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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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瑞士金融监管体制实行的是瑞士银行和证券由瑞士联邦银行业委员会（以下简称FBC）统一监管，瑞士私营保险业由瑞士联邦私营保险业监督局（以下简称FOPI）监管的分业监管体制。其中FBC又实行两级监管体系，既监管活动在FBC与授权的外部审计公司之间的监管职责的分工。
在瑞士，除了最主要的FBC和FOPI（这两个机构目前监管着大约330家银行和200多家保险公司），金融市场的监管职责还由很多监管机构承担。
（一）监管机构框架
1．联邦银行委员会（FBC）。（1）组织结构：FBC由7至11名成员组成，由联邦委员会选举产生。FBC在行政上隶属于瑞士联邦财政部（以下简称FDF），但独立于联邦委员会的指示。FBC基于其独立性对金融部门的各个部分的监管拥有绝对权威。（2）监管活动：瑞士的银证监管是采取两级监管体系，银证监管是基于作为国家监督机关的FBC和一些得到授权的审计公司之间的任务分工。在这两层监管体系下，FBC委托授权的审计公司进行现场审查，而自己保留负责全面监督和执法措施的权利。FBC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进行直接现场确认审查。由于大银行集团在瑞士金融体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FBC需要自己亲自对瑞士两大银行—瑞士联合银行（UBS）和瑞士信贷银行（CS）实施直接监管。同时，为确保监管体系的活力，FBC对授权的审计公司开展质量控制和检查，有时FBC会直接监察审计公司对银行或证券交易商的审计程序。（3）运行费用：为了维持运作，FBC每年向受其监管的机构征收监管费。监管费的多少是比照FBC上一年度的支出来征收的。因此，监督机构的活动经费是独立于邦联的财务预算的，同时也不用纳税人承担。
2．联邦私营保险业监管局（FOPI）。FOPI受联邦委员会委托对瑞士私营保险业：寿险、意外险、损害保险和再保险进行监管。它的主要权限有给保险公司颁发经营许可；对人寿保险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进行审批；审查保险公司递交的年报；为保险业起草有关法律文件；代表瑞士保险业签订国际协定等。此外，作为对联邦社会保险局（FSIO）监管的补充，FOPI开始监管可以接受的健康保险。从2006年初开始，保险中介机构也纳入FOPI的监管范围。
FOPI实施监管的费用由被监管的保险公司承担，该办公室每年发票的税收额就可以完全涵盖监管当局购置的保险设施所带来的成本。
3．反洗钱控制局（AML-CA）。AML-CA行政上附属于FFA组织，AML-CA有四个部门：自律监管组织（self-regulatingorganizationsSROs）部门，直属金融中介（financialintermediariesdirectlysubordinatedDSFIs）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审查部门。审查部门协助其他三个部门完成工作设在联邦财政部财政事务管理局，负责直接或通过行业自我监督组织监管所有其它非银行系统的金融中介机构和个人。另外根据FATF的要求成立了洗钱报告处（MROS），隶属于联邦司法部，负责报告洗钱嫌疑问题，也是瑞士的情报中心。
4．瑞士国家银行（SNB）。SNB在他的职责范围里，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SNB必须按照宪法和章程的规定以国家利益为首位，其首要目标是确保物价稳定，同时考虑经济发展。
（二）监管规则体系
瑞士监管当局的监管权利有法律保证，同时必须严格遵从法律规定。监管当局实施监管，对金融问题进行裁决必须有法律依据，严格依法执行监管行为，从法律上保障了监管权威性。
在瑞士，金融部门是多层次的，反映在金融监管规则上也是如此。瑞士联邦行政局有权参与联邦立法，除了宪法、联邦法以及联邦条例以外，监管规则架构里还包括监管当局的通告和通知。规则架构的完整性还包括指示：指示自律规则在监管范围不同程度的执行。这些指示部分是基于法律的授权委托（如股票交易的自律规则就是基于联邦股票和证券交易法），另一部分是通过达到监管机构授权的准标准化条件作为最低标准（如SFBC的某些通告）。自律规则比较贴近市场，在瑞士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层面上，有许多与金融监管规则相关的双边以及多边协议，如与欧盟、WTO/GATS的双边协议。
二、监管体制特点
（一）监管主体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
1．金融监管当局拥有高度独立性是国家金融体制健全的表现之一，瑞士金融监管拥有的高度独立性主要表现在行政独立和财政独立上。（1）行政独立。在瑞士担负银行监管职能并不是国家的中央银行，而是银行委员会。银行委员会的七名成员由瑞士联邦委员会选举产生，七名成员除主席外，其余均为兼职成员。由于银行委员会的特殊性质，银行委员会成员不能在银行和金融机构中任职，其现任成员多为瑞士著名金融专家和经济学者，每月定期举行会晤，研究谈论金融监管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每年向联邦委员会提交本年度工作报告。银行委员会的成员虽然由联邦政府任命，但联邦政府却对银行委员会没有指示权，无权插手银行委员会的监管工作和内部事务，亦无权过问银行委员会对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这种高度的自主性无疑成为银行委员会有效、充分地行使监管职能的前提。（2）财政独立。瑞士监管当局实施监管的费用不是来自联邦财政部的统一配置，而是向被监管机构收取费用来弥补监管成本，维持机构运行。并且监管当局独立编制本机构的财政预算以及财政支出，这样监管当局通过财政独立而拥有充分的监管行使职能。
2．瑞士银行委员会拥有绝对金融监管权威。FBC每年向银行公告，对银行、投资基金、证券交易的有关法律条具体阐述和解释；银行委员会有权在联邦法律框架的基础上，起草、制定涉及金融监管的具体实施细则和规定，经联邦委员会批准即生效执行；在监管工作中，如果遇到难以参照现有法律条款解决的问题，或根据新的国际条约必须对瑞士现行的部分法律条文进行修改和调整，即由银行委员会牵头，会同国家银行、瑞士银行家协会等机构，共同组成专家工作组，制定出相应的补充管理规定或法律条款修订草案，送交联邦委员会审批。FBC有权根据法律获得全面的信息，即使是银行保密法也不能例外，但是审计公司例外，因为其信息来源需要多方面的审批，通知规定，通讯及其他机关的报告，客户或第三方、以及媒体报导等。除审计机构必须向银行委员会提交审计报告外，各银行对银行委员会有诸多的报批义务和申报义务；各银行在一个营业年度结束的60天内必须汇总所有核心数据，直接提交银行委员会，以便银行委员会及时掌握银行业最新动态，尽早察觉薄弱环节。在银行违反银行法规以及出现其它弊端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有权采取措施，以维护金融秩序并消除弊端。措施的严厉程度视违规情节轻重而逐步升级，例如：指出银行的违规行为并予以警示性告诫；责令银行重新制作年度财务报告；指示银行进行机构变动，乃至明令将某人开除出银行董事会或业务领导层等。在债权人的债券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有权将审计公司人员派到该银行作为观察员，对该银行业务进行深入监督，这种监督对银行的业务有时会构成直接干预。银行出现违法行为时，银行委员会将报告给联邦财政部，由财政部对银行进行跟踪调查。在银行已不能再履行其基本义务，或对法律构成严重侵害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将撤销其营业许可，任命清查人员对该银行进行强制性的停业清查。银行委员会必须本着公平、适度、诚信的原则采取上述措施。银行若对银行委员会的决定持有异议，可以向联邦法庭上诉，但联邦法庭一般都赋予银行委员会极大的权衡及操作空间，而且通常留置对专业问题的评判。
（二）重监管人员的高素质培养
瑞士监管当局一直注重人才的培养，每年投入大笔资金用于行业培训，造就了一大批高素质的金融管理人员。不但如此，它们还从国外招纳大量人材，以弥补本国市场上人力资源短缺的弱点。瑞士监管机构的就业人员一向以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而著称，成为了瑞士监管机构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一大法宝。同时高素质的监管人员也提升了监管当局的权威性以及监管能力。
（三）监管法律体系完整，提供有力的法制基础和保障
瑞士的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不仅表现在法律领域上，同时也表现在法律结构上。
1．瑞士目前的法律体系涉及瑞士现行的各个金融监管领域：银行，证券，投资，私营保险等，瑞士于1934年公布了《银行法》，按规定成立银行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瑞士银行是否依法从业。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和银行经营范围的逐渐扩展，瑞士又相继颁布了《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法》，以及《银行和储蓄银行规则》、《外国银行管理规则》、《投资基金规则》、《交易所和证券交易规则》和《洗钱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瑞士监管当局作为国家监管机构所拥有的权限和各被监管机构必须履行的接受监管的各项义务，在各个金融领域使得金融监管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2．瑞士金融监管当局行使监管职能有不同层次的法律保障，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宪法、联邦立法的保障，如瑞士七大法律如《银行法》、《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法》、《投资基金法》、《保险监管法》、《洗钱法》，这样就从高层次上保证了监管的权威性。同时还有各种细则性法规，如《银行自有资本条例》、《银行流动资本条例》等又为监管当局的监管提供精确的法律尺度，保证监管的有效性。
三、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瑞士的分业监管以及两级监管体系形成了一套对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立体监管制度，同时打击黑钱和各种恐怖融资活动。此外，加上监管主体的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及法律的保障使得瑞士的金融部门非常发达，保持了瑞士作为国际著名金融中心的地位。根据瑞士银行家协会提供的数字，瑞士的金融业掌管着全球三分之一的私人境外资产，几家著名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世界同行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虽然瑞士的监管体系对瑞士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监管政策背景的改变以及国内金融的动态发展，瑞士现行的监管体制逐渐暴露出了不足，主要表现在首先有些监管规则的适用非常良好，但是缺乏法律基础，如审计公司的审计程序，以及洗钱报告处的信息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这样就减弱了监管主体的权威性；其次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新兴实体和集团实体的出现，比如银保集团等，在目前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对该类新兴实体和集团就存在着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问题；再者，与国际监管规则相比，现行的监管手段单一，效率不高，不适应防范金融发展带来的新风险防范的需要；监管主体在监管过程中由于信息不足而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管以及对被监管机构的不公平对待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有所降低，同时瑞士为了稳定其金融中心，加强其国际地位，需要紧跟当前的发展，重新审查和调整现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
四、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的瑞士金融监管现状，同时瑞士金融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各种新兴集团实体出现，创新的节奏加快，跨境资金流动加速，国际金融业务竞争压力增强，以及应国际协定和监督标准要求等。为了稳定瑞士的金融中心，加强其国际地位，需要紧跟当前的发展，重新审查和调整现行金融市场政策。
金融市场监管体制对金融市场极其重要，它可以增强市场稳定性，增加国内外公众信心。假如没有合适的金融监管体系，那么瑞士的金融中介机构就无法在国际规范的环境中运作，那么瑞士的金融中心就无法生存。因此针对动态环境，不断优化监管架构是不容置疑的。这个结果使得监管当局不仅具有额外义务，而且必须改善和简化现有的监管框架。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课题组.金融监管与金融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2.陈威华.瑞士税收环境宽松、监管体系严格.中国税务，2003(11)
第2篇
关键词：金融市场监管货币政策中央银行
金融市场从广义上理解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现代经济已经进入金融经济时代，金融已成为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便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所有经济活动的中心舞台，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业界都已经承认这一观点，同时也认为金融市场是柄“双刃剑”。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及日本近年来的经济大衰退都在一个侧面反映了金融市场风险失控时对经济的巨大破坏性。
我国的金融市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迈开而发展壮大并不断规范着，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无可争辩的重大推动作用，但在当前WTO框架下开放金融市场的承诺逐步兑现和不断显现的混业经营的大环境下，各自为政或者说分业监管、多头监管的监管架构制度安排将很难满足市场监管需要，金融风险难以得到有效监控，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也将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及监管现状
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改革，我国金融市场的规模日益壮大，金融市场运作、监管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水平和实践能力不断加强。据相关资料显示，截止到2003年底，我国银行各项存款余额达20.8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1.7%，各项贷款余额15.9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1.1%；证券市场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上市公司达1313家，全年股票市场融资额达32115.13亿元，财政部全年累计发行国债6355亿元；基金市场从无到有，各类基金有80余只，全年累计发行各类基金总份数达到1164.8亿份；保险市场也空前壮大，全年各类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3880.4亿元，较上年增长27.1%；外汇市场由封闭到开放，产品由单一逐渐多样，全年银行间外汇交易额达12450.64亿元，国家外汇储备余额截止2004年9月达4700亿美元，如此规模的外汇储备为将来我国外汇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将起到根本的保障和推动作用；黄金市场全年总成交量235.35吨，总成交金额229.62亿元，黄金日均交易量960.59公斤，日均成交金额9372.28万元，交易品种、交易方式、交易主体和成交量不断拓展或放大，进一步繁荣了我国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有力的推动了国家宏观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但是金融市场和其他产品市场一样是建立在委托——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如银行系统是接受客户的存款委托从而运营资金而存在的，证券市场是建立在客户买卖股票、债券进行股权、债权投资的资金委托运营的基础上的。整个金融市场由于依托这种委托——关系，便导致两种风险不断发生，其一是道德风险，其二是逆向选择风险，两种风险的存在或发生均是因为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发生且难以消除的。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主要担当的是资金融通的作用，其风险的危害程度是依乘数而扩张的，如此金融风险发展成经济发展的根本障碍便具有了极大的可能性。因此，各国政府都力图通过加强监管、信息公开等的方式来解决或者弱化风险的危害问题或程度。我国政府在国内金融市场逐步发展的同时也营造了一个比较稳定、相对有效的金融监管架构。
从图1和表2可以看出，由于我国当前的金融业以分业经营为基本运作形式，因而便当然的出现了分业监管的监管架构，这种监管制度安排很难满足金融发展的需要和金融风险控制的需要，具体包括：
1、由于金融市场各类别市场间关系密切，因而分业监管形式会人为的割断信息交流，不仅不能解决信息不完全的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信息不完全，从而不利于监管应有效能的发挥，同时也不利于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行。如货币市场（主要以银行为例）和资本市场（以股票市场为例）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业务和交易上的关联性，股票市场资金存放、资金汇划、结算无不与银行有关；另外由于货币市场资金与资本市场资金在数量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而有存在相当的冲突可能。然而监管方却人为的对市场进行了划分，致使银监会与证监会权力交合，界限不明朗，同时容易出现推诿而致使监管真空，监管部门为了控制风险的发生，便严格限制两市场边缘产品创新行为，这样对整个货币和资本市场都将造成极大的危害，市场的运行效能受到极大影响；或者监管部门对此种边缘产品创新行为不闻不问，这样又必定导致金融风险失控的可能，毕竟边缘性的金融产品引致金融风险的概率是很高的。
此外，由于分业监管，原本各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造成的风险监控漏洞由于监管部门的平级运作和直接协调机构缺位而导致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问题加剧，进而出现更大的监控漏洞，这样的监管架构制度安排必将归于低效甚至无效。
2、多头监管模式难以有效支持金融政策的实施。金融政策的制定是为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为目的的，而这与金融监管的根本目标即保障金融市场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是一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运行是以稳定的金融市场为基础的，尤其后者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要求更高，否则就会出现政策与市场运行风险同向乘数扩大的可能。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做具体分析，其为达到政策目标通常可以运用三个手段：法定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率。很明显这一政策涉及的不仅是政策本身制定这个层面，还要涉及到实际运行中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然而当前的监管架构制度下的中央银行却对这两个市场没有直接的监管权，这样必定导致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脱节，进而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必将受到影响。
3、各行业自律组织名义上是各市场主体的自愿组织，但事实上却带有很浓厚的官方性质，这样的自律组织建设明显有违设立的初衷。政府对这部分自控机构的介入必将给很多原本只需市场主体间协商解决的问题复杂化、扭曲化，不仅政府监管的成本加大，同时市场效率的流失也必将是严重的（市场主体缺乏主动权而致使其市场行为缺乏主动性和灵活性）。
综上，目前存于我国的监管架构制度在对金融风险的控制效能上较低，对金融市场运作上具有较大的负面作用，当然总体的组织要素还是合理的，因而这种制度安排需要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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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的金融监管架构设想
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得比较成熟，其监管机构设置和具体制度安排相对而言也是比较成熟的、科学的，因而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借鉴。
（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架构及运作简介
1、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混业监管模式。英国1986年建立了由财政部领导的三级混业监管架构。第一级是财政部，其负责督察国内的所有银行、证券等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活动和对市场主体的资格进行认定；第二级是证券与投资管理委员会（SIB），该机构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负责全面监管金融市场；第三级是自律性的各类民间协会组织，负责一些行业内的自律性监督职责。1997年英国成立了金融管理局（FSA，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由其负责对金融市场进行系统全面的监管。此外，德国也计划把德意志联邦银行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机构等监管主体进行合并，成立类似于英国FSA的监管组织。在欧洲历史上的和新近出现的混业经营倾向是促成这种监管体制转变的根本动力，如德国历史上就是以混业经营为金融市场运作为基本模式的，另外法国也取消了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中长期信贷银行的区别，逐步放松了其他主体间业务范围的限制。
