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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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试验方法: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坡地草地、平地草地进行围栏内外植被和土壤变化情况的观测，天然草地围栏禁牧又分为禁牧1年、禁牧2年以及禁牧3年以上。观测时间为每年的7月30日～8月15日。在禁牧和放牧草地上各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地进行定位观测，样地面积均为250m×40m。样方选定采用对角线法，草本测产样方面积为1m×1m，齐地面剪割，做2～3次重复，分别称其鲜重和风干重;灌丛草地的小叶锦鸡儿冠幅大小均一，在测产时按一个等级标准株丛进行测定，做3次重复，每次均为5丛，剪割当年生枝条及直径在3mm以下的老枝条，称其鲜重和风干重，平均算出单株重。(2)观测内容:禁牧与放牧草地植被盖度、高度、多度、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土壤机械组成、土壤养分等。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舍饲与放牧养羊对比试验(1)体重变化情况:通过放牧与舍饲对比试验可知，放牧基础母羊的体重随草地地上生物量的月动态变化而变化。草地植物在4月中旬开始返青，其生物量占一年峰值的6%左右，这一时期的放牧羊主要依靠枯草和补饲来维持生理需要。5～6月份是植物生长季的早期，发育较慢，其生物量占峰值的20%～30%左右，放牧羊在此期间靠吃青草已能满足维持生理代谢和生长所需营养，体重开始增加;7～8月份为牧草生长旺季，体重快速增加;8月中旬达到峰值;9月份生物量下降，植物进入生长季后期并过渡到牧草枯草期，放牧所获取的饲草基本还能满足生理代谢及生长的需要，羊的体重也随之下降。(2)产毛量:经过试验，舍饲羊比放牧羊每只平均多产毛1．08kg。(3)产肥量:舍饲羊常年不出圈，粪肥全部产在圈内，经多次测定，每只羊平均日产纯肥1kg，而放牧仅能产纯肥0．5kg，相差1倍。(4)产羔初生重:舍饲母羊产羔初生重平均为4．26kg，放牧母羊产羔初生重平均为3．9kg，舍饲比放牧羔羊初生重多0．36kg，差异显著。(5)效益情况。①经济效益:一只放牧羊的全年牧工工资为12元，冬春季补饲草料为(1kg×0．3元×7个月×30元)+(0．15kg×0．8元×7个月×30)=88．2元/只，一年共需100．2元，而舍饲羊年需精料25．2元，饲草151．2元，共需176．4元。每只舍饲羊投入比放牧羊多76．2元，而一只舍饲羊可使禁牧草地增加生物量506．96kg，直接经济效益为152．09元。因此，舍饲羊的效益比放牧羊高75．89元。同时，舍饲羊在产毛量与产肥量上均高于放牧羊，由此可见，舍饲羊整体效益要比放牧羊效益大。②生态效益:舍饲养羊，既不减少群众的牧业收入，又可减少羊只对草地的践踏和破坏，对恢复草地植被有着重要的意义。
2．2禁牧与放牧草地对比试验
2．2．1放牧对草地植被的影响经过试验，禁牧草地地上生物量、盖度、高度、多度与放牧草场相比均明显高于放牧草地，特别是生物产量比放牧草地平均高103．05～811．5kg/hm2。草地长期过度放牧利用，使绝大多数优良植物个体发育受到明显抑制，如羊草、针茅、冰草、糙隐子草等，但对低劣、有毒植物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冷蒿、星毛萎陵菜、狼毒等，对小叶锦鸡儿、羽茅等植物个体生长有利，但对其种群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对区域的草地大规模实行舍饲休牧是恢复草原植被，维持生态平衡的有效措施。
2．2．2放牧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1)放牧对草地土壤质地的影响:由禁牧与放牧草地土壤机械组成对比可以看出，放牧草地土壤表层粒径＞0．25mm的土粒比禁牧草地占的比例大，表明土壤质地变粗，草地沙化严重。(2)放牧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禁牧草地0～20cm的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变化在0．846%～3．42%之间，经过过度放牧利用的草地，土壤表层的有机质含量明显减少，0～20cm仅有0．496%～2．12%。此外，随着时间的延长，禁牧草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逐年增加，特别是下层土壤表现的尤为突出，但对于放牧草地的土壤来说，表层的有机质含量明显地逐年减少，而下层土壤变化较少。(3)放牧对土壤含氮量的影响:禁牧草地的土壤全氮含量普遍高于放牧退化群落的土壤全氮含量，前者表土的全氮含量变化在0．044%～0．164%之间，而后者变化幅度较大，在0．03%～0．118%之间。(4)放牧对土壤含磷量的影响:磷是构建生物细胞膜和传递能量的重要营养物质，过度放牧会导致土壤全磷含量明显降低，最终影响到草原生态系统的物质生产能力。
3结论
第2篇
有机畜牧产品的产出是有机畜牧业发展的根本目的。由于目前现有加工企业设备简陋，无法实现自动化作业，技术落后，生产过程不规范，畜产品的污染程度严重。体现不出有机食品的价值，加之缺少规模食品企业的参与，目前畜产品仍以活畜或宰杀后胴体的初级产品形式面对市场，不能完全体现有机食品的价值，牧民达不到增收的目的，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给有机畜牧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2发展有机畜牧业的对策分析
2.1各级政府应该重视有机畜牧业的发展
发展有机畜牧业，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作用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鉴于，有机畜牧对于生态保护、人畜安全、畜牧发展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各级政府部门一定要认清形势，积极参与引导有机畜牧业的发展，切实发挥其行政为民的职能。一方面要加大有机畜牧业发展的财政拨款扶持力度，对于发展有机畜牧业的地方企业、养殖户主等等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调动基层民众发展有机畜牧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基层有机畜牧基础设施地建设，积极开展基础性研究工作，提高畜牧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2.2要加强对基层组织民众的宣传培训
