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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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个税自1799年诞生于英国以来，逐渐发展为世界各个国家的主体税种，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1980年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税法》正式颁布，同时，个税起征点定为800元。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工资的提高，2005年国家将起征点提升至1600元，2007年起征点更是提升至2000元，2011年9月，我国个税起征点再次提升至前所未有的3500元，个税起征点在短短几年间即实现了三级跳。从国家对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来看，主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以城镇居民收支水平为基础，兼顾地区性差异；二是起征点的确定与城镇居民住房、教育等相结合，最大限度保证对居民的生活无重大影响，至少不是负影响；三是起征点的几次提高也是为了促进居民的消费水平，中国居民不像美国居民等发达国家超前消费，与之相反，中国公民收入多用于储蓄，随着起征点的提高，将会拉动内需，刺激消费。
2个税起征点提高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关系
个税起征点的提高自然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收入或者说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时，其消费也会随之增加。那么我们这里先定义一个机会收入，机会收入完全是因为个税起征点调整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不包括因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机会收入是指个税起征点调整后居民的应纳税额和起征点未调整时的应纳税额之间的差额。我国历次的个税起征点调整都是针对工资薪金收入扣除相关合理费用后的调整。同时在2011年个税起征点的调整过程中将9级超额累进税率变为7级超额累进税率，这使得不同收入者纳税所对应的纳税级距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以级距点为例进行分析，原先的3500元在调整后不再征收个税，即相应的机会收入为125元，这完全是由于个税起征点调整后产生的居民机会收入。同理可得在8000元、9000元、10000元这三个级距点机会收入会达到峰值的480元，之后逐渐降低，到达38600元时，机会收入变为0，之后机会收入开始为负。居民的收入与机会收入之间大致呈“倒U形”关系，即低收入阶层的机会收入也比较少，达到8000～10000元的中等收入阶层，机会收入达到了峰值，之后在高收入阶层中，逐渐变为0，并开始逐渐变为负数，这个时候，国家对于贫富差距的调整政策显现出来，收入越多，所征收的税也越多。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也大致呈“倒U形”的关系，即中等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而处于两边的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边际倾向比较低。这主要是由于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趋于饱和，机会收入的增加和减少对于他们的影响不大，所以他们的边际倾向变化幅度不大。与此相同，对于低收入家庭，虽然个税起征点的调整使得他们的机会收入增加，但是这些还不足以使他们有较大的消费倾向，也只能产生有限的幅度变化。
3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
3.1个税免征额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水平(绝对数量上)
上海市居民2010年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如表1所示。从绝对数量上来看，2011年中高收入户的消费支出出现了大幅度上升，增加了3614元，到2012年这种趋势放缓，只比2010年增加2802元，显然，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对于中高收入户的影响较大，消费支出出现了跨越式上升，其他收入水平的居民消费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这其中，高收入户的增加量不是很大，只有653元，可见这次调整的影响对于高收入户的影响很小，他们的消费情况基本趋于饱和，等到2012年时，他们适应了起征点变化的影响，消费支出又进一步增加。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在2012年消费支出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起征点调整由此的影响可见一斑。对于低收入户来说，这几年的消费支出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3.2个税免征额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水平(相对数量上)
从相对数量上来看，低收入和高收入户一直是增长的，而对于中等收入户(包括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的影响却是一样的。在个税起征点调整的当年，刺激性消费的支出比较大，而次年当居民适应了这种变化，慢慢地消费放缓，虽然相比于2010年的消费量是增加的，但较2011年来说环比增长跌破100%，即消费支出下降，如表4所示。
3.3个税免征额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和社会集团)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包括劳务)的比例关系，有实物和价值两种表现形式。实物形式指人们在消费中，消费了一些什么样的消费资料，以及它们各自的数量。价值形式指货币表示的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上海市统计局根据居民的消费内容来划分居民消费结构，同时对于居民的收入又进行了更细节性的划分，分为三大类、五小类，分别是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消费支出分为八类，分别是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居住支出、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众所周知，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即为恩格尔系数，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恩格尔系数较大，反之，高收入人群的恩格尔系数较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的支出在人们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正逐步缩小，而高收入居民的基础物质消费基本已达到饱和，中低收入居民才是这部分收入的主力军。个税免征额的调整恰好使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在消费方面也更具灵活性，实现了其他各消费支出的同步增长，改变了居民以食物支出为主的消费结构。
4结语
第2篇
1.1加快经济结构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水平
根据恩格尔系数公式，在不影响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情况下，总支出越高，恩格尔系数越低，居民越富裕。收入增加了，支出自然也就增加了。因此应加快经济结构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收入水平提高了，恩格尔系数自认而然也就降低了。当居民食品消费稳定时，增加的消费支出就会用在其他方面上，可以改善居住条件，可以提高教育环境和资源，可以享受更多更好的精神娱乐等。
1.2规范食品价格管理，加快食品工程建设
如果居民购买的食品不变，而物价上涨，相应的消费支出就会增加。在居民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食品支出增加，自然会压缩其他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会升高。所以食品价格上涨会给加重居民生活负担，降低生活质量，应该加快食品工程建设，规范食品价格管理。
2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
交通和通信价格指数反映居民家庭购买交通和通信项目费用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图2表明交通通信的消费支出在不断地增加，比例也在不断地扩大。近年来，随着手机、飞机、汽车、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发展，交通和通信工具性能、款式更新速度越来越快，过去一部手机可以用两三年，现在很多人一年换一部手机。而互联网、电信等相关服务费价格逐步下调，进一步刺激居民的消费欲望，居民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增势强劲，成为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消费的热点。交通消费大幅增长，私家车拥有量增加，居民购买家用汽车成为交通消费热点。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家用汽车车型“日新月异”，加之消费政策的相对宽松，促使城市居民购车愿望增强，交通工具服务支出大幅增长。城市居民家用汽车拥有量不断增加，带来的交通工具服务支出快速增长。通信消费增速较快，家庭信息化程度提高。通信消费支出增长较快，通信设备普及程度提高。经济快速发展，当今社会已经步入信息时代，通信设施不断完善，通信工具逐步普及，移动电话成为居民生活的必需品，普及程度较高。家庭信息化程度提升。家用电脑作为高新技术产品，尤其是网络，对工作、学习、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家用电脑逐渐普及，家庭网络信息化程度快速提升。网络已经走入百姓家中，现实生活中的多数需求，在网上都能实现，网络成为居民提高生活品质的重要工具，成为改变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
3居住支出
现在普通居民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买房。房屋是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的归宿。居住消费支出除了购买房子之外，还有房租、水电煤等支出和房屋装修等。居住是人们生存的基本需求。居住条件也对居民生活质量起到关键作用。居民的住房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是衡量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指标。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追求越来越高，住大房、靓房的家庭不断增加，居民装潢支出大幅增长，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拉动了居住类各项消费的大幅增长。图3表明我国的居住支出呈现直线上涨的趋势。居住支出从1997年的358.64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1405.01亿元，增长291.76%。随着居民家庭居住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居住面积的日益增加等，居住消费将继续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居住类支出包括建房及装修材料、房租、自有住房以及水、电、燃气等与居住有关的项目。目前我国房地产消费的主流模式是“置业消费”，即以住房这一耐用消费品为目标的购买行为，以拥有居住空间为核心。而“居住消费”是围绕居家生活而展开的一系列消费行为，包括量力而行的先租后买、先小后大、先低后高等，它以提高生活质量为核心，具有梯度性、持续性、长期性的特点。随着目前住宅价格的非理性攀升以及住宅最终向其居住功能的回归“，居住消费”的新理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因此，提倡“居住消费”就具有了较强的现实意义。
4医疗保健支出分析
近年来城市居民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在“吃”讲营养“、穿”讲档次“、用”讲品位的同时，更加注重生命质量，崇尚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家庭的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多，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现在居民生活新的问题。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投资呈稳步上升趋势，如图4所示。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居民健康方面的支出大幅度上升,而城市人口的老龄化,也使得市民的医疗费支出明显增加。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由医疗器具、保健器具、药品费、滋补保健品和医疗费等费用构成，其中医疗器具、药品费和医疗费是治疗疾病的必要支出。现在预防疾病成为居民医疗保健的新观念。过去人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治好疾病，现在如何不得病更被人关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健身项目层出不穷。人们也越来越舍得在这方面投入。过去过年过节送礼都送烟酒水果等，而现在保健品则受到更多人的青睐。图4我国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数据相对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而言，医疗保健消费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消费，因此，医疗保健消费水平与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呈密切相关关系。农村实施农村医疗合作之后，农村的医疗保健支出相对历史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舍得看病，看病难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改进和完善，让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的健康得到保障。
5结语
第3篇
重庆市自直辖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对重庆市城镇居民从1997年到2013年的消费结构进行分项分析，从数据分析中得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分析
（一）总体分析
本文搜集了从1997年到2013年的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和各项消费支出的数据。数据显示，重庆市直辖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上涨，从1997年的5343.06元到2013年的25216.13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近4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也是逐年上升，2013年（17813.86元）是1997年（4403.62元）的4倍多。由此可以看出，直辖17年，重庆市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
（二）消费结构分析
根据历年的《重庆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得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类的各项结构如表一：由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1）食品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最大。重庆市城镇居民将收入的大部分依然用于购买食品，食品支出绝对数额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食品支出比重却是呈现波动态势，且在近三年有上升趋势。食品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质量的指标。根据国际上对于恩格尔系数的通用衡量标准：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我们认为重庆市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目前整体来看相对富裕，较好较快的完成从温饱到小康再到相对富裕的这一历程。而这三年的食品消费支出所占比重有所上升可能是因为居民在食品方面追求高质量、高水平的原因，食品消费趋向多样化，侧面反映居民生活水平提高。（2）衣着消费在类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也较大，仅次于食品消费。衣着消费比重从1997年到2013年大致呈U型分布，2002年所占比重最低，1997年所占比重最高。从绝对数额来看，这些年衣着消费额快速增加。（3）家庭设备用品的支出比重趋于稳定，历年来都在7%上下浮动。家庭设备用品是每个家庭必须的，且市场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大型家电消费又以更新换代为主，因此家庭设备支出比重变化不大。（4）医疗保健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有逐渐增大的趋势。重庆城镇居民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由直辖时的137.15元涨至2013年的1245.33元，增长了8倍左右，为类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这说明随着重庆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人们抗病防病、自我保护保健的意识越来越强，购买补品、家庭购买健身机械和体育用品的也越来越多，侧面反映出这些用品的巨大市场潜力。另一方面，医疗保健项的支出增加也与我国的医疗制度改革密切相关。（5）交通和通讯消费比重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交通和通讯消费是衡量生活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现代高科技消费对生活渗透的主要领域。重庆市城镇居民此项指标增长迅速，说明重庆城镇居民的生活现代化程度快速提高，发展和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较高。直辖以来，重庆市公路运载能力加强，市内交通情况大幅改善，市政建设逐步完善，加之近年来市内轨道交通的大力发展，极大程度缓解了交通拥堵情况，方便市民出行，满足居民对于交通消费的需求。而移动电话的普及和家用汽车市场的不断扩大，更是加大居民在交通和通讯方面的消费支出。（6）娱乐教育文化和居住的消费支出整体来看较为稳定。两项消费支出的绝对数额都逐年增加，但从时间序列上来看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在娱乐教育文化方面，重庆城镇居民随着收入的提高，越来越重视精神方面的享受和子女教育投资，加大该项支出，整个社会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在居住方面，重庆城镇居民在2004年的居住消费所占比重最高，之后有所下降，得益于重庆市的住房政策，使得人们用于改善居住环境的消费支出有所下降，房地产市场稳步合理发展。