2、日本的大一统监管模式。在1998年日本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前，金融监管主体是大藏省和日本银行，而且日本银行在行政上接受大藏省监管，所以大藏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唯一监管者，这种过于大一统的金融监管模式由于大藏省监管力量和协调能力的限制没能发挥很好的金融监管作用。1997年日本提出“金融监督厅设置法案”，1998年6月金融监督厅开始在总理府直接管辖下运作，证券委也从大藏省划归金融监督厅管辖。1998年12月金融再生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国务大臣任委员长，是与大藏省平级的行政机构，并且在金融危机时，有首相处理危机的权力，金融监督厅直属于金融再生委。从2000年起，金融厅开始承担原大藏省检查、监督和审批备案的全部职权，大藏省（现财务省）只保留与金融厅对证券市场的合作监管权。
3、美国的混业经营现状和分业监管模式。在1998年以前美国实行的是严格的分业经营模式，这是由其政治组织形式和各州的权限及立法的限制导致的，此种经营模式导致了美国的分业监管，各类市场和各州间的市场被人为的割断。但是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金融市场上的分业经营的限制被不断打破，终于导致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破产，新的金融法规对混业经营没有严格的限制，与此种金融市场运作模式相对应的应该是混业一统的监管，但是由于美国联邦制度的存在，致使其监管架构上的制度创新难度较大，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其发展方向必定是大一统的。
（二）、优化后的我国金融监管架构和制度安排
针对前面分析的结果，我国分业监管、多头监管的监管架构是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要的，在借鉴国外金融监管制度安排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优化后的监管架构和制度安排，如图2。
具体运作安排如下：
第一层次：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财政部主要负责对金融市场各机构主体的财务、会计、审计、税收等进行监督；中央银行则主要负责对各类金融机构具体的交易行为的合法性、效率性及行为与货币政策一致性等的宏观监督，具体权力行使包括：（1）对第二层次的各具体监管机构的督察，主要指的是对银监会、证监会等执行监察市场的行为进行监督，以确保市场风险能得到有效控制；（2）对第二层次的监管机构的行为进行协调，促进信息的及时、有效的沟通。这主要指的是对各类具体市场监管者监管过程中需要全面信息及职责明确划分等的问题提出的，中央银行应该负起这方面的职责；（3）全面协调各监管主体的具体监管行为，保持货币政策稳定、统一、高效。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通过对第二层次的监管机构的监管的实时监控，可以确保金融监管主体的行为朝着有效执行货币政策的方向发展。
第二层次：各类具体的金融市场监管者。（1）银监会负责对银行及其他以信贷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的监管，涉及到的主要是货币市场，监管的重点是此类机构的自身运作行为的规范性、合法性、对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等；（2）证监会负责对资本市场的全面监管，以保障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为监管的根本出发点，加强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考核，确保证券市场能朝着更加健康和更具吸引力的方向发展，同时注重对市场行为主体配合货币政策执行方面的引导；（3）保监会针对保险市场的运作进行全面监督，以确保保险市场资金的安全性为重点；（4）国家外汇管理局依旧负责整个外汇运营及操作方面的监管；（5）金融创新监管局主要负责黄金市场、期货市场及其他边缘性创新产品市场的监管。目前这几个市场的规模还不大，但是他们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的危害程度却并不亚于其他市场，尤其创新产品形成的市场更是如此，因而要加强这方面的监管，同时该部门还要负担起鼓励和支持金融产品创新的责任，确保其活力不断增强并对运作风险进行有效控制。
第三层次：民间各行业自律性组织。考虑到政府监管成本和监管效率的问题，这类行业自律性的组织应该负担的是对政府监管机构无法深入监管或监管效率较低的一些业务和一些应该由市场决定的业务运作方式等的业务监管上，如行业服务标准、服务定价等的监督和协调问题等；另一方面是作好市场信息的反馈工作，保障市场动向、市场发展障碍等的信息能及时有效的传递给政府监管部门，使其制定出更好的政策或及时消除发展障碍，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三、进行上述优化安排的利益分析
前面已经明确提出了优化的金融监管架构，并且对其具体的运作亦已作了安排，笔者认为这种优化相对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现状和发展趋向，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1、有利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协调。财政政策主要是政府利用财政的手段如税收、转移支付、财政投资等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货币政策则是中央银行利用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影响经济的运行，具体有三种方式：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从优化的架构之第一层次看，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直属于国务院，在行政上统属一个层次，而且无其他政策制定者（指具体市场监管者）干扰，因而可以确保政策制定上和执行上的协调和统一。（1）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归于国务院直接领导，有利于意见的统一，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上容易协调。通常财政政策的效果比较快，运用比较方便，对经济全局的影响可控程度高，因而一般用于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货币政策直接通过控制市场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来影响经济运行，而且控制的通常是基础货币，因而其乘数作用明显，容易引起经济大幅波动，一般用于控制通货膨胀。如果这两种政策的制定者不能很好的协调，将极大可能的导致财政政策的运行无效，甚至于导致经济大幅波动、出现严重经济衰退；（2）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负责制定和执行金融政策，其他市场运行方面的监管者全部纳入中央银行统一协调监管，在没有其他强权监管机构的干扰下，更有利于保证金融政策的稳定和高效。
2、有利于保障货币政策得到统一、完整的执行。由于各具体市场行为监管者统属于中央银行管理，中央银行便有权监督其行为，确保政策的传导机制高效运作，从而保障货币政策能得到统一、完整的执行。第一，法定存款准备金。在现行的监管模式中，调整权掌握在中央银行手中，而具有真正监管银行经营行为的银监会却无权调整，而中央银行又没有市场直接监管权，这种制度安排导致了监管权和调控权的人为分割，不利于市场信息的及时反馈和市场行为的及时调整，一方面是中央银行无权得到第一手资料，及时修正货币政策，另一方面监管部门无权对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这样一来，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效果和监管的效率都受到了影响。而优化后的架构安排有效的避免了这一点，所有市场调节工具运用权统归具体监管部门具体运用，但是又必须在中央银行统一领导下运用，这样上面出现的尴尬问题便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第二，再贴现率。这一货币政策运用手段是通过对信贷市场的直接调控从而调节社会资金流量的，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基本类似于第一点的分析；第三，公开市场操作。它是中央银行为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而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一种政策手段，依照当前的金融监管架构，证监会除非在国务院直接授意的情形下才有可能主动支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否则资本市场将不会主动协助货币政策的运行，如此货币政策的及时性和效率必定会大打折扣。而优化后的架构安排中，中央银行直接监督证监会的行为，市场信息传递、反馈准确和及时，故而可以确保证券市场能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有效的保障，突显公开市场操作手段的迅捷和可控性强的优势。
3、优化后的监管架构职责安排清晰，通过国务院和中央银行的协调可以确保金融市场监管的完整。各层次、各类市场监管者的职责分工明确，且监管边缘部位由于存在有权机构（金融创新监管局）的协调，可以减少监管效能的漏损，提高监管效率，降低金融市场风险。
4、设立金融创新监管局，为有效填补因市场发展而带来的监管漏洞及推动金融创新提供了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各种创新业务和创新产品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朝着高杠杆方向发展，而且这些创新牵涉到的将是多个市场，如目前国家已经允许保险、银行资金通过适当的途径进入资本市场，这种情况的出现给现存的监管架构带来了挑战，是多头分业监管还是限制这种创新，依现实情况，已经选择了前者，但是这种多头监管会给监管效率带来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新的效率。而优化后的监管架构和职责安排不仅让这种源于多个市场边缘的产品创新行为得到完整的监管，同时还采用积极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金融市场的创新，一方面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散得到了有效控制，另外也有力的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繁荣和进步。
第3篇
[关键词]金融；金融监管；金融安全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加入WTO后，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金融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金融市场开放后，国际金融资本会因政治、经济和市场之变化而在国内外迅速流动，从而冲击着一国的金融体系，潜伏着很大的金融风险。近年来，世界上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证明，如果—国在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上认识不足或处理不当，就会发生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从而威胁到自身的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过早地取消对外国资本流动所实行的汇兑管制，可能导致资本的外逃或外债的增加，也许二者兼而有之。诺贝尔奖得主托宾教授则明确指出，中国应积极参与经济和贸易的全球—体化过程，但不要急于使自己的金融市场同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体化。这就是说，不要在条件不具备时，过早地取消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
在资本项目管理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都不强求其成员实行货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我国加入WTO的协议也并末承诺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入世后，我国仍将维持资本项目下外汇管制的体制。这是由于资本流动对—国经济会产生较大影响。在建立完备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机制，以及各项严格的制度之前，过早地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出、流入的限制，国内经济极易受国际市场左右。放开资项目的管制，前提是建立灵活有效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加强金融监管，提高应付国际资本流动、资本价格变动和汇率变动冲击的能力。要做到这些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前我国外汇储备稳步上升、到001年10月底已达2030亿美元。加人们WTO后，利用外资潜力巨大，资本项目对外资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因此，国际收支仍将保持乐观的前景。良好的宏观经济状况和银行间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了我国加入WTO后人民币汇率将继续保持稳定，而这是加快外汇体制改革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外汇管理部门正在从改进汇兑监管和提高国际收支监测预警能力等方面人手，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最终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这是我国外汇管制体制的长远的终极目标，也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最佳次序中的最后一步。
鉴于金融市场的开放，伴随着金融风险的增加，我国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首先，要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机构，并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体系，使之系统化和法制化。与WTO重要原则之—的“国民待遇”原则相一致，国外发达国家将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视同仁。这一模式理应成为我国监管机构的最终发展方向，但是由于国内银行与国外资本实力雄厚的大银行相比差距过大，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我国金融业进入自我保护的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的监管需分开进行。在此，人民银行现有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就应成为最高机构，全权负责外资银行监管及相关事宜。另可下设局、处等基层组织，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外资银行进行监管，并直接受各地人民银行领导，独立于地方政府。这一过渡过程及最终制度的稳定和形成都必须以外资金融机构监管法规体系的完善为基础，以保证外资银行的健康发展和我国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
第二，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这是有效监管的首要环节。其主要内容有：一是有关法律法规和达成的协议．对进入中国市场各类金融机构规定的资本金最低限额。据报道，在华设立外资银行最低资本金为200亿美元。二是按照我国有关法律，对外资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有关认定，有违规违法记录者不得认定。三是依照我国有关法律、对外资银行业务范围的认定。
第三，对外资银行业务营运的监管。在监管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到透明度这基本原则。透明度解决的是游戏规则和披露信息的公开化问题。落实透明度原则，要求各类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必须遵循国际标准统一会计准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日本等国的—个重要教训就是金融运行的透明度不高，直到出现支付危机并引致倒闭时监管当局才获知真情况，但这时采取补救措施为时已晚。在这个问题上，对外资银行业务运行透明度的监管方面必加强外部审计的作用，除采用传统的日常报表分析外，还要求外资银行聘用至少一名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并将其有关材料在权威报告上．予以公开位之受到法律、公众、专业人士等多方监督。
第四，针对当今形势，建立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管理方法。风险性监管是—种预防性的事前监督，在今天银行风险增加的形势下是保证金融机构处于良好营运状态的重要措施。但我国多年来在这一领域内基本是一片空白，缺乏经验，需要洲门探索创造。
第4篇
1.注重危机处理的应急性
在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再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这使得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趋于多样化。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世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部门在金融风险预防方面、治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目前形势下国际组织对于危机处理的应急性比较关注，危机出现之后才实施治理，这样就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一定的损失，这与当下社会发展将危机制止于萌芽中的要求不相符。除此之外，在对金融危机实施处理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是几个国家临时组建一个机构，就一些金融危机实施商讨，一旦危机过后，此种合作就会消失，这就使得目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稳定性有所缺失，对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极其不利。
2.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管理不到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金融合作中一个主要的金融组织，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基于美元而组建，在那个年代下对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一定的益处，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及基金组织的原则与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已经不相适应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主要是以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为主体，约占货币基金组织的56.09%份额，但是发展中国家占有国际基金组织份额不到50%，这就使得在发达国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很好的发挥作用，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却存在一定的阻碍，这就需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管理。
二、促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的方案
1.强化各个国家之间的联合，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的监控
国际间金融合作的实质是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监控。国际投机资本的疯狂是使得金融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总交易额急剧上涨，以实现每天1.5万亿美元以上的交易额，市场上的投机资本已经高于7.2万亿美元，然而金融投机者一直在寻找漏洞，伺机制造风波，以追求高额的利润。当前国外的经济学家倡导金融自由化，对于监控与管制的重要性有所认知了。所以，一定要强化各个国家中央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流，促进各个国家之间资金的融通，以更好的应动流动性危机，这样可避免金融投机者钻空子，对国际金融市场薄弱环节实施有效的监控。
2.确保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趋于完善
众所周知，世界上目前所有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发挥着重要效果，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其使用的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不足，比方说，在沟通与协调机制方面的缺失。在1987年和2001年的《巴塞尔协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还有以后陆续召开的相关会议使得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协调得到些许进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世界各个国家有了较频繁的贸易往来，因为各个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有所差异，同时世界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需要各个国家要实施联合，以实现对经济危机进行很好的解决，保证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与国家的相处都是靠利益来维持的，为渡过金融危机，国家之间的沟通、协调一定要本着公平的原则，这有助于促进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改革。
