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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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商务活动 文化因素 个人活动
一、何谓跨文化商务活动
跨文化国际商务活动既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企业纷纷来华开展商务活动，中国的许多企业也谋划进军国际市场，中国经济会更广泛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在国际商务的经济运行中反映出来，甚至形成商业冲突。了解这些文化差异及对国际商务活动的影响，使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过程中，如何适应国际商务活动主体之间的经济环境，取得竞争优势和获得国际经营活动主动权，是我国企业在跨文化国际经济活动中所必须重视和值得研究的问题。具体到国际商务活动中的跨文化定义，我认为，文化是群体成员连贯一致的、后天习得的、群体共享的观念，人们藉此决定事情的轻重缓急，就事情的适宜性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决定和支配后续的行为。跨文化交际中，作为个体而言，就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人；作为企业与集团而言，则是一个组织与集体。
二、跨文化商务活动中有哪些文化因素
在众多的文化因素中，价值观是核心内容之一。价值观表现为某些符合社会文化，具有持久性、稳定性，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的信念。作为文化构成的深层因素，它既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文化因素在人们心中长期渗透、积淀的结果，它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态度、需要和行为方式。一般认为，群体价值是东方文化的思想内核，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支柱。中国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美国是后者的典型代表。传统的中国人认为，群体在先个体在后，个体是群体的一员，而且是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自古强调群体价值，孔子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体现的是人际关系。说明中国文化是群体性文化，强调团结就是力量，体现团队精神，群体价值。相反的，西方文化则把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首要位置。竞争在崇尚自我的西方国家被人们看成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美国人以物质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个人成功与失败的标准，这就激励了每个人积极主动地去竞争，以追求个人价值的最大实现[2]。另外，中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东方人强调形象思维，西方人则强调抽象思维。东方人重视曲线思维，而西方人则更看重直线思维。喜欢把复杂的问题分解成若干个简单的问题来加以解决。因此，文化差异是商务活动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三、文化对个人行为和商务活动的影响
由于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每个国家的人会因为各自的文化而有不同的表现。例如伊斯兰教的信徒在商务宴会活动中注重礼节等。可以说，由于个人生活环境的不同，各人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会产生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3]。而这三观则是为人处事的出发点。有的人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在商务活动中会千方百计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有的人则注重长远的发展，这类人在商务活动中往往会表现出利他性也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倾向。而根据上文所阐述的，商务活动是商业中各个人与人组成的关系网络之间的物质、信息、资金流动，它的基础就是人。因此，文化因素在对人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会对商务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西方文化反映在国际商务方面，经常表现为轻视人情和传统习俗，只尊重规则和制度，一切服从合同和计划。而东方文化的传统伦理思想所注重的则是人伦情谊关系，追求心理上的认同感和安全感。
东方文化的群体价值观既然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员工对于组织怀有忠诚感和效忠心理。“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表现为公平、均富和稳定。员工以和谐为原则，讲求团体合作精神，反对彼此倾轧。员工对组织有一种感情依赖，员工和管理者的关系十分密切。而西方文化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倾向于独立自由及个人的成就，通常个人也有足够的权利来处理各类日常事务。类似于德国，这是个非常讲求契约精神的国家，人们在商务活动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严谨、一丝不苟，遵照规章制度行事。在中国，往往商务活动少不了传统酒文化的影响，“无酒不成席”已经成了商务宴会中的法则。因此，如果中国人跟德国人之间谈生意，中国人要遵守德国人的严谨甚至有些苛刻的性格，而德国人也要努力适应中国的这种商务文化。
四、结论
通过上文，我们发现，文化对人、对商务活动都有深远的影响。每个国家要想更好地与他国进行交流、进行商务经贸合作往来就不得不考虑文化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价值观、思维方式上的转变，更是需要一个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成功地进行跨文化商务交往，就必须充分认识这些差异，并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尽量缩小和避免文化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实际的商务谈判中，我们应该避免文化产生的冲突，努力克制情绪，谈判的最佳结果就是达到双赢，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同时，又要以各自的文化背景为依托，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文化在跨文化商务活动中的巨大作用，也只有充分地进行相关国际商务文化与礼仪知识的学习，了解各国的文化把它对个人和商务活动带来的限制最小化，努力实现合作双赢才是真正让企业走向国际的正确之路。
参考文献：
[1]刘雯祺.中西文化差异对跨文化商务活动的影响[M].江西财经大学外语学院
第2篇
【关键词】民族动漫；武强年画；视觉传播
在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中，包括水墨、木偶、皮影等，经过动画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已经开发出了相对应的动画形式和一系列优秀的动画作品，可是对应木版年画则一直是个空缺。中国木版年画特点鲜明，很多特质也很适合作为动画的形式进行表现。就武强年画来说，其题材、内容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艺术特征，它显现出的文化特质为现代动漫设计创作提供了颇多可能性。
1、文化优势特质
（1）历史优势：武强年画历史悠久，相传始于宋末元初，明初已具规模，清代康熙、嘉庆年间达到鼎盛。那时人烟稠密的武强南关，年画作坊就有千余家，外地的批发画庄有180余处，年总产销量达一亿对开张，“南桃（苏州桃花坞）北柳（天津杨柳青）论画庄，农家年画数武强？？”，它曾经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年画集散地之一。现今武强年画作为河北省的名牌产品，远销美国、法国、日本及东南亚等国，被誉为“东方圣经的图解”。在这样强大的文化背景下，如果武强年画风格的系列动画片横空出世，必定能够引起受众的广泛关注。
（2）题材优势：武强年画题材极为丰富，大体分为四类，包括神仙佛像、戏曲故事、时事政治和喜庆吉祥题材。武强年画以丰厚的民族传统文化为滋养，汲取并蕴涵着浓厚的民族文化精粹，尊崇并持守着传承五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神话传说、市井风情、花鸟草虫、云水山石等无不纳入武强年画的表现范围。如此丰富、深厚的创作题材对于民族动漫创作无疑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势必给动画创意带来丰富的灵感。
（3）风格优势：武强年画这种民间艺术形式，有着强烈的燕赵地方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呈现一种朴拙之美；它拥有特定的图像样式，具备成为特定视觉符号的风格特质。选取武强年画当中具备明显辨识特征的形象作为原型，经过动画意象的视觉形象处理，通过夸张、变形的视觉审美张力的表现，创造出一系列即保留武强年画民间传统艺术特色，又具有强烈视觉和现代审美意味的动画形象；借助河北丰富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作为脚本，将武强年画的绘画风格配合动画的特点来制作系列武强年画风格的动画片，其风格个性的优势十分抢眼，在文化传播以及动画片推广方面也具备很大的优势。
2、年画与动画相似性特质
（1）艺术功能的相似：动画是不受题材、表现手法的限制，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挥洒自如的艺术表现形式。当前动画具有歌颂、教育、娱乐等多种功能。纵观武强年画的发展历史，其功能也是从最初的祈福、装饰，发展到具有歌颂、教育、娱乐等多种功能，尤其是后来出现的那些具有时事内容和知识性的年画，更是具备动画的视觉功能特征。
动画的传播与教育功能，是指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与幽默诙谐的语言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及各种信息，使观者在观赏作品的过程中，思想感情得到净化，道德行为得到规范，从而达到教育目的。民间年画也具有这两种功能特征。
（2）表现手法的相似：动画的表现手法是多种多样，有夸张法、象征法、比拟法、用典法、比喻法、含蓄法、矛盾法、对比法、巧合法、相似法、写实法等等，一部动画作品可以同时兼用几种表现手法。而民间年画的创作同样有与此相似的多种表现手法。
（3）造型特征的相似：民间年画的造型大多概括夸张，这是民间艺术家为了更集中、更突出地揭示表现对象的外貌和内在特征，为表意服务，采用的夸张造型方法，因此，其作品显出神满力足、灵气活现的艺术韵味和张力。左汉中先生在《中国民间美术造型》一书中写道“民间艺术家的创作，专注于内心意绪情感的率真表达，他们塑造形象时，往往不是视觉印象的直接复制式模拟，而是根据自己的心臆和目的，对印象本身进行改造或修饰、规范的结果”，民间艺术家的这种创作心态与动画设计者创作时的心境是多么的相似。