三、存在的问题
尽管直辖以来重庆市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受到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和消费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约，在居民消费支出方面依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食品消费比重依然偏大。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虽然重庆市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渐渐提高，并有进入富裕水平的趋势。但近几年食品消费支出所占比重有反弹趋势，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大。早在1993年美国恩格尔系数就已下降到11.4%，而2013年的全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才35%，重庆还未达到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因此重庆市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重仍有很大的下降空间。第二，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以及居住三个方面的消费支出增长速度过快，容易抑制居民消费倾向。伴随居民消费体制市场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完善，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以及居住这些消费现在均由居民个人承担。从1997年到2013年，这三项的支出分别增长了8.08倍、7.38倍、4.72倍，而城镇居民在此期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72倍，这三项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说明这三项的消费价格与大多数居民收入相比显得过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来完成自身的积累。第三，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差距大。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近年来不同消费群体的收入差距加大，导致消费差距扩大，市场消费分散化、层次化明显，进而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影响居民总体消费支出上涨。
四、对策与建议
第4篇
受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等政策因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2013年甘南州消费品市场增速有所放缓，但消费品市场总体态势良好。据甘肃统计信息网公布的“2013年甘南州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信息，2013年全州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75亿元，同比增长13．4%。其中城镇零售额为24．59亿元，增长14．1%。据调查，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有以下特征。
(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但消费率相差不大根据2013年《甘肃省发展年鉴》数据，2012年甘南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97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0357．49元，消费率为74．13%;同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57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2847元，消费率为74．88%。可见，虽然甘南州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均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甘肃省平均水平低3187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低2490元)，但消费率与甘肃省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仅0．75个百分点。
(二)储蓄倾向高，消费意愿低尽管甘南州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在逐年提高，但居民的消费意愿却普遍较低。问卷调查显示，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下，手有余钱时，被调查的甘南州城镇居民的做法如下:全部存起来的占6．9%;存大部分，其余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占43．28%;存小部分，大部分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占6．9%;全部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占8．5%;基本没有余钱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占34．52%。其中，全部存起来和存大部分的共计50．18%。这一方面反映出甘南州“没有余钱”的城镇居民占一定比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地城镇居民储蓄倾向普遍较高，而消费意愿普遍较低。
(三)消费外流现象严重问卷调查中，对甘南州城镇居民家庭高档生活用品的购买地作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51．63%的家庭大多在甘南本地购买;12．27%的家庭大多在甘肃省内其他地区购买;31．41%的家庭大多在省城兰州购买;4．69%的家庭大多在省外发达城市购买。在被调查的甘南州城镇居民中，48．37%的家庭其高档生活消费大多是在甘南州以外实现的。可见，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外流现象十分严重。
(四)消费层次普遍较低居民的消费层次主要反映在消费结构上。按消费满足居民生活消费的层次，消费结构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生存型消费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比如普通食物和衣物等;享受型消费可以使人们感到舒适和快乐，比如高级食品、高档服饰等物质消费以及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等精神消费;发展型消费是人们为了寻求利于自身长期的发展而产生的消费需求，比如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在全部消费性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多少，可以反映出当地居民的消费层次以及生活质量的高低。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消费水平是反映消费层次及生活质量高低的主要指标。甘肃全省城镇居民此三项平均消费金额合计为4013．53元，占其全部消费性支出的比例为31．25%;甘南州城镇居民此三项的消费金额合计为2398．14元，占全部消费性支出的比例为23．13%，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8．12个百分点，其消费层次明显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表2是2012年甘南州和甘肃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及教育文化娱乐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支出情况的比较。
二、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调查
(一)外部环境因素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1．自然环境对居民消费习惯的影响甘南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000米以上，常年平均气温3℃。除舟曲县和迭部县外，全年无绝对无霜期，气候条件相对较差④。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地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其中，玛曲、碌曲、夏河及合作市的城镇居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青藏高原的地域特征。比如，玛曲县因为“全年无夏季”，人们对夏季服饰及夏季生活用品几乎无需求;在饮食方面，因为气候的缘故，对猪肉、绿茶等性寒的食品需求量极小。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对当地城镇居民消费习惯有较大的影响。24．46%的被调查者认为，影响自身消费习惯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环境。2．经济环境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经济环境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居民收入水平上。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甘南州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据2013年《甘肃省发展年鉴》统计，2012年甘肃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57元，而甘南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970元，比甘肃省平均水平低3187元。可任意支配的收入是影响消费需求最活泼的因素。但由于收入有限，甘南州大多数城镇居民每月收入主要用于固定的基本生活开支，可任意支配的收入普遍较低。据调查统计数据显示，19．61%的家庭每月必需的各类固定开支占家庭总支出70%以上;21．08%的家庭占60%左右;14．22%的家庭占50%左右;22．55%的家庭占40%左右;15．69%的家庭占30%左右;6．85%的家庭占20%以下。总体来看，每月必需的固定开支占家庭总支出50%以上的家庭达到54．91%。调查中，49．36%被调查者认为本地消费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收入水平。3．社会环境对居民消费的影响(1)教育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由于经济、地理等环境因素，甘南州教育领域很难吸引到高学历人才，造成中小学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差、高考升学率难以提升等问题比较突出。多年来一直有“一个甘南州考不过一个天祝县”的说法。因此，甘南州各县市大量城镇居民不得不想办法送子女外出读书。这种情况在玛曲县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师资的原因，玛曲普通高中数次停办，至今还无法恢复招生，当地所有学生的普通高中教育只能转移到外地实现。由于大量中小学生外出读书，加之海拔高、气候条件不利于身体健康等原因，甘南州很多城镇居民在临夏、临洮、兰州甚至成都、海南等地购置了养老房。他们的节假日生活也相应转移至子女读书所在地或养老房所在地。相应的，其大量日常生活开支和其他较高层次的消费性支出往往也会转移到外地实现。可见，教育环境也是造成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2)民族文化因素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民族文化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族文化习俗和两方面。对此，专门对调查对象中占比71．79%的藏族城镇居民做了调查。就民族文化习俗来看，不同县市藏族家庭对本民族生活习俗保留程度不同。其中，夏河、玛曲、碌曲、卓尼等县的保留较多，而合作市的保留相对较少。在保留的民族生活习俗中，语言位居第一，饮食习惯第二，人际交往的礼仪排第三。总体来看，语言、饮食习惯、人际交往的礼仪等方面保留较多，而服饰、家具用具等方面较少保留。其中还有一小部分被调查对象对本民族生活习俗基本没保留。在较好地保留了民族生活习俗的家庭中，主要在婚、丧、嫁、娶以及重大节日期间的民族服饰以及民族宗教事宜等方面的开支数额较大，而其他对本民族文化习俗保留较少的家庭这方面开支较少。对民族生活习俗基本没保留的家庭，其消费行为与消费结构与其他民族的家庭没有明显不同。就来看，大多数藏族家庭对宗教活动都非常重视，而且其消费结构中，与相关的消费支出占较高比例。调查中，对家庭是否重视宗教生活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非常重视的家庭占65．55%;一般重视的占25．26%;不太重视的占5．74%;只有3．36%的家庭不重视宗教生活。在对宗教生活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全年支出比例的调查结果显示，宗教支出占家庭总支出20%左右的家庭占比最高，为30．79%;宗教支出占家庭总支出40%以上的家庭有22．99%;占家庭总支出30%左右的家庭有22．57%;占家庭总支出10%左右的家庭有23．65%。其中，夏河、玛曲、碌曲等县居民对民族风俗和宗教生活相对较重视，与之相关的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较高，其他县市相对较低。调查中，认为居民消费主要受与民族风俗习惯影响的人占15．88%。
(二)消费品市场自身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1．消费品市场不完善，抑制了居民消费意愿据问卷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有23．6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当地消费品市场很不完善，满足不了基本生活需求;认为不够完善，但能满足基本需求的占53．21%;只有8．1%的人认为已经很完善了，可以满足各种需求;认为高品质和高层次服务难以满足需求的占18．02%;认为未能体现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占16．73%。甘南州消费品市场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全州消费品市场货品种类少;二是商品和服务质量较低;三是货品价格偏高;四是购物环境差;五是高档商品不足;六是民族特需用品不足，地方特色不鲜明。图2是当地城镇居民对消费品市场的评价及不同评价的人占被调查对象的比例。由于当地市场不完善，加之交通条件改善，有车族增多，当地城镇居民更加愿意到省城兰州或其他消费品市场相对完善的地区消费。调查显示，消费品市场不完善是导致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外流最主要的原因。2．市场竞争不充分，导致居民消费成本高调查发现，铺面租金和人工等成本等远低于省城兰州的甘南，城镇居民所承受的各类消费品价格却明显高于省城兰州，而且各类时尚品或热销品也鲜有因过时或过季而打折促销等活动。消费者讨价还价能力普遍较弱，买方市场特征不明显。从调查来看，其中有当地市场对外依赖性强及运输成本较高等原因，但主要还是消费品市场竞争不充分导致的。这在较高档的服装、家具用具等商品市场以及较高层次的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服务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笔者在甘南州消费品市场实地消费体验时对此深有体会。被调查者中，49．36%的城镇居民认为当地消费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三、对甘南藏族自治州消费品市场的几点思考
基于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本文提出几点建议，期望能够通过对相关工作的改进和调整，增强甘南州消费品市场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
(一)合理规划并完善消费品市场，减少居民消费外流据调查，甘南州正在规划建设合作市东二路商业街的城市商贸综合体。本文建议，将该商业街建设成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大型综合性商贸服务一条街。比如，引进诸如“西单商场”或“王府井”等上档次的百货商场，提供居民所需高档耐用消费品及高档生活用品等;引进货品种类全、质量有保障的大型连锁综合超级市场，提供居民所需较高品质的食品及日用品等;建功能完善、设施先进、服务到位的大型集贸市场;吸引上档次的服装品牌专卖店及知名快餐店等。完善消费品市场和较高层次的服务，可以大大提升州府合作市居民及其他各县居民就地实现较高层次消费的意愿，从而降低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外流现象。
(二)突出藏民族特色，打造消费品市场核心竞争力，吸引流入式消费作为藏族聚居区，甘南州具有浓郁的藏民族文化氛围，而且有为数众多的藏族居民保留了藏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他们很注重宗教生活，对与民族生活习俗密切相关的服饰、家具用具、生活用品等有需求。本文建议利用甘南州地缘优势及藏民族文化优势，将藏民族特色确立为甘南州消费品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着力将甘南州消费品市场打造成具有鲜明藏民族特色的消费品市场，以吸引流入式消费。首先，充分利用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拉卜楞寺这一宗教资源优势及夏河县即将投入运营的机场这一契机，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其“世界藏学府”、“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佛学学府之一”等宗教资源知名度，并完善配套服务。比如修建上档次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酒店、餐饮、娱乐等服务场所，提供个性化宗教旅游项目及旅游产品等，进一步增加对世界各地宗教人士和普通游客的吸引力。其次，充分发挥玛曲、碌曲等县的高原生态畜产品及其他高原原生态产品资源优势，实现高原生态牛羊肉、蕨蔴猪、酥油以及人参果、羊肚菌等产品的优质化、品牌化(以牦牛奶为原料的“燎原”奶粉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在此基础上，修建上档次的甘南优质特产放心专卖店，以满足当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对高原生态优质产品的需求。再次，进一步优化整合甘南州藏医藏药资源，突出其在藏医藏药领域的重要地位。藏医藏药在甘南州发展基础较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甘南州创建了全国第一家藏医药科研机构，创办了全国唯一的省级藏医药刊物《藏医药研究》，形成了较完善的资源基地、藏医医疗、藏医学教育、藏医药研究、藏药生产、营销等多位一体的发展体系，有一批在消化道、肝脏、心脑血管等方面疗效显著的特效方剂及在早期肝癌、肝硬化等疑难病方面的独特治疗方法。甘南州藏医藏药可以通过组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藏医藏药产业集团，进一步提升竞争力，以满足各地患者对其独特自然疗法的需求。总之，特色鲜明、服务到位的消费品市场不仅可以改变甘南州居民消费外流现象，而且随着甘南州旅游市场日益成熟，外地游客逐年增多，甘南州消费品市场完全有可能吸引外地游客大量消费，并将甘南消费品市场由“外流式消费”转变为“流入式消费”。甘南州消费品市场还可以利用当地浓郁的藏文化氛围，在藏民族服饰、藏式家具用具、生活用品等民族特需用品方面有所作为，甚至可以确立一个宏大目标———让它像新疆喀什的大巴扎一样，成为甘南的地域标志之一。