3.确立多边信息资源交换与共享制度
在区域经济和国际金融逐渐一体化的影响下，应该确立多边范围的国际金融监管信息储备中心，就相关文件、资料进行必要的交流与沟通，例如可通过监管联席会议,的召开，对主要的问题实施交流，一起来探讨解决问题的良方，实现国际金融监管的成本的降低。与此同时要加强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将银行监管的灰色区域减少，创造银行海外机构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有效监管机制。
4.建立统一金融监管国际标准
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是国际监管组织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核心内容和有效形式。当然这个统一标准也应充分考虑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实际。但是，包括巴塞尔协议，IOSCO标准，IAIS标准在内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都是为成熟的市场量身定做的，然后在对其进行修改，试图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历次发生在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证实，这种修补后的标准未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国家成为世界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最薄弱关节。因此，在制定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时一定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5.加快实现全球性综合并表监管
目前，在欧共体成员国与十国集团内已经实现了并表监管。按照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对现行会计准则作必要修改。对于并表监管内容，针对银行跨国经营的特点，可就资本充足性、贷款集中程度及国家风险优先考虑，而对目前尚不能实现并表的项目，也必须从综合监管的角度出发，对整个银行集团综合评估。
三、总结
第5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制；比较
一、金融监管体制概述
金融监管体制是指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对金融活动施加影响的一整套机制和组织结构的总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基本要素：首先是体制参与者，即由谁监管和对谁监管，核心是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置、职责职权的依法定位；其次是如何监管，即为实现金融监管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体制的各种参与者按照一定方式有规律地相互作用，以完成特定的目的。可见，对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涉及到对金融监管机关组织构成、职权的分析、金融监管机关对金融机构作用机制的分析等。
根据监管主体的多少，金融监管体制可分为一元化监管体制与多元化监管体制。前者是独家监管型，即只有一家执行金融监管的机关，实行高度集中的单一型监管体制。后者是多家监管型，即执行金融监管的机关为两家或两家以上共同分工负责进行金融监管。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根据监管权限在中央与地方的划分的不同，又可分为一线多元监管体制和双线多元监管体制。实行一线多元体制的国家或地区，金融健全权力集中于中央，在中央一级又分别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关负责监管。这种体制实际上是以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为主题开展工作。实行双线多元体制的国家主要是联邦制国家，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代表。其基本框架如下：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
在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中，美国的监管体制被公认为是最健全、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1999年11月4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1999年金融服务法》(FinancialService8Actofl999)，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的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金融服务产业的新纪元，美国金融监管也最终形成了现行的双线多元监管模式。这种新的监管体系顺应了金融服务业混合经营、金融集团的发展趋势，在制度上实现了金融监管的创新。由于美国处于世界头号金融强国的地位，因此。对美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考察研究，将在构思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具体策略等方面提供诸多启示。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比较复杂，联邦和各州都有权对银行发照注册并进行监督，即实行双轨银行制度。在联邦一级，有财政部通货监理局、联邦储备系统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三大银行监管机关。在州一级，各州都有各自的金融法规和银行监管机构。现分述如下：
(一)通货监理局
通货监理局是美国资格最老的金融监管机构，它是根据(国民银行法)于1863年建立的。只有向该局注册的银行才能称为国民银行。通货监理局在技术上受财政部指挥。不过实际上它的活动与财政部没有正式联系_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通货监理局的主要职责是审查国民银行的注册和分支行的设置，审核银行的合并，收集国民银行业务的统计数据，并进行与国民银行体系有关的各项经济调研工作；制订相应的管理条例和法规，并组织贯彻执行；检查国民银行的资本营运、贷款结构和数量、存款安全程度和贷款利率水平等经营情况，对经营管理混乱或违反金融法规要求的，有权命令其停业，进行清理整顿，有权撤换国民银行的正副行长和高级负责人员。通货监理局每年需向国会报告工作情况。
(二)联邦储备系统
联邦储备系统是根据1913年(联邦储备法)成立的，该系统有以下3个机构：
1、联邦储备委员会
联邦储各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制定金融政策，此外还要规定金融规章、制度，监督管理下属的联邦储备银行和会员银行的业务。监督货币的投入与回笼：执行有关管制银行控股公司活动的法令，并作为联邦政府的人。
2、联邦储备银行
每家联邦储备银行都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由参加的会员银行认购。所有在联邦注册的国民银行都必须是会员，而在各州注册的银行则可以自由参加或退出。
3、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该委员会是联邦储各系统中指导公开市场业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委员会每四至五周在白宫开会一次，决定公开市场的方针政策，通过买卖政府证券、联邦机构证中国改革券和银行承兑票据以及买卖外汇等办法来调节市场上的银根。此外，还设有供咨询的顾问委员会。
(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建立于1933年。其宗旨是为了保险存款。防止个别银行的信用危机扩散到其他银行而设立的。按规定，只要是联邦储备系统中的银行都要求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未参加联邦储备系统的州注册银行是否参加保险可以悉听尊便。该保险公司的职责除了接受存款保险外。还包括审核检查批准投保银行的经营范围。设立分支行等：考虑投保银行送交的统计、报告；帮助面临破产的银行调整经营方向，组织清理和安排银行破产时资产清理。债务偿还等。为了保证在联邦政府支持下的保险存款得到偿付，解除向银行挤提的风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享有在紧急情况下向财政部借入资金的权利。
(四)州银行当局
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的机构负责监督和管理州注册银行。这些机构同时管理州内其他金融机构，如储蓄存款协会、信贷和金融公司等。一般来讲，它们的具体职责范围基本与通货监理局一样，各州之间略有区别，共同责任如下：批准新银行的成立，开设或关闭分支行机构，以及控股公司在州内的业务范围：审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帐册：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保障消费者与贷款者的利益。一般州的监督机构对银行的监督采取放松态度，许多银行都愿意向州银行注册，纽约市区银行尽管业务遍及全世界，但它们大部分是州注册银行。基本框架如下：
从上述分析可知，尽管各金融监管机关互有分工，各负其责，各有自己管辖的范围和重点，但各机关职责互相交叉重叠之处是明显的。例如，国民银行须接受通货监理局的监督，但所有的国民银行必须假如联邦储备系统并且参加联邦存款保险，因此，国民银行属于三个不同的联邦监管机关的管理职权范围之内。那些参加存款保险的州会员银行必须同时接受联邦储备理事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州银行监督机关的检查和监督，分别向三个金融监管机关上交经营报告和统计资料。
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8年以前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实施金融监管：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开始。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监管中分离出来，分别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家分业监管的格局。2003年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接管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由此我国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三会分工的金融监管体制，而中国金融监管也形成了现行的多元化监管体制。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分业监管。按照金融监管的分工，银监会主要负责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以大银行业为口径，银监会成立了监管一部、二部、三部、合作金融监管部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自上而下相应设立了省局，市分局、县(市)办事处体制。而证监会和保监会则分别负责证券、期货、基金和保险业的监管；内部设立了相应的监管部室，自上而下则建立了相应会、局(省、市、计划单列)的体制。银监会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着重加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负责金融体系的支付安全，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这种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表明，除中央银行负责宏观调控外，其他几个监管机构都是集中于相对行业的微观规制层面，选择这种监管体制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并及时达到监管目标，有利于提高“机构监管”的效率。其基本框架如下：
四、中美金融监管体制比较
中国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异同，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分业监管和混业监管
因为各国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各异，信用发展程度不同，各个国家的监管模式相当多样化。而且，各国金融经营模式和其监管模式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可能实行统一监管，采用混业经营的国家也可能继续分业监管。从监管模式来看主要是有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而中国和美国采用的都是分业监管模式，虽然两国的经营模式不尽相同，但监管体制仍然坚持分业监管的模式，也就是将金融机构按金融市场划分为银行、证券、保险三个领域，在每个领域分别设立一个专业的监管机构负责全面监管。美国自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银行业走向了全能化，但是其监管体制仍然维系着令人眼花缭乱的伞状监管，它不仅存在不同金融业务的监管主体还存在着不同级政府设立的监管主体。银行以及储蓄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由货币监理局、美联储和存款保险公司三大联邦级监管机构和各州监管机构共同负责。证券经营机构主要受联邦政府法的管辖。而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基于证券交易法设立的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信息披露、证券交易所柜台交易和证券业协会等履行监管职能。美国的保险机构则由所在各州保险监管局负责。中国的分业监管情况在前面阐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但是，分业监管模式也存在很大的弊端，如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性差，容易出现监管真空地带：监管机构庞大，监管成本较高，尤其针对全能银行进行的分业监管，容易产生重复监管问题。
(二)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
按照监管主体的标准划分，金融监管模式可以分为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功能监管按不同金融业务的种类进行监管，如银行业务、保险业务、证券业务分别由一个监管主体的不同职能部门或由不同的监管主体按照不同的业务领域进行监管。对一个给定的金融活动均由同一个监管者监管。目前实践中的功能型监管模式表现为三种模式，即统一监管型、牵头监管型和伞形监管。1999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该法案允许金融控股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经营多种金融业务，如存贷款、保险承销和经纪以及投资银行等。但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并不开展业务，其主要职能是向联储申请执照、对集团公司及子公司进行行政管理。对应金融控股公司这种伞状结构，美联储被赋予伞型结构监管者(UmbrellaSupervision)职能，并且与财政部一起认定哪些业务属于允许金融控股公司经营的金融业务。在伞型监管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部分由财政部货币监管总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监管，证券部分由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保险部分由州保险监管署监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州保险监管署被统称为功能监管者(FunctionalRegulators)，如图4所示。
机构监管则按不同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中国目前主要采用的就是这种监管模式。这种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表明，除中央银行负责宏观调控外，其他几个监管机构都是集中于相对行业的微观规制层面，选择这种监管体制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并及时达到监管目标。有利于提高“机构监管”的效率。就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而言，从其实际运行以来所取得的成效来看，在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它不仅统一了监管框架，加强了监管专业化，提高了监管效率，而且还有利于中央银行更加有效的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但是，近几年随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迅猛，金融业开放加快，金融监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业监管体制已显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其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
五、结语
第6篇
次贷危机表面上是美国房价走低、利率走高所致,根本原因是资金供应方降低信贷门槛、忽视风险管理,需求方过度借贷、反复抵押融资。尽管这种风险基本上通过证券化的方式已经分散了,但是这些风险并没有消失,一旦条件具备,风险就会暴露出来,而且风险通过证券化的渠道影响更为广泛。著名金融学者易宪容认为,中国按揭贷款实际上比美国次级债券的风险要高。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逆转,其潜在风险必然会暴露出来,国内银行所面临的危机肯定会比美国次级债券出现的危机要严重。[1]可以说,完善房地产信贷及其证券化风险防范的法律制度是中国避免重蹈覆辙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加强信贷风险管理,提高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门槛。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规定,90平方米以下的首套自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20%;90平方米以上的不得低于30%;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1.1倍,而且贷款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应随套数增加而大幅度提高,且借款人偿还住房贷款的月支出不得高于其月收入的50%。在紧接着的《补充通知》中明确“以借款人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为单位认定房贷次数”。在次贷危机阴云密布的背景下出台上述严格住房消费信贷管理的措施,表明我国监管层已经意识到了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高风险,显示了监管层切实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决心。
其次,要完善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风险防范法律制度。金融资产证券化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与理论研究的热点。经济学界广泛探讨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如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提前偿还风险和利率风险。法学界则重点研究了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所面临的主要法律障碍,如资产支持证券性质界定的模糊性、SPV(特殊目的公司)运作模式所存在的法律问题、“破产隔离”与“真实出售”以及实质性风险转让的法律依据等[2]。目前规范资产证券化的主要法律是2005年央行颁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和中国银监会颁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以上法律对信贷资产业务的市场准入和风险管理做出了专门规定,专门设立了“业务规则与风险管理”一章,对资产证券化的各个参与主体提出了统一的风险管理要求,强调了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隔离和风险揭示问题,要求参与证券化交易的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隔离机制。以上法律属于部门规章,法律层次较低,难以解决现存的一些法律问题。应当借鉴国外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专门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法,处理好外部监管和内控制度之间的关系,完善我国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
二、加强市场化监管,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
