量的产品才能得到该项投资的回报。实际上，对一些经营者而言，要获得收益需经过好几年时间，而一些实力较弱的公司可能得不到任何回报。
二是销售力量。当前，一些保险公司系统的销售能力(在欧洲通常称之为直销力量)处于长期财务存活指标之下。虽然一些人做得非常成功，但在极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整个直销中力量的一小部分，直销力量中只有20％的人真正产生销售业绩，这些业绩占了总业务量的80％，这其实导致了一系列非常昂贵和低效的销售过程。
三是客户所有权。只要单独运作的销售力量掌握着各自的客户档案，在客户所有权的问题上总是存在争议。而新业务的归属总是掌握在人的手中，并非由公司控制。
四是有权利的消费者。随着消费者保险知识越来越丰富，他们购买保险产品就越来越有信心，也就要求得到更多的选择、效用和服务。少数消费者热衷于通过电话咨询获得建议，而其余的大部分则未然。由此可以清楚看到，不需要告诉消费者他们该怎么做，他们希望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
二、一体化销售渠道如何运作
将其它销售渠道简单地附加在原有的销售框架上通常是不够的，它只会导致各种销售渠道之间的潜在冲突。
为了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生存并发展，保险公司需要熟练地将现有的各种销售渠道融合在一起，使它们的销售业绩都有所增长。这些销售渠道：一是面谈，在传统的系统基础上增加专业销售力量的比例；二是直接邮递法；三是电话销售；四是通过召开研讨会或深入工作场所进行销售；五是相关团体的销售；六是银行保险。当然，还包括网络销售。它具有使销售范围变得很大的潜力，而其范围大小取决于安全水平，即保证客户资料的机密性所能达到的程度。
还有其它一些销售渠道在一些市场中得到了充分发展，并开始在亚洲地区使用，如商店零售保险——通过零售店来销售保险产品和服务。根据已建立的模式将各种销售渠道完全融合在一起，保险公司就能大量降低成本，提高销售能力。
将来的销售渠道一体化要求将客户放在整个销售系统的中心。通过各种销售渠道和责任的重新联合，以及一个崭新的一体化销售过程的产生，品牌产品的销售也将达到最大化。不管各种销售渠道的综合体是什么，保险公司必须寻求合适的销售方式，以期不断增加客户数量，更有效地为客户提供服务。
三、一体化销售究竟有哪些好处
以销售渠道一体化这种方式来经营，将会为保险公司所面临的大量挑战提供应对方法。
一是增强销售人员的销售能力——将销售品牌产品的负担从系统转移出去，并将电话销售作为销售品牌产品的主要方式，能够使销售人员的销售能力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假设提供的品牌产品有足够的数量和良好的质量)。此外，可以将连续销售或服务责任转移给电话销售部门，这样可以允许销售人员将更多的时间用在他所擅长的方面——推销上。现在欧洲有几个公司就是采用上述的品牌产品的销售方法，来保证人最大限度地将时间用在与客户打交道方面。
二是降低销售人员的离职率——将销售人员的展业责任转移开来可以使销售力量更稳定。
三是将销售渠道之间的冲突降到最低——将客户市场分为几部分，采用不同的销售渠道为每一部分提供服务，在适当的地方同时使用多种销售方法来销售品牌产品，这将有助于将各销售渠道之间的冲突降到最低。
四是客户享受的服务增加，但其价格却更低——现有的客户和“孤儿客户”需要获得服务。
五是提高了保单的持续率——与客户接触的增多及改善后的服务有助于降低保单失效率。
第13篇
论文摘要：旅游保险是保险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旅游保险的现状，并分析了我国旅游保险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我国旅游保险的对策和建议。
一、我国旅游保险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而作为旅游业软环境之一的旅游保险却严重滞后于旅游业的发展，影响了旅游业的法制化、规范化，对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消极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1、旅游保险的收入过低。2000年，我国旅游收入超过4000亿元，而旅游保险的收入，以市场份额最高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为例，也仅为5888万元。由此推算，中国旅游保险的保费收入不足1亿元，仅占旅游收入的0.025%。2001年，全国国内出游的人数7.84亿人次，旅游收入5566亿元，按每人购买10元的旅游保险计算，一年就该有70多亿元巨额保费收入，而实际的保费收入却只有这一数字的20%左右。2002年，国内旅游收入为3878亿元，国内旅游人数达8.78亿人次。如果以现行旅游保险较低价格10元推算，国内旅游保险费总收入可达87.8亿元.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旅游业收入近年来每年都以迅猛的势头增长，但是旅游保险的收入却增长缓慢，与旅游业的发展不相协调，旅游保险的发展还有很大潜力。
2、旅游意外保险险种少，产品单一。目前我国的旅游意外险险种主要有四大类: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旅游意外伤害保险、住宿游客人身保险、旅游救助保险。其各自的内容见表1。这实际上是以普通的意外伤害保险来代替旅游保险，旅游保险的自身定位不清。这些险种无法涵盖旅游中遇到的各种风险，比如旅行中行李遗失、证件遗失、因行李及证件遗失而引起的额外的旅行及食宿费用、对他人的伤害及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等。
3、开办旅游意外保险业务的公司较少，且旅游保险业务得不到重视。我国的旅游保险有旅行社责任保险和旅游意外保险两种，分别属于财产险和寿险，由于我国法律规定财产险和寿险必须由不同的公司经营，所以它们分属于不同的保险公司。目前，国内只有三家比较大型的保险公司经营旅游意外保险业务，它们分别是太平洋保险公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二、我国旅游保险发展的制约因素
1、游客保险意识淡薄，投保积极性低，主要是因为游客的保险意识薄弱，侥幸心理强。这导致热旅游、冷保险的重要原因。游客通常认为，外出旅游就几天的时间，根本不会出事，犯不上自己掏腰包买保险，或者认为买保险不吉利。
2、保险公司对旅游保险业务不重视。由于旅游保险本身具有保险期限短、赔付率高而利润低的特点，造成保险公司对开办旅游保险业务的积极性不高，在旅游保险的宣传、险种的设计开发、销售方式的开拓创新方面都显得不太重视。此外，就是保险公司对旅游风险的控制技术水平较低。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大多数的旅游意外险只针对旅行社团体进行销售，而对于自助游的散客暂不承保。这是因为团体险可以使保险公司通过简单的承保程序为大量具有相同风险因素的人提供保险保障，而自助游旅游者由于身体素质、文化背景、旅行经历、旅游目的地各不相同，所以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为保险公司选择承保对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2)由于风险控制水平比较低，难以对旅游中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所以很多保险公司旅游意外险产品都将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滑翔、登山、攀岩、探险、狩猎、蹦极运动、武术比赛、摔跤比赛、搏击、特技表演、赛马、赛车作为责任免除条款，而这些风险系数较大的项目正是随着野外生存游、生态游日益流行的今天，旅游者们最希望得到保障的方面。
