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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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提到四川、巴蜀文化，人们第一印象应该是丰富的色彩，如同川菜一样活色生香。巴蜀地气候湿润，川人“好吃”，由于地域潮湿，自古以来就爱食辣和麻以达到驱寒的目的，麻辣也自然成为了巴蜀文化的一份子。土特产的包装比如郫县豆瓣、新繁泡菜、灯影牛肉就会使用到红色、棕色，传达出中国气息。四川茶馆在本地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由茶碗、茶盖和茶船组成的盖碗茶杯，长嘴茶壶，老虎灶，竹扶手椅，白色、黄铜色、棕色、竹黄色，恬淡、随性，分别代表着四川茶馆的设计形态元素、色彩元素和风格元素。四川皮影则使用鲜明的红黄蓝黑色，川剧作为巴蜀文化又一个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使用黑、红、白为基本色，蓝、绿、金、银、灰、粉红、姜黄为辅助色，运用上，讲求明快、单纯、鲜而不艳，淡能传神。综上所述，巴蜀文化的色彩运用有着很强烈的装饰意味。

2图形的表现

地域性土特产品就是具有地域性文化特征较为独特的产品，它的文化特征深受文化底蕴的影响。以巴蜀地区为例，设计师经常使用传统的能凸显川味的图形进行设计。例如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纹饰，四川茶馆的盖碗、长嘴茶壶、竹圈手椅，川剧脸谱，四川皮影戏，蜀锦，蜀绣，绵竹年画等，将这些视觉符号化为设计元素，融入到包装的外形、构图和材料之中，方能实现土特产品包装的地域性文化信息传达。比如说四川阆中地区出名的小吃“张飞牛肉”，有传说称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时，曾大摆酒席，为了有可口的下酒菜，张飞把他多年制作牛肉的方法说出来，供厨师制作。而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这个传说就凸显了巴蜀文化。“张飞牛肉”所采用的礼品包装设计是红色和黑色的川剧脸谱，采用的字体也是传统的书法。川剧脸谱是川剧展现给观众的最直观的视觉形象，也是人们区别川剧和其他剧种的一个重要标志，张飞牛肉将川剧的这一视觉艺术形象进行深度大众文化层面的开发应用，给产品注入了巴蜀文化的艺术魅力，使它地域特色更加明确，使产品更加亲切。这是很简单的例子，却让我们看到了产品背后丰富的地理、历史、传统文化等内容。而一些礼品包装，比如彝族的漆器的包装是从巴蜀文化中传统工艺品中提取，用了大量的装饰图形。其他的诸如蜀锦、蜀绣、扎染、绵竹年画都是如此，使本土包装设计具有了视觉上丰富的表现力。

3材质的影响

3.1纺织品

布料及纺织品在本土包装设计中经常使用，一般来说传递出质朴、随意轻松的感觉，与现代人们崇尚自然的心态不谋而合。巴蜀特产中蜀绣、蜀锦、扎染等既是巴蜀文化的土特产，又可以将这种材质和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包装材质运用到土特产的包装中。成都本土小吃棒棒娃手撕牛肉就使用了布料缝制的标签和口袋，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3.2天然材质

第2篇

在温室内一年四季均可进行扦插繁殖。选择嫩枝、木质化或半木质化无病虫害的枝条，长10～15cm，保留顶部2～3片叶并各剪去1/3～1/2，速蘸ABT生根粉250mg/L滑石粉浆，然后插在花盆中。扦插的基质泥炭∶蛭石∶珍珠岩为6∶2∶2，配好基质后用甲醛、多菌灵消毒。插后保持湿度，适当遮荫，保持叶面湿润后逐渐减少喷水次数，增加光照，1个月左右即可移栽。在18～20℃环境下经过30d左右即可生根。

2日常管理

2.1移栽及整形

扦插苗2个月即可上盆，栽培基质泥炭∶蛭石∶珍珠岩∶松针为6.0∶2.0∶1.5∶0.5，观赏花盆的规格为直径19～25cm。幼苗移栽后适当遮荫，叶面喷水，以利缓苗。待新叶长出，进行摘心促进分枝，及时疏除过密、重叠枝，留3～5个枝，以获得良好的株型。盆栽植株在春季萌芽后注意充分浇水，保证叶片不凋萎。6～7月花期，肥水要充足，每15d施肥1次或用卉友21－7－7酸肥。盛夏光照过强时，适当遮荫，可延长观花期。花后摘除花茎，促使产生新枝。花色受土壤酸碱度影响，酸性土花呈蓝色，碱性土花为红色。每年春季换盆1次。适当修剪，保持株型优美。

2.2温度与光照管理

生长适温15～27℃。在炎热夏季，通过遮荫、加强通风、叶面喷水等措施进行降温。炎热夏季，用75%遮荫网进行遮荫，并通过它的起落来调节光照。晴天，上午10时拉上遮荫网，下午4时拉开遮荫网；阴雨天全部拉开遮荫网。

2.3肥水管理

生长期间每10～15d施1次腐熟的矾肥水，每15d叶面喷施1次0.1%的尿素或0.1%～0.2%的硫酸亚铁溶液。花芽分化期间，适当增喷磷、钾肥。当花芽分化初见花时，可喷施10～40mg/kg赤霉素1～2次。休眼期间停止施肥。浇水不宜过多，以经常保持土壤湿润为宜。夏季干热时，可向叶面喷水，降低水分蒸腾速率。冬季浇水以见干见湿为原则，休眼期间控制水，维持半干状态。现蕾前后需水量显著增加，应每天浇水1～2次。

3主要病虫害防治

叶斑病主要危害叶片，病斑圆形至多角形，褐色或暗灰色，边缘紫褐色或近于黑褐色。发病初期喷洒65%的代森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波尔多液（1∶1∶200），每隔7d喷1次，连续防治2～3次。锈病主要危害叶片，叶面出现较大的浅黄色至锈褐色孢子堆，病叶干枯和破碎，发病季节喷洒1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800倍液进行防治。立枯病主要危害叶片、茎部，近地面叶片产生水渍状黄褐斑，并蔓延到茎部，导致叶片干枯，茎杆变黑腐烂。发病初期喷洒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50%福美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进行防治。白粉病主要危害叶片，严重时可侵染茎。叶面表现1层浅灰色霉层，以后逐渐成浅褐色。发病期间喷洒1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或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每隔7d喷1次，连续喷2～3次。介壳虫主要危害幼嫩的茎叶，致使叶色发黄，枝干干枯。少量发生时，用软刷轻轻刷除，再用水冲洗干净。用药剂防治时，最好在若虫孵化期喷施80%敌敌畏1000倍液或50%杀螟松乳油1000倍液进行防治。促成栽培

八仙花为短日照植物，每天所需黑暗时间达10h以上，夜温11～18℃时，35～42d才能形成花芽。八仙花盆土要保持湿润，但浇水不宜过多，雨季特别要注意排水，防止受涝引起烂根。冬季室内盆栽八仙花以稍干燥为好，过于潮湿则叶片易腐烂。花芽分化后逐渐减少浇水，促进枝条生长。摘去叶片移入冷室（5～7℃），控制浇水施肥，维持半干状态，促进其充分休眼，经42～56d方可进行栽培。一般从促花开始到成品花上市需要9～12周。促成栽培初期温度不能太高，一般先加温至13～15℃，以后逐渐提高到20℃左右，此期要求光照充足、土壤湿润、空气湿度较高。当可见花芽和花序伸长时，将温度降至16℃左右，降低空气湿度，20d左右即能开花。土壤以疏松、肥沃和排水良好的砂质壤土为好。但土壤pH值的变化，使八仙花的花色变化较大。为了加深蓝色，可在花蕾形成期施用硫酸铝；为保持粉红色，可在土壤中施用石灰。花期要保持水分充足，光照充分。八仙花花多硕大，为避免开花时倒伏，可立架绑缚。

论文关键词：八仙花；种苗繁育；日常管理；病虫害防治

论文摘要：介绍了八仙花扦插繁育、日常管理、病虫害防治、促成栽培等栽培要点，以期为八仙花的盆栽管理提供技术借鉴。

第3篇

关键词：廖平；巴蜀文化；经学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154-02

廖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后改名平，字季平，初号四益，继号五译，晚号六译。清咸丰二年（1852）生于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幼时钝而好学，困而求知，苦思强记，但并未摆脱蜀中士子为科举而科举的治学习性。南皮硕学张之洞督学四川，从废纸篓中拣出廖平答卷，为廖平才思所感，破格拔为府学第一，并牌调入省城尊经书院肄业。自是尽弃以制艺时文为务，为科举功名马首是瞻之学，而泛滥于声音训诂之学，务求“经史根柢”之学，打下了坚实的朴学功底。后受学于湖湘学巨擘王闓运。闓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精于治《礼》，续治《春秋》，长于《公羊学》，乃当世一流的今文经学大师。王氏主成都省城尊经书院院长，首倡治学先明读书之法，提倡治学需从研习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文选入手。廖平勤学善思，颇得王闓运赏识，故最得王氏公羊学之精髓，深谙今文经学治学的理路要领。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因不喜外任为官，自愿回川任龙安府教授。民国初年，出任成都国学专门学校校长有年。因患中风，手足麻痹，遂退居乡里，以口授书育徒为事。民国二十一年（1932）卒，享年八十一岁。

廖平治经综贯百家，要在不囿成说，标新立异，甚至自我否定。一生经凡“六变”，其一变“平分今古”，认为《王制》为今学之主，《周礼》为古学之主，并以此条理今古纷争，一举解决了经学史上的千古疑难。二变代表作《知圣篇》、《闢刘篇》，主张“尊今抑古”，认为古文经皆有作伪迹象，虽托名周公之作，实乃刘歆及其弟子所伪作，不可为据，并自驳前说之“平分今古”。三变代表作《地球新义》，提出“古大今小说”，以否定自己的第二变思想。前三变虽互相排斥，递相驳难，但并没有突破“今古之学”的范畴，其学理与结论颇为学者称道。其后三变则专注于“天人之学”的体系建构与思想阐释发挥，言多怪诞，理多含混，甚至不乏违背一般常识的结论，已非纯粹的学术了。廖平在经学上的贡献在于前三变。他析疑解难，勇于创作，新见迭出，曾自云：“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虚。”[1]88有功于经学甚伟。这显然与他早年肄业尊经书院，接受张之洞以“经学为根柢”的治学范式训练，深明王闓运所倡导的重思辨、体统、经例、书法等常州今文经学的治学路数、理念与熏陶有关。说肄业尊经书院是造就影响廖平学术成就的重要学理基础并不为过。

但廖平无论治经门径还是治学旨趣，都与张、王二师所授颇异，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特学术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特征非常明显。为此，张之洞时加提点，担忧廖平之学将有“风疾马良，去道愈远”之虞。王闓运以治《公羊》著称于世，而廖平则另以《榖梁》名家，以与其师之学相异。廖平治经不仅变更师传受授，而且一变再变，不仅变古而且变今，还变己说，所变既有不断渐进的递进过程，也有明显的学术分期，个中原因，素为研究者所不解。如二变时谓“子书出于孔门四科”；三变时则认为道家、墨家以及西方诸学皆源于孔门，把孔子提升到天下世界学术始祖的高位，并以《管子》、《老子》、《庄子》、《山海经》助其大统之说；三变后大量援引《楚辞》、《释典》、《内经》以解释其天人之学。这些纷繁复杂的变化，早已超出了治理经学的一般范围，成为驳杂混一的“绝恢怪者”之说。这显然不能从他受学尊经书院的学源基础来解析其成因。廖平经学一变再变，乃至牵强附会、奇说跌出，至于荒谬不经等现象，实际上还另有因由。简言之，即巴蜀文化中奇幻浪漫的仙道思想，蜀学博杂混一的治学特点，蜀士自古就有的好做“翻案文章”，喜“奇闻异说”的治学传统，是形成廖平学术奇异多变、一变再变的重要学理与文化源头。