次贷危机表明,要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以存款保险为核心的金融安全网在强调金融安全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经营上的道德风险。也许激励结构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使所有方都明白,即是管理良好,银行也可能倒闭,因为银行业务涉及风险承担的问题。而监管当局将允许那些偿付能力不足的银行倒闭。不幸的是,监管当局不可能做出一个完全可信的、不救助破产银行的事前承诺,但是,可以建立一个增加承诺难度的体制[3]。新《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也强调监管不能够代替市场约束。
加强市场化监管要求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必须根除金融领域“不破产、无风险”的传统观念,并充分认识到金融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第一,可以有效抑制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第二,存款人的破产观念转变必然带来风险意识的提高,进而自觉对银行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来监督银行的监督管理,从而加强市场约束的力量。[4]尽管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是自我经营、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企业法人,但是我国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尚不完善。2006年制定的《企业破产法》第134条规定:“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务院可以根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已进入立法进程。它对于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提供银行经营风险的激励具有重要意义。一旦危机发生,它能够为政府干预危机措施的效果提供威慑力,同时也有利于确定政府干预的合理界限,防止政府过度干预破坏市场约束机制。
三、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型多头监管模式,被称为伞式监管+功能监管的体制,实际上是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混合体,监管机构形成横向和纵向交叉的网状监管格局[5]。这种监管体系存在的明显不足是容易造成重复监管或监管真空,从而导致金融体系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由美联储作为综合监管的上级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总体监管,其它监管机构负责功能性监管,OCC、FDIC等监管机构负责对银行进行监管,SEC和州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即美国在原有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加强了各金融机构的协调和综合。
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联储以及美国财政部联邦住房局等监管机构采取了干预措施,但收效甚微。这引发了人们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反思,最终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革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美国政府将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第一,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第二,新建“金融审慎管理局”,整合银行监管权。把目前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收归“金融审慎管理局”统一负责。第三,新建“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主要行使目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职能。此外,还新建了“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将抵押贷款经纪人和保险业监管权从各州政府分管逐步收归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美国媒体称,这将是美国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次级按揭贷款债券涉及到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各个金融行业,如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甚至养老基金都是次级债的重要投资者。次贷危机的发生表明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对投机风险产生了监管真空,最终引发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爆发。此次金融大改革中美联储的监管权力进一步扩大,作为“市场稳定监管者”不仅可以监管银行、金融控股公司,还可以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这表明其加大了金融监管协调的力度。另外,减少多头监管者,整合金融监管机构,为协调金融监管清除了障碍。
美国的经验教训警示中国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形成。在混业经营趋势下,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也成为我国近年来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在立法上,《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在实践中,2004年6月28日,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制度形式赋予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使命。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人意,而且作为重要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被排除在外。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国际金融论坛第三届年会上透露,我国正在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
另外,我们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成本意识。不仅要考虑到新增监管机构增加的直接费用以及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必要费用,还应当考虑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市场损失,这是政府监管替代市场调节的一种机会成本。这是我们过去往往容易忽略的。例如我国是否真的需要建立一个凌驾于“一行三会”之上的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还是通过扩大中央银行的权力赋予其履行金融监管协调的最终职责?这取决于不同监管方式之间的成本比较以及边际监管成本与边际监管收益之间的比较。一般而言,金融监管协调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这是进行金融监管协调的经济学基础。增设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成本大于通过扩大中央银行权力增加的成本,就成本最小化而言,应赋予中央银行以协调金融监管的最终职责。
四、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受损失的不仅是美国的金融机构,欧洲与亚太地区的金融机构也损失惨重。实际上从遭受冲击和损失的程度看,欧洲的金融机构远甚于美国的金融机构,甚至有市场人士认为这一次次按风波实际上主要是由欧洲的金融机构为美国的金融风险埋单[6]。难怪欧洲央行会率先对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加市场流动性。中国亦有不少金融机构购买了部分涉及次贷的金融产品,如共汇出109亿美元资金的银行系QDII、基金系QDII,近期纷纷遭遇净值缩水。金融全球化也是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会影响人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预期,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金融机构及监管层应当谨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稳步有序地推进金融开放。
为了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机制主要包括信息交换、政策的相互融合、危机管理、确定合作的中介目标以及联合行动[5]。如为了控制次贷危机的蔓延,美联储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联手行动,向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引发了全球股市的积极调整。中国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证监会国际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并且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签订了金融谅解备忘录,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当善于利用金融监管合作机制,获取信息,了解政策甚至要求就某些具体目标采取联合行动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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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巴曙松.美国“次贷危机”的三大悬念[J].人民论坛,2007,(17):28-30
第7篇
文章摘要:次货危机警示我国金融监管:在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下，必须建立完善的监管协调机制，而完善的协调机制有赖于一个良好的组织结构。有基于此，本文认为，针时我国分业监管格局下的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应该建立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达沃斯经济年会上，金融监管成为人们讨论的的焦点。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上了生动的一课，改革现有的金融监管机制，特别是强调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重视，已经成为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然而，对于如何构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不同的学者看法不一，但大多数是强调要进一步发挥政府公共监管机构的作用，而对于私人监管机构的媒体，独立评级机构等却很少提及。本文认为，构建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离不开私人监管部门，只有将公共监管与私人监管相结合，构建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才成真正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作用。
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理念最早是应用于保险业，后来不断扩展到整个金融业，其就是让私人部门来帮组衡量公共部门的监管要求，并充当应对监管者与银行业相勾结或掩盖事实的制约力量。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主要是建立在“一行三会”的政府公共监管部门之上，代表私人监管的存款保险机构，独立资信评级机构才刚刚起步，都很不完善。私人监管部门的缺位使得公共监管部门失去了一个外部监督的力量，金融监管协调成了纯粹的政府公共监管部门间的内部“行政调整”，这制约了监管协调机制的有效性，以及金融市场的公正，公平，公开。
二、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缺陷
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协凋机市}J主要提:建立在“一行三会”的公共监管机构之间，然而，在金融市场不断创新的今天，公共监管在监管协调方面的不足引起了人们的担比:
(一)部门利益严重
我国的监管协调机制建立在“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之下，但近些年来，随着金融全球化加快，金融业务不断创新，金融业逐渐由分业走向混业经营。我国加人WTO后，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开放，国内金融机构为增强自身竞争力逐步尝试混业经营。在政绩为先的行政文化驱使下，各监管机构为了促进自身部门利益的发展，一方面鼓励业务上的创新，突破自身领域，不断与其他部门形成业务交叉;另一方面又出于风险的考虑在监管方式和监管标准方面各执己见，各行其是，导致监管重叠和监管不一致，增加了协调的难度。
(二)部门间具体安排不完善
一是联席会议安排不完善。尽管在2004年，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就联合公布了《三大金融机构银行业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然而，从实践的效果上看联席会议制度并不尽如意，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仍然大量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联席会议的参与主体过于狭小;另一方面是联席会议的权威性不够，协调后达成的安排没有法律约束力。二是信息收集的渠道，方式及标准不统一，导致监管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重复检查、重复处理，监管合力不大。
(三)部门内存在“道德风险”
监管“俘获说”认为，监管措施在实行之初可能还是有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被监管者变得对立法和行政的程序极其熟悉时，情况开始变化，监管机构会逐渐被它所监管的行业控制和主导，被后者利用来给自己谋求更高的收人。金融业是个高回报率的行业，资本的逐利性，使得拥有特许经营权的监管者，特别是一些监管高层容易与相关金融机构形成庞大的利益链条，2008年6月证监会前副主席“事件”以及受“事件”连带出来的“肖时庆”案、“涌金系”案就是例证，这严重削弱了防"i周的效果。
(四)部门的行政色彩过于浓重
在进行监管协调时，协调的主体过于单一，都是政府性公共监管部门，协调的行政色彩过于浓重，私人监管部门，如独立资信评级机构，新闻媒体等没有参与其中。参与协调的主体过于单一使得协调的内容过于狭隘，协调的信息不充分也不全面，隐藏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降低了协调措施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三、措施建议
由于公共监管存在问题，本文认为进行金融监管协调应充分发挥私人监管机构，如独立的评级机构，体等的作用，将公共监管与私人监管相结合，建立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
1、要放宽独立评级机构参与监管评级的限制，鼓励其参与金融监管协调。信用评级应该是个包括多个角度评价的体系，不同的评级机构评定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从各自的角度对金融机构做出评价也不一样，这样才能够促成对金融机构全方位认识。针对我国独立评级机构的现状，本文认为一是要进一步为资信评级机构的发展创造条件，放宽商业评级机构的市场准人限制，打破“玻璃门”和“弹簧门”，或者适当引进境外著名评级机构进行参股，提高我国资信评级机构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二是保证资信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完全按市场来运营。
2、要重视网络媒体的监督作用，可以赋予这些社会中介机构直接向相关监管部门呈送意见的权利，并为其开设呈送意见的专门渠道，以便保障社会监督不受政治因素的左右和干扰。
第8篇
1.美国:双线多头金融监管体制。这种监管模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专门化，可以有效地防止金融垄断，同时结合存款保险和金融风险信息披露制度的辅助作用，起到较好的监管作用。但是在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与金融市场内部的不断创新的双重作用下，新生的金融衍生品不断进入市场，这种监管体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首先是金融监管内容存在重复交叉，这将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其次，由于存在联邦和地方两级的多个金融监管机构，监管成本过高而效率低;再次，机构之间职能难以协调，监管冲突频发，各个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不流通和不对称更容易形成监管真空，如果没有对监管目标进行清晰的界定，其监管效果反而会比分业监管更加低下;最后，混业的监管机制容易造成，并进而产生道德风险［1］。
2.英国:统一式金融监管体制。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最明显的特点是统一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在监管职能高度集中的同时，金融行业对于自己的业务管理也有着比较大的自决权。随着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复杂化，英国原统一的监管部门金融服务监管局(FSA)拆分为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作为金融监管的执法机构，并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统一指导两者工作［2］。实践显示，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紧随国情的变化，有利于保障金融安全与稳定，保护消费者的权利。英国的金融体制是比较成功的，伦敦是世界公认的具有良好监管机制的金融中心［3］。英国的这种监管模式有效地防止了系统性风险，高度重视和强化宏观方面的监管指导，很好地解决了监管重复和监管空白的问题，有效地避免金融控股公司存在所造成的监管难题，也更好地解决了金融创新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也减少了监管成本，提高了监管效率。在宏观上各个业务部门的监管信息予以共享，信息畅通得以保障，监管人员全面地了解金融市场的动态更加便捷，从整体上促进了英国金融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英国还建立了相关的存款保险制度，对于银行业存在的风险预先予以防范，与金融风险信息披露制度相互配合，保障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但是同时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存在金融监管的权力高度集中于金融政策委员会，容易发生权力的滥用，高度集权化带来的金融垄断等一系列问题。
3.澳大利亚:双峰式金融监管体制。澳大利亚金融监管机构是以双峰监管模式展开的，由审慎监管局主要负责对储蓄存款、保险和养老基金进行监管，证券投资委员会负责维护市场诚信和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阻止人为操纵市场以及不公平竞争等，维护市场的稳定。澳大利亚的这种监管模式的优势首先体现在，一方注重风险的检测和管理，另一方注重监督行为的披露，通过金融信息交流与披露机制，有效地联结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同时又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给消费者权利以足够保护。同时这种模式中两方机构各自的监管职责分工明确，对于可能的共同监管领域由于部门因素产生的交叉、真空现象予以良好的规避。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制衡机制，避免道德风险的产生，是对统一监管和分业监管两种模式总结基础上的一种改进模式［4］。但是这种双峰监管的模式也有其先天性的不足，首先这种模式依旧没有解决出现重复监管的情况下造成的管理成本上升和效率下降的问题。其次也不能很好地平衡双峰之间的利益格局问题。
4.借鉴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经验。通过对于美、英、澳三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分析，借鉴其他国家金融监管模式转型的经验，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寻找一条稳定健康的新路径。首先，在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保障金融业内部监管与发展目标之间的协调，转变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第一要义，传统的分业监管已经不能满足金融业的发展需求，统一但有区别的监管模式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通过建立一个宏观的金融监管指挥机构，全面统筹各金融监管部门的职权。其次，随着金融自由化与一体化的高速发展，金融风险变得日益严峻，各国都在探索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风险信息披露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比较典型的做法。再次，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在加强金融监管力度的同时，各国都注意到了市场的自我管理对于金融发展的良性作用，特别强调将行业自律作为机构型金融监管的补充，将金融风险扼杀在萌芽之中，这是全球金融监管模式发展的新着眼点。最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各国金融业发展逐步趋于同质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际社会对于各国本土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有着的新要求，应当加强国际金融监管问题的交流与沟通，以逐步缩小各国监管模式不同对于金融全球化的阻力。
