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批管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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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当前一些单位内部管理松弛、控制薄弱，从源头上给舞弊，腐败行为予可乘之机。同时造成了单位资产的流失，影响了利润水平，从而降低了其市场竞争力。为适应加入WTO的客观要求，在新形势下加强单位内部控制是现代管理制度建设的首要课题。2000年国家先后了《会计法》及《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试行）》，从法律的角度对内部控制作出规定。意在规范会计行为，强化单位内部会计监督，提升单位内部经营管理效果，杜绝经济违法行为于未燃。
内部控制是保证单位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保证资产的安全和完整，防止纠正错误和舞弊，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合法、完整的政策和程序。其贯穿于单位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只要存在经济行为，就需有相应的内部控制。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就是在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责任制度、财务会计制度和财产物资管理制度等有关管理制度中，都应具体体现内部控制的要求。财务收支审批制度作为内部控制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得是否科学、完善，对单位的财务管理影响重大。
一、制定财务收支审批制度的必要性
内部控制制度划分为内部管理控制制度与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两大类。内部管理控制制度是指那些对会计业务、会计记录和会计报表的可靠性没有直接影响的内部控制。如企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指那些对会计业务、会计记录和会计报表的可靠性有直接影响的内部控制。如由非出纳人员每月编制银行存款调节表。财务收支审批制度是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具体规定，其基本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控制，可提高现金交易的会计业务、会计记录和会计报表的可靠性。保证组织机构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与有效运用，提高经济核算的正确性与可靠性，推动与考核单位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二、财务收支审批制度设计的原则
1、全面控制和重点控制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单位必须对所有的财务收支进行全面控制。所谓全面是指三个方面，一是全过程的控制，不仅包括经济活动各个环节中涉及支出类业务的审批，还包括如销售单、供货合同等收入类业务的审批；二是全员的控制，包括单位领导在内的所有职工；三是全要素的控制，包括办公费、投资、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等所有费用项目。另一方面，在全面控制的基础上，对诸如基建投资、兼并等重要的财务收支项目，应实施重点控制，严格审批。
2、事前审批和事后审批相结合的原则。审批制度作为控制财务收支的一种重要途径，不仅包括事后的审批控制，还应该包括事前的预算审批。特别是对于一些发生金额较大或者重要的财务支出，必须进行事前预算。
3、不相容职责划分原则。财务收支审批制度作为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重要内容，必须遵循不相容职务必须分离的原则。这也是内部控制制度的基本要求。《会计法》明确规定，“记帐人员与经济业务事项和会计事项的审批人员、经办人员、财物保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对一些小型单位因为职工人数少，绝对的职责划分困难很多。但是应通过更严密的监督和复核，以弥补划分的不足。
4、科学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应坚持科学性原则，尽量做到理论上的完善性；另一方面，应该从本单位的实际出发，使制定的审批制度尽量切实可行。如果重视科学性而忽视实用性，设计的制度只能作为“花瓶”而不具有可操作性，或者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相反，如果重视实用性而忽视科学性，设计的制度虽然简单易行但却“漏洞百出”，同样达不到内部控制的目的。
三、财务收支审批制度设计的内容
依据内部控制的原则，财务收支审批制度设计中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财务收支审批人员和审批权限。明确审批人及对业务的授权批准方式、权限、程序、责任和相关控制措施。审批人应当根据授权规定，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审批，不得超越审批权限；在确定审批人员和审批权限时，必须坚持可控性原则，即审批人员必须能够对其审批权限内的经济业务具有控制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审批人员能够正确审批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合理性，提高审批质量。
2、财务收支审批程序。单位发生的各项财务收支，应该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批和批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单位一般先由经办人员在取得或填制的原始凭证上签字，然后再据以向规定的审批人员审批，审批通过后交会计部门审核入帐或报帐。这种审批模式有许多不足之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审批人员的职位高于会计人员，先审批后审核，即使会计人员发现疑问已是“既成事实”，会计人员往往不会或不敢有异议，这显然不利于发挥会计的审核监督作用。因此，在设计审批程序时，如果审批人员的职位高于审核人员，应实行先审核、后审批的程序。
3、财务收支审批内容。财务收支审批的内容主要是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合理性。具体包括：（1）财务收支是否符合财务计划或合同规定；（2）财务收支是否符合《会计法》、有关法规和内部会计管理制度；（3）财务收支的内容和数据是否真实；（4）财务收支是否符合效益性原则；（5）财务收支的原始凭证是否符合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等等。
4、财务收支审批人员的责任。财务收支审批制度必须坚持权责对等原则。在审批制度中，必须规定审批人员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具体包括：审批人员应该定期向授权领导或职工代表汇报其审批情况；审批人员失职应该承担的责任等。
四、财务收支审批制度的基本模式
1、“一支笔”审批模式。这是指一切财务收支全部由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人员（总会计师或主管会计工作的副职）一人审批。符合《会计法》中“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的原则。其优点在于能够克服多头审批造成的监督失控或审批标准掌握不一等问题。但是，其缺点则是不符合内部控制的基本要求，容易导致腐败。特别是有些单位负责人把“一支笔”审批错误的认为是一个人说了算，更是难有约束。再加之单位负责人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营管理上，对各项财务收支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进行审批。这种审批模式应当予以改革和完善。应加强民主理财建设，对于大型投资应经过领导集体会商，涉及职工利益事项应通过职代会表决等。