首先，巴蜀文化历史悠久，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始源。它与重道德礼乐的中原文化内涵殊异，是“重仙的文化”。仙化浪漫思维方式是古蜀文化的重要特征[2]87。秦灭巴蜀后推行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开始融入中原礼乐文化系统，直到文翁以儒化蜀，蜀中士风才有实质性变化，史称“蜀学比于齐鲁”即是指此。但巴蜀文化独有的历史文化土壤与历史传承尚在，巴蜀文化独有的仙道浪漫思维模式尚未堙没绝迹。实际上文翁“以儒化蜀”的结果，并非如他设想的那样使齐鲁之学的规制、礼仪、体系在蜀地原汁原味地承传。巴蜀士人虽然抛弃了“好文刺讥”、“不慕权势”的旧习，但并非一切照搬齐鲁儒学的范式，而是在继承古蜀文化特质基础上有选择的吸收，走的是儒学巴蜀化、本土化的他途。如司马相如、扬雄皆世称大儒，但其学所向并非纯粹的齐鲁儒学旧貌。就“司马相如文章按之，其所用词语多本六经”[3]4-5，但司马相如成就却是张扬铺排、重浪漫想象的辞赋。扬雄好为《易》，被他的好友桓谭称为“西道孔子”，但其《太玄》已非《周易》的原旨，而是建立在“师心”基础上的典型新说。这正是齐鲁儒学在巴蜀本土新异化、本土化的标志，是蜀人好异创新思维的代表。此后，巴蜀历代虽然大儒辈出，但主要成就与影响仍然是以仙道思维为指导兼及儒学旨趣的诗、文之学。如李白、三苏父子、杨慎、李调元等蜀中“文心秀士”，无一不是敢于突破陈规，勇于奇思妙想、浪漫博通的蜀中奇才，以诗文名天下的一代文宗。谭继和先生在总结蜀学的重要历史特点时说：“蜀学两千年有重文学、今文经学的传统，从司马相如到廖平再到郭沫若，都时隐时现地传承着，并明显地占有优势。”[1]82可以说，巴蜀学人在融入时代主流学术潮流的同时，始终不忘保持巴蜀文化自古就有的浪漫思维、仙道思想、富于幻想与追求独立开新的文化传统。重说经义微言，好独创新说这一独特的乡邦人文传统特性，正是廖平经学一变再变，联想铺排，纵横驰骋以至于离奇荒诞的文化基础与学理来源。比如，廖平认为天学的重点在于神游学，他直接以神仙浪漫之学来阐释一向不语“乱力怪神”的儒家天人之学。特别是三变之后，他跳出传统经师以史或经解经证经的惯例，杂引《山海经》、《老子》、《管子》、《列子》、《楚辞》、《经典释文》、《黄帝内经》等诸书杂说，大胆假设，比附神异，甚至主观臆想、穿凿附会，为解释建构天人关系而“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廖平的出发点是要树立天下师法素王的文化气象，但显然已经超出了研制儒家经学的“正常”范畴，成为经不住推敲的怪诞臆说了。如《四变记》说形游学为“人人辟谷飞身”，《五变记》说神游学为“如仙家之婴儿炼魂，神去形留，不能白日飞身，脱此躯壳”。把儒学等同于神仙诡异之学，故闻一多称廖氏此学为“神仙之学”[4]25。

廖平为了达到树立孔子为先知先觉的万世之师的极度重孔、尊孔目的，其学不惜一变再变以至陷入诡辩论泥潭，使一些本来清楚明白的经学问题变得复杂化、神异化和不可知化，自己也落下离经叛道、怪诞不经的名声。个中缘由固难理喻，但从巴蜀文化神异仙化的思维形式与蜀学唯我独新的求异文化传统去认识了解，何尝不是一种新的有效方法。

其次，巴蜀作为仙源故乡，自古不乏成道飞仙的奇闻异说，成为廖平糅杂佛道仙异传说，浪漫神游，广为联想以阐释儒家经典理义，建构天人之学体系的又一文化基础。廖平治经，最初以经史典籍为的鹄，但不拘一格，广泛援引佛、道、术数乃至神异传说等杂说解经不是没有。他广涉诸子，诗文唱和，文采风流，子部、集部文献可观者甚众，完全是一位巴蜀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经学家。据初步统计，其“子部文献”就涉及诸子总义、儒家、道家、释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兵家、天文、术数、医书等十四类，总计文献九十六种。如诸子总义类就有《诸子凡例》、《子书出于寓言论》、《墨家、道家均孔学派别论》等三种；道家类文献有《老子新义》、《庄子新义》、《庄子新解》、《庄子经说叙意》、《庄子礼解》、《列子新解》等六种；阴阳家类文献有《阴阳汇辑》、《阴阳五行经说》、《五行论》等三种；术数类文献有《撼龙经传订本注》、《都天宝照经》、《天玉宝照蒋注补正》等十二种。尚著有《伤寒总论》、《太素内经伤寒总论补证》等内科文献四十八种，《古经诊皮篇》、《黄帝内经太素诊皮篇补证》等外科文献六种。廖平在治儒经儒理时不仅大量采纳糅合佛、道等子学思想，而且还著有数量不菲的子学专书专著。这固然与廖平援引诸书典籍以张扬孔子之学有关，但亦与巴蜀自古乃仙源故乡，佛教禅宗文化重地，以及子学向来发达的文化历史背景有关。如大邑鹤鸣山乃天师正一道发源地，青城山乃最早的道场，严君平、扬雄、张陵等大师皆生长、传道于巴蜀之地。从马祖道一到破山海明、丈雪通醉以来的巴蜀丛林禅宗文化谱系延绵不绝，流播巴蜀大地千年。实际上，巴蜀之地一直是名道高僧代不乏人之所，子学文献典籍“汗牛充栋”重镇。这无疑为廖平潜心子学研究并取得不俗成就的重要文化基础。

综观廖平一生的学术造诣，仅用“经史之学”并不足以囊括其学术之全貌。可以说，巴蜀学人惯有的追求浪漫仙道的思想，求变多思的治学精神，追求通博、泛滥百家的治学价值取向等巴蜀文化根脉特点，不仅成就了廖平这位通达古今的经学大师，还成就了廖平这位以巴蜀仙道文化为基础的子学大家。

参考文献：

[1]廖幼平.廖季平年谱[M].成都：巴蜀书社，1985.

[2]谭继和.巴蜀文脉[M].成都：巴蜀书社，2006.

第4篇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与西华大学相商，拟共建蜀学研究中心。2003年7月3日下午，文史馆派我与安山到西华大学四川工业学院第五会议室商议有关问题。西华大学四川工业学院党委副书记叶耀培、西华大学统战部部长曾加荣，副部长赵永涛及文科教师陈国先、迟乃鹏、郑家治、纪国泰、邹礼洪、官性根参加了此会。会议由我介绍蜀学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并说明共建“蜀学研究中心”的愿望。会议围绕成立蜀学研究中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及如何展开工作进行讨论，达成以下共识：西华大学与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合作共建“蜀学研究中心”，宗旨是“研究蜀学，弘扬蜀学，为四川文化建设作贡献”；主要任务是开展学术研究，加强学术建设，开发文化资源，汇聚和培养学术研究人才。此后拟订了《蜀学研究中心章程》。组织机构为：

名誉主任：隗瀛涛 罗中先 陈信远

主 任：曾德祥 邓卫中

学术组：组 长 谢桃坊

副组长 曾绍敏 迟乃鹏

成 员：冯广宏 徐志福 曹方林

邹礼洪　张 帆 纪国泰

学术顾问：蒙 默 吴天墀 王家祐

王文才 龙 晦 胡昭曦

张志烈 祝尚书 项 楚 陈国光

2003年12月18日蜀学研究中心成立会议于西华大学校园召开，出席会议者有四川省教委、省文化厅、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乐山师院、巴蜀书社、郫县文化局的领导及学者五十余人，西华大学学生代表二百余人列席。会议由西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蜀学研究中心主任曾德祥主持。西华大学校长罗中先作“弘扬蜀学为四川建设文化强省而努力”的讲话，他说：

新组建的西华大学文史学科聚集了一批致力于地方文化研究的教授和专家，有一定的基础。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云集了一批有名望的文史专家，学术力量强，与西华大学共建“蜀学研究中心”，开门办馆，服务社会，可以更好地促进学术研究和优秀文化传播。西华大学依托蜀学研究中心，有利于加强文史学科的建设，促进学校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罗中先校长继而介绍了蜀学研究中心的机构设置，提出“条件成熟时，创办《蜀学》专刊”。会上有六位学者相继发言，各自题目是：蒙默《蒙文通先生关于“蜀学”研究的意见》、王文才《蜀学的兴起》、龙晦《蜀学的特点》、谢桃坊《关于蜀学研究中心的工作建议》、迟乃鹏《蜀学研究中心的任务》、谢元鲁《关于创办〈蜀学〉辑刊的意见》。会后的中心工作是筹备召开首届蜀学研讨会。

2004年4月21日至22日四川省首届蜀学研讨会在郫县桃园会议中心召开，近四十位学者参加，收到论文三十余篇。西华大学校长罗中先致开幕词，表达了办好蜀学研究中心的愿望，希望加强与省内外专家的联系，做强西华大学人文学科。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隗瀛涛回顾巴蜀文化研究的状况，展望蜀学研究的未来，明确提出蜀学研究中心的任务是以传承文明，开拓创新为己任。他强调蜀学研究应该有自身的鲜明的特色，应该以蜀中学者个案研究为基础，开展断代的研究，或专门学科的整体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蜀学总论的研究。在会议中龙晦、龙显昭、祝尚书、谢桃坊、王定璋、曾绍敏、胡昭曦围绕蜀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蜀学与巴蜀文化的关系展开讨论，向熹、邹礼洪、邓经武、陈德述、张建锋、夏文光对蜀语的形成、古蜀先民的图腾崇拜、近代四川书院教育、巴蜀哲学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交流，张绍诚、冯广宏、徐宁、杨正苞、粟品孝、迟乃鹏、邓郁章、姚正等对蜀中学者个案研究作了发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李大明在发言中充分肯定蜀学研究中心的学术特色，建议设在四川师范大学的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与蜀学研究中心联手，共同为四川社会科学做贡献。此次会议为深入展开蜀学研究奠立了基础。

四川省第二届蜀学研讨会于2005年11月27日在郫县团结镇召开，参加会议者主要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西华大学、成都大学、乐山师范学院及宜宾学院各学术研究机构负责人及学者四十余人。会议由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康济民主持。蜀学研究中心主任曾德祥总结了中心自成立以来开展学术活动和完成的工作，勉励中心研究人员定期开展学术交流，编辑出版高质量的《蜀学》辑刊。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张在德充分肯定了中心取得的良好的学术影响，宣布中心机构调整方案，希望更进一步整合双方力量，推进中心工作。西华大学校长罗中先希望西华大学与文史馆进一步加强合作与交流，围绕学科建设，深化蜀学研究，多渠道争取项目，扩大西华大学的影响。乐山师院税海模介绍了郭沫若研究中心的发展思路、队伍组织和学术研究运行机制。宜宾学院何仁富介绍了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开展工作、举办学术活动，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成功经验。成都大学邓经武对“成都学”研究作了交流。会议对蜀学研究的总思路、蜀学研究中心的发展，以及《蜀学》辑刊的出版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我们要全面开展蜀学研究工作是很困难的。当中心成立之初，我即坚持创办大型学术辑刊《蜀学》，以此刊团结省内外及国外学者，发表有关蜀学研究的论文，争取每年出一辑。谢元鲁先生支持此意见。他认为只要连续出版五辑，必将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否则这个中心将会流于虚设。为此我们全力准备出版《蜀学》。我认为蜀学的核心是研究蜀中的学术思想，计划组织关于蜀学理论、蜀学史、蜀学思想、蜀中学者研究和蜀学文献研究等方面的论文。辑刊定名为《蜀学》，每年刊行一辑，每辑四十余万字，繁体横排，标准十六开本，连续出版。此计划得到西华大学领导的支持，《蜀学》终于在2006年9月由巴蜀书社出版。我谨写了发刊词以表明本刊宗旨：