(三)洞察居民消费倾向，引导居民转变消费观念消费倾向是指一定消费者群体在不同时期对商品需求的变动趋向。消费观念是人们对其可支配收入的指导思想和态度以及对商品价值追求的取向，是消费者对消费对象、消费行为方式、消费过程、消费趋势的总体认识评价与价值判断。问卷调查反映出当地居民有较强的改善消费结构的倾向。在调查对待可以任意支配收入的处置态度时，选择“旅游”的占31．08%;选择“购置家庭用具”的占25．23%;选择“教育”的占18．02%;选择“购买高档服饰”的占10．36%;选择“宗教生活”的占3．15%。可见，当消费能力允许时，大多数人会在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上增加投入，也说明甘南州在享受型消费市场和发展型消费市场方面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商业机遇。因此，一方面，要提倡当地居民的消费量入为出，不铺张浪费、注重消费效益;另一方面，也要提倡居民放弃过度储蓄的观念，注重健康消费、绿色消费。同时，要创造条件、利用机会，使他们在消费结构中增加旅游、娱乐、保健等享受型消费，并注重精神消费，提高文化、教育等发展型消费的比例。
(四)关注居民消费动态，培育居民消费热点在对近1年的同事或亲朋好友家最热门的较高层次的消费情况的调查中，有55．11%的人认为是购买家用汽车;有21．78%的人认为是子女教育、培训;有17．33%的人认为是旅游;有5．78%的人认为是保健养生。可见，近1年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热点倾向于享受型消费及发展型消费。对此，有关部门一方面应当抓住机遇，努力满足其现有需求，并倡导居民进一步增加对教育、旅游和保健养生等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还应当引导其进一步提升生活质量，提高消费层次，并在营养健康食品、文化娱乐、新型电子产品、高档家具用具、家用电器等方面培育他们的消费兴趣和消费热点，以扩大消费需求。
第5篇
收入是影响需求的重要因素，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增加农民的预期收入是刺激农村居民消费、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基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不稳定，增长缓慢，且预期支出逐渐增加，这都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因此，千方百计增加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首要任务。1.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障农民增收。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一是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和标准良田建设。三是加强林业生态建设。四是提高农机化水平。五是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六是健全农业气象灾害预警监测服务体系，提高农业气象灾害预测和监测水平。2.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促进农业由一产向一、二、三产的融合，按照“优化种植业、发展养殖业、突破加工业、活跃流通业、拓展旅游业”的发展思路，加速改造传统农业结构，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延伸农业生产、加工、贸易的产业链，推进农区工业化，形成比较合理的粮经结构、种养结构、贸工农结构和城乡结构。第一，应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第二，严格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第三，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3.发展劳务经济，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当前，一些城市严重缺少有一定技能的工人而广大农村又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通过政府牵头组织和规范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以及认真审查劳务输出机构的资质，扫清户籍管理制度和农村产权制度等障碍，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和城市的“用工荒”顺利对接。首先，政府要要采取“外输”和“内化”方法来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输出组织化程度，变“体力型”劳务输出为“技能型”劳务输出。其次，政府要壮大区域经济，积极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4.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中低收入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但可以是提高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水平、启动农村消费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消费能力，而且可以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因此，通过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将收入分配更多的倾向于中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并综合运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各种调节手段，不断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努力缩小农民收入差距，使中低收入者充分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5.完善支农惠农政策，补贴农民收入。农业是弱质产业，建立完善对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是必须解决好的一大课题。要进一步完善和强化种粮直补、综合补贴、良种补贴、母猪补贴、奶牛补贴、小麦、水稻等最低保护价收购等支农惠农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适应投资体制改革要求，改革政府资金投入方式，建立政府直接投资、资本金投入、投资补贴、代建制等多种投资方式和建设方式。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制度，深化征占地制度改革，协调解决土地征占用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农民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农村居民收入普遍不高，子女教育、建房、红白喜事，看病等支出逐年增加，又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农民只能捂紧口袋，减少消费，增加积蓄，以防患于未然。因此，加大国家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居民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事件做到后顾无忧，进而扩大农村消费需求。1.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和宣传工作。由于广大农村的信息传播的渠道还不是很多，导致很多农民对国家的一些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法规缺乏必要的了解，加之一些基层干部责任心不强，使得农民本应享受的国家的社会保障的优惠政策没有享受到。因此有必要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农村社会保障，使农村社会保障更加有法可依。2.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筹资机制。影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全面实施的根本困难在于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问题，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巨大，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保障资金全由财政支出不太现实，因此要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就必须建立适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多渠道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机制。3.加强各项福利制度的建设。“仓廪足，而知礼仪”。说明人们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会考虑礼仪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基本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未成年人福利制度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愿望。目前，我国农村大致有合作医疗、统筹解决住院费等不同种类的医疗保险形式，以“新农合”为主要形式的合作医疗是被广泛接受的形式。我们既要正确规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和缴纳方式，又要切实做好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及保值增值工作，真正使农村居民无后顾之忧。
三、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持，但凡经济发达的地区其金融业也一定是最发达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就相对滞后，由此贷款难在农村普遍存在。一方面存在农村居民有借贷需求却无正规渠道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存在有正规渠道却满足不了需求的问题。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有力支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为乡镇企业和农村居民消费提供资金支持已成为当前的重要工作。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首先要建立完善农村居民个人信用体系。其次，要简化信贷手续，完善的金融制度。第三，要扩大信贷的业务范围。
四、深化国家鼓励农村居民的消费政策
国家鼓励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导向可以为农村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提供引导，也为农村消费者增强消费信心。要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就要加大政策引导。自家电下乡政策实施以来，有效地拉动了农村市场的家电需求，各“家电下乡”“节能惠民”品类的产品销售量均较往年有大幅度的增长率，空调和冰箱原来在农村的奢侈品现在已经渐渐普及，电视在农村也掀起了平板风暴—产品升级换代加快。“家电下乡”“节能惠民”政策在提升农村消费信心的同时，也在改善着农民生活质量。
五、创建农村居民集中消费场所
首先，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村村通”工程的实施为农机、家用电器，电动交通工具等消费品进入农民家庭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当前，仍需增加投入，继续扩大农村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强对互联网，使用信息网，物流网，农业技术网等支持性网络工程的建设，提升消费软环境，从而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其次，扩大农村商业网点，逐步建立规范，完善的农村市场体系，进一步推行国家“万村千乡”工程建设，并鼓励有实力，讲信誉的连锁商业网点进驻农村市场。大力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大型粮食物流节点、农产品冷链系统和生鲜农产品配送中心等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市场的监管力度，宣传引导农民注意消费维权意识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损害农民消费者的欺诈行为要严加处理。彻底改善农村消费市场的种种不规范行为，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繁荣。
六、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
要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首先要加强宣传引导，使农民建立正确的消费观。在消费时注意有效原则，使日常消费和非常规消费得以合理的安排，用科学，合理，健康的消费观去引导农民，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质量。通过农民经常接触到的广播、电视等媒体，对农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合理的引导。其次，着重开发农村新型消费领域，挖掘新的消费热点。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新兴的消费也慢慢进入农村市场，遍布乡镇的网吧、台球室和已经悄然出现的练歌房、瑜伽会所、书店、旅行社的大幅广告和旅游直发车已经切实的让我们感到互联网、旅游、休闲、健身等这些在人们印象中应该是城市人才享受的生活已渐渐成为农民的消费热点。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引导和巩固这种新兴消费增长的好势头，为农村市场开辟更多的消费领域。另一方面要通过建设乡村文化服务站和信息资讯站等网点，引导农村居民科学、合理，健康的消费，形成良好的消费习惯与社会氛围。
七、调整农村消费品供给结构
第6篇
1、单纯的推动土地城市化
我国土地城市化的推进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城市城区扩张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地区经济增长，获得土地城市化带来巨大的短期利益。为了可观的土地财政，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变成了“堂而皇之”的大拆大建的圈占土地运动，出现了违背农民意愿侵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农民被迫让出耕地，承包经营权证被收回等，农民缺乏必要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农民“被自愿”、“被城市化”的现象存在，这些进城落户的农民退出土地后，失去了拥有土地所带来的一系列保障功能，却又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反而可能使得他们进城后加速失业化。
2、忽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覆盖
城乡二元结构深深的影响到了我国公共服务的分布，城乡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有很大的差别。同时在政府主导的土地城市化过程中对农民权益保护力度不够，低价征收农民土地，高价转让，剥夺了失地农民的土地资产性收益的同时，推高了房地产价格，加大了进城农民的生活负担，对其消费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要保证农民的基本权益，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这样才能保证城市化带来的消费扩张作用不会因为农民的经济权益受损而被挤出。
3、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的失调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由于过于注重投资，造成第二产业比重过大，服务业发展滞后，其产业结构并不是很合理。这就形成了企业“用工荒”和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显然这一矛盾会制约着居民整体收入的增长，进而阻碍消费的增长。我国的产业结构还是以第二产业为主，主要在于制作加工业、重化工和能源企业。前者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行业工资比较低;而后者尽管工资比较高但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要以资本密集型为主。在这种产业结构背景下高素质人口的就业受到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其收入，影响消费的增长。
二、促进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对策
1、以公平公正的原则推进城镇化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要防止把城乡一体化作为圈地、剥夺农民的工具;要加快产业布局调整，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涉农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从城市向农村转移，进一步加快城乡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城乡产业布局，强化城乡产业之间的协作和联系，鼓励城市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进入农村，改变资源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同时，要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将城乡结合部农民的失业、社保、养老、救助等统一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让城乡结合部原住民享有和其他城市居民一样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2．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消费环境
