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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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实现资源共享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揭示了诸多教育问题。传统教育模式单一缺乏应用资源。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思想政治教育也变得复杂起来。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文学教育作为辅助。通过文学蕴藏的巨大能力获得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同样，传统文化教育不能满足当代受教者的需求，需要强大的思想理论支撑文学教育，因此，思想教育与文学教育融合并实现资源共享，能有效促进文学教育发展。第一，将文学教育积极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会增添教育内容的亲和力及感染力，使得口头道德逐渐变成生动的文学形象[1]。第二，通过鉴赏文学作品，能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对受教者实行人格、思想、政治以及心理道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讲，扩大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学教育中的纵深和拓展，能有利于道德教育的渗透和覆盖。第三，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而言是虚拟社会，对受教者有一定的参照作用，能提供独特的社会体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人物和性格塑造始终围绕着一种教育氛围和学习氛围，激发受教者的感性认知，能通过感悟和思考体会文学教育的思想内涵。文学教育的氛围要建立在优化育人环境的基础之上。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的意旨在于培养受教者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通过文学教育能使得受教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多的熏陶和感悟。利用文学教育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在适应文学教育的新发展方向。总之，文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性发展能使得文学教育环境和途径更加顺畅，实现了教育效益最大化[2]。

（二）提升思想政治感染力重视文学阅读

经典是通过积淀和时空转换诞生的。凝聚着一代又一代的智者的明哲和智慧，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如，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文学教育的根本就是以文学经典为核心，通过对经典作品的鉴赏和品读，使得受教者获得心灵上的震撼和感悟，在心灵的对碰中提升智慧增强情感体会[3]。由于文学作文在人文素养教育中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够探知人性的光辉和魅力，也能促进受教者道德情操和高尚品格的形成，促使受教者综合全面发展。重视文学经典就是在注重自我超越，受教者能从丰富的内涵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感悟，潜移默化的实现自我修养和文学素养的提升。同时，文学经典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能使得受教者心灵与作者心灵实践激情的对碰和交流，唤醒受教者的追求和渴望。逐步向大智慧、大知识氛围迈进，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人格陶冶和创造启迪。同时，在文学教育过程中，加强思想教育力度，使得文学经典逐步向追求自然追求真善美过渡。让文学教育成为一种知识、一种经验、一部人生[4]。

（三）提升教育时效性避免形式化

以往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学教育缺乏层次，直接从教育者角度出发，填鸭式的教育很难让受教者接受。教育者往往以遥不可及的高大形象拉开与受教者之间的距离，不容易被受教者所接受，逐渐失去了应有的教育意义。从而导致受教者忽视了人生态度的感知和人文精神形成需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最终得不到应有的体现，人文素质和文化修养也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空间。因此，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文学教育发展。将人文内容以及审美内容传授给受教者，使之拥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和欣赏水平及认知水平。同时，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完善受教者的文学素养，激发人生观的养成，提升人格素养。为了避免文学教育流于形式化，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通过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给课堂增添活力。使得文学教育不再僵化，在重视主体个性发展的同时，促进教育内容的吸收，摆脱传统填鸭式传授模式[5]。

二、重构文学教育

（一）重塑文学教育理念

通过分析文学教育内涵发现，改变文学教育现状走出困境，首先要从转变教育理念入手。通过文学即人学的卓识来丰富文学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下，强化文学教育就是在强调立人和育人教育。要体现出人文教育也要倡导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视域来陶冶受教者情操，丰富受教者的理解能力、想象能力、感悟能力以及协作能力。文学教育作为终身教育，必须要围绕文学教育特性，注重文学教育审美回归，关注“人”的思想情感以及现实理想。只有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才能使得受教者做到自我超越、自我反思以及自我磨练，使得人格构建成为文学教育的最终目标。同时，文学教育的定位是以前瞻性和先导性为主，强调审美教育、人文教育以及文学性为核心的教育原则，明确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文学教育目标和方向。因此，坚持以人文本的教育理念，是文学教育的关键。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能否推进文学教育的重要因素[6]。

（二）回归文学教育人文性

新课改以后，强调文学教育的文学性和人文性。追求文学价值就是在追求人文精神，这也是重构文学教育的重要原则。艺术源于生活，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同样源于生活，是人对环境的体验也是人对环境的向往和追求。文学教育也是精神文化的重构要素。当有高学历的人不懂得感悟生命就如同野蛮人聚集的荒野。这句话说得就是文学需要人文性回归，作为一种精神来陶冶情操慰藉心灵，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联系。让受教者在接受文学教育过程中充满灵性与激情、感悟，积极体会生命价值并对未知世界形成一定的向往。文学教育回归人文性，不是短时间内能形成的，需要不断的熏陶和渗透。因此，文学教育回归人文性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支持，在提成人的品格修养以及心灵修养后，完善文学教育人文性。文学教育的真是面目是超越功利主义误区的，是承载着培养人类素养的重任，这也是文学教育的最终目标，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学教育有一定的推动型，因为精神教育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潜移默化渲染出来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学教育也会形成有机结合，并最终成为教学亮点[7]。

（三）改善文学教育模式

传统文学教育模式过度肢解化，因此要实现文学教育目标必须重构文化教育模式，达到育人的最终目的。文学教育的任务就是通过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并从中感知生命体会生命，了解文学中包藏的愉悦体验，培养人的情操和品德，并逐步完善人的兴趣爱好和文学导向。由于人文性决定了文学教育属性。因此，改善文学教育模式首先要从理性感悟和感性追求入手，充分发挥文学魅力避免失去文学韵味。构建充满活力且开放的文学教育体系。使得学生能通过不同的方法和内容拓展视野[8]。第一，文学素养的丰富与多元化的知识结构息息相关。因此，要积极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学教育活动，充分尊重教育课题并创造平等的对话环境，使得受教者能在心灵上获得美的熏陶和感悟。第二，尊重文学教育形式，坚持个体理解感悟原则，遵循个体体会和意会规律，从动态教育刺激受教者的学习情绪和学习兴趣，使得受教者能在文学赏析过程中感受到文学的情韵和风格魅力，做到抛其形而得其神。第三，教无定法却选择又发。文学教育过程是体验和感悟的过程，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人”为角度出发，在受教者一定的学习空间和思考空间，发挥受教者的潜能张扬其个性，提升受教者的思想品位和人生境界，最终增强生命的感悟能力。

三、结束语

第2篇

论文摘要：“三曹”是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与七子互相辉映。彪炳文坛。曹氏父子创作了大量乐府诗，并且注重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经学束缚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经历对他们文学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父子三人均爱好乐府诗，并且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歌。曹操反对虚而不实的“浮华”风气。在创作过程中尚通脱、尚实、务尽。

一、背景出身及当时社会创作风气

曹操(155-220 )，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谁郡(今安徽毫县)人，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亦因这种关系，曹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官宦子弟。日后的劲敌袁绍亦是曹操年少时朋友。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叫许助，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献帝乘乱与一帮大臣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显建议，迎接献帝至许昌。时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岁，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位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汉，建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深受两汉经学影响的士人们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士人们经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才逐渐从麻木之中清醒过来，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名士择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间曾经变换几个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荆州刘表，后来归属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随曹操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军事题材的诗歌。如著名的《从军诗》5首、《初征赋》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乐府诗集》中收录曹操诗共21首，其中包括《气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关山》、《燕露》、《篙里》、《对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诗歌分属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调、瑟调三曲。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残句)、《董一卓歌辞))(“卓”当为“逃”之误)、《谣俗辞》、《有南篇》(残句)、《饮马长城窟行》(残句，6首)，为《乐府诗集》未收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武帝定效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从这段话我们不汉知道乐府被立于汉武帝之时，而且知道了乐府与诗歌的关系，诗的语言形式再加上乐府的曲调，便成了可以歌颂的形式了。又据《汉书·艺文志》:“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李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祀，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这是文学史上所记载的较早的文人做乐府诗。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文人乐府诗的产生，与“新声”或“新声曲”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新声”是配辞而唱的乐曲，其曲牌就是后来的乐府常用的诗题。

二、曹操的乐府情结与反映真实情感作品的创作

自武帝立“采诗夜诵”的乐府机关后，整个西汉时期的乐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饶歌》三大类构成，至东汉明帝时，乐府被定为“四品乐”并且经常在宫中演奏。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及郭颂《世语》等之记载可知，曹操为宦官曹篙义子，自小生活于皇宫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时候，就受这种音乐的熏染和影响，自然对这些音乐会很感兴趣。再看《宋书》卷二十一《乐三》的一则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代袅雄，魏武帝曹操对《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欢的。

这些在皇宫内经常被演奏的乐府诗，是东汉皇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东汉皇宫内的曹操，不但从小耳濡目染这些音乐，而且这种透露着王者气势的音乐对“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曹操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音乐所蕴涵的气概，正是曹操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乐府”，表达了他对王权的向往与努力追求，历史地成了曹操难以割舍的乐府情结。在《短歌行》、《对酒》、《气出唱》、《步出夏门行》v露》等诗中，表现了曹操古直悲凉，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气度。请看其《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诗，以雄健豪迈之笔，对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实际土曹公是借大海来抒发自已博大的胸襟，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一代袅雄的博大气概尽在其中。

曹操诗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乐府歌辞以抒发自己的抱负。兹可举出数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华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见其《秋胡行》)

还有《步出夏门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现了“歌以言志”四字，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借乐府歌辞以抒大志的文学思想。再看《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

(太祖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 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还有《诗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辞，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曹操善于以乐府旧题写时事，以抒己志。除了抒发自己要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诗歌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

以成岁。大人在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痴。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补，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令。哟哟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鹤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二首诗里，抒发了诗人深沉的“忧伤”。慨叹“去日苦多”而贤才未至，功业未建，治世难待。诗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诗唱出现实生活中的苦和乐。在《气出唱》中有“解腹愁，饮玉浆”。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篙里》中有‘性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中有“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诗歌创作中，表达欢乐之情的也为数不少。如《气出唱》第二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这些诗歌创作，无论是叙悲伤，还是言欢乐，都表现了曹操重视内心真实感情的抒发，不虚伪，不做作，所以读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曹操就是把这些真性情通过诗歌创作给抒发了出来，表现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获得解放的标志。正所谓“尚通脱者”也，这种风尚是“人的自觉”的产物，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通脱，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曹操:

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纺，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轻易如此!

这些都是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看不到礼的任何约束的痕迹。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学一声驴鸣，为集送行;称衡的脱了衣服在庙堂之上击鼓;南荆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饮，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恶的表现。

三、《文心雕龙》对曹操文学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中论及曹操文学思想的有以下几处: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实，求其靡丽，未足美矣。

“为表不过三让’，见曹操《上书让增封》:“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兹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赏，下为臣身免于苟取。”其 目的是为了功赏实事求是。反对“浮华”是曹操的一贯主张。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称曹操:“抚善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征，计有余矣。”孔融因为与称衡等人搞“浮华交会”、以虚乱实而被曹操杀掉。“浮华交会”，是汉末士风的一大特点。“浮华交会”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会时“合党连群”，用浮游无根，华而不实之词或于品题人物时“互相褒叹”(如孔融与称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议时事时胡乱攻评。曹操认为，孔融就是“浮华”之风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写作实践中也是反对浮华的，他写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掩饰不含糊，大胆真实。东汉末年，在写作上已经存在内容陈旧、词藻过胜的现象。对此，曹操的文学主张有革新的意义。当时的碑铭，有不少是谈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写墓铭的，他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为了抵制碑铭文之华而不实之风，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论·论文》中主张“铭诛尚实”之说，即与曹操相同。

《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戒救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戒软，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

“戒救”是皇帝诏策中的一种文体。曹操深知这种文体的特点，为了充分发挥戒救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保证它的切实可行性，故在论述其写作时说，戒救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即要求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且其态度应当十分鲜明，当“依”则“依”，当“违”则“违”，不能“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文心雕龙·章句篇》云: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兮”字为语气助词，有声无义，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诗赋，无用“兮”字者。这里，实际上“兮”字是可有可无的，加上与去掉并不影响文义的完整表达。曹操是尚简尚实的，所以反对这种用法。曹操不仅为人“简易”，为文也“简约严明”(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反对“烦富”和“陈词滥调”。他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曹公的“反对烦富”的文学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事类》云: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才为盟主，学为辅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学偏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

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的反对模仿因袭，主张创新的文学思想。曹操批评张范为人欲学邮原而为文专拾掇崔、杜。其结果是:“造之者富，随之者贫”—有创造性的人富有，跟着走的人贫穷。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摸没味道”，也是这个意思。它集中表现了曹操重创造轻因循，为文重学问广见闻的文学思想。

又如《章句》云:

贾谊、枚乘，两竟辄易。刘欲、担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资。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句辄易，则声韵微嫌。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反对写作诗赋一韵到底的文学思想。这一主张，亦为五言和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诗，多是一韵到底的。一韵有尽而换韵可致无穷。如此，就能增大诗体的容量即表现力。

再如《养气》云:

至如仲任置观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

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第3篇

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源于史学的“实录”精神，表现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又因文体不同而有异，散文举例证实，画赞返实入虚，诗歌似虚而实。它是对李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

【关键词】 李白/实录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对“实录”最权威的解释，也成了后世优秀的史学家遵循的修史原则。“实录”一词，多出现于史学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几部史书，都使用过“实录”二字。如《晋书》卷94《隐逸传》云陶潜《五柳先生传》：“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陈书》卷27《江总传》：“总之自叙，时人谓之实录。”《南史》卷48《陆慧晓传》：“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明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但“实录”一词却很少出现在初盛唐作家的诗文作品中，人物传记中偶有出现，如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君故人范阳卢藏用集其遗文为序传，识者称其实录。”而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使用了这个词，这自然引起我们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处“实录”二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是真实的记载，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对酒忆贺监序》也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李白“素受宝诀”。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时人语坐实。他在赞美别人时，常引当时人的话来证明一种事实。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盛赞裴长史高义重诺，云：“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与韩荆州书》为说明韩荆州在士人中的声望，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方法之二引舆论证实。《任城县厅壁记》，称赞县令贺公，“拨烦弥闲，剖剧无滞。镝百发克破于杨叶，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非神明博远，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张的地方，但李白为了坐实对贺公的美誉之词，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论，辄记于壁，垂之将来。俾后贤之操刀，知贺公之绝迹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见，上文表扬贺公，不免有夸大之辞，但“窃听舆论”一语，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一慰贺公，免去贺公担心过奖之虑，因为“舆论”如此，古人很重舆论，舆论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实际之处，因是来自舆论，也会得到别人的谅解；二安民众，李白文中赞美贺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谀之处，但李白指出这是源于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并非李白凭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细节坐实，《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来有成，郁负秀气。”[1]（卷27，P1267）对往事的追记，用了“嬉游在旁”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有总的概括，也有细节的记载。“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职，蔑闻为灾。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个细节的勾划，表现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层是表扬李公教化横猾；二层是表扬李公正压鬼怪；三层是表扬李公德变泉水；四层是表扬李公政赢颂声。

特别是写自己的行为品德时，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讲求这种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学创作进入流通，真实性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判断。下面举《上安州裴长史书》以作说明。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作者陈述事实，自举例证：第一，以散金济人来证明自己的轻财好施：“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证明自己存交重义：“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1]（卷26，P1245-1246）