蜀学乃中华学术之一，特具四川地域文化之优长。其肇起汉初，衍于晋唐；繁盛于两宋，至晚清而复昌。自近代西学之东渐，时与维新，在京师设讲堂以提新学，于川中办蜀报作时事平章。梁任公以专学命题，引为重视；蒙文通撰专文议论，愈益显彰。故渊源有自，名实相当。兹创辑刊，新辟园地，探讨学术，不分界疆。冀我蜀同仁，学界师友，域外方家，咸为支持，盛举共襄。为继承蜀学传统，繁荣中华学术，黾勉竭力，行建自强。夫自由独立，乃学者品格之展现；求新辩难，为臻至高境之直航。朴素谨严，倡实学之风；持理争鸣，为求真而商。岷山苍苍，岷水泱泱。蜀学事业，山高水长。蜀学之光，我辈弘扬。

此刊出版后因是关于蜀学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内容多样而充实，设计古朴典雅，甚受学界欢迎，尤其得到蜀中老一辈学者的大力支持。在《蜀学》辑刊出版后，为了总结经验，蜀学研究中心于11月25日在新繁北湖活水源召开工作总结会，西华大学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心副主任邹礼洪主持。中心主任曾德祥总结说：《蜀学》第一辑出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希望购买和阅读辑刊的读者很多；此后集中力量办好刊物，不断提高质量和水平，争取以刊物扩大中心的影响，以刊物团结学者，以刊物出好成果。我从学术的角度总结辑刊的成就与不足之处，强调提高质量，强调原创性，并通报了第二辑的组稿情况。西华大学地方文化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主任潘殊闲认为：蜀学研究与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发展研究都是很好的研究平台，在名称上占有优势，一定要很好珍惜，把它做好。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和西华大学文史教师围绕如何办好研究中心，如何提高论文质量，展开热烈讨论。文史研究馆馆长张在德指出：蜀学研究一定要紧密结合四川建设文化强省的需求，主动介入地方政府的重大文化项目研究。罗中先校长最后说：《蜀学》刊物是旗帜，是蜀学研究中心和学校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代表性的产物，这杆旗帜不能倒，也不可能倒；希望人文学院的学科建设抓住这个特色，凝炼学科方向，清理发展思路。

自2006年《蜀学》辑刊问世，讫于2011年，连续出版了六辑，共发表二百四十余篇论文。关于蜀学史和蜀学理论的了二十余篇，其中有《蜀学与蜀学研究商榷》、《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刘咸炘的〈蜀学论〉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文翁学堂图考略》、《论蜀学的特征》、《四川国学院述略》、《成都尚友书塾史述》、《我所知道的私立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尊经书院研究》、《四川存古学堂及四川国学学校考略》、《〈蜀学〉再释》、《古蜀史料辨伪》、《记〈文史杂志〉创办前后》等。关于近现代四川学者的评论与介绍了近三十篇，其中有《廖平经学初探》、《蒙文通先生的经学思想与治经方法》、《论吴天墀先生研治西夏学的成就》、《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廖平经学述略》、《白敦仁先生学术述略》、《贺麟家世考》、《曾枣庄治学述略》、《刘伯谷先生访问记》、《刘孟伉先生学述》、《徐仁甫先生学述》、《谢桃坊先生词学研究述评》、《龙晦先生专访实录》、《宋育仁与其〈泰西各国采风记〉》、《石天河自述——在学术边缘上的足迹》、《龚荫的治学道路和学术贡献》、《试述蒙文通先生关于佛典与道经之研究》、《民国学者李源澄简论》、《刘咸炘对的态度》、《读向熹先生的〈简明汉语史〉》、《汉语史专家向熹先生访谈录》等。关于蜀学史料刊出有常璩的《蜀学之兴》、李石的《苏文忠公集御叙跋》、全祖望的《新学与蜀学》、刘咸炘的《蜀学论》、蒙文通的《议蜀学》、刘咸炘的《自述》、傅增湘的《宋代蜀文辑存序》、顾颉刚的《〈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史事》、李调元的《童山自记》、谢无量的《蜀学原始论》、廖幼平的《我的父亲廖平》等。以上三项是《蜀学》辑刊最富特色的栏目，着重探讨蜀学理论，标榜和发扬近现代蜀中学者的学术成就，搜集蜀学史料，抢救近现代蜀学资料。这些是蜀学研究中的极重要的工作，甚受学术界的支持与欢迎。此外关于蜀中学术思想和蜀学文献研究的论文是《蜀学》的主体部分，共发表一百八十余篇，对从先秦至现代的蜀学个案均进行多视角的具体研究，出现了许多原创性的新成果。我们纵观《蜀学》辑刊，它应是专门性的、富于学术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大型学术刊物；因此它于2011年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期刊网》，受到学术界更为广泛的关注。

第5篇

关键词： 李氯诵∷ 叙事 巴蜀文化 文学史地位

李氯舜醋鞯娜部以成都为背景反映的长篇历史画卷小说，是对成都世间人情的绝妙评说。他浓墨重彩地绘制出了一幅幅富有成都地方特色的风俗画，对过去成都特有的生活情状、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地方特产等做了历史而又生动的描绘。他以四川方言道四川事、写四川人，体现了他浓浓的巴蜀情结。

李氯司哂凶跃醯那域文化追求，他把市民阶层文化作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栖息地，把自我融入了巴蜀文化，在巴蜀民间天地中寄托自己的现代追求并发现了民间精神价值所在。

一、表现：叙事视角和叙事形式

李氯诵∷稻哂信ㄓ舻陌褪裨衔叮主要表现在叙事视角和叙事形式。在叙事视角方面，李氯瞬捎萌知全能的视角，着眼于典型场景的刻画和传统风俗的描摹。在叙事形式方面，受史传风格影响，李氯瞬捎么ㄎ缎鹗拢展现出不同于宏大叙事的日常生活叙事，关注历史隐秘河流中普通人生活、生存和生命的基本存在方式，昭示历史的人性意蕴和丰厚内涵。

茶馆作为精神文化的载体和社会生活文化心理的缩影，折射出四川的世态人情，为瞥见巴蜀文化提供了切入点。李氯说牟韫莞裢馔赋鲆还擅袼咨彩，是四川乡土风俗画卷上浓墨重彩的一环。李氯嗽凇洞蟛ā防铮将时期丰富复杂的历史画卷置于一个个的茶楼中，从茶客热烈的漫无边际的交谈中可以获取历史的大波[1]。茶馆除了散发出民俗意味之外还分三六九等，李氯嗽凇侗缬昵啊肪椭赋銎胀ㄆ矫窈凸倩律鹗砍鋈氲牟韫蒎囊欤这些大小茶铺按照社会地位、人事关系接纳各自的主顾，这些对权力划分，隐藏的是民众在文化性格上的软弱和惰性。李氯税颜飧鑫幕空间放置在文化视野中考察批判是水到渠成之事。可见，李氯瞬唤鼋茶馆作为人物活动和命运的背景，还把茶馆本身就作为了独立自足的批判对象，集中体现了特定时期的精神风貌，展示了茶馆作为独具特色的巴蜀生活形态的群体悲剧性，别具一种深厚的韵味。正如他在谈到《大波》的创作时这样说到：“必须尽力写出时代的全貌，别人也才能由你的笔，了解到当时历史的真实。”[2]的确，李氯司桶逊缢壮【白魑时代全貌的有机组成部分来予以描写。他作品中更是对颇具四川风味的婚嫁丧礼做了非常详细的描绘。以婚俗为例，在李氯说娜部曲中就写了不少人物的婚礼，如蔡傻子与邓幺姑、蔡大嫂改嫁给顾天成的仪式[3]等。李氯诵吹缴鲜龅幕槔袷保繁简得当，虚实结合，既不重复又互相补充，色调有浓有淡，读来很有兴味，显示出从细微处见时代风貌的深刻，折射出源远流长的社会民俗。

另一方面，史传传统和川味叙事也不容忽视。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分析“中国现代作家的现代叙事文学品格体现了诗骚传统和史传传统的相互融合”[4]。在李氯说拇ㄎ缎鹗轮校史传传统的影响尤为强大。四川治史之风源远流长，尤其是地方志的撰写，经过文化的代代传承、层层积淀，在四川形成了方志意识，较之鲁迅将绍兴作为中国社会的缩影，沈从文将湘西视为人性的净地，李氯烁钟情于突出地方性，即对四川独特乡风民俗的描摹，对家乡特别情况的开掘。如果说鲁迅、萧红等是将故乡的区域资源上升到对整个中国的概括，那么李氯司褪墙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转化为对本乡本土特别情况的关注和思考。

在四川，摆龙门阵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民俗叙事习俗对李氯擞猩钤兜挠跋臁A门阵散点辐射式的叙事样式常常被运用到李氯说淖髌分校它们既是故事的补充又使得故事结构松散灵活，听起来津津有味、韵味无穷。李氯嗽凇端浪微澜》中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说、、光绪皇帝出逃等，差不多都是通过书中各种角色用摆龙门阵的方式这种聊天的方式摆出来的，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消去了原有的重大严肃感。或许正是有了龙门阵文化塑造出来的这种有条不紊逆来顺受的处事风格、悠然闲适的散漫心理，历史的风云充其量才只能在这潭死水中荡起微澜，风过之后迅速沦为无聊的谈资。可见这种川味叙事不仅生动再现了四川民众独具特色的生活姿态，还巧妙地将作家的表达意图和这种叙事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文学表达的深沉性。在川味叙事的过程中，李氯顺3；崾褂靡恍┧拇ǚ窖裕对四川文学传统模式的一次创造性转化，与整个现代中国文人学者发掘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的过程是一致的，表现出言近旨远、韵味无穷的审美效果。此外较之于北京方言的谦恭雅正，四川方言显得粗直野性，显示出西僻之乡与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地域文化风格差异。

由此可见李氯说男鹗铝⒊〔皇侵识分子审视历史的精英叙事，而是处于地域民间叙事的平民视角。少有宏大叙事和英雄人物，对人的欲望的大胆书写，真实描绘生活场景，更多地展现出社会底层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的本真和生命的原来面貌。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出于启蒙和拯救建设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的需要，对日常生活关注有限。而李氯送ü茶馆、川菜、街道展现出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等，勾勒出不同于宏大叙事的日常生活叙事。他的这种启蒙并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谴责他们的愚昧与落后，而是以一种回归民间的情怀去肯定日常民间世界的生命力。

二、探源：巴蜀文化和时代思潮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李氯说男鹗率咏呛托鹗滦问秸凵涑龆捞氐奈幕语境和世态人情，反映出他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化反思和独特的批判视角，进而呈现出李氯松矸萑贤和文化选择的焦虑。对社会黑暗现实、国民劣根性的清醒认识和幽默的批判是他对民族文化中保守滞后一面的否定和反思，而对民风民俗的刻画描摹又寄托了他对传统文化的保留。这种矛盾源于他对传统的渴望和对现代性的追求所形成的张力。可见，李氯俗髌返陌褪裎幕印记与李氯顺沙さ奈幕背景息息相关，巴蜀文化和时代思潮使李氯说奈幕取向趋于复杂化。