总之，从以上对动画与民间年画二者的艺术功能、表现手法、造型特征等方面进行初步比较来看，我们可以窥见民间年画与动画艺术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
3、本土化性格特质
（1）视觉特征：武强年画的表现形式多样，作为视觉元素传达给人强烈的艺术品质特性，明快的视觉表现效果是由武强年画的艺术风格所决定的，其饱满的构图、丰富的色彩、亮丽的色调、夸张的造型、简练的概括以及人物塑造上对解剖比例的突破，成就了其意象审美，同时也使视觉表现元素呈现鲜明的艺术化特征。
（2）情感表达：武强年画做为依附于民间习俗存在的艺术形态，自然隐喻着民间百姓的情感表达和审美追求；它以世俗认同的吉祥物为代表，借谐音、寓意、象征等艺术手法装饰作品，表达出民众祈福求祥的美好愿望；图像对生活的依附使得武强年画在民众心中产生一种情感心理认同，成为隐喻吉祥、喜庆、美好、团圆的情感符号。动漫做为一种新兴产业，如何创造富有民族认同感的动漫原型并进一步带动衍生产品的品牌价值，成为动漫产业决策者和从业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武强民间年画的文化特质为这种努力提供的可能性是不言而喻的。
4、创造富有中国气派的木板年画动画新形象
在当前全社会都在一味盲目模仿日本、韩国、迪斯尼等商业动画的情况下，学习、借鉴和研究中国民间年画造型与观念，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动画造型的创作之中，使中国青少年从动画学习、创作和欣赏中体悟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精神和形式美，逐渐建立起中国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动画艺术创作体系。
透过木板年画艺术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看出，民间年画造型艺术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新的技术与意识观念的冲击下不断更新拓展，而其后的内涵与精神则是民族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也是民族形式的灵魂所在。因此，要是年画传统造型艺术在现代动画造型当中得以延伸发展，创造新的原创动画形式，我们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取其“形”，达其“意”，从而传其”神”。
（1）取其“形”：取其“形”自然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对传统造型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以现代的审美观念对传统民间艺术造型中的一些元素加以提炼与运用，使其富有时代特色。同时把握传统造型的思维方式、造型方法和表现形式与现代动画造型设计中的思想内容、造型样式、运动节奏等的视觉关系，才能表达当代动画造型的设计理念，同时体现出动画设计的民族性和设计者的个性特征。在动画造型设计对民间美术造型的延伸与借鉴方面，已经不乏优秀的例子，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渔童》、《抬驴》等。
（2）达其“意”：中国民间传统木板年画的创造思维是人们学习与借鉴的关键，不论古人还是现代人对美好事物都一样地心存向往。民间传统造型艺术所蕴含的吉祥观念同样适用于传达现代人的审美意念。在这一点上，“福娃”动画片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3）传其“神”：中国艺术历来讲求“传神”，用在动画创作上，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它需要我们摆脱传统的表象，进入深层的精神领域去探寻，我们只有在深入领悟传统的艺术精神、充分认识来自现代西方的各种艺术思潮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才能创造出符合新时代的民族形式，才能找到真正属于我们本民族的同时又能够为国际所认同的形象设计。在这一点上，中国北京奥运宜传片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整个影片造型一方面对传统造型进行借鉴并合理运用，另一方面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和思想观念，以中国特有的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写意手法，价到好处地传达出“民族性”和“世界性”两个意象，不仅体现了中国民族特有的风采，同时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同。
因此，我们应当看到，虽然高度科技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对于传统造型艺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同时也给其带来了新的发展的契机。因为，新的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导入为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观念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维度，而新技术新材料的出现也为我们传统木板年画艺术的在现代动漫产业中的再创造、再应用提供了更多样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第3篇
关键词：文脉文化符号形式符号结构意义
设计中的文脉主义，在建筑中一直是个颇多争议的话题，尤其是国粹主义者手中的一柄利刃，砍向诸多的现代设计。它亦曾为政府官员所青睐有加，这一点北京的诸多头顶“青皮小帽”的建筑便是佐证。笔者并非建筑界内人士，断不敢发“无知者无畏”式的议论，但有感于近来国内产品设计的不断异化与盲目的拼贴、移植既往事物中的文化属性，并简单的冠之以“文脉”的冠冕，故试图在产品设计的领域探讨一下什么是文脉，为什么需要文脉以及如何表现文脉。
什么是文脉（What）--文脉的解释
所谓文脉，英文即Context一词，愿意指文学中的“上下文”。在语言学中，该词被称作“语境”，就是使用语言的此情此景与前言后语。更广泛的意义上，引申为一事物在时间或空间上与他事物的关系。设计中译作“文脉”，更多的应理解为文化上的脉络，文化的承启关系。那么什么是文化呢？
文化对于每个人来讲都似乎是个很熟悉的东西。比如儒家文化，玛雅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甚至厕所文化，地铁文化等等。文化似乎是一件万能的魔衣，任何生活琐事只要套上它就会显示出庄严的法相。但文化似乎又很陌生：我们不能象把握“苹果”这类“物词”一样，因为文化在这世上找不到它的对应物；我们也不能罗列一些“性质”词来描述它的属性；当然，尽管西安的兵马俑，北京的紫禁城，巴黎的卢浮宫，中国的筷子，西方的刀叉都属于文化，但是文化也不是个集合名词，因为那样，文化便会是一个堆满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事物的杂货铺。在历史上，许多智者哲人试图给文化一个“精确”的定义，从人类学家泰勒到哲学家康德，自1871-1951年80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4种，但似乎都不能表述文化的全部内涵。既然我们对文化的剖析是为了理解文脉的概念及其功用，那么在这一点上，卡西尔的文化观似乎更有帮助。
卡西尔认为：人有超越自然世界的一面，那就是文化的世界。“人是文化的动物”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自身以他自己“符号化”的活动所创作出来的“产品”，科学、艺术、语言、神话等都是这个“产品”的一部分，而它们内在的相互联系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文化。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真正本质，也就是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必然的把人塑造成“文化的人”。今天的人类不仅生活在一个自然的世界中，更生活在“文化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人为事物”的总和。从居住的建筑到使用的器物，从抽象的道德到具体的法律，从艺术宗教到科学技术。“文化就是你的生活方式”，文化的概念如此之大，所以只有在宏观上才能真正把握它的本质定义。
第4篇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译出 必要性
简单来说，译人指译者把外语义本译成母语文本，译出则指译者把母语文本泽成外语文本。
1．关于“译出”
多年前，英国汉学家A．C．Graham在其译作《晚唐诗选》之序《论中国诗的翻译》的最后一段说：“……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这一规律很少例外。”(“…wecanhardlyleavetranslationtotheChinese，sincetherearefew ex—ceptionstotherulethattranslation isdone into，notoutof，one’Sownlanguage．")(Graham，1965：37，转引自潘文国，2004)。Gra—ham是西方一位受人尊敬的汉学家，对中国哲学深有研究，出版过有分量的着作及译着，对传播中国文化起过重要作用，可能正是由于治学严谨．认为中国人的英语表达能力有限，才会说出上面的话。按他的道理．中国学者将无权插手汉籍英译事业。
翻译理论发展到目前为止，基本是建立在三个层面上，第一个是语言层面，第二个是文学层面．第三个是文化层面。在语言层面上，翻译被理解为语码转换，同一意义从一种语言形式的表达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形式的表达。在文学层面上，翻译被理解为文学作品美的再现而在文化层面上，翻译则被理解成文化的传播。如果从语言层面或文学层面上讲，Graham的话有道理。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他的话毫无道理，至少他讲的“一般规律”是必须被违反的。
2．中国经典文化意象“龙”的误译
文化，从狭义上讲指的是特定人群的显性的或隐性的行为模式——这涵盖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等。所谓“卜里不同俗”，特定人群中当然会形成一些独特的事物。中国的“龙”文化就是一例。
在中国．“龙”这一文化意象，其文化内涵可谓博大精深。中国人自古就有崇龙、拜龙的传统和习俗，其渊源可追溯至7干年前伏羲时代。伏羲在中原地区征服了许多部落后，它集中了当时人们喜爱的几种动物特征创造了马头、鹿角、蛇身、鹰爪等许多动物的综合体——“．龙”，并自称“龙师”，将龙作为华夏族的族徽——图腾，为此中华民族史称龙的传人。在其后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巾．“龙”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当代学者吉成名认为，龙主要有以下4种文化含义：百虫之长；保护神；水神；自喻为龙。