二、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制所存在的问题
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已经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即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分业监管的主要监管体系，另外国家还设立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分别实施监管［5］。但是当前的金融监管模式仍然不能很好地与我国蓬勃发展的金融业格局相适应，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本土金融业发展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路径，是十分必要的。1.交叉性业务监管重复或缺位。为了更好地统一和综合监管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于2004年共同签署了《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由此，中国金融监管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模式，实行分业监管、相互合作的模式［6］。随着国内大量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和外资金融机构的不断涌入，我国传统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已受到挑战。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与外资金融机构大都实行混业经营，它们同时涉足银行、保险、证券等多个金融领域，且各业务之间联系极为紧密，同时金融控股公司的兴起与发展使中国银行与其他实体经济市场间的界限变得越发模糊不清。而另一方面，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职责界限不清，虽然成立了三方联席会议这一沟通机制，但该机制并没有起到有效的沟通与交流的作用，在金融监管过程中出现的执行困难问题依然严峻。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导致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出现了真空地带，产生了不少的监管漏洞，并且同时出现监管过程脱节、多头监管和分散监管等诸多问题。各金融监管机构在履行职责方面多从自身利益考虑，相互推诿监管职责与相互争夺监管权力，因此，时常发生纠纷。2.金融机构内部自律性较弱。我国金融机构虽然也有一整套的内部控制制度，但是在现实的工作中并没有效果，甚至有些形同虚设。有关调查显示，银行因自身经营管理不善形成的不良资产约占40%以上，可见由于金融机构内部的监管不善导致的金融风险增加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由于主要依靠金融机构的自觉，主观因素介入较多，易产生负面效应。但这种企业内部自发的监管行为，也具有监管成本低、监管质量好等优点，对于金融风险可以很好地防范，还是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行业自律与机构监管两种金融管理手段相互协作，互相补充，才能更好地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安全［7］。3.缺乏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我国金融业起步较晚，相关的监管配套机制并不健全，给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造成了一定的阻力。为了保障银行业的安全，防范银行业可能存在的风险，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目前，我国在这一制度上还是空白。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是以国家信用作为其发展的隐性担保，国家通过对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进行注资来保障其发展的稳定，但整个担保机制的运作缺乏制度约束，运作过程也不透明，难以对银行和存款人形成有效的保护，不能产生良好的市场预期。同时，各监管主体之间也不能对各自工作中所收集的金融风险信息予以有效的交流并向社会披露。虽然我国早就有监管联席会议这一制度，但是，监管联席会议的性质只是议事机构，其权威和工作效率都不高。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部门之间利益协调的产物，并不能将各金融部门所掌握的金融风险信息予以有效的整合，当发现问题时，并没有形成多部门协同处理、化解风险的协调机制。
三、完善我国本土金融监管体制的路径选择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逐步加快，金融风险在中国发生的概率逐步提高，伴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创新，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金融产品所占比重日益增加，混业经营已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由于我国只是处于混业经营的初步发展阶段，整个混业经营的体系构建深度和广度都不足，因此中国要实行统一监管有着重重困难需要克服。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建立健全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已成一种必然。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要防止监管越位，又要防止监管真空，同时结合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稳步地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转型，避免突然的监管模式变动所带来的动荡，充分立足具体国情，寻找出一条符合我国本土金融业发展的路径。
1.稳步推进金融监管模式向综合监管模式转型。针对监管机构存在交叉和真空的问题，短期内进行大范围的改革是行不通的，如果过于急促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在短期内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仍是“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这也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阶段相吻合。当前应当依据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步伐，以两步走的方式，稳步推动国内金融监管模式向综合监管的方向转变。第一步，在现有“一行三会”监管模式的基础上，针对混业经营出现的监管真空与监管重复的问题，应当重点理清各机构职责所在，明确具体行业的监管主体，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构，统筹各机构的工作内容，协调其内部履行监管职能时可能存在的矛盾，消除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漏洞逃避监管的可能。这样的模式既符合“渐进式”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思路，又可以为以后建立统一但有区别的金融监管模式积累必要的经验，奠定制度基础。第二阶段，将原有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逐步转变为国务院的金融监管委员会，整合“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职权，削减央行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能，将原有的“三会”改制为金融监管委员会下属的职能局，在金融监管委员会统一领导指挥的基础上，施行统分结合的监管模式。金融监管委员会将根据“三局”的监管职能与相关金融产品的功能确定三部门的监管范围，最大限度地提高监管效能。
2.建立切实可行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随着经济危机的频发，金融风险的防范已成为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建立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防范流动性危机和系统性风险已经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首先，建立法定的职能明确的存款保险机构是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的基础性任务;其次，要明确存款保险的适用范围，对国内的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邮政储蓄及信用合作社以及在国内开展人民币存款业务的外资银行，都应要求其参与存款保险;再次，要建立相关的银行风险评级机制，将风险与保险费率挂钩，实行差别化的保险费率;最后，建立相关的退出机制，抑制金融业的道德风险的积累，稳定银行体制的运行。通过构建存款保险制度，防范银行危机，保护存款者利益，给我国银行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高效经营的环境，同时作用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加快解决不良资产的步伐，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同时，我国也要建立金融风险信息交流制度，推动金融监管主体之间的金融监管风险信息共享程度，作用于具体机构监管决策科学性与准确性的提高。一是要完善各部门内的金融风险信息采集制度与部门之间的金融风险信息交换制度，二是要通过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将所收集的金融风险信息予以整合，并制定定期金融风险信息制度，通过媒体与官方渠道，集中向各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披露相关金融风险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通过这些手段，在监管过程中及时地发现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并予以防范。
3.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和行业自律管理。由于金融机构是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主体，所以首先应当健全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激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金融行业自律机构是在自发自愿的基础上成立的，在金融业保护、行业协调和行业监管等方面都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要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首先要建立完善的金融业自律监管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转变传统的以禁止违法经营为主要手段的监管方式，而以鼓励守法经营这样的激励方式来推动金融业的业界自律。其次要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防控和制约机制，构建金融机构自身的内部控制体系。再次通过金融业行业协会的指导性管理，加强金融行业的行业自律，在维护金融行业的整体利益的同时，也对各金融机构内部的自律管理机制的完善施加外部动力。最后，要扩张以会计师事务所为代表的外部中介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管理范围，突出外部中介机构的监管作用，以弥补单一依靠监管机构监管的弊端，形成对金融业广泛的社会监督。
第9篇
金融全球化下，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经济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的影响，从中暴露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以及各主要国家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中，均给予消费者保护极大的关注。国际社会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和国际清算银行等制定了一系列与消费者保护有关的监管标准。在2011年2月在巴黎召开的G20会议上，来自20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联合呼吁经合组织（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Board，FSB）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共同发展，旨在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高级原则，并积极协助G20成员国构建并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
2美国金融监管的新变化
在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浪潮中，美国的改革力度之大引人关注。2010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2010年重建美国金融稳定法案》（RestoringAmericanFinancialStabilityActof2010），在第10章规定拟在美联储体系下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同年7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简称多弗法）出台，该法案对监管部门进行重构，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根据法案第1011条，在联邦储备体系下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目的在于保证消费者在金融服务消费中，获得及时、准确的信息从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依照联邦消费者金融法对金融产品的供应与提供进行监管”。②根据多弗法该条规定，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设依照联邦相关法律监管金融产品的供应，局长在参议院批准后由总统任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内部有诸多部门：研究部从市场收集数据，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投诉处理部设立多种渠道接受消费者的投诉并做出回应，也可将相关投诉转给各州金融监管机关。社区事务部为金融服务水平低下的社区消费者提供指导和帮助。③金融教育办公室，主要负责制定方案以提高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合理决策的能力。此外，美国老年公民金融保护办公室，专门向年龄在62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信息，防止老年人在购买金融商品中权益受到损害。次贷危机后，美国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采取专门机构保护的模式，通过专门立法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保护金融领域消费者的职权和责任。
3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新发展
庶几与美国近期的金融监管改革同时，2010年4月，英国议会批准了《金融服务法》（FinancialServiceAct2010），该法案更加强化了金融服务监管局（FSA）的消费者保护职能，新法对作为FSA权力来源和运行基础的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FSA的规则制定权大大扩展。在英国，自成立FSA以来，其职能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步形成为综合性的监管部门。改革后，FSA可以制定有利于“实现其任何监管目标”的规则，相比从前只能制定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其制规权的空间提升；其信息收集权也同步扩大，FSA可以要求受监管组织以外的机构或个人提供与金融稳定有关的信息；赋予金融服务监管局强制信息披露及一定的惩罚权，FSA的纪律处分权提升，即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发展，FSA可以通过某些行政途径强行获得某些重要信息，对拒不提供信息者可处以行政惩罚，如暂停或限制违规金融机构一年以内的经营许可权、禁止违规操作机构的相关责任人2年内的从业资格等等。回顾英国金融监管改革，自二十世纪中期以后，英国金融业高速发展，在金融产品不断创新下，消费者面临琳琅满目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缺乏专业知识和风险意识，这导致消费者权益愈来愈多的受到来自金融机构的侵害，仅仅靠金融市场自律难以保障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社会强烈要求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在此背景下，英国议会于1986年颁布了《金融服务法案》，在该法案的授权下，英国成立金融业监察机构，对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予以监管。在金融混业经营模式盛行的趋势下，为了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减少金融犯罪以维护大众对金融市场的信心，英国议会于2000年出台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此后于2001专门成立了对金融业统一监管的机构———金融服务局，根据新法案的规定，金融服务局整合了以前的各金融部门下的监察员组织，成立了金融监察员服务公司（FinancialOmbudsmanServiceLtd.以下简称FOS），该公司的设立为解决金融领域消费者纠纷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争议解决机制。FOS的设立旨在保持监察员的独立性、快速、低成本地处理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投诉。FOS的管辖对象有两种：强制性管辖和自愿性管辖。强制管辖适用于那些《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明确规定的必须接受监管的公司；自愿性管辖涉的金融机构，没有被《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明确规定一定要接受监管，但为了增强其公信力与美誉度而自愿接受FOS管辖。从其运行本质来看，FOS是一种替代法院诉讼的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替代诉讼争端解决机制相比，FOS凸显出其独特性：首先FOS覆盖所有英国境内的金融领域消费纠纷，范围广阔；其次，FOS仅仅具有单向约束力，这种单向约束力是指FOS的裁决对消费者不具有约束力，而仅仅对金融机构具有约束力；再次，FOS纠纷处理程序安排科学，整个处理纠纷的过程是透明的。FSA要求FOS对纠纷解决的过程和相应做及时、完整、正确的披露，使裁定过程和结果接受当事人和社会大众的监督，从而保证FOS制度的公正性。
4结论
第10篇