2、分级审批模式。这种审批模式根据业务范围和金额大小，分级确定审批人员。单位领导副职（分管领导）或职能部门负责人在其主管业务范围和一定金额范围内具有审批权，但对于重要的财务收支或金额较大的财务收支，必须由单位负责人审批。金额巨大的财务收支，甚至需要通过单位领导集体审批。这种审批制度的优点在于避免了权力的过分集中，有利于形成对审批人员的约束和牵制；并且，由于审批人员一般是职能部门负责人或单位分管领导，他们对审批范围内的财务收支比较了解，可以提高审批质量。
第2篇
对此，必需采取全局性调整、改善和充实、提高，才能促进机体恢复新陈代谢——机体的阴、阳、五行（肝、心、脾、肺、肾）、气、血、营卫综合性的动态平衡，并把它提高到新的、高一级的水平之上；那么，强身祛疲——健体强身、祛除疲劳、过度疲劳和过度训练，以及机体机能恢复与提高的问题，便迅速地迎刃而解了。这早已为多年来众多的治疗实践有力地证实。
关键词强身祛疲阴、阳、五行、气、血、营卫综合性动态平衡
前言
当今世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健康而强壮的身体，并且在进行各种工作、劳动，特别是体育运动之后，既能够胜任，又能够迅速祛除由于工作、劳动和体育运动而产生的疲劳。因此，强健身体，祛除疲劳（即强身祛疲）这个问题与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现在，由于许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发生健康状况恶化和身体衰弱的人确实为数众多，到处都有。所以，有效地增进健康和强壮身体祛除疲劳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探索这个问题的解决一直是世界上康复医学与运动医学的重大课题。
“生命在于运动”。有运动，就一定促成机体新陈代谢性状的动盪；有动盪，就必然加速细胞组织的分解代谢与机体内环境的演变，并进行新陈代谢同、异化作用对立统一关系的重新组合——综合。在这种重新组合——综合尚未达到完善——综合性动态平衡之前，势必出现原有的新陈代谢同、异化作用对立统一关系——综合平衡能力与水平的下降、失调以至紊乱，发生机体能力与工作能力的暂时下降，于是便不可避免地出现疲劳。这就表明，疲劳是生命运动的必然结果，是由于机体运动而产生生理性改变的客观存在。当然，亦由此可知，没有疲劳就没有机体能力与工作能力的真正体现。所以，在运动医学上就有“没有（过度性）疲劳就没有训练”之说，这是因为（过度性）疲劳乃是机体能力达到超量恢复必不可少的激发前提；而机体若“没有超量恢复就没有机能能力的提高”，这就表明超量恢复与疲劳之间存在着特定的相关，亦即疲劳对于超量恢复有着特定的积极意义。然而，疲劳却阻碍着人们机能能力与工作能力的发挥和延续，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由于机体生理负担过重，则可能导致工作能力的严重衰退，甚至能危及健康以至生命，“积劳成疾”这个成语便是对此生动的写照。因此，我们对强身祛疲的研究籍以推迟疲劳的发生，降低疲劳的程度和迅速地祛除疲劳，从而增进机体康复、强壮和提高机体能力便具有现实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的意义。特别在体育运动中强身祛疲问题的意义则更为重大，长期以来一直是运动医学的重大课题。
《强身祛疲》口服液乃是国家体委委管课题《强身祛疲丸》的第三代产品，它较之第一代的丸剂与第二代的冲剂更为广大的运动员与各界人士乐于接受，美味可口，携带使用方便；更重要的是其成分有了更进一步的改善与提高，在疗效上更上一层楼，它能够相当迅速地促进体弱者、劳动者，特别是运动员祛除疲劳、康复强壮，提高机能与工作能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与运动成绩。本文的目的，主要就强身祛疲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讨论。
2强身祛疲的辩证法
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是新陈代谢。新陈代谢乃生命活动同、异化作用对立统一的整体，人体生命活动的对立统一，就是新陈代谢同、异化作用综合性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状态的好坏与否，乃是我们是否健康、强壮，是否发生病变的根本性制约和依据的所在。因此，要使我们的身体健康、强壮，就必须对新陈代谢是否综合平衡这个生命活动的根本性问题予以充分的关注。紧张的工作、劳动，特别是运动训练、比赛经常对人体的机能潜力进行生理极限和超生理极限的动员，便给机体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造成强烈的冲击，并引起极大的波动极易破坏新陈代谢同、异化作用综合性的动态平衡，使之发生下降、失调、紊乱以至衰竭。此时，仅仅依靠机体本身的代偿恢复和康复能力，常常不能济事，若长此以往，必将积劳成疾，导致各种运动性疾病的发生。因此，必须借助药物——补剂等各手段来促进机体的代偿恢复与康复（注意，此中不含兴奋剂）。因此，密切地关注机体新陈代谢同、异化作用综合性的动态平衡乃是增进健康、强壮身体、祛除疲劳，提高工作能力的根本关键所在。
如前所述，疲劳的标志是机体工作能力的下降，而工作能力则是人体各器系代谢机能综合平衡总和水平的表现，它是由以下因素构成。
（1）神经——体液——反馈调节的能力。
（2）各种酶体系的活动。
（3）内环境的稳定性。
（4）各种能量物质的相互转化与供能水平。
（5）细胞的代谢能力，特别是线粒体能量代谢能力与钠——钾泵功能。
（6）各器系机能能力的共济作用的水平等等。
所以，机体工作能力的下降——疲劳，也就是机体各器系机能能力综合平衡总和水平的下降，是上述诸因素的全局性机能减退，是新陈代谢同、异化作用综性动态平衡水平的下降是同、异化作用相互关系发生下降、失调紊乱，以至衰竭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把疲劳、特别是过度疲劳与过度训练视为新陈代谢机能综合症是恰如其分的。这个论断要比关于过度疲劳是：1.体内能源物质耗尽的“衰竭”学说；2.某些代谢产物在肌组织中造成堆积的“堵塞”学说；3.血液PH值下降、细胞外液水分及离子浓度发生改变、渗透压改变的“内环境稳定性失调”学说；4.按照巴甫洛夫学派的意见，当工作时大量的神经冲动传至皮层相应细胞，神经细胞长期兴奋导致“消耗”增多，为了避免进一步消耗，当消耗到一定程度时便产生“保护性抑制”的学说，以及疲劳使心肺功能下降的“心肺官能症”；超限负荷造成内环境急剧改变致使体液调节发生紊乱的“内分泌官能症”等学说，都来得更为全面和唯物辩证，更能够最本质地揭示疲劳、特别是过度疲劳和过度训练的机制。所谓机制，就是生物体发生的某种生命现象，在形态机能上本质的制约和依据。所以，要解决疲劳、特别是过度疲劳和过度训练问题，就必须从新陈代谢同、异化作用综合性的动态平衡这个生命的根本问题上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才是阳光大道，若试图以“头痛医学，足痛医足”的办法来解决疲劳、特别是过度疲劳和过度训练则是“羊肠小道”。于是，就产生了两种显然不同的效果，用“头痛医生，足痛医足”的常规临床法来治疗运动员的过度疲劳与过度训练则需要3——6个月以上；而我用《强身祛疲液》来治疗过度训练只要十天左右便可解决问题。例如，八六年江苏省全运会期间，省田径队一个队员发生过度训练，他的800米和1500米成绩分别是2’2”2与4’2”8，服《强身祛疲液》三天后赴郑州比赛就提高到1’57”和3’58”的超（原最高）水平发挥，教练员和运动员都非常高兴、深表感谢，在江苏省十一届运动会和8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凡服用者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中国矿院田径队服用后，在省大学生运动会上曾打破约二十项省大学生田径记录。——当然，不能抹煞教练和运动员的努力，但《强身祛疲液》确实大大地促进了成绩的提高，使运动员达到了空前的竞技状况；而且，仅在几天之内，实属难能可贵，运动员的生理生化指标，在服液后均有极显著性意义的改善和提高。
《强身祛疲》口服液这种综合治疗和调理的中医学实质就在于使人体的阴阳、五行，气血营卫获得新的生机与综合平衡，从而振兴人身正气——肾气、脾气和肺气等人身元气，肾乃先天之本、脾乃后天之本、肺主一身之气，这三气俱兴则“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强身祛疲》口服液作为一种普遍运用的广谱保健滋补饮料，是依据机体各器官在体弱和疲劳的状态下可能出现的机能变化与机转，以及彼此间的内在联系，来选择许多种不含兴奋剂的保健、滋补及调理性的果品与良效中药进行相须相使的连环配伍，形成食补食调与药补药调相结合的多元性复方。这种多元性复方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实用性，它既能够适应机体新陈代谢局部失调的矛盾的特殊性，更能够适应机体新陈代谢发生全局性下降、失调、紊乱以至衰竭的矛盾的普遍性。例如，在八六年“10月19日徐州——青岛313次列车上动人的一幕，在列车将要到终点站徐州车站时，有一位旅客忽然昏倒，在我们的列车广播呼救的情况下，……周春同志及时赶到，协助我们救护病人，……他拿出他新研制的药品《强身祛疲》口服液使这位病人在昏迷的情况下很快地醒过来，得到了急时治疗，脱离了危险。”（节录徐青线第二包乘组体给徐州师范学院党委的信）该液销售以来，各方面人士、男女老少，各种体质的人一致赞扬该液是延年益寿、充沛体力精力、健康成长的佳美补剂，并且更对慢性肝炎等慢性病有明显的疗效，深受广大服用者欢迎，产品供不应求。