从当地实际情况来看，各地方对发展有机畜牧业的认识尚显不足，部分存在抵触、漠不关心的处事态度。由此，加强基层组织民众的宣传培训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提高地方相关组织领导的重视，定期组织有机畜牧业相关知识座谈会、组织参观优秀有机畜牧业发展基地，使相关领导从实际出发认识到有机畜牧业发展必要性，从而提高其思想认识性。另一方面要提高基层民众对有机畜牧业的认识，定期组织科技下乡、举办培训班、组织参观交流学习等等，营造一个良好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大环境，提高民众自觉参与到有机畜牧生产的积极性，加快推广力度。
2.3要重视地方的人才培训，追求科学化发展
技术人才对于推进有机畜牧业的发展非常的重要。积极推进有机畜牧业的发展，必须要建设一支技术过硬的人才队伍。首先，加强地方人才队伍技术素质的考核力度，根据考核技术结果，有针对性的进行人才培训。其次，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尤其是营销、科研、管理类人才的引进。最后，要各尽其才，给予其充足发展空间，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其科研创新，保证用最前沿的科技来指导畜牧业的发展、加快技术成果的转化。
2.4以优势企业带发展，扶持有机食品加工企业
第3篇
随着游牧时代的结束，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由于现代交通信息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市场对优质畜牧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有限的草原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草原超载过牧，饲草料供不应求，致使草原生态、生产和农牧民生活问题得不到有效改善和提高，近几年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实行了禁牧、季节性休牧、以草定畜等政策。国家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补贴农牧民，可是有些地区仍然存在严重的偷牧现象，偷牧者经常与草原执法部门打游击战院你查我养，你走我放，你白天来，我晚上放。最终的结果是偷牧人提心吊胆，昼伏夜出，也没增加多少收入，而且破坏了自家草场，执法员东巡西查，工作量大，加油换胎，不见得有多大效果，还浪费了国家资源。导致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就是羊多草少，舍饲养殖成本太高，牧民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生态破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2舍饲养殖的不足
舍饲养殖虽然可以快速提高牛羊肉的产量，提高单位养殖规模，有利于大型机械化操作，但前提是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大量的粮食和有限的农副产品为代价，大量使用各种药物及各种添加剂，生产出口感不好但又不得不吃的奶肉食品，导致现在很多人宁愿长途驾车到农家及牧区高价购买散养的肉蛋奶及天然状态下生长的食品，也不愿在市场购买。特别是舍饲养殖根本无法系统管理，不确定因素相当多。牛羊容易发生疫情，生产的母畜及幼畜成活率不高，稍有不慎带来的损失将是致命的，尤其是舍饲养羊违背了羊的生长规律，改变了羊的生物特性，产出的羊肉自然品质不高。
3草原畜牧业绿色发展模式
鉴于以上传统放养的缺陷和舍饲养殖的不足，政府部门目前投入大量资金项目给农牧民建筑羊舍，开发部分饲草料基地等大量的农牧业基础建设。但要想生产更多的有机食品，进行规模化养殖，必须从源头上解决饲草问题、改变饲养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更多的绿色有机食品，让人们吃到放心肉。而这需要在合适的、符合开发条件的草原和部分沙化半沙化的草场上配套水利设施，种植各种牧草，以最大的限度提高单位产草量，用科学的方式，利用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根据当地的土壤、气候和牧草的生长特点、生长规律，选择多年生、耐践踏、再生力强的牧草(如柠条、苜蓿、无芒雀麦、羊草、鸭茅、高燕麦草等）分段、分片、分季节循环放牧，建立永久的牧草地，放牧还能促进草地植物，具有超补偿性生长。并结合放牧对象（比如牛吃高草，羊吃矮草，鸡吃虫子等）探索出一条科学有效、节能环保、循环利用又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样既可生产出绿色有机食品，有利于消费者健康并带动农牧民致富，而且经营者又能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并且种植牧草除了能作为家畜的主要饲料外，对改良土壤理化性状、维护土壤肥力、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绿化环境和调节气候也有重要作用。由于牧草具有高效率利用光能的特点，因而发展牧草生产有利于建立稳产高产的农牧业生产体系、维护生态平衡，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有利于促进农牧业可持续发展。并且市场潜力较大，辐射带动能力强，预期效益好；资源优势突出，区域特色明显；产品科技含量较高，竞争优势比较明显；还可有效治理污染；废弃物能得到有效利用；总体投资较舍饲养殖少得多，可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将成倍增加。但是要想使规模化养殖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单靠个人或企业是无法达到的，只有得到农业部门的高度重视，并获得项目资金的大力扶持才可实现种草养畜，自然放牧，生产有机食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产品走向世界。
4结语
第4篇
1．1科技推广不断进步襄城区大力推广生猪“150、500模式”，肉牛“165模式”和肉羊“1235模式”等养殖模式［2］。目前该区生猪“150模式”已建成123栋，在建31栋，“500”模式已建成15栋;肉牛“165模式”已建成28户;“蛋鸡153模式”已建成18栋;肉禽“156模式”已建成13栋;肉羊“1235模式”标准化栏舍已建成43栋，有效地促进了传统养殖模式向科学养殖模式转变。
1．2产业化运营不断完善通过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分散养殖户从事规模化生产、市场化运作，从而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经营格局，增加养殖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目前该区各类养殖合作经济组织已达38家，网络养殖户1500多家，初步形成了“小规模，大群体”养殖格局。
2存在的问题
2．1现有体制不能满足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襄城区畜牧业相对于工业、商业、服务业来说，对经济总量的贡献较小，畜牧业生产管理部门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到经费保障都处于弱势地位。该区虽然设置有畜牧兽医局，但长期未健全相应的编制。同时由于防疫体制改革后动物防疫监督的职能统一收回到襄阳市动物防疫监督部门，而日常的动物防疫、技术推广、品种改良等工作仍由襄城区承担，造成了职责和权限、工作和人员不相匹配，影响了日常的防疫和技术指导，制约了畜牧业产业化的发展。