同样以别人耳闻目睹之事实证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广汉太守亲见其养高忘机之举——“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1]（卷26，P1248）第二，苏＠②赞其文之事，“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不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1]（卷26，P1247）第三，马公盛赞其文，“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视引用他人之言证明真实性，这里却提示我们对李白个性和生存方式的进一步思考，细绎李白引用时人语之处，会隐约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别人信任的危机之中。一般与别人的交流中，只要陈述事实即可，但李白在每陈述一个事实之后，总是心有余悸，担心别人不相信，故又向对方申述一下，这件事谁也知道，这句话谁也听说过。如《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四海明识，具知此谈”、“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就是如此。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诽谤，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检，他有时行事说话可能略带夸张，并不考虑其后果和影响，这样致使和他交往过的人对李白留下一个说大话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诗中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句话很值得体味。

【内容提要】

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源于史学的“实录”精神，表现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又因文体不同而有异，散文举例证实，画赞返实入虚，诗歌似虚而实。它是对李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

【关键词】 李白/实录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对“实录”最权威的解释，也成了后世优秀的史学家遵循的修史原则。“实录”一词，多出现于史学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几部史书，都使用过“实录”二字。如《晋书》卷94《隐逸传》云陶潜《五柳先生传》：“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陈书》卷27《江总传》：“总之自叙，时人谓之实录。”《南史》卷48《陆慧晓传》：“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明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但“实录”一词却很少出现在初盛唐作家的诗文作品中，人物传记中偶有出现，如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君故人范阳卢藏用集其遗文为序传，识者称其实录。”而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使用了这个词，这自然引起我们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处“实录”二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是真实的记载，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对酒忆贺监序》也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李白“素受宝诀”。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时人语坐实。他在赞美别人时，常引当时人的话来证明一种事实。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盛赞裴长史高义重诺，云：“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与韩荆州书》为说明韩荆州在士人中的声望，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方法之二引舆论证实。《任城县厅壁记》，称赞县令贺公，“拨烦弥闲，剖剧无滞。镝百发克破于杨叶，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非神明博远，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张的地方，但李白为了坐实对贺公的美誉之词，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论，辄记于壁，垂之将来。俾后贤之操刀，知贺公之绝迹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见，上文表扬贺公，不免有夸大之辞，但“窃听舆论”一语，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一慰贺公，免去贺公担心过奖之虑，因为“舆论”如此，古人很重舆论，舆论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实际之处，因是来自舆论，也会得到别人的谅解；二安民众，李白文中赞美贺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谀之处，但李白指出这是源于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并非李白凭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细节坐实，《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来有成，郁负秀气。”[1]（卷27，P1267）对往事的追记，用了“嬉游在旁”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有总的概括，也有细节的记载。“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职，蔑闻为灾。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个细节的勾划，表现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层是表扬李公教化横猾；二层是表扬李公正压鬼怪；三层是表扬李公德变泉水；四层是表扬李公政赢颂声。

特别是写自己的行为品德时，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讲求这种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学创作进入流通，真实性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判断。下面举《上安州裴长史书》以作说明。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作者陈述事实，自举例证：第一，以散金济人来证明自己的轻财好施：“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证明自己存交重义：“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1]（卷26，P1245-1246）

同样以别人耳闻目睹之事实证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广汉太守亲见其养高忘机之举——“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1]（卷26，P1248）第二，苏＠②赞其文之事，“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不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1]（卷26，P1247）第三，马公盛赞其文，“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视引用他人之言证明真实性，这里却提示我们对李白个性和生存方式的进一步思考，细绎李白引用时人语之处，会隐约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别人信任的危机之中。一般与别人的交流中，只要陈述事实即可，但李白在每陈述一个事实之后，总是心有余悸，担心别人不相信，故又向对方申述一下，这件事谁也知道，这句话谁也听说过。如《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四海明识，具知此谈”、“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就是如此。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诽谤，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检，他有时行事说话可能略带夸张，并不考虑其后果和影响，这样致使和他交往过的人对李白留下一个说大话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诗中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句话很值得体味。

在不同的文体中、在不同的描述对象中，李白的写实思想所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比如李白笔下有一批间于文与诗之间的韵语——画赞，分析这类文学品种更利于我们分析李白写实的观点。唐代绘画以及雕塑大致以实为主，从流传的文人画看，韩干画马、吴道子画人物，大致上届于写实一类，唐人称为人物造像叫“写真”；敦煌壁画属于民间艺术，由于绘画的基本功欠缺，写实也不能逼真，写意如飞天的形象，除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外，表现出民间艺术的大胆活泼。

既然在“画赞”中，李白面对的对象是绘画中接近真实的事物，他在“赞”语中，就不能就实物论实物，而是要尽力表现其神韵，李白的画赞，正是展示了一种返实为虚的过程：

《壁画苍鹰赞》：“突兀枯树，旁无寸枝。上有苍鹰独立，若愁胡之攒眉。凝金天之杀气，凛粉壁之雄姿。觜铦剑戟，爪握刀锥。群宾失席以愕眙，未悟丹青之所为。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何意终年而在斯！”这里用了拟人、夸张、衬托的手法，“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正说明绘画达到了“逼真”的效果。《方城张少府厅画师猛赞》：“张公之堂，华壁照雪。师猛在图，雄姿奋发。森竦眉目，飒洒毛骨。锯牙衔霜，钩爪抱月。”《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高堂闲轩兮，虽听讼而不扰。图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缥缈。紫顶烟赩，丹眸星皎。昂昂伫胎，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谓长鸣于风霄，终寂立于露晓。凝玩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倾市，听似闻弦。傥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在画中物象逼真的基础上侧重展现其神采。

李白一方面赞美绘画的“真”、“自然”：“粉为造化，笔写天真。”（《金陵名僧＠⑤公粉图慈亲赞》）“爱图伊人，夺妙真宰。”（《安吉崔少府翰画赞》）“图真像贤，传容写发。”（《宣城吴录事画赞》）“笔鼓元化，形成自然。”（《江宁杨利物画赞》）另一方面也希望画能体现出神采和空灵：“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虚空其心，寥廓无主。”（《志公画赞》）“了身皆空，观月在水。”（《鲁郡叶和尚赞》）“至人之心，如镜中影。挥斥万变，动不离静。”（《李居士赞》）要能“穷神阐化”（《当涂李宰君画赞》）。附带提一下，“水月镜影”比喻虚幻景象或作为艺术境界的形神虚实已包含在李白的画赞中，“水中月、镜中影”又作“水中月、镜中像”，“水中月、镜中花”，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李白“水中之月”、“如镜中影”的比喻本质上就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之景，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追求文学创作的“空灵”、“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论家一般是在论述司空图文学批评时提及的，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云：“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有云司空图的看法可能受到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的启发。[3](P676)如果从文学思想表述的相似性来说，在戴叔伦、刘禹锡、司空图之前应当加上李白。

再说诗歌，李白诗歌极富浪漫情调，但仍然能体现其写实的文学思想。比如李白诗中有一组关于鸟的意象群[4](P148-161)，这些鸟类，除来自传统文学中那些神话、传说的凤凰、大鹏、精卫、天鸡等外，大部分还是来自于现实中的黄鹄、雁、孔雀、子规、杜鹃、鹰、鹧鸪、白鹇、鹅、鸭、鹳、鹦鹉等。如李白笔下的子规，《蜀道难》：“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奔亡道中五首》：“歇马傍春草，欲行远道迷。谁忍子规鸟，连声向我啼。”又如鹧鸪，《山鹧鸪词》：“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秦地见碧草，楚谣对清樽。把酒尔何思，鹧鸪啼南园。”《秋浦清溪雪夜对酒客有唱山鹧鸪者》：“客有桂阳至，能吟山鹧鸪。清风动窗竹，越鸟起相呼。”《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醉题王汉阳厅》：“我似鹧鸪鸟，南迁懒北飞。时寻汉阳令，取醉月中归。”尽管这些鸟类在诗中所起的作用或有不同，但都是生动的现实生活中的意象。

李白诗歌多有写实佳作，而有些诗歌因对所描述对象多渲染烘托之词，而疑其为非写实之作。李白的文学禀赋在于能将别人难以描述的奇特景象描写出来。比如《蜀道难》就表现出李白的这一才能，南朝阴铿有《蜀道难》诗一首：“王尊奉汉朝，灵关不惮遥。高岷长有雪，阴栈屡经烧。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比起李白的诗，阴铿写蜀道难相当单薄。李白诗中表现蜀道之险，虽有夸张，却都是实录，詹鍈先生《李白蜀道难本事说》分析《蜀道难》主题诸种说法，甚有见地，其中汇通《剑阁赋》、《送友人入蜀》、《蜀道难》诸篇说明写蜀道的情形也是对其险阻艰难的实录，文云：“按太白有《剑阁赋》，题下自注云：‘送友人王炎入蜀。’赋中写剑阁之险，与此诗极为近似。如：‘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见云峰之崔嵬。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诗：‘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剑阁峥嵘而崔嵬’，又：‘连峰去天不盈尺。”上则松风萧然瑟飒’——诗：‘枯松倒挂依绝壁。”有巴猿兮相哀’——诗：‘猿猱欲渡愁攀援。’又：‘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旁则飞湍走壑，洒石喷阁，汹涌而惊雷’——诗：‘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送佳人兮此去，复何时兮归来？’——诗：‘问君西游何时还？’‘望夫君兮安极，我沉吟兮叹息。’——诗：‘侧身西望长咨嗟。’”[5](P34)其将《剑阁赋》与《蜀道难》相似或相同句意作了比较，无非使人们知道，他们的共同之处正说明其描写的真实性。另一首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开始是这样写的：“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这个开头不容忽视，尽管李白此诗极想象之妙，但李白充分考虑到诗歌的真实性，瀛洲，是神话中仙山，李白用了“信难求”给以否定，而天姥山是现实存在的山，在今天浙江新昌。尽管此山云霞笼罩，但是可睹的，而且接下去描写了天姥的高耸。诗是写梦，梦中神游就不是真实的存在，故作者明晰交待了入梦与出梦的过程，由“我欲因之梦吴越”至“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李白诗名极高而掩盖了他的文名，应该说李白的文章在初盛唐的散文中是有特点的，当我们一旦注意到李白在文章中的论证方法时，发现李白清楚的思维能力和诗歌的逻辑力量，通脱而不迂执，能选用活生生的事例说明问题。这样的行文特点在诗歌中也有体现，否则会错读了李白的诗歌。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有头有尾，层次分明。《唐诗别裁》云：“诗境虽奇，脉理极细。”《唐宋诗醇》云：“此篇夭矫离奇，不可方物，然因语而梦，因梦而悟，因悟而别，节次相生，丝毫不乱；若中间梦境迷离，不过词意伟怪。胡应麟以为‘无首无尾，窈冥昏默’，是真不可以说梦也。”这里对胡应麟的批评是正确的。

李白对真与美概念的理解是辨证的，运用也是辨证的，诗中的想象和夸张大多以现实为基础。《秋浦歌》其五：“秋浦多白猿，超腾若飞雪。牵引条上儿，饮弄水中月。”如果说“弄天上月”，肯定不真实，猿不可能达到那个高度，“弄水中月”，就很真实，不过月是水中月，只是真实月亮的影子，这就有了虚中寓实的意味，也表现了诗人观察自然现象的敏锐。

李白有些诗记实性较强，如《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写作缘起尽见序文，序云：“王屋山人魏万，云自嵩宋沿吴相访，数千里不遇，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后于广陵相见。美其爱文好古，浪迹方外，因述其行而赠是诗。”诗较长，五言六十句，计六百字。如序所言，诗叙写了魏万相访的过程和行迹，历历在目，夹带诗人的才情和区域山水的高度概括以及对自然景物特点描写的夸饰，成为独特的叙事诗。此诗写实性极强，如王琦注所析，首写魏万爱文好古，而隐居王屋之事；次叙其自嵩宋沿吴相访之事；以下则叙其乘兴游台、越之事和自台州泛海至永嘉遍游缙云金华诸名胜之事；最后则叙其自姑苏至广陵相见和其还山而相别。如其中叙述魏万乘兴游台、越之事云：“遥闻会稽美，一弄耶溪水。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入剡寻王许。笑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天台连四明，日入向国清。五峰转月色，百里行松声。灵溪恣沿越，华顶殊超忽。石梁横青天，侧足履半月。”[1]（卷16，P748）台、越之景，一一据实描写。整首诗歌叙事和序中所记魏万所到之地和所为之事次序一一对应，诗歌结构正是以事实为基础而顺次展开，其记实的条理性为理解李白诗歌的写实一面提供了一个证据。

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仅因为主流和非主流思想的并存，而且还表现为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呈现出异态分布的状况。我们分析了李白写实的美学思想和作品中的写实倾向，但仍然认为李白诗歌以浪漫主义为主流，而本文的写作只是对李白思想和创作的另一方面的分析，只是对李白主流文学思想和创作的补充，希望能丰富古代作家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白．李太白全集[M]．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刘知几．史通通释[M]．浦起龙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第4篇

【论文关键词】泰纳；艺术哲学；文学思想

在文学批评的领域里。法国批评家希波里特·泰纳(nipplm AdolpheTable，1828—1893)以其大名鼎鼎的文学演变受制于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的理论而闻名于世。他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且不说l9世纪后期的许多批评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这一理论，就是在当今我国的很多文学读物和教科书里，依然可见泰纳那种社会学文学理论的影子。虽然泰纳的这种从外部进行文学研究的理论的弊端早已为西方的学者所批判，但是它毕竟是社会学文学理论的先声，因此时至今日仍不乏其追随者。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的学者，泰纳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方面均有造诣，仅就文学批评的领域而言，除了“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理论。泰纳关于文学问题的讨论还有很多，其中很多不常被人论及。这些论述散见于他的《拉封丹及其寓言》(E．，m／SUAr脚deLaFonm／ne1854)、《英国文学史》(H／sto／rede／af妇盘鹏ang／a／se，l一4vol1864一l869)、《艺术哲学》(P^del’art1865—1869)等有关文学批评的著作里。其中，《艺术哲学》一书虽不是专论文学的理论著作，但是它将文学置于“艺术”的总体范围之下，并从这个角度对文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样的一些讨论，对于说明泰纳的文学思想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本文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仅就《艺术哲学》一书，谈谈较为显著的几个问题。

一、文学艺术耍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

泰纳抓住了艺术要表现事物的普遍性这个问题，对艺术的本质进行了讨论。既然是一部“艺术哲学”，必然要从艺术的总体概念出发，去探讨艺术的特点和规律，进而去说明各个艺术形式。泰纳从对艺术作品的定义这一角度去考察艺术的本质，并对艺术形式做了分类。他认为，一切“艺术品的目的都在于表现某个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也就是某个重要的观念，比实际事物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品必须是由许多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一个总体，而部分之间的关系是经过有计划的改变的。在诗歌、雕塑、绘画、建筑、音乐这五大艺术形式中，泰纳将前三者界定为“模仿的”艺术，因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总体”与实物相符；后两者界定为非模仿的艺术，他们表现的是“各个部分”间的数学关系。泰纳强调“模仿的”艺术，并非照搬现实，而是要抓住最能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的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模仿。他认为一切上乘的艺术品都不拘囿于现实，因为现实不能充分表现特征，必须由艺术家来补足。相反，艺术家如果缺少这种善于抓住事物主要特征的天赋，也就与临摹的工匠毫无二致了。因此对现实进行一定的夸张和歪曲，以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在艺术作品，特别是优秀的艺术作品中是十分必要的。泰纳这里所谈的“诗歌”即文学，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虽然关于文学究竟是“模仿的艺术”还是“表现的艺术”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不能简单而论，但是泰纳提出模仿并非照搬现实，至少肯定了文学作品中那些不同于现实生活的因素。当然，泰纳所举的文学方面的例子都紧紧围绕他的“艺术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这一论点，并没有深入到文学的虚构性问题，可是这种讨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说明“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的不同奠定了基础。而反对艺术创作单纯地摹仿自然，要求艺术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这也正是黑格尔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历史角度看待文学问题