无论是蕴含地域文化的人物形象系列，富含地域文明的风俗场景，还是独具地域特征的艺术表现都展现出了巴蜀地域文化对于他自身创作的影响。巴蜀地处西南，兼有南方文化的绚丽多情和西部文化的雄健坚韧，作为盆地它既阔大又封闭，封闭带来了保守，阔大赋予了它生机勃勃的蛮性和野性，因此偏于西南一隅的巴蜀文化基于这种独特的地理、社会、人文因素呈现出典型的内倾性乡土文化的特色。封闭的自然环境不仅阻隔了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和渗入，也使川人较少受到各种新思想、新文化的冲击，具有生命本真的活力。随着一天天长大，李氯吮憬邮芰苏庵值赜蛭幕的塑造，在他的文化心理结构上积淀着巴蜀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保留着巴蜀文化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李氯说淖髌分芯蜕动地再现了人物保守与叛逆、豪爽与狡黠、蛮野与卑琐的生命特色，表现了在内陆省份闭塞的宗法制社会的关注，对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忧虑。巴蜀一域由于封闭的地理环境，尤其重视对本土文化的修撰和整理，不但有现存最早讲求体例的被誉为“方志之祖”的《华阳国志》，而且两千年来未曾间断，构成了区域视角的治史传统，构成了对地方风土的关注。这种巴蜀人文传统的无意识积淀在李氯松砩嫌凶琶飨缘奶逑郑巴蜀文化的史传传统形成了李氯诵∷档摹敖代《华阳国志》”[5]的特征。如果说巴蜀民间地域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着李氯恕懊窦淅史观”形成的话，那么平民化的生活经历与民间精神的熏染对李氯苏庵止勰畹男纬捎薪衔直接的影响。他出身于巴蜀民间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贫困的生活环境使他和大众社会水融，使李氯嗽谛∷抵心芄槐冉险媸档乇泶锍雒窦渖缁嵘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他真实地再现了巴蜀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出对日常琐碎之事的独特发现与咀嚼，表现出人的生命力和对原始的裸的开掘。

巴蜀地域文化的积淀也体现在李氯嗽谖鞣轿幕的选择与吸收上。作为出川求学的现代作家，巴蜀底层体验的既有视野内在积淀和留学经历给李氯舜来了透视理解社会历史的新眼光，使他形成了观察社会、描写历史的平民视角，在面对众多西方文学思潮时，选择了在当时法国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文学观。在写实主义的思潮下，方志式的实录、龙门阵式的叙事都从求真写实的取向上牵引着李氯说拇醋魉嘉、叙事形式，形成了对巴蜀文化的继承和创化。事实上，西方文化的接受并没有影响他对巴蜀文化的认同，西方文化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新观照巴蜀文化的参照系，使他能够弘扬其优秀的成果。因此，尽管在的影响下，他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并对巴蜀文化持一种批判反省的态度，但是巴蜀文化早已融进了他的血液成为他自身的一部分，他不可能与巴蜀文化决裂。在积累了众多自然风物、人情世态等方面的感性经验后，李氯艘匀国性的或世界性的眼光反观地域性，无论文学叙述的视角、社会生活的提取还是民俗风光的展现、方言土语的着色都实现了以更为广阔视野对四川进行深度的历史反思和区域书写。这种眼光保持着知识分子应有的现代品质，与之富有活力、生机勃勃的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使李氯司神价值立场变得更富有现实意义。

李氯死史小说的地域民间立场是鲜明的。李氯嗽诤艽蟪潭壬隙懒⒂谥髁饕馐痘坝铮保持了个人的独立性，保持了较为开阔的艺术眼界和非凡的创造力，正是由于深深地植根于本土地域文化，并能有机地吸收外来文化，坚持着自我的文学创作品格，李氯瞬旁谏鲜兰30年代的众声喧哗中独树一帜，形成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意义：可以解决李氯讼窒蟮氖樾蠢Ь

至今为止，关于李氯说难芯孔ㄖ只有李士文于1986年出版的《李氯说纳平和创作》，其评价主要的贡献在于他从微观角度，对其生平事迹和思想脉络，文学史意义，代表作及艺术特色等方面作了探究。此后论文集《李氯俗髌返乃枷牒鸵帐酢贰《李氯诵∷档氖肥追求》、《李氯搜芯俊1996年、《李氯说娜似酚胛钠贰贰《李氯搜芯浚2007》、《2011李氯搜芯俊返鹊南嗉坛霭妫各种相关论文和出版物的不断涌现，意味着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文化语境的重构、研究方法的更新，学界对李氯俗髌返难芯扛是进一步拓展，对李氯说募壑悼始重新认同和思辨，但是李氯巳匀幻挥谢竦糜胫成就相对应的文学是地位。

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李氯硕ㄎ挥谒拇ㄏ缤磷骷胰旱拇表人物，认为李氯耸浅啥计皆的大河小说作家，肯定其在白话小说、近代史长篇小说、方志小说方面的艺术成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将李氯硕ㄎ晃三十年代独立作家，认为他艺术上保持很大独立性，其小说是史诗性质和世态描写的高度结合；程光炜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李氯硕ㄎ晃现代长篇历史小说家，从大河小说的创作体式、地方风俗史、法国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进行研究；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将李氯硕ㄎ晃川味乡土小说的领军者，强调了他风俗画的艺术特色；朱栋霖、朱晓进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将李氯硕ㄎ晃成熟的长篇小说家，认为李氯说拇醋鹘岷狭酥泄古典小说和法国写实主义小说，博采古今融汇中西。

通过参照重写文学史以来内地的各种文学史版本，梳理文学史对于李氯说牟煌命名可以看出，对李氯舜醋鞯奈难史定位表明对一个作家的文学史认同纠缠着不同的评论，显示出文学话语权的争夺和不同的文化语境的文学趣味。同时，可以看出文学史叙述试图摆脱主流文学集体特征叙述的变化。然而，文学史叙述在处于边缘地位的李氯舜醋魃匣故窃诩榷ǖ募父龇矫嬲箍。文学史对于李氯说亩ㄎ恢饕在历史小说家和四川乡土作家两方面，并且定位侧重于长篇历史小说家，而李氯俗魑四川地域作家的身份居于次位。书写视角主要集中在长篇小说的史诗性质、风土人情、借鉴法国写实主义小说，而书写重心落在史诗性质上。由此可见文学史对于李氯说暮旯鄱ㄎ辉谀持殖潭壬舷拗屏宋难史的书写视角。风俗画的艺术特征没有得到重视，川西风俗世界没有被当作独特的地域文化对待，也因此没能显示出同萧红黑土地世界，沈从文湘西边城世界，老舍北京小市民世界对等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

将李氯硕ㄎ晃长篇历史小说家，看似予以很高的定位，实则让李氯嗽谖难史中无法安放。文学史对于三十年代小说书写，主要是突出作家论结合流派论的书写模式构成。文学史对侧重于李氯思扔械南执长篇历史小说家的定位，忽视川西风俗世界的重要价值，使得李氯四岩怎疑硗怀鲎骷业男辛校很难获得同巴金、老舍、沈从文对等的长篇小说家的地位。他早年留学法兰西，归国后一直偏居于远离话语权力中心的四川，而乡土小说家的身份定位又流于人生派、京派同质。并且，李氯嗣挥胁渭庸声势浩大的文学社团，没有进入文学的权力中心，也很难划归为左翼京派、海派，在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也仅是将其作为受到社会剖析派影响的作家提及。然而，李氯诵∷瞪⒎⒆哦捞氐牡赜蛭幕气息。地域生态风貌、民俗风土人情、众文化心理、个体个性品质形成一个具有巴蜀文化风格的文化空间。李氯私这个空间对全体读者开放，使读者从中品读出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下个体、群体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意识品格，更加深刻地认识近代历史和四川地域。可以说这是李氯说男∷稻哂杏篮阋帐貅攘Φ墓丶所在。

因此，关注李氯诵∷邓蕴含的巴蜀文化可以解决李氯嗽谖难史书写中的困境，给予他客观公正的评定。还可以将李氯恕⑸惩　艾芜、周文等以区域作家群的角度予以研究，使李氯诵∷档牡赜蚍缢滓蛩匾起更多的注意，扩大阐释空间，丰富现代乡土文学内涵。并且以文学流派的角度，可以借助群体方式增加李氯说挠跋欤将其视为领军人物，凸显他在文学史上重要的大师地位和文学成就。

参考文献：

[1]李氯.大波.李氯搜〖（第二卷中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107.

[2]李氯.大波.李氯搜〖（第二卷中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953.

[3]李氯.死水微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243.

第6篇

巴蜀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卫聚贤先生在1941年出版的《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上发表的论文《巴蜀文化》。在随后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巴蜀文化的概念提出了多种解读，主要集中在巴蜀的地域范围、巴蜀文化的内容和巴蜀文化的时间界定上。巴蜀最初是指长江上游两个比较大的部落，也是两个区域名，以后又相应成立了巴、蜀两个国家，主要在今四川、鄂西、贵州等境内。今天狭义的巴，指川东的重庆地区；蜀，是指成都平原[2]。“巴蜀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的概念。狭义的“巴蜀文化”一是指先秦巴蜀文化，二是指考古学意义上的巴蜀文化[3]。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广义的巴蜀文化概念，指从古至今的四川文化[4]。巴蜀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既有中原文化的特点，又有独具一格的地方文化风格。

2川酒及其包装对巴蜀文化的传承作用

川酒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巴蜀文化的物质与精神瑰宝的积淀。源远流长的川酒发展历史中，以酒为物质载体，以酒文化为传播形式，既丰富了巴蜀文化资源，也对巴蜀文化实现了传承和发展。川酒在众多白酒品牌中，独树一帜，名扬海内外。四川独具特色又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孕育和涵养了川酒独树一帜的酿造技术和其它酒文化形态[5]。而从古至今，酒都不是单纯的一种饮品，它承载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历史悠久的川酒更是如此，它蕴含着巴蜀文化的独有的地域特色，不论是其酿酒的技术、历史，还是饮酒的文化、礼仪，亦或是盛酒的器皿、包装，无一不是具有巴蜀文化烙印的宝贵财富。如果说，川酒是巴蜀文化的载体，那么川酒的包装则是巴蜀文化最直接的视觉传播形式。从视觉传达设计的角度而言，包装设计就是设计师将一定的信息转化成视觉符号传递给消费者的传达过程，因此，川酒的包装设计就是将巴蜀文化符号视觉化后传递给消费者的过程。川酒的包装是川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消费者最直接感受川酒地域文化特色的视觉基础。融入了巴蜀文化视觉符号的川酒包装，为消费者营造了巴蜀文化语境，能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可以在建立川酒文化品牌特色的同时对巴蜀文化进行有效地传承和发扬。

3巴蜀文化符号在川酒包装中的使用原则

在川酒包装设计中融入巴蜀文化符号，不仅要考虑与酒的品牌定位契合，还要注意这些符号的信息传达是否到位，能否将巴蜀文化与川酒包装融为一体，成为商品与消费者情感沟通的媒介，能否通过这些巴蜀文化符号传递给消费者完整、真实的巴蜀文化信息。因此在巴蜀文化符号的提取和运用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3.1巴蜀文化符号内涵的可理解性

将巴蜀文化符号运用在川酒包装上，要考虑到这些符号信息内涵的传达效果，不仅要让本地消费者见到符号后，能理解其传递的历史、精神等内涵，还要考虑到其他更多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对这些文化符号的理解度，因此，一是要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最能获得广泛认同的巴蜀文化符号，以此引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同时吸引和引导一些不了解巴蜀文化的消费者认识和熟悉巴蜀文化；二是巴蜀文化符号的提炼和设计要使其符号特征鲜明，能形象的传达巴蜀文化，易于消费者辨识和理解这些文化符号的内涵。

3.2巴蜀文化符号地域的可识别性

巴蜀文化符号要突出其地域性，才能使消费者在众多同质化的酒类商品中，准确快速识别出商品的地域特征，加深对商品的地域属性的理解和认识。所以在巴蜀文化符号的使用上，要用巴蜀文化特有的、与众不同的那些符号来传递其地域性。例如，一些巴蜀的历史古迹、人物传说等，都是巴蜀文化资源的独有的符号。

3.3巴蜀文化符号情感的可体验性

现代包装设计，不仅是物质化的设计，更是精神化的设计，要为消费者创造情感体验。在川酒包装中，通过使用巴蜀文化符号，可以为消费者营造一个巴蜀文化的语境，使消费者在消费和使用过程中，自然感受到巴蜀文化的魅力，融入到巴蜀文化的意蕴中，使消费者体会到民族文化的魅力，带来情感的共鸣。

