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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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资源税；改革；科学发展观

资源税是以各种应税自然资源为征税对象，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

1994年税制改革后属于资源税应税税目的有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等七类资源产品，并对应税资源按资源等级实行幅度税额计征的办法。应该说，新的资源税制在调节级差收入、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统筹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现行资源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行资源税制的立法精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已明显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

(一)资源税制的立法精神滞后，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现行资源税制体现的是调节级差收入这一立法精神，没有充分表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更没有体现运用资源税促进合理开采利用资源、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精神。我们认为，在目前我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非常低、资源形势紧张的情况下，资源税制如果不能体现利用税收杠杆促进合理开采自然资源、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精神，则开征资源税的目的就难以达到。

(二)资源税地位不突出，税收功能难以发挥

现行资源税制由于税基窄、课税体系不健全等所带来的税收调节功能的缺陷已日益突出，特别是资源税收入偏低，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对其重视程度相对而言就不高，制约了资源税作用的发挥。从下表可以看出，1994年税制改革后，全国税收总收入以年均16.77％的幅度增长，到2003年达到了20461亿元，而全国的资源税收入年均增幅仅为7.00％，到2003年收入也仅为83.94亿元，资源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仅为0.41％，占地税收入的比重也仅为1.32％。全国资源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的0.89％下降到2003年的0.41％。可见，资源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明显偏低，限制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

(三)资源税覆盖面太窄，难以充分发挥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

现行资源税制在税目的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仅列举了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等七类资源，而对土地资源、水资源、林木资源等均没有列入资源税征收范围，覆盖面过窄的资源税制，难以发挥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从而使大量自然资源受到野蛮的掠夺和无情的破坏，资源开发中“重利用轻环境”的现象突出。

因为资源是商品价格构成的基础，应税资源的后续产品价格比非税资源后续产品的价格相对就高，不合理的商品比价必然导致对非税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如浙江省由于未对建筑用砂、石开征资源税，难以利用税收对砂、石资源开采加以限制，再加上砂、石开采管理上的问题，致使许多河道采砂陷入无序开采，严重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再如浙江省丽水市为经济发达省份的欠发达地区，该市现有持证开采的矿山341家(不包括河道采砂)，其中甲类矿种以地下开采为主，乙类矿种(砂、石、黏土)基本是露天开采，目前共有废弃矿山200多处，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就有1.2处，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大大加重了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任务。

(四)税率设计不合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一是税率明显偏低。现行资源税税率设计于1993年，是按照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当时的产品价格来设计的，既没有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之因素，也没有考虑同一自然资源在不同开采时期的品位等级可变性特征，且单位税额明显偏低。如煤炭、成品油等的市场价格已提高了二倍到三倍，但原油的资源税额自1994年以来却一成不变，因此，国家并没有因经济的发展、物价水平的提高而增收。

二是对确定适用税额的权限过分集中。现行资源税制采用了分级核定的办法，即对资源税税目、税额幅度的确定由国务院决定，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目、税额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税额幅度内确定，一部分子目和一部分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授权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但是矿产开采单位和个人开采的资源品位、开采条件及负担能力却在不断变化中。一般来讲，资源条件3－5年(或更长一些)会出现一次较大的变化。而资源税条例除确定了7类应税资源的幅度税额外，还对全国的原油、天然气、煤炭、铁铜铅钨锡镍资源的大的开采企业，以及部分非金属矿原矿的适用税额，做出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自1994年以来变化不大，不利于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灵活的选择，也难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三是未能充分体现组织收入的功能。现行资源税实行的是从量定额计征办法，即按应税资源产品课税数量和规定的单位税额计征办法，如每吨原油的单位税额在8－30元之间，每吨煤炭的单位税额在0.3－5元之间，然后再在此范围内按不同区域、不同等级确定具体的单位税额，这只反映了优质资源与劣质资源的单位级差收入，未能考虑自然资源的环境价值和财政价值，对资源输出大省(区)而言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资源大省(区)并未能从资源输出中得到相应的税收收入，而对资源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却需大量的投入，产出投入比例失衡，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五)税费并存，削弱了资源税的地位

我国目前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除了实施必要的税收调节之外，还辅之以大量的费，处于税费并存的局面，如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所涉及的税费就有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等，且土地出让金大大高于土地利用所涉及的税收收入；对同一矿产品的开采也存在税、费重复征收等问题，如对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既涉及到资源税，也涉及到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等。税费并存、以费挤税的局面，严重削弱了资源税的地位作用。

二、资源课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使用，除按正收一般的直接税(如所得税)和间接税(如增值税)外，不少国家还对其征收一些特别税费，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矿区使用费