在《艺术哲学》中，关于艺术以及文学诸问题的讨论始终是放在历史的具体角度进行分析和考察的。泰纳深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而其中“最重要的影响(认识论问题另当别论)体现于……泰纳的历史观念，这样一种历史的眼光和角度与他的“时代”这一术语相类似，也正是其历史观念的体现。简单地讲，这种历史眼光就是：认为文学作品产生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文学批评也由于经历了历史的积淀才得以确定和趋于合理，因此只有将具体的文学作品及其相关批评，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才能对文学问题得出比较科学、公允的结论。正是对泰纳关于艺术作品的产生、评判以及作用等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他文学观上所反映的历史意识。

艺术品的产生受到当时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这是泰纳在《艺术哲学》中着重论述的一个问题。而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自然也是如此。泰纳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笔力去说明意大利画派和尼德兰画派，古希腊雕塑等艺术形式是如何在他们那独特的“气候”下产生的。这“气候”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历史环境。

从分析绘画艺术的产生人手，泰纳总结了艺术的产生规律，继而将这一规律推广到各个艺术形式中去。因此对艺术的产生问题的讨论，同时就包括了对文学作品如何产生的认识。泰纳认为，艺术品的产生及其作用都与历史的具体形势密切相关。泰纳说：“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uJ他认为，首先有一个“总体形势”，其次是总体形势产生的特殊倾向于特殊才能；然后这些才能与倾向造就一个中心人物；最后，声音、形式、色彩或语言这些艺术材料，把中心人物变成形象，或对中心人物的倾向与才能进行肯定。

关于“总体形势”，泰纳描述为：在古希腊是好战与畜养奴隶的自由城邦；在中世纪是蛮族的入侵，政治上的压迫，封建主的劫掠，狂热的基督教信仰；在l7世纪是宫廷生活；在l9世纪是工业发达，学术昌明的民主制度……而“特殊倾向”和“特殊才能”则表现为爱好体育或耽予梦想，粗暴或温和，战争的本能，说话的口才，追求享受等错综复杂的倾向，具体来说：在希腊是肉体的完美与机能的平衡，不曾受到太多的脑力活动或太多的体力活动扰乱；在中世纪是幻想过于活跃，漫无节制，感觉像女性一般敏锐；在17世纪是专讲上流人士的礼法和贵族社会的尊严；到近代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野心和欲望不得满足的苦闷。

所谓的中心人物，就是表现了“特殊才能”或“特殊倾向”的典型人物：这个人物在希腊是血统优良、擅长各种运动的青年；在中世纪是出神人定的僧侣和多情的骑士；在l7世纪是修养完美的侍臣；在我们的时代是不知厌足和忧郁成性的浮士德和维特。按照泰纳给艺术的分类，艺术作品或是表现中心人物或是诉之于中心人物。而文学和雕塑艺术一样，被他划分为模仿的艺术，它们表现中心人物。他认为，古代雕像中的《梅莱阿格尔》和《尼奥勃及其子女》和拉辛悲剧中的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一样，都是表现中心人物的。同样，文学和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一样，其产生受特定历史条件影响。因为从泰纳对予“总体形势”、“特殊倾向”和“才能”，以及“中心人物”这些术语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周围风俗”无非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所代表的含义也不同。而按照他的推论，正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才产生了表现不同的典型形象的文学作品。

从艺术品的产生来看，文学作品的出现受到了历史环境、特定社会风貌的影响，同样，从艺术批评的角度来看，关于文学作品的合理评价也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而文学批评也应回到历史中去，参考特定的历史背景，从而对文学作品作出一个合理的理解和评判。泰纳在谈到如何形成对艺术品的公允判断时谈到：先是与艺术家同时的人联合起来予以评价，这个意见就很有分量，因为有多少不同的气质、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思想感情共同参与；每个人在趣味方面的缺陷由别人的不同趣味加以补足；许多成见在互相冲突之下获得平衡；这种连续而相互的补充逐渐使最后的意见更接近事实。然后，开始另一个时代，带来新的思想感情；之后再来一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把悬案重新审查；每个时代都根据各自的观点审查；倘若有所修正，便是彻底的修正，倘若加以证实，便是有力的证实。等到作品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法庭丽得到同样的评语，等到散处在几百年中的裁判都下了同样的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大概是可靠的了；因为不高明的作品不可能使许多大相悬殊的意见归于一致。也就是说，在历史积累中形成的价值判断是一个趋于真理的结论，正如我们“今日每个人都承认，有些诗人如但丁与莎士比亚，有些作曲家如莫扎尔德与贝多芬，在他们的艺术中占着最高的位置。”这样的一个结论正是在数百年来众多意见和判断的不断修正、不断积累中所产生的。因而也是一个比较公正的结论。那么当代的批评家又如何去考察判断一件艺术品呢，泰纳认为，艺术品产生于历史环境之下，因此批评家对待历史的第一件工作是为受他判断的人设身处地，深入到他们的本能与习惯中去，使自己和他们有同样的感情，同样的思想，体会他们的心境，又细致又具体地设想他们的环境；凡是加在他们天生的性格之上，决定他们的行动，指导他们生活的形势与印象，都应当加以考察。这样一件工作使我们和艺术家观点相同之后能更好地了解他们；又因为这工作是用许多分析做成的，所以和一切科学活动一样可以复按，可以进行改进。根据这个方法，我们才能赞成或不赞成某个艺术家，才能在同一件作品中指责某一部分和称赞另一部分，规定各种价值，指出进步或偏向，认出哪是昌盛、哪是衰落。

虽然这种历史主义的口吻有滑向相对主义的危险，但是毕竟道出了批评工作的_丌一分真意。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所说的：“实际上，我们是从自己认识中的一个部分建立一个更高标准出发去批评自己认识的另一部分”。从当代的批评视角出发，回到历史中去体察作品的原生态，继而在一个动态的价值尺度中综合考察和重新认识作品本身，这正是泰纳在19世纪对批评工作所作的概括，也是与韦勒克等人所倡导的“透视主义”(pempcctMsm)相类似的地方。

不仅文学的产生和文学批评受制于历史环境，泰纳认为，文学的作用也体现在对于时代精神与风俗的反映上。而对于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表现得越充分、越生动、越深刻，作品所占的地位就越高，泰纳将这样的作品称为“历史的摘要”。他认为，文学作品，特别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可以补足历史研究的文献缺漏，可以提供各个时代的思想感情、重大事件和民族特性。，虽然我们不能同意将文学作品当成历史研究中的文献资料，但是，承认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世纪的掠影，它更具代表性地体现了历史进程中的民族性和时代性，认为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感受历史环境，则是不无道理的见解。既然越是伟大的文学越是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而这种本质特征无疑是历史性地存在的，因此艺术所表现的真理也必然是历史的真理。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泰纳的历史主义眼光的确渗透在文学研究的每个基本层面，无论是文学的产生、评价，还是对于其作用概括和价值的判断，虽然其中有些观点未免极端，但从总体上看还是有很多合理成分的，这些观点也的确道出了文学的特点，为我们更好地研究文学本身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三、价值强调对历史相对主义的克服

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的，泰纳的历史主义贯穿于《艺术哲学》，也渗透在他的文学观念之中。然而历史主义很容易导致彻底的相对主义，但是在《艺术哲学》中，泰纳却避免了相对主义的错误。他并没有过分注重作品的历史价值而忽视其艺术价值，相反，他致力于对文学价值判断标准进行界定，强调即便是同一时期的相同题材的作品，由于艺术家运用了不同的手法，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从而使艺术品分出高低等级。他将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规定为，对于“显著特征”的表现，以及对特征的效果集中程度的表达。“显著特征”分为“重要的特征”和“有益的特征”。“重要特征”主要指更接近事物本质的特征，泰纳认为，文学价值的每一等级都相当于精神生活的等级，别的方面都相等的话，作品的精彩程度则取决于它所表现的特征的重要程度。而人类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个民族、种族的主要特征。“有益的特征”则与人的道德等级相关，泰纳认为，文学价值的每一等级都相当于道德价值的等级。因此，作品所表现的道德等级越高则其艺术成就越大。但是泰纳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将作品中人物的道德等级等同于作品的道德等级，这种逻辑上的谬误不仅在例证上损害了他理论的合理性，更成为其理论的一大硬伤。当然，作品具有显著特征也并不一定就会成为伟大的作品，还要看如何去表现这些特征，这就涉及到效果的集中程度的问题。要达到作品效果的集中，泰纳认为要做到三个方面：在塑造人物性格时要表现他的“精神地层”，也就是人物性格的典型与集中；构思情节要与人物的性格相符，要能够表现人物；最后，作品的风格要与人物性格以及情节相配合，做到人物、情节、风格的统一。虽然泰纳的论述并不算深入，所持观点也并不新颖，但是却体现了他对艺术的自身规律及其价值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_IzEJI~Y他理论上单一的历史标准，避免了相对主义的弊端。

四、文学艺术研究中的“科学”方法

第5篇

思想品德教育应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教学中要做到知识、情感、能力相统一；课堂设计要做到基础性、拓展性、选择性相统一；设计的活动要做到认知、探究、实践相统一。鼓励学生在实践中进行积极探究和体验，挖掘学生学习的潜力，通过道德践行促进思想品德的健康发展。让学生自主感知、领悟和实践，将学生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解决，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目标的设定和方法的选择，例如在云南昆明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时，教师要教育学生搞好民族团结，追求真善美，把爱洒满人间，通过合作学习，学会用自我提高的办法和手段来提升自己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水平。教师通过科学的理论，有原则的教育和德育管理的方法来做学生的思想工作。遵从学生认知的规律，增强学生思想提高的效果，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让学生组织演讲、主题班会、图片展等活动。

2.坚持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思想品德教育重视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应借助各种形式、方法和途径，让人们接受崇高理想和信念。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教师要重视要以生活中的材料作情境，引出问题，开展探究活动，然后再学习正文。做到观念创新、机制创新、内容创新、手法创新。教学应准确把握本课程的综合性，以学生在成长中需要处理的主要关系为线索，将道德、心理健康、法律、国情等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和科学设计，避免将这些内容割裂开来，分块进行教学。教师教学要形成让学生自主发展和自主运行的机制，而不是主宰课堂。例如，上课时，要让学生学进去，讲出来，还可以让学生成立测评小组，评定学生的思想品质和平时成绩，评价学生自我发展的成绩等。满足学生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教师可以让学生轮流当思想品德背诵组长或学。实行创新的带领机制和纪律制度，让学生干部规范、稳定地管理学生，提高学生学习思想品德的积极性。让学生和教师一起评价学生，激励学生，鼓励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关心学生中的热点话题和难点问题，开启学生的心智。

在政治观念、思想提升、道德约束、文化熏陶等方面，教师必须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去开发和利用初中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选取学生关注的话题组织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自主学、合作学、质疑学、讲出来、教别人”的学习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的参与度。开展案例分析活动，引导学生在社会大背景下思考和规划人生，在联系自身实际、思考人生的过程中关注社会和世界。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坚持提高业务水平，增强师生互动

要做学习型的教师，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转变自己的教学方式，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落实学生的自主地位。教师要创造性地组织教学内容，并设计合理的教学结构，让学生通过同伴互助的“做、讲、练、教”方式，达到强化所学知识，发展自身素质的目的。教师要注重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的指导，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充分掌握学情的基础上设计生生互动、师生互动的教学活动，根据学习基础，对学生提出不同层次的学习要求，根据课程目标和学情，深加工教材，使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变得更有实效，更具教育和生活的意义。

4.结束语

第6篇

【关键词】朱熹/李约瑟/科学技术/道家/道教

【正文】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邹衍、董仲舒、朱熹是李约瑟用以分析说明道家的有机论自然观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系的三个典型例子。邹衍为阴阳家，但先秦之后阴阳家消失，其思想被黄老道家、道教继承。董仲舒用阴阳五行作为思想框架来容纳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吸收了黄老道家的很大一部分思想。朱熹进一步超越了董仲舒，不仅吸收了道家、道教的很多思想，而且如同道教一样，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本文拟考察朱熹的科学思想与道家、道教的联系。

一、朱熹科学思想的直接渊源

如同道家、道教把道和气作为两个最基本的范畴一样，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理与气也是最基本的范畴，而且是体用无间的。朱熹既讲从理到气，也讲气与理的关系，所以有可能吸收和容纳很多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材料。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1]，卷15）朱熹的穷理固然是为了把握天理，但他也没有漠视日用生活。“名物度数皆有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无者。游心于此，则可以尽乎物理，周于世用。”（[1]，卷18）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朱熹为穷理学习了广泛的知识。他读过《黄帝内经》、张横的《灵宪》、张载的《正蒙》、沈括的《梦溪笔谈》、历代的《天文志》、《仪象法要》([2],p.5164)、《天经》、《步天歌》([2],p.5201)对历代的地理和动物学、植物学[3]、医学、乐律、算学[4]等等方面的知识，也有广泛的涉猎。

朱熹的科学思想，《梦溪笔谈》是主要的来源之一。他在阐述关于日、月、星、光、宇宙万物之“理”时明确说过：“唯近代沈括所说，乃为得之。”[5]实际上，沈括（1029-1093年）的思想，尤其是指导他进行科学研究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道家、道教。沈括认为：“虚者，妙万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皆居四旁而中虚；八卦，分为八方而中虚。不虚，不足以妙万物。”（[6]，卷7）“虚”，又可称为“黄庭”：“黄庭者，虚而妙者也，强为之名，意可道则不可谓之虚。岂可求而得之也哉？”“黄庭，有名而无所，冲气之所在也。”“虚”就是“一”，就是“道”：“一者，道也。谓之无，则一在；谓之有，则不可取。”把“虚”、“黄庭”、“一”、“道”联系甚至等同起来，这种思想渊源于道教是无疑的。

沈括认为，气是万物运动变化的动力：“凡积月以为时，四时以成岁。阴阳消长，万物生杀，变化时节，皆主于气而已。”[7]用阴阳二气解释万物的运动变化，是道家、道教的主张。“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夫所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6]，卷7）事物的变化有常有变，道教也有这个思想。沈括认为，事物的变化是自然而然的：“阴顺阳逆得之自然”，“物至则变。”（[6]，卷7）这与葛洪所说的“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8]是一致的。

沈括认为，万物的变化遵循理。“天地之变率皆有理。”（[6]，卷7）理是客观的。“所谓正声者，如弦之有十三泛韵，此十二律自然之节也。……此天至理，人不能以毫厘损益其间。”[7]他在《乐律》中谈到五音时说提到了“天理”的概念：“此皆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为难知，盖不深索之。听其声，求其义，考其序，无毫发可移，此所谓天理也。”（[6]，卷5）沈括与周、张、二程是同时代的人，尤其与二程年龄不相上下。他的这一思想，应该说是当时北宋道家、道教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思潮的体现，不能说是来源于二程[9]。