3.4巴蜀文化符号视觉的可审美性

很多巴蜀文化符号本身就是具有地域风格的艺术符号，具有视觉审美的功能，富有艺术的价值。将其自然而协调的形式美感，质朴而纯真的民族美感，融入到川酒的包装设计中，都能使包装更生动，更具艺术感染力。在设计中需要考虑到现代消费者的审美需求，所以对于巴蜀文化符号的利用，不是对已有造型、纹样、色彩等元素的简单“移植”，而是应该从视觉传达设计的角度，对这些符号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创造出更具时代特色的艺术美感。

4巴蜀文化符号的提炼及在川酒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包装设计，是一种符号传达性的设计。要将巴蜀文化运用到川酒包装设计中去，首先需要将巴蜀文化提炼成典型的视觉符号，然后将这些符号与包装设计要素相结合，构成包装的功能与形式，使消费者通过解读这些符号能理解包装中传递出的巴蜀文化内涵。

4.1巴蜀文化视觉符号的提炼

巴蜀文化资源丰富，既有有形的物质资源，也有无形的精神资源，例如各种历史文化、建筑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文化、艺术文化等等。而并非所有的巴蜀文化元素都能适用于川酒包装设计上，所以从视觉传达的角度而言，在视觉符号的选取上，应根据巴蜀文化的内容，与川酒的包装特色相结合，一是选取巴蜀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符号，二是选取其中能与川酒包装相契合的符号。如三星堆遗址文化、金沙文化、三国文化等等历史文化类的巴蜀符号，丰富多元而又带有神秘色彩，将这些充分展现了古蜀文明的历史文化符号提炼，并应用到川酒包装中，可以增加川酒的历史文化厚度，激发消费者对巴蜀文化和川酒的探秘感。如在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很多青铜器、金器、玉器，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酒器的造型、纹样、材质都可以运用到川酒的包装中，让消费者感知古蜀文明的绚丽多姿、内涵宏大的历史文化。再如建筑古迹类的巴蜀文化符号。巴蜀之地，山峦叠嶂，河流纵横，道路险阻，因此自古就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喟叹。勤劳智慧的巴蜀先民，克服各种自然条件的困难，创造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巴蜀建筑景观。如民居建筑、都江堰、峨眉山等一些人文建筑和自然景观提炼成的造型、图案符号，运用到川酒包装上，也能很好地体现出巴蜀的文化特色，突显川酒的地域特色。巴蜀文化中，民间文化形式多样，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巴蜀文化的重要象征，是极具历史价值和精神价值的文化精髓。然而，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很多传统的技艺和手工艺品等濒临失传，因此亟需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保护和传承。如将川剧的脸谱、四川皮影戏等一些巴蜀民间文化元素符号的造型和色彩运用到川酒包装设计中，赋予川酒民族文化精神内涵的同时，也是对这些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4.2巴蜀文化符号在川酒包装中的运用

将巴蜀文化提炼成符号后，需结合川酒的品牌诉求，再从包装设计的主要元素入手，即将包装的形态、纹样、材质、色彩元素中融入巴蜀文化符号进行川酒的包装设计。4.2.1巴蜀文化造型符号的运用酒包装的造型包括外包装和内包装，是包装设计实现形式与功能统一的基础。在川酒包装设计中，通过借鉴巴蜀文化中丰富的造型符号，为川酒包装提供了更多样的造型空间，同时也赋予了包装造型更多的文化信息。例如图1所示，五粮液的酿神系列上品的酒瓶造型采用了三星堆青铜人像的造型元素，通过对青铜人面像的眉、眼、鼻、耳的夸张变异特点的描摹，用拟人化的设计手法将酒瓶设计出了青铜人像的庄重、威严的神态，好似千年的巴蜀酿酒故事也被生动呈现了出来。4.2.2巴蜀文化图案纹样符号的运用巴蜀的图案纹样符号广泛而丰富，有神秘的青铜器纹样，有极具生活气息的建筑纹样，有传统的皮影、年画图案等等，这些图案纹样的装饰性强，地域色彩浓厚，极具情感寓意和审美价值。在川酒包装中，这些图案纹样符号既可以作为装饰主体，也能作为点缀，在起到视觉装饰效果的同时，也能超越文字、语言的障碍，充分传递出巴蜀文化的内涵。例如图2所示的泸州老窖之泸州醇系列酒，其外盒和酒瓶包装采用镂空的窗格纹样符号，表现川西居民的特点，同时在酒盒上展示了酿酒和卖酒的场景画面，记叙了泸州老窖起源传说中创始人王氏师傅开“前店后坊”小作坊的故事，通过这些纹样和画面将悠久的川酒文化娓娓道来，形象而生动。4.2.3巴蜀文化材质符号的运用材质是包装设计的物质载体，借助恰当的材质表现，能更好地烘托造型、色彩和图案纹样元素。川酒的包装设计，同样需要通过材质符号元素来体现巴蜀文化的意境，如传统的青铜、土陶材质表现三星堆、金沙文化，民间的竹编、藤编材质肌理表现巴蜀手工艺文化等等。例如图3中的陶盉是一种温酒器，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酒器，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相当繁荣，已有大量的剩余粮食用于酿酒。水井坊的陶瓷酒器装的设计就模仿了三星堆出土的陶盉的造型和材质，表现了巴蜀悠久的饮酒、酿酒历史。4.2.4巴蜀文化色彩符号的运用包装的色彩符号是最具有视觉刺激和最富有情绪感染力的符号。中国白酒最多见的就是红色和金色，主要表现出喜庆、吉祥、尊贵等寓意。在川酒的包装中，可以尝试运用更为丰富和具有文化代表性的色彩，同时结合造型、图案和材质符号，更准确的表现和传递巴蜀文化信息。例如图4，水井坊的菁翠酒因为利用了竹炭淬取的酿酒工艺，为表现其蜀南竹海的选材和竹文化背景，包装外壳和酒瓶底内凹处采用了翠竹的绿色，在表现酒品柔和、净爽的特质的同时，也利用色彩和竹叶的纹样，表现了特有的巴蜀竹文化。

5小结

第7篇

英文名称：Journal of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四川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南充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2-9684

国内刊号：51-1674/C

邮发代号：62-133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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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第8篇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 更新：2013/10/31 栏目：美术论文 【热点导读】：透视西方现代绘画中的东方情结 尊重孩子的天性 素描教学创新的一些思考

巴蜀书法奇才蔡永成

他热爱书法艺术,书法作品笔触细腻、点划灵动、体态娴雅、率真洒脱,字字美妙绝伦,每笔每线都似乎在跳跃飞动,整幅作品丰姿俊美,令人叫绝。 2003年,蔡永成来到成都市送仙桥艺术城作画,成为在该艺术品市场上作画时间最长的书法家。近十年的磨砺,加上他特有巴蜀人的那份勤奋、直爽、豪迈天性,使他逐渐成为成都市、乃至全

国都有一定影响力的中青年书法家。

蔡永成现为宕渠书画院特聘书法家、北京市九州书画院特聘书法家、当代文人画研究院书法师。作品曾多次应邀参加全国书画大展,并分别获金奖、银奖、铜奖等奖项。 品鉴书法

欣赏蔡永成先生的作品让人赏心悦目,这是多位书法界人士的共识。

作为当代着名书法家蔡永成对书法有何独到见解呢?谈起书法他侃侃而谈:“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所以一幅好的书法,其内涵远远大于作为文字的记录功能这样简单的范畴。”

经过几十年的磨砺和对书法创作的热爱,他对书法艺术的感悟是:多读,读古人**之作,深

领古人的点画使转,形体布置;多写,按古人的面,通过不断揣摩,去“糟”汇“精”转换成自已的体象;多学,学知识,学文化,用理性解读,终识线条,达成和谐。

多年书法创作中,蔡永成先生对南朝书法家王僧虔非常推崇:“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比于古人。”他从传统学习入手,历经数十年,从临摹到自成风格,他的作品强调以是以形写神、形神兼备。

蔡永成认为神采本身是指人面部的神气和光采,书法中的神采是指点、画、线条及其结构组合中透出的精神、格调、气质、情趣和意味的统称。

“追求神采,抒写性灵始终是书法家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书法中神采的获得,一方面依赖于创作技巧的精熟,这是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只有创作时心态恬淡自如,创作的时候心手双畅,物我两忘,才能写出真情至性,融进自已知识修养和审美趣味的好作品。”蔡永成说。

因此,若要读懂蔡永成的作品,必须了解他的创作背景、创作环境,弄清其作品中所蕴含的独特文化气息和他的人格修养、审美情趣、创作心境、创作目的等等。

第9篇

论文关键词：赵贞吉诗文，整理，版本，论文

 

一、赵贞吉诗文的整理

（一）、子弟与门人对赵贞吉诗文的整理

最早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的是赵贞吉之子鼎柱、景柱与门人龚懋贤、邓林材等。他们在赵贞吉逝世八年以后，终于缀遗稿为诗抄、文抄、讲章凡二十三卷，名《赵文肃公全集》，于万历十二年刻，有高启愚序、陈文烛序、姜宝序、许孚远序、王藩臣跋、詹尔选跋、肖如松跋、陈谨策序。出版了《赵文肃公全集》。先有蜀刻本，闵刻本《赵文肃公文集》，后有南京、内江翻刻本《赵文肃公全集》。

（二）、内江市政协赵贞吉研究小组的整理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四川省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将《赵文肃公全集》列入重点整理书目。内江市政协赵贞吉研究小组先后编印了《赵贞吉研究初集》和《赵贞吉研究资料集》。

（三）、官长驰编撰《赵贞吉诗文集注》

内江师范学院官长驰先生，积十余年辛劳对赵贞吉诗文进行整理，1999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了《赵贞吉诗文集注》，列入建国五十周年《四川出版界推荐重点书目》。这对于研究赵贞吉其人及明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均有重要学术价值。

《赵贞吉诗文集》原名《赵文肃公全集》，凡二十三卷。《赵贞吉诗文集注》是赵贞吉诗文结集问世四百对年来，对赵贞吉的第个注释本。填补了我国古籍整理的空白。

这为后世学者研究赵贞吉与明代社会、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文献资料方面提供了极大便利。做了开创性努力。为深入整理、研究和利用赵贞吉诗文中的宝贵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

官长驰1998年撰写《赵贞吉诗文集注》后记说明[1]：

本书主要面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故笺注力求简明扼要人文历史论文，习见的熟语典故或略而不注，或仅简单提示。笺注者对某些不了解的人名、地名、典故、出处，为免词费，大多为予注明。

（四）、《内江风物咏丛》辑录笺注赵贞吉吟咏内江风物诗赋四十七篇

（五）、笺注研究论文

1、罗宁、武丽霞的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勘补《赵贞吉诗文集注》初阅前六卷之诗词及7卷九至卷十四讲章部分，获益良多，赞叹之余，偶见其失漏之处。

2、陈世英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点校商议 从《赵文肃公文集》的版本和流传情况，对官长驰先生的《赵贞吉诗文集注》的讹误脱漏之处一一进行正误补脱。本部分还对较完整的二十三卷本《赵文肃公文集》未收录的和官长驰的《赵贞吉诗文集注》漏辑的赵贞吉的作品进行辑佚。

3、邓国军博士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点校注释商兑》对《赵贞吉诗文集注》中的部分点校、注释、系年之误漏作出举正。

二、赵贞吉生平研究

主要是针对《明史?赵贞吉传》作了校正和补充，并将其为官情况制成《仕途履历表》。

《年谱》；《内江县志》卷十一收录（邓林材撰《赵文肃公先生年谱序》）按赵大洲自著《赵文肃年谱》，邓石阳万历六年戊寅（公元1578年）为该谱作序。在此基础上，曾孔恕、黄世杰编《赵贞吉年谱》，是赵贞吉生平研究重要资料。