世界上既没有万能的监管模式，也没有最优的监管模式。每个国家都应根据本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状况和开放的程度来选择合适的监管模式。在金融市场发展初期，选择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模式能相对降低监管成本，同时进行较有效的监管。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壮大，金融市场变得复杂，必须改革监管模式，形成一种既满足国内监管需求又不影响国际合作的独有监管模式。满足成本收益分析。政府监管是基于提高全体国民福利而进行的监管，所以这里所讲的不是监管机构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指相对于其他模式来说，改变制度所带来成本的降低或者利益的增加。提高金融监管能力。金融监管模式仅仅是一个架构，最终完成监管的依然是监管机构中的人员。对监管机构进行简单的拆分或者合并式的改革，监管能力却没有显著提升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有效的监管模式不仅对监管能力的要求更高，而且能对监管能力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模式并非越复杂越好。复杂的监管模式看似能够面面俱到，更加有效地应对不同的金融风险，但是复杂的层级关系会大大降低监管机构之间信息沟通的效率、监管人员行为和监管程序的规范化程度。尽可能降低监管模式的复杂度正是目前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监管信息的沟通机制。资源的共享可以直接降低成本，避免重复研究和数据采集，也为发现监管空白、多头监管和监管重复提供可能性。良好的信息沟通也能促进监管合作，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金融市场结构失衡和监管标准不统一。以市场力量为导向建立监管体系。监管者要站在金融市场中金融创新的前沿，发现隐藏在日趋多变的金融产品和业务中的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顺应市场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不对称对金融业发展的影响。从系统论的角度来制订。一国的监管体制改革涉及多方利益集团的碰撞、协调甚至妥协，即使每个监管机构都能运行起来，但是把它们汇总起来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这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需要综合各方因素平稳过渡，不可急于求成。以上原则并不能囊括金融监管体制中所有的规律和标准，在实际选择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金融监管模式与本国金融市场发展状况的一致性，并要随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复杂程度的加深而进一步变化，灵活把握，趋利避害。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制属于典型的分业监管，监管领域确定而单一。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着证券业、银行业、保险业，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能是维护金融稳定、执行货币政策、进行外汇管理和反洗钱活动。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形成较晚。从2003年实行分业监管体制以来，我国制度性的缺失、改革相对滞后和经济金融体系的不断深化发展等，导致金融监管体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现象严重。一方面，分业监管格局不能完全覆盖一些新型的金融机构，可能促使其将某一特别的服务项目或产品置于监管成本最低或监管最宽松的领域，从而产生“监管套利”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不是统一监管，各个部门的协调性无法提高，在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的情况下，造成大量的重复监管。金融监管措施落后、监管知识不足、水平不高，导致效率偏低。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规模和市场综合化水平正在迅速提升，现行的金融机构准入审批制度早已不能满足现实的监管需求。同时对应复杂多元的金融混业背景下的法律规则尚未健全，现有金融监管机构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也跟不上金融业的发展。法律制度不完善。一方面，金融市场部分领域无法可依，信用制度、评估制度尚未建立，全面的、深层次的监管法律也未及时更新。另一方面，监管的随意性大，主观性强，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不配套，监管规定普遍缺乏科学的量化标准，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操作性不强。金融监管缺乏独立性。我国虽已建立了系统的监管机构，制定了较健全的规定，但是缺少严格遵守规则的执行力，往往某些行政手段就可以打破金融监管，那么监管规则就形同虚设，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监管职能。金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足。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大量混业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监管当局管控混业经营风险的能力受到巨大挑战，既不能满足市场监管的需要，也不利于本国金融机构在全球竞争中的发展，难以与国际大银行开展竞争。针对消费者的保护规范有局限性。当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存在利益冲突时，监管者往往偏重于保护强大的金融机构方而忽视弱小的消费者，无法创造和维护金融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保险机制的缺乏使消费者在面临巨大风险时得不到基本的保护。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进建议
第11篇
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所进行的所有监管举措都是为了能够让企业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里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企业也可借此来获取更多经济收益。但是，这种看似非常有益的监管体系，实质中却存在很多矛盾。
第一，监管部门过于频繁进行重复监管，可能造成监督矛盾日益激烈的同时还降低了监管工作的实质效用。与此同时，过度的监管调控还可能致使监管加大冲突频率。全国的金融机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组织、证券部门以及各保险公司都已实行了监管，所承担的相应职责分别是通过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承担。此类监管的模式都因金融控股企业的产生受到了巨大冲击。在各监督机构目的、标准体系，以及操作方法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各个监督管理部门活动存在很大偏差，倘若金融控股企业只受单一机构监管，单一监管机构的监管者自愿接受其它监管者所负责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小。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目的各不相同，也可能致使监管冲突发生。
第二，各监管部门之间因监督目的各不相同，则难以在彼此之间进行协调，调节性能与效率不高。关于金融监督的问题，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都是同一个水平。假使一家金融组织同时经营各项金融业务，比方说既从事银行业务，同时又开展保险业务或者证券业务，如果某项金融业务产生了风险，如何确定由哪家监管机构带头，选择哪家监管机构最终进行决策等实际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中国金融控股企业已经产生同时不断持续的发展，其运营方式可划分以下两种：第一种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比如银行控股公司（即控股企业为商业银行）全资或控制部份股权，包括附属部门或子公司在银行、证券、保险、金融类型的服务性质公司以及非金融性实体。这样的金融控股企业特点表现在母公司本身，设立了银行经济业务。所管理与控制的为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部门或者子公司，各附属部门或独立的子公司自主对外进行与业务相关的活动，同时承担与之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风险。集团高管有决策权对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任免及其它附属权利，并对重大事项决策产生影响。现阶段，与之形式相似的银行控股企业有：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第二种是金融控股公司为纯粹性质，集团的控股企业不是银行的金融组织。全资拥有或控制大部份股份，其中包括集中在银行、证券、保险、金融服务公司和非金融服务公司的分支机构以及子公司。此类金融控股企业的特色是总部（母公司）本身并没有从事金融相关活动，但其关联公司或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控制进行独立的涉外金融服务，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集团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甚至是孙公司通过管控股权进行监管，集团公司（母公司）董事会对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拥有决定权，同时对子公司重大决策产生深远影响。当前，国内这类型的金融控股集团主要有中信企业、光大企业、平安企业等。我国目前实行以金融业内不同的机构主体及其业务划分而分别进行监管，很难开展对金融控股企业以及相关金融业务的监督管理。其次，金融控股企业下层设置的组织机构互相参股现象，导致法人结构难于分析，企业规模庞大以及跨国经营致使内部管理机构层次多样化，企业金融业务牵涉不同金融业务，又导致运营复杂化。从一个角度来说，致使信息的不对称性加大，给金融控股企业的外部监管也带来了许多阻碍，可能致使监管真空；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由于牵涉不同行业的监管机构，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方案和核心截然不同，金融控股企业通过在不同专业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发觉出差异，有可能采取手段，回避监管行动，以最低的成本，最小的阻碍建立组织形式，进而增大各专业金融监管机构在对相关金融部门进行监管过程中的困难。其次，监管主体对监管对象的管控虽然能够有效的避开风险，但由于各个监管主体之中信息沟通与交流不顺畅，可能致使信息传递受阻。使得金融控股企业整体的风险不易于掌控，极易造成监管真空现象。
第四，很难对金融行业的创新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管，开始于二十世纪中叶的金融革新，促使金融行业发生了质的飞跃。但是，金融创新却开始与金融监管放松同时发生；风险管控与风险监督无法跟上飞速发展的金融创新，导致风险管控与监督滞后。例如发达国家的一些次贷危机，就是金融创新速度与风险监管速度发展不一致而造成。分析金融工具创新之所以难于被监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金融工具创新是从零开始的过程，现创段开发出对创新金融工具的监管规定和体制难以从一开始就做出科学合理的预测，警惕并加以防范；
(2)新的金融工具投入使用，通常需要丰富的经验，通过很行时间运作方能显现其优势与劣势，致使金融监管只能针对事后，对事前无法判断与执行。
(3)因金融机构自身责任所致，监管当局未将金融工具创新的风险管控纳入直接监管范围，综合以上各种原因，金融工具创新作为金融机构进一步调整金融杠杆率的有效手法同时，也是金融监管过程中需攻克的困难。
二、我国金融行业监管体系面临问题的解决对策
想要解决上述问题，就要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此转变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要依照金融行业实际发展状态进行持续改进。最理想的选择是设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委员会，但是这项选择的落实需要通过长时间的过渡才能生效。中国目前执行“一行三会”（即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业管理制度，大致上与当下金融市场发展需求相吻合。但还没有明确分工责任，存在监管重复、监管漏洞、监管套利、监管成本过高而监管效用过低等问题，金融控股企业的监管责任不明确以及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尤其显著。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缺少信息交流与沟通、资源共享、团队配合。在维持金融监管体制基本不变的态势下，创新与改进十分必要。
第一，对各监管组织的权利与责任要准确落实，加强沟通与合作以及组织之间信息交流，强化监管协调作用，各个监管机构彼此配合，协同合作。不断改革与完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联合会议体制”。遇到重点难点监管问题集体协商，以实现各监管部门最终统一建议，进行科学、有效的决策。
第二，将现阶段对金融机构监管的重点调整为功能监管，实现联合监管计划成为一个统一整体。
第三，合规性监管及风险性监管方法两者结合，视风险性监督为全局引导并带动合规性检查的发展。对银行与金融机进行合规性与风险性等级评价，设立信用等级制度，使银行与金融机构对其运营与风险程度判断以及管控迈向更高层次发展。
第四，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是监管工作主体，制定与发展相关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法规，组织金融监管对金融控股企业的母公司（总公司）根据企业的功能直接监管，对母公司下设的金融企业一并开展业务监管。还可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总公司，实现对集团下属公司的内部管理活动。
三、结语
第12篇
关键词:次贷危机;传导机制;金融监管
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传导过程本身提供了一个审视金融体系内部关联的良好视角,同时,传导过程中暴露的制度漏洞和监管缺失也是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有益启示。
一、金融危机的传导与缺陷
(一)危机的传导机制
2007年2月13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NewCenturyFinance)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暗示着此次次贷危机的开始,而由此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传导到经济的各个领域以及全球多个国家,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它的传导机制。
1.次贷危机的起源。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为了刺激经济,一些从事房屋信贷的机构开始降低贷款门槛,大幅度降息的同时将贷款人的收入标准调低,甚至大范围出现“零首付”,进而形成了比以往信用标准低的购房贷款,“次贷”也因此得名。据IMF的统计数据:美国次贷占美国整个房地产贷款的14.1%,大约在1.1万亿到1.2万亿美元,而其中的坏账据高盛的测算是4000亿美元①。2006年,美国的GDP为15万亿美元。但如果仅仅限于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企业出了问题,规模是可以计算的,并不会导致一场传播范围如此之广的危机。
2.金融创新推波助澜。金融创新中资产证券化衍生出的次级债券将单一信贷市场的风险扩大到了更大范围的资本市场,使更多的金融机构和国家参与进来,从而使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可能。
美国的抵押贷款企业为了分散次贷高回报的背后的高风险,将单体的次贷整合包装,制作成各种高固定收益,并标注着信用评级公司的AAA的高等级标号的债券(例如资产抵押债券ABS)出售给其他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面对这样的“稳定而高回报的产品”,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之下纷纷加入购买次级债的行列。从根本上,产生这些债券的原始动机是美国的抵押贷款企业为了降低本身面临的风险,但金融创新产品却通过杠杆效应进一步制造出了更大规模的新的次级贷款。同时,危机也开始向全球金融市场转移,普通居民一旦无力还款,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遭受损失。
(二)次贷危机中存在的监管漏洞
1929年的美国经济萧条正是由于对金融自由主义的盲目崇拜而导致的,为了有效的防范与控制风险,1933年美国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证券法》以及《信托契约法》等要求现代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1988年以后,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在全球再次蓬勃兴起,混业经营再次成为金融业的主流趋势。
混业经营的模式下,金融机构在业务上趋同,业务相关性增强,从而一旦金融危机爆发,其在各类金融机构、各类金融市场之间的传导更加容易,连锁反应剧烈,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很大的破坏。就金融监管而言,由于混业经营中业务的复杂性和交叉性,很容易因金融监管没及时跟上而形成监管空白或监管重叠造成的效率低下。从上述分析中可看出,传导过程中暴露的制度漏洞和监管缺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本位主义导致监管空白。美国的监管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双线多头”,这种分散制约型的监管体系虽然有利于防止金融监管权力过于集中,但各个监管机构只关注自己的监管领域,自身利益为上,并支持金融机构通过金融衍生品将风险转移到其他领域。另外,整个监管系统存在盲点,对于金融创新的衍生品如ABS、CDO、CDS等的监管归属美联储并未给出明确规定,而这类产品本身具有高杠杆、高风险的特点,一旦有损失,波及的范围和深度都难易度量。
2.重复监管成本昂贵。美国的混业经营机构通常有2个以上独立的监管机构对其进行监管,由于各自的指标体系、操作方式等不同,其相互的协调和沟通难免产生矛盾,很难达成一致。另外,美联储虽然在名义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只能起到总体的纲领作用,实际的制约作用非常小。重复监管带来高昂的监管成本的同时,导致了监管效率的低下。
3.过度依赖市场自我调节。西方的金融业崇尚自由,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对金融市场进行调节使之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少干预甚至不干预,给予金融市场足够创新的空间。但垄断、信息不对称、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等因素都会使市场失灵,市场的“自然监管滞后”和政府的“主动监管滞后”导致了大量的无效监管。
二、金融监管的新理念
经历此次金融危机后,美国就金融监管架构改革提出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就全球各国而言,金融监管的理念也在随时代而发生变化。
(一)从规则监管转向目标监管
目标监管打破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四大行业分业监管模式,将市场稳定监管、审慎监管和商业行为监管三个层次监管目标和监管框架紧密联系,使监管机构能够对相同的金融产品和风险采取统一的监管标准,大大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它的最大优势是可以整合监管责任和发挥监管合力,构建最优金融监管体系,更好地应对金融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目标监管的重点是金融监管的权力必须集中,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几大行业的日常监管事务集中到单一监管机构,精简机构设置,减少协调沟通成本同时提高监管效率[1]。
(二)从机构监管转向业务监管
以美联储为例,要使美联储成为金融稳定的中坚,就必须赋予美联储以综合、跨业协调监管的实质性权限,使之能够集中处理与金融系统稳定相关的问题。在机构监管模式下,一家金融机构所能从事的金融业务直接由归属的监管部门授予,而在业务监管模式下,一家金融机构从事哪些金融业务并不直接由某一监管部门直接认定。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金融机构可以根据自身发展和金融市场的状况自主选择经营多种金融业务。但当一家金融机构同时经营若干种金融业务时,其业务活动分别归对应的监管部门监管。显而易见,在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业务监管的监管效率的力度大于机构监管,并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监管真空,控制金融风险。
(三)从局部监管转向全面监管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深化,金融的交易对手未来能否履约,越来越体现为内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各类风险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金融机构内部单纯按照风险归属设置职能机构进行管理的做法,不可避免地遇到“管理交叉和管理真空”问题,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对整体风险进行全盘度量,统筹管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效能够监测金融市场的局部风险的同时,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系统性风险,实施全面性的监管。
三、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在这场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我国所遭受的损失和受到的影响远远低于欧洲、日本以及许多新型经济体。在我国,国家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是确保金融安全和社会公平利益,不让国家监管机器优先成为资本牟利的服务者。
虽然中国在金融产业整体水平上无法与美国相比,但是公有制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限制使得我国从根本上避免了资本对金融监管政策的冲击。尽管如此,我国仍能从此次金融危机中得到启示,以更好的利用本国先天的监管优势对金融业进行监管。
(一)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建立监管体制
中国目前金融业的混业经营程度相对较低,采取的是“一行三会”监管模式。在混业经营的浪潮下,可以考虑在“一行三会”的基础上强化联席监管会议机制,使之上升为国家金融监管局,协调各个监管机构的职能,并对金融控股公司实行综合监管[2]。在中国金融监管局的监管能力逐步成熟后,可将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转变为它的内部分支机构,从而避免较高的监管成本,也利于提高监管效率。当然,监管权力过于集中于中国金融监管局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因此,应当设立专门的审计部门专门负责监督和检查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
(二)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