所以．20o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公布之前．龙的呼声一商很高。然而最终却未能入选，因为当前中国的神龙在世界的舞台上被等同于英语dragon，使得象征“尊贵、至高无上、风调雨顺”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象在西方人眼里背上了“邪恶”的罪名。我们自称为龙的传人，真是遗憾至极。我们无从也无须考据到底是谁第一个把“龙”译成了“dragon”，或者把“dragon”译成了“龙”，但这一翻译绝非“意义相符，功能相似”的佳译。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与“狗”译成“dog”、“猫”译成“cat”等不同．这些词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具有相同的概念意义，这是翻译的基础．而“龙”和“dragon”是人们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主观臆造出来的．二者不论从产生的渊源到实体形象再到其文化内涵都有天壤之别。
在《现代汉语词典》巾，对“龙”这一词条的解释为：
(1)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身体长，有麟，有角，有脚，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降雨；
(2)封建时代用龙作为帝王的象征．也把龙字用在帝王使用的东西上；
(3)古生物学上指某些爬行类动物，如恐龙、翼手龙等； 转贴于
(4)姓。
第5篇
紧接着，就有记者调查，也有专家解释，这个“卤鸡味”并非简单地琢磨一道菜，它确实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研究对象。一位教授干脆对论文题做了“学术翻译”，说此题实质上相当于《甲基黑椒酚、反式茴脑、大茴香醛、雪松烯、2-甲基丁酸异丁香酚酯等对高温下动物软组织烃脂挥发的影响》。这么一“翻译”，是不是立马显得“高大上”了？
从这番辩论看来，“卤鸡味”博士论文并非不务正业，不是一些人指责的“职业学院的水平”，也不是调侃中的“新东方烹饪学校欢迎你”。当然，如果仅仅到此为止，此事不过一场网络玩笑，给大家普及了一点科学常识，让人们知道了一些别的专业的奥秘，供网友们自嘲一下“做个吃货也不简单”。但是，若站在博士论文创新的角度去思考此事，不妨让“卤鸡味”散得慢一点。
这些年，博士论文甚至教授们的学术论文惹出的风波可不少。轻则充斥着“八股文”的味道，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满纸假大空，从头到尾套话官话，读来哪里是论文，俨然就是党政会议的公文;重则不乏“文抄公”的身影。2014年8月，一名中国社科院的女博士后，就被知名学术期刊披露其论文全部翻译、照抄外文原著。这两种行为都违反了起码的学术道德，人们往往对其持“零容忍”的态度。人们也会追问，博士们又不是傻子，明知网络时代风险无限大，一不小心就会身败名裂，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大抄小抄呢？
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创新太难。很多领域，比如那位女博士后研究的东西，已经被无数前辈翻来覆去研究得差不多了，似乎出新成果很难。故纸堆就那么几页，毕业的压力、考核的时限，很容易让人抓狂，临时抱佛脚也就只好“一抄了之”。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卤鸡味”带来了有益的启发――科研创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费劲，很多时候是学者自缚手脚、闭门造车，忘却了科研的规律与乐趣。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这是德国思想家歌德的名句。搞科研、做学问，无非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手段之一。为了研究的方便，人们划分出食品、生物、物理或者经济、法律、哲学等学科的边界。但实际上，各种问题并不是以单一学科的面貌呈现的，比如“卤鸡味”的生产就覆盖了农学、化学、生命科学不同的领域，研究好了，能解决食品生产中“工艺质量稳定性差”的问题。这其实可以激励理工科的学子们，沿着实践线路，抓着学科边界，鼓起勇气做出哪怕一丁点的小创意，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
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而言，抓住超越学科边界的现实问题，往往也能实现理论创新。有一位博士朋友，在筹备论文时发现，宏观调控是应用经济学的“旧爱”，经济法是法学界的“新宠”，两者似乎不搭界。但是，经过文献梳理发现，总在讲“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唯独宏观调控这一最高端的行政行为，居然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于是，他的博士论文瞄准了“宏观调控法”这一跨学科研究方向，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收获了大家的好评。
第6篇
一、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意义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 数据显示, 我国野生动物数量超过了2000种, 在世界上, 排名前列, 其中, 约有100多种主要分布于我国, 或者属于我国特有。改革开放后, 我国工业迅速发展, 导致大量野生动物资源遭到破坏, 偷运、贩卖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屡禁不止, 大量野生动物濒危绝种。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 给世界生物多样性、世界气候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继而影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也给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 加强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 刻不容缓。
二、我国野生动物的立法现状
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 早在古代, 便已经有先例, 各个朝代都有驯化野生动物、不供奉幼兽的记载, 最早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 是我国在1950年颁布的《稀有生物保护办法》, 其中规定, 严禁捕杀各类珍稀动物。后来, 我国林业部门公布《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 提出, 对于野生动物资源, 既要注重保护, 也要合理利用。在后来的多年间, 相继颁布《关于制止珍贵野生动物收购与出口的通知》、《渔业法》等, 在198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通过, 分别在2004年、2009年进行了修改, 在2011年, 《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颁布, 2013年, 《湿地保护管理规定》颁布, 在一定程度上,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托。
从《刑法》中的规定来看, 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 集中于341、340、151条, 从不同的阶段、角度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做出了规定。相较于《野生动物保护法》, 《刑法》中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进行了进一步缩减, 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三有陆生野生动物”排除在外, 借鉴了国外的相关做法, 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的规定纳入保护范围, 体现出与国际法律法规相接轨的趋势。
三、刑法中关于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立法不足
(一) 深度的不够
刑法中关于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 只针对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本体”, 实际上, 导致野生动物破坏的诱因非常多, 栖息地的破坏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是, 刑法中关于栖息地内容的规定还显不足。
(二) 设置的缺陷
在《刑法》中, 关于野生动物资源破坏的量刑比较重, 最重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但是, 相较于其他恶意犯罪, 破坏野生动物行为在主观上的恶性较小, 有一定的可修复性, 而刑罚的最终目的并非处罚, 而是起到震慑作用, 预防犯罪, 促进被破坏野生动物的再生。就当前的规定来看, 《刑法》中没有规定其他的非刑罚措施, 虽然对犯罪行为起到惩治作用, 却难以促进野生动物资源的恢复。
(三) 与其他法律的冲突
为了保护珍贵的野生动物资源, 我国颁布了专门的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法》, 《刑法》中关于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 需要参考《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名录规定, 属于其中的规定, 才符合《刑法》中的保护要求。虽然《刑法》与《野生动物保护法》在规定上存在互补作用,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冲突。在2017年, 我国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栖息地保护、法律责任、违法方式等内容进行了修改, 而《刑法》并未及时调整, 在立法理念上, 《刑法》也相对滞后。
四、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完善措施
(一) 完善主观明知认定
《刑法》中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名录是参照《野生动物保护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更新速度频繁, 每五年更新一次, 一些野生动物所在地的居民, 如果还是沿用已有经验, 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便触犯刑法, 为了解决该种问题, 必须要完善关于主观明知的认定, 具体情况包括三种: (1) 明知不可为而故意为之; (2) 根据以往经验,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危害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 依然不管不顾, 导致危害结果发生, 存在间接故意, 也构成了犯罪; (3) 确实不知自己的行为会危害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 那么不构成刑法中的犯罪, 可以按照“非法狩猎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规定来处理。
(二) 明确野生动物死体认定