三、赵贞吉的政治思想品格和军事思想研究

陈世英论赵贞吉的政治品格

赵贞吉的政治思想丰富，无论是在用人，还是在守业方面；无论是在处理君臣关系，还是在治民方面，他都有自己的一番见解。

赵贞吉的政治品格是两方面的，既有正直敢言的优点，也有“好刚使气”、“动与物迕”的缺陷，这也是其政治主张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以赵贞吉在“庚戌之变”时的主战和“隆庆和议”时的主和来说明其军事思想的灵活性。同时介绍了赵贞吉重视防务、主张恢复明初分府分兵的旧制和重视赏罚分明在军事中的作用等军事思想。

四、赵贞吉的学术思想研究。

韩国学者李庆龙《赵大洲二教参究和经世思想》，论文认为：赵大洲等泰州学派的学者们，起初学习王阳明良知教，最后转出于儒教；赵大洲之子赵台鼎承继家学参究佛道二教修炼，对“本体即工夫”有独到的解释；赵大洲对阳明学作出自己的解释，特别是对“良知”在儒家学术上所起的作用作出极高的评价，他有出世经世、体用一源的与从前儒家不同的特点。

陈若愚教授的论文，全面深入地分析了赵贞吉的思想与贡献

指出：本文以《赵贞吉诗文集注》本所收266篇文章为评述对象,对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文学家赵贞吉的学术思想、政治建树、道德境界、文章成就进行了系统的评述。

陈世英论赵贞吉的学术思想

论述赵贞吉的学术思想存在一个渊源辨别的问题，黄宗羲将之归入泰州学派，本文主张不在其学派归属问题上争执不休人文历史论文，而从整体上对其学术思想作一梳理。本部分主要介绍了赵贞吉的“出世入世说”、对“心学”的发挥、禅学观、儒佛道一家等学术思想，并介绍了其学术思想的变迁与博采众长的特色。

梁明玉的论文《论赵贞吉的人才观》探讨了赵贞吉的管理、教育思想。

五、赵贞吉的文学、禅学成就研究。

明清人对赵贞吉的诗文的评语，并对赵贞吉的诗文选材和诗文特色予以分析。其选材有反映为国为民的诗文，有反映自身经历的诗文，有送别赠别诗，有应和之诗，有游历诗，有祝寿诗等。其诗文特色主要是多宗教用语、善用典故、文辞气势雄伟和以古论今，阐发道理。

释智常、铁波罗论文《赵贞吉的资中情结和他的寓教于禅》、

孟光全《赵贞吉笔下的明代内江佛寺》从地方文化建设的角度对赵贞吉的作品进行了研究。、

曾明教授交了论文《略谈赵贞吉诗的用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贞吉诗歌的艺术特色。

曾良教授论文：《佛学对赵贞吉诗歌的影》阐述了赵贞吉信禅的主观愿望是沟通儒佛之辨,使出世为入世服务,但客观上佛学对其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等产生了复杂影响,使诗歌增强了表现力,形成了迷茫幽境的意境,增添了艺术情趣。

张文进、段庸生提交的论文《论赵贞吉的诗风》从比较的角度对赵贞吉的诗歌艺术特色进行了探索。

王发国教授论文《赵贞吉(杂咏六首>官注漫议》对官长驰先生的《赵贞吉诗文集注》中的部分诗歌的注释提出商榷。

六、内江师范学院召开纪念赵贞吉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邓国军博士撰写纪念赵贞吉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除以上例出相关文章外，研究员钱明提交了论文《王学在新安地区的遭遇与挫折——以王守仁与汪循关系为例》，为赵贞吉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哲学文化背景资源。

吴震教授提供了荒木见悟著、廖肇亨译《赵大洲的思想》，把日本学者研究赵贞吉的特殊视角展现在与会者面前。

本次研讨会除了论文丰富多彩外，热烈的讨论也是一大亮点。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卓越认为：李贽是弘扬赵贞吉思想的功臣，赵贞吉有三大贡献：政治功绩、哲学思想、诗文成就。邹作圣先生认为赵贞吉的疏奏价值极高，并对赵氏“性命为根、经世为用、文章为枝叶、人世为根本”进行了阐释。

内江市佛教协会会长释智海认为赵贞吉的最大成就是“王学”，并联系高校培养人才的实际对赵贞吉的人格魅力进行了分析。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罗宁博士、四川大学周斌教授、内江师范学院邓国军博士等人对部分文献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论争。

此次研讨会对促进明代哲学思想的研究、宣传四川文化名人、推进四川文化建设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七、赵贞吉诗文整理研究的现实意义

在赵贞吉留下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剖析和革故鼎新的主张；他是一位哲学家，“左派王学”的代表人物，对人生、物我、性命之学没每有沉思妙悟；他还是与杨升庵、任少海、熊南沙，并称“蜀中四大诗文家”之一。

赵贞吉是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锐意改革的政治家，教育家；王阳明、王艮学派传人。赵贞吉最能代表内江文化人的精神与气骨。

通过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对发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批判地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古为今用，增强地方历史文化底蕴；发扬其崇高的爱国精神，宣扬其对敌斗争非凡的胆识，配合历史知识及爱国主义教育，对当前的社会的改革开放人文历史论文，建设文化内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赵贞吉诗文博大精深，而且不少是文言文，官长驰撰写《赵贞吉诗文集注》是赵贞吉诗文结集问世四百对年来，对赵贞吉的第一个注释本。填补了古籍整理的空白。这为后世学者研究赵贞吉与明代社会、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文献资料方面提供了极大便利。

但“该书主要面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故笺注力求简明扼要，习见的熟语典故或略而不注，或仅简单提示。笺注者对某些不了解的人名、地名、典故、出处，为免词费，大多未予注明。[1]”一般的读者读起来还有障碍，要使其通俗易懂，还需要做大量的笺注。

所以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研究方兴未艾，需要同仁和有志者，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官长驰赵贞吉诗文集注[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9

[2]赵贞吉赵文肃公文集[M] 四库全书存目从书影印本 济南：奇鲁书社 1997

[3]内江政协文史委内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M] 内新出内（2005）002号

[4]洪若内江风物咏丛[M] 内新出内（2006）008号

第10篇

回想曹建的研究成果，可谓著述颇丰。最有代表性著作的当属其博士论文《晚清帖学研究》，他以深邃而独特的眼光，宽广的学术视野，不被狭隘的思维模式所囿，敢于突破众口咸认的“碑学笼罩”这一观点，从而直面历史，颠覆普遍认知，以得此作，并获得书法界一致好评，可谓是一场书学者的精神盛宴。

当我们依然沉迷于曹建先生的博士论文的时候，他的最新一部力作《20世纪书风观念与书风嬗变》已付梓出版。

曹先生新作《20世纪书法观念与书风嬗变》中，详细地介绍了文字改革、印刷技术、文艺思潮、绘画艺术及书法教育等演变对书法观念发展变化的深刻影响。正如本书第一章开头所言：“20世纪书法，充满着常与变的互动。书法中不变的发展规律，究竟是怎样被多元化的变革所影响，本书就分别以这几种不同的变革来阐释与书法观念的关系。”品读是书，不禁对其研究的各个领域的深度所打动，虽不为曹建一人所著录，但其研究团体能不为繁琐，勇于披荆斩棘的深入研究但凡能够影响书法观念的种种变革，其研究范围的宽绰与丰厚，其研究个案的详实与条理，实在让人不禁一振。先通观其文，再细细品味之后，我认真拈出几点，胪列如下。

一.范围宽绰，内容臻实

每个年代有各自的书法观念与学术风格，20世纪也不列其外，20世纪特有的时代背景注定使书法艺术经历血雨的洗礼。历来研究20世纪书风嬗变也略有几人，但真正能将20世纪各种变革与书法观念之关系梳理的如此明了的，却鲜有其人。叶朗曾说，我们有很好的艺术却缺乏很好的理论说明，那么书法这一重要的艺术发展到20世纪的命运究竟如何，只能借助对各项领域的研究来作阐释。

20世纪文字、印刷术、考古、绘画艺术、西方文艺思潮及书法教育等的各种领域的变革与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书法的前途与命运。文字是书法艺术的载体，印刷术决定着书法的传承，考古更是直接地震撼着书法艺术的取向，还有绘画艺术、西方文艺思潮和书法教育活动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书法这一传统艺术的命脉。通过对各个方面深层次的探究，真实的反映在书法上是对书法更新的认知与探究，是夯实书法基础的必要性。

二.专项研究极深极远

可以这么说，几乎很少有关书法艺术书籍能够如此详实而又具体的罗列出影响书法艺术发展的各项中国传统技术或艺术。其研究各项变革的深度与广度，实则震撼每一个读者的心。统观全书，我们不像是在读一本书，而是在读六本书，虽然各项研究字数不多，但句句、条条、框框都在详实的记录着历史的发展。

在探究每一个问题时，作者采用的是中西结合，古今结合以及互缘的方法（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以20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递进关系，成功的归纳与总结了每一个领域发展状况及其书法观念的影响。作者对每一项研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极深极远的境界。但是，我想，各项研究领域的研究与发展，远不止这些，或因于历史，或因于社会某些方面所囿。这些领域的研究还有待于完善，期待着后人更透彻的研究。

三.双线行文架构

第11篇

【关键词】音色；台上台下；基频；谐波；演奏调整

中图分类号：J6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4-0120-01

音色是一种感官属性，使听者可以根据它判断出两个具有相同的响度和音高的音是不相似的。它受到所含泛音数量及泛音强度的影响。音色是评判钢琴音响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对获得较好的演奏效果至关重要。由于音乐厅反射、衍射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会导致声波在传播过程中音色发生变化，影响演出效果。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钢琴音色在音乐厅台上与台下的区别。演奏者可以根据此差别调整自己的演奏方法，进而对演出效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音乐厅音响变化分析

由于声反射、衍射的存在使声波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变化，这造成乐音的谐音多少与强弱关系发生改变。音色的异同主要与谐音的数量及强度有关，因而音色也会发生改变。

二、钢琴音色在音乐厅台上与台下特征的实验研究

（一）实验设计

本文以《巴蜀音画》中“晨歌”一曲为音乐片段进行采样分析。实验地点在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小演奏厅，实验钢琴为门德尔松平台琴，笔者将两支录音笔一支放在钢琴谱架右侧的平板上，一支放在台下正中第二排同时录音采样，以此观察钢琴音色台上与台下的频谱特征，并比较其区别。

（二）实验样本采集

对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钢琴表演专业的1名硕士研究生进行钢琴音响采样。采样内容为《巴蜀音画》中“晨歌”一曲主题句中右手单音c2五遍。实验仪器采用SONYICD_SX713录音笔、Sonic visualiser-1.9-win32和Audacityportable2.0.0.0音频分析软件。

（三）台上、台下主题句音频中右手c2音的基频与谐波数据分析（代表基频1，代表谐波2）

图1台上右手c2 图2台下右手c2

（四）分析结果

1.台上音色饱满，台下单薄：台上c2音，泛音呈等比变化，与基音形成较多和谐的分谐波，该类音饱满和谐。台下与台上情况相反。

2.台下清晰度低于台上：从谐波图看，台上c2音基音强于所有泛音，该类音纯洁明晰，而台下c2音第一泛音强于基音，此类音纯洁度差。该结果与台下相比于台上听觉感受朦胧相符。

三、演奏方法的调整建议

由实验结果可知，台上音色较之于台下更饱满清晰，为使基音强于泛音，提高清晰度，需音头突出。因而演奏者可多采用指尖触键的方式。正如但昭义[1]曾说：“手指清晰发音关键在于触键有一个清晰的点，需保持指尖的集中。”耶鲁大学音乐系教授鲍利斯・贝尔曼也说：“其实声音的不同取决于是手指肉垫部分触键还是指尖触键。”[2]笔者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演奏调整方法在演奏者身体状态良好、其他演出设施（如灯光、钢琴等）正常的情况下效果最佳，如果其他条件不满足，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晨歌一曲钢琴音色在西南大学小演奏厅台上与台下的差异研究证实了音乐厅台上音色比台下饱满清晰。笔者根据实验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演奏方法调整建议，即多采用指尖触键的弹奏方式以增加清晰度。希望这能对演奏者改善演出效果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但昭义.但昭义钢琴教育文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126，38.