一是根据产量价值征收一定比例的矿区使用费；二是按矿区面积征收矿区费；三是以租金、特许

本文原文权使用费等形式对某些矿产和石油开采征收使用费。如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家。这些国家征收的矿区使用费类似于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矿区使用费等，具有对国有矿产资源开采以收费形式进行补偿的性质。

(二)特别收益税

部分国家对资源开采实现的利润，在征收普通公司所得税的同时，另征特别所得税，主要体现在石油资源。如：安哥拉对石油生产企业，除按40％普通税率征收一般公司税外，还征收石油税，其基本税率为50％，并另征15.75％的附加税(合计税率为65.75％)；挪威对来自油气生产和石油管道运输的所得课征50％的石油收益税，且不能在公司税前扣除。

(三)资源开采税

目前，有不少国家或地区对资源开采活动按资源开采量或价值征收属于间接税性质的开采税，税率往往因不同资源类型而不同。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对不同的自然资源分别开征开采税，对石油征收石油开采税，对天然气开征天然气开采税，对煤、矿石、盐、硫等征非石油矿产开采税。其中除石油开采税实行从价定率征税外，其他的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这同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制基本相同，只不过我国对应税资源均实行从量定额征收，没有实行从价定率征收。

根据我国是个自然资源较为稀少，尤其是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非常低这一特点，应该在开采消费自然资源的环节征收资源税，并且对不同的资源采用不同税负的方法。

三、资源税制改革的具体设想

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要求，通过扩大资源税覆盖面，调整计税依据，合理设计资源税率，确立资源税制的应有地位，充分调节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明确纳税主体，抑制资源无序开采

现行资源税制将纳税主体界定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条例规定的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此规定，在采矿领域，应认定不管是何种单位还是个人，谁开采即由谁缴纳资源税。而现行矿产资源补偿费则明确由采矿权人缴纳。纳税人与纳费人的界定不尽一致，容易导致开采人与采矿权人在资源税纳税义务的确定上相互扯皮。从法律角度来考虑，应将纳税主体界定为所有权人即采矿权人，谁拥有，谁缴纳，便于资源税的日管和法律责任的追究。(二)拓宽税基，扩大资源税的覆盖面

借鉴其他国家实施资源税制的成功经验，按照资源税的税种属性，应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应予保护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海洋资源、地热资源等自然资源，但考虑我国全面开征资源税还有一定的难度，可采取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办法，逐步扩大资源税的覆盖面。

一是尽快开征水资源税。水为生命之源，是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有关资料表明，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有400多个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00多个，年缺水总量达60亿立方米。就我国的现状而言，一方面，部分地区水资源缺乏；另一方面，部分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据此，我们认为，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开征水资源税，对所有开采或取用各种天然水(包括地表水、地下水、矿泉水、地热水等)的均纳入征税范围，按照开采量或取用量在开采或取用环节征收，在税率的设计上，应考虑我国幅员辽阔、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的实际，可确定较大的税率幅度，在幅度范围内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具体税率，同时，取消目前的水资源费，通过税收真正起到保护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

二是尽快开征砂石料资源税。随着建筑业、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建筑砂石料开采量、使用量居高不下。由于对砂石料开采管理不严格以及税收调节不到位等，致使砂石料无序开采，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并造成大量税收流失，国有资源的价值难以体现。我们认为，开征砂石料资源税已成当务之急，可将所有在陆、江、河、海开采的建筑用砂、石料纳入砂石料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合理设计税率，为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发挥应有的税收调控作用。

三是适时开征土地资源税。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鉴于我国现行对土地课征的税费过多、范围过窄、减免过宽、税率过低、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等状况，可将现行的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等归并为土地资源税，并在现行土地开发利用税费负担的基础上，合理设计土地资源税的税率，扩大土地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以土地资源税来调控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三)调整计税依据，明确资源税的属性

资源税是对开采利用国有资源而征收的一种税，只要有开采国有资源的行为发生，只要开采了国有资源，均应缴纳资源税。而我国现行资源税是以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中的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为课税数量的，这显然很不合理。因为自然资源被开采后，无论纳税人是否从开采资源中获得收益，自然资源实际上都已经被“利用”，鉴于此，应本着简化税制的原则，将资源税计税依据从现行的按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改为按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实际产量计征。这一方面更能体现国家对国有资源的调控和保护思想，进一步明确资源税的属性；另一方面促使纳税人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合理开采自然资源，尽可能减少所开采资源的积压和浪费，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得以更好的开发利用。(四)提高税率，充分体现国有资源的价值