加快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吸收进城农民的就业，同时可以加快城市化，为吸纳农村人口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在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类似城市的消费环境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同时可以通过产品创新来引导城市居民消费升级，使其消费呈多样化发展。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化的集聚性能够刺激消费需求不断扩张，导致消费的循环累积效应。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人口大量地向城市转移后，他们的生活空间和消费环境发生了变化，即使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后，消费需求也会比以前更为强烈。
3、优化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拉动消费
城市化进程归根结底需要产业的拉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因此，打造城市化产业载体，制定与之相匹配的产业政策是促进城市化进程及刺激消费需求的必然选择。从拉动消费的角度考虑，现代服务业对促进消费的贡献力很大。与传统一、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在扩大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还能为居民创造更好的消费前提，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再次，通过现代服务行业如金融业、信息咨询等行业的发展，改变居民的消费行为，提升居民消费意识。
4、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制度
第7篇
1.1协整检验根据以上分析，本文采用基于VAR的johansen协整检验对LRC、LRI和UR三者进行协整分析。通过综合考虑AIC、SC信息标准及似然比，选择滞后阶数为4，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都说明：三者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由方程（1）可知，时间序列LRC、LRI、UR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正向的刺激作用。
1.2VAR模型的设定经济理论往往不能为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一个严格的定义，使得在解释变量过程中出现一个问题，即内生变量应该出现在方程的哪边。VAR模型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把每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就避免了结构方程中需要对系统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建模问题，在预测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中比传统方法更准确。LRC、UR和LRI同是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建立VAR模型的前提。模型的滞后阶数选择根据AIC和SC取值最小的准则，经过反复试验，滞后阶数选择为5，即建立LRC、LRI、UR的VAR(5)模型。从表3给出的VAR（5）模型的整体检验结果来看，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足够大（165.9479），AIC(-10.72253)和SC值（-8.3420）值足够小而且在一个相当的水平上，表明模型整体效果不错。为了检验得到的VAR(5)模型的稳定性，采用AR根的图表来验证，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VAR系统中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得出的VAR系统是稳定的。
2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2.1脉冲响应分析建立了VAR模型，模型系统中的系数非常多，如果考虑整个VAR系统中的互动关系，单个系数往往只反映了一个局部的函数关系，并未能够捕捉全面复杂的动态过程。基于本文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因此，采用cholesky分解方法得到正交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建立与VAR相关的脉冲响应分析，借此全面地反映各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图2、图3分别显示了农村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化率的随机误差项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函数。横轴表示了脉冲响应冲击的作用的滞后期数，滞后期设定为20年；纵轴表示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化，实线代表响应函数的计算值，虚线为响应函数值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图4、图5分别显示了城镇化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收入的随机误差项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函数。横轴表示图2、图3；纵轴表示城镇化率的变化。图6表示了农村居民收入对城镇化率的随机误差项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函数，纵轴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化。首先我们分析农村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化率的响应情况和作用路径。（1）由图2可以看出，当给本期居民收入一个单位标准差冲击时，前2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本为0，之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逐渐增大，在第三期达到峰值，使得农村居民消费增长0.05%，之后又呈现波动状态，直到第八期下降到0，之后又上升到第15期的0.03%，此后趋向平稳，并出现收敛。说明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冲击，农村居民消费是上升的并最终趋于稳定。（2）当给城镇化率一个正向标准冲击时，如图3所示，农村居民消费前两期的正向效应为0，此后一直增长，到第四期达到峰值，消费增长0.09%。之后出现波动下降，趋于平稳，到17期又有一个峰值，达到0.08个百分点，表明城镇化的推动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短期内迅速增长，长期收敛并呈现明显的正效应。其次，我们来考察城镇化率对农村消费和农村居民收入的一个单位标准差冲击的响应。（1）由图4可知，本期给农村居民消费一个标准差的正冲击时，城镇化率在第一期基本没有反应，第一期之后，对城镇化率的正效应逐渐增大到19期的0.019并趋于稳定，这表明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促进城镇化的发展；（2）给农村居民收入一个标准差冲击时，城镇化率小幅上升，直到第五期峰值0.007，之后呈现下降和平稳趋势，也就是说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冲击促进了城镇化率的提高，但作用有限。最后，本文分析下农村居民收入对城镇化率冲击的响应结果。如图6可知，当给城镇化率一个正向的标准差冲击时，对当期农村居民收入基本为0，此后开始有正的响应，第2期为0.05，第三期又下降到0.03，之后又上升到第四期的0.05并接着保持平稳。结果表明，城镇化率的提高，对农村居民收入有一个稳定的促进作用。
2.2方差分解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能捕捉一个变量的冲击对另一个变量的动态影响，而方差分解则可以将VAR系统中的一个变量的方差到各个扰动项，以便我们进一步分析特定变量的变化中各种结构冲击的相对重要性。比较这些相对的重要性随时间的变化，就可以估计出对特定变量的影响时滞和影响效应大小。本文分析农村居民消费LRC和城镇化率UR的方差分解结果，通过Eviews7.2在VAR环境下得到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4、表5。表4的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消费LRC的误差在前两期主要受自身冲击，第二期还在89%左右，随后有下降的趋势；农村居民收入LRI和城镇化率UR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预测误差解释能力越来越强，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在第七期达到了17.27%，城镇化率的解释在第五期更是达到了41%左右，二者在第七期的冲击能解释农村居民消费的50%以上。表明了短期下城镇化率和农村居民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而在长期中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可忽视，同时城镇化率对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有积极的影响效果，这与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相同。城镇化率的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农村居民收入对城镇化率的预测方差的贡献在一开始就达到了10%，但短期来看，城镇化率的变动主要受自己的冲击，此后有明显的下降幅度，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逐渐增加，从第一期的1.78%到第七期的46%左右，超过了城镇化本身。说明短期城镇化本身的冲击是城镇化率变动的最主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对城镇化率的长期变动具有很深的影响。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农村居民收入对城镇化率的变动有一定的贡献，但有限，这与前面的脉冲的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一致。
3结论与启示
第8篇
首先构建一个代表性农村消费者两期的基本经济模型，消费者面临两期的最优消费决策，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考虑政府财政支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为简化分析，政府财政支出仅讨论财政对农支出变量，假定财政对农支出Z的经济效率为δ，经济波动对收入的影响系数为ζ。财政对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投入性支出增加和提升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从而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经营环境，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从而提高消费能力。同时，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有利于营造促进农民消费的客观环境，比如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时可能转变为私人自行提供，挤占私人消费，并且基础设施性质的公共物品缺乏会限制农村居民的消费，如公路道路和加油站的不足使得农民汽车消费的意愿不足。另一方面补贴性支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拉动农村居民消费。如2002年之前的农产品价格补贴，2002年之后对耕种农户的直接补贴等。综上，财政对农支出的经济效率是正值。经济波动对收入的影响作用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经济波动会导致高产出，如Schumpeter（1934）认为经济波动能降低企业改进效率行为的机会成本，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29］Mirman（1971）经济波动会导致更高的预防性储蓄和投资，最终促进经济增长。［30］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波动会带来产出的损失，如凯恩斯（1936）认为，经济波动导致企业投资风险的上升，从而降低社会投资水平；［31］Bemanke（1983）、Ramey和Ramey（1991）从滞留成本出发，由于企业投资的时滞和不可逆转，经济波动增加了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投资意愿减弱。［32］［33］但是，上述研究都是关于发达国家的研究，不能将其研究结论直接套用于我国。国内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李永友（2006）、陈太明（2008）等。［34］［35］研究结论的不一致给提出假设带来了一定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暂且参照李永友（2006）、陈太明（2008）、卢二坡和曾五一（2008）［36］的研究，假定ζ小于零。当然，这一假定还有待于实证部分的检验。由式（10）知，代表性农村消费者的消费与财政对农支出具有正向关系，与经济波动具有反向关系，故提出如下两个命题：命题1：财政对农支出对农村消费者的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命题2：经济波动对农村消费者的消费具有挤出效应。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说明
（一）数据与变量说明农村居民消费（RC）选择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作为变量，为了使历年数据具有可比性，以1978年为不变价对历年数据进行了计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财政对农支出（AE）选择国家财政支出中历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作为变量，1998年和2007年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从1998年开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2007年开始统计口径为农林水事务支出。为保证数据的连贯性，我们统一使用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6—2012年。经济波动（EF）选择历年实际GDP增长率减去预期到的GDP增长率，预期到的GDP增长率采用HP滤波方法得到，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还采取了BP滤波方法作为参照。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除上述变量外，为了更加真实的反应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因果关系，以及检验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健性，我们引入控制变量。经济增长（GDP）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100）作为变量，物价水平（RCPI）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年＝100）作为变量，农村居民收入（RI）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变量，以1978年为不变价进行计算。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为弱化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偏态性，并降低对极端观测值的敏感性，对所有变量做自然对数处理。为保证解释变量不受到自然对数化后正负号改变的影响，对数值小于1的变量加一后再取自然对数。
（二）模型说明由于考虑了各变量可能存在的滞后性，本文建立分布滞后模型来检验财政对农支出与经济波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
三、估计结果
（一）数据的统计性描述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图1、图2和图3给出了农村居民消费、财政对农支出及经济波动的核密度图，从中可以看出三个变量分布密度的动态变化。
（二）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采用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显示变量序列lnRC、lnAE、lnEF、lnGDP、lnRCPI、lnRI均服从非平稳的I（1）过程。为节省篇幅，不再给出具体的检验过程与结果。由于变量序列lnRC、lnAE、lnEF、lnGDP、lnRCPI、lnRI均是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要求。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给出迹检验与最大特征根的两种检验结果，见表2。
（三）估计结果