所谓野生动物死体, 即野生动物死亡后的遗体, 目前, 关于死体野生动物属于野生动物的范畴, 还是野生动物制品范畴, 在司法界还存在争议。在《刑法》中, 没有野生动物死体的认定问题, 致使法律适用存在认定上的困难, 在没有其他明文规定的前提下, 野生动物死体不应该纳入野生动物范围。笔者认为, 若没有对野生动物死体做出明确规定, 会导致犯罪人利用法律漏洞来逃避制裁, 致使大量野生动物遭到屠杀, 基于野生动物可修复性操作要求来看, 应该将野生动物死体纳入野生动物制品范畴,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工作中, 需要结合案情情况来考察死因, 若有非法杀害行为, 可以与《刑法》中关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的行为一起处罚。
同时, 《刑法》应将野生动物的卵、蛋等纳入破坏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对野生动物卵、蛋的破坏是从源头上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 其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远远大于对野生动物成体的破坏。我们应学习国外的立法经验将之纳入到我国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内。
(三) 规定野生动物的价值鉴定工作
野生动物资源是国家所有, 就《刑法》的规定来看, 关于野生动物的价值鉴定, 并没有明确规定, 为了满足当前野生动物的保护要求, 要严格遵循与时俱进的原则, 考虑到现实需求, 综合各方面情况来明确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成本, 让野生动物价值的认定更加合理、科学, 具体而言, 需要从“教育价值”、“科研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几个方面来综合考量。
虽然其他法律法规对野生动物价值的认定有所规定, 但是关于实际交易价值、核定价值的认定上, 常常存在纠纷。一般情况下, 主管部门会按照一般价格、国家规定来核定价值, 而实际的交易价格往往会出现波动, 也与个人的认识、与交易方之间的社会关系有关, 因此, 对于野生动物价值的认定, 需要根据一般价格、国家规定来核定, 取价高者。
第7篇
中国现阶段提出的微痕考古,是把西方石器微痕分析技术(use-wearanalysis)和埋藏学中的表面改造痕迹(surfacemodificationmarks)研究融合在一起,新形成的一个研究方向明确、研究内容较深、学术意义更强的特色研究领域,其对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该论文还使用微痕考古的观念,对中国史前人类人工痕迹现象进行了研究性总结,认为人类自古以来的行为痕迹可以分为经济生产性痕迹和文化意识性痕迹两大类。经济生产性痕迹指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经济生产时产生的各种痕迹,如制造石器时在石质原料表面产生的各种片疤和使用石器获取肉食资源时在骨骼表面产生的砍砸、切割痕迹等;而文化意识性痕迹是指人类不是出于直接的经济生产性目的,而是在体现思维、意识领域方面特殊行为过程意制造的痕迹。这类痕迹在经过人类初期对自身行为、工具、痕迹现象进行观察和认识,并经过对生存环境、生活阅历的提炼后,逐步萌生出记号、符号、图画、文字及其他艺术品等。按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已知最早的经济生产性痕迹距今约200万年,如安徽繁昌人字洞发现的骨制品等。而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是在距今12万年左右才产生,最早作品是重庆市奉节县兴隆洞遗址出土的在剑齿象门齿化石上出现的刻划图案。中国文化意识性痕迹的发展规律是:该类痕迹最早是通过线条刻划来表现的,其刻划内容主要是植物、动物等自然环境性主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除了刻划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外,新出现了钻孔和磨制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新石器时代,在刻划类痕迹基础上衍生出描绘类痕迹。痕迹线条不再是以直线条为主,而是以多种写生性和几何形图案为主,表现主题也演变为以人及与人相关的世界观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刻划记号、符号的基础上,开始萌生最初的汉字初文。中国人类是由最初的简单刻划,开始逐步走向文字文明时代的。中国古人类从线条刻划到创造出文字文明,这个时代大约经过了12万年或更久。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该团队由武仙竹教授领衔,与国内其它同仁一起,通过微痕考古的新方法、新手段,在长江中上游区域考古,尤其是在位处重庆市、湖北省境内的三峡区域考古中,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成果,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关于三峡区域考古的学术著作,并在《科学通报》、《人类学学报》、《第四纪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颇具价值的学术论文。例如近期在《湖北郧西黄龙洞更新世晚期古人类遗址》[2]中,他们利用微痕考古方法,分析了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制作、加工与使用痕迹,研究了该遗址的石器特征及其与中国传统石器文化的关系,指出位处我国中、西部的秦巴山区,在距今约10万年期间,生存着与现代人体质特征一样的古人类,这些古人类的石器文化既有中国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也有中国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反映着当时中国境内古人类存在有较普遍的文化交流现象。在《郧西人遗址洞穴发育与埋藏环境的初步观察》[3]中,则从洞穴发育、地层堆积与人类遗迹等微观现象方面,解释了古人类遗址的古环境与埋藏过程。在《湖北官庄坪遗址动物遗骸研究报告》[4]中,根据墓葬中出土动物遗骸的生长特征与人工处理微痕,研究出三峡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随葬有与人类亲密接触、具特殊关系的大熊猫。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显示三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生存有大熊猫,为大熊猫演化和生存环境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也揭示了三峡古居民有使用大熊猫随葬的现象,并指出这种葬俗目前在世界上还是唯一的。
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研究和科学实验,该研究团队除了在微痕考古的学科内涵、特点及其方法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与看法,由此对该学科领域的内在规定性及学科理念进行了理论上有益的探索外,同时在微痕考古实践中,无论在技术方法和研究结果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譬如,从遗址里发掘出土的骨化石表面痕迹中提取人类行为模式、埋藏学现象和其他动物对骨骼(化石)的利用等研究信息,是世界范围内史前考古研究中的热点。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领域的研究只能使用肉眼裸视观察和光学显微观察等技术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方法在微痕性质和鉴定标准、微痕数据提取、研究结果交流等方面,均存在有很大限制性。面对这种国际考古界普遍感到困难的技术难题,该团队探索研究出使用三维数字模型和正投影等值线分析技术,对骨化石表面痕迹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该方法改变了以前只能对痕迹进行平面、静态观察分析的局限,能够在立体、动态的角度观察痕迹特征,并且能够准确提取需要研究的各种痕迹数据,在研究结果的交流等方面也更加方便、准确。这一技术难关的突破,使微痕考古在研究技术和方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该团队也正是通过这种先进技术和方法的使用,在湖北省郧西县白龙洞古人类遗址骨化石表面痕迹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5]该项研究确认了白龙洞遗址骨化石表面保存有人工工具制造痕迹、屠宰切割痕迹、动物踩踏痕迹、食肉类和啮齿类动物啃咬痕迹等。其中动物踩踏痕迹,是国内第一次对该类痕迹性质进行确认。它显示当人类猎获的动物骨骼曝露在洞穴地表面时,其他动物也曾经在洞穴内居住或活动过。古人类当时并没有对白龙洞这一天然居址长期占有,从而对认识古人类对白龙洞洞穴居址的利用、古人类行为模式和遗址埋藏过程等提供了可靠证据。而对该遗址屠宰分割性痕迹研究中,则从动物肢梢骨的趾骨部位上,发现人类当时已掌握对捕获动物从肢梢骨进行毛皮剥离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最早发现在法国南部中更新世晚期的Lazaret遗址(距今约40-50万年),而白龙洞遗址的发现,则反映中国古人类在中更新世早期(距今约70万年)已掌握、使用了该门专业技术。中国古人类是在中更新世早期已采用了对动物肉食先剥皮、后食用的行为模式,白龙洞古人类是目前已知在世界上最早告别“茹毛饮血”(食用带毛皮的肉类)生活方式的人类。长江三峡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山川瑰丽,自然环境优越,自古是多种野生动物麇集的地方。根据该地区动物遗存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等,是考古学界视为理想的地方。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实验室在该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如在三峡南缘湖南花垣杨二洞考察中(与重庆秀山县交界处),从洞穴里的微观沉积现象中,发现了很多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小家鼠、褐家鼠两种动物,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小家鼠、褐家鼠是世界上现存分布最广的鼠类,动物学界认为它们起源于中国,随着人类活动逐步分布到世界各地(与人类伴栖)。现在它们与人类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其中科学实验动物小白鼠、大白鼠,分别是小家鼠、褐家鼠的人工培育种。但是,这两种动物到底在什么时候发源、从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迁徙、迁徙时代及路线如何,因材料较少,学术界此前一直没有进行专门研究。该实验室考古人员以杨二洞的发现材料为基础,结合我国以前发现的所有相关材料,研究总结出小家鼠、褐家鼠都是在中国中更新世晚期开始出现,其中小家鼠发源于我国东北,晚更新世开始繁盛起来,向华北和我国南方扩散;而褐家鼠也是在中更新世晚期出现,但它是发源于长江下游,晚更新世开始繁盛后分别向华北、华南广为扩散。[6]这一利用三峡小哺乳动物材料进行的研究,第一次在学术界公布了现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种鼠类的发源与演化过程。