[2]鲍利斯・贝尔曼.钢琴大师教学笔记[M].汤蓓华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2012.23，24.

作者简介：

李琴海，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助教，从事钢琴表演研究。

第12篇

关键词：《愁空山》；竹笛；配器；演奏技法

中图分类号：J6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200-02

一、《愁空山》现有研究成果分析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有3篇与《愁空山》相关的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的刘选在2009年撰写了《异曲同工，同中求异――竹笛协奏曲〈愁空山〉两个乐队配器比较研究》一文，从乐队编配的角度对比了两个版本（民族管弦乐版本和西洋管弦乐版本）的《愁空山》在配器手法方面的特征。在乐队编制方面，作者对比了两个版本乐队编制的异同，并指出作曲家对打击乐器的重视和灵活运用的创作特点。在演奏技法方面，颤音、滑音等技巧得到广泛运用，作曲家还使用了非常规研究技法，如用提琴弓演奏古筝、使用弱音器等，这些标新立异的演奏手法绝不仅仅是为了夺人眼球，而是在探索更新鲜、更独特的音色，为作品中情感的表达服务。随后作者对比了两个版本乐队音色的差异和特点，就各个声部乐器音色差异及演奏效果做了详尽分析。作者也紧抓住这一方面展开研究，做出了比较详实的分析，得到比较深入的结论。

2010年又有两篇硕士学位论文就此作品展开探讨，分别是河南大学的周鑫的《〈愁空山〉的竹笛艺术分析》和西南大学的易钢的《竹笛与管弦乐队协奏曲〈愁空山〉配器分析》。周鑫对《愁空山》这部作品在作品背景介绍、演奏技巧特点分析、竹笛在乐队中的使用方面做出了详尽的分析，这篇文章在作品演奏技巧特点分析的部分作出了比较专业的分析，对技法和音色的运用阐释了自己的见解。易钢从配器角度分析了《愁空山》的创作技巧。文章首先分析了音乐作品的主题动机元素和曲式结构，随后重点分析了作品的音色节奏、织体形态、音色融合及对比3个方面，其分析比较详细、深入，尤其在音色节奏方面，作者将音色转化的快慢看做音色节奏加以分析，从点、线、面3个方面的音乐转换入手，分析了现代作曲家在音色使用方面的特征，尤其在传统乐器与西洋乐器配合使用时，对音色的运用更显现出作曲家的匠心独运。这篇文章从配器角度对《愁空山》做了比较深入、准确的分析。

在期刊类文章中有2篇文章是对《愁空山》的音乐析评，这两篇文章质量都比较高，尤其是李吉提的《尔材必有用，飘然思不群――郭文景的竹笛协奏曲〈愁空山〉析评》，此文对作品的音乐分析非常深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论述，并从旋律、音色、配器手法多角度入手，肯定了作品中包含的戏剧性、交响性和悲剧性，予以作品高度评价。

纵观与《愁空山》相关的所有研究，在配器和演奏技法方面成果比较突出，可见这部作品最大特点也在于此。在民族管弦乐创作道路上，《愁空山》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竹笛协奏曲创作方面获得巨大成功。同时，这部作品在彰显地域性音乐文化、探索民族音乐发展道路方面也很有值得研究的价值。

二、《愁空山》所引发出的问题

（一）审美取向问题

竹笛作为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器乐艺术，集中体现出了中国劳动人民特有的审美追求。换言之，就是其审美取向是大众化的。一些经典作品在民间的广为流传，也给了大众以这样的认识，即优秀的竹笛作品一定是好听易懂的，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喜爱。然而从郭文景的这部作品来看，似乎与大众的审美取向发生了偏差，作品在得到专业人士好评的同时，却难以为普通大众所接受。专业化和大众化的两种审美取向的平衡，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

（二）风格表现问题

近年来，在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下，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理念也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作品民族风格的表现，一方面能够体现出一个创作者所具有民族责任感，一方面则能够使作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但是从这部作品来看，显然具有鲜明西方风格，作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著名的才子，郭文景曾接受了系统和正规的西方作曲训练，对各种西方作曲技法的运用可谓是左右逢源，这一点也在作品中有着多方面的展现。所以由此便又引发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民族音乐作品究竟该以哪种表现风格为主，是否可以引入西方作曲技法，这些技法将会对作品的整体风格产生怎样的影响等，也都需要创作者、演奏者和欣赏者进行深入的思考。

（三）形式和内容问题

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是一种对立而统一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具体到《愁空山》而言，其内容和形式特征都是十分明确的，内容是大诗人李白的长诗《蜀道难》，地域文化、传统文化等得到了深刻的表现。形式上则是运用了大量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可以看出，内容和形式之间有着“东”和“西”的明显差异，如何消除这种差异，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了创作的一个关键点。一方面，内容决定形式，正如《文心雕龙》所言：“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道出了形式由内容而决定这一本质艺术规律；另一方面，形式自身也是具有审美法则的，能够使内容更加完善，继而实现作品和接受者之间的沟通。从《愁空山》来看，作者对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有着充分的重视，在具体的处理中也做到了有机的统一，带给了我们以启示和借鉴。

三、对引发问题的思考

（一）认清雅与俗的辩证关系

《愁空山》这类现代风格作品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这是当代作曲家对民族音乐的解读方式，开拓了竹笛这类民族乐器新的发展方向。以《愁空山》为代表的现代风格民族器乐曲进入大众的视野，从审美层面上讲，这类作品的审美特征有别于传统民族器乐曲，其不以如歌的旋律为基础，音乐的主题动机是片段式的，不讲究精致的描绘，如同泼墨山水画，运用不同的音色组合渲染气氛和意境，以此表达作品含义。这种创作方式明显是受到西方现代音乐的影响，无论作曲理念还是创作技法，都有着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方向。许多人对此类作品不以为然，他们从审美上不愿意接受这类作品，并认为大众喜爱的作品才是好作品，而且竹笛是民间乐器，其音乐本就应该通俗易读。诚然，音乐作品的通俗化、大众化对大多数听众而言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但是，当今的竹笛已经是承载多重音乐符号的艺术标志，不仅是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乐器，也是音乐家展示高雅艺术之美的乐器。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竹笛是一门大众化的艺术，但是不代表着其仅能够表现“俗”的一面。《愁空山》恰恰是一个证明，在作者对雅与俗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下，作品的重雅而轻俗，正是对传统竹笛审美观一定程度上的纠正，也是作者对这门艺术发展所寄予的新希望。

（二）坚持融合化的风格追求

后殖民主义时期，殖民地人民开始反思自己民族艺术的独特魅力，民族化艺术创作得到共识，但西方音乐文化既已植入，殖民地人民也普遍接受，因此，顺应这种趋势发展符合历史发展方向，于是结合了西方音乐创作技法，却透露着民族音乐风貌的作品出现了，作品中二元特征显而易见。这类作品正是当代作曲家对时代的回应，当代作曲家的共同特征是既有深厚的西方作曲技法功底，又有强烈的民族热情，因此其音乐作品也呈现出“中西兼顾”的特点，审美更加独立，音乐追求个性化表达，将民族传统与个人体验紧密结合，这些都成为这一时代音乐作品的标签。可以说，《愁空山》这类现代风格民族器乐作品既是时代需要，也是作曲家的主动选择，更是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一条发展道路。其次，随着地域性多元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共识，音乐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得以彰显，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得到发展时机，越来越多传统的、原生态的音乐为人熟知，其中有许多还走向了世界舞台，这些积极因素都推动了音乐创作。然而，音乐艺术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仅仅守住流传下来的音乐财富不足以使中国民族音乐屹立于世界，在继承民族音乐文化精髓的同时增添相适宜的新时代音乐元素，才能使传统的精髓绵延至未来。《愁空山》便很好的把传统与现代结合，既保留了竹笛清脆、明亮的音色和巴蜀地区民间音乐的基本特征，又运用精深的作曲技巧和配器手法，赋予竹笛史诗性、交响性和悲剧色彩，将富有地域性特色的音乐作品拓展到新的领域。将两者真正融合在一起，使中西方的观众均对其喜闻乐见，才是当代创作者对这门艺术发展所作出的独到贡献。

（三）掌握内容和形式的平衡关系

《愁空山》在内容和形式关系的把握上，可谓是一个范例。首先，郭文景是有着浓郁的巴蜀情节的，其自由生活在四川，对于巴蜀之国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气息有着一种本能的热爱，也正是基于此，他才会选择李白的关于四川的诗歌而不是其它。换言之，就是《愁空山》是一部情动于衷的作品。其次，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其大量融入了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甚至由此对作品的整体风格产生了质疑。但是在欣赏或演奏完作品之后，这种质疑便烟消云散，原因在于其各种西方作曲技法的运用，始终都是以情感为基础的，都是为了表现出他对巴蜀大地的热爱，对传统文化的肯定以及自身对人生、生命的独特思考，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其利用灵活而独特的技巧，对有着明显的差异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过渡和沟通，使其真正的融为一体。如对配器的大胆创新、对音色的独特追求等，都巧妙规避了内容和形式因为差异而产生的多种问题，最大化的发挥出了两者的积极作用，真正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也自然使作品获得了质的飞跃。

总而言之，《愁空山》在配器方面中西结合的方式获得广泛认可，在审美方面也取得突破，将一个新的审美标准摆在民族音乐面前，并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创作出既有现代感和时代特色，又有地域性民族特征的竹笛协奏曲。21世纪是一个追求多元音乐文化的时代，民族音乐文化的繁荣需要我们不断开拓、创新。

参考文献：

〔1〕童昕.苍山如海――竹笛协奏曲《愁空山》析评[J].人民音乐，1997，（10）.

〔2〕李吉提.尔材必有用，飘然思不群――郭文景的竹笛协奏曲《愁空山》析评[J].人民音乐，2013，（11）.

第13篇

一、四川重庆“抗战”时期的中心地位的确立

“五四”时期，川籍作家有的出国留学，有的在国内到处奔波，对四川的文学期刊关注不够，四川文学期刊影响不广。北京、上海作为文化的中心地位，把“五四”的启蒙思想辐射到其它中小城市，四川的报业作出了回应，而四川期刊文学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深广度却大为逊色。

抗战时期四川为什么会出现文学期刊繁荣乃至一时成了全国文艺的中心？梳理起来，就会发现一个鲜活的事实，因战争原因，大城市北平、上海纷纷成为日本军攻击的重要城市，大批文艺工作者逼迫离开，来到四川重庆，期刊也被迫迁往重庆。于是，重庆的文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增长起来。如：《文艺月报》、《文艺先锋》、《文艺阵地》、《文艺青年》、《文学》、《文学月报》等。四川重庆成为临时的文化中心。随着作家迁徙，文艺组织、刊物、高校也同时从上海、北京两地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迁移。标志重庆在40年代开始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中心。

二、现代四川期刊在抗战文学与时代潮流中漫游

抗战以后的重庆，文学期刊的启蒙被救亡的主题压倒。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报告文学皆进行抗日的宣传。还对抗战文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整个抗战文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1.自由宽松的独特审美。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渝派文学”特质。“‘渝派文学’正由于其生存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显示出与前两个十年所不同的审美取向和风格特征。作家自身经历着凄惨苦难的生活，往往对笔下人物的不幸遭遇注入无限的悲悯。‘悲’到让人透心凉，作品也尽显‘悲凉’的美学风格。对人的现实生存的关注，作品所体现出的悲悯人道情怀和悲凉美学风格，正是渝派文学独特的审美取向和创作风格”。集中展示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实绩和成就。作家们满怀深沉真挚的爱，以文人的自由，去表现认定的独特的审美选择。在作品中捕捉并传达那些最感人心灵的悲愤情绪，构成底蕴深厚的抗战文艺，成为当时文化的载体和民族心理探析的杰作。