1．要充分体现资源的稀缺度和政府对该类资源开采的限制程度。对不可再生的稀缺度高的资源，政府对该类资源的限制程度就强，在税收上就应设置较高的税率；反之，对一些可再生的稀缺度不大的资源，政府对该类资源的限制程度就相对弱一些，在税收上可设置相对低一点的税率。

2．增强资源输出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比较而言，资源输出型地区的经济相对不发达，如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基本是资源输入地，而西部地区基本是资源输出地，要提高资源输出地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就应该运用税收政策来提高资源输出地的财力，提高资源税税率是一种最简捷的办法，这也是符合国家支持西部大开发政策的。

3．提高资源税收入比重。某一税制的地位高低，除了税收立法层次高低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组织收入量的多少、在收入中所占比重的高低，这也是地方政府所关注的。现行资源税不被看重，同资源税税率过低，且10年不变，组织收入的功能弱化是相关联的；而要提高资源税制的地位，提高资源税收入比重，就必须提高资源税的税率。

4．调整资源开采的级差收入。资源市场遵从的是优质高价、劣质低价的价值规律，因此，在税率设计上，也应体现优质资源税率从高、劣质资源税率从低的原则。

5．反映资源开采的外部成本。按照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资源的有害物质含量越高，在开采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越大，国家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就越多，而这种投入必须通过以税收的形式来筹集资金，因此该类资源的资源税税率就应越高，反之则设计相对低的税率。

根据以上原则，在扩大资源税覆盖面的基础上，对原油、金属类矿产资源、矿泉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稀缺度高的自然资源应从高设计税率，其他类资源可相对从低设计税率，以体现国有资源的价值以及国家对自然资源稀缺度的调控度。在具体的税率设计上，考虑我国幅员辽阔的实际，一方面要拉大税额幅度，由地方政府(省级)结合实际确定具体的税额，有利于资源大省在资源输出中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来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提高总体单位税额，实行差别税率，对稀缺或环境破坏力强的资源，应确定其资源税的税负不能低于10％，一般资源的税负不低于5％，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清费立税，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功能

通常收费的理论依据是公共部门为社会成员提供特定服务和特定设施而收取的经济补偿。但从目前应税的资源产品税、费负担情况看，过多的收费必然导致资源税功能的弱化，且许多收费从其性质看，是属于税收范畴，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收取的，如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土地出让金、水资源费等。因此，我们认为，应从清费立税、减轻负担、强化税收功能的角度出发，全面清理现行开采利用国有资源的各类收费项目，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逐步推行费改税，目前可将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归并进矿产资源税，水资源费改为水资源税等，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

(六)规范减免，保护资源合理开采利用

从保护资源、合理开采利用资源的角度，应严格资源税的减免规定，除因不可抗力(如自然灾害)造成资源开采者重大损失的，报经省级地方税务局批准予以减免一定时期的资源税外，其他一律不予减免。同时，国家应下放减免税权限，不作具体的减免税项目规定，对需减免的资源税项目，可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省实际作出具体的规定。

第2篇

【关键词】资源税；最优税制；博弈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于1994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在当时对增加财政收入、促进企业公平竞争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资源税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因此资源税改革势在必行。资源税的改革和完善，难点究竟在哪里呢?这决定了我国资源税改革是否一帆风顺。因此，对资源税的难点进行分析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并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最优税制理论看资源税改革的难点

最优税制就是在税收总额和公共支出一定的前提下，怎样征税才能使社会福利损失最小或者税收的超额负担最小。拉姆塞(Ramsey，1927)认为，为使超额负担最小，税收应当使所有商品需求量以同一比例减少。罗森认为，如果在对所有商品课税的同时，也能够对人们拥有的闲暇课税，就不会产生超额负担。狄格特商品税的最优结构(《美国经济评论》1970年第6期)对拉姆赛规则作了另一种表述，为使税收的扭曲程度最小，应对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的商品课以较高的税率。狄格特认为，因为商品的需求弹性越高，对其课税所造成的扭曲程度也就越大，所以，对需求弹性高的商品，应课以较低的税收。这种反弹性规则其实与拉姆塞法则的结论是相同的。科特勒和哈格认为，当存在3种商品时(不课税的劳动和两种消费品)，应该对与闲暇互补性很强的那种商品课征较高的税率，对与闲暇互补性较差的另外的商品征收较低的税。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最优税制理论主要体现在税收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上。这是因为：社会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有效使用是人类谋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人在社会生产中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作为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这两者间的内在关联和制度安排，必然会在国家上层建筑包括税收中加以表现。一个良好的税收制度，也应当充分体现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