由此可见，朱熹与科学相关的思想，包括一部分具体学科的思想，主要是来源于道家、道教，至少是间接渊源于道家、道教。下面就几个具体领域作一考察。

二、朱熹科学思想的分析

2.1宇宙演化与宇宙结构

朱熹的宇宙演化思想，继承《淮南子》、《易纬·乾凿度》、《列子·天瑞篇》的思想[10]即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浑沦天地，并根据后世认识的深化而作出了一定的创新。

在宇宙演化的形式上，朱熹吸收了道家和道教的阴阳二气生化万物的思想，说：“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只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明，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清刚者为天，重浊者为地。天运不息，昼夜辗转，故地榷在中间。使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惟天运转之急，故凝结得许多渣滓在中间。地者，气之渣滓也，所以道‘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1]，卷1）天运转的动力机制是一个长期困扰古人的问题。屈原在其《天问》中提出的问题，浑天说和盖天说都难以作出合理的解答。《管子·白心》为此作了尝试：“天或维之，地或载之。天莫之维，则天已堕矣；地莫之载，则地已沉矣。夫天不堕，地不沉，或维而载之。”“或”，根据上下文来看，就是“视之则不见，听之则不闻，洒乎满天下，不见其塞”的东西，即精气。《黄帝内经·素问》假托歧伯答黄帝问说：“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对大地不堕给出了比《管子》更明确的答案：“大气举之也。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燥盛则地干，暑盛则地热，风盛则地动，湿盛则地泥，寒盛则地裂，火盛则地固矣。”这里没有提到天。盖天和浑天说都把天想象为硬壳，宣夜说则视为气：“天积气耳”[11]。北宋张载以其气本体论为天运的物理机制奠定了哲学基础，一反天文学家的成见提出了七曜左旋说[12]。朱熹从小就被宇宙之迷所困扰，“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有个什么事物。某思量得几乎成病。到如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1]，卷94）几十年来，朱熹对此时时耿耿于怀，从实践和理论上力图弄清它。实践上，他最早设想了中国的圆天象仪，曾经力图复原苏宋所造的水运天象仪。在理论上，他在阐述周敦颐和邵雍的两个宇宙图式的基础上，把它们与张载的气化宇宙论结合起来，运用太极生化模型提出了一个离心式宇宙起源假说，依据它反驳前人关于天左旋而七曜右旋的天运图式，论证张载的七曜与天共左旋之说：“横渠说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来横渠之说极是。”（[1]，卷2）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左旋说和右旋说均有一定的道理。二者都是基于运动的相对性来解释天体的视运动，虽然右旋说与实测相符，但从理论的自洽性来看，左旋说更优越。右旋说主张七曜如磨盘上的蚂蚁随天左旋的同时在磨盘上右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物理根据支持。左旋说在张载那里，虽说天地七曜都顺气左旋，以七曜顺迟来解释所见左旋，但仍停留在运动现象上而未深入到动力学机制的探索上。朱熹则从宇宙形成的动力学机制上来阐明所有天体的物理运动方向的一致，并对视运动作出了新的解释。

《淮南子·天文训》认为“天地之袭精为阴阳”，朱熹设想天地的初始是阴阳二气，二者有相似之处。朱熹的这种宇宙形成理论与笛卡尔的宇宙旋涡理论有某种相似之处，不同在于朱熹以地球为旋涡的中心，而笛卡尔以太阳为旋涡的中心。但朱熹比笛卡尔早了六百多年。朱熹企图用离心力来解释天地的空间结构的形成，就当代科学来看，这种解释当然不对。大尺度的气态物质的弥漫和分化，主要是各部分的运动速度不同造成的，并非离心力的缘故。但在当时，朱熹的观点毕竟对驳斥盖天说的错误观念起了作用。在他看来，天之运行有一个“枢轴”，不过“其运转者，亦无形质，但如劲风之旋。”这里是宣夜说的观点，但还是比较新颖和贴切的解释。

基于气而用离心力来解释宇宙的形成，只是就无极而太极的一次生成而言。朱熹还根据邵雍的循环思想提出了宇宙就是太极生灭、明暗交替的无尽循环的思想（[1]，卷19）。这与现代宇宙论的周期循环假说基本一致。

关于宇宙结构，当有人问“天有形质否”时，朱熹回答说：“只是个旋风，下软上坚。道家谓之刚风。人常说天有九重，分九处为号，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气较浊而暗，上面至高处，则至清至明耳。”[13]“九天”之说首先出现于屈原的《天问》，此后，《吕氏春秋·有始训》、《淮南子·天文训》、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等等道家作品反复申述，朱熹把它由八个空间方位加中央改为“圆则九重”、“天有九重”。他之所以这样改造，是因为在《易》的象数学中，阳之象为“一”，最大的数为“九”；阴之象为“－”，最大数为“六”。天为阳，地为阴，阳数至于九，九为老阳之数，故天有九重。

朱熹认为，“天无体”（[1]，卷1），天由气构成：“盖天只是气，非独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见如此高，要之他连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转来旋去，天大了，故旋得许多渣滓在中间，世界上无一个物恁地大，故天恁地大，地只是气之渣滓，故厚且深。”（[1]，卷18）地只是天的一部分。天是无形之气，地就是气旋转之渣滓而成的“一块实地事物”。（[1]，卷1）所以，“天以气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气。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尔，天以气运乎外，故地榷在中间，岿然不动。使天之运有一息停，则地须陷下。”（[1]，卷1）他的这个思想，来源于邵雍。他说：“康节言天依形，地附气，所以重复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于天地之外别寻去处故也。天地无处，所以其形有体而气无体也。为其气极紧，故能扛得住，不然则堕矣。气外更须有躯壳甚厚，所以固此气也。”[14]这说明他的这个思想与道教有渊源关系。

根据“天无体”的观点，朱熹认为，日月星辰都是由“清气”构成，并且“只在外常周环运转”，不是辍在天球之上：“星不是贴天，天是阴阳之气，在上面，下人看见天随星去耳。”（[1]，卷2）他还说，日月列星“其旋也，固非缀属而居，亦非推挽而行。”[15]朱熹的宣夜浑天合一说在物质性气范畴的基础上，将天体演化、宇宙结构和气的运动变化三种学说紧密结合起来，组成了完整的，也可以说是比较先进的宇宙学说。

当然，朱熹的这些思想，是在继承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又作了自己的研究。《宋史》说：“朱熹家有浑仪，颇考水运制度，卒不可得。”[16]朱熹用浑仪未必完全是因为作历史研究的需要[17]。这也说明朱熹很重视实际观察。

对朱熹的上述思想，英国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人提出了一种早期的无限宇宙的概念，认为恒星是浮在空间的实体，他们认为在整个宇宙有机体中，作为组成部分的有机体各按其部分循着自己的道去运动，对于抱着这种见解的人来说，河外星系的发现似乎证明了他们的信念，最后，朱熹给这一观点提供了伟大的哲学论据，他说：‘天无体’。”[18]李约瑟还指出：“我们切不能匆忙地假定中国天文学家从未理解行星的运动轨道，《朱子全书》中的天文卷（《朱子全书》卷50）是颇耐人寻味的，其中载有1190年前后的几段对话。这位哲学家曾谈到‘大轮’和‘小轮’，也就是日、月的‘小轨道’以及行星和恒星的大轨道，特别有趣的是，他已经认识到‘逆行’不过是由于天体相对速度不同而产生的一种视现象。他主张历算家应当明白，所有的‘逆’和‘退’的运动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事实上它们都是‘顺’和‘进’的运动。”[18]、[19]

朱熹关于宇宙论方面的这些思想，与道家、道教关系很密切。《朱子语类》记载：“先生曰：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纲维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旋是？孰居无事乐而动是？庄子这数语甚好。是他见得方说到此。其才高。……又曰：庄老二书解注者甚多，竟无一人说得他本意出，只据他臆说。某若拈出，便别，只是不欲得。”（[1]，卷125）这说明道家思想确实给予了他一些启发。宇宙论、天文学是道家、道教比较重视的学科。《云笈七签》开篇就论述宇宙空间的问题，《混元混洞开辟劫运部》历数“古今之言天者一十八家”，比较赞同葛洪所谈的浑天说。历史上一些天文学家，如祖冲之、傅仁均、李淳风等都是道教信徒，或是曾隶属道籍，这说明道家、道教对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关于地球的形成，朱熹受五行思想影响，说：“天地初始，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伏，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1]，卷1）这个思想今天看来显得幼稚[20]，但毕竟是他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作了思考的结果。近代地质学家张鸿钊评论说：“这种思想虽不完全精确，但是地质学萌芽时代应有的观念。”又说：“中国最重利用厚生，唐、宋时人已颇有纯粹的地质观念。朱子的思考尤为敏锐，故所语往往颇中肯綮。”[21]朱熹说：“常见高山上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则，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阴阳气也，生此五行之质。天地生物，五行独先。地即是土，土便包含许多金木之类。天地之间，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阴阳，七者滚合，便是生物底材料。”（[1]，卷94）从高山上有螺壳化石的现象联想到沧海桑田、地壳变化和山岳成因，并悟出“低地成高”，“柔化为刚”的道理。这显然是吸取了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和“刚柔相济”的思想。沧桑巨变的思想，最早见于葛洪《神仙传》中仙人麻姑和王方平的对话：“麻姑自言：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昔会时略半也，岂将复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当然，《诗经》中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之说，但道家、道教更倾向于思考这类宏观的宇宙演化思想。麻姑之说，得到了唐代颜真卿的肯定，将它与高山上发现螺蚌之类古生物化石联系起来说明海陆的变迁。这一思想被后来的沈括和朱熹继承。朱熹进一步把海陆变迁作为整个宇宙演化的一部分以推测大地的演化过程和地面构造的成困。朱熹的这个发现，科技史专家梅森认为是“敏锐观察和精湛思辨的结合。”[22]李约瑟也给予高度的评价：“在中国的文献中，有关山岳成因论述，是极为丰富的。其中最有名的，是新儒家者朱熹。”[23]朱熹这一思想不仅给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予启发，而且被西方著作家西尔科克所领会（同[23]）。

朱熹还探讨了海水、潮汐的形成。关于海水的成因，他说：“海水未尝溢出者，庄周所谓‘沃焦土’是也。”（[1]，卷2）说明他这个思想的渊源之一仍然是《庄子》。葛洪也著有《潮说》。

2.2生命科学及医学

朱熹在生命科学和医药方面有广博的知识。他读过《黄帝内经》（[1]，卷138）、《本草》([2],p.5161)、《难经》、《脉经》[24]、《茶经》等书。

关于生命的起源，朱熹受《庄子》的影响，主张是从种子生化出来的。“生物之初，阴阳之精，自凝成雨。盖是气化而生，如虱子，自然爆出来。既有此两个，一牝一牡，后来却以种子渐渐生去，便是形化，万物皆然。”（同[14]）这里强调了万物的生化没有造物主在起作用。至于人的起源，当有人问：“第一个人是如何产生的？”朱熹以阴阳五行之气来解释，回答说：“以气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释家谓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者甚多，如虱然。”（同[14]）这里朱熹认为其“化生”之说来源于佛教也不错，佛教中确实把生物分为卵生、胎生、化生、湿生四类，但这里的气化学说则是道家的。

朱熹对药性有一定的认识，说：“大黄不可为附子，附子不可为大黄”（[1]，卷4），因为二者药性寒热不同。他也熟谙医理，说：“人病伤寒，在上则吐，在下则泻，如此方得病除”[25]。朱熹著有《伤寒补亡论跋》。他从养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夜饭减一口，活得九十九”被后世医家作为缄言收录[26]。关于传染病，朱熹说道：“染与不染，系乎人心之邪正，气体之虚实，不可一概而论也。”[27]传染病的传染，现代科学认为是细菌感染的结果，与人心的邪正与否无关，取决于“气体之虚实”。当然，从朱熹的思想来看，他所谓的人心的邪正本来就与气紧密相关，并涉及到人的精神状态的好坏，所以从心理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也不能完全否定朱熹的说法，但相对而言，气体的虚实却是主要的因素。

朱熹还从道士崔嘉彦学习过诊脉。《通雅》卷五一载有朱熹论《脉诀》，说：“古人察脉非一道，今世惟守寸关尺之法，所谓关者，多不明。俗传《脉诀》，辞最鄙浅，非叔和本书，乃能指高骨为关。”这可见于朱熹在庆元元年作的《跋郭长阳医书》[28]。方以智评论说：“《脉诀》至朱子始议之，李时珍编而论之……”。

3.2气象科学

朱熹注意到了雪花的六角形晶体和透明石膏的六角形晶体的共同点：“雪花所以必出六者，盖只是霰下被猛风拍开，故成六出，……太阴玄精石亦六棱，盖天地自然之数。”[29]这个认识比西方天文学家开普勒对雪花六角形的发现要早四五百年。李约瑟认为，朱熹的这个发现是“非凡的认识”[30]。“太阴玄精石”的得名，应该与道教炼丹有关。

朱熹在继承张载得自于道家、道教的思想基础上，阐述了风、雨、霜、雪、露、虹等自然现象的成因。有人问：“高山无霜露，其理如何？”朱熹的回答是：“上面气渐清，风渐紧，虽微有雾气，都吹散了，所以不结。若雪，则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处雪先结也。道家有高处有万里刚风之说，便是那里气清紧。低处则气浊，故缓故。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里气又紧故也。《离骚》有九天之说，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据某观之，只是九重。盖天运行有许多重数（以手画圆晕，自内绕出至外，其数九），里面重数较软，至外面则渐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壳相似，那里转得又愈紧矣。”（[1]，卷1）朱熹这个回答，既继承了道家、道教思想，又有自己的创新之处。从他的回答可以看出，对这类现象他是细密地观察过的。他是在认真观察的基础上，对前人的思想进行分析思考而得出结论的[31]。此外，朱熹在历法方面也有论述。但这也是道教所关心的问题。

三、朱熹有机自然观对西方和中国科学技术的影响

关于道家、道教与朱熹的科学思想的关系，李约瑟认为，道家、道教的思想是一种有机自然主义的思想。在他看来，朱熹的思想是来源于庄子，与道家、道教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理学根本上确实是有机主义哲学。”[32]确实，朱熹的科学思想，主要是宇宙演化、宇结构、天文、气象、中医药这些领域。这些领域恰恰是道教为了炼丹（含外丹和内丹）、强身健体而特别关心的领域。如同水利、印染、农业等领域是道教很少、甚至不关心一样，朱熹对这些能直接发展经济的领域也基本上没有去关心。

朱熹的自然科学思想，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评价。他说：“从科学史的观点来看，或许可以说，他（指朱熹）的成就要比托马斯·阿奎那大得多。”([32],p.506)在朱熹生活的同一时期，西方社会仍处于暗无天日的中世纪教会统治时期。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年）是基督教神学家，至多可以说他的思想中含有星点科学思想的萌芽因素，却谈不上他对科学直接作出了什么贡献。而且，他的思想成熟时间晚于朱熹近一百年。李约瑟认为，莱布尼兹确实受了朱熹哲学的影响，“这样说不会冒太大的风险。”（同[30]）他认为，当爱因斯坦到来之时，“人们会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兹——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多得多。”（同[32]）R.A.尤里达教授也是联系着道家、道教思想来评价朱熹的科学思想在历史上的贡献。他说：“现今的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的独有成果和财富，也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哥白尼和牛顿的财产——其中也有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劳。我们不能说中国本土的科学倘若独立发展下来将会演化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说，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面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的特征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探索的目标。”[33]