这就表明《强身祛疲》充分做到，通观全局、统筹兼顾、积极主动、扶正祛邪；阴阳五行、气血营卫、综合平衡、生机蓬勃（这是因为在体弱和疲劳、特别是过度疲劳的状态下，新陈代谢经常是发生全局性下降、失调、紊乱以至衰竭）。所以，这使《强身祛疲液》具有广泛而可靠的疗效（特别是年老体弱者服后都明显感到精神焕发、体力充沛、食欲旺盛、睡眠香甜，凡练气功者服后10分钟便可感到大小周天全身气血贯通等等），它可以增进健康、强壮身体、祛除疲劳、提高机能和工作能力。
3《强身祛疲液》配方机理
3.1补气：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发生气虚乏力等症侯。
3.2理气：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易发生气滞，亦乃补气之需；补气应理气才能补而不滞。
3.3养血：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易发生血虚晕眩等症侯。
3.4活血：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易发生血瘀，亦乃养血之需；养血应活血，才能养而不瘀。
气为血帅，血为气根，气血相互依存，以气血双补，并辅以理气、活血，既可以使气血旺盛，又可使气血畅通。这样便可以防治体弱、疲劳者易发生气虚血虚与气滞血瘀。补气、养血又理气、活血，同时进行则可以大大加强肺气的功能；肺主一身之气，从而推动全身气血运化，激发正气旺盛。
3.5补阳：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易发生阳虚火衰，使机体运动功能下降；同时亦防治过劳伤阳和劳伤筋骨等症侯。
3.6滋阴：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易发生阴虚火旺，使机体内脏受到损害等症侯。
临床实践表明，凡气虚者常兼阳虚，因气属阳；凡血虚者常兼阴虚，因血属阴，故补阳、滋阴乃势在必行。更重要的是因为“肾乃先天之本”，体弱与疲劳者，很易发生肾虚、肾亏，或是阳虚、或是阴虚，或阳虚阴虚兼而有之。阴阳互根、相生相长，补阳、滋阴同时进行便可以确保阴阳——内脏与躯体的综合平衡，从而确保肾这个先天之本。
3.7温里回阳：温里回阳是作为一个保险安全系数而安排的，用以防治体弱、疲劳而较易发生命门火衰（如虚脱、休克等）用以确保命门，确保生命安然无恙。
3.8收敛固脱：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易发生汗淋滑脱与大汗伤阴等症侯。
3.9利水渗湿：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易发生肾水不利和脾虚湿困等症侯。
温里回阳、收敛固晚脱利水渗湿是为了辅助补阳和滋阴，以进一步解决肾（气）的问题，籍以加强肾这个先天之本。
3.10消导化滞，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易发生脾、胃不振、食欲不佳与消化不良等，此举是为了解决好脾、（胃气）——后天之本的问题。
至此，人身三元气——肾气、肺气、脾胃气均获得改善、加强，从而振兴人身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体弱、疲劳者便起到实实在在的强身祛疲问题。此乃是“通观全局扶正气，扶正同时又祛邪”；阴阳、五行、气血营卫便得以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3.11宁心安神：用以防治体弱、疲劳而易发生心神不宁、睡眠不良等症侯。
3.12清热解毒：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易发生风热、肝火等症侯。
3.13调和诸经与药性：用以调和十二经并使之顺利通达，并使各种药味药性调和。
当然，这样划分只能是大概的，因为中药都是一药多用途，这许多种药味结合起来又形成了多元的交叉相关，从而达到对机体阴阳、五行，气血营卫得以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目的。这是因为各种细胞可以根据自己的性状对复合性药味进行选择性吸收，各取所需，各自满足。这样，《强身祛疲液》就能够对综合平衡已经发生下降、失调、紊乱以至衰竭的新陈代谢进行全面的调整、改善与充实、提高，不仅使新陈代谢恢复综合性的动态平衡，而且把它提高到新的、高一级的水平之上。从而，相当迅速地达到增进健康、强身祛疲、提高机体和工作能力的目的；运动员则可以创造新的运动技术水平和运动成绩。现将有关问题阐述如下：
（1）关于阴阳、五行，气血营卫的综合平衡
①阴阳平衡：是通过同时加强阴阳的双方来达到：阴：是以养血、活血（血属阴）、滋阴、利水渗湿（津液属阴）、收剑固晚（可防治津液耗损）等方面来予以加强。
阳：是以补气、理气（气属阳）、补阳、温里回阳、消导化滞（加强胃气、胃属阳）等方面来予以加强。
②五行平衡：这可以从药味归经上反映出来，以达到五行相生。
a肝经：液中有六味药味入肝经。
B心经：液中有六味药味入心经。
c脾经：液中有十二味药味入肝经。
d肺经：液中有九味药味入肺经。
e肾经：液中有七味药味入肾经。
（注：该液共由二十味药味组成）
③气血营卫平衡、通过同时加强气血营卫各个方面来达到。
a气：主要以补气、理气等方面来予以加强。
b血：主要以养血、活血等方面来予以加强。
c营：主要以利水渗湿和消导化滞等方面来予以加强。
d卫：主要以补气、理气、补阳、温里回阳等方面来予以加强。
一般体弱、疲劳者必为正气不足、阴阳失调、五行紊乱、气血营卫失常，对之采取阴阳、五行、气血营卫综合平衡的措施，便可达到强身祛疲的目的。
（2）关于《强身祛疲液》对脏腑的作用
①对心、小肠有：益心气、温心阳、补心血（阴）、安心神、清心热、温小肠等作用。
②对肝、胆有：清肝热、湿肝寒、利胆等作用。
③对脾、胃有：补脾气、湿脾阳、理中气、祛脾湿、散胃寒、消食积等作用。
④对肺、大肠有：补肺气、养肺阴、湿肺寒、涩肠止泄等作用。
⑤对肾、膀胱有：温肾阳、利水等作用。
（3）关于《强身祛疲液》对各系统的作用
①对呼息系统有：祛痰、平喘等作用。
②对循环系统有：强心、扩张冠脉、降低血糖等作用。
③对消化系统有：助消化促进肠喂蠕动等作用。
④对肝、胆有：保护肝脏、利退黄胆、抗脂肪肝等作用。
⑤对血液有：增加红细胞、血红蛋白等作用。
⑥对泌尿系统有：利尿、祛结石等作用。
⑦对神经、内心泌系统有：镇静安神、综合平衡等作用。
（4）关于《强身祛疲口服液》所含营养物质成份
①糖类：有葡萄糖、蔗糖、β——聚糖、淀粉、淀粉酶、糊精等。
②脂类：有脂肪油、亚油酸、镟磷脂、麦角甾醇、β——谷甾醇等。
③蛋白质：有精氨酸、组氨酸等多种氨基酸。
④有机酸：有构橼酸、柠檬酸、苹果酸、茯苓酸、酒石酸等。
⑤维生素：有维生素A、B1、B2、C、PP等。
⑥生物碱：有生物碱、胆碱、生物醇、水苏碱等。
⑦电解质：有钙、钾、铁、磷等。
⑧微量元素：碘等。
⑨甙类：有强心甙、甘草甙、黄酮甙、菊甙、腺嘌呤等。
⑩粘液质、鞣质、挥发油等。
4讨论
4.1《强身祛疲》口服液的今后展望
该液的今后展望在于它的群众性和广谱性，物美价廉（有益无害）、男女老少、四时皆宜。实践证明，该液尤对体育运动、体力脑力劳动、文艺活动、体弱与疲劳和旅游者均有迅速地增进健康、强壮身体、祛除疲劳、提高机能与工作能力和延年益寿的作用，是有速效、高效、长效三性，无任何毒副作用与不良反应。进入市场之后深受欢迎，推广之后必将产生现实的生物学与社会学意义。
4.2《强身祛疲》口服液研究工作价值
该项研究工作的价值在于我们把强身与祛疲辩证地结合统一起来，运用“综合平衡”的理论，有力地证明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和标本共治疗效更佳，这是对“固体治标”理论的一个推动。同时，我们把疲劳、特别过度疲劳和过度训练视为“新陈代谢机能综合症”，这是正本清源，是对疲劳机理客观的洞察，对疲劳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
第3篇