(一)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讲求效率，遵循效率原则。对于效率原则，从历史的发展看，先后有两种认识。最初的效率原则是指中性原则，即要求税收不干预资源配置，以免扭曲当事人的经济行为。从税收效应的角度讲，就是税收只产生收入效应，而不产生替代效应。如果税收只产生收入效应，则税收的课征只是资源由私人部门向政府部门的转移，是资源转移的零和情形，但如果还存在替代效应，则还会由于对个人行为的扭曲而产生效率损失，出现负数和的情形。即对纳税人而言，还会发生消费者剩余的净损失，这一损失称作超额负担(excessburden)(见图)。

假设在资源税改革之前，某人有一定的货币收入，其预算线用XY表示，说明他最多可能消费数量X的商品A，或者数量y的商品B，或者AB两种商品的一部分(数量轨迹为直线XY)。直线XY的斜率表示商品B和商品／A的相对价格。消费者的偏好可以由一组无差异曲线表示。其中商品A和商品B，表示两种资源产品。在资源税改革之前，这条无差异曲线为L1L1和XY的切点为A1，A1，点就为商品的消费组合。当对商品／A征收或者提高资源税时，这时候消费者消费组合为A2点。其中，QA3QA2为收入效应，QA3QA1。为替代效应。而消费者无差异曲线由L1，减少为L2，说明消费者的效用减少。QA2QA1为效用减少量，即税收的超额负担。

基于效率中性认识的最优税收，就最初的含义而言，所谓税收中性是指在不存在收入分配问题或该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前提下，探讨征税如何不构成对人们行为的扭曲。那些不会引起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不改变纳税人行为的税收被认为是中性的。其目的在于使超额负担最小化。从其政策主张看，它相信个体的选择是有效率的，主张减少来自税收的外部干预。从经济学上讲，在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下，不影响人们的行为，意味着不破坏现实中资源配置已经达到的一系列帕累托最优条件。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理想的最优税收呢?

1．拉姆塞法则

最优商品课税问题的最早分析研究要算拉姆塞。他假设政府的全部收入只能以扭曲性的商品税筹集，为使效率损失最小，就必须做到边际税收的效率损失相等，即从每个商品筹集到的最后一单位税收的超额负担相等。

即保证：MC1=MC2=………=MCn(1)

(1)式中，MC1表示第1种商品的边际超额负担；MC2表示第2种商品的边际超额负担，MCn表示第n种商品的边际超额负担。

不妨假设人们面对以下两种选择：

(1)在两种商品A与B之间选择，其中，A、B两种商品都是资源产品或者资源加工产品；

(2)在闲暇x与工作y之间选择。

相应的帕累托最优条件为：

MRSAB=MRTAB=pA/pB(1)

MRSXY：MRTXY(2)

若只对A或B征收从价税，或同时对A、B征收税率不等的从价税，即选择性资源税，必将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加人一个税收楔子。由于这一楔子的存在，将使条件(2)不成立，从而破坏了帕累托最优；若同时对A、B征收同一税率的从价税(一般资源税)，则条件(2)仍然成立。由此可见，一般资源税看起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最优税收。但是，如果考虑一般资源税要做到对所有资源产品都一视同仁，就需要考虑对闲暇等特殊物品征税，而这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另外，如果上述A、B两种资源产品与闲暇有关，也必将影响到人们在工作与闲暇间的选择。即使不考虑闲暇问题，一般资源税也显然有失公平。如果对与闲暇有关的资源产品课税呢?则会影响人们

在闲暇与工作间的选择，也就是使条件(3)不成立。

由上述简单分析可以得知，基于效率原则即中性认识的理想最优税收，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做到的。并且拉姆塞法则与税收公平原则相违背。因为高收入阶层偏好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比较高时，按照拉姆塞法则应该征收较低的税率，低收入阶层偏好的商品需求价格弹性较低时应该征收较高的税率，这样才容易保证每个商品筹集到的最后一单位税收的超额负担相等。

2．斯特恩法则

所谓斯特恩法则就是斯特恩(Stern，1987)结合公平原则，对拉姆塞法则作了修改，他认为处于公平的考虑，对于高收入阶层偏好的商品，无论其弹性多高也应该征收一个较高的税率，对于低收入阶层偏好的商品即使弹性很低也应该征收一个较低的税率。斯特恩法则的思想就是将高收入者收入通过税收转移给低收入者，实现收入均等的结果。但是，这种斯特恩法则最大的缺陷是忽略了个人被课税之后在行为上做出的反弹，即忽略了税收在激励上的代价。