2．2养殖业用地问题突出国家规定养殖用地属农业用地范畴，只要项目所在地畜牧部门和国土部门联合审批即可临时用地。但是作为襄阳市主城区，襄城区的畜牧业用地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相应的规划和政策保障。随着国家对土地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资源更趋紧张，养殖用地的问题将更加突出，新增养殖户由于土地规划问题，不得不暂时搁置。
2．3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强尽管该区养殖大户和新型养殖模式发展迅速，但小规模分散经营仍然占较大比例。现有龙头企业与养殖户利益联结机制尚未健全，市场调节能力弱，辐射示范作用不强，缺乏带动力。
2．4专业合作社组织化程度不高现有的专业合作社在信息沟通、协调生产、调控价格、保护农民利益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运行机制不够健全。多数专业合作社成员之间只是信息与技术共享的松散联系，互利互惠的机制没有完全建立，不能很好地发挥产业化经营的作用。
2．5畜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品质量不高现有畜牧业畜禽品种结构中，耗粮型猪禽比例过高，节粮型、经济型草食牲畜比例过低;产品结构中，肉类产量过大，奶、蛋类产量偏低。
3建议和对策
3．1建立健全畜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按照畜牧兽医及动物防疫行政管理职能，配齐配全专业技术人员，核定全额财政拨款基数;成立动物卫生监督和畜牧技术推广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和技术要求。
3．2合理规划畜牧业专用地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农业结构调整需要，在离主城区较远的乡镇、办事处合理规划和储备畜牧业专用地，为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提供保障。
3．3大力扶持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引导和组织基地生产与农户经营等方面的作用。按照“积极扶持、精心培育、引导生产、提供服务”的思路，培育壮大龙头企业，落实扶持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各项政策，加大对畜牧业产业化的投入。通过项目支持、贷款贴息、技改重组、信用担保等措施，扶持一批起点高、规模大、实力雄厚、带动力强、科技含量高、有发展前景的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养殖大户，形成龙头企业集群，带动畜禽养殖户的积极性。
3．4大力发展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引导畜牧业专业合作社通过合同契约或产权联结等多种形式，与养殖户建立稳定的产销利益联结体，带动农民调整结构、发展生产、进入市场。更好地发挥助农增收的作用，让农民分享加工、流通环节利润。通过“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等多种形式，提高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化程度，转变畜牧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积极引导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依法完善内部组织结构，健全规章制度，真正把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办成民办、民管、民受益的自治组织。着力培育畜牧业产业中介组织、营销经纪人、运销大户，实现种养加一条龙、产加销一体化运作。
第5篇
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畜牧业向着现代畜牧业转变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地区基层畜牧业体制建设，强化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服务能力、物资储备能力和畜牧业信息化服务和建设能力。应该始终坚实科学技术为先的发展理念，并对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内动物品种进行不断的更新和改良，将提供优良的改良动物品种作为畜牧业服务的突破口。同时在发展本地区动物改良品种之外，还应该积极的引进国外优秀的牛羊品种，通过杂交育种培育出更加优质的牛羊新品种，逐渐形成完善的牛羊品种改良和推广的全新体系。
此外，还要做好动物产品加物流配送和品种改良地的建设。在动物养殖过程中要强化动物检验检疫工作，保障畜牧业动物制品及其副产品的安全性。做好动物检疫接种服务工作，对于新引进的牛羊品种进行隔离观察，一个月后在不出存在任何传染病的前提下，才能将其混入到牛群和羊群中。做好强制免疫工作，全面实施免疫标志制度，经过免疫的品种都应该打上耳标，提高畜牧产业动物养殖的疫病防治质量。同时还要完善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动物免疫防治体系建设，建立完善的疫情预警监督机制，做好动物疫病的各项监督工作，通过不断对疫情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提高是，提高整个专业对舞蹈额质量，保证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畜牧业生产的安全化和有序化。
2内蒙古鄂托克前旗要发展畜牧养殖新模式要保证科学化养殖
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在发展畜牧业过程中应该及时的转变发展模式，将过去的那种依靠经验养殖的模式及时的摒弃，转变为科学养殖。首先，动物饲养过程中应该由原来的自然放养向着集中化和规模化养殖方式转变，积极的发展当地的草产业资源，对草产业资源结构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这样不但能够为动物规模化养殖提供充足的材料，同时对于保护当地草场生态多样性有着显著的作用，最终能够降低动物养殖的经济花费，提高畜牧业养殖的经济效益；其次，畜牧业的经营方式应该有粗放型向着专业化方向转变，实现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畜牧业经营发展的规划化和产业化；再次，改进生产方式，提高动物养殖的质量和品质。
第6篇
1.1畜牧机械拥有情况
积极做好农机购置补贴项目，2014年用于购置畜牧业机械的各类补贴资金510万元，使我县的畜牧业机械新增303台，到2014年为止全县拥有畜牧业机械1156台。