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研究团队,在我国考古学前辈及同仁的帮助、支持下,站在学科前沿,探索使用先进研究技术和方法,在三峡区域动物及旧石器考古中,在微痕考古研究领域内,正不断取得在该学科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我们殷切希望,通过不断探索与努力,该研究团队能在这一新兴学术领城中取得更大成绩。（本文作者：李禹阶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第8篇
中国现阶段提出的微痕考古,是把西方石器微痕分析技术(-use-wearanalysis)和埋藏学中的表面改造痕迹(surfacemodificationmarks)研究融合在一起,新形成的一个研究方向明确、研究内容较深、学术意义更强的特色研究领域,其对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该论文还使用微痕考古的观念,对中国史前人类人工痕迹现象进行了研究性总结,认为人类自古以来的行为痕迹可以分为经济生产性痕迹和文化意识性痕迹两大类。经济生产性痕迹指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经济生产时产生的各种痕迹,如制造石器时在石质原料表面产生的各种片疤和使用石器获取肉食资源时在骨骼表面产生的砍砸、切割痕迹等;而文化意识性痕迹是指人类不是出于直接的经济生产性目的,而是在体现思维、意识领域方面特殊行为过程意制造的痕迹。这类痕迹在经过人类初期对自身行为、工具、痕迹现象进行观察和认识,并经过对生存环境、生活阅历的提炼后,逐步萌生出记号、符号、图画、文字及其他艺术品等。按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已知最早的经济生产性痕迹距今约200万年,如安徽繁昌人字洞发现的骨制品等。而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是在距今12万年左右才产生,最早作品是重庆市奉节县兴隆洞遗址出土的在剑齿象门齿化石上出现的刻划图案。中国文化意识性痕迹的发展规律是:该类痕迹最早是通过线条刻划来表现的,其刻划内容主要是植物、动物等自然环境性主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除了刻划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外,新出现了钻孔和磨制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新石器时代,在刻划类痕迹基础上衍生出描绘类痕迹。痕迹线条不再是以直线条为主,而是以多种写生性和几何形图案为主,表现主题也演变为以人及与人相关的世界观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刻划记号、符号的基础上,开始萌生最初的汉字初文。中国人类是由最初的简单刻划,开始逐步走向文字文明时代的。中国古人类从线条刻划到创造出文字文明,这个时代大约经过了12万年或更久。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该团队由武仙竹教授领衔,与国内其它同仁一起,通过微痕考古的新方法、新手段,在长江中上游区域考古,尤其是在位处重庆市、湖北省境内的三峡区域考古中,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成果,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关于三峡区域考古的学术着作,并在《科学通报》、《人类学学报》、《第四纪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颇具价值的学术论文。例如近期在《湖北郧西黄龙洞更新世晚期古人类遗址》[2]中,他们利用微痕考古方法,分析了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制作、加工与使用痕迹,研究了该遗址的石器特征及其与中国传统石器文化的关系,指出位处我国中、西部的秦巴山区,在距今约10万年期间,生存着与现代人体质特征一样的古人类,这些古人类的石器文化既有中国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也有中国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反映着当时中国境内古人类存在有较普遍的文化交流现象。在《郧西人遗址洞穴发育与埋藏环境的初步观察》[3]中,则从洞穴发育、地层堆积与人类遗迹等微观现象方面,解释了古人类遗址的古环境与埋藏过程。在《湖北官庄坪遗址动物遗骸研究报告》[4]中,根据墓葬中出土动物遗骸的生长特征与人工处理微痕,研究出三峡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随葬有与人类亲密接触、具特殊关系的大熊猫。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显示三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生存有大熊猫,为大熊猫演化和生存环境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也揭示了三峡古居民有使用大熊猫随葬的现象,并指出这种葬俗目前在世界上还是唯一的。
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研究和科学实验,该研究团队除了在微痕考古的学科内涵、特点及其方法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与看法,由此对该学科领域的内在规定性及学科理念进行了理论上有益的探索外,同时在微痕考古实践中,无论在技术方法和研究结果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譬如,从遗址里发掘出土的骨化石表面痕迹中提取人类行为模式、埋藏学现象和其他动物对骨骼(化石)的利用等研究信息,是世界范围内史前考古研究中的热点。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领域的研究只能使用肉眼裸视观察和光学显微观察等技术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方法在微痕性质和鉴定标准、微痕数据提取、研究结果交流等方面,均存在有很大限制性。面对这种国际考古界普遍感到困难的技术难题,该团队探索研究出使用三维数字模型和正投影等值线分析技术,对骨化石表面痕迹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该方法改变了以前只能对痕迹进行平面、静态观察分析的局限,能够在立体、动态的角度观察痕迹特征,并且能够准确提取需要研究的各种痕迹数据,在研究结果的交流等方面也更加方便、准确。这一技术难关的突破,使微痕考古在研究技术和方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该团队也正是通过这种先进技术和方法的使用,在湖北省郧西县白龙洞古人类遗址骨化石表面痕迹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5]该项研究确认了白龙洞遗址骨化石表面保存有人工工具制造痕迹、屠宰切割痕迹、动物踩踏痕迹、食肉类和啮齿类动物啃咬痕迹等。其中动物踩踏痕迹,是国内第一次对该类痕迹性质进行确认。它显示当人类猎获的动物骨骼曝露在洞穴地表面时,其他动物也曾经在洞穴内居住或活动过。古人类当时并没有对白龙洞这一天然居址长期占有,从而对认识古人类对白龙洞洞穴居址的利用、古人类行为模式和遗址埋藏过程等提供了可靠证据。而对该遗址屠宰分割性痕迹研究中,则从动物肢梢骨的趾骨部位上,发现人类当时已掌握对捕获动物从肢梢骨进行毛皮剥离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最早发现在法国南部中更新世晚期的Lazaret遗址(距今约40-50万年),而白龙洞遗址的发现,则反映中国古人类在中更新世早期(距今约70万年)已掌握、使用了该门专业技术。中国古人类是在中更新世早期已采用了对动物肉食先剥皮、后食用的行为模式,白龙洞古人类是目前已知在世界上最早告别“茹毛饮血”(食用带毛皮的肉类)生活方式的人类。长江三峡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山川瑰丽,自然环境优越,自古是多种野生动物麇集的地方。根据该地区动物遗存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等,是考古学界视为理想的地方。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实验室在该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如在三峡南缘湖南花垣杨二洞考察中(与重庆秀山县交界处),从洞穴里的微观沉积现象中,发现了很多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小家鼠、褐家鼠两种动物,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小家鼠、褐家鼠是世界上现存分布最广的鼠类,动物学界认为它们起源于中国,随着人类活动逐步分布到世界各地(与人类伴栖)。现在它们与人类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其中科学实验动物小白鼠、大白鼠,分别是小家鼠、褐家鼠的人工培育种。但是,这两种动物到底在什么时候发源、从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迁徙、迁徙时代及路线如何,因材料较少,学术界此前一直没有进行专门研究。该实验室考古人员以杨二洞的发现材料为基础,结合我国以前发现的所有相关材料,研究总结出小家鼠、褐家鼠[:请记住我站域名/]都是在中国中更新世晚期开始出现,其中小家鼠发源于我国东北,晚更新世开始繁盛起来,向华北和我国南方扩散;而褐家鼠也是在中更新世晚
期出现,但它是发源于长江下游,晚更新世开始繁盛后分别向华北、华南广为扩散。[6]这一利用三峡小哺乳动物材料进行的研究,第一次在学术界公布了现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种鼠类的发源与演化过程。 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研究团队,在我国考古学前辈及同仁的帮助、支持下,站在学科前沿,探索使用先进研究技术和方法,在三峡区域动物及旧石器考古中,在微痕考古研究领域内,正不断取得在该学科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我们殷切希望,通过不断探索与努力,该研究团队能在这一新兴学术领城中取得更大成绩。
第9篇
公安类高职院校大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目标是：良好的政治素质、身心素质、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素质。同时，还必须加强警察的基本礼仪、公关意识、沟通技巧等的知识储备。一个合格的人民警察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健壮的体魄、广博的基础知识、良好的文化素质、高超的技能和智慧。警校学生当角色转变为任职民警时，其素质要求经历实战考验。公安教育抓住毕业论文指导环节，把学生从警素质培养推向深入，使学生的实战能力进一步提升。近年来，警犬技术专业毕业生在选择就业的过程中，不少同学放弃所学专业改行从事其他警种工作。这反应出我们对学生职业忠诚教育的尴尬。警犬技术队伍中不稳定的隐患势必造成未来警犬技术专业人才短缺、无法满足公安工作需求。论文“论警犬技术专业学生职业忠诚度的培养及提升”就直指这一问题。公安理科专业学生较易忽视法律等相关课程的学习。有些学生认为能运用警犬技术侦察破案就是一名合格的警犬训导员。论文“警犬侵权的法律问题浅析”通过培养学生的法律敏感意识，促使知识内化能力增强，提升学生的从警素质。论文“关于犬福利问题的法律研究”更是从法律意识、社会意识两个层面加强学生的身心素质与文化素质的培养，赋予学生创造性。