李约瑟只提到了朱熹对西方科学的影响，没有提及它对朱熹身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实际上，宋末之后，在朱熹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博物学被广泛地称为“格致学”。南宋末年，数学家秦九韶提出“数理一源”、“数与道非二本也”的思想，说明他受了朱熹思想的影响。此外，李治、杨辉、朱世杰等数学家也都是理学的信徒，他们在数学上之所以做出那么大的成绩，当与朱熹思想密切相关。朱熹五传弟子、著名医学家朱震亨把他的一部医学著作题名为《格致余论》并序称“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王世贞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质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34]，说明朱熹的格物思想对中医学有促进作用。李时珍自己也说，《本草纲目》“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35]可以认为，《本草纲目》是朱熹“即物”以穷“天地日月阴阳草木鸟兽之理”的理论的进一步实践和具体化。但李时珍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把阴阳五行理论引入本草学，用“比类取象”的方法把动、植诸类归属五行，完成本草理论体系的五行化。这其中起作用的仍然是从道家、道教理论中来而被朱熹集大成的阴阳五行理论。宋以后医药学家把医术看作“仁术”显然也与朱熹的思想影响有关。朱载yù＠①（1536-1611年）自动“即悟先天学”，后著有《先天图正误》，首创十二平均律。宋应星在其巨著《天工开物》中也有《论气》的序言中称赞朱熹的《四书集注》“其言却亦平实”。由此可见朱熹的思想对后世的科技活动的影响。梁启超在其1912年发表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教》中评论王阳明对朱熹的“格物致和”的驳难时说：“科学初输入中国时，前辈译为‘格致’，正是用朱子之说哩。”[36]由此看来，所谓有机论自然观对古代科学不曾起过积极的作用，甚至还是消极的，这一观点是偏颇的。不过，李约瑟在高度评价朱熹的自然科学思想的同时也指出，朱熹的有机论自然观“奇妙地预示了怀特海的‘领悟’(Prehension)和黑格尔的对立和否定，……在这里，中国人又射出了一支箭，落在后来波尔和卢瑟福的立足点附近，但却从未达到牛顿的位置。”（同[32]）李约瑟实质上是问：为什么朱熹的科学思想没有使中国的科学持续前进而产生近代科学？这个问题，笔者将在今后展开讨论。

【参考文献】

[1]《朱子语类》。

[2]《朱熹续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

[3]如读过陆羽的《茶经》，参见《朱熹集》卷79《卧龙庵记》。

[4]他读过《九章算术》，参见《朱熹续集》卷二，《答蔡季通》，第5170页。

[5]《楚词集注·天问》。

[6]《梦溪笔谈》。

[7]《补笔谈》。

[8]《抱朴子·黄白篇》。

[9]前已述及，朱熹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二程的科学技术思想是非常贫乏的。

[10]《孝经·钓命诀》与《易纬·乾凿度》雷同，只是把“浑沦”改为“太极”。

[11]《列子·天瑞》。

[12]《正蒙·参两》。

[13]《朱子全书》卷49，参见《朱子语类》卷45，第1156页。

[14]《朱子全书》卷49。

[15]《楚词集注》卷3。

[16]《宋史》卷48《天文志》。

[17]陶宏景“尝造浑天仪，高三尺许，地居中央，天转而地不动，以机动之悉与天相会，云：‘修道所需，非止史官是用。’”（《南史·陶宏景传》）

[18]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物理学》第1分册第129页。

[19]南宋王应麟《困学记闻》卷九《天道》说：“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按：葛洪释浑天亦引此三句。又曰：地，太虚之中，太气举之（皆见《晋书·天文志上》）。道书谓，风泽洞虚，金刚垂天。佛书谓，地轮依水轮，水轮依风轮，风轮依虚空，虚空无所依。风泽洞虚者，风为风轮，所为大气举之也，泽为水轮者，所谓浮天载地也。金刚垂天者，道家谓之劲风，歧伯谓之大气。葛稚川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气刚劲者是也。按：《抱朴子》：去地四千里，风力猛壮，有刚风世界。张湛解《列子·汤问》曰：太虚无穷，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虽包于地之外，而其气常行乎地之中，则风轮依虚空可见矣。”这说明朱熹的天文学思想与道家、道教确有渊源关系。

[20]关于以“水火”为地球形成的根源，十八世纪欧洲地质学界也有水成说和火成说的长期争论，这已晚于朱熹近七百年。关于“水泛”形成地，六百年后法国的布丰认为，地球初时呈现半液态，绕轴自转，形成扁球状；七百年后，法国的蒙博特在1852年提出地球冷缩说，认为地球像个苹果，冷却收缩就有皱纹，形成山脉。这与朱熹的“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的观点是一致的。

[21]《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

[22]梅森，《自然科学史》，第75-76页。

[2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264页。

[24]〔明〕李濂，《李濂医史》卷6。

[25]《朱子五经语类》卷36。

[26]如见于元代邹铉所著的《寿亲养老新书》。

[27]《宋元学案》卷48。

[28]《朱熹集》卷83。

[29]《武夷山图·序》。

[30]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第572页。

[31]参见：《朱子语类》卷2、86、99。

[3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

[33]《中国古代的物理学和自然观》，见《美国物理学杂志》43卷第2期。

[34]《本草纲目·序》。

第7篇

是经师也是人师是老师也是朋友

立法委员洪秀柱首先指出：过去，国人对于“老师”这个角色一直非常看重，例如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天地君亲师”的说法。这两句话中，将老师看作是父亲或是仅次于双亲的角色，地位崇高而重要。

随着社会的变迁，师生关系有相当大的转变。过去把老师奉为威权化身的观念逐渐解体，在“自由”、“民主”意识普遍抬头之下，学生对老师行为不满，敢公然提出抗争，这无疑是对老师的一记当头棒喝。解决校园问题的根本之道，是从现代师生关系的定位谈起。

洪委员认为，重新定位师生关系时，一方面打破了老师威权的偶像，另方面对老师角色的期许，也得随之而调整。过去，一直把教人读书及做人的老师看做是“神”。既是神，便不会犯错。可是老师毕竟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如果老师做法失当，只要愿意承认错误，仍然可龋今天的学生不再像过去只愿做个听众，不敢表达。因此，尊重学生自由意志，成为现代老师必须接受的新观念。当然，尊重学生并不表示老师得一味顺从学生意见而放弃管教责任。今天学生的特质已是：活泼有余，自我控制能力不足；抱负水准提高，受挫能力、忍耐力、包容力、勤奋精神均降低。根据一项统计，台湾9--13岁学生的科技、数学能力名列世界前13名，而道德判断力却瞠乎其后，面对此种辅导学生性质的转变，老师的管教更显重要。

管教学生是老师的责任。老师与学生应建立亦师亦友的观念，不妨多关心他们，多用他们的语言与之交谈，尽量使学生愿意与老师亲近。去除他们对老师威权的防线后，学生便很愿意向老师倾吐心底的话。

老师除了改变观念之外，还应接受再教育，做老师的不要以为教书就可以不必读书了，现在孩子接受四面八方资讯管道多，老师亦非唯一的资讯来源，唯有老师不断学习，跟着知识的发展脚步而自我成长，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才能立于不坠之地。

另外，强化老师的辅导观念与技巧亦属迫切。如果教学方式、教材内容能随时更新，适合学生的需求，则教育效果当会更好。

在增进师生互动方面，校方应主动设立一个具公信力、公正、客观的申诉管道，使学生得以表达意见，宣泄不满情绪，或许可以降低师生关系紧张的程度。

归究起来，校园问题的发生，家庭、学校与社会三方面皆有责任。根据青辅会出版的青少年白皮书所作的统计，近6年青少年问题的产生，以家庭因素居首，约占40％，社会因素居次，占20％--24％，包括交友不慎或社会环境不良等情形。

再其次是心理因素只占5％--9％，可见家庭教育责任之重大。

社会方面造成的青少年问题颇值得深究的是大众媒体所塑造的暴力现象，常使是非不明、价值观念混淆的青少年不自觉地受到潜移默化。

家庭教育不健全，社会环境不良，光靠学校如何能教育出健康的下一代。教育下一代不只是学校的责任，出现有问题的学生，也不仅仅是学校的错、家庭、社会都难辞其咎，当然学生本人也该检讨。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是个经师，更是个人师。任凭社会变迁，应该还是不能摇撼传统老师的角色。如果未来的校园像一个超级市场，老师是售货员，资料与课本是产品，学生是顾客，买方视需要而定，向卖方买取国文、英文、数学等产品，学成后，银货两讫，互不亏欠。如果校园这样的商品化，非但不具人性，而且悲哀。

师大附中校长苏清守表示：师生冲突一事，古今中外皆然，并不能因为特殊案例，而使老师找到放弃职责的借口。一般而言，老师具有训导、教育、辅导的义务。师生发生冲突，应找到原因，寻求解决之道，决不能放弃自己应尽的职责与义务。

之所以发生校园案例，大半是不明事理的学生、家长碰上不称职的老师造成的。如果有好学生、好象长、好老师，岂能有不正常的校园文化。不要一有问题发生，就拼命揭人隐私。只看到校园的阴暗面，对于那些发挥人性光明面的感人事迹，既不闻问，也不鼓励。要知道老师也需要家长及社会的肯定与鼓励，这样老师才会愈教愈起劲。

就文化观点来看，东西方文化有所不同。东方文化是仁道的思想，强调人情、伦理；西方文化较为理性，强调科学、民主。近来欧风东渐，许多人想放弃自己的伦理、道德、却又无法尽取西方文化理智之精髓，社会的价值观将随之而混淆。

太过强调西式“速食文化”的结果是：学校、家长都渴求教育的成果，特别是以升学率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指标。须知辅导、教学、训导无法速成，要靠长期耕耘，才能见效。

就伦理方面来看，现在的社会是“父不父，子不子”，伦理已趋破产。虽不敢说有家庭问题的孩子，必然产生不良行为，但却可归纳出：有不良行为的孩子，必然源于有问题的家庭。例如夫妻感情失和、分居、意识不同、管教不一致的家庭，孩子缺乏父母之爱，行为必然乖戾，问题便显现于学校。

人口政策也与学生行为有关系。现在“两个正好，一个不少”的时代政策下的宠儿，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由早期的“重量”转变成“重质”；由于子女数少，家长格外宠爱。过分宠爱、溺爱的结果，就宠坏了小孩。其实，小孩犯错，就应该管教、纠正，不应该因为生得少，就把他当宝贝而宠坏了他。

家庭是孩子最早社会化的机构，孩子的行为，最早是向父母学习而来。如果父母亲的管教强调自我管理、自治，孩子也会懂得洁身自爱，自我约束；而如果父母放任小孩的行为，小孩便会目中无人，无法无天。在家里如此，在校亦然。

现代家长得从自身做起，身教更重于言教。

社会化的每一个过程，的确影响到学生的行为表现，因此，有怎样的社会，也就有怎样的学校；有怎样的文化，也就有怎样的次级文化。我们的社会，尤其媒体及商业活动，处处充满了不良示范，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缺乏是非判断力的学生而言，容易受到蛊惑；而新来文化与原来学得的文化未必相容，导致角色混淆，价值观益加模糊。对于这样的次文化，老师更不能放弃辅导的责任。

学校教育讲求五育并重，各校落实此一理念的情况不一，为使学生五育均衡发展，校方应重视个别差异，因材施教，鼓励每位学生视性向而定，发展自我才能。不论德育、体育、群育、美育都与智育一样重要。只要在任何一项领域里，有杰出的表现，都值得鼓励、如此一来，学生各有其才，各展所长，便能减少校园问题之发生。

增进师生互动，固然是减少师生冲突之道，但是师生间的关系仍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系，并非平行关系。教育本来就是一种具有价值判断的活动，老师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引导学生改过迁善。不过师生之道，仍有其分际，不能全然打破。

欲解决校园问题，学校应建立一套由资深老师、辅导人员、训导人员所组成的网络，适时共商合宜的解决办法，以求化问题于无形；此外，校外的资源及家长会的功能，也应多加发挥，可使校园冲突降至最低点。

全华国中寇师林孟华的教学心得是：媒体的报道，经常有失公允、客观。只要老师对学生的管教稍加严格，即大加挞伐。相反，对于受学生恶言恶行相待的老师，媒体却不讨论学生的做法有无可议之处，反以双重标准只追究是否老师管理过当，否则怎会招致学生如此对待？她期待具社会责任观的媒体，能够多站在老师的立场也为他们说说话。

林孟华说：“老师兼导师的苦，没人知！老师每天7点半进教室，陪学生早读、整理教室，8点钟开始上第一堂课。到了中午得陪学生午修，自12点40分起至1点10分，下午4点30分放学，又得陪学生搞卫生，一天要忙上9个钟头，已逾越了劳基法每日工时的规定了！”

以1：40的师生比例而言，老师的工作责任真是太重了。国中生是人格最具有可塑性的时期，也最容易情绪激动。每位学生都是一个“风暴”。40位学生轮流来个周期性风暴，那做老师的简直要疲于奔命。

在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下，出现了一群有别干传统思维、行为的“新新人类”。

他们特异的穿着打扮与崇拜明星偶像的心态，转移了他们对课业的注意力。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新新人类对物不珍惜，对人不关怀的冷漠感，使老师教起书来不但难上加难，而且毫无成就感。

为走向教学正常化，学校以常态分配方式编班，不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完全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教材教学生。为使资质平庸的学生都能听懂，老师教得浅显，又使得资优的学生感到不满足。若要满足他们的需求，课讲得太深，则又使资质平庸的学生跟不上进度。常态编班的结果是顾此失彼。

我们当老师的绝对愿意付出爱心、耐心，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小孩一样来教。

可是面对社会对老师常有些不平的怨言，实在令人心灰意冷；究竟什么时候大众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老师这个角色？我们也是人，同样需要关爱！

台北师范学院初等教育系杨龙立教授指出：以前和现在一样都有校园问题，只不过过去未加报道，局外人不清楚。其实，古今校园问题不同之处还在于问题的严重程度。目前师生关系的紧张程度的确令人心忧。

校园师生关系的转变，可从师范教育的方式说起。五六十年代，培植师范生的方式为军事化管理。他们逆来顺受，责任心强。当这群师范生毕业踏入校园执教后，对于校长的要求也是唯命是从。即使负担过重，还是二话不说，一肩扛了下来。不过，现在的师范生，要求自主、自律的声浪大为提高，所受教育环境及方式有别于从前。当老师后，对于校长的要求他不照单全收，而是衡外情量己力，老师对上级的关系已有所转变。

尽管老师之于校长的自主性提高，但在对下的权威上也逐渐丧失。从前自校长老师学生顺向发展，现在则是校长、老师都丧失了对学生的权威性。因此，校园不再像过去由上而下那么单纯，每一角色多少都对上有些反作用力，使得冲突时有发生，愈演愈烈。老师逐渐丧失权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生自主性的提升，另方面也是资讯多元化的结果。现在学生的资讯来源可多了。从小家长就把孩子送进才艺教室、科学教室。长期下来，某些学生在某单项学科的能力可能已超过老师，老师的权威性自然丧失。还有在外补习功课的学生，受补习班老师的影响甚深。传统的教学方法及内容已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对老师的依赖度、信赖度已大大降低。

再者，学生对知识不看重，也导致师生关系疏离。从前的学生执著于课业，认为以后的发展与所学密切相关；现在的学生则轻视课业。认为书念得好不一定有成就，而且在他们所崇拜的偶像之中，有很多不见得书读得好，因此更增加了他们不必靠读书求成功的信念。