1.2畜牧业机械化作业完成情况
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饲用玉米的机械化种植，2014年初及早维修保养、调试了90台玉米点播机，使饲用玉米的机械化播种面积达100%。收获时积极协调周边各县大型饲用玉米青贮收获机，2014年秋收期间共投入大型饲用玉米青贮机12台，割、搂、捆机械500余台，收获玉米面积2万亩、天然草场机械化收获完成3．91万亩。
2特色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由于受自然气候条件的限制，我县的特色农业主要以马铃薯、大露菜为主。马铃薯产业在我县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也是县委确定的优势产业。2014年建立马铃薯、露地蔬菜、玉米、小麦四个标准化作业示范区，其中:饲用玉米标准化建设完成面积1．2万亩;全县种植马铃薯1．3万亩，马铃薯标准化建设完成0．5万亩。
2.1马铃薯种植、收获机械拥有情况及机械化作业情况
巴里坤县人民政府在前几年出台了对购买马铃薯种植及收获机具的农户给予惠农补贴。农机部门进村入户做了大量宣传，并做好机具对比选型，购进的样式在各乡镇召开现场演示，经试验及改进，各类机械已基本满足巴里坤县的种植习惯和模式。几年共购进马铃薯种植机具113台，马铃薯收获机104台。2014年巴里坤县种植马铃薯1．3万亩，机械化种植0．6万亩，占种植面积的46%;机械化收获0．36万亩，占种植面积的27．7%。
2.2建成大露菜推广示范面积3500亩
2014年在巴里坤县实施露地疏菜种植、贮藏、保鲜机械化生产技术推广。根据巴里坤县露地蔬菜种植分布情况，在石人子乡建成露地蔬菜推广示范面积1000亩，4月底在种植区石人子乡大泉湾村二组做好露地蔬菜种植的耕整地作业，5月份开始铺膜播种，截至6月10日全面完成1000亩蔬菜种植任务，种植了小颗粒种子窝笋、莲花白、红萝卜、花菜。在5月初召开蔬菜机具现场演示会，培训种植户及技术人员210余人。在6～7月引进一台旋耕机，并通过改进后进行除草，除草效果较好。蔬菜自8月份陆续上市。经测产，花菜亩产量2t、莲花白4t、大白菜5t、西兰花1．8t。
3存在问题
(1)天然可利用草场退化严重，从而降低了草料收获机械的利用率;(2)饲草料基地不能形成规模，导致畜牧业收获机械的利用率太低;(3)马铃薯机械化种植程度高，但机械化收获有待提高;(4)大露菜的生产一直靠人工点种、除草、收获，费时费力，种植规模小，生产的露地蔬菜量尚不能满足本地需求。
4意见和建议
第7篇
1.1养殖资金的严重缺乏，资金投入太少。目前，九龙乡很多农民对奶牛、肉牛以及小尾寒羊的养殖愿望非常迫切，而一些已经具有一定养殖经验的农户想扩大养殖规模，加大养殖投入，但由于资金短缺，扩大养殖的愿望一直没能得以实现。而每年信用社发放的支农贷款期仅为10个月，没有畜牧业专项贷款。这也给养殖发展投入造成了不小的阻力。
1.2科学饲养水平不高。在我们的九龙乡，传统方法饲养畜禽现象的习惯，也很常见。每个阶段的养殖，没有科学合理的规划，不按牲畜和家禽饲料的需求，而是有什么就喂养什么。几乎没有利用生物技术来降低成本、提高禽畜的质量。粗放性的经营，严重制约了养殖也的大规模发展，而一些新品种的引进，升级品种不及时，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经济利益。
1.3土地的短缺，发展畜牧业的硬件环境亟待改善。目前，土地已成为一个瓶颈制约我县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可用的土地面积非常少，即便有的话也是土地用途的手续过于繁琐，冗长的审批流程，使之难以扩大，限制了动物养殖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加快乡镇畜牧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2.1从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到提高畜牧养殖技术培训的力度。首先是政府部门要经常组织技术人员到乡镇研讨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养殖技术水平;带领和组织养殖大户代表，到农户家中进行经验介绍，以身边的鲜活实例引导农户，提升农户的养殖热情。其次是充分发挥本县城职业中专、劳动培训基地、广播电视的作用，积极开展“阳光工程”培训，让养殖户学会1~2门技术。三是请专家分析了畜牧产业的发展趋势，传授知识，增强信心，开阔视野，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2.2要特别重视畜牧业基地建设，力争畜牧业专业化，规模化经营。畜牧业的发展靠科学技术，而良种繁育技术是畜牧数量发展扩大的基础技术。内蒙古突泉县在奶牛养殖技术已经实现了冷冻生产。但是生猪、绵羊等良种繁育还处于较低水平，亟待提高。要想提高繁育技术水平，还需要政府引导和建立一个基层冷冻站，推广实用技术，提高提高养殖繁育水平。在示范作用调强，技术调新，规模调大上还要下功夫。建立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含量高的示范基地，绿色，安全，优质，高效的基极驱动的农民。另外，以市场为导向，在效益提高、品种调优上努力，培育和发展特色农业，让农民在短时间内得到更高的利润。
2.3发展畜牧业龙头企业。畜牧业产业化的日益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龙头企业来带动，所以要注重加强畜牧业龙头企业建设，引导和扶持龙头企业的技术改革和扩大，加速发展养殖龙头企业，以企带户，让农民真正看到了畜牧业经济利益的前景，最大限度地提高畜牧养殖农民的积极性。在突泉县九龙乡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充分利用乡镇和自然优势，引进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扩大畜牧企业集团的规模。探索龙头企业带动养殖户的有效组织形式，完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共同抵御市场风险。
2.4建立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对疫情的预防和服务体系，县，乡（镇），村三级防疫网络系统的控制，完善动物疫情动物疫病控制体系，并提出和信息管理系统，制定大疫情预防计划预案，提高快速反应和动物疫病的控制能力。其次，要完善信息网络体系和管理体系，直接提供畜牧业市场供需个前景预测服务。通过信息网络提供定期和畜牧业生产信息的各方面的情况，及时调整生产、稳定价格、降低风险。
2.5增加对畜牧业的资金投入。1、资金的投入是当前制约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要解决畜牧业发展资金的瓶颈问题，多方筹措资金，加大投入，用好农村小额贷款政策。2、我们必须采取的招商引资的方式，在外力的帮助下，发展我乡镇畜牧业。3、我们需要使用民间组织或协会，协调资金用于畜牧业生产，由政府主导，组织成立了一个有志之士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形成投资多元化，应对市场价格的波动，最大限度的提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第8篇