(二)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确保公平，遵循公平原则。在现代社会，税收公平原则更是各国政府完善税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税收的社会公平，最早是税收的绝对公平，即要求每个纳税人都应缴纳相同数额的税。从理论上说，绝对公平，无论是税收的绝对公平，还是税负的绝对公平，都要求普遍征税，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考虑，瓦格纳在其社会公正原则中，首先提出普遍原则，即征税要普及到每个人，不应存在享有免税的特权阶层。同时，瓦格纳将公平的标准从绝对公平发展到相对公平，即征税要考虑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也就是支付能力原则。如今，在理论上，相对公平又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所谓横向公平，简单地说，就是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的税；而纵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不同的人，负担的税负则不能相同，纳税能力大者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者应少纳税，无纳税能力者则不纳税。

在西方经济学界，这是迄今为止公认的比较合理也易于实行的标准。但同意按照纳税能力征税是一回事，怎样测度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又是另外一回事，毕竟经济学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社会上的每个人每家企业不可能主动说出自己的纳税能力。西方经济学界对纳税能力如何测度的问题说法不同，主要存在着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争议。

1．客观说

主张以纳税人拥有财富的多少作为测度其纳税能力的标准。由于财富多用收入、财产和支出来表示，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的测度，也就具体可以分为收入、财产和支出三种尺度。

2．主观说

主张以纳税人因纳税而感受的牺牲程度大小作为测定其纳税能力的尺度。而牺牲程度的测定，又以纳税人纳税前后从其财富的得到的满足(或者效用)的差量为准。这种说法认为，对纳税人而言，纳税无论如何都是经济上的牺牲，其享受与满足程度会因纳税而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讲，纳税能力也就是忍耐和承担的能力。如果税收的课征，能使每一纳税人所感受的牺牲相同，那么可说的数额也就同各自的纳税能力相符，即满足了税收公平原则。否则就不公平。

在西方税收中，公平通常是指社会公平，瓦格纳就称之为社会公正原则。而在现实中，政府征税，不仅要遵循社会公平的要求，而且要做到经济上的公平，也就是说，在现代经济中，税收原则事实上不仅包括社会公平，还包括经济公平。税收的经济公平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要求税收保持中性，即对所有从事经营的纳税人，包括经营者和投资者，要一视同仁，同等对待，以便为经营者创造一个合理的税收环境，促进经营者进行公平竞争。其次是对于客观上存在不公平的因素，如资源禀赋差异等，需要通过差别征税实施调节，以创造大体同等或者说大体公平的客观的竞争环境。这两个层次，也相当于社会公平中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资源由于储藏在地下，具体的矿山资源的禀赋差异是多少，很难确定。

因此，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资源税改革中，具体的税率如何调整，等等，对以前的资源税是一种恶化，还是一种改善，我们很难加以确定。唯一比较明确的一点是，由于现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资源高速消耗、环境急剧恶化为代价的，因此资源税改革势在必行。

二、从博弈论看资源税改革的难点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间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一般认为，博弈理论始于1944年。最早最清楚而且全面认识到必须考虑经济行为者之间决策的“互动”性质的是奥斯卡·摩根斯坦。在他的《经济论著》中就提到了博弈论，说少数权势人的行为能够影响均衡那结果的情形。1944年，他与冯·诺依曼合作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出版，使博弈论在经济学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51年在他们两人的基础上，约翰·纳什引入了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并为非合作博弈提出了著名的“纳什均衡”的一般性解概念，从而为博弈论奠定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泽尔滕将纳什均衡的概念引入了动态分析，提出了“精练纳什均衡”的概念。在经济学界，博弈论已逐渐成为经济学中应用特别广泛的理论。本文试图通过博弈论对资源税改革的难点进行分析。

(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假设有同样条件的两个企业A和B，都面临着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他们通过估计得出，如果两个企业都不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则他们各自的收入为30个单位，缴纳10个单位的税收后，各自的净收益为20个单位；如果他们都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各分得的收入为25个单位(因为税收筹划和“寻租”，所缴纳的税收减少，收人增多，缴纳税收为5个单位)，各自付出的税收筹划和“寻租”成本为5个单位。如果一个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另一个企业不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则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的企业所获得的利益还是25个单位，但是没有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的企业所获得的利益只有20个单位。

博弈矩阵如下：

如果上述博弈中信息是完全的，A和B都知道双方的行为和可能的选择，对双方都有充分的了解，他们都是选择自己的行动且只选择一次。这样，文中所列模型符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特征，博弈的最-优解(25，25)，即是模型的最优解，也就是达到了纳什均衡。也就是说，处于竞争的需要，双方都有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的动机。