3、旅游保险的险种存在问题。在旅行社责任险方面，它的费率是确定的，缴费实行一刀切。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如:旅游期限长短、风险大小、旅行社的经营情况而有所变化。由于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大部分旅行社大打价格战，有些短线游的纯利润平均只有人均5元钱左右，甚至更低。因此，规模较小的旅行社有时一年赚不到钱，甚至会是亏损。而旅行社责任险又是强制性保险，至少2万元的保费对于它们是一个不小的包袱。这就使旅行社陷入了不得不买，可又没钱买的尴尬境地。一些规模较大、收入较高的旅行社就比较愿意购买旅行社责任险，用以转嫁自身的风险。另外，旅行社责任险的条款本身也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如游客自由活动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责任，因为这不属于旅行社的责任。但在实际操作中，究竟是旅行社的责任还是游客的责任，并不是那么容易确定。而责任归属不明确，保险公司就可能拒赔。另外在在旅游意外险方面，险种不够完善，覆盖面较窄。
4、旅行社经营不规范。一是因为旅行社的经营还存在着不规范经营的因素。旅行社为了招揽更多的游客，常常会夸大旅行社责任险的保障范围，当游客发生的事故属于旅行社主观扩大的保险责任范围之外时，保险公司就会拒赔，这就容易引发法律纠纷，从而损害保险公司和游客的利益。二是旅行社应该在理赔中承担及时提供相关证据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这一点上，一些旅行社认识不足，旅行社出了事故后理赔不积极，直接导致了理赔难。
三、发展旅游保险的对策建议
1、加大旅游保险宣传力度
旅游者对旅游保险的态度冷淡导致旅游保险市场需求方面的匮乏。针对这种状况，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及媒体要对游客或潜在的游客进行旅游保险的宣传，既需要保险经营者和政府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又需要通过大量的风险事故来教育民众，加快旅游者消费心理的成熟，强化其保险意识，使其既愿意投保，懂得购买适合出行的保险，又熟悉一旦事故发生后理赔的程序。
2、加强保险公司服务功能。这主要指的是销售服务和售后服务。第
一、在销售服务上，主要表现为旅游保险产品销售渠道过窄。大力发展旅游保险，保险公司必须改善与拓宽其销售的渠道。可以让旅游保险产品上银行柜台。现在大多数保险公司都与国内银行签订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多为销售保险公司的分红险与投连险。保险公司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合作伙伴关系，让银行销售相关的旅游保险产品。银行网点众多，银行销售旅游保险产品，既可以有效地节约保险公司的成本，又方便了游客投保，游客可以在银行办理支付款项时，既可办理旅游保险，同时还可以增加银行的收入，实乃“三赢”之举。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要积极地发展网上投保业务，推进旅游保险产品的销售。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网上投保可以有效地节省营销和广告成本，减少中介环节和由于利益驱动给保险公司和游客带来的风险。24小时全天候在线作业，可以使游客不受时间地点限制投保。目前，国内各保险公司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在网上投保方面，如购买了泰康人寿的“旅游救援保障计划”的游客，出游前只需要登录“泰康在线”填写有关出游信息，公司就会根据客户提供的E-mail地址将电子保单及时发送到其信箱中。平安保险公司在2002年9月推出了旅游自助卡，它将保险产品的外在形态设计制作成为配有账号和密码的保险卡，游客在出游前，登录平安“PA18”网站，填写相关的信息。自助保险卡的最大特点是购买与消费相分离，即“平时购买，用时投保”。第
二、在售后服务上，保险公司的核损、定损及理赔一定要及时。如果保险公司的这些售后服务跟不上，将会对游客造成损失。游客的出游时间较短，流动性较大。游客可能在一个地方投保而在另一个地方出险;甚至可能是在国内投保，而在国外出险。这些都为保险公司的核损、定损及理赔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个保险公司之间要加强合作，包括国内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国内保险公司与国外保险公司的合作，利用各自的网点优势，快速核损、定损，及时理赔。
3.加快旅游保险产品研发。现有的旅游保险险种远不能满足旅游者日益变化和增长的需求，只有产品对消费者具有吸引力，才能从本质上改变供应者的尴尬境地，所以保险公司应在产品开发上下大力气。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善:(1)加大新险种的开发力度，将旅游保险服务延伸到吃、住、行、游、购各个环节，深化现有产品之间的互补性，形成系统的旅游保险链，为游客提供全面保障。(2)扩大旅游意外险的承保范围。保险公司要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水平，对旅游险市场和旅游险条款进行细分，针对不同的群体，设计出不同的保单，尽可能为所有的游客提供合适的保单，并可以将自助游游客纳入保障范围，针对团体、散客以及公务旅游者的不同旅游特点设计不同的保险条款，确定不同的费率，加强风险防范。(3)针对特定的旅游项目设计单项保障。像过去不提供保险保障的探险旅游、野外生态旅游、漂流、登山、峡谷旅游等，随着人们旅游方式的转变，现在此类项目已日渐流行，旅游者们对此类项目的保险也是翘首期盼，保险公司可设计此类项目的相关保险，将过去不可承保的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在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同时，也为保险公司带来利润。