网络信息化建设广泛地运用于各个产业中，新疆的畜牧业也在推广该项技术，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畜牧业网络信息化程度较低
网络信息覆盖的范围有限，相较农业方面的情况，关于畜牧业的各类信息内容专业性不强，信息不完整，网络信息体制不完善，无法适应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形势。
1.2信息资源利用率低
新疆地区面积广大，其畜牧业技术的推广站数量多，采集、传递信息较为便利，但是信息资源的分布较为分散，或者是关键技术过于集中，无法形成完整的信息网络资源共享体系，信息资源的利用现状不佳。
1.3相关人员的技术水平有限
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与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及综合素养有着紧密的联系。新疆地区的农村人口的比重极大，综合素养相较较低，且农村条件有限，计算机及网络的普及情况不佳，许多牧民没有受过计算机知识的教育，知识技能不高，依然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该问题也是影响新疆地区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2对策
2.1政府部门的政策引导
政府部门需要强化政策引导，不断深入建设新疆地区畜牧业的基础设施。畜牧业信息技术能够有效地促进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政府部门需要对于其予以高度的重视，建立信息化理念，把畜牧业信息化建设作为农业基础建设规划的重要内容，提高对该项目的投入，认真做好畜牧业的网络信息化建设工作。新疆地区需要将国家的各项政策和发展目标作为立足点，充分利用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资金，并将农业发展资金、支农资金等合理地分配至畜牧业，更好地开展信息基础设置建设工作，完善畜牧业基础设施体系，提高畜牧业信息化程度，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2构建完善的信息网络化服务体系
新疆地区已经建立了畜牧业技术推广体系，可以此为基础构建畜牧业信息资源数据库，完善网络信息化服务体系。首先需要结合新疆地区的具体状况，建立专业的畜牧业信息网站或自有的数据信息库，要求信息丰富、全面、准确且实时性良好，并配备专门的人员对该类网站及系统进行维护，使得畜牧业的从业人员能够及时掌握各项信息及技术。信息的流通及共享也是信息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需要保障各个地区之间的信息传递的通畅，信息资源共享。在网络普及情况良好的条件下，可以在城镇、村等各个区域构建信息服务点，形成系统的信息传播网络，对信息进行采集、整理、加工、，为畜牧业提供相应的信息服务。
2.3抓好信息技术的培训工作
现代畜牧业的发展，要求从业人员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扎实的技术及良好的综合素养，才能保障现代畜牧业的长远发展。政府部门应积极组织牧民进行技术培训，学习的内容不仅要包含基本的信息技术、网络知识、数据资源的利用、信息的收集、整理、筛选、辨别等，还要培养牧民的现代科学意识及现代市场意识，从思想理念及技术2个方面不断强化从业人员的综合素养。
3总结
第9篇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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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l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1):131～143.
第10篇
近年来，临泽县以打造绿洲奶肉牛养殖示范基地和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园区为主线，以粪污无害化处理为重点，大力推进畜禽养殖标准化生产，促进了以畜牧业为核心的农业循环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临泽县畜牧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的建设符合农业循环经济的基本要求和发展理念，解决了畜牧业发展污染环境的问题，基本形成了农业资源的三段循环利用。第一段是以种植业为基础，为畜牧业提供丰富的农作物籽实和秸秆；第二段以畜牧业为核心，用饲料饲喂畜禽，生产肉、蛋、奶、毛皮等畜产品和产生粪污；第三段以粪污资源化利用为重点，用畜禽产生的粪污通过厌氧发酵提取生物质能（沼气）产生生活用能，将厌氧发酵后剩余的沼渣及沼液制成有机肥料，用于生产饲草饲料[3]。自2005年起，临泽县开始发展住宅、畜圈、卫厕、沼气、种植“五位一体”的标准化生态家园。家庭沼气池上连养殖业，下连种植业，形成了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全县已有63个行政村实施了农村户用沼气建设项目，项目覆盖了全县87%的行政村，累计新建“一池三改”10m3农村户用沼气12476口，全县农村户用沼气累计达到13904口，户用沼气普及率达到42%。农村沼气建设对于调整农村用能结构，满足农村能源供应需求，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减轻农村环境污染，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循环农业发展有重要作用[4]。随着临泽县畜牧业的发展，临泽县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场（小区）不断壮大，临泽县雪莲乳品有限公司奶牛养殖场按照能源生态模式建设沼气工程，建成2500m3厌氧罐1座及配套脱硫塔1套、分离设施1套；1000m3贮气柜1座；1400kW沼气发电机组1套；沼液喷施系统1套。年产沼气72万m3，发电108万kW·h，完全满足了本场用电，形成了“饲料加工—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的良性处理系统。通过沼气工程将养殖粪污转化为沼气、沼液、沼渣，沼气用于发电，沼渣用于生产复合有机肥，沼液用于饲草基地、周围农田的浇灌、施肥。养殖场生产沼气实现了能源、种养同步发展，沼气生产使畜禽养殖的废弃物得到充分利用，改善了养殖场的卫生环境条件，为降低有害气体排放和农药、化肥的使用量，促进农业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和粪污资源的再利用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临泽县科学规划农业生态循环格局，按照种植业和周边环境的承载量，科学规划畜牧业的布局和规模，大力发展以畜牧业为核心的农业循环经济，按照畜禽排泄量和外部消纳量相配套的原则，引进甘肃长业集团生物有机肥料项目，对农牧产生废弃物及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利用。项目投资2.5亿元建设生产线、生活区、种植区、养殖区、物流区、研发中心等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对农牧业产生的废弃物及粪便进行集中处理，解决了畜牧业发展污染环境的问题，将全面推进临泽县农业生态循环经济的产业化经营水平。