(二)企业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国家一旦选择提高资源税税率，必然会与相关利益企业之间发生利益博弈。这种博弈假设是征管部门先行的动态博弈。有些税收筹划活动可能完全在税收契约约束下展开，但是，有些税收筹划活动，其合法性需要由税务机关来界定。另外，进行“寻租”活动，由于“寻租”活动本身就具有违法性，因

此，进行“寻租”活动获得的收益也变得具有风险。企业是否进行税收筹划需要依赖于对税务机关行动信息的判断，本文仍然用模型进行分析。

现在假设：

1．征管部门加大征收力度的额外增加成本为C1通过加大征收力度所能获得的增缴税收为R1，通过加大征收力度所能获得的增缴税收R1的概率为(1－p)，则征管部门预期收益为：U=R1x(1-p)-C1

2．相关利益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的成本为G2税收筹划和“寻租”所获得的少交纳税收利益为R2，通过税收筹划和“寻租”所获得的少交纳税收利益的概率为P，外部环境变化的风险成本为C3(外部环境变化的风险成本，主要是因为征管部门加大征收力度所增加的税收)，外部环境变化的风险概率为(1-p)。则相关利益企业的预期收益为：

U=R2xP-C2-C3×(1-p)

如果相关利益企业发现其预期收益大于零，则发现自己有利可图，于是会不顾一切的与税务机关进行博弈，而且这种博弈会一直持续下去。

因此，通过博弈论分析，我们很容易发现国家进行资源税改革，即使知道具体对资源税进行如何调整，但是资源税改革的效果不见得十分明显，因此，这也是资源税改革的难点之一。

三、资源税改革的其他难点分析

资源税改革中碰到的其他难点就是其收入的归属问题。按理说，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代表国家利益的中央政府占资源税的大头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在于，按目前制度，除了海洋石油外，陆上石油的资源税收入全部返还地方财政。煤炭资源税也一样划为地方收入。资源税之所以为地方所独享，是有原因的。第一，通过《统计年鉴2005》可以知道2004年资源税98．80亿元，而各项税收(不包括资源税)合计共24，165．68亿元，可知资源税不到各项税收合计的0．41％，说明资源税是个小税种，对中央财政而言，有没有这点钱关系不大。但对地方来说，则不一样。第二，我国许多地方是依靠资源才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而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环境损失，对土地和水资源的破坏严重。资源税可以为地方政府恢复生态、治理环境解决资金问题。

第3篇

（一）垄断使得矿产资源存在地租

1984年资源税开征时，理论界有各种观点，但主要的理论依据是受益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三方面。从受益方面考虑，资源属国家所有，开采者因开采国有资源而得益，有责任向所有者支付其地租。从公平角度来看，条件公平是有效竞争的前提，资源级差收入的存在影响资源开采者利润的真实性，或偏袒竞争中的劣者，或拔高竞争中的优胜者，故级差收入以归政府支配为好。从效率角度分析，稀缺资源应由社会净效率高的企业来开采，对资源开采中出现的掠夺和浪费行为，国家有权采取经济手段促其转变。但这些解释只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开征资源税的意义和重要性，其理论依据并不充分，其中缺失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地租理论。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把地租分为了绝对地租和反差地租两种形式。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而级差地租是指经营较好的土地所获得的、归土地所有者占有的超额利润。其产生的原因是土地的资本主义经营垄断。

地租理论在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得到了发展。当代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只要存在垄断，就有超额利润存在，这种超额利润就体现为“地租”，因此，地租不再是土地特有的东西，它的外延被延伸了，凡是处于垄断地位的要素都可以得到超过机会成本的剩余或者余额，即地租。矿产资源的价值理论就源于地租的普遍化。由于其具有不可再生性的特征，以及国家凭借强制力的所有权垄断，也会产生地租，矿产资源的地租表现为矿产资源的租金。矿产资源的租金体现了矿产资源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矿产企业在开采矿产资源过程中的“劳动凝结”，而是矿产资源无以复加的使用价值的“国家所有权垄断”的体现。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国家允许，都不可能实施矿产资源的开采经营权，也不可能基于法律的规定取得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所以，任何单位和个人取得的是矿产资源开采权，实际上是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的部分让渡。

（二）矿产资源地租的区分

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矿产资源的地租也可区分为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两部分：

1.矿产资源的绝对地租。当前，矿产资源绝对地租存在的两个条件：一是存在矿产资源的有限性和所有权的垄断，资源所有者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必然要在经济上得到补偿；二是采掘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使得矿产品能够获得相应的收益。所以，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必须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使用权出让获得的报酬。