对被解释变量序列进行自相关与偏自相关分析，如图4：由自相关分析图可知，当滞后期k＝7时，序列的样本自相关系数才明显落入随机区间，自相关函数表现为拖尾；偏自相关分析图显示，滞后一期的偏自相关系数明显不为零，滞后2期以后的偏自相关系数都在置信区间内，偏自相关函数具有截尾性。故可建立AR（p）模型，p值可以取1或2，最终经AIC准则和SC准则判定。正态性检验：估计的参数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否显著十分关键，在进行ARMA模型回归之前，我们是假定εt服从正态分布的，所以有必要检验这一假定是否成立。利用Jarque－Bera统计量对标准化残差的正态性进行检验，检验显示Jarque－Bera统计量是0．634，伴随概率是0．728，即在5％显著水平下不显著，故接受残差服从正态性的假设。异方差检验：在存在异方差的条件下，使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参数估计量仍然是无偏的，但参数的方差是有偏的，则会导致假设检验失效，所以需要检验表4的ARMA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采用Breusch－Pagan－Godfrey和White两种检验方法，结果显示Breusch－Pagan－Godfrey检验的ObsR－squared的值是6．183，伴随概率是0．186，即5％显著水平下不显著，故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White检验的ObsR－squared的值是3．895，伴随概率是0．691，即在5％显著水平下不显著，故同样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此外，在表4中我们特别报告了稳健标准误，结果显示稳健标准误远小于所对应估计的参数值。结合T检验、正态性检验和异方差检验的结果，说明表4的ARMA模型是可以接受的。由表4的回归方程知，长期均衡过程中，财政对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挤入效应，经济波动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挤出效应，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都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相对来说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同时，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滞后影响，滞后一期对当前消费有正向作用，滞后二期有反向作用。这样，命题1和命题2以及理论模型中关于ζ的假设都得到了证实。
（四）内生性讨论如果回归方程存在内生性，则OLS的估计结果可能会产生有偏性和非一致性。上述ARMA模型中，财政对农支出有可能是内生变量，这是因为财政对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关系，一方面财政对农支出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带动消费；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农民对农业经营投入的增加，反过来对财政对农支出有一定的影响。为了证实财政对农支出是内生变量的猜测，采用Durbin－Wu－Hausman检验，选择财政对农支出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其原因随后进行解释），财政对农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工具变量连同原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一起作为解释变量，运用OLS进行回归，得到残差项μ；将残差项μ与原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财政对农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OLS进行回归，发现μ的回归系数的检验结果为t－Statistic＝－245，prob．＝003，显著，故变量财政对农支出确实是内生变量。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取工具变量法。运用工具变量必须注意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工具变量不仅要与财政对农支出高度相关，还必须满足外生性，即该工具变量只能通过财政对农支出间接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而不能直接作用于农村居民消费。如果只使用唯一一个工具变量，则无法从统计上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但如果能够寻找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具变量，则可以通过过度识别来检验工具变量组是否都符合外生性的要求。为了充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两个工具变量，通过过度识别检验来保证工具变量组确实是合适的。①检验财政对农支出过程中，我们运用了其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是因为当期的农村居民消费不会影响上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即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与原模型的随机干扰项不会存在同期相关性，可视为外生的。而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与当期财政对农支出是高度相关的，检验得到财政对农支出与其滞后一期的相关系数是0986，所以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另外考虑农村土地面积，农村土地面积越大，意味着农村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越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也越大，即政府为实现既定的服务目标必然要加大对农支出，所以农村土地面积与财政对弄支出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土地面积不会直接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土地面积的大小可能会影响该区域的消费总量，但人均消费主要与个体因素有关，故土地面积不会影响人均消费值，而本文采用的就是农村人均消费水平，很好地规避了可能存在的土地面积对消费总量的影响这一点，因此农村土地面积可视为外生的。由于各类年鉴均无农村土地面积的直接数据，我们使用耕地面积与住宅面积之和作为替代值，其中住宅面积等于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与农村人口数量之积。检验发现财政对农支出与农村土地面积的相关系数为0695，所以农村土地面积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为了更进一步的检验选择的两个工具变量是否合适，我们检验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和农村土地面积是否会直接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检验方法是：将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和农村土地面积分别放入回归方程，考察回归系数相应的p值，查看p是否大于01，大于则说明不存在直接影响，即认为是好的IV。检验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的系数p值为0116，农村土地面积的系数p值为0347，进一步说明了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和农村土地面积是合适的工具变量。由于工具变量数量多于内生变量，需要采用过度识别方法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首先使用2SLS方法估计模型，得到残差ε，将残差ε对所有外生变量回归，获得R2，在所有IV都与扰动项不相关的零假设之下，nR2服从自由度为q的卡方分布，q等于工具变量个数减去内生变量个数，若nR2超过设定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即至少部分IV不是外生的，工具变量失效。按照上面方法，得到R2＝0075，样本量是24，故nR2＝180，小于自由度为1的卡方分布的临界值384，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我们选择的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至此，我们充分检验了所选择的两个工具变量是好的IV。下面利用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与农村土地面积作为工具变量，为检验结果的稳定性，分别使用2SLS和GMM方法对前面的ARMA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是否发生变化，见表5。表5回归结果显示，2SLS和GMM的回归结果基本是一致的，说明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的。2SLS回归结果与表4的回归结果相比较，财政对农支出的系数基本不变，由0144变为0149；经济波动的影响略微弱化，由－23669变为－21606；经济增长的系数变大，由27218增大为25039；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变，由0608变为0638。GMM回归结果与表4的回归结果相比较，财政对农支出的系数略有下降，由0144下降为0130；经济波动的影响略微变弱，由－23669变为－21792；经济增长的系数也变大，由27218增大为25036；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本不变，由0608变为0624。综合2SLS和GMM的回归结果，说明直接用OLS回归的结果确实是有偏的，使用多个工具变量以后，财政对农支出、经济波动、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有所变动但变动的方向是一致的。运用工具变量得到的方程同样证明了命题1和命题2以及理论模型中关于ζ的假设是成立的。
四、结论与建议
第9篇
(一)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本文所分析的宁夏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大多数情况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增长，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极大可能是不平稳的。从图1也可以看出，原收入与消费序列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4］。图11978～2011年宁夏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时序曲线本文运用Eviews3．1软件，对收入与消费序列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变量Ct和Yt的ADF统计量都大于临界值，认为收入与消费支出序列存在单位根，即收入与消费支出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序列的ADF统计量都小于临界值，是平稳的;并通过AIC准则来确定收入和消费原始序列的滞后期数。得出结论:变量Ct和Yt的滞后期均为0;在1%的显著水平下，变量Ct和Yt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协整检验两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的常用方法是恩格尔一格兰杰两步法。检验结果显示，残差是不平稳的。这表明，在整个研究期内(1978一2011)，变量Ct与变量Yt是不协整的，因此，不能轻易接受方程(1)所表示误差修正模型。图1的收入与消费曲线清楚地显示出变量Yt和Ct的关系:二序列在1978一1991年间有高度一致性，而在1992一2011年间，两序列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消费曲线开始偏离收入曲线，而且这种偏离是长期的。说明消费与收入序列之间存在的协整关系是变化的，为了验证这一判断，下面继续进行分析。以1991年为突变点采用Chow分割点检验方法，检验方程的稳定性，F统计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从检验结果中可知，模型没有发生结构变化的概率为1．875%，因此，可以以98．125%的概率认为，1991年宁夏城镇居民的消费与收入均衡关系发生了突变。为此，引入虚拟变量D。可以看出，引入虚拟变量后，各变量之间是协整的，说明可以对变量进行分段研究。
(三)消费函数的误差修正模型1．模型的建立建立宁夏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误差修正模型。2．模型的显著性分析误差修正模型的最终模型的各个统计量都十分显著。D．W．=1．91，模型不存在一阶自相关。R2=0．9728;R2=0．9913，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良好。3．模型的综合分析将误差误差修正模型(3)以分段形式［8］表示为(1)宁夏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长期关系由方程(4)可知，从1978年到1991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说明居民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于消费，居民具有较高的消费意愿。1992年以后，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为0．328，消费只占居民即期收入的小部分，说明人们在消费上趋于谨慎。(2)宁夏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短期关系由方程(3)可知，从短期来看，宁夏城镇居民收入每有1%的改变，消费将改变0．8585%。同时，修正系数为－0．7548，说明上期每1单位均衡误差会使本期消费变化0．7548个单位，修正力度较大。
二、宁夏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动态关系
为什么宁夏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存在两段式的均衡关系?为说明这一问题，本文运用可变参数模型中的状态空间模型来进行分析。一个可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由观察方程和状态方程［6］。假定现期消费C与持久收入Yp的长期关系为。检验结果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高，βt在统计上高度显著，λ的估计值接近于1，说明制度变迁对宁夏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根据模型方程算得:从1979年到1990年，槇βt的值没有明显大的变化，一直在0．96和0．98之间波动(具体数据略)。1991年后，槇βt的值开始下降，之后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这证实了本文之前得出的结论:1991年前后宁夏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存在显著差异［6］。由表3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较大，1988年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大，达到0．8679，随后在小幅波动中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08年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小。总体来看，宁夏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1991年)，边际消费倾向在0．82～0．89之间变动，有升也有降;第二个阶段(1992～2008年)，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特点是震荡式持续下降，之后逐步回升。根据以上对宁夏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1978～1991年，宁夏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有升有降，但无论边际消费倾向是上升还是下降，都没有改变消费与收入的初始均衡关系。1992年以后，边际消费倾向呈现震荡式下降趋势，这表明宁夏城镇居民的消费与收入逐步偏离了原来的均衡关系，形成了新的均衡状态。这与前文实证分析的结论完全吻合: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是两段式均衡关系。
三、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第10篇
1.1物流需求量不断的增长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城口的不断增加极大地促进了物流需求的不断增长，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断促进着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从而进一步促进物流行业的不断发展。
1.2物流需求的质不断提高随着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以及消费理念的不断升级，居民消费品的技术含量不断增加，有急事随着单位产品价值量的不断增加，对物流服务质量提高的需求也不短增强，这主要体现在对物流时间的精准控制、对物流成本的不断降低以及对物流效率的不断提高等等。随着恩格尔系数的不断降低，城市居民队伍行业逐渐由量的需求转变为质的需求，因此运输已经不再是物流的主要要求，另外随着物流行业的地域性、时间性、稳定性以及供应服务的可操作性等多方面的影响，物流行业正在向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
1.3物流需求结构的变化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消费理念的变化是影响物流需求变化的重要原因，消费结构以及消费理念的升级刺激了物流需求从简单的运输、仓储转变为综合性的物流需求，无形需求的比重更是越来越大。这主要表现在：（1）运输结构的变化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居民对基本生活资料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运输需求逐渐向体积小、重量轻的方向发展，公路运输的比重不断增加、铁路以及水路运输的比重不断下降。（2）设施装备的变化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货物的仓储条件也不断提高，近年来，逐渐向仓库的标准化、自动化以及高效率的方向发展。（3）产品包装的变化近年来，随着消费品附加值的不断增大，物流产品的种类、运输需求也正在向多方面的方向发展，包装以及加工的需求不断增加，且出于消费品自身结构升级的影响，包装与加工越来越复杂。
2城市消费结构的变化给物流需求带来的挑战
2.1没有形成完整的物流服务体系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给物流行业带来了更高的要求，对其体系化、规范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目前物流行业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在很多方面还是差强人意，尤其是在没有想成完整的物流体系的前提下很多服务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物流企业不仅规模小、水量少，而且在服务上也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服务方式比较单一、运输服务不到位，在流通加工、信息服务以及仓储服务上没有进行很好的完善，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很多物流企业服务意识不到位，没有很好的开展增值服务，没有重视物产业涉及方案以及全程物流跟踪的意识，物流服务还没有广泛的开展起来。