[摘要]：新媒体重组了人类原有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态，也影响到了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认知逻辑。对新媒体发展所引发的种种社会变革进行人文精神向度上的多维考量与探究，不仅是矫正其发展弊端的必需进程，同时也是规约社会信息传播与媒介哲学建构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即以此为基点，分别从生态呈现、哲学审思、民主质询、文化批评、伦理变革等几个层面，对新媒体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分析。
Abstract：New media with its super-media， non-linear， cross-time， high-interactive features of the communication， not only triggered enormous changes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fields， and also change the original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human society. Thinking and exploring a variety of social changes b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on the humanistic spirit dimensions， is not only the necessary process of correcting the defects of new media’s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only way to statute of the new media development in health. This paper from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the democracy question， cultural criticism， ethical spirit changes， to think and analysis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 methods of the new media.
Key Words：new media; humanism spirit; criticism; reconstruct
麦克卢汉曾在20世纪60年代，阐释电子媒介的发展及其影响时说：“借助电力和自动化，分割过程的技术突然与人际对话熔为一体了。人们突然成为游徙不定的知识采集者，这一游徙性前所未有，人的博学多识也亘古未有，从割裂的专门化程序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也空前未有……媒介使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延伸，使我们顷刻之间与人类的一切经验互相关联。”（2004：438~439）在这样的传播情境下，不同的传播平台，不同的受众群体，不同的传播领域和学科范围，甚至不同的媒体管理部门，正逐步跨过原本壁垒分明的阈限界定，为人类搭建起一个触角无限延伸、资讯海量集纳、信息互动共享、环境彼此共生的“后传媒时代”。而新媒体，无疑是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
新媒体作为媒介革命的生态呈现
新媒体①是一个不断发展且具有争议性的概念，在一部分研究者看来，新媒体就是指一组数字信息，一种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信息流，一种融合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特点的信息呈现方式。这部分研究者认为，作为一个概念来界定，新媒体和传统的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体概念架构模式不同，它已经不再可能是任何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媒体形式；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和主要机构有美国新媒体艺术家列维曼诺维奇（Lev Manovich）、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新媒体教授凡克劳思贝(Vin Crosbie)和美国新科技杂志《连线》（WIRED）等。与这种观点相对应，另一部分研究者则认为新媒体概念仍然只是对传统媒体概念的补充和延伸，而不是对原有概念界定机制的完全悖反与颠覆。这部分研究者在吸收上述观点思想成分的基础上，顺延了传统的媒体实体性概念架构模式，从外延和内涵两个向度上分别形成自己的新媒体界定。如清华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②、BlogBus.com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魏武挥③、微软电视产品规划经理/联合网视技术总监郑治④、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⑤、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副总裁张大钟⑥、博客中国发起人/互联网实验室董事长方兴东⑦、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宫承波⑧、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蒋宏/徐剑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匡文波⑩等，他们均依据上述思路，各自做出了对新媒体的概念界定。
尽管在理论界定上，新媒体还存在着种种无法统一的争论和分歧，但其作为媒介革命在信息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却已是不争的社会现实。这首先体现在新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超媒体性和超时空性传播特点。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单一线性的传播模式，充分借助碎片化、偶发性的非线性排列组织形式，建构起了内容信息随机触发式的“网状-链式”传播新系统（见图1）。在无线网络和数字压缩技术高速发展的带动下，新媒体突破了信息传播在地域范围上的局限，实现了“零距离”、“零时间”和跨媒体的超时空性同步传输效果。在信息内容上，新媒体则突破了原有信息模式的实体化束缚，实现了高虚拟性和高互动性相结合的传播特征。新媒体内容由于以“比特”（Byte/字节，最小的数字化信息存储单位）为基本单位进行排列、组合和存储，从而使传播过程的参与者通过对比特排列组合顺序的修改，方便快捷地变更甚至拼凑出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音视频及文本或图片等内容变为了现实。在制造出一个逼真却又虚幻的世界的同时，受众通过文本信息中的链接指引，在即时的互动交流中方便地实现了对文本信息的选择浏览、组织管理和存储备用等随机化操控作业（宫承波，2007：14）。第三个表现是新媒体在P2P技术基础上，新媒体顺利实现了对信息内容的高共享性和高个性化传播。传播者可以依据信息传输网络上的IP地址、手机号码、邮箱地址或即时通讯帐号等，向一个或几个受众发出精准的信息内容，而受众也同样可以借此向信息传播者发出个性化的定制与检索要求。所有的用户，在信息传播的网络节点上，都可以实现各自所拥有信息的即时交换与传播，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诸如博客、播客（Podcast/个人音视频网络广播）、维客（Wiki/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允许多人协作完成某一文本内容的技术工具和信息传播媒体）等自媒体内容进行个性化的修改与标识。第四是表现在信息内容的议程设置上，新媒体偶发性和碎片化的特征合力形成了新媒体连续的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传统媒体除了特别重大的报道之外，很少对一个议程进行连续的设置，新媒体却不同，它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连续式议程设置功能。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对内容和其影响力形成了多维度凝结、多层次提升与多次性并置，从而也达到了媒介议程设置前所未有过的穿透性传播效果（魏武挥，2008）。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了最大尊重和拓展，他们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在新媒体信息传播过程中以“原生态的内容制作”取代了“专业性的内容制作”，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如果用户不参与新媒体的运作，或者说在其内容领域不贡献、不作为，那么基于网络传播的许多新媒体样态就将变成内容空壳。