二、契合专业技术、解答实战问题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变化，公安业务工作时刻变化着。新情况、新需求、新知识、新经验等层出不穷。论文作者应契合所学专业技术、围绕公安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创造性地提出新的课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国警犬使用范围比较广泛，在刑事侦察、禁毒缉私、安检防爆等方面都有经过专门训练的警犬投入使用。随着犯罪现场条件的不断复杂化，客观上给警犬使用带来诸多限定，特别是警犬现场延时性鉴别、追踪，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致使出现了个别地区警犬技术消弱甚至消亡的情况。而时至今日，我国警犬鉴别技术取得的结论仍旧未被法庭接受为直接证据的事实也极大弱化了公安实战中警犬技术应有的特色优势。警犬技术装备配发、警犬的社会化训、养等新工作思路与模式的提出使基层警犬技术工作面临机遇与挑战。警犬技术专业的学生就应围绕这些问题开展警犬技术“不可替代”的使用研究，解决警犬技术工作运行机制、警犬使用领域、训练科目与方法、使用程序等一系列问题。例如论文“我国警犬作为装备配发范围的探讨”、“警犬装备配发使用模式探析”、“警犬装备配发到公安基层派出所应用效果的调查研究”“、警犬繁育的社会化工作模式初探”“、警犬在新型查获中的应用”、“警犬在硬水泥路面的追踪能力研究”、“警犬在城市地铁警务活动中的调查”、“浅谈警犬识别气味的科学性及程序”、“警犬气味鉴定作为法定证据的探讨”、“新时期警犬技术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中的应用初探”、“治安犬戴口笼进行扑咬训练的方法研究”等。
三、夯实理论基础、满足实战需求
公安基础理论是一门具有政治性、科学性、专业性和实践性的基础学术理论。它研究公安体系和公安对象、公安关系、公安工作及公安发展。作为预备警官有责任联系实际、加强公安基础理论研究，用实战去检验与夯实理论的正确性、系统性、全面性、时代性。警犬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应用科学。它融合诸多学科，基础理论涵盖广泛领域，如犬的解剖生理、警犬繁育、警犬的疾病防治、警犬的饲养、犬的行为学、器械制造技术、信息科技、刑事侦查和安全防范中的警犬使用、气味识别技术等。其中警犬使用基础理论引领警犬学的发展。例如，警犬使用中人犬结合理论主张在警务活动中以人为主导、以犬为主体，人、犬结合使用，论文“试论训导员的行为对犬的影响”、“训导员气质类型测定与犬神经类型匹配的研究”、“浅析警犬训导员的心理对气味鉴别犬的影响”等从人和动物心理学、行为学角度佐证人犬结合理论的科学性并促使该理论的系统化发展。又如，刑侦用犬一直是我国现代警犬技术工作发展的主线，但随着DNA、视频等刑事技术以及技侦工作的发展，极大地压缩了传统的现场迹线追踪和气味鉴别等刑侦犬主要功能项目的发展空间。论文“利用箱式气味识别装置培养犬搜索血衣能力的研究”、“血迹搜索犬训练的研究”通过刑侦用犬在直接间接锁定犯罪嫌疑人、物证甄别性搜寻等方面研究检验了警犬气味鉴别、搜索基础理论的正确性，并通过血迹气味的嗅认使刑侦用犬使用理论更加全面，粉碎刑侦用犬没有需求等对刑侦用犬使用理论的质疑，解决符合实战要求的刑侦犬极度缺乏问题。再如警犬诱导训练的理论基础是创建在游戏中自发的神经联系与多种强化手段结合的条件反射，以达到本能欲望到训练科目的转换。论文“诱导与机械刺激对罗杜杂交犬基础能力形成的影响”、“诱导混合气味迹线对追踪训练效果的影响”、“诱导因素对鉴别准确性的影响”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警犬诱导训练理论。
四、结语
第10篇
早期的动物分类
最早进行动物分类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把动物分为两类：有血和无血。“有血动物”有温热的红色血液，属于高等动物；而“无血动物”有类似于血的体液，但无色无热，属于低等动物。亚里士多德的“有血动物”中，四脚兽是很重要的一类，包括所有用四只脚走路的动物，而鸟类有两只脚和翅膀，脚不能直立，等级要低一些。另外鱼类生活在水里，没有脚、前肢和翅膀，被认为是不完美的。
17世纪英国科学家约翰・雷首次对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有机体内都有维生体液，不能凭维生体液的颜色来分类，他还指出鲸和海豚有红色血液、二心室心脏和肺等主要四脚兽特征。他认为它们和四脚兽是同一类动物，但是鲸和海豚都没有脚，称为四脚兽显然不合适，约翰・雷将它们统称为“胎生动物”。
1758年，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在其著作《自然与系统》中引入“哺乳动物”这一名称取代了“胎生动物”这一分类。“哺乳动物”取名符合顺耳、易读和易记的原则，著名动物学家居维叶也认为用来区别哺乳动物这一纲最为方便，尽管当时也有分类学家以四脚兽、有毛发等其他特征作为分类选项，但只有“哺乳动物”这一名称得以幸存，现在仍然为《国际命名规约》认可。
为何只用哺乳作为分类标准
大家也许会觉得奇怪，只有雌性动物才能哺乳，雄性不能产乳哺育幼儿，“哺乳动物”不是只能代表雌性而不能代表雄性了吗？在此之前所有分类依据的特征，比如有血液、毛发和脚都是雄性和雌性兼有的，林奈为什么要拿哺乳来作为分类标准呢？其实这与当时欧洲的文化政治趋势有关。
18世纪的欧洲是奶妈哺乳的全盛期，不只是贵族富商，神职人员和工匠都把孩子送往乡下乳养。18世纪80年代，巴黎和里昂有高达90%的孩子由奶妈照顾，但这也造成了婴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物学家林奈发表了反对奶妈哺乳、要求母亲亲自哺乳的论文。
第11篇
一、为什么读——为什么要教阅读
（一）从个人的视角看读书的目的
1.涵养德性、性格
读书可以培育人的精神、个性。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阅读关乎教化，阅读文化经典，是培育良好的德性、性格所不可或缺的。
2.懂得处世、交往
读书，可以从中学会如何为人处世，与他人交际应对，并获得基本的文化素养。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阅读使人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获得社会生活的能力，与他人良好地沟通、相处。
3.取知识（含情感、思想）、才干
读书，可以满足人的求知本能，促成才能发展。知识高于经验，知识的学习，其功效胜过单凭经验的思考。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荀子也如是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阅读能够获取知识，提升实践能力，增长才干，滋养智慧。
4.学习写作、创造
读书，可以获得精神创造力、言语表现力。这是对前三条的含蕴与升华。言语表现、精神创造即写作，是读书的最高价值所在。涵养德性、性格，懂得处世、交往，获取知识、才干等，只有最终都融入到写作——言语表现、精神创造之中，其意义才能得以最佳呈现，其建树才能超越时空。
（二）从人类的视角看读书的目的
1.为人类文化、文明的建构奠基
人类物质家园、精神家园的建构，最重要的基础便是读书、求知。知识，是人的精神创造的成果，也是人的精神创造的充分必要条件。人是符号的动物、言语的动物，人类的特性就是建立在语言文字基础上的“自由理性”。人类的一切认知和观念，主要是建构在以语言为载体的求知、思考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写作，才可望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共同愿景。
2.为人类精神生命的延续
言语表现、精神创造是人类的本能，阅读也是一种本能，为言语、精神创造的延续所必须。说：“人类之所以与别的动物不同，就是因为人有语言文字，可以把智识传给别人，又传至后人……”（《为什么读书》，见《论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读书、写作，个人精神创造的成果融入人类文明、文化史中，为后人所继承、发展。读书，是人类精神生命承前启后的媒介。读书、写作、读书、写作……是人类精神血脉薪火相传的良性循环。
3.为人类价值的实现和品质的提升
人类在读书、求知基础上，通过写作进行精神创造，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基本途径。没有读书、写作，人类不可能进行高水平的理性思维、精神创造，人类的智能、思维质量无法得以发展、提升，人类品质无法得以提升。
这样，读书的具体目标与终极意义就弄清楚了。具体目标是为了涵养德性、人格，处世、交往，知识、才干；终极意义是以言语表现、精神创造，彰显个人乃至人类的生命、精神的存在价值。
最简单地说，阅读，是为了写作；教阅读，就是教写作。换言之，教阅读是为了培育言语动机、写作素养。
二、读什么——阅读教什么
为培育言语动机、写作素养而读，就要读作者为什么写作，该文具体而微的构造，写作的运思过程，要写出这样的文体、文章，需要具备哪些写作素养、能力，为学生写作同类文章培育相应的写作素养。
写作素养分为非智能素养与智能素养。前者的重要性大于后者。
（一）写作的非智能素养
从阅读中培育写作的非智能素养，首先要清楚作者“为什么写作”。将上述对“为什么读”的认知，转化为对“为什么写”的认知，教学生懂得作者“为什么写”，实即激发其言语动机，唤起写作欲、表现欲、自我实现欲，这应是贯穿阅读教学的基本内容。
每篇文章具体的写作动机都是不一样的，作者的表现意图也是千差万别的，这都需要在教学中去探究、发现，潜移默化于学生的写作心理、行为，以激起他们对写作的热爱与向往，对自身言语生命的憧憬与追求。这是语文教学的基石、根本。
此外，写作的非智能素养还包括与写作相关的德性、情感、态度、习惯、意志等精神与心理因素的培育。学生要从文本中读出作者对写作的热爱，对写作精益求精的追求等，并将此迁移到自己的言语生命意识中去。
（二）写作的智能素养
系统培育写作智能素养，是阅读教学内容的基本目标、具体目标。统摄、择取文本中的相关内容，让学生从中获得对美文与美文写作能力的基本认知。
历代经典告诉我们“美文”是怎样的，好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要写出好文章者须具备哪些智能素养。读出这些，才能迁移为学生自身获取、积淀写作智能素养的目标与途径。
须从文本中解读的写作智慧、智能、技能内容如下。
写作才情：灵性、智性、悟性、诗性；
写作学养：文内功夫与文外功夫的统一，即内核学养与学养的统一；
写作意识：最基本的是创造意识，涵盖主体意识、客体意识、读者意识、载体意识；
基本表达方式：叙事、描写、抒情、说明、议论；
文体写作要素与技法：学习小说、诗歌、散文、新闻、随笔、杂文、评论、论文等真文体的要素与技法，摒弃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伪文体、伪写作；
文章体式感：文感、篇感、段感、句感、词感。
写作行为感：培养基本学养、选题、感知、立意、选材、结构、表达、修改、反思……的能力；
贯穿、渗透于“两感”（体式感、行为感）中的写作核心竞争力：言语想象力、创造力。
这些就是写作智能素养系统的构成因素，非智能素养或显性或隐性地渗透其中。语文教材以此为基本内容进行编撰，特定的文本服务于特定的教学目标，师生就会知道某篇文本主要该读什么，而不至于“乱读”。
并非每篇文章的阅读都要面面俱到，也不是可以就上述内容随便挑点什么作为阅读内容。每篇文章“读什么”，从总体上说，要体现作者因言语“表现”而显示出自我生命“存在”价值这一总目标。在这个总目标指向下，建构起一个写作素养教学系统。需要“读什么”，是由写作素养教学目标系统、结构与要求决定的。这就是“写作—存在本位”思维下“读什么”的具体目标的确立。
三、怎么读——阅读怎么教
“表现—存在本位”思维，则是决定“怎么读”（怎么教、怎么学）的主旋律。
（一）教法理念
言语动机培育，是教法思维的主线，也是教师教育智慧的集中体现，应渗透于阅读教学的全过程。身教重于言传，语文教师要为学生的写作树立一个精神上的高标，任何教法，任何典型案例，都不如教师爱写作、会写作，教师现身说法对学生是最具感召力的。