2临泽县以畜牧业为核心的农业循环经济存在的问题
发展以畜牧业为核心的农业循环经济是减少畜禽养殖废弃物对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临泽县以畜牧业为核心的农业循环经济形成了家庭式住宅、畜圈、卫厕、沼气、种植“五位一体”的循环经济，养殖场（小区）“饲料加工—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的循环经济，对畜牧业生产的废弃物及粪便集中进行处理的循环经济3种模式，互相交错在临泽县农业循环经济中，为保护临泽的生态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随着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土地规模化流转经营，畜禽养殖方式由分散养殖向规模化养殖发展，劳动力输转力度加大，农民居住向集中化、楼宇化方向发展，以家庭住宅、畜圈、卫厕、沼气、种植“五位一体”的循环经济已不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要求。由于资金、规模、综合生产管理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全县具备发展“饲料加工—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的循环经济能力的养殖场比较少。由于养殖户分户经营，养殖小区更缺乏统一自筹资金、统一运行管理的能力，在大部分养殖场（小区）推行“饲料加工—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的循环经济的难度较大。对畜牧业产生的废弃物及粪便集中处理的循环经济，克服了家庭式“五位一体”的循环经济和养殖场（小区）循环经济的不足，有利于畜牧业生产的废弃物及粪便进行三段循环利用，进行产业化经营，是将来最具前景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应该大力推广和应用。但目前，集中对粪污无害化处理还没形成产业化经营的规模效应，还缺乏将养殖场（小区）与龙头企业甘肃长业集团通过利益关系进行有效联结的机制。
3今后临泽县发展以畜牧业为核心的农业循环经济的方向
第11篇
1．1牧民对畜牧业技术的认知调查显示，科学饲养新技术、动物疫病防治和良种引繁是目前牧民最希望获取的三大畜牧业技术。调查中，38．7%的牧民迫切需要科学饲养新技术，牧民对于牲畜疫病防治和良种引繁的需求比例分别为22．3%和12．5%。调查中有63．0%的牧民将动物疫病防治技术列为获得指导最多的技术;55．0%以上的牧民表示进行了良种引繁，如养殖西门塔尔牛、引进优质种羊等;43．0%的牧民学习并运用了科学饲养新技术，如冷配技术、羔羊育肥技术。由此可见，基层推广部门的畜牧业技术供给与牧民的总体需求较吻合。在调查中，牧民对于畜牧业行业信息及畜产品相关市场信息等的需求较大，反映了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在牧民技术信息需求及提高牧民自身科学素质方面还未发挥作用。实地访谈中牧民普遍反映种植青贮成本较高，加之地下水资源分布不均及机井等基础设施的限制，青贮饲料地的灌溉成为突出问题。很多牧民不得不放弃青贮饲料的种植，靠天养畜现象对畜牧业技术推广，了解牧区实际情况，满足牧民技术需求提出了新的挑战。当调查牧民“畜牧业技术推广部门的技术推广对您的畜牧业生产有无帮助”时，20．7%的牧民表示非常有帮助，表示完全没有帮助的牧民只占4．6%。调查“畜牧业技术推广对您畜牧业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否有帮助”时，回答“非常有帮助”和“较有帮助”的牧民比例分别为11．4%和26．9%。畜牧业技术推广对牧民畜牧业生产和自身能力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2牧民对农技员推广工作的评价
1．2．1牧民对农技员推广方法的评价目前，农技员在畜牧业技术推广过程中采用各类推广方法。最主要的方法为发放技术资料，占90．2%，排在第一位;其次为电话指导、集中培训。调研发现，牧民非常喜欢农技员采用现场示范、入户指导的技术推广方法，但由于基层农技员数量有限，加之牧民居住较为分散，交通不便，因此在实际中现场示范的方式相对较少。此外，由于牧区广播电视事业还有待改善，因此运用现代化媒介技术的推广方法尚不足或空白，见图1。
1．2．2牧民对农技员工作态度的评价调研中采用“农技员的指导态度”及“指导过程中是否尊重牧民”2项内容来衡量农技员的工作态度，并采用李克特5分制量表(非常、较、一般、不太、完全不)让牧民进行评价。对农技员态度表示一般的牧民人数占3．8%，较好占50%，态度非常好的占46．2%;在农技员是否尊重牧民的调查中，一般尊重的牧民占2．1%，较尊重的占49．3%，非常尊重的占48．6%。由此可见，基层农技员在平时的技术推广中，工作态度基本得到了牧民的肯定。
1．2．3牧民对农技员答疑解惑能力的评价在“农技员对您提出的技术疑问和咨询的问题进行解答的及时性”和“农技员在进行解答时您能否听懂”两个问题的调查统计显示，农技员对牧民的解答是较为及时的，选择非常及时的牧民数量占30．9%。此外，牧民对于农技员技术讲解和疑问解答的理解程度也普遍较高，选择较易懂的牧民占40．0%，非常易懂的占44．4%，这反映出农技员的沟通能力和推广技巧受到了牧民的认可，见表3。
1．3牧民参加培训的情况畜牧业技术培训是提高牧民生产技能和自身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调查中，64．5%的牧民近3年接受了畜牧业技术推广部门组织的各类技术培训，接受技术培训的牧民对于培训效果的评价，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57．9%的牧民认为畜牧业技术培训的效果较好，对于自身生产能力和综合素质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有29．0%和7．9%的牧民认为技术培训效果一般，甚至较差。这说明目前畜牧业技术培训仍然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能是由于技术培训供给不足、培训内容或形式不符合实际需求及牧民对于技术培训的有效需求不足。
1．4牧民解决技术难题的主要方式为了掌握目前牧民解决畜牧业生产技术难题的主要方式，调查中列举了农技员指导、科技示范户、自己摸索、畜牧业协会、亲戚朋友以及电视、书刊几个主要的方式，见图2。从图2可以看出，目前牧民解决畜牧业技术难题的第一渠道还是内部渠道，即依靠经验和摸索，其中畜牧业协会传授相关技术约占34．9%;畜牧业技术推广部门农技员指导的占31．9%。相比之下，电视、书刊仅为4．1%。这说明基层畜牧业技术推广的力度和深度还有待提高，广大牧民依然缺乏有效和充足的技术指导，畜牧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推广服务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