随着技术手段的持续发展，依据摩尔定律（Gordon Moore’s Law）11和吉尔德定律（George Gilder’s Law）12，新媒体传播的参与者和传播带宽都将呈现出倍数增长或指数式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人会在传输网速愈来愈快的数据传送链上，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需要受众参与的新媒体形式，也都将随之得到极大地丰富与提高。社会人际交往中的“六度空间理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13，在新媒体信息时代，实现起来也将变得更为简单和便捷。当整个世界被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新媒体形塑社会的力量也将空前增加。根据麦特卡夫的节点平方原则（Robert Metcalfe’s Principle），如果把新媒体传播网络上每一个发出声音的位置都看成是一个话语节点（BBS也好，Blog也好，MSN也好，或者其它形式也好）的话，那么新媒体在社会文明领域所造成的传播价值和社会影响，将会是这些节点数的平方（魏武挥，2008）。如此，那么新媒体对人类文明生态所将造成的影响，无疑将是规模空前地巨大调整，甚至改写。
新媒体作为科技神话的哲学审思
在数字和互联网技术的带动下，借助可写的网络社会和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新媒体以信息传播形态的变革为标志，不仅引发着媒介与信息传播领域的巨大变革，同时也在以潜移默化地方式改变重组着人类原有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态，波及并影响着人们的思考方式与认知逻辑（参见图2所示结构图，Patricia Holland，2000：12）。在新媒体环境下，通过数字化、超链接、交互式传播，信息节点如神经元般向世界无限延伸，知识的创造性过程也被“集体地共同地延伸至整个社会”，并逐渐向“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Mcluhan Marshall，1964：53~54）过渡。在新型的传播关系中，传统的“广播”模式被任意的信息“拉取”模式所取代，电子商务、网上邮件、VOD点播、MSN即时通讯和RSS信息聚合取代（至少是部分取代）了传统的实务谈判、邮政传递、信息检索和节目服务等日常规则，并进而将这种模式渗透到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日常活动中去，不知不觉地整合进人们的逻辑结构图式当中，普及上升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在“文化—环境范式”（见图3）形成的结构体系中，人既是生活在物理环境之中的灵长，也是生活在文化符号建构的意义系统之中的文明单子。文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意义系统的历史传承链条，也建构了知识谱系稳固的生产方式；但新媒体传播系统却借助技术的力量，将这种与原生环境相互作用的知识生产与历史延续方式进行了改写。当一部手机或电脑，再加上有线或无线的网络连接，顷刻就可以完成一个大千世界的建构的时候，当整个社会成员对这一切场景和生活方式习以为常的时候，新媒体的科技性力量已无处不在地统驭了世界。传统的文化规约和实体情景的历史延承在以新媒体传播为座架的现代文明体系里，承受着来自科技工具理性的价值挑战与理念改写。在自我自足的符号空间和虚拟交往世界里，新媒体推拒了自我省思的过程，也丧失了历史延承的场合，它让传播者和接收者享受着超越于现实情景之上的爱恨与欢愉。
在此情境下，与其说新媒体是传播方式和信息知识的巨大解放，毋宁说新媒体是操作工业对探索研究理性的空前侵袭。“当科技的体系化理性建立起一座城堡，而且宣称了主权之后，这使得在科技之外的任何事物与组件，都无可理解，也不需要理解（叶启政，2006：309）。”媒体生态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把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分为工具使用（tool-using）阶段、科技制形成（technocracies）阶段和科技复相体的塑造阶段（technopoly）等三个时期。在他看来，工具使用阶段中的科技进步与工具应用，还只是为了解决物质上特定且急迫的问题，如用风力、水力取代人力、畜力，以及用于建筑与艺术、仪式、宗教等相关的象征世界（大教堂、纪念碑、城堡……）等。此时的科技发明以其表现形式的完整性和文化模式的尊严性，还能做到与整个社会文化情境及其历史延承性的深度融合，并为其所规约和指导，从而很好地服膺于人文理性的统摄之下（Neil Postman，1992：23）。可是到了第二阶段的科技制形成时期时，科技的进步与工具的发明已开始挣脱文化情境的制约，不再屈从于人文精神的统领和号召——“在一定程度上，任何事与物都开始向以工具发明为导向的科技发展让步，整个社会与象征世界变得越来越仰赖于工具性科技的发展，而不是再将其也无力再将其统合于既有的文化体系之内。工具理性与科技发展向原有的深具历史传承性的文化体系发动着挑战和攻击，迫使既有的传统、社会公德、神话、政治、仪式和宗教等，不得不为着自己的生命延续而挺身战斗。”（Neil Postman，1992：28）如果说在这个阶段，传统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秩序还可以与科技工具理性分庭抗礼的话，那么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和现代化洗礼的基本完成，传统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秩序已被逼迫退守至社会的狭小一角，以工具理性和科技进步为主导的世界文明新秩序和价值伦理跃变为主宰现代社会文化模式的绝对主人。科技制文化模式以极权者的姿态垄断了整个文明世界的理念与形象塑造，文化世界、科技发展与经济资本整合重构，以工具理性为社会文明“座架（Gentell）”的科技复相体世界无可避免地来临。
在科技复相体阶段，科技不再仅仅是一种促进效率提升的工具介体，而是演变成了当代文明世界文化蕴涵的设置体。在这个“座架”的支撑与支配下，内涵于自然世界的能量被解蔽开发出来，改变其形态，转化其能量，辐射并配发于人类社会。经过科技洗礼过的自然，以一种貌似被人类所掌控和持有的方式，呈现着自己的能量和“可用”（海德格尔，1996：936~937）。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和自然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和状态，却从来都不是人类可以自由把握的制造品。科技本身所具有的结构强制性（structual imperatives）特质“占用”了人，而人却无法再依单纯的意志和知识来控制科技的发展与走向。作为现代科技的两个基本展现方式，限制与强求俨然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无以逃脱的环境，处处影响并深度介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即是在这一座架下，由数字和网络技术合力催生出来的又一个神话。如法国思想家保罗维希里欧（Paul Virilio）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科学正形成为一种技术科学，随着技术性本质的进一步发挥，操作工具和探索研究的界限进一步被混淆。二者的交互作用，已经让科技形成了一个能够“自我组织、自我衍生、自我指涉且自我再制”的庞大体系（叶启政，2006：308~310）。毫无疑问，以技术发展为支撑的新媒体也正成为这一表现形式的代表。