2.2物流企业内部控制会计制度的不健全实现货物流通是物流行业的主要业务，而货物的流通涉及了物品的运输、物品的储存、物品的配送等环节，所以在整个物品流通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与此相应的费用，如运输费，包装费，存放费等。同时由于物流企业的财务部门的预算的失误和决策的不合理，导致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进行一些不必要的程序，因此增加了物流运输过程中的总体费用。所以现在大部分物流企业开始实行内部控制会计的制度，从而可以实行对整个工作流程的控制和调整，客观上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改进的理念较为落后，导致制度的改进并不完善，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1）物流企业对内部会计控制的认识程度不足，还存在财务部门无法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问题。物流行业的主要业务是使货物流通，因此主管物流的相关部门在企业内部所占的比率较大，相对而言，财务会计部门则较小容易被忽视，此外会计部门也是一个非直接盈利的部门，所以财务会计部门也很难被重视。（2）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在物流企业的运用不充分，缺乏相应的完善和健全的奖惩审核机制。部分企业虽然建立了内部控制会计制度，但是由于企业内部缺乏相应的完善和健全的奖惩审核机制，从而导致了该制度在经营过程中的滥用，并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2.3物流行业专业化程度偏低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给物流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国物流行业由于经营方式以及管理水平的差距，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现代物流理念还没有得以广泛传播，许多物流企业还只是提供简单的运输服务、仓储服务，在库存管理以及信息加工方面海巡在这很多欠缺的地方。许多企业经营粗放、服务质量较低、员工素质又普遍较低，因此在激烈的市场很难占据有利地位，也很难开拓新的市场。
3物流行业应对城市消费结构的对策
3.1加快构建完整的物流服务体系要想进一步的满足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就必须不断加强物流服务体系的建立，加强运输、仓储、包装以及流通加工等基础性工作的建设，重点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仓储工作建设，营造多方联合营运、信息共享的新型物流体系，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以及区域辐射力的综合性物流体系。从而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建立符合国情且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物流服务体系，形成布局合理、技术适宜、绿色化、集约化且高效率的现代化物流体系，促进物流行业的不断发函，促进城市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3.2努力调整内部会计控制的组织结构，以及人员安排，建立一个运行有序的、可控制的内部会计管理制度组织结构和员工的安排对一个部门的影响很大，一个部门如果人员的安排不当轻则会降低部门的执行效率，严重时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行。组织机构中工作人员的正确安排还不能达到现在部门对员工运用的要求。所以，物流企业应该加大对财务会计部门的重视，并通过努力调查与研究，再对其组织结构做出相应合理、有效的调整。此外还应该加大对会计人员的培养，通过这些技能训练，来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同时还应该要求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在人员安排上要保持清洗的头脑，尽量保证“人尽其能，各尽其才”，从而形成一个运行有序的、可控制的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实现物流企业成本的降低，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内部管理效率。
3.3促进物流行业的专业化为了进一步满足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必须不断提高物流行业的服务水平，推动物流行业向着更高层次、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物流行业必须明确自身的核心业务发展方向以及目标定位方向，不断推出符合市场情况以及自身情况的社会需求专业化服务，引进先进的智能化系统，促进物流行业向实现更为系统化、更为规范化的操作。必须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物流行业的标准化，不断引进国内外先进经验，大力培养现代化人才，促进物流行业向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
4结论
第11篇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改进，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但是从整体上看来，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仍处在起步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
1.1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缺乏农村的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是农民个人缴纳、集体补助和国家扶持，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无力承担过多的社会保障基金，因此，要想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加大国家的投入力度，增强社会增援力量，满足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
1.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缺乏统一规范的法律保障目前广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混乱，呈现多头管理。各部门处于各自利益的考虑，部门间工作难以有效协调。一些具体职能的实施上也出现了无法可依的情况。相关法律、法规立法层次较低，实施上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困难。
2我国农村消费现状
2.1农村消费总量不断增加，但是比重逐年下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是增速迟缓，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速度，并且农村居民消费总额占总消费额的比重呈逐年降低趋势。可见，广大农村的消费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
2.2结构不合理，层次较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但是，比重依然比较高的食品类、衣着类支出却显示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依然落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以北京市居民为例，在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北京市居民的消费数据中看出，城镇居民食品、衣着、居住类消费支出占消费总额的50%，服务性消费占30%；而农村居民同类消费支出仅占消费总额的60%、28%
3对策与建议
3.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合理分配社保资金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要，而较低的经济收入又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居民参与全民社会保障的步伐。因此，国家必须加强财政投入力度，向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倾斜，改善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缩小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差距。
3.2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及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分为几个档次，农村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缴费档次，政府会适当给以补助。实际上，政府补助程度极其有限。因此，可以引导当地的大型企业参与到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来。这些企业既可以直接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也可以通过吸收当地农民，解决当地农民的就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政府还可以对当地企业给予适当的引导，使其投入到当地农村社会保障建设项目中来。
3.3建立科学的农村社会保障监督管理体系当前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面临多头管理的状况，因此，必须统一管理，加强协作。同时，建立必要的内、外部监督体系，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的监督。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农村社会保障基金是一切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建设的基础，是关键。近年来，连连发生的社保基金案件直接摧毁了民众对社保项目建设的信心。加强社会基金安全监管，确保每一笔基金到位，做到实用，是整个社会的期待。
第12篇
(一)石家庄市农村居民消费力逐步提高，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仍偏低
根据我们的调查，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且2013与2007相比，城市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消费支出差距呈加大趋势。在这三个县(市)进行调研的同时，我们也对这些县市的县城部分人群进行了调研。比较发现: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消费结构、消费意识、消费支出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农村居民消费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二)石家庄市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偏高，正常吃穿支出、孩子教育、盖房买房、孩子结婚占据了农村居民大部分收入，用于养老保障、娱乐性消费、服务性消费部分偏少。
(三)石家庄市农民居民消费观念有了很大进步，但不合理因素仍然大量存在
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不完善，受传统农村保守思想的影响，农村居民普遍存在低档消费心理，消费上相对保守、谨慎。调研过程中，当问及是否注重名牌消费，只有3%的调查对象选择“注重”。当问及每年的结余如何处理时，93%的调查对象选择存入银行，而进一步投资的愿望明显不足。
(四)不同区域农村居民，甚至同一区域内的农村居民之间的消费差异巨大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同为元氏县的两个村庄东富村和西富村，只有一路之隔，但两村的消费水平相差悬殊。西富村的消费水平明显高于东富村。首先，以两个村庄的日常消费品卖点数量来看，东富村只有三个小规模的卖点(小卖部)，明显少于西富村商业一条街大量的商店。其次:从超市里的物品来看，西富村超市里的物品丰富，且档次较高。再次:调查问卷也显示，西富村消费档次要比东富村高的多。在新乐调研过程中，我们选择了东杨家庄、何家庄相对比较富裕的村庄和北李家庄、安庄村等相对不发达的村庄作样本，调查数据显示，富裕村庄居民消费水平和一般村庄的消费水平相差悬殊。总体来说，随着农村居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力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但农村居民消费力还存在大量的释放空间。
二、农村居民消费力不足的归因分析
1．收入水平低是最主要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根据调查总结出:石家庄市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主要靠非农性工资收入，就业主要是在本地乡镇企业以及外出务工，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同时，农村居民收入逐年上升，但增长速度缓慢。通过调查和分析:农民增收仍有不少困难。近几年来，农民的收入持续增长，这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国家政策性补贴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工资水平的提高有直接联系，但现阶段，这些因素在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方面释放的空间越来越有限。首先从国家政策角度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政策性补贴的放开和普及，致使农产品价格上涨出现瓶颈期，农民增收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其次，从务工收入角度看，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以及金融危机之后市场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高，二者之间的差距使得转移农村劳动力陷入困境，农民难以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只能靠苦力挣钱，这样会导致农民增收难度加大。再加上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农业生产成本也随之增长，这又将限制农民的增收。2．农村市场环境差是重要原因。农村市场环境差制约着农村消费力的提高。具体表现为:其一，农村消费市场不健全，商业网点少，售后服务差，市场秩序相对混乱。调查中发现，村子里的小卖店不能很好的满足村民的购物需求，70%的村民都有建立更多购物超市的愿望。另外，在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随处可见，商品质量也没有相应的保障，令人担忧。3．金融支持力度不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农民在生产、生活消费中均有信贷需求，但现有农村信贷机构出于风险防范的考虑，服务农民的意识不强，贷款条件过于严格，农民难以得到或很少得到信贷支持。而根据现实情况，大多数农民消费仍停留在“量入为出”、“勤俭持家”的状况，这也导致金融机构的信贷消费在农村还有广阔的市场可以开辟。4．网购不发达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近几年，网络购物成为一大消费途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网络购物国家，但网络购物大都集中在城市，网络购物在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力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与村民们交流发现，他们大多数都不了解网络购物。一位妇女说:看一个照片，摸不着东西就把钱打给人家了，感觉不靠谱。另外一位妇女补充道:可不敢网购，电视上都播了，网购都把钱给骗了。由于不了解网购和仅仅因为听说了一两起网购个案事故，使得他们非常排斥网络购物。除仅有少数的年轻一代村民偶尔会使用，大部分村民对于网购持排斥态度，农村消费方式还需进一步丰富。5．社会保障水平低是深层次原因。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确实惠及到农村居民，但还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空间。首先，医疗保险应进一步完善。据一位65岁老人讲述他的经历，“自己可以在家里输几天点滴就能治好的感冒，最多花费500元;而我去县里医院后，医生说只有住院才报销，结果，我花费1000元左右治好，给报销大概500元，和自己在村子里输液相比，花的钱一样多”。其次，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农村居民养老还是传统的养老方式。投入商业养老保险的很少，政府针对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三、释放石家庄市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对策建议
(一)增加农民收入是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力的前提和基础
1．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农业领域的经营性收入。(1)吸收社会资本投入是石家庄市发展现代农业的现实选择。现代农业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特点。石家庄市应采取投资补贴、降息贷款、信贷担保、农产品价格补助等措施，来更好的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现代农业，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建议用建设工业项目的办法推进现代农业项目的发展，用抓工业项目的力度来推进农业项目。(2)“公司+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突破口。公司主要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销售等服务，主要面向市场，搞好农产品经营和深加工。例如赵县关于梨汁、梨干、梨茶等一系列高附加值的梨产品打入了市场，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家庭农场主要是面向生产，它是搞好农产品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要搞好家庭农场，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是土地流转问题。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要求更高，这就要加快推进土地的流转，使土地集中，进行规模经营。二是法律身份问题。家庭农场的登记注册、标准认定等制度是建立家庭农场的法律保障。只有法律上有了名分，有了保障，农民才敢去注册“家庭农场”，才敢于对所使用的土地进行投入、改良。(3)建设现代农业园区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要求。现代农业园区能够有效聚集土地、资金、科技、人才等各类先进农业生产要素，代表了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同时要因地制宜开发农业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旅游休闲功能、示范功能等，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4)深入挖掘地域特色，打造知名农产品品牌。应下大力气帮助农民推介具有石家庄特色的农产品;应延长农业产业链，在流通中实现农产品增值;应在特色农产品集中区域，扶持建立一批农产品批发市场，发挥市场的集散地作用，加快农产品流通。2．拓宽农民在非农产业就业渠道，增加工资性收入。具体为:一是大力推进城镇化，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农村居民在第二、三产业中工资性收入;二是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人才进入农民培训领域，提供农民的就业能力。