1．5牧民对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整体效果的评价牧民对基层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整体效果评价表示非常满意的占34．4%，较为满意和一般满意的占48．9%和12．2%。由此可见，大部分牧民对于基层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整体效果较为认可。调查中有4．5%的牧民对基层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整体效果给出不太满意的评价，尽管比例不大，但从畜牧业推广工作的角度来看，需要改进和进步的空间较大。
2结论与启示
第12篇
针对这种现状，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为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人工影响天气是指为了减少气象灾害、抗旱、防霜、防雹的目的而采用的科学技术，其基本原理是利用云和物理学降水原理来实现的，通过向云中散播催化剂，使局部地区的天气现象向人类生产生活的方向转变。因此，采用人工影响天气的方式对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采用人工影响天气对畜牧业的影响进行试验分析，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普遍开展人工增雨、人工防雹增雨等措施，分别于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进行人工影响天气试验，共计作业点10处。如表1所示，表示未实施人工作业和实施人工作业后部分地区的降水量分布，通过表中可以看出，与未实施人工作业的常年值比较，实施人工作业后，每年部分地区的降水量都明显增高了许多，因此，人工影响天气对降水量的分布有重要影响。
为了有效掌握内蒙古地区人工影响天气对草原草地生产力的影响状况，每年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对草原草地生产力的状况进行调查分析，以3S技术辅助调查，对草原植被恢复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如表2所示。通过每年对山地草甸产草量和山地草原草产量进行分析比较，发现草原产草量的平均高度都有较为明显的提高，其中，2013年的草原产草量增产较为显著，与2010年同期同类产草量相比，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每46.33hm2增产32kg，增产35.1%。由此可知，通过进行人工影响天气试验，草原生成量得到了显著提升，人工影响天气对畜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效益，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进行人工影响天气试验，通过计量统计，发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每年可增产鲜草3500万kg，若每千克按0.3元计算，该试验区每年增产值为1050万元，因此，人工影响天气试验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比较客观，既可以改善牧区的生产条件，也可以提升牧区的抗灾能力，同时也可以提高仔畜的繁殖成活率；社会效益，提高了牧民的环境保护意识，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科学合理利用草原生态系统，维持生态系统平衡，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效益，同时也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生态效益，通过进行人工影响天气试验，为了有效防止草原退化、沙化现象的发生，通过人工增雨、防雹等措施使草地保持水土、防固沙能力及遏制草地退化，人工影响天气对减少自然灾害、优化牧区生态环境及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的来说，人工影响天气，既促进了牧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升，也改善了牧区的生态环境。
2结束语
第13篇
从广义角度看，畜禽养殖小区属于规模养殖范畴，也可以说是多养殖主体的规模养殖场，是将规模相对较小的同类养殖主体，集中在一起，在同一地点，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独立生产经营的养殖方式。其有利之处与规模养殖场相似，可以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便于管理，可以推行标准化养殖，可以消除分散养殖对环境的影响，可以改善农村面貌，提高村民生活品质。畜禽养殖小区与畜禽规模养殖场主要区别是其养殖经营主体，前者是多个主体，后者只有一个主体，由于多个主体同时在一个小区生产经营，不同主体文化程度、技术水平、管理经验、经营思路各异，前者的疫病风险明显高于后者。软件建设滞后、内部管理困难、存在防疫隐患，是制约畜禽养殖小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兴利除弊、扬长避短，畜禽养殖小区才能助力畜牧业转型。
二、助力畜牧业转型
发展规模化养殖和标准化养殖，是畜牧业转型升级的两大目标。这一转型，一开始由畜禽养殖小区担当先锋，后由畜禽规模养殖场接棒，可谓史无前例、如火如荼、成绩卓著。目前家禽、生猪、牛羊的规模养殖比重，差不多达到80%、60%、40%，除了畜禽规模养殖场外，畜禽养殖小区能不能继续助力畜牧业转型？答案是肯定的。客观地讲，上述畜禽规模养殖比重已经不低，靠发展畜禽规模养殖场提升规模养殖比重，有一定的空间，但这种空间越来越小，难度越来越大。剩下20%家禽、40%生猪、60%牛羊零散养殖户，长期靠畜禽养殖谋生，养殖历史悠久，资金规模较小，无其他一技之长和谋生手段，通过行政权力让他们放弃畜禽养殖，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亦违背市场规则。维持现状让他们继续存在，不仅影响畜牧业转型升级的广度和深度，更会影响新农村建设，面对两难选择，畜禽养殖小区可以继续助力畜牧业转型，政府可以提供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财政扶持资金，鼓励、引导、扶持畜禽零散养殖户共建和入驻畜禽养殖小区，同时限期拆除零散养殖圈舍，复垦零散养殖用地。畜禽养殖小区扬长避短的关键，是共建防疫屏障。
三、共建防疫屏障
1.共建防疫制度。
畜禽养殖小区的特点是养殖经营主体多，其防疫隐患亦源于此。没有防疫制度，小区就是一盘散沙，就会各自为政，就会自行其是，就会自生自灭。建立包含专人监管、统一免疫、封闭管理、人员进出、规范消毒、病畜隔离、无害处置、入区检疫、杀鼠灭蝇、环保储粪等内容的防疫制度，并切实加以实施，是小区经营成败的关键。
2.共用免疫程序。