（二）教法原则
以写为本。“写作—存在”这个总目标时刻都在引领着阅读，阅读教学要始终围绕着写作。语文教育中学习修德、处世、求知的特殊性，在于它始终与“写作”素养的培育融为一体，是在揭示文本中潜藏的写作奥秘的过程中，体验、汲取作者的德性、阅历、胸襟（知、情、意）素养，助成学生言语人格与写作能力的发展。
为写择读。围绕培育写作素养的目标，选读相关的经典名篇（包括文言文、白话文）、学生作文（优质文、问题文）。纯粹的文本理解性的目标，不应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也不应作为教学重点。写作学情重于阅读学情。
以写促读。对文章体式、写作行为的认知，对作者的写作动机、素养、写作运思过程与文本特点的探究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一种研究性学习活动，根据教材中设置的写作教学目标，分解为若干问题、课题，借助写作来达成。要养成学生“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以评点、札记、鉴赏、随笔、评论、小论文等方式，推动对文本的深入思考、理解，促成对写作教学目标的达成。
由读悟写。在对作者写作行为的还原过程中，要让学生进入具体的写作情境中去，感同身受地体验写作的发生、构思、表达、修改等行为，与作者同步运思。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与作者、文本、教师的对话与交流，体验言语创造的进程，反思自身写作中存在的问题，潜移默化地积累写作认知与经验，提高写作灵性、智性、悟性。读出文本的个性不是教学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从文本个性中寻求文体共性。
读以致写。从一开始就让学生知道，“语文”是为了提高写作素养与能力而开设的课程。不但读的目标是写，听、说的目标也是写，其他语文教学、活动也要与写相互关联。当然，不是每堂课都要进行写作训练，但要让学生每堂课对写作都有所体会、领悟。
（三）教法常规
在培育写作智力素养的过程中，渗透着培育写作非智力素养。
第12篇
关键词：文化；文化词；文化词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8―129―03
一、汉语文化词本体研究
（一）文化词的概念界定
何谓“文化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界定，但界定标准尚未统一，主要代表人物及观点如下：
常敬宇（1995）认为：“文化词汇是指特定文化范畴的词汇，它是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王国安（1996）指出：“文化词指那些直接反映中国独特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词语。”孟子敏（1997）强调：“所谓文化词语，是指具有文化意义的词或短语。”杨德峰（1999）提出：“文化词语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词语，或与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词语。”李大农（2000）界定：“文化词既包括反映汉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内容的词语，也包括含有比喻义、象征义、褒贬义及语体色彩的词语。”汲传波（2001）认为：“词的文化义是词义中隐含的反映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风俗习惯、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心理态势等诸多文化因素的意义。”张慧晶（2003）提出：“词语的文化附加义是指一个词在指称实物的同时所蕴含的特定民族文化信息。”陈英兰（2006）强调：“文化专有词指一定民族文化所特有的或包含和传递着特殊文化信息的词语。”李晓琪（2007）界定：“文化词语特指那些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能直接从字面上了解其含义，具有固定的文化附加意义的词语。”赵明（2008）认为：“文化意义是社会赋予词或短语的感彩、风格意义、比喻意义、借代意义以及特有的概念意义。”
在众多概念界定中，笔者更倾向于李晓琪的界定方式。我们通过对学者们概念界定的观察，可以明确得出结论，即学者们对“文化”的理解不同导致“文化词”在概念界定时出现分歧。学术界的这一现象为一些学者提供了研究的基础，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学者们的概念界定进行了梳理，主要代表人物及观点如下：
赵明（2009）从“文化意义说”、“文化内容说”和“文化附加义说”等三个角度梳理了以前学者们的概念界定。王海平（2010）认为无法确定一个统一、明确的界定标准是学者们对“文化词语”和“词语的文化意义”概念混淆所导致的。杨建国（2012）从如何看待文化和汉语文化的角度出发，梳理了先前学者的研究，主要借鉴常敬宇、王国安、苏宝荣的观点，以自己的方式界定了汉语文化词。
在学者们的研究述评中，笔者认为赵明的梳理方式较为合理，且具有一定的突破。无论是概念界定还是对这些界定的梳理，都对文化词的相关研究做出了贡献。
（二）文化词的分类标准
学者们对文化词概念界定的不统一，使得各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词进行了分类。笔者通过研究，认为以下四位学者的分类较具有代表性。
1.王德春（1990）认为国俗词语可划分为七类：（1）反映中国特有的事物；（2）外语中无现成对应词语；（3）具有特殊民族文化色彩的词语；（4）具有特殊历史文化背景意义的词语；（5）国俗熟语；（6）具有两种以上国俗语义的词语；（7）具有修辞意义的人名。
2.常敬宇（1995）将文化词语划分为十五类：（1）表达辩证观念的词语；（2）表达伦理观念的词语；（3）反映中庸和委婉意识的词语；（4）反映汉民族心态特征的词语；（5）典籍文化词语；（6）宗教文化词语；（7）民俗文化词语；（8）礼俗文化词语；（9）形象词语；（10）象征词语；（11）饮食文化词语；（12）数词；（13）颜色词；（14）人名；（15）地名。
3.王国安（1996）强调文化词应划分为五类：（1）反映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的词语；（2）反映中国独特的风俗、习惯的词语；（3）表现中国独特的精神文化的词语；（4）表现中国独有的物质文化的词语；（5）表现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词语。
4.李晓琪（2007）根据文化结构的四层次将文化词划分为四类：（1）物态文化词；（2）制度文化词；（3）行为文化词；（4）心态文化词。
在学者们对文化词的分类方式中，笔者较认同李晓琪的分类方式。笔者认为文化词中“文化”是关键，因此，从文化结构的四个层次划分相对应的文化词较为合理。尽管学者们的分类存在差异，但都以汉文化的主要素作为划分标准，这也是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分类标准。
二、汉外文化词的对比研究
吴利琴（2005）从汉英对比的角度，分析了两个民族在思维方式、历史原因、地理环境、、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吴利琴在此基础上对汉英两种语言民族词汇在词汇构成及词汇意义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并从文化的角度将汉英词汇在语义层面上划分为四种情况，即语义相等、语义内包、语义交叉和语义空缺。笔者认为吴利琴的汉英对比涵盖范围广泛，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材料。
一些学者从翻译的角度对汉外文化词进行了对比研究。谭勇（2003）从文化蕴含的不等值对应性或称半对应性、文化蕴含的非对应性、文化蕴含的零对应又称为词汇空缺对应等三个方面对汉英文化词汇进行对研究。赵明（2008）按照文化意义的对应关系，将汉俄文化词语的关系归纳为三种：同一文化词，不同文化意义；不同文化词，相同或相近文化意义；不同文化词，文化意义也不同。吴元元（2009）认为对等关系、平行关系、全空缺关系、半空缺关系和冲突关系是不同文化中文化词汇内涵意义的五种类型。笔者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认为从翻译的角度研究汉语文化词是具有一定局限的。这要求研究者对两种语言能够熟练运用，否则可能会出现误译现象，从而影响研究所得出的观点结论。
[13]李晓琪.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4]廖长敬.对外汉语中级阶段教材中的文化因素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5]马银霞.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动物词文化附加义研究[D].西宁：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6]麻慧婷.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7]孟子敏.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c]//词汇文字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7.
[18]彭君.中荚动物词汇语义对比分析[J].安徽文学，2009（8）.
[19]史云波.汉英动物词汇的语义探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2）.
[20]谭欣.《新实用汉语课本》中的文化词语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1]谭勇.跨文化交际中词汇文化的盲点[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11）.
[22]王德春.汉语国俗词典[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
[23]王国安.论汉语文化词和文化意义[c]//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
[24]王婧雯.留学生汉语交际文化词习得情况调查――基于四本教材[D].南京：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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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杨德峰.汉语与文化交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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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张凌波.浅析第二语言教学下的汉语文化词语习得策略――以动物文化词为例[J].当代继续教育，2013（8）.
[31]张仕海.汉语文化词习得实证研究――基于汉文化圈与非汉文化圈留学生的比较[J].语言与翻译，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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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赵明.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词语的界定与教学[J].中国文字研究，2013（8）.