在如何减少冲突方面，杨龙立指出：老师的观念得改变。必须认清“学生不像从前一样会言听计从”的事实。在向学生传达命令之前，请先以他的立场想想：“真的是对他好吗？”其次，以前直来直往的教学方式亦得调整。现在的教学，不要以为有传播，必会有效应。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运用说服技巧，巧妙地使学生经由认知而改变其态度，进一步改变其行为。这些说服的技巧与理论，可以经由老师再教育而得，所以老师也不能停止学习。

在学生方面，如果对老师某些做法感到不满时，可以先向老师反映，如果确有其事，他却不虚心接受，反而有些失态，学生不要立即与老师正面冲突，退让一步后，再适时向训导人员报告，在理字上站得住脚，在事件上学生已拥有较多的优势。有一位体育老师处罚女学生事件，曾被公诸报端。固然老师处置过当，但追究事件发生的原因，女学生也难辞其咎，因为在事发之际，她并未退让，也恶言恶行以待。所以在整个事件上，她虽是受害者，却不全然是个赢家。

要重建校园伦理，师生双方必须定出合情合理的规范，双方在游戏规则的制约下互动，只要彼此不逾矩，师生冲突的事件，即能化弭于无形。

重建校园伦理，不单是学校的责任，追本溯源得从家庭做起。在家庭中，家长对于小孩不能大放松，也不能大严苛。要让他们养成自津的习惯，看似自由，其实又有规范，这样的管教技巧，父母有必要学会。

学校则要主动教导学生如何判断是非，并循正常管道反映自己的意见。至于那些不配当老师的人，主管机关及学校应该把他清除出去，以保持校园的安定与健康。

天真可爱，在他们的眼中老师是个神；师生之间除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外，国小学童与老师更有“亦亲”的关系。平常，老师像是孩童们的家长一般，无微不至地守护着他们。

对于近来时有所闻的校园事件，毛颖芝的看法是，个案不足以推断所有的校园皆如此，就像父母虐待孩子的事情也频频发生，但是否就可推断天下父母都会虐待孩子呢？事实上，大部分老师仍是敬业乐群，认真负责的。只是新闻报道多持“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原则，致使外界对优良教师的事迹一无所知！

随着都市化的发展，校园的班级数目增多，学生人数增长快速。因此，学生呈现一种“匿名性”的倾向。心想除了班主任、授课老师外，大部分老师及训练人员都喊不出他的名字。任何不适当的行为，反正也不容易引起老师的注意。于是校规形同虚设，管教学生益加困难。

教小孩并不困难，得降低自己的心理年龄与小孩谈话。大人们不能用自己经验内的事物和他们谈，这样便无法交流，另一方面，爱心、耐心仍是教育孩童的不二法门。该童的智慧是逐渐增长的，并非一蹴可就。大人千万不可过于急躁。

事缓则圆，等他的年龄到了，开了窍了，自然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教导小孩时，遇事如何能疏通自己的情绪也颇为重要。在学得这些方法后，便能在不伤害人的情况下宣泄情绪，也能减少与人发生冲突的机会。

专业作家温小平指出：父母亲的价值观有别子小孩，对于一些牵涉孩童事物的问题，常会以主观想法做价值判断。就拿交友这件事来说，父母亲多半会要求小孩与好孩子一起，不要与坏孩子做朋友。但什么是好孩子，什么又是坏孩子？

一般而言，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成绩好，最好还是模范生。基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他们便希望小孩与这类自己认为是“好孩子”的人做朋友。不过换个角度来说，小孩则不认为成绩好、有钱有地位家庭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因此做父母亲的也得设身处地用小孩的想法来看事情，不要只重成绩，不重操守。

如何增进师生互动，家长也有责任。例如联络簿扮演师生沟通桥梁的重要角色，许多家长往往只是签名了事，从不利用它与老师作进一步沟通；甚至有的让小孩自己拿了图章盖，从不过问小孩学校的事。而家长会，顾名思义应该是由父母亲共同参与的盛会。教育不单是妇女的责任，男女共同参与，可以帮助老师与学生的互动。

另外，家长应该安排固定时间与小孩聊天，主动谈他的学校、他的老师、同学，不要以为把他放到才艺班就是对小孩好，父母亲若能经常和小孩谈心，可以掌握到小孩成长的脉动及分享他成长的喜悦，不会和他成长的经验脱节。等到小孩长大，才赫然发现他怎么改变那么多，甚至变得有点陌生了。

小孩也有双重性格的特征，如果为人父母不主动了解小孩在家与在校的行为，将只能了解在家里的表现。有些小孩在家懒散，可是在学校却热心公益。做父母的如果不主动向老师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现，也不与他谈心，便以为小孩不乖，经常给予苛责，小孩的心里将难以平衡。原来父母对他的行为只有批评，得不到赞美，因此在家不愿做家事，说不定连带影响他在学校服务的意愿。

小孩非常希望他人的认同及肯定，父母亲或老师如果经常只给他批评，而不给他赞美，小孩的情绪便大受影响。根据许多学生的反映，毕业后还会怀念的老师，通常都是能够以他们的心态和学生相处的老师，可见了解小孩的需求非常重要。

小孩最天真无邪，内心世界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幻想，可以通过演讲、作文、绘画、周记等多种渠道表达出来。学校愿主动为学生设计一些比赛活动、观摩活动，让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得以尽情发挥，借以培养出孩童的自信心。

目前各校的辅导人员极为缺乏，每15班才配备一位辅导人员。如果能在现有导师制度之外，每班再加一位辅导老师专门管理学生的生活，由于没有分数压力，师生关系或许更为融洽。

大众传播媒体具有议题设定的效果，荧屏或语言所塑造出来的形象经常构成青少年的价值观。在媒体一片崇尚金钱主义、崇拜偶像声浪的影响下，青少年的次文化也以此为核心。倘若媒体能因拥有如此巨大影响力而激浊扬清，隐恶扬善，则功利主义的青少年次文化便可改变，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必须双管齐下，教育才能产生效用。

教育部训育委员会第三组主任郑崇趁表示：校园出现问题，事实上必须由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共同负责。因为学校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自成一个体系，家庭则是构成社会的最基础单元，与学校具有密切的联结关系。

据研究，青少年犯罪率与成长率均较成人为低，显示青少年问题不如成人问题严重，更何况青少年的犯罪倾向，也多半是向成人学习而来，因此把青少年问题一味归给学校颇不公平。

为改善校园问题，教育部已制定辅导工作7年计划，自1991年7月开始实施，至1997年6月截止，活动重点分短期、长期两大项。就短期而言，系针对中小学老师开办辅导进修课程。课程分三种：（一）基础辅导知能的研习，提供辅导课程的训练，使具有初步辅导观念、辅导态度；（二）在师范学院开设辅导学分班，鼓励更多老师修辅导学分；（三）举办主题辅导工作坊研习会，把一些老师们耳熟能详的辅导理论，借由工作坊研习，实地应用出来。

就长期而言，有三项努力重点：

一、建立辅导网络。解决青少年问题，光靠老师力量并不够，若能结合学校辅导人员、社区服务社会工作人员、综合医院心理治疗人员、心理卫生单位心理卫生人员、热心辅导的社会义工组成一个网络，利用电话语音系统或服务手册分发的方式，提供各级学校、学生利用。

二、加强办理生涯辅导。学校辅导学生的层面包括心理、学习、生活、生涯四个层面。前三项属补救性工作，只有生涯辅导是预防性的工作。由于教育本意在于“预防甚于治疗”，生涯辅导遂成为辅导工作的主流。

第8篇

所谓“生活作文”就是“通过以生活世界为对象的写作（文章表达活动），在培养语言能力的同时，通过以作品的内容为中心的讨论，使学生形成主体性的人格。

从上述定义上看，“生活作文”的目标在于将学生培养为语言活动的主体的同时，培养学生的人格主体。

本文阐述“生活作文”的各个时期的创导者的主要思想、主张，并在此基础上就我国作文教学改造的问题作一思考。

一、芦田惠之助的“随意选题”说

处于大正自由教育时期的芦田惠之助对明治维新以来浮于表面的近代化十分不满，他认为明治维新以来一味模仿，而无内省之余。初等教育亦是如此，全无深思教育之结果之暇。教育之目的、方针只重舶来之论说，而不考虑眼前的儿童如何。芦田是以回归东洋的传统思想（佛教）来寻求克服这种自我丧失之危机的方法的。以传统的思想方法，从内部精神来寻求人的形成的逻辑。芦田从坐禅中悟得自身以往只读他人之书、听他人之言，而未及从自身体验中把握确实之物的境界，悟得人之个性的发挥是人之生命的根本。芦田的此种以传统的方法获得近代的意识（自我确立）的形态是日本特有的东洋化的方式。

芦田将上述的人的形成，自我确立的思想贯彻于教育，他认为教学“如果在确立主动的学习态度上无效，那么任何教授都是无意义的，”“阅读之方法即是读自己，写作之方法即是写自己，听话之方法即是听自己，讲话之方法即是讲自己。”教师指导之第一意义是培养要写之愿望，其它的指导皆是此后之事。针对学生所学的内容在短期内就遗忘、“磨灭”之议论，芦田认为这是一种“剥落”，而并非“磨灭”，即学习者以往就没有用心学习，他所得到的只是表面之物。将所见、所闻、所行之事，真实地写下来，自然而然会产生某种思想，这样的写就不会是件苦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芦田针对课题方式，提出了“随意选题”的作文教学思想。“随意选题”之目的是要将作文从形式训练中解放出来，作文的过程就是塑造自我的过程。芦田认为作文的题材应在儿童日常生活中寻找，应是确有实际感受之体验。太阳东升西落、四季春夏秋冬、万物春发秋实、人的起卧衣食，皆为文章。而其评价标准是以自我满足为唯一标准。

对“随意选题”的一些论说，人们很自然地批判芦田之说是否定教学的系统性，是自然主义。但芦田则明言“没有指导的作文如放置不管的植物，会生长，但不会结硕果。”并未与自然主义同调。

芦田分两个观点具体化了作文指导过程。第一，即前述的培养要写之愿望。芦田在这里提出了学生的主体性之课题，并加以充分的强调。第二，“给予儿童的生活作文以意义”。这其中包含着阅读作为范文的文章，概括写作之法，给学生淡写文章之体验、推敲文章之经验，回顾写文章以来的变化，批改、评价作文等。但芦田认为这只是些细节。

芦田以“随意选题写作课上我之方法”为题，将其方法整理为(1)让学生说10个自己的题目、(2)记述、(3)处理的三段法。

(1)是让10名学生说一下想写的题目，芦田特别指出不要在教学上有任何预备、提示、反应。如果需要什么，就是老师的微笑。芦田在此排斥了以往的出题。课桌间巡视指导、以及所谓“为表达的生活指导”、“写之前之生活指导”等种种方法。

在(3)的“处理”中，教师指导（前述的第2点）将走上前台。这里芦田将其细分为以下几点。

①总评。教师在通读完学生作文后谈感想。包括作文的优劣、成绩情况、特别优秀的地方，既有表扬、又有告诫。

②朗读。朗读数篇优秀的、有新意的、有个别特点的作文。提示其它学生修改的方向。

③抄写。

④细评。指出文章的优缺点，订正、欣赏，以此提高学生欣赏、评价、推敲文章之能力。

⑤订正。

芦田在教学中发现了学生作文过程中的几个发展阶段。在小学1～3年级阶段只是将所见所闻所行记下来，而无任何修饰手法；到小学4年级，在记述见闻、行为中开始带上自己的感想，开始有把握事物中心点的意识。同时开始运用超越具体事物的概念。至小学5、6年级，开始将自己的信念、看法记于事实之中，在记述时，开始选择符合自己理想的事、物、行为来写了。有了这样的理想的天地，就会对社会的事物进行批评、议论。在小学教育结束时，对各种类型的文章都有了一定认识。在这里2、3年级同5、6年级同是写见闻事物，粗看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以事为主，而后者是以人为主的。

在处理题材上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开始只是平铺直述地记述事实，逐渐地在记述中发现中心点，感想也鲜明起来。为了使叙述完整，开始思考文章的结构。最后形成了定题、构思、适当地进行材料的取舍选择而记述的一般作文方法。在这当中，教师应发现学生思维的变化，处理内容上的进步，给学生作提示，以使学生能体会到自身的变化，内省今后作文的方法。

在表达方法上会有各种变化。同样的题材或是用单纯的叙述方式、或是对话的形式、或是在叙述中插入对话、或是用拟人化的方式。这种表达上的变化多半是受到课文以及杂志文章的暗示而产生的。教师也应根据学生的作文，提示他们自身的变化，以使他们开始在描写、修饰上下功夫。

芦田的这些关于指导方法、发展阶段的论说基本上接受了以往国语教学中的方法论，但他的出发点始终是学生的自身变化，而不是通过外加的传授使学生接受。即这里贯穿着芦田的“随意选题”的基本思想。

二、小砂丘忠义的“生活作文”思想

作为本世纪30年代出版发行的杂志《作文生活》的主要编者的小砂丘忠义在“生活作文”的理论化上作出了贡献。

小砂丘把“生活作文”的思想推广至各个学科，以生活作文的思想来构筑他的有关人的形成的整个教育的思想。

小砂丘在他的《我之作文生活》中说：“作文之法不应仅是在学校里，仅是在作文课上进行。我认为作文之法首先是作为生活的个人对个体的自觉，这样修身、地理、历史、理科等所有学科都是通往作文之法之路程。”

“将人生看作为作文之法是我作为教师的出发点。各人的作文之法就是他的修身、他的历史。换言之就是自己的‘个’之发现。”

小砂丘将“写”看作为自我发现之手段、自我存在之确认、自我教育之方法。小砂丘通过自己整个生涯来实践他的以写的方法来贯穿的整个教育思想。

小砂丘将“生活作文”同人性的基本特征联系起来，思考“生活作文”的意义。这样的特征是通过教育而发展起来的普遍的人的性格：真实性、积极性。

生活作文的指导中的提示有：“写真实的事”、“用自己的话写”“原原本本地写”、“主动地写”等。这里的真实一方面是写作者内在的真实，即其看法、想法、感情、行动的真实；一方面是外在的真实，即自然、人、社会、文化中所含的意义、价值、美、规律性等。生活作文要求这两个侧面的真实的统一。

小砂丘说道：“城市有城市的真实、女人有女人的真实、孩子有孩子的真实、小偷也有三分真实。我期望的就是这种真实的表达，而表达的形式则是第二位的。”“讨厌就写讨厌、愤怒就写愤怒、喜欢就写喜欢，把所想的裸地表现出来，这样作者对所写的就抱有充分的理由和责任。”“写的题材、表达应是完全自由的。不是要等到要你写才写，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才写。学生不是被逼着写，而是（自由地）自己想写，就能写出很好的作文来。”

小砂丘通过真实性的思想，将生活作文不仅仅停留在修辞学、文学情操这些具体教育领域，而推广至人的形成的整个教育。通过自己的眼、耳、手、心来反映的客观事物过程也是发现自我的过程。小砂丘的两种真实的统一过程的思想将人的形成中的辩证法带到了作文教学中。