金融创新无疑可以活跃一国的金融市场,带动经济迅速发展。美国以占世界不足5%的人口,每年创造出超过全球GDP四分之一的社会财富,金融创新是其巨大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金融创新的正效应只有在完备的金融监管下才能发挥出来,美国此次的次贷危机正是金融监管缺位演绎的金融创新盲目发展的结果。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
一是加强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金融危机的爆发与金融机构盲目追求自身利益直接相关,应考虑让金融机构承担“特殊社会责任”,对金融衍生产品做严格的信息披露,从源头上堵住或减少风险隐患。二是加快合格投资者队伍的建设速度。即要确立市场准入标准,要求投资人有相应的资金能力、产品识别能力、风险承受能力、市场判断能力等等,把投资者教育、服务、监管有机结合起来。三是加强金融衍生品的专门立法。现实中,许多国内企业并未向监管机关申请许可,依然能够与境外金融机构缔结衍生交易合约。法律上的不确定性给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增加了很多不安定因素。通过对金融衍生品的专门立法,对上述违规行为进行惩处,可有效控制金融系统的风险。
(三)有效丰富监管手段
我国金融监管的方式大致有三种,即金融部门的行政监管、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方式较为单一,主要是以行政监管为主,但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督约束以及行业自律行为还远远不能满足要求,社会监督主体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同时由于我国的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尚不健全,因此造成在具体的监管操作中时常出现无法可依、执法困难、操作随意性大等现象。
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评级机构等社会监督部门发挥效能时在从业道德、从业水平和独立性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早在美国“安然事件”爆发时,人们即对美国的民间审计以及信用评级机构提出了质疑。此次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这种质疑已从对中介机构的指责引发出对会计制度的反思,所以我国在完善社会监督的工作中不仅仅要从中介机构本身去研究,还有包括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乃至会计制度等多方面着手进行改进,这样才能从监管方式和手段上取得预期的改进,满足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的需要。
(四)扩大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相对于国际金融体系具有较大独立性和封闭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单靠一国自身的力量不可能完全的抵御风险,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例如,为了控制次贷危机的蔓延,美联储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联手行动,向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对全球股市的调整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效果。虽然中国已加入了WTO、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但从我国自身监管体系和监管水平来看,对于这种国际合作的快速发展还缺乏足够的心理和实力上的准备。我国应当善于利用金融监管合作机制,获取信息,采取联合行动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第13篇
从监管主体来划分，金融监管框架主要有四种：(1)以美国为代表的混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主要是美国银行以及储蓄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由国家财政部货币监管局、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三大联邦级监管机构和各州监管机构共同负责；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信息披露机构、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履行监管职能；保险机构由所在各州的保险监管局负责监管。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负责协调各州保险立法，保证各州保险法和保险监管的统一性、协调性。(2)以英日为代表的统一监管模式。主要是对于不同的金融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不论是审慎监管，还是业务监管，均是由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如中央银行或是单独成立的金融监管局来负责。目前韩国、中国台湾都开始采用这种模式。(3)以巴西为代表的牵头监管模式，即在实行分业监管的同时，特指定一个监管机构为牵头监管机构，负责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工作。(4)以澳大利亚和奥地利为代表的双峰式监管模式，即设置两类监管机构，一类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以控制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一类负责对不同金融业务进行监管[1]。
二、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情况
中国开始是金融集中管理体制，中央银行负责对整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督，从1998年开始实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各司其责的分业监管，2003年4月，国务院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由此形成了中央银行代表中央政府对我国国有重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业务实施监督管理的分工明确、互相协调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2]。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不平衡，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资本市场还不成熟，市场投机成分仍然较多，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和相应的约束机制不健全，整体内控水平不高，金融法规也还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人员综合素质较低，金融创新处于较低层次，分业监管在我国金融发展初期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金融业将逐步开放，金融混业经营已是发展趋势，商业银行进行包括金融衍生业务、各类投资基金第三方托管、各类基金的注册登记、认购、申购和赎回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等；证券公司股民保证金账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银行储蓄存款的功能。在保险业务方面，投资联结险、万能险等新的保险业务，既具有投资功能，又具有储蓄功能[3]。这些金融混业发展的趋势对我国传统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
三、我国分业监管模式存在的弊端
(一)分业监管缺乏有效协调机制，不利于信息交流和资源配置
在我国现行分业监管模式下，三家监管机构属于平行部门，相互没有隶属关系，也缺乏为自己和对方约定义务和权利的法律效力，加之各监管主体均是负责其业务模块下的金融监管，监管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信息共享程度低；而且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多个监管机构的设立容易造成监管设施的重复投资，不利于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尽管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三家金融监管机构在2003年6月形成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旨在以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来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但由于监管协调会不定期召开，并且透明性差而被普遍认为形同虚设[4]。
(二)分业监管易造成监管效率低下
混业经营使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业务划分日益模糊，金融结构也趋于复杂，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多头监管容易造成多个监管主体对开展某项交叉性业务公司的重复监管，导致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各监管主体由于监管侧重范围不同易造成冲突，往往不能及时发现风险和有效控制风险，容易导致监管疏漏和监管缺位同时并存，不利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三)分业监管阻碍金融创新
我国监管形式主要以审批制为主，目前的金融创新产品主要是融合不同领域的产品而研发的，而在当前分业监管模式下，由于各监管机构只对自己负责的范围比较了解，需要通过部门间多次协调商讨才能作出决定，增大了监管时滞和协调成本，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时间对金融创新尤为重要，这种低效率的监管将逐渐不适应国际金融的发展。同时，分业监管还容易造成监管部门因为业务的局限盲目扩大新产品的风险，抑制金融创新。
(四)不利于监管业务多元化的外资金融机构
2007年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资开放后，大量外资银行不断涌入中国市场，或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或参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的混业经营模式给国内金融机构带来巨大压力，国内金融机构为提高竞争力，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实现混业经营。但金融控股公司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存在许多监管空白和盲区。金融控股公司为逃避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管，有可能利用自身业务的模糊界限在下属各子公司之间转移资产，或将某一特别的服务项目或产品置于监管成本最小或监管最宽松的领域，从而产生“监管套利”引起的监管真空。这对目前中国的分业监管模式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四、我国当前金融监管的重要工作
(一)更新金融监管理念，建立有效的信息协调与信息共享机制
可以建立综合大型的数据库，由各监管机构提供监管中获得的数据和信息，由牵头机构负责维护该数据库和向有需要的监管机构提供数据，通过法律加以约束，保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制度，交流分析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发展与合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公告制度、通报制度、督办制度、咨询制度、金融机构整体测评制度等，从而减少业务交叉和重复、提高监管效率。在信息披露方面，要充分发挥信息披露制度的市场化风险防范作用，重视舆论监督，依靠市场力量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约束。
(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建设，控制金融机构经营风险，提高独立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由于混业经营必将大大增加混业经营机构的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而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可以起到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的作用。因此当前监管重点就是要督促银行、证券和保险各监管机构努力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综合评价体系和权责制衡机制，提高独立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和监管能力，同时，各监管机构应加快监管方式电子化的步伐，努力实现监管标准的国际化和现代化。
(三)加强国际合作，不断创新监管制度
中国的金融监管发展还不成熟，监管体系还不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也不健全，在向混业经营过渡和中国金融市场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的过程中，要加强国际合作，广泛参加国际联络和信息交流，通过参加国际性金融监管组织，进行金融监管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对跨国金融机构进行联合监督及金融监管国际规范的推广应用等，积累监管经验，从而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不断创新，完善监管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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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完善现场检查技术操作规程。现场检查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监管业务，建议人民银行制定一套切合中国银行业实际情况，标准化、实用化的《金融业务现场检查操作规程》。《规程》应对检查准备工作、检查实施工作、检查总结及其处理等现场检查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进行全面规范，使监管人员开展现场检查工作能够有章可循，照章办事。其次，鉴于人民银行现有监管人员中很多原先并未从事过稽核工作，对现场检查的内容、程序和方法技术不熟悉，建议组织编写专门的高质量的现场检查教材或手册。
——加强对监管执法工作的统一领导，成立央行执法领导机构。现在具有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职能的各级人民银行相应成立了行政处罚委员会和行政复议委员会等非常设机构，功能相对单一。可以在此基础上成立一个央行执法委员会。该机构可作为人民银行的非常设机构，不占人员和机构编制。该委员会按照监管工作“一盘棋”的思路运作，职能涵盖对监管工作的全面部署和统一安排、监管实施、案件会审、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和组织培训。每年年初各监管部门将全年监管工作计划报送委员会，委员会召开各监管部门参加的协商会议，据此对全年监管工作进行综合安排，制定该分支机构对辖区内金融机构年度现场检查计划。在对外开展检查时，由执法领导机构一个口子对外，统一配置和调度检查人员，杜绝以往的“各自为政、各路出击”的现象
——增强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工作的计划性。在目前的管理体系下，现场检查工作计划由大区行确定比较合适，总行对一些共性的、突出的、亟待了解的问题，在年底前作为次年的检查计划下达给大区行，大区行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辖区的实际情况，及时确定本辖区次年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然后由执法领导机构统一下达给各中心支行。中心支行再将检查计划进行系统安排，使时间安排、人员调配和检查内容都做到协调一致，避免重复检查、重复处罚和检查碰车等现象。同时，对于非现场监管工作，年初可根据不同时期的监管重点，及时调整报表的格式、内容与报送方式。对需经各级人行审核批准的事项，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也可有所不同，但是其调整应是自上而下有计划实施的。
第15篇
本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的不同特性对比分析入手，对衍生工具在金融危机中作用的二重性进行了研究。指出衍生工具除了具有引导资金从发达资本市场向发展中经济流动过程中的建构性作用，同时在诱导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加剧方面还具有助动性作用。从衍生工具的产生和发展，降低了经济运作的透明度、削弱了金融管理当局的监管、威胁到固定汇率体系的稳定性、提高了系统风险和感染风险、进而加速并深化危机等不同角度，对衍生工具在金融危机中的负面作用作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关键词：衍生工具；金融危机；金融监管；系统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始，历次金融危机中，作为资本流动重要媒介或催化剂的衍生工具扮演着特殊的作用。本文正是希望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金融危机，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和最近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金融衍生工具作用的分析，从一个新的视角引起人们对当代金融危机形成机理的深层次思考。
一、衍生工具的出现及其作用的二重性
与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相比，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中的国际私人资本流动具有全然不同的特性。以东亚金融危机为例，首先从资金流向来看，这些资本的流向不仅限于东南亚国家的官方借贷，而且流向东南亚的私人实体；其次，从信贷资本形式来看，流向东南亚的资本日趋多样化，商业性银行信贷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从直接的国外投资到资产组合投资、公司和政府债券及组合证券、回购协议，以及银行发放给公众和私人借款者的信贷，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具体情形见下表：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私人资本构成(占私人和公众流动资本的百分比)
这种国际资本的多样化流动导致了一种不同的风险分配机制。与20世纪70、80年代初的银行信贷相比，在发达的资本市场经济中，更加多样化的资本流动机制倾向于将风险向投资者转移。股票和债券投资将市场风险和信贷风险转移给国外投资者，后者将承担利率、证券价格和汇率的变动风险。甚至由东南亚国家政府发行的以美元计价的债券也将利率风险，连同信贷风险一起，转移给了国外投资者。这种效应潜在地降低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抵御因美国利率变动或美元汇率变动所带来的相关风险的能力。
伴随着这些新型资本流动形式的出现，衍生工具交易也发展起来，其目的部分是为了改善全球投资的风险管理。这些衍生工具主要包括：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货交易、掉期交易、总回报掉期交易以及期权交易等等。迄今为止，全球金融衍生工具已超过100种。随着新的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推出，许多金融活动已基本与生产、贸易等实际经济活动脱钩，金融市场交易量呈几何级数增长，1997年仅期货等几种主要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存量就高达55万亿美元，是10年前的100多倍。国际资本继续由传统金融领域向新生金融衍生商品市场流动。目前在全球每天逾5万亿美元的金融交易中，只有不足2％与生产、贸易活动直接相关，其余98％是以投机为目的进行的交易，只在金融体系内进行“小循环”。即使是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期，金融衍生商品市场交易仍然非常活跃，这一领域的资金往往仍保持着惊人的增长。金融衍生品的广泛发展，促进了资本流动这种新的结构性变化，将可能产生的投资风险从不愿承担这些风险的投资者身上，转移到乐于承担这些风险的其他投资者手中，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投资者的选择偏好。与此同时，衍生工具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衍生工具的作用具有双重性质：即引导资金从发达资本市场向发展中经济流动过程中的建构性作用，以及减弱安全性监管的非稳定性作用。
(一)衍生工具促进资本流动的建构性作用
通过降低投资者与传统的资本流动方式(如：银行信贷、权益投资、债券、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风险，并将其更加有效的重新组合分配，衍生工具促进了资本的流动。伴随着衍生工具引入资本市场而来的金融创新，使得风险的传统协议能够重新设计，以更好地满足这些资本工具的发行者和持有者所期望的风险环境。衍生工具的风险转移功能在套期保值、促进资本流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刺激非生产性活动，减弱安全性监督的非稳定性作用
衍生工具的不断扩展也引发了有关整体经济稳定性的问题。衍生工具的运用，使得交易双方、规则制定者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透明度降低。它们可以被用于诸如规避资本金需求、应对会计规则和信用等级评定、合理避税之类的非生产性活动；也可用于提高与追逐高产出(当然风险也会相应提高)投资策略相关的资本市场风险可容忍水平。