“任何一种形式的传播总是随着技术变革而演变，而传播领域的技术变革又总是会引发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化。”（艾伦格里菲斯，2006：1）由传统文化和历史场景积淀延续而下的省思和规约力量，在科技专业人所颁布的尺度下，不是遭遇着被俘与篡改的挑战，就是接受着被裹挟与驱逐的历史命运。新媒体技术在今天所触及的，已不再仅仅只局限于穿越物质与自然世界工具性关系的层面之上，而是直逼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己之间关系的核心层面。然而，在与经济体系紧密结合的情况下，新媒体科技与新媒体文化所形成的内在世界和结构理路对于大多数使用者来讲，却都已经内化成为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欣喜赏赐。在人们普遍缺乏对自我存在的省思能力及对社会历史场景的识别习惯时，科技已经被人们深深指认为带给人类丰富物质世界和幸福生活的源头，唯科技至上的意识形态被顶礼膜拜，人类文明中的终极价值和源起神话，被科技新兴的命运之神所解构、异化和取代。
新媒体作为民主意见生产机制的文化悖反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改变了传统社会体制下的信息流动形式，似乎也打破了传统媒介单向传播模式所形成的话语垄断霸权，新媒体以自我衍生、网状-链式的传播特质建构起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俨然已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仿佛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Lawrence Grossman，1993）。果真如此吗？正如美国学者艾弗里特E.丹尼斯（Everette E. Dennis）所担心的那样，在这里同样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约翰帕夫里克，2005：287）？”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而已。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格雷姆伯顿，2007：235）。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格雷姆伯顿，2007：237）。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参见前文的节点论述），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如昆德拉所说，“未来只是过去的继续”，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格雷姆伯顿，2007：238）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李永刚，2001：111）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尼克斯蒂文森，2006：236~238）。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新媒体作为社会景观的伦理指向困惑
“任何科技形式都负载有一定的文化—历史性，而这个文化—历史性正是我们必须予以正视的对象”。（叶启政，2006：332）美国加州大学电影与传播学系教授马克波斯特曾把人类社会的信息交流方式划分为三个阶段：口语传播、印刷交流和电子媒介交换。人类的信息交流方式由于电子手段的出现和进步，而演变为了虚拟化的形式，交流过程中的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这种趋势的产生不但深深影响着人们作为主体的建构方式、主体与世界关系的建构方式，同时也影响着整个社会文明的运行形态，产生并积蓄着深刻的伦理学意义（马克波斯特，2000：12~21）。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一切传播媒介都在彻底地改造我们，它们在私人生活、政治、经济、美学、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如此普遍深入，以致我们的一切都与之接触，受其影响为其改变。”（李彬，1993：161~162）新媒体构造并呈现的现实世界，已经为当代生活中人们无以逃脱的现实环境，深深影响并重构着人们的交往伦理和日常生活，形塑着此岸贯通彼岸的思想氛围与文化景观。
新媒体将文本世界转构为现实世界的虚拟化特征，割断了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形成链条，使人们日益成为从现实伦理世界实体中走脱出来的“漫游的单子”（ 樊浩，2007），个体存在的伦理确认也随之开始听命于虚拟世界的召唤与建构，而不再是现实场景下伦理精神的磨砺与聚合。通过社会教育、生活习养以及多年文化积淀才得以形成的“伦理风尚”在新媒体“自由、平等”的辉映下，被解构重塑为变动不居的“伦理时尚”，相对恒定的传统伦理世界在失去原有的建构模式和生活语境后，演变为似沙的流动风景。以新媒体技术为支撑的媒介发展，在“分组细化”和“整合统一”的双向路上使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的沟壑愈趋明显，趋于自我个性的传播让共同的话题和历史书写愈益减少；由共同观看和大众传播所形成的庆典与仪式，在新媒体时代被零落的碎片拼贴和随意调侃所取代。文化作为“人类突破异化（alienation）的网罗以获得自由来证成自我的一种极其自然的表现形式”（叶启政，2006：332），本是历史传承和未来发展相接榫的文明支点，但在新媒体形塑的文化景观和技术工具理性构筑的环境里，它却已被扭曲为失忆的文明碎片。
“在这样一个强调以流行风尚的方式来消费象征符号的格局里，整个历史场景变成是：人们必须把串起大片个别事件的整体‘事情’意义让渡给片面的单独事件，也把整体人格的认同让渡给不时浮动的暂时差异。”（叶启政，2006：363）“时间的直线性和连续性的本质使民族能够想象它自身作为集合体系穿越历史的过程，而这种本质正在被一种即时和瞬间传递的全球性时间所取代。”（尼克斯蒂文森，2005：159）在直线组合式的意义生产系统和循序渐进的认知逻辑被超链接跨媒体的传播符号所代替时，历史经验不再是沉实厚重的时间与空间体认，而是时空的随意布排和感知方式的倒乱组接。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14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其中，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黄希庭，1991：146）。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人性对世界的本能反应是叙述性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从个人历史到国族历史、从电视到电影，叙述性一直统治着我们认识世界的官能。但是新媒体将数据库形式引入，其流程是并置的、而非线性的。数据库的结构方式将世界还原成相关或不相关的并列群星……”（孙绍谊，2003：45）在这样的叙述语境下，建构在共有生活经验、历史经验之上的图腾和稳定的民族理想，被新媒体信息世界和传播技术篡改为与自我身份无大关联的异质化身份认同碎片。虽然新媒体传播环境还并没有正式形成，公共文化领域的精确框架也尚未最后确立，但这种趋势和现象的出现，却无疑为个体迷离的文化景观，积累了太多的和焦灼，增添了难以倾尽的欲望和渴求。“我们的感情瞬息万变，难以捉摸；意志相互冲突，难以取舍；理智恍惚不定，难以抉择；世界、生活、自我都在走马灯般地乱转，不再能被有效地把握”。（王晓明，1996：16）新媒体社会整合力度的降低，使人类品行逐渐向“平凡均质化”看齐，并造就了“例行的均值”与“例外的超越”的价值倒乱现象。
新媒体时代的受众一边提倡着新的生活方式，一边自闭地使自我与其他文化团体保持距离，常态下的自我行动萎缩为纸上谈兵式的空泛议论。以视听取代行动、坐着介入生活的“极地惰性”蔓延滋长，新媒体在人们的交往世界里以“无重量”地互动方式，逃遁着其作为行动主体的公共责任和参与职能。“我们就如何消费和娱乐可以谈得头头是道，但却看不见全球贫困问题的残酷现实。”（尼克斯蒂文森，2005：232）新媒体结构本身形成了一种自我衍生性质明显的体系与格式，并日益成为占居统制性位置的新生霸权形态。传统社会以“生产/消费”和“工作/休闲”为两分范畴的生活场景，被新媒体磨平并模糊化，在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下，新媒体的生产制作在消费领域中也成为一种象征符号。“很明显的，一旦生产的内容已经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物自身，而是以物（或只是图像或文字）为介体之背后所意图呈现的象征符号，这样的生产形式所指向的，基本上即是人的互动与透过互动而经营的种种关系的本身了。”（叶启政，2006：343）在此场景下，新媒体交往中的所谓互动，实际上已经成为被经济化的对象，而其符号背后的文化意义也同样被纳入其中。