第13篇
论文摘要: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同时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也就是说，翻译作为语际交流，它不仅只是语言的转换过程，而且是文化移植的过程。不同的文化背影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价值标准、审美取向、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文化差异。因此，文化差异对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
翻译涉及的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由于地理位置、种族渊源、自然环境等的不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拥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和价值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表达和传播的重要手段。因此，每种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民族文化的积淀和印证，翻译成了一种必然的文化活动。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语言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译者在理解和表达的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地进行着文化的比较，所以译者必须具有较强的文化意识。所谓文化意识，就是译者要认识到翻译既是跨语言、又是跨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跟语言差异一样，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以下就几个方面具体阐述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一、价值标准对翻译的影响
在众多文化因素中，价值观是核心内容之一。它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并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作为文化构成的深层因素，它既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文化因素在人们心中长期渗透、积淀的结果。它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态度、需要和行为方式。
狗在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中是一种最为人钟爱的动物，是忠诚的伴侣，怜爱无比。故英语中带“狗”的词语多为褒义，如:lucky dog(幸运儿)，gay dog(快乐的人)，bull dog(硬汉)，run-ning dog(乖顺的家犬)等。而狗在中国人眼里却有“仗势欺人”、“为虎作怅”之嫌。故汉语中用狗比喻人多带贬义，如:“狗仗人势”、“走狗”、“狗腿子”、“做人鹰犬”等。
又如在中国，当人们去朋友家吃饭时，饭前男女主人经常会说:“饭菜不好，请多包涵。”对于中国人来说，主人对客人说这话是极为自然和恰当的，有“谦虚、好客、请随意”之意。如果这句话直译为“These dishes are not good ， please made do withthem.”给不懂中国文化的人的反应可能是“Why don’t you treatguests with good dishes?”英美人则正相反，他们请人吃饭，一定会说这道菜如何可口，那道菜如何美味，即使对自己做的菜没有十分的把握，至少也不会说“饭菜不好”的话。故把原句变通一下，译成“These are the best dishes we can supply.Please feel athome and help yourself.”这就是汉文化所崇尚的谦虚与西方文化所推崇的诚实、自信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子。
二、审美取向对翻译的影响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审美观。同一事物.在这一民族看来美仑美奥，而另一民族却不这样认为，甚至视之为丑陋不堪。
wise as an owl意为像猫头鹰一样聪明，可能令中国人费解。owl在汉语中是“猫头鹰”或“夜猫子”。两词都含贬义，因为它们的叫声吓人，样子丑陋，因此中国人对它们并无好感，常把它与厄运、死亡、荒凉联系在一起。而英国人则会联想到智慧。在儿童读物、漫画和动画片中，猫头鹰通常很严肃，很有头脑，俨然一付学者的派头。 龙(dragon)，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神秘动物，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降雨，它也是中国古代帝王的象征，如“龙袍、龙颜、龙体”。现在它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人以自己为“龙的传人”、“东方巨龙”而自豪。“龙腾狮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等一系列比喻无一不是极美之词，它们渲染着热情洋溢的气氛、奋进的力量。所以，成语“望子成龙”中的“龙”意味着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飞黄腾达。整个句子应译为:"Everyone wants his child toshine.”而在英语中“龙”是一种恐怖的怪物，称为mythical mon-ster like reptile，常用来比喻邪恶的势力。
三、行为准则对翻译的影响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这便是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中”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人生处世要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每个人的行为指南，接人待物、举止言谈要考虑温、良、恭、俭、让，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次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行为准则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是忽略不计的。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正因为如此，中西两种文化在对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
四、生活方式对翻译的影响
第14篇
论文摘要: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同时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也就是说,翻译作为语际交流,它不仅只是语言的转换过程,而且是文化移植的过程。不同的文化背影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价值标准、审美取向、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文化差异。因此,文化差异对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
翻译涉及的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由于地理位置、种族渊源、自然环境等的不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拥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和价值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表达和传播的重要手段。因此,每种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民族文化的积淀和印证,翻译成了一种必然的文化活动。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语言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译者在理解和表达的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地进行着文化的比较,所以译者必须具有较强的文化意识。所谓文化意识,就是译者要认识到翻译既是跨语言、又是跨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跟语言差异一样,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以下就几个方面具体阐述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一、价值标准对翻译的影响
在众多文化因素中,价值观是核心内容之一。它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并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作为文化构成的深层因素,它既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文化因素在人们心中长期渗透、积淀的结果。它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态度、需要和行为方式。
狗在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中是一种最为人钟爱的动物,是忠诚的伴侣,怜爱无比。故英语中带“狗”的词语多为褒义,如:lucky dog(幸运儿),gay dog(快乐的人),bull dog(硬汉),run-ning dog(乖顺的家犬)等。而狗在中国人眼里却有“仗势欺人”、“为虎作怅”之嫌。故汉语中用狗比喻人多带贬义,如:“狗仗人势”、“走狗”、“狗腿子”、“做人鹰犬”等。
又如在中国,当人们去朋友家吃饭时,饭前男女主人经常会说:“饭菜不好,请多包涵。”对于中国人来说,主人对客人说这话是极为自然和恰当的,有“谦虚、好客、请随意”之意。如果这句话直译为“These dishes are not good , please made do withthem.”给不懂中国文化的人的反应可能是“Why don't you treatguests with good dishes?”英美人则正相反,他们请人吃饭,一定会说这道菜如何可口,那道菜如何美味,即使对自己做的菜没有十分的把握,至少也不会说“饭菜不好”的话。故把原句变通一下,译成“These are the best dishes we can supply.Please feel athome and help yourself.”这就是汉文化所崇尚的谦虚与西方文化所推崇的诚实、自信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子。
二、审美取向对翻译的影响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审美观。同一事物.在这一民族看来美仑美奥,而另一民族却不这样认为,甚至视之为丑陋不堪。
wise as an owl意为像猫头鹰一样聪明,可能令中国人费解。owl在汉语中是“猫头鹰”或“夜猫子”。两词都含贬义,因为它们的叫声吓人,样子丑陋,因此中国人对它们并无好感,常把它与厄运、死亡、荒凉联系在一起。而英国人则会联想到智慧。在儿童读物、漫画和动画片中,猫头鹰通常很严肃,很有头脑,俨然一付学者的派头。
龙(dragon),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神秘动物,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降雨,它也是中国古代帝王的象征,如“龙袍、龙颜、龙体”。现在它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人以自己为“龙的传人”、“东方巨龙”而自豪。“龙腾狮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等一系列比喻无一不是极美之词,它们渲染着热情洋溢的气氛、奋进的力量。所以,成语“望子成龙”中的“龙”意味着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飞黄腾达。整个句子应译为:"Everyone wants his child toshine.”而在英语中“龙”是一种恐怖的怪物,称为mythical mon-ster like reptile,常用来比喻邪恶的势力。
三、行为准则对翻译的影响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这便是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中”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人生处世要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每个人的行为指南,接人待物、举止言谈要考虑温、良、恭、俭、让,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次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行为准则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是忽略不计的。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正因为如此,中西两种文化在对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
四、生活方式对翻译的影响
第15篇
冉景丞,出生在贵州省思南县一个土家族家庭, 1989年,分配到了初建立的茂兰保护区工作。根据工作需要,他被再分配到保护区内的一个管理点工作。管理点设在距乡政府有五公里远的一户农户家,那里没有电,距县城有二十多公里路,不通公路,来回县城之间只能靠走路。在这种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他没有退缩,在管理工作之余开始了自己的科研工作。没有经费,他从每月的七十多元工资中拿出二、三十元来买一些必需的科研器具,从医院的废物桶中找出一些青霉素药瓶,冲洗干净就成了标本瓶了,开始收集标本,观察动植物行为,收集第一手资料。1993年保护区管理处组建科研科,他从管理点调到科研科主持科研工作。为了更好地工作,他自学了英语、植物学、岩溶学、计算机等知识。
实地考察:足迹遍布9个地州市的山山水水
在他工作的这十多年时间里,对贵州省9个地、州、市、86个县(市)的各林区点、黔南州各县的各乡镇、全州一半以上的村的自然环境和野生动植物进行过考察。在茂兰保护区,一半以上的山峰他都爬过,采集了大量生物标本;仅在荔波县就考察了148个岩溶洞穴,通过对岩溶洞穴的形成、变化以及发育规律的研究,了解地质地貌变化与植被变化的关系,解译贵州石漠化地区石漠化过程和治理模式。
瓜熟蒂落:汗水和心血结出累累硕果
通过多年的辛勤工作,他的科研成果得到同行专家的认可。2001年获黔南州科教兴州奖;2002年荣获“贵州青年五四奖章”、在黔南州第三届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中被评为“黔南州十大杰出青年”。2003年获贵州省科技进步奖一项、黔南州科技进步奖二项。2004年获全国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先进个人;全国百佳模范新闻人物;2005年获黔南州州管专家;黔南州优秀论文一等奖;2006年获贵州省绿化奖章;黔南州第一届青年科技奖;全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先进个人。2007年获贵州省省管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9年获黔南州科教兴州奖,荔波县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在他的带动下,茂兰保护区的许多年轻同志走上了科学研究之路,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他总是耐心细致地帮他们修改文章。作为贵州大学和贵州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更是严格要求学生,从他门下毕业的学生都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在走入社会后迅速成长为有用之材。
保护绿化:保护区永远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