所谓“积极性”就是人对对象物的作用，并且执着地追求一贯性。“既使跌到了也不停止的积极性是我们唯一的生活武器。这种积极性同执着相结合才能产生威力。”（小砂丘语）

小砂丘认为评价作文的标准有各种各样。“纯情与否、有无科学性、有无社会性、有无诗意；或是现实的文章、浪漫的文章、都市的文章、农村的文章；或是有内容而缺乏表达，有表达而缺乏内容等等。”但其最重要的标准是有无积极性。这一看法是针对明治以来实行的学校教育的现状提出的。小砂丘认定生活作文的基本标准是积极、能动地写，还是被动地写。要在儿童身上培养这种积极性，执着，培养不屈不挠的坚强的儿童。积极性和执着是人的生活的原动力。而这种培养的起点就是有意识的语言活动——生活作文。

小砂丘本人是在严峻的自然和社会现实中成长起来的，他的教师生涯也是在偏离城市的，被资本主义发展冷落的农、山村地区度过的，这使得他的思想充满着克服困难、追求生活的内在动力感。在这种切实的生活感受中，他把握了儿童成长的真谛、教育的真谛——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培养。

站在民间，在野的立场上，小砂丘以他的教育思想对当时的明治以来的学校教育进行了批判，他看到明治以来的学校教育中，越到高年级、越是优秀学生就越是模仿成人。成绩好就是模仿得好，就是记忆得好。这是因为成人的“感化”太多了。他指出这是“邪道”。他认为应建立这样评价：喜欢自己的人就是优等生。

他的这些批判对于现代学校教育来说也是切中时弊的。现代学校教育中存在着在每一个学科中具体地落实培养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的教育。这其中“生活作文”的思想和方法是一笔很好的遗产。

三、生活调查作文的思想和方法

第9篇

一、重视激发动机，调动主体积极性

学习动机是影响学生语文学习的重要心理因素。叶克斯－－多德森（YerkersDodson）律向人们揭示了，在一定范围内，动机增强，学习效率也随之增加，动机过弱不能激起学习的积极性。目前，相当一部分中学生不大重视语文学习，认为字会识，书会读，少上几课没关系。有的学习只为应付升学考试而学。在经商潮的影响下，他们认为当作家那是愚人的事，当语文教师那是实现不了自身价值的事，搞文献研究那是老学者的事。学习动机不强是影响当前中学生语文学习的效果的重要原因。我们应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来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动机，以推动中学语文教学。从学习的效果来看，培养和激发学习动机是提高语文学习效果的手段，但从长远的教育目标来看，由于稳定的动机特征是构成个人的人格特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良好的学习动机的形成又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

基于这种认识，我曾组织学生开展《学习获得知识的主要渠道是课堂还是社会实践》的辩论。辩论中正反双方各执一辞，据理力争。一些学生持之有据，可就是辞不达意，结结巴巴。甚至有个别学生表达不出，只得旁观，心急如火。会后大家深感语言能力确实是参加社会活动的第一重要的能力。我抓住机遇，深入引导，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当代社会的信息越来越密集，人际交往越来越广泛，只有较好地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具备较高的语言素质，才有可能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完善自己，发展自己，为国家、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在语文教学中，模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实践活动，它让学生在扮演某一角色中体验深刻的道理，模拟不仅能增强语文学习的兴趣与内在动机，而且还增进了情感学习，比之抽象空洞的说教，更适合当代中学生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独立批判性大为增强的现实。为了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动机，我在教《一面》时，抓住作者对鲁迅外貌由远及近的三次描写，讲述人物肖像描写的作用及方法，并迅即引导学生训练，要他们写身边熟悉的人物，可以粗线条勾勒，也可以特写细描。大家积极动脑，写得各有特色，有的寥寥几笔勾出《雨中师生情》、《克尽职守的老门卫》，也有的细细写出《漫不经心的营业员》，《令人捧腹的小调皮》等。紧接着，我又把较为成功的习作作为第二范文讲评，作者们听到老师介绍自己的“成功之作”，心里甜滋滋的，既消除了范文不可攀的神秘心理，又鼓动起大家学习语文的欲望和热情。许多教师都有这样的体会，让学生及时仿作，及时了解自己学习的结果，会产生相当大的激励作用。因为学生及时知道自己学习的成效，在实践中应用知识的成效，可以激起进一步学好的愿望。同时，通过反馈作用又可以及时看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及时改正，激发起学好语文的上进心。正确的评价，适当的表扬，对学生学习语文的活动进行肯定的强化，能巩固和发展正确的学习动机，促使学生树立起学好语文的信心和勇气。

二、强调自主意识，克服依赖性

自主性是指人们凡事力求自己思考，自己判断，并自己寻求解决的行为方式。语文学习效率不高的另一原因是学生自主精神欠缺，没有形成“人自为学”的生动局面。教什么，就学什么，布置什么作业，就完成什么作业，不懂得自己应是学习的主体。布鲁纳认为：教学是教师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除了尽可能使学生学到科学知识以外，“还应当尽可能使学生成为自主而自动的思想家”。诱导学生发扬自主精神，从课内到课外，从校内到校外，从教本到多媒体影视文化学习语文，正是我们语文教师的一项重要工作。

首先要适时鼓励，定向诱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例如笔者在汉字规范化教学中，针对社会上错别字多、繁体字滥的现象，要求学生留心观察，认真收集，加以订正。学生积极性很高，学生主动参与的结果比教者单方面讲解罗列好得多。教说明文时，为了让学生学习说明书的写法，我要学生各自找一份新产品说明书，然后交流，归纳写法，在此基础上再练习写作，效果颇佳。同样，教学通讯，我就组织采访；教学新闻，就让学生先看电视，读报纸，听广播。久而久之，学生“自主而自动”的意识就增强了，“要自学，靠自己学”的风气开始形成。

其次，要授之以“法”，学生的自主精神才能持久。强调自主，并非否定教师的引导，尤其在学生“自主而自动”，遇到困难或挫折时，适时授之以法就显得更为重要。如能通过教者的“导”，让学生不断“悟”出学习语文的方法，那么学生的“主体”作用就会发挥得更好，也就会少走弯路，自学的效率也就更高。我在实践中，注意引导学生不断探寻学习语文的方法，曾先后和学生一起归纳出“预习法”、“不同文体分析法”、“课堂笔记法”、“复习法”，“作文素材积累法”等多种方法。实践证明，指导学生探寻科学的方法，能大大增强他们自主学好语文的信心。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让学生自己去发现种种法则”。我特别重视推广学生中好的学习方法，学生对“土生土长”的方法，倍感亲切，用起来也得心应手。我还适时组织交流，促使他们成为学习中的“胜利者”，学习的主人。学习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学会“自得”的本领，那么学生的依赖性就能真正得到克服，他们就会逐步迈入语文学习的“自由王国”。

三、启发生疑，引导积极思维

古人云：“学起于思，思起于疑。”“生疑”、“质疑”、“释疑”就是积极思维的过程。在语文教学中，教者要积极启发学生生疑，引导他们思维，培养学生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素质。

笔者在应用文《电报》的教学中，为了讲清电文的基本要求，向学生介绍了一个因电文歧义引起的案例：河南某公司向广州某公司订购一批货，要求春节前运达河南，后因货物未能及时运到，而销售旺季已过，造成货物严重积压。于是河南一方即想退货，打电报征求广州方面的意见，广州方面立即回电：“不要退货”。河南方面接到电报后很满意，迅速将货退回广州，而广州一方拒绝接收退货，引起了一场官司。结果广州一方败诉。案例介绍完，学生产生疑问：广州因何败诉？教者立即启发质疑：法院判广州败诉是不公正的：人家不是明明电告“不要退货”嘛？同学们纷纷参加争论。经争论不难看出：按电文不加标点的要求，河南一方的理解“不要退货”是正确的，广州当然败诉。如广州回电为“不能退货”就不会出现歧义了。经过争辩，大家意见趋于一致，且对电文不加标点这一基本要求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我又提出两个问题（1）广州方面败诉，是仅仅因为电文拟得不当吗？（2）河南方面退货的原因也仅仅是因为利用电文的歧义吗？要大家深入进行分析思考。当时同学们的思维更活跃了。有同学说：“购物肯定有合同，广州一方货未及时到，造成货物严重积压，责任本来就该由广州一方承担，这才是广州败诉的根本原因。”也有同学说：“经商也要机智，河南一方就是利用了电文的歧义，进一步赢得了主动权。”质疑讨论把学生从课堂引入“商界”，教者由课本知识的传授到实践知识的介绍，使学生不仅懂得了应用文语言准确明白等基本要求，还懂得了商业经济合同上条款“一字千金”，要运用知识和智慧来维护自身利益。如此启发生疑，帮助学生释疑，有起有伏，就使学生的思维一直处于积极状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四、鼓励求异，培养创造性

学习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学习的目的。我们教学的对象是跨世纪的一代新人，他们有责任感，有上进心。教学中我们要倍加爱护，积极引导，尤其要发扬他们的创新精神。为此，我鼓励他们探索，发展学生的求异性思维。

笔者在教小说《项链》，分析主人公路瓦栽夫人性格特点时，学生都不难归纳出主人公爱慕虚荣，追求享受等等，可是有位同学却举手补充说：“小说的第四部分写道：‘路瓦栽夫人懂得穷人的艰难生活了，她一下子显出了英雄气概，毅然决然打定了主意，她要偿还这笔可怕的债务，她就设法偿还。她辞退了女仆，迁移了住所，租赁了一个小阁楼住下。’这段文字反映了主人公能面对现实，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我不仅肯定其读书认真，善于思考，并且表扬他勇于发表独到见解的创新精神，号召大家向他学习。试想如果根据参考资料提供的答案，去否定该生新的独特的见解，那么，学生的自尊心就会受挫，刚点燃的创造性思维的火花就会在瞬间熄灭。

第10篇

实践说明，大部分的学生对数学家的事迹是非常感兴趣的，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向学生介绍一些著名数学家的感人事迹。比如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不但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美国的生活也享有丰厚的待遇，但是他始终想念着自己的祖国，经过重重困难终于回到祖国。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二弹一星”，提高我国的国防能力，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在国外的数学家中，著名数学家欧拉从19岁就开始，他依靠顽强的毅力和孜孜不倦的精神，使他在双目失明以后，也没有停止对数学的研究，在失明后的17年间，他还口述了几本书和400篇左右的论文。教师通过这些数学家感人事迹的介绍，可以培养学生努力攀登，勇于探索，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献身精神。将最近几年中国中学生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取得的一些成绩向学生介绍，激励同学们奋力拼搏的精神，树立学好数学、为国争光的思想。

二、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学生进行教育

在数学中到处充满着辩证的方法和思维，中学数学的教学大纲指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阐明教学的内容，这样学生既有利于学习基础知识，学生又有利于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数学的教学中可用以下几点来渗透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1．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认识水平也是在不断提高的。数的扩充、代数与几何的结合，某些定理、推论的推广，发展的观点由此得到体现。

2．物质的根本属性是运动。在数学当中，面可以看成点线运动的轨迹，旋转体也是平面图形运动的结果，直线是向两边无限延伸的，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强调这些，使同学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到辩证法中运动的观点。

3．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正数与负数、有理数与无理数、实数与虚数等，这些不同的概念是对立的，同时又是统一的。加与减的转化，乘与除的统一，乘方与开方的互逆，在教学中强调这些数学规律，让学生从中接受到矛盾与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观点。

4．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渗透于教学中，数学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与实践，同时在数学教学中，也要加强对学生数学精神的培养，加强德育的渗透，让学生领悟到数学中的辩证关系，从而初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三、运用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同学们进行思想教育

第11篇

关键词：数学建模；大学数学；学习兴趣

大学数学是大学本科阶段必修的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对于非数学专业来说，大学数学主要是指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三门课程，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工程数学如复变函数、数学物理方程以及计算方法等。长期以来，大学数学的教学一直面临着内容多、负担重、枯燥泛味、学生积极性较低等问题。如今我国的高等教育已变成大众化教育，高校生源质量明显下降，大学生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以及努力程度等均在下降，这在一般的本科院校中尤为突出。这也使得大学数学的不及格率急剧上升，有的专业有些班级的不及格率高达50%，20-30%的不及格率更是普遍，补考重修的大军可谓浩浩荡荡，有的甚至毕业了还要回校补考高等数学。教师也是叫苦不迭，一次又一次出题改卷录分数，工作量一下子就增大不少。很多学生表示自己不是不想学，是没兴趣学，觉得学了又没什么用，而学习过程又是枯燥的，于是便不想学了。偶然看到一位工科学生学习数学的感言：数学像是一个无底洞，小学时老师给了我一盏煤油灯，领着我进去；中学时煤油灯换成了一盏桐油灯，老师赶着我自己摸索进去；上了大学，我怀抱着工程师、设计师的梦想，满以为可以领略到数学的用武之地，然而老师告诉我，你现在学的还是基础，要用没到时候呢；每天似音乐符的积分号充塞我的头脑，我没能谱写好美妙动听的交响曲，却渐渐变成了老油条，梦想就此也远去了。这虽然只是大学生的只言片语，但从中也能窥视到当代大学生的内心世界。他们渴望学好数学，将数学应用到专业技术中，使他们成为专业技术能手。但是大学数学的教学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使得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学习数学的兴趣，失去了动力和信心。因此，培养大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至关重要。

一、兴趣在大学数学学习中所起的作用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可以让人从平淡中发现瑰丽，从困顿中崛起。强烈的兴趣往往可以像聚焦镜一样，将人们的注意力专注于所爱好的事物，吸引人们反复揣摩、钻研和思考，像一盏指明灯引导人们寻找自己的航向。没有兴趣，就会失去动力。只有学生对数学发生浓厚的兴趣，他才会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它、钻研它并且应用它。只有这样，师生的教学活动才会轻松、愉快，并能够保证良好的教学质量。学习过程中，一旦有了兴趣，很多学生就能够发挥主动性，乐于去思考问题，喜欢提出问题，进而去探究问题的解决方法，也就有了数学思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是教学过程的主体，只有主体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教学活动才能有效地完成，教学质量才会提高。现在的大学生多是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条件较优越，个性大都特立独行，缺乏自我约束能力，一遇到挫折就会退缩，做事但凭着自己的喜好和兴趣。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执着追求，但是不感兴趣的东西，哪怕家长老师天天追着说很重要，他也不会理睬。有些学生第一学期高等数学不及格，问其原因，答曰：不感兴趣，逼着我学也没用。做思想工作的时候，甚至还有学生说：不感兴趣，老师你别管我。然后依旧我行我素，其他数学课程的学习也可想而知。任凭辅导员、任课教师以及家长苦口婆心，学生本身没有兴趣，说什么也是无用。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的激发和培养离不开教师的引导，尤其是在大学数学学习上。很多学生对大学数学的作用认识不清，觉得学来无用，何必费力去学。此外，大学数学中复杂枯燥的符号运算、繁琐的公式推导、一些概念的高度抽象性以及证明过程的严密逻辑性也令学生对大学数学望而生畏，从而影响了学习的兴趣。这也给广大的大学数学教师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及挑战，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如何让学生对大学数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使之能够主动去学，乐于去学，并能够乐在其中，这值得好好思考和探究。