2.矿产资源的级差地租。在我国现阶段的采掘工业中，同类矿产资源在不同地区由于禀赋优势存在很大的差异，投入同量的劳动和资金，产出的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是不同的。开采品位高、品质好、易采易选的矿产资源，所取得的矿产品数量多、质量也好；反之所取得的矿产品数量就少、质量也差。因此，矿山企业在从出售矿产品的收入中扣除生产费用以后.就会按上述矿产资源的不同丰度、品位和位置差别形成不同的超额利润，产生矿产资源级差地租，其中又包括级差地租I和级差地租Ⅱ两部分。级差地租I由两种情况形成：一是开采优等矿山的工人所创造的超额利润；二是运输条件（或地理位置）优等或中等情况下工人创造的超额利润。正是由于级差地租I不是靠采掘企业职工本身努力经营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创造出来的，而是由于矿产资源自然条件好、运输条件好形成的，因此，这一部分收益应当计入矿产资源总价值中，并收归国有。级差地租Ⅱ则是由于对同一矿床连续追加投资而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获得超额利润转化而来的，对同一矿床追加投资，采用先进的采选技术、设备和工艺，这不仅可以提高矿产资源的可利用程度（如矿石边界品位、采矿损失率和矿石贫化率的降低、开采深度的加大、有效资源综合回收率的提高等），而且可以改善矿床所在地的经济条件.从而在原有的自然资源基础上，取得更多的资源总回收量，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大的矿产收益。由于矿产资源是一种可耗竭资源，所有权客体逐渐消失，对矿床追加投资可能会使资源耗竭速度和强度提高。但是，为了鼓励矿业经营者充分利用资源，使之避免被废弃，将这部分超额利润部分地留给经营者仍是合适的。另外，由于矿产资源价值对于未开采的矿产也难以确定，因而其总价值量不应受矿产资源开采与否的影响，故级差地租Ⅱ不应计入矿产资源总价值中，而应该留给开采企业，以利于其提高开采效率。

（三）资源税征税对象应是级差地租I

矿产资源的地租理论为资源课税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资源税应该就所有地租还是仅对其中一部分课征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体现矿产资源所有权的绝对地租不宜用资源税的形式。资源税是税收的一种，具有“强制、固定、无偿”的税收性质，而绝对地租是所有权的让渡所得到的报酬，具有鲜明的交换和有偿的特征，与资源税的“无偿性”相矛盾，故不适宜采用征收资源税的形式解决这一问题。三、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对资源税定位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特别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发展的战略和模式，它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强调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长期承载力对发展进程的重要性。因此，节约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遏制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国外的资源税大都通过特定的税制设计，使税收参与资源价格形成过程，从而有效地遏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维持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当前的资源税几乎没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甚至不少规定还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相抵触。如税额高低与资源的利用效率无关，与资源开采的耗竭影响无关，没有把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在化，不利于促进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节约利用资源。所以，在下一步资源税改革中，我们要站在可持续发展这个高点上来考虑。

（一）资源税要体现企业因资源开采而产生的社会成本

外部性的经典理论告诉我们，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将发生背离。在资源开采使用过程中，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开采企业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如果按照私人成本定价，必然导致过度开采.难以实现资源的最有效利用。所以，我们要把外部成本主要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按照社会成本给资源定价，虽然在现实中存在诸多难点，比如外部性损害的确认、税率的确定等等.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尽可能提高资源税调节效率的思路。

（二）资源税的设计思想中要关注代际间的外部性问题

资源税改革除了要考虑到开采企业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对资源的定价更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即要考虑对于未来人产生的代际外部性。如果将可持续性考虑进去.当代人开采资源时必然对后代人产生影响，后代人为了使其资源使用水平不低于当代人必须进行一定投入；或者为保持资源完整，当代人必须为后代人付出相应的投入。这种投入从理论上应等于由于使用或开采资源而放弃的未来收益的现值。这部分也应主要通过资源税征收来实现。

所以，总结起来，资源税的定位应该是：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以资源级差地租l为征税对象，以调节资源级差收益为手段，以提高资源开采使用效率、降低社会成本、促进环境改善、缩小代际外部性为目标的经济手段。

二、从资源税的几次调整看对资源税定位认识的变化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二步“利改税”开始征收资源税以来，我国的资源税经历了数次调整，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对资源税功能定位的认识及相应的政策倾向。