(二)健全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真正落实国家惠农政策是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力的关键点
1．健全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存在担忧，只能把钱存起来，不敢花钱，因此，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农民的后顾之忧，让农民把结余下来的钱敢于消费是关键。为此要:一是各级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完善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农村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提高农民即期消费力。二是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出台针对农村居民的优惠保障制度，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农村保障制度中的作用。2．高质量落实国家义务教育政策，使农民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减轻了农村居民对于教育的投入，但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由于农村师资匮乏，教学质量欠佳，农民为给孩子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便为子女选择私立学校。然而私立学校的学费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因此，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使农民真正的得到实惠。
(三)优化消费环境、加强硬件建设是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关键所在
首先，根据当地的市场需求，建立更多的能够满足农民需求的商场超市，加强农村市场的质量安全监管，提高农民消费信心。其次，健全和完善农民消费的配套设施。如，建设道路，使农民拥有通达的购物道路;完善公交体系，方便农民出行购物。再者，工商和卫生管理部门要严厉打击农村市场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等非法行为，为农民营造健康满意的消费环境。另外，农村居民消费注重经济实惠，商家应针对农村居民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做好配套服务和售后服务，这也是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重要方面。
(四)培育消费热点是释放农村消费潜力的重要途径
积极引导农村居民对汽车、住房等大宗物品的消费，大力发展针对农村居民的旅游、文化、健身、养老、信用等消费，努力把农村居民储蓄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在西富村，我们就惊奇的发现了一个“网络代购点”，这不仅可以弥补他们操作电脑上的缺陷，还能减轻他们的顾虑和担忧。“网络代购点”在农村是值得鼓励发展的新型消费方式，他有可能成为拉动农民消费的另一个渠道。
(五)完善相关金融服务体系是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重要环节
第13篇
(一)居民消费与碳元素进口伴随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能源消费必然大幅提升。截至2011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48002万吨标准煤，已跃居世界第一。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68.4%、石油占18.6%、天然气占5%、水电、核电、风电占8%，煤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石油居第二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由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至今我国石油供给还大量依靠进口，并且呈增长趋势。2005年我国石油消耗量为32537.7万吨，国内生产量为18135.3万吨，国外进口量为17163.2万吨;2010年石油消耗量上升到43245.2万吨，国外进口量为29437.2万吨，超过国内生产量的20301.4万吨。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必定进一步增加石油的消耗，巨大的石油需求将进一步增强对进口的依赖度。
(二)居民消费与碳元素安全在居民消费领域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汽车的消费。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扩大内需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以及众多车企的快速发展，汽车消费量增长十分迅速。由于汽车价格比较昂贵，而且汽车行业关系到一大批上下游相关行业的发展，所以汽车消费对拉动内需具有明显效果，同时也带来了碳元素排放量增大和碳元素进口的安全问题。生产汽车需要耗用石油在内的大量资源，而购买汽车之后又需要消费汽油、柴油等燃料，使碳元素安全问题凸显。
二、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
(一)脆弱性是居民消费领域的特有属性消费是居民生活的重要内容，与居民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并且直接关系到居民物质生活质量、个人身体健康、精神心理效用等切身利益。由于应对消费领域问题而采取的相应行动的成本并不高，所以一旦消费领域出现问题，居民个人、政府部门和整个社会能够立即对其作出反应并采取应对措施，而较少受时滞问题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三株口服液事件和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都很好地诠释了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企业发展神话和民族品牌巨头在脆弱的居民消费领域中轰然倒塌，留下了世人的感叹与反思。这种居民消费领域特有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而消费领域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脆弱性自然就会影响到整体经济的运行。
(二)信息非对称性冲击导致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时常关注信息传播和社会舆论导向，我们会发现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正常、积极的信息往往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舆论的热议，而一些非正常、负面的信息却能够带来更大的舆论效应，从而形成更大的冲击力。这种现象在居民消费领域表现十分显著，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近年来出现的天价绿豆、天价大蒜、抢盐潮、神药板蓝根脱销等事件都反映出负面信息非对称性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巨大影响，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
(三)科技发展与创新促成了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科技的高速发展和创新推动着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加剧了企业的兴衰，促成了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新技术向新商品转化的速度不断加快，新商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层出不穷的新商品、新功能大大加快了居民消费的节奏。科技创新与商品创新对消费领域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不仅满足着居民消费需求，更引导着居民消费需求，同时也加剧了消费领域的不稳定性，导致了消费领域的脆弱性。随着科技在经济中份量的不断上升，这种消费领域的脆弱性不断扩张，并足以影响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诺基亚、三星、苹果是中国人十分熟悉并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企业品牌。在21世纪初诺基亚凭借过硬的产品和集合众多高新科技的塞班系统，在中国乃至世界手机市场上独霸一时。然而，在安卓系统和IOS系统引领潮流的当前，三星手机、苹果手机大放异彩，诺基亚手机业务不得不易主微软。诺基亚的兴衰正表现了科技快速发展下，居民消费需求波动加大，居民消费领域脆弱性不断加剧。这种脆弱性无论是从企业还是从消费者角度，都影响着国家经济状况。
三、正确看待鼓励居民消费问题
(一)微观层面消费是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行为。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和经济状况选择合理的消费行为，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不仅能满足个人对消费的需求而且对于个人品行的修养、未来的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在鼓励居民消费的背景下，扩大个人消费量的同时，引导人们把握适度消费的原则尤其重要。鼓励消费的目的在于提升居民个人消费量，提高公众生活水平的同时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动力，而不是倡导过度消费、非理性消费、奢侈消费。对于个人来说，过度消费是一种欲求膨胀和追求奢华的腐化行为，不仅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使正常生活不可持续，更易养成奢侈浮华的习惯，最终损毁价值观与世界观。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行为。葛立佺、孙英隽和周中之在研究中明确指出美国式过度消费、消费主义盛行是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二)宏观层面正确看待鼓励居民消费问题在宏观角度显得更为重要。鼓励居民消费是相对长久以来我国消费需求被过分压抑，居民需求严重不足而言的。通过释放居民合理、适度的消费需求可以改善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对于带动三大产业持续发展、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减少经济增长的外部依赖等方面具有战略意义。提高国内居民消费水平，能够改善我国长久以来对出口的过度依赖，缓解由于持续顺差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巨额外汇管理风险。但是，如果采取不合理的消费政策，盲目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国民经济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必然招致通货膨胀严重、社会奢靡成风、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等严重问题。一旦不合理地改变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形成过度消费现象，则国内扩大再生产将难以维继，生产性资本的缺乏会阻碍国内各产业的发展，国内供给不足必然会寻求国外供给，面对不断增加的进口，持续入超的外汇压力自不待言。美国国民储蓄率从二战后占GDP的40%降至不到1%，同时美国政府大造赤字，形成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而在这背后是以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巨额超发货币和国债以及大量流入的国际资本为依托的。反观我国，人民币国际化步履维艰，国内资本外流现象屡有发生。因此，必须正确看待鼓励居民消费问题，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四、结语
第14篇
(一)ECM模型分析通过上文对各个变量进行协整分析，我们发现五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接着本文运用ECM模型进一步研究这些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经估计得具体ECM模型为。 从模型中可知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44，符合反向修正原则，这表明变量之间的短期非均衡状态会不断向长期均衡状态趋近。从结果上看，收入差距变动在短期内对消费差距的影响显著。滞后一期的收入差距对于当期的消费差距作用为正，系数为0.67，说明短期内消费差距主要受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扩大了消费差距，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影响的短期动态变化和长期稳定效应一致，均扩大了消费差距。除此之外，其他变量的滞后项对消费差距的影响系数均不显著，说明短期内影响消费差距的主要因素为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他因素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需要一段时间的传递才能显现出来。ECM模型反向修正系数的值较大，说明本模型的反向修正机制比较强烈，因此短期的非均衡状态将较快的向长期均衡状态不断趋近。
(二)脉冲响应分析本文以前面的ECM模型为基础，结合正交化方法以及Choleski分解技术，建立消费差距和其他变量之间的脉冲响应函数模型。分析结果见图1至图5。图1为消费差距对自身的冲击效应。从中可知，消费差距对于来自自身的冲击反应一直为正，但变化幅度较大。初期对冲击的强烈反应，而后在第四期后迅速下降，在第八期开始趋于平稳。图2为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的冲击效应。图中显示消费差距对来自收入差距的冲击反应较为迅速，开始即产生正向效应并且一直维持为正，即收入差距的拉大逐步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这与前面的模型分析也是相符的。图3为政府财政支出对消费差距的冲击效应。该图表明初期时FE对消费差距的冲击为正但较小，在第三期转为负向效应，且此后持续为负。这说明我国财政支出在短期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经过一段时间后，财政支出对消费差距的负向作用显现出来，明显缩小了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图4为货币供应量对消费差距的冲击效应。由图可知，货币供应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冲击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大，且持续为正。这说明我国货币供应量拉大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这与协整分析和ECM模型分析的结果也是一致的。图5为通货膨胀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冲击效应。图中显示通货膨胀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冲击一直为负，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负向冲击变的更为明显，即长期内通货膨胀能够促进消费差距的缩小。
(三)方差分解分析Sims(1980)的方差分解方法为，通过求解扰动项对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冲击，来预测模型中各个因素对均方误差的贡献度。在此，我们运用方差分解法来了解各类因素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冲击作用，方差分解结果见表3。从表3中可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的影响力度逐渐增强。除了消费差距自身的变动影响外，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率也是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重要因素，分别解释20.81%和18.17%的消费差距的波动。方差分解中，各个变量对消费差距的影响程度也和协整分析中相应变量系数的大小相对应。
二、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15篇