免疫无疑是保护畜禽免受疫病侵害最有效的手段，畜禽养殖小区要配备专职兽医人员，从事畜禽防疫工作，要根据所在地区历年来的疫情状况，畜禽来源地的疫情状况，本小区的历年疫情，结合小区周边道路、车流、人流及野生动物活动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由全体养殖主体同步实施。
3.共享无害设施。
免疫工作做得再好，消毒工作做得再彻底，也难免不发生疫情，对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置，是消灭和控制疫病传染源的治本之举。建设病死畜禽焚化、高压灭菌、生态发酵等无害化处理设施，由各独立养殖单元共享，不仅能防止疫情向外扩散传播，更能防止独立养殖单元之间的交叉传播。
4.共营养殖小区。
第14篇
1养殖结构多元化
1．1稳定生猪数量，提高效益．笔者所在的农区，传统上畜牧业几乎就是一个“猪天下”，生猪产值占牧业产值的50％以上。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普通肉猪已出、现供大于求，效益低下的局面。这种态势必须改变，应把生猪饲养量稳定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突出狠抓肉猪品改和质量提高，主攻出栏，降低粮耗，追求效益上。
1．2一突出发展草食牲畜发展草食牲畜，既可挖掘饲草资源，促进节粮，又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现代化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农区应当花大力气发展牛、羊、兔等草食畜禽，积极开展奶牛养殖、高床养羊、集约化养兔，将资源优势变为商品优势。
1,3努力发展小家禽家禽个体小，占地少，耗料低，生长快，效益好。农区应充分利用房前屋后、桑园、果园、水田、塘堰、溪河等，养殖鸡、鸭、鹅等小家禽，积极推广田上养鸭、机械化养鸡，实行规模养殖。
1．4开发观光型畜牧业在有条件的地方，适当引进、繁育、养殖珍稀动物，开发观光型畜牧业。
1．5规模适度在农区，要继续稳定千家万户为主的畜牧业养殖经营方式，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民克服小农意识，扶持养殖大户，搞规模养殖。规模大小应视其生态环境条件、饲料资源、资金来源、人员构成等情况而定，搞适度规模，因为只有最佳规模，才能获得最佳效益。不要拔苗助长垒大户，即使人为垒起来，也是昙花一现、必亏无疑。
2畜禽品种优质化
近年来，部分大宗畜产品出现的阶段性、结构性、地区性过剩，是低消费水平下的过剩。实现畜牧业生产从数量型、温饱型向质量型、营养型转变的核心是品种优化。
2．1大力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强化良种意识，瞄准世界动物育种高新技术成果，不断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尽快改造、取代低劣品种，进一步推广杂交改良技术，实行良种良法配套，充分利用外血良种的增产增收潜力。如我市推广生猪已取得明显效益。
2．2保护优良地方品种农区不少优良地方畜禽品种，其含金量颇高。在引进外血品种的同时，保护好优良地方品种，加强选育工作，保护其遗传资源。
2．3规范良种公畜配种业务农区种公畜的引进、饲养、配种业务，应在县主管部门的统一布局、监控下，由基层畜牧兽医站专营，实行统一供精，做到品种优质化，供精有序化。
3牧草种植规模化
必须教育、引导广大农民转变观念，在加强秸秆等农副产物加工利用的同时，变粮、经二元种植为粮、经、饲三元种植，推行种草养畜。
3．1种植牧草的好处一是经济效益可观。农区大田种植优质牧草，其产值是种植小麦、玉米、油菜等农作物产值的3~12倍；二是生态效益好。牧草根系发达，能因水保土，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三是产量高，营养价值高。四是可改善土壤结构，培肥地力，增加后作物产量。
3．2农区种草，是种、养业调结构的最佳切入点以地种草，以草换肉、换蛋、换奶、换毛、换皮，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价值，又实现了种、养业优势互补、互促，延长了产业链条。持之以恒，完全可以成为农区经济的新增长点。
3．3引进牧草种籽应注意的问题应经权威机构鉴定合格，先作小区试种，证明适合当地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叉高产优质，再大面积推广种植。
4技术推广日常化
牧业技术推广、普及工作，应做到程序化、日常化、长期化。
4．1加强牧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基层畜牧兽医站是农区畜牧科技的直接推广机构，也是畜牧系统直接面向农户的服务组织，肩负着防疫灭病、品种改良、技术推广、物资供应、销售服务等多种职能，在农民增收增效中功不可没。当前基层畜牧兽医站工作环境条件堪忧。必须稳定、完善、加强基层畜牧兽医站，编制内人员的经费应尽快按国家规定纳入财政预算。同时，按政策规定标准收取好规费和有偿服务费，以增强其活力和实力，避免国家发展畜牧业的法律法规、政策、技术措施在基层不能落实或变形走样。
4．2努力提高牧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素质加大对畜牧技术推广人员，尤其是中青年推广人员的政策、法规、技能等诸方面的培训力度，促使其知识不断更新，能力不断提高。不断引进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充实县畜牧局和乡(镇)畜牧兽医站。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牧业技术推广队伍，以增强畜牧科技推广的后劲。
4．3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根据当地养殖项目的技术要求，定期不定期地、有针对性地举办基层干部、养殖户、营销人员技术培训班；结合当地实际，编写乡土教材、实用技术资料，发放到户，指导生产；还要充分利用广播、墙报、集会等来收集并提供信息，预报行情。
5防疫灭病规范化
5．1健全法制进一步广泛、深入、持久地宣传、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其配套法规、政策，让全社会都来支持、配合搞好动物防疫检疫工作。
第15篇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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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27～305.
[11]OwenLattimor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iety.[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1):117～140.
[13]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296～316.
[14l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1):131～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