4.发挥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职能作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推进我国旅游保险发展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旅行社办理旅行社责任险的监督与检查，要将旅行社是否开办旅行社责任险作为对其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在向旅行社办理经营许可证的时候、在进行旅行社业务年检的时候，要对于没有投保旅行社责任险的旅行社进行必要的惩罚，以有效地提高旅行社办理旅游保险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要采取措施，依法督促旅行社向游客推荐旅游意外险的责任和义务，使旅行社在普及旅游保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要尽快制定出一些关于旅游质量评判方面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在归属责任时更加明确，节约时间，节省人力物力。
参考文献:
[1]崔连伟．对于发展我国旅游保险业的思考．旅游学刊．
[2]李红雨．对发展我国旅游保险业的思考．经济师．
第14篇
论文关键词 《民事诉讼法》 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类型
我国2012年8月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可见，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是针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条文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我国的社会现状，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远不止环境污染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两大类。
一、环境、资源保护案件
我国的环境问题一直是民众关心的焦点问题，污染和治理始终是一对矛盾体困扰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我国华北地区爆发的雾霾天气，以及全国大面积地方出现浮尘、扬沙等恶劣天气，这些现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生存的环境在恶化。目前，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新民诉法之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更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的新起点。
（一）原告资格的扩宽
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文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例，分析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类型。
1.享有环境资源管理权的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如环保局，代表国家管理相应的环境资源，当环境资源遭到破坏时，环保局代表公众利益要求污染实施者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破坏海洋环境并给国家造成损失的，由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该条文明确了国家具有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的主体地位，还提出由有关部门代为行使该诉权的规定，“相关部门”具体指什么部门并未明确规定，但只有环保机关和依法行使环境资源管理权的其他行政机关才具有该诉权。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29日印发的《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提出，“依法受理环境保护行政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严厉打击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由此可见，最高司法机关也明确认可环保行政部门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2.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决定了其实施的法律监督行为和执法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法秩序。一方面，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模式在我国得到了普遍认可，加之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常常具有强势地位，相比来说民事诉讼的原告往往是弱势群体，应借助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赋予其民事公诉权。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常年的办案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优势资源，在刑事案件、附带民事案件、重大贪污案件等接触到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数量较多，而且作为检察机关的内部人员，其办案素质较高，可以通过检察举报、申诉、控告、网络等渠道及时收集受理有关公益受损事件的线索。
3.社会团体和公益组织：环保社团。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显而易见，最高行政机关明确鼓励“社会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根据环境保护部2010年的《关于培育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环保社会组织是以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为宗旨，从事各类环境保护活动，为社会提供环境公益服务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环保社团、环保基金会、环保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多种类型。”我国比较活跃的环保民间组织有：中华环保联合会、地球村、自然之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绿色流域、绿家园、达尔问、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如中华环保联合会目前每年提起约10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二）扩大保护范围