2.“救亡”与“启蒙”是时代主题。“五四”时期，文学启蒙的目的“重在国民性的改造，从而最后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面貌，这恰好说明它仍未脱离‘以天下为己任’的愤世忧国的文化传统；相反，倒是在更深刻的悖论中显现了文学启蒙中现代化主题的内在复杂性和现代性”。“五四”文学革命乃至抗战爆发前的各种文学思潮，着重强调的是文学与社会改造的密切联系，文学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启蒙作用。尤其关注个人生存的“危机”，文学启蒙的对象集中于下层社会，把唤起大多数下层人民的觉醒作为文学的基本任务。依然保持着改造国民灵魂的内涵。而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国统区的重庆，因期刊纷纷迁至此，再加之大批作家流亡到此，故四川期刊文学发生了重要变革，肩负起民族救亡和民众启蒙的双重使命。当时的一些文学期刊形式多样，呈现出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想惊醒沉睡的国人的巨大冲击力。文章的标题，常直奔主题，作者想通过血和泪的书写，参军抗战的精神讴歌，传达出一种不屈的中国魂。这些文字以通俗化的语言对抗战进行了宣传，起到了启蒙和民族救亡的双重使命。抗战文化与现代启蒙文化构成了四川期刊文学的空间，这是中国“救亡”与“启蒙”大时代主题的映现。重庆抗战文学的重要成就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把救亡与启蒙结合在一起，继承“五四”传统，发扬光大。

3.抗战情结的抒写。现代四川期刊因表现抗战文学而独树一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作家们努力开掘的抗战人物和故事所蕴藏的思想内涵，向读者传达一种感奋的力量，其爱国的情结引发共鸣，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社会的根本精神和文化风貌，从而获得独立的美学品格。有关、有关民族精神的题材就构成了现代四川期刊抗战文学的主要部分。

现代四川期刊与抗战文学情结，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最辉煌的一页，谱写了时代的最强音，实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四川期刊文学审美创造价值，高扬了爱国精神和民族情怀。

[本论文是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启蒙、救亡与民族关系――现代四川文学与期刊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07Sd1103)。]

参考文献：

[1]司马长：《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3。

[2]李 怡：《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

第14篇

主持人语：

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热潮中，地域文化研究也引起广泛的关注。此处长江流域的湖湘文化、巴蜀文化均是极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故而均列入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规划之中。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湖南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湘潭大学四校联合主办“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首届高层论坛”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两地50多位专家学者在此共同探讨湖湘文化、巴蜀文化及两种文化的比较与交流。这次论坛开启了一种很好的地域文化交流模式，本辑论文由此次会议论文选出。

（朱汉民教授）

[摘要] 湘学指湘人或产生于湘地的、有学理意义的学术思想。湘学史经历了产生、成型、发展的过程，在此历史过程之中形成了湘学学统。

[关键词] 湘学；源流；学统

[中图分类号] B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005—07

湘学即湖湘传统学术，是中国丰富多彩的区域性传统学术形态中的重要一支。湘学经历了一个产生、演变、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并在此历史过程之中形成了湘学学统。

湘学研究的历史也已很久，早在南宋湖湘学术兴盛之时，湘学就开始成为学界思考、讨论和研究的对象与话题，并留下许多的文献与论著。由于湘学历史长，学派、人物和著作众多，研究者较多采取对湘学具体人物及其学派的研究，而较少对湘学作综合性的研究，尤其是将它与中国传统学术关系作总体把握。

本文主要讨论湘学的源流与学统问题，我们首先探讨湘学史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在此基础上考察湘学学统的历史建构，并以此开始展开对湘学的综合性研究与思考。一湘学的渊源

湘学是什么？此“湘”是指湘人或产生于湘地的学术，此“学”是指具有学理意义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思想。所以，学界一般是以两宋时期的周敦颐、胡氏父子作为湘学的开端。他们的学术是湘人之学或产生于湘地之学，同时也是具有学理意义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思想。

但是，由两宋时期的湘学还可以进一步上溯。晚清一些学者就强调湘学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他们认为可上溯到先秦时期。戴德说：“三闾（屈原）以孤愤沉湘，元公（周敦颐）以伊尹为志，遂开湘学仁侠之大宗”。 戴德诚：《湘学类纂·湖南宜善守旧》他以屈原为湘学的宗主。叶德辉则进一步提出：“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 叶德辉：《郋园书札·答人书》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1期朱汉民：湘学的源流与学统应该说，我们把周敦颐作为湘学的奠基人、宗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宋代一些著名学者早有此观点。但是，把屈原甚至熊鬻作为湘学的“大宗”，则有进一步考究的必要。

首先，叶德辉以湘学“肇于鬻熊”的说法是不太确切的。鬻熊是楚国的开拓者，后来还留传《鬻子》一书，但这部书于何时成书，至今还是个疑问，而且鬻熊只是楚国的创始人，而湖南至战国初才纳入楚国版图，所以鬻熊与湖南并无直接联系。然而，屈原则不相同。他在流放湖南期间，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其中蕴含十分丰富的历史、哲学、政治、伦理、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与观念，并对以后的湖湘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相继又有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大批学者流放或寓居湖南，在此期间他们创作了许多重要的著述，这些著述涉及到政治、历史、哲学等各种学术思想领域。因此，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是与“湘学”有关联的。

那么，屈、贾、柳、刘等人的学术思想在“湘学”的脉络中应该如何定位？

一方面，我们应该肯定，屈、贾、柳、刘等士大夫在湖南寓居期间所形成、撰述、传播的各种知识、观念、学问均具有湖湘地区的地方性知识的意义，因而能够纳入到湘学的脉络中来。屈原在沅湘之地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包括《九歌》、《九章》、《天问》、《渔父》、《招魂》等篇章，这些作品大量汲取了沅湘地区文化中的自然观念、宗教思想、社会理念、人生哲学、艺术思想等。当后来的文人学者从屈原的诗歌中考察楚人关于社会、历史、政治、道德、宗教、自然的认知时，这些体现楚人的观念形态无疑具有地方性知识的意义。贾谊的知识学问也是如此，尽管贾谊是中原地区的才子，年少时即“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他寓居长沙期间，主要是将中原的知识学问传播到湖南地区来。但是，他在寓居湖南时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仍有很突出的地方性知识特点。一方面，他在湖南期间写了《吊屈原赋》、《鹏鸟赋》这些具有鲜明地域性特色的诗赋，尽管诗赋主要是表达主观的情感世界，但其中仍反映出一个中原士大夫流放到湖南这个独特自然、文化环境下的思想观念，包括对自然天道、社会政治、人间善恶的知识与观念，其中的《吊屈原赋》还体现出贾谊在思想上、情感上对屈原的传承，这也是地域性知识观念的特点。另一方面，他在长沙王太傅任内的一些重要上疏，如《谏铸钱疏》以及关于礼貌大臣的《阶级》等文亦反映了一个在湖南这个皇权边缘地区的士大夫对当时社会政治的独特见解。

其次，我们也应该指出，屈、贾所留下的著述，还不是标准的湘学形态，因而就更谈不上湘学学统的开创者。一方面，湘学之“学”首先是指学理化的知识系统，而屈、贾所留下的著述主要是表达主观情感思想的文学作品，而并非学理化的知识体系，即非标准的“学”。另一方面，湘学之“湘”作为一个政区的符号，以及与政区相关的文化区符号，能得到普遍公认也是到较晚之后，屈原的作品向来是被纳入到另一个区域文化——楚文化即楚学系统之中。由于上述原因，屈、贾的作品既然不是标准的学，也就不可能构成地方性知识体系传承的“学统”。

由此可见，在湘学和湘学学统的脉络中，屈、贾等人的著述及思想应该属于“渊源”的性质，而并非湘学之“大宗”或成型的形态（叶德辉认为湘学“成于三闾”）。这样就可以明确屈、贾等人在湘学脉络中的定位，即我们肯定屈原、贾谊等流寓湖湘的文人学者给这块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湖湘带来了以文字、书籍为载体的各种知识与观念，这些知识、观念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征，并对后来的文人学者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应该将它们纳入到湘学学统的脉络中来，将其看作是湘学的源头。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屈原等人在湖南地区留下的著述还不是真正学理化的知识体系和学术思想，更没有形成以学术思想为基础的学派、学统，所以不能将屈原、贾谊的著述看作是成型的湘学形态。二湘学的成型

第15篇

关键词： 地域文学史 研究现状 古代文学教学

近年来，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越来越完备和细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出版了韩明安编著的《黑龙江古代文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出版了学丛书编委会主编的《文学史》（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龙华编著的《湖南戏曲史稿》（湖南大学出版社），蓝华增著《云南诗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武陵出版社），古继堂著《台湾小说发展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马清福著《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勋主编的《山西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齐洲等编著的《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王剑丛著《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陈庆元著《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钟贤培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张福三主编的《云南地方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史》（鹭江出版社），刘登翰著《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编撰的《澳门戏剧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海天出版社），黄万机著《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人民出版社），陈明台著《台中市文学史初编》（台中县：台中市里文化中心），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罗可群著《广东客家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谭兴国著《巴蜀文学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编的《巴蜀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宽、白本松主编的《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北方文艺出版社），马宽厚著《陕西文学史稿》（中国文学出版社），古继堂主编的《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杨世明著《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叶春生著《岭南俗文学简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辽海出版社），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学院编的《图说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学》（东方出版社）；2005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东分体文学史（小说卷）》，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戏曲卷）》，王琳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散文卷）》，李伯齐、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诗歌卷）》；2006年出版了冯著《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台湾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香港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杭州出版社），韩洪举著《浙江古代小说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诗歌史》（杭州出版社），聂付生著《浙江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现代教育出版社），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长华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科学出版社），傅秋爽主编的《北京文学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图著《浙江戏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

从地域来看，多数省份和直辖市有自己的文学史，目前仍然没有完整文学史的省份和直辖市主要是江苏、安徽、广西、陕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2011年6月18日，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江苏文学史》的编撰将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陕西省出版总社联合陕西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顶级力量启动“陕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陕西文学史”选题，这不但会为宣扬陕西文化作出贡献，而且将满足陕西省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公共选修课教学的需求，成为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地方文化通识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安徽省地域文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显然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边，《安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需要加快步伐。

另外，各省内的地市辖区乃至县级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阳文学史》（香港：天马出版社，1993年），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编《临川文学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艺术研究所编《太原戏剧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学智主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刘同般著《商丘文学通史》（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胜著《河洛古代文学概览》（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聂大受等著《陇右文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静文著《幽燕文学艺术嬗变纬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编《常熟文学史》（广陵书社，2010年）则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县级市文学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如继《苏州文学史》之后，《长安文学史》、《洛阳文学史》、《开封文学史》、《扬州文学史》、《杭州文学史》、《徽州文学史》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课题。

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现状来看，最为细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体文学史和山东分体文学史，而江苏、安徽、广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学史仍然没有编撰完成，还有一些文化传统浓厚的城市文学史也有待人们开掘。在地域文学史的编撰体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以作家作品为线索，有些以文体为纲领，可以说各有所长。在了解了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就来探讨它与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教学的关系。

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完成对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具有积极影响。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但可以彰显我国各地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体现各地文学风格的特色和差异，对大文学史很难兼顾的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炼可以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我国大文学史研究形成补充。陈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充实地域文学内容，不仅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有助于完善课程教学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乡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乡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1］从教学的层面来看，一部完备客观的地域文学史可以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提供指导大纲，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调查实践提供线索和对象；可以有效弥补各地高校在综合文献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方面的不足，为地方高校汉语言专业的特色教学创造条件。在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中补充地域文学和地域文献内容可以让整个课程更加微观而细致，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务社会扎根基层和地方的自觉性，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培养一批后备人才。在实践教学上，地域文学史所涉及的内容均是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内容，可以组织学生以地域文学课题为对象开展实践训练，比如开展提高查阅文献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加强对学生科研课题的选题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等。总之，利用地域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任课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地域文学文献和地域文化遗存为依托的实践训练，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条件开展学习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特色。

通过以上对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概括，以及其与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一个机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各地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专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化教学和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