1984年10月1日，为调节开发自然资源的企业（单位）因资源结构和开发条件的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以正确反映开发单位的劳动成果，妥善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决定对开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企业开征资源税，征收基数是销售利润率超过12%的利润部分。这说明随着对资源价值探讨的深入，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理应取得相应收益的受益原则逐步得到大家认同。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资源税体现了一定的资源级差收益调节的思想，在客观上维护了国家对矿产资源的部分权益，但其极少的征税对象以及统一的销售利润率又体现了其过渡性的特征。

从1984年开征资源税到1994年税制改革期间，资源税制也进行了不少调整。但都属于微调。1994年的调整应属于第一次大调整。此次调整扩大了征税范围，改变了计税依据，不再按超额利润征税，而是按矿产品销售量征税，并且为每一个课税矿区规定了适用税率。可以说1994年伴随着税制改革而出台的资源税有着较准确的定位，就是在1984年资源税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和调节资源开采企业因资源条件差异形成的级差收入。

但是这次资源税的大调整同样留下了不少遗憾。首先，征税范围仍然偏窄，扭曲了应税资源和非税资源的价格比.进而造成开采使用的无效率：其次，计税依据按销售量或自用量鼓励了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无序开采，无法体现其有效利用和保护资源的应有功能；再次，单位税额过低，且不与利用率相挂钩，导致进入市场的资源成本过低，严重抑制了资源税调节级差收益的作用，而且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资源税在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了稳定。但从2004年起，我国陆续调整了煤炭、原油、天然气、锰矿石等部分资源品目的资源税税额标准。这些调整力度较大，说明我国税务主管部门对资源税的地位和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运用资源税改变过度开采资源现状的意图也日趋明显。尤其2007年上半年对煤炭、有色金属的税额调整是在中央大力倡导节约型社会建设、大力促进节能减排的形势下提出的，针对性较强。另外国际市场资源产品的价格不断提高，资源开采企业利润水平也不断提高，但企业收入增长中政府通过资源税形式取得的收入并没有得到相应增长，此次资源税额的调整有提高政府在资源收入中分配份额的意图。尽管新的税额标准实施时间不长，但从税额调整对主要资源开采企业的利润影响看影响还不大，其效果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来看将不会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是资源税改革并没有触及实质。尽管不断提高的税额幅度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利用，可是如果不改变当前过窄的征税范围、不合理的计税依据等决定资源税实质的根本因素，不转变资源税的设计思想，仅仅靠税额幅度的提高显然难以奏效。

通过对资源税调整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看出，资源税虽经历次调整，但其应有的保护资源、促进资源合理开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等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主要原因在于资源税的改革缺乏一个全局的视角，仅仅是对原有资源税政策的修补或对国外经验的简单借鉴。那么，如何才能形成全局性的改革视角呢？关键在于对资源税本身的准确定位。

四、资源税改革在税制改革中的地位

（一）从执政理念角度来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需要财税政策的积极介入，而资源税是税收参与此项建设工程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税种

通过税收手段促进资源节约、节能减排主要从征税和税收支出两个方面来实现。征税中除了有些国家专门针对某些污染源和污染项目征收的环境税收外，从能源消耗角度，从资源消耗的源头就开始介入的税种就是资源税。通过合理设计资源税的征税范围、税率可以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效率的提高进行促进，通过税收介入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提高资源的使用成本.对资源的最终消费也起到调节作用。我国是一个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严重并存的国家.资源的战略地位已经得到共识，但实际开采、使用中却并没有达到高效率，其核心原因之一是资源价格的不合理即长期低价格。资源税及其以后有可能开征的环境税一起将全面影响资源价格，并通过价格及其他直接的环境税影响生产者、开采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从而促进资源节约。

（二）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税制结构变动的趋势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税制结构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趋势就是“税负转移”，即将税负从传统的对资本、劳动、财产等的课税转向对高能耗行为、对环境污染行为的课税

OECD国家中欧盟国家较为典型.如瑞典、挪威、荷兰、德国等，这些国家所谓的绿色税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在不断提高。瑞典已经达到大约12%左右。尽管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各国有比较大的差异，如果将我国的能源类产品征收的消费税、资源税及排污费等加在一起我们的比例可能不低，但我国税制结构调整中还没有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税制的概念。所以在全面进行环境税改革以前，有必要从资源税开始明确提出我国税制改革已经全面引入可持续发展概念，税制将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这也是资源税可以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

（三）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来看，资源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过低，不能体现其应有的功能定位

从全球资源的紧缺、资源价格的不断上扬来看，我国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不断调整资源税征收比例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尽管从理想的意义上来看最理想的环境税体系应该是能够使其收入不断减少的税制，即污染行为越来越少，以至于税源枯竭。但资源税作为环境税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并不直接对污染行为征税，而是对资源本身征税.这就决定了其巨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