新媒体形塑出了一个以流行风尚为基调的结构形态，在这个生活形态里，“所有的事物（务）变成只是以一种相互关联，但却又是流动不居的方式来表现着。”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新媒体的技术改善时，更不应该忽视与之相伴生的想象力退化、创造性欠缺、标准主义盛行等杂乱丛生的思想流行病。面对行动力孱弱和灵性人格萎弱的现实，“假如人文精神是使得科技具备更自由、更富弹性之表现空间的契机的话，那么，情形应当是以人文来携带与引导科技，而不是让科技无限地压盖着人文。”（叶启政，2006：319）
建构新媒体人文精神运作理路的思想法则
保罗维利里欧说，“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或几乎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Paul Virilio，1994：4）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均质化趋势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重构新媒体运行机制中的人文因素，拯救新媒体科技所造就的人文困境危机，重新认识人文精神在科技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新媒体建设必须强调的内容。人文精神是什么？陈思和教授说，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陈思和，1996：148）然而，在当下社会中最流行的一个现象也恰恰就是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的人格流失和责任废弃。建构新媒体发展中的人文精神，首先就应当从知识分子的责任重拾入手。
如果说文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精神与灵魂，那么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代表的阶层则是整个社会文化思想与精神状态的镜鉴与标识。当新媒体科技带动着讯息符码和缺乏深厚度的新媒体消费行为进驻生活中的时候，知识分子群体就成为历史精神和文明长城的最后避难所和守护人。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并代代传承了道统、政统和学统三分分立的格局意识和身份认知，在对自我角色的定位和意义追寻中，恪守、践行着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思考者的独立批判精神。他们以深沉的家国意识和忧患情怀关注社会关怀人生，以无处不在的悲悯和最感人的入世精神坚守着自己的角色定位。但在变革性和现代性氛围的统摄之下，由政治、经济、文化结合成的三位一体的社会发展模式，却深深改写了这种精神得以传承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境，并直接影响到了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状态，造成了他们批判精神的萎缩。
由极“左”权力话语造就的犬儒主义和由商业主义造就的拜金时尚，让很多知识分子的心灵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经过历次运动的汰选，从独立思考到唯唯诺诺，从孤独的崇高到均质化的“庸常”，知识分子群体逐渐放弃了人文精神的坚守和启蒙者的铁肩道义。在与权力和资本的共谋中，将道统、政统、学统来往交织成可任意裁剪的幕布，整个社会的符号营造和氛围编织也从此走上缺乏文化气势的路子上去。越来越多的人躲进所谓象牙塔的高校体系里，一任社会人文格调与精神尊严被吞噬，既往理论先于实践的启蒙情怀被抛舍、远离，知识分子所行使的职责由人文精神理性的坚守转变为对饱含经济意义之工具性效率与效益的追逐。新媒体带来的文化生态的变革和精神领域的动荡，在缺乏传统知识分子阶层监督、批评的社会语境里，几无障碍地蔓延前行，将平凡均质化和庸碌俗常化演变播散为整个社会的集体性潮流。
可是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了具备着厚度与深度的优质美感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精神状态与寂静地死亡着又有什么区别？鼓励并提倡知识分子重返社会，再拾启蒙的传统，虽然显得不合时宜，但却是为了拯救人类心灵的幻灭和减弱新媒体科技的冲击而保留一份星火。我们的社会在转型，媒体也在转型，但也“唯其转型”，才更需要有一种清明的理性，一种批判的声音，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不是地球的自转，社会转向何处，文化转成何态，都与人的操纵分不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胆识，在社会和文化转型期，显得尤其必要。自救于己方能施救于人，寻思人文精神，重构启蒙理想蓝图是从反省和自救开始的。一旦知识分子的工作不再满足于不停地诠释和解读世界，而是批判和付诸于行动，那么均质化的社会现实才可以被避免，而新媒体人文精神的建构也才可能得以付诸实践并最终实现。
就传播者和受众个人而言，人文精神的建构则需要通过对现行教育运行机制及其内涵的反思与调整来实现。在现行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尤其是在国内一流大学的运行体系里，缺乏专业人文素养训练的理工背景出身的管理者占据了多数决策者的职位。他们的教育理念、知识结构和时代成长印迹，决定了整个现行高等教育体制偏重于科技工具理性思维而忽视人文终极关怀的运行理念。当缺乏历史感的技术中心主义观念单极突飞猛进时，传统教育运行机制中所强调的统谐感和非功利化思想，也不得不随之成为了被淘汰废弃的过时风景。假设传统教育理念中所强调的统谐感代表的是一种矜持、稳健和成熟的话，那么现代工具理性指导下的功利性教育理念已经成为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商业风景。虽然现代科技教育理念以其永恒的创新意识使得这个世界显得永远年轻、进取心与可塑性逐浪高涨，但却也同时使人类文明中原有的平衡机制与协调进程受到了严重地扰乱和威胁，在变动不居中人们像一根缺乏稳固根柢的浮萍一般，浮躁匆忙地逐渐忘记了人类心灵初发时的起航处与目的地。
最为重要的是，当由这种教育理念培养出来的科技观侵入人类源起神话的建构层面时，人类文明源起状态时的丰富想象性与天人合一的理念已被重新结构，假“去神话”之名，现代科技教育理念为我们建构起了另一个单薄扁平、缺乏想象力和人文精神的源起神话。人类源起神话的建构并不是任何具化的神话形象，而只是对人类文明源起历史记忆艰难承接和秉持延续的价值理念。它是人类审美精神的最初源头，也是人文理性的原始打造，是完全去除经济力量和权力话语干涉的存在，实际上也更像是人们对自己本真状态时的心灵记忆和情感珍藏。在内心深处，人们总是需要有一个丰富的集体记忆神话来膜拜和尊奉的。源起神话的尊严既是人类“畏天敬地”、“天人合一”自然观和伦理观的最高体现，也是人们对生命价值和终极意义的回溯与共享。在这样的理念支持下发展起来的社会认知和身心结构才是健康、稳固和协调的统一体，也只有在这样的理念下，人们才可能在混沌的利益场中，坚守住自己的处子情怀，转化消减现代传媒科技所布下的符号罗网和审美均质化倾向。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破解当代教育体制下的人文迷思，努力整合艺术与科技之间的界限，对新媒体科技创造者和应用者进行以历史、艺术、语言为基础的科技史观再教育，无疑是当下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之一。或许也只有当我们把一味向外的实践认知，对物质、能量、信息的无尽索取，真正转变为反躬自省地自我审视之后，我们才可能真正建立起自由自觉的个体意识，并最终控制甚至消除新媒体科技野性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