在大幅度的汇率或者市场价格变动情况下，市场风险水平的变化，与开放性条件下衍生工具契约的广泛发展有着明显的相关联系。一定数量的资本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用于缓解市场动荡。在此意义下，衍生工具的运用将有利于减少此类资本的运用量；但同时也会提高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水平，进而动摇金融部门和整体经济的稳定性，对金融部门和整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二、衍生工具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衍生工具的这种自相矛盾的作用，使得原本就不太成熟稳定的金融系统和经济体系(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加模糊和复杂起来，也使得有关的经济管理部门在对市场进行干预和规制时，决策的难度加大，进而对金融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降低了经济运转的透明度
衍生工具从两个方面导致了透明度问题。第一，它们扭曲了资产负债表作为量度一国的公司、央行和国民账户风险情况基准的内涵。第二，在现行的柜台交易情况下，对于衍生工具缺乏足够的披露要求和政府监督。在不存在诸如衍生工具之类的表外业务情形下，公司的资产负债便可以提供该公司的基本风险情况。利用资产与负债的到期日之间的差距可以确定公司的利率风险；二者的货币计价差异可以确定汇率风险；信用风险则可以由借款者、具有偿付责任(如应收款项)的顾客和客户、所持证券的发行者及其他资产的对应交易方的信用度来测度。金融衍生工具的介入使得在总体风险水平和由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风险水平之间加入了一个楔子。表外业务风险能够颠倒、夸大或者压缩由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风险水平。由表外业务头寸导致的透明度的缺乏，对于那些试图评价央行干预外汇市场能力的经济公众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固定汇率体系下，央行的干预能力是关键性因素；在浮动汇率系统下，为了使经济在遭受投机性冲击或其他金融市场动荡后仍然保持稳定，央行的干预能力同样重要。然而，衍生工具的上述作用，却使得央行往往只能掌握其当前外汇储备拥有的金额，却难能预测远期外汇交易和互换掉期等交易条件下未来某个时期外汇储备额度的变化。
总体风险暴露水平与资产负债表脱节的情形也可出现在一国的资产负债表(即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按照惯例，一国的实际市场风险暴露水平可以通过其资本账户上外国资产和负债的到期日和记账货币反映出来。衍生工具的出现和广泛运用，使得情形已经有所不同。资产和负债(如国外信贷)的货币标价可以伴随着外汇衍生工具变动；利率互换能够改变基于资产和负债的利率风险水平；如果赋予其上的看跌期权得到实施，长期信贷可以转变为短期信贷。甚至资本或者投资工具也可以随衍生工具而转型。总收益互换能够使短期美元信贷(债务)呈现组合投资的形式。另外，衍生工具的保证金和抵押需求可能创造出意外的巨额外汇流动，而这一点却不会在该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国外负债和证券项目的数额中反映出来。结果，国际收支平衡表将不再能够作为准确估算国家金融风险水平的依据。
衍生工具也通过其他途径影响经济的透明度。企业业绩报告披露的欠真实性和政府监督的缺乏，极大地制约了政府和市场参与者在估计开放市场利率、单一经济实体的头寸额度、抵押与资本的充裕度等方面的能力。这就阻碍了对这些市场及其相关联市场稳定性的足可信赖的估计水平形成。通过这些途径，衍生工具的出现，使得公司很难对其交易对象的信誉度形成一个精确的估价。类似的，有关柜台交易衍生工具的信息数据的缺乏，意味着政府规制当局无法探查和阻止即期市场和相关市场上的市场操纵行为。另外，政府规制当局无法知晓其金融部门或主要的金融部门参与者的未清偿头寸——无论是按总额还是按净额计量的，他们将无法确切知道相对于其持有的资产而言，其金融市场的风险暴露程度。结果是政府的管理者和监督者将很难把握某些关键市场变量(如利率、汇率)对于经济变动的敏感性。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将这点恰当的表述为：“发展中经济中衍生工具日益普遍的应用使得相关信息的充分披露，或者至少是已披露信息的合理诠释，变得日益困难起来”。
(二)助长了对政府管理和监督的规避
衍生工具经常被投资者用来规避政府的谨慎性管理原则。如被用于多方敷衍会计规则、躲避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有关外汇披露的限制以及减少规定的资本持有额等。
会计规则因不同类型的资产和应收款项信誉度或信用等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些规则根据各种资产信用风险的不同而征收相应的资产费用；某些情形下政府规定禁止金融机构持有某些种类的资产。然而，一些类型的组合证券却被用于规避那些禁止机构投资者(如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持有外币资产的规定。通过提高某些被认定为生产能力较差的金融活动的相关成本，税收条款旨在增强规制监督。例如，可以对长期资本收益课征低于短期收益的赋税，以便提高长期投资的回报。使用衍生工具可以将款项的支付、接收和收入在不同的期间进行转移。这种行为可以使这些交易的利率支付呈现资本收益的形式，或者使短期资本收益呈现长期资本收益的形式。IMF、世行和OECD中的其他国家已经觉察到，衍生工具的使用旨在规避谨慎性原则规定。IMF的经济学家DavidFolkerts—Landau指出：“本国权益市场上这种头寸的金融限制正逐渐通过衍生工具的交易而得到规避。”2000年世行全球发展财政会议将其具体表述为：“巴西复杂的谨慎性防御系统可以通过充分发展的金融市场和柜台交易衍生工具轻易避过。”在OECD经济部的工作底稿中，这一点被Blondal和ChristiansenBlondal类似的表述为：“金融衍生工具的蔓延，这点是监管者难以控制的，也已经严重贬低了对于货币风险谨慎性控制的作用。”
另外一个问题是衍生工具被用于提高资本风险水平的倾向。衍生工具旨在创造价格风险，从而使风险能够在交易双方之间进行转移，却不会发生像在购买或空头出售时发生的标价和本金转换成本。如果初始的支付被当作权益或者资本，那么，相对于资本的名义本金规模就是衍生工具的杠杆水平。这一杠杆使得投资者能够承受的单位美元资本的风险水平，将会高于可获得的直接资本购置以及为直接资本购置而借款所带来的风险水平。
(三)威胁到固定汇率体系的稳定性
衍生工具的出现，在很多方面破坏了固定汇率体系的稳定性。衍生工具提供了强大的杠杆能力，降低了某些投资者的交易成本，这样的投资者通常是市场投机者、固定汇率攻击者或套利基金运作者，他们所持有的资金头寸是逆固定汇率而行事的。投赌注于冲击固定汇率方面的成本的降低，只会激励这种行为，强化他们实施这些行为的决心。外汇市场上这种冲击固定汇率的货币空头力量越大，央行旨在捍卫钉住汇率的经济干预或利率水平调整所需的资金规模将越大。衍生工具在外汇市场的运用意味着央行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任务，以使得钉住汇率能够在两个市场上得以维持：即期市场、外汇的远期或互换市场。与大多数国家央行的外汇储备规模相比，即期市场的规模一般都是很大的；因此，鉴于总体的市场规模，央行的市场干预潜能则相对比较小，而衍生市场的规模却是不受限制的。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大大地增加了央行干预成功所必需的临界规模。
(四)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危机的深化
当证券价格贬值或骤降之时，衍生工具(如外汇远期和互换、总收益互换)加快了危机的进程，深化了危机的冲击力。例如，与新兴市场金融机构进行交易的衍生工具一般都包含严格的抵押或保证金要求。对本土证券依据LIBOR进行总体收益率互换的东南亚国家厂商通常使用美元或美国财务部债券作为抵押；抵押比率估计为本国互换本金的20％。如果互换头寸的市值下降，东南亚国家厂商将不得不增加其抵押率，以使其提高到必要的运作水平。于是，基本的证券价格骤降(这种情形会在贬值或广泛金融危机的初始阶段发生)，将要求东南亚厂商立刻追加其抵押的美元资产，其追加额与按互换头寸现值计算的损失成比例。随着本币和其他资产转换成美元以满足其追加抵押需求，将会立即触发外汇储备的外流。这不仅会加快危机的步伐，而且，衍生工具的抵押或保证金要求，通过对外汇和资产价格施加进一步的下降压力，将加速金融危机的进程，并进而加大金融部门的损失程度，将危机的影响进一步深化。
(五)提高了系统风险和感染风险
名为“Lanl￡alussy报告”的国际结算银行报告，将系统风险定义为“某一机构由于其资产流动性恶化或者出现业务疏忽(或经营失败)导致其无力支付到期债务，进而导致其他机构的资产流动性恶化或经营失败的风险。”类似的，感染是一个因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创造的术语，它被用来描绘这样一种倾向：一国的金融危机会对别国——有时甚至是与其互不相干的国家——的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它是系统风险应用于国家和国际市场层面上的概念。术语“感染”实际上是术语“龙舌兰效应”的一个较直白、客观的表述，后者被用来描绘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的扩散效应。
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大量出现，为经济困难时期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迅速扩展提供了可能性。这些信用风险可能在经济危机期间演化为交易对象事实上的债务拖欠行为。这意味着，衍生工具的应用即便是降低了市场风险，它依然可能导致信用风险的升高。例如，通过签订基于可变利率信贷接受者的利率互换协议，某银行发放可变信贷利率贷款可能是为了降低短期利率变动风险及收益的变动风险。如果短期利率上升，则该银行互换头寸的市值也将升高，于是，上面提及的交易对象的总体信用风险也将增加，这种风险本身已经和套期保值的信贷资金联系起来了。从这个角度上考察，衍生工具对经济主体清偿欠款能力的恶化效应加剧了。就衍生工具的运用不能降低厂商的市场风险这个层次上来说，衍生工具使得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水平提高了。
衍生工具的出现也提高了全球金融系统的风险，主要是通过如下两种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渠道是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的自由化，衍生工具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经济压力和危机的扩散性。很多衍生工具涉及跨国的交易主体，所以，一国的市值的损失和信贷率的恶化将会影响到他国的交易对手。第二个感染渠道，来自金融机构针对由另一个市场所造成的某一市场低迷状态所实施的应对行为。厂商会在其它市场上实施证券交易行为，原因之一是他们继续追加投资，购买那些以流动性好的国家货币标价的资产以满足抵押或资本需求；为了获得这些资产，厂商将进行组合投资转化，在其它市场上出售证券。当金融市场发生巨大波动时，这种对抵押资产的需求可能是突发的、大规模的，而这种渠道的感染将会非常迅速而猛烈。
(六)加大了危机发生后政策调整的难度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后的政策调整过程是非常直截了当的。借款者主要是政府，贷款者主要是大的货币中心银行。这意味着关键性的贷款者势必同舟共济共商对策，与各个债务国的单一代表性借款者，以及相关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一起，协议对债务支付进行重组。
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后政策调整过程就变得复杂起来。它不仅涉及到众多不同的私人和公共债务人，以及证券发行商，亦涉及到多种投资者和不同的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交易方的求偿权。采取股票、债券、组合证券形式的资本流动意味着存在数以百计的主要投资者和数以千、百万计的次要投资者。这些求偿权都因衍生工具协议而变得复杂起来。衍生工具不仅使潜在交易对象的数量进一步增加，而且产生了与未清偿债务和其他债务的最初求偿权拥有者相关的各种问题。而且，衍生工具的损失不同于后来的信贷支付。债务支付问题并非必然导致债务双方中任何一方的损失。主要的信贷支付问题是短期流动性问题，这可以简单的通过信贷支付计划的重组得到解决。相比之下，市场利率和汇率的变化可能使衍生工具损失的发生更具突然性，使损失的累积更为迅速，以致其规模超过与美元标价可变利率银行信贷相关的损失。
三、衍生工具与美国金融危机
与亚洲金融危机不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起因不是源于国际资本的流动，但衍生工具在其中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美国是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首要推行者。它奉行多年的金融自由化、证券化过程伴随着成千上万的金融衍生品的产生，给20世纪的美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不仅美国本土人乐于持有这些高回报率的金融衍生品，外国投资者甚至外国政府也乐于持有。就这样金融衍生品在美国肆无忌惮的蔓延开来。从开始的优良资产逐渐蔓延到高风险高回报的次级贷款市场上。人的贪婪在衍生品的不断演化过程中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验证。次级债一次又一次的被组合而后又被分级出售，风险在整个链条上传递也在整个链条上蔓延。人们以为风险总是会被传导下去，虽然自己承担着风险但并不是全部。但可惜，这些风险一直还在金融系统之内，它们从未消失过，甚至随着链条的增长而变得更加难以观测和控制。
美国的次级贷款使得1994—2006年间美国的房屋拥有率从64％上升到69％，超过900万的家庭在这期间拥有了自己的房屋。在利用次级房贷获得房屋的人群里，大都是信用等级低的低收入者，但次级贷款却给了他们购买房屋的机会。这在一方面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次级债的高风险性。高风险要求有高回报，相比普通抵押贷款6％～8％的利率，次级房贷的利率有可能高达10％～12％，而且大部分次级抵押贷款采取可调整利率(ARM)的形式，随着美联储多次上调利率，次级房贷的还款利率越来越高，最终导致违约率的不断上升。2001—2004年间美国尚处在实行低利率政策时，次级抵押贷款成了信用条件达不到优惠级贷款要求的购房者的选择。由于低利率时负担较低而房价又在不断攀升，使得购房者贷款热情高涨，而放贷机构也因有房屋抵押同时又可获得高额的回报因此都竞相开展次级贷款业务。这样就催生出了各种的金融衍生品。
这些新产品备受欢迎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房价的不断攀升，需求的不断扩大使得人们忽略了价格风险的存在；另一方面是贷款机构风险控制不到位，竞争的加剧使贷款机构只顾极力推广这些产品，而不注意控制违约风险且违约风险总是通过金融创新而不断地传递给下一级。在利益的诱使下使得次贷市场出现了很多不规范的放贷行为，如：猎杀放贷和贷款欺诈。所谓猎杀放贷是指，贷款机构或其没有依照美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消费者真实、详尽地披露有关贷款条款与利率风险的复杂信息。在此类案件中，受害者往往是消费者。而贷款欺诈是指，由职业罪犯导演的骗贷犯罪，受害者一般是贷款机构。而早在1968年美国就已经以法律的形式明令禁止猎贷行为的发生了。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房贷机构热衷于发放次级抵押贷款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触犯法律呢?究其原因还是巨大的利益驱动。但是将贷款发放给信用等级低的贷款者本身就是有很大风险的，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这一切的答案就在美国如火如荼的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产生的纷繁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当中。
在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上主要有四种金融衍生品：ABS，RMBS，CDO和CDS。首先是ABS，它是资产证券化的产物，包括各种形式的资产抵押贷款其中包括住房抵押贷款。而将ABS当中的次级抵押贷款剥离出来就形成了RMBS。RMBS满足了次贷发放机构获取现金流动性及降低融资成本等方面的需要。因为RMBS是具有固定期界因此可以真实性的出售，从而形成一个真实的现金流。银行提供给客户的次级抵押贷款，并在利益的驱动下诱使那些并不了解合同详情或并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成为贷款人。而房贷公司又以高杠杆率从银行举债买下按揭贷款形成RMBS，随后按不同级别出售给不同的风险偏好者。为了满足不同风险偏好者的需要，RMBS并不是同一等级的，它根据现金分配规则不同又被划分为三个等级。投资人根据各自的风险偏好选择自己需要的等级，当然不同的等级投资回报率不同。就这样次贷市场中又引入了新的机构投资者。这就是为什么次贷危机爆发一段时间后除了抵押贷款公司外，还会有不同性质的新的公司不断地卷入其中的原因。养老金等需要固定收益的公司成为RMBS高等级产品的购入者，而风险投资基金则成为较高风险较高回报的低等级的RMBS的购入者。这样RMBS就成功的将风险分散化了，风险从房贷提供者转移到了债券购买者手中，金融风险被深化了。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时，不会有人注意到RMBS的风险，因为住房是抵押品它随时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变现。但在房地产市场出现回落时，不动产的变现出现了困难，价格不断下跌这样抵押品的价值也在缩水从而使的RMBS的风险逐渐暴露了出来。
RMBS的产生确实满足了不同风险偏好者的需要，这可以说是金融创新一直追求的东西，但创新并未止于此。为了进一步的扩大收益，RMBS的中间级又被重新划分，中间级的RMBS被称为担保债务权证(CDO)。在RMBS的基础上衍生出CDO需要通过资产的真实销售来保证获得特定资产对应的现金流，由于设计资产的真实销售其操作周期较长。CDO的划分方法大致与RMBS相同，也是根据现金回报分配方式来进行划分，分为优先级，中间级和股权级，自然风险较高的被划为最低级但回报率也最高。我们看到本身中间级的RMBS已具有较高的风险，而将它再一次的进行分拆出售，无疑CDO的低级品具有的风险已不可与正常的次贷篮子同日而语了。而人们对于高回报的追求和对风险的忽视使得创新并未止步于CDO。而是又将CDO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再次出售从而形成了CDO的平方、立方等等，不断的延续下去。而风险也在延续的过程中不断的提升和广化，使得更多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成为了次贷衍生品的持有者及风险承担者。
另外在这场次贷危机中所涉及的另一个复杂的风险转移市场，就是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美国证券托管清算公司2008年11月4日的报告显示，目前全球范围内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违约互换产品总额达33.6万亿美元。信用违约互换在维护资本市场正常运转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作为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信用违约互换(cDS)是买卖双方通过信用违约互换协议交换第三方信用风险的一种合约。信用违约互换合约的买方，是拥有资产的一方，希望通过支付一定费用，将信用风险转移给信用违约互换的卖方；而卖方提供可能出现的违约的保护，即承担不属于其自身资产的信用风险，并从信用违约互换的买方获得一定的保证金或相关利率支付。信用违约互换是一种双边风险交换金融合约。合约在没有发生违约事件时到期日即告终止或发生违约事件并满足支付条件，信用卖方完成赔付损失时即告终止。该合约可以分为两个基本部分，一部分是信用保险费支付，另一部分对应于可能的违约付款。一份违约互换的现值就是其两个基本部分现值的代数和，信用保险费满足使互换合约总现值等于零。由于CDS对CDO起到了担保的作用，从运用CDS的第一个CDO开始，购买CDO的信用风险逐渐减少，但承担风险的主体则变得更加多样起来。这类合约的卖方多为银行和保险公司，放贷人向一家银行或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以规避贷款人的违约风险。而保费率与违约风险率直接挂钩，风险越高向银行或保险公司购买保险的保费越高。而由于受到高保费的利益驱使，很多银行和保险公司都乐于承担CDO的保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次贷危机发生后很多银行和保险公司会被卷入其中的原因之一。
CDS的出现大大改善了CDO的信用评级，由于有了违约担保CDO便更加利于销售。这样CDO在CDS的帮助下被不断的创造分级出来。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选择了低风险低回报的优先级CDO，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如对冲基金则选择了股权级CDO。就这样CDS使得风险在整个金融体系内蔓延开来。在目前情况下，这些交易都是匿名方式进行的，从而使得大型金融机构不断陷入交易陷阱。而由于交易的不透明性，美国监管部门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数据，因此也无法对整个互换市场的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估。致使目前市场上对CDS的潜在风险的忧虑也极其严重。
在此次次贷危机中的金融衍生品虽与东亚金融危机有所不同，但同样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由于衍生品将信用风险不断地转移、分散、重组，一方面实现了风险分担隔离风险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又降低了经济运转的透明度，助长了对政府管理和监督的规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危机的深化，提高了系统风险和感染风险。ABS和RMBS使用了贷款池的操作方法降低了经济运转的透明度，使得监管部门和投资者不能直观的观察到贷款组合的风险性。而RMBS和CDO的不断衍生创造，使得风险从一个投资主体转向另一个投资主体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系统风险和感染风险。CDO之所以被广泛应用并不断的分级衍生出来，主要是因为每一次分级之后都有股本级的CDO来承担第一批的信用违约风险，而其他层级不用分担此风险而仅仅是获得收益而已。因此CDO备受欢迎，但持有股本级CDO的人同样担心信用风险问题，因此再一次的将手中的CDO进行分级创造出更高风险更高收益的股本级CDO并由其承担第一批的违约风险。就这样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持有的是高回报低风险的金融产品，也因此CDO被不断的衍生创造下去。最终使得整个经济体卷入到了次贷危机当中。
四、结论及政策性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