条文中规定的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是“污染环境”，事实上，在环保领域损害公共环境利益的行为，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污染水、气等环境要素；二是破坏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三是损害湿地、物种等生态系统。因此，新民诉法关于环境公益诉讼范围的规定不应局限于“污染环境”，具体范围可以表述为：对“污染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损害生态系统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讼。这一具体范围的表述可规定在《环境保护法》中。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
环境公益诉讼所涉的证据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特点，一般为被告掌握，原告举证相对困难。例如由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相对于被告的举证责任，原告只需证明环境公共利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的事实，以及提供被告有污染行为的证据；而被告对企业的了解更深入，便于调查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情况，具备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条件。可见，民事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改变了一般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格局，被告方的举证责任须重于原告方。
（四）赔偿范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环境权益，赔偿请求不仅包括由污染造成的经济和环境利益的直接损失，还应包括环境要素损害后的恢复费用。另外，环境污染侵权具有滞后性与潜伏性，对于有证据证明是由于污染引起的潜在人身损害，也应予以适当赔偿，且这种赔偿不应受最长时效的限制。
二、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
（一）消费者权益的综合性
消费者权益的核心是消费者权利，而消费者权利——消费者为进行生活消费应该安全和公平地获得基本的食物、衣物、住宅、医疗和教育的权利等，实质即以生存权为主的基本人权。不论是环境污染案件还是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二者的主体都表现为多数，公益的特征是由众多私益逐渐积累并最终组成的。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日趋深入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不仅消费者权益的内容不断丰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体也会扩大，如互联网、教育、金融、保险、交通、医疗、旅游、购房装饰装修等新兴领域的消费者群体进一步扩大。可见，消费者公益诉讼必须是涉及多数当事人因同一或类似的事件引起的群体性诉讼。
（二）消费者协会支持
在消费者公益诉讼中，消费者协会无疑是最广泛、最成熟、影响力最大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它由国家法律确认、国务院批准成立，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很多社会团体都具有公益法人的性质，中国消费者协会作为公益性社团组织介入到消费者公益诉讼当中，具有非营利性，是解决社会公益纠纷和实现社会公益目的的重要条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协会的职能，其中第六条“就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消费者协会有支持的职责”。除了支持的职能，消费者协会还可以向消费者提供与案情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参与行政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和检查，受理消费者投诉并协助消费者调查取证。
（三）扩大保护范围
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消费者消费的领域不断扩大，所引发的消费者纠纷之公益性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从过去小规模的虚假产品侵权，到现在大规模的垄断性消费以及食品安全、产品质量侵权的蔓延，都凸显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不足，因此需要扩大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范围。
1.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性消费
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改革的转型时期，机构改革、企业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垄断行业的暴利经营侵害着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实施价格联盟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扰乱了市场秩序，最终受到侵害的还是消费者。例如汽车行业的钢价联盟、空调价格联盟、乳制品价格联盟等，还有现在备受关注的铁路系统改革引发的火车票价格联盟等。这些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性消费，主要依靠政府宏观调控与监管不能有效解决消费者群体面临的救济难题，域外的集团诉讼与团体诉讼的经验表明，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是制约市场垄断和政府垄断的最佳司法救济手段。
2.电子商务领域的网络型消费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已然将“网购”推向最快捷、最便利的消费领域，加之电子商务技术以及物流运输规模的迅猛发展，网络为消费者提供了极其宽广的交易平台。然而消费者在通过网络进行交易时，也大量存在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例如实际物品与网上的宣传不符，预先付款后不能按时得到商品，商品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等。并且，“霸王条款”广泛存在于消费者与网络卖家达成的合同中，网络型消费涉及买卖、运输、保险等多项环节，复杂过程中容易出现脱节问题，而消费者难以及时发现，且网络的虚拟性增加了消费者维权的难度。