(一)模型设定主要就居民消费与城镇化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居民消费为因变量，基本解释变量为城镇化与人口年龄结构。设立以下基本的计量模型。其中，i代表我国各个省份，t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CONS代表居民消费，用居民消费率表示，其计算公式为居民消费支出/支出法地区生产总值;URB代表城镇化，鉴于数据的准确性和易获取性，采用计算公式为城镇人口/各省总人口;CDR和ODR代表人口年龄结构，分别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β，χ，δ，代表待估计的参数。Xit表示其他控制变量的向量;由于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较多，参考已有的研究，选择主要控制变量如下:考虑到通货膨胀会改变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储蓄的决策，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代表通货膨胀水平;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差距过大必将对居民消费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选取城乡收入差距(GAP)代表居民的收入差距;根据消费理论和现实基础，消费受到收入的影响，居民消费率不仅与收入增长率有关，还与当期的收入有关，鉴于数据的易获得性，文章采用地区人均实际GDP的对数(lnRPGDP)代表居民的当期收入，用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RGDPI)代表居民收入增长率。ξi代表地区非观测效应，即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固定效应，反映了一些无法观察的地区差异性变量的影响;ηt代表时间非观测效应，即不随地区变化的时间固定效应，反映了不同年份政策对消费的影响;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内需的政策措施。为此通过引入时间虚拟变量(DUMMY)使模型更加接近现实情况，在2008年以前，DUMMY值为0，2008年以后，其值为1。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在计算城镇化水平时，由于统计口径的调整以及多个省区在2005年将人口调整为常住人口，为了数据的准确性，选取2005年—2012年作为样本期，截面为中国大陆30个省份(因数据不完整，没有纳入)，并分东、中、西部三大地区①。居民消费率数据来源于2006年—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化率数据来源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来自《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消费价格指数和人均实际生产总值均以2005年为基期计算所得;其他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表1给出了各个变量的统计性描述。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虽然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且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其居民消费水平却低于中西部地区和全国水平。为此，将以散点图的形式来具体呈现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图1中的散点图中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化水平存在一种非线性的正U型关系。在城镇化水平较低时，居民消费率随着城镇化的提高而降低;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居民消费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上升而提高。因此，尝试在计量模型中添加城镇化的二次项，探究城镇化是如何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关于少儿抚养比，东部地区最低，中部其次，西部地区最高，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为开放的生育观念;对于老年抚养比，三个地区基本保持相同水平。为了从大体上描述城镇化和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两者之间的散点图。从图2和图3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少儿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存在一种正相关系，少儿抚养比的提高会增加居民消费，少儿抚养比的降低会减少居民消费。而老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的拟合曲线近似一条直线，其对居民消费的作用不明显。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东部和中部地区水平相当，而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要略高;关于人均实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中西部地区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这证明次发达地区经济更具有发展潜力;东中西部人均实际生产总值的对数符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实际。
(三)估计方法由于居民在长期的消费实践中会形成消费习惯，前期的消费对当期消费会产生影响，居民消费存在棘轮效应，将上期居民消费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加入到模型中，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由于在动态面板中普遍存在自相关、异方差和个体效应。Arellano和Bover［15］(1995)与Blundell和Bond［16］(1998)在相关研究中提出，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方法(GMMforDynamicPanelData)一方面能够控制个体效应，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使用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居民消费率和一些解释变量之间可能是同时决定的，动态面板GMM估计通过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可以有效控制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当不可观察的变量与解释变量相关，或是遗漏了某些个影响因素时，GMM使用差分转换数据还可以克服遗漏变量问题。为此，采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是合适的，而静态面板估计会使得结果产生偏误。差分GMM估计法可以通过对模型进行一阶差分来处理“动态面板偏差”(dynamicpanelbias)问题。但差分GMM估计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回归方程的随机误差项εi，t不存在自相关;以及内生解释变量具有弱外生性。由于差分GMM的缺点是无法估计个体效应ξi的系数以及可能导致弱工具变量问题，Blundell＆Bond(1998)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广义矩估计，被称为“系统GMM”(SystemGMM)。系统GMM的优点是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并且可以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系数。其缺点是，必须要假定被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滞后项与个体效应无关。一般情况下，系统GMM的估计方法要优于差分GMM的估计方法。系统GMM法又可分为一步法(one－stepsystemGMM)和两步法(two－stepsystemGMM)估计。相对于一步法，二步法估计不容易受到异方差的干扰。鉴于此，采取二步法进行估计。为了检验工具变量是否有效，借鉴Arellano和Bover(1995)和Blundell和Bond(1998)的研究，进行Sargan检验，其原假设是模型过度识别约束有效;另外还需要对随机误差项的一阶和二阶序列自相关进行检验，其原假设是随机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使用模型(2)进行估计之前，按照大多数研究的做法，首先研究居民消费与城镇化以及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之间的线性关系，其具体形式为。文章分别采取差分GMM方法和系统GMM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实证结果见表2。表2给出了全国水平动态面板的差分和系统GMM估计结果，模型(1)和模型(2)分别是不加和加入控制变量的差分GMM估计结果，模型(3)和模型(4)分别是不加和加入控制变量的系统GMM估计结果。可以看到，模型(1)至模型(2)都通过了Sargan检验，说明模型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且模型(1)和模型(2)的一阶差分的残差只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而不存在高阶序列相关，差分GMM估计结果不能拒绝模型中“随机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的原假设，说明差分GMM的估计量是一致的，模型(1)和模型(2)都是合适的。在系数GMM估计方面，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率估计系数的符号为正，说明居民的消费习惯对居民消费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原因可能是中国自古崇尚节俭，这种消费习惯是导致目前我国居民消费不足而储蓄增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条件下，URB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以后，URB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符号为正，说明在加入控制变量以后，模型得到了优化，所选取的控制变量是有效的。就人口年龄结构而言，在模型(1)和模型(2)中，CDR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符号为正，说明就全国水平而言，少儿抚养比的提高会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其原因可能是少儿没有参加工作，是家庭和社会净投入。在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滞后，OD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符号为负，说明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会阻碍居民消费的提高，其原因可能一方面是老年人到了退休年龄仍然在工作，另一方面老年人崇尚节俭，开支较小。我国的少儿抚养比从1982年实施计划生育的54.6%一直下降到2012年的22.2%，而老年抚养比从1982年的8%上升到2012年的12.7%，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同时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拉动力。此外，我们也发现2008年时间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表明金融危机对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系统GMM方法能够解决模型内生性问题和遗漏变量问题，文章给出了系统GMM法的估计结果———模型(3)和模型(4)，两个模型都通过了Sargan检验和扰动项无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在系数估计方面，与差分GMM估计法相比，不管是显著性水平还是符号，两者的差别不大，但是系统GMM法的Sargan检验值要明显高于差分GMM法，尤其是在加入控制变量以后，说明系统GMM的估计方法更有效率。鉴于此，文章在后文全部采用GMM估计法进行估计。综合上述分析，城镇化与居民消费之间呈正向关系，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呈负向关系。但是从散点图1中可以看出，城镇化与居民消费之间并不是正向关系，而是在起初阶段时呈现负向关系。鉴于此，文章采用模型(2)进行估计，即加入城镇化的二次项，分析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形式，估计结果见表3。模型(1)到模型(5)均是采用系统GMM方法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依次加入控制变量以后，模型全部通过了Sargan检验和随机扰动项无自相关检验。在所研究的变量中，除了ODR的显著性水平没有全部通过以外，其他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非常高。且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系数符号与前文分析一致。在模型(1)到模型(5)中可以看出，模型(5)的Sargan值最大，模型(5)估计结果更为准确。根据模型(1)～(5)计算出城镇化拐点分别为56.8%、56.23%、50.17%、51.47%和42.42%。由此可以得出，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并非简单的正向关系，而是存在正U型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在城镇化初期，住房支出占去居民大部分的收入，居民不得不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居民消费率在城镇化前期一直是下降的。而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大部分居民住房问题得到解决，收入预期得到提高，居民会增加消费。这就不难解释近些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原因，在城镇化初期，城镇化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双重负作用，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2010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突破50%，已经接近拐点水平，城镇化的持续发展会提高居民的消费率。
在分析全国居民消费下降的原因的基础之上，尝试研究居民消费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为了探讨影响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文章分别从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模型的估计。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分别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居民消费与城镇化分别进行关系散点图分析(散点图略)，结果表明不存在明显U型关系。因此文章建立线性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由于系统GMM法要优于差分GMM的估计方法，因此东中西部地区均采用系统GMM估计法进行估计。由表4可知，所有模型均通过了Sargan检验，表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且一阶差分的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而没有高阶序列相关，从而我们不能拒绝水平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原假设。在所有模型中，各地区居民消费率的滞后一期仍然显著影响着居民的当期消费。收入差距(GAP)没有出现在模型估计结果中，可能因为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需求不是简单线性关系，也可能不同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影响特征不同。这与刘厚莲(2013)实证结果为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倒U型关系相一致。地区人均实际GDP的对数(lnRPGDP)对居民消费影响也不确定，可能是居民消费支出主要受受上期可支配收入影响，更有可能是各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地区GDP比例不尽相同，通过人均GDP测算一个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可能不准确。例如:主要是靠投资拉动和能源消耗为主，投资主体主要是央企和大国企，这样的模式导致GDP确实很大，但老百姓从中取得的收入比重不会太高，这也就是外界通常所说的“只长骨头不长肉”;相反，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以轻工业为主，非公经济占比较高，GDP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关联度也比较高，也就是“藏富于民”。在东部地区，URB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其系数值为0.142，说明城镇化率为增加1%，居民消费率会随之增加0.142个百分点。
东部地区城镇化的平均水平为62.39%，已超过拐点水平，城镇化的继续发展会促进居民消费的提高，这与上文的分析相符合。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少儿抚养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符号为正，说明在东部地区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起推动作用。老年人口抚养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其值为－0.3969，说明老年抚养比每增加1%，居民消费率会随之下降0.3969个百点。人口年龄结构在东部地区的作用效果与全国水平类似。就中西部而言，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平均水平分别为45.43%和41%，均位于拐点的左端。在城镇化初期，居民首要问题的是住房问题。住房占去居民大部分的消费开支，从而缩减居民在其他方面消费的开支。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中部地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西部地区老年抚养比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作用效果与中部地区类似，而与东部地区相反。究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随着中西部生活水平提升，随着城镇化推进，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始关注自身健康，增加医疗保健开支，二是中西部老年人收入比东部地区低;两者导致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提升居民消费比重。为了给出更加准确的解释，给出中西部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不同。在医疗保健方面，中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的消费支出占比都要高于东部地区，这与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有关，医疗保障水平低会增加居民对医疗保健的投入。以上是基于东中西部地区分析城镇化和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城镇化的持续发展会推动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而在中西部地区，其作用效果并不显著甚至其阻碍作用。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少儿抚养比在东中西部都起推动作用，而老年人口抚养比在东部地区起阻碍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