二、数学建模可激发大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现今，数学建模竞赛风靡全球高校，数学建模的作用已被大家所认同，特别是对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起到重要作用。很多高校的数学教学也逐渐引入数学建模思想进行教学改革创新，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1-3]。数学建模是用数学语言来描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将实际问题抽象成为数学问题，并应用合理的数学方法进行求解，进而转化为对现实问题的求解、诠释和预测等[4，5]。在数学建模培训过程中，发现有的学生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可以抱着数学类参考书津津有味地看上大半天也不会走神。但是，对比高等数学课堂，哪怕是最认真的学生，偶尔还是会走神，不是还会有厌烦的情绪。探究其原因，无非还是一个兴趣问题。建模过程，针对一般是实际问题，学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就会有探究到底的心理，进而就有原动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而课堂学习，大多因为课时原因，教师无法在有限的时间里去详细介绍每一个知识点的实际应用背景。更确切的说很难与学生所学专业结合，给出数学概念的实际应用背景以及概念的来由，这必将导致课堂教学枯燥乏味，学生自然没有欲望去学，更不愿主动去学。在课堂教学中，如果能够充分结合数学建模的思想，将其融入课堂，给枯燥乏味的数学公式、推理过程赋予生命般的活力，特别是能够结合学生专业背景进行教学，必定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数学的兴趣，进而主动探究知识，教师也能够避免传统教学中一味注入式“概念———定理———证明———例题———作业———考试”的教学方式。学生能够从学习中寻找乐趣，获得成就感，教师也能够在教学中与学生共同成长进步。数学建模不仅仅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数学知识及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交流能力以及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建模时，学生会对实际问题感兴趣，当把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时，会有一定的成就感，而成就感会引发更浓的兴趣，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充分享受乐趣，自信心也得到加强。

三、数学建模融入教学中的改革思路

数学建模犹如一道数学知识通向实际问题的桥梁，使学生的数学知识与应用能力能够有效的结合起来。学生参与数学建模活动，感受数学的生命力和魅力，从而激发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有助于其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了将数学建模的思想融入大学数学教学，这里给出几点改革思路：

（一）大学数学课程每部分内容中安排相关的数学建模教学内容

相关的数学建模教学内容可以是案例式，也可以是实际问题，要充分考虑学生专业背景。教师课前把问题告知学生，课上通过启发和组织学生讨论，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解决问题中。例如教学利用积分求不规则物体的体积或质量时，可以在课前给出具体物件（可以根据不同专业来选择具体物件），让学生课后自己去寻找解决办法。教学时可先组织讨论学生想出解决办法，活跃课堂气氛的同时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二）数学建模教学内容引入大学数学教材

目前大部分教材基本上以概念、定理、推证、例题、习题的逻辑顺序出现，给出的应用背景多数限于物理应用，同样缺乏活力和生命力。很多学生往往在预习时，看教材的应用背景时就已经对学习这部分内容失去兴趣，有了这样的心理暗示，课堂上教师很难将其注意力吸引住。所以，大学数学的教材编写上，必须重视内容的更新和拓展，引入一些建模实例，通过实例激发学习兴趣，进而增强学生对数学重要性的认识。

（三）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分层次进行教学活动

数学基础课程一般都是大班级授课，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可能监控到每个学生的学习状态。通过数学建模活动，可以有效地考查学生的学习状态，有助于区分学生的学习层次，教师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帮助学生发掘自身潜力，培养学生学习成就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四、结束语

将数学建模思想融入大学数学教学中，给从事数学课程教学的教师带来了新的挑战。尽管面临较大的压力，但如果能够积极发挥自身作用进行改革，在教学过程中逐渐融入数学建模思想，必定会使得我们的大学数学教学工作做得更好，学生更有兴趣学习数学。

参考文献

[1]王芬，夏建业，赵梅春，等.金融类高校高等数学课程融入数学建模思想初探[J].教育教学论坛，2016（1）.

[2]吴金枚.数学建模的三大作用[J].当代教育发展学刊，2010：5-6.

[3]沈文选，欧阳新龙.简析中学数学建模的教育性质[J].ForumonCurrentEducation，2002（2）：91-92.

[4]江志超，程广涛，张静.高等数学教学中数学建模思想的渗透[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2，22（2）：47-50.

第12篇

学生数学学习过程中，关于数学的概念、法则、公式、性质、规律、注意事项等知识，均是有“形”的；而蕴涵其中的数学思想则是无“形”的。对于这些无形的数学思想，限于学生学识的水平，仅靠学生自身的课本阅读与学习很难将其挖掘出并作出正确与明确的总结。这需要教师适时的帮助。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教师对数学思想重要性的认识与感受，进而以此为基础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把数学思想的渗透纳入课时教学目的；其次，要深入研究教材，对每一教学章节、单元，甚至一个知识点，都要努力挖掘蕴涵于其中的数学思想及其渗透程度与渗透方法，以为教学的顶层设计服务，做到教学的胸有成竹。做教材与教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帮助学生获取正确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更在于帮助学生了解与理解知识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与运用，并以此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及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感悟相对应的数学思想与方法，进而实现知识的顺利迁移，解决其他类似问题。例如，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在教学“0的认识”时，是以树枝上的桃子为例的。以图片与数字的结合形成实物的桃子与抽象的数字的结合，引发学生对“形”与“数”的对应性认识，以此为基础，进而产生认知矛盾———“树枝上没有桃子时，怎么办？怎样表示？”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渗透数形结合思想的实例，对应教材中小精灵的话“一个也没有，用0表示”，自然就会使学生认识到0的应用与意义。如果教学过程中教师使学生真切认识与感受到这一对应关系，遇到新的问题解决，如冀教版教材对这一知识点的教学是“鸟窝里有几只小鸟”“这个鸟窝里一只小鸟也没有”，就会是很容易的一个问题。显然，这一教学过程，感知———表象———规律，既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又会使学生感悟到蕴含其中的数学思想，尽管他们对“数形结合”这个名词并不知晓。

二、结合课程特点，适时渗透数学思想

与数学课程的特点相适应，数学思想的渗透也需要一定的手段、方法与技巧，这就是在学生数学学习的过程中适时渗透。

1.在知识的形成过程中，如概念形成、结论推导中进行渗透。以计量单位的学习为例，如果教师在相关知识学习的过程中，根据教学实际适当展示该计量单位的引入过程及其所运用或体现的数学思想，对于学生顺利掌握该知识及培养探究品质与精神是非常有益的。以“面积与面积单位”的教学为例，在学生无法直接比较“两个长方形面积的大小”时，适时引导学生“用别的方法试一试”，进而引导学生认识到“比较两个图形面积的大小，要用统一的面积单位来测量”，从而引出与“形”直接相关的常用面积单位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和平方米。这又是数形结合思想的一个实例。

2.在问题解决过程中适时渗透。数学领域的问题解决，既涉及运用抽象、归纳、类比、演绎等逻辑思维形式，又运用直觉、灵感等非逻辑思维形式。思维形式的丰富性，实际也是数学思想的反复运用与体现的过程，借此可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建构数学模型、形成数学思想、提升思维品质等。如教学“搭配问题”，通过展示学生的搭配方案与方案比较，可使学生逐步领会到排列组合思想与逻辑推理思想的初步运用。

3.在复习与小结中提炼。教师引领学生对已学章节进行的复习，不仅是对章节内容与知识的清晰化、全面化进行再认识，更应是对蕴涵其中的数学思想的认识与提炼并深化，其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深刻认知相关知识的产生、展开、证明、运用及其实质，从宏观角度对知识进行再认识，亦便于其后学习过程中的知识迁移。例如，教学“梯形面积”单元完毕后，教师即应引导学生以此为契机回忆平行四边形及三角形面积公式的推导方法，清楚认识蕴涵其中的转化思想。

三、引导学生在数学反思中感悟与运用数学思想

第13篇

关键词科学思想元气阴阳五行

1科学思想的概说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2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

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气的观念、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是中国自然哲学中最为基本的几个内容，这些观念是中国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关于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西周时期，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物”。这种观点是用具体的感性可认识的物质充当了万物的本源，并提出了万物构成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用具体物质形态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论和逻辑上的困难。到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万物本原的探讨更倾向于寻找一种超越感觉、经验和具体物体的东西来解释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变化。老子用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勾画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图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本经训》用气的学说进一步说明万物构成和发生的物质原因，认为“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桴类。”汉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讨论了有关气的思想。“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阴阳也。”元气论至此成为占主流的理论，它不仅讨论了万物之生，而且还探讨了事物的变化，讨论了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相互转化以及有形之物的发生和演化。这种认为宇宙本原是气的生成论，相对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构成论（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而且“元气”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说明从自然现象、社会关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个纯粹反映物质世界的总体性范畴。人们可以运用这不可明言的“元气”，随心所欲地用自然现象来依附、论喻伦理政治，或用人事来类比自然。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用玄学的思辨来代替经验的考察，使理论思维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

朴素的辩正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辩正思维方式。朱熹曾说，《周易》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流行”，二是“对待”。流行者，过程也；对待者，矛盾之对立统一也。整个宇宙，无非是一个过程，一对矛盾。在《周易》基础上，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阴阳，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物质或其属性和阴阳相互作用对于万物产生、发展的作用。《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阴阳论看到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说明整个世界的运动，但忽视了事物运动的因果联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论。古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观测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复始的现象，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方位与时间的对应循环，以日的运行最为明显。日从东方升起，转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邹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还用五行的这种相生、相胜来演绎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兴衰，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思想用五行说来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但这种变化和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

元气、阴阳论与五行理论的结合，在《月令中》，四时是阴阳的体现，四时与五行配合，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结合。阴阳之气是基础，是本原；五行则是德，是属性，阴阳之气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种属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则是物质运动的最终动因。这种以气为基础的阴阳五行体系，把自然、社会和人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它是传统科学思想中宇宙论的基础，影响了科学思维的整个过程。

总之，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没能成为社会认识的独立对象，关于自然的一些经验知识是直接为政治、伦理哲学作诠释，因而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描述和整体的概括，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成了一个能说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说明一个简单的具体运动。所以，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忽视了事物内在结构的分析，理论思维的实证分析的趋向被抑制。而且，庄子在《大宗师》和《人世间》两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离、生忘三种悟道方式也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感性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造成传统科学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经验事实相脱节或对立，容易通过玄思走向神秘主义。

3我国传统科学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

事实上，科学思想的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条件，这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在生产技术上是否需要科学？是否有可能向科学提出任务和要求；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实验和观察工具与资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有可能确立起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证？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封建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基础。由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只要有劳动力和小块土地就能恢复和重建这种小农经济。因此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气候、天象、物候周期性变化的；防旱、防涝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工具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冶炼业；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贸易所需的算术计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因此，围绕精耕细作种植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计算数学、中医学四门实用科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主体。

儒家文化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引入了科举入仕的道路而鄙视科技活动，将科技活动纳入了“小人为之夸之”的方技之列，道家文化却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兴趣沉溺于一种玄秘虚无的境界。读书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知识分子和精通技术的工匠相分离，研究生产技艺就缺乏文化知识方面的动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力量，同时生产技艺得不到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和应用上的推广和发展，所以历史上很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了。

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在内容上以政治、伦理为主体，形成了社会对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价值评判的习惯看法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阻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缺乏趣味。而且，他们大都以皇帝或上天的意志和圣人之言来看待各种观点、学问，也就是对自然万物的理论知识和解释缺乏实证判断的理性。也就是说，社会缺乏一种组织机制、价值的吸引，鼓励知识分子从事科技活动。

参考文献

1刑兆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第14篇

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和其它课程一样，都要把搞好基础知识的教学放在首位。因此，中学思想政治复习课教学，首先也应把巩固基础知识作为第一要义。对基础知识的复习教学，应结合课文内容和学生掌握知识程度的实际，对基础知识认真设计好适量的书面练习。练习题力求做到系统全面，重在基矗同时，练习题的设计要尽量做到标准化，促使学生思考。这样，通过完成练习题，可使学生进一步理解、熟悉教材的基本内容。

基础知识的掌握，还有赖于教师在复习教学课中将教材内容梳理好，使内容系统化，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例如：在复习初三政治第二课时，先引导学生认真阅读课文，然后由教师归纳出本课的主要内容框架：

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适当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即一个内容，三条主线。并把它板书出来。从导言的提出到具体内容的详细阐述构成课文的内容体系。可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全文的内容要点。避免了学生只孤立地掌握些支离破碎知识的现象。

二、把握重点内容，培养析题能力

中学思想政治复习课教学目标，就是在保证学生全面掌握教材基本内容的同时，突出教材的重点，使学生的复习能事半功倍。由于中学生的自学能力较差，不能很好把握住教材内容的重点，复习过程中往往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主次，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教师在组织复习课的教学过程中，应抓住重点内容，引导学生仔细阅读教材，要求学生能完整地表述原理内容，并注重文字上的准确性，消除学生以知而非甚知的感觉。在初二思想政治课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贯穿全册书的一条红线。对这一规律的理解、掌握和运用是学好该课程的关键所在。因而，在复习课教学中一定要紧扣这一原理，抓住关键用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举一反三，使学生融汇贯通。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析题能力，是复习课教学的另一目标，因此，教师除讲授基本内容和要点以外，还应留有时间让学生去练习，并采取多样化训练的形式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比如：可采用分组竞争的方式，巧妙地设计几组学生易出现错误的题型，看哪个组答得最快、最好。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锻炼了学生判断、分析、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所学知识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三、锻炼答题技巧，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第15篇

一、语言

思想品德教材是以讲故事为基本线索，从故事中阐明道理，提高学生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指导道德行为，使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因此，故事讲得如何，直接影响到一节课的效果。教师要上好思想品德课，就需要在掌握大纲要点和教材重点的基础上，分析和研究故事的情节和人物思想感情及心理，在讲述时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创造性地反映教材中的情感，动之以情，为进而晓之以理、导之以行铺平道路。

二、表演

有些课文的戏剧性是较强的。对这样的课，让学生扮角色表演，效果会更好。教师指导小演员体会课文中角色的形象，恰如其分地表达课文的思想感情，这对小演员和小观众都会受到启发和教育。这种作用常常是教师语言阐述所起不到的。如《爱清洁讲卫生》、《今日事今日毕》、《独立完成作业》等，都适合用这种形式。

三、音影

这主要是指放录音、放影片，播放歌曲、播放故事，通过音响和屏幕把与课文有密切关系的故事、歌曲传授给学生，使学生的心理随着屏幕上辗转起伏的故事情节产生共鸣，以强化主题教育。如教《坚持民族气节》一文，我把课文改写成小故事，在课堂上，一边用录音机播这个故事，一边用投影仪放表现爱国英雄苏武的崇高民族气节和坚贞不屈精神的影片，把学生引入对爱国英雄苏武无限崇敬、对匈奴王单于无比憎恨的气氛之中，从而使学生产生民族自豪感。这时，录音机里响起了《苏武牧羊》的歌声，这悲壮而豪迈的歌声把学生的情感带到了最高境界，增长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并决心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学习。

四、实物

教师让学生感受实物的形象，并让学生注意观察，强化感知，再启迪学生思维，发展学生想象力，从而使学生悟出道理。如教《尊敬老师》一文，老师点燃一支红烛，让学生仔细观察后说：“大家仔细看一看，想一想，老师刚才点燃的红烛具有什么品质呢？”学生很快地明白了“红烛具有燃烧自己而照亮别人的高贵品格”，并进一步通过联想，悟出了“红烛的品质就是教师的品质”的道理，在随后召开的诗歌朗诵会上，学生积极地上台表演节目，歌颂了教师的崇高精神和品质。最后齐唱“风啊，您不要吹”的尊师歌。这样，课堂气氛相当活跃，学生不仅进一步明确亲爱的老师是无私的红烛，光荣的园丁，而且加深了对老师的尊敬之情，从而做到尊敬老师，听从老师的教导，对老师有礼貌。

五、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