3.食品安全领域的消费
食品安全问题涉及食品从生产、包装、销售、食用等一系列过程，还包括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种植，确保农产品的消费安全。食品安全法规，新增了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和法律责任，在理论上和立法上为食品安全提供了更高的保障。消费者也应积极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管的工作中，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故反映出一个事实，消费者的知情权难以得到保障，例如转基因食品的生产使用问题、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问题等。
第15篇
邱兆祥，1941年6月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1965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原为湖北大学）财政信贷专业，曾先后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改名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现改名为北京语言大学）、中国金融学院等多所高校执教，现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管理世界》学术指导和《金融与保险》、《证券导刊》、《经济日报·财富专刊》、《现代商业银行》等刊物的学术顾问，现担任《经济研究参考》（国家财政部主办）、《财政金融文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主办）、《现代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主办）等刊物的学术顾问。此外，还兼任西南财经大学、暨南大学等多所高校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委员会（简称“经团联”）学术部主任、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现担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心经济学家咨询团成员等。
二、研究领域
多年来，邱兆祥教授活跃于我国经济金融学界，对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发表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独到见解，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除在国内重要报刊发表四百多篇学术论文外，还在十多家出版社出版著作二十余本，内容涉及到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问题、学科分类与经济金融学科建设问题、金融中心建设理论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民营银行和国有银行改革等前沿性热点问题，以及反对学术腐败问题，并且是这些有关领域内发表论著最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之一。
三、主要论著
1、《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银行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
2、《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
3、《经济科学的数学化趋势浅议》，《经济研究》，1986年第7期。
4、《试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体化的趋势》，《研究》，1987年第2期。
5、《关于经济科学学科分类问题的探讨》，《研究》，1989年第3期。
6、《试论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金融科学》，1990年第1期和第3期。
7、《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看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12期。
8、《论创新是经济学者的基本价值观——兼论“独创”是成就大师级经济学家的必备条件》，《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6期。
9、《论现代经济科学的发展趋势》，载《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10、《对我国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思考》，载《著名经济学家读中国经济改革》，工商出版社，2001年。
11、《耕耘与探索——邱兆祥经济金融理论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
12、《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经济金融学科建设问题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
13、《在学术高地上攀登——金融理论问题探索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
14、《对在我国发展民营银行问题的若干思考》，《经济参考报》，2003年9月17日。
15、《论经济学家的人文精神》，《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9月17—18日。
16、《关于国内大城市争当金融中心的若干思考》，《金融时报》，2008年9月1日。
17、《经济学博士生的创新能力从何而来》，《光明日报》，2009年8月12日。
18、《论学术创新与人才培养》，《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7日。
19、《非宁静无以致远——对我国金融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光明日报》，2012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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