对于新媒体的发展来说，人文精神的提出和建构，不必也不可能取消或淹没商业社会的价值测度，它只是意味着给出另一种文化纬度，指明另一层可能的生存空间。人文精神的存在将会和商业的存在构成社会文明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必要的平衡，防止人沦为纯粹的经济动物沿着金钱和物欲的坡道越滚越快。“可以说，商业社会愈是发达，这种平衡的需求愈强烈，两者之间的摆幅将标示出人们精神空间的宽度。”（南帆，1996：241）新媒体作为转型经济的代表，在激活中国风险资本、启动民间投资和改变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上做出了贡献，但市场却必须“嵌入”在社会之中统协运营才行。媒体不应仅仅是一种拥有物理性意义并由此形成经济意义的信息传播介质和通道，而应当是涵盖了经济形象、技术形象和社会形象三重要素的文化综合体（见图4，格雷姆伯顿，2007：215）。新媒体作为公共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必须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完全依赖于市场自发调节的“脱嵌”的商业经济不可能完美发展。在经历了1990年代短暂地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蓬勃出现的反向运动，已经出现的“社会市场”（王绍光，2008），都再说明着这一点。对于新媒体来说，也只有把市场重新“嵌入”进社会伦理关系环境和人文主义氛围之中，才会形成均衡发展的局面，带来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与成熟。这既应该成为新媒体经济社会市场运作的法理原则，也应该成为新媒体发展商业规划的指导思想。
[注释]
①1967年，美国CBS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在EVR（Electronic Video Recording 电子录像）商品开发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新媒体（New Media）”概念，用以指代和传统印刷媒介不同的，基于电波和图像传输技术的广播、电视、电影等新兴传播媒介。可参考蒋宏、徐剑主编《新媒体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介绍。
②熊澄宇认为新媒体通常就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基础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2/05/content_2550491.htm。
③魏武挥认为新媒体就是指“受众可以广泛且深入参与（主要是通过数字化模式）的媒体形式”，如各种网络媒体等，LED和楼宇电视不算是新媒体。weiwuhui.com/92.html。
④郑治认为新媒体即“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blog.sina.com.cn/s/blog_591eeecd0100085r.html。
⑤吴征认为新媒体就是“互动式数字化复合媒体”，是以个人性为指向的实现了全球化传播的媒体，传输载体包括计算机网络通道和有线卫星电视通道等。tech.sina.com.cn/it/t/66496.shtml。
⑥张大钟在第四届中国国际新媒体产业论坛上发言，认为新媒体就是“将数字技术、通信技术与文化产品、媒体传播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新媒体不仅在内容产业上创新更生，而且推动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广电、电信、移动和技术应用及终端制造等跨行业协作的新型形态。tech.sina.com.cn/h/2008-03-17/1636605903.shtml。
⑦方兴东在“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新媒体的冲击》商界名家论坛发言中，认为新媒体是真正实现了社会传播也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媒体，是让受众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过程转变的媒体，如WEB2.0技术以上的博客、网站等传播媒体。business.sohu.com/20060727/n244479094.shtml。
⑧宫承波认为新媒体在内涵上就是指“依托数字技术、互联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技术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兴媒体”，其具体的外延种类则包含了“网络电视（Web TV）、网上即时通讯群组、对话链（Chatwords）、虚拟社区、博客（blog）、播客、搜索引擎、简易聚合（RSS）、电子邮箱、门户网站、手机短信、手机彩信、手机游戏、手机电视、手机广播、手机报纸、数字电视、IPTV、移动电视、楼宇视屏（各种大屏幕）等”。参见其主编的《新媒体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这个表述虽然相对清晰，避免了《新媒体导论》中前后交叉的逻辑混乱，但却仍然存在着模糊处理新媒体和构成新媒体的硬件、软件以及新的信息服务方式之间界限的问题。同时将移动电视和楼宇电视等在互动性上存在着明显缺陷的媒体，也纳入到新媒体的外延序列中，也是易引发争论的地方之一。事实上，在笔者看来，移动电视和楼宇电视等媒体形式，都只能算是传统电视在传播空间上的延伸和补足，而不能算是以信息形态和传播方式变迁为主要衡量标准的新媒体样态之一。
⑨蒋宏、徐剑认为新媒体就其内涵“是指20世纪后期在世界科学技术发生巨大进步的背景下，在社会信息传播领域出现的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能使传播信息大大扩展、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传播方式大大丰富的、与传统媒体迥然相异的新型媒体”；就其外延则包括了“光纤电缆通信网、都市双向传播有线电视网、图文电视、电子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数据库通信系统、通信卫星和卫星直播电视系统、高清晰度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多媒体信息的互动平台、多媒体技术以及利用数字技术播放的广播网等。”这个界定从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手段的进步入手，涵盖了目前关于新媒体表述的方方面面，但同时也存在着混淆技术平台和具体媒体表现形式的突出缺陷，在求大求全中将两者并列，造成了层次不清和前后交叉的现象。参见二人主编的《新媒体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⑩匡文波站在互动传播的立场上认为，新媒体应表述为“数字化互动式新媒体”，其“新”也应该从时代和国际范围内来理解和应用，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国内，如车载移动电视、列车电视等，在国际上就早已出现，已经是“旧媒体”而算不上是“新媒体”。他认为新媒体可以界定为指“利用数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在具体的外延上，则包括了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和网络电视三种类型。参见匡文波在《“新媒体”概念辨析》（《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6期）中的论述。
11 Intel公司创始人戈登摩尔1965年根据大量数据统计得出的计算机发展理论，认为计算机能力与时间呈现出指数式上升趋势，即集成电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和性能每隔18—24个月提升一倍，但价格却会同时下降一半；也就是说，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24个月将会翻两番。
12 美国未来学家、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网络带宽发展预测，认为在未来25年内，主干网带宽每6个月将增加一倍，增速为摩尔定律CPU增速的3倍。
13 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兰姆1967年提出的人际联系网理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两个陌生人之间都可以通过六个人建立起联系。
14 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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